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广交会前三天:人很多,单很少

境内采购商门槛降低了,外商浓度被“稀释”了,参展商的投入产出比就降低了。

文 / 巴九灵

4月15日,第133届广交会开幕。

三天过后,社交媒体上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

一种来自官媒,说广交会人气爆棚。

另一种来自参展商,说展位门可罗雀。

我们在广交会现场,感受到两种描述都是真实的。

1

这确实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广交会。

广交会在春季、秋季各有一届,每届共有三期,每期5天,展览不同类目的商品。

小巴上次参会,是2019年秋天(第126届),疫情前的最后一届。那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18.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2.5万家,采购商到会18.6万人。成绩只能说中规中矩。

而后疫情袭来,127届、128届、129届广交会改为线上举办。

到2021年秋天,疫情相对缓和,而且“逢十大庆”(第130届),又逢建党百年,广交会首次线上线下融合举办。

但是形势所迫,战线收缩,三期展会合并为一期,线下展览面积只有约40万平方米,是此前的1/3,参展企业只有7795家。去过那届广交会的参展商告诉我们,“外商很少,都进不来”,只有一些外商的国内代表参会,“基本上属于内销会”。

进入2022年,疫情防控趋严,131届、132届广交会又改回线上举办。

在大多数参展商的表述中,广交会不是“停了一年半”或者“线上办了三年”,而是“停了三年”。他们三年没见客户了。全国出口数据也在2022年下半年持续走弱。

因此不难想象,2023年春天的这场广交会,从官方到业内,是何等重视。

133届广交会首次启用D区展馆,展览面积扩大到15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近3.5万家,两项数据都是历史新高。

一位贸易商表示,国门打开之后,他们也去西亚、北非参加了一些国家展会,规模大概只有广交会一两个展馆那么大——广交会共有20个展馆。

因为会场太大,可以看到五花八门的代步方式。

对于很多新入行的外贸人来说,三年的空白使得这成为他们首次参加的广交会,问及第一印象,每个人都是脱口而出:“人,太,多,了。”

办证通道,排成长龙:部分境外采购商是当天到场后办理证件,部分境内采购商是线上办理后线下取证,两拨人一起挤在采购商报到处,第一天动辄排队两三个小时,多则排队五六个小时。

广交会首日下午14:30,五个票务中心之一,分批次进入的部分待办证采购商

展会入口,排成长龙:我们第一天上午9点抵达会场门口(15个入口之一)排队,9:30开场,临近10点才跨进会场,已经算是较早入场的一批了。

当天下午4点,我们遇到两位俄罗斯女生,她们办证、入场一共用去五个小时,根本没有余力逛展,瘫坐在咖啡点休息。其中一位参加过几届广交会,并不是毫无经验,但也没经历过这种阵仗。

餐饮区域,排成长龙:A区、B区、C区展馆各有一大块餐饮区,共计超过30家各类门店(不算咖啡点),无论堂食还是领取预定的盒饭都人满为患。一位参展商说:“往年我们排队只要半个小时,现在排队要一个多小时,所以这次他们说吃饭我没去。”

广交会首日下午13:00,三个麦当劳之一

参展商名录发放处,排成长龙:A区、B区、C区、D区各有一册参展商名录,包含展馆内所有参展商的联络方式,仅限采购商领取,一本就抵过几千张名片。然而,想领到没那么容易。

广交会第三日下午14:00,D区名录发放处

地铁入口,排成长龙:每日展会在18:00结束,从临近结束时到闭馆一小时后,会场外的地铁口都会采取分流或限流措施。打车App排队100位以上,附近道路堵成“深红”。

广交会第二日下午18:45,新港东站A口

展馆内、展馆之间的通道,也是人流如织。不断让人想起《史记》里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开幕日当晚,官方披露数据,本届广交会首日共有37万人次进场——这项数据已经许久不曾公布,2016年秋季广交会(第120届),首日进场16.7万人次。

昨日,官方统计,广交会开展前两天入场人次超过66万。

说此次广交会人气爆棚,此言不虚。

2

当我们询问参展商,两天接触了多少意向客户时,得到的回答就印证了另一种真实。

一位要求匿名的外贸企业负责人说:形势一片大好,你看来了那么多人,欢迎国内采购商,拉动中国内需——讲好话没问题,不能讲真话。

他从1987年开始参加广交会,几乎每届不落。辉煌岁月是在2003年—2005年,自己开办制造业企业,一年销售额有1亿元。那时的广交会,一天就能发出去140张名片。

后来生意难做,他改做贸易公司,销售同类产品,如今已到退休之年,经历疫情,本想就此歇业,但一群跟着他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员工没有后路,请他再干八年,坚持到员工们顺利退休。

于是,作为公司里人脉最广的人,他又来到广交会。第一天发出去5张名片,其中3张还是给老主顾的——他提前邀约了许多老客,普遍不能赶来,有三位常驻香港,就近参会。第二天又是发出5张名片,第三天“多了一点,两只手数得过来”,但还是预约的老客户为主。

“新客也没什么用,都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没什么钱,光讲友谊。”——因为公司坏账等原因,他对那些国家的客户评价不高。

作为干了三十多年的“老广交会”,他说:交易会应该是来搞销售的,做生意的,而不是搞形象的。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外贸企业负责人说:感觉广交会“味道有点变掉了,没有以前那种高质量”。虽然人气很足,但大部分都是国内采购商,而且这些人只是来看一看,不是真正的采购那种。我们名片、样本本身带得有限,这些人过来拿个样本,拿个名片,也没跟你交流,什么都没有,这种就是无效的模式。

她和丈夫共同经营企业,从2008年开始参加广交会,此后每届都在,包括2021年秋季。

这次参加广交会,新结识的客户不多,提前邀约了老客户,大部分不能来,但是能来的老客户意向普遍比较强烈,毕竟三年没有当面交流,公司也储备了很多新产品。

“我们的预期本来就没有那么好,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可能像疫情之前那样。”

一位参展商的午餐

3

现在我们可以讲讲,广交会既热又冷的叠加状态是从何而来了。

疫情之前,广交会是没有“境内采购商”证的,只有“采购商”证,面向外商、港澳台商,或是外商的国内代表(理论上需要一年以上境外有效工作签证的中国护照)。另有“采购代表”证和“国内采购商”证,名额很少,为进口展而设,多数来自重点邀约。

其他境内企业想要采购,只能申请“参展代表”证(理论上是协助“参展商”的人员),200元/天+50元工本费,通过黄牛办证更贵。

较高的价格门槛,无形中筛选出了采购需求更强的企业。

而后疫情暴发,线上办展,开始加大对境内采购商的邀约力度。

2021年秋季,线上线下融合举办的130届广交会,首次对境内采购商“全面开放”——这就是为什么有参展商说广交会成了“内销会”——但毕竟规模不大,人数有限。

到了今年春天,广交会恢复线下举办,为了增加人气,全面引入境内采购商。一期5天,全程只需要100元/人,基本上拿营业执照申请就能通过。

海量的境内采购商如潮水涌来,超出了主办方预计……原本计划在4月18日截止的境内采购商一期证件申请,提前几天截止。

处处排队,物料短缺,其实也反映出主办方对此情况有些准备不足。一位初次参加广交会的境内采购商开玩笑说:“第一天感觉比较乱,可能是人多的原因,组织工作有点欠缺,第二天开始,这种大型展会有条不紊的感觉就出来了,是不是好几年没办生疏了?哈哈哈哈。”

门槛变低,人气有了,但无关的人也多了。

并不是说境内采购商都来看热闹,有人真心来采购,有人来了解行情,有人帮外国客户看其他产品,也有人无钱布展,就在主要通道上沿路推广业务。

但终究,采购商的目的复杂了,外商浓度被“稀释”了,参展商的投入产出比就降低了。

本届广交会首日37万人次进场,其中外国人6.7万人。对比2016年秋交会首日16.7万人次进场,在一些人眼里是翻了一番,在另一些人眼里是减了一半。

这就是为什么,人山人海,有些外贸企业却不开心。他们在散发传单时,在展位前欢迎时,会根据证件颜色区别对待,把有限的精力只用在潜在客户身上。

官方物料有限,同样会向外商倾斜

当然,参展商的感受,也和他们的展位位置有关。例如在黄金区位的A区3.2展馆,十几个家电巨头就足以占满场地,要人气有人气,要排场有排场。

而在C区14.3展馆,370多家参展商,几乎每一家都是9平米的标摊,密布在展馆内。作为1/370的展位,很可能被忽视。

4

广交会展商主要分为两种,贸易商和制造厂商,100%做外贸的企业不开心,那么制造业企业感受如何呢?

我们着重询问了几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这些企业产品过硬,也普遍表示得到了本省交易团、商务局的大力支持,广交会每届必来。

法拉达有20年的广交会参展经验,外贸和内销七三开。销售部长钟新春表示,展会第一天,结识的新客户数量和疫情前差不多。“老客户来是来了一部分,但是量没那么多,比2019年少了一些,一个是签证问题,一个是航班问题。”

这是他们在疫情后第一次大规模接待外商,“怀着感恩的心,特别是有些老客户活着,疫情后还能继续见面也是有缘分”。三年疫情,工厂内部流程也在改善,比如精益生产、新产品新工艺,“希望有些客户有时间的话尽量去工厂(在广州番禺)参观一下”。

桂林晶瑞从2004年开始参加广交会,外贸占公司业务的九成。销售负责人说,从第一天到第二天下午,有意向的客户大概有五六个,而疫情前,一天至少有十几个。“意向客户主要来自俄罗斯,还有日本,还有一个英国的老客户。”

老客户都对公司新产品很感兴趣,但能来的人有限。“我们在网上也联系了老客户,他们说秋天会过来。因为现在刚刚放开,老外那边签证很麻烦,好多还在排队,过不来。”

江西百盈从2011年开始参加广交会,外贸占公司业务的九成。销售负责人周小明告诉我们,两天半下来,来展位的新客有四五十个,意向客户“不多,可能就三到五个”。2019年那会儿大概一天十几二十个。“和预期差距挺大的。”

“国内的好多都打酱油的,问你这个是干嘛的。他都不知道,以后怎么可能成交呢?比较有意向的就会说,这个逆变器、这个电池充电器,我需要多大的,你报价,报价可以,你给我寄样品,这个意向就很大了。”

他还提到,不仅采购商门槛降低,参展商的门槛也降低了。以前很多公司申请不到展位,能申请到也证明了自身有一定实力和品牌。疫情三年,企业叫苦,各地政府向省里汇报,省里大力扶持。于是“好多都申请下来,大鱼小鱼都来了。蛋糕就这么大,来抢蛋糕的人多了。”

“政府工作也不容易,组织这么大的活动。大环境影响,不光是一家企业,我相信整个外贸行业今年都恐怖得很。”

辰力自2006年起参加广交会,销售总监和讯表示,参展三天,每天接待的客户量在三四十人左右,和预期持平。“境内采购商比较多,国外客户来得相对不如2019年多。”公司内销与外贸各占一半,因此也欢迎国内客户。

他们同样提前邀约了老客户,但多数因为签证或机票问题来不了。能来的老客户,主要来自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而新认识的客户来自波兰、卡塔尔,“西欧很少,美国没有。”

根据参展商整体反馈,采购商的来源:1. 境内的多,境外的少;2. 老客户多,新客户少;3. 亚非拉多,欧洲的少,俄罗斯的多,美国几乎没有。

不仅国内展商有如此感受,一位来自智利的外商也对我们说:外国人变少了。

至于外商少的原因,参展商们提到以下几点:

1. 外贸整体环境不好,尤其是欧美通胀导致需求走弱,

2. 美国有意脱钩。

3. 今年3月中旬,外国游客入境刚刚放开,很多外商来不及办签证。而且签证费用高昂,有人说自己的老客户,原本300元的签证费涨到了2500美元。

或许可以这样说,广交会的大门,放得比国门更开。卡住外商的是前一道门。

4. 今年赶上穆斯林斋月,中东客户也少了。

5. 有外商对国内防疫政策仍有顾虑。

不少参展商,把希望放在了秋季的那一场广交会。

5

广交会在变,企业也在积极应对。

在会场,我们看到一家主做外贸的参展企业通过自家棉花糖机招揽人气,虽然排队的多数是内商,但也来者不拒。

采购商在展馆内边走边吃,自然而然为企业做了宣传。

我们还看到一家外贸企业,明明已经身处广交会,但在没有客户咨询的时候还会开启TikTok直播。对于“见面的意义无可取代”之类的传统外贸观点,她们颇不以为然。

即便是此前提到的,认为广交会效果欠佳的企业,也坚持参会,不愿错过。

“来了机会渺茫,不来毫无机会。”

“大环境不好,就比别人更努力,比别人更积极一点。”

“这个东西你必须坚持,碰到一两个能长期合作的,那就划得来。”

展会第一天开幕前排队时,我们遇到了韩国CRETEC的会长崔英洙,根据官网介绍,这家公司是韩国最大的产业工具专门企业。77岁的崔会长,从1994年开始参加广交会,来过五十多届,是广交会的VIP采购商。

他让助理拿出三本厚厚的产品样册,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广州会场开发的供应商的产品。“疫情三年一直没能来,感到有些憋闷,这一次过来很高兴。”

直到展会第三天下午,我们又在会场里看到了他,就在“小巨人”企业辰力的展位前。

这些人,开心的或不开心的,都认为广交会无可取代。一年中最重视的,无非就是“德国展会、拉斯维加斯展会,还有广交会”。

“淄博烧烤”成顶流,谁是最大赢家?

Tech星球(微信ID:tech618)

文| 翟元元 习睿

封面来源| 图虫创意

山东城市正在接力成为“顶流网红”。

继山东曹县走红网络后,淄博烧烤日前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出圈。“小饼烤炉加蘸料,灵魂烧烤三件套”已经成为新的流量密码,受到众多年轻人的追捧。不少人将淄博定义为新的网红打卡地,短视频平台上关于“淄博烧烤”的相关视频总播放量已经超过62亿。

自3月开始,爆火一个月多之久的淄博烧烤,热度仍在持续攀升。从餐饮到酒店住宿、出行打车,淄博烧烤已经撬动了整个淄博旅游热。数据显示,仅3月份,淄博接待外地游客48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4%,旅游收入增长了60%。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淄博游客预计将超过12万人。美团数据显示,“五一”期间淄博旅游订单同比增长2000%。

烧烤店从业者成为淄博烧烤热中第一波吃到红利的人。淄博鲜羊村烧烤店老板告诉Tech星球,因为客流激增,客人咨询、预约的过多,他现在手机已经不敢开机,门店单日营业差不多是过去的2至3倍。即使是地处偏僻的烧烤店,生意也实现了翻一番。另一位烧烤店老板向Tech星球表示,他们家销量也比过去增长了2倍。

酒店、民宿老板,还有网约车司机,也在淄博烧烤热中迎来后疫情时代的“高光时刻”。民宿老板陈静告诉Tech星球,今年“五一”,民宿8间房提前半个月都已经被预定。根据滴滴提供的数据显示,4月以来淄博的打车需求持续上涨,4月18日通过滴滴呼叫网约车、出租车的打车需求同比去年上涨120.81%。

很少有城市像淄博这样,因为烧烤带火一座城。不少淄博人感慨,上一次淄博这么出名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也有人提出了疑问,淄博烧烤热能火多久?红利还能吃多久?

烧烤店营业额增长2至3倍,老板忙到手机不敢开机

烧烤店一线从业者,亲眼见证了淄博烧烤走红的全过程。

大众点评上位列烧烤串口味榜第一名的鲜羊村烧烤店老板向Tech星球表示,自过完年后,淄博烧烤门店的客流便逐渐开始增多。明显的客流激增是在3月初,山东省内大学生组团去淄博吃烧烤,再后来延伸成全国各地的人都去打卡。于是区域性烧烤就发展成了全国性烧烤地标。

“你在抖音上刷到的,实际情况比那个还要火”,鲜羊村烧烤店老板告诉Tech星球,他现在一天工作节奏是,早晨6点多起床,7点多到门店,晚上12点多下班,凌晨一点左右才能彻底躺下睡觉,“整天跟陀螺一样一刻不停地在转。”

消费者的热情转化到烧烤店就变成了生意。顾客太多,排队等位便成了淄博烧烤常态。一家网红烧烤店,用户可能需要等上2至3个小时才能吃到,其他不太出圈的网红店,也需要排队不同时间。

鲜羊村烧烤店老板称,为了不影响客人用餐体验,他们烧烤店采用控号策略,根据自己的接待能力发放排号,一次发放几十个号,过一段时间再放号。但即便如此,顾客有时候也需要等上1至2个小时。

地理位置偏远的烧烤店,也迎来自己的客流高峰。淄博小野烧烤店老板告诉Tech星球,过了年就是淄博烧烤旺季,这是规律。淄博烧烤在短视频平台出圈后,客流更多了,打电话咨询的人也明显增多。以前工作日跟周末界限分明,前者生意冷淡,后者生意繁忙。现在一周七天都很忙,晚上人多的时候客人也得抢座。“累并快乐着”,小野店老板坦言道。

小野烧烤店开在美食城里,餐桌有限,只有20张,位置也不像其他网红门店那样占据位置优势,但营业额也比之前增长了2倍。小野店老板称,他们现在一天差不多卖三四千串烤物,这个数量过去只有在节假日高峰时才能达到,现在日销三四千串已是常态化。他们中午甚至不再开放团购,因为肉串串不出来,本身晚上就已经很忙了,连轴转的状态。“张店那边能放下几百个餐桌的烧烤大店,营业额可能都不是猛增了,而是飞增了。”

当然,没有一个老板会拒绝挣钱的机会,淄博烧烤生意火爆,但对烧烤店老板而言,也并非全是令人开心的好事。鲜羊村烧烤店老板直言,现在太累,不希望有些人盲目跟风。另一家网红烧烤店老板,甚至因为超负荷工作而宣布暂停营业三天,称保命要紧。

即使烧烤店老板有意扩大生意规模,但招工难严重制约了大家的接待能力上限。鲜羊村老板称,所有的店都在招员工,但招人很难,现在忙,干得活多,大家要求的工资也就更高。但对于烧烤店老板来说,员工工资支出占比太多,又会拖累整体利润率。无奈之下,老板只能亲自下场。小野烧烤店老板表示,餐饮业利润点很透明,除去房租、员工工资,只有30%利润。所以现在她不仅自己上,而且得一个人顶5个人用。

随着“五一”小长假临近,烧烤一线从业人员将面临更繁忙的大考。

“网红区酒店全部满房,本地居民出租自家空房”

烧烤带火的不光是餐饮行业,酒店住宿行业也吃到了这波红利。

陈静在淄博的民宿有8间房。从3月初,陈静开始接待山东省外游客,尤其在周末,8间房全都被前来吃烧烤的年轻人预定走。而从4月开始,民宿连工作日也都是满房状态。

陈静对于突如其来的爆单感到很意外。过去两三年时间里,陈静的民宿多半住着淄博周边或是本地居民,她第一次接待这么多省外游客。

陈静也是第一次经历,“五一”节假日期间的房间提前半个月就被预定满。“从4月28日到5月2日的房间都已经没了,但每天还是接到很多的电话咨询订房”,陈静告诉Tech星球。在过去,“五一”期间民宿虽然也会被预定满,但只会提前几天时间。

满房也带来房价的上涨。在淄博市区,一家连锁酒店的大床房一晚的价格在210-230元之间。4月下旬,同样房型一晚的价格是150元左右。而在淄博旁边的东营市,同样的连锁酒店在“五一”期间的价格也在150元左右。

陈静也把“五一”的价格上调,但没有上涨得特别高,一晚在300元左右。而平日的价格也在250元左右。“区里前几天特意开过会,大家都不敢涨得特别厉害,都在正常涨幅范围里”,陈静告诉Tech星球。

陈静的民宿在淄博张店区,是淄博的市中心。牧羊村等在短视频平台上火出圈的烧烤店都在这。在张店区的酒店、民宿“五一”期间基本都是满房状态。在线上平台上,已经很难在张店区找到一间空房。

加入这场狂欢的,还有淄博本地居民。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淄博本地居民开始把自家空房对外租客。张金利就想趁着“五一”,把自己在张店区的一套90平的空房对外租客,一晚688元。

她试探性地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淄博民宿出租的内容,没想到立马有人联系问价格。“我那个小区位置比较好,附近的酒店全部都租满了”,张金利告诉tech星球。她已经申请入驻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想给空房增加更多曝光。

为了一顿烧烤,年轻人并不在意住在哪。Tech星球咨询了近10家自家出租房,“五一”期间的房间都早早被预定。陈欣也把自家一套三居室对外短租,按每人150元一晚算,一套房一天可以租住6个人。一天的收入就有900元。从4月28日到5月2日,三间房都已经被预定满。

而相比民宿和酒店,陈欣和张金利等这些淄博本地居民几乎没有成本,也不用担心热度消失后,空房的压力。他们可以迅速加入这场狂欢,也可以不费力地抽身离开。

陈静已经忙到没有时间算这个月的流水。每天招待入住的客人,还要不停地接咨询电话。她也不知道几乎天天满房的一个月会是多少销售额,但相比平时,收入肯定翻了至少一倍。

网约车订单多到接不完,淄博旅游热或持续至“十一”

客流带动的不仅是烧烤和住宿,网约车司机也正享受着突如其来的红利。

“已经有一个月时间,每天订单多到接不完”,滴滴平台上的网约车司机赵鑫晨如此告诉Tech星球。

自从淄博烧烤出圈后,他每天都守在火车站附近的停车场,将全国各地来的年轻人送往各个烧烤店和网红打卡地。赵鑫晨每天跑车的时间和往常差不多,但空车时间大大减少,“基本几个地方都能连起来”。

他算了下,每天只要正常出车,每个小时的流水至少能达到30元。另一位网约车司机李疆也透露,他现在一天的单量是之前的两倍,最多的时候能跑40单。周末的流水至少能有600元,工作日也能有400元。

从烧烤餐饮、到酒店住宿,再到网约车,几乎多个行业从业者都享受到了“淄博烧烤”的红利。所有人都希望这波烧烤热能长红不衰。鲜羊村烧烤店老板表示,现在不止烧烤店用心,淄博各级政府都非常支持,开展各种各样的监督监管、检查,“大家都希望淄博烧烤长红”。

淄博政府的确响应迅速,及时将淄博烧烤的社交流量打造成了城市名片。新增21条烧烤定制公交线,增加24列从济南到淄博的周末烧烤专列,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筹备烧烤协会,还将举办烧烤音乐节等等。4月16日,山东淄博市发布《关于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要求宾馆餐饮、交通运输、旅游景点景区等明码标价,杜绝欺诈。

店家们也理解“有潮来也会有潮往”,不过按照往年旺季时间,不少人觉得淄博烧烤热至少可以延续到“十一”假期。

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是消费者。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很多人冲着社交热度前去打卡,但这种行为更多属于单次消费,很难形成复购。

上周五晚上从北京专门开车前往淄博的任涛告诉Tech星球,以后如果有机会路过淄博,并且没这么多人的话,可以继续去体验,但不会单独去吃了。眼下的淄博属于“酒店订不上”“烧烤排不上”“车票买不到”。

网红城市需要消费者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及预算。任涛称,当时酒店订不到,他们只好改住在济南两天,然后从济南开车到淄博吃完烧烤再回济南住。

排队有多夸张呢,任涛告诉Tech星球,他们去了五个烧烤广场,每个广场里大概有8-10家店左右,都没吃到。因为人太多,老板们的反馈都是因为没有肉了,所以不给排号了。任涛表示,其实那几家烧烤广场基建环境都不是很好,就是一块空地放上一张张桌子烤炉和小马扎。但即使这样简陋,也依然是一座难求。

没能在烧烤广场吃上,任涛最后在回济南的路边找到一家烧烤店,才终于吃上淄博烤肉。“我觉得味道很不错,吃法跟在北京吃到的烧烤都不一样,有小饼蘸酱再夹肉和小葱调料。”任涛也表示,有可能当时的确是又饿又累了,记忆出现偏差,让那顿烧烤回忆起来显得尤为好吃。但是以后,他不会专门因为烧烤而去一趟淄博。

像任涛这样的消费习惯,让没有其他出圈旅游景点的淄博,看起来缺少了一点像三亚、西双版纳、西安等那样生命周期比较长的网红城市基因。如果要长红,淄博还需要在烧烤之外,发掘其他特色资源和因素的加持。

(文中陈静、陈欣、张金利、赵鑫晨、李疆皆为化名。)

从辍学打工到香港读博,她像鸟飞往她的山

今年3月,社交平台上,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小小浮浪人」发布了自己一路打工和求学的经历。

13岁时,她被动辍学,借别人的身份证早早地进入社会打工,做过服务员、网吧收银员、电话销售、快递客服、行政打杂等十几份工作。与这条线并行的是,在18岁时,她接触到成人自考,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先获得北京大学心理学学位,之后又申请到香港理工大学读设计专业研究生,目前正在读博士二年级。

她总结这段过往,「比电视剧精彩。」

在这两条线背后,还隐藏着一段苦难又破碎的成长经历。小小的父母很早离异,她跟着父亲来北京打工,在工地上,砖堆子是她童年的玩具。到了上学时期,她进入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随着父亲搬家,换过两三所学校,「同学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朋友是短暂的,伙伴是会突然消失的」。读到三四年级,继母进入到她的生活,她没有得到渴望的母爱,反而一点点失掉尊严和自信。

与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主人公一样,为了回避痛苦,小小经常躲在空房子里,靠「幻想」才走过灰暗的童年时光。之后,她又遭遇了父亲车祸去世。她抓住自考这条绳索往上爬,进入互联网公司,也在金融行业做过一名白领,之后又继续走向香港理工大学。

在学校里,她遇到一些不完美但勇敢自信的女孩,尊重并认可自己的老师,接受到相对公平的教育。这些光亮的部分开始照进她的生命,让她逐渐卸下自卑,「更加肯定自己,去接受自己」。

这个春天,小小出现在我们的通话视频里。她留着一头短发,个子小小的,坐在地板上,她讲述了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底层生活细节,也丝毫不掩饰她的真实想法——她要向上走。是依靠一种强烈的生命渴望,和碾碎命运的决心,她才走到了更远的地方。

一个女孩如何冲破层层桎梏,摆脱社会的结构性压迫,从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走到一所顶尖名校?当她抵达更广阔的世界,如何看待与同学的成长差异,如何进行漫长的人生补课?她又如何克服自卑,理解生母的缺席、父亲的死亡,以及曾经看起来灰暗的生命底色?

小小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励志故事。

文|程静之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记外)
差异
在外人看来,可能只是简单地了解到,我通过自考改变命运,去香港读博,人生终于有了学历加成,但仔细看,它不完全或者说不确切是这样。

2018年,我刚考上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生,环境一下子发生了改变。班里20多个同学,除了我们国家,还有来自德国、韩国、沙特阿拉伯、印度的同学。我跟每个人都不认识,而且成长路径差异很大,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真正地相处、交流,也找不到任何归属感。

香港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我记得刚去的时候,认识了班上三个女孩,她们约我一起去逛街,我说好啊,那就去逛逛。去了海港城,她们要买洗发膏,开始逛那些很贵的牌子,什么鱼子酱精华,在那边很认真地讨论要买哪个。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消费水平的参差。在这之前,我的洗发膏都是在沃尔玛超市买的,衣服就逛个优衣库或者无印良品,一两百块钱。虽然不是说买不起品牌,但那不是我的消费观。后来,我感觉没什么意思,就跟她们分开逛了,自己在那儿瞎溜达,之后再没有一起去逛过。

你知道在南方,就是一个拖拉板,一条大短裤,看不出来有钱没钱,也可能是我伪装得比较好,别人最初感觉不到差异。有一次,一个关系挺好的同学跟我说,发现有一款包包很适合我,打开官网给我看,品牌是字母C开头的,叫什么我都忘了,一个很小的女士手拿包,大概七八千块。然后我就说,嗯,真的很好看。

在班级里,很多同学家里不只是中产,而是「上产」,可以专门买机票去澳洲,就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跟他们在一起,一些话题不知道怎么融入。印象很深的一次,下课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就会聊过去的事。有的同学在国外上学或者旅游,说美国什么样,澳洲什么样,有的说特别喜欢纽约,纽约是一座非常有想象力的城市。我的过往和他们太不一样了,不是说出国,而是在饭店、快递公司、网吧这些地方打工,就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对话。

这种差异也会表现在对不熟悉事物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上。比如有一次,三个同学一起讨论宗教,我不信什么宗教,就说宗教只是一种统治工具。一个外国同学开始说,你怎么这么认为,每个宗教背后有多少历史文化,有多么深的信仰在里面,说了一长串,又是英文,给我说懵了,最后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不知道怎么反驳,说了个agree to disagree(求同存异),把话给他撂在那,我就离场了。

在这个20多人的小团体里,其实用放大镜看,可以看到每个人都不完美,但区别在于,他们有自信去展示不完美。有同学英语讲得比我还烂,说话连不成句,只有单词往外蹦,但不妨碍他在课堂上跟老师argue,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个同学让我非常诧异,上计算机课的时候,老师讲得比较无聊,他突然打断课堂,直接跟老师这样说:你的课我听不懂!

比起他们,我从来不敢这样展示自己。同学老开玩笑说,小小太shy了,是一个很害羞的女孩。其实不是害羞,而是我太自卑了。

最明显的一点在身高上。我非常介意自己的身高,觉得自己太矮,每天离不开高跟鞋。你可以想象吗,我跟对象去爬山,穿的是10公分的坡跟鞋;到香港这边,有很多上下坡,走路真的很累,但我坚持穿高跟鞋;同学邀请我去家里吃火锅,我脑袋第一件就想,完了,去别人家里面得脱鞋,怎么办,我就自带了鞋套;哪怕回到家里,有对象在,我还是放不下心理防备,就穿厚底的拖鞋。

对于很多人来讲,可以根本不在乎身高这件事,但是在我心里,它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黑洞效应,吞噬了很多东西。我还记得有一次,朋友邀请我去船上开生日party,我心里很高兴,感觉他们真没把我当成奇怪的人,是可以一起去玩的,但那种party上要脱鞋,我心理屏障太强,最后只能说,有事不去了。

高跟鞋是一个外显的东西。回过头来看,我说自己很自卑,是因为长得矮,但我仔细想想,可能我把所有的不快乐,所有的苦就聚焦在身高缺的10厘米或者是20厘米那儿了。它可能只是一个壳,是我借力打力的一个工具,但并不是我内心真正自卑的那一点。

人是很难脱离集体去生存的。从小到大,我没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完全靠别人的言语来塑造自己,来看到自己。走在路上,从别人眼光中,我会感觉背了很多个我——曾经被生母抛弃的我,被继母欺负的我,被父亲忽略的我,被老板压榨的我,都是一个个很奇怪的形象。

在这些目光里,我没有办法做一个纯粹快乐的人,也看不到自己光彩的一面。我总觉得自己有很多缺点和不足,就想拼命摆脱过去灰暗的生命底色。所以我一直不断地往前走,往上走,人生准则是,追求更向上的生活,变成更好的自己。

但是,当我到了香港那个环境,走到原来理想中的那些人身边,我就意识到,原来有一些东西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另一些东西就是刻印在我身上,这一辈子是无法改变的。

小小硕士毕业

记忆

要看这样的我是怎么形成的,就要回溯过往的记忆。

在继母来之前,我的记忆是很破碎的。可能是因为生活环境总在变化,住的地方就换了好几个,身边的人也换了好几波,大脑很难有一个非常强的记忆链,形成一些反复冲刷、反复构建的记忆。

也不知道那会儿几岁,最早的一丁点记忆是在河北老家。那时候,父亲和生母还没有离婚,他们经常打架,有时候就把我放在姥姥家。我跟姥姥要钱买本子,拿到钱就去买了一包糖,又跟表哥表弟去地里偷玉米。我在老家上过几天学,印象中背的书包比我人还要大,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爸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我,问我在学校学什么了,我打开田字格的本子给他看,里面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我」。

父亲和生母离婚,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是之后再也没去过姥姥家,爷爷奶奶死得又早,就剩下我和我爸两个人,没别人了。他只好带我出来打工。长大后才知道,到了北京,我们住的地方在丰台区西道口,那地方非常偏僻,离卢沟桥宛平城不远,正对着铁路有一排平房,我爸租了其中特别小的一间,里面就是一个炕,一个灶台,一口烧饭的大锅,还有一个箱柜,再没有其他家具,除了吃和住,也没什么行动空间。

院子里住的都是同村人,做的也是同一种生意。那会儿北京房子拆迁特别多,他们专门去捡房子拆剩下的砖瓦片,把多余的水泥削干净,再拿去卖钱。

也有人把孩子带过来,帮家里做饭干活。住在我家隔壁的是一个远房表姐,十五六岁出来打工,有时,我爸出去干活,就由她帮忙看着我;有时,我爸也带着我去工地,他在一旁干活,我在边上玩,砖堆子就是我的玩具。印象中,院子里的孩子年龄都挺大,我没有一个童年的玩伴,经常一个人爬枣树摘小枣子吃,再爬到铁路桥上去看火车。

因为家里很穷,我爸买不起机动车,就买了一辆马车来拉砖。院子里除了柴火味,马粪味会特别冲,马儿很能干,也很凶悍,记忆中有一次,它把父亲整个肩膀都咬淤青了,父亲也舍不得花钱去医院,就吃了几粒止痛片。因为这件事,我很怕跟马儿离得近,担心它万一给我来一脚,或者咬一口。但是怕归怕,我还是要去散摊后的菜市场拿玉米皮、菜叶子回来喂它,毕竟干活挣钱都靠它。

小小童年和表姐、侄女合照

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很细微的感受,很小的时候跟妈妈一起睡,都喜欢摸着她哺乳的地方,但是父母离婚后,我没有妈妈,会摸着我爸的奶头睡得特别香,我觉得那是对于母亲的一种本能的渴望。

小时候,我爸应该挺疼我的,过生日的时候,他会在小推车上买2块5的炸鸡排给我吃。我也偷拿过他的钱,那一次,我爸可能结了工钱,把200个硬币压在大箱子底下,厚厚的一摞,被我发现了,相当于一下知道了一笔巨款的存在。我每天都去拿几个花,硬币变得越来越少,也不知道害怕。有一次,我买了东西在家里面吃,一回头看见我爸,就露出那种犯了坏事被抓到的不好意思的笑。我爸看着我也笑了,从他的眼神里面,我好像感觉到,他早就知道我在偷偷拿钱。

回想那些时刻,可能是我童年能理解到的父女之间朦胧的感情。但我爸对我的爱其实是很粗糙的,很沉默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好像都没怎么交流讲过话。

记得有一次发烧,我爸把我拉到住在附近的一个远房亲戚那儿,往我屁股里塞了一颗蒜,就用一种很野的偏方给我治。还有一次,我不知道生了什么病,趴在炕上一直吐黄水,我爸把药买了,也不会说在旁边给你拍一拍,就让你自己在炕上吐。我嫌药苦,不爱喝,后来给偷偷倒了,他也发现不了。所以你就知道,父亲只能做到花钱买药的程度,也不说这药到底吃没吃,吃了好没好。

在家庭里面,我爸对我不存在「教育」这两个词,更别谈「性教育」。我一直记得,在穿着小孩短裤的时候,在炕上站着,隔壁住了一个大哥哥,来背着我玩,结果把手伸到屁股里摸了一把。当时心里就觉得,这是从来没有人对你做过的事情,但又好像没办法用言语表达是什么,所以一直没有跟我爸说。到现在,事情过去那么多年,我连那个人是谁都记不得了。

幻想

对于这些很细微的东西,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小孩,没有什么感受,现在回过头看,才产生当下「我」的感受。某种程度上,那段时期其实挺快乐,挺自在的,我跟爸在一起,有吃有喝,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也不觉得自己在吃苦。

但有一段时间,院子里的邻居突然有了风言风语,说我爸要给我找个继母。我爸来问我,说愿不愿意有一个后妈。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一下子会有这种感觉——他并不是真的在征求我的同意,就只是告诉我一声,不至于说是完全忽视了我。我当时说可以,心里的想法很天真的,以为有一个妈,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很好的家庭,就会对我很好。

后来,我爸把她带回来了。记得有个亲戚卡着我的腰,把我跟小鸡一样拎了起来,弄到一个房间里,说进去以后喊妈。她表现得很亲近,对我笑着,说,过来,还给我买了衣服和一些吃的。之后,继母就这么来了,还带来比我大一两岁的闺女,开始跟我爸搭伙过日子。

但来了没多久,继母好像变了一张脸。那是一种拉下来的,很阴森,很恐怖的脸,印在大脑里面,没办法冲刷掉,以至于现在一想起来,还让我觉得害怕。

继母真的给我带来太多摧残,不仅是身体上,更主要是在精神上。比如有一次,学校要交学杂费,她拖了很长时间不给我。老师让我在班级外的走廊上罚站,说什么时候把钱交上,就可以不站。那种感觉像是被拉出去示众,对自尊心简直是毁灭性的,当时我还是班里的课代表,觉得太丢人了,被逼得没办法,就去偷了一辆没有锁的自行车,在废品站卖了20块钱,才把学杂费给交上。

那个时候,我不理解继母为什么有这么多副面孔,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大家不是都喜欢好学生嘛,所以我学习很好,经常拿奖状回家,没想到继母直接把奖状烧了,还让我自己把烧完的灰烬扫干净。那真是对尊严最厉害的一种摧残,因为小孩子可能就是这样,最骄傲的就是奖状。继母好像看不得我成绩好,哪怕在家里写作业,她也会把作业本全拿起来,啪一下丢在地上,说,装什么装。

最残酷的是,继母不给我钱买卫生巾。我就只能用那种长卷的卫生纸,叠成中间厚、两边薄,跟卫生巾一样的形状。但它太软了,浸湿了会断掉,有一次,我走在路上,一半的卫生纸就从裤子底下掉出来。有时候甚至没有卫生纸用,我就把那些不穿的破衣服翻出来,剪一剪,夹在裤裆里,当一次性的用。
所有的这些,你就能够想象说,它对于一个小孩的摧毁性有多强,我的自信就一点点被磨掉了。

图源视觉中国

你知道《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吗?作者描述自己成长的过程,说她大部分的记忆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幻想出来的。我特别有共鸣,这就像是一种生存或者自我保护的本能。继母对我不好,父亲又没那么关注我,我面对不了当下的生存状况,就对未来展开美好的幻想。

我住的那片有很多没租出去的空房子,到了周六日,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去里面待着,坐在砖块上开始幻想,等一整天过去,也不会觉得无聊。人能幻想的都是看得见但又得不到的东西。别的孩子看过电视和课外书,幻想的或许是当科学家、超级英雄、宇航员飞往太空,但我看不到这些,能幻想的就是生活的反面——希望长大能自己挣钱,租一个小平房,里面有一张干净又整洁的床,还有一个喜欢我的人,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吃得好,住得好,过日子。

除了幻想的空房子,学校是我逃避继母的另一个地点。那时,我在丰台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小学。学校就是几排小房子,一排小学,一排初中,一排高中,还有一排是老师的办公室。教室课桌排得很密,班上有50个同学,几乎都是打工子弟的孩子,父母在北京做一些体力劳动,把孩子放进来,白天就可以不用再管。

上学就会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是母亲,而我是一个继母,心里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变得自卑,跟同学在一起,感觉自己一定是最矮、最不好看的那一个,学习坐在最前排,做体操也在最前排,就觉得人家都高高瘦瘦的,那么好看,为什么我就像一个矮鸭子,头上长很多虱子,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起球的。

小小的小学毕业照,第三排左起第二个为小小

我的自尊心变得非常强,记得那会跟同桌吵架,画了一条分界线,看他跨越了一点点,我能生气到跟他打起来。我还想起来,有一次班级要表演,让我唱什么《小白菜》,我就觉得干嘛要让我唱,感觉我命很苦是吗?

在学校,我跟同学之间不会聊家里的经历,就没有办法开口向任何人说,原来你过得这么苦,这么累,让别人带着一种怜悯的眼光来看你。还有一个交不到好朋友的原因是,打工子弟流动性特别强,同学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今天来了,明天走了,包括我在内,跟着父亲搬家,至少换过两三个学校,已经习惯闪现、闪离的友谊。在我的概念里,朋友是短暂的,伙伴是会突然消失的。

我学习没有多努力,但成绩是数一数二的,老师也说我是个好苗子,但父亲从来没有因此夸过我,上到初一就让我出去打工赚钱,可能因为他身边所有的范式都是,女孩上到初中就出来打工,挣钱补贴家用,成绩好并不代表是未来的一种期许。

那时候,我也不懂女孩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早出来,为什么不能正常去上学?我主要的感受还是在继母制造的痛苦里,只要不在家里待着,我想怎么着都行。离开学校办手续这些,全程没有人拉着我,但我还是幻想了一个东西,老师可以来家里找到父亲,让我回去上学。或许是隐约的潜意识在告诉那个我,离开学校是不正常的。

小小(左一)十三四岁打工时期的照片

孑然一身

我打的第一份工就是父亲介绍的,去山西一家饭店当服务员。那是在2005年左右,我十三四岁,父亲把我送到木樨园客运站,买好了票,让我自己坐客车到太原,到了那边会有人去车站接。上大巴车以后,他偷偷塞给我200块钱,让我照顾好自己。

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家,想到新环境,我没有害怕,反而挺激动的。到了山西之后,亲戚把我领到住的宿舍,在一个地下室,七八个上下床,每人一张铺子,一个枕头,没有窗。我也是特别傻,想着人家要管我吃,管我住,就把200块钱给了亲戚。

那时候,我身高不到1米5,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出入都是穿澡堂子的大拖鞋,显得整个人非常不协调。领导说,先去附近的夜市买一条黑色长裤,白色外套,老式的服务员鞋。买完之后,没有培训,我直接就上岗了,给客户点单,端菜,站在包间门口等人家叫,还要学会给客人推销酒和饮料,我就靠收集那个瓶盖儿来拿提成。

有时候,顾客订了一桌饭,结果有事取消了没来,服务员就一起吃这一桌菜,还挺开心的。上班的时候,我可以吃大锅饭,但不上班就没有东西吃。我经常饿肚子,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发工资,都会去逛夜市,买好吃的和一些乱七八糟的衣服,基本就把钱全花光。有一次,我轮休,躺在床上真的太饿,宿舍一个人都没有,我到对面同事床上找吃的,结果没有找到。当时那种失落,饥饿,以及因为没有「翻到」食物而保留下来一点尊严的感觉,我现在还清晰记得。

服务员虽然是一个集体工作,但我跟同事还是没办法交朋友。交朋友的前提是先认识自己,我从学生突然转变为打工仔,没有经历逐渐社会化的过程,经常不知道自己在那干嘛,怎么跟别人交流。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头没睡醒的小牛,突然被丢到地里面,和所有的大牛一起拉犁,小牛不知道该怎么做,它只能机械地、模仿着去做。在饭店里,我的状态就是一个脑袋架在身体上,里面是空心的。

没事的时候,我会去饭店周边的小公园待着,看放学经过的学生,幻想自己就是他们。后来,我有了一台金立手机,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初中生,半夜在厕所和他疯狂聊天,白色的灯光下,坐在马桶旁边,和他联系的那些时刻,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学生。

未成年时期,我不到一年就会换一份工,做过电话销售,装过暖气片,在网吧当过收银员,还被短暂骗去过传销组织。为了生存,我需要挣钱,有一段时间没有打工,就自己搞了一辆小推车,在学校门口卖摊煎饼和玉米,但当时买的三轮车太大,我个矮,蹬的时候够不着脚蹬子,特别费劲,后面也就不干了。

2011年,小小在快递公司当客服

出来社会,我就感觉自己已经是孑然一身。2009年父亲去世,我更是完全没有支点了。

当时,我正在打工,下班后突然接到亲戚电话,说「你爸快不行了」,快去医院看看。我才知道,他和继母装完一车砖,赶着马车往家走,结果在一个T型路口被货车撞到,车上的砖统统砸下来,我爸当时整个肺全碎了。送到北京301医院抢救了几天,医院说没希望了。我在拔管之前见到他,身体是热的,手也是温的,但他没有意识了。我不记得对他说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

那时临近中秋,前几天我爸还给我打电话,问我中秋要不要回来,我说:「不回,她们都在,我回去干嘛?」我只是赌气。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

父亲是在八宝山火化的,骨灰回到村里,接着办丧事,请人家唱戏,整个过程我就是一个空壳子,没有什么情绪。我印象特别深刻,村民说这丫头怎么都不掉眼泪,我心里想,是不是应该哭一下,可是我哭不出来。

父亲走了之后,有一种感觉是被动完成了亲情的切割。其实当时我完全不理解「死亡」,父亲的死好像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还是该上班上班。直到这些年,那时候没有处理好的情绪,时不时会冒出来,比如听到某个音乐,看到某个东西,会突然想到父亲,才能够理解一点他的离开,意味着最后一点家庭联系完全断掉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托住我。

小小的父亲

重生

可能自卑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阻力,也是一种推动力。很多人打工就想打一辈子,但我没有那种想法,我总觉得变化能带给我更多机会。

2011年,我成年了,开始在北京天天快递公司当客服。那时候也没有特别清晰的自我认知,但对当下的生活有了具体的感知。我每天负责客户投诉,所做的沟通都是工具性的,就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被看见的「人」。我就明确知道说,一定要摆脱这种机械和麻木。

但客服工作对我还是挺重要。在一次投诉中,我巧合认识了一位在上海开出租的司机,在网上聊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和我说,你挺聪明的,人生不应该止步于此,应该去参加成人考试,继续接受教育。

当时,我都没听说过自考是什么,去加了一些自考的QQ群,发现在群里,有很多没机会参加高考,或者高考失利后想要获得文凭的人。咨询如何报考之后,我去搜索北京教育考试院,点开自考栏目,看到北大、清华、人大、北外这些院校都在里面。我几乎是一眼看到北京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一方面觉得我有自卑问题,一方面也觉得心理学很神奇,想通过它更加了解自己。几乎没有什么考虑,我就决定要考这个专业。

那时候是非常激动的,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我高兴地把报考消息发在同事群,没想到得到的反馈是,「这很难的,你绝对考不过。」「你以为是个人都能考?」

被泼冷水后,我心里不服气,为什么没去试就说我不行?我更加激励自己,一定要考下来。上班的时候,我把考试的书放在手边,边看书边工作。下班后,我回到月租200元的木板隔断房,房间非常小,连张桌子都没有,我就坐在床上学习。在昏暗的灯光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那么专注,那么投入,我完全沉浸在备考状态里,所有能量都汇聚在书上的字里行间。

自考要求没有那么高,对于我来讲,唯一有难度的是英语和数学,其他科目只要背下来,考过基本没有太大问题。我没怎么接受过学校教育,理解力不强,但记性很好,能把一本书80%的内容背下来。

第一次考试,我报名了四门科目,都高分通过了。这让我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正向反馈,就验证了说ok,我的学习方法可行。在那之后,除了英语挂过科,其他科目真的是所向披靡,全都一次性过,平均分达到87分。我成了自考圈里比较知名的人物,还管理过500人的自考大群,但自考周期太长,群里最后90%的人都放弃了。

小小的自考证

从专科到本科考试,加起来一共30多门科目,我考了大概4年时间,终于在2015年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学历证书。我好像在某个意义上获得了重生,开始去找一些更合适的工作,在招聘网站上一个乱撞,结果意外投了一家互联网公司。面试的时候,别人问我看什么书,我那会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美的熏陶,听的是非主流音乐,连电影都没有看过,更别说看过什么书,就一顿瞎掰,说在看一本叫《佣兵天下》的网络小说。那人可能觉得我挺有意思,就让我去试试。

如果说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我从最底层开始爬,每往上爬一点,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互联网工作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给我的新鲜感是非常强的。公司在望京SOHO那边,我第一次有了名片,上面写的「用户体验设计师」,其实就是产品经理助理的工作,特别考验跟各个部门的协调能力。在那个系统里,我最初了解到,要做哪个需求,怎么回应客户,都有一连串的审慎决策过程。而且我身边的人都不一样了,有名校毕业生,也有国外留学生,他们给我感觉有文化,说话有逻辑,职业选择背后会做很多考虑,这给我的认知带来很大的突破。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最早接触到了阶级差异。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跟同事吃完饭,她在附近找了一家装修得特别漂亮的咖啡店,进去之后,上面贴的什么拿铁、浓缩,我看不懂,但价格挺贵,大概30块钱一杯。同事点了一杯黑咖啡,问我要喝什么,在我之前的打工阶层,大家是不喝咖啡的,我也没那个习惯,就说刚吃饱饭,不想喝。之后,我们俩坐在窗边聊天,她突然问我,你喜欢喝咖啡吗?我勉强找借口说,咖啡太苦了。她紧接着说了一句,那是因为你没有喝过好咖啡。

关系

早早出社会,相当于我跑在了很多同龄人的前面,但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对于我来说,一个很难的事情是怎么把自己的情感交付给他人。我不是一个轻易对别人交心的人,因为你知道,他者是不会永远在身边的,可能很快就走了。所以,我会跟朋友真心相处,但也可以接受一个人随时断联,比如之前一个朋友,生气后把我拉黑了,我就ok,你只能陪我到这了,我也不会再去找她。

当然,我的对象一直在我身边。我跟他是在自考的学习圈里认识的,那会儿他20岁出头,把一些自考的书借给我,来我的出租房给我做过一次萝卜炖肉。通过接触,我知道他的父母也很早离婚,他是跟在姥姥姥爷身边长大的。后来,我们一起合租备考,彼此引导,又像好朋友,日久生情就在一起。

如果说原生家庭对亲密关系有什么影响,一开始,他爸是不同意的,觉得我长得又矮又丑,啥都没有,非常强势地介入我们的关系。 这种父权行为引起对象很大的反抗,他直接跟他爸断绝了关系,两年没有说话。

在相处上,我最初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在感情上,我比较贪婪,非常需要对象在身边。我喜欢在一些小事上哭,就像吵闹的孩子需要他的关注。有时候,我会因为一些不安全感吵架,会很容易吃醋。前几年,他也会说,为什么时时刻刻要围着我转,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一直在努力克服。好在他有耐心,也比较包容,最大的一点是,他真的从内心看到我,肯定我,没有他的支持,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我跟对象都是非常务实的人,从来不聊各自的家庭,觉得根本没有回看和探讨的意义。我们很像是江湖儿女,生活方式非常朴素,会把家里的床架子搬走,只留下床垫,觉得这样更自由方便,空间也更大,而且它是一种很原始的风格,好像睡得贴近地面,生存能力都可以变强。

2016年,小小和男朋友在KTV唱歌庆祝考上研究生

到了2016年,我跟对象要换工作,就离开北京来了深圳。选择深圳的原因很简单,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是因为我听说深圳一年四季可以穿裙子,我觉得自己很矮,不适合穿冬天的靴子,适合穿裙子,所以就来了。

在深圳这个城市,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之前找工作,几乎没有经过HR,也不知道拿到学历,就代表要正式地跟有学历的人去PK。到了深圳,我有意识地去投岗位,才进入到结构性的竞争,那或许是我突破圈层的另一个开始。一些大企业会卡非全日制的学历,我才意识到,费了4年时间拿到的这一张纸,是没有什么含金量的。

后来,我也顺利找到了一份金融工作,一个月工资1万多。刚开始,我蛮有干劲,干了一年,跟对象在深圳买了小房子,拼命地打工还房贷,但越打越迷茫,好像自己不快乐了。我感觉到,虽然从机械的工作里走了出来,但在企业,面对老板,面对资本,个人是那么渺小无力,我的收入和幸福回报比特别低,承受了很多现代年轻人共有的缺失意义感。

我曾经还进过一家金融公司,每天都加班,氛围非常死气沉沉。有一次,我给领导发邮件,内容很长,就用红色标记了重点,结果他私下跟我说,给领导发邮件不要用红色,这代表不尊敬,他还说作为一个新人,领导不下班,你就不应该下班。这两句话让我瞬间觉得,什么狗屁,我真的不想再做这个工作,但自己不是金融专业,升不上去,又一直很难转行,怎么跳都跳不出金融圈。

这个期间,一个朋友跟我提到,香港理工大学的设计专业很不错,跟我之前产品经理的工作相关,建议我可以去试试。我其实挺擅长读书的,他们叫我逢考必过机器,所以我就想着,不如把我的优势发挥出来,换一个赛道,继续读书,看看在学术这一块有没有能力。

我再次有了往上走的目标,决定去申请这个学校,一方面可以摆脱学历的限制,一方面也想体验校园生活,弥补我没有怎么上过学的遗憾。

香港理工大学是特别好的一所学校,设计学院在世界排名前20,非常难申请。我花了半年时间,靠自己准备好作品集(工作项目都是一些加分项)、申请材料和推荐信。唯一欠缺的是英语,我开始花很大精力在雅思上,每天腾出三小时做两篇阅读、一篇听力、复习和总结知识点,最后考到了6分,才有机会去参加学校的面试。

面试完以后,我没有直接拿到offer,而是进了滚动的候补名单。我天天给学院的小秘书发邮件,问在list里排第几,有没有希望?一直到2018年一二月份,深圳一个温暖的早晨,我醒来打开手机,第一眼就看到邮件发了offer。我趴在床上很高兴地笑,好像再一次验证了自己是厉害的。我还拍了一张自己很开心的照片,来记录那一个永恒的时刻。

小小在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门口

蜕变

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我们跟人的沟通有两种,一种是工具性的,一种是意义性的。学校跟之前的公司完全不一样,在工作里,我很容易被当成螺丝钉,但学校是一个剥离利害关系的环境,我跟同学和老师能够平等地相处,在这个过程里,我能够感觉到,自己被真正地认可和尊重。

刚到香港理工读研,每周要写周记,我就写第一次去香港的感受,什么东西都好贵,矿泉水要卖10块一瓶,吃什么东西都得算计着。老师看到周记,会关注到我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帮助我走出一些困惑。而且老师过来跟我说话,看到我在凳子上坐着,他也不会居高临下地站着,而是蹲下来。那是一种很细微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受尊重。

我的角色真的变了,身边人的角色也变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开始进入到我的生命。我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女孩,在中国的审美里,她肯定算是胖的,但她也穿一个短裙,就特别自信,有一次,我们俩在草坪上坐着,看到有人在弹吉他,她就和着吉他唱了一首《娜塔莎》,身边人都为她鼓掌。在学校的广场,我还看到跳舞团里,一个女孩跟我差不多高,站在身材修长的女孩中间,她跳得不算好,但是非常自然。我就感觉到,原来这样一个身材也可以很舒适、很自信地展示自己。

这样一群人虽然不完美,但活得那么阳光、那么有勇气,丝毫不妨碍身边的人喜欢他们。这带给我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根本不需要任何精神开导,我开始慢慢地把自己打开。

在香港理工大学,小小和同学在一起

对我滋养最大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那是2020年申博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学生都来自国内外顶尖的学校。我申请了一位老师,但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匹配,面试完之后,我就觉得没戏了。可是有一天中午,我突然收到另一位教授的邮件,说愿意当我的临时导师,如果我同意,就在当天下午4点前回复邮件。当时,我完全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在相关一块领域是全球有名的教授,只是考虑到能继续上学,我就同意了。

后来开学之后,我跟教授见面,才知道他看了我的简历,在自我介绍那一栏,我写自己是一个非常自卑的女孩,工作了十几年,没有怎么上过学,克服了很多困难,才来到香港,接着写到学校对我的影响。教授凭着这个直接就选中了我,他说,非常respect我,尊重像我一样非常努力的人,他还说,之前自己也有一段边打工边求学的经历,知道那很辛苦,所以愿意给这样的我一个机会。

我就感觉到,自己真的被看到了。在那之前,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成就。但他让我意识到,原来成就不一定用高考考了多少分,挣了多少钱作为单位去衡量,我经历的所有痛苦,克服的所有困难,都是我的成就。

我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过去,发现它们并不是人生的污点,而是人生的价值。正是那些我想摆脱的生命底色,让我成为了我。

这些被接受、被尊重、被看见,好像把我原来缺掉的东西渐渐给补回来。在这一整个环境中,很多能量汇聚到我这里,我接收到,接着做出改变,内心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强大起来,那个不被看到的、没有价值版本的自己,好像动物蜕皮一样,一层层蜕掉了。

我学会跟自卑相处、和解,一点点活得越来越轻盈。最明显的表现也在高跟鞋上。我开始做一些验证,穿一个没那么高的鞋,看看大家会有什么异样的态度,从10厘米、7厘米、6厘米……2厘米,到穿普通的运动鞋,这样小步去尝试,慢慢就放下了。

小小在香港理工大学当助教给学生上课

当然也有放不下的,比如父亲的死亡,生母的缺失。其实关于生母,原来感觉她在我出生的那一刻,好像就已经死掉了。直到最近,老家表姐发给我一张照片,她生病住院了。血缘真的很强大,仅仅通过面部轮廓,我就可以判断那是我的生母。我突然就哭了,或许是下意识的情感,她是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一个人。我很怕她死亡,就再也没有办法找到百分百血缘关系的人,所以那个瞬间,内心有恐慌、紧张、难过、伤心、委屈等等,很复杂的感情。

思考了一两天,我也去跟学校的咨询师聊了,把情感抒发一下,我再也没有看过那张照片。我想,这种东西解决不了,那就不解决。我对于亲情的理解是比较钝的,因为我本身没有什么亲情的连接,只是偶尔会去回忆父亲,想要抓住那根亲情的绳子,尽管它会带给我难过,或者是遗憾,没有关系,依然是亲情。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复杂的情绪体验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它让我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但绝对不会构成困扰,我的情感控制能力很强,比如生母的照片,可以不带回头看的,就把它立刻关掉。我每天有挺多事情要做,没有精力和时间沉浸在痛苦里。我不是自怜自哀的一个人,也不会拖着很重的东西前行,否则我不可能会走到今天。

现在,我每天至少花5个小时的时间,做企业团队管理相关的博士研究,之后可能会针对中大型企业做管理咨询,或者做相关的课程,我还不确定,但不管做什么,我看重的是对自己的意义,其次是对别人的意义。

当然,我还想人生多一些体验,学术上有一些精进。我们学校有福利,可以申请去国外访学,每个月额外给补贴。你知道,有机会我肯定要抓住的。去年10月,我联系了美国、英国、澳洲等七八个国家的教授,最后是芬兰阿尔托大学一位老师回复了。学院非常nice,给我发了一米长的邮件,告诉我怎么在芬兰租房,买二手家具,办签证,学习芬兰语,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玩。再过几个月,我就会去到这个国家,现在满心期待在那里认识新的老师和同学,或许那又会再一次带来不一样的机会。

2022年,小小在林芝,对面是南迦巴瓦峰

辞掉外企工作后,我选择了躺平

去年 12 月,我们厂全面复工后,我转到了十二车间,跟做手机主板的产线。

值得一提的是,我已从原先的产线技术长混到了技术组长,十二车间的三个技术小队全听我指挥,虽然日常工作还是开关机,但大小算个领导。除了地位的上升,我的工作也松缓了不少,开关机不用再亲力亲为,也不用再来回巡线,只需注意文书工作。更重要的是,以往我让出去的烟和酒,如今都回来了。

这段时间该怎么形容呢?

“年少有为” 大抵如此吧?但我的室友秦小军极度不认可,他给我的评价是 “小人得志”,并且经常揶揄我:“成天背着手,红塔山都不抽了,他妈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成厂长了。”

我就权当他是羡慕嫉妒恨了。

韩三姐当时是新一批进厂的员工,在一号产线做平板测试。韩三姐四十岁左右,在外形上,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论穿衣打扮、长相特征还是工作形式,她与其他员工无异,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普通。

一次她的工作电脑出了故障,重启无济于事,需要更换主机。本来这种小事轮不到我来干,但我在线上觉得无聊,想出去走走,就接了我 “小弟” 的工作,带着韩三姐去了仓库。

仓库正好在秦小军的车间,他见我来,冲我使了个眼神。我心知肚明,换完主机,便让韩三姐先回去,然后到线上跟秦小军聊天。

那段时间我受秦小军的影响,迷上了 3A 大作,玩得废寝忘食,一有闲空,俩人不是玩就是聊,或者一起鄙视玩国产游戏的玩家。

我俩聊了有十几分钟,直到线上班长喊秦小军回去。我正想走,发现韩三姐站在生产线的另一边,两手抱着主机,看着我撇了撇嘴,也不知道听了多久。

我问她咋没回去,她说主机过安检要提货单子,没有不给出。我狐疑地看她一眼,问咋不给我说呢?她说见我聊得热,没忍心说。我在心里鄙视,就是想偷懒,还不忍心说。

回去路上,韩三姐忽然说了句:“杀基兰的是奥德里斯科帮,不是剥皮帮。”

我听得愕然,过了两三秒才 “啊” 了一声:“你也玩啊?”

她点头说:“开放世界做得不错,手感也蛮好,玩了这个,再玩巫师都不习惯了。”

我惊讶地 “我操” 一声,激动地说:“真没想到!”

韩三姐笑着看我:“没想到我这种年纪的玩游戏啊?”

我使劲儿点头,韩三姐笑了笑,没说话,我说:“大姐游戏玩得多吗?”

她想了想说:“也不多,差不多一百。”

我迟疑了片刻说:“个?!”

“对,一百个。”

我再次感叹,连忙把主机夺过来,与她肩并肩往前走。即将到我们车间时,我乖巧地问:“大姐,您今年?”

她大方地笑笑:“到三月,四十一。”

“咋称呼呢?”

“我姓韩,在外别人都叫我三姐。” 她伸出手,想要接回主机。

我极力推脱,抱住主机就往车间跑,笑嘻嘻地说:“我给你安上,三姐!”

此后,因为游戏这个纽带,我常常去找韩三姐聊天。在这方面她很有经验,不管什么类型的游戏,只要我说出名字,她都能理出个一二三来。更夸张的是,有关游戏的插件、mod 或者衍生模组她都有钻研,还亲手做过游戏地图。

起初的那几天对我来说是个很奇妙的体验,后来我才明白,这主要是我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心态作祟。

在当时,我很难接受,一个四十岁的中年女性,放人群中也并不显眼的中年女性,更重要的是 —— 在电子厂当一线员工的中年女性,却对年轻人热衷的游戏颇有研究,甚至经验比我还要丰富。

这给了我很大的落差感,我的震惊与仰慕只保持了不到两天,之后就变成嫉妒,对话口气也不怎么友善。比如我会在她说完一个游戏话题之后,暗讽地说一句 “真没想到”。而她并不生气,有时还会跟着我的讽刺自嘲,说她就像 “赛博朋克”。

但没过几天,我的自大就落了地,因为我发现,韩三姐上过大学,还是个本科生。

对于过去,韩三姐很少与我谈论。倒不是逃避,而是没有必要,这是她的原话。

她说,她老家在河北,大学毕业,在外企工作过,炒过股,当过黄牛,干过自媒体,还在朋友圈做过微商,“但除了大学都没成。”

说到这儿她就停了,不管我再怎么追问她都不想再谈,我记得有一次我问她:“都因为啥没成?”

她果断地说:“懒。”

说完她问我:“你听没听过那个理论,说‘人会跟着时间变化’,我觉得这话太绝对,我就没变。” 她笑着看我一眼,“我懒了半辈子了。”

2010 年,在上海某外企工作的韩三姐忽然辞职,对外理由是回家结婚,但实际的目的,是去广东看一场演唱会,那年她 28 岁。

按照她一开始的想法,是想辞职后玩一段时间,等到休息够了,再重新对以后的道路进行规划。但从那年开始,她就再也没干过一份稳定的工作。

据她讲,在那之后,她利用积蓄炒股,眼光独特,炒啥赔啥。后来又倒卖各类门票,但一出发就有局限,人气高的搞不着,人气低的不用抢,干了几个月,反而砸手里不少。接着就安稳了,干脆啥也不捣鼓,一直窝家里打游戏,没钱了就去干兼职。

这十多年来,韩三姐基本都是这样,除了中间干过微商和自媒体,总体流程都没变,一个字:躺。

我问她:“是规划好了过这样自由的生活吗?”

她不屑一顾地笑笑:“规划个锤子,就懒,懒得规划。”

在这十几年里,韩三姐干了几乎所有能干的兼职。

刚开始的那两年,韩三姐依托着自己的播音专业,搭上了一家庆典公司,给各种场合当主持人。活儿挺松散,一星期三四次,一次俩仨小时,内容不麻烦,工资也丰厚,有时赶上旺季,挣的比在公司还要多。

韩三姐说,散伙的前一天她熬了一整夜,就睡了仨小时。当时十一点开场,十点半她在幕后化妆,突然感觉有些累。“心理的累,就是感觉再干下去我会死的那种累。”

她没有迟疑,半分钟收拾好东西,避开带班团长悄悄地溜了出去。出了门,正好有辆公交车到站,她上了车,走了两三站后再换乘出租车,车上就把团长的手机号给拉黑了。

韩三姐说:“当时不懂,其实应该说一声。” 想了想又说,“但确实累。”

我问她:“熬夜干嘛呢?”

她嘿嘿了一声:“打 DLC。”

这之后,韩三姐还兼职过电视台的临时采编和主持,“其实就是销售,主要目的是找路人要手机号。”

这工作相比庆典主持就差多了,不仅时间长,工资还跟业绩挂钩,一天干下来累得心力交瘁。

但有一点好处,自由,想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干,“累一天休息五天,也就没那么累。”

韩三姐说,这或许也是她之后干厂子、保安以及服务员的原因。诚实,工作量就放在那儿,自由简单,最关键是没有负担,不用操心。

“人嘛,活个简单,贵在开心。” 这是她的口头禅。

从 2010 年到现在,十三年过去了,韩三姐生活方式一贯如此,从未发生过改变。

但在其他方面,还是有着不小的变化。比如她变得不注重穿衣打扮了,以往出门还化妆,这几年明白了,人最主要是开心,折腾自己没必要,舒适就好了。

有次她很自信地问我:“我要不告诉你,你觉得我像四十岁的人吗?”

我脱口而出:“像。”

她没说话,我知道我说错话了。

还有一方面,是她在钱上变节约了,不再大手大脚。想买一个东西时,先放着,要过一段时间还想要,那才买。“虽然大多数都买了,虽然还涨价了,但也算有效果。”

有好多次,我尝试问起她 “家庭” 这个话题,但她不置可否,或者直截了当地表示不想谈论。

在我与韩三姐接触的日子里,我发现她确实每时每刻都很开心,或者说乐观。她就像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一样,快乐并不聒噪,而是随性,她既带有中年的睿智,又有青年的活力,上一次带给我这种感受的还是电视里的活佛济公。

我记得我问她:“是不是对于未来没有什么目标?”

她说:“可能是。”

我再问:“为什么呢?”

她很奇怪地看着我:“为什么非要有目标呢?”

在 “目标” 这一点上,我说错了,韩三姐并非没有目标,而且目标还很宏大 ——“环游世界”。

这个想法是她几年前看一档节目涌现出来的,她记得很清楚,叫《侣行》,一对夫妻到全世界旅行。

那期节目是俩人到巴西旅行,碰上了黑帮,情况挺危险,把带队的导游都差点吓跑。但意外的是,人家黑帮不仅没找这两口子的事儿,还请喝茶,询问在巴西有没有不方便之类的。

她说看到那一段,她突然有了俩感悟,一是人不能只看外表,二是旅行真的会给人带来见识。

说这话时她看了我一眼,我明白她的意思,惭愧地点了点头。

2016 年,韩三姐从老家河北出发 “穷游”。最开始的目标是周边几个省份,她不去大城市,而是无人问津的小县城,主要原因两点,一是小县城能够更直接地了解到风土人情和文化,二是省钱。

“不过跟电视上演得不一样,一点都不美好。” 韩三姐说。

刚开始她来到了河南周口某个县城,在一个新农村附近找了家旅店,200 块钱租了七天房。

起初她兴致勃勃,很有规划,周一到周四在村里闲逛,跟人聊天;周五到周天到县城溜达,平时没事儿还能下下农村,看人怎么种地。

但实施起来就没那么有劲儿了。村里都是熟面庞,冷不丁来个女人,一没亲戚二没工作,还到处找人唠嗑,整的村民都跟看神经病似的看她。

有个大妈跟她聊天,说前几年也有这么一个女的,说外地话,到处溜达,找人问话,没几天,有个人家的孩子就丢了。

县城也没意思,能逛的景点就那么几个,路人甚至比大城市的人还忙。好不容易捡着一个肯跟她说话的,友善归友善,但聊上一句,知道她是来旅游的,笑容当时就没了,眼神也变得特别机警。

后来韩三姐在同城 APP 上认识了一个好友,好友给她分析,外地女人,年纪大,来穷乡僻岭旅游,满足这几点要素的,没目的就是目的。

韩三姐问:“啥意思?”

好友说:“自己品。”

韩三姐气坏了:“合着都怀疑我是偷孩子的!”

不过也有开心的事儿。那时候,韩三姐在网上认识了一家非盈利救援队,由一群车主自发组织的,主要是免费拖车、免费车辆救援。韩三姐想找点活干,就加入了进去,负责出勤工作的拍摄与记录。

车队成员几乎都是男性,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听了韩三姐的经历,也跟我一样赞叹,“真牛 X”、“羡慕”、“自由” 之类的。

说到这韩三姐停了一下,顿了顿说:“我知道这些话都不是真心的,包括你,可能还有点幸灾乐祸在里面,虽然嘴上奉承,心里不知道怎么骂我傻呢。”

我想解释,韩三姐挥了挥手,又说:“就这事儿,我觉得咱文化上还是不行。不管真心的不真心的,等到哪天听到我这种情况不惊讶了,觉得正常了,那才叫进步呢。”

有一件事韩三姐记得很清楚。一辆厢货熄火了,排了两辆救援车,处理完正准备走,一个开雅阁的小伙子喊住她,特别牛气地说:“姐,坐我这个,他那宝来,坐着没排场。”

在车上小伙还絮叨,说开宝来那小子不行,不局气,没出息,车是最展示身份的玩意儿,攒了几年钱,却买了个破宝来。

韩三姐问小伙:“你这车自己买的?”

小伙说:“那倒不是,老头给买的。”

韩三姐憋不住了,捂着嘴笑。

小伙瞪眼了:“那你笑啥?我这全车二十来万,咱说实话,有的人想啃老还啃不了呢。”

这几年来,韩三姐的 “全国游” 并不纯粹,她不是一直在路上的那种人,而且效率也很慢。差不多六七年时间,她连北方都没走完,甚至连东三省还没接近。

要问原因,一是没钱,要打工赚路费;二就是懒。

她曾经参加过几次 “自由行”,几个不认识的人,一起结伴去旅游,但过程都不是太好。有一次是骑行,从河北骑到南京、再由南京骑到重庆,最终目的地是拉萨。韩三姐一开始踌躇满志,但当天跟着骑了俩小时,还没出河北就累得不行了,最终叫了辆车,拉着自行车回家了。

用她话说:“这就像打游戏,开放式游戏,有人是线性任务做到底,一口气不带歇的。我就属于那种满地图溜达的,得逛几个小时才做任务。人如果连玩都那么功利,那也太悲哀了。”

还有一次是自驾游,四个女的,轮摊油费,开到哪儿算哪儿。这个形式倒好,但出现了 “老鼠屎”。

开车那个女的出来是跟男朋友吵架,到山西临汾时,不知咋的又和好了,连夜开着车跑了。

说到这韩三姐叹气:“都什么人啊,不过我这旅游,确实是都在‘路上’,唯独见不着景儿。”

后来韩三姐有经验了,不寻人了,自己去。她也开始尝试新风口 —— 拍短视频。

据她说在那个时候,哪个城市火了她就去哪个城市,以重庆、成都、大理为首的三个城市,更是去了不下五次。

她跟着互联网的脚印,有人拍美食火了她就拍美食,有人拍景点火了她就拍景点。当时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行业,一段视频,一段配乐,连脸都不用露,很轻易就能上热门。要是能人声说两句话,配个字幕,还能被评选为 “优质视频”,其收益也非同小可。

但就算这样,韩三姐也没能坚持下来。

“累,第一感觉就是累,然后就是麻木,没啥能让我觉得好看,觉得‘哇’,就感觉我的眼睛成别人的了,咋说呢……”

我说:“不自由。”

“对!不自由。” 韩三姐用手点了点我,“那话咋说来着,再喜欢的事儿,一旦成了工作,就再也喜欢不起来了。”

韩三姐决定不再拍视频的那天,去的是都江堰。

她当时的心情就跟那年做主持人一样,忽然感到全身乏力,提不起兴趣,有一瞬间,甚至想把手机给扔出去。然后就在那个时刻,韩三姐下定决心,不做了。不仅不做视频了,以后也不会发照片到朋友圈了。她自己的风景,她要一个人看。

说到这,韩三姐有些沮丧,想了想说:“网上的文章上说,当你真正决定要放弃一件事的时候,迎接你的是豁然开朗,是过去从未察觉到的美丽。” 她转过头,说,“但我没有,那一天我过得都挺糟心的,也没发现啥美丽。”

我试探地说:“有些舍不得呗?”

韩三姐摇摇头:“不是。也是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不是放弃,是退缩。我就是一个懒人,还贪婪,既不想干活,还想要钱。”

我哈哈笑:“这有啥的?谁不这样?是人都这样。”

韩三姐眼睛眨了眨,看着我,语气有些开心:“弟弟,可算说了句好话了。”

那之后,韩三姐也没停下,依然到各个地方旅游,只是从未再去过成都、重庆和大理。但用她的话来说那算不上旅游,一天 24 个小时,12 个小时睡觉,3 个小时赖床,9 个小时打游戏,其性质跟旅游丝毫不沾边,不如说是换个地方生活。

她还定下了一个计划,每年上半年班,剩下半年就是玩。前两年疫情爆发,一直持续到上一年,这个计划也始终存在。

不过这个计划如今实施起来已经出现难度了,第一是年纪,第二是性别。说到这韩三姐顿了一下,应该还有第三,但她没有说出来。

总之,因为各方面的限制,她已经没办法再踏入主持这个行业了,“我原先的专业就像和我的年龄一样过了保质期,变得一文不值。”

最焦虑的那段时间,她开始做微商,卖三无化妆品、各地水果以及二手手机。“但中道崩殂了。” 她新买的微信号没撑过三个月,就被人给举报封号了。

我记得我问她:“当时后悔不?”

她很洒脱地说:“后悔,应该在二十岁就出来,少玩了八年。”

我有些无语,认真地说:“你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她哈哈笑了两声,然后思考了一下,也很认真地说:“真不后悔。”

韩三姐在我们工厂待了三个月,她算了一笔账,工资加上返费、奖励金和全勤奖,这三个月她能拿到两万六千多块钱,几近之前半年的收入总和。每每说到这她都表现得特别开心,脸上洋溢着笑容,说自己最后追了一把 “风口”,赶上了最后的高返费期,

“今年还没过去一半呢,我就完成我的目标了,秋季我再干三个月,下一年都不用上班了。”

很难想象的是,在一个全封闭没有窗户的车间里,韩三姐享受着工作机器的 “嗡嗡” 声,毫不在意时间的缓慢与工作的乏味,与我绘声绘色地谈论着她在路上的见闻。

我发现,不仅她的行为方式是自由的,内心也是自由的。

在这些见闻中,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始终很深刻。

20 年 3 月份,韩三姐去了贵州某个山区爬山,很晚才从山上下来,因为不熟悉道路,她稀里糊涂走的那条小径不通主路,而是到了一个村庄。当时天色已晚,没什么办法,韩三姐打算在村民家里借宿一晚,第二天再离开。

她敲开了一家村民的门,开门的是个六七十岁的老汉,但尴尬的是,老汉听不懂普通话。韩三姐连说带比划了半天,老汉才终于明白,点点头,让韩三姐进屋,然后退到一边用方言打了个电话。

打完电话,老汉从橱柜里拿出了一袋面包,递给韩三姐时,表情复杂地看了她一眼,马上又避开。接着走出屋子,蹲在院子里抽烟。

在当时,韩三姐没办法准确地推断出那眼神的含义,但她第一直觉是怕,“就那一瞬间,我都幻想到我已经被囚禁了。”

韩三姐在屋里坐了大概二十多分钟间,老汉也同样在院子里蹲了二十多分钟,俩人就像在无声地对峙着。有好几个瞬间,韩三姐都想拔腿而逃,或者趁老汉不备,抄起墙边的工具敲他一棍子。

最后,一辆车开了过来,下来两个中年人,一男一女。

女人告诉她,老汉是她爸,打电话说有人迷路了,让她们给送回去。而刚才很安静的老汉,这会儿正激烈地跟中年男人说着什么。

路上,男人乐呵呵地说:“我爸不会说普通话,他自己一人住,怕和你在一个屋你害怕,就在外面蹲着,但他说你好像更害怕了。”

韩三姐羞愧难当,不停地说:“没事,没事,麻烦你们了。”

男人笑得更开心了:“我爸说你这小妹有点憨憨的,让我提醒你,手机上有地图,还能叫车,以后别再迷路了。”

我听过之后,哈哈直笑,细想又觉得不对,我说:“我咋感觉好像在哪儿听过这故事。”

韩三姐一脸笑容,真诚地说:“那说明咱国家还是好人多呀。”

韩三姐的梦想,是在五十岁之前把全国走遍,原本这个内容精准到各省各市各县,后来她发现太不切实际,便缩减到每省每市,再后来是每省三个市。

她对这个定额依旧悲观:“估计以后还会再减,很伤心,就像游戏里的成就,达不到百分百,是个遗憾。”

从我跟韩三姐接触的这段时间来看,她确实是一个 “懒人”。比如她说她的下一步计划是去日本,我问她:“你会日语吗?”

她说:“不会。”

我说:“那咋还不学。”

她摊开俩手,撇着嘴看我,意思明了,懒。

“那要是真到了日本,你咋跟人交流?”

她很不屑一顾地说:“所以才打工挣钱啊,挣钱了,雇个翻译。”

我不能理解:“那咋想的?自己学日语不更方便,又省钱,还是个技能。”

“聊这么长时间白聊了。” 韩三姐一副失望的表情看着我,“我就是这种人,活给自己看的,不能辛苦自己。”

韩三姐临走前的一天,我又问到她 28 岁时的选择,我说:“是有什么感悟了吗?”

她想了很久,最后说:“不是。”

她说当年她快要三十岁了,没钱,没对象,工作发展也受限,正是人生中最焦虑的一段日子。

辞掉工作之前,她租了两年多的房子被房东收了回去,要紧急搬家,十分狼狈。就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有了个想法:“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

为此她惆怅了几天,然后发现,过自由的生活好像也不错,没有抱负,没有期待,没有压力。

“反正势头都在往‘碌碌无为’的方向发展,我就想,不如就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不算醒悟,是逃避。”

说完她停了停,然后笑着对我说:“最起码我过得挺快乐。”

来源:全民故事计划 微信号:quanmingushi

当“衡水模式”在县中扩散

关于衡水中学,一个夸张的说法是“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一个衡水中学”。如果更确切一些,许多地方都有学习衡水模式的封闭式管理学校。“衡水模式”如何发展起来?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力?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影响?本刊记者专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以及研究青少年心理状况20多年的北大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徐凯文。

记者|李晓洁
“衡水模式”与封闭式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在谈论的衡水中学,最开始只是一个普通的示范性县城中学。这所学校是如何拥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影响力的?

杨东平:“衡水中学”这些年已经成了一个流行概念,它有许多分校,收费高昂、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甚至可以说这种模式的学校,在全国各地都有。所以当我们今天说“衡水中学”时,实际上是指中国的应试教育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厉的阶段。

具体到衡水中学本身来说,我把它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以衡水中学几任校长为代表。

第一个阶段是1992~2004年,这期间的校长是李金池,他是衡水中学开启自己模式的创立者。他来之前,衡水中学属于县级市的一所重点高中,在11所县级重点中学里排名靠后。当时就有省、市重点学校到下面“掐尖”,抢优秀生源的做法,县中生源原本就很普通。李金池做校长后,下决心要改变。他强有力地制定了衡水中学的校风校规,比如全部学生一律住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学生和老师实行量化考核。学生上课吃东西、转笔等都要被扣分,这些分数影响班级的荣誉、老师的绩效。其中特别典型的活动是跑操。一个班级一列跑操队伍,人挨着人,在非常小的空间里跑着小步。这一套模式确实让衡水中学“翻身”了。1995年,李金池到衡水中学三年后,其高考升学率和综合办学水平跃居当地11所县重点中学首位,此后也一直保持第一的位置,衡水中学有名了。

图片
插图:老牛

第二个阶段是衡水中学出名后,张文茂校长继承了李金池的那套办学规则,张校长也很强硬,直到2018年退休前,他帮助衡水中学建立了很多分校,走向全国。这里要先说一下教育与当地政府和经济的关系,为什么衡水中学或者像毛坦厂中学这样的超级中学往往出现在经济、资源比较匮乏的县城?通常是因为县城没有太多资源,只能依靠教育,也就是考试成绩形成的社会影响力来获得政府更多的支持,相应地,这种社会影响力也成了当地的资源,带动经济发展。

张文茂任职期间,衡水中学在高考升学率上一直是全省首位,考入清华北大的人数由两位数升为三位数,成为当地老百姓心中最好的学校。这种成绩,只靠原本公立的衡水中学是做不到的,因为公立学校招生仅限本市区,人数有限。所以衡水中学开始与不同的资本合作办民校,民办学校招生限制小,可以“掐”的优秀生源更多了。1999年,衡水中学第一次开办民校“滏阳中学”,但这所学校规模有限。2013年,衡水中学与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共同成立民办的衡水第一中学,在管理、师资、招生等方面都复制了衡水中学的模式。后来,衡水一中又在很多城市建立分校,正式成为超级中学,形成了“集团化教育”,这也是我们后来常说的“衡水模式”。

当前的阶段是第三阶段,这时期,衡水中学的生存环境有了改变。一是因为衡水模式已经形成,不用特别为升学率发愁;二是因为这几年国家推行“双减”政策,呼吁给学生减负。虽然“双减”不涉及高中,但这毕竟是一股浪潮。我个人感觉,现在衡水中学的校长努力在证明他们实行的是素质教育而非应试教育,所以他经常参加国内各种教育创新会议。前两任校长要巩固的是成绩,到了现在,衡水中学要做的是改变之前的舆论形象。

图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受访者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衡水模式”具体指的是什么?

杨东平:衡水模式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以升学为目标的教学和管理模式。这指的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封闭式管理、量化考核等等。第二个层面是“超级中学”的运营和办学模式。所谓超级中学,主要特点是学生规模巨大,以及考上名校尤其是清华北大的学生数量多,对师生、家长有很强的吸引力,衡水中学就是典型的超级中学。

我想重点讲第二个层面。这十多年来,衡水中学在办学模式上“公私不分”,私立学校的投资方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开发商的楼盘由此成为“学区房”而价格大涨,开发商和“名校”分享利益。同时,私立学校跨省招收优秀生源,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衡水、河北户籍的学生。我曾在一个节目中见到张文茂校长,问他每年衡水中学考上清北的学生中有多少河北籍,他避而不谈。2017年,依托于衡水中学的民办学校衡水第一中学在浙江办分校,我们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报”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违规办学问题。后来,教育部要求河北省教育厅进行专项检查,石家庄、承德、廊坊等河北多地教育部门发文限制衡水一中在当地的招生。但如今看来,限制程度似乎也不大。

三联生活周刊:衡水中学出现之前,我国县级中学有类似的模式吗?

杨东平:衡水没出名之前,强调苦学、题海战术的“县中模式”已经在经济不够发达、教育资源不是特别丰富的地区出现。当时比较有名的是黄冈中学,比如黄冈中学出的试题卷,全国各地很多学校都买。但黄冈中学后来因为师资力量流失等原因衰落了。但结合衡水模式,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县乡中学的管理模式比城市中学更加严厉。在城市,由于家长文化程度较高或者政策等原因,排除了一些不够人性化的规定。但在县中,老师和家长为了升学率,什么都可以牺牲。我的理解是,县中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翻身的愿望特别强,手段也特别野蛮。而真正在农村的普通公立学校,并不是每个学校都需要出名。

图片

2015年6月6日晚,衡水二中高三班级搬入临时教室内,进行高考前最后的复习(ICphoto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衡水模式出现后,对国内其他县城中学的教学生态有哪些影响?

杨东平:衡水模式这种超级中学,在获得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处于垄断地位,对基层的优秀教师、高分学生层层抽血,导致区域教育“水土流失”。尤其是那些曾经有点竞争力的县中受影响更大,一些地方出现“县中沦陷”现象,整体上是破坏区域教育生态的。

我更想说的是对学生的影响,因为不论怎样,最终的后果都由学生承受。“衡水模式”的学校形成规模后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分数线和学费也在增加,这就造成多种隐性的入学方式,比如凭借关系入学、交纳高额择校费等,放大了学生家庭背景的差异,挤压了衡水本地学生、部分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北大一名教育学博士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他们调查了2005~2009年进入北大的超级中学学生,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超级中学学生中,农村学生进入北大的比例在降低。

另外,这种封闭式管理、升学率第一的观念,对学生的生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北大教授郑也夫曾在学生中做过调查,提到一个衡水中学毕业的女生,高中三年为了节省时间,睡觉从没有脱过外套。还有不少学生有胃病、神经衰弱等等。我在调查中还看过一个例子,提到一个县中有个孩子成绩很好,喜欢法学,很想上政法类院校,但学校要求他一定要以清北为目标和第一志愿,迫使学生改变自己的理想。这对学生的命运有什么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生理问题,这类超级中学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如何?

杨东平:我觉得谈心理健康的前提,是学校要尊重学生的基本人权,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原本中学阶段是青少年自我认识、互相认识和成长的重要阶段,而采取封闭式严格管理的学校,把学生的生活切割、打碎,不给学生表达的空间,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类学校学生的心理状况,但我曾在调研中接触过一些示范性中学的案例,跟学生的精神、心理压力还是有关系的。我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浙江绍兴柯桥中学,不到两周,高中生“四连跳”。这所中学是当地示范性高中,学校所在县也是国内县域十强,算是一所经济、文化都不错的城市重点高中。我后来遇到省教委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这些学生成绩并不差,家境也不错,在校没有跟老师有过冲突,就在晚自习时,打开窗户跳下去了。当时我就觉得,在经济、文化、教育条件比较好的中学,已经有这种因精神压力过大而出现的极端性案例,那么在县中,那些没多少关注度的中学,情况会不会更差?

图片《我在未来等你》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前面提到,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一所衡水模式的学校。前一阵江西有一位高一男孩失踪,后来被发现在学校附近的粮库中自缢身亡。我去到这个男孩所在县城,发现一些私立的初中学校也在学衡水模式。这种“低龄化”的衡水模式是新特点吗?这些年,这类学校还有哪些新的变化?

杨东平:这应该不算新特点,十多年前就有初中学习衡水模式这一套,如果只说“封闭式管理”,现在连小学也有这样的管理方式,低龄化是肯定会出现的。

这些年,我觉得县中学校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存在留守学生和家庭成员的分隔问题。我前两年去过安徽某县城一所私立学校,校园很漂亮,但学生基本都是从南京、上海回来的留守子女,因为按他们的户籍只能在老家考试。这群留守子女不会说家乡话,寒暑假就去外地找父母,聊到父母时,有的孩子眼泪都流下来了。我觉得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心理状况需要更多关注。

另外,我们也去过西北地区考察。我记得西北某县城,有个地方好像叫“留守村”,就是留守子女家长集中居住、比较便宜的民房聚集地。这里有很多陪读妈妈,爸爸就在外地打工。实际上,这种家庭亲子分离、成员分隔的问题,导致家庭的功能是破碎不全的。这就不仅仅是孩子学习的问题,也涉及家庭的问题。

图片
《念书的孩子》剧照

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国内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现状大概如何?

徐凯文:现在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我可以先说一下2021年比较权威的几个数据。第一个是中科院心理所做的“国民心理健康调查”,数据显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筛出率是24.7%。第二个是国家卫健委做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精神障碍是指需要去看精神科医生、服药的疾病程度,2021年公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存在精神障碍的儿童青少年比例是17.5%。还有一项是关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调查,非自杀性自伤可以理解为自残,这一比例是27.4%。我们大儒心理团队做的调查,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包括国际学校、公立学校、县中等,发现有自杀倾向(表示有自杀的想法、计划,甚至实施过自杀行为)的学生比例在30%左右,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农村中学。而关于青少年自杀身亡的数据,目前没有全国性的统计。

这些数据已经很高了,当然这里也有新冠疫情的因素。我们团队粗略调研过,现在青少年自杀率是疫情前的2~5倍。

图片

北大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徐凯文(蔡小川 摄)
三联生活周刊:在人生的几个阶段中,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吗?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有什么特点?

徐凯文:青少年并不是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群体。从自杀率的角度看,自杀率最高的是老年人,他们因为病痛,或者因病导致的经济问题,很容易觉得活不下去。自杀率第二高的群体是青年,比如大学生受到的压力也不小。而青少年自杀率并不高,儿童自杀放到以前更是闻所未闻。但是现在,在青少年心理研究领域,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青少年自杀往低龄化发展。我接触过年龄最小的自杀案件,是小学四、五年级,并且是多起,呈现自杀传染的特点。

最明显的感受是,这几年我去全国各地调研,发现稍大一点的精神科专科医院都会专门开设儿童情绪障碍病房,因为儿童出现情绪障碍,焦虑、抑郁、厌学、自残、自杀的孩子越来越多,以至于需要为他们专门开这样的病房,而在20多年前,这样的病例是极罕见的。

当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涉及教育、家庭、社会等方面,离婚率飙升也算是因素之一。

图片

《十二个想死的孩子》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因素里,你会把“学校”排在第几位?

徐凯文:如果让我来排名,我觉得学校还是占到较高的比例,几乎可以平等排位的就是家庭,包括家长的教育观。

学校,或者说教育层面影响青少年心理,主要在于功利性学习,唯成绩、唯升学率论。孩子的自杀率跟课业负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20多年来,这是愈演愈烈、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现在中学生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甚至自杀,算是一种爆发。家长本身也很焦虑,他们觉得一定要把孩子送去名牌大学,这种焦虑也在倒逼学校,起相互作用。父母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和爱,但他们爱孩子的方式方法是把自己的焦虑等大量负面情绪,以及自己的压力倾泻给了孩子,成为孩子焦虑、压力和心理问题的来源。
有个说法是,每年开学季,学生的自杀数量变多。如果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句话没有合理性。秋冬之交,日照时间变短,人更容易出现负面情绪。但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个说法确实存在。一是因为现在寒暑假作业太多,学生大年三十都在做卷子,完成不了作业、解决不了问题,他可能会感到绝望。当然,这跟青少年心理不够成熟有一定关系,一些对成年人来说很小的事情,青少年可能会把后果想得非常严重。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冠疫情。我们研究过疫情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发现过去三年,寒暑假期后,或者停课一段时间后马上考试,最容易让学生心理崩溃,甚至出现极端的自杀情况。因为疫情影响,学生没有平时那么自律,开学后马上考试很容易考不好,尤其是那些原本成绩不错的孩子,从前几名变成了倒数几名,他在心理上很难接受。所以我前段时间也呼吁,千万不要一开学就考试,因为过去三年已经发生了不少类似的情况,要避免极端情况的发生。

从整体上来看,焦虑、抑郁是目前社会与时代的特征,可以说是一个全社会性的广泛性焦虑障碍,其突出的特点是对未来的,还没有发生的小概率危险过度预期和担心,例如对将来中考分流的过度担心,对于将来如果不能考上名校的过度担心等等。而焦虑和恐慌又极其容易传染,因为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人类总会对危险和负面的信息更加敏感,这一点想想疫情期间大家因为不可靠的信息囤积食物、药品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

而网络又极大地推动了这些负面情绪和压力的传染。这也是我们时代的新特点。13年前我参与应对和处理了富士康十五连跳的震惊全球的自杀传染事件,在那个手机报的时代就发生了严重的自杀传染。现在是移动互联网、社交自媒体时代,负面情绪与行为的传染变得更加广泛和迅捷。从我们此前的调研来看,可以说,这样的传染天天在发生。青少年在一个情绪容易失控和认知辨识能力薄弱的年龄阶段,为了躲避巨大的学业压力、过度的学习竞争内卷,他们在网络上学习了自残、自杀,也学习了各种精神病学知识以“表现出某种心理异常和病态”,这都是突出的特点。

图片

高考冲刺阶段,一名高三老师与学生谈心(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一所学校是管理非常严格且采取僵硬的封闭式教育,青少年是否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徐凯文:这是肯定的,封闭式管理的学校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很大。从心理学角度说,孩子年龄越小,离开父母造成的安全感受损程度就越重。比如说幼儿全托班,从管理上说是高效的,但从孩子的成长上看,孩子很小就失去父母的庇护,这个适应的过程就让安全感受损,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封闭式学校。

我曾经有个来访者,他在封闭式学校读书,成绩不错,但有天突然崩溃,厌学拒学了。我们发现,他在这所封闭式学校读书,原本学习、生活压力就很大,但还算可以支撑。这所封闭式学校每周放假一天,这一天对他来说特别重要,可以回家放松,就像是一个盼头。但有天学校忽然规定,如果学生下一次考试的成绩不如上一次,就不许回家。这个学生觉得压力倍增,就心理崩溃、支撑不住了。

另外,封闭式和军事化这种缺少人性的管理方式,会在孩子上大学后继续影响他们的心理。我在北大工作时,发现有不少著名超级中学的学生进来后,因为存在自控能力差、不知道如何与人交往等困扰而出现心理问题。有个某著名超级中学的毕业生入校后不久,因为抑郁而休学一年,回家后仍想自杀。我跟他交流时听他说,该校规定,食物只能出现在宿舍和食堂两个地方。有天,这位同学的室友生病了,他就帮忙从食堂打饭,带回宿舍给室友,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助人为乐的事。但他在路上被老师发现拿着食物,老师说他违反了校纪校规,扣了他们班级的分数。这件事完全违反人性和价值观,把学生当作考试机器,用学生们的话来说是“工具人”,这位同学直到读大学都无法释怀。更严重的是,这种管理方式,有时会让学生产生“斯德哥尔摩效应”,当学生无法对抗的时候,就开始认可这种“虐待”,这是对人在精神层面的摧残。这种学校的极端表现就是豫章书院那种戒网瘾学校,这只会让孩子更加反感成人社会、亲子关系破裂。

图片在河南省“郸城一高”,高三学生们在教室内挑灯夜战。郸城一高和安徽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一样,被称为“高考梦工厂”(李博 摄 / 新华社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县中或者乡镇中学的不少封闭式学校里,学生大部分是寄宿的留守子女,留守学生会面临更大的心理问题吗?

徐凯文:留守儿童本身就是一个心理脆弱的群体,现在我们提到留守儿童,更多是出现在农村、县乡,他们跟父母的情感联结很薄弱,家长与孩子间的依恋关系有问题,关于安全的依恋感没有建立起来,到后来就容易出现孩子不跟父母倾诉、沟通的情况,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尤其是在功利化的封闭式学校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的心理状况更糟糕。这种情况下,当孩子陷入绝望和压力中时,如果有可以倾诉的朋友,可以求助,他出问题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但如果连朋友也没有,他就是人群中的孤岛,那么很容易绝望。

另外,现在县中学校常出现的陪读妈妈现象,造成了家庭成员的分隔。在亲子教育中,父亲的缺位,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确实更容易对孩子尤其是男孩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安全感缺失、沟通问题的方式不良、焦虑等等,这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也觉得,现在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更多还是从城市孩子的角度,农村留守子女受到的关注太少,问题可能比想象中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青少年自杀问题,比如之前的江西高一男孩胡鑫宇事件,有人评论说是青少年承压能力低,或者更多是个人性格原因,你怎么看?

徐凯文:我觉得青少年是需要主动关心的。青少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于成人来说容易解决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天大的事。如果他没有一个可以绝对信任、无话不谈的人,就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压抑在心里,跟谁都不说,最后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青少年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主动关注。

我还是要强调,胡鑫宇绝不是个例,他只是悲剧人群的一个代表。如果我们有机会对这样的县中模式的封闭式学校进行全面的评估,可能会发现30%甚至更高比例的孩子都有心理危险倾向。只是几乎没有对封闭式学校学生心理状况的研究,很大原因是这类机构不允许心理组织去调研,因为教育界、心理学界对这种方式基本都是持否定态度,也不受学校欢迎。

图片

《小欢喜》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不同代际的中学生,心理问题有何异同?整个社会可以如何改进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徐凯文:十几、二十年前,青少年心理问题更多是学业带来的焦虑,这种焦虑很少让学生想结束生命。现在这一代青少年,由焦虑变为抑郁的状况更多,自杀现象也更多。我感觉,现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更强,孩子的物质需求被满足,精神层面就有更多追求,更多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原本是件好事,但到了现在,教育仍以功利的成绩和升学率为中心,对一些青少年来说,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就容易对人生有怀疑,从而产生心理问题。

所以从根本上讲,最重要的还是教育观念和体制的改革。现在有这种反思的人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最近几年的“两会”,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议案、提案就多了。不过这不是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识,家长和学校也要积极地改变理念和做法。改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青少年能够健康地成长和发展。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第17期)

服饰批发市场和直播正式决裂!

根据《浙江日报》消息,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内的部分批发商场从 2023 年 3 月 6 日起,正式全面禁止商家在店铺内进行直播销售行为。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有网友表示,禁播举措主要针对的是四季青内的常青服装批发市场。

界面时尚拨打四季青服装市场公开联系电话,对方称对禁播举措并不了解,无法就其中条文以及实施手段给到具体回应。但有商户在抖音上称,若商场巡视人员发现商家直播,第一次提出警告,第二次则没收设备并罚款。

伴随着直播经济兴起,任何与卖货相关的行为在过去几年里都逃不过被呈现到镜头面前。而服装又是最适合进入直播间的品类。受到此前零售环境变动影响,许多批发市场商家堆积大量库存,这让直播卖货需求进一步被推高。

问题在于,批发市场基本是走利用信息差来赚钱收入的模式。二级批发商从总批发商处进货后,又会加价卖给三级批发商。销售流程不断深入,加入整个链条的批发商也随之增多,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的衣服可能已经较最初的批发价翻了一倍。

但最终零售价带来的收入,往往已经跟总批发商没有什么关系。很多批发商做的是一锤子买卖。有时反而由于线下销售的链条冗长复杂,总批收回款项以及感知市场趋势变化的速度会慢许多。直面消费者的直播砍掉中间环节,便让事情更为高效。

1.jpg

可二级、三级以及更向下的批发商不干了。总批以极低出厂价销售服饰,打破了原有的信息差壁垒,压缩了二级和三级批发商的利润空间。许多批发商甚至形成共识,不管衣服质量和设计有多好,一律不从做直播的总批那里进货。

而当所有总批都开始做直播,整个服装市场又有可能会陷入到恶性低价竞争的态势。因此在杭州四季青禁止直播的新闻出来后,评论处许多自称商家的网友都表示认同该做法。

这不是杭州四季青第一次限制直播。而在诸如广州十三行等其它城市的服装批发市场,也逐渐开始限制商户直播行为。

“服装批发市场本来就是薄利多销,直播必然会对其造成巨大冲击。” 鞋服行业独立分析师、上海良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程伟雄向界面时尚说道,“而且直播还有可能会拍摄到其它商家的服饰,由此带来的抄袭行为会进一步压力利润。”

但无论出台何种条文,最终只能限制商户不在商场内部直播。在抖音上以 “四季青”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会发现许多商家仍然在进行直播,但场地可能是自己的工作室或仓库。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放弃如此直接和便捷的收入来源。

事实上,伴随着线上渠道的发展,二级和三级等批发商能够赚取利润的空间必然会逐渐收窄。这不是最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当淘宝和京东在十年前发迹的时候,相同的争议同样出现过。差别可能是,如今有的实体商家已经顺应形势开设了网店,但还远没有为直播做好准备。

2.jpg

“直播等线上销售渠道的发展,在未来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和批发市场等线下渠道的矛盾。” 程伟雄表示,“总批和二批的价值或许还会继续存在,但再向下的中间环节会被压缩。如今趋势变化太快,商户总是希望能更直接跟消费者沟通。”

不过这样的趋势虽然随着直播的火热,看起来进展迅速,但在整个服装行业内却还会经历相当长的过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消费市场层级多且分化大,在一些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的市场里,商家仍能利用信息差赚钱。

这也是数字电商发展了十几年后,诸如杭州四季青和广州十三行等大型服装批发市场至今仍继续活跃的原因。但改变也是必然的事情。

“线上品牌不是就不能走向线下,无非是线上比例多一点,目的是提供增值服务。而线下尝试去做线上,其实也是在强化自己的能力。这种服务的延伸能推动成长” 程伟雄指出,“但墨守成规肯定是不会有进步。当消费者留恋于直播,说明这种形式已经被市场接受了。”

来源:界面新闻 微信号:wowjiemian

价值投资在国内到底行不行?

1

这周预支了今年的分红,加仓了洋河、中国平安。
今天也卖了一半中广核新能源,等资金回到 A,加仓水井坊。

​至此,持有:腾讯、平安、洋河、水井坊、新城悦服务、中广核新能源、​华能水电。

​两个账户,算下去,今年已经没啥盈利。

2

​这两周信心大受打击。

​Ai、芯片炒得如火如荼。

​持仓股,喋喋不休。
18 年年中入市以来,​已快有 5 年了。
算了下两个账户,年化 3.​6%。
​这收益,已不如买理财。

理财产品还不用花费太多精力。
​一个行业,如果做了几年,还赚不到钱,证明自己不适合这个行业。

​想到这,有点心灰意冷。

​信心大受打击。

​深度怀疑价值投资在国内到底行不行!

@flushz:其实我是来看回复的 :)
看完了,冒个泡。

1、你来集思录问价投,就像去足球场找灌篮高手,有没有呢,也许有,也许没有。我来集思录也有少数的年头了,在我关注的不多的人当中,我认为最有价投精神的是 @吾知讲乜 ,你想问价投行不行,都不用问他,看看他分享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其他人嘛,高手肯定是很多的,但是毕竟专业不同。: )

你问一群路亚大佬,台钓为啥总是不上鱼,可能并不能收获什么。

2、我自认有一点点价投精神,但离真正的价投还是很遥远,无他,能力低。但是我最瞧不得买中国平安的所谓的价投。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认为没人能看的懂中国平安。

你说你能看懂中国人寿,我信,你说你能看懂招商银行,我也信,你说您能看懂券商、能看懂信托,我都信,我唯独不信你能看懂一个寿险银行券商信托的集合体。别说什么新业务价值旧业务价值哈,那是保险公司自己发明的给券商写报告的东西,底层的数据你看不到,背后的逻辑没搞懂,然后就信了,这,不太价投吧。

另外,不管是否价投,对于高金融杠杆和高经营杠杆的企业,都是要慎重的,因为容错率非常低,容易一杆子被打死。

对于一个,看不清楚实际经营情况,完全不知道底层资产,并且高杠杆的金融控股公司,就去投了,这是价投?还是非常不价投?

3、关于定价权。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一如大佬们所说,从博弈的角度看问题,会觉得小资金必然要跟随大资金,我相信这个结论会得到 95% 以上的朋友的认可。但这和价投没什么关系,这玩意似乎专门有个流派,叫趋势投资,趋势是怎么出现的?趋势的全称应该是,跟随资金的趋势。

但是从楼主本身的角度来看,从价值本身的角度来看,如果对待同样的股权,定价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不管是大资金还是小资金,都是要赔钱的,即便是在 A 股这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请原谅我极不厚道的又提到中国平安,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大资金定价错误赔钱的典型的案例。一个价投对价值(派生出价格)的理解出了问题,还指望靠价投赚钱,这有点奢望了吧,还不如指望运气好赚钱,毕竟世界杯还有章鱼哥。

而从一个小资金的价投的角度来说,你在市场里是做什么的?你是来先人一步发现未来价值的,而不是来给股票定价的。如果在一个不那么短的时间跨度里(可以过滤掉情绪的杂音),你的认知完全不被市场认可,那么恭喜你,肯定是你错了。

4、关于定价权,我说的应该比较枯燥,举一个很近的例子,甚至正在发生。
长电,在过去的半年中,第五大股东在市场上抛售了 5.4863 亿股,还剩 1.7724 亿股,不知道还抛不抛,第四大股东刚开始抛 0.5842 亿股,手里还剩 8.0565 亿股,也不知道未来抛还是不抛。

去年,沪深 300 跌了 21.63%,今年涨了 5.69%,长电去年跌了 4.02%,今年涨了 1%,去年还是个枯水年。股票的绝对价格呢,也在历史高位附近,最高 25.27,分了 0.8153,跌倒现在的 21.21,最高价 / 现价回撤 13.2%。

我的问题是,这 100 多亿的抛盘,肯定算是大资金了吧,他们有没有过去的定价权,有没有未来的定价权,而 100 多亿,甚至 200 多亿的股票,都被谁接走了?是不明真相的小散?被大 V 忽悠的接盘侠?还是所谓的价投?还是神秘资金?或者大 V 本 V?甚至你说是传说中的国家队也行。

//////

作为一个老韭,我还是建议你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不要把自己禁锢在某个框架里。投资尤其是价投,很多时候是生活中认知的变现。价投的门槛高,源于生活中的 360 行,你能了解多少?深入了解多少?如果只论皮毛,你不一定有本地出租车师傅了解的多,但是那不能指导投资。如果想深入了解某个行业某个公司,又岂是来集思录发个帖子,就能获取真金的?

关于价值投资

在论坛上,经常有看到关于投资的方法论的帖子,在一些特定的时点,往往还都是大热

以往这样的帖子,我偶尔回去翻一翻,但基本上什么营养都没有,我也懒得发表什么意见或者言论,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去说服谁或者教育谁,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因为昨天看回复,基本上都是一边倒,所以忍不住随手码了几句话,权当发发牢骚。

而实际在投资上,是什么理论或者什么学派,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就好像武侠小说里,你出生于哪门哪派和你能否当上武林盟主,真是毛关系都没有,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吹牛的时候,或者不用比拼武功的时候,排资论辈有点用。我记得大伙在看小说的时候,都是瞧不起这些类似于 NPC 的门派人,而是喜欢那些天赋异禀、经历磨难、偶的离奇武学的男 / 女主,怎么到了投资上,又开始较这个真了呢?

这里,固然有一些巨婴型的投资者,赚钱了老子天下第一,瞧着不顺眼的,都是乐色理论,管你价投还是夹头。亏钱了,怼天怼地怼空气,价值投资误人子弟,证监会监管部门不作为,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资产,恶庄坑害小散户,美联储收割全世界 …… 马路边上的一根狗尾巴草都有可能是害他亏钱的罪魁祸首。但是市场里的大多数人,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或者换一个大白话的表达方式,没入门。

有很多人说,A 股不适合价值投资,对此,我是持完全相反的意见,我可以旗帜鲜明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觉得 A 股是全世界最适合价值投资的二级市场,没有之一。交易,或者说买入卖出这种互道 SB 的市场行为,就像是打麻将,输赢,尤其是输赢的多少,其核心肯定是自身的能力,但是对手的实力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市场里,大部分都是投机份子,在趋势向下的时候,能砸出来更深的坑,在趋势向上的时候,能买出匪夷所思的估值,简言之,因为对手盘的原因,这个市场里有全世界最高的贝塔。对于寻找阿尔法,等贝塔,有那么点价投精神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幸福感满满的市场。

如果一个市场里,大家都非常理性,都坚守价值,那是没有超额收益的。有些人说港美适合价值投资,恰恰说错了,在那样的市场里,不是适合价值投资,而是只能做价值投资。因为做空手段的丰富和低成本,无厘头的炒作分分钟会被更大的资金收割。换句话说,在那样的市场里,所谓的概念炒作、滑头、纯粹投机博弈的资金,坟头草都几丈高了。那样市场里的博弈,是需要极大的资金作基础的,没有人和你讲道理讲逻辑,买 / 卖到你爆仓到你崩溃。不以价值为准绳的投资方式,会迅速被市场消灭,没有机会在论坛发帖讨论那种投资方式更适合于市场。在那样的市场里做投资,想获得超额收益,太难太难了。

我之前说,A 股对散户太宽容,没有之一,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单边市场,涨跌停制度,最大的容错空间,富裕的流动性,任何一条,都是对这个市场里所有参与者一个极大的保护。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放开资本的自由流动,在那之前,还是好好享受当下美好的制度红利吧。

这是一个按比例获取收益的行当,除了赌场,应该没有什么其他行业赚钱是如此的赤裸裸。不管任何的投资理念或者方法,在一个距离金钱如此之近的行当里,想做赢家,都是很困难的。不管是只会看看 PePb,还是知道几个技术指标,或者听大 V 写几篇鸡汤文或者洗脑文(包括我写的),或者再看几篇研报,如果靠这个就可以赚钱,那我只能说,太没有天理了。

至于投资者自己,今天赚多少钱不重要,今年赚多少钱也不重要,或者赔钱也可以,不管收益率的多寡,能够在自己可承受的代价之前,找到适合自己性格和能力的投资方法,比什么都重要,管他什么理论、什么门派。野球拳练到 10 级,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

来了一批三峡移民

@铁铁铁铁铁鱼

有一年我们镇上来了一批三峡移民,各个村都分了一些。镇上负责盖房,分地。
开始的时候口音不通,他们很少与我们当地人交流。我们倒是很热情,也都心里有一些荣誉感。毕竟普通人能参与到国家大事里的机会不多。
所以我经常被大人们带着去移民家里玩,帮着干活。最主要的就是教他们种小麦,种玉米。毕竟南方与山东的作物习性完全不同。
山东是农历五月收小麦,种玉米。农历九月收玉米种小麦。一年两季,小麦要过冬。他们在南边种水稻一年能有三季。说起来山东农民都很羡慕,但是嘴上却说,“大米不顶饿。”
后来我被学校安排了定向跟移民孩子交朋友,就这样认识了曹兄。他比我大一些却比我矮一头,我们都把这归功于大米饭的劲儿不大,还是得馒头烙饼能顶个子。
有一次我早上去喊他上学,发现他跟他老汉儿加上他爷爷仨人围着一个锅子在喝酒,锅子里炖着一些肉,还有一些菜。他妈妈在锅里下米粉。他老汉儿看到我,就喊我,“来来来,娃娃儿,豁一杯。”
我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直到他妈妈给我盛了一大碗牛肉米粉,我就忍不住了。那米粉是扁粉,跟挂面模样类似,大块儿的牛肉炖的酥烂,盖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香气扑鼻,我在此之前并没有吃过米粉。这东西没有嚼劲儿,但是很好吃。红烧牛肉与辣椒,是我完全没有吃过的味道。我听不太懂他们说啥,只知道他们拉着我吃。
我就不客气了,尽管在胡同口买了两个肉火烧,我吃了一个,剩下一个本来揣着想给曹兄吃。没想到他一大早的在喝酒。他老汉儿拿着个塑料鼓子,给我倒了半茶缸子白酒。说,“娃娃,尝一下,正宗滴苞谷酒。”我说不喝不喝,一会儿还得上学。
我就埋头吃米粉,又辣又香。曹兄说,“好吃吧?在我们老家,早上都这样吃滴,喝早酒,吃牛肉粉。”
我辣的说不出话来,随手抄起茶缸子就喝了一口。
都说山东人能喝,但是一个十岁的山东人就还不太行。
我不知道谁喝过这种劣质的散白,装在塑料鼓子里,几块钱一斤。显然酿酒工艺并不过关,杂醇很多,所以口味刺激丰富,混合着辣椒牛肉米粉,感觉就像是吞了一把玻璃渣子。
我当时就想吐,但是看着爷仨一脸笑嘻嘻的看着我,我硬是要给镇上挣面子。咽下去了。
那阿姨过来就开始骂他老汉,“二黄八吊的,你们搞嘛的儿,活葬德,他才几岁?你给他豁苞谷酒,醪糟儿木得?日股俩,日子过得三个坛子两个盖子的,你给娃儿搞坏了,你赔起?”
然后赶快过来拍我胸口,我缓了好一阵。 一挥手,绝对不能丢人。
那天我跟曹兄两个晃晃荡荡的去上学,被老师罚了一上午站。在那个老教室的窗户根上,晒着太阳。
曹兄跟我说,你们这里没有长江,干燥得很。也没有山,只有麦子。唉!灰扑扑的。
整个上午他都在给我说他的故乡。
他说他有条小黑狗,来的时候不让带。然后就放开了绳子,我上车的时候,它还站在那里看我嘞,我让它跑,它也不跑。
他说他来的时候的村子,在半山腰上,山永远都是绿油油的,好多树,还有橘子树。橘子吃不完都喂猪,喂鸡,喂鸭。
我觉得他吹牛,我从小到大吃橘子都拿钱买。
他说,不吹牛。唉,我们家的猪,特别爱吃橘子。
我问他,那猪呢?也放跑了吗?他想了想说那倒没有,都做成腊肉了。你早上还吃了。
我说,啊?我没吃到橘子味儿啊。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得细品。
他说,那个大坝,我去看过,真是大,能跑汽车。把长江拦上了,发电,以后你们这用的电都是我老家发的。以后都不要钱了!
我真的相信了。他一句一句的说着他的家乡。然后他跟我说,我老汉儿跟我说,我们没有家了,我们的屋子都被淹在长江下面了。我不相信,等我攒点钱,我得回去看看小黑。
我说那你一定要带上我。其实后来,我因为公事去了他说过的那个地方,那里只有汪洋一片。也吃到了一碗一模一样的粉。
我们俩一直在一起玩到了初中毕业。后来有一天,我看着他爷爷,他爸爸,还有他,在一片麦地里转。我跑过去跟他打招呼。
他神秘兮兮跟我说,嘘,我爷爷正在堪舆。我说什么是堪舆?
他说就是风水,就是寻找墓地。
我问他寻找墓地干嘛?谁要死了?
他看着我没说话,摆摆手把我赶走了。
后来我知道,镇上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给他们盖房子,教他们种庄稼。却唯一忘记了他们的最终归途。他们只是来了,但是他们没有坟地。
他们的坟地都在千里之外的那个南方,被长江水藏在了深谷里。
他爷爷说,我落叶归不了根了。我看好了一块地方,埋在那里,以后就都在这里了。
这个地方,我看好了,利子孙。我死以后,孙子能发财。
后来他爷爷真的埋在那里了,那里本来是村里另一家人的责任田,麦地里起了一个不大的坟包。就那一个,孤零零的,也没有长江,也没有橘子树。只有冬天春天的麦子,夏天秋天的玉米。没完没了,一年一年。
后来他学习也不大好,早早混入社会,唯一没怎么变的就是他那嘴口音。有一次我回山东,他约我喝早酒,还是在那个小院子,她老婆给我们做了牛肉粉。我喝的有点多,一上头,就非得干点农活,然后我们就找了一片玉米地。
我硬是掰了小半亩,拉的身上全是血口子。掰到头,我看到了地头外面起了一个工厂。我说,你爷爷的坟呢?以前是不是在那边?
他说对,我爷爷堪舆看的准,说那里利子孙,我能发点财。
我说那你发财了吗?
他点点头,前年这个炼油厂扩建,正好征到了这边的地,我爷爷的坟在那。
迁坟,赔了我八千。

有娃后,我在朋友圈疯狂“捡破烂”省钱

下午,当我骑着电动车回家后,媳妇儿看到我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生无可恋地说,这又是把哪个好心人的“破烂”捡回来了?我一边笑着一边从袋子里往出掏东西。最上层是用白色的塑料袋装着的一堆小玩具,往下是几十本薄薄的绘本图书,加在一起可够沉的。我说,玩具,咱儿子现在就能玩。绘本图书嘛,可以先给他几本让他撕着玩,剩下的,等他大一些了,我就能给他讲了。

媳妇儿没搭茬,另起炉灶,提出了一个比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往何处更加深奥的哲学问题,家里没地方了,你自己看看往哪儿放这堆东西吧!转身给娃热奶去了。

图片

《宝贝计划》剧照
我穿着拖鞋拎着袋子钻进书房的角落,试着开辟出一个小小的天地,保管这些宝贝。这是我同事特意给我带到单位的,上述的东西全是她家已经上幼儿园大班的娃“退役”的用品。九成新,让我儿子再用个几年不是问题。

好不容易我才把这一袋东西塞到角落里,吃晚饭的时候,二姨一家人也来了。家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不过我去给二姨开门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并不是几个大人,而是五六个塞得满满当当的袋子。里面是二姨的6岁的外孙穿剩下的衣服。我感激不已的同时,心里犯了难,终于感受到了媳妇儿的心情,差点儿就要脱口而出问我二姨,拿这么多东西往哪里放?

负责任地讲,还是在我的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就有亲戚朋友开始陆陆续续地赠送他们家里的存货。小到奶瓶子、尿布、小鞋、衣服,大到被子,婴儿床、各种各样的玩具车,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充分体现了那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给不来的。这些东西的来源有三,我们双方父母辈的朋友;我们两家的亲戚;我们两个的朋友。我身边那些结婚生子两三年后的朋友听到我媳妇儿怀孕,都高兴得不得了,像是中了五百万。我问他们高兴什么,她们说,终于可以把家里的“破烂”出手了。

图片
最离谱的一次,我岳母有一个朋友,之前开了一家母婴用品店,受疫情影响,开不下去了,要闭店之前,她把我岳母拉着去扫货,一圈下来,我岳母搬回家的东西立马把家里原本虚位以待的储物空间全部填满。我简单清点了一下,感觉我岳母“心怀不轨”,因为她拿回来的东西看上去并不是只为了我媳妇儿肚子里的那一个娃准备的,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两套婴儿的装备。看到自己的“阴谋”被我识破,我岳母选择了“坦白从宽”这条路,她向我道出了实情,希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再要一个二胎。这让我不得不深信“姜还是老的辣”那句古话。

正所谓“没有枪,没有泡,敌人给我们造”,在给娃准备玩具和衣服等东西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家充分发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友军,让他们承担起为我军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的重任。于是我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把自己孩子用过的东西赠送给别人家的娃这件事情上,人们都特别慷慨。不是因为那些东西不值钱,而是因为明明这些东西还完好无损,可就是不会再用了,就像我们长大后很少再会去和童年的玩伴一起玩一样。与其让这些东西在家里“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如把它们拱手送人,变成可利用资源,在下一个“受害者”的家庭里继续发光发热,直至下一次被打入冷宫,或者再被转手。

为什么我们家特别中意给娃用别人的二手货,这和我们家里成员的生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岳母今年五十多岁,家里兄弟姐妹五个,她排行老三。在那个吃饱穿暖很难做到的年代,她小的时候就过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事实上,那个时候哪里会挑衣服玩具的好坏,有的穿就不错了。作为妹妹,她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她穿姐姐们穿过的衣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我岳母的两个弟弟,也同样的不拘小节,姐姐们穿过的衣服,改一改,接着穿。

图片

《我的孩子》剧照
同样的经历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小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每到秋天,我妈就会打毛衣。不过在打之前,我妈总是先把我两个姐姐们穿过的毛衣拆开,然后再让我坐到对面,把拆下来的毛线缠成一个个的线团,再给我织成新的毛衣和毛裤。这是能改的,改不了的一些衣服和鞋子,就等到我尺码合适了,直接穿。我二姐有一双黑色的小皮鞋,鞋面上还有两根线,上面系着两个装饰用的小球。我妈给我穿之前,把那两根线剪掉后,就变成了一款男女通吃的鞋。我穿了很长的时间。

以上所说都是历史原因。我们很愿意给娃用别人用过的东西还有更现实的考量。那就是小孩长得太快,很多衣服玩具,如果都买新的,那么他要不了多久,就会因为长大或者不喜欢而置之不理。辛辛苦苦挣得人民币就这样被不明就里的娃打了水漂,换谁谁不心疼。对此,我和妻子双方的父母,以及我的姐姐和我们身边有娃的朋友都深信不疑,他们是坚定的“二手主义者”。本来我对小孩子该使用什么东西就不感冒,让我去准备的话,大概率孩子会很遭罪,能有这种“坐享其成”的方式,能“衣来伸手,玩具来张口”,我何必要苦苦追求那全新的东西。

不仅如此,周围的亲戚朋友在给我们赠送东西的时候,热情高涨就不必提了,服务态度堪比名企售后,恨不得给你送货上门,指导安装。过一段时间后,还会微信问我们这个大客户的产品使用体验。顺便问问我家的娃多大了,好回头准备新一轮的赠送品。一句话,送就完了。到这份儿上,我也不能后退啊!从小到大我第一次面对别人给的东西能做到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多多益善,就是拜我八个月的娃所赐。是的,我还得谢谢他!

图片

《宝贝》剧照

肯要别人剩下的东西给娃用,这种良好的口碑一旦树立,就会产生很大的集群效应。如果算上媳妇儿怀孕的时间,十八个月的时间,我们接受了太多太多的东西。这期间,开源的问题已经被彻底解决。到目前为止,娃身上的衣服,从里到外,除了尿不湿以外,鲜少购买。

事实上,别人“接济”给我们的东西,已经够娃使用到最少三岁了。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那就是,能用的东西和已经用过东西就好像一对双胞胎,都太多了。我家里就像一个被堵住出水口的水库,更多的水源源不断地涌来,陈年旧水却像我们的烦躁情绪无处安放,长此以往,必将面临决堤的危险。

图片

晚上,媳妇儿问我,有没有最近刚刚生娃的朋友,赶紧把这些东西处理一下。我算是体会到了给我们东西的朋友的感受。末了,我媳妇儿又补了一句,我可以送货上门。

“留学断供”:当中产家庭突然跌落

这两年,随着中国出海留学人数增加,“留学断供”也随之而来成为热门话题,搜索留学攻略,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提问,“留学到一半,家里破产了怎么办?”
生长在中产家庭,家庭变故突然截断了原本平顺的生活。对此,他们有人选择留下来艰难自救,有的人选择放弃学业回国。在一个个艰难抉择背后,突然跌落的中产父母们,又该如何自处?
以下是几位“留学断供”的同学口述:

实习记者|李沁桦
编辑|王海燕

Amber,澳大利亚留学,研究生最后一学期

“我和妈妈都想给对方转钱”

2022年初,我在家上了一年网课后,澳洲政府终于宣布重新开放边境。我回到墨尔本,完成最后一学期的研究生课程。上飞机前,我叔叔偷偷塞给我5000块钱,折合1000澳币, 成为我去澳洲后银行卡里所有的钱。爸妈告诉我,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

而我面临的是一串长长的账单:学费一门课4000澳币,如果一学期修满48个学分需要1.6万澳币。房租每个月1300澳币,以及我之前欠下的网贷。

不上课的时候,我就每天连轴工作10小时,上午在中餐馆打工,下午和晚上跑外卖。在澳洲,最常看见的跑外卖的人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大哥,有中国人,也有马来西亚人。他们挂着学费便宜的不知名学校,跑外卖挣钱,寄回国内养孩子,养房贷和车贷。偶尔,我也能看见一些穿着校园文化衫跑外卖的同龄人。

图片
《外卖》剧照
尽管一周最多的时候我能挣1000澳币,但整整一年,我的银行卡里常常只有个位数的存款。回澳洲的第一个学期,我只修了一门课,赶在最后缴费期限才凑够了4000澳币的学费。

这个拼拼凑凑的故事开始于2019年。当年我大学毕业,考研失败,找工作也不顺利。我妈就很自然地提出,可以送我出去留学。

我妈在体制内工作,身边同事家的孩子普遍都会出国留学。她想的是,“出去看看也好,趁年轻多折腾一下。”在国内读书这些年,我基本是被排挤和被忽略的存在,总是过得有点压抑。我羡慕传说中国外轻松的氛围,找了留学中介,很快就收到了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录信。

家里对我出来留学只有一个条件,雅思总分考到6。但我英语严重偏科,大学四级考了三次才通过。家里给我报了语言班,但只有10周,我担心因为英语成绩,导致留学失败,于是瞒着父母在贷款软件上贷了20000澳币,折算下来不到10万人民币,又多交了10周学费。

图片《何以笙箫默》剧照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爸妈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有3000澳币,我自己在中餐馆打工,不出意外,这笔钱很快就能还上。但年底回国,春节后新冠疫情就暴发了,澳洲宣布关闭国境。回不去澳洲,我没有了收入,也不敢和父母说这笔贷款,只好拆东墙补西墙。眼见贷款的数字滚到了20万,快崩盘的时候,我才和父母坦白了。我妈向亲戚借了钱才勉强凑到15万,那时候我才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原来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其实早在2020年底,我在家上着学校的网课,就隐约感觉到家里的经济应该出了问题。这种衰落是慢慢渗透进生活里的,比如我家一向吃得清淡,但那时候桌子上常常只摆着简单的白粥和咸菜,爸妈连洗衣机都不舍得开。妈妈的车已经开了十年了,前几年爸爸本来总说想给妈妈换辆新车,后来也不提了。

经济状况出在爸爸那边。我家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我小学的时候家里条件平平,但我爸白手起家,做过许多生意,后来开始做骨科器械的生意,有点发家致富,有了自己的公司,名下有两套房和两辆车。妈妈喜欢逛大商场,买一堆衣服,有的拿回家连吊牌也不会剪掉。

好光景持续到2020年,当年因为疫情,爸爸没办法进医院跟台做手术,也收不到医院进账,同时还垫着器械费,并且还要继续垫下去。熬到第二年,家里连我的学费也凑不齐了。我办了休学,一边实习一边还剩下的网贷,但利滚利,数额实在太大了,我不得已再次打开网贷软件。第二次开网贷,我的心都在滴血,但是又没有办法。我当时就想着要出去,至少在澳洲兼职的工资会高一些。

图片《何以笙箫默》剧照
我拿自己的最后一点存款续了签证,买了机票,付了房子的定金。出发前一周我才告诉父母,我要回澳洲了。到了澳洲,我同时打三份工,而爸爸在国内填补着公司账上越来越大的窟窿。

自从爸爸知道我负债之后,我们两个就开始悄悄有一点点关于负债上的交流。比如爸爸有几次实在周转不过来,问我有没有贷款软件能用。因为他的年龄已经超过55岁上限,借不了了,我就帮他借了先去周转。数额不大,通常是三五万,分三期很快就还清了。

爸爸的公司以前四个员工,后来只剩下两个老板做光杆司令。爸爸也变得无精打采,整天赖在床上,不想动,什么也不想做。最崩溃的时候他跟我妈说,“我其实真的不太想活了。”我妈回答,“现在有的总比没有的好,没有的总比要失去的好。”

这些都是我妈跟我说的。她以前不苟言笑,很少跟我坦诚,但家里一落再落三落后,我们的关系反而好了很多。去年底,家里有一段时间彻底没有流动资金,连暖气费都交不起了。我妈无意中说漏了嘴,我赶紧换了点人民币,给家里转了2000块钱。

图片
《欢乐颂》剧照

这个事情过去后,大家都难过了好一阵子。我妈想给我转钱,但是她没钱;我也想给我妈转钱,但大多数时候,我也没钱。

我妈现在和我说,谈不谈对象什么的都没关系,你可以没有对象,但是不能没钱。前几天跟发小聊天,她很羡慕我妈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但我其实一点也不想她有这样的改变。但凡我争气一点,爸妈心理上的折磨也小一些。就像是小孩越懂事,其实越容易被心疼,我不希望我妈那么懂事,我觉得挺难过的。

好在我的贷款终于快还完了。今年六月,我终于可以毕业了,之后就可以换工签,欠下的学费可以慢慢攒。我一直在对自己说,我不是送外卖专业的,我的未来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图片

《垫底辣妹》剧照
Saul,加拿大留学,本科肄业

“回国都是没办法的事”

我记得离开加拿大那天是2018年9月24日,中秋节。我坐地铁去机场,长长的机场线正好串起了我打工的地方、住处、学校和终点站机场。经过学校那一站的时候,我看到一闪而过的站台名,心里知道,无论怎样也留不下来了。

这就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家里破产,拿不出1.5万加元的学费,没有办法续签,我的学业终止,离开加拿大。你要问我那段时间有什么感受?我其实什么感受也没有。离开是没有办法的事。

其实从大三下学期开始,连续几个月没有收到生活费,我就知道,家里肯定出了问题。但家里人一直跟我说,想办法缓一缓。我信了,挣扎过,一周三天上课四天打工,从市区的小公寓搬到地下室单间,减少一切不必要开支。

后来还是我哥直截了当跟我讲,由于投资失误,家里的公司资金链已经全部断了,正在破产清算,家里的四套房子都在走法拍流程,还有一些负债。也就是说,我的挣扎没有希望了。

图片
《归去来》剧照

我家是广西的,爸爸常年在外做生意。他刚开始做外贸,后来改行,举家搬去山西做煤炭生意,当然无限风光过,零几年的时候,家里的资金储备就至少有十万美金。不过2016年底国家煤炭政策大改革后,慢慢地,煤炭生意成为了典型的夕阳行业,加上父母连续几个投标都失败,失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后来一再败落,到了要交学费的时候,无论多少人劝说,爸爸就是不同意给我转钱。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答案,没有必要问了。他的意思是,这笔钱是未来翻身的资本,让我直接回国。其实一直到现在,父母也没有对我详细说过家里的经济状况。大概当父母的,真的很难开口向儿女承认自己的失败,况且他们一直都是很骄傲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一开始,父母就只是把我的留学当作一种挣面子的消费,而不是一种投资。我们家是重组家庭,哥哥和姐姐比我大了快一轮,哥哥在日本留学后回国工作,当时我还在国内读高中。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读寄宿学校,后来又到加拿大读书。我虽然也是家里生意的股东,但没有投票权,根本不配插嘴。所以我成长期最大的烦恼只是学业。我设想里的未来是找一份工作,听家里安排,然后再看怎么办,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多想法,很迷茫。

图片
《悲伤逆流成河》剧照

我性格比较温顺,举个简单的例子,父母常常不敲门进子女房间,哥哥和姐姐都因为这件事和他们激烈争吵过,但我从来没有。我有时觉得自己是维新派,想要改革父母,却不想产生激烈碰撞和争吵。这当然是不成功的,最后我既拿他们没办法,也拿自己没办法。

回国五年,我反复咀嚼着“没有办法”的真正含义。

我没有国内的本科学历,参加不了大学的秋招和校招。所以回国前一个月,我直接在各个求职app上投了差不多100份简历,收到的回复倒也不少,最后进了一家广东的外贸公司做电商,工资3000块钱加提成,到手4000块。我会不由自主想起,还在加拿大的时候,实习工资是每小时25加币。尽管落差很大,但我总归有了一份工作,也就接受了。

我在广东待了不到一年,父母突然出了车祸。所幸两个人没事,我急匆匆赶到山西,换了份离家近点的工作。有段时间,我爸经常给我打电话,接通后又不说话,那个时候我还没意识到,爸爸可能心理出了问题。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开始不做饭也不洗澡了,也就是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他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但我们发现得太晚,没办法介入了。

图片
《来处是归途》剧照

爸爸的病时好时坏,曾经叱咤风云的人,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越来越封闭自我。曾经受他照顾的亲戚们,都不怎么过问他。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因为爸爸快七十了,可能也就剩这两年了,我于是辞职回家全职照顾他。

如今我和爸妈三口人租了一套房子,过着前所未有的简单生活。我参加了成人高考,读了专本套读,断断续续地参加考试,希望能拿到五年前没有拿到的本科学历。

沉默的情绪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今,我和爸妈的日常对话,常常简化到“该吃饭了”、“该洗澡了”、“该吃药了”和“该睡觉了”。不是不想讲,但我妈妈是很容易崩溃的性格,如果和她聊过去几年的家事,这种大喜大悲,对她来讲太过于刺激,我不敢冒险。

要说未来规划的话,其实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没有未来了。在加拿大的前两年,我的愿望特别朴素,我当时学的是法学,想毕业了进老师的事务所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就像电视剧里演的模范家庭一样。实际上我妈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她揣着一股劲儿想重新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希望我有一天能成家。

图片

《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

我没有跟她说,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一切都没必要了。我只想守着父母,过完他们的一生,然后一个人生活。既然人生逆袭什么的,已经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了,我只希望佛家里讲的因果轮回是真的,下辈子我爸妈和我都能过得好一点。

香香,西欧某国留学,大二回国重新参加高考

“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去追梦,我后悔了”

2017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高考失利,我莽撞地只想离家越远越好,于是出国留学。我从未预想,短短两年后家里就破产,而我从国外退学后,回国参加了第二次高考。

我试图回忆我的第一次高考。我在一所省重点高中的普通班读书,成绩好,很受老师重视。我们家不是那种特别有钱的巨富家庭,但我一直觉得我是三线城市里还挺幸福的小孩:有进口文具用,逛商场看见喜欢的衣服,可以同时买两个不同的颜色,比如一件粉的,一件蓝的。我当时的规划是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去国外读研究生,换一个国家读博士,一路做科研。

第一次高考前的那个冬天又长又冷,有一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雪,我站在台阶上往下走。眼前是昏暗的路灯,但我突然看见一片光亮雪白。我闭上眼睛晃晃脑袋,重新睁开眼,台阶还是在脚下,一切的景象都是正常的。我当时想,这是幻觉吗?

如果回想一下当时的生活,那或许不是幻觉。高三的我,每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在每个课间和妈妈打电话,确认她还活着,没有被闹事的爸爸打死。因为我曾经在某一次晚自习后回到家,看到妈妈的脖子上有一个鲜红的血指印,那是爸爸掐的。

图片
《江照黎明》剧照

妈妈本来是初中语文老师,一心扑在孩子身上,在我小学的时候,机缘巧合下辞职开始做教培,一开始只是一个家庭辅导班,几年时间越做越大,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已经有了四个校区。业务范围也广,从小学到高中的课业辅导,以及艺考培训,最多的时候,妈妈手下有上百个老师。

我妈一度是全家的主要经济支撑,但我爸也不错。他是82年的大学生,那个年代很金贵了,毕业就分进单位,一路顺遂。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也不太愿意听我说话,我跟我爸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太熟”。

父母的纷争起源于投资。在我高二那年,爸爸不知道怎么的,从他的大学同学那里听说了一个所谓的“保健项目”,什么“这个月投10万,下个月返20万”之类的,于是突然有了一个暴富的梦想。

我和妈妈当然持有绝对的怀疑态度,我妈妈不许他把家里的钱拿走,于是他每次回家要钱受阻时,就会变成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动辄打骂摔东西,甚至威胁要杀死妈妈。我妈因为管着我爸投资的事情分心,教培的事业也顾不上,盈利比往年少了很多。我劝妈妈离婚,但她信奉从一而终,不愿意。

图片
《离婚律师》剧照

我在这种氛围里迎来了高考,不出意外地考砸了,只能上本省的普通一本学校。开学报到那天,我麻木地看着身边朝气蓬勃的同龄人,心里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去咨询了一些留学中介,得知有一些所谓的多快好省的项目,可以让我这种对高考结果特别不满意的人,出去QS排名前200的学校镀个金。这条路很诱人,我的英语也的确比较好,所以就决定出去。家里的困境,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了,只想离家越远越好。

其实现在想来,出国是一个很莽撞的决定,因为那个时候的家里已经开始出现危机了。我爸背着我妈继续投资,等待翻盘,亏掉了又拆东墙补西墙,结果越亏越多。家里前些年置办下来的好几处房产和几辆车,几乎全都卖掉去还债。

我妈当时对这些情况是了如指掌的,但还是决定送我出国,一方面是我在国内的确不开心,另一方面是觉得,爸爸当时的态度是姑娘读书是正事,砸锅卖铁也会供,所以家里有一个在外面读书的孩子,他总得把学费和生活费预备出来,再疯狂的投资也会有个度。

我用高考成绩申请去了一个西欧的小语种国家留学,学费不高,折算成人民币的话一年10万出头。但我读的是天坑专业,大一时课业还算顺利,到了大二就开始感到吃力,挂了两门专业课。我很难受,因为身边很多同学家里真的很有钱,人也优秀,我本来唯一擅长的只有埋头学习,结果学习也不怎么样,家里还没钱了。

图片
《归去来》剧照

当时家里就有一些破产的苗头了,我开始隐隐地感到不安。我当时还做过一种复杂的计算,得出结论,我的课时费是一个小时400块钱左右。我想对得起这昂贵的课时费,但课程的压力实在太大了。2019年底回家过年前,我被校医诊断出有轻度抑郁,只好硬着头皮申请休学半年。

2020年初,我回到家后,新冠疫情暴发。长期在家后,我才发现,爸爸的投资毫无理智可言,已经把留给我读书的钱全部亏进去了,而我当初在国外的生活费,全是妈妈借来的。并且随后漫长的一轮轮封控开始,妈妈的教培机构也不断萎缩,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信用卡的卡债、银行贷款和亲朋借款已经欠了很多,爸妈还不上,利滚利,每天催款的电话就没有断过。再去跟亲戚朋友借,他们能躲则躲。

我一开始还尝试在家上网课,但因为时差,昼夜颠倒,精力实在跟不上。况且父母已经在强撑着生活,实在拿不出来学费了。我开始后悔,不该为了所谓的面子去追梦,于是办了退学。

图片
《猴票》剧照

在家待了一年多,我的精神状况逐渐好转,我也开始考虑重新高考,希望至少拿到一个大学文凭。那年的八月末,家里连供我去私立学校复读的一点钱都出不起了,我回到曾经的公立高中插班复读。我以前的高中老师们都不理解,第一次高考时我为什么放弃了还算不错的大学,现在为什么又回来第二次高考。

我想的则是,虽然我比同龄人要大两三岁,但也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还是想再试一试。当然,也是因为不甘心。复读的一年平平淡淡,我在角落里像一朵蘑菇一样,默默地做题和考试。

爸妈则终于离婚了,但还在一起偿还债务。爸爸开始对我很体贴,总是通过妈妈问我想要什么想吃什么。但我心里对他只有恨,觉得但凡他不犯那么多错,我本科已经快毕业了。我要求他滚出我们家,整整一年都没见他,也不跟他产生任何联系。

图片

《龙樱》剧照

第二次高考,我顺利考上北京一所985高校,继续读当时在国外读的天坑专业。父母现在已经对我没有了任何规划。我用国家贷款交了学费,上课,兼职,生活平静而充实,和大家一样,忙着卷绩点和综测。在大学里,我有时会觉得挺孤独,因为我的这种人生经历大部分人都没有,也没办法跟别人说。不过我对自己说,高兴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高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