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文学名著但看不进去,我该怎么办?

我知道自己应该读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家里也有这些书,但我就是看不进去。是我的问题吗?为什么有人就可以这么轻松地把这些晦涩难懂的内容读完呢?

读经典,有必要吗?有,而且非常有。难吗?没那么难。

不少名著因为时代、题材或探索文学边界等原因,文字晦涩难懂,但并不是每一本名著都和普通阅读者有着那么远的距离,还有很多是因为通俗好看而流传至今的。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按好读程度,简单划分六个等级,一级一级读下去,你会看到自己的改变,自己的进步。

注1:文学世界没有先后高低,此排序仅仅从作品对于普通读者的首次阅读难易程度出发,不具备其他参考价值。仅代表编辑部个人建议和审美趣味。

注2:为免争议,推荐书单以外国名著为主。未来将另行制作中文小说的书单。

1.轻松休闲

代表作:《小王子》《爱伦·坡短篇小说集》《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特点:情节性强,语言直接。如果你完全不想做阅读理解(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没有深意),只想看故事的话,这些作品非常适合你。

其他:《夏洛的网》《汤姆·索亚历险记》《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巨人的陨落》等。

2.管中窥豹

代表作:《哈姆雷特》《1984》《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特点:情节性强的同时,作品的文学深度也很容易理解,或者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其他:《失明症漫记》《春琴抄》《追风筝的人》《那不勒斯四部曲》,毛姆、马克·吐温等通俗大师的系列作品等。中国古典的通俗小说也在此列。

3.氛围沉浸

代表作:《局外人》《长日将尽》&林少华所译村上春树部分作品

特点:情节性不算很强,但极佳的文风带来沉浸的情绪氛围,因此比较好读,几乎能一口气看完。

其他:《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雾都孤儿》《伊豆的舞女》《看不见的城市》《霍乱时期的爱情》《斯通纳》《失物之书》《斜阳》等。

4.较有隔阂

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麦田里的守望者》

特点:情节性不算很强,有一定时代背景、种族文化隔阂。或是蕴含了不俗深意需要花一定时间去理解(翻评论)。有大块时间能够认真看书,可以尝试这类作品。如果能顺利读完此类作品,那大部分经典都可以攻略。

其他:《小妇人》《大教堂》《昆虫记》,莫泊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各名家作品,莎士比亚系列作品等。中国从鲁迅开始的近代文学作品也大多在此列。

5.晦涩难读

代表作:《百年孤独》《卡拉马佐夫兄弟》

特点:就像考托福雅思一样,在无数次乏味挫败中看到自己不断进步。拿下之后,巨大的难度和付出也会带来无与伦比的成就感。能够顺利阅读它们,代表你能攻略几乎所有名著。

其他:《红楼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头等。

6.修成正果

代表作:《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

特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了一批意识流大师,如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威廉·福克纳等。他们将小说这一文体边界拓展到几乎无限大,这些作品蕴含大量的个人表达,门槛高得望而生畏。但如果你能好好读完,再没有任何一本书能难住你。

意识流也是有门槛高低之分的,如果有兴趣接触,建议顺序为《墙上的斑点(短篇)》《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海浪》,然后再是各名家代表作《到灯塔去》《喧哗与骚动》等,最后再攻略大Boss《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追忆似水年华其实比很多意识流好读,但篇幅长度有些恐怖,因此难度排在最高)。

最后,祝愿我们都能在生活里逐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为自己的人生送上一份极具价值的厚礼。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茨威格死于昨日世界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让人震惊地坦诚。杨苡写自己的婚姻,多次流露悔意,她和赵瑞蕻结婚,是因为在西南联大久等爱人(李尧林,巴金的哥哥)不来,她一时赌气接受赵瑞蕻的追求,又稀里糊涂怀了孕。她看起来对丈夫并没有什么爱意(书中反复提到丈夫和自己门不当户不对,丈夫英文不好,写诗没有才华,二人教养也差距很大等等),后来还和穆旦产生了若有若无的情愫,但婚姻就这样在不甘中持续了一辈子。李尧林的死讯传来时,杨苡整整哭了三天,赵瑞蕻说我死了你也不会哭这么久,杨苡说的是“当然了”。书里的很多话对亲人而言都很残忍,但我想这些话可能在她心里整整盘旋了八十年,那是她始终想不清楚的命运。
书里写了这么多家族故事,这么多命运呼啸的女人,我最震撼的是杨苡写一个堂妹,医学院毕业,因为出身不好在上海一个工厂当厂医,一直没有结婚,家人给她做媒,介绍给吴阶平做续弦。双方通信、见面,互相写诗,两个人看起来都很满意(1972年,嫁给周总理的医生,谁敢不满意呢),他们很快在北京饭店办了盛大的婚礼,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婚后她需要把工作调动到北京,临走之前她去看了一场电影,散场后工作人员发现她已经死了,服了安眠药,手包里还装着吴阶平的信和诗。一个看来温顺的女人,最终以这样激烈的方式,反抗了一种令人艳羡、却仍是强加给她的命运。

地方风景的记录人

在文学史家对沈从文的各种评价和定位中,也许他本人最为认同和乐见的是叶圣陶所谓的“美妙的故事家”;而沈从文一生中也有几个著名的自我定位,其中之一就是想做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

“美妙的故事家”

沈从文是一个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会讲故事的人。现代女作家苏雪林在1934年创作的《沈从文论》中即称沈从文“原是个‘说故事的人’”。叶圣陶在给沈从文的作品集《春灯集》《黑凤集》所写的广告词中也称“作者被称为美妙的故事家”。沈从文从此以“说故事的人”的形象在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独领风骚。而这个说故事的人的形象集中反映在他大量的关于湘西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也因此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

沈从文1923年离开湘西来到北京,按照他在西南联大的弟子汪曾祺的说法,“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他的幻想居然实现了。他写了四十几本书,比很多人写得都好”(《沈从文传》汪序)。而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创作,以近乎竭泽而渔的方式利用自己的湘西经验和记忆,大都具有一个回溯性的叙事结构,也反映了一个独孤的“北漂”对故乡和亲友的追忆和眷恋。小说多采用速写体,有原生态的意味,但是小说技术还有极大的上升空间。

到了1929年前后,沈从文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在小说中讲湘西传奇和猎奇故事的写作方式,他的一系列更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迅速走红文坛,在几年中创作了如《柏子》《丈夫》《龙朱》《黔小景》《三三》《静》《月下小景》《扇陀》《爱欲》《慷慨的王子》《媚金·豹子与那羊》等,也奠定了沈从文作为“短篇小说之王”的历史地位。而中篇小说《边城》则标志着一个大作家沈从文的诞生。

《边城》在1934年的问世,也使沈从文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经典。上世纪末千禧年即将来临之际,《亚洲周刊》组织全球华人知名学者评选二十世纪华语小说百部经典,《边城》赫然被排在第二位,沈从文的地位也因此得到确认和确证。而《边城》也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隅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象征。汪曾祺认为:

“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一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烂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

在汪曾祺的理解中,“边城”世界已经超越了地理概念,在与大城市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对峙之中获得的是时间和文化意义上的自足性。作家林斤澜也曾经这样言说沈从文及其《边城》:“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在林斤澜看来,边城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满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

关于沈从文创作《边城》的核心动机和作品主题的阐释,文学史家和研究者历来众说纷纭,客观上也说明了《边城》作为一部经典所内涵的意蕴的丰富性。而研究界一个基本共识是:沈从文在湘西书写中延续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母题,《边城》堪称是现代中国所能生成的一个世外桃源,是沈从文向源远流长的牧歌文化传统致敬的产物。刘洪涛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书中认为,如果把“边城”看成一个文化隐喻,背后就喻指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而“边城”也就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也由此与五四启蒙主义话语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大相径庭。如果说,鲁迅的《阿Q正传》塑造了一个落后的需要改造国民性的乡土中国,那么沈从文则企图以其一己之力在《边城》中为读者和世界呈现一个正面的诗情画意的中国形象。

《边城》也是一部让人感到怅惘和悲伤的小说,善良的读者很少不被《边城》的悲剧结局打动,进而体悟到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一种无奈的命运感。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淳朴、善良、美好的天性,但都难以逃脱某种“天命”的掌控。而沈从文似乎更愿意把悲剧的起因归于小说人物之间的种种误解,把根源归为一种人事无法左右的天意,由此也体现出作者所受到的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沈从文自己就称《边城》是一座希腊小庙,其底座由“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构成。而翠翠和爷爷都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塑造的理想人物,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情怀。由此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沈从文自称是“最后一个浪漫派”。

这种浪漫气质在沈从文的笔下还表现为对神话故事的追寻。他热衷的神话题材一方面富含边民的原始生命力,尤其积淀了楚文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渊源,另一方面也氤氲着浓郁的浪漫气息,构成了沈从文所追求的神性的主要载体。如《月下小景》诸篇就直接改写自佛经,《龙朱》写的是苗族的传说故事,《媚金、豹子与那羊》则直接以民族神话为题材。这也使沈从文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少有的书写神话的作家,而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有一种神话的品质。沈从文的现代意识体现在他一方面试图挽留这个神话,另一方面又预见到了湘西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边城》结尾作为小城标志的白塔在暴风雨之夜倒掉了,它的倒塌预示了田园牧歌的必然终结,这就是现代神话在本质上的虚构的属性。作家李锐说:

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强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随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喧嚣声的远去,随着众声喧哗的“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沈从文沉静深远的无言之美正越来越显示出超拔的价值和魅力,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难以被淹没被同化的对人类的贡献。(李锐:《另一种纪念》,《读书》1998年第二期)

与《边城》同时期直至1937年前后,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也迎来了高峰期,他创作了大量书写湘西的经典。对都市读者来说,沈从文这些讲述湘西偏远一隅陌生和新奇的故事,给他们造成一种遥远感,这种遥远感一方面来自湘西偏僻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地域文化,一方面来自沈从文陌生化的讲故事的方式。这个时期沈从文的讲故事本领也印证了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一文中所引用德国的谚语“远行者必会讲故事”,这句著名谚语强调的正是遥远本身带给故事的距离感和传奇性。

成熟期沈从文的小说大都借助于作为讲故事人的叙事者的形象,去精心营造一个疏离和封闭的环境,比如在《月下小景》系列故事中,沈从文就营造了一个《十日谈》式的故事语境,地点在偏僻的西藏金狼旅店,来自远方的各种各样的旅客讲述自己遭遇的或者听来的千奇百怪的故事。另一篇小说《夜》中描述的几个士兵围着火堆,在漫漫长夜轮流讲故事的具体环境也构成了这种故事创生语境的范例。沈从文的小说精心营造的一个个原生态的故事创生语境,都与都市读者拉开了审美距离。这使得沈从文的小说气氛中携带着一种神奇的诗意效果,而其诗意正生成于说故事人所生成的陌生化和距离感。

沈从文是少有的“文体家”,他对小说形式鲜明的自觉意识,也正体现在于故事中寄寓着诗意的冲动。沈从文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小说文体,研究者们或概括为诗化小说,或称为抒情小说,前者强调小说文体的诗意特征,后者则注重小说中涵容的情感意绪。他的成熟时期的小说尤其善于造境,比如《边城》中写翠翠梦里听到傩送在山崖上为她唱歌一段: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

揉情感、幻境、想象、联想于一体,字里行间则灌注着流动的意绪,是沈从文的抒情韵致的典范。

小说《黔小景》《黄昏》《三三》《静》《新与旧》等都显示出沈从文融汇诗意与叙述于一炉的高超技巧,标志了沈从文卓然大家的素质。譬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突出强调的,即是沈从文所自创的一种“牧歌式文体”,认为“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两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negative capability)之产品。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才华,就是写实的才华”。上述分析,把文体风格与沈从文的“田园视景”勾连在一起,并挖掘背后的东方式智慧,最后落实到沈从文写实的才华,短短的一段叙述中蕴含着多层次的视角,堪称完美地概括了沈从文的“牧歌式文体”的丰富意蕴。《新与旧》也是沈从文短篇小说技艺巅峰期的代表作,它叙述的是一个刽子手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段价值错位的故事。小说上下两部分的开头都有“编年史”式的时间标示(“光绪某年”与“民国十八年”),两个时间标示暗示着“传统”和“现代”的界分。尤其是后一个时间直接表征着小说题旨中所谓“新”的一维。然而当沈从文把这两个时间所统领的叙事桥段并置在同一个文本中之后,所生成的意图却发生了偏转,新与旧的对垒被打破了,两者间价值内涵的对立也趋于消解。这使《新与旧》如同《边城》一样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寓言,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打破决定论的线性历史观,瓦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性图景,是一个难得的文本。

沈从文也同时是“说故事”传统之消亡的见证者。他的小说《说故事人的故事》中“说故事人”的“死”因此象征着说故事时代的终结,也可以看做是沈从文借此思考故事范畴以及故事之消亡的作品。当沈从文的故事理念到了《新与旧》时期达到了一个顶点之后,这类讲故事的小说逐渐难以为继,沈从文自己也抵达了本雅明描绘的现代文明中“孤独的个人”的生存境地。到了四十年代,沈从文着迷于对孤独生命个体的抽象之境的探索,小说和散文多可以看成是作者孤独生命的呓想,一个讲故事的人也就逐渐寿终正寝。

如果继续追踪沈从文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如《看虹录》《摘星录》《雪晴》等,就可以捕捉到一个藏有许多故事的乡下人是怎样从偏僻的乡土一隅闯到现代都市,逐渐在大学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美妙的故事家”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地方风景的记录人”

除了自认为“乡下人”和“最后一个浪漫派”之外,沈从文另一个著名的自我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他也的确在一系列散文书写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尤其是《湘行散记》《湘西》以及作为《湘行散记》创作素材的《湘行书简》,都可以纳入沈从文缔造湘西世界的整体规划中。

《湘行散记》可以说是沈从文最优美的散文创作,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与《湘行书简》对读。《湘行散记》的抒情性和个人性也可以在《湘行书简》中找到源头。

1934年年初,因母亲病危,离开湘西已十几年的沈从文第一次踏上回乡的旅程。从北平经长沙到桃源后,由于1935年2月才开始修建的湘黔公路还没有开工,沈从文只能雇一只小船沿着沅水逆流而上,六天后抵沅陵,又在船上度过五天才抵达老家凤凰。一路上,沈从文在观照山水风景的同时,也给新婚夫人张兆和写下大量书信,是为《湘行书简》。而《湘行散记》即以书信为基础整理加工增补而成。

《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或许是作者对故乡河流的倾情书写:

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湘行书简·历史是一条河》)

对“水”的长久凝视使沈从文忽然发现心灵被爱充满,这种大爱进而泛化到世界和人类上面。故乡的河水因此启发了沈从文的博爱,而心中充盈博大之爱的人往往如沈从文所说,是“软弱得很”的。读者可能还会联想到孔夫子那句著名的“智者乐水”,河水也的确使沈从文“彻悟”,从中获得的是“智慧”。

而“水”带给沈从文最多的,无疑是创作灵感。在《我的写作和水的关系》一文中,沈从文这样谈到故乡的河流:

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

对作家而言,有一条影响自己一生的河流无异于上天最好的馈赠,读者从《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中会真切地感受到,“河水”构成的不仅是写作背景和环境,也决定了作家的灵感来源甚至作品的美学风格。

故乡的水既带给了沈从文博爱、智慧和文学灵感,也给他的创作带来地域色彩。正是通过这条沅水,沈从文把自己的创作与屈原所代表的楚文化联系在一起。两千年前,屈原曾在这条河边写下神奇瑰丽的《九歌》,沅水流域也是楚文化保留得最多的一个地区。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以及此后的《湘西》,同样生动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当我们试图回眸寻找具有中国本土特性的现代叙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这个最富有地域色彩的文学世界。在沈从文成长的年代,湘西作为苗族和土家族世代聚居的地区,尚是一块尚未被儒家文化和现代文明等外来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衡量这片土地上生民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另一套价值规范和准则。

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的独特处正在于力图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现乡土世界和“地方风景”,在外人眼里,就不免是陌生而新鲜的,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却保留了它的自在性和自足性。沈从文以带有几分固执的“乡下人”的姿态在文学中缔造独属于自己的湘西世界,就像美国学者、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所说:“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构成了乡土地域文化的一个范本,“帮助我们懂得,地区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一体化进程的时候,正是沈从文以乡下人的执著,在《湘行散记》一类关于湘西的书写中,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最后的背影。

如果说此前沈从文在大批量的小说创作中对湘西的书写,靠的是他对故乡的记忆和印象,那么1934年回乡,既是对故乡充满感情的忆恋回眸,同时也是清明而理性的现实之旅。《湘行散记》中的贯穿话题之一是“常”与“变”。沈从文在对湘西的“常”进行观照的同时,也发现了“变”的一面。一方面,湘西世界的田园诗情、淳朴民风、自然人性依旧存在于湘西的自然与人事之中,似乎与历史的进程毫无关联,这即是沈从文从故乡感受到的“常态”的一面;另一方面,却是现代文明冲击下人的堕落,传统道德的丧失。诚如沈从文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所说:

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

《湘行散记》中的《桃源与沅州》《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等篇也同样隐含着对纯朴的文明日渐“堕落”的隐忧。《箱子岩》《虎雏再遇记》等篇传达的则是对故乡人原始生命力终将失落的预感。而当沈从文真正深入到湘西生活的内部,直面故乡人生存处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湘西更本真的一面,看到生存世界的悲哀与残酷,由此便“触摸到沈从文内心的沉忧隐痛”,以及朱光潜所概括的“那处于现代文明包围中的少数民族的孤独感”。

《湘行散记》因此展现了变动中的历史忧虑,也促使沈从文产生了一种生命的冲动,想如当年屈原那样,重新做一个地方的“风景记录人”,并重造民族灵魂与乡土文化。这些追求,都贯穿在作者回乡之旅的体验和观察之中,使《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中作者的思绪在记忆和现实的双重时空中不断闪回的同时,也生成了一种思考湘西远景的未来性。这种“未来性”的维度将在此后的《湘西》中得以进一步生成。

《湘行书简》虽然是即时创作的书信,但也体现出一个成名作家的文学自觉,也堪称是最纯粹的文学创作,融记叙与抒情于一体,连同《湘行散记》,进一步实践着沈从文在小说里就大量运用的夹叙夹议的笔法,而在议论的部分则更进退裕如地思考关于历史和生命的哲理命题,同时缔造了一种《湘行散记》中特有的抒情性诗化文体,具有一种动人的品质:

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是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叫嚷。甚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此后固执而又柔和的声音,将在我耳边永远不会消失。我觉得忧郁起来了。我仿佛触着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看明白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心里软和得很。(《鸭窠围的夜》)

流淌在文字中的是忧郁的诗情,这是沈从文把一己体验投入到大千世界之中的结果,构成其底蕴的,是作家的深切的同情和悲悯。

沈从文1934年的这次归乡只在凤凰待了几天的时间,却留下了《湘行散记》这部现代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再次回到湘西老家,并有一段与故乡和故乡人零距离接触的时光,也催生了连载于1938年下半年香港《大公报》的散文集《湘西》。

《湘西》虽然有不少篇幅取材于《湘行散记》,或者是对《湘行散记》的改写,但身处抗战时空的沈从文也淡化了《湘行散记》中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地方志和民族志的成分,更是乡土写实,也因此可能给读者呈现的是更逼真的湘西世界。从篇目就可以看出,《湘行散记》中大半篇目是以人为标题,到了《湘西》则基本上以地名为题,更加凸显了对地理环境和民俗民风的状写。

与《湘行散记》比照,《湘西》进一步触及了“现代”对湘西一隅的冲击。在创作于同一时期的长篇小说《长河》题记中,沈从文也表达了对“现代”冲击下的湘西相似的忧虑:“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这是对现代冲击下乡土生存方式的隐忧,也是对“现代”本身的反思。因此,反思现代性也构成了《湘西》的一个内在主题。

另一方面,《湘西》也透露出沈从文战时的国家民族意识,表现出的是对国家认同的一面。即使从湘西社会的现实层面考虑,对“国家”的认同也是保证自身安全乃至生存的一种策略。到了1981年沈从文仍在说:“必须把湘西当成中国的湘西,才不至于出问题。”(《〈沈从文散文选〉题记》)这种“国家”意识与写作《湘西》的抗战历史背景直接相关。回乡不久,沈从文就将“同乡文武大老”(湘西沅陵行署第一届主任、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和苗民领袖龙云飞)请到家中恳谈,“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散文选译〉序》)。1938年冬,沈从文还致信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提醒他们“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湘西》的书写一方面在延续对地方风景的传达和再现的同时,也渗透了战争年代的国家视角,《湘西》也因此呈现出地方书写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湘西》的这种多重面向,在沈从文1947年为李震一创作的报告文学《湖南的西北角》所写的序中也得到了印证:

我还应当为地方为国家作点事,所以到云南后又写了一本小书,名叫《湘西》,对地方各方面略加说明,希望家乡人的自尊自信心,和外来者的同情与理解,能作成一种新的调和或混和。一派祥和气氛的形成,在当时,实比任何事情还重要。

作为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沈从文,在《湘西》中试图“调和”的是地方、民族与国家三位一体的历史图景,而“一派祥和气氛”,既是政治感觉,也是作品风格,进而标志着沈从文的湘西书写迈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

在沈从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回顾他的一生,作为“美妙的故事家”与“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两种形象越发清晰可辨,进而有望穿越遥远的岁月,在未来读者那里积淀成更具经典性的历史定位。

徐庆全:话说高华

2011年12月26日,高华老师西归。接到电话时,我正在主持一个座谈会,猝不及防,竟然一时有些恍惚!无论怎样凝神,说话都有些颠三倒四。

会议结束后,有朋友问我,怎么如此不着调。我说,我有个好朋友去世了。谁?他问。“高华,说了你也不知道,不是你们财经圈的人。”我有些不耐烦的说。“写‘红TY’的那个高华?真的吗?”朋友的惋惜之情立刻溢于言表。

接着,手机里就接到好几个短信,都是表示对高华去世的哀思之情。回到家看到邮件,远在美国的李大兴兄来信说:“惊闻高华先生逝世,不禁叹息。虽素昧平生,然拜读其著作,实为WG后史学界翘楚。知兄是高华先生好友,谨草一挽联,略表哀思。公独射日,九州几人传董狐笔;天不永年,四海万众悲太史才。”

给我发送手机短信的朋友,包括那位财经圈的朋友,同大兴兄一样,都是和高华素昧平生的,且大多并不是历史学界的学者,但他们都因为读过高华的书而成为他的“粉丝”。当今学界,能得此殊荣者几何?高华老师当之无愧!

关于《一本书的高华》

我与高华的初次“相识”,也是因为读到他的“红TY”一书感到震撼才与他联系的。其后,在与他数年交往中,尽管不论在交谈中还是在邮件中他常说我和他是“好朋友”,但我从来不敢往这方面靠——就年龄来说,他是我的兄长;就学问来说,他是我“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导师,称呼他为“高华老师”已成为习惯。

高华去世后,微博和朋友电话都说,我这么快就写出来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真是太应该了。我知道他们说的《一本书的高华》。其实,这篇文章是2011年初发表的,高华还在世,不是我在他去世后写的,只不过是因为高华的猝然去世而被一些网站置顶转载或被微博上转发的。

事实上,自接到高华去世的消息,我几次坐在电脑面前,几次都是写不下一个字。有报纸记者电话采访我,我也谢绝说,我的心情实在太沉重,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去看一下《一本书的高华》吧。

高华病后,我一直不知道该为他做点什么,只有在邮件中表达自己的关切之情。可是,现在把往来邮件再看一遍,发现我的问候也少得可怜,高华谈自己的病情次数也不多,多数是谈学术方面的事情,或者他给我的书单我给他找书;或者他在北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办——轻松得好像他不是一个病人。但是,我想为他做点什么的念头一直有。我知道,对于这样乐观的人来说,常人之间的问候,实在不适用,关注他的学术研究倒可以给他在病中带来一点慰藉。

高华在上海治疗期间,我的朋友金大陆兄数次去看他,每次回来都打电话给我。有一次,大陆兄对我说,他要带人对高华进行学术访谈。我认为这个做法非常好,一方面可以把高华深邃的学术思考整理发表,另一方面可以给病中的他一点关怀。在给高华的邮件中我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高华在回信中允诺接受访谈。

高华的《革命年代》出版以后,我写过两篇书评予以推荐介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把书评传给他并写信说:“好久没有和您联系了。但你的一切情况基本都了解。前次大陆兄来电话,说在对你进行学术访谈。我很赞赏,并热切地说 ,一旦访谈稿出来,交给我,我立刻发表。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是催,而是想为你能做点什么的心情。”我还说:“花了10天 的时间,读了你的《革命年代》,有些当然理解不透,但感慨是很多的。写了一篇书评,刊于今天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书评’栏。呈上,若有暇可一阅。想前年你来京时种种,心情倍感黯然。保重!”

我所言的“想前年你来京时种种,心情倍感黯然”,也是一种心情的表达。

2007年11月30日,高华和夫人一起到北京来,我和他交谈甚多。尽管从精神状态来看,他看上去不错,但言谈之间,我能体会到一丝丝沉重。我问他到北京有什么安排,他说想见见老朋友。我当即说,要见谁我通知,当司机,安排饭局。我当时心里就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这次给他邮件说到这句话,是在得知他病情几次反复之后。我当然乞求上苍眷顾,他能病愈,但他的病几次反复的情况的确让我“倍感黯然”。不论是赞成大陆对他进行访谈,还是我自己写书评,都是为了让他不“黯然”,是一种表达方式。

高华这次来,我还是建议他能否通过肝移植治疗。我的好朋友李乔兄(著名学者、时任《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也是肝癌患者。他做手术前曾一个一个约好朋友到家里来,有些告别的意味在里面。我受邀前去时,特意查阅了与这种病有关的医学知识,才知道这种病特可怕。李乔肝移植手术很成功后,如今七八年过去了,安然无恙。有李乔的先例在,我曾几次给高华电话,劝他做手术;李乔虽然和高华素不相识,也通过我给高华电话,表达同样的意思,并允诺为高华来京做手术提供可能的方便。这次我们见面后,我又提出了这个建议,但高华还是说,看情况再说。现在想想,高华的确对自己的病情太乐观了。

具体到2011年初写《一本书的高华》一文,初衷也是如此。2010年12月中旬,《看历史》杂志在四川大邑举行一个大型活动。曾多次采访高华的杜兴兄邀我参加,我就问他,高华是这次活动的评委,他能来吗?他说,他想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会来的。可是,到了大邑后才知道,高华还是来不了。他病情反复,正在住院,无法赴会。

我和熊景明还专门谈到高华的病情。会议开始之前,景明在主持会议时建议,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不能到现场的高华教授表达敬意,表达希望他康复的愿望。景明还补充了两点:1、高华病情稳定;2、“红TY”一书即将出版简体字。

回到北京后,我给大陆通电话,得知高华的病情不能说是稳定,至少是时好时坏,心情就更加不好。为他做点什么吧,我对自己说。《一本书的高华》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文章发表后,我本想等到见到纸版后给高华寄送两本,然后给萧功秦教授打个电话——里面引用了他的一封信,总要表示谢意,但我还未见到纸版杂志,网络上已在快速传播。功秦兄看到后随手转给了高华。因为文中我把景明说的“红TY”一书将出简体字版,误认为是要在大陆出版了,高华即给景明邮件,询问缘由。景明将邮件转给我,我才知道,高华已经通过萧功秦的转发看到了这篇文章,也知道自己是搞错了。我马上先给萧功秦发邮件,说明引用他这封信还未来得及向他报告一声,他回复说:

庆全兄:我很高兴我的这封信能通过你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三年前写的这封信自己差不多也忘了,再看之后觉得很亲切,也许是不经意地直抒意襟,反而更为自然真实地表达了我们对这位当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敬意。让高华看到了你的文章,对他也是一个相当及时的慰惜,真的太好了,这还要谢谢你呢。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我们再好好聊。

见到邮件后,我又给功秦兄电话,他说:“你为高华兄作了件好事,对于病中的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支持”。他还说:“我当时写这封信也是被感情所激动,能由你的文章予以传播,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大家心情是一致的。

接着,我给高华邮件,说明差错的出现是我的误解。高华回复说:“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谢谢您的关心和支持!前几天香港一电视工作者打电话告诉我说您写了这篇文章,也夸你写得好。我的看法和景明一样,为避免误会,还烦您以适当的方式更证或说明一下,是中大出版社计划要出简体字版,而不是在大陆出版。”高华重视这一差错,一方面是他的严谨,另一方面,微博上也的确引起了热议——朋友们都希望这是个真实的消息。

从高华的邮件中看,他颇理解我写作的初衷。高华去世后,我与他的夫人刘大姐通电话,刘大姐还特意跟我说到这篇文章,说给病中的高华很大的安慰。她还说:“即将出版的高华历史笔记的附录中也收了这篇文章。”我听到这一点,竟然忍不住哽咽!

高华的“边缘人生”

我和高华交往,始于2006年4月。那一年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高华在此客座。在一本书笼罩下的高华,让学界的人敬佩,更让我这样在学界晃荡的人敬畏及好奇。敬畏不用说,好奇是,这样一位温而文雅的人,怎么能那样洞穿历史?

对于这个问题,高华并没有正面作答。他说: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托尔斯泰说三代造就一个贵族,是讲只有到第三代才能摆脱一代的贫穷、二代的奢华,真正有不贫困、不奢华而有学养的生活。历史印记的延续也大致如此。我们父辈是活在革命的语境下,至我们这一辈算是第二代,带着革命的印记走入学术语境,对历史的研究不免有这种印记带来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父辈的革命语境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是我们二代的困惑。到我们下一代,或许既可摆脱一代人的革命印记,又可扬弃我们二代对历史的困惑,可以在真正的学术语境下进行研究。你可以设想一下,若那时有“红TY”这样一本书,还会有你所说的敬畏吗?我还会因为一本书而这样生活吗?

一本书让高华陷入到什么样的生活?高华没有说,但我的总结是,高华陷入到是一种“边缘人”的生活。

其实,“生活在历史当中”的高华,第一代的印记,已经开启了他“边缘人生”的序幕。

1957年,高华咿呀学语时,父亲被打成“右派”,他懵懂无知时已经带上了“右派”的烙印。在革命的政治语境下,“右派子女”的身份使他自然而然的成为主流社会的“边缘人”。殆至“文^革”,“右派”被归之于“黑五类”,政治印记更加浓厚。而高华承受得更多。父亲被通缉,为了逃避杀身之祸,只好逃亡。高华的记忆中,仍然内存着当时父亲逃亡后的境遇;门口贴满了通缉父亲的大字报——“野蛮而恐惧”,这是高华给我讲述的语言。

在这种阴影下,高华的生活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不敢搭界,只好躲在小屋“成一统”——读书。那时,一切是革命的,连能看到的书都是如此,没有书可读,大字报和揭发材料也读得津津有味。这种读书的方式,也加深了高华“活在历史当中”的氛围。我在香港访学期间,修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一书时,曾向高华请教。高华给我讲述他对丁玲的认识就是从“文^革”前后批判材料开始的,因为读了太多的批判材料,倒引起他后来追溯丁玲历史命运的思考。他为我在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凝聚了这种思考。

1978年,高华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现代史。这一研究方向的确定,注定他要成为学界的“边缘人”。

虽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需要,对党史进行拨乱反正,中共党史和现当代史热了一阵子。但是,这种热,大多仅限于官方的政治需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阐述过这一现象,并称之为是“国家话语体系”下的研究,而“民间话语体系”下的研究,则充满了“雷区”。

对现当代史或中共党史的事件和人物的研究,牵涉的面大,涉及到的人多,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而导致政治上的干预。我熟悉的人中,唐宝林先生对陈独秀的研究就是如此,就因为他的锲而不舍力图从学理上还原陈独秀,但多年来“伤痕累累”。

高华也是这么做的。他与唐宝林一样,一头扎进书堆里去,真正遵循“板凳要做十年冷”训言,从1978年至1991年,皓首穷经13年,使他成为现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百事通”,也形成了他从学理而不是从政治需要梳理历史的思维逻辑。从1991年开始写作“红TY”一书,到2000年书出版,这期间又是10年。

1999年,高华完成“红”一书后,他就遭遇了学界“边缘人”的处境。书无法正常出版;书中的主要学术论述分拆开来,也多半在学术刊物遭到冷遇。他的教授职称无法解决,还要在那一间半带公用厨房的简陋住处“蜗居”。后来,虽然“红”一书在海外影响很大,高华的学术地位也不断上升,但他倒越来越成为所在学校的“边缘人”,要不是得到著名学者董健老师的帮助,他的“边缘人”地位一时很难改变。

我和董健前辈有很深的交往,这交往,也始于高华的推荐。2006年6月3日,董健老师邀我到南京大学文学院做过一次讲座。董老师厚待我这个小字辈,安排饭局,我们深谈过关于高华的一些事情。

董健曾担任过南京大学的副校长,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高华的书在海外声名鹊起时,恰逢杨振宁受邀到南京大学演讲。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特意对杨谈到高华的学术研究成果,谈到“红”这本书,意在希望杨能在南大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高华这位青年才俊。杨振宁受托专门向校领导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董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高华一些善待,一些鼓励,使他的处境还算好,至少没感受到什么压力。高华评教授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学术成果,也没遭到刁难。

但是,大环境如此,高华“边缘人”的地位很难彻底改变,他从来没有主动申报过任何一项国家课题,因为他知道,国家任何课题经费不是给他这样做研究的人来用,不必自讨没趣。

像董健一样,也有一些人想改变高华学界“边缘人”的处境。我的老朋友杨奎松兄在为华东师大引进人才时,第一个引进沈志华兄,第二个引进的就是高华,但引进高华却遇到了种种麻烦。

我的《一本书的高华》发表后,华东师大思勉学院的李蓓蓓老师在电话中对我说:“其实你可以补充一段高华调华东师大搁浅的一段,那一段也是起起伏伏的。”我和奎松也聊过这个事情。尽管从华东师大的领导张济顺先生到奎松及李蓓蓓等人都一直努力,但高华调动还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被搁浅。什么是“不可抗拒的原因”?说到底,还是因为高华的研究不被主流接受而被“边缘化”。

一直到高华去世,他这种“边缘人”的生活都没有什么根本改变。他在世时,萧功秦等评论他的著作的书评不能在内地发表,就连我的那篇《一本书的高华》,在网上也经常被删帖。他去世第二天,应上海一家报纸的约请,我“急就章”的写了一篇小文悼念他,后来编辑告知,如何如何而不能发表。北京有朋友约请我写,我把这篇小文又转给他,但到大样时也遭遇撤稿。

其实,高华只不过是本着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进行学理性的研究,这个社会让这样的纯粹、高尚的人走过“边缘人生”,肯定是社会出了问题。奎松在追思高华的文章中说:“高华‘红’一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 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就是针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感叹之言。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说自己一直是“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并试图引导读者与其一起游走。在高华的视野中,河流水面如镜时,那是蒙太奇般纠结着的历史与现实的幕布;水面波涛汹涌时,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鉴往知今。

能对历史洞穿如此的高华,其实倒真的并不在意自己的“边缘人生”。当我和他谈起所谓的“边缘人”话题时,他曾开玩笑的说:“主体和边缘,只是当下历史与政治困境下的划分而已,若干年后,当这种困境消失后,还有这样的划分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看得更高一些嘛。”

是啊!青史充栋,掩卷后,齿留苍苔者几何?何为主体,何为边缘,不是当下就下得了结论的。高华老师,你西行路上倒真不必挂怀了。

张仲民|七十老翁何所求?缪荃孙的失足

文人长处在于舞文弄墨,一旦遇到军国大事发生,一些触景生情或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字难免会被生产出来,只是这些即兴表达很多时候可能仅符合或适应历史案发现场的需要,未必符合常理或事后的惯习,所以时过境迁之后,此类文字难免会被作者加以粉饰或否认,甚或主动销毁——这就给后世的研究者寻求历史真相和重建历史记忆造成了障碍。近代著名学者缪荃孙失足参与洪宪帝制的旧事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即时人所叹“七十老翁何所求”也。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很多文人曾主动为其背书。在这些落水者中,有一位颇让人出乎意料,他就是当时所谓的七十老翁缪荃孙(1844-1919)。辛亥后,成名已久的缪荃孙定居上海,身为学者兼藏书家的他交游颇广,以清遗民自居,号艺风老人,颇受民初遗老文人和后学尊敬。但1914年8月16日,他却接受了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托吴士鉴送来的聘书,出任袁世凯政府设立的清史馆分门总纂,等于变相担任民国官职,接受民国俸禄。

按照惯例,新朝为前代修史是在旧朝已灭亡情况下。民初时溥仪小朝廷仍据紫禁城,在一帮忠清遗民看来,清朝并未灭亡,皇帝仍在,故仍尊奉之为正朔,反视民国为“敌国”,故袁世凯开设清史馆一事,为很多遗民敌视。不过因其系利源所在,也为像赵尔巽等诸多不甘寂寞希望出山的遗民提供了机会。于是这批人以遗民身份自我标榜之外,也声言为清朝修史可以防范民国对清朝历史的窜改,借以为其接受清史馆聘用的借口。如孟森后来所谓:“多以元遗山自况,用修史以报故君。”缪荃孙的理由也是如此,接受聘请之后,他大概觉得此举同其之前标榜和在遗民群里所具有之声望、地位不符,应该同其后辈陈庆年就此事有过交流,辩解说是因为自己年老穷困才不得已入馆。了解缪荃孙为人和收入情况的陈庆年讽刺其虚伪和矫情道:“得缪艺风师书,于修清史事,自谓年老受苦,乞食无门,不得已而应聘。其语亦何可怜也。身处膏腴,好说穷话,七十后尚如此,殆不能改矣。”(陈庆年1914年9月4日日记)

1915年8月中旬开始,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开始鼓噪袁世凯规复帝制,并连番发动各界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要求废除共和、恢复帝制。一直对共和体制和国民党不满的缪荃孙担心政体改变会引发问题,但又希望当前形势有所改变,他这种矛盾心理在致后学密友吴士鉴的信中即有所揭示:“政体改变,恐不能无事,然政体不变,如何能治安?”(缪荃孙:《致吴士鉴(二十六)》,转见陈东辉、程惠新:《缪荃孙致吴士鉴信札考释》,《文献》2017年第1期,123页。校者考订该函撰写时间为1915年8月23日)但之后面对筹安会掀起的风波,特别是帝制派新在上海开设的机关报《上海亚细亚日报》出版两天,其报馆即被投掷炸弹,缪荃孙有点忧心忡忡,在致吴士鉴信中忍不住表达了这种忧虑:“筹安不安,商界摇动。昨日炸弹炸《亚细亚报》馆,人心更惶惑矣。诸君何太急也!”(缪荃孙:《致吴士鉴(三十)》)信中缪荃孙还表示请吴转告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他想暂缓入京,还对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到访清史馆动机感到好奇。吴士鉴收到信后遂在复信中讲述了筹安会影响下的北京与清史馆诸人近况,也劝缪荃孙暂缓入京(参看吴士鉴:《致缪荃孙(十九)》,钱伯城、郭道一整理:《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上册,570页。此信原署写作日期为“廿二日”,当为1915年9月30日)。缪荃孙当听从了吴士鉴的劝告,暂时取消入京计划,但他在上海难免会受到帝制派势力日益坐大的影响——这时很多军政两界要人都开始请愿发电要求恢复帝制,连之前一些著名的筹安会反对者如贺振雄等也转身加入筹安会,为复辟帝制呐喊。

但欲扬先抑的袁世凯希望借助和鼓动“民意”,通过公开的法律手段实现复辟帝制的目标,以显示其恢复帝制乃是被民意裹挟之故,“乃为被动者而非主动者,乃为追随者而非倡导者”(《劝告与中国》,《顺天时报》1915年11月9日,第2版),并可藉此试探手下支持与效忠度,亦可观察日、英、法、俄等列强对其规复帝制之举的反应。因此,在法律上通过选举各县民意代表组成国民会议暨国民代表大会以决定国体的方式成为帝制复辟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了便于指导和操纵国民代表选举,袁政府专设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以指导国民会议选举事宜,并发布命令表示国体投票与拥戴皇帝两个步骤宜分别实行、分别投票,“以昭慎重”。各省遂仓促规定其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投票时间和决定国体暨拥戴皇帝投票时间,两个时间相距非常之近,大多数省份相隔时间仅为两三日,多者也不过相隔五六日。

命令发布后,国民会议议员选举变得炙手可热,引发了各地一些热衷名利者奔走钻营,上下运动。饶是有如此激烈的竞逐,身为耆宿的缪荃孙还是在家乡江阴选区顺利出线,同曾朴、孙雄等文人一起居首批六十名江苏国民会议代表之列。成为国民代表后,诸人自然就要依照指示全体记名投票赞成规复帝制和选举袁世凯为皇帝。1915年10月30日午后1点开始,国体投票开始在江苏将军冯国璋军署举行。在冯国璋和江苏巡按使齐耀琳的严密监控之下,包括缪荃孙在内的江苏六十县代表一百零七人,“一致投票赞成帝制,同时拥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然后由冯国璋、齐耀琳具名致电通报中央及各省江苏选举详情,并由各代表署名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拥戴书。此拥戴书齐耀琳本另有嘱意人选撰写,没有想到参加现场投票的缪荃孙早有准备,已写好劝进之文等待进呈,让全体在场者大感惊讶。

缪荃孙所撰写的此推戴书原文颇为难找,多亏当日的报刊报道记录:

中华民国之主权本诸国民全体,故国体如何改革,壹以民意为归。代表等受国民之委托,经监督之召集,投票决定国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自应速定大计,以安人心。溯自清廷逊位以来,我大总统力搘危局,于今四载,丰功伟绩,无与比伦。代表等来自田间,父老昆季咸愿我大总统永建皇图,立万世无疆之业。讴歌朝觐,出自至诚,实历史上无上之光荣,亦环球罕有之盛典。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并议定委托贵院为国民总代表,伏望贵院本全国之民意,合辞吁请大总统早登帝位,以奠邦基,全国幸甚!谨致代行立法院。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三十日。(《江苏国民代表缪荃孙等正式推戴书》,《政府公报》1915年第1305号)

需要注意的是,此推戴书中“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这四十五字,系袁政府秘密下发的拥戴书统一格式,表明万众一致拥戴之意,各地不能改动,其余内容则可能出自七十老翁缪荃孙之手。

第二天,冯、齐又在南京第一春大菜馆设宴招待各代表,“典仪极盛”,然后为各人返乡提供路费,“程仪颇厚”,还饬各属严密保护返乡代表,“各代表亦得自侪于拥戴之一人而炫耀于里圉矣。独可异者,则各代表之人物,此中有遗老焉,有醉心共和之达官焉,有醉心共和之国民党焉。江阴代表缪荃孙,遗老也;前内务司长马士杰,终日侈口共和醉心民主者……一旦忽焉冶为一炉,而投票赞成帝制焉,而大呼皇帝万岁焉!皇帝之尊严可畏哉!”(《江苏国民代表会议纪事》,《时报》1915年11月5日,第5页)

缪荃孙参与帝制的热情及其上此拥戴书时的情景,《时报》稍后曾有描述,挖苦缪荃孙之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进行鼓吹的文人缺乏“气骨”,远不能与古人相比,是晚清以来中国进入叔世的徵象,“可为浩叹”,并讽刺严复、缪荃孙等人皆是“老健不死”的为帝制“弹冠相庆”者:

独江苏某耆宿以翰院之资,为东南少微,一题一跋必存先朝之正朔。虽任清史纂修,而书局自随,时与遗老通声气,盖犹在仕隐之间。乃不意国体投票之日,垂辫以往。齐巡按使提议劝进电文属稿之人,方推某公。某公之字甫脱诸口,而此东南少微已自袖中出一折,端楷敬书劝进之文。全场吁叹,以为此老无异于陶谷之于宋太祖也。谁谓古今人不相及哉?(大雄:《说气骨》,《时报》1915年11月17日)

徐兆玮看到《时报》这个评论后特意进行了抄录,并加按语:“所谓某公,盖江阴缪筱珊也。白首老翁,有何希冀而觍颜为此?我真不解。”(徐兆玮1915年11月19日日记)

反观此段时间缪荃孙的日记记载,他对参与投票事讳言,但有意无意也透露了一些有关信息。如他九月十八日日记中(10月26日)记载从上海家中收到江阴来电,此电很可能是江阴地方人士推举他为国民代表的通知。二十日(10月28日)他即从上海赴南京,二十一日,即到处拜会江苏政要,并会见了其他一些国民代表如孙师郑、曾朴等。在关键的投票日廿二日(10月30日),缪荃孙只记载了他“发信”给陈庆年(善馀)的事,以及“夏蔚如住京城五斗斋”,完全不提当日投票选举情况。

正在帝制派紧锣密鼓准备袁世凯的正式登基的大典之时,1915年12月23日,云南方面蔡锷、唐继尧等人率先发动反袁护国起义,袁世凯的帝制大业遭遇到挑战。面对这种突发情况,朝野上下起初均认为袁世凯可以依靠军事优势轻松解决云南,各省政要于是纷纷表态拥护袁世凯马上登基,声称要主动带兵讨伐云南。缪荃孙也不甘人后,领衔江苏各国民代表于12月29日致电袁世凯表达支持,其原电如下:

皇帝陛下圣鉴:顷阅报载滇省反对帝制,立言狂悖,骇愕万分。查《约法》主权在民,我国民鉴于共和之不适国情,始图变更国体,决非现政府之势力所得而主张。且当时各省区依法选举代表组织大会,手续繁重倍于寻常,而卒无一票之反对者,实缘共和四载,痛苦备尝,故能万众一心推戴圣主。此时国是大定,敢有持异议者即为国民之公敌。乃唐继尧等以首先赞成之人,竟敢蔑视滇省代表,违背全国舆论,昌言反对,欲颠覆我新邦,实为覆载所不容、神人所共愤,代表等断难认为滇民公意。伏愿皇上早登大宝,慰我群黎,命将出师,速伸天讨,拯滇民于水深火热,以解倒悬。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缪荃孙、夏仁虎……同叩。艳。(《江苏国民代表缪荃孙等电奏(12月30日)》,《政府公报》1916年第15号)

可惜缪荃孙们对袁世凯的实力太过高估,他们希望借助袁世凯尽快登基剿灭反对派的幻想很快破灭,根本没有想到袁世凯会由此遭遇统治危机乃至不得不撤销帝制。

缪荃孙这次的政治投机为其之后带来很大负面影响。缪荃孙因此不断受到媒体时论的攻讦,乃至被污名化。据缪荃孙这段时间日记可知,他此时段并未到京,其日记中所记在上海与人往来相见的事情都很具体,此时间他写给吴士鉴的多封信也表明他虽有进京计划,却未能实施。况且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缪荃孙不可能离开上海多日仍能记载上海事情如此详细。只是媒体却传言缪荃孙已经作为江苏民意代表应诏入京劝进,敦促袁世凯早日完成登基手续,结果败兴而归:“苏绅缪荃孙官兴发热,运动得充御用代表入京劝进,现因皇帝梦中途停止,缪已于昨日索然返宁。”(《南京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2月4日)

面对报刊上发表的对自己的批评和歪曲报道,缪荃孙很是在意,曾在致吴士鉴信中诉苦和解释:“弟为报馆混造谣言,全属子虚。”(缪荃孙:《致吴士鉴(三十三)》)吴士鉴在杭州回信安慰缪荃孙:“至于报纸谰言,听之而已。”(吴士鉴:《致缪荃孙(二十九)》)

经常与缪荃孙联络的友人罗振玉也一直很关心袁世凯复辟动向。当他从报纸上读到曾加入筹安会业但因称帝大业受阻已向袁世凯辞去参政院参政职务的严复近况,遂致信新回上海的密友王国维打听缪荃孙近况:“缪老见否?其议论必有奇特可喜者,其门首ム寓字已刮去,可鄙亦可笑也。报纸记严又陵近至塘沽,下场如此,何苦乃耳!”(罗振玉:《致王国维(1916年4月14日)》)收到罗振玉此封来信的王国维恰好又读到报上新发表的一篇讥讽缪荃孙参与袁世凯帝制大业的文章,于是复信罗振玉道:“报又载艺风事,可笑之至,世有此人,真读书者之羞也。”(王国维:《致罗振玉(1916年4月29日)》)

王国维这里读到的报纸文章其实是1916年4月28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缪荃孙与江阴护国军》一文。文中说及江阴炮台守军在民党运动下宣告起义独立,保境安民之余,也请求地方资助军饷,并请帮忙游说冯国璋带领之“北军”不要进攻此地。地方人士认为能承担此重任者只有“请愿帝制之国民代表领袖缪小珊太史荃孙是也”。接下来,该文开始回顾缪荃孙的民初活动特别是他参与帝制运动的历史,极尽挖苦之能事,讽刺缪荃孙为了金钱劝进,结果目的落空,又继续讲述了他同本籍绅商为了安抚江阴起义守军互动的情形,非常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进一步表现缪荃孙狡猾和贪财的面相。文章最后以缪荃孙与江阴绅商合作致信冯国璋寻求帮助,然后在冯国璋支持下花费七万元“买收”义军成功之事,又连带讽刺了冯国璋从中中饱私囊的作为(《缪荃孙与江阴护国军》,《时事新报》1916年4月28日)。由于此报道有太多刻意丑化缪荃孙的描述,且细节过于生动,恐怕虚构成分居多,故王国维认为这些叙述“未必尽实,然空穴来风,亦有以致之也”(王国维:《致罗振玉(1916年4月29日)》)。

不过江阴兵变的确让缪荃孙颇为紧张,其日记里有不少相关的记载。如据缪荃孙三月十五日(即1916年4月28日)日记记载,他在上海该日得知了“江阴兵变”的消息,系一自常州来的“殷先生”告诉他的;次日,缪荃孙又得到自江阴来的“子林”消息,“言可危之状”;再次日,“子林来谈,并无眉目,借卅元去”。十九日,缪荃孙记载他曾致江阴王寄生信。二十二日,缪荃孙日记里又记载道:“江阴消息甚恶,子林夫妇逃来沪。”二十三日,“接王寄生信”。二十四日,缪荃孙记载他复王寄生信。二十七、二十八日,缪荃孙又分别收到王寄生信。二十九日,缪荃孙由上海坐船经南京乘坐津浦线火车去北京清史馆,四月一日到南京即过江乘火车,次日到济南暂住,三日寄王寄生信。五日(即5月6日)到北京。这些材料显示缪荃孙并未为江阴兵变改变日程或特意去南京游说冯国璋,此次进京已经是袁世凯统治处于危机之中,缪荃孙这时当不至于不识趣到再去劝进讨赏的程度,其日记中此后一个月行止记载也很清楚——并无当面劝进事,《政府公报》中也无袁世凯召见和赏赐缪荃孙的记载。

最后值得详细说的是缪荃孙参与洪宪帝制之举,一度让忠清遗民内部很多人对其不满,认为等于背叛清朝,成为贰臣。像罗振玉、王国维本将缪荃孙视为学术前辈,尊敬有加,然而自缪荃孙参与洪宪帝制活动后,以清朝忠臣自居的罗王二人开始在往来书信中屡屡讽刺挖苦缪荃孙,由鄙视其行延伸到鄙视其学。如面对王国维来信中对缪荃孙的鄙视,罗振玉复信安慰王国维说:“此老真不值一钱,亦不足污笔墨也。”(罗振玉:《致王国维(1916年5月30日)》)其后,王国维在和罗振玉讨论为哈同所编《学术丛编》时,涉及王国维为其所讨厌的哈同总管姬觉弥代笔问题,以及哈同所雇用的六旬文人“古杭孙壬”为哈同、哈同夫人罗迦陵、管家姬觉弥分别写赞称颂三人品行事,王国维这里也顺便带及为袁世凯撰写“美新之文”的樊增祥、缪荃孙,认为他们两人赞美袁世凯与孙壬赞美哈同夫妇的行为皆符合其身份,“彼樊山、艺风作美新之文,亦皆称其身分也”(王国维:《致罗振玉(1916年7月17、18日)》)。之后,王国维又在信中告诉罗振玉,吴士鉴与缪荃孙为同一类人,“毋怪其为艺风所称道”(王国维:《致罗振玉(1916年7月26、27日)》)。

之后王国维、缪荃孙在上海仍有一些交往,但讲求气节的王国维内心对缪荃孙为学为人愈加鄙视。如其1916年年底在致罗振玉信中说及缪荃孙新致其信内容,嗤笑缪荃孙在学问上不懂装懂和急迫想同罗振玉通信求助的情况:“艺风书可一噱,其言《敦煌新录》尚存,即其门人吴中某君之说,其屡欲通问之意亦殊可悯。前对维言,言在乙老处见《取经记》写真本,何以公寄乙而不寄渠?维告以此本乙老欲钞之书,渠乃唯唯。此意与欲通书之意相同。”(王国维:《致罗振玉(1916年12月24日)》)1917年8月5日,王国维特意在信中向罗振玉讲述了缪荃孙谈论章学诚及其父出错的事情,“缪种近益悖”。此后王国维又详细向罗振玉解释缪荃孙此次出错由来,实系讹误,为其不察之失。王国维这里还向罗振玉讲述了缪荃孙等人即将赴北京清史馆的动向,暗示缪荃孙人不吸取教训,张勋复辟失败后仍厚颜赴京为清史馆效力:“缪种又将北行,清史馆诸人亦联翩而去。”(王国维:《致罗振玉(1917年9月9日)》)

1917年8月23日,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讲述上海遗民间发生的近事时,又嘲笑缪荃孙所撰诸诗,他这里直接借用了另一遗民友人孙德谦对缪荃孙的鄙视语“缪种”,认为缪荃孙未来的命运无异于为袁世凯卖命而最后被赶下台的湖南将军汤芗铭(即“中将汤”,汤曾被袁世凯封为中将,而当时日本一女性用药为中将汤,在清末民初的报刊上常年登广告,影响很大,时人遂谑称汤芗铭为中将汤):“缪种(此名系孙益庵所加,与公不谋而合)近作数诗,桀犬之吠(其如桀不承认何)其仿李义山《重有感》诗,中有一句云浑如梦呓,然又有数句似有稷黍之感者,此人末路,乃不异于中将汤,阅者人人捧腹。”(王国维:《致罗振玉(1917年8月23日)》)

王国维这时一直将缪荃孙视为负面标靶,在对罗振玉臧否人物时往往将他与其他人作对比,这种看法连带影响了原来对缪荃孙观感尚可的罗振玉。如王国维说另一遗民况周颐在上海“颇不理人口”,“然其人尚有志节,议论亦平……文彩亦远在缪种诸人之上”(王国维:《致罗振玉(1917年8月27日)》)。后又对罗振玉说,自己不愿意应蔡元培等人邀请任职北京大学,意在不愿食民国俸禄、保留遗臣气节,但像陈松山(松老)等遗老因为家乡湖南战乱,不得已接受柯劭忞(凤老)邀请加入清史馆,乃是无奈,不能强求:“如大学之事,我辈固不愿就,然如凤老、松老,绝不因其入史馆而减其敬爱;若如缪种,则诚不足齿耳。”(王国维:《致罗振玉(1918年6月27日)》)王国维此处言外之意是原谅柯劭忞等人加入清史馆,却不谅解缪荃孙,他对缪荃孙的鄙视程度可以想见。之后王国维甚至不愿意再同缪荃孙交往,哪怕是因为必须从缪那里借读其所藏宋本《尔雅》,以与自己所校《尔雅》对勘,他也不愿再主动同缪荃孙打交道。为此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劝说道:“此老虽公不愿与交往,然为借书一往还,无伤也。”(罗振玉:《致王国维(1918年9月26日)》)而对于此前王国维视缪荃孙人品为周围朋友中最烂者的观点,罗振玉也有同感,认为徐乃昌(积余)人品有可议之处,缪荃孙则尤不足观,相比起来,即便人品有大问题的董康(广川)也远超缪荃孙,他也认同王国维将缪荃孙和臭名昭著的汤芗铭等量齐观的看法:

积余亦为人所啖,缪种则不足言。弟年来甚薄广川,以为全无心肝。然此人不过无心肝而止,缪种则远在广川之下矣。公以拟中将,殆其伦乎?为之浩叹。(罗振玉:《致王国维(1917年8月30日)》)

1917年10月,人尚在日本的罗振玉鉴于中国内地水灾严重,发起书画赈灾活动,以自己所作书画寄到北京出售助赈,拜托人在北京但一直为自己鄙视的董康(授经)帮忙,为后者支持,故罗振玉感谢之余,在致王国维信中又将董、缪两人做了比较,认为“此人究贤于缪种,以尚有恻隐之心也”(罗振玉:《致王国维(1917年10月26日)》)。

类似王国维、罗振玉这样对缪荃孙的看法和采取的做法,在遗民中当不乏其人。像海上遗老公祭瞿鸿機时,居然未通知与瞿颇有交情的缪荃孙,这让缪荃孙很是不满,误以为是主持其事的沈曾植(子培)(实际是另一遗老张篁楼负责其事)在排挤他,“子培承办不知会,可恨”(缪荃孙戊午年四月十七、十八日日记)。对此众遗老有意疏远缪荃孙的情况,刘承幹也很清楚:

此次艺风作古,在承幹忘年交契,叹悼良深,而海上诸公多有不满意者,辄反唇而相稽,凶终隙末,儒者不为,惟为扼腕长太息而已。(刘承幹:《求恕斋函稿·致罗振玉·己未年信稿(五)》,收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99页。此信日期标注为己未年十一月初二日)

再如遗民刘声木对缪荃孙的定位和批评:

综计太史生平,劬学嗜古,在我朝末造,洵属难得之人材。惜乎乙卯、丙辰之间,夫己氏立筹安会,欲使其后人为石重归、刘承佑之流。太史遂为人所利用,自甘为景延广、李业、阎晋卿、聂文进等而不悔,真西江之水,不能洗此耻辱。陆放翁以作《南园记》、《阅古泉记》蒙羞,太史较之,加千百倍也。(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117-118页)

其实缪荃孙晚年已经意识到自己为袁背书之举有悖儒家伦理和为士之道,招致朋好不满在所难免,故他对自己参与撰写的美新之举绝口不提,只是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对筹安会和时局表达过不满——也算是变相反对袁世凯的统治:“金陵久不能归,欧战未已,筹安不安。征敛重叠,盗贼四起。苍苍者天,乱未有艾。”(缪荃孙:《致冒广生(七)》)并自我标榜道:“生平立身,总在谨慎一边,仕宦不达,不肯趋附之故。”故在后世学者为其所编文集中,我们找不到他参与鼓吹帝制的文字。难怪过去虽不断有人提及缪荃孙失足一事,但均语焉不详,或充满史实错误——如刘成禺即说缪荃孙应诏入京(如前所论,缪氏此时期并未入京),袁世凯曾手赠三千金,缪荃孙入谢,连呼万岁两声,与此前入觐的王式通一小时内称臣六十次的表现正好相互辉映。故时人以其两人入对:“三千金呼二万岁,一小时称六十臣。”(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2页)此类传言虽然不实,但影响颇大,很好体现了时人、时论对于缪荃孙参与洪宪帝制事的关注热度和讽刺情况。

所幸今天我们还有罗振玉与王国维、缪荃孙和吴士鉴的互相通信资料可用,还可以方便检索到当时报刊的一些记载报道或蛛丝马迹,辅之以有关的日记、书信、笔记等材料,让我们有可能在考辨中重建这段史实,努力去揭示这段几乎为人遗忘的学人旧事。

本文蒙王思雨、钟淇名两位同学纠正提醒,特此致谢。

韩天衡 | “中国印文化大展”刍议

一、篆刻不只是小众艺术

对于印章,今天的人们是既了解又不甚了解。现在称篆刻为小众艺术,实际上这个定位似乎有欠准确。印章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出现,不是偶然的。任何一门艺术,其初都是始于实用。如《后汉·祭祀志》称:“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当原始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有了政务、军事、商贸、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就必须有辨伪鉴正的物事——口说无凭,你说你是你,让我怎么轻易地相信你呢?做一笔交易,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诈骗呢?今天科技发达了,有身份证、人脸识别,那时最简捷、最可靠的证件就是先民以过人的智慧发明的印章。直到五十年前,凡成人领工资、取包裹都还要盖章验收。虽然今天这方面的使用少了,但政府机构、大小企业,还是要有一个公章。而且印刷的还不被认可,一定要用印泥钤盖。所以,印章从商周到现在,三千年绵延不断地在使用,至今仍是整个社会公认的、普遍通用的证鉴。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凭信载体,它的使用既广且久,人们一定会在上面加以艺术性的表现。因为个头小,说它是艺术似乎是“小”了点。自古以来篆刻艺术的勃兴,始终是在民间蓬勃发生、发展。有清三百年,内府、官衙的印章,无一出自真正的篆刻家之手,其印虽高贵,但以艺术论大多是俚俗之作。足见高手历来在民间。因此可说篆刻是一门生根、发芽、结硕果于世俗社会、文人书斋和人民大众的艺术,自有博大持久的发展空间。印章在今天,已经从实用接近于走向纯艺术。我对这门古老而有内涵的艺术,是情有独钟的。但恕我孤陋寡闻,以往似乎没有见到有一个博物馆、美术馆做过相对全面的印文化展览,我构思了好几年,才有了“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为什么前面要加中国两个字?因为就整个世界文明史来讲,最早的印章出现在中亚地区。他们的印章上偶尔有文字,但更多表现的是图案;材质上,使用的多是玛瑙。后来他们的印章传统戛然而止了,成了纯粹的配饰和古董。对于印文化的展事,我的构思是要策划一个全景式的、有深度的、系统性的呈现。那么,放什么,不放什么,为什么要放,可能单单看展品是略显单薄的,因此这个展览也从单纯的实物展示,组合成了一个学术并重的,在展厅有导览、评述,有讲座、雅集以及与印迷沉浸、互动的多层面、立体式的活动。作为策展人,我设置了五个单元:周秦两汉的古玺印,明清以来的文人流派印,古印谱,印石,印钮。实际上如果将印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囊括进去,何止这五类呢!盖印谱的纸、钤图章的印泥、钤拓技术、印床、刻刀……但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几个主项内容也很丰富了。所以观众来看展览不会感到单薄——做学问的印学家,特别重视印谱;书法家和史家重视边款文字;篆刻家重视印面……这些展品都是难得一见的绝品,美石美雕,可以一睹精品极品的可人风采。以展示的印谱论,从北宋始,有了印谱的汇辑。最早的一部是杨克一《集古印格》,比《宣和印谱》还早。我们展出了142部珍贵的历代印谱和印轴、印屏,其中包含明代最重要的三本印谱:《顾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松谈阁印史》,这些印谱为明清文人流派印的勃兴提供了最重要的艺术上的经典模范。著名的所谓“三堂印谱”,明代的《学山堂印谱》,康熙时的《赖古堂印谱》,乾隆时的《飞鸿堂印谱》,我们都有展示;还有历史上一直争论不见头绪的首次亮相的孤本《孝慈堂印谱》。展会里面特别珍贵的东西甚多。如有一本《黄秋盦印谱》是嘉庆初年的。这本印谱的可贵就在于印章附有墨拓的边款。印谱有边款,这是最早的之一。想想碑帖有多少宋拓本啊!一人多高的碑能拓下来,一方那么小的印章边款拓不下来吗?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想到。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知道这部印谱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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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范氏集古印谱

二、篆刻艺术的第二个高峰还未抵顶峰

可以说,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里,篆刻是成熟得最早的传统艺术之一。古来诗称唐诗,词称宋词,书法称魏晋。但实际上在印章艺术成熟的战国时代,很多艺术还在萌芽期,甚至毫无萌动。而篆刻艺术能有两个高峰,也是其他传统艺术门类里所未曾有的,是唯一的。因为它具有其他艺术门类所不具有的发生近乎革命性变革的因素。我认为有这么几条值得小结:一是材质上的革命。古玺印的材质是青铜,偶尔有象牙、木、竹、玉,到魏晋以后,篆刻艺术渐渐衰落。但宋时,文人开始爱好追逐金石,他们喜欢印章,也想要进入这个领域。可是,文人尽管擅长书法,会构思印章,却没有镌刻铜印和牙印的腕力,所以在漫长的宋元时期,包括米芾、赵孟 ,他们的有些用印都是篆写好印稿以后找工匠镌刻。但合作毕竟不过瘾,最好自己一手包办。明代后期,新的石材如青田石、寿山石被广泛引进到篆刻领域来,文人这才找到了理想的镌刻印材,再无须假手于人,自己篆自己刻,自娱自乐,上瘾成癖,其趣无穷。二是有了原钤印谱。明中叶前的印谱都是给工匠随性地刻板墨印,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如这次展品中明中期木板翻刻的《沈润卿刻谱》。其中的古玺印,完全不能显示出原有的本来面目。明代隆庆时期,1562年上海松江的顾从德,第一个想到用他收藏的周秦两汉印直接以原印钤盖成印谱。这部《顾氏集古印谱》里有一千七百多方印蜕。稍后出的《范氏集古印谱》有三千多方,《松谈阁印史》也有一千多方。画画有写生,而书法篆刻没法写生,入门只有临摹一途。这六千多方古代经典玺印的原貌呈现,给文人的篆刻创作提供了最好的、最直观的经典范本,让时人有优秀传统可以摹仿、借鉴和观赏。三是创作主体队伍的变更。文人代替原先的工匠,成为印章的创作群体。文人通古文字,有学问,多艺心,善思量,有点石成金的变通能力。至少这三大要素,促使明清文人流派印成为篆刻艺术史上的第二座高峰。不过,从三千年的历史来看,周秦汉魏之外,明代后期到现在也只有五百年,而且还在蓬勃向上,所以我认为第二个高峰还没有抵达顶峰。第一高峰是以时代、地域为艺术特征,而明清高峰则多是以个人艺术风貌为特征。边款艺术则是其中又一全新的创造。

明 松谈阁印史

清 赖古堂印谱

清 飞鸿堂印谱

清 黄秋盦印谱

三、当今篆刻艺术的发展令人欣慰

过去篆刻往往是附属于书法的,现在基本上能够独行,说明了这门艺术越来越兴旺和发展,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青睐和认可。明清以来的篆刻家大多是文之余、诗之余、画之余,是业余的,而刻字店的往往称不上篆刻家。社会的观念是会发生变化的,明代后期,按苏宣的说法是“家家仓籀,人人斯邕”。文人们对篆刻的激情和实践欲望也如火山般喷涌而出,如文人李流芳、王志坚、归昌世三个印友就经常在一起以刻印自娱,标榜秦汉,斗艳争胜,乐不可支。王志坚后来考取进士做官了,彼时好事者要把他的作品收到印谱里去,这位曾经的印人要求留印迹而匿其名。因为当时的人毕竟觉得这是“雕虫小技”,不值也不宜炫耀,大有民国时“票友不下海”的况味。明末文人好印成风,但疏于对资料的汇集,以我的推断,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印人大抵不到当时的百分之一。这些对于晚明印学史研究是一个难以填补的损失。然而明代后期也开始出现第一批有文化的、挟三寸铁而游走天下的职业篆刻家,知名者不下百数,何雪渔、苏 宣、汪关、朱简即是个中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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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丁敬 曹焜之印

我们过去笼统地将篆刻也归为金石学,这是大而化之的。印学是金石学一个分支,但自有精深广博之处。此外,印章与印谱的史料价值殊为可观。我们从印章、封泥、印章边款以及印谱序跋的文字里,可以发现涉及文史哲等的新鲜史料,可以了解到印人的学识、际遇、性情与交游,这些正史不载的丰富实录,足以拾缺补遗,充实考订,意义匪浅。不过以我的私见,有清一代对印学理论的研究似乎还逊于明代晚期的几十年,甚至许多书里的印学论说都是因袭、传抄明人的。乾嘉以后小学和书学研究的深入是可喜的新成果,但已不单单是印学的问题。单就印学理论本身,明末是极为绚烂而深刻的,印学论著多达二十余部,像周公瑾《印说》、朱简《印品》、徐上达《印法参同》等,讨论篆法、章法、刀法、意趣乃至流派研求、创作诉求,由形而上抵形而下,在印学理论方面有一个颇见完整的体系。并非是我厚今薄古,事实上,这方面真正异军突起的当是最近这四十年。说篆刻艺术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文学艺术门类并非夸张之论。在这期间,篆刻创作的热情和对创新的求索方兴未艾,由点及面,风靡九州,且成果斐然,可圈可点。对印学史的研究,及对诸多个案,都有深入的挖掘、收集、整理与考证,呈井喷式的良好趋势。举例说,这四十年所出的印谱数量要超过宋代到民国的总和,印学的研究也迈向了可喜的新高度。这种印艺创作和印学研究的深度、广度、幅度与多元性、融合性、散发性都是历史上不可比拟的,是前所未有的繁荣。

四、清代篆刻艺术的几次重大创新

我们从浙派鼻祖丁敬说起。他是乾隆时的人,很睿智,弱冠时就写过一首诗:“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如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他认为汉印是好的,但也不要单一地只吸收汉印的营养,实际上六朝、唐宋的印章里也有好养料,可以借鉴。这就是一个区别于明末的新理念,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新的理念,他自己的实践就突破了周秦两汉。自周秦两汉一直到宋元明,凡是好的东西都借鉴发挥,把“印内求印”这条路都走过了,营养吃个遍。丁敬身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用刀多为长、短切,开创了声势浩大的浙派印风。丁敬之后,邓石如另辟蹊径,他视野开阔,富变通才能。他不单是在之前的两千多年的玺印里讨好处,而且还从玺印里跳出来,将古篆隶书法的妙处引入印章,糅入印艺,强调和体现了书情墨趣的书写性。“书从印入,印从书出”,这是他别开生面的新理念。于是开创了篆法婉约流畅,用刀冲披兼具,呈现出刚健婀娜风格的皖派。特别要指出,先前的印人一直视白文小篆印为畏途,而邓氏知难行难,成绩卓然。现在有些学术见解是滞后的,诸如将邓石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当作一个永恒的理念,往后起的创新印人身上套。须知任何伟大的理念都是有保鲜期的,被重复的新理念,其丢失的恰恰是一个“新”字。如果这样的话,邓石如后面就不会涌现一个天才的赵之谦。赵之谦的视野更开阔,他身处晚清那个时代,五口通商,修建工厂、铁路,出土的文物日见丰富——权量诏版、砖瓦碑刻、帛布镜铭。他不单单是从“书”里面去讨好处,他见到了很多前代篆刻家无缘见到的新鲜东西,广 采、博取、吸收、演化,可谓是曾经我眼即我有、为我用,以其超绝而神奇的大跨度的变通能力,迁想妙得,濯古出新,说他仅仅是“书从印入”就以偏概全了,无疑是贬低了赵之谦的印艺成就。取法包罗万象,印风陆离出奇,面目多样出彩,赵氏可称为“金石书画入印来”的百变金刚。

清 青田灯光冻

吴昌硕 老至居人下(田黄石)

后又出吴昌硕,他佩服先贤,注重借鉴但决不照搬,而是有魂有魄有自我。这里要提到罗振玉,此人有学问,但也很守旧,认为汉印里面只有铸印可以学,除此之外的印格都不能学,尤其是那种烂铜印。以我对吴氏印艺的追溯,吴昌硕恰恰是背道而驰,在汉铜印的“烂”字上独得感悟和启迪,做足了文章。汉代失蜡浇制的印,乃至犀利的凿印始终像新出的一样,字口清晰,整肃无比,然而多半的铜印、泥封、砖瓦入土两千年,受到腐蚀而漫漶不清的文字似“烂”而残,但残烂中自具灿烂,吴昌硕似乎意识到这是人工之外、大自然对它所做的第二次创造。他还从彼时接触和研究过的新出的大批量古泥封、瓦甓上获得“貌古而神虚”的启迪,食古化古,别开生面。之前的印人刻印刻完就算了结,最多是略做补刀,令其圆满。而吴昌硕一印刻就只是半成品,之后得花更大的工夫修葺线和面,不择手段而恰到好处地敲打摩擦,巧饰印面,用时、用心、用力远超过痛快的镌刻过程。先前的印人,包括创新印人的印作都只着眼于钤出印蜕的平面呈现,而吴昌硕出神入化地让钤出的印蜕呈浮雕式的二重空间,这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有人以为吴氏的印作粗率而多随意性,那是一种误解。我年轻时,曾对吴氏印章一至七字印的章法做过全数的比勘。凡前人、他人未有之章法,他都有别致而出人意料的布局,足见其斟酌之苦诣精严。新奇的理念,艰辛的求索,造就新奇的印风,从而产生了破而不散,碎而神完,虚实相映的粗服乱头、气格宏大雄浑的吴氏新风。所以说,不断更新的理念,才能造就不断创新的为世公认的印风,这新理念也许出于久长的积累,也许是出于瞬间的灵感,但它一定是凸显出前无古人的“崭新”两字。

五、创新必须要有新理念的支撑

我们高举推陈出新的旗帜,然而出新务必要有新的理念的引导、支撑。如“印宗两汉”是明代后期崇古而清醒的文人提倡的新理念,这在当时是异常必要而正确的,因为先前的篆刻脱离了传统的、有高度的审美轨迹,充斥印坛的多是宋元屈曲盘绕的九叠文官印和气格低劣的粗陋之品。是汉印滋养了明末第一批好印的文人。那么,那时为什么不号称宗“周秦两汉”呢?因为那时候的文人还不认识放在面前的周玺秦印。明代朱简、康熙时的程邃,他们也摹拟战国古玺,而且《顾氏集古印谱》等谱录里就不乏佳构,但他们当时由于认知的局限,相见而不相识。实际上,在明代有实践且不守旧的印人已经注意到,一味“宗”经典,会变得“有古而无我”。如苏宣就认为“知世不相沿,人自为政。如诗非不法魏晋也,而非复魏晋;书非不法钟王也,而非复钟王。始于摹拟,终于变化”。虔诚地借鉴但却不能被其束缚,艺术史始终是少数杰出勇士呕心沥血的创新史,而理念的创新决定了作品的创新,所以,我想今天出现许多不走汉印“正统”道路的印人,也自有其求索的心结和轨迹,是不宜棒杀,也不宜捧杀的。我们要知道,从明代后期文人篆刻兴起一直到现在,汉印始终是没有人会轻率去抛弃的经典,但真正搞创新的篆刻家都知道,牛肉羊肉,是好东西,不能不吃,但吃了以后身上可不能长牛羊肉,而是要消化质变成自己的精气神。上述的这几位创新的大家,其初都是认真借鉴过周秦汉魏印的,其实这类经典也不只是一个面孔,其中有铸印、凿印、琢印,还有剔刻的,风格有规整的,有奔放的,有瑰丽的,有霸悍的,所以取法也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我以为古代印章里形式最丰富、章法最奇崛、表现最诡谲多样的是古玺。这跟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追求个性的强烈氛围有关。到汉印的时候,已经趋于追求平方正直。在我看来,我们今天以古玺入创作相对比较少。这也是“印宗两汉”理念的局限性,万取一收和以一生万是辩证的。总之,明末以降,篆刻理念由“印宗两汉”到丁敬突破两汉的广泛的“印内求印”;由邓石如的跳出“印内求印”的局限,到“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由赵之谦的超越“以书入印”藩篱,到宏博意义上的“印外求印”;再由吴昌硕的突破前贤,形成浮雕般的二重空间的奇崛印风……藩篱的突破,其内质是更上一层楼的推陈出新。纵观印史上先后出现的新理念,都自具不朽的贡献和不灭的光芒,有着永不枯竭、始终可学习借鉴的价值。我们又务必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新理念会具有终结创新史的力量,也不具备千秋不衰的保鲜度。我们今天所崇尚弘扬的传统经典,它只是历史长河里前后涌现的新理念及形成的新风格的一次小结、一个总和。它始终为后之印人敞开着由高原攀上高峰的大门。

六、篆刻与上海有着特殊的缘分

上海与篆刻有着不解之缘,乃至说上海是篆刻之城,一点不为过。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篆刻能生成第二个高峰的原因里,有一条就是古玺印原钤印谱的出现。而原钤印谱就是我们上海人顾从德首创的,是他辑成《集古印谱》,给好印的明末文人提供了学习优秀传统的最好范本。过去文人刻印,仅是兴来提刀,兴尽则止,无辑集成谱的念想。而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人印谱,也是上海人首先制作成册。此人叫朱鹤(松邻),是嘉定竹刻的创始人,生卒年不详,刻辑有一部《松邻印谱》,我从诸多史料中推断,它成书约在1550年左右,这是历史上文人辑印成谱的开山之作,此后才渐渐有印人的仿效和风从。自明末至民国,上海一直是篆刻史上的重镇,涌现了一批批出色的印人,一批批古玺印及明清印的鉴藏家,一些专事古印谱和专门集藏田黄、鸡血、艾叶绿等佳石的大玩家,乃至印泥的制作家。诚然这与上海最早地形成印文化的集群化、商业化、市场化、系统化的推广普及氛围和群体性的受众的推波助澜也是分不开的。记得二十多年前,有好印者给20世纪篆刻家搞过一次全国性的民间评选,结果是十大篆刻家里上海印人占了七位: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庵、方介堪、陈巨来、来楚生、钱瘦铁。当年,还有许多杰出的篆刻家云集于上海,而这批老一辈篆刻家在上海又培养了新一代的篆刻家、印学家,让上海的篆刻群体薪火相传。有雄厚的实力,也让上海的印学研究、创作、收藏、传播与教育体系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黄朴民:王莽的历史悲剧

   “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卑谦未篡时”,早年即已立志干一番大事业的王莽施尽浑身解数,经过不懈奋斗,终于夺取刘氏天下,建立起自己的新朝,推行全面改制,企图挽狂澜于既倒,却最终事与愿违,在绿林、赤眉大暴动的烈火中化为灰烬,身败名裂,酿成中国历史上一出大悲剧,这不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更是一种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

   王莽改制的背景

   早在西汉中期,土地兼并,流民问题就逐渐出现了,权贵者利令智昏,攫取财富、鱼肉民众肆无忌惮,乐此不疲,生活穷困潦倒、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急剧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对此,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在上书对策之时就有十分形象又非常贴切的描述,即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透露出整个社会贫富悬殊的形势之严峻。

   考察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每个王朝的中期一般都会发生土地兼并的现象,当然,朝廷出于维护统治的长远核心利益之考虑,也都会用各种方式来加以抑制和消解,尽可能地拖上一段时间,西汉中期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除了受土地私有化的本质属性强烈驱动之外,也跟汉武帝发起的汉匈战争直接有关系。众所周知,汉武帝反击匈奴非常必要,正如汉武帝本人所称:“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

   但是反击匈奴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任何事物都是利弊相杂的,反击匈奴也给汉朝带来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的衰退、民生的凋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卷七,《昭帝记》);“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艺文类聚》卷十二引荀悦《汉纪》佚文)

   其次,是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一触即发。长期征伐匈奴的战时体制条件下,服役、租税、酷刑、征调、瘟疫、饥馑、水旱,使得广大民众精疲力竭、痛苦万分,不得已铤而走险,以武力反抗西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导致整个社会面临大动乱、大洗牌的深重危机:“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群太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传》)

   其三,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产生较严重的分化与对立倾向,这严重影响了封建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汉武帝任用酷吏,迷信巫蛊,搞得上下不安,人人自危,极大地激化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后听邪臣之谮言,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新论·识通》)。

   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里面,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没有青壮年了你还耕什么田,田地都荒废了,“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田地荒芜,城郭空虚”(《盐铁论·未通》),这意味着老百姓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有两个选择:或依附于那些豪强以求庇荫,或者成为流民讨一份生活,与之相应,“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豪强地主的土地则是越来越多,财富高度集中于极少数人的手中,贫富悬殊,矛盾丛生。

   这个问题汉武帝的后期就普遍出现,并且日趋严重、弊端丛生,汉武帝以后,经霍光等人的政策调整,曾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即所谓“昭宣中兴”,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期间,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问题又日趋严峻,统治者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正视,需要改变,但是他们改革思路却存在着重大误区,当时他们觉得自己父祖辈解决土地与流民问题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尽了积极的努力,但是效果却不是太好,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简单地认为,原因在于其父、祖搞了法家那一套,“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用之”(《汉书·元帝纪》),内法外儒,表面上是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做的是法家的东西。结果是抱薪救火,南辕北辙,使得问题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现在,汉元帝自以为是地认为还是儒家的仁政德治才为最好的治国方略,所以他大规模、全方位起用儒家进入中枢。换人做事,以图振衰起敝,挽回颓势。儒家的学说,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当然是很好的,从孔子以来一直到历朝历代影响也很大,冠冕堂皇,高雅美妙,但问题在于,儒家学说在政治操作的层面缺乏实用性,其理念很难得到具体的落实,即所谓“迂远而阔于事情”“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墨子·非儒》)。换言之,它往往是一种理想态,而不是一种现实态,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仅仅是成为一种形式上的一种提倡,所以在实际社会的层面,土地、流民等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造就了王莽这一特殊“改革家”。王莽是外戚,他姑姑王政君先后为皇后和皇太后,得益于这种特定优势,王莽很早就进入政治核心圈子,并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敏感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他对西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看到了土地兼并,民众流离失所是窒息社会生机、导致社会动乱的关键之所在问题。所以他知道再也无法因循守旧,而必须有所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羽翼丰满,一步步进入了权力中枢,气候已成,形格势禁,最后他就在全国上下的期待与拥戴下,由“摄皇帝”而“假皇帝”而真皇帝,用新朝取代了西汉。

   王莽代汉,用儒家观点来说,就是所谓“篡汉自立”,对此,我们不必拘泥于道德的说词而随前人起舞,无须给王莽硬按上一顶“篡汉”的帽子,因为哪个人当皇帝都是一回事,只要他能对老百姓,对民众好就可以,对历史的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就可以。

   王莽代汉自立以后,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致命症结益发看得清楚了,他认为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高度集中,落在了少数豪强与权贵的手上,这些豪强权贵把普通老百姓,弱势群体剥夺了还剥夺,而这些富人是锦上添花。至于政府,则根本没有尽自己的应有职责,没有对弱势群体体现自己的关怀与帮助,做雪中送炭的好事,一句话,就是未能行“天之道”,“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损有余以补不足”!

   在王莽看来,有两个关键问题是无法回避躲绕的,第一个问题,即土地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老百姓的人身自由问题。实际上在汉朝,王莽“篡”汉之前的汉平帝时代,也有好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想有所改变,有所调整,比如说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叫师丹,他当时就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叫做限田限奴议,主张限制土地兼并,限制老百姓转为奴隶。但是,这个设想触犯了那些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遭到激烈的反对,于是被束之高阁,无疾而终。

   等到王莾大权在握,可以施展抱负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从土地与人身自由这两个核心问题切入,抓纲举目,以一驭万,当然他还有其他的问题需面对,但他认为这也是跟上述关键点连带着的。至于解决的手段,就是推行“王田”制,提倡“私属”化。“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于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汉书·王莽传》)在王莽看来,推行“王田”制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儒家学说治国的基本原理:《诗经·小雅·北山》上明确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名义上你占了土地,但是归根结底,田是国家的,所以应该循名责实,一律改成“王田”。天底下的芸芸众生,说到底都是国家的子民,讲奴婢多难听,那就改名叫做“私属”。

   很显然,王莽推行“王田”制的主观动机是要变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皇帝专制集权基础上的土地国有制;王莽主张“私属”化的基本初衷是要给更多的人以人身自由,较大规模地解放生产力。应该说,他主观的动机,的的确确是想解决当时影响社会不安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两个核心问题,对王莽改革的主观动机之合理性、积极性,今天没有必要予以否定。

   王莽改制的悲剧之深层次原因

   然而,王莽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彻底碰壁,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导致这一局面,其关键问题就在于王莽搞的一刀切的做法,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注定行不通的。那些在土地兼并、人身占有上获得最大利益的权贵集团,是一定会千方百计抗拒和反对这种改革“新政”的。很显然,这些利益集团要他们分一杯羹出来,那是比杀他的亲爹妈都还要疼的事情,所以遭到了激烈的反弹。

   当然,王莽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土地”与“奴婢”这两个方面,它还包括商业上的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管制,所谓五均六筦,由国家来全面控制商业。另外,在民族关系方面,王莽认为,原来对匈奴太温和、太友好了,需要加以改变,改变从更改名号入手,故给匈奴的首领一个充满蔑视的贬称“降服单于”。此外,新莽王朝职官制度建设,也完全按照《周礼》这一套,在王莽看来,汉代的官名不行,古代的官名好,西周的官名好,所以他要改换,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王莽改革里面带有非常明显的复古色彩,是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种追求。

   而事实上,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土地兼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要走回头路,或者说想去改变它,真是积重难返,难乎其难。王莽实际上光是提出他很好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很遗憾,脱离了实际政治的现实。这一点,时人区博给王莽的上书中就有一针见血、切中肯綮的批评:“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弊。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逆水行舟,反时代的潮流。

   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其理想主义的一种追求和汉末——也就是说王莽新朝——的那种政治现实、社会现实中间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你王莽的改革到底定位在哪里,你依靠谁来改革,你要扶持谁,你要打击谁,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绕开的。毛泽东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王莽的改革要成为集团的意志与努力,你就不能单枪匹马去搞所谓的“改革”,不能是你王莽单个人赤膊上阵,你的依靠还是你的统治集团。

   统治集团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你得跟他讲道理,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任凭土地兼并发展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这样做的归宿,可能我们最后是同归于尽,玉石俱焚,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你们一定要释放出一定的利益,让老百姓能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总之,你必须千方百计跟他们讲清楚这层道理。说白了,要争取统治集团,社会精英团体的内部成员,对他的改革取得理解,同时加以支持,总之,要取得这样的共识:要牺牲暂时的利益来实现你的长远利益,要牺牲眼前的利益来满足长远利益,牺牲枝节的利益来满足根本的利益。牺牲表面的利益来满足实际的利益,牺牲局部的利益来满足全局的利益,遗憾的是,王莽他没做好这些工作,这是其改革一起步就迷失方向、陷入困顿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缺乏广大民意基础的支持。王莽他只有一种改革的思路,而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没有传承就不能追求创新,没有稳定就无法侈谈发展,尽管王莽有很好的初衷,但是他的措施不配套,那有时候比不搞更麻烦。他搞了个王田,地主与豪绅得不到足够的补偿的话,当然要抵制:我们好不容易占有了这么些土地,好不容易储蓄了这么些钱了,可是,现在朝廷一纸诏令下来,告诉你体制改革了,你的东西被一笔勾销了,不再算是你的了,而是政府的了,政府又没有做出相应的补偿,那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他失去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支持,这是王莽的王田政策推行不下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你侵犯了这些权贵集团的核心利益,而权贵集团核心利益在遭受侵犯的同时你又没有做适当的补偿和说服解释工作,这样的必定是行不通的。

   按道理说,广大普通民众应该支持王莽的改革,毕竟,王莽的作为,客观上是照顾弱势群体,为大家解套。可是,实际上老百姓也不怎么拥护王莽的决策,原因很简单,因为老百姓并不能从中得到明显的好处。第一是口惠而实不至,不可能实现,老百姓觉得,他现在先要温饱,或者先不至于被饿死才是硬道理,至于以后每个人得多少亩田地之类,当然是好事,但毕竟还相对遥远,因为,他觉得在现实生活之中土地分到手以后他也没法耕作。

   老百姓也许觉得真的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耕农的话,有时候比当奴婢还要痛苦,因为当奴婢那个时候有人家给你罩着,能勉强生存下去,“(地主豪强)赈赡穷乏,务施九族”“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休农息役,惠必下浃”。(《四民月令》)你有饭吃了,你只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按部就班干活就行了,而一旦成了自耕农的话,各个部门都来收税,什么麻烦都来了,力役劳役都来了,全部得自己去面对了,他没有这方面的足够心理准备,更没有这个能力去迎接生存中新的挑战。

   有时候好处太大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消化它。一个是不可能实现,那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老百姓会支持吗,也不会支持。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有大族、豪强罩着,安排好的生活,而不必像自耕农那样自生自灭,因为个体经济,一下雨,一闹旱灾,一闹蝗虫,颗粒无收,他就彻底破产了,难免冻馁而亡了。反之,如在大族豪门这棵大树底下讨生活的话,这块田遭灾了,但另外的土地很可能没有遭灾,他们还有依靠,还有饭吃。与其羡慕与追求虚幻的“幸福”,还不如老老实实过一种虽然辛苦但却实在的生活。

   很显然,王莽他这场改革从效果上看,乃是权贵集团与普通民众这两边都不讨好。众所周知,政治就是一门行为艺术,是利益分配与调整上的巧妙博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能讨好不同利益方的其中一头,你要两边都想讨好,两边都搞平衡,有时候反而会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疲于奔命,结果是两头都得罪。王莽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完全是按他的理想的模式一厢情愿来做,却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实际,土地兼并私有化,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要搞公有的,要回归到周的统治模式格局里边,那只能是一种天真浪漫的幻想。一种超越现实的追求,而这样的脱离实际的理想,注定了王莽的改制只能是以一出历史的悲剧而告终。

  
   来源:中华读书报

  

唐小兵:二零二一,春风远矣——敬悼余英时先生

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余英时,《史家、史学与时代》

  
   2021年8月5日对我是晴天霹雳的一天,刚到办公室没多久接到一个友人电话,告知余英时先生于8月1日淩晨于普林斯顿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享年九十一岁。放下电话,与余先生有关的各种记忆与细节纷至遝来,万千心事谁诉?我情不能自已而致痛哭失声,恍恍惚惚中度过一整日。窗外绿意葱茏,浓阴匝地,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暑期校园里,阳光穿越浓密的树叶洒落在地,斑驳的光影彼此错落,不远处是如茵草坪及静静矗立的第一教学楼。这静谧悠远的场景都会让我不断回想2018年7月15日的普林斯顿余府周围的草坪与阳光,也是一样的绿意弥漫,阳光温煦,仿若世外桃源,更像是新冠疫情来临之前的黄金时代的最后一刻。我当时在先生家逗留的两个小时,会在今后的人生不断被细细回味。我发了微信朋友圈哀悼后不断有朋友劝慰我不要太难过,都说余先生是高寿且无病无痛梦中离世是有福之人,而且他一辈子著作等身影响华人学界至深且巨,精神生命早已永恒。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仍旧觉得心里面彷佛突然崩塌了一大块,空空荡荡茫然无归。余先生活着,我们的心里就会有一个遥远的挂念,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这些年每次跟他简短通话都会让我感受到鼓舞,那种润物无声让人如沐春风的温暖,是只有真实接触过先生的人才能真切感受到的。如今,春风远矣!

  
   说实话,不像我的一些同龄人尤其同门学友很早就接触余先生的作品,我是很晚才开始阅读余先生的著作。我记得应该是2002年的上半年,因偶然机缘与许纪霖老师通信,新闻系本科毕业在一所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的我,无知者无畏,向许老师提了好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如何融合的大而无当的问题。许老师在回信中建议我除了李泽厚,要多阅读钱穆、余英时等学人的著作来深度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从那一刻起,余先生就开始在我的心灵里扎根,我也有意搜求余先生的作品来阅读。等我2003年秋天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研,余先生的作品就成为我们这些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青年学子的必读作品。我还记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出版后,在许老师的课堂上我们专门讨论过一次,此外,在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课堂上,我们也跟随着许老师深入研读和讨论过余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书。余先生的治学兼有考证细密和义理丰赡的特质,而其史学语言又清雅晓畅,要言不烦,节制表达中自有一种绵性的引力,自然最能够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共鸣。

  
   从研究生时代起,余先生就成为我高山仰止的学界前辈,其学术、思想与践履型人格都成为我辈楷模。不过,尽管如此,我从未想像会有跟余先生私下交流的缘分,他是远在大洋彼岸普林斯顿小镇的一代史学宗师和人文巨匠,而我则是一个青年学生(后来留校任教成为青年教师),我们之间横亘着千山万壑的距离。我追随着先生的脚步,读他的新作、新的文章和访谈,也常常从师长辈那里聆听关于先生行止言谈的吉光片羽,常常为之会心惬意并深受启迪。2011年12月17日是余先生曾经专门研究过的民国知识份子领袖胡适(见《重寻胡适历程: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那一年我爱人从湖南到上海,任职于《东方早报》文化部,深度参与了对于胡适的纪念专辑的采访与写作。当时报社部门领导提出要访问余英时先生,初到上海工作的她自然没有门径去采访先生,不得已从之前访问过余英时先生的友人李宗陶处找来先生的电话与传真号提供给她。我们将拟好的采访问题传真给余先生,年事已高的余先生一般不接受访问,但一来因为与《东方早报》专刊“上海书评”有深厚的情缘,二来也因为拟定的问题激起了他老人家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谈谈对他影响深远的胡适的兴趣。他做了详细的书面回应并传真给我们。一来二去,甚至可以说张冠李戴,我就与余先生算是有了一些“缘分”,偶尔也会打电话问候和请教于他。尽管从未谋面,他对于我却极为亲切和信任,常在电话里跟我谈治学之道、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状况和家国天下情怀。我记得有一次他推荐我要做好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研究,就得认真研读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2009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根据系里安排,我讲授了一门面向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中国文史原著讲读”,所用的参考书就是余先生先后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学生从书中获益良多,可惜2014年秋天后余先生的著作在大陆全面下架,我的学生也因缘际会而拥有了“禁书”,这是让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拥有”。一扇从余先生的作品去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视窗就此关闭了,但有心求知向学的年轻人总会想方设法,突破文网去寻找余先生的作品和文章来研读。去年秋天,我给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的选修课程,与近二十位同学共同梳理了从钱穆的著作到余英时先生的作品再到王汎森、罗志田等人的著述的学术脉络和方法传承,推荐学生精读了余先生《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作品,也可谓从学生身份到教师身份,对余先生所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学术传统的自觉接近。余先生学问如大江大海,我和学生能够从中汲取沧海一粟,也足够滋养一生了。

  
   2017年秋天,我获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机会,刚到波士顿就跟余先生通了电话,他很高兴我能够到其曾经任教过的哈佛大学访学,并欢迎我去他家做客。因为独自带着小儿访学,他又在公立小学上学,很多假期哈佛燕京学社都有周密而妥帖的安排,再加上我初次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大通,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一直迁延到第二年夏天返回中国之前,携家人终于踏上了通往普林斯顿之路。不过,在那之前,我常有机会与先生通电话,谈天说地信马由缰,但其实往往不脱治学与家国,这种常常是随心而谈却每有创获的交谈,成了我在波士顿最珍惜也最奢侈的精神生活。2018年7月中旬,依照约定我终于可以去我心目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镇普林斯顿拜访先生,心情自然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欢愉与期待。我记得从新泽西住所出发去普林斯顿的那一个午后,是朋友Marvin驾车带我们全家去的。路上风云突变,大雨滂沱,车子是从一片水雾迷蒙中前行,前行的道路依稀难辨,路途之中接到余先生的夫人陈淑平老师的电话,嘱咐我们注意安全,晚一点到达也没有关系(之前约定了下午三点登门拜访,余先生一般是晚上工作,上午休息,而下午接待访客),这让我们特别感动。这种细节之中的关切,最能彰显民国一代知识人待人接物的温情与周到。

  
   等我们快到普林斯顿小镇时,天色为之一变,雨后天晴风和日丽,蓝空如洗,绿草盎然,那一刻真感觉有如神启般的感恩与惊异。我们兜兜转转终于找到了幽静如桃花源的余府,陈老师早已站立在草坪上等候我们了。我们一行五人,除了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同在哈佛燕京访学,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且此时正好又回到了普大短期访学的徐兰君教授,以及纽约的朋友Marvin。神清气朗穿着短袖浅蓝色衬衫的余先生在门口等候我们,我终于见到了先生!那一刻的心情难以言表,既兴奋、欢欣又充满着珍惜之情。我深知有太多的人想拜访余先生,而余先生年近九十,仍旧笔耕不辍,新作不断,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而他愿意拿出一个下午来跟我这个从遥远的故国来的青年学者漫谈,这是一种怎样的提携和关切后学的长者情怀!门外草坪上是一个养着鲤鱼的小水池,陈老师引导我们短暂驻足,观看那些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儿,也告诉我们附近时常有鹿儿出没。落座后,我们就跟余先生自然地交谈起来,陈老师也端上了精心准备的茶点和茶水。让我极为感动的是,余先生、陈老师为我们一家人分别准备了礼物,给小儿明峻的是余先生晚年长期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吉祥物——一只棕黄色的毛绒小老虎,给我爱人的是一个印着”Knowledge is power”字样的青白相间精致瓷碟,而给我的则是余先生亲自为我撰写的一幅字,抄写的是陈寅恪先生1964年给其晚年最器重的弟子蒋天枢教授新著写的序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讲述了欧阳修撰写五代史记而改变了五代十国那种浇漓士风,让士大夫回返一种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醇正之风气中,并重申了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的主旨。(余先生曾经在一个访谈中提及,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人,他宁可出现在他人严谨学术著作的注脚里,也不愿意出现在某一天报纸的头条中。这透露了余先生的出处与取舍,也是他一生能够给后世留下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的奥秘。)当陈老师将这个条幅在我们面前展开时,我内心极为感动,甚至羞愧于自己何德何能,哪配德高望重堪称士林领袖的先生花费如此精力和心血写下这一幅字?!那一刻,我分明感觉到了先生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学人的期许,字里行间都是一生为故国书写历史的余先生的文化关切与长者情怀。这一次拜访余先生本来是完全随意无目的的,直至到了启程拜访余先生之前不久,台湾《思想》杂志钱永祥先生得知我有这个计画,特意嘱咐我跟余先生做一个关于五四百年的访问,并言《思想》杂志虽然每一期都刊登对两岸三地乃至欧美华人学者的访问,但创刊至今尚未能够有幸访问余先生。我因为研究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与知识份子史的缘故,之前读到过余先生关于五四的多篇名文,深感先生对于五四精神与历史内涵的阐发,常别出心裁而又深具史识且能开辟出一些可以深耕细作的研究新论域。作为《思想》多年的作者和读者,受惠于这本杂志的思想与学术启迪很久,自然应当饮水思源义不容辞。匆促之间,我连问题都没来得及好好准备事先提交给先生,而且是在到了新泽西之后才跟余先生电话中提及这个临时多出来的访问计画。余先生稍一考虑就爽快答应了。如今追忆,幸亏钱永祥先生临时给我安排了这个任务,让我得以在余府寒暄之外,可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集中地向先生请教关于五四百年的历史源流与因果流转。预定两个小时的拜访时间匆匆消逝,我们不想让先生太疲惫,就决定辞别了,在余府门口,我们一行与余先生、陈老师合影,留下了美国之旅最珍贵的影像记忆之一,我也请余先生在我从中国带过去的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论天人之际》扉页上题签。在辞别之际,余先生很郑重地告诫我不管时代如何巨变,世道如何艰难,都要将真正的知识与文化传递给下一代,用他广为流传的话来说,就是要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这一情景与他写的陈寅恪先生赠蒋天枢的条幅彼此交错叠加,我深切地感觉到了中国读书人守先待后薪火相传为中国文化托命的“学脉”之真义。如今面对书架上对我微微笑着的先生的照片,我想起先生已经远行,再也不能当学术与人生遇到难题时可以请益他时不禁悲从中来。话虽如此,临别时余先生的赠语如醍醐灌顶更如空谷足音长久回荡,人之相交,贵在知心,真诚所致,念念不忘。

  
   等我归国之后就着手整理访谈录音,并传真给余先生。这一次余先生再一次让我震撼,不会使用电脑的他密密麻麻地手写补充、完善我传过去的文稿,整整达到了30页,分成几次才成功地传真过来。对于我所提的关于五四启蒙与戊戌启蒙的关系、启蒙与革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等问题,余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给予了独特而深刻的诠释,尤其是对于五四的历史意义的层累形成、五四在空间和地方上的差异化传播等问题都别有洞见。这篇访问记在台湾《思想》杂志刊登后也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反响,我猜想应该是余先生晚年接受的最后一次学术访问。念及于此,我就深深感动于余先生对待学术与思想的执着与热忱,对历史认知的通透与深邃,以及对人文与理性之中国的期许。他在传真纸上的书写和细微处的修改痕迹,以及每次传真前附页的文字说明,都在此时无声胜有声地传递着一个人文主义史家的学术情怀。如今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更是感叹于造化因缘的奇异,让我能够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之前有机会赴美拜会余先生,并留下这一心灵和学术对话的记录。

  
   余先生去世之后,诸多师友纷纷在微信朋友圈纪念,可以说是近些年去世的老一辈知识人中间最受两岸三地学人和文化人爱戴的一位了。《财新周刊》也突破封锁,在网路上发表了余先生的老友陈方正先生的追悼文章和秦晖教授的纪念文章。之后在与台湾钱永祥先生通话中谈及余先生一生之志业和学术文化贡献时,我们都认为余先生代表了二战结束以来华人知识界的典范人格,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有真切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并能坚持一种“反思的平衡”之价值立场,但又不像其老师钱穆先生过度浪漫化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西方文明中所蕴藏的基本人类价值持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试图将这套现代的价值系统接引到中国的现代文化传统之中,实现中西文化之间良性的互动交流。余先生既是一个学术人(可是从无学究气,更无学术权威气),又是一个公共知识人(但从不因为对政治的关切而损害了学术的创造,更不会因此而损伤了自我的心灵生命,政治关切始终是他学术生命之外偶尔的兴趣,是践行一个现代士人公共关怀的职责而已)。更为难得的是,余先生的学术与人格如月印万川,交相辉映,其学术与思想在很多方面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论域,可以说从尧到20世纪中国,他都有涉猎而且是专精的涉猎,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空间里,余先生待人友善,为人亲切,尤其乐于提携年轻知识份子和学人。这些精神人格的特质无需我多言,从早几年台湾联经出版的纪念文集《如沐春风:余英时教授的为学与处世——余英时教授九秩寿庆文集》的字里行间亦可处处感知到先生的风采与精神。

  
   余先生已经远行,再也不能聆听其爽朗的笑声和亲切的教诲,此时此刻,除了追忆和哀念以及传承先生遗志,我也由先生一生的学术写作与教书育人之几近功德圆满,而想起自己去年底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精英文化的花果飘零》一文,在该文里我慨叹民国一代培养的人文知识人在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中的身世与命运,进而感叹造化弄人让诸多具有天分也有良好学术训练的知识人,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最后都是如余先生论史家顾颉刚所言是“未尽的才情”。若以顾颉刚、何兆武、瞿同祖、巫宁坤等1949年之后或留在大陆,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中国的学人之命运及著述而论,余先生真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儿,也正因为这种幸运与自身的沉潜学术,而得以实现了最高的学术理想与人生目标。由此,我想起了台湾诗人瘂弦在回忆录的序言中提及的一个命题:人生完成度。他如此写道:

  
   到了我这个年龄,觉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剧,其实是没有完成自己。记得杨牧诗中有一个句子,大意是:在维也纳郊外的墓园里,躺着一个完成了的海顿。是啊,完成了的海顿!弘一法师用“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来形容完成的感觉,最为贴切。是啊,完成很重要。而我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人。[1]

  
   我在想,余先生也完全配得上“花枝春满,天心月圆”这八个字。读过先生回忆录的人都熟知一个影响余先生人生走向的关键细节。1949年底,正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余先生,利用寒假去香港探亲,看望移居香港的父母等亲人。父亲余协中教授希望他能够留在香港跟随其时在港筚路蓝缕创办新亚书院的一代史学名师钱穆先生读书,也可以作为长子顺便照顾兵荒马乱中的家人。余先生一则不愿舍弃学业,二则作为当时的进步青年也不愿长久滞留殖民地香港,所以还是决意回燕大继续学业。火车到了广州因故障短暂停留于一个叫做石龙的小站达四五个小时,余先生也因此没法当天坐车北上,只能等待第二天的火车,彼时彼刻,余先生也面临一个类似于王阳明龙场顿悟那样的天人交战,去还是留,成为一个何以安身立命忠孝难以两全的生命抉择。余先生在回忆录中坦承了思想大转折的心路历程:

  
   在情感方面我自然绝对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弃父母于不顾。但在理智层次,我始终不能接受香港这个殖民地可以成为我长期居留之地,我当时一心一意以为只有中国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学术研究则是我最为向往的人生道路。……总之,我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无可动摇的一大信念。……其次,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流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麽为中国尽心尽力?……几个月来一直深深困扰着我的“天人交战”,突然消逝不见了,心中只有一片平静与和畅。[2]

  
   余先生这个从顾念家庭的小我视角出发的考量,最后成就的却是现代中国人文传统在北美的一脉相传(后又回馈给两岸三地华人学术界),并开花结果形成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最重要的学统。一个细小的决定,对于余先生的人生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假若他当年回到北京,朝鲜战争爆发,香港与大陆隔离,出身于上流知识份子家庭的他估计只能在检讨与悔罪中白白耽误青年甚至中年时代,也就不可能有后来为海内外瞩目的学术成就。余先生的回忆录最后一章写到了两代哈佛中国留学生的命运,前者是1920年前后竺可桢、赵元任、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李济、洪深、梁实秋、梅光迪等群星闪耀的一群人,对于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与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然这个贡献主要是在1949年之前做出);后者是指抗战后到哈佛留学的杨联陞、周一良、吴於廑、任华等一群青年,他们在战争岁月留学,后来大部分基于家国情怀和对新中国的憧憬回国报效,结果成为了未能人尽其才甚至颠沛流离吃尽苦头的一群人。如今细想,余先生的回忆录收束于对两代哈佛留学生命运的慨叹,又何尝没有一点对自身因缘际会得以留学哈佛任教于美国学府,进而得以避免在新中国历经磨难的感叹呢?他自然没有丝毫的自矜与庆幸,而是深深惋惜于一代代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知识人的生不逢时造化弄人。

  
   对照之下,我不由得想起前不久去世的何兆武先生。他出身于西南联大,学术训练充分,又天资过人,可是在1950年代之后等待他的只能是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的折磨,在一个将意识形态当作治国纲领的社会,独立于权力的学术与文化只能奄奄一息。幸亏他晚年留下了口述史《上学记》,让我们得以管窥民国时期西南联大那样一个天才成群结队地涌来的象牙塔,那种自由而多元且富有原创性的人文主义传统后来自然是被腰斩。何先生半为戏谑半为自伤地说过,他们是报废的一代人!“报废”两个字隐含着何等的伤痛与惋惜!1950年代初,当余英时先生决定放弃燕大学业留在香港时,巫宁坤却放弃了在芝加哥大学即将拿到的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应大学时代的老师赵萝蕤的盛情邀约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他被划为右派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提炼的人生三部曲“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而在学术生涯早、中期就写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经典的瞿同祖,1965年从加拿大回国后也基本上是无所作为度过后半生。他在晚年接受一个青年学者访问时怆然涕下言及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学术生命自然无从施展。这样的人生故事,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俯拾皆是,让人不胜唏嘘,还有更多的归国科学家的故事,可能因为史料、知名度等各种原因尚未进入公共记忆的范围,至今仍处于被遗忘和被遮蔽的境地。

  
   行笔至此,想起7月下旬,台风烟花肆虐江南的时刻,我在杭州南高峰下的六通宾馆给一个暑期学校修和书院授课,因主事者裕荣兄之介绍结识了纪录片《西南联大》和电影《九零后》的导演徐蓓,在风雨苍茫的午后,我们一见如故,谈及她采访过的许渊冲、马识途、杨苡、巫宁坤这群西南联大老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生际遇,对于这群知识人在天旋地转的20世纪中国虽然饱经沧桑,却终究能够有所作为,为文学、学术与历史留下见证而感怀不已,更多的有才华也有抱负的读书人却尚未开花就已经永久地沉没到历史河流的底部而湮没不闻。我也热烈地谈及所注意的哈佛这两代留学生的生命走向,并热切地希望徐导能够将百年前这群哈佛留学生的生命故事以影像记忆的方式呈现给今天的00后一代。我们也不约而同地提及今年出版的非虚构写作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青年朋友杨潇所撰写,他通过四十六天的徒步,沿着当年长沙临时大学从湖南到贵州抵达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的足迹重走了这条历史之路,并以缜密的考证、扎实的田野和优美的叙事,将历史写作与旅行写作近乎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呈现了历史叙事所能够包含的精神力量与人文之美。无论是纪录片也好,还是非虚构写作也好,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从历史深处生长出来的问题:西南联大这一代人或者说哈佛几代留学生的人生完成度跟历史、政治、时代与个人的心性之间的关联究竟如何?在面对一个给定的政治框架与时代格局时,作为个体的知识人该如何在时代巨变中锚定自我的历史方位,以一种既有韧性也有智慧的方式来突破处境的限定而尽最大可能完成自己?面对一个可能不断下沉的世道与衰败的文化,读书人又应该何以自处才能既不愤懑而陷入政治性抑郁又不自怜自伤?有时候,刻意的启蒙可能会因精英的姿态而疏离了被启蒙的对象,而在天地玄黄中能够尽可能完成自我,活出一种生命的丰厚与承担来,这种人格的感召力恰恰是这个虚无而亢奋的时代所亟需的。

  
   你拼尽全力有尊严地活过的一生就是你的终极作品。从这个意义而言,其实杨潇的重走历史旅途也是在对自我展开寻找,余先生的回忆录也同样是对自我的生命之路的奥秘在进行钩沉。人生何以完成?如何在一个动荡时代保持个体心智生命和生活世界的完整性?余先生多年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访问时就曾经以一种平易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个所谓“人生完成度”问题的思考:

  
   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权益,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3]

  
   杨潇在经历了艰辛而漫长的重走旅途,以及对历史世界中的西南联大人的生命故事的追索之后,如此对他自己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进行反省:

  
   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出生于1978-1985年这一代人漫长的、好像永远也不会终结的青春期。有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的身边满是悬置着、漂浮着的朋友们,相信一切还早,相信生活仍有各种可能性,其实自己已经老大不小。现在看来只是我们恰巧赶上一个国家的上升曲线,势比人强,却让我们误以为一切可以持续,迟迟不肯降落,以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不要误会,我仍然认为无休止的旅行、观影、清谈和漫无目的的阅读是珍贵的,可倘若我们真的想要“创造”出什麽,想有属于自己的“一生志业”,那需要强烈的信念感、长久的忍耐和真正凝聚起来的心力。[4]

  
   我宁可将余先生对年轻一代人的告诫和杨潇在历史行走中的反省看作是两代人之间的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和心灵契合。而作为一个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和写作的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进入历史的精神谱系,寻找到能够激励自己前行的典范人格和思想资源。余先生曾经在跟一个陷溺在茫然与愤激中的学者苏晓康的谈话中如此开示:“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一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5]我想,余先生早已超越了有限的此生,而融入了“文化遗民”的精神谱系之中。

  

2021年8月6日至9日初稿、修订,谨以此文纪念我永远追怀、敬仰的余英时先生。

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事件

由季羡林之子季承曾为李政道助手12年,季承执笔《李政道传》30万字的篇幅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名字排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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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背景

  季承坦言,“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写历史,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对于这段恩怨,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深以为憾,但各执一词。杨振宁虽然认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他最先对外公开“事实真相”。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李政道是如何看待这段恩怨的?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一封信,“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同时对真相作了公开说明,“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详细过程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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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着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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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各执一词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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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解的谜局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

  

  季承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

98岁的图书管理员,可爱的“古籍大佬”

“买了一辈子的书,编了一辈子的目录,旁的不做,也没旁的时间。”

|作者:许晓迪

|编辑:李一安

7月初的南京,已是盛暑溽热。

早上7点多,98岁的沈燮元从家里出发上班——先乘18路公交车,再到新街口转3路。

他习惯早点出门,车好走,空位多。一路上,他会默默观察车上的乘客,那些坐着不停抖腿,连带着四周座位一起颤动的人,“人品不行”。

快点半小时,慢点不到一个钟头,他在目的地南京图书馆站下车。9点上班,年轻的同事们还没到,古籍部办公室的门锁着,他坐在图书馆阅览区的长椅上,随手翻着一本杂志。杂志是从同事那儿借来的,他说有好多新名词看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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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五,沈燮元乘公交车到南京图书馆上班。

对这个时代,他仍有强烈的好奇心。当年为了看综艺《非诚勿扰》,把电视从黑白换成彩色的。现在,他更关心国际风云,每天晚饭后锁定CCTV4,看看乌克兰局势,分析一番:“拜登是个妄想家。”“岸田文雄横插一脚,关他什么事?”

快9点了,他起身,走向办公室。看着走廊里那个微微驼背、缓缓前行的背影,打扫卫生的阿姨感叹:“这老头儿,有时来得比我都早。”

2022年初,B站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2》的热播,让与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沈燮元成为年轻人口中的“南图扫地僧”。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每周一至五,他依旧风雨无阻地上班,坐在靠窗的工位里,埋首满桌的书本资料,整理校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题跋。

· 在工位上校订书稿。

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上班族”,他也有想“躺平”的时候。“累了,休息好了再干。是个人嘛,哪有不出力气、不辛苦的?认定的路走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

“买了一辈子的书,编了一辈子的目录,旁的不做,也没旁的时间。”沈燮元如此总结自己的一生。在他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幅两年前写的古人七言绝句:“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馀。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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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稿费500元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国,历代知识分子著述刻印,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江南一隅,自来是藏书重镇。清末四大藏书楼,除了位于山东聊城的杨氏海源阁孤悬北方,湖州的陆氏皕(音同必)宋楼、常熟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杭州的丁氏八千卷楼皆荟萃东南。

沈燮元生于无锡,在苏州长大,虽曾就读教会学校,接受洋派教育,但从小自学古文,四年级能写文言作文,引得老师惊诧。抗战胜利后,他考入苏州美专,画素描,也学中国画。因为眼睛近视,只上了一个学期,转考无锡国专。考试要求用文言文写一篇自传,“对于我小菜一碟”,发榜时,得了第二名。

· 年轻时候的沈燮元。

无锡国专创办于1920年,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担任教务长。彼时,新文化运动已进行了20年,这所书院式的学校仍以研读古籍为主要课程,朱东润、冯振心、周贻白等名师云集。1947年,沈燮元转学到国专的上海分校,同行的老同学中,就有后来的红学专家冯其庸。

分校的讲席阵容依然强大。王蘧常开先秦诸子课,童书业讲秦汉史,王佩诤讲目录学,葛绥成教地理学,朱大可、顾佛影讲诗学,张世禄讲音韵学……只是读书环境堪忧,宿舍狭小,光线昏暗,住在下铺的人要低下头,才能坐到床上去,根本无法看书。

学校附近有一个合众图书馆,创办于1939年,由金融家叶景葵、出版家张元济发起成立,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担任总干事(馆长)。彼时,抗战进入第三年,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全国图书馆或已停顿分散,或在炮火中化为灰烬,私家藏书也零落流散;日美等国大力搜罗、乘势掠夺。危局之中,留守上海孤岛的“合众”同人,“搜孑遗于乱离,徵文献于来日”,为中国传统文化营造了一处栖身之所。

在教务长王蘧常的推荐下,沈燮元来到合众图书馆读书,在那里完成了《屠绅年谱》的初稿。屠绅在历史上不算名人,因为写了一部小说《蟫史》得到鲁迅的评价而为后人注目。沈燮元当时喜欢戏曲小说,看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做年谱两种人最难,一种是功业大、事情多的,像乾隆时代的阿桂、清末的曾国藩;一种是资料少的。屠绅属于后者,材料很少,“我就偏偏要去试试”。

这篇稿子,先是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1958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58页的小书,3.3万字,定价2毛,稿费500元。“50年代拿500元不得了啊。我买了一块瑞士手表,又做了一件日本进口料子的大衣,还剩下一点零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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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抄完,上海解放了

1948年,时局已相当紧张,物价飞涨,人心惶惶。24岁的沈燮元从国专毕业。他成为合众图书馆的干事,专事编目,从此再没换过工作。

在当年灯红酒绿的上海滩,蒲石路(今长乐路、富民路转角)746号的合众图书馆从没有挂出自己的招牌。它的前门紧闭,后门却迎送着一批批大学者——顾颉刚、郑振铎、钱锺书、徐森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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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合众图书馆,接待过许多著名学者。

钱锺书住在蒲石路的蒲园,离“合众”不远,常来看书。“那天顾老(顾廷龙)不在家,听见门铃响,我去开门,一看是钱先生。他头上戴一顶法兰西帽,穿一身中式丝绒棉袍,一双皮鞋,手里拿着一根stick(拐杖)。一听我的无锡口音,聊得很投机,说有空到他家玩,留了个地址给我。”

1949年春天,勉力支撑10年的合众图书馆,已奄奄一息。

沈燮元每天仍去图书馆上班,走在路上看不到一个人、一个兵,他也不害怕。国民党军队还在负隅顽抗,图书馆被占作据点,大门口堆了沙袋堡垒,图书馆的日常工作停顿。“顾老就让我抄清代吴大澂的《皇华纪程》,两万多字,用毛笔写的,抄了个把礼拜。书抄完,奇怪了,上海解放了。”

“合众”迎来了新生,4年后捐献给人民政府,改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14年间,这个不起眼的小图书馆聚书30万册,其中不乏稀见的文献资料,如马列主义书籍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当年,顾廷龙将这些书刊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有些还特意伪造印章,钤盖面上以掩人耳目。

上海解放后,中断已久的交通恢复,沈燮元想回家看看。临行前,顾廷龙对他说,路上好走便回来。他没回去,而是将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另一座图书馆。

买书好比交女朋友

1955年10月,沈燮元来到南京图书馆,开始了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

一种古籍有哪些版本,哪个本子好,哪个本子劣,流传过程中存在哪些谬误,这就是版本目录学,一门记载图书版本特征、考辨版本源流的学问。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版本目录是治学的门径;在现代人眼中,却难免艰深枯涩。

“古书很深,里面有好多问题,要懂文字学,要懂音韵学,看印章要懂篆文,看毛笔字要懂书法。有时候看一篇序,一个草书不认识,横在那里,整片文章都读不通了。所以(研究)古籍做出成绩太难了,比较苦,弄个高级职称很不容易。”

· 在南图国学馆的书架前。

在这个冷板凳上,沈燮元一坐就是60多年。常年在图书馆编目的实战经验让他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通过观察行格、避讳、刻工、纸张、字体、印章,鉴别出古籍的版本及真伪。因为对古人的“户口身份”了如指掌,顾廷龙先生曾戏赠他一顶“派出所所长”的桂冠。

每年春天和秋天,沈燮元会到上海、杭州、苏州、扬州等地为馆里买古书。图书公司大开仓门,让他去书库挑。库房很大,书摞到了天花板。沈燮元近视又老花,看书时把眼镜放到书架上,走走看看,再回来,就找不到眼镜了。

南图的十大“镇馆之宝”中,两部是沈燮元买回的。一部是北宋金粟山藏《温室洗浴众僧经》,“铁琴铜剑楼的后人卖给我的,可能是家里急需钱,只要500块”。一部是辽代重熙四年(1035)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他经朋友介绍,和卖家在上海的街头碰面。“那人拿来一个大卷子,掀开一点,看到‘重熙四年’和‘辽’字,叫他马上卷回去,问多少钱。他说500块,当时我带了1000多块现款,立马成交。我生怕他变卦,拿了就走。”他曾把买书比作交女朋友,“没有成功就不要乱讲,一乱讲就不成功啦”。

· 北宋金粟山藏《温室洗浴众僧经》。

· 辽代重熙四年(1035)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五六十年代,沈燮元花7块钱在书店给南图买来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金冬心的《冬心先生集》雍正刻本;到了2020年,金冬心著作系列17种拍出了350万。他有时也和后辈说说笑话,感叹当年买的好东西都上交了公家。“就像股票公司的人不能炒股,我在图书馆不能买古书,买了就说不清了。”

“出差”了10年

因为“识货”,1978年沈燮元接到一个任务,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并担任子部主编。

善本,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又流传较少的珍贵古籍。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提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由此开启了中国近百年来最为浩大的一次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程。

在北京,编委会住在北京香厂路国务院招待所,当时物质仍然匮乏,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0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其余时间,都置身于全国各地大小图书馆、博物馆等781个单位、13万多张善本目录卡片的汪洋大海中。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学识,一一查核每张卡片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各项著录是否正确。上海图书馆的沈津私下调侃:“我们这些人成天和卡片打交道,都成了片(骗)子手了。”

1995年3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历经18年最终完稿,被认为是国内目前最具权威性的古籍善本联合目录。从初审到定稿,沈燮元参与了整个编纂过程,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共“出差”了10年。

· 灌上一壶开水,开始一天的工作。

休息的时候,他喜欢去书店消磨时间,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喝酒。他常找中国书店卖旧书的徐元勋师傅相聚小酌,后来被学术青年称为“辛神”的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歆羡地看着两人共忆书林盛事,说着不能和他们这些后辈小子“相共语”的话。

那些年结交的年轻人,多年后都是图书馆或高校的骨干精英。沈燮元整理黄丕烈题跋,需要相关资料和书影时,就会有人欣然送上他的案头。“全国只有我有哦。”他拿着书影,对照着手头正在二校的《士礼居题跋》书稿,有点得意。

黄丕烈,被誉为“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在藏书界,经他题跋的古籍都被视为重量级藏品,有了“黄跋”,“价格嘭嘭嘭就上去了”。士礼居,就是黄丕烈的藏书楼名。

百余年来,“黄跋”先后经几代学者多方搜集、汇编成书。但由于整理者多半没看过原书,难免错漏。退休以后,沈燮元一直在整理黄丕烈题跋集,希望理出一个更翔实完善的版本。他的《士礼居题跋》不仅对照原书、书影,将旧辑本的讹误一一纠正,还搜寻了不少散落各处、前人未见的“黄跋”。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80万字的书稿,他全部手写。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军是沈燮元的忘年交,帮他将稿子录入电脑,从2007年到2017年,“打字打了10年”。“他很精益求精,一定要拿到书影墨迹来核对,哪里发现了新材料,也要设法弄来看。”这样的结果就是无限拖延。2017年,李军把电子稿交给了出版社。如今5年过去,沈燮元还在二校,不断地增加、修改,书稿上黑笔、红笔、铅笔、修改液的痕迹错落。

“书囊无底,我和他说,你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黄丕烈的东西都收集起来。但是他很坚持,在他手里,这本书一定要尽善尽美。”李军说。

过好每一天

在某些地方,沈燮元有自己的执着。

他不太信任电脑。“噼里啪啦地打,印出来发现错了。有些是同音字,比如‘嚴文郁’打成了‘嚴文鬱’;有些是字体的问题,比如‘春晝(昼)堂’打成了‘春畫(画)堂’。”他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这些讹误,“就瞎搞,架子上的正式出版物,随便翻翻就见好多错字,这个不行,害人的。”

他挑书注重“颜值”,逛书店,不管新书旧书,要挑架子上品相最好的。网上买书也是。“我们俩买了两本一样的书,快递送来可能有破损折角,要给他先挑一挑。”李军说。

吃饭,他有自己的口味,热爱苏帮菜,南京几十年吃下来,除了盐水鸭,其他东西都不好吃。他曾经手写过一份菜谱并附简单做法,请年轻的同事打印下来,交给食堂师傅。

喝酒,他喝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喝多了,还曾醉卧在苏州忠王府的大殿前。如今每晚回家也要喝点,一杯黄酒或一罐啤酒,白酒不碰了。“有时出去聚餐,年轻人请我喝茅台,一个小杯子,喝一点点。年龄太大了,不敢让我多喝。”

· 沈燮元在家中吃晚饭,爱喝两口小酒。

“生活要有规律,绝对不能熬夜。要起居有节,要控制饮食。希腊人讲,认识你自己,这句话不容易,我们哪晓得自己啊?我们总是放纵自己,这不行,要管好自己,自己是最好的医生,所以我什么毛病都没有。大夫说我的心脏年轻,像三四十岁的人。”

2018年,《沈燮元文集》出版,深耕古籍60余年的著述汇总起来,只是不厚的一册。这一代古籍研究者都没有留下鸿篇巨著。“他们编了一辈子目,很多书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只是不愿意写,觉得微乎其微。换成现在的学者,一本书能写好几篇文章。”李军说,“现在的年轻人,一本书找来全世界各种版本做校对,挑出前人的不足,好像就很厉害了。你是搞懂了一本书,但你懂书吗?可以什么都不带,走过去拿起一本书,说出它到底是好是坏?稀不稀见?价值何在吗?”

· 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期间,沈燮元与冀淑英(左一)、顾廷龙(左二)、潘景郑(右二)在南京栖霞山。

当年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人,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潘天祯都已过世,编委会的成员也大半凋零,沈燮元成了少数的“硕果仅存”。“我今年98岁,从来不想这个年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生活越简单越好,不要胡思乱想,我奉行的信条就是5个字,过好每一天。”

中午11点40分,他慢慢溜达到食堂,拿着餐盘打饭,有荤有素有汤,坐下慢慢吃。吃完饭,他不午休,还有满桌的校稿等着看。

《士礼居题跋》只是前奏,他要做自己的“黄丕烈三部曲”,题跋集之后,还有诗文集和年谱。

年轻人替他着急,他的心态却很好:“黄丕烈弄不完,我不会‘走’的。”

一尾蠹鱼,潜入古籍深海,流光如矢,且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