作者：love

1853年（嘉永六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东印度舰队远渡重洋，出现在距江户不远的浦贺港，向德川幕府递交了开港通商的国书。幕府面对“黑船来航”，无力屈人之兵，只得打开国门，踏上开国之路。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幕藩体制内患重重，一批改革志士在“尊王攘夷”的口号鼓召之下，借民众之力发起倒幕运动。幕府无奈只能选择大政奉还。1867年（庆应三年），不满15岁的皇子睦仁在维新义士拥立之下即位，翌年改元“明治”，实行维新。

明治维新可谓日本史上最为浓墨重彩、风云激荡的一页，社会政经变革之剧烈前所未有。西方各国军人、海员、外交官、商人、学者和传教士纷至沓来。这些“外国人”有的稍作停留便离任还乡；有的旅居岛国经年，甚至终老于此。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洋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人文学艺、教育体制以及其他典章制度，还有现代体育运动。

无论是来自英国的高尔夫和赛艇，源于美国的棒球与篮球，还是自中、北欧大陆国家传入的滑雪与体操，这些“舶来品”散发着各自母国的气息，在明治日本这个“各国体育的共同租界”中杂居生长，成为日本人在近代化道路上欣赏到的一道新风景，感受到的一种新体验，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日本人的身体，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在扎根异乡的过程中反映出岛国独特的精神面貌与国民根性，这其中就包括了来自另一个岛国的运动——现代足球。

一、舶来的“足球”
1.1 足球的名称变化与争议

“足球”一词出自英语“football”，在早期发行的日文书籍中表述各不相同，所指也有所区别。在讨论足球何时传入日本的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探讨“足球”一词在日语中的名称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

1883年（明治十六年）3月，日本近代体育倡导之先驱、英国人弗雷德里克·威廉·斯特兰治（Frederick William Strange,1854—1889）以英文写成《户外运动》（Outdoor Games）一书，专门介绍各种近代体育项目，书中记有“Football”一项，此为在日发行书籍中有关足球的最早介绍：

此项运动为英国冬季各运动中最为流行者。比赛于两球门之间举行，各门相距约一百码。参赛者须分两队，各自人数均等。各队之目的在于将球踢入对方球门之内，并阻止球进入本方球门。

1885年（明治十八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坪井玄道与田中盛业共同编写出版《户外游戏法》（又名《户外运动法》，金港堂，1885年），在书中将“football”音译为“フートボール”。“足球”一词终于有了最早的日语表现，“フートボール”也成为其后整个19世纪日文体育书籍上表现“足球”概念最为常用的词语。

1898年9月，博文馆发行《内外游戏法》一书。书中仍以“フートボール”表现，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在旁辅以括号，填上了“蹴鞠”二字。蹴鞠本为源自中国的古老球技，约在皇极天皇时期（642—645年）传入日本。日本蹴鞠分文、武两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踢法与现代足球大相径庭。《内外游戏法》作者之所以借用“蹴鞠”二字恐怕一在于一时难以找到更好的字眼翻译，于是信手拈来、移用于此；二在于这项新运动不为人所知，不如借古语做注解以便读者更好熟悉罢了。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10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编写、钟美堂发行《足球》（“アソシェーション フットボール”）。书中对“足球”的日语表述做出了两处重要改动。其一，将原来“フートボール”中的长音改为促音，以“フットボール”代之。东京高师足球部亦于同年由原来的“フートボール部”更名为“フットボール部”；其二，在“フットボール”前加上“アソシェーション”。“アソシェーション フットボール”即“Association Football”的日语音译。

明治时代西洋新鲜事物大量涌入，音译虽不失为文化吸收过程中的简便快捷之路，但欲使外来事物为本土受众更好理解与接受，势必需要创造更加地道、更具和味的新词。东高足球部的师生们取“蹴鞠”之“蹴”字，以“球”字取代较为生僻的“鞠”字，结合创造出“蹴球”（“蹴球”）一词，以图更好推广这项尚不为人熟知的“踢球”运动。《足球》发行一年之后，即1904年7月，东高足球部便将名号从“フットボール部”改为“蹴球部”。“蹴球部之歌”“蹴球比赛”等字样频繁出现在校友会志上。及至1908年6月东高再次编辑出版《足球》, “蹴球”二字已经广为接受，与“フットボール”一直并用于大正至昭和前期。

然而，正是这样的音译造词为今人留下了不少悬案。众所周知，彼时英国公学盛行之球戏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用脚来踢”，即今之“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另一派主张“手脚并用”，被称作“拉格比式足球”（Rugby Football），即今之（英式）橄榄球。今人在参考早期史料时对于二者往往模糊混淆，原因有二：其一，足球与橄榄球早期都被习惯称为“フートボール”或“蹴球”，没有具体说明，难以分辨。例如，庆应义塾大学同样也有“蹴球部”，只不过踢的是日本最早的橄榄球，足球部成立已是晚至1927年昭和时代的事情了。

其二，足球与橄榄球早年同出一体，渊源颇深，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规则方面并不固定且多有相似之处，彼时身在日本的球戏者缺乏共识，比赛规则往往各式各样，为明确区分制造了困难。东高足球部1908年出版的《足球》一书第一章第二节“足球的历史”第三小节“我国的足球”中就有详细描述：

（足球）虽然于我国各地广为传播，但其方法多种多样。想来于传授之中多以误传误，或自己随意创立方法。就目前各地开展情况所见，实为千姿百态。多为徒有一球，完全不知其用途如何，唯于球后追逐，数百人互相推挤，行粗野之事。

规则的不明确以及参与者缺乏共识使得难以明确界定当时足球与橄榄球的区别。因此，使习得者能够明辨二者的区别也成为当时有意介绍普及足球人士的首要任务。1898年的《内外游戏法》虽然对足球与橄榄球仍然同冠以“フートボール”之名，但终于开始对二者加以辨识，不仅加注“蹴鞠”代表足球，而且分别以“第一类足球”（“フートボール第一種”）和“第二类足球”（“フートボール第二種”）进行了明确的规则说明：

今日英国施行之足球分为两种流派，一为足球协会流，一为拉格比联盟流。协会流设立各规则以确定该游戏之限制，是为“第一类足球”。（中略）各队均由十一人组成，其中队长一人，前锋共七人，后卫四或五人。较之前锋，队长由后卫担当为宜。（中略）任何人不得以手持球运球，或以手击球握球，但唯有守门员于我方球门柱之间为防止球通过，可以手击之或投之。

东京高师《校友会志第2号》上亦对足球与橄榄球的区别进行了阐述：

所谓“足球”之游戏初起于罗马，此后传入英国，渐盛行之，分为拉格比流与协会流两派。如今此二者亦于美国开始流行，不过美国之足球既非纯粹拉格比式亦非协会式，实为以拉格比流为基础之美国化产物。（中略）我国多数学校过去开展之运动，应当以协会式为主。

要之，明治至大正时期的通行做法是将足球称为“ア式蹴球”（“ア式フットボール”或“ア式蹴球”），即“アソシェーション フットボール”的略称，将橄榄球音译为“ラグビ フットボール”，简称“ラ式蹴球”（“ラ式フットボール”或“ラ式蹴球”）。昭和时代，足球多被单独冠以“蹴球”之名，橄榄球则被称作“ラグビ”。

语言作为人类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具体反映，体现出一个民族对异文化外来事物认识、了解直至接受的过程。从最初以平假名“フートボール”记音，到添加汉字“蹴鞠”以示注解，再到后来创造“蹴球”一词并形成共识，语言文字的变化反映了明治时期日本人对足球运动逐步形成的明确辨识，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该项运动在这个国家的起步。

1.2 足球的传入

那么，足球究竟于何时、又以什么方式传入日本，日本体育史学界基本已形成定说。日本足球协会在1974年编写的《日本足球的轨迹》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东京奥运会之前，将足球最早引入日本的被认为是1874年（明治七年）前往东京大学工学部前身之工学寮的英国讲师赖莫·琼斯。现在形成的定说则认为是在1873年（明治六年）秋赴海军兵学寮指导的英国军舰副舰长阿切博尔德·卢修斯·道格拉斯及其手下的33名军人。英国军人在训练闲暇之余以此作为娱乐，并且为了对士兵进行体力强化训练而开展足球运动。

上述文字出自该书主编、有“日本足球史研究第一人”美誉的新田纯兴之笔。新田在1966年发表“对日本足球作出贡献的在日外国人介绍”一文。有关工学寮与海军兵学寮的记述如下：

1．赖莫·琼斯

明治七年，作为位于赤坂的工学寮教师到任的英国人，此人首次将“足球”（“フットボール”）介绍引入日本（当时多被称做“フートボール”）。
所谓工学寮即今东京大学工学部之前身，此人当为工程技术系学者。然而，是在土木科还是在电气科，其专业科目难以断定，究竟在何种程度指导过“足球”今天也完全无法判断。

不过，东京奥运会临近之际，有关报道者对外国体育传入日本的年代与经过进行大量调查，通过报纸、电台等手段广为传播。其中提及一人为：

2．道格拉斯海军少校（副舰长）

现已查明，此人在赖莫·琼斯之前一年，于明治六年在建于浜离宫附近至木挽町的海军兵学寮（海军兵学校之前身）任教师，在训练闲暇之余作为娱乐，与33名部下一同教授足球。道格拉斯少校虽于翌年返回英国，但在归国之前在我国首度举行了运动会。而且，由于这些比赛项目的名称相当有趣，因此报道颇多。

对此，担任日本体育协会五十年史编辑的权威记录者广濑谦三认为既然史实确定无误，因此协会正史必须订正为最初由道格拉斯少校于明治六年在筑地开展足球运动。（后略）

从上述论述可以判定足球最早约在明治初年的19世纪70年代由英国人传入日本，地点在新式学校之内，方式则由外国教师导入或引导，与明治时代的洋学引入息息相关。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以强兵为要务，大力发展海军，1869年开设海军操练所，翌年改称“海军兵学寮”，是专门培养海军军官的军事教育机构。1873年7月，英国海军少校阿切博尔德·卢修斯·道格拉斯率顾问团访日，拉开了兵学寮专业海军教育的序幕。

对于以海权立国的大英帝国来说，强大的皇家海军在扩张英王势力的同时也在传播帝国文明。英国人发明的种种现代体育运动亦由海员和水兵散播到世界各地。道格拉斯在抵达兵学寮之后不久发现日本学生体力不足，因此试图通过各种体育活动训练生员之体力，其中便包含球戏。《帝国海军教育史》对此记叙道：“招聘英国教师之前，学生授业专以坐学为主。招聘之后于午前坐学两小时，午后补充课外作业两小时。为此于本月设置球戏场，供学生娱乐之用。”

然而，上文所述“球戏”是否真是足球呢？道氏于兵学寮曾仿效英国海军学院举行运动会，设立竞赛与游戏项目共计18种，竞赛项目包括12岁以下学生150码跑，15岁以下学生300码跑，15岁以上学生600码跑，跳高、跳远与整列步行等。游戏项目有头顶水桶平跑、捡鸡蛋、追逐小猪等，其中并无足球记录。
对此疑虑，有三点姑且可以作为旁证。首先，书中“于本月设置球戏场”据上下文推测当为1874年1月。鉴于足球为冬季运动，因此很可能是足球。

其次，当时海军兵学寮生员年龄介于12岁至15岁之间，身材瘦小，体质较差，且对球类运动完全没有认识。道氏引入球戏之目的在于增强学生体力，提高身体素质，从对运动会项目的设置便可看出他对学生年龄与身体条件的精心考虑。采取拼抢凶狠的橄榄球明显不合情理，足球应该更加恰当。

再次，沢鑑之丞1942年出版《海军兵学寮》，在书中写道：“英国教师到来后不久便就学生在体育上的缺点提出种种建议。现在开展的马术、剑道学习固然不错，亦开始适当注意一些更加令人舒适的娱乐性的运动，如台球、足球、板球等。（中略）此外，足球亦由英国教师教授。于校内马场之内，分甲乙两队比赛”。沢书出版于1942年，即昭和十七年，所用“足球”一词为“フットボール”，括内加注“蹴球”。昭和前期以“蹴球”单指足球，此为极有说服力的证据。

总之，足球由道格拉斯最早引入已成定说。不过，道氏在日本待了不过短短一年便因病归国。当年接受指导的学员毕业开始舰上生活之后，便将此项运动淡忘，回忆中从未言及足球二字，兵学寮亦未见相关校规制度，很难谈得上系统的足球教习。相比之下，足球在工部大学校的引入意义更加深远。

工部大学校即今之东京大学工学部，前身为工学寮，专为培养工业人才于1871年设立，后并入东京帝国大学。旧工部大学校史料编纂会为纪念东大成立50周年编写的《旧工部大学校史料》“运动”一节中列有各类运动八项，第二项为“足球”，略引如下：

足球乃明治七年大和宅地时期开展之唯一运动。由赖莫·琼斯氏指导。迁至虎之门后由基维与马绍尔二氏继续指导。明治十五年期间于各项运动中最为盛行。规则亦极为简单，分为二队，以踢球为主。

文中提到的赖莫·琼斯为苏格兰工程师，1874年受聘来日，任工部省测量司御雇测量师，于工学寮先教授预科数学，后任本科机械与测量学教师。从上文可以看出足球在工部大学校的开展较海军兵学寮更为系统。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到工学寮创始人、工部大学校校长——苏格兰人亨利·戴尔。

戴尔出生在格拉斯哥的一个工人家庭，早年干过学徒，勤奋好学，20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873年受恩师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兰金所托，应岩仓使节团副使伊藤博文之邀前往日本，为新式工科大学的成立出谋划策。戴尔一反欧洲国家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方法，大力倡导工场实践操作，使工部大学校成为日本近代教育史上实践教育之典范。其本人在日潜心教育近10年，直至1882年辞任归国。

戴尔追求的绝非单纯的学业进步，而在于通过教育促成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所谓“全人的教育”，他上任伊始大力提倡体育运动，成为日本体育教育之先驱。工学寮于1873年12月采用陆军步兵体操，1878年改名工部大学校之后体育科目更加规范。明治十一年学则中体操科目包括田径、游泳、赛艇等12项，另有娱乐科目14项，其中就包含足球。1885年4月修订的《工部大学校学科及诸规则》第六章“体操”中亦将足球作为游戏项目列入其中。

由此可见，工部大学校的“足球”运动是创始人戴尔作为体育一环开展的正规活动，学生自然更有规律地参与到这项“用脚来踢”的游戏之中。至于这项运动到底是不是真的足球，学生们的回忆可以佐证。1884年（明治十七年）土木专业毕业生、日本土木协会第九任主席古川坂次郎回忆道：

记得从那以后队长便是玉木弁太郎君与田边朔郎君。因为玉木君个子比较高（后来长胖了不少），因此踢球的时候总是当守门员。

文中既然用了“守门员”（“ゲートキーパー”）这样的词语，当是足球无疑。1891年土木科毕业生、原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门野重九郎的回忆更加鲜明。

此项游戏在贮水池运动场最为流行。应该可被称作今日“协会足球”之前身。规则极为简单。并无如今日前锋、中卫、后卫之类确定的阵型，只是努力将球快速踢进球门而已。

由此可见，工部大学校开展的当为足球。诚然，足球规则此时距离最早确立不过10年左右，明治初年于兵学寮和工学寮出现的足球都不可能依照今之正式规则进行，只是以脚踢球、初具足球运动雏形的游戏。

1.3 YC&AC与KR&AC

在日本足球的历史版图上，关东与关西堪称“两极”。“东西对立”反映了日本足球的早年风貌，为这幅画卷写就第一笔的是那批来自西方的外国人。

1858年（安政五年），德川幕府与美、英、法、俄、荷五国分别签订修好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于长崎、金川（即横滨）、新瀉、函馆和神户五地开放建立外国人居留地。侨居于此的西人纷纷组建起具有各自母国气息的体育团体，开展各式各样的竞技运动。对于这群“外国人”而言，体育不仅是单纯的身体运动，还是排遣寂寞、人情交流的手段，是了解所在国度的一扇窗口。日本人固然将居留地视为民族耻辱的印记，却选择了以更为容忍的态度面对，从中汲取自身所需的近代化养分，不但对这些西式体育运动产生了好奇，更为这群西人参与时的热情与技艺所吸引。这些舶来的西式运动就在日本“观众”注视的目光中扎根、发芽、生长，从居留地向外面的世界蔓延开来。

在这些外国人居留地中，横滨与神户以其别具一格的管理体制、建筑风格与经济社会活动，成为明治时期最为重要的国际交流场所。两地成立的两家外国人体育俱乐部“横滨乡村与田径俱乐部”（Yokohama Country& Athletic Club, YC&AC）与“神户赛艇与田径俱乐部”（Kobe Regatta &Athletic Club, KR&AC）也成为日本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体育社团。

横滨在日本近代史上地位之重要不言自明。这座城市成为几乎所有西方体育运动初次亮相的舞台。YC&AC堪称体育在这座城市早期发展的最大驱动力。1868年，23岁的苏格兰小伙詹姆斯·潘德·莫里逊（James Pender Mollison,1844—1931）出于对板球的酷爱，与好友共同成立“横滨板球俱乐部”（Yokohama Cricket Club, YCC）。在此之前，横滨已经有了诸如步枪、壁球、田径等多家外国人俱乐部，各种运动触手可及。不过，促使这些运动飞速发展的却是一场令这些外国人有些后怕的变故。

1862年9月14日，英国商人查尔斯·理查森与三名同伴前往川崎参拜神社，途经生麦村时因不愿下马为大名让路，被刺身亡，史称“生麦事件”。西方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国民，遂派兵进驻居留地。驻军的大规模到来极大刺激了居留地体育运动。驻军士兵中不乏运动好手，运动人口的增加使得橄榄球或足球这些需要更多参赛者的运动成为可能。YCC成立之初许多重要比赛正是与这些身披红色军服英军士兵之间的较量。莫里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1870年到1871年那会儿，我们的板球已经开展得相当不错，主要是和第10营的军官们比赛，那帮家伙对打板球可真够来劲儿的。”文中提到的第10步兵营于1868年4月被派往横滨，就有一支军官板球队。

莫里逊对体育的热爱使得YCC最终成为横滨体育界的标志。他为了拥有更大、更好的运动场，不辞辛劳，在19世纪70年代初与当地政府谈判，购置大片空地平整修葺，运动设施初具规模。YCC在19世纪80年代逐渐吸纳棒球、橄榄球和足球等运动，成为一个综合性体育团体，1900年在扩建球场与增加跑道之后更名为“横滨板球与田径俱乐部”,1912年7月为了购置新地、扩大发展，又废弃旧名，重新注册为“横滨乡村与田径俱乐部”，即今之YC&AC。

YC&AC随着竞技项目日益增多，不再满足于只是与来港的海员和当地驻军切磋，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其他港市。各种交流比赛成为俱乐部日程安排上极其重要的一环。这些比赛既是捍卫所在城市荣誉的一场竞技，也是促进在日外国人交流联系的一次聚会。对于YC&AC来说，最大的交流伙伴与对手便是坐落于另一座关西港市的神户赛艇与田径俱乐部。

KR&AC初名“神户板球俱乐部”，成立于1870年9月23日。彼时距离神户开港不过短短3年，居留地的外国人（除在日华人）不足300人。KR&AC能够发展壮大并最终繁荣，创始人亚历山大·卡梅隆·西姆（Alexandra Cameron Sim,1840—1900）功不可没。

西姆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市，一生钟爱体育，1870年来到神户，半年之后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创立神户俱乐部，12月24日成功举办神户及关西地区首届赛艇比赛，1871年举行田径运动会，翌年再度举办自行车比赛。

西姆不但是赛事策划者与主办者，还亲自上场，展现出过人的体力与技艺。他热心公益，大力推动神户公共事业的发展。1875年，在西姆的积极筹措之下，居留地内一块土地被划归俱乐部托管，用于外国人与日本人休闲娱乐之用。这便是被神户市民亲切称为“东游园地”的“神户内外人游园地”。这块场地也成为KR&AC开展足球、橄榄球等大型球类赛事的场地。1900年11月28日，西姆在访问大阪期间感染伤寒，不幸去世。他一生旅居神户30年，为体育运动的普及及公共慈善事业的开展倾尽毕生精力，是日本近代体育史上最为功勋卓著的外籍人士之一。

西姆创立KR&AC的目的在于借体育活动促进居留地外国人的交流联系，推动当地社会活动发展。KR&AC的会员同样主要来自英国。他们严格恪守各项运动的季节时令制度，夏季多从事板球、赛艇、高尔夫、游泳，到了10月、11月至翌年3月这段时间，足球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冬季项目。1887年（明治二十年）3月发行的《神户港新闻》上便登有“神户居留地召开足球比赛”的消息。文中用了“蹴鞠会”一词，当是足球无疑，比赛场地就在东游园地。

由于神户居留地当时人数较少，集体项目常常人手不足，加之英舰入港时间较横滨要晚，因此经常没有对手，俱乐部于是自成立之初便将重点放在了与横滨外国人的比赛之上。

“北港”横滨与“南港”神户之间的“两港对抗赛”自19世纪70年代初拉开帷幕。最初仅有赛艇比赛，自197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为多项目综合竞技比赛。1884年，双方开始正式的板球对抗赛，1896年首次进行棒球对抗赛，1902年又开始举行橄榄球比赛。

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2月18日，KR&AC与YC&AC在横滨举行了首届“两港足球对抗赛”。本场比赛是经国际足联官方认可、在日本举行的首场正式足球比赛。远道而来的神户人最终以2∶1客场取胜。在KR&AC的选手名单之中，创始人西姆的名字赫然在列。第二届两港足球对抗赛原定翌年在神户举行，因故推迟一年至1890年举办，此后由两地轮流举办，每年一届，明治时期（1888—1912年）共举行24届。KR&AC以7胜11负6平的成绩处于下风，原因虽然不一而足，但神户居留地外国人较少，不如YC&AC那般拥有更多比赛对手，是不能不考量的原因之一。

两港足球赛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足球对抗赛。YC&AC与KR&AC作为横滨与神户，乃至关东与关西地区近代体育的两面旗帜，是足球等几乎所有舶来运动的“孵化器”，引领推动着日本体育的发展。这些比赛从一开始便吸引了那些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尤其是那群在西式学校里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们。俱乐部亦将目光投向了后者。这不仅仅出于俱乐部发展的需要，亦是生存的必要。随着明治后期日本逐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羁绊，走向自立，在日外国人如果无法更加紧密融入寄居生长的这片土地，等待自己的终将是被驱逐和消灭的命运。对于普通日本人而言，他们对这些外国人的游戏与比赛充满好奇，乐于作为看客、加油鼓劲。随着体育作为明治政府大力推行学校教育的一环在各中、高等学校渐次普及，日本学生们也不再甘于袖手旁观。他们跃跃欲试、要与这些外国人切磋较量一番。

自19世纪末开始，YC&AC分别与第一高等学校、庆应义塾以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进行了首次棒球、橄榄球和足球比赛，除1896年棒球比赛初战失利，以4∶29不敌一高之外，在另外两项比赛上均取得大胜，先是1901年在橄榄球上赢了庆应义塾一个41∶5，接着又在1904年以9∶1足球大胜东京高师。这样的结果也反映了上述三项运动在当时日本学校界极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棒球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后两种球戏。高校之间当时已有正式比赛，一高与明治学院、农学校的对抗赛早已开展多年，竞技水平较高。橄榄球与足球则依旧处于刚刚登堂入室的阶段，尚且谈不上普及，根本无法对YC&AC构成挑战。

YC&AC与日本高等学校的一系列比赛不仅提升了自身地位，同时大大促进了各项运动，尤其是足球与橄榄球在学校的开展。这些赛事作为日本人自身最初的比赛体验，具有里程碑式的时代意义。日本人也不再满足于看客的角色，也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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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符金宇《日本足球史》，新华出版社，2018-03

从12月12日晚上晚上开始，金英就一直高烧，但直到12月13日下午5点，仍未吃上如布洛芬片一类的退烧药。这位59岁的老太太，甚至不知道自己感染的是新冠病毒。

“一直都以为是感冒。”金英的老伴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染病前，他和金英都没离开过村子，更不会想到，自己的老婆会感染病毒。

金英所在的神垕镇，位于中部某人口大省下辖市。这是一个以钧瓷文化创意为主导的文化型城镇，全镇面积下辖10个行政村，常住人口7.3万人（2020年数据）。

金英第一次感觉到不舒服，是在12月12日晚上。先是浑身酸痛，然后就开始高烧。最初，她不以为意，以为是这几天降温，受了风寒，导致了感冒，熬一熬也许就好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高烧一直不退，甚至连味觉和嗅觉也开始不灵敏起来，她终于熬不下去了，就让她的老伴骑着电动三轮，一路朝着神垕镇卫生院奔去。

等到了卫生院，却发现，发热门诊已经到了中午的下班时间，她很无奈，只好先折返回家，再次测量体温时，她发现，体温已经到了39.5度。

下午2点，金英再次赶到卫生院时，发热门诊里，已经坐了好几拨人，她只能继续等待。

下午5点，当第一财经记者再次见到她时，她刚做完抗原检测，结果显示染上了新冠病毒。

金英的老伴在旁边说道，自他们到卫生院，时间都过去5个小时了，他老伴还没吃上退烧药。此时，金英已经发烧了十多个小时。

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金英此次就诊的神垕镇中心卫生院，便属于国家卫健委方案中提及的县域医共体。根据介绍，该院共有职工85人，但其中，执业医师只有18人，20名护理人员，99张开放床位，相对于全镇7.3万人常住人口（2020年数据）而言，一旦新冠病毒的波及面扩大，神垕镇分院将可能面临较大的就诊压力。

疫情已经三年，面对突然放开的疫情管控，金英不知该如何去应对，她和老伴，不知道该提前预备什么药，甚至连感染新冠病毒后，该去吃什么药，都一无所知。

但在神垕镇街头的药店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一些信息灵通的当地民众，早已把当地药店的布洛芬、连花清瘟胶囊等抢购一空了。

第一财经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神垕镇的8家药店内，均不再销售布洛芬、连花清瘟胶囊。“本来也没几盒，早都卖空了。”其中一家药店的店员说，至于什么时候能进货，则连她也不知道了。当地民众最终不得不失望离开。

下午2点多，一个消息在当地民众间传开，位于神垕镇卫生院隔壁的某医药公司内，尚有少量布洛芬片出售。伴随着这一消息的传播，人群开始涌向这家医药公司，每盒价格12元的布洛芬片，很快便陷入了抢购。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这款由上海金不换兰考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布洛芬片，2018年时在东南某省的招标价格为3元。

即便如此，在神垕镇内，布洛芬片也几乎是唯一能抢到的退烧药了，至于其替代药品对乙酰氨基酚片，记者先后询问多家当地药店，均表示早已售罄。

至于由以岭药业生产的连花清瘟胶囊，记者先后走访当地近10家药店，均未见到踪影。

在其中一家药店，记者注意到，一名店员正在把几盒风寒感冒颗粒推荐给前来购买新冠病毒预防药品的民众，而根据卫健部门的提示，新冠病毒属于风热感冒类型，不应该服用风寒感冒颗粒。

不过，于金英而言，她总算从接诊她的大夫那里，拿到了开出布洛芬片的药方单，“回家先吃着，先隔离观察几天，如果感觉病情加重了，赶紧去禹州，就别来咱卫生院这儿了。”听到接诊大夫这么说，金英的老伴开始紧张起来，“那是不是花更多钱？”

“现在，最让人担心的，是老人和小孩，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和小孩。”在接诊金英后，神垕镇卫生院的这位大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在农村，一些青壮年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小孩，不少老人不会上网，一些老人还是文盲，不认识字，也不掌握新冠病毒的知识信息，也因此，就造成一些老人、孩子在感染新冠病毒的初期，会把头疼发热等症状误以为是受了风寒后的感冒，而老人、孩子本就免疫力相对较低，一旦耽误就诊，可能会带来令人心痛的后果。

“（新冠病毒）病好像确实开始（在农村）起来了，这一下午，我就接诊了三个阳（性患者）。”金英的接诊大夫说，但神垕镇卫生院毕竟是小医院，一般也只能给患者开点布洛芬等退烧药，并建议患者先回家观察几天，“一旦控制不住，记得赶紧去禹州、郑州的大医院。”他不断叮嘱前来就诊的患者。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吕德文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基层农村的疫情防控，确实存在一些诸如医疗资源不充沛等薄弱环节，但现在毕竟新冠病毒的致病性并不是那么强，因此，就需要做好新冠病毒的知识性宣传，一方面让农民不恐慌，另一方面也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应对新冠病毒的知识。

第一财经也注意到，有鉴于农村可能面临的医疗保障能力薄弱等问题，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已于日前发布《关于印发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指出，以省内城乡医院对口帮扶关系为基础，遴选省内城市综合实力较强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按照分区包片原则，与各县（市）建立对口帮扶机制，以“一对一”紧密帮扶为基础、“一对多”灵活帮扶为补充，组建覆盖辖区内所有农村地区的新冠肺炎医疗服务城乡联动工作组，通过下沉巡诊、派驻专业人员、建立远程医疗协作网等方式，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服务能力。

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官网也刊发《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下称“方案”）。

方案提出，为做好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服务工作，保障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等重症风险较高的感染者及时救治，在农村地区，以县域医共体为载体，提升县级医院重症救治能力，发挥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健康监测作用，最大可能降低重症率、病亡率。

（文中金英为化名）

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余英时，《史家、史学与时代》

　　
　　 2021年8月5日对我是晴天霹雳的一天，刚到办公室没多久接到一个友人电话，告知余英时先生于8月1日淩晨于普林斯顿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享年九十一岁。放下电话，与余先生有关的各种记忆与细节纷至遝来，万千心事谁诉？我情不能自已而致痛哭失声，恍恍惚惚中度过一整日。窗外绿意葱茏，浓阴匝地，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暑期校园里，阳光穿越浓密的树叶洒落在地，斑驳的光影彼此错落，不远处是如茵草坪及静静矗立的第一教学楼。这静谧悠远的场景都会让我不断回想2018年7月15日的普林斯顿余府周围的草坪与阳光，也是一样的绿意弥漫，阳光温煦，仿若世外桃源，更像是新冠疫情来临之前的黄金时代的最后一刻。我当时在先生家逗留的两个小时，会在今后的人生不断被细细回味。我发了微信朋友圈哀悼后不断有朋友劝慰我不要太难过，都说余先生是高寿且无病无痛梦中离世是有福之人，而且他一辈子著作等身影响华人学界至深且巨，精神生命早已永恒。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仍旧觉得心里面彷佛突然崩塌了一大块，空空荡荡茫然无归。余先生活着，我们的心里就会有一个遥远的挂念，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这些年每次跟他简短通话都会让我感受到鼓舞，那种润物无声让人如沐春风的温暖，是只有真实接触过先生的人才能真切感受到的。如今，春风远矣！

　　
　　 说实话，不像我的一些同龄人尤其同门学友很早就接触余先生的作品，我是很晚才开始阅读余先生的著作。我记得应该是2002年的上半年，因偶然机缘与许纪霖老师通信，新闻系本科毕业在一所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的我，无知者无畏，向许老师提了好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如何融合的大而无当的问题。许老师在回信中建议我除了李泽厚，要多阅读钱穆、余英时等学人的著作来深度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从那一刻起，余先生就开始在我的心灵里扎根，我也有意搜求余先生的作品来阅读。等我2003年秋天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研，余先生的作品就成为我们这些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青年学子的必读作品。我还记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出版后，在许老师的课堂上我们专门讨论过一次，此外，在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课堂上，我们也跟随着许老师深入研读和讨论过余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书。余先生的治学兼有考证细密和义理丰赡的特质，而其史学语言又清雅晓畅，要言不烦，节制表达中自有一种绵性的引力，自然最能够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共鸣。

　　
　　 从研究生时代起，余先生就成为我高山仰止的学界前辈，其学术、思想与践履型人格都成为我辈楷模。不过，尽管如此，我从未想像会有跟余先生私下交流的缘分，他是远在大洋彼岸普林斯顿小镇的一代史学宗师和人文巨匠，而我则是一个青年学生（后来留校任教成为青年教师），我们之间横亘着千山万壑的距离。我追随着先生的脚步，读他的新作、新的文章和访谈，也常常从师长辈那里聆听关于先生行止言谈的吉光片羽，常常为之会心惬意并深受启迪。2011年12月17日是余先生曾经专门研究过的民国知识份子领袖胡适（见《重寻胡适历程：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那一年我爱人从湖南到上海，任职于《东方早报》文化部，深度参与了对于胡适的纪念专辑的采访与写作。当时报社部门领导提出要访问余英时先生，初到上海工作的她自然没有门径去采访先生，不得已从之前访问过余英时先生的友人李宗陶处找来先生的电话与传真号提供给她。我们将拟好的采访问题传真给余先生，年事已高的余先生一般不接受访问，但一来因为与《东方早报》专刊“上海书评”有深厚的情缘，二来也因为拟定的问题激起了他老人家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谈谈对他影响深远的胡适的兴趣。他做了详细的书面回应并传真给我们。一来二去，甚至可以说张冠李戴，我就与余先生算是有了一些“缘分”，偶尔也会打电话问候和请教于他。尽管从未谋面，他对于我却极为亲切和信任，常在电话里跟我谈治学之道、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状况和家国天下情怀。我记得有一次他推荐我要做好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研究，就得认真研读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2009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根据系里安排，我讲授了一门面向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中国文史原著讲读”，所用的参考书就是余先生先后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学生从书中获益良多，可惜2014年秋天后余先生的著作在大陆全面下架，我的学生也因缘际会而拥有了“禁书”，这是让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拥有”。一扇从余先生的作品去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视窗就此关闭了，但有心求知向学的年轻人总会想方设法，突破文网去寻找余先生的作品和文章来研读。去年秋天，我给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的选修课程，与近二十位同学共同梳理了从钱穆的著作到余英时先生的作品再到王汎森、罗志田等人的著述的学术脉络和方法传承，推荐学生精读了余先生《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作品，也可谓从学生身份到教师身份，对余先生所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学术传统的自觉接近。余先生学问如大江大海，我和学生能够从中汲取沧海一粟，也足够滋养一生了。

　　
　　 2017年秋天，我获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机会，刚到波士顿就跟余先生通了电话，他很高兴我能够到其曾经任教过的哈佛大学访学，并欢迎我去他家做客。因为独自带着小儿访学，他又在公立小学上学，很多假期哈佛燕京学社都有周密而妥帖的安排，再加上我初次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大通，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一直迁延到第二年夏天返回中国之前，携家人终于踏上了通往普林斯顿之路。不过，在那之前，我常有机会与先生通电话，谈天说地信马由缰，但其实往往不脱治学与家国，这种常常是随心而谈却每有创获的交谈，成了我在波士顿最珍惜也最奢侈的精神生活。2018年7月中旬，依照约定我终于可以去我心目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镇普林斯顿拜访先生，心情自然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欢愉与期待。我记得从新泽西住所出发去普林斯顿的那一个午后，是朋友Marvin驾车带我们全家去的。路上风云突变，大雨滂沱，车子是从一片水雾迷蒙中前行，前行的道路依稀难辨，路途之中接到余先生的夫人陈淑平老师的电话，嘱咐我们注意安全，晚一点到达也没有关系（之前约定了下午三点登门拜访，余先生一般是晚上工作，上午休息，而下午接待访客），这让我们特别感动。这种细节之中的关切，最能彰显民国一代知识人待人接物的温情与周到。

　　
　　 等我们快到普林斯顿小镇时，天色为之一变，雨后天晴风和日丽，蓝空如洗，绿草盎然，那一刻真感觉有如神启般的感恩与惊异。我们兜兜转转终于找到了幽静如桃花源的余府，陈老师早已站立在草坪上等候我们了。我们一行五人，除了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同在哈佛燕京访学，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且此时正好又回到了普大短期访学的徐兰君教授，以及纽约的朋友Marvin。神清气朗穿着短袖浅蓝色衬衫的余先生在门口等候我们，我终于见到了先生！那一刻的心情难以言表，既兴奋、欢欣又充满着珍惜之情。我深知有太多的人想拜访余先生，而余先生年近九十，仍旧笔耕不辍，新作不断，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而他愿意拿出一个下午来跟我这个从遥远的故国来的青年学者漫谈，这是一种怎样的提携和关切后学的长者情怀！门外草坪上是一个养着鲤鱼的小水池，陈老师引导我们短暂驻足，观看那些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儿，也告诉我们附近时常有鹿儿出没。落座后，我们就跟余先生自然地交谈起来，陈老师也端上了精心准备的茶点和茶水。让我极为感动的是，余先生、陈老师为我们一家人分别准备了礼物，给小儿明峻的是余先生晚年长期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吉祥物——一只棕黄色的毛绒小老虎，给我爱人的是一个印着”Knowledge is power”字样的青白相间精致瓷碟，而给我的则是余先生亲自为我撰写的一幅字，抄写的是陈寅恪先生1964年给其晚年最器重的弟子蒋天枢教授新著写的序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讲述了欧阳修撰写五代史记而改变了五代十国那种浇漓士风，让士大夫回返一种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醇正之风气中，并重申了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的主旨。（余先生曾经在一个访谈中提及，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人，他宁可出现在他人严谨学术著作的注脚里，也不愿意出现在某一天报纸的头条中。这透露了余先生的出处与取舍，也是他一生能够给后世留下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的奥秘。）当陈老师将这个条幅在我们面前展开时，我内心极为感动，甚至羞愧于自己何德何能，哪配德高望重堪称士林领袖的先生花费如此精力和心血写下这一幅字？！那一刻，我分明感觉到了先生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学人的期许，字里行间都是一生为故国书写历史的余先生的文化关切与长者情怀。这一次拜访余先生本来是完全随意无目的的，直至到了启程拜访余先生之前不久，台湾《思想》杂志钱永祥先生得知我有这个计画，特意嘱咐我跟余先生做一个关于五四百年的访问，并言《思想》杂志虽然每一期都刊登对两岸三地乃至欧美华人学者的访问，但创刊至今尚未能够有幸访问余先生。我因为研究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与知识份子史的缘故，之前读到过余先生关于五四的多篇名文，深感先生对于五四精神与历史内涵的阐发，常别出心裁而又深具史识且能开辟出一些可以深耕细作的研究新论域。作为《思想》多年的作者和读者，受惠于这本杂志的思想与学术启迪很久，自然应当饮水思源义不容辞。匆促之间，我连问题都没来得及好好准备事先提交给先生，而且是在到了新泽西之后才跟余先生电话中提及这个临时多出来的访问计画。余先生稍一考虑就爽快答应了。如今追忆，幸亏钱永祥先生临时给我安排了这个任务，让我得以在余府寒暄之外，可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集中地向先生请教关于五四百年的历史源流与因果流转。预定两个小时的拜访时间匆匆消逝，我们不想让先生太疲惫，就决定辞别了，在余府门口，我们一行与余先生、陈老师合影，留下了美国之旅最珍贵的影像记忆之一，我也请余先生在我从中国带过去的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论天人之际》扉页上题签。在辞别之际，余先生很郑重地告诫我不管时代如何巨变，世道如何艰难，都要将真正的知识与文化传递给下一代，用他广为流传的话来说，就是要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这一情景与他写的陈寅恪先生赠蒋天枢的条幅彼此交错叠加，我深切地感觉到了中国读书人守先待后薪火相传为中国文化托命的“学脉”之真义。如今面对书架上对我微微笑着的先生的照片，我想起先生已经远行，再也不能当学术与人生遇到难题时可以请益他时不禁悲从中来。话虽如此，临别时余先生的赠语如醍醐灌顶更如空谷足音长久回荡，人之相交，贵在知心，真诚所致，念念不忘。

　　
　　 等我归国之后就着手整理访谈录音，并传真给余先生。这一次余先生再一次让我震撼，不会使用电脑的他密密麻麻地手写补充、完善我传过去的文稿，整整达到了30页，分成几次才成功地传真过来。对于我所提的关于五四启蒙与戊戌启蒙的关系、启蒙与革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等问题，余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给予了独特而深刻的诠释，尤其是对于五四的历史意义的层累形成、五四在空间和地方上的差异化传播等问题都别有洞见。这篇访问记在台湾《思想》杂志刊登后也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反响，我猜想应该是余先生晚年接受的最后一次学术访问。念及于此，我就深深感动于余先生对待学术与思想的执着与热忱，对历史认知的通透与深邃，以及对人文与理性之中国的期许。他在传真纸上的书写和细微处的修改痕迹，以及每次传真前附页的文字说明，都在此时无声胜有声地传递着一个人文主义史家的学术情怀。如今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更是感叹于造化因缘的奇异，让我能够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之前有机会赴美拜会余先生，并留下这一心灵和学术对话的记录。

　　
　　 余先生去世之后，诸多师友纷纷在微信朋友圈纪念，可以说是近些年去世的老一辈知识人中间最受两岸三地学人和文化人爱戴的一位了。《财新周刊》也突破封锁，在网路上发表了余先生的老友陈方正先生的追悼文章和秦晖教授的纪念文章。之后在与台湾钱永祥先生通话中谈及余先生一生之志业和学术文化贡献时，我们都认为余先生代表了二战结束以来华人知识界的典范人格，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有真切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并能坚持一种“反思的平衡”之价值立场，但又不像其老师钱穆先生过度浪漫化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西方文明中所蕴藏的基本人类价值持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试图将这套现代的价值系统接引到中国的现代文化传统之中，实现中西文化之间良性的互动交流。余先生既是一个学术人（可是从无学究气，更无学术权威气），又是一个公共知识人（但从不因为对政治的关切而损害了学术的创造，更不会因此而损伤了自我的心灵生命，政治关切始终是他学术生命之外偶尔的兴趣，是践行一个现代士人公共关怀的职责而已）。更为难得的是，余先生的学术与人格如月印万川，交相辉映，其学术与思想在很多方面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论域，可以说从尧到20世纪中国，他都有涉猎而且是专精的涉猎，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空间里，余先生待人友善，为人亲切，尤其乐于提携年轻知识份子和学人。这些精神人格的特质无需我多言，从早几年台湾联经出版的纪念文集《如沐春风：余英时教授的为学与处世——余英时教授九秩寿庆文集》的字里行间亦可处处感知到先生的风采与精神。

　　
　　 余先生已经远行，再也不能聆听其爽朗的笑声和亲切的教诲，此时此刻，除了追忆和哀念以及传承先生遗志，我也由先生一生的学术写作与教书育人之几近功德圆满，而想起自己去年底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精英文化的花果飘零》一文，在该文里我慨叹民国一代培养的人文知识人在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中的身世与命运，进而感叹造化弄人让诸多具有天分也有良好学术训练的知识人，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最后都是如余先生论史家顾颉刚所言是“未尽的才情”。若以顾颉刚、何兆武、瞿同祖、巫宁坤等1949年之后或留在大陆，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中国的学人之命运及著述而论，余先生真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儿，也正因为这种幸运与自身的沉潜学术，而得以实现了最高的学术理想与人生目标。由此，我想起了台湾诗人瘂弦在回忆录的序言中提及的一个命题：人生完成度。他如此写道：

　　
　　 到了我这个年龄，觉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剧，其实是没有完成自己。记得杨牧诗中有一个句子，大意是：在维也纳郊外的墓园里，躺着一个完成了的海顿。是啊，完成了的海顿！弘一法师用“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来形容完成的感觉，最为贴切。是啊，完成很重要。而我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人。[1]

　　
　　 我在想，余先生也完全配得上“花枝春满，天心月圆”这八个字。读过先生回忆录的人都熟知一个影响余先生人生走向的关键细节。1949年底，正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余先生，利用寒假去香港探亲，看望移居香港的父母等亲人。父亲余协中教授希望他能够留在香港跟随其时在港筚路蓝缕创办新亚书院的一代史学名师钱穆先生读书，也可以作为长子顺便照顾兵荒马乱中的家人。余先生一则不愿舍弃学业，二则作为当时的进步青年也不愿长久滞留殖民地香港，所以还是决意回燕大继续学业。火车到了广州因故障短暂停留于一个叫做石龙的小站达四五个小时，余先生也因此没法当天坐车北上，只能等待第二天的火车，彼时彼刻，余先生也面临一个类似于王阳明龙场顿悟那样的天人交战，去还是留，成为一个何以安身立命忠孝难以两全的生命抉择。余先生在回忆录中坦承了思想大转折的心路历程：

　　
　　 在情感方面我自然绝对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弃父母于不顾。但在理智层次，我始终不能接受香港这个殖民地可以成为我长期居留之地，我当时一心一意以为只有中国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学术研究则是我最为向往的人生道路。……总之，我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无可动摇的一大信念。……其次，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流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麽为中国尽心尽力？……几个月来一直深深困扰着我的“天人交战”，突然消逝不见了，心中只有一片平静与和畅。[2]

　　
　　 余先生这个从顾念家庭的小我视角出发的考量，最后成就的却是现代中国人文传统在北美的一脉相传（后又回馈给两岸三地华人学术界），并开花结果形成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最重要的学统。一个细小的决定，对于余先生的人生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假若他当年回到北京，朝鲜战争爆发，香港与大陆隔离，出身于上流知识份子家庭的他估计只能在检讨与悔罪中白白耽误青年甚至中年时代，也就不可能有后来为海内外瞩目的学术成就。余先生的回忆录最后一章写到了两代哈佛中国留学生的命运，前者是1920年前后竺可桢、赵元任、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李济、洪深、梁实秋、梅光迪等群星闪耀的一群人，对于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与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然这个贡献主要是在1949年之前做出）；后者是指抗战后到哈佛留学的杨联陞、周一良、吴於廑、任华等一群青年，他们在战争岁月留学，后来大部分基于家国情怀和对新中国的憧憬回国报效，结果成为了未能人尽其才甚至颠沛流离吃尽苦头的一群人。如今细想，余先生的回忆录收束于对两代哈佛留学生命运的慨叹，又何尝没有一点对自身因缘际会得以留学哈佛任教于美国学府，进而得以避免在新中国历经磨难的感叹呢？他自然没有丝毫的自矜与庆幸，而是深深惋惜于一代代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知识人的生不逢时造化弄人。

　　
　　 对照之下，我不由得想起前不久去世的何兆武先生。他出身于西南联大，学术训练充分，又天资过人，可是在1950年代之后等待他的只能是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的折磨，在一个将意识形态当作治国纲领的社会，独立于权力的学术与文化只能奄奄一息。幸亏他晚年留下了口述史《上学记》，让我们得以管窥民国时期西南联大那样一个天才成群结队地涌来的象牙塔，那种自由而多元且富有原创性的人文主义传统后来自然是被腰斩。何先生半为戏谑半为自伤地说过，他们是报废的一代人！“报废”两个字隐含着何等的伤痛与惋惜！1950年代初，当余英时先生决定放弃燕大学业留在香港时，巫宁坤却放弃了在芝加哥大学即将拿到的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应大学时代的老师赵萝蕤的盛情邀约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他被划为右派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提炼的人生三部曲“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而在学术生涯早、中期就写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经典的瞿同祖，1965年从加拿大回国后也基本上是无所作为度过后半生。他在晚年接受一个青年学者访问时怆然涕下言及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学术生命自然无从施展。这样的人生故事，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俯拾皆是，让人不胜唏嘘，还有更多的归国科学家的故事，可能因为史料、知名度等各种原因尚未进入公共记忆的范围，至今仍处于被遗忘和被遮蔽的境地。

　　
　　 行笔至此，想起7月下旬，台风烟花肆虐江南的时刻，我在杭州南高峰下的六通宾馆给一个暑期学校修和书院授课，因主事者裕荣兄之介绍结识了纪录片《西南联大》和电影《九零后》的导演徐蓓，在风雨苍茫的午后，我们一见如故，谈及她采访过的许渊冲、马识途、杨苡、巫宁坤这群西南联大老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生际遇，对于这群知识人在天旋地转的20世纪中国虽然饱经沧桑，却终究能够有所作为，为文学、学术与历史留下见证而感怀不已，更多的有才华也有抱负的读书人却尚未开花就已经永久地沉没到历史河流的底部而湮没不闻。我也热烈地谈及所注意的哈佛这两代留学生的生命走向，并热切地希望徐导能够将百年前这群哈佛留学生的生命故事以影像记忆的方式呈现给今天的00后一代。我们也不约而同地提及今年出版的非虚构写作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青年朋友杨潇所撰写，他通过四十六天的徒步，沿着当年长沙临时大学从湖南到贵州抵达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的足迹重走了这条历史之路，并以缜密的考证、扎实的田野和优美的叙事，将历史写作与旅行写作近乎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呈现了历史叙事所能够包含的精神力量与人文之美。无论是纪录片也好，还是非虚构写作也好，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从历史深处生长出来的问题：西南联大这一代人或者说哈佛几代留学生的人生完成度跟历史、政治、时代与个人的心性之间的关联究竟如何？在面对一个给定的政治框架与时代格局时，作为个体的知识人该如何在时代巨变中锚定自我的历史方位，以一种既有韧性也有智慧的方式来突破处境的限定而尽最大可能完成自己？面对一个可能不断下沉的世道与衰败的文化，读书人又应该何以自处才能既不愤懑而陷入政治性抑郁又不自怜自伤？有时候，刻意的启蒙可能会因精英的姿态而疏离了被启蒙的对象，而在天地玄黄中能够尽可能完成自我，活出一种生命的丰厚与承担来，这种人格的感召力恰恰是这个虚无而亢奋的时代所亟需的。

　　
　　 你拼尽全力有尊严地活过的一生就是你的终极作品。从这个意义而言，其实杨潇的重走历史旅途也是在对自我展开寻找，余先生的回忆录也同样是对自我的生命之路的奥秘在进行钩沉。人生何以完成？如何在一个动荡时代保持个体心智生命和生活世界的完整性？余先生多年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访问时就曾经以一种平易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个所谓“人生完成度”问题的思考：

　　
　　 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权益，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3]

　　
　　 杨潇在经历了艰辛而漫长的重走旅途，以及对历史世界中的西南联大人的生命故事的追索之后，如此对他自己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进行反省：

　　
　　 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出生于1978-1985年这一代人漫长的、好像永远也不会终结的青春期。有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的身边满是悬置着、漂浮着的朋友们，相信一切还早，相信生活仍有各种可能性，其实自己已经老大不小。现在看来只是我们恰巧赶上一个国家的上升曲线，势比人强，却让我们误以为一切可以持续，迟迟不肯降落，以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不要误会，我仍然认为无休止的旅行、观影、清谈和漫无目的的阅读是珍贵的，可倘若我们真的想要“创造”出什麽，想有属于自己的“一生志业”，那需要强烈的信念感、长久的忍耐和真正凝聚起来的心力。[4]

　　
　　 我宁可将余先生对年轻一代人的告诫和杨潇在历史行走中的反省看作是两代人之间的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和心灵契合。而作为一个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和写作的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进入历史的精神谱系，寻找到能够激励自己前行的典范人格和思想资源。余先生曾经在跟一个陷溺在茫然与愤激中的学者苏晓康的谈话中如此开示：“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一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5]我想，余先生早已超越了有限的此生，而融入了“文化遗民”的精神谱系之中。

　　

2021年8月6日至9日初稿、修订，谨以此文纪念我永远追怀、敬仰的余英时先生。

文 / 毕安娣

来源 / 字母榜（ID:wujicaijing）

“不做内推了。” 赛拉的脉脉主页上这样写道。

内推曾是赛拉认真经营的副业，去年 6 月时他已经成功内推数十人进入字节跳动，脉脉个人主页访客数十万人次。今年 1 月，赛拉已经跳槽到京东，还发帖宣布 “京东帮内推”，但这都已经是过去式。

不做内推了的原因也很简单，赛拉表示：没有 HC 了。

放弃 “内推” 副业的大厂员工不止赛拉。字母榜找到去年发布的文章《当内推成为大厂员工的财富密码》中提及的 4 位受访者，他们无一例外表示已经不做这份副业。

企业鼓励员工推荐求职者，并给予丰厚的奖金，是内推得以称为副业的前提条件，在脉脉职言区，网友先后匿名透露企业内推奖金：快手内推 k3 级别奖励约 10000 元，腾讯内推 p9 级别员工奖励 6000 元，字节跳动内推基础岗位大部分奖励 2000 元及以下、2-1 级别员工奖励 5000 元。而充足的岗位名额则为此提供了土壤。

“内推” 越来越成为企业招聘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一位接近腾讯的人士告诉字母榜，腾讯的 “伯乐” 渠道已经有超过 10 年的历史，如今每年有一半以上的员工来自于员工的推荐，且该比例是相对稳定的。

员工体会到的 “内推变难了” 并不是内推渠道本身的变化，而更有可能来自于 “大盘” 的萎缩。

奖金还在那里，求职者也一茬一茬 “嗷嗷待哺”，岗位却不再充足。内推的成功率降低，直至其投入产出比已经不足以作为一个副业经营。

A

梁帆在腾讯做运营工作，从 2020 年底开始做内推副业。

彼时她刚刚购入人生第一套房产，父母为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付了首付，而她需要自己偿还每月 2.6 万元的房贷。公司 HR 发来的一封关于内推奖励政策的邮件，成功引起了她的兴趣。

通过在知乎等渠道发帖 “吆喝” 以及公众号的 “揽客”，梁帆顺利将这份副业步入正轨。从 2020 年 11 月到 2021 年 6 月，梁帆共计帮助约 600 位求职者投递简历，成功内推入职几十人，赚取了约 5 万元的内推奖金。

但到了今年 2 月左右，本是春招进行时，梁帆却放弃了内推，原因是成功率降低。她向字母榜透露，能投递的岗位相比此前变少了，不少岗位哪怕可以投递也迟迟没有推进：“其实已经锁 HC 了。”

情况在一年之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缩招” 的现象从企业校招规模就可以窥见。接近尾声的 2022 年互联网大厂秋招显得冷清了不少，字节今年秋招释放岗位名额 3000 个左右，而去年这个数字是 8000 个，秋招岗位数量缩减 60%。除此之外，阿里、美团、京东等互联网头部企业的校招规模无一例外在缩水。

员工数量的减少则从财报中显露出来。阿里集团三季报披露，截至 9 月 30 日，阿里巴巴员工总数为 243903 人，相比截止去年 12 月 31 日的 259316 名员工，今年前九个月，阿里集团净减少 15413 名员工。而腾讯财报显示，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腾讯共有 108836 名雇员，而截至去年 12 月 31 日腾讯员工数量为 112771 人，今年前九个月，腾讯共减少 5423 名员工。

曾在字节工作的陈磊，也放弃了内推副业，连同抛下的还有自己辛苦搭建的 “私域”。

陈磊曾为了做好做大内推，在豆瓣等平台密集发帖，经历了数次封号，也渐渐组建起来了 14 个微信群，每个群的人数在百人以上。他还申请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发布招聘信息。

平均下来，彼时陈磊每月通过这份副业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身为审核员薪水不算高，这个收入已足够令人满意。

去年秋招之前，陈磊的烦恼是在 Boss 直聘上每天收到三四百个消息，但是他的简历筛选和内推投递流程还不够 “自动化”，以及公众号还没有达到每日更新的小目标。

但几个月之后，陈磊就已经完全放弃了内推副业：“不好做了。” 如今，陈磊的公众号 “内推哥” 已经基本停止了更新，他本人也已经在放弃内推副业之后没多久从字节离职。

岗位变少，求职者却在变多。

大学应届生数量连年增高，根据公开数据，2021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 909 万，同比增加 25 万。2022 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则突破了千万，达到 1076 万人的规模。根据 11 月 15 日，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的 2023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2023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预计达到 1158 人。

另一方面，因裁员等原因释放进入求职行列的人也在变多。腾讯新闻谷雨数据显示，今年 3 月，互联网离职人数达到 276 万，比去年同期增长 2 个百分点，平均每个职位的竞争者为 3.1 人。

B

还在做内推 “生意” 的人有两个选择：一是满足于不多的副业收入；二是想办法多元盈利。

在网易工作的雯子属于前者，她在今年 5 月才开始做内推副业。

刚开始时间精力的投入比较大，雯子在小红书上发布内推信息，也会直接联系求职者表示可以帮忙内推，除此之外还创办公众号，甚至曾自己做了工具 “爬” 投递简历的候选人的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匹配职位。

半年下来，雯子成功内推进网易 3 名正式员工和 3 名实习生，已经收到的奖金仅为 16000 元，另有 6000 元奖金若入职员工成功转正了才能拿到。

但雯子对这份副业的收入还算满意，时至今日，雯子的内推副业已经变主动为被动，会陆续有求职者找上门，“投入产出比” 中的投入有所降低。

“你这么努力（内推），要是在去年肯定赚超多的。” 当雯子向公司的 HR 请教内推成功率的问题时，同事如是感叹道。

陈鑫的 “内推君” 选择更多元的盈利方式。和很多做内推的员工一样，对于求职者内推君不收取任何费用，而是从员工的内推奖金中抽取佣金。现在，内推君合作的内推员工不再只来自互联网大厂，一些中小公司也在合作范围内。

“去年的话 985 高校的毕业生，还是普遍不愁找工作的。但是今年很多中小公司，其实都收到了很多这种优秀应届生的简历。”

除此之外，陈鑫还会为求职者提供有偿培训，如应届生培训收费 1800 元，从简历优化到面试培训等全部包含在内，直到找到工作为止。

在这样多元的模式之下，陈鑫通过内推副业的收入并不低，但和去年相比仍然有明显的下滑。去年 4 月开始做 “内推君”，到年底收入 40 万元左右。今年收入有所降低，从 1 月到现在的收入在 30 万元左右。

如今，在小红书、豆瓣、脉脉等平台，依旧有不少活跃的 “内推贴”。一些人直言 “不靠这点 bonus（奖金）赚钱”，而是想要帮衬学弟学妹找工作，这似乎反而回归了内推的本质。

雯子也从内推中寻求到了金钱之外的满足感：“（人脉积累）这块没有预期，现在觉得很开心。入职的小伙伴会给我送礼物，目前收到（过）茶叶、跑车模型积木、人偶。”

今年 24 岁的王鹏随女友从北京搬到了上海，正在找工作的他发现与去年毕业求职时不同，今年不再能轻易找到各种公司的 “内推码”：“去年初的时候找工作，内推码到处都是，那时候也不懂，觉得填了码就有用。” 王鹏毕业入职的公司是 “自己找的”，填写了内推码的两家反而了无音讯。

王鹏所说的 “内推码” 到处都是，得益于丰富的校招名额，一些知名企业的员工会在网上贴出自己的内推码，但是不做点对点的联系，由求职者自己投递，以 “海” 的战术求胜，付出的努力小，但有人入职就能收获奖金。

“今年再找工作就明白多了，内推码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内推人。而且今年没有看到到处飞的内推码，我自己还得去小红书上跟人家私信，拜托人家帮忙内推。”

C

还在做内推的互联网从业者，能明显感觉到求职者的不易与焦虑。

在雯子看来，求职者的焦虑是很明显的。在交流的过程中，不少求职者告诉她，已经投了很多份简历都石沉大海。一些人会尝试投递多次，只希望有一个面试的机会。还有一小部分人被 “刷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后又找雯子询问有没有新的机会。

有软肋就容易被利用，在互联网行业招聘不如往年热闹、竞争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之下，围绕着 “内推” 渠道的乱象也层出不穷。

在某二手电商平台，大量互联网大厂的内推码以 10 元左右的价格售卖：“会被 HR 优先查看，但不保证 100% 恢复和录取！欢迎咨询！拍下后发码！”

“这种行为是非常无耻的。” 李鑫提到向求职者收取费用的内推行为时感到愤怒。李鑫表示，任何内推都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费用，公司会给内推新人的员工奖励，如果要收取费用应当是从奖金中分割。

“很多人不懂，觉得有了内推码就一定有面试机会，一看这个码才几块钱，也不贵，就买了，其实已经上当了。”

李鑫还表示，很多互联网企业对没有通过筛选的求职者简历会进行 “锁定”，在锁定期是不能再次投递的。他遇到过不少 “乱用内推码” 的求职者：“很多应届生不懂，随便找那些码然后投递了，发现没效果。之后再想投递的时候，简历已经被锁定了。”

另一种 “有偿内推”，则把价格炒到上万元。

字母榜在某电商平台搜索 “互联网内推”，看到不少 “实习内推” 的商品，标价在 100 元到几百元不等。字母榜以求职者身份与其中一位商家交谈，商家透露，现场实习（非远程实习）的互联网大厂实习内推收费 100 元并且 “保 offer”。

而校招的正式岗位内推，则收费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且承诺 “保结果”，具体能否接单、收费多少视岗位和候选人的简历而定。“大厂正式工作，没那么简单。” 在字母榜表达出惊讶情绪时，商家客服如是回应。

在社交平台，有不少帖子提醒求职者当心 “有偿内推”，一位网友表示：“这种就是骗子，都是一些‘人力资源’，在写字楼租办公室，我朋友就上当了，退款特别麻烦。”

实际上，此类骗局早有新闻报道。去年 9 月，澎湃新闻在一篇报道中指出，这种骗局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等，惯用套路分两种，一种是 “空手套白狼”，在沟通过程中制造焦虑、兜售课程，推荐不成功也可以赚取课程提成；另一种则干脆买通企业内部员工提供招聘信息或实习证明。

即便如此，依旧有人在线求助，询问 “有偿内推” 是否可信。而没有发帖的人，可能不是当场拉黑骗子，就是已经上钩了。

今年已经 32 岁的雯子也会为这届毕业生的压力感慨，她向字母榜回忆起 2013 年自己毕业时 “工作随便找，但是 “今年公司基本都不要应届的。”

李鑫对明年的招聘市场抱积极态度：“应该不会像今天这么寒冷了。” 而他的内推生意还会继续经营下去，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变副业为正业。

2004年10月16日，身披30号球衣的里昂内尔·梅西代表巴萨一队，踢了生平第一场正式的西班牙甲级联赛，对阵同城劲旅西班牙人队。

第82分钟，他替补德科上场，当时他17岁零114天，巴萨队史最年轻的出场球员记录。

当然有人谈论说：梅西年纪轻轻，运气很好，暴得大名。

后来在一则广告中，梅西如是说：

“我起早贪黑地训练，我用了17年114天，才完成了一夜成名。”

话说从头。

1

梅西从小就是天才。1994年他7岁时，就开始在阿根廷老派劲旅纽维尔老男孩队的低级别球队训练，作为87队的成员——那支青年队以队员出生年份为队名——他踢了六年球。1994年4月9日他第一次为少年队出赛，那场比赛纽维尔6比0击败对手，不到七岁的梅西独进四球。第一年他为纽维尔出战29场，进40球。1999年，29场，55球。2014年，他当时的主教练厄内斯托·韦奇奥回忆：

“看到里奥（里昂内尔的昵称）如此小小年纪就踢得这么好，真是令人诧异。你无法相信一个如此小巧的孩子，踢得出这么好的足球。”

但1998年他经历了两件大事。先是1998年5月8日，外祖母西莉亚·奥利维拉·德·库奇蒂尼逝世了。对里昂内尔而言，这打击实是锥心刺骨。从那之后，他每次进球都会仰望天空，双手指天，向外祖母致敬。

再是他被确诊了生长激素缺乏症：别说成为职业球员了，他连健康长大都不容易。

他需要生长激素治疗，每月至少花费1000美元。纽维尔老男孩队望而却步了：他们没那么多预算花在一个孩子身上。

这才促使他去到巴塞罗那，2000年底草签了合同：他的生长激素医疗费用，巴塞罗那全包了。

2001年3月，他开始随巴塞罗那少年队出赛，身披9号球衣，对阵安波斯塔，进了一球。

但很少人在意的事：

下一场比赛中，他就被马克·贝杰斯铲伤，被迫休息了三个月。父亲得知伤情后，问他是否要离开巴塞罗那、回故乡休养。里昂内尔回答：

“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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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13岁，已经决定在他乡面对伤病，一路奋战下去了。

2002年2月，里昂内尔加入了西班牙皇家足球联合会（RFEF），可以为巴萨踢正式比赛了：此前他只能踢友谊赛，但不妨碍他所向无敌，也在这时候，他的生长激素治疗很成功。

2002-03季，梅西得到U14A队教练阿莱克斯·加西亚的青睐，一年31场进了38球。

那年的加泰罗尼亚杯决赛，是所谓传说中的“面具之战”。此前一周，梅西颧骨骨折。俱乐部要求他必须戴塑料面具保护住伤处，才好出战。

大他9岁、当时已经在巴萨一队效力的后卫卡莱斯·普约尔，送了梅西一个面具，于是梅西得以出战了。被面具遮盖，他踢不舒服。比赛中途，梅西奋然扔掉面具，连进两球，让巴萨U14A队以4比1战胜同城死敌西班牙人队。

到2002-03季结束时，年满16岁的梅西收到了第一封海外邀请：来自于当时英格兰超级联赛劲旅阿森纳，阿森纳的当家阿瑟·温格，拥有足球史上顶尖的慧眼，善于发掘年轻人，他觉得梅西是个可造之材。

但梅西没去。他的同龄队友法布雷加斯与皮克去了英格兰。梅西留在了巴塞罗那。

17岁时，梅西的技艺已经让巴萨震惊。当时来到巴萨的法国右边锋久利如是说：

“这孩子在训练时把我们都摧毁了……一队的球员们把他踢得东倒西歪满场倒地，以免被他盘带晃过羞辱，但他就爬起身来，继续踢球。他会在训练中盘过四个人进球得分。连一队的后卫都紧张得很。他就是个外星人。”

更直接的赞美，来自于巴萨当时的10号，史上技术最优美的球员之一小罗。出于天才们的惺惺相惜，小罗在目睹梅西首次随一队训练后，就说这个小他七岁的孩子，“会成为比我更好的球员。”

于是终于在2004年10月16日，梅西“起早贪黑地训练，我用了17年114天，才完成了一夜成名。”

他此前经历了多少伤病与奋战，才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但哪怕是一夜成名，也不意味着他一帆风顺。2006年3月，巴萨对阵切尔西的欧冠联赛第二场，由于切尔西的凶猛踢法，梅西脚筋撕裂，赛季提前结束了。他因此错过了当年欧冠决赛。

是的，即便2004年已经一夜成名，但得到了2006-07季，他才真正获得飞翔的自由。

2007年3月10日，巴萨对阵皇马。虽然那个赛季最后，皇马拿下了联赛冠军，但梅西这一战上演了帽子戏法：那是他职业生涯第一个帽子戏法，而且是在巴萨对皇马这种世纪对决之中，加倍地有分量。

妙在那场比赛，皇马进一球，他进一球扳平；皇马再进一球，他再进一球扳平，如是者三，巴萨3比3战平皇马。

对巴萨球迷而言，这简直是天使降临：皇马夺冠算什么？我们击败了皇马！我们有梅西！我们有梅西的帽子戏法！！

但还没完呢。

2007年4月18日，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巴萨对阵赫塔菲。

那时全世界都知道，巴萨右路有个少年，每次拿球，都将使出一连串美妙的盘带，让右边线外的观众们血液奔流。全世界都知道，那是个地道的天才：快速、节奏、果决，在狭小空间内嗅到最便利的突破路径，然后奔行而去，刺的都是对手最柔弱的穴位：他拥有匪夷所思的一对一魔术式过人技巧，但他却总是选择最直接、最省力的方式。

但梅西能做到这个地步，谁都想不到。

比赛第29分钟，梅西完成了足球史上最卓越的进球之一。他庖丁解牛般，在右侧中场两记横拉轻松扣过对手，然后朝禁区一路狂奔，期间又两次扣过对手，面对守门员路易斯·加西亚，梅西又是不经意地一扣，推射空门得分。

狂奔60米，晃过五名防守者，小角度射门得分。蝴蝶般飞舞，蜜蜂般叮咬。没有一个细节是多余的。除了镜头极度放大后看到他晃动前脚踝的抖动，以及只有赫塔非后卫才能感觉到的那些微细假动作，整个进球并没有太过华丽的把戏。最简洁、最有效的技艺，靠节奏、速度和变线，游刃有余卸倒对手。

以及他付出努力锤炼的、比起2005年世青赛时，已经大为强健的身体。

这一球后来，被各种机构选为2007年度最佳进球，被用上各种最高级的赞赏词汇。而对阿根廷人而言，这个球还有另一重意义：

这一球，从开始到结束，几乎就是1986年1/4决赛，马拉多纳代表阿根廷对英格兰射进的第二球，即世纪最佳进球的翻版。

所有人都说他是马拉多纳的接班人，连马拉多纳都亲自指名了他。

但直到这个球一进，阿根廷人相信了：梅西是真要成为马拉多纳接班人的！左脚！差不多的身高！巴萨！10号！天才！连进球都一模一样！

这个进球，加上梅西在赛季最后13场比赛为巴萨射进11球、整个赛季36场比赛17球的事实，都让2007年春天的巴塞罗那（和阿根廷）球迷相信：

虽然这一年他们战绩平平，但他们拥有未来。梅西，没满20岁的梅西，就创造出了马拉多纳级别的神迹。

就在2007年夏天，梅西也吸引来了大量的赞助商，佳得乐则是其中最长情的品牌之一，此后15年，他都是佳得乐品牌签约运动员，见证了他不断前进的传奇步伐。

佳得乐相伴于左右，科学补给为梅西提供强力保障，让他能在球场上时时保持好状态。

在科学补给这块，佳得乐也算得上一个传奇了。

早在1985年，佳得乐就意识到运动补给、营养等相关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模式。

因此，佳得乐专门成立了运动科学研究所（GSSI），在运动人体科学、营养补给科研领域进行了长期的投入。

当然，佳得乐本来就是备受欢迎的运动补给，乔丹、小威、王霜、国羽雅思组合、巴萨俱乐部、NBA联盟等球星和俱乐部，都喜欢在赛后来上一口。

之后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了：

2008-09季，梅西拿下欧冠，开始进入巅峰期；2010年，温格认为梅西的记忆不可思议，还认为梅西“还有六七年的巅峰呢！”

决赛后，佳得乐成为欧洲冠军联赛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动足球运动的发展。

然而神奇的是……梅西在2019年32岁时，拿到第六座金球奖；2021年，第七座。

这时他早已超过温格预计“六七年的巅峰”了。

时间并不是格外优待梅西，但伟大球员是有办法别寻路径的。

到2017年，梅西的爆发力、体能、长距离奔跑能力，也不如2012年。但有些东西，他还在持续进步。

梅西的绝技，是他几乎冠绝古今的触球、重心和步频调整。就在2017年夏天，哈维还忍不住谈论，梅西的那一两脚触球如何美轮美奂，恰到好处。

体现在比赛中就是：结合到球，面对人（或人群），梅西的游刃有余程度几乎古今独步。他甚至不需要假动作，只要靠细密的触球和步频，在适当的时机轻描淡写地一划拉，对面就会重心失却。触球的球感、重心的保持、步频调整和无球意识，是不会被年龄冲洗掉的，而且理论上，老而弥辣，越老越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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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然后，是任意球。

2008-11这三年，梅西进了4个任意球。据说2010年时，马拉多纳还认为梅西任意球不够好。

2011-12季，3个。

2012-13季，6个。

2015-16季，9个。

2017-18季，7个。

2018-19季，8个。

2019-20季开始之后，迅速就进了4个——事实上2019-21这两个赛季，梅西各进了5个任意球。

话说，像梅西这样，生涯不同阶段在几乎所有有球技巧（带、过、停、射、传、定位球）都达到过当世最顶尖的，也是足球史奇观。

梅西的盘带不以幅度著称（不像大小罗和内马尔），好在触球的精确和节奏；梅西的射门不以大力著称（当然不像巴蒂，其实也不像类似身高的卡洛斯），好在出球的突然与角度的微妙；梅西的低传、带球、停球，都是以幅度小但精确著称的。

任意球也是。他的小腿摆动、脚踝旋转和吃球位置的精确。

其他球员的老去、换位、转型，往往伴随着表现下滑。

而梅西的老去、换位、转型，伴随的是年复一年进球如潮，日复一日每一个触球都很精到，还不小心又破了一堆记录。

2021年11月29日，梅西生涯第七次获得金球奖荣誉。

佳得乐第一时间向梅西发来祝贺视频，共同见证这伟大时刻，

“如果你打破了一个记录，那就让它牢不可破。”

梅西也一直都是“不止”的“传奇”，传奇永不落幕。

无他：以正确的、团队的训练与踢法，一直继续下去。

来源：张佳玮写字的地方 微信号：zhangjiawei_1983

撰文 | 马 路

编辑 | 龚 正

比亚迪是典型的拒绝中间商赚差价的企业。在其它新能源车企还在全面寻求代工的时候，比亚迪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大到新能源车核心的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小到空调压缩机、气囊，均可以由自家工厂生产。

随着中国汽车出海大潮兴起，汽车海运一舱难求，与其让海运企业来薅自己的羊毛，比亚迪选择了自己下海，建立起自己的海运船队。于是，一个造车的企业，开始琢磨造船了。

#01

车企爱上买船

近日，全球最大航运新闻服务机构贸易风（Tradewinds）报道称，比亚迪已与招商工业签署了4艘9400车位的汽车滚装船订单，每艘造价约为1亿美元。该订单将由招商工业南京金陵和招商局重工（江苏）分别建造，预计2025年开始陆续交付。

自今年年中以来，已经不止一次传来比亚迪买船的消息。据财新网10月报道，比亚迪的关联公司将在山东烟台一家船厂订造多达8艘可装载7700辆汽车的滚装船，基本确定建造的是6艘，另外2艘是选择权订单。总造价接近50亿元。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比亚迪在未来几年将一举成为拥有超10艘汽车滚装船的大船东。

滚装船的概念起源于军用坦克或车辆登陆艇，相比集装箱式的船舶运输，滚装船最大的优势在于码头装卸的便利性。汽车可以从陆地上直接开上甲板，极大地提升了装卸效率。由于无需起重设备，滚装船对港口条件也无太多要求，因此成为汽车海运的最佳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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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滚装船，又名“开上开下船”。图源浙江海港集团官网

作为新能源车企，比亚迪订造的船也同样具备节能减排的特性。据悉，比亚迪订造的为液化天然气双燃料滚装船，既保证了符合全球各个地区的排放标准，同时又能节省至少15%的燃料费用。

自己买船出海，比亚迪并非首家。国内第一家拥有自己船队的车企是老大哥上汽，旗下的安吉物流拥有32艘船舶，年运输整车能力超过200万辆，滚轮业务遍布国内外。除了承接自家上汽集团的业务，包括长城、长安、吉利在内的“友商”同样是安吉物流的客户。

巧合的是，今年1月，上汽向江南造船订造了两艘7600车位滚装船。11月安吉物流又发布国际招标公告，拟新建7艘8900车位多燃料汽车运输船，分批在2025年和2026年交付，再次壮大自己的船队规模。

除此之外，今年奇瑞汽车也屡屡传出买船的消息，甚至连新势力中的蔚来，也传出有买船计划。

去年，全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过200万辆，被称为中国车企出海的“元年”，而今年似乎成为了车企集中买船的元年。

#02

为什么要买船

去年以来，汽车海运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强大到能把车送上外太空的马斯克，也在特斯拉今年第三季度财报会上吐槽，“每个季度的交付都受到运输不给力的影响，船不够、火车也不够。”

海运紧张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价格上。据英国造船和海运业分析机构克拉克森的数据显示，6500车位汽车运输船一年期日租金自2021年以来一路飙涨，今年11月日租金水平高达10.5万美元，是2020年低点的9倍。即使相比此前2008年的历史高点，也是当时的2倍。

有车企人员以此估算，从中国运往欧洲单车的运费成本达到了1万元。这对于习惯以价换量、单车利润仅有几百几千块的中国车企，显然有些难以接受。尽管如此，专家预计未来汽车运输船的租金还会持续上涨。

造成海运市场供不应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车企的出海潮。2021年，中国汽车出口历史性地突破200万辆。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55.5%，达到了211.7万辆，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从近几个月的数据看，中国的汽车出口量已经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

其中，新能源车表现极为亮眼， 2022年1-10 月新能源汽车出口 49.9 万辆，同比增长近1倍，尽管特斯拉占据其中的三分之一，但国产新能源的增幅也不遑多让。

一方面，中国新能源车出口的崛起，促使汽车运输车成为“海上印钞机”，另一方面，不断上涨的汽车海运价格也在掣肘车企的出海之路。这样“快乐的烦恼”最终导致车企不惜重金买船，自给自足，自力更生。

今年2月，一艘大众汽车集团的运输船在大西洋上起火，这艘名为Felicity Ace汽车运输船载有3965辆汽车，其中包括1100辆保时捷、189辆宾利，以及奥迪、兰博基尼等车型。据统计，船上仅宾利的价格就超过3000万美元，全部损失达到了3.35亿美元。

对于起火的原因，Felicity Ace船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船上有数目不详的电动车的动力电池起火，但无法确定是否是有电池引发的火灾。不过，由于锂电池的存在，救火工作也成为一大难题。大火持续烧了6天才被扑灭。与其说是被扑灭，不如说是烧无可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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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烧毁的Felicity Ace号

无论通过何种运输途径，动力电池都属于危险品。新能源车出海，对运输船的安全性有着更高的要求，一辆车出现磕碰，可能就导致整船车鸡飞蛋打。从这个角度看，将车交给别人运送，总不如自己运送放心。

在国际上，车企或背后财团控股海运企业并不新鲜。

以日韩为例，去年拿下特斯拉从中国运往欧洲大单的Hyundai Glovis航运公司 ，隶属于现代起亚汽车集团。而作为全球汽车船市场的老大，日本的川崎汽船、商船三井和日本邮船三大航运公司在全球汽车船市场份额合计占比就达到了 37.8%。这些航运公司背后的财团，同时又控制丰田、本田、三菱等日本车企，到头来都是自己的车自己运。

#03

新能源车的出海

对于新兴行业而言，“30%的渗透率”一直被视为发展中的重要拐点。以智能手机行业为例，在渗透率突破30%后，行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几乎没有反应时间，功能机时代已经落幕。如今，新能源车也迎来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根据乘联会数据，在过去的9月和10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分别达到了31.8%、30.1%。连续两月突破30%，意味着新能源车已经有了足够的群众基础，即将迎来燎原之势。

依托于领先的市场和供应链，中国新能源车企出海浪潮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不同于此前传统燃油车主要出口亚非拉等发展中地区，202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汽车至欧洲的出口量显著提升，2021 年出口至欧洲汽车量增速超过2倍，占出口总量的比重由 2019 年的 10.0% 提升至 22.7%。

如此显而易见的增长，新能源车做出最为重要的贡献。今年以来，以比亚迪、蔚来、小鹏、岚图等为代表的新能源车企加速了在欧洲的布局，多款自主品牌车型亮相欧洲市场。

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豪横买船的比亚迪。今年1-11月，比亚迪累计出口乘用车44596辆，其中11月出口12318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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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出海到挪威的比亚迪

10月，比亚迪宣布拿下欧洲汽车租赁公司SIXT大单，SIXT将在未来6年内向比亚迪采购至少10万辆新能源车。几乎是同一时间，比亚迪在欧洲召开新能源乘用车线上发布会，发布汉、唐以及ATTO 3（元 plus）车型，加速进军欧洲市场。

今年7月，比亚迪宣布进军“外资车企禁地”日本，ATTO 3、DOLPHIN（海豚）和SEAL（海豹）将于明年陆续在日本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比亚迪在海外车型的售价远高于国内。

即将在日本销售的ATTO3，售价为4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2.61万元），而国内售价仅为16.58万元。在欧洲发布的汉、唐两款车型，售价高达7.2万欧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甚至远远高于新款奔驰GLC在欧洲的5.7万欧元的定价。这种定价策略，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产车以价换量的刻板印象。

今年前三季度，比亚迪乘用车销售118.5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60%。同时一举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新能源车企的销冠。

比亚迪财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比亚迪实现营业收入2676.9亿，同比增长84.37%；归母净利润93.11亿，同比增长281%。营收利润双双大涨，在一众车企中鹤立鸡群。

足够亮眼的市场表现，给了比亚迪一掷千金买船、高调出海的勇气。

来源：真故研究室 微信号：zhengulab

2019 年 6 月，在海外医药公司有十多年神经领域经验的吴博士辞掉了工作，从美国来到杭州医药港，开始了创业生涯。

他有一张漂亮的履历，在大集团公司搞过科研，也在小初创公司带过团队，且不乏商业认知。放弃在海外多年的积累，回到国内面对商业上的种种未知，既需要巨大的信心，也依赖足够的勇气。

从 6 月落地，到 8 月创立嘉因生物，吴博士仅接触了五位投资人，10 月，公司首轮融资就超过了 1000 万美元。相比国外，国内基因治疗在研究上稍逊一筹，商业应用上更是几乎空白。考虑到国内基因治疗领域药物的高昂费用，一旦能够实现低成本应用，无论是商业价值还是社会价值都难以估量。

方兴未艾的生物医药产业，是过去几年众多在杭州扎根的新兴产业之一。距离西湖 30 分钟车程的杭州医药港，是杭州市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 ” 核心区 “，目前已经聚集了近 1600 家生物医药企业，全球十大药企中有七家在这里落户。

杭州医药港

提及杭州，出场率最高的要么是以西湖为代表的湖光山色，要么是以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黄金年代。但事实上，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高新科技产业，杭州的底子都不算弱。杭州的 IC 设计销售规模常年稳居全国前五，截至 2021 年 7 月，当地 179 家 A 股上市公司里，三分之二是制造业企业。

关于城市发展有过无数研究与学说，但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一个城市的起落浮沉，总是与其产业的兴衰紧紧绑定。

而如何吸引一个产业，如何做大一个产业，如何留下一个产业，却是城市治理中最复杂最深奥的难题之一。它的答案既隐藏在红头文件的字里行间，又闪烁在写字楼里的一个个格子间，有时在车水马龙的城际干道，有时又在城市郊野的无尘车间。

伴随过去几年生物医药、芯片设计、云计算等产业的纷纷崛起，杭州交上了一张优秀的答卷。

01

产业的转折

关于杭州，惯常人之中往往会有一个巨大错觉：杭州没有制造业。

事实上，早在 1984 年，杭州的工业产值就跻身全国前十，依靠的是以杭钢、杭玻、杭重机等一批 ” 杭字辈 ” 大型工业企业。

我国第一台制氧机在杭州通用机器厂（杭州制氧厂前身）建成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是一片被政策忽略的土地，依靠自下而上的商品经济，浙江发展出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小商品经济。比如嵊州的领带、湖州的童装、诸暨的袜子，随便拎出来一个可能就是全球产值三分之一的占比。

但从产业视角看，小商品经济产业链短、附加值低，本质上就是赚个人力成本的差价；” 杭字辈 ” 们虽然撑起了杭州的工业底子，但一是核心的设备和工艺依赖技术转移，二是高能耗重污染，早晚得成为腾笼换鸟的对象。

所以，杭州并非没有制造业，而是制造业有规模，但缺少硬实力。

由于 ” 杭字辈 ” 的高能耗，杭州还出现过 ” 保西湖还是保工业 ” 的争论。根源在于杭州主城区面积小，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城市向外扩展，让厂房建得离西湖远一点。

体现在世纪之交的红头文件上，就是五大发展战略中的 ” 工业兴市 ” 和 ” 环境立市 “。

但搬离厂房并不能改变杭州工业彼时缺乏核心技术的问题，后来阿里巴巴依托杭州的成功，既是原杭州市委书记口中 ” 广种薄收的产物 ” [ 1 ] ，但互联网产业的光芒也一定程度上容易让人忽视杭州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给全国人民普及了产业升级的必要性，也让杭州进一步审视了自己的产业结构，注意到了在先进制造方面的提升空间。在 ” 专精特新 ” 小巨人企业数量上（53 家），前三批名单公布时，杭州在全国仅排第 17 位，是上海的五分之一。

抓住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带动产业升级，成为杭州的核心目标之一。

但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产业升级对企业而言是一次长周期重投入的冒险，对地方政府而言，也意味着需要对旧有路径依赖进行创新。

提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经典路径是借助财税、土地等政策倾斜，将产业龙头的成熟产线复刻至当地。对于汽车生产、电子加工这类领域来说，给政策、给补贴，把成熟产能平移到当地，对利税和就业的带动立竿见影。但对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来说，却很难适用。

最典型的是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固然是一张烫金的产业升级名片，但新品牌往往从创立到量产既需要漫长的成长周期，又依赖上下游供应链的配套，其间风险敞口不可谓不大。过去几年，许多地方政府在新能源车上屡屡翻车，更是闹出过被水氢汽车骗得团团转的笑话。

究其原因，新兴产业虽然附加值高，但大多需要动辄三五年的成长期，期间既要面对公司扩张中的治理问题，又要应付竞争对手和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对地方政府来说，拿着纳税人的钱押注新兴产业，既需要魄力，也需要耐心。

2021 年 3 月，杭州创新基金启动，年底累计完成组建规模 444.44 亿元。今年上半年与红杉中国的合作落地于城西科创大走廊，将选择处于早期、成长期等不同阶段的科创型企业作为投资重点。

这个创新基金是一个 ” 基金集群 “，由行业母基金、子基金和专项子基金构成。母基金不仅可以投资项目，也可以投资基金；与红杉的合作，属于子基金；专项子基金主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 ” 卡脖子 ” 环节，针对杭州的重大产业项目，进行一对一的投资。

与红杉中国的合作，标志着杭州创新基金离千亿 ” 小目标 ” 更近了一步 [ 6 ] 。

归根结底，对新兴产业的扶持，不仅是对企业家的考验，对肩负转型升级重任的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次既需要谨慎规划，又依赖大胆下注的大考。

杭州的实践已卓有成效：2021 年，杭州工业经济实现 2015 年以来最高增速，规上工业增加值 4100 亿元，同比增长 10.6% [ 2 ] 。近十年，高端制造业年均增长都达到了 10% 以上 [ 3 ] 。2022 年，第四批 ” 专精特新 ” 小巨人名单公布，杭州 155 家企业入围，创下新高。

事实证明，当舆论热衷于讨论杭州的房价和网红的时候，杭州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押注，都陆陆续续步入了收获期。

02

顶层设计

上世纪 90 年代，娃哈哈在杭州起步，宗庆后一度因产能紧俏焦虑不已，时任杭州市委办公厅主任来到厂房考察，在目睹了热火朝天的忙活和门外排队等着运货的卡车后，拍板支持只有 130 人的娃哈哈并购 2000 多人的国企罐头食品厂。

这种企业家遇到问题，政府官员亲力亲为的图景，是 90 年代水大鱼大的典型场景，而这种景象如今依然在杭州复刻着。

坐落在钱塘区的奥泰生物，其中一项业务是抗原自检试剂，是这个领域里不折不扣的隐形冠军，90% 的产品出口海外各地。然而疫情期间，药监局的第一批白名单里，却没有奥泰的名字。

当时，奥泰联系了医药港，提出自己有为抗疫出力的意愿，也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医药港第一时间联系到国家药监局，药监局则在第二周立马来到现场核验，通宵查看生产标准。没多久，奥泰的抗原检测试剂盒就进入了药监局的白名单。

在电商领域专注品牌全案服务的蚊子会，创立初期通过 ” 出版 ” 刊物的形式普及行业知识。不过，当时的书籍刊物都是免费赠送，因为公司不具备刊号。2017 年，时任杭州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造访蚊子会后印象颇深，特意撰写了一篇名为《” 蚊子会 “：一个公司的前世、今生和未来》的文章，把蚊子会形容成是 ” 一个人的出版社 “。

文章引起的反响热烈，而当地政府在了解情况后，立马着手帮蚊子会引荐了浙江人民出版社进行合作。从此之后，这个 ” 一个人的出版社 ” 也开启了专业、规范的 ” 三审三校 ” 流程。

另一家脱胎于浙大光电学院的 AI 公司竺星科技，创办于 2019 年。竺星科技团队研发的 ” 运动空间数字化 ” 技术，以非接触、免穿戴的形式，采集运动员在场上的数据，既能对比赛进行分析，也可以生成个性化的球员卡。

浙大的校园为团队创业初期提供了浓郁的创业氛围，不仅有各式各样的科技展会，还不断有校友回来分享经验。走出校园，落户余杭区，竺星科技随即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关怀。

竺星四步骤战略

对当时只有十多个人的团队而言，余杭区 600 万研发经费的支持在当时资本的寒冬里可谓雪中送炭。竺星的故事，是未来科技城乃至杭州的一个缩影：当地政府总是在挖掘和帮助有潜力的企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科技城提供了一个与校园 ” 乌托邦 ” 氛围相当的环境。用竺星创始团队之一的黄文斌博士的话来说：” 杭州就是比较敢试，无论是母校，还是政府，他们都愿意相信和培养我们这样一个初创团队。”

不过，” 亲临一线的扶持 ” 并不足以概括政府营造优渥营商环境的全貌。事实上，高新产业集群趋势明显的当下，也对顶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杭州市领导曾这样表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的核心战略应该是环境立市战略。换句话说，就是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是打造一个一流的环境，因为只有一流的环境，才能吸引一流的人才，创办一流的企业。而企业怎么办，交给人才发挥就行。

这个观点是对阿里巴巴成功的一种经验总结，但对于如今成集群化的新兴产业而言，也未尝不贴切。

无论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芯片，这类产业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人才密度极高，一家公司动辄一半人都有博士学位；二是产业链环节高度细分，以芯片为例，从上游的设备 / 材料，到中游的设计 / 制造 / 封测，再到下游 AI、电子产品等应用场景，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规模和资本开支。

仅仅一个芯片产业，既有上下游的紧密连接，又有每个环节大量的技术开发投入，需要的远远不是官员的一次力排众议，而是一个关于营商环境打造的顶层设计。

对此，杭州给出的思路是 ” 链长制 “。通俗来说就是为一个产业匹配相应的产业链和政策，以及从源头上负责的一位政府官员。官方出台了《杭州市产业链链长制实施方案》，点明了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绿色能源五大生态圈。

而政府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产业层面的配套政策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是企业行政事务上的便利服务。企业发展的好不好，交由市场化的竞争去解决，政府既不是教练员，也不是裁判员，而是服务员。

在 ” 卡脖子 ” 重灾区半导体产业，坐落在西湖区云谷小镇的平头哥半导体公司，率先介入 RISC-V 架构，推动 RISC-V 架构在国内物联网芯片取得领导地位，出货量突破 100 亿颗，与 ARM 和 X86 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今年 8 月，平头哥发布首个高性能 RISC-V 芯片平台 ” 无剑 600″ 及 SoC 原型 ” 曳影 1520″，首次兼容龙蜥 Linux 操作系统并成功运行 LibreOffice，刷新全球 RISC-V 一系列纪录。如果说 RISC-V 过去多用于中低端 IoT 市场，这次填补了高性能领域的空白。

在政府有意的布局下，杭州集成电路呈现出了 ” 高新聚 ” 的特征。” 高 ” 指的是产业高速增长：2021 年，杭州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13.5 亿元，同比增长 25.7%，总量是 2015 年的 2.5 倍；” 新 ” 是创新活力迸发：维尔科技、华澜微等 30 多家企业参与了行业标准制定，300 多家企业拥有授权专利；” 聚 ” 则是产业聚集的版图清晰。

医药港也体现出了政府的这种集聚高新产业，并提供专业配套和服务的思路。

疫情焦灼时，抗原试剂的需求一时大增，上游的一种膜状辅料供不应求。这种辅料过去都是从德国进口，但当时价格一涨再涨，进口也多有不便。

企业在全省范围内搜寻辅料，终于在绍兴找到了替代方。医药港的相关负责人直接和企业一起跑到绍兴，希望对方能增加生产线，向奥泰生物供给所需辅料。在几次合作后，这家公司甚至愿意直接搬到杭州来落户安家。

放到城市和产业的语境里，这些案例各有各的可取之处，但在本质上传递出的经验是一致的：高新产业的繁荣依赖的不再是英雄企业家的豪情一掷，而是无数研发一线的工程师一天一天累计的微小进步的厚积薄发。

因此，政府层面的规划，既要有把控全局的思维和前瞻，又要懂得如何在细节上嘘寒问暖。

03

永无止境的创新

奥泰生物的副总郑孝君这样评价在杭州创业的感受：” 如果创业者在杭州呆的时间足够长，我相信他不太会离开杭州 “。

郑孝君是技术出身，谈论杭州的言语中少了几分浪漫，但却也可以从这样直白的一锤定音中，听出对杭州的偏爱。对很多初创公司而言，杭州的吸引力也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浓郁深厚的创新基因：这一点不仅体现不断有创业者挑战新产业，同时也体现在政府营造的开明环境里。

开明包容的城市氛围：用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人间杭州》一书中的话来说，杭州是一个 ” 没有拒绝人格 ” 的城市，愿意尝试任何新鲜事物。于是，从电商到医药和半导体，新兴产业不断在杭州生根发芽。

能提供归属感的家园：无论是有一些资历的 80 后，还是前来冒险的 95 后，都可以在杭州找到归属感。它可能来自产业园区里灯火通明的科研大楼，可能是带货声此起彼伏的丽晶国际中心里的一户 loft，也可能是符合心意的餐馆、景观甚至夜店——在潮流的电音夜店，花 5000 元就可以把你的名字打在荧光屏上 [ 5 ] 。

1995 年以前，杭州市区面积仅有 430 平方公里，户籍人数 130 万。在受限的空间里谋发展，可谓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 4 ] 。经历了近 30 年持续的摸索和建设后，城市的面积是当时的 40 倍，常住人口达到了 1200 万。

更重要的，是杭州对城市的建设和规划带来的启示：兼顾因地制宜和多样性，包容开放的同时，愿意为新锐产业提供扎根的土壤。

杭州医药港，从第一期建到了四期。很多时候，建设的轰鸣还没有停下，有意向落地企业预定的订单就已经来了。未来科技城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 ” 青年电商网红村 “。备受关注的半导体产业，以平头哥为代表的公司开始在芯片设计环节建立根据地。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

因此，如果仔细观察杭州的产业格局变迁，会发现无论是 ” 杭州依赖互联网 “，还是 ” 杭州没有实体经济 “，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是在众多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中，杭州几乎都有布局。

另一方面，将制造业和以软件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立的思路，其实也是一种有失偏颇的产业分析视角。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朝气蓬勃的技术手段，与制造业企业在供应、设计、生产、销售和管理多环节的结合，推动制造业向高端转型，早已成为共识。

浙江兆丰机电的生产车间里，传统的有线和工业 WIFI 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无线 5G 网络。生产车间采集的设备数据、AGV 小车的运行数据等，都会通过 5G 网络，汇聚到工业大脑平台，深度挖掘数据价值。

杭州电信和兆丰机电共同打造的 “5G+ 柔性作业车间 “，成功解决了传统车间信号不稳定的问题，将生产变得更灵活、更精准、更高效。

链长制方案，在明确产业方向的同时也划定了目标：构建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绿色能源五大产业生态圈，培育形成 2 个万亿级、1 个 5000 亿级、2 个 3000 亿级的产业集群等目标。

每当提起产业升级，似乎与之挂钩的都是以芯片设计、半导体先进制程为代表的 ” 高精尖 ” 科技。但实际上，产业升级的内涵，远远不止于此。

产业升级的真正含义，更多在于站稳产业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继而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创新方向。从这个角度看，许许多多的行业都有大量高附加值的战略高地。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她的产业升级就是想办法吸引人才，想办法留住人才，想办法降低税费、土地等要素成本，想办法孕育高附加值产业，继而推动城市的繁荣。

杭州产业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4

尾声

最近几年，以 ” 产业升级 ” 为代表的一系列词汇，在国内外环境的快速变化下迅速普及。

和三十年前的 ” 放权搞活 ” 一样，它看上去是个很好的词语，是产业界振臂一呼的突围路径，是经济学家挂在嘴边的灵丹妙药，是政府官员日思夜想的远大布局。

但具体到一个城市，它如何吸引新兴产业，如何做大产业集群，如何创造利税与就业，却始终是一个复杂而深奥的命题。城市连同产业的繁荣，往往是风云际会的年代、锐意进取的企业、包容开放的政府组成的天作之合。

归根结底，一座城市的朝气，永远来自年轻的产业，和它背后一个又一个年轻的个体。

这是杭州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

来源：远川研究所

从1952年起，每隔十年，《视与听》杂志都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影评人与导演投票选出他们认为的有史以来最好的十部电影。直到1992年，受邀影评人和导演们的投票才被编制成一份清单。但是自1992年起，影评人与导演的投票被分为两份独立的榜单。#视与听影史最伟大100部影片#

480位导演选出的导演版榜单：
1.《2001：太空漫游》（1968）斯坦利·库布里克
2.《公民凯恩》（1941）奥逊·威尔斯
3.《教父》（1972）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4.《东京物语》（1953）小津安二郎
4.《让娜·迪尔曼》（1975）香特尔·阿克曼
6.《迷魂记》（1958）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6.《八部半》（1963）费德里科·费里尼
8.《镜子》（1975）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9.《假面》（1966）英格玛·伯格曼
9.《花样年华》（2000）王家卫
9.《特写》（1989）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12.《出租车司机》（1976）马丁·斯科塞斯
12.《巴里·林登》（1975）斯坦利·库布里克
14.《军中禁恋》（1998）克莱尔·德尼
14.《七武士》（1954）黑泽明
14.《精疲力尽》（1960）让-吕克·戈达尔
14.《潜行者》（1979）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18.《现代启示录》（1979）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19.《受影响的女人》（1974）约翰·卡萨维蒂
20.《罗生门》（1950） 黑泽明
20.《偷自行车的人》（1948）维托里奥·德西卡
22.《阿尔及尔之战》（1966）吉洛·彭泰科沃
22.《穆赫兰道》（2001）大卫·林奇
22.《大地之歌》（1955）萨蒂亚吉特·雷伊
22.《愤怒的公牛》（1980）马丁·斯科塞斯
26.《安德烈·卢布廖夫》（1966）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26.《教父2》（1974）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28.《好家伙》（1990）马丁·斯科塞斯
29.《为所应为》（1989）斯派克·李
30.《词语》（1955）卡尔·西奥多·德莱叶
30.《圣女贞德蒙难记》（1927）卡尔·西奥多·德莱叶
30.《持摄影机的人》（1929）吉加·维尔托夫
33.《日出》（1927）F·W·茂瑙
34.《四百击》（1959）弗朗索瓦·特吕弗
34.《堤》（1962）克里斯·马克
34.《甜蜜的生活》（1960）费德里科·费里尼
37.《驴子巴特萨》（1966）罗伯特·布列松
38.《大路》（1954）费德里科·费里尼
38.《游戏规则》（1939）让·雷诺阿
38.《奇遇》（1960）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41.《玩乐时间》（1967）雅克·塔蒂
41.《猎人之夜》（1955）查尔斯·劳顿
41.《死囚越狱》（1956）罗伯特·布列松
41.《天涯沦落女》（1985）阿涅斯·瓦尔达
41.《自己去看》（1985）伊莱姆·克里沃夫
46.《蔑视》（1963）让-吕克·戈达尔
46.《西部往事》（1968）赛尔乔·莱昂内
46.《城市之光》（1931）查理·卓别林
46.《亚特兰大号》（1934）让·维果
46.《惊魂记》（1960）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46.《奇爱博士》（1963）斯坦利·库布里克
46.《威尼斯疑魂》（1973）尼古拉斯·罗伊格
53.《母亲与娼妓》（1973）让·厄斯塔什
53.《雨中曲》（1951）吉恩·凯利、斯坦利·多南
53.《夜》（1961）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53.《钢琴课》（1992）简·坎皮恩
53.《恐惧吞噬灵魂》（1974）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53.《维莉蒂安娜》（1961）路易斯·布努埃尔
53.《五至七时的克莱奥》（1962）阿涅斯·瓦尔达
53.《芬妮与亚历山大》（1982）英格玛·伯格曼
53.《橡皮头》（1976）大卫·林奇
62.《晚春》（1949）小津安二郎
62.《午后的迷惘》（1943）梅雅·黛伦、亚历山大·罕密德
62.《日落大道》（1950）比利·怀尔德
62.《沼泽》（2001）卢奎西亚·马特尔
62.《撒旦探戈》（1994）贝拉·塔尔
62.《热带疾病》（2004）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
62.《银翼杀手》（1982）雷德利·斯科特
62.《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大卫·里恩
62.《热情如火》（1959）比利·怀尔德
62.《大白鲨》（1975）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72.《唐人街》（1974）罗曼·波兰斯基
72.《第七封印》（1957）英格玛·伯格曼
72.《生之欲》（1952）黑泽明
72.《钱》（1983）罗伯特·布列松
72.《对话》（1974）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72.《萨罗，或：索多玛120天》（1975）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72.《一次别离》（2011）阿斯哈·法哈蒂
72.《小孩与鹰》（1969）肯·洛奇
72.《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72.《搜索者》（1956）约翰·福特
72.《土狼之旅》（1973）吉布里尔·迪奥普·曼贝蒂
72.《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杨德昌
72.《日月无光》（1982）克里斯·马克
72.《摩登时代》（1936）查理·卓别林
72.《家乡的消息》（1976）香特尔·阿克曼
72.《蓝丝绒》（1986）大卫·林奇
72.《蜂巢幽灵》（1973）维克多·艾里斯
72.《浩劫》（1985）克洛德·朗兹曼
72.《野草莓》（1957）英格玛·伯格曼
72.《红菱艳》（1948）迈克尔·鲍威尔 / 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
72.《上升》（1977）拉莉萨·舍皮琴科
93.《暖暖内含光》（2004）米歇尔·贡德里
93.《月光男孩》（2016） 巴里·詹金斯
93.《石榴的颜色》（1968）谢尔盖·帕拉杰诺夫
93.《同流者》（1970）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93.《隐藏摄像机》（2004）迈克尔·哈内克
93.《寄生虫》（2019）奉俊昊
93.《樱桃的滋味》（1997）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93.《旺达》（1970）芭芭拉·洛登
93.《战舰波将金号》（1925）谢尔盖·爱森斯坦
93.《扒手》（1959）罗伯特·布列松
93.《一一》（1999）杨德昌
93.《蜘蛛巢城》（1957）黑泽明

文 | 贾浩楠

来源：智能车参考

传言成真，但还是令人难以置信。

李一男造的车自游家 NV，还没交付身先死。

一纸公告宣布 “短期无法交付”，全额退用户定金。

与公告一同被关注到的，是自游家工厂已经开启离职潮。

两个月前，李一男刚刚在发布会上公布自己造的第一款车，信心满满。

线下渠道、展厅布置等等如火如荼进行，北京路面上，甚至已经有试驾车出没。

如今却说出了 “美好旅程还没有开始就即将结束”、“未来可能没有机会见面”—— 就只差把 “我们造车失败了” 直白表达了。

自游家 “再也不见”？

2 天前网络上突然传出了 “自游家就地解散” 的消息，不过官方和线下展厅都回应 “此消息不实，未收到任何大规模裁员及破产消息，目前公司运营一切正常”。

但今天官方的公告，坐实了自游家岌岌可危的处境。

公告由三部分组成。

首先是结果。自身原因，车交付不了，没有过多解释。

其次是补救措施。48 小时内全额退定金，自游家展现出了买卖不成仁义在的态度，给用户额外补偿了 200 块星巴克券和一辆车模。

最后是委婉告别。

期待的美好旅程还没有开始，就即将结束.

未来可能也没有机会在我们的门店，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请大家喝上一杯咖啡一起分享美好的人车生活了。

期待未来也许还有机会再聚。

表达中透露的最重要的，还是自游家官方透露出对未来命运的担忧。

自游家 NV 这次跳票，很可能不是短期的困难或调整，而是走到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

所以，自游家口中的 “自身原因” 背后隐藏的信息，才是最关键的。

公告背后，拖垮自游家的是什么？

其实原因并不是秘密：

前华为太子李一男，基本是被众泰太子拖垮了。

就是那个造出 “保时泰”，以山寨皮尺部闻名，如今兵败如山倒的众泰汽车。

如同所有造车新势力一样，李一男从 2 轮转战 4 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造车资质。

要么像蔚来那样找一家传统车企代工，要么像小鹏那样直接收购有资质的主机厂。

李一男找到的是大乘汽车，众泰集团旗下的品牌之一，其 CEO 吴潇，正是众泰汽车老板吴建中的儿子。

大乘汽车 2018 年成立，有产线有工厂有团队，产品多脱胎于以前的众泰汽车，销量寥寥，很快就和众泰一样陷入泥潭。

其实选择一家经营状况不好的车企合作，是新势力的常规操作。

但李一男的造车公司火星石科技，与大乘汽车关系却很微妙，用 “入赘” 来类比比较直观。

火星石既没有收购大乘汽车，和大乘之间签订的也不是合作代工合同，而是合资成立自游家品牌。

也就是说，大乘汽车的工厂、团队、生产资质自游家全盘收下，但大乘汽车因众泰困局所背的债务、日常开支等等，李一男也不能置身事外。

所以李一男是带着资金上门，换取生产能力，但又没有取得工厂的控制权。自合作达成后，大乘汽车在金坛的工厂开支，其实一直由李一男承担。

但是在李一男出钱补窟窿的同时，大乘汽车工厂却从来没正式开工过。

原因很简单，大乘汽车自身和众泰一样，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中。

截至 12 月 5 日，大乘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有 2 条失信被执行人记录，涉及司法案件达 402 起。其中，终本案件 65 件，未履行比例 97.51%，未履行总金额超 3.95 亿元，无财产可供执行。

大乘汽车早就处于停工破产的边缘了。

而工信部曾在 2020 年发文，对于停产 24 个月以上的新能源车企，再次生产需要经过工信部的核查，不能保持准入条件或已经破产的企业，可能会被撤销资质。

这才是拖垮自游家的真正原因：奔着资质而来，大乘汽车却因自身困境丢失资质。

也许当时李一男带钱入局希望能救活大乘汽车，但国家新规让这条路彻底堵死。

未曾面世的自游家 NV，有可能一鸣惊人吗？

自游家 NV 上市，收获 24376 名用户意向订单，以 30 万价位来说，算得上不错的成绩。

很可能成为绝唱的自游家 NV，到底是一辆什么样的车？

定位中大型 SUV，轴距 2910mm，长 4915mm、宽 1962mm、高 1755mm。

整体尺寸和蔚来 ES6 相当。

动力版本有两个，纯电和增程。

全系车型 0-100km/h 加速均为 5.9s，支持运动、越野、弹射、湿滑路面等 7 种驾驶模式。

增程版车型 WLTC 工况续航 939km（CLTC 工况续航 1257km），增程器为 1.5T 四缸。

纯电车型长续航版 CLTC 工况续航 560km，标准续航版 CLTC 工况续航 440km。

新势力流行的主副驾大联屏、隐藏式空调，这些都没在自游家 NV 上出现，相反，这款车的内饰外观设计更像是老牌车企的手笔。

其他配置上，全系标配 iAWD 智能双电机四驱及透明底盘，最小离地间隙为 200mm；配置 220V 对外放电接口，支持 6kW 救援及 3.3kW 场景两种放电功率；超大收纳空间等。

这样的配置，加上风格鲜明的外观设计，自游家 NV 的 “越野” 味是所有新势力里最浓的。

事实上，官方对这款车的定位，是 “城市探索 SUV”，日常代步没问题，底盘高于普通 SUV，通过性更好。对于中短途出游、露营非常友好。

智能化体验上，自游家的智能座舱全部自研，智能驾驶方面，则是采购第三方产品，具体功能由牛创自己定义。

传感器方案上，包括 11 个车外摄像头覆盖 360° 范围，但并没有强调摄像头是否为现在流行的 800 万像素。此外，还有 5 个毫米波雷达和 12 个超声波雷达，以及一个座舱内的驾驶员状态监测摄像头。

中规中矩的传感器配置，行业内不突出，也不拉胯。

L2 全家桶 24 项，包括 AEB（自动紧急制动）、ACC（全速域自适应巡航）、LCC（车道居中控制）、BSD（盲区监测）、APA（自动泊车辅助）等等。

这些是全系标配的。其中超出行业平均水平的，是拨杆变道功能。

智能交互体验方面，自游家 NV 将车机原生系统 NIUTRON OS 与 CarPlay 融合进 15.6 英寸中央悬浮屏，实现导航、娱乐、车控等功能各自独立运行，互不干扰。

操作方式和交互逻辑保持高度一致，据称没有学习成本。

同时 NIUTRON OS 和 CarPlay 均支持在中央悬浮屏与仪表屏的双屏显示。Smart Stacks 积木拼插交互可帮助用户将手机中常用的导航、娱乐等信息在不同屏幕上自由流转。

总结一下，李一男 2 轮转战 4 轮，只从产品功能和参数上来看，迈过了智能汽车的门槛。不落伍，给用户的一点也不少，但一点也不多，都是刚刚过线。

吸引 2 万多用户下订的，是本身的实用空间、户外属性，以及一个 “刚刚好” 的定价：

比自游家 NV 便宜的没它配置高，定位相近的又比它贵。

　　One more thing

李一男和他的造车项目，就这样走向终结了吗？

从公告看似乎有这样悲怆的意味。

但情况本身本非毫无生机。

首先李一男曾经表达过 “造车不差钱” 的意思，说明自游家的困境并不是没钱可烧，只是不愿再被大乘汽车拖累。

此外，有消息传出李一男正在寻求新的代工方，一家国企，山东国金汽车。

所以自游家，或许还有可能和大家再见。

当然也有可能永远不见。

去年自游家刚刚亮相时，李一男曾经在媒体追问下说过这样的话：

我创业不是第一次失败了。造车要是不成功，至少我们留下最后一笔钱，付遣散费，N+1，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由季羡林之子季承曾为李政道助手12年，季承执笔《李政道传》30万字的篇幅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名字排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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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背景

　　季承坦言，“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写历史，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对于这段恩怨，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深以为憾，但各执一词。杨振宁虽然认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他最先对外公开“事实真相”。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李政道是如何看待这段恩怨的？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一封信，“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同时对真相作了公开说明，“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详细过程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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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着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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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各执一词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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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解的谜局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

　　

　　季承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