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奥本海默事件”

奥本海默曾领导“曼哈顿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被认为是“原子弹之父”。战争结束后,奥本海默因为反对核扩散和发展氢弹的立场,遭质疑对美国不忠诚,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撤销安全许可。图为奥本海默拿着标志性的香烟,摄于1946年。

图源:维基百科

导读:

2022年12月16日,美国拜登政府推翻了 1954 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撤销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正式为奥本海默平反。

就在昨日,诺兰的新片《奥本海默》正式上映,被影评人誉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影片。

本片所涉及的“奥本海默事件”是20世纪美国的最大冤案之一。这里面既涉及到政治斗争,也与个人恩怨有关,更与冷战、麦卡锡主义脱不了干系。本文分析了导致“奥本海默事件”的各种因素,揭示出一些貌似公正的程序下面之所以隐藏不公正的原因。科学家的良知与政治家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科学家的性格与命运之间关系复杂。

“奥本海默事件”是一出不该出现的悲剧,人类应该从中吸取更多的教训,特别是在政治风云波诡云谲的今天。

撰文|方在庆

责编|艾维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逝世近56年。他在“曼哈顿工程”中显露出的卓越才能和在“安全听证会”上所遭受的奇耻大辱分别代表了他一生的“辉煌”和“悲剧”。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奥本海默事件”是导致分歧的焦点。

随着一些档案的解密,几本有份量的关于奥本海默的书出现在世人面前[1]。他们的研究,给为我们思考“奥本海默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前的研究,关注奥本海默行为和性格特征的居多,认为他被迫离开权力走廊多少也是咎由自取[2]。正是他的一系列不经意的行为,构成了他最后的悲剧: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些亲共活动,他的所谓对朋友和学生的“出卖”,他在“薛瓦利埃事件”方面对安全官员所做的前后不一的陈述,他反对氢弹的僵硬态度,甚或是他的人际关系和私生活等[3]。有少数学者刻意把奥本海默看成是悲剧人物,而把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简称AEC)主席施特劳斯(Lewis Strauss)、美国“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4]、美国空军的某些首领以及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看成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反面角色,渲染这些人在击倒奥本海默的过程中的作用[5]。

这些分析不无道理,尤其是性格特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似乎还不够。不同的因素所起的作用迥异,应该区别对待。如博尔登(William L. Borden)的控告信、AEC的正式起诉书,就不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决定等同对待。更重要的是,以往的分析忽略了冷战、麦卡锡主义[6]等因素所构成的大背景;没有从司法角度来考察听证会委员构成是否采取了“回避”和“公正”原则、判定标准是否适宜,“执法者”是否具有偏见等所产生的影响。

“奥本海默事件”是一张网。要想弄清它,就得对与此相关的其他事件,如“薛瓦利埃事件”、“康顿事件”、“彼得斯事件”以及“富克斯事件”等有所交待。有些事件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有些则不可避免。不过,在这场悲剧中,V.布什(Vannevar Bush)、科南特(James B. Conant)等人顶着压力,敢于直言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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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脆弱的心灵

1904年4月22日,奥本海默出身于纽约一个非常富裕的德裔的犹太家庭。与大多数著名的物理学家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位神童。他对科学的兴趣始于六、七岁期间。他的祖父送给他一些矿石标本。从那时起,他就热衷于研究矿物学。他11岁时就被选为纽约矿物学会会员,一年之后,在那里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7]

少时的奥本海默身体单薄,但却充满活力。中学最后一年他拼命学习,以十门功课全优的成绩毕业。后因患痢疾,导致结肠炎,不得已独自留在家中与书为伴。为缓解儿子的阴郁情绪,父亲求人带他到西部山区疗养。有好几个星期,他在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的群山之间漫游。这里的一切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此他的一生就与新墨西哥州结缘,后来成就他声名的洛斯阿拉莫斯也在这里。

1922年,18岁的奥本海默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的弱点和戏剧性的才华,在大学二年级时表露无遗。年仅19岁的奥本海默给他的中学老师史密斯(Herbert Smith)写信:“我努力学习,写了无数的论文、笔记、诗歌和垃圾;我去数学图书馆,阅读,去看哲学著作。……”[8]

他曾想当建筑师、古典文学家、诗人和画家,最后决定献身科学,选择化学专业。与此同时,他还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他的兴趣太广泛了。他懂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9],甚至还懂一点中文以及少量的梵文。他常阅读希腊文原版的柏拉图对话录,以及梵文的印度史诗。他只用了三年就完成学业,并以最高荣誉(summa cum laude)获得学位。

在大学期间,他发现自己很难与人相处。他有过几个朋友,但绝谈不上亲密,也从未与女孩子约会。他要扮演的角色太多,他在这些相互冲突的角色中苦苦挣扎。一方面,他享受着令人惊讶的自由自在,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深深的忧郁。他最不能容忍粗鄙的语言或陈词滥调,经常有一种钻到牛角尖中不能自拔的危险。

尽管他的天性适合做一个理论家,在大学的实验室表现也不佳,但受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的影响,他还是喜欢上了实验物理学。当时,物理实验的中心不在美国,而在欧洲。1925年,年仅21岁的奥本海默,拿着布里奇曼给卢瑟福的推荐信,远渡重洋来到英国。但卢瑟福认为他大学里学的是化学,成绩又不突出,不肯收留他。他后来又转向J. J. 汤姆逊,结果汤姆逊交给他的实验也没有做好。他在剑桥大学的经历,让他对自己作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的理想彻底破灭。他的孤独感,思乡病,加上对自己弱点的觉察,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让他对自己感到绝望,陷入焦虑之中。很快他就精神崩溃了。

1925年秋,他在导师的桌子上放了一个有毒的苹果。学校当局让他去看精神病医生。他被诊断患了早发型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且已无可救药。他的高中同学、哈佛校友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这时也在剑桥,费格森认为他肯定能恢复,就陪他一起去法国旅行。有一次,正当他们闲聊时,奥本海默突然扑到费格森身上,试图扼死他。费格森经过费力地挣扎,才得以脱身。

奥本海默当时确实已接近精神分裂症的边缘[10]。经过调养,他的精神逐渐恢复正常。奥本海默后来决定接受玻恩(Max Born)的邀请,到量子力学的发祥地之一哥廷根继续深造。他在哥廷根只逗留了九个月。正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他发表了几篇优秀的研究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变得自信起来。

当他1927年回到美国时,通过他的出版物,他在美国物理学界已经非常有名了。他同时得到十几所大学的邀请。最后,他选择在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同时担任教职。基本上是一边一个学期。之所以选择伯克利,是因为他觉得“那儿还是一块沙漠,没有理论物理的基础,可以干一番事业。”而保留加州理工学院的职位,是因为在那里可以与同事们讨论,产生思想火花。正是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发现自己的数学基础不行,于是申请基金再去欧洲。这次他先在荷兰莱顿与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相互切磋,后又到瑞士苏黎世向泡利(Wolfgang Pauli)请教,并到莱比锡参加海森伯的短期研讨班。他于1929年夏回到美国,在伯克利担任物理教授。尽管开始时教学上还有点困难,但很快他就变成学生心目中的偶像。他的言行举止成为学生们竞相模仿的对象。[11]

尽管奥本海默经常带学生光顾豪华饭店,向学生介绍各种名酒,但成为他的学生绝非易事。“他希望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和结交的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奥本海默无论挑选朋友、学生、爱人、同事,都首先看他们是否符合他的这个标准。他决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愚蠢言行,好朋友更不例外。这种对别人突然进行尖酸刻薄的讽刺加上粗鲁的态度,让一般人接受不了。不了解奥本海默的人,很容易怀恨在心。正是他的这一个性后来给他带来了无数的麻烦。

奥本海默最为擅长的是评论别人的成果,而不是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如他的学生玻姆(David Bohm)所说,“他博学多才,但不求甚解。他具有集中精力钻研一个问题的才能,但缺乏必要的耐心。”[12]

一开始,他只关心研究和教学,对政治根本没有兴趣。他既不看报,也不听收音机。1929年股票市场大崩溃,他是在几个星期后才知道的。[13]1930年代初,他亲眼目睹了大萧条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他发现人们的生活与所处其中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感到有必要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在他的恋人、美共党员塔特洛克(Jean Tatlock)的帮助下,奥本海默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当他看到学生就业困难,就积极筹建“教师联合会”地方分会的工作。也正是在这个组织中,他遇到了对他后半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薛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薛瓦利埃是伯克利的法国文学副教授,时任“教师联合会”的主席。出于对奥本海默的绝对崇拜,在其后的五年里,他与奥本海默成为密友。

薛瓦利埃,时任伯克利的法语助教,1934年摄

薛瓦利埃,时任伯克利的法语助教,1934年摄

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都支持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没有几个有正义感的人不对共产主义感兴趣。奥本海默的朋友和学生中就有不少共产党人。除了塔特洛克外,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Frank Oppenheimer)、弟媳杰基(Jacquenette “Jackie” Quann)都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定期向党组织捐钱,参加各种活动,但他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对共产党这种规模很小的组织不够信任。同时他又非常坚持个人自由,不愿受共产党党纲的约束。

奥本海默与塔特洛克的恋爱没有持续下去。据说塔特洛克患有严重的狂躁―抑郁交替症,并有潜在的双性恋趋向。[14]经过几次短暂的恋爱后,这个钻石王老五,1939年8月遇见了基蒂(Katherine Puening Harrison,简称Kitty)。两人一见钟情。[15]据说基蒂是德国元帅凯特尔(Wilhelm Keitel)的外甥女,她出生在德国,两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她在认识奥本海默时,刚第三次结婚。她是美共党员。她的第二任丈夫也是美共党员,死在西班牙内战。1940年11月,她与奥本海默结婚,六个月后,他们的儿子出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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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舍我其谁?

奥本海默享受着在伯克利所独有的快乐。他的父亲1937年去世时,给他留下了一笔高达20万美元的遗产,让他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以至于在35岁时,他在学术上并没有做太多贡献,而人们原初对他却是抱着莫大的期望。

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把奥本海默推到了风口浪尖。日本偷袭珍珠港,把一直处于观望的美国最终拖入战争。而赶在法西斯德国之前生产出致命的核武器就成了美国的当务之急。遗憾的是,虽然美国政府很快制定了核武器研究计划,但进展非常缓慢。只是到了1941年春,当英国科学家通过计算证明,有可能造出原子弹时,美国政府才真正加快了步伐。

1941年秋,在他的朋友和伯利克的同事,1939年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的鼓励下,奥本海默应邀参加了由康普顿(Arthur H.Compton)主持的第一次原子弹秘密会议。1941年10月14日,劳伦斯在写给康普顿的信中说,“奥本海默有很重要的新想法。……我对奥本海默充满信心。”正是在这次会上,奥本海默提出了许多建议,康普顿让他从事快中子的研究,对奥本海默的工作非常赞赏,并于1942年1月聘请他全力参加原子弹计划。1942年夏,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可能性。

原子弹计划由陆军工程兵全力承担。主负责人为格罗夫斯(Leslie R. Groves)将军。他在建立五角大楼时的卓越表现使他成为最佳人选。但是科学主管由谁来当呢?

这个人在科学上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威,最好是诺贝尔奖得主,有行政管理经验,没有政治上的“污点”。能满足这几点的人,如劳伦斯、康普顿、尤里(Harold Urey)都各自管着自己的一摊事,离开他们,根本没法运转。奥本海默可是一条都不满足。他从来没有做过管理工作,也不是一个好的实验物理学家。更要命的是,由于他亲共,参加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的各种活动,早在1941年3月28日,FBI就为奥本海默建立了第一份档案。档案中记载他参与的各类活动。其中,1940年参加在薛瓦利埃家中召开的会议,为他带来了麻烦。陆军拒绝发给他安全许可证。

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视察原子弹试爆后的废墟

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视察原子弹试爆后的废墟

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完全属于两类人。格罗夫斯经验丰富、野心勃勃,奥本海默外表儒雅,书卷气浓。他们之间从外形到爱好的巨大差距正好形成一道奇妙的组合,尽管格罗夫斯轻视奥本海默所代表的一切,他还是有一种旁人不及的能力。他发现了奥本海默身上的矛盾个性正是他所需要的:作为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能够召集一大群同样优秀的科学家为之工作;由于他的知识面异常宽广,他能知晓其他科学家的工作,并给出恰当的判断;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会驱使自己和他人竭尽全力地工作,赶在纳粹之前造出原子弹。尽管存在所谓的“安全问题”,在格罗夫斯看来,这完全是大学生们玩的游戏,不过是不想背叛朋友而已,他对美国的忠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更重要地是,格罗夫斯认为,奥本海默比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受他的控制。 [17]

尽管FBI给出了否定性的报告,1942年9月,格罗夫斯仍任命奥本海默为科学主管。他确信奥本海默是能够被信任的,而且曼哈顿计划需要他。他的潜力超过安保上的任何危险。[18]格罗夫斯听从奥本海默的建议,在他所钟爱的新墨西哥州选了一个地址:洛斯阿拉莫斯。

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区一角

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区一角

洛斯阿拉莫斯是个偏僻的小镇,原来只有一所简陋的小学。战争期间迅速成长为一个拥有4000个平民,2000名军人的小镇。它的三个实验室日夜不停地运转,与分散在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华盛顿州的汉福特钚反应堆、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克林顿实验室之间进行不间断地交流。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奥本海默来承担。很快,奥本海默就从他所雇来的杰出的科学家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正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一般认为,除了奥本海默,没有人能管理和领导整个研究队伍。

1943年初,在陆军的正式要求下,FBI停止了对奥本海默的调查。陆军向FBI保证,它们会对奥本海默进行全天候技术监视,并会派专人盯梢。[19]

就在奥本海默离开伯克利到洛斯阿拉莫斯前夕,薛瓦利埃告诉他,美共旧金山地区的负责者埃尔坦登(George C. Eltenton)试图从奥本海默处获得研究情报,好传给苏联。奥本海默当场拒绝。八个月后,他主动地向陆军安全部门报告此事,谈到了埃尔坦登、以及一个中间人试图接近三位科学家这件事。但他拒绝提供中间人和三位科学家的名字。正是这个奥本海默自认为聪明的做法——埃尔坦登试图获得情报,薛瓦利埃将消息告诉了他,被他严正拒绝,八个月后,他才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军方——让他后来身陷囹圄。出于各种考虑,他在这件事上有过几个前后不一的说法。

当格罗夫斯亲自询问奥本海默,谁是中间人、是哪三位科学家时,奥本海默最初还是不愿说出具体的名字。[20]因为他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并且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格罗夫斯继续施压,并保证不向上面反映时,奥本海默才说出中间人是薛瓦利埃。这就是所谓的“薛瓦利埃事件”。

格罗夫斯相信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因而继续信任他。按照格罗夫斯的说法,如果在曼哈顿计划中出现了颠覆份子,奥本海默会认为是对他的背叛,将是对他青史留名的最大威胁。出于自尊,他就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他不会让任何国家赶在他的实验室之前造出原子弹。

战争期间,奥本海默一直是FBI的监视对象。他的电话被窃听,来往信件被拆开,还要时不时地接受安全官员的讯问。[21]他尽量配合安全官员。当他们问他对他的几个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学生的看法时,奥本海默天真而又书生气的回答,构成了对学生的伤害。1943年8月,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奥本海默告诉一个密探,在他的曼哈顿计划中不会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员。

这是洛斯阿拉莫斯奇怪的一景:一方面,殚精竭虑的科学家和总指挥,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认真对待每一个技术细节;另一方面,疑神疑鬼的安全官员和密探又处心积虑地试图找出蛛丝马迹的安全隐情。奥本海默之忍辱负重可见一斑,安全体系之荒唐亦可见一斑。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附近的沙漠试爆成功。8月6日和9日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迅速结束了“二战”。这也让一直全神贯注攻克技术和管理难关的奥本海默松弛下来。让他有时间思考自己行动的后果。他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感到惊惶失措”,但“科学家不能因为害怕人类可能利用他的发现去做坏事而拒绝推动科学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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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陷政治

“二战”结束后,奥本海默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他本想回到伯克利,但这时他与劳伦斯的关系已经有点微妙。他最后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度过了近三年的时光。这三年也成为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

本来视“物理和物理教学为生命”的他,这时“发现好像与他无关了”[22]。这期间,他经常应国会之邀,就原子能问题发表看法。1948年,他应邀担任声名显赫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作为“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成为仅次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家。他的发言、声明、呼吁、警告和担忧常被报刊引用。他的巨幅照片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时代》杂志1948年11月8日封面人物: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

《时代》杂志1948年11月8日封面人物: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

朋友们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他用亲昵的语言谈到“乔治认为如何如何……”、“乔治考虑怎样怎样……”,原来他指的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23]。不但如此,他还在报纸上公开谈自己过去的左倾经历。

尽管战后他真心希望能建立起对原子弹的国际控制,但这期间,他的态度处于一种模糊地带。他发现,在原子能问题上苏联根本不愿意妥协,与苏联打交道很难。他逐渐与政府的立场相接近。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了“御用科学家”。

早在1946年底,美国政府就成立了以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为主席的原子能委员会,主要职能是负责领导原子能领域内的全部研究、开发以及生产工作。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由九位委员组成的总顾问委员会(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GAC),其职能是向AEC提供科学和技术上的建议。[24]由于奥本海默的巨大声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奥本海默被推举为GAC主席。[25]

当苏联在1949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后,美国朝野大为震惊。这意味着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已经结束。杜鲁门政府开始寻找新的对策。一方面迅速做出了扩大原子弹生产能力的决定,即通过数量竞争来维持美国的核优势,同时加紧考虑氢弹的研发。当AEC主席利连撒尔就此事咨询GAC时,GAC给出了如下意见:“氢弹虽然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研制工作过于复杂,开支过于庞大,这将严重影响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因此,“我们大家都希望想方设法地避免发展这种武器,我们都不愿看到美国率先开展这项行动。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倾注全力从事这种研究工作将是错误的。” [26]奥本海默运用他的影响力,到处奔走呼吁,提醒人们警惕核战争的威胁。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内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张研制氢弹。美国军方,尤其是空军的呼声越来越高。空军对于曼哈顿计划被陆军全揽一事早就耿耿于怀,希望在未来与陆军的角力中扳回一局;由于奥本海默的一些言论与军方的期望相距甚远,他的存在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他在政府内部、军方,甚至科学界都树了一些潜在的敌人。他们早已将他视为眼中钉了,而奥本海默对此还浑然不觉。加上他不识时务,常常用学者的态度来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说了一些孤傲无比的话,使他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战争结束后,FBI又开始收集奥本海默的情报。1945年11月15日,FBI头子胡佛给白宫送去了关于奥本海默的情报综述。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奥本海默在1943年前的活动。除此之处,报告还说加州共产党人正试图恢复与奥本海默的联系。言外之意,作为政府顾问,掌握着国家核秘密的奥本海默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分子。

1946年3月18日,FBI又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除了老调重弹之外,还提到了“薛瓦利埃事件”。1946年6月,FBI决定首次调查“薛瓦利埃事件”。他们在不同的房间同时审问薛瓦利埃和埃尔坦顿。俩人所述故事基本相同:埃尔坦顿1943年时提到了向苏联传递科学情报的可能性,薛瓦利埃将这一消息告诉奥本海默,遭到奥本海默的断然拒绝。但薛瓦利埃强调,他在向奥本海默提这件事时,根本就没有提到埃尔坦顿的名字。FBI接着又讯问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讲述了与薛瓦利埃大致相同的故事。但他强调,之所以“胡编乱造了一个故事”,完全是为了保护薛瓦利埃。

当奥本海默1947年作为GAC主席时,AEC的委员们就发现给予他安全特许权并非一件例行公事。FBI质疑奥本海默在“薛瓦利埃事件”上反反复复的不同说法,认为里面一定隐瞒了真相。为了能证实他们的怀疑,FBI决定对奥本海默进行一次公开而广泛的调查,并重新实施监控。结果,16天的监控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22位受访者全都用热情的口吻谈论奥本海默的忠诚和他的爱国。[27]即使是奥本海默后来的反对者施特劳斯也赞成给奥本海默特许权。胡佛很不情愿地接受了AEC的决定。但是他对奥本海默的怀疑丝毫未减。

奥本海默不是第一个受到公开攻击的科学家。1948年,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简称HUAC)公开攻击时任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的物理学家康顿(Edward Condon)。奥本海默没有像别人预料的那样,挺身而出支持在洛斯阿拉莫斯曾做过他短暂助手的康顿。[28]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康顿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个人之间的不同看法应放在一边。在这件事上,再一次暴露了奥本海默的天真。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百多位科学家发起了一个支持康顿的餐会,奥本海默没有参加。[29]

私下里,奥本海默表达了他对于忠诚安全体系的担忧。但在公开场合,他的表现却中规中矩。1948年秋,当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一个成员在过去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的事上说谎,遭到AEC解雇时,奥本海默并没有加入推翻AEC决定的行列,尽管他私下里也担心其他实验室的人员会以辞职相抗议。

奥本海默的态度后来发生了些许变化。1949年初,当AEC在发放非保密性的研究经费,对申请者拒绝使用非共产党员条款,而受到国会的攻击时,奥本海默公开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条款完全背离了美国的自由传统。如果一个年轻人因为在学生时代同情共产党而参与了有关活动,就被认为是不忠诚的,或潜在的叛国者,那是非常愚蠢的。“无论对于科学,还是对于民主,人们都能够从错误中学习。”在他看来,安全标准应该限定于原子能的军事应用方面,而不是非军事领域。尽管如此,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AEC最后还是对所有雇员进行了政治审查。

奥本海默反对忠诚安全体系的侵蚀,但他的态度让人颇为费解。这在“彼得斯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对他的清誉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彼得斯(Bernard Peters)出生于德国。在德国时曾加入抵抗纳粹的运动,后被关入纳粹集中营。移民美国后,曾从学于奥本海默,也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战后任教于罗彻斯特大学。早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就告诉过曼哈顿工程的安全官员,彼得斯是“一个危险份子,相当左。”当HUAC就彼得斯是否曾是共产党员之事,让奥本海默作证时,他说出了他认为是事实的证词。他还说彼得斯曾谴责加州共产党组织无所作为,因为该组织没有完全献身于用暴力推翻政府的行动。奥本海默所述应该不假,但是在麦卡锡主义疯狂的时代,这些话对彼得斯无疑是很大的伤害。在这件事上,又一次充分暴露了奥本海默的天真和无知。

让奥本海默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听证会上对彼得斯的证词被泄漏给报社。彼得斯公开否认自己曾加入共产党,并且声称奥本海默肯定搞错了。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私下里担心彼得斯会因此失掉工作,因而对奥本海默提出严厉批评。奥本海默后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撤回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说他以前所说的是错误的,彼得斯的否认在他看来是令人信服的。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奥本海默完全误解了彼得斯过去的所作所为。

康顿对奥本海默的表现非常生气。他认为奥本海默欺骗了彼得斯。1949年6月27日,康顿写信给奥本海默: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你为什么 [对委员会] 这么说,为此我难以入眠。人们不得不想,你是如此愚蠢,以为你成为一个告密者就能让你自己免受怀疑。我希望这不是真的。[30]

康顿的这封信被FBI截获。1954 年1月,FBI送给奥本海默的对手施特劳斯这封信的副本,声称是由“一个可靠的线人”提供的。施特劳斯将之用在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对奥本海默的动机和行为表示深深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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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施特劳斯结怨

施特劳斯是一个靠自我奋斗起家的人。高中毕业后靠卖鞋为生。1917年,年仅21岁的他,攀上高枝,成为赫伯特·胡佛(Herbert C. Hoover)的助手。此人在1928年成为美国第31届总统。正是靠着H. 胡佛的帮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在华尔街发了大财,“二战”中加入美国海军,晋升至少将。

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野心勃勃,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自以为是,几近病态。另外,他脸皮厚、性格急躁,有一种铤而走险的变态心理。他在AEC的一个同事这样说他:“如果你在某件事上与他意见不一,他会认为你是一个傻瓜,如果你还与他看法不同,他会认为你肯定是个叛徒。”此人出生于南部,讲话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终生以此为荣。当别人称他Strauss时,他坚持让人按南方口音发为Straws。 [31]

与奥本海默一样,施特劳斯也出生于犹太家庭。但他们对待犹太传统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尽管如此,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的关系还算过得去。奥本海默在1949年6月13日的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上的一次发言,却彻底地将可能的盟友变成了永远的敌人。

尽管施特劳斯从没有上过大学,他对自己的科学知识却特自豪,天真地反对美国对某种放射性同位元素的出口,认为它会被其他国家用来制造核武器。就像在伯克利一样,每当听到比较愚蠢的问题时,奥本海默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轻蔑。这次他忘了场合。为了奚落腹中空空的施特劳斯,奥本海默作证说,如果这种放射性同位元素对制造原子弹有用的话,那么,一瓶啤酒、一把铁铲也会有用。讲到得意时,他完全恢复了在伯克利当老师的常态,根本上忽略了施特劳斯的存在。

奥本海默1949年6月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就放射性同位素出口问题听证会上发言。

奥本海默1949年6月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就放射性同位素出口问题听证会上发言。

正是这次发言惹怒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难堪到了极点。听证会上的人都在嘲笑他。他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大的羞辱。尽管他表面上还努力保持镇静,但内心里已开始琢磨如何找机会狠狠报复这个羞辱他的人了。

另外,书生气的奥本海默,以为担当GAC的主席,就有了尚方宝剑,总是扮演着严厉的判官角色,执法甚严,得罪了不少为委员会工作的合同厂商。这些人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发财,自然怨气也不打一处来。[32]而在这些厂商背后站立的又是相应的军种。

杜鲁门在1948年竞选成功后,将几个独立军种合并为国防部。新任国防部长准备大幅削减开支,引起各军种之间殊死斗争。他们都想在大为缩水的预算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因此,各军种对可能为害他们地位的行动和建议都特别敏感。

迫于多方压力,1950年1月31日,杜鲁门总统公开宣布美国将发展氢弹。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何时开展研究?要花多少的经费?甚至合适的氢弹研究方法是否已找到等等,都还是问题。[33]因此,即使在杜鲁门颁布命令后,还有不少科学家继续唱反调[34]。正在此时,“富克斯事件”曝光了。

富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证件照

富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证件照

富克斯(Klaus Fuchs, 1912-1988)是出生德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希特勒上台后移居英国。在布里斯托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后到爱丁堡大学随玻恩工作。二战开始后,作为德国侨民被软禁,在玻恩的干涉下才解禁。1941年,他参加由佩尔斯(Rudolf Peierls)领导的英国原子弹研究计划,期间成为苏联间谍。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他认为作为盟国的苏联应该能获得英国的研究情报。1943年,他随佩尔斯赴美加入曼哈顿计划,在贝特所领导的理论部工作,人缘很好。据他后来交待,正是在这期间,他将有关情报传给了苏联间谍。1946年他回到英国继续从事原子研究,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在受到怀疑后,1950年1月他交待了所有事情,同年3月1日被判有罪,获刑14年。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他于1959年被提前释放。之后,他回到出生地,成为民主德国公民,从事原子研究。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与美国投放在长崎的“胖子”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部构造方面都非常相像。人们普遍认为,这得益于富克斯的情报。[35]

富克斯事件对美国政坛造成强烈冲击。奥本海默的日子更加难过。当奥本海默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根本就不敢相信。[36]联合委员会马上讯问格罗夫斯,为什么要让奥本海默担任曼哈顿计划的科学主管。格罗夫斯认为,他知道奥本海默的过去,但他考察过奥本海默的档案,觉得“我们需要他”,因而给了他特许权。富克斯的情形与奥本海默不同。英国情报机构并不知晓他过去的政治表现,因而没有认识到它们所具有的危险。

格罗夫斯的解释没有消除FBI的怀疑。他们正在一步一步地收集资料,包括再次约谈奥本海默的反对者来证实他们的怀疑。1950年春,泰勒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与奥本海默相处得不好,还抱怨说,奥本海默反对氢弹,因而也就不雇用热核研究所需要的物理学家。

种种迹象表明,捕获奥本海默的网已经开始收紧了。其触机是博尔登的告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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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纪“审判”

W. L.博尔登

W. L.博尔登

W. L.博尔登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国会联合原子能委员会执行主席。他是一个坚定的氢弹支持者,早在1950年,他就对奥本海默充满了怀疑。1952年,博尔登在为参议员麦克马洪(Brien McMahon)起草的一封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建议总统不要再任命奥本海默为GAC委员。杜鲁门在那些强烈反对奥本海默的人的请求下,让奥本海默届满后不再连任。几周后,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奥本海默同意不再连任。但在GAC工作六年后,奥本海默仍是AEC的顾问,同时也在其他军事顾问委员会任职。这意味着奥本海默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仍能接触到国家的核机密。

1953年,博尔登的处境不佳。他在国会的支持者麦克马洪去世了。刚控制国会的共和党想任命一个共和党人担任联合委员会主席。他必须走人。而且,由于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委员会里的一部分关于氢弹史的最高机密丢失了,这让他的名誉受损。如果此事发生在军队,可是要掉脑袋的。白宫的一些顾问认为,文件的丢失表明存在间谍和叛国行为,绝不仅仅是无意造成的。作为一个氢弹的狂热支持者,博尔登显得很无奈,可也有口难辩。

他深信,只有除掉奥本海默,才有可能为自己在军方挽回一点同情。为了缓和与奥本海默之间的矛盾,空军司令芬勒特(Thomas K. Finletter)在1952年6月曾专门组织一次午餐会,试图与奥本海默达成某种谅解。但是奥本海默对于芬勒特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和解尝试故意当众冷淡对待,态度极为傲慢,在进餐时甚至变得难以置信的“粗鲁”。“奥本海默毫无理由地得罪了这么多人,从而使他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通过对存放在AEC和FBI的奥本海默卷宗的长时间研究,1953年11月7日,33岁的博尔登给胡佛的助理写了一封控告奥本海默的信,说奥本海默“太有可能(more probably than not)是一位苏联间谍。” [37]他用了差不多三页纸来详细指责奥本海默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到50年代早期的“罪行”。

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博尔登得出下面让人胆寒的结论:“在1939年至1942年中期,奥本海默太有可能是一个十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要么自愿给苏联提供谍报,要么遵照[苏联人的]意愿行事。更有可能的是,他自此成为一个间谍,并在苏联指使下行动”,以影响美国的“军事、原子能、情报和外交政策。”

“我深知这些评论的严重性。我很讨厌这件事。在研究奥本海默案例多年后,我感到有义务[向你]表达我痛苦得到的结论,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秉持公正的人都会接受我的结论。”

在接到博尔登的报告后,FBI在一周内对他的信进行了评估。作为例行公事,给他回了一封官样的感谢信。告之信会转给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并鼓励他今后继续提供此类信息。

事实上,FBI和施特劳斯很晚才开始注意到博尔登控告信的价值。他们也知道博尔登的指责从证据上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些指责与他们的担心和怀疑却暗相吻合。当FBI将博尔登的指控信送呈给白宫后,引起了高层的“震动”。当时盛传,除了富克斯外,苏联在美国还安插了一个重要间谍,这个人可能是奥本海默吗?

要想除掉奥本海默,最好的办法是举行一次听证会。但是即使是施特劳斯等人,对此也犹豫不决。奥本海默在科学界有太多的追随者,他们害怕引起公愤;FBI也曾一度准备脱手不干。由于麦卡锡试图插手“奥本海默事件”,使得相关方的步伐加快。

1953年12月3日,在得知博尔登的指责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迅速发出中止奥本海默安全特许的命令。同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博尔登的信“没有提供太多新的证据,仅可表明作者对回溯到30年代的所有证据做了长期、细致的分析”。艾森豪威尔担心,如果奥本海默真是不忠诚的,那他就已做了最坏的事了。[38]但他的决定给下属至少出了两道难题。当时奥本海默正在国外访问。有些助手担心,如果奥本海默一旦在回国前知道这一消息,很可能会叛逃。另外,如何才能避免一场公开的听证会呢?这一方面可能会让政府尴尬,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提供一个机会让奥本海默为自己辩护。胡佛尤其担心。因为FBI的一些最关键的证据都是非法获得的,不能公开呈现。

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原子能方面的特别助理,施特劳斯被任命为新的AEC主席。他强调在他的任内,一定要结束AEC对奥本海默的依赖。他告诉总统,如果奥本海默还与原子能有任何瓜葛的话,他就不会担任AEC的主席。他有所不知的是,奥本海默刚被任命为AEC的顾问。奥本海默在白宫也有一些朋友,施特劳斯害怕一旦事情真的闹起来,奥本海默在白宫的人可以保护他。为此,他去找了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助理卡特勒(Robert Cutler)。卡特勒与奥本海默很熟。作为摊牌,施特劳斯向卡特勒解释了奥本海默的情形,让他自行决断。

施特劳斯不想与奥本海默直接冲突。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当个有名无实的顾问,顾而不问,将他晾在一边,等他回过味后,自动离职。

经过一番犹豫,施特劳斯还是决定与奥本海默直接较量。他让AEC起草一封给奥本海默的正式的控告信。1953年12月21日,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见面。他当然希望奥本海默能选择自动辞职。但奥本海默当时没有做出决定,他多年来一直担心的这把达摩克利斯剑终于要掉下来了。第二天,奥本海默对正式控告信做出回应,拒绝了辞职的建议。奥本海默自信他能满意地回答所有的指责,赢得听证会。在施特劳斯看来,奥本海默本人可能想辞职,但他的律师阻止了他。施特劳斯怀疑这些人想挣律师费。

施特劳斯还是害怕奥本海默会逃到国外,这样他就功亏一篑。他从白宫得到了一些有利于他的决定。司法部长批准对奥本海默进行全天候监控和电话窃听。施特劳斯一不做二不休,将这一决定扩展到奥本海默的律师。这是白宫始料不及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施特劳斯继续施压,让奥本海默识趣自动辞职。但奥本海默的律师对此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辞职可能会被解读为承认有罪,而且这类消息肯定会被泄漏出去。当奥本海默的律师提出条件:恢复奥本海默的特许权,放弃听证会,让奥本海默的合同在三个月到期后自动中止时,却遭到了施特劳斯的拒绝。对于他来说,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就意味着投降。这既违反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也给麦卡锡的攻击留下口实。

事情陷入僵局。没有一方想要听证会,但又没有谁能找出一条让双方都满意的道路。最后,一场听证会在所难免。

在AEC正式起诉奥本海默之前,AEC的律师约谈了奥本海默的一些反对者——劳伦斯和他在伯克利的四位同事:皮策(Kenneth Pitzer)、拉泰默(Wendell Latimer)、阿尔瓦雷斯(Luis W. Alvarez)和泰勒。在这几个人中,拉泰默的言辞最为激烈。他对奥本海默反对研制氢弹的动机表示公开的怀疑,谴责他具有“一种权力情结”,做事圆滑、诡计多端。他暗示奥本海默可能不忠。他还说英国的情报部门也怀疑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一个比富克斯还坏的苏联间谍。”[39]泰勒的话更带个人情结。他重述了多次约谈中表达的观点,认为奥本海默反对氢弹的做法是“有害的”。他认为不该再给奥本海默任何特许权,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40]

在施特劳斯的一手操纵下,听证会已呼之欲出。尽管他对听证会的前景也不乐观,但他还是准备做一切努力来赢得这场战争。他所需要的不是一场公正的审讯,而是一场能由他操纵的审判。他雇用了罗卜(Roger Robb)这位强硬的律师来做AEC的首席“检察官”。此人曾为了获得证据而不惜施用诡计,且不留情面,灵活机智。有他就保证了一半的成功。

经过多方挑选,在施特劳斯的授意下,AEC总经理尼科尔斯(Kenneth Nichols)任命了三位保守人士作为听证会安全委员会成员。这三个人都反对奥本海默。他们是曾任陆军部长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的格雷(Gorden Gray,1909-1982)、原斯佩里公司主席摩根(Thomas Morgen)和芝加哥西北大学的伊万斯(Ward Evans)教授。格雷担任主席。

在长达四周的听证会上,31位证人中的大多数都做出了有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包括贝特、I.I.拉比、V. 布什等科学界的头面人物,曼哈顿工程总指挥格罗夫斯将军,以及奥本海默在华盛顿的一些政界朋友。在那些作证反对奥本海默的极少数人中,有物理学家泰勒和阿尔瓦雷斯。

对于奥本海默的许多朋友和敬慕者来说,听证会是极为荒唐的,将反对氢弹也列为罪证,更是不可容忍。

哈佛大学前校长,时任美国驻联邦德国特派员的科南特,在听证会前就给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写了一封信。他向杜勒斯保证:“我对[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丝毫半点的怀疑。”科南特是在曼哈顿工程期间结识奥本海默的。二战后,他曾试图说服奥本海默到哈佛任教。在他们一起担任GAC委员的六年期间,他们的观点非常相近。他们之间的友谊并不亲密,但却是出于尊敬、佩服和信任。

1954年4月20日,在听证会上,科南特提出了强有力地支持奥本海默的证词。他说,如果因为反对研制氢弹就定罪,那么他自己早就有罪了。他比奥本海默更激烈地反对氢弹。在做完证一周后,科南特见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41]。向他提到了“奥本海默事件”。

差不多与此同时,V. 布什也开始了他支持奥本海默的行动。他先是写信责骂施特劳斯,认为这种指控是对“思想的控制。”4月23日,他出席听证会。他的每句话都铿锵有力:

“我认为,这个委员会不应该就一个人发表过坚定的主张,就坐在这里审判他。没有一个委员会应该这样做。如果你们要审判,就审判我。我曾多次发表过坚定的主张,而且我有意这样做。这些主张有时是违反潮流的。当一个人由于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而受到刑罚时,这个国家的状况就危险了。”[42]

布什的话让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格雷大为震动,但由于在多方面他都需要仰仗施特劳斯,他也没有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露出来。

在做不利于奥本海默证词的人中,泰勒对奥本海默的伤害最大。当问到奥本海默是否具有安全危险时,泰勒答道:

从很多场合,奥本海默博士的行动――我这里指的是他已做过的事――使我非常难以理解。我在很多问题上与他的看法不一致,他的许多行动让我感到迷惑和难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看到对这个国家生命攸关的事业掌握在我更了解,因而也更信任的人手中。[43]

最后一句话,泰勒将自己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他的后半生被孤立在科学界之外。

泰勒

泰勒

劳伦斯本来是准备来作证的,但在最后一分钟退却了。有人告诉他,如果做了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他将遭受惩罚。其实他更担心的是他的庞大的实验室的经费问题。

经过十天休会,1954年5月27日,安全委员会做出裁决。三位成员一致认为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问题。而在安全危险方面有所分歧,摩根和格雷认为奥本海默具有安全危险,伊万斯对此持有异议[44]。施特劳斯没有料到伊万斯会改变立场。这个二比一的结果让他感到没有完全成功。他希望AEC的最终裁决能满足他的愿望。

在施特劳斯的高压下,总经理K.尼科尔斯正式提醒AEC的五位委员不要恢复奥本海默的特许权。施特劳斯还不惜采用贿赂手段,让其中的一个委员从赞成转为反对奥本海默。6月29日,包括施特劳斯在内的五位AEC委员进行投票表决。

认为奥本海默具有安全危险的四名AEC委员,从左到右依次是:

认为奥本海默具有安全危险的四名AEC委员,从左到右依次是:

默瑞、朱克特(Eugene Zuckert)、坎贝尔(Joseph Campbell)以及主席施特劳斯

对于奥本海默的忠诚问题,AEC的五位委员中只有默瑞(Thomas Murray)表示反对;与此相反,有四位委员认为奥本海默具有安全危险,只有斯密斯(Henry Dewolf Smyth)[45]持异议。AEC的这个决定正好是在奥本海默的顾问身份自动到期的前一天。这是存心羞辱奥本海默。

AEC的最后决定基本上反映了施特劳斯所想得到的结果。在公开的决定中,根本没有提到反对氢弹的事。这是想给人们一个印象,奥本海默不是因为反对氢弹才有安全危险的。但不可怀疑的是,氢弹问题在形成委员们的观点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决议认为奥本海默的性格具有“根本缺陷”。这主要是从“薛瓦利埃事件”中引伸出来的。

一直置身度外的艾森豪威尔,对于AEC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他打电话祝贺施特劳斯,认为他“在处理一件棘手的问题时,干得相当漂亮”。由于不知道施特劳斯在这过程中使用了许多非法手段,他认为“处理‘奥本海默事件’与麦卡锡所用的策略完全不同,美国人民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别。”[46]

6月中旬,AEC委员朱克特将听证会的一份摘要丢失在火车上。尽管文件很快就找到了,施特劳斯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将整个听证会的记录公之于众。这样做无异违反了最初的规定,但出于私心,他还是肆无忌惮地做了。他认为这样可以充分地羞辱奥本海默,使之一蹶不振。施特劳斯不满足于毁掉奥本海默的政治前途,他还想破坏他的学术生涯。他利用校董的身份,煽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其他校董,除掉奥本海默的院长职位,可是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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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悲剧落幕

听证会彻底摧毁了奥本海默。在此之后,他明显地变老了。他带着沮丧的心情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失去了往昔的欢乐,头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白了。尽管他还应邀到处演讲,对自己的遭际却只字不提。

1963年12月2日,约翰逊总统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

1963年12月2日,约翰逊总统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

但奥本海默的安全特许权依然没有恢复。

1963年,本来计划由肯尼迪总统亲自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由于肯尼迪遇刺,改由约翰逊总统来授。这种仪式似有平反的意味,但实际上并不尽然。奥本海默的安全特许权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1967年2月18日,他在喉癌的病疼中忧郁而去。

这场听证会没有赢家。施特劳斯、泰勒、博尔登的后半生和命运都与这场审判连在一起。

施特劳斯绝对没有料到的是,他也成了被羞辱的对象。1959年,施特劳斯遭到弹劾。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任AEC主席期间,将保安规程作为手段来对付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他没能如愿当上商业部长,从此远离公职。施特劳斯和泰勒的内心深处十分渴望得到科学家们的那怕只言片语的回应,但他们像贱民一样遭到唾弃。这两个被唾弃的人倒成了好朋友。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博尔登当时还年轻,没有料到自己的行动对前途的影响。听证会后,他就从华盛顿政坛消失了。博尔登最多不过是施特劳斯等人的“马前卒”,一个不计后果的自我牺牲品。

“奥本海默事件”是一出不该发生的悲剧。一个民族英雄,旷世奇才,受到如此屈辱,天理何容?如果博尔登当时不写信,事件可能也不会发生。一旦上交了那封信,那就只有艾森豪威尔或胡佛才能加以阻止。而胡佛并不喜欢奥本海默,艾森豪威尔又受施特劳斯的欺骗。政府中又没有一个像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那样的人来保护奥本海默,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如果奥本海默在1953年12月或稍后就辞职的话,他可能也会避免这场悲剧。但书生气太浓的他,过于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也过高地估计了对方的为人。奥本海默生活在“真理”的世界里,而这些人却生活在“利害”的现实中。奥本海默太天真,也过于温情。他的荣誉感让他想通过听证会清洗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污点。而他的对手却是要将他置于死地。

退一步讲,如果艾森豪威尔没有让施特劳斯来管这个案件的话,情况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充满偏见,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是有可能觉察到的。最致命的一点,作为AEC的主席,且对奥本海默充满仇恨,施特劳斯还参与投票表决。这是违背公正原则的,也是艾森豪威尔没想到,也不愿意看到的。

天才需要保护,知识分子需要被尊重。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也有一个像杜鲁门政府中力挺奥本海默的国务卿艾奇逊,那么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

“奥本海默事件”极大地惹怒了美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对美国政府在奥本海默问题上的态度非常生气。他劝奥本海默辞职以示抗议,或干脆离开美国。但是奥本海默没有听从爱因斯坦的劝告。爱因斯坦后来认识到,奥本海默是对的。他对好友范托娃说:“奥本海默不是像我一样跟个吉普赛人似的;我的皮肤生下来就像大象一样厚,没人能伤害我。”奥本海默显然不同,他太容易受伤害,受胁迫了。[47]

尽管赞成奥本海默的一方,大多是身居高位的知识精英,也有掌握经济实权的人物。相反,反对奥本海默的一方都是躲在背后的人,但后者获得了成功。主要原因是反对派在政治体制中占据了一个关键职位,而且还获得了FBI的协助。加上里面从程序到成员安排,都充满了阴谋,“奥本海默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必然。尽管V.布什、科南特等科学家大佬也都反对氢弹,但没有一个人有奥本海默那么大的影响力,再加上只有奥本海默有这么久的被监视的历史。因此,奥本海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对奥本海默的审判, 造成了一场空前的道德危机。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493名科学家, 在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另外214名科学家分别签署了抗议声明。人们不得不问:这个国家“还需要知识分子吗”?[48]一旦知识分子的意见不能自由表达,意识形态的恐怖就开始了。右派势力趁机抬头。一些战争狂人借国家利益之名,上马一些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项目。在花费了纳税人大量钱财后,不得不下马。核飞行器的研究[49]、“星球大战计划”等就是如此。“奥本海默事件”不只是奥本海默本人的损失, 更是整个美国的损失。[50]

“奥本海默事件”很值得后人深思。在监视奥本海默多年,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后,保安委员会的裁决也没有对奥本海默的忠诚提出异议。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就是在AEC五位委员的最后裁决中,也只有一位委员就忠诚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至于所谓的安全危险,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早就下了不让奥本海默接触机密文件的命令,本来就不存在。奥本海默最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对美国社会的伤害非常大。

自“奥本海默事件”之后,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遭到打压。他们看到社会处于危险境地,而又不能或无法表达自己的看法,可想而知其内心的痛苦。冷战对美国的科学研究所造成的更多的是负面影响。所谓国家安全的考虑, 既没有增加国家安全,也扭曲了自然科学的真正发展道路。学界对于“奥本海默事件”中太多滥用法律,违反道德标准的地方已有不少认识,但对于超越个人屈辱之上的更大的不公正,并没有太多人提出质疑。确实,少数坏人就能兴风作浪, 假借程序公正之名,行假公济私之实。从施特劳斯在处理“奥本海默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到“程序公正”是如何遭到无情的亵渎和嘲弄的。多少人假借(实际上是违背)“民主投票”的原则, 将自己的意愿体现出来。尽管美国社会中不乏像V.布什和科南特这样的忠良之辈,但整个社会缺乏阻止施特劳斯之流滥用权力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的情形下,类似的“奥本海默事件”还会再现。“李文和事件”就是如此。[51]

注:本文的写作得到UC Berkeley的Cathryn Carson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本文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6期第61-86页,《知识分子》获授权刊发,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

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爱因斯坦画传——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等。

注释:

1. Martin J. Sherwin花了25年时间研究奥本海默。他与Kai Bird合写的《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伟绩与悲剧》(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获2005年普利泽奖。其他如(Bernstein, 2004)、(Cassidy, 2004)和(Herken, 2002)等都获得好评。

2. 哈佛大学教授霍尔顿一直将奥本海默的一些“古怪”行为追溯到其儿童时期,并称为此专门请教过心理学家(参见2005年4月10日, Holton, The Bomb Maker Who Self-Destructed The Los Angeles Times)。

3. 如有学者把奥本海默与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因观点分歧导致的分手,看成是个人恩怨造成的。参见(Bird & Sherwin, 2005)。

4. 对于除了泰勒以外的那些反对奥本海默的科学家所起的作用基本上一笔带过。对于给FBI写控告信,从而触发了“奥本海默事件”的作者博尔登(William Liscum Borden),倒有不少动机分析。

5. Stanley Blumberg和Gwinn Owens写了一本“小骂大帮忙”的泰勒传:《美国氢弹之父特勒》(Energy and Conflict: The Life and Times of Edward Teller)。但这本书史实错误太多。参见Barton J. Bernstein, From the A-Bomb to Star Wars: Edward Teller’s History (Book Review), Technology & Culture, October 1990.

6. 严格说,在“奥本海默事件”中,麦卡锡本人并没有出场。但是麦卡锡主义所造成的影响无处不在。

7. 瑞吉斯 1995,页215。

8. Bird et al 2005, p.35.

9. 有一次,奥本海默的朋友Fritz Houtermans和George Uhlenbeck正在读但丁的意大利文《神曲》,奥本海默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发愤学习意大利文,几个月后加入他们的行列。

10. 古德柴尔德 1986,页14。

11. 参见Cassidy 2004, Bernstein 2004。

12. 同上,页31-32。

13. 参见(Bernstein 1990), pp. 1389-1390.

14. Bird et al 2005, pp.251-2.

15. 奥本海默虽然有过几次恋爱,但他很少主动追求女性,而对追求他的女性,又束手无策。习惯了知识女性的矜持,奥本海默无法抗拒基蒂的这种他从未遇到的热情。参见古德柴尔德 1986,页42-43。

16. 关于奥本海默与基蒂之间的结合,持赞同意见者不多。由于前几次不幸的婚姻,她养成酗酒的嗜好,尤其当心情不顺时。她也不是一位称职的母亲。他们的女儿后来以自杀身亡,与她不无关系。

17. 格罗夫斯在挑选曼哈顿工程的科学领导时,曾考察了多位科学家。有些人让他尝到了被轻视的滋味。好在格罗夫斯本人受到高等教育,发现了被考察者故意犯的好几处错误。

18. 参见(格罗夫斯 1965),页49-50。

19. 转引自(Bernstein 1990), p. 1393.

20. 在奥本海默“编造”的故事中,究竟是几位科学家,也有不同说法。有时说只有一位,有时说有两位,或三位。正是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让奥本海默自食其果。

21. 很少有人像奥本海默一样,受到如此长期、严密的监视。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把用于监视他所花费的钱的一小部分给他的话,他早就是百万富翁了。见古德柴尔德 1986,页368。

22. Bird et al. p.336.

23. 古德柴尔德 1986,页213-214。有位热衷于炫耀自己上层关系密切的学者,好几次跟人说他常去海里。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弄明白是常去中南海。此与奥本海默的“乔治”相似。

24. 詹欣 2004,页55。

25. 九位成员包括:I. I. 拉比(Isidor I. Rabi)、费米、科南特(James B. Conant)、巴克利(Oliver Buckley)、杜布里奇(Lee A. DuBridge)、史密斯(Cyril S. Smith)、工业家沃盛顿(Hood Worthington)和罗(Hartley Rowe)。

26. 转引自詹欣 2004,页55。

27. 这里面包括当时副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原子能谈判专家巴鲁赫(Bernard Baruch)、物理学家费米、劳伦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斯普劳尔(Robert Sproul),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V. 布什等人。劳伦斯说,奥本海默曾告诉他,他曾“得到皮疹,现在已具有免疫能力了。”

28. 康顿只给奥本海默当了六周的助手就辞职了。为此,格罗夫斯非常不理解。在康顿提交的辞职信中,说是为了孩子上学等原因才不得不离去。其实,他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曼哈顿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他不想与它发生任何关系。参见(格罗夫斯1965),页126、页358-362。

29. GAC成员中,除了西博格外,也都没有参加。奥本海默担任主席的美国物理学会倒是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康顿。康顿为此专门感谢过奥本海默。

30. 参见(Bird et al 2005, pp. 393-400)。

31. Bird et al 2005, pp.361-362

32. 古德柴尔德 1986,页235-236。

33. 事实上,正如贝特后来所说的,阻止氢弹发展的关键,是泰勒本人的计算错误造成的,他不是奥本海默在政治上的反对。直到1951年6月,乌拉姆(Stanislaw Ulam)才解决了氢弹的设计难题。参见(Broad 1982), pp. 769-772.

34. 科南特、V布什、贝特等人都是氢弹的反对者。

35. 这一点也得到了苏联学者的承认。但苏联的氢弹研制是否也得益于富克斯的情报,却有不同的意见。参见舒嘉颖:《谁帮助苏联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追忆卡尔·马克思奖章荣获者、科学家福克斯》,环球军事,2003年第14期。

36. Conant 2005, p. 244.

37. 参见(Bernstein 1990), p. 1383.

38. 转引自(Bernstein 1990), p.1444.

39. 转引自(Bernstein 1990), p.1457.

40. 泰勒晚年为自己“洗冤”,说他只是一时糊涂,才在听证会上做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的。事实上,他在听证会之前,就做了大量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

41. 科南特与艾森豪威尔早就相识。当他任哈佛校长时,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42. (Bird et al 2005), p.529.

43. 转引自(Bird et al 2005), p.534.

44. 伊万斯本来是强烈反对奥本海默的,但他在关键时刻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施特劳斯曾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逼伊万斯就范,但未成功。伊万斯因此青史留名。

45. 史密斯是AEC委员中唯一支持奥本海默的科学家,尽管他个人并不喜欢奥本海默。

46. Bird et al 2005, pp.548-549.

47. Bird et al 2005, p.495-496.

48. McMillan 2005.p.244.

49. 在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核飞行器的研究于1946年就开始上马。在进行了近15年研究,花费了近10亿美元,而且毫无结果的情况下,1960年被迫停止。参见(温伯格1996,页118)

50. McMillan 2005, pp.264-265.

51. 见Brad Lee Holian, Is There Really a Cowboy Culture of Arrogance at Los Alamos? Physics Today, December 2004,pp.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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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如何教中国人说话

就算你没看过米兰・昆德拉的任何书,亦可以把如下词汇玩到滚瓜烂熟:生活在别处、被背叛的遗嘱、为了告别的聚会、庆祝无意义、媚俗、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遗忘、意象形态。

还有王菲的《笑忘书》,也是昆德拉对中文的贡献之一吧。

当然,还有那句「 他们只有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他们只有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他们只有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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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生于 1929 年 4 月 1 日,众所周知的是,这一天是愚人节,所以他一辈子都在玩笑之中,他是捷克人,却流亡法国,用法语写作,他名气很大,却在过去 40 年里,一直把自己藏在巴黎,他影响了中国的话语系统,却被余华认为是「三流作家」。

甚至,被一直传颂的爱情故事,也是一个玩笑,是的,薇拉不是昆德拉的第一个妻子,作家的原配名叫奥尔加・哈索娃,是捷克女低音、布尔诺国立剧院的歌剧演员,终其一生,昆德拉都没提过这位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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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加・哈索娃

其实,昆德拉曾以哈索娃和岳母索尼娅为原型,写出剧本《钥匙的主人》,描写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年轻的捷共地下党员与岳父岳母同住,妻子漂亮但肤浅,一心要做芭蕾舞演员。就在全家因为谁才是家门钥匙的主人争执不休时,丈夫的战友和旧情人薇拉不期而至。邻居发现薇拉可疑,欲向反动当局告密。丈夫打死了他,与薇拉双双逃离。

细心人会知道,薇拉是在什么时候介入到昆德拉的生活中的。

在《被背叛的遗嘱》里,他写了一位戴黄星的无名犹太作曲家,说他在即将踏上死途之前,还和年轻的学生畅谈贝多芬带来的快乐。

这位死于纳粹集中营的音乐家是帕维尔・哈斯,奥尔加・哈索娃的父亲,昆德拉的老师和前岳父。

昆德拉也生于音乐世家,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事事讲求完美的音乐学家和钢琴家父亲卢德维克,卢德维克是捷克大音乐家亚纳切克的徒弟,而昆德拉自己少年时就跟父亲学钢琴,然后进修作曲和声学,在查理大学,他学了影视编导。

1950 年,由于一些问题,他被开除了党籍,不得不从查理大学退学,他流亡到了俄斯特拉发矿区从事过体力劳动,在那里,朋友们向他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一个年轻女工因为偷墓地里的花送给自己的情人而被逮捕。

10 年以后,他把这段经历和故事写成了自己第一部小说《玩笑》,在其中,他写道:「她的形象始终没有离开我,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命运,对她而言,爱情与肉体是相互分离的世界。」

其实,在 1963 年,他就成了国家文学奖最年轻的得主之一,那一年,根据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写出了叙事体抒情长诗《最后的五月》,他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明星,1967 年,他还作为主席团成员,主持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

2008 年,布拉格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在《敬报》周刊上撰文,指控昆德拉 1950 年曾向当局告发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潜回了布拉格,导致这位受到海外白捷招募的西方特务被捕,并获判二十二年重刑,实服刑期十四年,大部分关押在劳改营,在铀矿做苦力,经常单独监禁。警方报告明确显示,线人名叫「米兰・昆德拉,学生,生于 1929 年 4 月 1 日」。

虽然昆德拉当时否认了指控,并谴责历史学者和《敬报》周刊的文章是「对作家的暗杀」,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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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播音员薇拉・赫拉班科娃和昆德拉结婚时,名气比丈夫要大,这对金童玉女本来可以一直在捷克红下去,但是布拉格之春和随后的苏军坦克都来了,这是真正的 1 小时 22 分钟速通布拉格,电视台解雇了薇拉,昆德拉也失去了在电影学院教书的工作。当权者也没放过昆德拉的父亲,1968 年以后,因儿子的缘故,他也被列入黑名单。

从某种角度看,昆德拉被打击也并不冤枉,197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参考」名义出版了《布拉格之春: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纪实》,其中就明明白白的写到,「布拉格之春」这个词本身,就是昆德拉提出的。

此后的日子里,监视是无处不在的,现存的昆德拉档案多达 2374 页,标为国防机密或绝密。电话窃听,监听房间里的对话,跟踪,拍照,截取并拆读信件等长达十余年。捷克的密探冬天把相机藏在大衣里,夏天假扮成保加利亚游客,他们走路或乘坐伏尔加大轿车,跟踪、拍照、紧盯着这对夫妇,甚至连私密生活也不放过,想要与昆德拉取得联系,在别国出版他的作品,来往信件都需要用暗语。

1975 年,昆德拉携妻定居法国,先到雷恩教书。第二年,得知夫妇俩有意到巴黎生活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发出了邀请,昆德拉于是在该校开设讲座。一位意大利小说家回忆:「我是通过阅读昆德拉学习法语的。所有我知道的大作家都去世了,终于遇到一位活的。」

他在法国政界和文化界有很多朋友,他甚至把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写进小说《不朽》,但却从不与任何政治势力结盟,也不像索尔仁尼琴等流亡作家一样控诉自己的祖国,在《被背叛的遗嘱》里,他用一段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态度:「哪个都不是。我是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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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上映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剧照。这部电影改编自米兰・昆德拉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984 年,著名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出版了,里面的两位主角托马斯和特蕾莎留在捷克,因为迫害,从医生夫妇到下农庄去。萨宾娜,作为摄影师,到了西欧,但出人意料的是,这里没有控诉和对抗,而是在探讨「媚俗」,前几年,又被翻成了 Kitsch(「刻奇」),这算是昆德拉为中文世界贡献的两个重要概念了。

昆德拉反对的,是一种自我感动的激情,自我伟大化的倾向,而这种刻奇,会导致对于苦难的消解,进一步让我们的生活,因为刻奇而主动或被动的交出自由与玩笑的权利。

举个例子吧。「青春」在我们这里一直是作为绝对正面的东西被歌颂和赞美着,而昆德拉在《玩笑》中,却指出「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在「青春」的狂热中,人们犯下过种种罪恶。昆德拉的这一「发现」就引起当代中国学者钱理群的强烈共鸣,并写过一篇《青春是可怕的》。

学者景凯旋就直接说:刻奇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体系。它压制个性的表达,是一种智力和感受力不高的表现。小孩子写作文,老师一定要让他写得有意义,面对采访,歌星、运动员和普通人都会唱高调。

这也是为什么 90 年代后昆德拉在中国很热,因为 90 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潮流就是反崇高、反浪漫,而那时最火的作家,就是同样反媚俗和刻奇的王朔,多年之后,王朔把好朋友梁左遗落的文集,起了个昆德拉小说的名字:《笑忘书》。

不过也有作家看不上他,比如喜欢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余华,就公开说过昆德拉是三流小说家。

不过这也没什么,托尔斯泰说莎士比亚让他觉得「厌恶,无聊和困惑」。亨利・詹姆斯评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为” 拖泥带水的怪物」。赫胥黎说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几长而乏味」,他对亨利・詹姆斯「没有任何感觉」,托马斯・曼「有点沉闷」,而弗吉尼亚・尔夫让他莫名其妙。纳博科夫认为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的太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装腔作势,是不及格的分等生。

同样的,这种说法也仅仅是流派之争,写实而写理念的不同。

昆德拉其实一直怀念着布拉格,这毕竟是一个出过卡夫卡,出过哈谢克,出过《城堡》和《好兵帅客》的地方,昆德拉在《笑忘录》中写道:「当太阳将我唤醒时,我明白了,那些大窗户是朝东开的,朝着布拉格的方向。」

然而直到 2019 年 11 月 28 日,昆德拉才重新得到了捷克公民身份。

然而这已经不重要,对于作家来说,他永远「生活在别处」。

昆德拉的朋友皮埃尔・诺拉这样回顾昆德拉的一生:「一个需要被倾听的作家却无法用母语发表作品…… 当年昆德拉还没到法国的时候,在捷克他已经不存在了…… 后来,曾经对他赞誉有加的法国也与他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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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去世,昆德拉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何必为之思考原因呢?用他最为中国人熟知的一句话说: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来源:姐是女司机 微信号:jsnvsj

黄永玉:人只要笑,就没有输

一个在告别的时候都要笑的人。

2023年6月13日凌晨三点四十三分,黄永玉去世,享年99岁。从现在开始,我们再不能和他一起听贝多芬,不能听他讲莫奈如何理解光,晚上的拳击比赛少了一个观众,而他攒了一辈子的笑话,再也讲不完了。他去世的这一天,北京的傍晚是漫天迷人的晚霞,可惜的是,「平行四边形的落日」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后不会有人为我们讲解了。
《人物》在经历了一年的采访后,在2022年刊发了黄永玉的封面报道。稿子刊发后的日子里,我依然常常想起他。我想起和黄永玉的每一次告别。因为他走路不方便,每次他都只能留在客厅沙发上,冲客人挥挥手。有次一起看完拳击比赛,临走时我扭头望向还在客厅里的黄永玉,他突然笑了,高高地举起右手,像拳击手入场那样,振臂一挥。这后来成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像两个约定下次打一架的拳击手,重逢和告别,都是挥起手臂,传递力量。这就是我认识的黄永玉,一个在告别的时候都要笑的人,握紧拳头,充满力量。

我很庆幸自己有机会见证了一个人在99岁的力量。99岁生日那天,黄永玉刚刚大病一场,但坐下来聊天,他还唱了歌,他要画画,他要写无愁河。99岁的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信息,他要听贝多芬的《田园》。这就是黄永玉,一种永不枯竭的生命力。我希望这种力量能活在更多人身上,爱那些为你付出真心的伙伴,恨所有伤过你的混蛋,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谎话,不原谅,不饶恕,专心走自己的路,像一朵花一样活下去,想开就开,想败就败,不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在太阳底下肆意盛放,活自己的命。

以下就是发表于《人物》杂志2022年6月刊的稿件。这是他生前很喜欢的一篇文章。发稿后我见到他,他说我送给了他一个摇篮,一边说一边高兴地比划,讲这篇稿子让他变成了小婴儿,引得很多人凑过来看他。这个比喻让我们笑了一整个下午,还唱起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聊起了故乡、河流、小时候的家,还有妈妈。这是我一直想要分享给读者的一个瞬间,因为你们善意的存在,一个老人在99岁的时候感受到了童年般的温暖。

今天,我们重发这篇文章,纪念曾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黄永玉,希望他身上的力量和诸位身上的温暖,都能永远存活下去。

文|李斐然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除特殊标记外)

我就揍他

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侠客,这句话差一点就成真了。老家院子里有一个打拳的道场,他5岁在这里拜师学功夫,从小逃学,打过老师,打过恶霸,打过警察,上课熟读《江湖奇侠传》。12岁那年,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决定——湘西汉子黄永玉,这辈子要当侠客,浪迹天涯。

然而,人生在想当侠客那天下午拐了弯。妈妈突然宣布,家里孩子太多,他得离开这个家,打包行李,明天就走。这是一个母亲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家族败落,父母失业,跟随父亲离家,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后来投奔叔叔,中学打架退了学,他和家人失去联系,开始流浪。

现在的他是一个画家、作家、诗人、雕塑家、偶尔的菜谱创作者和长期的拳击爱好者。他平生最讨厌的一个词叫做「历史必然性」,被他称为「屁咧的历史必然性」。最好的证据就是他自己,以下两份迥然不同的人生履历都属于黄永玉:

黄永玉,湖南凤凰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院院士,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三次获得意大利政府官方授勋,其中包括最高等级的大十字骑士勋章。代表作包括木刻作品《春潮》《阿诗玛》、水墨画作品《墨荷》《天问》、毛主席纪念堂巨幅壁画《祖国大地》,还有很多无从归类的作品,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湘泉酒和酒鬼酒瓶的设计、电影《苦恋》的人物原型。

黄永玉,湘西流浪汉,爱好打架、逃学、偷吃爸爸做的鹌鹑脑壳,初中留级5次,因打人退学,烧过瓷器,做过棺材,在小学、中学、大学当过老师,抗战期间在战地服务团画过海报,在香港写过电影剧本,打猎、做烟斗,60多岁在动物园门口制服了三个抢劫的小伙子。80岁时说自己还是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比打官司解决问题好」。

出生于1924年的黄永玉是另一部中国百年史,教科书里不写的那种。他是中国最擅长打架的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最高学历小学毕业的教授,中文公开作品中出现「他妈的」「混蛋」「杂种」「小兔崽子」词频最高的艺术家。他说自己没有学历,所以不相信书本上的历史分期,他只认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新时代,一个是旧时代。让人平安快乐的日子叫做新时代,让人挨饿害怕的时候叫做旧时代,「毋论唐汉,毋论纪年」。

黄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国道理,相信因果,重视情义,讲究礼尚往来、知恩图报,他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任何后天学的理念、主义都没有大于这种质朴的人生法则。他这辈子只在吃牛肉的时候喊过万岁,见最高领袖说的是「祝你健康」。直到今天,他骨子里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侠客,按照江湖规矩过日子,待朋友赤诚,见长辈谦卑,和三教九流交朋友,佩服有本事的,敬畏有学问的,搭救落难的,只有一种人他不来往,「害我是不行的」,这是闯江湖的底线问题,「我就揍他」。

再有两个月,黄永玉就要99岁了,该有老人模样了,可他没有。他的画室门口挂了一个拳击沙袋,写作的桌上依次摆着一支钢笔,一叠草稿纸,还有一把匕首。他每天早起画画,中午写作,下午见朋友,晚饭后窝进沙发里,抱着一只小猫,看电视上的拳击比赛。

《人物》在过去一年采访了这位老人,记录了一个人即将到来的99岁。这一年的最大感受是,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有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大于时代,大于命运,大于痛苦,大到足以让他扭转结局,把悲剧写成喜剧,把苦变成笑话。黄永玉做梦遇到鬼,从来都是他追着鬼跑,吓得鬼到处躲。他的梦想是有一天把鬼捉住,挠他痒痒,看看鬼会不会笑。这样的黄永玉没有同类,他是一个会画画的齐天大圣,一个偶尔参加组织生活的孙悟空。

认识之初,黄永玉给了我一张他自己印的名片。他听人说名片是身份的象征,头衔越大权力越大,他不服气。他的名片上没有电话,没有单位,没有官职,只有一个他自创的头衔:

黄永玉

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

(港、澳、台 暂不通用)

其实他本可以有很多真的头衔,但他愿意出名,乐意挣钱,唯独不想当领导。他不会喝酒,讨厌开会,痛恨人打牌和麻将,开大会上台发言,他把「四个现代化」讲成了「三个现代化」。退休之后,晚辈想给他申请一项国家级荣誉身份,他当场回绝,并狠狠训了他。有人想给他搞一个「黄永玉画派」,他把人从国外千里迢迢叫回来,骂他没出息,「狼才需要结党」,而黄永玉认为自己是狮子,狮子干自己的事,一个人也能称王。

和这样的黄永玉聊天是一场绝对自由的愉快旅行。我们听不同版本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打赌一场拳击比赛里谁会赢,听着Beatles讨论《世说新语》,研究蜘蛛的活法。那段时间他在准备一幅新画,一只小小的黑蜘蛛捕住了一只折翼的蝴蝶,画名《价值的判断》。黄永玉动笔前除了要准备颜料和画纸,还要解答问题:蜘蛛那么小,却可以吃掉蝴蝶、捕住麻雀,战胜远大于自己的对手,它到底是怎么赢的?
画家的答案是时间,「蜘蛛不是靠进攻战胜对手的,打是打不过的,它有耐心,等。造一张密密的网,等待猎物落网,用网束缚它,用毒针刺它,等对手耗尽力气了再去降服。」这个结论让我们都笑了:原来蜘蛛还懂《孙子兵法》呢,知道强敌是不可战胜的,胜的唯一方法是躲起来活着,等敌人自行灭亡。

有时候,我们也讨论恐惧。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是苦会再来。他让我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是,历史不会重现,因为改变往往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发生;第二句是,一切都会过去,「你要记住,任何苦都会灭亡,只是这件事有个时间问题。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你可以,你要好好活着,好好吃饭,做好自己的事,活到那一天。这个过程你可能会遇到难处,遇到很多荒谬和可笑……你就把它当作一种观察,人还能这样呢?还能有这样的事呢?你要把它们当成笑话记住,等到将来写出来,讲给人们听,日子过去是这样的呢,多有意思!」

黄永玉不思考「为什么」,人为何作恶,恨从何而来,江湖人不琢磨这些,人心险恶,是非多变,这本就是江湖底色。黄永玉信奉的是一种打架的哲学:不必分析拳头为何挥过来,重点在于应对,见招拆招,把命活下来。在每个难关都想办法笑,把痛苦熬成笑话,这就是他的活法,一种笑的方法论。

小时候放学回家,他围观弟弟打架,局面一度激烈胶着,弟弟挨了不少拳脚。事实上,打架从来都是这样,挨一拳,回一脚,一边受伤,一边求胜。最后弟弟打到满脸伤,终于赢了,把对手死死压在地上,可他不知道为什么,赢了还在抡拳,一边打一边哭。讲到这里,黄永玉出场,故事终于变成了笑话——哥哥拉开难过的弟弟,小声传授给他胜者的规矩:「打赢的人不哭。」

这是黄永玉的笑话,或许,也是他的信念。黄永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笑到最后」的人,他的人生或许是一种提醒: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只要活下去,眼前经历的一切困顿、绝望、无可扭转的败局,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项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来的是谁

见黄永玉只要带着耳朵就行了,他准备了很多热闹等着你。第一次见面那天,他刚刚交上自己连载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最新一章,从书房扶着助步器走出来。黄永玉忙得很。客厅柜子上压着一幅颜料还没干的新画,桌上的草稿纸有一首还在圈圈改改的新诗,沙发边的书摞成小山,最上面那本中间夹着纸巾做的书签,读了一半。他谈的每句话都有典故,像一堂眼花缭乱的历史课。看到墙上那幅小像吗?那是周令钊画的二十三岁的黄永玉,现在这幅画叫《小鲜肉》。今晚吃的这种葱是王世襄的做法,还有餐桌旁的那幅屈原的《九歌》,注意看落款:从文时年整八十岁。

黄永玉人生三大爱好依次是读书,打架,侃大山。过去腿脚还能跑的时候,他闲下来最爱骑个小摩托逛潘家园市场,往热闹人堆里扎。他喜欢买东西,可他不会讲价,整天兴高采烈地往家里搬一堆上当受骗的证据:虚高价的花瓶,缺一只眼睛的画眉鸟,名不副实的老字画。来子是他的年轻朋友,到家里看望他,进屋一看都是陌生面孔,坐他家里喝茶、看画、侃大山,每人手里一根他的雪茄。热热闹闹招待了一下午,把人送走了才知道,全是下午在官园买鸟认识的路人。

「你认识他们?」

「不认识。」

「那他们来干嘛?」

「好玩!」

后来摔倒受伤,聊天升级为一个老人最大的娱乐。高兴起来有时候说粤语,有时候说凤凰话,他还会说很流利的闽南语和从星期一数到星期天的英语,这都是流浪时学会的语言技能。其他的语种他只会一两个单词,比如日语会说鸡蛋(tamago),因为讲笑话的时候用得上,「他妈的」。

历史在他的讲述里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笑话。齐白石招待客人的点心是放了多年的月饼,李可染练字把垫在下面的毯子都练出一个坑,毛主席纪念堂一进门的壁画是他画的《祖国大地》,草稿是在废稿纸上画的。当时出了几个方案都不通过,最后找到黄永玉,黄永玉就随手捡了别人的稿纸,在背面画了大河山川,寓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喜欢讲述家乡的故事,湘西的水、湖、山,还有表叔沈从文。小时候在老家只见过一面,流浪的时候没有联系,他刻木刻,表叔在一本诗集里看到插画,找到了他。表叔总是不慌不忙,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笑的眼睛。新中国成立后,表叔写信劝他北上,他带着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搬来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一见面大家都笑了,那是北京的二月份,一对南方长大的年轻父母也对北方毫无概念,没给孩子穿袜子。他们后来笑话自己和北方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湘西人的特点。

黄永玉与表叔沈从文

还有一类喜欢讲的故事是在美院的经历。黄永玉一家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住了好长时间,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工宿舍,那时候,住了一院子画家,包括齐白石的两名弟子李可染和李苦禅,还有画了《开国大典》的油画家董希文。大雅宝的孩子们管他叫黄叔叔。其他爸爸教孩子写生、素描、调颜色,只有黄叔叔陪孩子们玩,斗蛐蛐,舞狮子,举着小旗子带全院二三十个孩子去动物园。

黄大刚是黄苗子的小儿子,小时候跟着父亲去黄永玉家做客,大人们总是聚会,一起看黄永玉画画,一起讨论他当时听不懂的艺术问题,拉奥孔为什么用极致的美表达悲剧,罗丹的《地狱之门》跟现实相比还是肤浅了。不过他记住的是黄永玉和孩子们的聚会,胡同里的男孩子们都围着黄永玉,挨个跟他学招式。黄大刚也被拉着学了两招,理由是马上开学了,会打架才能好好上学。黄永玉到学校开家长会,儿子上学打了架,他见面第一句话是:「打赢了没?」

那时候聚会的还有汪曾祺,他总是一个人来家里吃饭。家里留着绳子系着的豆腐干,是给汪曾祺下酒吃的。孩子们也都知道,好吃的要等汪伯伯来了才能吃。黄永玉给汪曾祺打电话,叫他到家里吃饭,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汪曾祺现在正被打成右派,黄永玉还是同一句,让他来家里吃饭。但是,汪曾祺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再往后讲,黄永玉就会摆摆手,「不说了。」

晚上九点半,客人们和黄永玉告别。他已经没法站起来送他们了,只能远远招招手。房间里安静下来,小猫定点跳上沙发,窝在他旁边,跟他一起看晚上的拳击比赛。关上电视,他有时候直接睡觉,有时候还要自己再写一会儿文章。书桌前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和翻滚了一下午的回忆。

往事给他一种复杂的感受,里面有很多感情,又有很多情感的淤泥。故事里有很多他想不明白的地方,到现在也懵懵懂懂,比如命运。沈从文刚发现黄永玉的时候,为他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传奇的本事》,里面预言了他在黄永玉身上看到的命运,「由强执、自信、有意的阻隔及永远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种无可避免悲剧性的将来」。

沈从文当时写,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黄永玉不理解这份悲观,那时候更容易感受到的是新时代的快乐,他在天安门看游行,哭得眼睛看不见路,街上见到穿制服的警察,都觉得像解放军一样亲切,会上去跟人握手。他将喜悦刻在了自己的作品里,木刻画里的革命者像天使一样,可以飞起来。表叔劝他北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察觉到表叔刚刚经历了一场自杀未遂的绝望。每次见到沈从文,他看到的都是一个老人的从容,日子的确辛苦,住在小房子里,吃穿用度都很拮据,但他总是用微笑,用沉默应对一切。1967年的晚上,沈从文依然在听贝多芬。

然而渐渐的,他的生活里也开始加入了新的感受,从喜悦开始,困惑、矛盾、愤怒、恐惧,还有一味藤黄。这是一种用来画花蕊的颜色,也是一味致命的毒剂。最绝望的时候,黄永玉说,不如煮锅牛肉,放了藤黄,吃下去,人生就不再苦了。

女儿走过来,小声地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进过孤儿院啊,怎么办?」

黄永玉开始说另一句话,「死前面,还有好多路。」

复杂的情绪淤积在一个老人身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下简称《无愁河》),喜悦、痛苦、悲伤、希望,所有情绪在同一部作品里共存。他喜欢写《无愁河》,一开始写的时候在房间里哈哈大笑,吓得女儿跑去看望他,后来边写边感慨,七八十年前的事情,有的记得很清楚,有的变得完全模糊,最近,写《无愁河》越来越难受,女儿给他测血氧,写到往事的时候,血氧值一直往下掉。后来,黄永玉生病入院,出院后发现,小说没法交稿了。《无愁河》写的是自己的经历,刚刚发表的章节写完了自己流浪的日子,再动笔,黄永玉就要携家带口上北京了。恰恰在这个关口,故事写不下去了。

写不下去的时候,黄永玉就去画画。画是黄永玉的情感表达,所有情绪都泼洒在画纸上。他的画里装着赤诚的喜悦,天真的希望,有时候恨也会突然而来。荷花在初生的太阳下盛开,背后的一池墨色,映衬着荷花红得炽烈。黄永玉喜欢画花,花是最自由的自我表达,想开就开,想败就败,不用服从任何命令。

落笔的时候,淤积在心里的情感同时释放,里面有一个激烈的黄永玉,脾气急,性子刚烈,有江湖匪气,想要打架,要报仇,要动手。但在这样的时候,另一些平静的力量也会出现。最常浮现的是一个回忆,黄永玉在胡同里远远见到了沈从文,两个人像陌生人一样,谁也不打招呼,迎面走过来,只在错身而过的几秒钟里,表叔突然开了口,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平静地留下一句老人的叮嘱:「要从容。」

星星在黑暗之中

黄永玉打算在100岁那一年办一场百岁画展,全用新画。为了这件事,他每天早起勤奋地画画。

这样的画展他已经办过两次了,八十画展、九十画展,每一次展览也都是用近10年间的新画。王明明是北京画院前任院长,小时候跟黑蛮黑妮兄妹俩一起参加绘画比赛,他有时候管黄永玉叫老爷子,有时候叫他黄叔叔,直到他也成为画家,今天也到了70岁,才明白黄叔叔画画的独特之处。

「我分析了很多前辈画家,晚年都是画不准的。黄胄60多岁的时候就不能站着画画了,身体不好,都在案子上画,画的透视角度都不对,画的人都偏了。程十发70多岁的时候,连画变形的东西也画不准了。齐白石衰年变法,可真正晚年90多岁的时候也是不灵的,最后的作品他已经糊涂了,但他还在画。」王明明说。「黄老挑战了人生年岁的一个极限,他画那么大的白描,还能够画那么精细,那么准确,他给美术界创造了一个奇迹。现在的画是他的人生境界。」

黄永玉打草稿

百岁画展有一幅尚未公开的作品,画了一只孤雁。黄永玉的题款像是一句说给自己听的提问,「雁啊雁,你为什么留下来?」

他最近出了一本诗集,里面是自己一辈子的诗,他给每一首诗配了插画。其中一首叫做《被剥了皮的胜利者》,「这是我的自画像。」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希腊神话故事,主人公是一个爱唱歌的小牧童,大家都喜欢听小牧童唱歌,阿波罗知道了,要和小牧童比赛。小牧童答应了,他忘记了,他的对手是神,阿波罗不能输。小牧童的歌声打动了人心,可是他被判定输了,失败者被剥了皮,但苏醒过来,还在唱着歌。

香港导演杨凡第一次看到黄永玉的画,「我的眼睛突然间好像打开了另外一道门」。那是1979年,他从香港第一次到广州看黄永玉的画展。「那个时候『文革』刚刚过去,所有东西都一片灰暗,你看见他的那个彩色,荷花、樱花、所有的花,就等于是百花齐放,所有的颜色都出来了!我就很惊讶,一个中国画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西洋色彩在里面。」

「黄永玉的艺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甭管什么时期,反右时期、『文革』时期,他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怎么样的变化都没有把他最根本的东西磨灭掉。你看其他的,有些东西不行,那么我就隐逸了,可是黄永玉属于不信邪的。有些东西不行,我给你改过来,就算我改不过来,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

「黄永玉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哪个画派他都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一直在江湖上闯荡,最后归到美术学院,他也根本没按美术学院那个套路进行创造。什么都没有拴住黄永玉,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的艺术成就就像一棵大树似的,树形非常大,有些枝子不见得好看,但是它长成了这样大的树,别人几乎没有过。」王明明说。

黄永玉至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作品,他没数过,也不记得。只是每天干活,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他前半生刻木刻,七十年代画水墨,八十年代画线描,九十年代在意大利开始画油画和雕塑,回国后他做过陶瓷,画紫砂壶,与此同时,他还在每年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给儿子写信说,自己的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文革」以后,一笔一笔在画,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写。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1962年在校尉营美院宿舍,黄永玉正在刻「繁花」 受访者供图

也正因此,他有很多被人遗忘的作品。雷锋最知名的肖像是一张木刻版画,它自发表之后作为宣传被广泛转载使用,但很少人知道它的作者就是黄永玉。他最大的作品应该是毛主席纪念堂的壁画《祖国大地》。这幅绒绣壁画宽24米,高7米,但进入这里的观众很少会专门注意壁画,更难像欣赏作品一样品读创作用心。
在黄永玉家里还有另一个小牧童,和另一种被遗忘的作品。张梅溪曾经是儿童文学作家,但几十年间,她没法写作,承担起很多具体的生活。他们的小房间没有水龙头,她每天拎着桶出去打水、做饭、洗衣服,把针管煮在锅里消毒,定点去给沈从文打针。她喜欢唱歌,喜欢花,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张梅溪最喜欢下雨天,黄黑妮记得,每个雨天都像个节日,这个南方来的妈妈带着孩子上街,去稻香村买二两排叉,一起吃甜甜的点心,一起踩水,一起庆祝一个下雨天。

女儿黄黑妮说,那时候总感觉父母好像跟这个世界脱节。他们明明知道外面的混乱,全家还是要一起穿得漂漂亮亮地上街。他们好像也不懂得忧愁,周末晚上给孩子们一块糖,两个人手牵手去大会堂跳舞,他们像年轻人谈恋爱那样,每个星期都要约会,一起看电影。自她有记忆的时候,家里一直有花,妈妈总是在家里唱歌,外面的日子很动荡,但只要回到家,就觉得每一天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好的。

难过在这个家里只存活很短暂的时间。沈从文去看望黄永玉,土渣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墙壁上也是脱落的砖石,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昏暗无光,黄永玉就在墙上画了一个窗户,画里的窗外是盛开的鲜花。张梅溪从外面拎水回家,北京的冬天太冷了,拎回来时水已经冻成冰,根本没法用,她却依然开心,点一支蜡烛,把冰反扣过来,一家人兴奋地围着它笑,「看,冰灯!」

1961年,黄永玉一家和小猫大白,各有各的喜悦 受访者供图

漫长的几十年间,这对年轻父母都没有代表作,但他们在共同创作一个作品。黄黑蛮今年70岁了,他记住的童年时代是那时候的书、音乐和电影,「你读过《孤筏横渡太平洋》(注:现译名《孤筏重洋》)吗?就是那时候刚译出来,特好看,你一定要看!还有《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的,写得太好了,我们都爱看。那时候Beatles出的专辑,我找来给我爸听,特别好……」后来女儿从香港给家里带回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那些歌,黄永玉把磁带藏在家里。把门锁好,关上窗户,一家人竖着耳朵听。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忧愁河上的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这个作品也留在了学生身上。画家广军是黄永玉在美院的学生,直到今天,他都记得黄永玉教给他的一句话。那是1963年,毕业创作到林区「体验生活」之前,黄永玉告诉他:「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到时候你就想,嘿,这么难的事让我碰到了,这多有意思!你看我怎么把它解决了!记住,一定要这样想。」

黄黑蛮推荐的那些书讲了许多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故事,但它们的内核却是共同的主题——世界简单至极,星星在黑暗之中。

这是与表叔沈从文一致的脉络。发现黄永玉的时候,沈从文在文章里对黄永玉的命运有一个悲剧的预言,他的个性在一个时代将被视为个性鲜明,在另一个时代就会格格不入。不过,他也写下了应对方法:

「不妨勇敢地活下去,不必求熟习世故哲学,不必八面玲珑来取得成功,毫无顾忌地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虑,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

这是沈从文50岁的时候留下的经验,黄永玉后来的写作、木刻、绘画、雕塑,一切的人生抉择都践行着这个统一的规则。小说讲究起承转合,他的文章如流水,从不写大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几百万字里连一个「但是」都没用过;国画讲究用墨,他直接拿丝瓜瓤刷颜色,最亮的白色不是调色调出来的,用的是修正液。「文革」时候,造反派问他怎么把浪花画出动态,他的答案是拿一块抹布,蘸上颜色后卷起来一抹就行。写作技巧、笔墨讲究,他并不是不知道规矩的存在,但是他不在乎,黄永玉的作品里,每一根线条都叫黄永玉,横七竖八地肆意活着,它们是一种新的规矩:我管它呢!

1982年,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回家乡凤凰。沈从文住在舅舅的老屋,对着山喝豆浆。两个人在吉首大学作讲座。沈从文先上台讲,他说自己毫无成就,算不得什么作家,也算不得什么考古学家,是一个「假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天赋是「穿单衣过冬不怕冷」,什么坚强也说不上的。「我有一个习惯,我向前走了,我就不回头」。第二个讲话的是黄永玉,黄永玉摆摆手,「手艺人,不会讲」。

这一年,沈从文80岁,黄永玉58岁。下着雨的春天,黄永玉找来朋友一起听湘剧高腔《白兔记》,主角李三娘出场,唢呐一响,院子里的几个老人都哭了,因为唱的是,「不信芳春厌老人。」

这是沈从文最后一次返乡,5年后,沈从文去世。在人生的最后,他修改了自己的预言。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修订版里,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一切不出所料」,而关于黄永玉的悲剧预言是「一切近于过虑」。临终病榻前,黄永玉听他跟后辈讲道理,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别的,时间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钱,热闹,江湖

评论黄永玉的画常见的关键词有:好玩、新奇、大胆、鲜艳,不过艺术最受欢迎的成就或许是——有钱。

黄永玉并不讨厌穷,流浪时穷得叮当响,他也过得很快乐。但他同样喜欢挣钱,他的很多快乐也需要钱来实现,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喜欢给张梅溪买新衣服,很多新鲜玩意他也想要,五十年代就有唱机,七十年代末能穿牛仔裤,他的工作室还有数不尽的新书和唱片,这些快乐都需要钱。这个问题年轻时好办,他有使不完的力气,工资花光了,他就熬夜加班刻木刻,挣稿费继续花。后来回到多年前生活的香港,黄永玉从早到晚闷在工作室干活,不再有力气刻木头了,那就画画。香港喜欢色彩鲜艳的画,那就画得五彩缤纷。香港人喜欢买大画,越大越值钱,那就画大画,越画越大。

荣宝斋艺术总监雷振方在香港见到了90年代的黄永玉,一个将近70岁的勤奋新画家。这时期他画了很多作品,最著名的作品是《山鬼》,迥异于此前的作品,用色大胆,画幅巨大。它们给人的冲击感很强,产生了一种对国画的颠覆性认识:画还可以这样画吗?

更多大胆的作品署名黄永玉出现了。家里的小猴死了,他把小猴画在了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上,最初面值8分钱,后来成为邮票史上价格最高的作品,一度实现「一枚猴票一辆车,一版猴票一套房」。家乡的酒厂找他出主意,他拿猴票挣来的稿费给他们出了酒瓶的设计方案,后来最出名的一款酒就是红极一时的「酒鬼酒」。

金钱、声名、艺术、人情,在黄永玉身上是混沌的边界。这位艺术家勤奋地画画,但他也真诚地喜欢钱,喜欢大宝石,喜欢最新的跑车。成为他的朋友其中一项标志是,他会热情地拉着你去书房参观他的宝贝。拉开抽屉,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一个手表,还有一沓写着「黄永玉 收」的信封,那是每一次作品发表后寄来的稿费,全是现金。但他的快乐仅限于展示,关上抽屉,黄永玉还是黄永玉,穿70年前买的风衣,用小木匠给他做的木刻刀,喜欢吃女儿做的腌黄瓜。

这份混沌的顶峰是万荷堂。这是从诞生就充满了江湖色彩的名利场。1995年,黄永玉再次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用画画挣的钱,天涯海角买房子,老家的、中国香港的、意大利的。这次他不想买了,他要自己盖房子。

于是,黄永玉以黄永玉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建筑。他告诉我,万荷堂是他自己设计的,最初的蓝图也是他自己画的。我找到了这份蓝图,是一个画在卷尺包装盒背后的涂鸦。负责盖房子的柳运宠至今记得接到任务时的痛苦,「就巴掌大的纸盒」,黄永玉的要求不容置疑,「就盖这个房子」。

最终落成的万荷堂占地8亩,里面有一个12米宽的大画室,3亩的荷塘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荷花,院子一角装下过一整个戏班子演出,另一角可以同时招待500人聚会,厨房的烤炉烤过全羊,烤过鹿,旁边的停车场依次停着不同款式的跑车,他的另一个交通工具停在画室门口,是一架德国运回来的马车,黄永玉偶尔会赶着马坐马车转转。

万荷堂有以下特征:自由、烧钱、三教九流。其中自由是最要紧的,艺术家在这栋建筑里追求无拘无束,荷塘里的花不允许修剪,野草不准拔,院子里的狗也不拴绳,想怎么跑就怎么跑。荷塘院子里的房子不允许使用一根钉子,一切都要按最自然的方式来,树长成什么样,盖房子时就用什么样。唯一抗议这种自由的是施工队。工头一次次跟黄永玉吵架,他们用经验跟他讲道理,盖房子不能追求纯天然,砍下来的树没有标准尺寸的,一头大一头小,拿它们当大梁,房子会塌。

黄永玉在万荷堂有自己的规矩。他养了一院子的狗,其中有两只,一只叫科学,一只叫民主。在这里,卖画不讲价,讲价放狗。

「他有他霸气的一面,一般画家不好意思谈钱,但他就是大方地告诉你,你不能少给了他。」王明明说。「他接触的人多了,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我不缺钱,我那边开一个劳斯莱斯,你就不能把钱拿少了去买我的画,明白吗?对着这些世俗的人,他只能是这样。他知道怎么对付不同的人,对很多老朋友,他绝对是真情的,作品里也没有任何金钱。这是他的智慧。」

这里见证了北京城21世纪初最鼎盛的热闹。黄永玉喜欢聚会,万荷堂进进出出不同身份的人,画家、官员、商人、学者、厨师、服务员、戏班子、舞狮队、弦乐队……王明明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黄永玉送给他的字是「举重若轻」。采访全程,他只在回忆万荷堂盛况的时候扛不住了:「在万荷堂上百人来了,一坐一下午,我去我真闹心。」

「像咱们觉得这么多人,心里头一两天都乱糟糟的,可他高兴。黄老做人,能放能收。他高兴完了,热闹完了,第二天早上还是做自己的事儿,什么都没耽误,马上沉下来,第二天还是照样写,照样画,我觉得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大家看他光鲜,但没看他用功,艺术上没有过那一关,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到达那个境界。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但又没变成负担。」王明明说。

许多作品都是在热闹之后的第二天画出来的。他的画室有一架升降机,巨幅画布钉在墙上,他常常从早到晚对着一面墙画画。他喜欢上了画大画,画室最高容得下5米的画布,他就有了越来越多5米高的作品,5米高的荷花,5米高的荷塘,5米高的《春江花月夜》。

万荷堂里的黄永玉是一个艺术家最复杂的时刻——十分艺术,十分江湖,十分黄永玉。他只请过「文革」期间给他送花的花匠给画展剪彩,从此以后画展没有剪彩仪式,八十画展请柬上还标注着「恳辞花篮」。作家北岛办杂志筹不到钱,在黄永玉家做客的时候谈了自己如何碰壁,黄永玉转身去房间拿了一幅刚画好的画给他,让他拿去卖钱。这样的他也受过骗,给家乡捐赠,给酒厂做设计,捐钱修建学校,钱没了,事没办好。他生气,画画,骂人,然后忘了,继续上当受骗。

万荷堂最热闹的地方曾经是门口的亭子,取名「侃亭」,父老乡亲都能来这里跟他闲聊,海阔天空,侃侃而谈。这种人际乌托邦只短暂存在于没人认出他的那段时间,后来知道了住这儿的老头儿是黄永玉,万荷堂就开始隔三差五遭小偷,偷他的画,偷他的摆设,最后偷走了他给侃亭题名的匾。后来黄永玉发了狠,把「侃亭」两个字刻在大石头上。他很得意地告诉我,再也没有人能偷走他的字了。在万荷堂门口,我见到了没了匾的侃亭,的确没人能偷走他的作品了,只是在黄永玉的刻字旁边,多了一堆陌生人的署名——「×××到此一游」。

他也知道,自己的画不再只是一种艺术表达。现在见了老朋友,想念至极,想送他画,有时候刚答应了送一幅,颜色还没调好,站旁边等着画的老朋友就开口了,「哎呀,我家是两个孩子。」

80岁那年,他改写了孔子的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到了90岁,三米的长卷上是他的感慨:「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黄永玉在新年画了一幅画,画好了撕,撕了再画,来来回回五次了。他请了很多人看,每次得到的都是赞美,只有他不同意,颜色不好,比例不好,细节不好。他找不到艺术上势均力敌的朋友给他提意见,画纸前只剩下老人自己做判断,一个人在画前摇头,不好,还不够好。

以前,他的第一个读者通常是张梅溪,夜里刻完木刻,两个人泡咖啡,边吃点心边看作品。接下来,他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看画,给他出主意,老朋友故去,这个名单越来越短。

名单上曾经还有汪曾祺,刻《海边的故事》的时候,汪曾祺看了不满意,黄永玉把里面的翘脚小男孩来来回回改了五遍。但他很早就从名单上消失了。

1997年,汪曾祺去世。那时候,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女儿跑上楼,「汪伯伯去世了!」他没哭,也没说话。后来出书,写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唯独没有汪曾祺。作家李辉问他为什么,「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他只认识前半生的汪曾祺,对这个朋友知根知底,见过他的父亲,一起熬过艰难的日子。这曾经是他最熟悉的名字,找曾祺看画,找曾祺吃饭,找曾祺聊天,找曾祺看他的文章。后来,这友谊渐渐变成了「听说」,听说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听说他现在是干部了,从文表叔怕汪曾祺找不到工作,还给巴金写了信,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决心投身革命事业了。

在这段过命的友谊里,汪曾祺是逐渐消失的。黄永玉被划为黑画家,朋友大半夜偷偷来看望,花匠也给他送花,让他放宽心,唯独没有见到汪曾祺。黄永玉挨了打,也没有见到汪曾祺。到最后,这个名字成为一个老人最孤独的记忆,一个无从询问的困惑:为什么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里,最好的朋友消失了?

他们是彼此最早的知音,汪曾祺写信给沈从文,他发现了一个小天才,「我以身家担保」,请老师帮忙找人推荐黄永玉的木刻。黄永玉想要回家乡,汪曾祺拦住了他,鼓励他留下来,「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受委屈的时候,汪曾祺把沈从文对他的教诲送给了黄永玉:「做自己的事情。你有一支笔,怕什么!」

他们的晚年毫无交集,汪曾祺写给朋友的信时常提到黄永玉,「听吴祖光说」,「听王世襄说」,「听人说」。黄永玉的信写的是,「实在是想念他」,「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

汪朗是汪曾祺的儿子,他从小知道一个黄叔叔,小时候给他画过画,被父亲一直挂在房间里,但他直到前几年才第一次见到了黄永玉。几乎所有人都说黄永玉热闹,只有汪朗说他「寂寞」,「老头儿现在挺闷得慌,没朋友了,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人没了,没人跟他真的聊天。」

热闹里的黄永玉很像他的父亲。晚年的汪曾祺很受欢迎,社会活动很多,今天参加笔会,明天出去采风,还有无休无止的应酬、答谢、吃喝饭局。「老了,喜欢有人捧着,但他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热闹,但骨子里真的孤独。

他把父亲也称为「老头儿」,「老头儿一直心里都有黄永玉,」汪朗说,「只不过就是……各种原因吧,没能够像过去那么亲密,这个(疏远)他也觉得挺遗憾的。」「他对黄永玉的东西一直是在关注的,而且一直是肯定」,「但是这个事儿,他又不能去跟黄永玉解释。」

黑画事件之后,汪曾祺非常着急,想要去看黄永玉,但他的妻子不同意。她是一个小心的人,害怕出事,不允许汪曾祺和这样的人来往。这并不是汪曾祺唯一一次软弱。儿子下乡回来,接济了受迫害的朋友,这对父母的第一反应也是怕出事。汪曾祺后来写道,是儿子教他理解了什么是义气。他也试图弥补过,80年代,他登门找过他,拜访那天张梅溪关着门,不愿意出来见他。后来的汪曾祺用沉默回应这段关系,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低了头的是自己,往回退缩的是自己,失去这份友谊是他自领的惩罚。

再去见黄永玉,我看到了另一个老人的负气。他能背诵汪曾祺写过的文章,包括没有发表的作品,但他讨厌汪曾祺的晚年作品,「他是一个写小说、写散文的人,老写吃吃喝喝,炒菜做饭,好多能力他都没有发挥出来!」他说起来就生气,「曾祺后来写的,我都不再看了!」声音提高了,开始发脾气,「我的文章,曾祺也没看过!」说完他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说,「后来的文章,(他)应该没看,没有系统看过。」又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曾祺看过吗?」

但汪曾祺看过。这是汪朗记得很清楚的细节,在父亲的书柜里,放着一本翻旧了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那是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出的第一本散文游记。

荒唐的日子过去了,剩下了两个老人的各自孤独。黄永玉不知道的是,他再次回国后的几乎每一场画展,汪曾祺都去看了。作为一个普通观众,默默买票进去,参观老朋友的新作。看完满腹感慨,无人分享,只能回家一股脑儿倒给儿子,教儿子欣赏黄永玉的荷花,教他看懂老朋友的用笔,「一笔到底,足见功力」。他专门去纪念堂看了《祖国大地》,一眼看出画的用心,「这种场合不好画,这么画完全压得住这种场面,大气!」给朋友写信也忍不住夸了《祖国大地》,「此公近年可谓哀乐过人矣。」汪曾祺的书房里,一直挂着黄永玉刻给他的木刻《高尔基》。

黄永玉听到这件事后,不再说话。房间里只有水池里的流水声。几天后再次拜访,一见面他就要我看新画,那是一幅淡墨荷花,题名《一梦到洞庭》。他指着上面的荷花,「曾祺看了会开心的。」

这是一朵墨色的荷花,也是汪曾祺经常画的一类主题。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墨色的,因为他只有一盒彩色颜料。「他不会用水墨浓淡,这张要是给曾祺看看,他就开窍了。他的画不开窍,他画画要是我在,讲两句给他听,他会解放,这是真的。」黄永玉说,「要是他掌握了这个,他就开心了。」

《一梦到洞庭》

这幅淡墨荷花大概是写给汪曾祺的回信。1954年,刚到北京的黄永玉拜访了齐白石,刻了一幅流传至今的齐白石木刻。这幅木刻起稿很难,黄永玉当时30岁,既没有刻过这样的人物,也不知道怎么理解齐白石。汪曾祺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窝蜂》,这篇文章从未发表,读者只有黄永玉一个人,好朋友用文字教他理解画家。

汪曾祺纪念馆建成,书迷们提议请黄永玉为汪曾祺纪念馆题字,黄永玉答应了,把汪家后代叫到家里拿字。和50多年前一样,黄永玉提前三天准备的菜,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哪一个是小老虎?」汪朗笑着回答第一次见到的黄叔叔,「现在已经是老老虎啦!」

见到了黄永玉,汪朗觉得,父亲的人生有了很多答案。汪曾祺只抽卷烟,但他却有一个当成宝贝收起来的烟斗,现在终于知道,那是黄永玉送给他的礼物。他们去看了黄永玉的木刻展,找那幅因为汪曾祺改了五遍的木刻。他们从《无愁河》里摘出汪曾祺的段落做了剪报,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父亲的过去。

这是一段近似乡愁的友谊。而对黄永玉来说,很多名字都在时间里变得复杂。上海有老艺术家去世,电视台请黄永玉出来说几句话。草稿纸上留下了一个老人复杂的修改痕迹:「××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时的朋友」,划掉「朋友」,改成「同事」,再划掉,改成「同行」。最后落在纸上的正式回复只有短短几句,大意是相识甚浅,无从谈起。

很多名字都还能再回来,一种常用的理由是,「都过去了。」一切的确都过去了,如今所有人都是老人了。万荷堂搞聚会时,女儿拿着学生名单,一个一个跟黄永玉商量,这个人动过手,那个人砸过家里的东西,可是名单没法这么算,最后黄永玉说,让他们来吧,他们过去是打过我,但是这些人不算坏。

晚年的丁聪话越来越少,总是笑眯眯地坐在人群里,望着身边的朋友,一坐一下午。大家七嘴八舌地笑话他,「你怎么不说话了?怎么这么安静?」坐在一辈子的朋友旁边,丁聪老了,眯着眼睛不回答,直到最后才慢悠悠地解释了自己的沉默,「这就是人生哪。」

人生如此之长,黄永玉和汪曾祺最终却没有机会,坐在一起享受这份沉默。

不要扶,不要服

2021年的万荷堂空空荡荡,院子里住着年迈的「科学」,「民主」已经去世了。画室锁着门,里面的升降机前没有了大画布,门口的拳击沙袋外层晒脱了皮,悬挂沙袋的金属链生出厚厚的锈。荷塘里的荷花全败了,柳运宠偶尔跟新来的客人们讲解这里曾经的热闹,数得上名字的名贵荷花最初都种在这里,大明湖的荷花、颐和园的荷花、洞庭湖的荷花,但最后是无名无姓的野生荷花活了下来。

黄永玉依然坐在古雨厅的大桌子前,现在他需要放一台吸氧机在身旁。

万荷堂的热闹是一点一点消失的。2002年,张梅溪搬回香港,和儿子一家生活,后来的日子,有时住在山上的家里,有时住在医院。缺席聚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理由是老了,病了,去世了。2009年,丁聪去世。年底,王世襄去世。次年,华君武去世。黄苗子出院找黄永玉吃饭,两个人对着安静下来的万荷堂,黄永玉告诉老朋友,「现在就剩咱俩了。」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万荷堂吃饭。2012年,黄苗子去世。

整个万荷堂只剩下了一个老人。生活开始变得不方便,院子里的石板路推不动轮椅,画室门口的门槛也成了障碍。女儿找了新房子,90岁以后,他们搬到新住处生活。

布置新家的时候,女儿决定安装能上下楼梯的轮椅,他的第一反应是用不着。受伤住院后,女儿请人夜间看护,他生气了,抗议这个决定。他走路走不稳,旁人伸手扶他,他会瞪眼睛,一边颤颤巍巍地走,一边大声反抗,「不要扶!不要扶!」

黄永玉与女儿黄黑妮

新家依然要办聚会,每天下午三点半,客人坐在他对面,听他讲笑话。他喜欢讲述一种帅气的衰老,最常讲的例子是他的弟弟。故事是这样讲的:他回凤凰老家,弟弟带他吃饭,两个人在路边等出租车,一个年轻人骑摩托车冲出来,冒冒失失地撞倒了弟弟。请注意,弟弟当时80岁了,被摩托车撞飞,弹出去一人多高,摔倒了,人没事,自己爬起来,恶狠狠地走过去,左一拳右一拳,把年轻人痛打一顿,教训他以后小心看路。打完解了气,一毛钱也没要,放年轻人走了,两兄弟继续打出租车。上车后连司机都佩服弟弟,80岁了还这么潇洒,司机一路跟哥俩打听,你们真的80了?今天不收你们的钱,我要回去跟我哥们说,80的人是怎么教训小年轻的。

这个笑话讲过很多次,赢得了很多笑声。柳运宠见证了这场交通意外,故事大致属实,只有部分细节问题:老人摔倒后并不是自己爬起来的,很多人搀扶着才站了起来,他也的确挥了拳,可每一拳都挥空了,毕竟,他已经80岁了。一个热血的老人确实存在,但他的衰老并不帅气。

真实的衰老是一种越来越具体的悲哀。老朋友住上海,临终之际给黄永玉打电话,想再见他最后一面,他在北京的电话一端急了,「你千万不要死,要死也等我来了再死。」他坐飞机赶到了上海,老朋友却已在火葬场了,人生只剩一场告别仪式。黄永玉没去参加仪式,一个人跑去停尸房,见了他最后一面。

显然,黄永玉不喜欢这种结局的衰老故事。衰老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和朋友讨论过的,在老朋友都还活着的时候,死亡就是一个他们具体讨论过的话题,大家还专门为此聚会,畅谈死了以后怎么办。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都发了言。他们有的说拿骨灰种花,有的说拿骨灰撒回大海,还有人提议骨灰直接冲到马桶里,一了百了。张梅溪不同意,嫌弃骨灰会堵住下水道。黄永玉说,那就包成饺子。

他见识过朋友的衰老,有骨气的老,从容的老,就像黄苗子那样的老。当时他病了,黄永玉去医院探望,躺在医院里好几年,可他还总是笑眯眯的,在病房里面写字,看书,和朋友对诗,做完透析找人吃溜肥肠,在病床前吃涮羊肉庆祝生日。黄永玉一直欣赏黄苗子身上的从容,性格从容,宠辱不惊,自得其乐,「连害病都害得那么从容」。

人生最后的日子,黄大刚怕他受不了闲话,拔了家里的网线,不让他看到外面的诽谤。直到父亲去世后才知道,老人早早找了人接上了网线,所有的说法,他全看到了。但他此后的每一天依然过得坦荡,睡得好,吃得下,该怎么过怎么过。他指着儿子住的方向,告诉当时身边的人,「他们太小看我了。」

有一次病危抢救回来,黄苗子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拿笔来,要写字。黄大刚只好在护士休息室拼了两张桌子,铺上宣纸,研了墨。他发现,父亲站不住,但拿笔的手始终不抖,「根本不像一个病人写的,很霸气」,写于朝阳医院病房里的字是他这辈子最苍劲有力的作品——「万紫千红」。

这才是黄永玉能接受的衰老。小牧童老了,病了,被痛苦剥了皮,但他还要唱歌,在地狱里也要唱歌。

这一次,轮到黄永玉老了。医生跟他谈话,他一句话也没听进去。胆坏掉了,肺坏掉了,血管坏掉了,心脏上有个小盖盖也坏掉了。他喘不上来气,医生让他住院,他带着书、颜料、画笔、画纸住了进来。住了几天他就生气了,医院里怎么有这么多不准——不准熬夜,不准劳累,不准吃辣椒,到处都是不准。

他的身体变得不像黄永玉了。摔倒了要住院,感冒了要住院,只是多吃了一顿涮牛肚,痛风就犯了,还是要住院。他不喜欢医院,医生讲话不公平,只对年轻的病人说「完全康复」,老人生病只能听到「这样就挺好」,仿佛痊愈是一种仅属于年轻人的特权,一个老人总是得到另一种人生真相——办不到,再也办不到了。

回到家里,黄永玉生气了。他不喜欢衰老,一点也不喜欢。这辈子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当侠客,要刻木刻,要画画,要写《无愁河》,好不容易把苦日子熬过去了,怎么就老了呢?老天爷办事真不公平。

黄永玉老了,这事他不同意。他开始用黄永玉的方式反对自己的衰老。摔倒伤了骨头,住院动手术,往骨头里钉了钉子。医生安慰他,人老了,不能走路很正常,做这种手术之后要是还想走路,三天之内就得下地练习,这是年轻人才做得到的事,下地练习那么疼,老人不必勉强。然而,三天之后,黄永玉站起来了,老不老他不管,他要重新走路。

家里的餐桌前挂着一副对联,他在题跋里写道,「人老不怕,就怕颓废和意志消沉。看我们今天多带劲!所以今天我写这副不对仗的对联来长长我们老头老太太的志气,什么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混蛋话!」

这副对联写的是:

人说八十不留饭

大伙喫给他们看

上面密密麻麻的是平均年龄80岁的老朋友签名,都是北京人艺来万荷堂吃饭的老艺术家,包括时年88岁的郑榕、85岁的蓝天野(已故)、82岁的朱旭(已故)、77岁的张曼玲、72岁的吕中和徐秀林,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卢燕,当时也已85岁。

他近乎赌气地想要证明,衰老偏偏可以很帅气。一个老人也可以像年轻时一样活着,还有爱情,还有友谊,还有作品,还有希望。

黄永玉98岁时作的画,上面题着「我九十八了,活该请您来万荷堂喝一杯。」

于是,黄永玉成为了北京城最年轻的老头儿。他喜欢坐敞篷跑车出门。住院醒来的半夜里,他坚持要喝一瓶雪碧。他还要给张梅溪打电话,耳朵听不到了,他们就写信。两个90多岁的老人照样要谈恋爱。他们在同一个笔记本上写下给对方的话,笔记本的边角上是卡通画,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笑眯眯地手拉着手。女儿在香港北京两地飞,负责给两个老人传递情书。

晚年的张梅溪忘记了很多事,黄永玉就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女儿在病床前给她读《无愁河》,写到他们的19岁,写到了最初的相识,一到这种时候,张梅溪会醒过来,想起同一时期的细节。她已经没办法握住笔,本子上的字歪歪扭扭,不同段落常常重叠在一起:

我最亲爱的好爸:
我很挂念你……我十分想念你,你来这里住,好吗?……你的画,很好,我一看就知是我爸爸,爸爸你一定好好中意我吔!我们都十分中意你,挂念你!你来!!我天天炒菜给你。
今日下雨,我中意下大雨,好好玩啊!亲亲你好爸爸。
你的大头女,梅溪

然而,衰老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前路少有坦途,多得是无能为力。2019年,香港机场交通阻断,黄永玉困在北京。他只能这样回信给他的爱人——

梅梅妈妈:
你说这个世界好不好笑?香港今天变得这么混乱,我原本想回来看看你,都办不到了,只好等香港早一天平安,好让这两个九十岁的人见见面。
我自从摔了那一跤之后,人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生龙活虎的人,走路都慢慢一拐一拐地了。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脑子和手依然灵活。要不然文章和画画都弄不成了。感谢上天。我仍然祈求老天让香港早早恢复正常秩序,以便我能早日回香港看你。
吻你!老爸,北京

这封信没有回信。两个月后,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再等两个月,香港政府实施了入境限制,又过了两个月,黄永玉接到了一则来自香港的消息。北京的家里很安静,旧烟斗整齐地摆在柜子上,小猫窝在沙发上晒太阳,房间里摆满了花,正如女主人喜欢的那样。一个人的时候,黄永玉用正楷工工整整写了一张纸条,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封关于张梅溪的信:

梅溪于今晨六时三十三分逝世于香港港怡医院,享年九十八岁。多年的交情,因眼前的出行限制,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您。

身边的人们看得出他伤心,但没有人见到他哭。他请人把张梅溪15岁的照片装在镜框里,放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剩下的时间,他的日子还是一样,早上画画,中午写字,晚上抱着小猫,一个人看电视。

和他聊天的节奏越来越慢,故事讲到一半常常会停下来。他还是喜欢讲笑话,讲梅溪遇到小混混,俩人一起去教训他们,把人吓跑后哈哈大笑。他最喜欢讲第一次见到的梅溪,她穿着白色裙子,背对着自己,在房间里和着钢琴伴奏,唱Ave Maria(圣母颂)……

这是一个他没有讲完的故事,因为讲到这里,他就停了下来,仰头望着天花板,盯着灯光发呆,他不再说话,所有皱纹渐渐舒展开来,大概在记忆里见到了谁,最后一个人自顾自地笑,「嘿嘿!」

我是在跑万米

黄永玉最近重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但他看的版本是自己年轻时读的《大亨小传》。他又翻出来《万象》杂志的过刊,重读了胡适。他开始找过去的音乐听,手机排行榜上都是老歌,后来我放给他一首歌,他侧过身子用还能听得见的耳朵听,听出来是《忧愁河上的桥》,第一反应是兴奋地招呼女儿过来,「妹妹!妹妹!」两个人凑在一起听过去的旋律,直到今天,他还唱得出《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I’ll take your part.

When darkness comes,

And pain is ar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me down.

黄永玉有很多珍藏的宝贝,他也乐于分享。他说他把自己在《诗经》中最喜欢的一首诗刻在了木头上。在万荷堂的画室里,我看到了这六块大木头,那是朋友从云南送来的金丝楠木,黄苗子也欣赏这首诗,爬上梯子直接给他题写在木头上: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

这是《大雅·生民》里讲后稷的故事。后稷名「弃」,这也是一则名副其实「弃」的故事,后稷一出生就遭受抛弃,所幸每次都能得救,被弃置在窄巷里,牛羊避开他走,不伤害他,后来扔在树林里,樵夫救走了他,最后放在寒冰之上,大鸟用羽毛盖住这个孩子,保护他长大。

与他共鸣的似乎都是「弃」的故事。贝多芬音乐强力但是底色悲凉,肖邦有背井离乡的离国恨,拉赫马尼诺夫的底色是悲哀,帕格尼尼也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紫苑草》讲了一种底层现实:纵然努力对抗命运,却依然负担着人生的无奈和沉重。

黄永玉说,他有很多话要告诉我,有些事现在能讲,有些事要很久之后才能讲,他讲出来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求出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睛红了,他说自己所希望的是,再过100年,至少有一个人知道黄永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没有奴性的人」,「一个没有低过头的人」。

我问黄永玉,为什么喜欢画荷花。他显然不是为了荷花的高洁而画了一辈子。「出淤泥而不染」,他一遍遍在画里题跋反驳周敦颐,「没有淤泥,荷花如何活下来?」

关于荷花,他曾经这样解释:小时候在外婆家住,闯祸后常常躲在荷塘里,一躲一下午,也顺势看了一下午荷花。他发现荷花不像君子们画的那样干干净净,真荷花里面有泥苔,周围也很热闹,青蛙、水蛇、蜗牛、螺蛳、蜻蜓,全在一块儿。他喜欢这种热闹,这是一种人生的妙。

但这一次,他重新解释了荷花。他在笔记本上画了花的解剖图,荷花杆是中空的,但它足以顶起一朵盛放的大荷花。荷花杆的内部切片里是无数个小管,整整一把圆管聚在一起,狂风暴雨过来,荷杆固然柔软纤细,但既不会断,也不会倒。它的特质不是与世无争,而是不可摧毁。它就像是沈从文画给自己的小船,在小小的波浪中也动荡不止,但是到了大浪里也不会翻沉。于无声处坚韧怒放,这就是黄永玉的荷花。

「我能忍受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委屈,那种痛苦,我能忍受。不是一件事,是多少个。这一点我不讲给别人听,是我心里得意的地方。人同人之间的那些问题,受到一点委屈,受到苦,很苦的。我当天感觉有点不好受,第二天就做别的事了,不太去想它。想它一点用处也没有,真是好苦,但是这一辈子,这种苦同我的努力,同我的用功,不能比。」黄永玉说,「我是在跑万米,不像跑一百米那么好看。跑万米绕圈的,不太有人看。我就是一个跑万米的人,要是有人说我跑得不好看,跑得慢,你不必停下来说道理,那就浪费了。让这个生命远一点,跑到终点是我们的目的。」

黄永玉家门口挂着一幅工笔荷花

最后一次拜访黄永玉,窗外满是太阳,丝毫没有要下雨的样子。阳光从彩色的玻璃照进来,大黄狗和小猫一起窝在桌子底下睡午觉,黄永玉还是在讲笑话。

「『四人帮』垮台了,我那时候正在画毛泽东纪念堂的壁画,住在华侨大厦。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人在南京跟着你们走了一路,是他报告的江青,现在就住在华侨大厦,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说,太好了!找几个人打他!」

这时候,他的女儿拿来了一盒喉糖,他拿出一颗,递给听笑话的客人,「你吃一个糖,这个糖是我的家糖,我最爱吃的。」嘴里嚼着糖,他很开心,笑着继续讲,「这个事情现在不会有了,那个时候有机会还会动动手。」「贺敬之管文化方面的事,他打电话给华君武,说,黄永玉在华侨饭店打人了,你知不知道?华君武说,我不知道啊,怎么可以打人呢?」他模仿领导的正经口气,「华君武就打电话给我,说你打人了,有这事儿吗?我说有,他说,贺先生说以后不要再打了,这样不好。我说,知道了。」口气在这里突然变了调,笑话来了,「接着他问,哎,你是怎么打的,快讲给我听听。」

说完客厅爆发了大笑,黄永玉看着客人们一起笑。

第一次见到黄永玉,聊天中,他突然停下来问我:「如果有一天不让你笑了,你怎么办?」

他说,他已经把办法写进了一首诗里,但他脾气又急起来,要告诉我许多办法:在家里藏一本大英百科全书,把喜欢的唱片放在柜子后面,好看的书要用东西包起来藏在床底下,一个人的时候再拿出来,读书、画画、听音乐。他还花了10分钟讲解如何煮出最好吃的绿豆,拿一口小锅慢慢熬,用冷水把绿豆皮滤掉,这是他下放时候摸索出来的方法。胡同里的沈从文又一次在故事里出现了,讲到错身而过的瞬间,他一字一顿地重复着那则代代传递的经验:「要从容。」

后来,我找到了他留在诗里的办法,那是作于85岁的《笑》——

挖个洞,把笑埋进土里,

到春天,种子发芽,

长成一棵大树,

像座高高的钟楼,

风来了,

满树都响着

哈!哈!哈!哈!

2022年新年第一天,他完成了撕毁五次才画完的那幅画。这幅画悬挂在客厅里,湛蓝的天空下星星点点,家家户户亮着灯,守着一汪平静的湖水,花尽情绽放,题名《今夜》。画前题字是这样一段话:

「愿上天给人间每个人都有美好的今夜,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十年如此,百年如此,告诉子孙们,人应该拥有如今夜之权利,过宁馨如今夜之日子……比如考古学家举它对未来的某一天如今夜的观众说,这幅画是个九十多近一百岁的老头画的,水平虽然算不得高,留传至今,起码能给后人一点欢喜,告诉我们,那时候人们是如何打发日子的。」

他还想写《无愁河》,命运里像是总有一个阻力挡着,不让他写这部小说。第一次动笔是在1945年,在抗战和动荡中停笔,第二次续写是在80年代末,写满一年又停了下来。86岁那一年,他重新动笔,这次还是有很多力量让他写不下去,生病、住院、衰老、离别、伤痛,但他这次继续写,13年间写了262万字,一直把故事写到了1949年。

书里很多故事早已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里,但这里每个故事写得很细。写到少年时代见到李叔同,过去他只讲如何在他面前摘玉兰花,这一次他写的是,看到弘一法师圆寂后,回去的路上默默哭了起来。

他的心里并不是没有波澜,只是人老了,伤心是一种秘密。他和年轻时一样,听老歌会哭,读诗会哭,想起朋友时也哭,看到新闻莫名伤心了,不敢让女儿知道,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他只能把这些说不出口的感情画到画里,写到书里。

他连人生最后的细节都想到了,到时候送去火葬场,送过去就行了,不用想着领骨灰回来,「不好分,怪累的」,他打算跟孤魂野鬼一起过,大家一起热闹。他对于死只有一个要求,「到时候胳肢我一下,看看我笑不笑,」这是他的生死标准,「笑了,我就还活着。」

活了一辈子,黄永玉只是黄永玉。这是他在《世说新语》里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再有两个月,这个人就要99岁了,人生再来个一百年,结局或许还是同一样——天地不仁,白云苍狗,但管它呢,我与我周旋了一辈子,黄永玉永远是黄永玉。

(王贻芳、张新颖、吴洪亮、李庚、杨超、孟斐璇、超仁、汪朝、齐方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瞿中华对本文的帮助)

谁制造了“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从来不是一个组合,但确实又构成了一组群像,在这组群像里,不仅有这四位性格迥异、经历不同的男人,还包含着整个鼎盛时期的香港流行音乐行业,以及背后支撑他们努力的整个娱乐圈。

主笔 | 张星云
在北京顺义别墅区的一家咖啡馆,我们见到了香港作词人刘卓辉,近两年他都住在这里。行内人尊称他“辉哥”,他也确实有“辉哥”范儿,精瘦,穿一件胸前印着“energy”的T恤衫,聊天时始终戴着墨镜。
尽管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中,他的标签主要是“Beyond御用填词人”,但刘卓辉其实为港台和内地的很多流行歌手写过歌词,“四大天王”的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主打歌歌词就出自他手。
图片刘卓辉

不过辉哥嘴硬。“现在香港人都不愿意谈四大天王了,因为过去太久了,都30年了,只有总是怀旧的人才会有感悟。”他说这话时,我看不到他藏在墨镜后的双眼,“对我来说,我就关心他们是否还继续开演唱会,因为只要开演唱会,我就能获得歌词的版税收入,不管这些歌手还是不是四大天王。”他说最近10年,大陆的版权保护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电影配乐、综艺节目和演唱会如果使用了他作词的歌曲,都会支付一笔版税,他这才发现,一首30年前写的老歌,能为他带来一年几十万元的收入。

“四大天王”出道

1984年,张学友在首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中夺冠,与香港最成功的唱片公司宝丽金签约,正式进入歌坛。同年张学友推出的主打歌《轻抚你的脸》,一鸣惊人,那是罗大佑写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的粤语版。当时刘卓辉是香港一份周报的编辑,宝丽金安排了一个例行宣传,一对一采访,地点在尖沙咀假日酒店的中档西餐厅。采访内容刘卓辉早就不记得了,有没有写成文章也不确定,但他还记得张学友那副入世不深、初出茅庐的新人模样。当时张学友22岁,和他同岁。
之后五六年,香港歌坛正值“谭张争霸”的火热时期,很多男歌手的发展空间被谭咏麟和张国荣两大巨星挤压,张学友也不例外。彷徨期的张学友出演了《旺角卡门》,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由此走出低谷。此时的刘卓辉,填词生涯才刚刚起步,依然没有想过把填词作为唯一职业。他给Beyond写过一些歌词,被市场标签为“愤世嫉俗的另类作词人”。这时,张学友的制作人找到刘卓辉,请他为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填词。制作人把小样给他时,定下歌名《情不禁》,刘卓辉回去便很听话地在副歌反复填上“情不禁……情不禁……”1991年,《情不禁》成了张学友第九张专辑的名称,也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
后来的两年里,那位制作人又找刘卓辉为张学友写了几首歌词,其中就有《暗恋你》,那张同名专辑在香港卖了40万张,连续四周登上流行榜冠军位,成了最高纪录。那年底,他又为张学友写了《爱火花》和《还是觉得你最好》,收入这两首歌的那张专辑也卖了40万张。连同他为Beyond写的《长城》等,多首歌上榜,刘卓辉一下子从“另类”变得“主流”。
图片1993年张学友在北京办演唱会为期间歌迷签名(张燕辉 摄/新华社供图)

当时的香港唱片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这家唱片公司用了某个制作人或者作词人,另一家唱片公司便会尽量回避使用。于是,刚刚转投宝丽金没两年的黎明,其制作人也找到刘卓辉,那是他第一次接到黎明的填词订单。
当时黎明出过两张专辑,未算大红,但也已经很偶像派。1986年他在新秀歌唱大赛中获得季军,签约华星正式出道,四年后他在香港“音乐教父”戴思聪的力荐下,转投宝丽金。和刚刚开始走红的王菲(当时用名王靖雯)一样,黎明生于北京,1970年才跟随父母来到香港。尽管刘卓辉需要填的是一首粤语歌,但他还是认为应该强化黎明来自北京这个形象。不过他发现制作人给他的小样旋律里没法填上“我来自北京”五个字,因为唱粤语时不能像唱国语歌一样,根据旋律将词的声调或高或低地调整,于是他只好在四句副歌开头重复填上英语“I, I, I was born in Beijing”。为什么要连唱三个“I”?因为多了两个音符,而且郭富城已经有一首流行曲《对你爱不完》,刘卓辉觉得这三个“I”与那个“爱爱爱”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来自北京》迅速成了黎明的主打歌,同年,刘卓辉还为黎明写了另外两首热曲歌词《我的亲爱》和《我爱Ichiban》。黎明在红馆连开10场“一夜倾城”演唱会,是1992年,也是在那年,“四大天王”的称号正式被创造出来。
当时谭咏麟和张国荣相继淡出,香港乐坛急需培养新生力量填补“谭张争霸”时代结束后留下的空白,张学友、黎明和早在8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刘德华被选中。但香港商业电台想要凑成四个人。李克勤本来是最有实力的第四天王候选人,唱功出众的他早早被宝丽金视为谭咏麟接班人,但关键时刻他却出现了负面新闻,最终被踢出候选名单。而刚出道没多久的郭富城后来居上,他从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TVB)舞蹈训练班毕业出道,1990年之前还只是各个电视剧里的龙套角色,觉得难以出头就跑到台湾发展,结果凭借一支帅气拉风的广告实现了“弯道超车”,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走红后,成功杀回香港。
香港商业电台用佛教中的“四大天王”册封了这四位新王,自此,香港流行音乐迈向新的全盛期。张学友的唱片在1993年的销量超过300万,成为世界十大畅销歌星中的唯一亚洲歌手,刘德华销量超过5万的白金唱片达到了60张,郭富城的舞技得到了日本、东南亚的承认,获封“亚洲舞王”。“四大天王”垄断了香港TVB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长达11年,年度金曲也几乎被张学友和黎明瓜分。他们四人在90年代共举办超过1600场个人演唱会,唱片正版销量破一亿张。影视方面,四大天王共获得5座金马奖影帝,4座金像奖影帝。
图片郭富城是四人中跳舞最好的

刘卓辉的写词事业也随着“四大天王”的如日中天而不断攀升。1988年他刚开始写词的时候,香港公价是一首歌1500港元,到了1992年,他有三首作品入选香港乐坛年度十大金曲,那时他写一首歌的价格已经涨到5000港元。
随后的几年找他写歌词的人越来越多,也有很多“急活”,最急的一首歌是张学友的《旧情绵绵》,他下午收到小样,4个小时后交了歌词,因为张学友赶着当晚就要唱。“那时香港的歌手通常都是这样,他们很忙,因为同时还要拍戏拍电影,档期非常满,留给录歌的时间也就几个小时。”刘卓辉说。
刘卓辉在为“四大天王”写歌时,不仅根据唱片公司提供的小样曲风,也会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格,为这些情歌歌词做差异化调整。加之唱片公司的推波助澜,使得“四大天王”虽然不是一个组合,但却是互补的,正好满足了当时的听众喜好。张学友在歌迷眼里成了痛苦痴情的男人,“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黎明是温柔无力又款款深情的乖乖仔,“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郭富城是鲁莽激情的诱惑少年,“对你爱爱爱,爱不完,我愿意天天年年月月到永远”;刘德华则是悲剧英雄,“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塑造全能艺人和绝对偶像

我是在北京CBD一家高档社区越南粉店里见到的李小麟。他在香港干了大半辈子艺人经纪人,先后当过周润发、谭咏麟、梅艳芳、郑伊健、吴宗宪等人的音乐事务经纪人,刘德华出道头20年的所有专辑制作、演唱会事务都是由他打理,直到2001年他随家人来北京定居。压力巨大的艺人经纪事务已经成了过眼云烟,如今他开了家越南粉店。初夏的北京还很凉爽,他和我坐在餐厅的露天座,边照看来来往往的顾客,边聊起当年事。
80年代初,刘德华从TVB艺人训练班毕业。当时周润发也在TVB演戏,觉得20岁出头的刘德华不错,于是把他揽入自己与李小麟合作成立的影舞者制作公司。1982年,刘德华参演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投奔怒海》,夺得最佳新人奖,从此开始了演员事业。那时候在TVB拍戏,艺人赚的钱很少,但出去登台演出,收入颇高,所以李小麟就负责安排他们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登台唱歌,“那时候原不原创无所谓,翻唱谁的歌都行,能来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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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怒海》剧照
后来周润发决定全心拍戏,影舞者公司散伙,1985年李小麟便与谭咏麟、刘德华、曾志伟等人合办了艺能娱乐公司,梅艳芳、张国荣都成了旗下艺人。李小麟是香港第一批经纪人,此时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好几年,他曾安排周润发去马来西亚演出,安排谭咏麟去旧金山演出。美国ABC电视新闻台将谭咏麟比喻成中国的迈克尔·杰克逊。周润发在华盛顿特区演出时,在他的联络下,里根政府给周润发写了一封友好的正式公函,以期争取当地亚裔选票。“所以当我成为刘德华经纪人的时候,我们是把之前摸回来的经验全都投入到他身上了,其实整个过程,除了艺术我们帮不了,无论制作、宣传还是市场,我们都给了他最好的。”李小麟对我说。
进入艺能娱乐第二年,刘德华就不再只是演员,也成了歌手,“因为当时香港那么小一个地方,那么多艺人,竞争太激烈,光靠演戏远远不行,必须成为全能艺人,每年起码要出两张专辑,以保持热度”。李小麟说,从零开始,刘德华唱歌、出专辑、举办演唱会,都是他打理。不过头几年刘德华的歌并不火,李小麟带着刘德华换过几家唱片公司,直到与宝丽金合作成立宝艺星,在宝艺星出的第一张专辑,就让刘德华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从1988年参演《旺角卡门》到1990年拍《天若有情》,刘德华在大银幕上逐步被塑造成了骑上摩托车奔驰高速公路的英雄形象,他的角色尽管身为黑社会成员,却充满正义,不失为一个好人,并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但往往悲剧收场。于是李小麟就与音乐制作人商量,将刘德华银幕爱情上的悲剧英雄形象加以利用,写出了经典之作《忘情水》,“意象很简单,只要喝过水,就可以忘记曾经受过的伤”。紧接着他们乘胜追击,“虽然你有忘情水可以免掉你的创伤,但是你抵不过天意,天意让你一次又一次受伤”,于是又写出了《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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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有情》剧照
1995年,刘德华登台央视春晚演唱《忘情水》,让他在内地大火。李小麟还记得,那时还是在央视老台,节目组特地给刘德华安排了一个很大的独立休息室,“我们在TVB,不管多大的大牌,都是共用一个化妆间的,所以还真不习惯”。
在香港,李小麟帮刘德华成立了“华仔天地”歌迷会,歌迷设委员会,所有活动刘德华都会投入参加。每年两次歌迷聚会,他们会找个度假村,不接受任何记者到场,完全由歌迷做主,刘德华亲自参加,与歌迷从头玩到尾。在李小麟的建议下,刘德华还成立了“无名发”理发店,他的歌迷和他一起定期去养老院免费为老人们理发。还有很多小事,比如说在任何公共场合合照,刘德华从来不主动站在中间,任何情况下有老人上下台阶,他一定过去搀扶。
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都在将刘德华塑造成一个绝对偶像。“我觉得,坦白讲,做艺人,其实是你用自己艺术上的天分去做某件事情,上天给你的回报是,那么多人喜欢你,你从中得到很多受益,你的责任就是,你要再传递给喜欢你的人某种讯息。所以我经常和朋友讲,你说你喜欢刘德华什么?唱歌吗?有唱歌比他好的人。演戏吗?有演戏比他好的人。但他却是总分最高,做人孝顺、工作努力,我觉得他在做人的路上是最刻苦的,他真的很自律。”
“以前的艺人,从入行到红,要熬蛮长久的,这个过程不容易,经纪人也是,要熬出来很辛苦。现在整个市场发展得太快了,很多经纪人入行其实做的是秘书的工作,不敢和艺人讲他不喜欢的事情。以前张国荣的经纪人陈淑芬这辈,觉得自己的艺人不行就真的不行,是要当面讲的。”李小麟回忆说,有次他让刘德华不要接房地产的广告,刘德华问他为什么,李小麟说:“第一,华仔,你不缺钱;第二,你接卖房地产的广告,喜欢你刘德华的是什么人?可能是一般大众,买一个房子可能对他们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今天拿钱宣传这个房子,你不保证这个房子的质量是不是够好,假如房子有碰到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影响人家一辈子?”直到现在,刘德华都没有做过房地产广告。
《忘情水》大卖后,李小麟制作出了国语歌《中国人》。1997年初,这首歌以单曲CD形式推出,CD外包装被做成了一个中国地图的形状,《中国人》大卖。MV中,刘德华身着一袭白色长衫,站在长城上,被挥舞着红旗的年轻人环绕,缓缓唱出“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那一年香港回归,庆祝晚会上,“四大天王”罕见地同台演出,刘德华唱的依然是这首《中国人》:“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
图片2002年12月6日,刘德华“你是我的骄傲”演唱会在湾仔伊馆举行。2000年以后刘德华在内地花的精力最多(视觉中国供图)

刘德华在内地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1998年他在内地举办6场演唱会,1999年又举办10场演唱会,同一年,刘德华获批在西藏拉萨举办演唱会,在那场名叫“爱我中华演唱会”上,他唱了另一首经典《爱你一万年》。“其实我觉得我对华仔事业最大的帮助,是让他看世界的视野更广阔一些。”李小麟对我说。
与此同时,张学友的音乐剧《雪狼湖》在内地大受欢迎,成为百事可乐代言人的郭富城也频频出现在内地的电视广告里。至此,“四大天王”和他们代表的香港流行音乐彻底进入内地市场。作词人崔轼玄回忆,当时他还在哈尔滨下面一个小县城上中学,还没有量贩式KTV,通常只是一间歌厅,中间一台电视、一台点唱机,一两块钱一首歌,大家排着队轮流用麦克风唱,“所以要是唱得不好,整个舞厅的人都要跟着受罪”。崔轼玄说,他因此开始大量买香港男歌手的专辑,边听边学,就是为了在歌厅能唱得好点。
“四大天王”时期,香港流行音乐在内地的影响达到历史巅峰,直接制造出了内地第一代追星族。不论是大城市还是小乡镇,商场里都贴着他们的代言海报,发廊里播着《忘情水》《吻别》《对你爱不完》,录像厅里放着《天若有情》《今生无悔》。小青年们疯狂地抢购他们的磁带,在房间里贴满偶像的海报,把他们的生日、血型、星座记得比九九乘法表还牢,就连六七岁的孩子也能脱口而出这首打油诗:床前刘德华,疑是张学友,举头望黎明,低头郭富城。1993年春晚上,赵丽蓉演的小品《追星族》,也记录了这一现象。
“那时候四大天王之所以在内地能火,是因为他们在唱国语歌。”崔轼玄对我分析说。他后来入行写歌词,认识过很多当年为“四大天王”写歌词的作者,发现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有人在为他们填词作曲,“四大天王的影响力,真的可以把华语乐坛全都串联起来”。
香港流行音乐在内地如日中天的90年代,只有极少数人曾发出过微弱的反对声。1994年,校园民谣在内地红火之时,摇滚乐也迈向高峰,进入香港乐迷的视野。这年底,“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到了香港,在红磡开了一场“摇滚中国乐势力”,堪称万人空巷。何勇在演出之前对媒体说了一句大意如下的话:“四大天王,只有一个会唱歌”,让何勇一夜成名,香港娱乐圈纷纷打听这小子到底是谁。1999年底,作家王朔炮轰金庸,“四大天王”也不幸躺枪,被他打入“四大俗”之列。当然,在此之前,Beyond乐队成员黄家驹也曾说过,“香港没有音乐圈,只有娱乐圈”。

下一代天王?

在“四大天王”的全盛期,香港乐坛处处都是繁荣景象。刘卓辉向我分析说,好的方面是,尽管名义上四人垄断了年度金曲,但唱片销售额年年都能破纪录,市场好了,让行业内的每个人都能分到一杯羹,每个人都能有饭吃。另一方面,唱片公司大量引入日语和英文歌曲,将它们改编成中文歌给香港歌手唱,这些音乐本身水平很高,风格丰富,让整个乐坛变得多元。
不过,当年一手制造“四大天王”概念的香港商业电台随后发起了一场运动,影响深远。1996年,香港乐坛开始推广“原创歌曲运动”,抵制来自国外的改编歌曲,想为本地创作人开拓更大空间。可是,香港的创作人才本来就不多,面对的却是全亚洲的市场,需求庞大,一旦供不应求又必须硬着头皮出作品,水准就会降低。这场运动被香港流行文化研究者视作一次失败试验,是令香港乐坛由盛转衰的事件之一。
水准的下降,导致香港流行音乐失去了大部分中年以上的听众。《明报》曾对此评论道:“成熟的乐迷,宁愿继续沉迷老歌,也不愿买欠质素的新歌。为迁就少年乐迷,音乐创作人走向单纯化的路线,在音乐上及歌词内容上,都难以令思想成熟的乐迷产生共鸣。”到了90年代后期,香港的主流情歌愈发地千篇一律,都是中板或者慢板,十首有九首都是讲分手、失恋的苦情歌曲,这一时期的香港音乐被归为“Canton Pop”,代表着一种旋律简单、容易记的流行音乐。
图片2003年,这是“四大天王”倒数第二次同台演出

此外随着盗版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唱片业也整体衰落。1997年之后,唱片销售额开始走低,到了1998年,销售额已经不足1995年的一半。张学友的《吻别》、刘德华的《忘情水》,其销量超过百万的盛景,只存在于回忆里了。一般新人,刚出的专辑能卖出5000张就不错了。很多刚刚入行的歌手出完唱片就遭到解约,从此消失在行业里。最为致命的是,因为赚不到钱,几乎没有什么新的词曲创作人能混出来。
同一时期,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香港在流行文化上的绝对优势也渐渐被赶超。索尼唱片进军内地,签下刘欢、毛宁、杨钰莹等人,以《弯弯的月亮》实现反向输出,诸多个性十足的摇滚歌手也开始受到内地之外的歌迷欢迎。此时香港歌坛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差距在缩小的信号。
台湾这边,就在香港的原创歌曲运动沉寂之时,任贤齐凭借《伤心太平洋》等改编自日本歌曲的专辑蹿红。带有欧美元素的台湾音乐从90年代末开始对香港音乐全面碾压,比如说唱风的周杰伦、张震岳,以摇滚乐队形式出现的五月天、苏打绿、信乐团。
1999年,张学友和黎明先后宣布放弃“四大天王”的称号,同时也不再参与任何乐坛奖项的争夺,宣告了“四大天王”时代的结束。李小麟说,他很理解当时黎明和张学友的决定,因为在80年代谭咏麟与张国荣进行“谭张争霸”时,就是谭咏麟于1987年开创了不再领奖的决定。当时他是谭咏麟的经纪人,他还记得是在上海,谭咏麟、张国荣、曾志伟和他四个人一起做出的这个决定,连唱片公司都不知道。他记得谭咏麟说,“只有不领奖,你才能常演下去,不然你就会成为棋子,颁奖机构会不断给你谈条件”。
事实证明,当年正是因为“谭张争霸”时代的结束,才给了后面新人出头的机会,才有了“四大天王”,而当“四大天王”时代结束后,人们这才发现,香港乐坛已经被他们垄断了10年,就连当年有“第五天王”之称的李克勤,在2002年终于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时,也已经35岁了。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当晚在香港庆祝回归的大型晚会上,“四大天王”难得地同台献唱,但每人只唱了半首歌,四个人加起来的演出时间都没有郎朗一个人弹钢琴的时间多。那是四个人最后一次同台演出。
图片2007年6月30日,香港,庆祝特区回归十周年文艺晚会活动(视觉中国供图)

在采访过程中,每当回顾那段光辉岁月,刘卓辉也提到自己作为香港乐坛鼎盛时期的幕后人员,其间的不被重视。1992年他写的三首歌入选年度中文十大金曲,TVB没有邀请他去参加颁奖礼。更别提歌手,“不管是张学友、黎明、郑伊健还是黄家驹,我给他们写歌词,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请你出来吃个饭之类的,真没有。这就是香港人的工作方式,很冷漠。当然我也不喜欢应酬,我更怕一位歌手打电话给我说他最想要什么样的歌,因为其实他讲来讲去还是一首情歌嘛。但是内地这种关系不一样,如果一位词作者帮一位歌手写了首很红的歌,那位歌手会很感激他,然后会变成朋友。但在香港真没有,我与歌手的距离都很远,见面点个头,没有了”。
后“四大天王”时代,他们四人的演艺事业都还在继续。刘德华在内地花的精力最多,不仅自己参演了大量电影,还参与制片,扶植新一代导演。张学友依然开演唱会,50多岁的人从头唱跳到尾,准时开场、不降调、不用提词器。他说:“我相信好歌有好报,我想唱到70岁。”郭富城将重心放在影坛和舞台上,获得过金马、金像双料影帝。黎明则开始了商业和幕后制作,培养新人。
刘卓辉坚持自己从不买票去看演唱会,“我给那么多歌手写过歌词,他们邀请我我就去看,通常是制作人邀请,或者我开口向制作人要”。他看过张学友1993年的演唱会,两年前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看过郭富城的演唱会,但黎明和刘德华的演唱会,他至今没看过。
图片1993年8月24日,香港歌手刘德华在北京举行了首场个人演唱会。图为演唱会开始之前街头挂出的刘德华海报( 张燕辉 摄/新华社供图)

“四大天王”之后,各大唱片公司也曾想抓住这个空窗期,力推各自的新人上位。华星唱片找到刘卓辉,请他为新人陈奕迅的第二张粤语专辑写一首歌。“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就写了《爱没有左右》,然后就交了,等专辑出版,我收到CD之后一听才发现,哇,这个声音很好,我很喜欢。其实他很会唱歌,但表现出来却是一种平实质朴的感觉。我当时就觉得他应该会红,但并不是说我有特别眼光,一个人后来红不红,可以找到很多理由解释。”刘卓辉说。

马伯庸:中年男人试图提炼历史规律,我也不能免俗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能够把古代具有现代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展现给你们看,同时又不违背我所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这两个原则。”

记者|孙若茜

时间倒退5年,马伯庸的名字后面老被缀上“影视元年”四个字。那时候,他的几部小说相继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其中最火的两部是《古董局中局》和《长安十二时辰》,前者使马伯庸正式成了畅销书作家,后者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红了。那时候,距离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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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马伯庸(受访者供图)

今年,以极高频率紧跟着马伯庸这个名字出现的,变成了“宇宙”二字——“马伯庸宇宙”。他的作品连同其衍生的影视剧的数量和热度可以想象,在采访他的前后我也已经略有感受。采访最初的契机是去年年底长篇小说《大医》的出版,小说分上下两部,各有50多万字,发行时间上有些间隔。上部“破晓篇”我还没读完,就收到了另一本,而且竟然不是《大医》的下半部,而是小说《长安的荔枝》,加塞儿把它读了,又赶去读《大医》下部“日出篇”。疫情和春节给采访带来了延宕,转过年终于面对面坐下采访,正赶上当晚由他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改编的电视剧首播。
按照这种产出节奏,不夸张地说,这篇访谈在今年任何时间刊出,恐怕都会撞上马伯庸某部作品的宣传期——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出版了,《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也都在日程上了,还有……听说马伯庸的团队有一个叫“松子库”的文件夹,里面尽是些未来或许可以取用成书的头绪和素材,在马伯庸自己的电脑里,那个文件夹叫“坑”,这名字更有画面感。
用“宇宙”形容一个人的作品,一定不只为表达其数量之多,也不仅在于说明其作品正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展现,应该还在于表达其创作自成体系,不同的作品之间有一致的内在逻辑,这背后的推动力是作者的想法和方法。具体到马伯庸,比如他想通过写作历史小说表达的是什么?他笔下的古代为什么好像充满现代感?为什么能铺展出那么多细节?这些,正是我们采访中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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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的书《大医》
从古代提取现代性

三联生活周刊:读你的书,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能在你笔下的历史故事里发现现代的节奏和逻辑。比如读《长安的荔枝》,故事里房奴的状态、职场规则和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几乎一致;再比如对时间的截取,倒计时的紧迫感,在《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里我们也都有过体验。能说说你是怎么把“现代”放入历史故事里的吗?
马伯庸:这其实不能说是现代逻辑,“社畜”这个东西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把它摆在那个位置,恰好能够和现在有所共鸣。这是一个技巧,就是既要把现代意识注入进去,还要符合古代逻辑。如果让古代人做出和现代人一样的事就出戏了,比如你不能让古人拿出一个手机,但是如果让古人去做一件事,这事马上做完了,领导说我要改个需求,或者说对领导溜须拍马,结果拍到马腿上得罪了领导,这些事情古今都有,就可以产生共鸣了。
我特别喜欢强调小说里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的小说里,包括近几十年的历史小说创作里面,都不太强调时间的颗粒感,我们经常会看到“数日之后”“数月之后”或者“半日之后”,时间感并不强。这是对的,古人的时间节奏很慢,没有现代人生活状态里那种争分夺秒的状态。我想把时间的颗粒感做得足够清晰,当然我们不能把现代的时间概念直接放到古代,所以我会特别喜欢在小说里用“一炷香的时间”“弹指之间”这种特别短促的时间概念,把时间标定出来,故事节奏还是一样的。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我能够把古代具有现代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展现给你们看,同时又不违背我所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这两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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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是什么?它是你在写作之初就非常明确的吗?
马伯庸:一开始我是没有意识的,最初纯粹就是八卦,看历史中哪个东西是比较有传奇性、戏剧性、好玩儿的,从这个角度入手。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非常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史观这一块。
其实史观就是两种,一种叫英雄史观,一种叫人民史观。对我来说,理解历史就是两条线,第一条线就是看底层,而不是看上层。就好像长江,一滴水不重要,一个小老百姓想活或者想死对历史无关宏旨,影响不到,但如果千千万万个老百姓聚到一起,产生的流向就是所谓的历史大事。任何一个历史转折都是底层人民产生的需要汇聚在一块儿形成的潮流,那些上层的历史人物、英雄就是适逢其会,他们不是引领潮流,而是赶在这些潮流之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样自下而上才能推出整个社会历史事件真正的动机。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逻辑之下,故事的时间是接近现在还是无比遥远,对你来说写起来是没差别的对吗?
马伯庸:没有差别,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有意思的就是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能变成什么样的花,从文学角度又产生出怎样不同的故事。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历史故事,应该只是指向一个朝代的。换句话说,是因为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形态所产生出来的特定的故事,放在另外一个时代它是不成立的。比如说《两京十五日》,它只能在明朝,因为在明朝大运河才会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比如说《长安十二时辰》,只有在唐代长安城的那种城市结构之下故事才能发生,换到江南水乡根本用不着这么折腾。《长安的荔枝》如果放到近代,有汽车了,就不需要那么费劲地去运这个东西了。我甚至觉得载体都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好的小说很难改成一个好的剧本,它可能只有一种完美的表现形式。伟大作品是很难改出来的,像《红楼梦》,怎么拍你都不满意。因为它的文字已经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而且它的很多内容只有通过文字才能够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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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的书《长安的荔枝》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具体从你写作涉及的朝代,讲讲你发现的具有现代性的东西?
马伯庸:很难具体到某一个朝代,只能大而化之地来说,遵循的是经济逻辑。对于资源分配的焦虑和把控是古今从来没有变过的。不管是在古代的宫里、官场还是在现代的办公室,本质上一样,都会面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权力的倾轧。古今的共情就在这儿,把握住这条线索向上推演,都是对资源抢夺的同一结果在不同场景的展现。
比如说《长安的荔枝》,李善德接到运荔枝的任务去找人帮忙,结果大家把这个球踢来踢去,这就是官僚机制必然产生的结果。当一个官僚机构足够大,同时文书工作足够多的时候,他们追求的往往是一种安定感。这种安定感要通过复杂的文书流转来完成,让你不停地填表。还有就是推卸责任,就算这件事可能给我带来好处,但是为了避免风险,我不懂也不会去做,官僚机构是非常厌恶风险的。这种运作原则在中国古代的文官体制内是大规模存在的。说回来,我们当下肯定也是有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历史的偶然性?
马伯庸:历史的偶然性是存在的,但是恩格斯就说过,如果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如果我们把观察历史的尺度拉长,你会发现历史的发展途径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死亡、某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变化而产生大的变化。因为大方向的决定不在于某个人的意志,而在于国家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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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必然、偶然,你想要写的是历史的哪部分?
马伯庸:应该说是在偶然中寻找必然的规律。我写历史小说追求的并不是所谓完全真实的历史,而是符合逻辑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件事可能没发生过,但是历史上这个人干得出来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创作小说应该遵循的逻辑。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我们要写鸿门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项羽为什么要放过刘邦?当时项羽26岁,刘邦51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项羽,26岁已经站在了全国的巅峰,谁也不如你牛,你看见一个51岁的老头子,你觉得你想去杀他吗?没必要。你又不像后世人那样知道刘邦最后会得天下,他在你眼中就是一个比秦始皇还老的老头儿,畏畏缩缩地坐在下面,出身不高、兵力不强,为什么要跟他计较?说难听点儿,杀了他你可能都嫌自己手脏。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年轻人的心理上推测这件事,但是,永远不会有项羽是因为看不上刘邦才放过他的说法作为历史定论。
三联生活周刊:这又是另外一种逻辑了。
马伯庸:这是另外一种研究方式,叫共情,或者叫设身处地。因为我们后世的人接触到的信息和当时的人接触到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刘邦很重要,刘邦后来得了天下,项羽不杀他就很可惜。但是从项羽的角度考虑,他并不知道刘邦后面会变得怎么样。他不会考虑自己会失败。这个心理逻辑,其实就是人性的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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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陇西》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情绪在历史的发展、走向里扮演的角色,或者说发挥的作用?
马伯庸:我觉得情绪更像是一种色彩。比如说一个沙发,用木头架子把它搭起来,外面的质感取决于往上刷的色彩。拿金庸举例子,《神雕侠侣》结尾是襄阳大战,郭靖守襄阳城。就历史规律而言,我们会知道这件事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当我们知道这件事不可逆转之后,再刷上一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色彩,就会体现出一种不同的质感,拥有一种古希腊悲剧英雄般的那种令人感动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办法把人类的情感和冷冰冰的经济规律完全切分开来。它们合并起来之后,就会有很多层次。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我们和历史小说里的人物产生共情,与我们和一个把时间设置在当下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共情,有什么差别吗?
马伯庸:差别很大,现在的人和古人的外界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苏东坡把自己的小妾送给别人,这件事情放到现在,是一个完全无法被接受的道德上的瑕疵。但是在苏东坡那个时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正常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能说苏东坡这件事情做得对,但是得知道他做这个事情是合理的,是合乎当时的礼法和社会规则的。共情首先是一种能了解当时社会规则的能力。而且我们读历史小说不只是读到共情,我们把人物放在一个合理的环境下,看到他的合理举动,这种举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才是真正需要考虑的事情,这是研究历史的逻辑,而不是小说逻辑。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说过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用当代人所熟悉的语境去解释的话,那么历史是不存在的。其实小说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样的小说,即使是历史小说,它写的也是一种现代性。我们会习惯性地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很多时候写历史小说难就难在这儿,既要符合当时人物本身的生活状态,同时还得考虑到现代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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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确史观,有意识地去寻找历史规律的?
马伯庸:我们身边接触的40岁以上的男人,在酒桌上或者其他什么场合,动不动就说:小谁,我跟你讲,是这么回事,人生就这几个字……他们经常会用这种口气说话。这是中年男人不可避免的一个宿命,试图提炼历史规律,试图提炼人生经验,我也不能免俗。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40岁,是2020年。2019年《长安十二时辰》的剧播出,火了。你觉得这种心态的转变,和具体某部作品的创作以及它得到的反馈有没有一点儿关联?
马伯庸:40岁是个虚数,其实具体时间倒是没有特别明确的。但是读历史读多了之后,就会有一种倾向去往下看,往细看。年轻的时候都喜欢看打打杀杀,我也喜欢看。再大一点儿,喜欢看宫廷阴谋,各种诡谲心思之间的算计。但是算完之后,大道至简,最后会发现“为什么这么算”,其实都是有规律在。
三联生活周刊:刚刚提到“火了”,因为我们总是难免会去假想,一个作家“火了”之后,创作的内容、心态是不是自然会改变;假想一个人不用考虑生存的问题,创作是不是就更自由了之类。
马伯庸:我是觉得也没有。写作这个东西跟出不出名或者经济状况如何关系不大。因为它的内力不来自于这个。如果说我写完了,功成名就了,我就安心享受目前的这些稿费,这种生活我想象不出来。咱用通俗的话说,写东西其实是爱嘚瑟、爱显摆,这种显摆和嘚瑟不会因为你收入变化而变化。就像我给你们讲我发现《西游记》里《五龙经》其实是明代白莲教的一部伪经的事,我就很得意,会迫不及待找个话头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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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局中局》剧照

从一个小细节挖下去,会发现一个大坑

三联生活周刊:我很好奇,像《五龙经》这样的事你是怎么发现的?
马伯庸:《西游记》里那50多本经文,我是一本一本搜了一天搜出来的。我特别喜欢从一个细节入手去挖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样能挖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这和我的创作习惯有关——英国作家弗·福赛斯的间谍小说里面有大量的细节,让我觉得很酷,这可能是我着重描写细节的创作源头。写细节的前提就是要去查大量的东西,要保证细节是准确并且有用的,这就要深入挖。这个习惯养成之后,我经常会花一天的时间挖一个看似没有关系的事,挖完也没有什么后续的动作,就是挖的过程很开心。
去年我一个朋友买了一套国内出的第一版《星球大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我当时注意到几个细节:第一,这本书出的时候,《星球大战》第二部的电影才刚刚在美国上映。为什么当时中国能这么迅速地出版小说?我查了很长时间,查到1980年有一次高层访美,美国总统在白宫招待出访的耿飚和刘华清观看了《星球大战》的电影,很可能就是这次交流促成了出版。第二,《星球大战》一共三部,第一部的印数是30万册,第二部15万册,第三部是7420册,印量为什么会直线下降呢?了解之后我发现中国人当时对于科幻片几乎没有概念,所以对这个小说也看不太明白。我还特意请人找到当年的编辑,他们说当年为这件事投入了很多资源,几乎破产了。后来负责“星战”的这位编辑又出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小说在当年一下就火了,才把经济救回来。我们很难想象这两本书之间会有关系。整件事我差不多花了一天加一个晚上,到处找人打听,这个陈年老瓜挖完之后,也没别的用处,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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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数字是不是特别容易引起你的注意?你的作品里经常有精于算术的人,《显微镜下的大明》里的帅嘉谟、《长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都是这样,但你好像说过自己特别不擅长数学,所以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崇拜吗?
马伯庸:可以说是崇拜,或者说是敬畏,因为不懂而充满敬畏。我发现中国历史有一个问题,黄仁宇教授也提到过,就是忽视数字。他经常讲一件事,就是记录打一场仗我们不会讲出了多少兵,动员了多少物资,没有对数字的管理和特别明确的记载。回到我刚才说的经济逻辑,要是能把这些数字抠明白,你就知道那都是经济上的抉择,而不是政治上或者说个人情感色彩上的抉择。数字背后就是资源的计算、利益的计算。很多事情从这个角度看就会很清楚。比如说隋炀帝下江南,那些钱怎么花的?为什么后来不下了?不是他幡然醒悟了,就是没钱了。
算钱是一个理解历史最重要的途径,你去看政治斗争、看人性,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来自资源分配。资源分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钱。所以我会关注一个朝代的财政问题,包括土地财政。我们总讲封建王朝300年一个轮回,其实原因特别简单,中国的土地就那么多,总是不断地有大户在做兼并,把自耕农赶出自己的土地变成佃农,国家大一统的基础就是自耕农,所以兼并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崩坏,发生战乱,死了很多人之后土地又足够多了,再重新分配。之后新王朝建立、繁衍发展,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最后又变成一个循环。
三联生活周刊:充满庞杂数字的史料,你一般会怎么读?比如《显微镜下的大明》里关于丝绢税的那些。
马伯庸:我自己要算一遍。那些不涉及高等数学,就是简单的数字运算。史书的毛病就是它不会给你一个详细解释。我以帅嘉谟算的作为基础,继续往下算,就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挖。从一个小细节挖下去,最后你会发现一个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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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洛阳》剧照
“我要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

三联生活周刊:《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你唯一一部非虚构作品。同名剧也是你亲自改编的,当初为什么没有把它直接写成小说呢?对你来说,写作非虚构和虚构作品,取材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之后,我怕被故事性绑架,我怕我很容易就觉得自己应该再写一个更畅销的故事、更让人喜欢的故事。所以想写一个非故事性、没有那么讨人喜欢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我自己觉得好的、能涉及历史底层规律的。当时正好我把之前搜集的东西拿出来翻。它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你要写这个事件就必须去理解明代的土地史、财政史、货币史,甚至明代的经济和商业,还有它的政治史,所有层面都要了解。学透了之后,对明代整体有理解了,那好,也别浪费,再写一个《两京十五日》,这样就顺理成章了,里面的逻辑也会写得更精准。
《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里我的确没有做任何虚构。它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个事件。它不是戏剧性的叙事结构,而是新闻的结构,讲的是前因后果。故事需要的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关系变化,但那里面全在开会、算账,所有冲突都在于这个账我算得对,你那个账算得不对,不对在哪儿……这种东西是没法在视觉上呈现的。后来人家买了这个版权,我说你们连这种东西都买?我觉得还挺对不起他们的,就帮着改了改,编了一个故事出来作为基础。
写故事,所有东西都是为戏剧性服务的,有些东西可以要,有些东西不必要,我会按照故事的发展逻辑去剪裁。但是写非虚构,这个事件就不是按你的意志运转了。我当时写得很痛苦,因为很多时候发现这件事他只要这么做,会特别好看,但事实上他就没那么做,而是非从另外一个没有戏剧性的角度去发展,所以我要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非虚构要求的就是真实,如果你编一个东西出来,你的个人信誉就破产了,大家不会再相信你写的东西,真实反而会产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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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害怕读者挑出错吗?
马伯庸:我特别喜欢他们去挑。昨天就碰到一个读者发微博说,《大医》他都看完了,都挺好,但是有一个错误,在故事结尾主角之一抗美援朝去了丹东。他指出来,当时不叫“丹东”,叫“安东”,后来是为了考虑到和朝鲜之间的关系,这个地名才改叫“丹东”。我就赶紧联系出版社,下一版再印刷的时候要把这处给改了。你说这个影响故事吗?完全不影响,但是有人愿意挑出来,我觉得挺好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自己的写作经历过迎合读者的过程吗?
马伯庸:肯定是有,不可能是完全不迎合的。我会很关注我的书读者是一口气看完,分两天、三天看完,还是根本看不下去。对于叙事的流畅度和阅读的动力,我还是挺关注的。这个大概是在写《古董局中局》的时候开始的,第一因为这个作品和我之前写的不一样,它算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第二,我写它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风,刻意用了一种说书人的口语化的表达,所以你会看到里面的话特别顺、特别溜,它不是文学的表达,更像是一个人的口述史。这也是我的一个尝试,原来太过于雕琢句子的复杂程度和巧妙程度了。而当我明确了是想要一本畅销书的时候,口语化对于降低阅读门槛就是很重要的。那本书出版之后,很多老读者会问,你这本书是不是代笔,怎么跟你风格不一样?但是老读者把书放在家里,他们的爸妈拿过去会一口气看完。你会发现这么写之后它触及了更多的读者。但是后来我又及时拉回来了,我觉得一旦养成习惯了,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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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局中局Ⅱ:鉴墨寻瓷》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麻烦在哪儿?降低语言的门槛之后会让你损失掉什么表达吗?
马伯庸:语言的门槛降低之后,首先损失掉的就是信息量,口语带来的信息量是不够的,尤其对于细节的描写。虽然写的时候是很畅快的,但这种畅快是很危险的。习惯了口语写作之后,想回到正常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就好像天天写口水词,写多了之后忽然让你写一个高雅的东西,整个人就会找不着感觉。所以后来我也不执着于某一种文体,而是用适用于主题、故事的文体。像《古董局中局》,更接近民间的故事,用口语化的传达大家会觉得比较合适。写《长安十二时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迅速的反恐故事,我就尽量用短句子,尽量用精准的描写制造出一种节奏感和速度感,而不是去过度地铺陈氛围。《两京十五日》我就把速度和文字的厚重感放回到明代的那种感觉。再后来到《长安的荔枝》又回到盛唐的那种雍容。其实每一部小说的文体、文笔都会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到自己在日常生活里会有意识地去做一种观察训练,比如坐地铁的时候去猜谁快要下车了之类,还说那需要保持一种中二的态度。很多写作者在日常里都有类似的观察习惯,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说它“中二”?
马伯庸:它是一种不太成熟的、好玩儿的尝试。所有的创作者一定都是不成熟的,当一个人足够成熟之后,他就不想创作了。就好像一个老禅师一样,已经人淡如水,看清世间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看不破世界,你才有想表达的东西。一个人只有正在经历世事,有愤怒、有情绪、有遗憾、有兴奋,他才能成为作家。归根结底,作家是靠荷尔蒙写作的,如果没有激情的话,写什么都没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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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10期)

张新颖|怀念夏仲翼老师

夏仲翼先生辞世。5月28日早晨在朋友圈看到这个消息,几天来头脑里都是夏老师的身影、动作、声音。

夏老师给我们讲“外国文学史”课时,五十六、五十七岁,这是现在从他出生于1931年来推算的,当时,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学生哪里会注意这个。他走进教室,常常气喘吁吁——从市区赶到学校,路程不近——微胖的身体在讲台上站定,把一个大手提包放到讲桌上,拿出眼镜盒,取出一副眼镜,换下戴着的眼镜。我们曾经津津乐道夏老师开讲前一副眼镜换另一副眼镜的标准程式,赋予它审美的意味,却从来没去想其实是老花镜和近视镜的换来换去——我们粗略地把老师分成年轻教师和老教师,依据只是一眼看上去的感觉,有的老师不到五十岁已经被我们认定为老教师——夏老师似乎超越了这个划分,我们没往这方面想,而是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

别的东西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据说女生们称夏老师为“我们的罗切斯特先生”;男生里居然有人研究起夏老师的穿着,他常穿夹克,看上去和普通的夹克没大差别,但就是不一样。还有同学猜测夏老师念过教会学校,但苦于没法证实。总之,我们对夏老师充满了方方面面的好奇,实际上却几乎一无所知。

这份好奇当然是由夏老师的课堂引发的。1987年下半年和1988年上半年,夏老师给我们上了两个学期的课,每周三个学时,从古希腊讲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些年,我们还处在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春躁动中,夏老师的文学史课,却让我们不知不觉中沉浸到广阔而绵长的丰富世界。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何其幸运,遇到这样的老师。后来我读研究生,陈思和老师告诉我,他的外国文学史就是夏老师上的,从他们七七级开始,夏老师就一直给中文系开这门课。我这才反应过来:幸运的不单单是我们这个班。夏老师坦言,喜欢给中文系上课。我并不清楚夏老师给中文系上课结束于哪一年,有多少级学生幸运受益;只知道有相当长的时期,中文系的老师到外文系讲中国文学,外文系的老师来中文系讲外国文学,是惯例、常规,中文系好多位老师给外文系上过课,外文系似乎只有夏老师来中文系上文学史。

我们八五级的课,最受欢迎的,之前有两年级骆玉明老师讲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个学期先秦两汉,一个学期魏晋南北朝;三年级遇上夏老师,就又增加了一门。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两位老师风格大不相同到形成强烈反差,而我们都沉迷其中,大受激发,实在是开了我们的眼界,拓展了我们对文学、知识、学问的理解。我的一个同学多年之后回忆起来,说得层次清楚:听这两门课,是大学时代最美好的时刻;美好都美好,却是不一样的美好,重要的是,我们不仅经历了美好,而且经历和懂得了不同的美好;这两种不同的美好,仿佛处在摆荡的两极,反差越大,美好荡开的幅度就越大。其实当年,我们私下里就议论过两位老师的鲜明特色。骆老师讲课,风烟浩荡,波涌浪激,我们一动不动端坐课桌前,内心却一次一次经受震动,不断地惊奇、惊喜、惊醒,也暗自警醒。夏老师呢,声调温和,语速舒缓,言辞平实,讲了一年课,没有一句惊人之语;也绝口不谈课程之外的内容,不谈自己,没有东拉西扯的闲言。那么,我们是被什么吸引的呢?就是他讲的文学史和他的讲述方式。譬如,某种文学样式(体裁、类型)的兴起、繁盛、衰微,他能讲出漫长时间里的运动和过程,简单地说,他能讲出“史”来。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几乎从不认为后来不见了的文学样式是消亡了,他从后世新兴的样式中发现了吸收、转化和旧样式改头换面或脱胎换骨的重生——而这,也是讲出“史”来。至于他的讲述方式,我只能用老话来传达个人感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庶几近之。

夏老师的课,教室里总是早早坐满了人,等待着上课铃响。要知道,我们读书那会儿,逃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仅逃,而且逃得理直气壮。有一门课,老师正讲着,最后一排站起来一个同学,他要出去本可以走教室后门,可他不,偏偏从最后面沿着走道一步一步往前走,皮鞋跟钉了铁钉,一下一下敲打着大理石地面,清脆响亮;走到讲台边,转弯,从前门扬长而去。这就有点像抗议了,抗议老师讲得不好。我自己也是一个逃课的学生,逃得有点多,超过一半吧,但确有几门我是一次也没逃过,夏老师的课当然不用说,每次还都不由自主带着点儿兴奋去占位子。有一天晚上,两个同学在宿舍里起了争执,动了手,一个打破了另一个的头。我们送受伤的同学去长海医院急诊包扎,等处理完回到学校,天已经亮了。我忽然想到上午是“外国文学史”,就没敢回宿舍,怕回去躺下睡过头,而直接去了教室,等待一个半小时后夏老师走进课堂。

期末考试,不作惊人之语的夏老师出的考卷,却使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题型不过是名词解释和论述题,题目也没有奇怪的,可是总量超常:名词解释竟然有四十个!这么大的规模,这样细的密度,几乎没有遗漏任何重要内容,所以这门课的考试不存在侥幸的可能性。三个论述题选两个,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选答了一个中世纪文学的题目,因为有点挑战性,还因为听课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夏老师所讲与通常评价的不同之处。

后来才慢慢想通,夏老师的考卷,与夏老师的课堂一样:宏阔,但绝不空疏;丰富,但绝不散乱;要清晰,要细致,要平实,要落到具体。所以夏老师的课给我们的,就有总量和密度,超过通常课程的总量和密度。

两个学期的成绩,我得的都是优秀,心里真是高兴。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学生这么在意成绩,也不计算什么绩点,我自己的本科课程大多是良好,还有几个中等,很少有优秀,得了优秀也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夏老师课的优秀,觉得不一样,过了三十多年,想起来还是高兴。

夏老师的课结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而俄罗斯文学正是他专长的领域,对伟大作家的精深讲解把课程停留在高潮的部分。我们又激动又遗憾,遗憾的是没有听到夏老师讲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前面几年,他发表了关于现代主义的系列文章,但开风气,却在后来现代主义逐渐热起来之后退隐;我们还想听他讲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他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给我们谈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是最早介绍和翻译巴赫金的人。

1989年我读本系研究生,特意去外文系查了研究生课表,果然发现夏仲翼老师开的专题课,“欧美小说艺术研究”,于是我又有了一个学期的美好时光:不同于本科时的大课堂,这回是一个小教室,七八个外文系的,加我一个中文系的旁听生。

我跟贾植芳先生和陈思和老师读比较文学专业,因此有时会在贾先生家里碰到夏老师。贾先生家里常有聚会,一次章培恒老师和夏老师同在,两个人喝得高兴,大有一醉方休之势。章老师喝酒的名声与学问的名声一同流传,我们都知道,我却是第一次见识夏老师酒量之大,连章老师都自叹弗如。夏老师是醉不了的,他自己说喝酒没有特别感觉,因此反而羡慕章老师的杯中兴味之强烈。

1992年,我毕业,以《论台湾〈文学杂志〉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提交答辩。贾先生说,请夏老师。初夏的一个晚上,我搭出租车去武宁路,走进夏老师的客厅。整洁的房间里有一样东西使我大感意外,那是一张黑白的照片,夏老师穿军装,戴军帽,端庄严肃。说起来,我才第一次知道夏老师的经历,但也极其粗略,夏老师语气平淡地简单告诉我:他原来上的是沪江大学英文系,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并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改读俄文专业,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1963年应国防人才培养需要,调往解放军外语学院担任俄文教员,那张照片就是那期间拍的;1969年复员回上海,做了八年产业工人;高校恢复招生后,1978年重返复旦外文系执教。我和我的本科同学当年对夏老师做了种种胡猜乱想,却怎么也没猜想到这样的经历。经历的具体情形怎样?对夏老师意味着什么?他没说。

房间靠墙放了一台四通文字处理器,个人电脑普及之前用于写作的新工具,夏老师说,用这个很方便,特别适合做翻译。他还给我演示了一下。

我的答辩就在贾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进行,两位导师,三位答辩委员,一个学生,围坐在那张熟悉的小圆桌边。结束后,小圆桌摆上贾师母准备的菜肴,大家喝酒,闲谈,然后散去。

之后我到《文汇报》工作,有一年章培恒老师和夏仲翼老师合开一门课,两人同上讲台,做“中西文学比较”的对谈,新老学生奔走相告,搞得我这个离开学校忙于应差的人徒生羡慕。

工作的关系,偶尔在一些活动中遇见夏老师,上前问好,简单说几句,就没有别的话了。退回到自己的位置,隔着许多人望向夏老师,冒出一个想法:这样的场合,因为遇见老师,对我个人才有了工作之外的意义。

1996年我又回复旦,读博士,一年后动笔写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写到第四章《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论及戴望舒,说诗人的挫折感和失败感在他的诗作中整体而言没有得到充分表达,但有时也会触及掩盖着的绝望的深渊,这就要求有心读者的体会。“譬如,《望舒草》里有一首《秋蝇》,只为个别论者所注意,却为我们提供了戴望舒结合中国古典诗境、西方象征主义诗艺、个人现代感受而融化无间的一个绝好的例子。”——我这里说的“个别论者”,既非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不是独擅中国新诗的专家,而是一位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夏仲翼老师。

夏老师在《戴望舒:中国化的象征主义》中对《秋蝇》做了精细的分析,揭示这首简短的诗所展开的繁复的层次、繁复的主体视角和变化着的知觉,借秋蝇奄奄一息的感觉描述一种越来越无力、越来越无望的生存状态。“一个在繁乱杂沓的世界里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的生存状态,自我感觉趋向死亡的感受,全部是用象征的手法表现的。”戴望舒化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意境作为反复出现在主观视觉里的映像,但“象征主义手法用到这样的规模,早就不是中国古典诗词里古已有之的样子了”。我把夏老师的分析复述、引用到论文里,其实更重要的是,我通过这样的分析才理解了戴望舒,不只是这首诗,而是通向他整体的诗作和人生。以后我做老师,开“中国新诗”课,讲戴望舒一定讲《秋蝇》,讲法基本就是夏老师的讲法。

1999年,我和段怀清同期提交论文,陈思和老师说,答辩委员要请好老师。夏老师六十八岁,比以前瘦了一些,更显精神。他谈到我论文的最后一章时,有些兴奋。这一章题为《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涉及的人物,后来大都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学者,支撑起了这一领域。夏老师当然熟知他们的成就和学术地位,在我的论文里看到对他们年轻时代读书、思想和创作的描述,自然生出亲切的兴趣。他说我的归纳使文学这一阶段的面目呈现得更为清晰。我很受鼓舞,但不觉得太意外;使我意外的是对整部论文的评价,夏老师是从阅读感受说到论文写作的:这么长篇幅的论文,从头读到尾,没有疲惫和松懈,由此可以感知写作过程中思想一直处在紧张、活跃的状态,语言带着鲜明的色彩感,笔力一直保持充沛,中间没有疲沓,到最后也没有衰弱的迹象,反而更加自如灵动。夏老师说博士论文不可能一气呵成,但这部论文文气贯通,给人以一气呵成的印象。我听着讲评,内心异常感动,这当然是至高的奖誉,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夏老师体贴写作、体贴作者的“同情之理解”的深切。

夏老师也批评论文的不足,我注意到这个时候他的语气和用词:“似乎”还缺少一个结尾的章节,“好像是应该”将前面的叙述作一个总结性的论断。

2017年5月初,收到理想国的朋友寄的一包书,打开来,一眼看到《鱼王》:这本书出新版了。大学时代,我们读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这部小说,起因是它的译者,夏老师主译,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作者阿斯塔菲耶夫。新版开本变大了,书变厚了,序言还是夏老师1982年写的那篇,已经过了三十五年。

我在重读其中《白色群山的梦》的过程里,产生出一个念头:想找夏老师聊聊,如果有可能,做一个长篇访谈,谈谈他极少谈论的自己,谈谈他这一生的方方面面。年轻时候的好奇和疑问重新涌来,又比年轻时候更能感觉到分量。我联系了两位外文学院的朋友,似乎马上要做这件事——然而,拖了下来,一拖再拖,直至拖成无法挽回的懊悔。

2020年11月,复旦外文学院与上海翻译家协会在夏老师九十岁生日那天举办“夏仲翼教授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学术思想研讨会”,我看到消息,微信给现场的朋友,说我从夏老师受到的深刻教益。午间吃饭的时候,朋友给夏老师看了这段话,夏老师说:那我收下这个赞美和感谢。

夏老师去世,我能够写下的,也只有感激和怀念——一个中文系的老学生,在复旦求学的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给予了我丰富启发和入心激励的,本系的老师之外,只有夏老师一人。

而我,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从夏老师受教而感念无已的学生中的一个。

2023年6月3日

“甜瓜啊,他真的很会得分哟!”

卡梅罗・甜瓜・安东尼。

要给他的职业生涯做个总结,是什么呢?

他没有冠军,没有年度一阵,没有 MVP。

他很能得分。没几个人比他能得分。

NBA 生涯 28289 分,历史第九。前面是鲨鱼,后面是摩西・马龙。

史上小前锋第二。

在克雷・汤普森创下单节 37 分记录前,甜瓜追平过单节得分的记录:2008-09 季的单节 33 分。

无论总得分还是爆发得分,他都很完美。

任何一个球员在浩瀚的 NBA 历史上,总得分排到第九,都是个卓越的成绩。但甜瓜大概是罕见的:

“哦他得分那么多啊…… 但有点可惜,他本可以打得更好一点……”

史上得分前十四里,只有一个人既没有总冠军,也没有 MVP。

第十五是:多米尼克・人类电影精华・威尔金斯。不太肯传球,不太肯防守,但真的很能得分、打球很好看的精华。

—— 实际上,1980 年代,这一挂 3 号位很多:伯纳德・金、威尔金斯、丹特利、阿奎尔,包括甜瓜自己掘金的传奇英格利什和范德维奇。甜瓜是这一群人的终极加强版。

他真的很能得分,用各种方式得分 —— 但也只有得分。

甜瓜有过一个怎样的开始?高中时,他一度站在勒布朗的对面。

然后他去雪城大学,大一,作为球队得分王,带雪城拿到大学冠军。四强赛对德州大,他轰下 33 分,大学篮球新人记录。决赛打堪萨斯,20 分 10 篮板。

新人,作为球队得分王,拿到全国冠军 —— 井上雄彦都没敢画流川枫带湘北夺冠吧?

所以他参加了 2003 年选秀,因为在大学里,他完成一切,没啥可追求的了。

—— 类似的传奇,也就 2012 年安东尼・戴维斯在肯塔基完成过了。

这是他的大学篮球起点与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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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只有当事人们才记得的小事:我们都记得 2005-07 季科比蝉联得分王,但其实 2006-07 季前半个赛季,是甜瓜在领跑得分榜。那年全明星前他场均 31 分。

后来发生的事众所周知:科比在 2007 年 3 月连爆四场 50+,单月场均 40 分,后来居上。

无所谓了:四年级的甜瓜,还没满 23 岁,就在 NBA 和巅峰科比争得分王了。

这是他的 NBA 起点。

他入行还算顺,比起勒布朗到三年级才进季后赛,甜瓜从新秀年开始就没缺席季后赛。但……

2006 年对快船系列赛输掉后,甜瓜说过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我不想像 KG 那样,花费八年的时间才最终闯过首轮比赛。”

事后看来,一语成谶。

甜瓜是得分万花筒,以前描述过许多次了:

你可能看见他在快攻中投追身三分球;看见他在三分线持球变向突破篮下;你可能看见他在左腰翘屁股卡到位接球,转身用试探步虚点,然后中投,或是突破;你也可能看见他在右腰翘屁股卡到位接球,用大屁股一路顶到篮下连一个后仰投篮。你可能看见他在左翼底角忽然加速绕掩护摆脱,接球一记中投;你也可能看见他和后卫玩挡拆,切出,接球在空位中

他能无球游走,能在低位背打,能在三分线面筐进攻。

甜瓜喜欢在左右两个禁区腰位持球。他的大屁股保证他可以轻松在那儿蹲到球。背身接球后,甜瓜会来一个潇洒的西克玛步,转身到面筐,

然后他就伸出右脚,点出一记试探步。这玩意就是他的独门绝技,类似于测试题开场:“好,现在你猜我下一步是什么?”

站原地不动?他可能沿着这记试探步顺步突破。甜瓜没有勒布朗和韦德级的速度,但依然不慢。而且被他的宽肩肥臀卡住身位超了车,你就再也超不回去了。

跟一步?他可能来个反向垫步左手突破。

退半步拉开距离,让他没法突破?他可以利用拉开的距离,直接在你面前跳投。

退半步后,看他摆投篮动作,你立刻重心一起扑他投篮?他也许就只玩个投篮假动作,直接从你腋下滑过,晃过去了。

早在 2003 年他大一时,伊安・汤姆森的球探报告就说了:

“他的技术足以让他打多个位置。他最适合小前锋,因为他能运球、能打快攻、能跳投,但他体格也够大,能拼内线。”

想象你在防守他。

持球,试探步点一下:他右脚点试探步时,会全身朝对手左侧前倾。你反应吗?

不反应,他直接从你左肩突破。你后撤,他中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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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左侧移动,甜瓜右脚一收,发力,左手顺步突破。

甜瓜巅峰期,第一步凶猛,就因为其一,他经常顺步突;其二,他只要过你的肩,然后卡住你就行。

甜瓜巅峰期,篮下终结强硬:因为他突破后的双脚跳步爆发力了得,整个人朝你撞过来时地动山摇。

其他球员试探步后拔起投篮,常需要收腿下腰蓄力,甜瓜和科比却能在原地舞动球摆试探步,忽然强起,高出手点,走你。

试探步时,甜瓜重心下得很深;背身时,甜瓜的两腿劈叉幅度很大。所以你如果不下腰去卡他,他可以大幅度劈叉,卡住一步,面筐时顺步突破,背身时翻身突底线,再跳步上篮。

你如果也大幅度劈叉,他就翻身直接投你。

低重心,大步幅,宽身位,左右手都能突破的能力,随时随地的快速起跳高出手点中投威胁,定点投篮威胁(所以他 FIBA 比赛都比 NBA 比赛打得效率高)。

的确防不胜防。

当初巴图姆刚进 NBA 时,麦克米兰教他防守。

对勒布朗:“防他突破。” 对杜兰特:“防他投篮。” 对科比:“祝你好运……”

科比是进攻手段如此全面的连环杀手,但皮尔斯比较那老几位 —— 科比、卡特、勒布朗、麦蒂和甜瓜 —— 之时,说甜瓜是最难防的。

“他是个独一无二的组合体,高大,强壮,跑跳,还有世界级的投篮能力,天然就能袭筐 —— 他比赛的每个技术环节都卓越;有些球员擅长一两招,甜瓜什么都会,而且他没有特定甜区,他哪里都投得进;他的体格和投篮手感之结合是无与伦比的,你一刻都不能松懈。科比是史上最好的得分手,但我防他背打时没防甜瓜那么难受;勒布朗很强硬,但有些时候你可以防他跳投;对甜瓜,没办法放。”

但是…… 之前说过许多次:

还是 2003 年,亚历山大・沃尔夫的报告指出,雪城大一的甜瓜:

“明明背身强打对手命中率更高,却时不时漫不经心来一记跳投”。

如此强硬的身体,甜瓜生涯命中率 44.5%,真实命中率 54.3%。

季后赛真实命中率 51%。

因为如此潇洒的三威胁,如此壮硕的体格,却并不总往篮下杀。他的技术无可挑剔无死角的优美,也拥有壮硕到让对位人头疼的身体;但在要搏命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地,选择晃开之后,一个轻盈的跳投。

他不想像 KG 似的,打到生涯第八年才过首轮 —— 但实际上,他自己生涯也就过了两次首轮。

在这大多数是首轮的季后赛生涯里,甜瓜命中率 41%。

麦蒂这辈子也都是在首轮转,打得也很飘:生涯季后赛命中率 43%。

我们都知道甜瓜参加过四届奥运会拿了三个冠军,在 2012 年奥运会上表现神勇,但一个没啥人提的事。

他奥运会三分率 41%,命中总计 139 发,奥运会历史第十一。

他奥运会总命中率:43%。

来个估计会吓到人的对比……

甜瓜四届奥运会场均 11 分,命中率 43%,三分率 41%。

胡卫东三届奥运会场均 11 分,命中率 45%,三分率 39%。

我再是胡卫东迷,也不敢说胡卫东比甜瓜厉害。

甜瓜怎么在美国队压倒优势下投出 43% 命中率的,看过他球的自然都明白。

除了得分打得飘,还有个问题:

去掉单打得分,巅峰期勒布朗依然是个天才组织者,还是那支迈阿密的防守王牌;去掉单打得分,雷霆版本杜兰特是个无球游走串联的跑圈王,勇士版本杜兰特是个优秀的护筐能手。。

而甜瓜的长处,除了得分,还剩的就是…… 一个过得去的篮板球手?

当初乔治・卡尔得到加里纳利后,说他打算让意大利人试打甜瓜的路数,那路数是:

“参与挡拆;落位进攻;持球打”。这是甜瓜的用途。

实际上,2008-09 季掘金创队史纪录的西部决赛之旅,也是甜瓜最辉煌的时节。那年季后赛他场均 27 分,下一年 31 分。

原因很简单:那时有昌西・比卢普斯坐镇大局。那两年的掘金,完全围绕甜瓜来玩:甜瓜不断在左右腰持球单打,伴随着马丁和内内的弱侧接应、比卢普斯和阿弗拉罗的远射、JR 史密斯的追身三分球……

当甜瓜被作为一个 “持球得分点”,给他配好持球人、射手、内线、防守者后,一切都行云流水。

你没法像对待勒布朗或韦德似的,给甜瓜个球让他运过半场,“你自己或者突或者传或者投,总之变点什么出来吧!”

你得让甜瓜落位,安排其他人挡切,还得把球给他;他总能给你得分,但不一定效率高。

当然咯,甜瓜非常善于打关键球,心脏大,不紧张。2005-06 季,他的绝杀数字领衔联盟。但他的这点杀气,不是源自乔丹或伯德式的偏执,而是放松 —— 这点他和卡特很像。

他很少紧张,总是笑容满面。绝杀场合,其他人汗出如浆,恨不能缩阳入腹,他倒处之泰然,乐乐呵呵。

除了 2009 季后赛,他很少表露出 “我他妈绝不允许球队输掉” 的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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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篮选择是他长久以来的问题。与投篮选择伴随的,是他时有时无的防守积极性。当比赛箭在弦上时,真正的巨星都能够在防守端也表现出积极性来。窜、跳、滚、爬,摆出一张杀气腾腾的脸。

而甜瓜在关键的时刻 “来来来,豁了命我也要赢这场”,那就少得多了;更多是 “我就是投得进,我一点都不紧张,怎么地?”

甜瓜最重视的,是打球有没有乐子。你给他安置好了战术,给了他适合的角色定位,他就会打得兴高采烈;处身于不适合的体系里,他就不高兴。看他的打球肢体语言,你就能看出他高兴不高兴,而他高兴与否,直接影响到状态。他很少搏命去防守,不会有 “输了这一场我就把队友们都他妈杀掉” 的劲头。

2008 年比卢普斯到达掘金后,《丹佛邮报》还提及,甜瓜和 JR 史密斯还学着昌西穿衣服,觉得昌西很酷 —— 反过来,甜瓜一直笑得像个小男生。

他是个技术如此出色的得分手,只要给他自由度,他就很高兴。只要高兴了,他就是个好队友:愿意传球,愿意积极跑动,愿意关键时刻来单挑。

但前提是:你得先把他安置到他喜欢的角色,让他高兴起来。

技术上,甜瓜是 NBA 历史上最早熟的球员之一。许多球员穷其一生才能完善的进攻技巧,他大一就全会了。

情绪上,他更多是一个看心情打球、得定位准确、需要有人帮忙防守、有人及时给球,才能打好球的男孩子。他真的很能得分 —— 但只给你得分。

昌西说过一段话描述掘金时的甜瓜,说他是个好队友,但是 “他太在意每场得 30 分了”。

“如果一场比赛,他拿了 20 分、22 分,而我们赢了,他却会不高兴;如果一场比赛,我们输了,他拿了 36 分,他会乐滋滋。”

也许对甜瓜而言,2003 年的全美大学冠军来得太容易也太早。

他的技术过于早熟。别人艰难追求的,他却拿得轻而易举。所以他觉得 “我不想像 KG 似的八年才过首轮”。

魔术师和乔丹都有过这种阶段,他们都在大学拿过冠军,所以一进 NBA 就觉得 “不是该以夺冠为目标吗?” 魔术师幸运地拥有天勾,但也到 1987 年才真接过湖人;乔丹则卧薪尝胆地熬到七年级才夺冠。

按照昌西的说法,甜瓜很长时间,都还没进入跟替补一起打球、也许无法为比赛收尾、只想帮助球队的心态。

事后看来,他到这种心态时 —— 生涯最后三年 —— 已经有点晚了。

而时代从不停步。

效率至上的时代,角色球员都不太需要急停中投了。他的无死角强起中投,价值打折了。

回防至上的时代,不需要非中锋冲前场篮板了。他的前场篮板嗅觉,价值打折了。

这个大家都赶时间的时代,除非你能给队友传出空位三分,否则不需要你来回比划脚步了。

甜瓜得在 20 尺内持球才能持续得分。他的三威胁,价值打折了。

他大半辈子都是个卓越的雇佣骑士,有一个雇佣骑士一切的优点和缺点;但时代已悄然推进到了线列开枪的时代了,缺点就忽然明晰了。

一个人正当红时,一切都美丽动人。但过去了,就残酷、简单而直接了。

1980 年代那些得分王,忽然被放弃时都很突然。丹特利前一年还在跟活塞打总决赛,下一个赛季被刺客放弃扔去了达拉斯。伯纳德・金 34 岁还场均 28 分,下个赛季总得分离两万还差一点,就被放弃。

甜瓜已算被放弃得晚了 —— 再过一周,他就 39 岁了。

在开拓者,在湖人,生涯最后三个赛季,他打得其实算努力。

也防守了,也接受定点射手的角色了,但那时他已经不年轻了。

如果以那时的心态,附身 2005-10 的甜瓜,也许掘金会有另一番模样?

不知道。

如果需要浓缩甜瓜生涯历史的画面,大概就是劈叉三威胁后,一记跳投。

那是他的招牌技,是贯彻他 NBA 生涯的动作,是他得到历史第九得分的基础,也是他职业生涯的关键。

他拥有完美的单打得分技巧,没有投篮死角,没有瑕疵可挑,漫长生涯、单节爆发,历史上都有他,他是终极得分的万花筒,他技术过于早熟,能让他微笑着任性着打大半个职业生涯;如果 NBA 不靠拼防守斗心气,而是一场得分技能表演,他几乎无与伦比;他真的很能得分,篮球史上没几个人比他能得分。

“却时不时漫不经心来一记跳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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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张佳玮写字的地方 微信号:zhangjiawei_1983

扬中有个“江洲五凤”,你听说过吗?

扬中,作为长江下游冲积而成的小沙洲,多少年来,在诸多文人墨客的笔下,均离不开“穷奔沙滩富奔城”的字句,一个“穷”字让扬中与外埠相比逊色许多。

穷者,乃贫者也。在外人看来,沙洲上的居民皆因在别处无法生存而漂泊此地安家立命,来此定居者或垦荒农耕,或捕捞猎鱼,稍富者最多不过是有点手工技艺,经商买卖而已,又因建置时间较短,能出什么名家名士恐怕与之无缘。因而,诸君常常叹息“扬中文化底蕴较浅”,而自卑不如它郡。斗转星移,随着时代脚步的前进,如今扬中沧桑巨变,人才辈出,每每谈及家乡,又以“扬中虽小,但有3院士、11将军、3中央委员、数省部高官”而引以为豪,让外人刮目相看。

然而,稍微了解扬中历史者也许知道,在这块面积不过300余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多万的江中小岛上,先前来此居住者并不乏雅士宿儒、墨客骚人。远者且不论,仅清朝晚期就有举人何士俊、县民政长姚湘、秀才朱宝鎏等众多学者或授朝诰封他乡为吏,或众人抬举本土供职,不仅留下了许多传世佳话,亦为小岛增色颇多。

近几年来,笔者应市民俗文化研究会之邀,参加《我从哪里来》扬中百家姓氏探源一书编纂,获得了许多前所未闻的资料,眼界大开,感慨甚多。前不久,又欣见“江洲五凤”之传说,经数月努力,奔波于街头巷尾,踏步于乡村地头,终于寻得“五凤”之来龙去脉,今不吝拙笔,稍作整理,以飨读者。

“江洲五凤”来历

应当承认,自明末清初至江洲居住者,大多数系农人布衣,他们结庐为舍,住草棚茅屋,修筑堤坝,围垦造田,洒下了辛勤汗水。那时的江中孤岛基本上没有教育机构,先辈们的子女即使有读书之欲望,但也求学无门。

而有文才之人为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常常谋划于街市内外、浓荫树下。清朝晚期,扬中文士耿益斋、陆广谟、杨爱人、秦茂兰、姚卓等5人闻“江南圌滨文社”举办笔会(注:此笔会只许本地人参加),遂改名前往应考,两次均获前5名,后被人举报受阻不得参与。此番五公受阻后,心中不是滋味。

惆怅之时,扬中宿儒朱宝鎏、朱琴(松庭)、祝尧三(号宪成)曾任国民党扬中县教育局督学等诸多文士,为鼓励文人上进,改变教育落后之状,遂发起结社会文,由朱宝鎏定名为“存粹文社”,选兴隆镇达兴庙为社址,会文定农历每月十三日晚上举办笔会(乡试),入夜开始,天明交卷。起初仅十几人,后增加至几十人,多为发起者之门生私淑者。命题则由朱宝鎏先生承担,根据名次优劣予以公布,得前一、二、三名者获奖,最多奖钱一千文。

至1924年下半年,因人数逐次增多,经费、阅卷难度加大,有停顿之状,时值陈觐文来扬中任县长,朱、祝、杨(子桢)等将实情上报。陈县长重文,即改存粹文社为官办,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会文范围,不限地区,来者皆欢迎,并拨出部分学田经费(细民洲、育婴堂、夷沙田等课钱)作为办公费用和奖金,每月会文,陈县长均携秘书到场并带来考卷、纸张、洋烛及点心。

一时间不仅本县文人参加,丹阳、丹徒、泰兴、江都等外县文士亦来扬中参考。参试人员猛增至数百人。临考时,密封的试卷当众拆开,列试题两道,参考者作一道两题均可。所命题范围甚广,四书、五经、史传、时令、政令等方面都有,体裁则有诗词及歌赋等。试卷先由秘书批阅,二十名之前者,陈觐文则亲自检阅一次并加评语,至下月考试前张榜公布,由陈亲自发奖,一至五名各奖三千文,六至十名各奖一千文,十一名至二十名各奖五百文,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各奖四百文,三十一名至四十名各奖三百文,四十名以下者不奖。

扬中秦茂兰、耿益斋、陆广谟、杨爱人、姚卓由于其文才过人,才华横溢,常居五名之内,故时人称之为“五虎上将”,后又定名为“江洲五凤”。丹阳县孟河塾师陈太来的《中秋赏月》和丹徒县惜犁洲塾师刘燮藜《蜀先主自将伐孙权》也曾被评选为第一名。扬中常在四十名之内的一般有朱怀琴、施燮阳、朱恩龙、奚为乐、杨怀高、朱锦彬、朱芝玉等。从此,“江洲五凤”名誉大江南北,轰动效应并非一般,江洲上下求学者与时俱增,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如季芝香初试落第,遂下决心刻苦钻研,长进颇速,在一次乡试中曾获第一名,县长陈觐文为之甚喜,于其文章末批注:“非伏案功深,不得臻此。”季芝香由此更加奋发攻读,其他文士亦受激励而仿效之。

1927年5月,陈觐文调离扬中。不久,茅乃封接任民国扬中县长,此厮不但下令停办“存粹文社”,且勾结地方土豪劣绅,横征暴敛,江洲父老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曾有人写下对联一副:“陈公来复天开眼,茅贼不除地剥皮。”一褒一贬,跃然于纸上。

“存粹文社”停办后,“江洲五凤”等扬中民间文士学者仍常自发聚会,切磋学技,吟诗作画,有的教书育人,有的从医济民,大多数花费精力培育子孙。

“江洲五凤”轶事

有关“江洲五凤”说法不一,又因年代久远,时光变迁,受访者往往各执一词。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笔者从大量史料和今人提供的信息中认真核对,以实事求是原则整理出“五凤”轶闻旧事,今择其主要部分逐一介绍如下。

耿益斋,又名耿光(1886-1974),原住本县西新桥(兴隆码头街一带),因江水冲击,所住房屋坍塌于长江之中,解放前夕搬迁至原三茅乡友好村(现友好桥前约一百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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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益斋四世同堂照

耿少年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上知天文地理,下通风土人情,寡言少语,不善张扬,其书法令人称道。那时,民间缺医少药,常有患者不得而治,已是中年的耿益斋遂研读医术,查《本草纲目》、阅《千金要方》等医药巨著,将常用药物功效、用法等逐一记录,现尚存十余本。经过长期努力,耿公无师自通,尤其对疑难杂症、妇、儿科具独特医技,且无偿服务于民众,受赞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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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益斋医方集解手迹

耿益斋十分重视对孙辈的教育,他常常向孙辈讲述历史上刻苦学习的典故以及掌握知识的重要性,勉励孙辈奋发攻读。耿公喜书法,为传技艺,他还教育孙辈如何选帖临帖,连执笔的方法也讲得很到位,“爷爷有时会站在背后看我们写字,冷不丁地拔笔杆,如果被拔出了,爷爷会说,这字写得没有气力。”

耿生有一子二女,招原三茅乡中林村三圩埭一朱姓子入赘,朱初为塾师,解放后为人民教师,从教四十余载,其名 “鸿儒”,确有儒家风范、文士之举。朱有三子两女,长子随母姓耿名“志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扬中县中学,考取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其妻系同校同届同学,毕业后均分配至甘肃404厂从事核工业研究,系同年代参与核工业研究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在当地工作近二十年。有媒体专门报道过耿志洪,称他是“核工业系统有一定知名度的工程师,他和同事们先后研发出多种放射性液位测量系统,自主发明核放射性同位素测量方法,使该厂计算机应用在当时核工业系统处于领先水平,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将青春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中国核工业事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军工企业缩减,夫妇二人均调至国家重点企业——仪征化纤有限公司,耿志洪任某分厂教授级总工程师至退休。因科研成果不菲,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国防科工委发明四等奖、全国总工会“讲理想、比贡献”一等奖。耿益斋之二孙亦毕业于扬中县中学,当年本县丰裕初级中学中考全校只有6人考取县中,1人备取,耿二孙便是6名正取生之一。其高中毕业时正值“文革”,高校停止招生,他遂报名从军戍边于大连海防前线,不久就被提拔为军队干部,是当年为数不多的年轻军官。耿之三孙苏州电力学校毕业分配至邳县(今江苏徐州市)发电厂工作,担任厂团委书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耿志洪之长子亦因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被清华大学录取,与其父母可谓是校友,现任职于上海某外企。当地民众称之为“书香门第、清华世家”。

陆广谟,字进之(1888-1968),本县原三茅乡民主村陆家桥人,是扬中历史上颇有名气的宿儒,六岁读诗经,七岁读书经,八岁读四书,读三遍即能背诵百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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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公广谟存照

八岁时,广谟公生过一场大病,七天七夜高烧不退,病后智力大减,但却以十倍于人的勤奋,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史记和纲鉴,终于学有所成,成为扬中当时青年学子中的佼佼者。他还善写文章,尤以散文为爱。此外,陆公喜欢诗词,据其孙辈回忆,陆广谟所吟诗词,偶尔为古人精品,多数为自己所创作。“除了笑声,爷爷的吟诗也最具特色。他吟起来非常投入,全神贯注,时高时低,抑扬顿挫。”陆广谟到底作了多少诗,现已无法考证,只是他每次吟成一首,便叫其三孙陆丕承记在一本专门的本子上,记了一本又一本。后来丕承到南京上大学,便由其长孙、二孙负责记录。“文革”开始后,时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的二孙迫于当时形势,将所录诗词交给“造反派”付之一炬,化为乌有。陆广谟气得大病一场,便再不做诗了。另据其后辈记载,陆广谟十八岁就开始当教师,到他那一代,已经有七代人从教,陆从教四十多年,直至双目失明,离职还家方止。而广谟公之子陆济舟承父业继续从教,子伯承、孙劲松亦为教师,如此算来,陆家已有十代人为师,冠“书香门第、教师世家”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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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广谟用过的“三娘教子”茶壶

陆广谟之子陆济舟为我县知名教师,承父之衣钵,擅长诗文,成果颇丰。扬中被冠名“诗词之乡”后,《扬中诗词》上曾刊登过他许多作品,去世时留有六卷诗集,名《秋江晚晴》。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陆济舟先生曾给扬中去台湾友人陆锦堂(本县原三茅乡同心村人)寄去五言一首:“万物凋谢后,百花今又开。梁窠依旧在,何时燕归来?”这首饱含深情和思念乡亲的诗句,勾起了当时对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尚不完全了解的扬中籍去台人员的思乡之情,陆锦堂先生随回寄七律一首:“读罢乡亲叙旧诗,眼前仿佛少年时。无边岁月随流水,对镜惊看两鬓絲。抑扬琴韵击深情,对弈花开待月明。人到名山诗兴发,神游沧海画宏图。渔人高唱逍遥曲,樵子轻吹散淡笙。陌上荷锄农事乐,松窗竹榻听书声。”不久,陆锦堂与潘大义(新坝镇人)回到家乡定居,旧友重逢,其乐无穷。

陆济舟生有三子,长子伯承,次子仲承,三子丕承。伯承系退休教师,孙劲松现任扬中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毕业于扬中县中学的陆丕承被南京化工学院录取,先后就职于南京化学工业公司、扬子石化公司,高级工程师,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其两女及外孙、外孙女均学有所成,业绩斐然。

秦茂兰,字国香(1892-1954),名馥,原长旺乡南泡子埭(今头墩子村)人。家庭富裕,兄弟四人——兰、芬、芳、芝,秦茂兰居长。

他少年时即刻苦读书,受到师友的称赞,后成塾师。一开始授教蒙童《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对一些年岁较大的学生则教授《诗》《书》《易》《礼》《春秋》等以及文言文和诗词等。1943年起,时值抗日战争期间,秦茂兰则在八桥镇北施锦秀家中设馆,其中有寄宿的学生十余人,秦便很少回家。他虽然教授四书五经,但不拘泥于古,有意革新。例如,他用俚言俗语编成的《诗韵对句》就很有新意。以“东韵”为例:天对地、雨对风、南北对西东……还有三字对、四字对、七字对,如“十样儿女十样嫁,一朝天子一朝臣”“三日肩头四日脚,五花肠子六花心”。他所作对联也相当通俗,如有一年,其自家大门上就贴过一副对联:“放开肚皮吃饭,振起精神做工。”

秦茂兰对旧体诗可谓是拿手好戏。1942年秦公作《五十自寿》七律四首,散发给文教界同仁,征求和诗。今录其部分诗句:“自吟自寿十年前,瞬息之间又十年。旧作翻来疑待改,新诗和到乐无边。还须学易宗尼圣,敢道知非如蘧贤……”“兰有一枝花欲老,风传十里味犹香。不爱功名不爱钱,性情好像古人然。风生七碗玉川子,酒醉百篇李谪仙。而今六载馆夷沙,为觅蝇头不恋家。”如今读这些诗句,可见秦公之才华非比一般。前不久,笔者在走访秦公后辈时,邻坊皆称秦茂兰教书名传半个江洲(今扬中中、下洲),还见到秦公为友人陈恒善所书嵌名对联真迹一副:“恒其德廼人所景仰,善为宝得天之成全。”该联对仗巧妙工整、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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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茂兰为友人所书嵌名对联

秦茂兰除文才超群,其画作亦非一般。教书之余,他又临古风遗墨,掌握了水墨山水画作技巧,更喜欢以兰竹牡丹为主的写意画,至今尚有百年之上的画作被民间所收藏,其中“春花、夏荷、秋菊、冬梅”功底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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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茂兰所作“春花夏荷秋菊冬梅”画作

秦茂兰对书法亦研学甚多,喜“二王”米芾,其书作力透纸背,刚毅遒劲。当年参加“存粹文社”会考,县长陈觐文曾批注“字盖全堂”。

秦茂兰不仅学问称绝,其人品亦佳。他不仅教学一丝不苟,且对农耕劳作之事亦很娴熟,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可谓鲜有。据当地民众称,秦茂兰一般夏秋两季农忙时间均回乡劳动,各种农活都能干,诸如肩挑、推车、车水、插秧等农活均不输青壮年农民。他身强体壮,饭量也很大,被称为能文能武的知识分子。解放后,秦茂兰继续从教,由于 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颇高,曾被聘为江苏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1954年因恶疾离世。

杨爱人(1893-1937),族谱记载其先祖为隋炀帝杨广之后,二百多年前由丹阳宗祠第十三世嘉明迁至太平洲三茅庵纱帽圩(现三茅街道英雄路)。爱人公字子敬,名宏晋,又名宏礼,在兄弟中排行第五。有关杨爱人的介绍具多,现择其重点如下:

勤奋好学,才华横溢。少年时,受长兄宏道资助,外出求学,学成后,边教书边进修,常常读书至深更半夜,有时至鸡鸣方休。因而诗书满腹,为文洋洋洒洒,并成制联高手,很多妙语警句被社会广为传诵。杨参与当地文会,常常列一、二名,教师在评卷时曾批注“无浮光掠影之谈,非到炉火纯青之候不能臻此”。他厚德重文,其文章论述、自制联语及书法,汇集成四大本,只惜“文革”中散失殆尽。值得庆幸的是,1947年丹阳续修《杨氏宗谱》,其中收录了杨爱人的四篇文章,可谓佳作,分别为《教然后知困》《大德不官不道不器》《焕乎其有文章》《樊迟请学稼》,其当时学识之广,一般人很难与其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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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氏族谱记载杨爱人所著文章

恪尽职守,工作认真。据《杨氏家乘》(即族谱)记载,杨爱人在其兄礼人的资助下,考入南京设立自治讲习所,肄业毕业后办理地方教育及户籍事宜,无不克尽厥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应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刘汉三之召,入佐戎幕为上校书记官。爱人公知无不言,每上一书洋洋数千语,皆针对时局发挥谠论,刘亦虚心下问资为臂助。民国十六年,杨爱人回扬中任县党部特别委员会秘书兼任扬中县农会干事长,又被选为扬中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扬中民报社社长及中央组织委员会特约调查员,任务极为繁重,但无不实事求是,服务十余年,深得上峰信任,因积劳成疾而终。杨爱人逝世十周年时,扬中籍“国大代表”时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秘书赵友培于革命先烈纪念日1947年在南京曾撰文《长忆爱人先生》,表达对杨爱人的敬仰和怀念。文中对杨爱人坚强的毅力、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爱国爱民的情怀赞赏不已。

清明廉洁,非分不沾。杨爱人作为民国时期扬中县最开明的一届政府要员(其县长为洪康燮),官居要职,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但他“廉洁自警,尤非常人所能及,薪给外一介不取”,还教育后辈“立身处世应本震公四知为准则,以绍清白之家风于不替,方不愧为杨氏子孙”。爱人公一生清廉,不取不义之财,他曾建屋三间,临终时因建房还亏债200余元,可见其品德之高。

杨爱人之后辈遵循祖训,将“崇尚道德文化”作为传家之宝,仅其孙摄万一家祖孙三代家庭,从事教育工作就有7人,有院校党委书记,还有校长、主任等,有8人获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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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氏今人新编族谱

姚卓,又名德文,字汝谟(?一1972),原本县三㴭乡石城村人。据有关资料推算,姚系“五风”中出生最早者。

他早年在三邑镇(老郎街)东一施姓人家中开设账馆(记账),其时秦茂兰则在当地从教,二人常有往来,常谈论有关文学之类的话题,并同时参加“存粹文社”会文,姚卓常名列在前,他的文章大多讲述如何治家教育子女等内容。有一次会文,姚卓所写《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文获一等奖。随着当时教育事业的发展,姚卓赴省考试被录取,又被任命为扬中县立油坊桥初小校长,后调任“在我洲”初小校长并兼任扬中县教育会干事等职。日军占领扬中后,姚卓改名换姓“潜伏大江南北,时而教授(教书),时而为商(做生意),时而为工者,五年终不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守身如此,即明礼也,即淑身也”。其后,姚卓又兼任扬中善邻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教导认真,成绩卓著,本年暑期毕业生投考外县师范学校,经录取者若干人”,姚“非俗儒而名儒也”,“深于学问长于经济,能文章而蓄道德者乎”,他在62岁时,还到无锡师范区暑期讲习会听讲,“其好学之诚至老弥笃谓非所谓,虚怀若谷不自满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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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氏族谱关于姚卓的记载

综上所述,姚卓当年在扬中教育界享有一定名气,为扬中的教育事业作过贡献。只是历史与其个人的原因,他后来走上歧路。新中国成立前夕,姚卓见大势已去,遂抛妻弃子女于不顾,只身远去南洋。晚年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一直未归桑梓。此于“江洲五凤”之声誉并无大碍。姚卓一孙曾当过生产队长,还作为一方人士当选乡人大代表。

在完成“江洲五凤”一文后,笔者如释重负,终于将这一鲜为人知的本地珍贵史料挖掘整理后奉献给社会,为扬中的历史增添光彩夺目的一页。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江洲五凤”孙辈朱永洪、陆丕承、杨摄万、秦纪福、姚盛康等大力帮助,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市教育局钱维亚、长旺中心小学王荣贵、原长旺二墩子村村民陈裕兴积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吴永荣
2020年7月25日初稿于扬中

从乡村少年到西湖大学校长

撰文| 施一公

编者按

2023年4月,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首部作品《自我突围》出版。

这本书集结了施一公的50余篇文章,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求学、科研经历,也讲述了他对教育、人才、科学体制问题的思考。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一位顶尖科学家的心路历程。

施一公少年时,高考恢复改变了一家人对未来的规划。大学时期赶上了80年代的经商热和留学热。出国后,施一公也体验了在华人餐馆打工的辛苦。而这些经历,不仅是施一公的生命历程,也多少是一代科学家的缩影。

书的后记中说,出版作品集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施一公”。留学时对亚裔不公平待遇的气愤,中年后对掉发、皱纹的在意与无奈,还有数十年如一日对大白兔奶糖的痴迷,这些细节都展示给我们一位科学家普通人的一面,一位离光环似很远,却更人性化的学者。

施一公受到公众的关注,不仅因为他是顶尖科学家,也不只是因为个人魅力,还因为他经常做出大跨度的选择,一次次突破自己给科学界、给公众留下的固有印象。

1998至2002的5年间,施一公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科学界三大顶级期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在其研究领域内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誉,之后却深刻反省自己的“成功之路”,一改过去选择稳定但回报丰厚的课题的习惯,追求前途不明的、高风险的学术课题;在美国已经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就,生活安定幸福,他却放弃美国终身教职,选择回到母校清华任教;在清华大学奋斗十年,升任副校长后,他又辞去职务,从零起步创办西湖大学。

这本书记录了施一公这些抉择背后的心路历程,如何从对应试教育的反思中,决定不再重复循规蹈矩的科研课题,又是如何面对高风险课题多年没有进展的难关,如何在争议中选择回国建设,又为什么要从清华离开……

今天我们摘取了书中部分内容,施一公以自己在美国求学的亲身经历和感悟,向初入科研道路的青年人讲解他对学术道德、学术道路、学术品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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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开启科学研究之路的青年人,一定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也同时有一点点恐慌和不安,因为他们无法预测未来的科学研究是否会一帆风顺。

因此,作为一个曾经的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和已经培养了几十位博士生、博士后的相对资深的科研工作者,我想和大家谈谈自己对学术品位、学术道德、学术道路的看法。我的观点都来自我的切身经历和感悟,但也请大家记住:我的观点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人的观点一样,都是主观的,也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未必绝对正确,更未必适用于任何一个具有不同成长经历、来自不同培养环境的人。所以我讲的内容仅供大家参考,更多的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由此激发大家的独立思考。

一、时间的付出是必须的

所有成功的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实际上,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和心力。有时,个别优秀科学家在回答学生或媒体的问题时,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成功凭借的是运气,不是苦干,这种客气的回答避重就轻,只是强调成功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常常对年轻学生造成很大的误导。一些幼稚的学生甚至会因此开始投机取巧、不全力进取,而是等待所谓的运气。说极端一点儿,如果真有这样主要凭运气而非时间付出取得成功的科学家,那么他的成功很可能是窃取别人的成果,而自己十有八九不具备真正在其领域内领先的学术水平。

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在多个神经科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十几年前,身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蒲先生曾经有一封电子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其中的一段翻译过来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个小时的紧张实验操作和2个小时以上的与科研直接有关的阅读等。文献和图书的阅读应该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这封邮件写得语重心长,用心良苦。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无论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的内容转告给了实验室的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让他们反思体会。

我从小就特别贪玩儿,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导迫使我尽量刻苦读书,于是我被保送进了清华。尝到甜头以后,我在大学阶段机械地保持了刻苦的传统,综合成绩全班第一,提前一年毕业。当然,这种应试教育的结果就是我很少能真正独立思考,对专业也提不起兴趣。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美国留学。博士研究生一年级,因为对科研和专业没有兴趣,我内心浮躁而迷茫,无法继续刻苦,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开始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对科学研究有了一点儿兴趣,并开始有了一点儿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精妙之处后会得意地产生“原来不过如此”的想法,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点儿自信。这时,攻读博士学位要求的课程,我已经全部修完,每周五天从上午9点做实验到晚上七八点,周末也会做半天实验。到了第三年,我已经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和奥妙,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感觉,在组会上常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做研究有了更多兴趣,晚上常常干到11点多。1993年,我在实验记录本的日期旁标注“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激励自己。到第四年,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再也不会感到枯燥,时间安排则完全服从实验的需要。其实,我在这段时期的工作时间远多于刚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并未感觉辛苦。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出了名。

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刻苦的两年,每天做实验到凌晨3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觉时常常已是凌晨4点以后。但我每天早晨8点都会被窗外街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点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新的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别在上午9点、下午3点和晚上9点。这样的生活节奏会持续11天,从周一到第二周的周五,周五晚上乘坐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尔的摩家里,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十个小时,弥补过去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晨再开始下一场11天的奋斗。虽然很苦,但我心里很骄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动创造未来、艰苦创业。有时我还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与第一大道的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心公园很近,那里常常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心公园一步。

我常常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我实验室的学生,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回答:“只有自己没有兴趣的时候才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儿也不觉得苦。”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我仍感觉很骄傲、很振奋!我在攻读博士和博士后阶段那七年半的努力进取,为我独立科研生涯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

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只有时间的付出和刻苦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科生以学习人类长期以来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研究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的知识,而探索新知识必须依靠批判性的思维逻辑。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培养批判性分析的能力,掌握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此举几个让我难忘的例子。

1.正确分析负面结果是成功的关键

作为一名博士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地得到预期结果,除个别研究领域,可能一般只需要6~24个月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然而,在美国,生命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PhD(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分析说明: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期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很多低年级的博士生一看到负面结果就很沮丧,甚至不愿意仔细分析原因。

其实,对负面结果的分析是养成批判性思维的最直接途径之一。只要有合适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研究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取得进展的过程就是排除不正确方向、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靠的负面结果往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一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

非常遗憾的是,大多数学生的负面实验结果并不可靠,经不起逻辑的推敲。而这一点往往是阻碍科研课题进展的最大障碍。比如,对照实验没有预期结果,或者缺乏相应的对照实验,或者是在实验结果的分析和判断上产生了失误,从而得出“负面结果”或“不确定”的结论,这种结论对整个课题进展的伤害非常大,常常让学生在今后的实验中不知所措、苦恼不堪。

因此,我告诫并鼓励我所有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靠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很快就会走上正轨;在不断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你所练就的强大的批判性分析能力会使你很快成熟,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我对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总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科研上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在我的实验室里,偶尔会有一些学生只用很短的时间(两年以内,有时甚至一年)就获得了撰写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结果。对这些学生,我一定会让他们继续承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让他们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炼。没有这些磨炼,他们不仅很难真正具备批判性思维,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

2.耗费大量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

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对我影响非常大,他做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刚到尼古拉的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被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只有预期的20%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答道:“虽然我已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做结晶筛选。”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实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的溶液生化性质并不理想,不适合结晶。我通过遗传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之后,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很快得到了有衍射能力的晶体。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对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就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这样一个来自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

过去20年,我一直告诉实验室的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主义。我把这个方法论推到极限:只要一个实验还能往前走,就一定要做到终点,尽量看到每一步的结果,之后需要回头看时,再逐一解决中间遇到的问题。

3.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的取舍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会安排每周一次的实验室组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及研究方法。作为学生,我受益匪浅,也一直以为所有的科学家在任何时期都需要博学多闻。

进入博士后阶段,刚到尼古拉的实验室,我试图表现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96年春天,有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向他描述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尼古拉面露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我想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精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发表于《科学》周刊的文章,便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阅读不广泛。”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怎么会做得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他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大意是他只读与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有一个精彩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邀请生命科学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来演讲。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此做客,并且点名要与尼古拉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接近大人物、取得好印象的宝贵机会。然而,尼古拉却告诉他的秘书:“请替我转达歉意,讲座那天我已有安排。”我们都为尼古拉感到遗憾。让我更加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举办讲座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来了以后直到傍晚都没有出门,当然也没有去听讲座。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论文或者解析结构。后来我意识到,尼古拉常常如此。

在我离开尼古拉的实验室前,我带着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问他:“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成为一位如此出色的科学家?”他回答说:“我的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个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我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如解析结构、分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题、写文章。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只能少读文章、少听讲座了。”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做的事情有所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是阅读科研文献还是听学术讲座,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种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对于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的选择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

4.挑战传统思维

我从懂事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但凡失败都有其隐藏的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1996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尼古拉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也受到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验以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便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得分析明白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马上评论道:“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但愿下次可以做成。与其花大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尼古拉又把他的观点升华:是否需要找到实验失败的原因是一个哲学决定。找到每一个不完美的实验结果的原因,未必是最佳做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其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过程烦琐复杂,大部分失败的实验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比如PCR(聚合酶链式反应)忘记加某种成分了,可以仔细地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问底。

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多少有点儿“极端”,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起震荡大家思维的作用。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我早已给所有学生反复多次讲过这几个例子了,而且每次讲完之后,我都会告诉大家打破迷信、怀疑成规,而关键的关键是:跟着逻辑走(follow the logic)!这句话,我每天在实验室里会对不同的学生重复讲上几遍。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思维的根本。

三、科学家往往需要独立人格和一点点脾气

对社会人而言,科学研究是件苦差事;对真正的科学家而言,科学研究令人牵肠挂肚、茶饭不思、情有独钟,实在是妙不可言。靠别人的劝说和宣讲来从事科学研究不太可行,真正自己从心里感兴趣直至着迷,一心一意、持之以恒地探奇解惑,才有可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正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在这个过程中,独立人格和脾气显得格外重要。所谓独立人格,就是对世界上的事物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恰恰是一些有脾气的人,才不会轻易随波逐流,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本文摘自《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施一公著,中信出版集团、大象出版社,2023年4月

记张自忠将军

作者:梁实秋

我与张自忠将军仅有一面之雅,但印象甚深,较之许多常常谋面的人更难令我忘怀。读《传记文学》秦绍文先生的大文,勾起我的回忆,谨为文补充以志景仰。

一九四零年一月我奉命参加国民参政会之华北视察慰劳团,由重庆出发经西安洛阳郑州南阳昌等地,访问了五个战区七个集团军司令部,其中之一便是张自忠将军的防地,他的司令部设在襄樊与当阳这之间的小镇上,名快活铺。我们到达快活铺的时候大概是在二月中,天气很冷,还降着蒙蒙的冰霰。我们旅途劳顿,一下车便被招待到司令部,这司令部是一栋民房,真正的茅茨土屋,一明一暗,外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环列木头板凳,像是会议室,别无长物,里面是寝室,内有一架大大板床,床上放着薄薄的一条棉被,床前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和两三叠镇尺压着的公文,四壁萧然,简单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但是整洁干净,一尘不染。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临近前线的,没有一个在简单朴素上能比得过这一个。孙蔚如将军,孙仿鲁将军在唐河的司令部也极朴素,但是他们还有设备相当齐全的浴室。至于那些雄霸一方的骄兵悍将就不必提了。

张将军的司令部固然简单,张将军本人却更简单。他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不愧为北方之强,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颜色略带苍白,穿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型。他见了我们只是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他招待我们一餐永不能忘的饮食,四碗菜,一只火锅。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为主,一只火锅是以豆腐青菜为主。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每人还加一只鸡蛋放在锅子里煮。虽然他直说简慢抱歉的话,我看得出这是他在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场。这一顿饭吃得我们满头冒汗,宾主尽欢,自从我们出发视察以来,至此已将近尾声,名为慰劳将士,实则受将士慰劳,到处大嚼,直到了快活铺这才心安理重和享受了一餐在战地里应该享受的伙食。珍馐非我之所不欲,设非其时非其他,则顺着脊骨咽下去,不是滋味。

晚间很早的就被打发去睡觉了。我被引进附近一栋民房,一盏没灯照泡之下看不清楚什么,只见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铺。在前方,稻草堆是最舒适的卧处,我是早有过经验的,既暖和又松软。我把随身带的铺盖打开,放在稻草堆上倒头便睡。一路辛劳,头一沾枕便呼呼入梦。俄而轰隆轰隆之声盈耳,惊慌中起来凭窗外视,月明星稀,一片死寂,上刺九的卫兵在门外踱来踱去态度很是安详,于是我又回到被窝里,但是断断续续的炮声使我无法再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参谋人员告诉我,这炮声是天天夜里都有的,敌人和我军只隔着一条河,到了黑夜敌人怕我们过河偷袭,所以不时地放炮吓吓我们,表示他们有备,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壮胆。我军听惯了,根本不理会他们,他们没有胆量开过河来。那么,我们是不是有时也要过河去袭击敌人呢?据说是的,我们经常有部队过河作战,并且有后继部队随时准备出发支援,张将军也常亲自过河督师。这条河,就是襄河。

早晨天仍未晴,冰霰不停,朔风刺骨。司令部前一广场,是扩大了的打谷场,就在那地方召集了千把名士兵,举行赠旗礼,我们奉上一面锦旗,上面的字样不是“我武维扬”便是“国之干城”之类,我还奉命说了几句话,在露天讲话很难,没讲几句就力竭声嘶了。没有乐队,只有四把嗽叭,简单而肃穆。行完礼张将军率领部队肃立道边,送我们登车而去。

回到重庆,大家争来问讯,问我们在前方有何见闻,平时足不出户,哪里知道前方的实况?真是一言难尽。军民疾苦,惨不忍言,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其实亦不尽然,后方亦有不紧者实不可多觏。我常以为,自奉俭朴的人方能成大事,讷涩寡言笑的人方能立大功。果然五月七日夜张自忠将军率部队度河解救友军,所向皆捷,不幸陷敌重围,于十六日壮烈殉国!大将陨落,举国震悼。

张将军灵榇由重庆运至北碚江干,余适寓北碚,亲见民众感情激动,群集江滨,遗榇厝于北碚附近小镇天生桥之梅花山。山以梅花名,并无梅花,仅一土丘蜿蜒公路之面侧,此为由青木关至北碚必经之在,行旅往还辄相顾指点:“此张自忠将军忠骨长埋之处也。”

将军之生平与为人,余初不甚了了,惟七七事变前后余适在北平,对于二十九军诸将甚为敬佩与同情,其谋国之忠与作战之勇,视任何侪辈皆无逊色,谓予不信,请看张自忠将军之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