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 入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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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ox 首先进入中国大陆的是生产线。

2001 年,Xbox 发售时,全球仅一家制造商,新加坡的伟创力公司。伟创力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匈牙利沙尔堡和佐洛埃格赛格设有工厂,分别向美洲和欧洲供货。匈牙利媒体报道,生产 Xbox 的工厂为当地创造了一千多个就业机会。然而短短一年后,2002 年,伟创力就将匈牙利的这条生产线,包括注塑制模、金属板压模、线路板组装,以及最后的整机组装及测试等工序,搬至中国广东珠海斗门。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纬创资通公司设在广东中山的工厂也开始生产 Xbox。

珠三角成为 Xbox 的全球生产基地之一。

将工厂转移至中国大陆,一是为降低制造成本,另一个原因,不那么直接:2002 年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访华时,与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签署关于加强软件产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投资总额逾 62 亿人民币,是当时中国在软件领域最大的对外合作项目。条款之一:未来三年,微软向中国境内企业提供总价值超过七亿美元的软件开发、服务外包订单和基于嵌入式软件的硬件产品出口订单。这七亿美元订单,主要来自在广东生产组装的 Xbox 游戏机。

这份谅解备忘录被视作一次成功的政府公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因过高的产品定价、强硬的反盗版手段,微软在中国大陆遭遇激烈的抵制情绪,政府关系也趋于恶化。为改变负面形象,修复与政府的关系,从吴士宏、高群耀到唐骏,三任微软中国总裁致力于 “将微软中国做成中国微软”,一面与信息产业部及各级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一面加大同本土产业的捆绑。鲍尔默带来的 62 亿订单,就是这样一种表态。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不久,2002 年夏天,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唐骏说过一段话:“中国的方式与美国的方式对一个软件企业的纯粹研发是没有差异的,但对于市场的理解、客户的沟通、政府的关系,包括公司内部的管理,就有很大差异。比如,在美国,微软与政府部门是‘平级关系’,我是你的纳税人。但在中国,不能按这种姿态,因为这是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计划与市场。你是我的领导,我是来听指示的,这才是真正的一种交流方式。不能说,我是外商投资家,政府你要对我好一点。领导就是领导,领导对我不好是正常的。微软要摆正位置,为什么中国企业是这样,而微软不是呢?现在我来改。对于信息产业部、计委、科技部、北京市、各个省的政府都是这样。领导的话要听,领导凌驾于你之上是应该的。”(《微软中国 “变形记”》,袁卫东》)

一年后,2003 年 9 月,陈永正出任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陈永正是公认的政府公关高手,在他的四年任期内,微软与中国政府关系融洽。什么是政府关系?按陈永正的说法:“政府关系不是某一个人的关系,政府关系是这个公司的政策是否符合政府发展的方向。”

Xbox 只在中国生产,而不在中国销售,也是为顺应政府的政策法规。2000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七部委《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第六条规定:凡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的生产销售,一律禁止;除加工贸易方式外,严格限制以其它贸易方式进口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

禁令出台后的第三年,索尼在上海成立 PS 本部,试图引进 PS2 游戏机。为绕过禁令,PS2 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宣传统一使用 “电脑娱乐系统” 的称谓。索尼以为已获得政府颁发的通行证,没想到临发售前,被卡在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之间,进退维谷,手中仅握有新闻出版总署审批通过的两款 PS2 游戏的发行许可,而无文化部允许 PS2 主机在国内上市的批文。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延期后,PS2 国行不得不低调上市。

同一时间,颜维群与任天堂合资的神游科技推出一款名为 “神游机” 的游戏机,以任天堂上一代主机 N64 为原型,对其进行改造,一是为应对盗版和渠道等问题,二是作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三维互动游戏系统”,绕过当时的政策。有传闻称,当时某位高层支持神游机申报自主知识产权,所以,尽管神游是一家外资企业,神游机是一台由海外团队研发的游戏机,审批时却一帆风顺。这是禁令颁布后,第一台在中国大陆正式发售的游戏机,但销量惨淡。

当时的政策阴晴不定,市场也尚未成形。因此,微软的第一代 Xbox,只是在广东生产组装,离开生产线后,便被运往海外,组成七亿订单的一分子。其中一小部分,兜兜转转,又以水货身份回到此处,依然是从广东入境,借由水货渠道,发往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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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1 月 22 日,Xbox 360 在北美首发。继伟创力、纬创资通之后,加拿大的天弘科技成为第三家为微软代工游戏机的制造商,它的工厂设在广东东莞。
Xbox 此时已停产。对微软来说,Xbox 不算成功,截至 2006 年,全球共售 2400 万台,远低于竞争对手 PS2 的 1 亿台,也低于微软预期的 5000 万台。要与索尼和任天堂展开新一轮较量,中国大陆这块处女地不容忽视。时值网游兴起,市场急速膨胀,盗版问题似乎也迎刃而解,人们从这里窥见了真金白银。Xbox 360 尚未上市时,陈永正便向媒体透露,微软有意将这台游戏机引进中国。

此时的 PS2 国行已折戟沉沙。2006 年夏天,索尼中国 PS 本部裁撤,员工或被遣散或转入其它部门。神游科技则依靠 “小神游” 系列掌机打了个翻身仗,摩拳擦掌,正待引入任天堂新一代主机 Wii。

微软开始有所行动,依然从政府关系入手。这次是与文化部合作。2006 年 9 月,微软与四川省文化厅、成都高新区及四川华创天府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微软游戏技术平台。这是微软与中国政府合作成立的第一家主机游戏孵化中心。

合作背景是文化部制定的《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计划》。200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 “要积极鼓励、引导、扶持软件开发企业,开发和推广弘扬民族精神、反映时代特点、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游戏软件产品”。以此为指导,文化部成立支持动漫和电子游戏产业发展专项工作小组,制定《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计划》,计划在三到五年内,让 “既有自主价值取向、又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原创精品” 占据国内市场主流,然后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让 “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彩的动漫游戏产品” 占据中国市场,让中国动漫游戏产业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进入世界领先国家行列。

建设一批国家级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和产业园区,孵化一批国际一流的民族动漫游戏企业,这是《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计划》提出的具体举措之一。2006 年,文化部批准建立成都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微软与之合作。陈永正表示,中国的游戏公司多开发网络游戏,对主机游戏缺乏经验,微软成立此平台,是希望培育本土的主机游戏开发商。

平台成立后,举办了一场游戏创意比赛,报名团队提交创意,由微软组织评审。获胜者,微软向其免费提供主机游戏开发工具及相关培训,并定期予以指导。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成都和哈尔滨等地的十五家公司报名,入选的九款游戏分别为:上海灵禅的《疯狂老鼠》、北京联众的《中国象棋》和《斗地主》、北京豪峰的《农场海盗》、上海唯晶的《桌上足球》、成都斯普的《极限网球》、广州网易的《热血旋转》和《PetGoLive》、北京国技传世的《中国麻将》。

七个团队,共五十多人,入驻平台。按最初规划,这个平台将在两年内孵化二十家主机游戏开发商,出品十五款 Xbox 360 游戏,培训两百多名主机游戏开发人才,最终形成两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产业规模。

两年后,2008 年 10 月,平台孵化的第一款游戏 —— 上海灵禅的《疯狂老鼠》,在微软的 Xbox Live Arcade 上发售。时任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的窦维平称,这些成果意味着利用技术平台,借助微软最新的技术,开发了具有本土知识产权的游戏,通过微软的网络在全球发行,为本土游戏开辟了走向世界的通道。
游戏媒体却给这款游戏打出低分。GameSpot 的评分为 3 分(满分 10 分),IGN 的评分为 2.5 分(满分 10 分),后者评论道:“本作最疯狂的地方是这种 Flash 水准的东西竟然还要收费,而它的素质不值得玩家付出的每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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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孵化中心建立后不久,2006 年 12 月,微软在北京故宫东门边的清阁餐厅举行媒体见面会。这是 Xbox 360 在中国大陆的首次正式亮相。

主持见面会的是微软中国娱乐产品事业部 Xbox 市场总监李京,她向到场媒体介绍了 Xbox 360 的主要功能,特别提及,这台机器拥有面向儿童及教育方面的软件,适合不同年龄层,并强调了家庭娱乐的概念,家长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孩子的游戏行为。李京提到一个数字:460 亿美元,陈永正之前在成都也提起过,这是调研机构预测的 2010 年全球电视游戏市场的总值。另一个被多次提到的话题是:扶持本土产业,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游戏。

关注未成年人、扶持本土产业、弘扬民族文化,这些均符合政府的发展方向。

这一年,微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更进一层。4 月 18 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访美,首站即选择西雅图,走访位于雷德蒙德的微软总部,参观比尔・盖茨的高科技豪宅。陪同胡锦涛访美的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与微软签署关于继续加强软件产业合作(二期)的谅解备忘录,微软同意在未来五年内加强在华技术研发、硬件采购、软件外包、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加大向中国软件企业的投资。胡锦涛出访前,信息产业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计算机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我国境内生产的计算机在出厂时、进口计算机在国内销售前,应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

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到访,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微软的认同和欢迎。但在游戏机入华这件事上,微软依然遇到了阻力。成都孵化中心的建立,只是表明微软对进军中国游戏市场的兴趣,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承诺。媒体见面会后,微软的公关代理爱德曼公关公司组织 Xbox 媒体俱乐部,定期与国内媒体沟通。微软官方则谨言慎行,否认任何上市计划,以免被理解为对政府施压。当时有传闻称,微软签定同方作为 Xbox 360 的中国大陆总代理商,软件则是与当时《魔兽世界》的运营商第九城市合作。微软予以否认,称 Xbox 360 尚无进入中国大陆的时间表,只是在作评估。当被问及何时入华时,陈永正说:“中国对游戏机进入有严格的政策管制,微软会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要求,在合适的时机才会在中国市场发售。”

2009 年,Xbox 360 游戏《光环战争》海外发售后不久,一段普通话配音版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的游戏角色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字幕为简体中文。这些配音演员来自北京,由微软挑选确认,在北京配音制作。舰长及旁白配音是贾小军,弗吉军士为芒莱,祭祀长为姜广涛,塞琳娜为陈曼曼,安德斯为伍凤春。视频引来玩家的诸多猜测,但期待中的简体中文版《光环战争》并未出现。

对游戏业而言,那是充满变数的一年,很多事情介于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中国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信产部与工业部合并为工信部,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也在划定彼此的职责范围。国务院办公厅分别印发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三定” 规定》,但围绕游戏市场的管理权如何分配,三个部门对政策的理解各不相同。《魔兽世界:燃烧的远征》成为 “牺牲品”,历时八个月才通过审批。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网络游戏。筹备近两年的神游 Wii 虽以 “神游影音互动播放器” 的名称通过 3C 认证,却无法面市,最终胎死腹中。

2010 年夏天的 ChinaJoy 产业高峰论坛上,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再次表达希望与中国政府合作,尽早引入 Xbox 360 的意愿。他说:“Xbox 360 完全是中国制造的,每年在广东制造,这为广东带来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也创造了 40 亿美金的出口。这个过去讲得比较少,其实微软在游戏方面,在国内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唯一就是 Xbox 360 的产品还没有进入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和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希望赶快把这个产品引进国内,不仅是让用户用到它,更重要的是为产业带来更多的活力,也增加更多的软件和硬件的出口。”

在微软看来,Xbox 360 不只是一台玩游戏的机器。张亚勤是国内云计算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在 2008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打过一个比方:今后用户获取计算资源会像用电那样简单方便,只需插上插头,数据、服务和应用就会从云端飘来,但光有电不行,插上插头后,用户还需要电饭锅和微波炉这些电器,才能烹制出美味佳肴。

Xbox 360 就是这样一台连接云计算的 “电器”,只不过它被摆放在客厅,面对的是玩家,烹制的美味佳肴是游戏。2008 年,梁念坚接替陈永正,出任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推动云计算业务,拓展消费者市场,是微软当时的两个方向。介绍 Xbox 360 时,梁念坚总会提及 Xbox Live,将它作为云计算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应用。梁念坚在位时,微软大中华区首席云计算战略官是谢恩伟,即后来的 Xbox 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

对中国政府而言,游戏也并非玩这么简单,它被赋予了一系列更宏大的意义 ——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与文化传播、自主知识产权与创新,游戏机入华也因此被附加了更复杂的条件。

Xbox 360 最终未能在中国大陆上市,随着微软新一代主机 Xbox One 投入研发,Xbox 360 的入华计划偃旗息鼓。2012 年春天,梁念坚在 Windows Phone 7.5 中文版发布会后谈到,因政策限制,无法将 Xbox 360 引入中国,令人遗憾。

一个月后,梁念坚离职。这时,契机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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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生产线、成都的孵化平台,最终落地则是在上海,后来被纳入自贸区的外高桥保税区。

2011 年 11 月,文化部命名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在外高桥保税区揭牌,其前身是 2007 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浦东新区政府设立的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旨在利用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贸易便利,推动国内的文化企业、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次年 6 月,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组织一批国内游戏公司前往洛杉矶参加 E3 游戏展,搭建中国游戏展区,举办题为 “中国文化,全球共享” 的中国游戏推介会,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宗明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推介。会后,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就微软在中国区的未来发展与合作,同中国游戏展团作了交流。

此时的微软已经在物色合作伙伴,寻求将尚未面世的 Xbox One 推向中国大陆的途径。微软副总裁、硬件及设计工作室部门主管尤瑟夫・梅赫迪在后来的一次媒体采访中提到,微软前后谈了二十多家公司,最后选中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百视通”)。张亚勤当时是百视通的独立董事。

为何选择百视通?一是背景。百视通背后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控股的东方传媒集团,在政府层面拥有较多资源和公关经验,熟悉政策动向,审批时的对接可能更为顺畅。二是内容。Xbox One 的宣传方向是家庭娱乐终端,不仅玩游戏,还可以看电影、看电视,而百视通拥有丰富的在线影视资源,包括深受年轻人喜爱的 NBA 和英超等体育赛事节目,与之合作,优势互补。三是牌照。2011 年,国家广电总局下发《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即 “181 号文”,规定机顶盒等电视机附属产品如果要接入互联网,向电视机终端用户提供视听节目服务,须持有互联网电视(OTT)牌照或与牌照方合作,以确保内容的可管可控。全国持有 OTT 牌照的广电企业仅七家,百视通是其中之一。

为满足政策监管的要求,与本土企业合作,微软的云业务也是如此落地。微软云计算平台 Azure 因政策法规对外资的限制,迟迟无法进入中国大陆,梁念坚谈及流程之复杂,四处奔走却依然不清楚该拿什么牌照。直到 2012 年年底,微软 Azure 才借由世纪互联在上海落地。微软向世纪互联授权技术,由后者在浦东建立数据中心,运营微软 Azure 与 Office 365 云服务。

云业务涉及数据安全,而文化领域的此次合作,除内容监管外,另有用意:借助微软的能量,带动本土企业的发展,再通过微软的全球发行平台,将中国文化输出海外,扩大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从六年前成都的微软游戏技术平台 —— 其孵化效果姑且不论 —— 到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成立,以及微软与百视通的这次合作,政府初衷明确:引进来,就是为了走出去。后来微软的 ID@Xbox 计划、索尼的 “中国之星” 计划,均服务于此目的。

微软与百视通谈判的过程中,上海自贸区传来消息。2013 年 3 月底,李克强总理考察外高桥保税区,表态 “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 28 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八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具体内容未公布,但已有消息称,自贸区正式挂牌后,将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善于捕捉政策信号的微软走在了前头。六月的 E3 游戏展期间,微软与百视通达成合作意向。9 月 23 日,百视通发布公告,宣布将与微软共同出资 7900 万美元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合资公司,百视通持股 51%,微软持股 49%,新公司名为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百家合”),双方将合作打造一流的 “新一代家庭游戏娱乐产品” 和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 “家庭娱乐中心服务”。

四天后,9 月 27 日,国务院在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其中《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的第三条 “商贸服务” 明确列出:“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通过文化主管部门内容审查的游戏游艺设备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 至此,长达十三年的游戏机禁令被打破,虽然范围仅限上海浦东这片 28 平方公里的区域。

政策有了,具体如何操作,没有先例可供参考。与相关部门讨论后,微软拿出一套方案:硬件引进方面,由微软在自贸区成立一家独资公司,租赁厂房,将部分加工环节放在自贸区内;内容审查方面,由微软与百视通合资的百家合负责游戏的引进和汉化。百家合的业务范围是 “游戏、娱乐应用软件” 的开发和销售,以及 “游戏机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不涉及游戏机的生产与销售。

自贸区实行备案制而非审批制,先照后证,企业可在取得营业执照后,再向主管部门申报相关产品的审批。一周内,百家合就完成了自贸区的备案和注册。
2013 年 9 月 29 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开张。首批入驻二十五家企业,百家合拿到 “001 号” 营业执照。公司法人是时任上海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台长的裘新,注册地址是马吉路 2 号,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所在地。在后来的宣传中,百家合多次被作为文化领域扩大开放、政府服务高效便利的自贸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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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合成立两个月后,2013 年 11 月 22 日,Xbox One 在海外正式发售。此时的百家合尚未实际运营,也未提交任何内容审查的申请。

从硬件到软件,游戏机的审批涉及多个监管部门。机器的生产和测试等 3C 环节由工信部负责,机器的销售和内容审查归属文化部门,游戏软件的审批则须通过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 2013 年合并而成)。其间,诸多细节有待落实。例如,是裸机销售还是预装游戏销售,此前从未有明确规定。裸机销售可以暂时跳过一道审批流程,加快上市速度,但谁会愿意购买一台没有游戏的游戏机。这又牵扯到首发时成为焦点的锁区问题。

2014 年 4 月,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等部门颁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文化市场开放项目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规定:申请内容审查的外资企业,应当向上海市文广影视局提交预装游戏内容的游戏机,取得《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确认单》并报文化部备案后,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审核周期为 20 个工作日。在网络上提供游戏内容,需遵守文化部《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和《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游戏产品应取得文化部的批准文件。
与此同时,游戏作为电子出版物和互联网出版物,审批权仍然握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手里。2008 年新闻出版总署《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申请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须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2009 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 <“三定” 规定 > 和中央编办有关解释,进一步加强网络游戏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审批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新闻出版总署是中央和国务院授权的唯一负责网络游戏前置审批的政府部门,进口网络游戏由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审批。这里的 “网络游戏” 并非一般所指的 “网络游戏”,根据《通知》解释,单机游戏的网上下载、具有联网功能的游戏、联网的对战游戏平台,皆包含在内。

此外,由于 Xbox One 国行内置百视通视频,属于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须遵守广电总局 “181 号文” 的监管要求,例如,只允许连接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不得有其它访问互联网的通道。这也影响了 Xbox One 的部分应用。

《细则》颁布当月,4 月 30 日,微软与百视通在上海举行发布会,宣布 Xbox One 国行版将于九月在中国大陆发售,但未提及售价、首发游戏以及锁区与否。尤瑟夫・梅赫迪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微软原打算在一年后,2015 年 6 月,将 Xbox One 引入中国,而百视通认为太迟,希望加快步伐,商议下来,决定将上市时间提早至 2014 年 9 月。但问题是,距离发售仅数月时间,首发游戏的引进和审批速度能否跟得上。谢恩伟后来回忆,当时内部做过评估,也有点纠结,是不是再等等,保证首发阵容足够庞大。讨论后认为,Xbox One 海外首发时的游戏数量也不算很多,国行首发能够确保一两款有代表性的大作顺利引进即可。
此时,竞争对手也已开始行动。四月初,索尼电脑娱乐发布公告,设立中国战略部,任命添田武人为中国战略部部长。

首批入驻自贸区的游戏相关企业,除百家合,还有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同样注册于马吉路 2 号,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所在地。它是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游戏和娱乐为主业,成立当月,即与第九城市签订协议,投资 2500 万美元,获得九城控股的游戏开发商 Red5 工作室 20.01% 的股权。

2013 年年底,东方明珠董事长钮卫平、总裁徐辉和集团旗下文化及旅游板块负责人,拜访日本索尼电脑娱乐有限公司,与该公司亚洲区总裁河野弘洽谈。当时已有传闻称,索尼将与东方明珠合作,采用与微软相似的路径,在自贸区成立合资公司,将 PS4 游戏机引入中国大陆。

索尼是一个强劲的对手。游戏机销售属于传统零售业,需要直接与终端消费者打交道,而微软以往在国内的业务,无论操作系统、Office,还是云计算,服务对象多为企业和政府。微软的其它硬件产品,例如 Surface 系列平板电脑,也只是比 Xbox One 早两年在国内起步,很多时候是借鉴亚洲其它国家或北美市场的经验。而索尼作为一家消费电子企业,耕耘中国大陆市场多年,无论渠道建设、零售市场的营销经验、对零售终端的敏感度,还是在消费者中间的口碑,均胜过微软。

微软先行一步,5 月 22 日,在自贸区成立第二家公司 —— 微软游戏游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340 万美元,经营范围包含 “生产游戏游艺设备及销售其产品”,法人代表是时任微软大中华区法律及公司事务部总经理的陈实。微软又租赁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的厂房,用作保税加工。这家独资公司仅用三个工作日即完成备案和登记手续,5 月 23 日,领到营业执照。当天下午,中央高层实地考察上海自贸区,有媒体报道,这张营业执照被作为快速办照的典型,向高层汇报。
索尼紧随其后。5 月 25 日,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索尼(中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宣布将成立两家合资公司:一家名为上海东方明珠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位于自贸区,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东方明珠文化持股 51%,索尼中国持股 49% 股权,主要负责软件的发行和销售以及网络平台的搭建;另一家名为索尼互动娱乐(上海)有限公司,位于黄浦区,注册资金 4380 万元,东方明珠文化持股 30%,索尼中国持股 70%,主要负责游戏机硬件的生产和销售。索尼又在外高桥保税区租用五百平方米的仓库,用于游戏机的包装箱拆封、型号检验以及包装销售。

适逢上海文广系改革,大文广改制,小文广并入。“大文广” 指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小文广” 即东方传媒集团,两者分别是东方明珠和百视通的控股股东。2014 年 3 月底,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的事业单位建制被撤销,转型为国有独资的上海文化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百视通与东方明珠均划归其旗下。年底,百视通与东方明珠实施换股吸收合并,重组后变更为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自此,微软与索尼的在华游戏机业务被纳入同一体系,拥有相同的实际控制人,但因用户定位及产品链有别,未被认定为同业竞争,各自依旧保持独立运作。

这一年的 E3 游戏展期间,微软公布了 Xbox One 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售日,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定于 9 月 23 日,中国大陆未被提及。E3 结束后不久,6 月 27 日,Xbox One 国行通过 3C 认证,产品名称为 “家庭娱乐游戏机”,申请人是微软游戏游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生产厂是伟创力制造(珠海)有限公司。

一个月后,在上海举办的 ChinaJoy 游戏展期间,微软正式公布 Xbox One 国行的发售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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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30 日,ChinaJoy 正式开幕前一天,微软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发布会。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百家合董事长张大钟上台,现场展示允许 Xbox One 国行上市的政府批文。随后,微软公布 Xbox One 国行的售价、发售日,以及未来将要引进的游戏。发售日定在 9 月 23 日,与港版和台版相同。价格分两种:普通版,不含 Kinect,售价 3699 元;Kinect 套装版,售价 4299 元。游戏价格从 99 元至 249 元不等。用户还可通过内置的百视通应用,免费收看为期一年的英超高清直播以及每月两部电影。

这一定价远高于外界预期,无论同水货还是竞争对手相比,均无优势,招致玩家质疑。

谢恩伟同他领导的 Xbox 中国团队,行政关系对应的是微软中国,具体业务则是听从微软美国总部的指挥。中国大陆的产品策略和价格策略如何制定,关键事项的决策,美国总部握有主导权,中国团队更多地是提供建议。在后来的一些采访中,谢恩伟谈到,当时对市场的判断确有偏差。总部看好中国市场,认为这里拥有数量庞大的玩家,这些玩家对主机游戏或者说大屏体验的需求未被满足,是个机遇。初期制定规划时,调研数据主要来自水货市场,以此分析玩家的购买力和消费偏好。当时以为,中国玩家对 Xbox 这个品牌,更宽泛些,对游戏机这类事物,并不陌生。他们需要的是本土化的内容,需要的是更酷更炫的技术和创意,以及更多样化的体验,如果将游戏软件和 Xbox 金会员的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且后续有足够的内容保障,主机的购买作为一次性消费,其价格应该不会构成太高门槛。

后来才发现,并非如此。所谓核心玩家,在国内只是一个小而孤立的群体。事实上,很多人从未听说过 Xbox,不知道这是微软出品的游戏机。一些在海外家喻户晓的游戏作品,例如《光环》,在大陆市场的认知度并不高。不少玩家甚至从未接触过游戏机,从未摸过手柄,只会用鼠标键盘或触屏操作游戏,对画质也没有更高要求,所谓的大屏体验对他们而言显然并不重要。而这部分群体,已经习惯了免费游戏的商业模式,对价格往往更为敏感。直到 Xbox One 国行发售后,微软才开始逐步调整市场策略。

但历经十数年的断层,主机游戏在大陆市场已无生存之土壤,要将这块市场培育起来,谈何容易。

相对价格,核心玩家更关注锁区问题。不锁区,意味着可以通过非国行渠道购买海外游戏,而无需等待引进审批的漫长流程。对微软来说,也可以借助海外游戏的庞大阵容带动国行主机的销量。这是最易摘得的果实,但存在政策风险。百家合作为上海自贸区的 001 号企业,身份特殊,行事更需谨慎。发布会上,微软只字未提锁区问题。会后,微信以及京东与手机 QQ 合作的预约活动页面标注 “不锁区”,而尤瑟夫・梅赫迪与谢恩伟在接受采访时则暗示锁区。谢恩伟说,游戏引进是 “通过正规的渠道”,“因为政府有规则,否则我们没必要做这么多的审批”。

此次发布会,微软还公布了独立开发者计划 ID@Xbox。扶持本土团队,可以填补海外游戏引进的空档,可以向海外市场讲述中国故事,同时也是一种姿态。长远来看,只有与本土产业利益捆绑,才可能扎根。对政府而言,借助微软的平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政绩。无论于哪方,这都是一项值得投入的工程。此后数年,ID@Xbox 在国内组织一系列开发者活动及校园行活动,给予中小团队以硬件、技术和推广的支持,帮助国内优秀作品参加海外的游戏展和商务展。
但这无法一蹴而就。国内团队缺乏的不仅是主机游戏的开发经验,更缺乏投入的动力 —— 倘能从手游、页游和端游处获得更高收益,为何要冒险转向完全陌生且前途未卜的平台?没有厚实的土壤,所谓的健康生态环境只能是空中楼阁。

微软的这场发布会是在 7 月 30 日的傍晚时分举行,主持人是谢恩伟。三个小时前,谢恩伟在另一处会场,二十公里外的 ChinaJoy 产业高峰论坛,作了题为《Xbox 中国情》的演讲。演讲中,他提到一个小故事:在微软工作的这些年,他的儿子一直搞不清楚父亲是做什么的。软件开发、服务器、云计算这些,儿子听不懂。这次他接手 Xbox 业务后,儿子一下就明白了,老爸是做什么的,也有了跟老爸聊游戏的机会。这个小故事,谢恩伟后来在不同场合谈起,由此引出 Xbox 所倡导的家庭娱乐的理念。

短发,声音低沉,发表演说时习惯双手握起,谢恩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练。就任 Xbox 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之前,他在微软工作二十年,但并不熟悉游戏,也从未与玩家打过交道。他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更多地是来自咨询公司或市场调研机构的报告。

谢恩伟出生于上海,留学美国,1994 年实习期间进入美国微软,从软件测试做起。2002 年,转入做存储系统的初创团队,认识了当时微软服务器与开发工具事业部(STB)副总裁鲍勃・穆利亚。2005 年,谢恩伟带着 STB 的五百万美元种子基金、三名经理级员工和两个项目,返回上海。次年,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后来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成立,谢恩伟出任服务器及开发工具事业部总经理。梁念坚上任后,2009 年,谢恩伟被任命为大中华区首席云计算战略官,2011 年,又被任命为大中华区市场战略部总经理。

接手 Xbox 业务,对谢恩伟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职业转型。无论游戏还是消费者市场,均非他熟悉的领域。尽管中国大陆游戏市场被寄予厚望,但充满未知数,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依靠团队自行摸索。而周旋于总部、政府官员、海外工作室、国内厂商与玩家之间,充当桥梁,听取各自的诉求,协调彼此的关系,更非易事。

开发者关系,这是谢恩伟熟悉的领域。以往的工作经历中,他与技术人员和商务人士打交道较多。或许正因为此,同玩家打交道时,他往往显得过于严肃,不那么放得开,亲和力不足。Xbox One 国行上市前后,他的个人微博被一些玩家以污言秽语辱骂,毫无缘由。他因此心情郁闷,有一段时间,不愿看微博里的评论。他说,后来想通了,社交媒体是开放平台,无法管控,有人只是为了发泄情绪,也有人是真的恨铁不成钢,后者的发言才真正值得重视,如果连这些人都不愿说话,反而令人担忧。

现实中,谢恩伟也在努力贴近玩家,尝试融入这个群体。从光环之夜、游戏上市发布会、Xbox 奇妙夜到后面的一系列 Fanfest 活动,他亲自到场,与玩家面对面互动。有熟识谢恩伟的媒体评价他是个实在人,埋头做事,不擅长公关,语言表达能力也一般,有时用词不当,被故意断章取义,造成大众误解,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那句 “中国的市场和玩家仍然需要被教育”。

如今回头再看,谢恩伟和 Xbox 中国团队的功劳是被低估的。

作为市场的先行者,在有限的可施展空间内,他们促成了不少事。“最大的贡献在于探路,尤其是政策方面,会遇到怎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包括游戏的审批流程怎么走,微软是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有微软在前趟路,索尼跟在后面,可以避开很多坑,可以提前观察市场的反应,调整策略。” 爱德曼公关的一位前员工说。

7 月 30 日的 ChinaJoy 产业高峰论坛,谢恩伟被安排在下午第一个演讲。上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孙寿山作了题为《勇于担当,不负使命,共同促进中国游戏出版产业健康繁荣发展》的讲话。针对上海自贸区设立后的主机游戏审批管理办法,孙寿山特别强调:“依据总局工作职责,对于游戏机内置的游戏和通过磁卡、光盘等介质导入的游戏,其著作权若属外资企业或者外国公民,将按照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其著作权若属内资企业或者中国公民,则由电子出版社出版。对于通过网上下载的游戏机游戏,则按照网络游戏出版审批管理办法进行内容管理。”

这是一个提醒。

就在这届 ChinaJoy 举办前不久,7 月 22 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其中第 31 项,取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与境外机构合作出版电子出版物” 的审批职能,被外界解读为 “海外游戏的引进无需审批”。若果真如此,锁区与否便不再成为问题。

事实上,取消审批的项目仅限国内厂商参与研发的电子出版物,对此,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再审批,只需经文化部等其它监管部门审核。而由国外厂商研发和进口的电子出版物,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依然握有审批权。并且,此次松绑的对象仅限于电子出版物 —— 按照《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的解释,即存储在固定物理形态介质上的游戏,包括预装游戏、卡带游戏和光盘游戏等。而通过网络下载的游戏,仍需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

八月底,首批 Xbox One 国行在上海自贸区完成报关手续,总货值两百三十万美元。这批产自珠海工厂的机器,以保税方式进入自贸区,在自贸区的仓库内作简单的保税加工,重新张贴条形码,将随机附带的游戏激活码和说明书装入包装箱,并在封口处贴上 “XBOX CHINA” 的绿色圆形标签。报关完税后,装车出货,离开上海自贸区,发往国内各大分销仓库。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9 月 17 日,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谢恩伟称赞上海自贸区的高效运转,并重申国行版 Xbox One 将于 9 月 23 日上市:“Xbox 汉化版,比我们在任何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筹备效率都要高。可以说,在上海自贸区,我们实现了微软的‘最快项目’。…… 今天,我们也已经打消了当初刚刚参与上海自贸区建设时的一些不安。”

然而短短两天后,9 月 19 日,微软突然发布公告,宣布推迟发售:“目前各项进展稳步推进,但为了确保中国玩家能够尽享 Xbox One 最佳的精彩游戏与娱乐体验,我们可能还需一些时间做最终准备。对于 Xbox 带来的一流游戏与娱乐体验,我们相当自豪,也正因如此,我们决定调整 Xbox One 国行版的推出时间,以更好地践行对玩家的承诺。我们正在与百视通共同努力,期待在年底前发售国行版的 Xbox One。”
这很难不让人联想起十年前索尼 PS2 国行上市前的那场风波。
7
为何延期,微软未作解释。外界的猜测,一是首发游戏在送审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导致不得不延期。国家新闻出版署《2014 年进口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显示,Xbox One 国行首发的《极限竞速 5》等八款引进游戏,过审时间为 9 月 25 日至 9 月 26 日,也就是说,在预定发售的 9 月 23 日之前,这些首发游戏尚未获得上市的通行证。
另一说法,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互联网电视市场的严厉整顿有关。2014 年 6 月,广电总局下发立即关闭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中违规视频软件下载通道的函,百视通的 “小红酷盒” 被点名。随后,广电总局约谈七家牌照商,要求未取得播映资质的境外影视剧、微电影和网络剧必须在一周内下线,未经批准的终端产品不允许推向市场。9 月 18 日,Xbox One 国行宣告延期的前一天,广电总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一周内所有视频网站开发的电视端 App 必须下架,否则将取消其互联网视听牌照。
内置百视通视频的 Xbox One 国行,也在广电总局 181 号文的监管范围内,按要求,须事先向广电总局提交申请,获得互联网电视客户端编号后,方可经营互联网电视业务。Xbox One 国行发售时,内置的百视通影视和英超直播均未上线,直至 2015 年 1 月 21 日,取得广电总局发放的客户端编号后,才正式开通。
因发售延期,原定于 9 月 22 日夜间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广场举行的国行 Xbox One 上市庆典,临时更改为粉丝欢庆活动。屋漏偏逢连夜雨,9 月 21 日傍晚,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台风预警,强热带风暴 “凤凰” 将于次日影响上海,届时可能出现六至八级大风。此时,应邀的媒体和玩家正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往上海。9 月 22 日上午,微软美国总部、中国团队与爱德曼公关公司的人员紧急开会,中午时分,决定取消活动,已搭建好的部分舞台和灯光器材被冒雨拆除。
首发因不可抗力而延期,庆祝活动因不可抗力而取消,Xbox One 的入华之路似乎变得扑朔迷离。但好消息随即传来。9 月 23 日,微软与百视通宣布,Xbox One 国行的发售日调整至 9 月 29 日,仅比原计划延迟一周。
9 月 29 日,Xbox One 在中国大陆正式上市。当晚,东方明珠电视塔等外滩地标建筑被妆点上 Xbox 的标志性绿色。这一天,也是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纪念日。
如外界所料,Xbox One 国行采用双向锁区的措施:国行游戏仅可在国行主机上运行,国行主机也无法下载和运行非中国市场发售的游戏,无论光盘版还是数字版。这意味着,今后这台机器上运行的所有游戏,必须事先经政府部门审批,才能到达玩家手上。

微软宣布 Xbox One 国行延期发售的前一天,9 月 18 日,李克强总理前往上海自贸区调研并召开企业座谈会,在一个由食堂临时改成的会场内,与十家中外资企业代表进行交流,听取他们的建议。据澎湃新闻报道,百家合董事长张大钟第一个发言,他总结了五个 “没想到”:没想到作为一家文化企业,能够成为自贸区的 001 号企业;没想到游戏机开放政策创造了近千亿的产值,模式迅速被复制;没想到国内多家企业涉足家庭游戏机业务;没想到革了自己的命,促进了上海文广自身的改动;也没想到创新很难,开放任务艰巨。

“游戏内容能否一站审批,下放到自贸区,实现备案制,使得鸡和蛋成批量出来。” 张大钟建议。

Xbox One 国行发售后的长达半年时间内,再无新作上市。以游戏带动主机销量,再以主机销量吸引本土开发团队加入,这个计划从第一步就落了空。那边,玩家空守着机器,却玩不到自己想玩的游戏。

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游戏审批,谢恩伟主要提到两个障碍:一是海外工作室不熟悉国内情况。审批过程中,政府部门出具意见往往较快,而向海外工作室传达这些意见,解释为何修改、如何修改才能达到审批的要求,较耗时间。修改后,又需重新送审。复杂些的游戏,无法一次通过,不得不在政府与海外工作室之间来回沟通,多次修改多次送审,周期自然拉长。而且,主机游戏的二次修改有一定难度,会产生额外成本,也得权衡。

在机核 2015 年的一次采访中,谢恩伟以首发游戏《极限竞速 5》的本地化为例:“国内有这么一个法规的,文字需要做完全的翻译。主机游戏在这方面有些复杂,比如《极限竞速》里面的赛道和赛车的品牌都要求翻译,这就需要拿到每一个车商的授权。在《极限竞速 5》里,要对八十多家公司,一个一个去谈授权。而且有的车在中国其实是没有中文名字的,包括一些定制化的车也是如此。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困难。…… 还有一点,很多国外游戏开发工作室在做完某一款游戏后,要么是去度假了,要么是去做别的游戏了。这样一来,在沟通方面就会出现不确定因素。”

另一个障碍是,审查标准不明晰,只有指导性的原则。例如,不能过于暴力、不能过度暴露,但究竟什么程度的暴力、暴露到什么程度是被允许的,底线之上,是巨大的模糊地带,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增加了审批周期的不确定性。谢恩伟回忆,Xbox One 国行上市之初,曾尝试送审某款游戏,但这款游戏在暴力和意识形态方面不符合审查要求,很难操作,最后内部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送审。所以,引进哪些游戏,事先也需仔细筛选,不仅要考虑市场反应,更要衡量过审难度。
如何在政策监管与市场之间,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这是所有文化产品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刚刚起步的主机游戏来说,更难。除非市场足够大,海外工作室才有可能将面向中国市场的本地化内容以及审查所需满足的条件,事先整合入开发计划。但在严厉的监管和其它娱乐方式的挤压下,这块新生市场又很难获得成长空间。

2014 年 12 月,索尼在上海举办发布会,宣布 PS4 国行将于 2015 年 1 月 11 日发售,普通版售价 2899 元,含摄像头和底座的套装版售价 3299 元。有媒体提前拿到国行机器进行测试,发现未锁区。这意味着,PS4 国行可直接运行海外游戏,而无需像 Xbox One 国行那样按部就班地等待海外游戏的引进审批。很快,有玩家实名向北京文化局举报 PS4 国行未锁区,“可以随意运行管制级别游戏”,“各种未经中国文化局审核的其他国家发售的游戏”,“严重影响中国文化建设”。

对于无力改变的事物,人们的态度往往会由最初的怀疑、排斥,逐渐转为适应、接纳,最终视其为理所应当,甚至赞许。而情绪总要有出口,选择某个具体且无反抗能力的个体作为对象,“再合适不过”。从这个角度看,被举报对象是受害者,举报者也是受害者。这起事件在网上迅速发酵,举报玩家成为众矢之的,被人肉搜索,原本藏于暗处的锁区问题也因此被端上台面。

2015 年 1 月 8 日,距预定发售日还有三天,索尼宣布 PS4 国行推迟上市,具体发售时间待定,预售活动也被叫停。延期的原因与 Xbox One 国行相同:索尼已向政府部门送审多款海外游戏,尚无一款过审,如果最终不得不锁区,将面临主机上市后无游戏可玩的尴尬境地。

一周后,《钠克大冒险》过审。一个月后,第二批游戏过审,包括《最终幻想 X/X-2》《讨鬼传・极》《真・三国无双 7:猛将传》等七款。同时过审的,还有 Xbox One 国行的三款游戏:《水果忍者:体感版 2》《光之子》《型可塑》。

2015 年 3 月 20 日,延期两个多月后,索尼 PS4 国行在中国大陆正式发售,锁服但未锁区。次月,Xbox One 国行更新系统,同样解除了锁区限制,更新后的国行机器可正确识别和运行海外版光盘游戏,但依然只能进入国服和国服商城,而无法切换至外服。

此时距离故宫附近的那场媒体见面会,已经过去九年,中国大陆的游戏市场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在年轻人中间流行,电视作为内容承载平台从年轻人家庭中消退,人们的生活被更快速更易获取的娱乐方式填满,客厅娱乐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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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 Xbox 游戏机原定于 2001 年 11 月 8 日在美国举办首发庆典,负责策划的是爱德曼公关公司。他们遇到一个难题:9 月 11 日,纽约世贸中心遭遇恐怖袭击,阴影尚未消散,在这个敏感当口,是否应该继续推进原计划。

原计划是在纽约和旧金山两座城市同步举办活动,纽约会场设于时代广场的玩具反斗城旗舰店,比尔・盖茨将到场助威,并邀请数千玩家投入一场持续 24 小时的游戏马拉松。如今,计划陷入两难:如果继续推进,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典,是否会被公众指责为麻木不仁;如果取消,是否又会被认为是被恐怖分子的行为吓倒了。

爱德曼公司联系时任纽约市长的鲁道夫・朱利安尼,征询他的意见。朱利安尼建议活动照常举行,纽约市民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这座城市也需要更多的笑脸、更多使人快乐的东西。

因供货问题,首发庆典推迟一周至 11 月 15 日。当晚,时代广场被绿色点亮,玩家从全国各地赶来。比尔・盖茨身穿印有 Xbox 标志的黑色夹克,与巨石强森一同出现在活动现场,两人共同玩了几局《死或生 3》。凌晨,倒计时结束,比尔・盖茨将第一台 Xbox 递给二十岁的玩家爱德华・格拉克斯曼。后者特意从新泽西驾车前来,排了十六个小时的队。

第二年春天,Xbox 在日本、欧洲和澳洲先后上市,年底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发售。中国大陆不在发售计划之中。当时,这是一块封闭的市场,购买力不足、盗版泛滥,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它地方或多或少也存在,而在这里,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游戏不完全是带给人笑脸使人快乐的东西,公众抱着轻蔑甚至敌对的态度看待游戏,政府对游戏也有着极为严格的管制。

所以,首先进入中国大陆的,是生产线。

来源:机核网

特斯拉的钞能力,都藏在工厂里

今年年初,彭博社公布了一组数据,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以周产 8550 辆的成绩力压丰田、宝马、福特等对手成为 “北美生产效率最高” 的工厂。

要知道,这座工厂已经有 60 年历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臭名昭著,生产线上充斥着烟、酒、性和毒品,也一度被认为是通用旗下 “质量、生产效率、出勤率 “最差的工厂,有时候因为出勤率不足,经理甚至需要把醉醺醺的工人从工厂对面的酒吧里拽出来。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八十年代,当时准备在美国大干一场的丰田和想要学习精益生产的通用一拍即合,成立了一家名为 NUMMI 的合资公司,重新启用了这座工厂,在丰田的精心调校下,这座差点被淘汰的工厂重新焕发了生机,2006 年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的 42 万辆。

然而,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通用不得不将 NUMMI 工厂摆上了货架,当时这座年产能达到 50 万辆的工厂建造成本超过 10 亿美元,但最后却在加州政府的斡旋下仅以 4200 万美元卖给了当时刚刚上市的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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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

捡了大便宜的马斯克回来回忆道:“当我第一次踏入这座工厂时,感觉就像是一个小孩子穿了父母的鞋子 [1]”。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和准确,因为当时的特斯拉的货架上只有 Roadster 一款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 Model S/X/3/Y 四款车都大获成功之后,特斯拉的 “体型” 和 “鞋码” 越来越不协调,所以过去三年,一座座庞然大物在上海、柏林和得克萨斯州相继拔地而起。

这些工厂一座比一座大,上个月正式开业的德州工厂占地面积达到 1.2 万亩,相当于 1120 座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如果竖起来,这座工厂比有世界第一高楼之称的迪拜哈利法塔还要高,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 “宇宙第一大厂”。

这些工厂之所以令人赞叹不已绝不只是因为面积和产能,按马斯克的说法,工厂不仅是生产空间,而且是特斯拉最重要的产品之一,是 “制造机器的机器”,这些产品和特斯拉的电动车一样不仅可以” 批量化生产”,还可以升级迭代,也是特斯拉制造的秘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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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形:从车间二楼到内华达沙漠

虽然弗里蒙特工厂是特斯拉买的,但这绝不意味着特斯拉在生产制造方面奉行 “拿来主义”,恰恰相反,从这里开始,特斯拉就走上了自研之路。

和传统整车厂不同,特斯拉从一开始就强调以机器为中心和自动化,在接手 NUMMI 工厂之后,特斯拉花了一年半时间训练了 130 多个生产机器人,让它们能在冲压、焊接、涂装等车间同时执行多种不同的任务。

整个弗里蒙特工厂,最神秘的地方莫过于二楼。在这里,特斯拉开始对产业链不同环节进行垂直整合,大到电芯、电池模组和自动化系统,小到高压线束、显示屏和保险丝,都开始自研。

特斯拉前生产副总裁 Greg Reichow 曾解释道,当一个产业处于发展初期时,自研自产关键零件有三大好处,第一:避免了外包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开发速度更快;第二:缩短产品升级改进的周期;第三:亲力亲为更有利于积累 knowhow,从而构建更深的护城河 [3]。

发布 Model S 之后的一年时间里,特斯拉在全球卖出了 2.2 万辆电动车,但马斯克显然并不满足于此,根据他在 2006 年发布的 Master Plan,特斯拉的下一步是要推出一款价格更加亲民的车型,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瓶颈在于电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扩大规模效应来降低单位成本。

2013 年 11 月,马斯克对外公布,将打造一座名叫 Gigafactory 的超级电池工厂,“Giga” 直译为 “千兆” 或者 “十亿”,代表规模巨大。次年,特斯拉正式宣布联手松下在内华达建厂,目的很简单,一方面是为了保供,另一方面是降本。

当初特斯拉从松下采购电池时,马斯克成天吐槽松下的扩产速度慢、成本又高,是特斯拉前进路上的阻碍之一 [3]。为了把控电池的成本与生产节奏,特斯拉干脆拉上松下共同投资了这座耗资约 60 亿美元的工厂,让最核心的供应商在眼皮子底下生产。

这座工厂也初步体现了特斯拉垂直整合以及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理念。

比如距离这座工厂 300 公里之外就有一座锂矿,更容易获得生产电池所需的原材料;生产电芯的车间内笔直的通道更方便无人驾驶 AGV 车辆通行;此外, 这座工厂还生产包括电机在内的驱动系统,自动化水平已经超过 90%,经过测试之后,它们会和电池包一起被送到 4 小时车程之外的弗里蒙特。

特斯拉负责内华达工厂生产的副总裁克里斯・李斯特表示:“这就像在一座工厂里装了十座工厂 [4]。”

2017 年,内华达工厂正式投产,次年 8 月,一期工厂产能爬坡完成后,特斯拉实质上成为了拥有最大电池产能的整车厂,年产能多达 20GWh,几乎同时,特斯拉拿下上海临港一块 86 万平方米的地块,准备建设第一座海外的超级整车厂。

如果说内华达是特斯拉在生产制造上的一次小试牛刀,那么上海工厂则是一次效率至上的极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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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效率至上的极致演练

上海工厂的关键词只有一个:效率,这种特点不仅体现在施工速度上,同时也体现在厂房设计、物流系统以及生产工艺等方方面面。

在厂房设计上,众所周知,一辆车的生产由冲压、焊接、油漆和总装四大环节组成,一座整车厂的生产动线都是围绕这些工艺展开,弗里蒙特因为历史悠久等原因在车间布局上过于分散,互相之间衔接得不够紧密,再加上不同厂房之间的高低差,导致物流成本增加,同时也会降低生产效率,这是马斯克绝对不能忍受的。

上海工厂果断放弃了这种分散布局,而是将四大车间集中在一个巨大的空间内,使得零部件的流转效率以及土地利用率都有显著提高。

在空间布局上,上海工厂另一大特点在于新增了一个压铸车间,里面有多台 IDRA 生产的 6000 吨巨型压铸机,可以用于生产 Model Y 的车身后地板,将原本需要花费 1-2 个小时把 70 多个零件焊接起来的繁复过程,直接压缩到仅需几分钟的一道工序,省掉了上百个机器人。

最令外界惊叹的莫过于 “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 的壮举。实际上,最初马斯克原本预计上海在工厂两年内投产,但实际上,整个项目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土地平整,六个月就搭好了厂房结构,或许是 “基建狂魔” 的效率过于惊人,特斯拉柏林工厂的总装线也交给了一家中国供应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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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早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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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在供应链上,全球车企一直把丰田的精益生产作为标杆,特斯拉也不例外,这种生产模式以准时制和全员参与改善为特点,通过对上游零部件,现场生产细节以及终端消费市场的精细化管理和预测,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库存。

为了减少库存,特斯拉上海工厂采用了一种高效的物料对接系统。在工厂外围,密密麻麻排列了 80 多道对接集装箱的装卸门,距离产线只有 10 米,源源不断进厂的集装箱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流动库存的功能,通过这种方式,从长三角等地采购而来的零部件可以及时被送上生产线,进而实现零库存。

凭借极高的效率,上海超级工厂在建成后两年内产能迅速爬坡,2021 年第三季度在产量上已经超过弗里蒙特,到 2021 年底,上海工厂总产量超过 47 万辆,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其中 16 万辆出口到了海外市场。

上海工厂作为特斯拉成立以来第一座海外整车厂,除了肩负撬开中国市场的历史重任之外,本身也是一次验证自己能否批量制造超级工厂的机会,在上海验证成功之后,特斯拉很快就在德国柏林和德州奥斯汀开始建立规模更大的工厂。

03
终极:全能的综合体

2017 年,马斯克曾公开表示,他本人对于超级工厂的推崇,来自于 1913 年亨利・福特的流水线革命与之后诞生的胭脂河工厂 [11]。

胭脂河工厂是汽车被发明以来最全能的工厂,里面有一百多座建筑,面积有 540 个足球场大,除了发动机、底盘、轮胎等各式各样的零部件车间之外,还有发电厂、炼煤厂、炼钢炉、轧钢厂等,甚至包括 100 多公里的铁轨,人数超过 10 万,规模相当于一座小县城。

在这里,亨利・福特将垂直整合模式玩到了极致,控制了从原材料到整车的所有环节,在装配线上,平均每 49 秒钟就能下线一辆 Model A,并且把一辆车的价格降到 500 多美元,福特通过这种高效的生产方式以及走量的定价策略攫取了巨大财富,成为第一代 “汽车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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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蒙特工厂的分散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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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得州工厂 “Under One Roof” 布局

上个月开业的德州工厂效仿的就是胭脂河,虽然自制的零部件不像当初的胭脂河一样无所不包,但垂直整合的效率却要甩对方一条街。

从上面两张图可以看出,弗里蒙特工厂是不规则形状,德州工厂是左右对称的八边形,前者的空间布局十分零散,后者的空间利用率显然更高,生产环节更多,但不同环节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凑,用马斯克的话说,就是 “一切都在同一个屋檐下”,能够实现 “工厂的一端输入原材料,另一端输出整车。”

具体来看,在弗里蒙特工厂,压铸车间只有一个小角落,但在德州工厂却变得和冲压车间一样大,这种变化和特斯拉近年来的技术突破有直接关系。

2020 年 8 月,特斯拉在弗里蒙特工厂开始安装一台 6000 吨级的压铸机,当时它还只能生产 Model Y 车身的后底板,但是不到两年时间,技术取得进展,车身前底板也可以 “压” 出来,大大减少了车身零部件的数量,而这无疑会增加压铸机的需求量以及车间的面积。

公开资料显示,弗里蒙特工厂目前拥有两台压铸机,上海有三台,年产能 50 万辆柏林工厂有八台(暂时只有两台),而前不久刚开业的德州工厂即将启用 8000 吨级的压铸机,用于 Cybertruck 的生产,数量增加、吨位增加,因此也直接导致压铸车间面积成倍扩大。

除此之外,德州工厂也将会同时生产电芯和 pack,而且面积丝毫不逊于四大工艺,这是因为特斯拉即将在这里生产 4680 电池。46、80 分别代表电池的直径与高度,多出来的一个 “0” 则代表圆柱电池。这款电池采用全极耳技术(也可称为 “无极耳”),通过增加正负极与外部导体的接触面积,可以有效增加充放电时的电流大小并减少发热。

马斯克在开业典礼上表示,2022 年德州工厂的主要任务就是产能爬坡,而在高效车间布局以及一系列新技术的加持下,德州工厂有望冲击史无前例的,年产百万辆的目标。

04
尾声

一百年前,福特引领了传统燃油车时代,但随着供应链的分工和发展,大包大揽的垂直整合模式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金字塔式的供应链层级结构,如今,在新的电动车时代,垂直整合模式又在卷土重来,特斯拉无疑是其中的翘楚。

但这种模式就一定是唯一解吗?

或许不一定,至少在中国,电动车领域出现了很多玩家,有人可以不要灵魂专门替人代工,有人不造车但是一心想给车企 “交钥匙”,有人想通过底盘来切入,各种模式层出不穷,留给不同玩家的选择也就更多。

来源:远川研究所 微信号:caijingyanjiu

大厂员工被高薪宠坏了?

文 / 小灵 半佛

来源 / 半佛仙人(ID:banfo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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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有个新闻,很有意思。

有位互联网招聘服务网站的 CEO,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说有位互联网从业者来面试,居然要求工资比上一家高,简直是被惯坏了。

这视频在网上可以找到。

做了 CEO 还亲自面试非管理岗位的员工,也是挺接地气的,不过说的话就不太接地气了。

先是说哎呀,被大厂裁员下来的人。

然后说之前 2 万块钱月薪的产品经理职位凭什么就要涨薪 30%,原话是,

“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这代的年轻人都是被互联网行业惯坏了”

“你想一个工作三四年的产品经理为什么会值 2 万块钱,他有什么能力”。

最后总结了原因,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互联网,不是你厉害,是行业厉害。

他这话。

既对,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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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套逻辑是可以说得通的,至少站在他的角度是自洽的。

第一层,都被裁员了,证明过的不好。

有个饭碗就不错了,还敢要求涨工资,属于有点没数。

第二层,之前收入高是因为行业好。

第三层,互联网行业给的工资高,养成了从业者的思维惯性,觉得高工资是常态,没有考虑到自己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推导到前三层,都问题不大,也是事实,毕竟有个人的奋斗,也有时代的红利。

可惜在第四层还没有讲出来之前,就下结论了。

这第四层是。

不是员工 “要” 高工资,而是行业 “要给” 高工资。

不是员工没数,是行业里的公司没数。

商业社会是不讲道德判断的,蒙圈的生意有人做,缺德的生意有人做,犯法的生意有人硬着头皮做,但亏本的生意没人做。

说到底,员工自由流动,大厂自主招聘,工资开多少,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

你就是说大厂在做慈善,故意给从业者高工资就因为心情好,也没人信啊。

一个个平时嘴上都讲市场经济。

怎么一到给人开工资了,不谈市场经济了?

给高工资不是惯着员工,而是不给就招不到人,这就这么简单。

公司计算之后,发现比起招不到人,还是多出点钱效率更高更划算,就是这么简单。

都是打算盘的妖精,装什么纯洁善良?

3

互联网早期发展是个速度竞赛,广袤市场无限作为,比拼的就是跑马占地的节奏。

好,要速度就要多给钱,寄快递加急都要多给钱呢,更何况员工。

高工资带来的高速度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速度,烧胎起步,大干快上。

面对蓝海,谁先动手谁就有先发优势,这时候需要皮糙肉厚的员工来肝。

给普通工资也行啊,那企业就享受 965 的工作节奏嘛,要想马儿使劲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马儿要么用脚投票逃走,要么就出工不出气的摸鱼。

给多少钱,办多少事,自古同理。

隔壁家灯火通明的上项目,你家除了看门大爷其他人都自由活动了,野蛮生长的市场里面是一步慢就步步慢,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关门大吉了。

所以要想在早期互联网行业立稳脚跟,就必须给高工资让员工的 “每日效益” 提起来,抢先一步上线,快人一步布局,决定企业生死。

第二个速度,在于快速吸引人才,同时抢对手的人才。

每家企业都想要有创新能力和战略眼光,做事还非常务实,情绪稳定人见人爱的员工。

这样的员工可以高效的把手上的任务做好做快,但是如今是个分工细化的年代,企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也不是独狼就可以完成的。

那就需要一个团队来推进,构建团队就要花时间,不完整的团队效率是拉胯的,这就要大规模的吸引人才。

人才都知道自己是人才,干嘛来你公司呢?

掏钱呗,来了以后让你工资比以前多 50% 好不好,50% 不开心 100% 好不好,用钱砸出吸引力。

别说期权这些的画饼疗法,那都是已经做大做强之后的模式了,早期谁知道这家互联网公司能不能熬到上市啊。

大家都是明白人,真金白银的每月结算吸引力最大。

每年顶尖高校那么多学生选择互联网行业,看重的就是性价比高嘛;

那么多其他行业的人涌入互联网,也就是看重工资高嘛,在哪里都是打工,还不如去互联网行业这个来钱快的地方奋斗。

不给高工资,就没办法大规模快速地吸引到这些人才,那别说通宵干活了,组织架构都起不来。

扣扣索索的压预算导致一个岗位放出去几个月吸引不到合适的人,累死已经进组的,反过来又吓退准备进组的,拖累效率下来的收益不是节约的几个工资钱就能弥补的。

谁还不会算账了?

4

第三个速度,在于赶快做大摊子好从投资者那里薅钱。

咱们见证了互联网行业前些年的快速发展,成本在扩张期从来都不是战略制定的核心考量。

只要摊子做得大、铺的快,哪怕成本高翻天,利润负的好几亿,又如何?

投资者能看到前景就好,要么相信有一天能统一市场,要么相信有一天会有人接盘,亏损?这是扩张的证据。

所以我看到过街头拉人下载 APP 直接送米面油的线下反哺线上模式,还看到过几十块甚至百块钱的天价关键词搜索报价。

那这些都要员工赶快来,来了使劲干,工资多几千多几万无所谓赶快把摊子铺开才是王道,好实现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模式。

这三层不计成本的对速度的要求,大家品,没有一个是站在员工角度出发的,没有丝毫发福利的意思,就是单纯的、直白的、理性的商业权衡。

我要快,我加钱。

其实不光是互联网,任何行业在快速扩张的时候,都会为了速度给出高工资。

互联网员工没有用胸肌夹住大厂的头,逼着在合同上给出高工资,而是在供需关系这个亚当斯密心心念念的无形的手下,企业只有给高薪,才能在快速迭代的互联网市场里面活下来、做得大、从投资者手里圈到钱。

不存在惯坏,只有你情我愿。

因为你可以不招,你可以卡着低价来招。

没人拿刀逼你开高工资。

5

我知道有人会觉得,那现在互联网流量见顶了,增长减速了,薪酬是不是应该如同这位 CEO 所说的回归常态呢,互联网从业者是不是应该要降低姿态呢?

说法是没毛病的。

但依然是用固化的思维在讨论市场活动。

因为不存在 “应不应该”。

如果互联网企业都不需要快速扩张了,那 “自然而然” 就不会再给出高薪,那整个行业的薪酬 “顺水推舟” 的就会降下来。

公司不傻。

应聘的人也不傻。

公司知道不开这些钱,也能招到人了。

对方面个几次自己也知道市场现状和自己的斤两了。

市场会自然调节价格。

不是应该,而是自然现象。

还是那句话,没有强迫就业选择的时候,市场决定一切。

市场的手深的很远,咱们再举个例子。

刚才聊得是企业面对员工的博弈,咱们还可以引入另外一个变量,其他企业的招聘导致的人才挤兑。

因为互联网行业摊子铺得大,再加上各种大厂中厂小厂把蓝海早就卷成红海了,所以又是人才供需失衡又是相互竞争激烈,这就催生出一种很神奇的竞争手段。

把路都抢过来,让别人无处可走。

在业内,有的把这个叫做防御性招聘管理,有的叫做储备式人才计划,总归就是尽量垄断一个特殊领域的人才,让竞争对手要么招不到人,要么招不全团队。

这些招来的人甚至都不需要给公司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就是养着,只要你不出去,就能让竞争对手减速。

不光要比谁的速度快,还要比谁会让对手慢下来。

以前制造业发达的时候,很多真 * 大厂是通过和学校联手进行定向培养的模式来进行防御性人才培养的,互联网时代没那么多时间来培养,就直接用扫货的形式把市面上的特定人才都网络进来。

为什么要提这个竞争方式呢?

因为这样招来的员工,产出并不高,但是价值很高。

这就回到了招聘网站 CEO 第三层逻辑里面的一个漏洞,“没有考虑到自己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这是在谈定价,在管理学上也是个显学。

直观的感受是价格取决于成本,成本高的自然卖得贵,成本便宜的就价格低一点,然后搭配上合理的溢价作为利润,最终价格就出来了。

套用在人身上,那就是算一算辛苦读书这么多年,交了多少学费、生活费、择校费、补习费,然后根据学历和经验的稀缺程度给个溢价,好学校的就多给点,五年工作经验的就比三年的再多给点,最后就能确定了人才的使用价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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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套理论早就被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看法是,价格就应该是 “放在一个开放和竞争的交易市场中的价格”,别反思自己值不值这个价,市场自然会告诉你应该值多少。

换到人才身上也是一样,行业的薪酬水平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不会因为一个 CEO 的吐槽就降低,除非他能重塑行业供需关系和业内竞争态势。

既然是市场博弈,那谈微观个案就没有意义,要看大趋势。

这位招聘网站的 CEO,也算是熟悉互联网和人力资源的人了,他面对一个来面试的产品经理,觉得对方不值这个月薪,我不怀疑他的专业眼光。

他可以拒绝这个面试者,然后去找其他人,能几千块钱的找到十年工作经验的产品经理是你有本事,可惜这在统计学上只会是一个需要剔除的离群值。

而被拒绝的这位产品经理也不需要气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要因为这次面试说你被宠坏了就真以为行业都是这样了,要流动起来。

只有流动起来,才能感受到自己在 “开放和竞争的交易市场中的价格”。

所以,不是互联网大厂惯坏了员工要高薪,而是高薪是供需决定的,也是互联网行业特性决定的。

你看从业者工资拿的多,其实公司通过快速扩张捞的更多,从投资者那里拿钱更多,挤压竞争对手获得收益更多。

商业世界从来就不存在溺爱,更不存在该不该。

一切操作背后都是赤裸裸的商业逻辑。

大家职业一点,商业一点。

就够了。

专利围猎:中国科技公司前赴后继的 20 年战争

文 / 汪小楼

来源 / 银杏科技(ID:yinxingcj)

春节,本该悠闲的假期,对中国科技公司而言,是一段极其危险的日子。

暗中等待多时的专利猎手们,会给中国企业发出致命一击。此举屡试不爽。

2017 年 2 月,刚刚过完春节,康文森突然以单方面声明公开信的形式向华为致函,要求华为获得其全球专利打包许可。

在国际上,像康文森这种几乎没有实体业务,主要通过发动专利侵权诉讼而生存的公司俯拾皆是,业界也给他们起了十分形象的外号:专利流氓、专利蟑螂、专利鲨鱼。

2018 年,小米雷军就因为 Dareltech 的四项专利侵权诉讼,被邀请于 2019 年的大年初四到美国去 “过年”,大有红拂夜奔雪夜上梁山之苦感。

2020 年春节假期,夏普也对 OPPO 发起了专利侵权诉讼。

得知这一消息,OPPO 知识产权部高级总监冯英,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几个月前 OPPO 已经在和夏普进行谈判,按照一般的专利谈判流程,两家公司会先进行充分的磋商。

围绕着技术和价格,有些公司甚至可能谈上五六年都不会起诉。毕竟,如果能够协商出合理的费用,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得收益。

夏普在制造业里,有过近百年的辉煌历史。

在 4G LTE 专利技术排名上,它仍旧稳居全球前十之列,光是起诉 OPPO 的部分 “标准必要专利” 城墙,就足以让业界望而生畏。

掀翻谈判桌后,夏普马上开始要求 OPPO 上缴高额专利费:每台手机 1 美元左右。按照 OPPO 当时的销量,一年就要上缴 1.5-2 亿美金的专利费用。

顺从夏普的条件妥协和强硬应战两个选项,对于 OPPO 来说,不论怎么选,都很头痛和棘手。

智能手机利润微薄,选择顺从夏普的要求,就意味着 OPPO 要交的专利费,十年都不一定赚得回来;如果强硬应战,OPPO 一旦败下阵来,最终确定下来的专利费,也有可能比顺从妥协来得更高,而且它一定会成为夏普跟国内其他手机厂商谈判的标准。

华为手机业务回撤之后,OPPO 幸运又无奈的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令国内很多知识产权律师都为其捏了一把汗。

这不由让很多人,联想起了多年前中国 DVD 产业覆灭的那段辛酸往事。

DVD 产业之殇

甄文先是国内较早从事 VCD 和 DVD 软件开发的工程师。

他从 1995 年进入爱多,参与开发第一台 VCD 到 1998 年进入步步高,再到后来亲身经历了 DVD 那场产业灾难。

甄文先至今想起都心有余悸,最令他难过的莫过于,这场产业 “灾难”,原本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只因当时没有人重视。

“物理上专利是他们(外资企业)的,但要说编码的发明人其实还是中国人,是万燕公司发明的。”

甄文先口中的万燕公司,是由姜万勐和 “MPEG 之父” 孙燕生 1993 年创立,并在当年研发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 VCD 机。

但两位创始人并没有去申请这项专利,这也导致万燕公司生产的第一批 1000 台 VCD 机被抢售一空后,成为了国内外家电公司早期的解剖对象。

不久之后,万燕公司又将 VCD 生产技术和解码芯片公开,一些国外公司很快便掌握了解码芯片和机芯(光盘读取与驱动系统)这两项核心技术,并进行了技术升级。

包括后来国外公司在 DVD 上采用的激光视盘技术,正是基于 1994 年万燕公司制定的 MPEG-2 标准演化而来。

尽管我们不能单纯地将 MPEG-2 标准定义为 MPEG-1 的简单升级,但这个标准却是实实在在由中国制定,专利权已经不属于万燕公司。

专利权一条通用的国际法则是:谁先申请专利权就归谁。

2001 年,中国的 DVD 出口量已经占世界总产量的 70%。

由日立、松下、JVC、三菱、东芝、时代华纳几家巨头组成的 “6C 联盟”,以及由索尼公司、先锋公司、飞利浦公司组成的 “3C 联盟”,开始以收取专利费的方式,向中国 DVD 产业发起了 “进攻”。

一开始是 6C 联盟要求,中国公司每出口 1 台 DVD 播放机,需向支付 6C 联盟 4 美元的专利使用费,接着 3C 联盟也扣动了扳机。于是谈判条件变成了:中国公司每出口 1 台 DVD 播放机,需支付 5 美元的专利使用费。

6C 联盟从 1997 年就公布了专利,1999 年开始向各企业发函告知缴纳专利费。

在与中国的 DVD 进行专利谈判的一年多里,6C 联盟一直按捺不发,却突然在全球 DVD 市场需求量达 4000 万台,中国制造占 90%的 2002 年发起攻势。

这颇似一场放水养鱼的游戏。

外国公司对专利保护,早已经有了专业的防范应对策略,它们时刻盯着产业界的一举一动。如果没什么油水,就不会打扰你,即便有所 “冒犯”,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等鱼养肥了再捞,这是专利攻防的惯用战术。TD-SCDMA、机顶盒以及 MP3CEBIT 案和 LG 在美国起诉 TCL 侵犯其数字电视专利等,具是如此。

据商务部调查显示,仅 2002 年,我国有 71%的出口企业,遭遇到国外技术型贸易壁垒的限制,有 39%的出口产品因此受到影响,最终的经济损失达 170 亿美元。

当时那些对 DVD 产业发起诉讼的海外企业联盟,则被媒体称为 “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 出击的时间,恰好是 2002 年春节前后,那一年的 1 月和 2 月,数千台 DVD 先后在海关被扣押。

毫无还击之力的中国 DVD 企业,拿不出任何筹码去应对,只能对所有谈判条件言听计从。

2004 年,同为 DVD 论坛成员的汤姆逊公司和 DTS 公司,又发起了新一轮专利诉讼。接二连三的溃败,国外 DVD 依然存在,国内 DVD 行业早已举步维艰。

到 2005 年,一边是我国的 DVD 产量依旧占全球总产量的 90% 以上。另一边却是 DVD 制造商在不断合并、关停,从 400 家迅速锐减至 150 家。

就这样,中国 DVD 产业一步步地沦为了海外的代工厂。

在甄文先看来,中国 DVD 起步较早,万燕公司作为行业领头羊,但凡重视一下专利技术,在那场 “围剿 “中,也不至于到最后,都拿不出像样和对等的谈判筹码。

“专利技术就像战略核武器一样,对企业而言,你可以选择不用它,但必须要拥有它,不然连挨打的选择权都不具备。”

就如原子弹自二战之后一次都不曾用过,它却能在大国博弈中牵制着各方势力,让世界始终保持微妙平衡。

悲剧从未停止

DVD 这段产业辛酸往事,在回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可看作是专利法案的摸着石头过河。

1978 年 7 月,党中央在批复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的一份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 “我国应建立专利制度”。

直到 1984 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专利法》。彼时,距离美国颁布第一部专利法,已经过去了近两百年。

中国那时刚刚脱离计划经济,短视与浮躁依旧盛行,申请专利只图数量不看质量,是中国知识产权体系建立初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甚至《专利法》被很多人看作 “多此一举”。

在企业层面,无论你有多少前瞻性思考,抵不上老板的一句 “申请这个专利有什么用?”

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从迪士尼发言人欧文・奥肯 1989 年的言语中可窥见一二:“我们总是在打官司。”

这句话背后不容忽略的事实是,西方企业早已将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纳入常态化管理。

坊间甚至流传过一个段子:假如有天你被困孤岛,获救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岛上画一个米老鼠,迪士尼的法务将以最快的速度赶来起诉你。

中国不可能独居于孤岛,融入全球化进程,熟悉规则、参与游戏才是正道。1992 年,伴随着复关谈判,我国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在中国专利局专利法研究所的学术性年刊《专利法研究》中,一篇题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修订》的文章中记载到:

“专利法实施七年来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制定专利法是正确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鼓励发明创造,使我国专利保护水平进一步向国际标准靠拢,修订专利法是必要的。”

无奈的是,知识产权这个 “舶来品”,中国和中国企业并没有拥有太多时间去从容消化。

WTO 入世规则、全球经济一体化,虽然加强了国际贸易联系,能让中国企业获取的市场空间更为广阔。但竞争法则的改变,让很多中国企业来不及应对,就已经轰然倒下。

在某种程度上讲,DVD 行业的全军覆没,是中国企业 “向国际标准靠拢” 的一体两面:既要时刻准备挨最毒的打,还要努力拥抱,说最美的情话。

DVD 行业的悲剧故事并未停止,令无数人感到惋惜的 HTC,也是一个因专利而倒下的巨人。

2011 年,苹果公司以侵犯专利为由,将 HTC 告上法庭,要求在美国禁止销售关于 HTC 的 29 款手机。

彼时的 HTC 在北美如日中天,创始人王雪红甚至表示 “如果将来只有两家手机厂商,那 HTC 肯定是其中之一。”

这并非狂妄,因为最辉煌的时候,连苹果都公开承认:HTC 是第一大竞争对手。

但由于 HTC 在专利上 “裸奔”,在与苹果的对决中元气大伤,最终苹果胜诉了,HTC 用了将近一年时间与苹果和解。

随后,“八国联军” 的故事再度上演。

黑莓、三星、诺基亚、微软也纷纷仿效苹果发起专利诉讼,对 HTC 进行全球范围的大 “围剿”。一次又一次的专利纠纷,接二连三的禁售,导致 HTC 的全球市场不断缩小。

时至今日,几乎已经没有人记得,那曾在美国市场上,能与苹果平分秋色的销量冠军。

围猎中觉醒

这些年,几乎所有的出海企业,都遭遇过专利 “围剿”,手机产业更是首当其冲。

2013 年,小米在海外的第一战,便是与有专利流氓之称的 Blue Spike 对决;2014 年小米在印度又被爱立信起诉侵犯专利,并且遭遇禁售。

2016 年,魅族与高通之间又掀起了专利诉讼,面对高额的专利费,魅族一度高调喊冤,大打 “苦情牌”。

在坚硬 “专利墙” 面前,不仅仅是互联网思维不堪一击,就连拥有自研麒麟芯片的华为也无法绕过。

但即便高通再怎么强势,手机厂商在没有找到替代方案之前,也不得不上缴交专利费用。

缺乏专利风险应对能力的中国手机公司,仿佛在最陡峭的悬崖上徒手攀岩:华为、中兴、联想、小米、魅族…… 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接连卷入跨国专利诉讼。

为什么专利战争会集中于手机行业?

手机行业正处在一个时代潮流之上,是各种硬核新技术的集大成者。一部智能手机大概有四十多万专利技术,没有任何一家手机厂商,能做到完全通吃。

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专利可量化,必然会带来手机厂商之间,手机厂商与其它拥有专利技术的公司之间,一场场无尽头的博弈,永不停歇。

也正是一场又一场的残酷血腥专利战争,打醒了无数企业和企业家,他们前赴后继地在拥抱中学习、在隐忍中成长、在发展中壮大,等待时机并反戈一击。

到 2021 年,中国已经成为了真正的专利大国,位列世界专利申请量的前五名。可是专利质量不高,依然是专利侵权保护中的硬伤。

我国专利数量的 80% 以上,都由专利代理机构完成申请,许多企业基于上市等目的申请专利,浮躁与短视也推动着,这些代理机构忽视了专利的申请质量。

在国外,专利授权是专利工作的开始;而在国内,专利授权往往是专利工作的终结。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上大量产品的知识产权都在美国。

任正非曾在公开场合说过,美国科学技术的深度和广度非常值得学习,尽管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在个别领域领先,但中国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

归根结底,专利战争的核心还是在于专利技术本身,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一切只是徒然。

任正非是中国为数不多,头脑一直保持清醒的企业家之一,华为能有今天的江湖地位,离不开他的高瞻远瞩。

《华为的冬天》已成绝唱,海思 “备胎” 计划最热血的时候,甚至也被他泼过冷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冷静、沉着,热血沸腾最终打不赢仗并不管用”。

任正非认为,创新精神值得鼓励,但不要盲目,一定要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或者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

外界所熟悉的华为海思 “备胎” 计划,也并非从源头上开始创新,也给别人交过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是永久授权。

因此,我们要排除一种认知误解:专利权并非垄断,专利战争大多数本身也不属于恶意竞争的范畴。它反而是在以相对公平的方式保护、鼓励创新,推动着世界科技进步和发展。

就如让美国人发怵的 5G 相关标准,源于十多年前一位土耳其教授的数学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两个月后,华为投入了上千人,开始以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

土耳其教授 Arikan 虽不是华为在编员工,华为便拿出大量资金,支持该教授的实验室,让他可以招收更多的研发人员。

十多年时间下来,华为的 5G 基本专利数量排名世界第一。在前两年闹得沸沸扬扬的 5G 专利争夺战中,华为始终不落下风。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拥有的专利技术数量越多就可以稳操胜券,业界有句老话,“没有无效不了的专利”,也往往能决定专利战争的胜负。

第一个 SEP 禁诉令裁定

“无效” 是知识产权界里的一个专业术语。

具体的做法就是从海量的专利文件等公开资料中,找到在先披露专利技术方案的证据,质疑起诉方专利的原创性,撼动其赖以发起侵权诉讼的基础。

在起诉华为的几年前,康文森从诺基亚手里买来了部分标准必要专利,也就是 SEP(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它作为战略性储备资产价值巨大,企业一旦拥有,相当于 “家里有矿”。

最近 10 年里,一个真实且稳定性较高的 SEP 专利族交易价格均价,常常在数十万到数百万美元之间。

在通信领域,每一件终端产品都汇集着上万个专利技术,SEP 许可费已经成为通讯企业绕不开的 “入场券”。

但在 “技术锁定” 的背景下,SEP 同样是一堵高墙:它可以决定是否允许他人使用专利,还可以决定他人能否进入相关技术领域与市场。

SEP 费率怎么收?收多少?此前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面对海外的长臂管辖,常常只能被动应对。

围绕着许可费率,华为和康文森其实也磋商了很多年,但谈判只是常规流程的第一步,康文森还是在英国和德国,将华为告上了法庭。

当时康文森给华为提出的中国许可费率,比南京知识产权法庭裁决的,高出了十几倍。

在与康文森沟通的 3-4 年间,对方 11 个带 CN 专利的专利族的专利许可费,有 8 项中国专利被华为 “无效” 掉了,随后华为又发起了反击诉讼。

在华为的申请下,2020 年 8 月,中国最高法院裁定,康文森不得在最高法院下达最终判决之前,申请执行德国杜塞尔多夫做出的一审停止侵权的判决。

这是中国做出的第一个 SEP 禁诉令裁定,入选 “2020 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此前由于中国未曾引入禁诉令制度,且对禁诉令没有任何反制措施。

面对这种国际专利争端,只要境外法院发起一纸禁诉令,中国企业立刻就会失去司法保护,只能选择撤诉或私下和解。

这种被动押上谈判桌的经历,中国科技公司过去习惯了。

如今,中国法院也开始使用禁诉令了,无疑给之后处理此类国际诉讼的中国法院,带来了指导性意义。

而华为与康文森一案的最终裁定,为接下来 OPPO 与夏普的专利拉锯战,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华为之后,OPPO 反击

围棋宗师吴清源讲过一个著名的 “围棋理论”:你围你的地盘,我围我的地盘,没有任何厮杀,最终高下立见。

OPPO 创始人陈明永很喜欢吴清源这句话。更重要的是,作为曾经 DVD 行业的从业者,他亲眼见到过一个行业因为知识产权而倾覆。

他明白,如果在专利布局与研发上不能加大投入,OPPO 迟早会为他人作 “嫁衣”,失去根基。

2014 年,在海外市场飞速扩张的 OPPO,引入了一位知识产权负责人,就是前文所讲的冯英。

冯英职业经验丰富,华为曾是他的老东家,在华为任职期间,参与过各种各样的专利战争,也喜欢将 “围棋心法” 运用于知识产权诉讼的战场上。

华为手机业务不再是重点后,他明显能感觉到专利火力朝 OPPO 头上集中了过来。2022 年第一季度,他和团队在处理着数百个专利案,其中诺基亚一家就有 40 多个案子。

全球的知识产权诉讼战涉及多个维度,在他看来,赢面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预见的,需要苦练内功,统筹全局步步为营,以链条式的布局制造化学反应,制衡对方。

夏普发起诉讼后,几经权衡 OPPO 迅速做出了决策:不能一味妥协任人宰割,也不能鱼死网破,最好的方式是边打边谈。

而夏普在专利战场上,战斗力一直强悍。

熟悉我国面板生产线建设的人可能会记得,2007 年前后它在深圳、上海的两次 “搅局”,将我国高世代显示面板生产线的建设,推迟了 2-3 年。

尤其是被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收购后,夏普的终端产品变少,大规模的对外专利诉讼逐渐增多。

夏普起诉 OPPO 的部分专利技术,之前已经立下过赫赫战功,其中就包括已经与奔驰母公司戴姆勒集团,达成授权许可的 LTE 通信标准专利。

富士康的 IP 负责人周延鹏甚至在媒体上表示,大陆企业这边 “不打是不会服的”。

据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宋献涛回忆,夏普刚开始就拿出了标准必要专利这个 “核武器”,意欲快速解决战斗。

夏普在德国慕尼黑起诉 OPPO 时,深圳中院也在 OPPO 的申请下签发了禁诉令。然而仅仅在禁诉令发出的 7 小时后,慕尼黑第一法院便签发了 “反禁诉令”,责令 OPPO 公司申请撤回深圳中院的禁诉令。

但深圳中院并没有通过保全裁定,要求夏普撤回 “反禁诉令”,而是发起了世界上的第一起 “反反禁诉令”。

一个禁、一个反、一个再反…… 这一来一回,像极了 “反弹 + 反弹无效 + 再反弹……” 的弹珠游戏。OPPO 与夏普在欧洲战场上 “无限套娃”,在日本东京和中国台湾,OPPO 也向夏普发起了反诉。

2020 年年底,在夏普发起诉讼不到一年时间,深圳中院针对 OPPO 诉夏普案做出管辖异议裁定,确认了中国法院对标准必要专利全球的许可费率具有管辖权。

这是国内法院首次以成文裁定的形式,确认中国法院对于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

此时,夏普在主战场上的颓势已经显现,假如全球许可费率再继续判低,全球收费标准也将随之降低,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于是,夏普又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

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全球许可费率” 一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一方面代表着管辖权,另一方面又与国家自身经济实力相关。

在此前的跨国专利博弈中,制定国际标准的主动权一向是被发达国家所把持。直到近两年,中国知识产权界才演化出一个新的话题:全球许可费率。

如今,中国开始主动对海外法院的长臂管辖做出反制。

2021 年中国《专利法》又作出了最新修改,这意味着中国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规则的制定。

对这场争端的发起者夏普而言,被判 “全球许可费率”,则意味着理论上将在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应按照统一费率收费,而夏普所要求的过高的专利费,一定不会得到中国法院的支持。

8 个月后,夏普向最高院提起的上诉最终被驳回。

此时,形势已经彻底逆转。来自全球各地的捷报纷纷传到 OPPO 总部。在双方一年零九个月的专利纠纷期间,OPPO 一共无效掉了数十件夏普涉诉专利和中国同族专利。

OPPO 发现夏普在日本销售的手机用到了 OPPO 的快充技术,因此又反诉反击攻下了夏普最重要的两座城池,日本和台湾。

和平终究是打靠出来的,据业内人士告诉银杏科技,夏普与 OPPO 目前已经达成了和解。

未来不再让人惧怕

往事并不如烟。

纵观这些年的专利战争,中国企业从被动挨打到寄人篱下,从积极参与到制定标准,再到与日俱增的专利话语权。

激励人心和九死一生的故事,在不断交替拉开和落下帷幕,虽然有太多人已经远离舞台中央,但属于专利战争的金戈铁马还会一直书写,历史不会遗忘他们。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利战事被写入教科书,华为、OPPO 等中国企业纷纷选择拿起 “枪” 的同时,也在扩充自己的专利 “武器库”。

据中国通信院最新发布的《全球 5G 专利活动报告(2022 年)》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球声明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超过 6.49 万件,有效全球专利族超过 4.61 万项。

有效全球专利族数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依次是华为、高通、三星、LG、中兴、诺基亚、爱立信、大唐、OPPO 和夏普。华为有效全球专利族数量占比为 14%,以较大的优势排名第一位。

如今 OPPO 全球的专利申请达到了 77000 件,授权专利大概有 38000 件左右,5G 专利全球排名第九;OPPO 和苹果也在推动下一代的视频专利池建设,形成 “专利联盟”。

这也意味着 OPPO 已经开始思考 “专利变现” 和付诸实践了,目前看起来其策略相对比较保守,没有 “点对点” 狮子大开口,而是放进专利池分成。

OPPO 的快充技术已适度向 40 多个公司收取专利费,在影像、AI、天线和折叠屏(Find N)这几个重点领域 OPPO 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不过,夏普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OPPO 又被诺基亚拉向了另一个新战场。

2021 年,诺基亚以一项关于蜂窝标准必要专利的更新协议,以 OPPO 为突破口,发起了诉讼,向整个手机行业索要包括 3G、4G 和 5G 在内的高额专利费。

在手机行业看来,这个做法有些 “狮子大开口”。

在诺基亚的这一波专利诉讼中,小米公司也赫然在列。vivo 则在一些地方向诺基亚提出反诉。

据可靠消息,小米已经妥协递交了投名状。OPPO 于今年 3 月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提交了一项针对诺基亚 US10,701,588 专利的复审 IPR,用行动挑战这件专利的有效性。

入世 20 年, DVD 的产业悲剧早已埋入故纸堆,一场场专利战争仍然历历在目,血腥中总是充满 “落后就要挨打” 的警示预言,中国企业不应该也不会忘记那些伤痛。

但也不要因此记恨,丛林法则它也总是推动着商业文明稳步向前,电影《教父》里有句经典台词: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

唯有敬重对手,持续投入科技研发,未来才不会让人感到惧怕。

小米的高端化成功了吗?

文 | 严张攀 编辑 | 张泽一

来源:有数 DataVision

高不成,低不易 —— 一句话道出了小米近几年来最大的困境。

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当人们手中的 iPhone 开始变的卡顿的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是不是这台手机用太久了?而当小米开始卡顿的时候,却会怀疑这芯片就是不行。

2021 年年底,小米创始人雷军在小米 12 的发布会上宣布,小米将在产品和体验上,全面对标苹果向苹果学习,但用户并不买账。

3 月 22 日晚,小米集团公布了 2021 年财报,在当年上市之时被定义为互联网公司的小米,最新一季人均消费仅有 14.3 元,而它对标的苹果,人均消费超过 70 元。

华为的退出给手机市场留出了一块肥肉,小米在当时是被寄予厚望的种子选手,但到头来,不仅肉没吃到多少,提出的战略也到了需要自省的时候。

华为跌倒,小米没饱

2021 年 7 月 16 日,雷军在微博上宣布了一个 “天大的好消息”:第二季度小米在全球智能手机的市占率超越了苹果,晋升全球第二。当初人们预言的 “小米接棒华为” 似乎逐步实现,尤其在欧洲市场,小米的份额一度也上升到了第二位。

不过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实现。

不是说小米不努力。早在 2019 年,小米就提出了高端化策略。一个标志性的操作,便是剥离了红米,采用了双品牌策略。用雷军的话说,红米专注极致性价比,主攻电商,而小米则专注中高端和线下的新零售。

说到底都是为了利润。既然雷军坚定地声称不可能涨价,那么高端化之路势在必行。在这一方面,雷军确实有在努力,前有自研芯片,后有自建工厂。2021 年,小米 12 发布之时,雷军喊出了那句 “小米高端手机正式对标苹果”。而在这之前,小米 10、小米 10 pro 和小米 11 系列,价格已经从 3000 多元涨到了 6000 多。

但一顿操作,终究难掩这份年报的颓势。

2021 年,小米智能手机实现总营收 3283 亿元,同比增长 33.5%,整体出货量达到了 1.9 亿台。具体到高端智能手机(零售价 3000 元人民币或 300 欧元以上),小米的出货量超过 2400 万台,一看占比,13%—— 与一年前华为退出时相差无几。

华为确实让出了一块,它的市场份额从 2020 年的 13% 下降到了 6%,但把握机会的不是小米,而是苹果。小米仅提升了 2%,获取的份额与 OPPO 相当。

“华为的退出把小米推到了前排,但问题是小米是否具备了成为第一梯队的实力 [7]。” 一位小米国际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

还有一个重整山河的对手 —— 荣耀。

在经历了半年多的阵痛之后,荣耀在 2021 年三季度实现了逆袭翻盘。根据知名统计机构公布的 2021 年 Q3 国内智能手机销售情况,荣耀手机出货量达到 1420 万台,环比大增 96%,重回市场前三。

荣耀 CEO 赵明面对国产手机市场下滑的局面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友商过度备货是有风险的。如果我们快速崛起,他们压那么多货就成为库存了。智能手机行业,没有饿死的,只有撑死的 [6]。”

结合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番话可谓非常诛心了。

用户来了,却不花钱

在小米,手机不光是用来卖货赚钱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获得用户,让他们继而使用小米的互联网服务和周边产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小米光靠卖手机是很难获得高利润的,即使高端机也是如此,因为它的品牌溢价有限。同样是卖 1 万元,苹果能赚 6000 元,而按小米集团 18% 的毛利来看,可能赚 2000 都不到。

在小米的商业模式当中,是以小米手机作为起点,通过 IOT 设备构造生态链,强化用户体验,构建完整的流量闭环,最终通过互联网业务进行变现。

按照常理推断,高端化能够争取到消费力更高的用户,从而在互联网服务里获得更多收入。

观测这一变现路径是否走通,客均消费额这一指标对小米来说非常重要。但结果呢?自 19 年末以来就开始下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自然是因为高端手机占比仍然偏低,其次则是小米用户的消费能力低于预期。

小米的营收结构分为智能手机、IOT 和互联网三大业务。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手机营收维持稳定增速、IOT 和互联网服务营收占比提升。这意味着手机获得了更多的用户,而用户把手机作为流量入口,进一步消费了后续服务。

但事实上,IOT 和互联网的收入占比却并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

再看小米 MIUI 的月活净增量,与 IOT 与生活消费业务收入也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关系。

据此可以进行合理推断:很多用户只是单纯的白嫖小米手机的 “性价比”,并没有加入小米的生态链中进行消费。

根据年报显示,小米最新一季的 ARPU 为 14.3 元,隔壁美团外卖都有 40 多元的 ARPU。而小米的对标对象 —— 苹果,2020 第一季度的 ARPU 超过 70 元人民币。

这样来看,光自己对标苹果还不够,还得想办法让米粉对标果粉。

这极低的 ARPU 值一方面是由于小米手机的海外用户消费显著较低,据测算仅有 4.22 元左右,显著拉低了集团的平均值,而更为重要的,可能得从小米自身的历史里面找原因。

抹不去的标签

小米高端化受阻,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没有在消费者心中提升品牌调性,二则是在卖手机的线下渠道上姗姗来迟。

2021 年 2 月 3 日,在微博上相当活跃的雷军,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小米发布一款万元的高端手机,你会买吗?

微博下面捧场的言论不少,但现实却相当骨感。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小米没少推出高端价位的手机,但从它的平均售价迟迟未能有所突破,始终在 1000 元左右徘徊。

如果把财报的数据翻译成文字,大概是这样的:买小米本来就是因为性价比,如果要花费 5000 甚至上万,那么为什么不选择苹果呢?

成立之初,小米靠着 “性价比” 快速打开市场,但是这种 “低毛利” 的打法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小米最终也被其 “极致性价比” 反噬。

一方面,这种定位让小米耽误对高端产品的研发。以手机的核心部件,芯片为例,小米虽然已经成功自研澎湃系列芯片,但仅在其低端手机 5C 上应用过,并且市场寿命仅有短短半年。而其旗舰数字系列,用的一直都是骁龙系列芯片。

而反观其对标对象苹果,其自主研发的 A4 芯片,不但早早的在 2010 年,就已经应用在自身的旗舰手机上。而且,在 WWDC2020 大会上,随着库克宣布苹果电脑将采用自研芯片 M1 MAX,成功实现全产品芯片均为自研。

另一方面,标签不是想撕就能撕的。

与雷军问卷调查 “万元机” 相比,大家记忆最深刻的,还是他对性价比的强调。

比如他一直念叨的 “小米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2017 年,他说 “最孤独的感觉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劝我把小米产品卖贵一点,我觉得大家不了解我的想法和追求。”2020 年,还有小米高管说过这样的话:“小米认为未来的天下,得屌丝者得天下,得年轻人得天下。”

在高端化已经摆上日程的情况下,还有这样的话语,小米的品牌建设道阻且长。200 万换得掉 logo,却很难更新人们对品牌的心理定位。

至于渠道,小米是一家拥有互联网基因的公司,这种基因也体现在其销售手机的渠道上。初创时代的小米,甚至只在线上销售。

但在中国,超过 80% 的手机都从线下渠道销售出去。对于手机品牌来说,在线上流量红利枯竭后,线下渠道足以决定一个品牌的生死存亡。不仅如此,线下渠道的体验对提升品牌影响力有深远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线下渠道帮助 oppo 和 vivo 取得的成果。

2016 年 3 月,首家小米之家开业,但是相较于其他品牌,小米线下渠道布局,属于是姗姗来迟。(我们曾在《小米之家,雷军之痒》一文中详述了小米线下的布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移步阅读)。到 2020 年,国内手机市场,线下渠道销量占 70% 以上,而其中小米只占 7%。

小米在 2019 年改革了渠道,采用了小米之家旗舰店 + 小米之家专卖店 + 小米之家授权店三种模式。其中,前者是小米自营,而后两者都是加盟的方式。

三种线下门店虽然极大的提升了开店效率,但也带来了两个弊端。一是高企不下的销售费用造成对利润的损耗,小米的销售费用两年实现翻倍,达到 209.8 亿。与其 220 亿经调整净利润旗鼓相当。其次则是三种模式的店在服务体验上各不相同,并呈现出递减的关系。

去年 10 月,有人质疑小米销量增长与线下门店增量不匹配的问题。雷军给出的解答是需要时间的验证。半年过去了,结合最新的数据来看,小米的线下之路仍未走通。

尾声

虽然雷军又一次喊出了破釜沉舟的宣言,要压上人生全部的荣誉,为小米而战,只是这次奋战的目标不是手机,而是汽车。

目前,小米汽车业务研发团队规模超过 1000 人,预计在 2024 年上半年正式量产,首期投资 100 亿元人民币,预计未来 10 年投资额将达 100 亿美元。

第一梯队的蔚小理都已经朝着盈利进发,雷军的车,还停留在概念之上。同时,小米的手机基本盘,似乎也不是那么稳固。

想当年关羽也是这么想的:我先集中兵力打下樊城,再回过头来救荆州。

电动车有点类似几年前的手机市场

@北京塞冬: 关注了几个新车的新闻,蛮好玩:

1、理想 L9 卖到 45-50 万,作为有娃的三代同住家庭,3 块大屏、4 个杯架、冰箱暖箱、功率堪比电炉的音响、满座的通风加热等等,对我的吸引力蛮大(当然大概率不会买)… 个人估计卖得不会差。
2、比亚迪汉 DMI/DMP 价格出来后,骂的赞的声音都很大,个人觉得 —— 骂归骂,卖得应该也不会差。
3、百年福特新款萌丢,2.0T 6 秒车,“4K” 大联屏,丐版下探到 16 万(虽然可能这配置不产),能感受到满满的针对中国市场优化的诚意… 但个人觉得 —— 销量说不定还是扑街 [doge]

现在有点类似几年前的手机市场,那会的三星粉丝是懵逼和不解的 —— 屏幕 / 处理器 / 摄像,我三星都是顶级,我全系防水你没有,我同配置比你轻薄,我产能充足不用抢,我针对中国市场需求定向设计了多款高性价比产品,比你便宜,为啥销量还是扑街?一定是中国厂商营销大法太洗脑,中国消费者民族主义太过剩 blabla

现在的市场很割裂:
1、收入差距拉开,用户群差异拉大:一波是 “不差钱用户”,需求是在预算确定条件下,追求先进、差异、逼格;一波是 “性价比用户”,先确定需求下限,再寻找给定条件下最具性价比产品。
2、产能不足,原材料暴涨:同样的产能,肯定优先供应高价、高毛利产品,对产品规划提出挑战。

对一些厂商而言,基于上述两点,拆解下来的动作就是 —— 优先抢 “不差钱用户”,在 25-50 万区间和 bba、以及其他合资品牌的中高端车型作战,类似当年 P/Mate 通过差异化产品力一点点撬动 iphone 份额。对另一些无法做到这点的厂商而言,就是相反路线,继续啃 “性价比”。

最后,就是不同路线的厂商、用户、粉丝群之间互道 SB,各走各的路,就像三星 / 联想 / MOTO / 苹果 / HOVM 用户之间互相不理解。

但大趋势还是大差不差。

据说:
1、3 月新车的新能源渗透率实时数据继续上台阶。个人还是保持之前的估计,今年某个时间点,新能源在新车里的渗透率会逼近 3 成,纯电逼近 2.5 成。
2、BYD/TSL 订单继续高歌猛进,产能提升快,但还是远赶不上订单增量。今年看 BYD 从几月开始成为全国最大车厂,以及 B 和 T 两家谁比谁的全球总销量高。

PS:无理想股票、无福特股票,BYD 股票占仓位不到 3%,不是这三家的车主,短期内也无意买这三家的车。

共享充电宝,拐进死胡同

文 / 柠檬 编辑 / 月见

来源:资本侦探(ID:deep_insights)

每天都处在焦虑的边缘。

“现在不搞加盟代理就活不下去。” 某共享充电宝招商人员陈田告诉「财经新知」,“充电宝几乎全部沦陷为代理模式。”

翻看充电宝上市第一股怪兽充电宝的官方账号,几乎每天推送的文章都离不开加盟二字,如 “共享充电宝百元代理可开启创业”“共享充电宝代理还有市场吗?”“共享充电宝代理如何月入十万”……

陈田表示,除了头部品牌会对代理商抽成,大多品牌都不再抽成。这也就意味着,新晋玩家的生意,已经完全沦为批发充电宝生意。

目前,共享充电宝行业三家头部企业 “小竹兽”(小电、竹芒、怪兽)均已转入代理模式。“抛弃” 笨重的直营模式,转为更加轻便的代理商模式,背后反映的是这门生意已经走入规模不经济的阶段。

近日据媒体报道,小电科技预计裁员约 2000 人,约占公司总人数的近 40%,随即小电科技对该消息进行否认,称主要是在进行业务调整。这样苍白的解释很难掩盖 “小竹兽” 们陷入焦虑的事实。

上市的股价暴跌,没上市的被曝亏损、裁员。赚钱却不吃香,在共享充电宝业务以外,“小竹兽” 纷纷开始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但缓慢生长的第二曲线,真的能成为 “小竹兽” 的下一个拐点吗?

 01

  “小竹兽” 走出红利期

如今国内共享充电宝市场 “小竹兽” 的格局已经基本稳定。

参考以往的故事模板,一旦市场格局稳定,就能够结束烧钱,进入收获阶段,但共享充电宝的 “钱景” 在涨价声中看似一片光明,实际上已是一地鸡毛,与最初的火热截然不同。

小电科技的招股书再次沉没在港交所,2021 年 4 月以后,再无消息。这是小电科技的第二次失败,CEO 唐永波曾在 2021 年 2 月的内部信中表示,“疫情对公司业务已造成致命打击。” 据其招股书数据显示,2018-2020 年间,小电科技仅有一年实现盈利。

2018 年,这个刚走进爆发期不过一年的行业迎来第一次大洗牌,面对头部企业的绝对优势,大量中小厂商集体撤退,甚至连美团也放弃了这项逐渐边缘化的业务,三电一兽(街电、搜电、小电、怪兽)带领行业走进寡头垄断阶段。

2020 年,美团卷土重来,并未如当初大量行业人士预言的那样 “对共享充电宝品牌形成降维打击”,美团充电宝曾发布公告称将 “自力更生,绝不啃老”。据业内人士分析,美团指定商家使用美团充电宝并非难事,但充电宝业务本身并不值得美团进一步激化与商家之间的矛盾。

然而美团在线下渠道的绝对实力依旧不容忽视。2020 年初,多家媒体报道称,为提高共享充电宝的线下覆盖率,美团开启了 “百城大战”,在超过一百座城市进行地推,其事业部规模达千余人。

2021 年 4 月,怪兽充电率先上市,当晚,搜电、街电宣布合并为竹芒科技,凭借代理模式在下沉市场的优势,在共享充电宝赛道处于领先地位,甚至隐隐掩盖住 “共享充电宝第一股” 的风头。这似乎是共享充电宝最后的高潮,此后的故事肉眼可见地走向低谷。

已上市的 “共享充电宝第一股” 怪兽科技略显狼狈,股价下跌近九成,市值蒸发超百亿元人民币,从其财报数据中,也能更清晰地看到整个行业的焦虑。

2021 年第三季度怪兽科技净亏损 7940 万元人民币,而去年同期的净收入一亿元人民币,关于第四季度的收入预告,怪兽科技也表示,考虑到疫情的潜在影响,第四季度收入或许将在 8 亿人民币左右,即预计较本期收入下降超过 10%。

成本不断增加也是共享充电宝业务较明显的趋势,2021 年第三季度怪兽科技收入成本、营销费用均上涨 20% 以上,怪兽科技称,POI(商户站点)范围扩大以及合作伙伴奖励增加是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

近日据媒体报道,小电科技预计裁员约 2000 人,约占公司总人数的近 40%。同时有小电员工在社交平台透露,公司已转向代理人的模式,“鼓励” 员工脱离公司,成为地区代理人。竹芒科技也被爆出内部出现难以融合的问题,多位部门一级负责人宣布离职。据《财经周刊》报道,有竹芒离职员工称,“原搜电团队已经把原街电团队‘干掉’了,内部情形蛮惨烈的。”

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在充电宝的细分赛道似乎还没跑通,在如今已是一片红海的市场中,“圈地运动” 愈演愈烈,头部企业疯狂地内卷导致扩张成本上升,恶劣的市场环境下,这一行业已经走进规模不经济的阶段。

 02

  卷死自己,累死同行

这是一门强烈依赖线下站点密度的生意,在共享充电宝地图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地点的共享充电宝价格差距较大,即使是位于同一商场,每小时单价也会在 3 元到 6 元之间浮动。

在人流量不是很大的地方,共享充电宝的盈利非常有限,同时近两年提现也出现拖延推诿的情况。不少商家已经把共享充电宝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仅期待它能够为自己引来一些客人。

陈芮告诉「财经新知」,共享充电宝在商超非常受欢迎,“大型商场里的充电柜很多,有商店里的,也有商场自己弄的。”

“充电是真的慢。” 陈芮对共享充电宝怨气满满,一个小时三块钱,逛了两个小时准备卡点还,却发现手机电量仅上涨了 30%,“用的时候可能遇到坏的、没电的,还的时候也不会很明显地提醒你是否归还成功。”

逛街时陈芮很难感受到时间流逝,除非自己定闹钟,否则往往等她意识到要归还时就已经超出自己预想的时间,“有时候一次就得十块钱,哪怕超出一分钟也会按一小时来算。” 但她最难以接受的问题是,手机没电就扫不了充电宝,没有充电宝手机就开不了机,“这就是个死循环,要是跟朋友一起还能借她们的手机扫。”

当问及是否会对某一家品牌有较深刻的印象时,陈芮表示,只认得美团。“一般都是逛街途中看到了就借一个,需要自己找地方的时候一般都用美团搜站点。”

由于鲜少有品牌会与店家签订买断协议,一家店内有时会有多个品牌的充电柜,这时就需要去辨认一下充电宝的牌子,以免还错。“有次就是没留意牌子,还错了,后来过了几天才发现扣了我 99,而且充电宝也没在我手上。” 陈芮至今对这件事都耿耿于怀,“亏死了。”

为了 “抢” 优质站点,在直营模式下,品牌会许诺出高到不合理的分成,据业内人士透露,在 “圈地运动” 最火热的阶段,甚至有过百分百让利的 “自杀式” 分成,优质站点的分成也能高达 70%-90%。

为了圈地,商家得到高分成,但品牌依旧需要盈利,最终的压力只能给到用户,从 5 毛到 3 块,部分热门站点以及节假日的景区甚至会出现 10 元每小时的共享充电宝。疯狂的涨价引发了监管部门注意,2021 年 6 月,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会同反垄断局、网监司召开 “共享消费” 领域行政指导会,要求企业增强合规意识,规范价格行为和竞争行为。

在涨价之外,共享充电宝乱收费的问题也格外严重,在黑猫投诉、电诉宝等平台,小电、怪兽充电等均拥有数以万计的投诉,其内容超过九成都是乱收费。

来自资本市场的信号或许更加直接,2017 年行业爆发时,40 天内发生 11 笔融资,近 35 家机构先后涌入,融资金额累计达 12 亿元,融资效率是 2015 年共享单车兴起时的 5 倍。但这种疯狂如昙花一现,此后四年内,整个行业融资数量累计不超过 10 次。口碑山河日下,资方不再跟进,这一门不被看好的刚需生意,开始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03

  第二曲线,难以预见的未来

共享充电宝的生意不够牢靠,已经成为业内默认的事实。

大屏智能手机在为用户带来使用体验升级的同时,续航问题也常常被诟病。2017 年,在共享充电宝刚出现时,方正证券曾认为,共享充电宝是一项高频次的刚需生意,预计行业总体潜在空间约百亿量级。某第三方数据平台也曾相信,除了受疫情影响的 2020 年,未来几年行业仍将保持 50%-80% 的高速增长趋势。

然而,高频刚需的定义,恐怕未来将不再适用于共享充电宝业务。近两年,手机厂商已经扎堆在一代代更新的手机中探索 “快充”“续航” 等电池问题,在招股书中,怪兽充电曾坦诚地表示,如果手机电池升级,会对其业务造成影响。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进步,共享充电宝在未来注定会是一门逐渐走向低频的生意。

除此之外,入行门槛低也是共享充电宝行业较为明显的特征,在淘宝平台能够轻易搜到不少品牌售卖的商用共享充电宝设备,商家无须与厂家分成,仅花费不到一千元就能够 “加盟”,开启共享充电宝业务。

共享充电宝该如何走向下一步,玩家们大概已经有了方向,至少 “小竹兽” 三家头部企业在计划表中,已经纷纷写上 “第二增长曲线” 的项目,公司定位也从 “共享充电宝企业” 转变为 “科技消费企业”。

率先上市的怪兽充电已经开始 “不择手段”,2021 年初跨界开发白酒品牌 “开欢”,开店一年,其淘宝旗舰店仅有五款产品,其中月销量最高的一款,仅 37 人付款。

走下沉路线的竹芒俨然是共享充电宝中的拼多多,但广泛的布局也并不能为其带来绝对的优势,着急地转向无人销售等业务。2021 年 5 月,竹芒科技董事长兼 CEO 梁凯向媒体表示:“(竹芒将)向着全场景、全产品、全渠道、全覆盖的消费场景智能基础设施制造商和运营商挺进。”

两次上市失败的小电科技也明显意识到共享充电宝生意已经很难说服市场,2021 年 5 月的招股书中,小电科技表示,公司计划与短视频公司进行战略合作,为点位的合作伙伴及其他商家提供短视频及直播营销解决方案。

此外,据小电科技在招股书中透露,公司已研发出包括云端硬件管理系统、CRM 和 ERP 系统、数字化供应链系统,以及业务拓展运营管理等数字化工具,将瞄准企业服务赛道持续发力。然而,互联网巨头们一直未攻破的企业服务业务,仅凭小电科技一直不超过 2 亿元的研发投入,恐怕很难顺利前进。

不 “香” 的共享充电宝生意和缥缈的 “第二增长曲线”,让 “小竹芒” 们已经进入迷茫期。

或许共享单车们的结局能对 “小竹兽” 们有些启发,走进规模不经济阶段后,并入大厂会是最终归宿吗?

大厂回报缩水

作者 | 唐亚华 编辑 | 黎明

来源:深燃

“你的年终绩效为 C,年终奖为 0。” 听到 HR 宣布完结果,王嘉意识到,20 多万元的年终奖泡汤了。“知道了,我不接受,我会进行申诉。” 他回答道,无奈却又带着一丝倔强。

王嘉今年 36 岁,是互联网老人,曾在京东、网易等公司担任总监,现供职于某头部互联网房产公司。至于绩效不合理的理由,HR 的回复是:“我们知道你的产出,这次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有人投诉你不合作。” 当他继续问及是何具体投诉、对公司造成了什么影响时,对方没有正面回答。

过去二十年,一大批企业乘上互联网的东风,飞速发展,登上资本市场,市值飙升,企业地位也大幅跃进。与此同时,互联网公司以高薪、高福利,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才。有人借此实现了财务自由,有人从社会底层走上了金字塔尖。各类互联网公司,也将最佳雇主等奖项拿到手软。

但时至今日,狂奔多年的互联网行业还一切如旧吗?

近年来,听到最多的与互联网相关的声音是福利收缩、薪资下滑,还有时不时曝出的裁员消息。事实上,信号已经很明显,过去两年来,互联网行业招聘需求大大下降,不少公司日常餐饮、奖金收缩,年终奖变成未知数,就连合同上承诺的期权,也可能分分钟因为一些理由不予兑现。

随着互联网红利见顶,打磨核心竞争力,真正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才,才能端稳自己的饭碗。

初级缩水:

取消房补、免费餐、下午茶

曾经有人说,国内互联网公司像上个世纪包吃包住的工厂,承包了员工的基本生活。如今,这种现象正在被打破。

某短视频公司员工栗子告诉深燃,公司在 2021 年底取消了房补、免费的食堂三餐和下午茶。

栗子提到,影响比较大的是真金白银的房补,原本租房在公司附近的员工每个月有 2000 元的补贴,2021 年底,这项福利取消了。同时,此前公司食堂免费供应早午餐,晚餐只需要一张加班就能获得的能量券,几乎等同于食堂的餐食、水果、饮料全部免费供应。

调整后,食堂的所有菜品都明码标价,吃一顿午餐平均花费在 20 元 – 30 元,连打包盒都收费 1.5 元。另外,以前公司在下午三四点会供给下午茶,包括水果、零食、饮料,调整之后也没有了。折算下来,栗子每个月少了 3000 多元的实际收入。

栗子回忆:“当初面试的时候,HR 就拿这些福利来压工资,美其名曰福利也等于钱,结果现在福利都没了。” 另外,她和同事们现在换工作谈薪资时,对方根本不理会这些福利,只参考实际薪资,算下来很吃亏。

经过此事,她算是想明白了,以后再找工作,“跟我扯这些合同上没有的福利,我可不认。”

某互联网出行公司员工张威早在两年前就感受到公司开始控制成本。

“我们公司告别巅峰状态之后,福利一直在缩减。有一年,员工集体年终奖减半。另外,以前公司每年都有年会抽奖,我的很多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都是年会上抽到的。” 张威说,最近几年,公司取消了年会,过年也不发红包,每天的下午茶改成了每周两次供应,“以往每年年底会有 1000 元的出行卡福利,去年底也没发。”

除了直接取消福利,有的公司开始在福利发放形式上做文章。

25 岁的小源在一家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工作,公司之前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餐补、打车费补贴,加起来大约 600 多元,另外,员工出差会有差补,之前这些钱都是随工资发放,最近公司新推出了一个员工福利平台,这些补贴全部变成了该福利平台 1:1 的积分,积分只能用于在福利平台上购物。

“去年底评选出的优秀员工,每人 1 万元奖金,也变成了积分,福利平台上的物品种类比较少,价格还远高于电商平台,同事们都在吐槽。” 小源补充,而且,公司规定在职的时候积分可以使用,一旦离职就作废,虽然表明了可以内部交易,“但谁会原价买这种积分呢?”

员工们强烈反对,但公司 HR 回应称:“这是公司经过深思熟虑,董事会决议通过的,员工应该积极正面地去看待,而不是抱怨。”

另外,小源公司以前规定加班到晚上 9:30 就可以报销打车费,现在改到了 10 点后。由于公司附近有很多互联网公司,10 点以后打车要等很久,很多人不想等那么久,只得选择坐地铁回家。而且打车报销也很麻烦,需要员工自己贴票报销,还有一个非常长的审批流程,加班次数不多的话,很多人都懒得去报销。

“公司今年还尽可能地减少人力,增加现有员工的工作量,现在我们部门每天早上 9:30 之前到,晚上 8:30 之后下班,每个月至少要有一个周六日来公司加班。薪资待遇没涨,工作时间延长了,等于变相降薪。” 小源说。

以前他觉得,互联网行业很前沿,每天都可以接触新的事物和知识,待遇福利也不错。“入行后才发现,其实挣的钱和付出都是成正比的。最近我在考虑离职,换一个行业。即使降薪我也能接受,只希望有时间平衡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进阶版缩水:

不止被裁,还有难兑现的年终奖、股票

如果说,互联网公司只是砍掉了吃吃喝喝、奖金补贴上的小恩小惠,大多数人也只是口头抱怨一下,但更严重的情形不止于此。

前文提到的资深互联网从业者王嘉,最初是通过猎头进入某互联网房产公司,双方达成一致的条件是:薪资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薪资 + 4 个月的年终奖 + 一定的股票。据他透露,大约是 100 万年薪和折合价值 400 万元的股票,股票按照 2:1:1 的比例分四年到手,双方合同期也是四年。

但在工作一年半之际,他被通知绩效不合格,年终奖为 0。对于这一结果,王嘉并不认可,他表示,公司用的是 OKR 绩效考核法,“2021 年年度总结时,我按照年初制定的目标在系统上提交了自己的业务完成情况,直属领导也通过了,这代表我的工作是合格的。” 随后,他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他先是把邮件发给了部门领导和公司上层负责人,也建议公司找跟他合作过的同事做调研,调研之后,公司的反馈是 “调研结果不予采纳”。

内部申诉不成,王嘉提起了仲裁。有一天,HR 找他谈话,表示给出一定的绩效补偿,还有 N+3 的离职赔偿,让王嘉离职。他询问离职理由,对方说,“你告公司了,那你跟公司肯定合作不下去了”,王嘉表示提仲裁只是为了解决误会,不是要离职,但对方说:“你既然告公司了,就是公司的敌人了,必须得走。”

王嘉询问自己的股票时,HR 以王嘉工作未满两年为由,表示不予发放。

来源 / 视觉中国

王嘉表示,在上述谈话中,HR 的话术让他感到不适,包括 “改绩效是不可能的,这个条件你能接受就接受,三月底走人,明天就没有这个条件了”、“你要想清楚,公司接下来就要查你的考勤和报销了”、“我们花了七个多小时,你还不愿意签署离职协议,我们真的很失望”。

在王嘉看来,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果。HR 跟他提起过,“入职时间不长的员工,有绩效保护,不能被打低绩效”、“公司绩效 361 强排(指团队进行人员绩效考核时,强制划分 30% 的人为优秀,60% 符合预期,10% 不符合预期)是有规定的”。他猜测,自己入职公司快两年,拿着较高的工资,但部门里大多数人入职时间不到半年,为了 “大局”,他被 “牺牲了”。目前,他还在等待仲裁结果。

和王嘉有类似遭遇的互联网人有很多,但像他一样奋起反抗的并不多。

恺恺在互联网行业已经 14 年了,谈好了薪酬 + 股票后,他来到了某互联网公司。同样是在工作未满 2 年、第一笔股票未解禁时,先是 HRBP 找他谈话,然后是上级约谈。“核心就是说我不合适,暗示让我离职,之后一轮又一轮地找我谈话。”

最后双方谈了一个相对可接受的方案,他选择了自行离职,最终未拿到股票。

洋洋是一名应届毕业生,毕业就入职某互联网公司,谈好了 16 薪,有 4 个月年终奖在年底发。但他在公司工作不到一年,2021 年 11 月要发年终奖之前,公司突然告知要裁员,让他签了合同,12 月底离职。“我当时还是想留下的,但是沟通后公司不同意。那段时间,公司很多人都被裁了,我后来就签字了。” 公司给了他 N+3 的赔偿,但承诺的年终奖没有拿到。

栗子所在的公司春节前已经有两拨裁员,公司内部有传闻,在发年终奖的 4 月之前还要裁最后一波,“一开始我觉得不会这么没良心吧,结果就是有很多人在 2 月、3 月被裁,休不完的年假也浪费了。之前有人说,参与公司大项目就相当于拿着尚方宝剑,结果,很多项目里的人今天还在对接需求,明天就被裁了。而且内部传言,没被裁的人,年终奖也会缩水。”

无数人期待中的高薪、年终奖,和公司上市后的财富自由,就此被打碎。

大厂开始过苦日子了?

曾经以高薪资、高福利著称的互联网行业,到底怎么了?

“最根本的原因是互联网行业红利到顶,企业要过苦日子了。” 互联网分析师葛甲告诉深燃,从最近两年开始,很多互联网企业营收规模受影响、利润降低、增速放缓或下滑、成本飙升,企业没有办法支撑过去的高薪酬、高福利。

其实从互联网公司的股价上也能看出来,市值排名前十的互联网企业,大部分在过去一年里经历了股价大幅度下跌,阿里净利润近年来开始下滑,百度已经亏损好几个季度了。

葛甲解释,公司赚不到那么多钱了,首先要把一些支出缩减,招聘是一个前置的流程,生意不好了,第一反应肯定是减少招人;接下来如果情况还是没有好转,那就是缩减福利;缩减后还不能抵御冲击,下一步就是裁员。

猎头陆海天以前的主要客户就是互联网公司,近年来,客户们大大减少了招聘需求,他接触的不少公司也都在裁员,尤其是 35 岁 – 40 岁之间的老员工。

他回忆,2017 年,他曾经为游戏公司挖人,薪资涨幅是三倍。一般他们挖人,即使年薪百万的,起码也会有 30%-50% 的涨幅。2014 年,C++ 的资深工程师年薪 40 万元,现在很多能达到 100 万,并不是说在 5 年时间里 C++ 技术有什么质的飞跃,涨的部分其实就是时代的红利。

“现在互联网行业没那么多岗位了,也说明企业缺乏明显的增长点。一个行业大量用猎头,一定是行业正在爆发性成长阶段,用猎头是为了加快人才竞争,它是一个加速服务,不是孵化性服务。需求变小的时候,一般就是行业发展比较慢,或者公司没钱了。” 陆海天说。

反过来说,互联网公司前些年之所以愿意给员工这么高的福利、薪资,是因为公司需要拼尽全力快速成长。陆海天举例,上个世纪 90 年代,外资进入中国,外资进入任何一个赛道,这个行业的工资水平就会大幅度提升。外企算是外来者,为了能快速成长,就不得不用更高的薪水在市场上招人。互联网公司的发展轨迹也类似,前些年,互联网行业的待遇被大大提高。

葛甲表示,前些年行业泡沫确实很大,大量人员涌入互联网行业的非技术岗,行业风生水起二十年,造就了无数财务自由的人。同时,因为股票价格高,各公司不控制成本,花费比较粗放。“这样做的好处是它的人才竞争力会比较强。也因为那时候企业股价高、财务状况好、利润率高,这些东西都能成立,但这一切总归有散场的时候。”

陆海天近年最大的感受是,特别高薪引才的公司越来越少,除了一些技术导向型企业,大部分公司都是打高性价比的路线,倾向于找 30 岁 – 35 岁之间的人,还有战斗力,薪资也不会过高。

虽然有些现象是个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互联网行业以后想拿高薪没那么容易了。因为没有行业红利之后就意味着要想挣得多,一定要比别人强,比别人效率更高,产出得匹配的上价值。陆海天表示:“以后是抢饭碗的时代,不是躺着等饭碗的时代了。”

葛甲指出,未来,企业内创造不了收益的业务,或者边缘的业务,都可能会陆续被裁掉,技术含量不高的互联网企业的利润率向传统企业靠拢。“发年终奖之前、期权到期前裁员,很多人觉得公司‘流氓’,但事实上,商业不讲感情,企业在合同里承诺工作满四年授予全部期权,但没写四年之内不会裁员。相反,企业就是为了缩减年终奖、期权等带来的成本,才来做这件事的,商业中不能相信任何口头承诺。”

葛甲提醒,要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工作,而不要只依靠企业美誉度、薪资去做决定。拿一份高工资并不难,难的是能拿多久。他也提到,未来在专精特新领域可能会有回报上的突破口,没有技术含量和核心竞争力的岗位会越来越难。

不过,也要认识到,能够为企业真正创造价值的员工永远有竞争力。对个人来说,利用好自己的长处,通过掌握新的技术或找到增长点,做出产品上的创新,提高公司的效率,或许才是真正有效的职场生存法则。

* 题图及文中配图来源于 unsplash。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嘉、栗子、张威、小源、洋洋、恺恺为化名。

从安慰剂组的疗效说起

@庄时利和:今天看到一条评论,说某药的临床试验中,为啥安慰剂组的不良反应比药物组的还大?顺着这个问题,我多说几点。

1. 什么叫安慰剂?简单来说就是几乎没有医学效应的物质,比如在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当中,最常用的就是生理盐水 —— 但是并非所有安慰剂用的都是生理盐水。

比如有的确实是单纯的生理盐水,有的是含有氢氧化铝等物质的生理盐水(科兴),有的用的是脑膜炎疫苗(牛津),这么做的原因或是希望更好的对比抗原本身的免疫原性及不良反应,或是让对照组人群即便没有接种到新冠疫苗,也接种到可以预防其他疾病的疫苗。

甚至在一些临床试验当中,两个组都会接种真正的疫苗,只是接种时间会有间隔,比如埃博拉疫苗。之前在几内亚的 III 期临床中,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就是对照组延迟 21 天接种而已,因为面对这么凶险的疾病,给对照组打生理盐水是不道德的,过不了伦理审核。

再比如一些药物的对照组,患者会接受标准的治疗,比如在 Remdesivir 发表在 NEJM 的临床试验中,作为对照的 SOC 组患者接受的就是标准治疗。

2. 我们在这些疫苗 / 药物的临床试验当中,会发现安慰剂组的不良反应率并不低。以辉瑞疫苗 BNT162b2 的 2/3 期临床试验为例,在 16~55 岁人群第一针接种后 7 天内,出现疲劳的比例有 33.4%,头痛的有 33.7%。

这里就要说另外两个概念了 —— 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

这两个概念大家可能之前都有听说过,尤其是前者。相关的例子网上一搜一大把,这边简单举几个栗子。

之前牛津大学开展过一项「强效止痛药」的临床研究,招募了 117 名有慢性背痛的患者,安慰剂组的患者在服用这个「强效止痛药」后(其实是米粉),有将近一半报告自己的症状得到了显著改善,有老年患者之前只能坐在轮椅上,靠吗啡止痛,在服用安慰剂一个月后疼痛消失,还可以自己站起来走路了。

甚至在被告知这个安慰剂确实只是安慰剂后,还有一部分患者选择继续服用,并且报告症状持续改善。

而反安慰剂效应同样是很强大的,这与患者的负面预期有关。例如之前 NEJM 的一篇论文表明,30% 接受化疗的乳腺癌女性,在去医院、见到医务人员、进入与输液室类似房间时会出现恶心反应。而在一项胃癌的临床试验当中,30% 服用安慰剂的患者出现了通常接受化疗后才会出现的脱发,56% 出现了与「药物有关」的呕吐症状。

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回到新冠疫苗上。之前 JAMA 一项荟萃研究表明,在第一针安慰剂接种后,志愿者有 76% 的全身不良反应(第二针是 52%)归因为反安慰剂效应。头痛和疲劳等常见非特异性症状与反安慰剂特别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在疫苗的宣传当中,这些都被列为疫苗接种后的常见不良反应。

因此,在无论哪个国家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当中,我们都能发现安慰剂组也都有各种不良反应出现。

3.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药物的临床试验当中,不良反应可能跟药物、跟安慰剂都无关,而是与疾病本身有关。

例如在辉瑞口服抗病毒药物 Paxlovid 的 2/3 期临床试验当中,药物组和安慰剂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19% 和 21%,大多数不良反应是轻微的。而相比于安慰剂组,药物组的严重不良反应率(1.7% vs. 6.6%)和由于不良反应终止临床试验率(2.1% vs. 4.1%)都更低一些。而在 Remdesivir 的 3 期临床试验当中,无论是 5 天治疗组还是 10 天治疗组,严重不良反应率都低于标准治疗组(4% vs. 4% vs. 9%)。

以上这些数据表明,在药物和疫苗的临床试验当中,把什么物质设置为安慰剂、安慰剂对试验结果起到怎样的影响、哪些不良反应跟安慰剂 / 反安慰剂效应有关,这些都值得科研人员认真分析。

同样的,从科研到临床,一位优秀的医生,在治疗过程当中除了严格遵照诊疗指南以外,也要了解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努力提高患者在治疗中的感受 ——To comfort always.

因为这两种效应真切地向我们展现出,信念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力量。

刷 “叙利亚显卡”

文 / 牙牙 编辑 / 常新

来源:显微故事(ID:xianweigushi)

已经过去的 2021 年,被主机 DIY 圈的玩家们称为 “最黑暗的一年”。

2020 年末持续至今的虚拟货币暴涨,让挖矿的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几乎市面上所有的显卡都加入到这场狂欢之中。

伴随着虚拟币 “矿工” 们的哄抬和中间商们的炒作,身价暴涨,摇身一变成了 “2021 年最好的理财产品”。

显卡的高溢价,让无数玩家望而却步。显卡,本来是诸多主机配件中的普通一员,如今却成为了制约主机性能的最大短板。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一群小众的显卡爱好者,他们在 DIY 圈子一片冷淡的同时,选择了各种独特的方式去度过没有显卡的日子:

面对不温不火的市场和疫情带来的双重打击,有人在寒冬里艰难维持自己的生意;

面对挖矿带来的巨大机会,有的人抢占先机,成为了一名矿工;

面对市场上的种种乱象,还有的人开始了与黄牛和 “矿老板” 们斗智斗勇的战役。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如果 2022 年再挣不到钱,就只能转行了”

我对王勇的采访是通过视频进行的,他通话的背景是一间杂乱的工作室。

在那间屋子里,堆满了电线、包装盒和各种电脑配件,几台未完成的主机机箱在工作台上格外显眼。

“我从小就对 DIY 感兴趣 “,29 岁的王勇兴奋地说,他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当时的兴趣之一就是在论坛上帮人写装机配置单,“当时我想,国内玩 DIY 的人那么多,如果我自己也做这生意,就可以靠兴趣赚钱。”

图 | 王勇DIY工作室堆满了机箱和配件

图 | 王勇 DIY 工作室堆满了机箱和配件

于是,王勇在毕业后没多久,就靠着家里给的几十万,建立了一个线上装机工作室。

但如今,受到 2021 年挖矿热潮的影响,王勇的生意肉眼可见地冷清下来。

“今年的显卡不是缺货就是价格高的离谱,相同档次的机器与往年相比要多花好几千块钱,除了刚需客户,基本上没有人会为溢价买账。”

王勇分析,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显卡还是相对陌生的概念,如果只是要组装一台合适的机器,在今年的环境下,“大家会更倾向选择品牌整机、笔记本电脑和游戏主机等溢价相对较小的产品。”

但对那些专业玩家、或是其他有工作需求的客户来说,矿工和中间商搅乱的市场则迎来了不小的麻烦。

显卡的性能直接影响了游戏运行时的画质、流畅程度。而在生产力方面,显卡是决定视频剪辑、深度学习等工作效率最大的那块短板。“如果需要配置一台心仪的机器,显卡和 CPU 是最关键的两部分。”

然而,显卡的溢价高到让大部分人都望而却步。2020 年底,英伟达发布了 RTX30 系显卡,其中定位旗舰级的 RTX3060 显卡的标价是 2499 元,而在年初京东搜索到的售价高达 5499 元。

“即使考虑到非公版显卡与官方标价的差别,他们的溢价也接近 200%。”

前来自行 DIY 主机的,绝大多数都是愿意 “折腾” 的玩家们,这种由兴趣爱好驱动的消费,一旦遇到大的波动,受到的影响也是难以预测的。

显卡价格暴涨,劝退了一大部分顾客,而年末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王勇位于西安的工作室难以正常发货,谈到此处,王勇直言 “如果 2022 年再挣不到钱,就只能转行了。”

整个 2021 年,王勇的网店收入与去年相比下降了 30%,然而事后他做统计的时候,发现利润少了远不止三成。

“我也和同行交流过,大家的订单量都受到影响,但有些商家采取了一些尽可能保证利润的手段”,王勇表示,DIY 最大的特色就是比较自由,通过推荐一些利润较高但性价比不高的产品,像海盗船、芝奇的内存条,再搭配某些定价较高的订制机箱,提高利润率。

尽管这些方法不会对主机产生较大影响又能多赚几百块,但王勇却很少使用。

“我会尽量选性价比高的组合,除了预算比较高的客户能赚一些差价之外,我基本上只收一些辛苦钱。” 他说,他自己也是从小白过来的,除了手工费之外,要尽量做到一分钱一分货。

王勇谈到,国内目前搞 DIY 主机的玩家大概在百万级别,“看起来很多,然而和庞大的商用电脑市场相比,DIY 圈子就只能算附属品了。”

抗风险能力低,是小圈子的悲哀之一。

“其实虚拟货币升值也是大环境不景气的表现,只不过显卡市场反映的比较明显罢了,虽说是圈子,但哪有可能把世界隔离起来,独善其身呢?”

“在最火热的时候,挖矿可以躺着赚钱”

由于显卡可用来挖矿,换取虚拟货币,导致显卡被哄抢一空,而挖矿的利润为溢价的显卡买单则绰绰有余,这就造成了显卡越来越少、越来越贵的恶性循环。

2021 年全年,到达王勇手里的显卡不仅数量少,批发价格也远远高于标价。“对于经销商、渠道商,甚至代工厂和英伟达而言,矿工舍得掏钱,根本不需要售后,赚他们的钱又多又轻松,那么大家都会用脚投票。”

正如王勇所说,在 2021 年中旬国家对挖矿产业打击之后,各品牌对中国市场的显卡配货量也明显下降。

关于挖矿对显卡行业的冲击,矿工( 从事虚拟货币挖矿的人)阿辉则更有直观的感受。

挖矿,本质上是利用硬件的计算能力进行大量的重复劳动来破解区块的密码,并获得一定虚拟货币的奖励。

阿辉说,如今的挖矿行业已经非常成熟,基本上消灭了入门门槛。“其实挖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上,只要准备好硬件,通上电,一切问题都有自动化的软件帮你解决,之后你就可以等待收益了。”

早在 2016 年就有过比特币暴涨引发显卡短缺溢价的案例,而 2021 年初比特币的不断飙升,让阿辉注意到下一轮矿潮的到来,并开始了他的矿工生涯。

“我是在 2021 年 2 月开始挖的,用手里的闲钱入了 15 张卡,基本上都是 3070、3060ti 之类的,算上其他硬件、房租之类的,前期投入大概 18 万。我挖了三个月就回本了,此后的每个月基本上至少能盈利一万多块钱。”

阿辉告诉我们,只要时机合适,挖矿很少有亏本的时候,基本上做到了 “躺着挣钱”。

“挖矿的收益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币价,在前期投入之后,挖矿的产出就是电费与币价之间的此消彼长。”

就在阿辉开始挖矿之后,他所在的矿池 “以太坊(ETH)” 继续不断增长,这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挖矿,而显卡价格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高歌猛进的。

想到这里,阿辉有些庆幸,如果自己晚几个月入局,那么不仅前期买显卡硬件的投入会增加,离八月币价的低洼处也离得更近,承担的风险也更大。

“挖矿其实和炒股很像,基本上就靠玄学,一旦在错误的时机入手,那么回本周期就会长得难以想象。这个过程很考验心态,尤其是对拥有大规模矿场的矿工来说。”

新老矿工之争

阿辉这个级别的矿工,在挖矿圈子里只算初级成员。

“我这里只有十几张卡,那些有上万张卡的大佬们在深山里有自己的厂房和供电渠道,规模堪比小型工厂。”

“在这些颇有能量的大佬之间,甚至有人交易过二手水电站。”

一个大型的矿场,往往拥有数百台矿机,以及搭载的数千张显卡。挖矿的巨大利润让矿场主们对显卡的需求与日俱增,一些有渠道的矿老板们甚至会直接开着卡车到广东等地的显卡工厂门口拉货,从源头阻断了显卡进入市场的可能。

图 | 大型矿场内景,架子上是装载显卡的机柜

图 | 大型矿场内景,架子上是装载显卡的机柜

这些被玩家们称为 “矿老板” 们的矿场主鲸吞了市场上绝大部分显卡,而随着显卡短缺而来的不断炒作,让显卡溢价来到了高位。

小孔是 DIY 圈子中的活跃玩家,作为贴吧 “图拉丁吧” 的资深吧友,抱着抵制哄抬价格,恢复市场秩序的想法,他参与了玩家们自发组织的抵制活动。

在无数吧友和玩家的共同努力下,闲鱼上出现了大量的 “叙利亚产” 显卡。

小孔说,“如果我们在闲鱼上挂大量原价卡,根据平台算法,那些中间商的高价卡就会被挤到下面去,这样中间商的高价卡就不会获得足够的曝光度,很难完成交易。”

当然,这些自发抵制的玩家手里并没有显卡,这导致了玩家们在进行抵制活动的同时,也生产了大量无效的交易信息,为真正想要购买显卡的消费者产生了不良影响。

“很多中间商的资金链是十分脆弱的,他们用借贷的资金高价收卡,同时用更高的价格出售,以此来赚取差价。但如果我们想办法让他卖不出去,那么商家资金回笼的速度就会变慢,资金链一断裂,他们就没办法继续做这种投机生意了。”

不仅如此,在京东这个电脑配件最大的交易平台,很多玩家也在利用平台规则,大量拍下高价显卡而在 48 小时之内不付款,利用无效订单占用商家库存,从而使部分店铺处于缺货状态而无法营业。

“没有人希望原本正常的东西被炒的这么高,尽管这些把戏的作用不大,但是大家都不想让中间商赚几千的差价,更不想为矿卡接盘。”

事实虽然没有那么美好,但是在玩家们的努力之下,显卡的溢价并没有下降,但是由显卡带来的一系列斗智斗勇的故事却成功出圈,来到了大众面前。

“搞 DIY 就是一个爱好,我们不可能竞争过那些靠它赚钱的矿工,但是没有卡的日子里,与人斗也是其乐无穷的。”

像小孔这样非刚需的玩家,当起了圈子中的 “等等党”,像大部分玩家一样,将精力转移到了其他爱好中。

“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虽然有时对这种资本游戏义愤填膺,但是圈子并不是业余生活的全部。没有电脑可玩,我们就会去玩别的东西。“

小孔因为没有显卡玩不成游戏,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把装电脑的钱购置了摄影器材,在外街拍时遇见了自己现在的女朋友,因为没有显卡,他脱单了。

作为矿潮岸边的观浪者,我想他会感谢这段没有显卡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