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ove

2015年，腾讯视频为许知远量身打造了访谈节目《十三邀》，对话文艺圈、娱乐圈、商圈各路大佬。

节目里，许知远乖张、顽固，总是试图追问对方对时代的看法。

他问俞飞鸿，你那么美，怎会去拍（《小丈夫》）那么庸俗的剧？问林志玲，你怎么看待东亚社会的单调性？问张艺谋，你为什么要拍一部烂片？甚至问到木村拓哉，你有没想过用自己的能量改变日本？

有次直接把张楚问急了，对方怼他：“我们能不能不谈人生啊？”

在采访马东时，许知远评价《奇葩说》一类的节目粗鄙，很难真正影响一代人，并企图把他拉回“精英”阵营：“马东你为什么不抵触这个（粗鄙化）的时代？”

马东回他：“我没那么自恋。”

节目播出引起巨大反响，他和李诞、俞飞鸿的采访都被翻了出来，网友骂他“男权”“油腻”“人五人六装清高”：

“你的节目除了尬聊和沉默，还有什么？”

“除了瞎批判啥也不会的东西，你也配叫‘精英’？”

可许知远仍旧高傲：“我是知识分子，精英就要背负精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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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许知远生在苏北一个军人家庭，他在连云港长到6岁，7岁随搬到北京，住在部队大院里。

70年代的部队大院已不是姜文那时候的部队大院，孩子们一个个乖巧老实，上学、考试、学英语，从不干违纲乱纪的事儿。

许知远更是孩子里最“驯服”的那个，害怕冲突，从不打架，放了学就回家看书。

很多年后他感喟道：“我觉得我缺乏生活，我的童年、少年都像是在书本中成长起来的……正常到令人发指！”

因为父亲工作缘故，许知远经常转学，小学六年念了五个学校。转学转多了，许知远的话越来越少，到哪都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不懂得跟谁交朋友，也不知道跟谁拉帮结派。

久而久之，年幼的许知远产生了一种身份焦虑。他形容道：

“这（身份焦虑）让我更习惯去做一名旁观者，做一名边缘人，然后内心想着不断去证明自己，成为他们的中心。”

许知远成绩好，但不是最好的那一拨，平时老师讲的知识他听几遍就会了，不用花大量时间学习，又不敢跟坏孩子一样捣蛋，他觉得日子过得没劲，主流得非常乏味。

上了高中，许知远开始想要反叛。他读鲁迅、读李敖，还读柏杨、爱默生，每每惊叹于他们的正气和风骨。从那时起，许知远就给自己定下目标，成为一个批判式的知识分子。

1992年，许知远读高一，班上来了个北大的知名学者当语文老师，叫孔庆东。孔老师跟别的语文老师不一样，他除了讲考试要考的内容，还给同学们讲五四，讲崔健的《一块红布》。

有天孔老师讲《荷塘月色》，他把书卷起来插在屁股上的裤兜里，然后一边踱步一边吟诵，声音极富感染力：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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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都被他感染了，许知远更是听得陶醉。

背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孔老师也感动了，他告诉学生，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朱自清，是自己的师祖。

接下来，孔老师开始了对北大的爱慕的倾诉，他说北大的学生都是心忧天下的人，北大的扫大街的都比清华教授强，甚至还说：

“在北大扔下一颗炸弹，中国将倒退50年。”

坐在台下的许知远记住了老师的话，发誓要考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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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许知远考进北大微电子专业，临开学前几天，他骑车把北大逛了个遍，激动地在心里大喊：

终于来到那个“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北大了。

可许知远不久发现，真正的北大好像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校园三角地贴满了商业广告，同学们张嘴“雅思”、闭嘴“托福”，更让他看不惯的是，北大最重要、名气最大的一个院系竟然是光华管理学院。

许知远对这种大学生活无比失望：

“80年代的理想主义，早已消失殆尽。北大里已经没有诗人了，这里只有写诗的人，他们一点也不诗意。”

对现实失望的许知远开始逃课，他去听文学院系的课，历史系的课，去听戴锦华讲社会批评，听钱理群讲民国年代。

有次他去旁听历史系一位老师讲中国通史，结果那位老师讲完竹林七贤，讲到嵇康被杀就不讲了，他说：

“中国通史我只讲到这里，从下节课开始换一个老师来讲，因为中国历史到此就变得非常无趣，我只关心有趣的部分。”

许知远对这个老师肃然起敬，觉得这才是人文系教师该有的样子。

不逃课的日子，许知远就腻在北大图书馆，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读到伯特兰·罗素，埃德蒙·威尔逊到让-保尔·萨特，碰到喜欢的书，即使交罚金也不舍得还回去。他说：

“我只愿意与书中那些灵魂对话，换了给谁，都是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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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网络
1999年，许知远创办了一本校园杂志，取名《微光》，《微光》的文章由他自己和几个文学好友撰写，文学、音乐、理想无所不谈，除了微电子。
他在文章里写：

“大学变成了流水线似的加工厂，它从未给学生灌输一种独立的情感，一种判断事物的能力。它让它的学生对这个世界满是茫然无知的幼稚。”

因为内容太过“反动”，杂志出到第四期就被校领导勒令停刊了。

停刊同年，许知远提交了休学一年的申请。他开始写作，为《三联生活周刊》、《书城》撰稿，后来还做起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希望像李普曼那样用文字改变世界。

后来，他把那段年少时光写的文章集结成册，取名《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在自序里，他这样介绍自己：

“一位喜欢对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

“一个怀抱梦想，并因为梦想碰壁而忧伤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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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之后，许知远在《经济观察报》任主笔，他文风犀利，观点尖锐，擅长用英语从句式的写作方法，很快引起业内注意。

那个年代，每个文艺青年上课手中都拿着本《经济观察报》，还有女生读了文章，乘火车专程来见他。

2002年，许知远找到报社领导，非要去美国游学不可。他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采访了15个经济学家，问他们关于人生的意义，对世界的看法。

2003年，《经济观察报》公司年会上，领导请主笔许知远担任颁奖嘉宾，结果许知远上台说：

“今年的奖项都给了不该给的人，这完全是利益平衡的结果，如果经济观察报这么办下去，就没啥希望了，我拒绝颁发这个奖项。”

领导在台下气青了脸，可许知远撩了撩长发，转身下了台。

三个月后，许知远写了一篇《<经济观察报>，它真的死了》，批评《经济观察报》缺乏标准和正义感：

“这些人（高管）从来就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价值观，它们比金钱、名声、银行的存款、多打几场高尔夫球更重要。”

一年之后，许知远离职了。离职那天，他把一只脚踩在老板的茶几上系鞋带，还在辞职公开信里写：“我想在一些时候，总是要捍卫一点基本的立场吧。”

后来有人采访他，问起当年离职的事，许知远慢悠悠地说：

“报纸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不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而且鞋带松了啊，放着不系吗？

图片〓 图源：《十三邀》
2005年，许知远与吴晓波等人商量创办一家书店，地址选在了圆明园附近，书店名叫“单向街”，取自本雅明的著作。
许知远按自己的喜好布置书店，竹栅栏，卵石路，书架直通天花板，长30多米，从这头走到那头得花20分钟。

闲着的时候，许知远喜欢在书架间漫步，感受十几束阳光懒洋洋地打在身上，感觉很舒服。

“冬日里晒晒太阳，夏天露天坐在院子里，听莫扎特，喝啤酒，看迷惘一代作家的作品，身边偶尔经过像春天一样的姑娘。”

许知远不甘心自己享受这么好的地儿，撺掇朋友们办起了读书沙龙。许知远提供场地，朋友负责产出，每到周末都挤满了作家名流。陈丹青、洪晃、高晓松、张悦然都是书店的常客。

时间一久，“单向街”的名号真正叫响了，北京的文化圈里，大家也都知道了有个留着长发、穿着拖鞋的文化人，名叫许知远。

2007年的一档采访节目，许知远直言自己想做“这个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领袖”，女主持人听后哭笑不得：“你就不能低调点呀！”许知远听完一脸严肃：“这是责任，不是荣耀。”

2010年，韩寒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百人榜”，粉丝一片狂欢，可许知远看了直摇头。他写下《庸众的胜利》，感慨国民大脑的萎缩：

“此刻的中国，人人都在谈论韩寒。他像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惘的时代的最后救命稻草。”

“一个聪明的年青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这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网友却和他打起了嘴仗，“你的作品没一部能留给历史，至少韩寒还有《三重门》。”

《东方企业家》执行主编魏寒枫说：

“虽然许知远用‘庸众’一词略显刻薄，他这种情绪就像左宗棠不服曾国藩——但你能否认，你不是一位‘庸众’吗？”

那时许知远远在剑桥，对这些都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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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许知远又把“单向街”改名“单向空间”，出版各种人文情怀的读物。

那段时间风投正盛，单向空间拿到了千万美金的融资，开始以输出内容为核心，线下的沙龙活动和线上的新媒体业务同时展开。

为了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单向空间还开发了一系列周边产品，卖单向历卖咖啡，还有被许知远视为开放自由之象征的人字拖。

许知远的头衔也变成了股东、创始人，身份变复杂了，多了个商人的标签。

尽管开始商业化，但许知远内心永远是个刺头。

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把年度青年领袖的奖颁给了许知远，跟他一同获奖的，还有作家徐则臣，导演李潇峰，演员佟大为、宋佳等人。

结果许知远上台就说：

“活动太冗长了，我好几次都想走。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里，我觉得是很可悲的事情。”

“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不能假装微笑，要对这个世界保持愤怒啊！”

主持人想要缓和氛围，问台下观众是否对世界愤怒，观众答不愤怒，许知远接着说：“如果他们因为我刚才的话立刻改变了，那是一种新的愚蠢。”

甚至连给自己颁奖的《南方人物周刊》，许知远也没放过，他先是称获得这个奖没意思，接着说道：

“但是我特别感谢，今天这个时代所有的媒体都在堕落，而《南方人物周刊》堕落得比较慢，像有降落伞一样堕落，还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许知远看不得年轻人“堕落”，有次在北大演讲，台下一个学生说“我不想做精英”，许知远当时就生气了：“那你来北大读书干嘛？”

在他的眼里，年轻人应该有精英意识。他看不惯“自甘堕落”的年轻人，总是想要挽救他们，希望那些看手机的低头族能“揣着一本书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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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真正进入大众视线，是在2016年。

这一年，他和腾讯视频合作的，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十三邀》上了热搜。

《十三邀》是一档文化类访谈节目，由许知远采访，跟文艺界、文化界、商界等名人聊天，探讨这个多维度的世界。节目里，许知远乖张、顽固，总是试图追问对方对时代的看法。

他问俞飞鸿，你那么美，怎会去拍（《小丈夫》）那么庸俗的剧？问林志玲，你怎么看待东亚社会的单调性？问张艺谋，你为什么要拍一部烂片？甚至问到木村拓哉，你有没想过用自己的能量改变日本？

有次直接把张楚问急了，对方怼他：“我们能不能不谈人生啊？”

节目播出后影响很大，虽然不少人骂他“沉默”“尬聊”，但豆瓣评分8.4，还有网友评价是“内地独一无二的深度访谈”。他在望京吃饭，有人认出他来要跟他握手，告诉他他在网上有多火。

朋友们见面也常打趣说：“哟，这不是许老师吗？活的，别让他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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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十三邀》
2017年，许知远采访马东，把矛头指向了当时大火的《奇葩说》。
他评价马东《奇葩说》一类的节目粗鄙，很难真正影响一代人，并企图把马东拉回“精英”阵营：“马东你为什么不抵触这个（粗鄙化）的时代？”

马东回他：“我没那么自恋。”

节目播出引起巨大反响，他和李诞的采访，和俞飞鸿的采访都被翻了出来，网友骂他“男权”“油腻”“人五人六装清高”：

“你的节目除了尬聊和沉默，还有什么？”

“除了瞎批判啥也不会的东西，你也配叫‘精英’？”

许知远没管网络上的声音，朋友转给他一篇骂他的文章，标题是《调戏俞飞鸿初夜，满嘴“性、情爱、潜规则”，许知远老男人们有多丑陋？》，他连点开都没点开。

第一是因为他不屑，第二是因为他对网络不熟，许知远直到2015年才用智能手机，手机里没有淘宝，只有亚马逊。

在他看来，大众花费在娱乐、花边新闻上面的时间实在太多，他懒得就这样的话题张嘴发表意见。而对于自己的不被理解，以前他很苦恼，后来也逐渐看淡。

很多年前，许知远去一位朋友家做客，朋友告诉他“以前做风筝，孩子们要自己砍竹子，切，剪，粘，一个动词都不能省，而现在只有一个字——买”。

许知远听后触动很深，觉得这个社会太过毛躁，每个人都在为了钱奔命。后来自己成了老板，每天要考虑业绩、工资、数字，许知远越来越担心，担心自己“离一个作家越来越远”。

前搜狐网总编于威很心疼这个老朋友：

“他的虚荣心不是拥有粉丝，扑过来找他拍个照，他最大的虚荣心是写一本真正代表伟大的好书。其他的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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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邀》里，许知远面前永远有只杯子，里面装的是酒，每次遭遇尴尬或者沉默，许知远就端起杯子喝一口，可实际上他并不太会喝酒。

有次对话陈嘉映，对方是“中国最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

那一期里，许知远有点发憷，镜头里的他无比沮丧地向对方讨教：

“我觉得我的自我太多了，我真恨我这一点。”

“我表面上那么讨厌功利主义， 我觉得也是一种计算， 这种计算是很微妙的发生的 ，是趋利避害的东西。”

陈嘉映笑了笑：“你真的觉得这样不好吗？”许知远一愣，然后笑了。那次他照例喝了不少酒，但那次他眼里闪着光。

图片〓 图源：《十三邀》
5月中旬，《十三邀》第一季播出不久，许知远前往悉尼参加一个国际文学节，他反复强调自己是个作家，对“创业者”“商人”的头衔还不能完全接受。
可《十三邀》一季季办下去，网友们发现许知远好像变了，变得话少，变得活络，还会时不时开个玩笑。2021年，他还上了《吐槽大会》，因为文人式吐槽意外火了一把。

他吐槽李诞的投机取巧：“李诞很有才华，但我还是不理解他为什么受欢迎，主要是不理解，什么是受欢迎。”

还借着阎鹤祥吐槽社会风潮：“现在相声演员偶像化了，那相声不止四门功课了，得7门——说、学、逗、唱、跳、rap、打篮球。”

最后，他还一连攻击了三个人，批评明星偶像化之后缺乏人文精神：

“张大大，是作家写的假的事儿；李诞，作家是一种你以为你在从事的职业；阎鹤祥，职业你曾经拥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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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吐槽大会》
尽管吐槽带刺，但大家还是明显感觉许知远变了，后来接受采访，许知远说到以前向往鲁迅、李敖的风骨：“知识分子的精神、批判思维支持到我四十岁。”
直到后生活越来越丰富，来接触不同的人，许知远才从心理上接受外界不同的人的生活、人生。

“作为一个dancer是重要的，作为一个cook是重要的，不一定是只有知识，知识分子。”

《十三邀》做到第五季，许知远再谈起创业这事儿，回答里总算有了烟火味：

“后来我意识到，一个人寻找到某种创造性的方式来谋生，而且帮助、连接了一群人实现某种目标，这本身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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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许知远疯狂迷恋李敖，把他当成自己的精神向导。

第一次读到李敖的《十三年和十三月》时，他在房间里又蹦又跳，想对所有人大喊：“你们知道李敖吗？！”

李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从小桀骜不驯，大学退学，又因为兴趣重考。当年父亲去世时，他坚持不烧纸不诵经不穿孝服，长大后还发文批判国民党，两次被抓进监狱。

他总喜欢在文中引用孟子的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许知远看了觉得悲壮。

2012年，许知远在台北一家书店见到了李敖，对方请他吃冰激凌。见到自己崇拜了20年的偶像，许知远本想着问许多问题，结果两人见面很尴尬。

李敖已经老了，连对往日攻讦数次的前妻胡因梦都不再讲狠话。

许知远找不到合适话题，李敖对这个从大陆来的年轻人也不感兴趣。他只是像在电视里讲段子那样，给许知远展示自己别在腰上的一把电击枪和一沓钞票，说要是遇到绑匪就先给钱，还不行就用电击。

许知远尴尬笑笑，后来就不崇拜了。

2018年李敖去世，许知远发文回忆了这段往事，他写道：

“想起了在北洼路的首都师大附中读高中时，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他的每一本书……多年后我在台北见到他，却是在一家冰淇凌店，和这个昔日叛逆者一起分享了草莓冰淇淋。”

参考文献

1、《许知远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种现象》，中国青年报

2、《许知远：我们对物质的强烈渴望，是精神匮乏带来的》，凤凰网文化

3、《许知远，突然没法骂了》，南风窗

4、《许知远：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像刺猬，尖锐却脆弱》，三联生活周刊

5、《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许知远

6、《游荡集》，许知远

7、《许知远：偶尔深夜「诅咒自己」，多喝点酒就过去了》，每日人物

8、《对话许知远：继“有文化的吐槽”后，再次爆出金句》，南方周末

9、《许知远，一个“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Vista看天下

10、《许知远：活着没什么用，死了就不行》，人物

封面、配图来源：《十三邀》《吐槽大会》剧照及网络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往事叉烧（id：wschashao ），专注于发掘旧时光中的闪光时刻。这里写的都是文化圈、娱乐圈的往事。时光是个魔术师，当年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却在冥冥之中决定着历史和人生走向。

“海户东街”“丰海南街”，听起来不像北京的地名，倒像是东海湾岸的某个巷弄。晚上8点，街旁的路灯准时发出淡黄色的光，在洒满水的地面上勾勒出模糊的人影，一阵南风拂过，飘来没有咸味的风。住在这附近的人都知道身旁流过的那条渠叫凉水河，不是乐清湾。

蒲岐饭店，就坐落在这两条街的夹角处。街面上两排商铺从餐厅、面馆、简餐，到小卖部、制图设计、水产批发、物流……依稀勾勒出这个地区简单的商业生态。过客、小老板、农民工、长途车司机和住在附近的同省人，成为这些商铺的最大客群。

80年代初，大批浙江、福建人来到北京定居、经商，在大红门一代建造起民屋，开设小作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保持着家乡“前店后居”的生活方式，住在自家的商铺里屋，这是他们唯一的生计，不愿也不能离开。早上起床就开门营业，熬到睁不开眼就闭店，家家几乎如此。

蒲岐饭店的红色招牌被太阳烤成橘红色，显得有些破旧，到了晚上也不亮灯，透过玻璃窗，可以看穿整个餐厅，视线直达厨房，桌椅紧挨着盛放海鲜和鱼的台子，一旁是台漏风的冷柜，新鲜蔬菜被塑料袋半包裹着塞了进去，露出几片叶子，迎着风冷机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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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大红门海户东路上的的温州蒲岐饭店

经营蒲岐饭店的是一对浙江夫妻，吴存兰和邱志定，二人来自温州乐清的蒲岐镇，吴存兰总是穿着一件酒红色的旗袍，这是她的工作服，邱志定是个矮个子的男人，很少说话，笑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一条线。在餐厅里，他们用彼此才熟悉的方言交流，有时客人太吵闹，二人提高说话的嗓门，就像是在吵架。他们的分工是这样的，吴存兰给客人点菜、端菜，丈夫则是在厨房用“蒲普”（蒲岐普通话）来喊菜、切菜，偶尔走出来喝口水，抽支烟，吴存兰见了会冲他喊几嗓子。

吴存兰和邱志定具体是哪一年来北京的，这对夫妻自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吴存兰依稀记得是1981年，她说那年有个好大的桥竣工通车，邱志定肯定地说是1983年，他记得那年自己从部队复员，80年代初，他在泉州附近的军区做机械工程师时，被调到越南战场兜了个圈又回来了，说着说着，自己也乱了，具体的时间点已经在他们规律的生活中变得模糊。吴存兰说：“呼一下子哦，来北京也有40年了。”邱志定听到40年的时候放下手里的手机，好像也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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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岐饭店的菜品

吴存兰和邱志定从小在海边长大，冥冥中感到自己终有一天要离开家乡，出去闯荡。1978年时，改革开放的新闻刚刚传到县城，村民们便人潮汹涌地去了外地，那时吴存兰刚和邱志定结婚不久，她想等丈夫退伍回来再说，于是一边学习缝纫一边等丈夫归来。1983年冬，绿皮火车开了两天一宿，两个20多岁的青年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拎着大包小包搬进了北京二环外一间黑乎乎的平房。在邱志定的印象中，那时北京的冬天太冷了，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屋子漏风，煤要自己烧。吴存兰说，浙江人有句老话，她想了很久，用蹩脚的普通话翻译了一下：如果放弃了、回头了，就没有结果了，更不可能成功。

来到异地的他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嘛，”吴存兰说当时的邻居家有一台十几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都开得特别大声，“我家小孩子想要看电视，邻居锁着纱门不让她进去看，小孩子在外面哭闹，然后这家人泼出一杯喝剩的茶水洒到小孩子身上。”讲话的时候，吴存兰的声音很大，我问她是否还在生气，她挥手笑了笑，表示一切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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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定和妻子吴存兰

像彼时的大多数温州人一样，吴存兰也做起了服装生意，从五道口卖到前门，摆摊、开作坊，最后开了一家十几平方米的小店，里面堆满了布料。女人在家量衣剪裁，男人要出去送货，这样忙忙碌碌了几年后，在1989年时一家人搬去了山东潍坊。等再从山东回来的时候，香港已经回归了。吴存兰坐在北京的最后一波“面的”里，透过车窗看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想象着一家人多年后的样子。她想重拾老本行，于是看准了市场，在沙子口开了一家童装店，不料，因为要修铁路，她不得不草草关掉了刚刚开始赚钱的店铺。

正在吴存兰一家手足无措时，有位在北京的亲戚找他们一起开家餐厅。餐饮是吴存兰一家从未接触过的行业，“但我们浙江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有钱就赚，先试试再说”。作为一家之主，吴存兰给了邱志定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小孩子上学的钱可就指望着这家饭馆了”。

对于这家餐厅，吴存兰充满期待，那也是她当时的最佳选择。吴存兰想给餐厅起个大气点的名字，她本来想叫温州饭庄，最后决定把家乡的名字也加进去。1998年，和温州蒲岐饭店一起开业的，还有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沿南苑路，一路铺开的是京温、新世纪、天雅女装、福成服装四大批发市场，服装商贸城地处这里的核心位置，从这里加工后的服饰被成箱地发往周边城市甚至国外，一度塑造着整个北方地区的穿衣品味。如今的大红门和当时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它像个巨兽，吞吐着庞大的人流。私搭乱建的小房子像围棋棋子一样绕着服装批发市场盖了一圈又一圈，其中不乏住家、小作坊、皮衣厂、五金店、小煤窑、垃圾站……邱志定记得很清楚，2000年之前，正对着商贸城的只有两家餐馆，一家是兰州拉面，另一家就是蒲岐。

最初的几年里，蒲岐只做快餐，一排食堂用的大盆，盛满了二三十种炒菜，猪肝炒青椒、肉丝茭白、雪菜笋丝、榨菜丝瓜……南来北往的人，匆匆地来，坐下就着一两盘炒菜吞咽下一碗碗米饭，然后抹嘴，结账，匆匆地离开。“都是奔生计的人，看起来都不容易。”邱志定叹了口气说，“后来我们也随着北方人的口味卖起了鱼香肉丝、木须肉，对，还有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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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烧黄鱼、红烧水孱、炒酸菜、豆芽咸鱼米线、青椒猪肝、醉泥螺

红烧带鱼、炸带鱼、家烧黄鱼，是当时餐厅里的大菜，这几道菜要用白色的盘子单独盛放，卖给那些刚刚成交了大笔订单的老板们。“浙江人爱吃鱼，北方菜都是猪肉，为了庆祝一下生意，他们就要吃鱼喝酒。”吴存兰说，“那时候货运不方便，海鲜也全是冻货，只能吃吃冻带鱼，炸一炸也香的嘞。”

生意从早忙到晚，《晚间新闻》播完了，偶尔还有喝酒的客人，那时候的吴存兰和邱志定都还年轻，不怕熬夜。但2003年时，有三件事接连让他们发起愁来。第一件事是开店的合伙人准备离开北京，去河北开厂，吴存兰没有阻拦，准备自己独做这家小店；第二件事是东罗园村开始拆迁工作，一张张拆迁通知贴到店里，吴存兰知道，要给餐厅找新址了；这第三件事，几乎让所有人都无法应对，“非典”来了。

“非典”来的时候，吴存兰就把店关了，结清尾账，收拾家当，她在对面刚刚开盘的新商业街租下了把角的一家，她觉得这里的风水还不错，应该能行。和所有人一样，吴存兰和邱志定整天待在家里等着疫情结束，从没停歇过的两口字，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没有收入就心慌，坐不住。”吴存兰说。好在夏天到了，疫情也就消失了。

新店的租金高了几倍，可吴存兰并没有因此想要缩减餐厅的投入，她用白色的瓷砖、白色的涂料、白漆的铝合金窗，装修了整个餐厅，让它看起来干净透亮。随即，吴存兰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吃惊的事，她为新餐厅前前后后雇了20个人。“十几张桌子，三个包房，怎么也得20个人吧！”吴存兰说，“有人劝我一点点做大，我不要，我想一开起来就给人新的感觉。”

正如吴存兰所料，店开张后生意好得不得了，虽然周边的馆子也变多了，竞争也激烈了，“但是我注意到人们喜欢干净的大餐厅，住在北京的人开始对吃有点要求了”。吴存兰说自己先拿掉了菜单上的北方菜，然后让客人站在冰箱和冰柜前看着食材点菜，“反而来了更多的北方客人，他们都觉得很新鲜啊，想尝尝江浙菜有什么不一样啊”。“二楼的包房常常人满为患，需要等位，”邱志定说，“但我们还是想在一层保留快餐的明档，就想让那些老客人知道还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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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定（右）在厨房切菜

在蒲岐，鱿鱼是最受欢迎的菜，厨师炒这道菜的时候手速极快，不出几分钟的时间，透明的小管就变成红斑点点、玉质莹亮的弹脆肉块，一口咬下，唰的一声脆断，爽韧弹牙，咀嚼之下，鲜甜之中渗透着丰腴、致密。吴存兰喜欢用西芹去炒小管，她喜欢清脆的口感，这似乎和她的性格有关。

邱志定说自己最喜欢黄鱼，他说自己是个恋旧的人。在浙江的习俗中，端午节是要吃“五黄”的，所谓五黄，就是黄鳝、蛋黄、黄酒、黄泥螺和黄鱼，以驱毒避邪。在他的印象中，乐清湾的黄鱼就是家乡的味道，家家户户炖鱼、晒鱼，有钱的人家油煎一下，煎鱼的油用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倒在米饭上，满是香味。邱志定说他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就是红烧黄鱼，有老朋友来店里要做一条，有老战友来到店里聚会，更要做上一盘，理由也很简单，“下酒又下饭”。

不过让吴存兰想念的家乡味并非黄鱼，而是梅童。梅童鱼的鲜味是另一种味道，它的肉身更紧致，浙江人说它的滋味更浓，像是能吃出一种日照海水的味道。梅童鱼金黄色的身体十分健美，“冷水梅童赛黄鱼”，此话不假，冬天的梅童鱼几乎不进食，懂吃的人只去除它的鳃部，内脏完整下锅煮汤，或是清蒸，盘中充斥着海的味道，一筷子夹起一条，让人胃口大开。“只是北京不好买。”吴存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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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童鱼的鲜味是另一种味道，它的肉身更紧致，浙江人说它的滋味更浓，像是能吃出一种日照海水的味道

随着物流变得便捷，舟山的龙头鱼、石浦渔港的跳跳鱼、宁海的蛏子都被送到了更远的城市，于是这些鲜货也登上了北京餐馆的餐桌。龙头鱼有很多名字，也叫虾潺，也叫九肚鱼，在浙江最常见的做法是先用盐水腌制，再经过海风吹干晾晒，于是变成了一种类似鱼片干的龙头烤。老底子浙江人常说：“过酒乌贼鲞，下饭龙头烤。”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月，会吃的人家会把自家腌制的虾潺串起来，挂在厨房的通风处，没隔几天，就会摘下一两条，吃粥、下饭，或是做成青菜的调剂。

吴存兰过去喜欢吃龙头烤，她说：“苦日子过去了，晾这鱼就成了习惯，小孩们不爱吃它，老太太们就用它炖汤、蒸肉，那是最天然的味精。再后来，吃虾潺的更少了，压饭榔头没人爱，仿佛只有忆苦思甜的时候，才有人提起它。”“现在的客人很喜欢吃油炸的龙头，外酥里脆，又适合下酒。”她继续说，“豆腐虾潺也是我们这里最常见的吃法，热锅爆炒雪菜，下葱、姜、小红椒，随即加入老豆腐和虾潺，生抽、老抽、料酒、白糖调个颜色和味道，无需翻炒，盖上锅盖，等锅开了，菜也熟了。这道菜从备料到完成不过十来分钟，因此它也成为渔民出海时的主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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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流变得便捷，这些鲜货也登上了北京餐馆的餐桌

尝过海鲜，意外地发现蒲岐饭店还备了一种甜食——黄岩蜜橘罐头。说到这几块钱一小碗的橘子罐头，吴存兰和邱志定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橘是海户人家最甜美的回忆，一年中只有一个月可以吃到香甜的橘子，小时候因为没有物流，吃不到今天这般多的水果，所以镇上的橘子树就显得格外珍贵。冬季，大人会把橘子做成糖水，待到物质生活丰富了一些，橘子罐头就成为送礼佳品，每次见到这种装着橘子的玻璃瓶，邱志定都有一种想打开尝一尝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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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蜜橘罐头

虽然身在大红门，但是吴邱二老都不想自己的子女做“大红门二代”，1983年生的儿子在外地做生意，1981年生的女儿在珠海上了大学后嫁到了澳门，一双儿女都当了爹妈。以前，吴存兰的朋友圈偶尔还发一发生活的感悟，而这几年她发的都是孙子孙女的照片，每幅都配上“可爱”“漂亮”“活泼”等评语，她能细数起每次孩子们来看望她时，带小孩子去过的名胜古迹，故宫、长城、颐和园，去胡同转转，尝尝小吃。对于这些景点，吴存兰和邱志定并不算熟悉，因为他们俩从来没有去过。

2016年时，大红门地区经历了一次众所周知的变革，热闹的交易市场被按下了暂停键，批发市场和密集的小商铺开始与这座城市告别。老客人走了不少，去了很远的地方，操持老本行；新的客人抱着手机慕名而来，不知道应该点什么菜。2019年时，丰台区对大红门地区进行了最大规模的疏堵工程，餐厅门口的臭水沟和烂泥路都变成了干净的柏油马路。由于打通了几条“断头路”，恢复了“鱼骨状”的交通组织流线，吴存兰时常遇见从城市的另一端前来品尝蒲岐菜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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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温州小馆子栖息在城中村的夹缝中，经营着家乡的味道

2020年1月，她站在店门口给远方的闺女拍了张北京下雪的照片，餐厅内高朋满座，吴存兰觉得一切都在变好。十几天以后，疫情开始横扫全球。这个坎儿，给平时爱说话、争强好胜的吴存兰直接整无语了。“我真的无语了。”吴存兰说。如今，在餐厅的储藏室玻璃上还能看到社区防疫人员张贴的各种通知，有时候通知来得太多，吴存兰就扯下几张旧的给新的留地方。通知内容也大同小异，要求大家登记、扫码、测温，提醒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并积极配合工人员做好防疫检查工作。

从蒲岐走出来，穿过路东的福海公园，会发现许多这样的温州小馆子，诸如浙南面馆、迎春面馆、徽记早点铺、八方客快餐，它们栖息在城中村的夹缝中，经营着家乡的味道，那些地方曾经热闹非常，如今大多被蓝色的围挡封住。2020年初，吴存兰觉得疫情跟“非典”差不多，有三五个月也就结束了，可一次次的病例增多，一次次的封控管控，三年下来，她渐渐有些扛不住了。“现在的生意有时候是疫情前的两三成，有时候连个人都没有，真是天灾。”吴存兰说。为了省下2000块钱的房租，吴存兰夫妇退掉了之前租的平房，搬到餐厅楼上的储藏间，那个屋的门板上还刻着数字，像是从某个宾馆拆下来的房门，房间内设施极其简单，一个上下铺，一张全家福。

撰文 / 李贤焕

编辑 / 董雨晴

随着 iPhone 14 正式发售，第一批手快的用户已经上手了最新的苹果手机。其他人还需等待，9 月 19 日，苹果官网显示，最新的 iPhone14 Pro 的发货周期已经达到 5-6 周。

苹果店门口的黄牛也扯起了嗓子，一边向刚提货的首批消费者加价收购手里的新机，回头再加上几百元钱转给另一群等着加价收新款的人。正是产能和需求之间的错位，给黄牛留出了做生意的空间。

不过，这几年倒卖手机的中间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一方面，技术的变革给手机商贩设置了新阻碍。苹果宣布最新销售的美版 iPhone 14 系列将取消实体 SIM 卡，虽然 iPhone XR 开始苹果就开始支持 eSIM（电子 SIM 卡），但取消实体卡槽，苹果还是头一次。这意味着，原本畅销在华强北市场的二手美版 iPhone，等到 iPhone14 这一代，还得优先解决没有实体卡槽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市场也在逐步规范。据界面新闻报道，在深圳市多次严厉打击走私违法犯罪行为的背景下，过去在华强北飞扬时代大厦里卖 “水货” iPhone 的档口，如今正面临着转换营收思路的局面。

这也意味着，二手 iPhone 市场的变革，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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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二手 iPhone 集散地

9 月 14 日，深圳华强北恢复营业。

华强北小正坐在大亚湾的家里，作为背包客的他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去华强北了。同行从 “前线” 发回的视频显示，飞扬时代大厦 —— 华强北二手 iPhone 交易的聚集地 —— 没有了往日的繁荣，整层手机市场只有零星几个买主，几个档主则站在柜台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飞扬时代大厦曾经是全国最大的二手 iPhone 交易市场，更精准地说，是二手 “水货” iPhone 的集散地。其中，大厦一楼和二楼以手机配件和维修业务为主，二手 iPhone 业务主要集中在三楼和四楼。

有人说，这里曾用十余年的时间，建立起了 iPhone 买卖的新秩序。

走进大厦内部，俗称 “一米柜” 的玻璃柜台一字排开，每个柜子里都会有一个档主。粗略估计，飞扬时代三、四楼的柜台加起来有几百个。过道上来来往往的，多数是到这里淘金的 “背包客”，这些人的主要业务，就是帮买家找合适的手机。

行情较好的时候，档主也是一个挨着一个，距离之近，隔壁给的报价都能清楚听到。也正因此，尤其是在降价出售时，悄悄在计算器上按下几个数字是一种常见的报价方式。

每个手机根据不同的版本和成色，报价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包着塑料袋以最朴素的方式出售。以往，手机市场每年会营业超过 350 天，成百上千来自各地的二手手机商贩穿梭其中，一同构成了这个全国最大的二手 iPhone 交易市场。

事实上，作为二手市场里的畅销货，全球每天都有上万台旧 iPhone 通过各种渠道被回收，透过全球化的运输、处理、销售，卖到不同国家地区的人手上。因此，华强北售出的二手 iPhone，很多都来自于海外。

多位华强北人士也都表示，华强北里交易的二手机里，八成以上都是外版手机。这其中，来自美国的机器又占了九成以上，剩下的则是少量的日版、欧版和韩版机器。“飞扬三、四楼都是外版机器，国行的你可能一台都看不到；长城市场相反，都是国内回收的二手机，什么品牌都有，但外版的基本看不到。” 一位华强北人士表示。

业内人士分析，美国的售价低、机器数量多、二手回收体系完备，构成了最大二手 iPhone 出口地区的要素。

而深圳华强北的另一个优势是紧邻香港，中国经营报在 2017 年的一篇报道里提到，这个地球上每天约有五到六万台旧 iPhone 被回收，其中八成流向香港，继而再次流入内地，或者是流入其他国家。

另外，一些平台无法消化的手机也会被直接发往华强北。从拆解到翻新、零部件生产，华强北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手机再加工产业链。即便是那些没有直接使用价值的废弃手机，也可以通过被拆解，将零部件再次对外销售。

在这个意义上，华强北不只是简单的买卖，而是通过维修、翻新、拆解等工序，深深潜入到这个全球生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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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的 “水货” 江湖

中间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时代的阶段性产物。水货，更是如此。“水货”，指在某国家或地区没有经过原生产厂家所指定的销售代理而进行销售的产品，优势是价格低，但问题是不合法，没有保障。在全球流通的二手 iPhone 里，美版机器因为价格更低、出货量大，成为最重要的二手机来源。

虽然手机本身的配置大同小异，但同样的机器在不同国家 / 版本的官方售价几乎都不相同，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关税。

比如最新的 128G 版本 iPhone14 Pro，以 9 月 16 日汇率计算，中国大陆、美国和日本三地的官方售价分别为 8999 元、7710 元和 8049 元。这种价格差为 “水货” 链条留下了空间。

相比于今天，“水货” 畅销的时代要追溯到更早之前。早期的手机、相机甚至汽车等都是 “水货” 市场上的常见品类。

在中国手机市场上，“水货” 机曾占有相当份额。赛迪顾问曾在 2007 年发布一份手机市场报告，显示当年上半年，“黑手机” 销售规模达到 2343 万台，占据当时国内手机 25% 左右的市场份额。

当时的这些 “黑手机” 里，以三星、诺基亚、索爱占大多数，而国内杂牌仿冒手机和翻新拼装手机占少数。

到了智能机时代，iPhone 成了 “水货” 市场里最重要的品类。

在 iPhone 进入中国市场的历史里，“水货” 机商人曾让一波又一波急于尝鲜的人更早拿到新款手机。事实上，早期的 iPhone 黄牛就是 “水货” 产业的一部分。

在 2014 年以前，也就是 iPhone 6 及更早的版本发售时，由于产能限制等原因，中国大陆并不在苹果全球首发名单内。（注：2013 年秋季发布的 iPhone5S/5C，中国大陆为首发地区，不过仅为中国电信发售。）

因此在新 iPhone 发售后，第一批大陆消费者拿到全新国行手机，可能已经在第二年初，距离 iPhone 在美国发货已经过去了一两个月。

于是在那几年的 9 月中旬的某个清晨，美国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的街头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画面：上百人排在苹果店门口，只为第一时间买到新款 iPhone，相当部分人在买到机器后会直接在街角交给一个拎着蛇皮袋的人，一手交钱一手交机。

一批近乎职业化的运输团队将手机送抵国内市场，再分销往各个城市。那时候时不时会出现高达 15000 元甚至更贵的 iPhone，都源自于此。

不过，从 2015 年起，“水货” 全新 iPhone 在市场上的声量越来越小。一方面，从 iPhone 6s 起，中国大陆成为每年 iPhone 的首发地区；后来，苹果开始严格执行 iPhone 行货和澳版、港版的不同保修政策。

市场也在不断规范，国内电商平台也逐步限制外版手机的销售。2020 年底，淘宝网发布公告称，卖家不得发布 “美版、亚太、欧版、日版、韩版、有锁” 等非中国大陆版本机型的描述用语，京东、苏宁等大型电商平台也出现了限制 “水货” 手机交易的规定。

另一方面，以拼多多百亿补贴为代表的平台补贴活动，也开始将 iPhone 视为最重要的补贴品类，压低了国行版本的售价，与 “水货” 版手机价差进一步收窄，加上售后、渠道等多方面因素考量，大多数用户已经开始全面倒向国行 iPhone。

现在，只有二手 iPhone 市场还保留着拿 “水货” 的传统。但这个盘根错节、充满不规范性的市场，眼下也正面临着新一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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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扬时代大厦变天

有业内人士表示，过去这么多年，尤其是美版二手 iPhone 在华强北货源充足，从来没有缺过货。但如今随着市场不断规范，“水货” iPhone 或许就要走向消亡。

据界面新闻报道，2022 年年初开始，受境外疫情输入影响，深圳开始严厉打击走私和偷渡行为。

据深圳市口岸办消息，近期，深圳市对走私违法犯罪行为开展全方位、全链条严厉打击。本次行动加大了对无合法来源进口商品的打击力度，严查进货渠道或快递物品来源，严厉查处销售无合法来源进口物品等行为。

正因为这样，坐落于深圳华强北的飞扬时代大厦也面临起新的变化。

一位华强北人士表示，以往行业内的规范行动也时有发生，平日在市场里也能看到有档口和货物因不合规被查封。不过，今年年中以来，规范力度明显更大，市场里只剩少数档口还在营业，“外版机器在那里基本是消失了”。

界面新闻称，在接受采访时，部分档口老板还在观望行情，也有部分则直言卖完就不做了。少数仍在继续做生意的档口老板表示，已经不再销售外版机，目前只有国行机在售。

目前，飞扬时代大厦三、四层的档口多数都已清空，并贴出转租信息。

一位华强北人士表示，上半年之前，飞扬时代的行情是每个柜台租金六七千元 / 月，长宽都为一米的小房间，每月租价则要过万。近期，大量档主为了将柜台转租，不仅可以不要转让费，甚至有人提出可以免一两个月租金。

有二手机商贩表示，从 7 月开始，所有外版机器不再好拿货，面对找上门的购机需求，常常需要和同行调货，自己的利润也因此整体下降了一半。

小正原本在飞扬时代楼上租了一个公寓作为住处，平日下个楼就能开始挑机器做生意。行情变化后，他把单间退掉，回到了大亚湾的家里。据小正介绍，飞扬楼上的单间月租金超过 4000 元，一室一厅则要 5000-6000 元，如今房租已经降了四分之一。

这一次的市场规范固然有一定推动作用，但飞扬时代大厦真正的变革早在过去几年就发生了。

曾有背包客表示，最早一批手机商贩因为利润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卖一台手机可能赚 800 元至 1000 元，甚至是 2000 元。但如今跟过去不一样了，价格透明，每一台 iPhone 的利润只有 200 元左右。利润的快速压缩，早就提醒了华强北的背包客们，曾经的暴利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尽管 “水货” 的生意正在走向落幕，但华强北的创造力似乎一直存在。

比如应对美版 iPhone 14 没有卡槽的问题，解决方案已经在路上了。一位华强北人士表示，目前业内已经在传闻一些可能的应对方案，比如把充电口作为接口，通过外接卡槽的方式把 SIM 卡装上，虽然听起来有些许怪异，但技术上存在可能性。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在手机内部改造，后期加装卡槽。

这并非没有先例，iPhone X 美版只有单卡槽，国行版本则配备了双卡槽。但两者在内部结构上区别不大，意味着美版在卡槽位置留有空位，当时不少人通过改造卡槽的模式实现了对美版机器的改造，支持双卡模式。

同一个原理，目前也有人在思考其中的可能性，所谓苹果不给卡槽，那华强北就 “帮” 苹果把卡槽装上。“华强北的大老板们应该都在想办法。” 小正称。

二手 iPhone 的市场依旧会活跃。有业内人士认为，由于二手手机属于非标品，极度依赖线下市场，没法完全通过网上交易。尤其是交易双方对于手机新旧成色的定义不一样，所以目前很难完全被互联网代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长时间里，电商平台对线下新机销售的影响较大，但二手手机市场依旧蓬勃。这意味着，二手 iPhone 江湖或许不会就此沉寂。

来源：AI 财经社 微信号：aicjnews

作者 | 刘丹丹 编辑 | 黎明

来源：深途

奔驰的魅力，在电动车时代似乎消失了。

从 2019 年奔驰首款量产纯电车型 EQC 上市至今，奔驰电动车一直表现的不温不火。在特斯拉、蔚小理等品牌动不动就爆单、涨价时，奔驰正在悄悄降价。

主做奔驰新车批发的经销商阿理告诉深途，奔驰 EQ 系列车型中最贵的 EQS 终端优惠可超过 35 万，相当于一台奔驰 C 级的价格，而其他几款 EQ 车型也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价。

在传统车企中，如何评价一款产品对不对消费者的胃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终端优惠的力度。

与造车新势力使用的直营模式不同，传统车企的 4S 店经销商在卖车时，可以基于厂家指导价进行一定的价格调整，简单来说就是抢手的车型要加价提车，冷门的车型可以促销大甩卖。

在此之前，奔驰一直都是需要加价提车的选手，比如迈巴赫、大 G、奔驰 E、奔驰 GLS 等车型，少则两三万多则近百万，只有多加钱，你才能成为尊贵的梅赛德斯 – 奔驰车主。

但在奔驰电动车身上，一切都反着来了。

终端优惠力度这么大，奔驰电动车的市场行情可想而知。各大机构的新能源销量榜单中，靠前的位置从没有奔驰的身影。即便是细分到 50 万元以上豪车销量榜中，奔驰也不一定能排进前三，甚至有时候还要被造车新势力高合压一头。

好好的奔驰，怎么就卖不动电动车了呢？

奔驰电动车，降价卖不动

奔驰的电动车发展得到底怎么样，一线的销售人员最有发言权。

海南人阿理做奔驰新车批发已经四年了，“我和很多经销商都有合作，平时主要是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发帖引流，寻找全国范围内的意向客户，谈得差不多之后会安排到客户就近的 4S 店提车完成销售。”

“我最开始在网上卖车的时候，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推新能源，造车新势力也有了苗头，不过当时都说造车新势力不懂造车，大家都在期待 BBA 等豪华品牌出来吊打新势力。” 阿理表示，最初他也曾期待过奔驰的电动化产品，不过没想到最后反被市场 “教育”。

“卖车 4 年，我从来没有卖出过一辆奔驰电动车。” 阿理告诉深途，据他了解，即便是在售时间最久的奔驰 EQC，一家店一年也都卖不了几台。

北京某奔驰 4S 店的销售顾问何欣对于奔驰电动车的难卖，也有同感。

一个细节是，他所在的奔驰 4S 店内，EQ 系列 5 款车只有最新上市的 EQE 出现在展厅角落，其余 4 款车均无展出。

奔驰EQE奔驰 EQE
“目前店里已经没有 EQA、EQB、EQS 的展车或者库存车，EQC 倒是有一辆在仓库，不过也不会开上来。” 何欣告诉深途，“EQ 系列的车别说卖了，连问的人都很少，所以现在店里也不放展车，如果想订车还是可以订，就是从厂家调货等的时间会比较久。”

据深途了解，除了何欣所在的店，北京有多家奔驰 4S 店撤下了部分奔驰 EQ 系列的展车。

为了能卖掉电动车，各大经销商还在想办法促销，这可是奔驰少有的情况。

何欣告诉深途，EQA、EQB、EQC 他可以给出 2-13 万元不等的优惠，阿理手中优惠力度最大的是 EQS，“目前市场行情是优惠 29 万元，按配置不同，EQS 最高可以优惠 35 万元。”

即便奔驰在电动车上给出了巨大的优惠，奔驰 EQ 系列的销量依旧不尽如人意。公开数据显示，8 月，奔驰 EQC 只销售 333 台，同级别的蔚来 ES6 销售超 4500 台，特斯拉 Model Y 销售超 3.1 万台。即便是最便宜的、32 万元起售的奔驰 EQA，一个月也只卖出六百多台。

今年上半年，奔驰 EQ 系列的表现同样也很差。

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1-6 月，EQC、EQA、EQB 累计零售量分别为 2025 台、1738 台、2249 台，月均销量均维持在三四百台。最贵的 EQS，被当作陪衬经常出现在高合的销量战报中，今年 4 月卖出 57 台，5 月卖出 68 台等。

奔驰 EQ 系列卖不动要降价，是因为定价过高吗？从价位来看，并不是。

除了最近上市的 EQE，奔驰在售的纯电车型还有 4 款，只有 EQS 属于百万级豪车，其余 EQC、EQA、EQB 覆盖了 30 万 – 60 万元价格区间，这是目前主流造车新势力活跃的范围。

与奔驰 EQ 系列价位最接近的是蔚来，但奔驰 EQ 系列上半年总销量加起来都比不过蔚来 8 月单月销量。

“BBA 比新势力做得好的是底盘质感、机械素质，但这也就是 80 分和 90 分的区别，绝大多数用户很难感知，而在车机、性能、配置方面，BBA 的电动车完全没法和新势力比。” 对于为什么不买奔驰的电动车，卖掉奥迪 Q5L 换理想 ONE 的谢涛有自己的答案。

在他看来，BBA 已经不算是电动车中的豪华品牌了，“BBA 是豪华品牌不错，但现在电动车越来越普及，我基本没怎么听过谁说有钱买电动车必须买 BBA 的，大家都是说买特斯拉、买蔚来。”

奔驰的产品怎么了？

一件商品卖不动，原因可能有很多个，而对于车企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出在了车型产品力上。

对于奔驰来说，转型电动化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集团内部各利益团体也存在博弈，奔驰很难在最初就一门心思大步转型。

奔驰拿出的第一款试水之作是奔驰 EQC。虽然 2019 年才上市，但这款车奔驰准备的并不充分。它所使用的 MEA 平台是基于燃油平台改造而来的过渡平台。一个佐证就是 EQC 作为电动车没有配备变速箱，但是方向盘上却有换挡拨片。

在燃油平台上缝缝补补打造的 EQC，因为通信模块软件、电机等设计缺陷，成了召回王，今年上半年，还有数百位车主多次联名投诉 EQC 的质量问题。

汽车平台是打造一款新产品的基础，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配件存在诸多不同，燃油车平台和电动车平台并不通用。因此，对于所有想要规模化发展的电动车玩家来说，打造纯电平台是无法忽略的一步。

第一款油改电产品失败，并不令人意外，按照正常逻辑来讲，接下来纯电平台的产品才是真正发力的时候。

奔驰首款基于真正纯电平台打造的产品是 EQS，但 107.46 万元的起售价说明该车并非是走量车型。

奔驰EQS奔驰 EQS
想走量，还得靠价位便宜的小车，不过奔驰针对紧凑型小车的纯电平台 MMA 要到 2025 年才能完成，这意味着接下来 3 年奔驰都无法推出一款真正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小车。

去年年底，奔驰紧凑型 SUV EQA、EQB 相继上市，起售价都在三十多万，这个价位可以让更多想尝鲜的人，来试试奔驰的电动车。

产品来了，但奔驰的 MMA 电动化平台还在以年为单位研发。因此，奔驰 EQA、EQB 捡起来用的还是 MEA 平台。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中，这两款油改电产品根本激不起水花。

在燃油车时代，奔驰对车型平台的研发，有着成熟的功法，产品步步为营。但来到电动车领域，奔驰在纯电平台的推进上出现明显的断层，以至于到 2022 年奔驰承担走量重担的产品还是油改电，这不符合奔驰的造车水准。

谁在买奔驰的电动车？

在打造一款产品之前，车企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这款车要卖给什么人、要贴上什么标签。

特斯拉的目标人群是喜欢新技术的科技青年，它旗下的产品也都是朝着科技感、智能化出发，蔚来吸引的是更看重品牌服务的车主，理想讲述的是 “奶爸车” 的故事，而奔驰电动车对外营销的重点一直是豪华。

从标签来看，奔驰电动车和燃油车一样，盯上的还是那批有钱的精英。

不过，豪华口号是喊出来了，但电动车的豪华新故事，奔驰并没有想清楚。

燃油车时代，BBA 的豪华是可以感知到的，它是氛围感、Napa 真皮，是电吸门，也是零百加速、底盘调校。但到了电动时代，造车新势力重塑了一套新体系，选车的标准变成了车机智能化、辅助驾驶、用户服务、OTA 能力、芯片雷达硬件数量等。

在消费者的认知中，新评价标准才是属于电动时代的豪华，但其中已经没有多少奔驰熟悉的东西。

奔驰的产品，也说明奔驰电动车的豪华与消费者认同的电动豪华之间的差异。

以奔驰最新产品 EQE 为例，它和蔚来 ET7 同为 50 万级别的中大型轿车，智能硬件上，ET7 搭载 33 枚高性能感知硬件，算力 1016TOPS，拥有全栈自动驾驶技术能力。EQE 搭载了 22 个智能感应硬件，是常规的 L2 级。座舱内，奔驰 EQE 搭载的芯片并未公布相关信息，蔚来使用的则是当下最好的 8155 芯片，搭配自研的车机系统，属于第一梯队水平。

还有一些存在于细节上的差异，比如 EQE 没有的空气弹簧、双电机，蔚来 ET7 都有。零百加速上，蔚来 ET7 和 EQE 分别为 3.8S、6.7S，这就像是跑车和买菜车之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蔚来 ET7 比奔驰 EQE 还便宜不少，前者的顶配刚刚够得上后者的起售价。

基础配置上的比拼，奔驰比不了全部拉满的新势力，智能化方面又不是奔驰电动车的强项，这样的产品，奔驰打算卖给谁呢？

“EQE 最大的优势可能在于它是一辆奔驰。” 一位长期关注 BBA 的消费者告诉深途，要在两者之间选，他肯定要 ET7，“买电动车就是为了尝鲜，EQE 的智能化水平太中规中矩了，买它不如买燃油车。”

在售的产品大家不满意，那奔驰还有新底牌来满足挑剔的消费者吗？

奔驰的答案是 VISION EQXX 概念车，这是奔驰在纯电领域最新技术的集合体。

今年 4 月，奔驰 VISION EQXX 概念车从德国辛德芬根出发，抵达法国卡西斯，全程约 1008 公里，成为目前已知的首个做到单次充电行驶突破 1000 公里的产品，展现出了极强的能耗控制能力。除了续航，VISION EQXX 还应用了 900V 高压平台、47.5 英寸超薄一体屏、响应速度更快的新一代 MBUX 系统、Akida 神经形态系统级芯片等。

这是更符合当前电动车评价体系的一款产品，而它身上所搭载的黑科技也都将应用到下一代奔驰的电动车中。

新车之外，奔驰在其他领域也在加紧追赶，今年 7 月，奔驰与腾讯携手，双方将围绕高级别自动驾驶展开合作，此前，奔驰还在与辉能科技一起研发固态电池，投资数千万欧元入股孚能科技等。至于这些努力有没有成效，一切都要到 2025 年才能揭晓。

整体来看，奔驰在电动车上缺的课很多，新旧时代消费者的差异、产品评价标准的变化，是外界提过无数次的问题，但奔驰需要学习的不只这些，更重要的是思维的转换。在造电动车这件事上，奔驰需要抛下包袱，也需要时间。

* 题图及文中配图来源于 @梅赛德斯 – 奔驰。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理、何欣、谢涛为化名。

轮胎，是重要的汽车部件，也是唯一与地面接触的部件。一款优秀的轮胎可以放大汽车的性能，而一款劣质的轮胎也能把汽车厂商做出的努力直接归零，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但是，如果谈论起轮胎品牌来，或许大多数司机脱口而出的便是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等国外品牌。

其中米其林更是国内车主最熟悉的品牌，那个可爱胖乎乎的招牌吉祥物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相比之下，国产轮胎仿佛很少被提起，殊不知，国产轮胎的性能与价格已经快速追赶了上来。

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1、国产轮胎有希望弯道超车的原因是什么？

2、当前，国产轮胎处在何种行业周期之中？

3、在轮胎产业的全球化竞争中，哪些国产轮胎品牌有望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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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居然还带火了轮胎？中国，有着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在 2014 年下半年爆发，短短七年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从约 30 万辆快速增长为约 600 万辆。中国因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销量从 4 万辆增长至约 300 万辆，可以说包揽了新能源汽车的 “半壁江山”。

2022 年，第一季度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长 150.72% 和 144.41%，增长十分迅速。而轮胎作为汽车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配套销量也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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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新能源车企也更加注重成本控制。

以特斯拉为例，2020 年，特斯拉将 Model3 标准续航升级版的电池由三元锂电池更换为磷酸铁锂电池后，生产成本便大幅下降，整车售价下降约 8.1%，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

除电池之外，轮胎作为汽车的主要配件之一，车企们都想选择价格低，性能好的轮胎，这时国产轮胎的优势便体现了出来。与国外轮胎相比，国内胎企的人工成本很低，同样规格的轮胎售价仅为海外龙头企业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这样的价格受到了想要尽可能降低成本的新能源车企的青睐。

对于轮胎，新能源车企也提出了于传统轮胎不同的要求。

新能源车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能源不足，里程焦虑，在相同的电量下，拥有更长的续航里程成为车主的新要求，这就需要可以降低在行驶途中内能损耗的轮胎的加持，助力更长续航。

而第二个问题是电机瞬间起步扭矩大，众所周知，轮胎抓地力不足就会打滑，对于扭矩更大的新能源汽车来讲，每次起步、加速都是一道坎；同时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重量更大，惯性更强，这就要求轮胎要有强大的抓地力，来保持行驶平稳。

最后则是噪音太大，新能源汽车采用电机驱动，在行驶过程中噪音较小，轮胎噪音便会被无限放大，影响驾驶员情绪，这就要求胎企改进轮胎内侧材料，以吸收车辆行驶中产生的空腔噪音。

总而言之，新能源车对轮胎的要求确实更苛刻，但这也倒逼了胎企的研发。国内轮胎企业与新能源车企合作时间长，新能源车专用车胎已不断推出，在各类测试中表现优异，有望率先配套新能源车型。

伴随国内车企发展，国内轮胎厂商的知名度也有望进一步提升。

国产优质轮胎在质量、耐用性、安全性能与价格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并不输国外轮胎，但国外品牌却更受消费者欢迎。究其原因，主要是品牌知名度的影响。

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甄别轮胎质量高低的能力，唯一能让消费者认可的是听得多，见得多的品牌。当把一个耳熟能详的品牌和一个从来没过听过的品牌放在一起的时候，多数消费者都会倾向于前者。

像米其林、马牌等大品牌轮胎，成立时间较长，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而国产品牌轮胎发展比较晚，并且在品牌宣传方面投入不大，导致即便是国内市场，很多轮胎品牌也非常陌生。

根据凯睿赛驰的报告，2019 年 47.5% 的受访者会在第一时间提及米其林轮胎，而提到玲珑轮胎的仅有 1.6%。

一位近期更换轮胎的消费者李根就对我们表示，“完全不会考虑国产轮胎啊，4S 店向我们推荐更换的都是国外的品牌，米其林、普林斯通、邓禄普，没听说过国产轮胎，也不知道品质和价格如何”。

这样 “崇洋媚外” 的情况，恐怕是大多数国内轮胎零售场景里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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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国产轮胎将借助配套领域逐渐走向高端化，有望进一步提高品牌的美誉度，将国产轮胎优质的印象留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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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行业景气度触底，或将迎来反转从行业整体看，当前国内轮胎行业处于景气度的低位。

近年来，轮胎行业面临着多方的负面冲击：外围针对出口轮胎实施双反调查，加征关税；橡胶等原材料价格上行抬升生产成本；集运价格高企，出口受阻，盈利能力承压。多重打压之下，国内轮胎企业破产数量不断增加，行业处于景气低位。

首先，双反调查关税，增加了国内轮胎企业的出口成本。

双反调查即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美国自 2007 年起第一次对中国轮胎发起反倾销调查，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2014 年双反调查终裁决定最高对中国轮胎产品施加 116.33% 的反补贴税率和 87.99% 的反倾销税率。

欧盟方面也于 2017 年对中国卡客车轮胎展开双反调查，终裁决定对中国轮胎产品施加 0.37%~36.89% 的反倾销税率和 3.75%~57.28% 的反补贴税率。

为应对双反调查，国内龙头企业也积极寻找他法，例如出海投产。

这几年，国内轮胎企业海外工厂产销规模持续扩张。在美国 2015 年对中国企业出口的乘用车和轻卡轮胎作出双反调查最终裁定后，国内头部轮胎企业玲珑轮胎、赛轮轮胎、中策橡胶、森麒麟等纷纷出海建厂，有效地避开了关税的影响。

其次，原材料价格上行，也大幅抬升了轮胎的生产成本，轮胎生产商成本承压。

我国是天然橡胶消费大国，由于国内天然橡胶供应不足，我国天然橡胶需求主要来源于进口。而天然橡胶作为四大工业原料之一，价格受供需和金融市场双重影响。

2020 到 2021 年，疫情后下游需求有所恢复，卡客车销量大幅增加，需求驱动橡胶价格开始上涨，从最低的 9000 元 / 吨上涨至最高 17000 元 / 吨，而橡胶作为轮胎最主要的原材料，极大地拉高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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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下行，减少了轮胎生产商部分成本。

截至 2022 年 9 月 7 日收盘，天然橡胶（RU0）价格已经跌至 12260 元 / 吨。较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约 14%，更令人惊讶的是，前 8 个月，天然橡胶价格一路下跌，从此前的每吨 14855 一路下滑到 12565 元。跌幅达到 18%。

再次，国内需求不足，运价高企，出口受阻，轮胎企业库存较多，积压问题不小。

在原材料涨价叠加海运费用上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2021 年轮胎企业售出产品不足，库存大幅增加，对轮胎原材料的需求也不如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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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经历集装箱紧缺、洛杉矶港拥堵、苏伊士运河堵船、国内港口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2021 年轮胎出口供需严重错配，海运费用大幅上涨，哪怕如此，航运市场上 “一箱难求”、“一舱难求” 的现象还是普遍出现，对于我国主打性价比的轮胎来说，运费成本上涨带来的负面效应明显。

不过，随着天然橡胶价格下行带来的成本下降，同时集运出现缓和现象，运费高价进入尾声，国内轮胎企业的苦日子可能快要结束了。

依据波罗的海集装箱运价指数来看，2021 年运价于 9 月份达到高位，今年以来随着集装箱供应紧张的问题逐步缓解，以及美国港口周转效率提升，运价进入 22Q2 之后加速下滑，运价回落至 2021 年 5 月底的位置，未来航运价格仍有继续下降的预期。

在我们与国内一家上市轮胎公司董秘的沟通中，他也证实了这一情况，今年 6 月以来，运力提升，海外国家管控逐渐放开，目前国内轮胎库存已经能顺利送达经销商，预计未来出口将持续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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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面冲击的冲击下，中国胎企展现出了强大的智慧和韧性，双反调查背景下，大幅扩张海外产能，有效避开了关税政策对轮胎出口的影响；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企业缩减开支，熬过行业寒冬。轮胎行业景气度触底，或将迎来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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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和赛轮，谁是国产 “轮胎之王”？8 月 29 日，美国《轮胎商业》正式发布 2022 年度全球轮胎 75 强排行榜，有三家中国轮胎企业跻身榜单前十五，分别为中策橡胶、玲珑轮胎和赛轮轮胎。

其中，赛轮轮胎与玲珑轮胎作为主板上市公司，无论是科研实力、营销能力还是品牌价值都居于行业前列，争夺着中国 “轮胎之王” 的地位。

两家国内龙头胎企在发展方向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又有各自更加强势的点，可谓是打法类似，但各有所长了。

首先，两家都在积极出海建厂，应对双反调查。

2021 年 6 月，玲珑轮胎发布新战略，拟在国内外分别建设七个、五个生产基地，加速海外建厂，以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双反调查。

伴随着产能的落地，海外工厂盈利逐步增加，2021 年，出口及海外销售营业收入 84.5 亿元，占总营收 46%，同时，利率到达了 21.69%，远超国内 12.8% 的利率。

赛轮轮胎自设立以来，便一直注重国际化运营，同时，作为最早在海外建厂的中国胎企，出口和海外销量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2021 年，赛轮轮胎外销收入超 130 亿，约占总营收 76%，毛利率到达了 21.45%。同时，公司也完成柬埔寨建厂投产的任务，进一步规避美国对东南亚市场的双反调查，助力公司发展。

其次，两家轮胎企业，都在建设生产的销售的数字化系统上花了大力气。

玲珑轮胎开发了专门针对经销商和门店的玲珑智慧零售系统，想要架构起新的运营合作桥梁，提升了工厂对渠道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帮助经销商、门店提高核心竞争力。

2020 年 6 月，赛轮轮胎则发布全球首个投入使用的橡胶工业互联网平台 ——“橡链云” 平台，该平台力图构建行业内最完整、最丰富的机理模型库，在不同场景为不同客户提供了高效服务。

当然，两家公司也各有特色。玲珑轮胎在配套业务方面发力更猛。

众所周知，相比较替换市场，原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原配轮胎带来的品牌效应和用户粘性是替换轮胎无法比拟的。

围绕配套中高端产品占比、中高端车型占比、中高端品牌占比三个结构调整改善配套领域的盈利能力，玲珑轮胎力图形成品牌突破。尤其在新能源车配套领域，玲珑轮胎称，公司产品 2021 年整体市占率接近 20%，销量增速 182%，稳居中国轮胎第一。

“液体黄金”，则是赛轮轮胎在研发上的 “杀手锏”。

赛轮轮胎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并与科研机构通力合作，开发新技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怡维怡橡胶研究院首创的合成橡胶液相混炼技术，被称作 “液体黄金”。

这种听起来非常神奇的技术，通过制备的 EVEC® 胶具备突出的材料性能，彻底打破了困扰世界轮胎行业多年的 “魔鬼三角” 定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种能够同时改善轮胎滚动阻力、抗湿滑性能、耐磨性能、操纵性能并使各项指标都达到最佳水平的轮胎胎面胶料。

赛轮轮胎董秘办人士对我们表示，“目前‘液体黄金’轮胎产能仍然在爬坡过程中，但少量上市的产品已经得到了车队与用户的认可，预计未来大规模多型号上市后，销量将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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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新能源汽车产业落地中国，天然利好本土企业，并且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在成本、技术等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中国轮胎创造了发展机遇期。

过去几年，在疫情及政策的影响下，轮胎原材料、海运成本、双反调查关税对国内轮胎品牌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不过，伴随国内胎企出国建厂、原材料与海运成本下跌，轮胎行业景气度迎来反转。

在与国际品牌的竞争中，玲珑轮胎与赛轮轮胎脱颖而出，两家企业均出海建厂应对双反、建设数字化系统助力产销。同时玲珑轮胎发力配套市场，打响品牌；赛轮轮胎倾心技术，“液体黄金” 轮胎受到各方青睐。

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快速增长、行业景气度走好的当下，国内轮胎有着弯道超车、增加市场份额的好机会。若干年后，中国轮胎能否挺进第一梯队，世界一流的轮胎品牌中能否有中国轮胎的一席之地呢？这仍需时间来验证。

来源：奇偶派 微信号：jioupai

@LeBonHomme: 说个国内博士，本硕博都是知名 985，学术水平也不错，发过两篇 PNAS，可就是觉得中国对他这种知识分子不公平。他英语不好，法语更不会，想润又没有多少选择，就润来法国一穷组做博后，叫他博后老哥好了。

博后老哥的课题组实在是太穷了，老板还特别抠门，所以他博后工资估计是按照最低标准开的，一个月到手 1800 欧。这个收入怎么说呢，反正比我博士生的工资都低。
也想过润美国，可惜失败，失败后就想安心留在法国了，在上法语课，准备考个 A2 然后申请法国国籍。

前两天，也不知道是博后老哥的厨房堵了还是厕所堵了，反正找了个华人水电工来修。一聊天，了解到这个水管工几年前黑下来的，然后一直干水电，月入六千欧。也娶了老婆，生了孩子，靠孩子拿到了法国身份。

水电工也好奇博后的情况，想着知识分子一个月怎么也有个三四千欧吧？博后老哥没好意思说。

其实博后老哥更不好意思的是，他想不到为什么水电工都能找到老婆，他却找不到。

@何夕: 之前讲过，一个前同事移民加拿大。刚到不好找工作，就找了一份刷墙的工作先干着。这份工作是华人圈介绍的，跟他一起干活的几个人也都是华人。他开始还感叹自己名校硕士竟然刷墙，然后闲聊的时候一问、发现其他几个都是博士，他是唯一的硕士也是学历最低的。

@何夕: 上一条不是段子，是我当年在互联网打工的同事，他是北京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硕士。

他刚移民到加拿大不好找工作，一是加拿大不认他这个学历，二是他恐怕没有办法进入加拿大金融行业，三是枫叶国也没啥像样的互联网公司。

所以为了补贴家用，去刷个墙很正常。跟他一起刷墙的博士们，也都是刚移民到加拿大的中国人。

这只是一个过度工作，并不是以此为职业了。

我那个前同事现在在加拿大跟着一个华人老板搞 web 3.0，还是互联网的老本行。早就不刷墙了。

不过，他几年前回北京，我们约见了下。他当时是打算做一个钳工之类，说加拿大蓝领尤其技术工种非常赚钱，收入不比在办公室打工的金融白领低太多。

了解以上，再看到欧美女博士嫁个水管工或者货车司机等，就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了。

欧美的技术蓝领收入很高的，中国的技术蓝领收入现在并不低、未来会越来越高，只是少有报道罢了。

中国其实最适合移民到欧美的恰恰是技术蓝领，有技术又肯吃苦、赚得会比国内多不少。有钱人在哪个国家都能生活得很好，无所谓移民不移民。

然而现实是，一帮傻逼文科生白领或者傻逼文人挖空心思想润 —— 我对此的态度一直都是，应润尽润。国家应该帮助他们润出去，出去后禁止回国。

最后，我身边移民的朋友和前同事不少，没见一个人还天天在微博上骂中国的。他们大多已经融入当地，过得至少不坏，所以没有在微博上骂中国和炫耀自己生活好，来抚平自己实际可能过得非常悲惨、甚至在没朋友没人理的窘境。

所以，如果国家帮助那些傻逼文科生白领或者傻逼文人润出去之后，还要禁止他们微博等国内社交媒体账号。

憋死丫的！

我在网上看到网友们讨论“周末应该摆烂还是自律”这个话题，大家热火朝天表达着对周末支配权的见解。
反卷先锋派认为：连周末都要卷起来了？难得休息一下，就别再内卷了吧；上班我们被管就算了，周末求放过；一月只休8天的打工人，周末不想谈自律。
自律派认为：周末不做个副业、不刷题考证我心里好慌，感觉自己就要被淘汰了。

翻了几分钟，我惊觉自己膨胀了。我一个有娃的中年人看得这么津津有味干嘛？好像我对自己的周末有支配权一样。
图片《坂道上的家》剧照

一个月只有8天休息日的打工人确实不容易，但起码，这192个小时是完完整整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可胡吃海喝、养精蓄锐，武可奋笔疾书、精益求精。而一个能有绝对归属权的周末，对有娃的中年人来说，仅限于颅内幻想。
一入娘界深似海，从此周末是路人；

劝君更尽一杯酒，有娃之后没周末。

周五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答曰：周末。

对中年人来说，娃与周末不可兼得。

图片《三十而已》剧照

曾经，职场还不卷、双休还很普遍，单身的我周末是这样过的：

早上八点多醒来，赖在床上翻几页正在读的书，起床，刷牙、洗澡，把自己捯饬得像模像样后，坐地铁去快餐店里踩着供应早餐结束的时间点吃顿悠闲的早饭。

不用把早饭带去公司吃，是你对周末拥有充分支配权的第一个象征。

吃完早饭，商场陆续开门。此时人不多、店员们也还未进入最佳上班状态，对顾客透露出一种“不愿奉陪”的气质。正中下怀，没有了店员热情的“干扰”，我一边散步消食、一边看看那些自己消费困难的商品解解馋。

图片《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午餐，就找一家咖啡馆就近解决吧，一杯拿铁、一份三明治，此时你非得掏出随身携带的书，在吃午饭的间歇翻几页，尽情消磨和拖延用餐时间，否则，这与工作日我赶到公司楼下的烘焙店买杯咖啡、抓起一个面包当午餐，并在20分钟内匆忙把它们全送进胃里有什么区别？

周末的午餐，就是要透露出慵懒、不在意时间的气质，这是你对周末拥有充分支配权的第二个象征。

下午的时间就比较随机了，要么去公园或者地标处瞎晃悠、要么和朋友碰面吃喝玩乐挥洒青春。晚上，洗澡、刷剧、翻书、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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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多数是宅在家里的一天，我要收心养性，为接下来一周的五天做好准备。

多么充实、有意义、且令人愉悦的周末啊！

后来，我结婚了，因为舍不得“断送”二人世界，所以婚后我和老公很久都没有要孩子。于是我们小夫妻通常这样度过周末：

在阳光明媚的周末，俩人睡到自然醒后，在小区的老字号早餐铺吃点锅贴、小馄饨给肚皮打底，然后临近中午时，悠哉悠哉从家里晃悠到市区娱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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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俩人分头行动，我在书店泡一会儿，买几本书；他在电子产品区逛一逛，刷刷最新的3C产品。接着二人在约定的地方碰头，开始在网上找地方解决午饭：艰苦朴素型午餐，街边摊搞定；轻奢型午餐，粤菜、新疆菜、上海菜均可；奢侈一把，人均好几百的日料店偶尔为之。

那时的幸福，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无所事事的周末两个相爱的人一起吃。

午饭过后，我们俩人腆着肚子、散着步，买两杯柠檬茶，去电影院打卡，看一场下午场的电影。二三小时观影结束，再去找家甜品店“复盘”一下刚才的剧情。我点芒果西米露、他点芒果冻椰皇，吃最甜的下午茶，吐最狠的槽。

最后，俩人一起牵着小手，晃晃悠悠走向小区菜场，夫妻齐心合力做一顿黑暗料理。

图片《小敏家》剧照

光是敲下这些文字，我就有点想哭：原来自己还有过这么人性化的周末呢。

现在，我们有了娃——还是俩，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讨论周末怎么过了，因为毫无必要。周末怎么过取决于你的娃，而你的娃又会让你的每个周末都过得味同嚼蜡、疲惫不堪。

我和老公是百分百的“偷懒”型父母，就是那种把孩子的前途、成功归功于基因和天命而非靠人力能决定的“懒汉”爹妈。因为秉持着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只给大娃报了两个兴趣班，足球和画画，都是他自己喜欢、要求上的。

相较于那些周末带孩子跑好几个辅导班、兴趣班的家庭，我们的周末已经很上不了台面了，饶是如此，我还是觉得有娃的周末无趣且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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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上午：大娃足球训练，老公负责接送、陪同，我打扫卫生；

周六下午：我们夫妻俩去超市采购全家未来一周的吃食；

周日上午：大娃上午去画画；

周日下午，带父母和小娃到周边爬山（父母帮我们带小娃，周末难得“放风”）

为什么晚上没有安排节目？因为折腾完白天，作为高龄父母的我们，此刻只剩一口气带着残躯瘫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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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孩子前，我从未想过，一个如此朴实无华的周末，也能让人如此疲惫；一个你花了真金白银的周末，竟然可以给不给自己带来一点开心和休闲。

人到中年后，会经常感叹岁月，它给你的脸上镶嵌皱纹、焊牢脂肪，让自己变老变丑。你以为这是最惨的？

不！因为孩子比岁月更胜一筹。谁能想到，地球上有一小撮儿人类竟然会憎恨周末、节假日、休假等逍遥快意的日子，却翘首以盼、迫不及待、发自肺腑地想要去上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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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儿子足球训练结束后，我看到一个妈妈在训孩子：你在球场上想什么呢？怎么就是动不起来啊？要听教练命令啊、要盯着球啊！

金钱就能买到快乐么？有了“吞金兽”后的周末，我知道了答案：金钱非但不会为家长买来快乐，还会附赠心塞和疲惫。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近日出版了他的新书《论爱欲》，这本书简要勾勒了西方的爱的观念的变迁。通过对历代思想家们的理论考察，作者从古希腊的“真理之爱”出发，穿越基督教的“上帝之爱”、文艺复兴的“尘世之爱”，进入现代之后，爱的目标和功能从人对死亡的逃避与克服，转变为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人性和尊严的实现。不过，在今天，爱遇到了很多严峻的问题。本刊为此对汪民安进行了专访。

主笔 | 张星云
汪民安主要研究20世纪的文化理论和批评理论。十几年前，他曾出版过一本知名论文集《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在那本书中，他从德里达、罗兰·巴特、乔治·巴塔耶、福柯等后现代理论家的视角，讨论个人身体、日常生活和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那前后几年，他还完成了三个思想家的研究著作：《谁是罗兰·巴特》《福柯的界线》和《尼采与身体》。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汪民安表示，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无论是他自己的关注点，还是理论界本身，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身体和空间的问题至今依然很时髦，但是，它们的理论焦点也发生了移动，而后现代性这个词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汪民安近几年关注的几个理论焦点问题是：情动、物质和当代性，这也是他这个月即将出版的一个新的论文集的题目，正好与《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相对应。2015年他出版了《论家用电器》，在那本书中他探讨了洗衣机、电冰箱、收音机、电视机等，主题显而易见对应的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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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宝丁 摄）
近日他出版的新书《论爱欲》，对应的则是情动。在这本书中，他通过梳理和解读柏拉图、奥古斯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理论，勾勒出从古希腊的“真理之爱”到基督教的“上帝之爱”和文艺复兴的“尘世之爱”这样漫长的爱的观念的变迁历程。而进入现代社会后，康德、黑格尔、拉康、列维纳斯和巴迪欧等人重述了爱的哲学，对这些现代人而言，爱的目标和功能已从对死亡的逃避和克服，转变为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人性和尊严的实现。
书中对不同时期的各种思想家的爱的观点做了多种多样的比较。汪民安表示，这正是这本书比较注重的一点。因为只有通过比较，各种观点的对峙才能表现得更明确，关于爱欲的谱系也才能更清晰。但是，这些过往哲人的爱的观念对今天还有什么启发吗？他们还能回应今天的问题吗？本刊为此采访了汪民安教授，和他聊了聊自古以来爱的高低之分、爱和死的关系、爱的永恒性和可变性，以及今天的爱的状况。
身体之爱和真理之爱的相互促进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爱欲的书？
汪民安：这当然是讲爱欲的书，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一本伦理学或政治学的书。几年前我曾写过一本书《论家用电器》，那本书主要是讨论人和物的关系，而这本书是讨论人和人的关系。
人和人的关系有很多种，爱和爱欲是一种最常见也是最深刻的关系。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今天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少见了。人们甚至羞于谈论这样的关系，爱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词语。现在一提到爱，人们恨不得要发笑。反过来，敌对、仇恨、歧视和战斗的关系越来越普遍，从个人生活到国际政治都是如此——你看网络上充斥着的都是这样的仇恨话语。我当然相信从霍布斯到施密特这样的战争哲学，但是，我也相信还有另一种相反的推崇爱欲和友爱的哲学。在霍布斯、黑格尔和尼采之外还有另一个讨论爱欲和友谊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里达这样从古至今的哲学家。这个关于友爱的传统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参照。
汪民安的新书《论爱欲》

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想到写一部论述爱和爱欲的书，主要是想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爱这样曾经显赫的甚至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今天是如何失落的。或者说，人和人的一种特殊的美妙的甚至是令人陶醉的爱欲关系，为什么在今天变得越来越少见了，甚至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都很少见。
我在书中要讨论的是，这种关系曾经经历过一种什么样的变迁，它为什么会发生，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过怎样的变化等。这是一个爱欲的谱系学问题。当然，我也并没有完全将它限定在个人关系层面，因为任何的私人关系总是跟社会关系紧密相关，它们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也会影响社会关系，因此，我这本谈论个人爱欲的书也涉及爱欲的社会和文化层面，也就是广泛意义上的爱欲的政治层面。这也是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的原因之所在：上半部分讨论的是爱欲的谱系，下半部分讨论的是爱欲的政治。
三联生活周刊：先聊聊爱欲这个概念吧，为什么谈的是爱欲，而不是爱情或者情欲呢？
汪民安：“Eros”这个词，在希腊有两个意思，一个指的是爱神，希腊的众多神祇中的一个神。但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基于欲望或者情欲的对一个人的爱，我们通常把它翻译为爱欲。柏拉图的《会饮》主要讨论的是爱神，即爱神是什么、有什么特质、有什么功能等等。但是，现代人通常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谈论爱欲的。爱欲脱离了神的范畴，它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引力，一种由性的欲望驱使的对一个对象的迷恋和追逐。这样的爱欲和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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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老大和我的365天》剧照
关于爱和性的关系，大概有三种类型：有一种与爱无关的单纯的性和性冲动，这也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性，它是生命的本能，是一种超越历史环境的自然力量，它在冲动之下可能会选择任意的性对象；还有一种爱与性结合在一起的爱欲，因为性的冲动而去爱某一个具体的对象，也因为爱这个具体的对象而更加激发了性的冲动，在这里，性与爱相互缠绕、盘旋、激发和强化；最后，还有一种是根除了性冲动的单纯的爱，奥古斯丁将这样的爱称为纯爱，这样的爱没有任何性的对象。
我们讲的爱欲主要指的是第二种爱与性的结合，或者说，爱与性的混融，这二者很难做出清晰的区分。我们通常说的爱或者爱情很少是不带情欲的，或者说，情欲是爱情的内在根基。我的书名是《论爱欲》，我主要是讨论第二种与欲望相关的爱情，但实际上，我在书中讨论了这三种类型的爱，也对它们做了比较。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爱欲是性和爱的紧密关系，也是你这本书的主题，那在先哲眼中，性和爱有高低之分吗？
汪民安：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于性与爱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观念。根据尼采的看法，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人对性持非常肯定的态度，性似乎处在中心位置，如果说有一种爱或者迷恋的话，也是因为性起到了支配作用，正是因为性的基本的混乱冲动导致了爱的迷狂。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对身体的爱，就是对性的爱，也就是我们说的性爱，在这种性爱中，性既是爱的起源也是爱的目标，性和爱无法分开，它们就是生命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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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恋笔记本》剧照

但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爱情中，性和爱开始有了分离的倾向。性不再重要，爱摆脱了性的掌控。爱是被智慧所牵引而不是被性所支配。爱如果不是将性作为目标，爱的对象就通向了真理，爱身体就上升和转变为爱真理，性爱就上升为真理之爱。在这个意义上，性既不是爱的起源也不是爱的目标。
从柏拉图这里开始的爱和性的分离到基督教这里达到了顶峰。在奥古斯丁这里，性和爱完全是对立的，性受到贬斥，被看作是罪恶，只应该存在着脱离了性的纯粹之爱。如果说，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爱摆脱了性对象而转向真理的话，那么，奥古斯丁的爱摆脱了性对象而转向了上帝。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将爱和性分开了，并且对性持有贬斥的态度。如果我们知道尼采推崇的是前苏格拉底的性爱混融一体的酒神精神的话，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理解，尼采为什么会同时对苏格拉底和基督教发动攻击。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对这本书的结构印象深刻，有种看到爱的徐徐发展过程的感觉。现在人们的爱情观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吗？
汪民安：书的上半部分也就是前三章分别讨论的是“真理之爱”“神圣之爱”和“尘世之爱”。这是爱的观念的变迁——你说成发展当然也没有问题，我想说的是，爱的观念确实在不同时期都在发生变化。当然，也可以将这种爱的观念的变迁看作是更大范围内的欧洲观念变迁的一个缩影——人们对待爱的态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时代精神的表现。我这本书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也可以看作是西方观念史的一个大而化之的勾勒，只不过我是从爱欲这个角度进入观念史的。当然，我的目的完全不是去讨论观念史，我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我的这种勾勒也显得粗疏。我是在书完成之后才发现这也可以是进入观念史的一个角度——我们有很多角度可以进入观念史或思想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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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情爱》剧照
至于现代人的爱情观，肯定是跟现代社会的进程密切相关的。不过，这个关联非常复杂，我在书中并没有特别探讨爱情观念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过，现代人的爱情观肯定跟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密切相关。爱重新回到了尘世，重新回到了人和人之间的爱，这是“上帝之死”这个大背景下的必然过程。此外，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的兴起也是现代浪漫之爱的发生前提。启蒙时代之后的个人会挣扎着从各个方面摆脱家族和集体的束缚，为现代的自由抉择的爱情观念奠定基础。
但这又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人和人之间到底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恰切爱情关系甚至婚姻关系？或者说，一种什么样的爱的关系和结构是最合理的或最理想的？这是现代哲学家思考的问题。他们和古代哲学家的问题完全不同。对古代哲学家来说，人和人之间的爱欲根本不是理想之爱，它是最低等的爱。不管是柏拉图还是奥古斯丁，他们要讨论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爱欲为什么应该摒弃？人应该如何将自己的爱投向真理或者上帝？这些问题框架的变化本身就是社会变化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从对爱的等级的讨论，到对爱的关系的讨论，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人类思想的进步吗？
汪民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进步。但是，基督教对尘世之爱的贬斥毫无疑问是我不喜欢的。我觉得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真理之爱的讲法确实有些吸引我。我不好说真理之爱一定高于身体之爱，我也不想在这两种爱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两种爱如果能够像德勒兹说的那样相互促进就是最好的了。不过，我想说，真理之爱真的有它的持续魅力，真理对有些人而言可能是一个永恒的爱的对象。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爱真理追求真理的人太少了。如果一个时代没有追求真理的人，如果一个时代的人都不是将真理作为爱的目标和对象，这还是一个思想进步的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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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自修室》剧照

爱可以获得承认、尊严和人性的实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里把黑格尔、拉康和列维纳斯的观点放在一起去比较很有意思，他们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会觉得这三个人都是在同一个框架下讨论爱的问题的，即爱的双方的地位和关系问题。
汪民安：他们三个人讲的都是承认的问题，也就是通过爱去获取承认的问题。对黑格尔而言，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的区分就在于，人是需要他人来承认的，而动物不需要他者承认。人只有被他人承认的时候，才是人性的满足和实现。但是，承认问题经常会出现一个困境，就是当你承认别人的时候，别人并不承认你。这就不是一个平等关系而是黑格尔式的主奴关系。奴才对主人毕恭毕敬而主人对奴才不屑一顾，这样的承认通常是单向的承认。
而一个理想的相互承认状态，就是由爱恋关系引发的。当两个人相爱，当两个人都在说“我爱你”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的相互承认，而且是最纯粹、最强烈的承认。人们听到这句话之所以会感动，就是因为他（她）得到了强烈的承认，他或她的人性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这个意义上，爱是人性的实现。
这是黑格尔的观点。但是，拉康对爱与承认的关系的理解不同。对拉康而言，爱一个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获得承认，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拉康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把很多幻象戳破了。拉康认为爱从根本上是自爱，是利己之爱，当一个人说出“我爱你”的时候，其实是在让对方回应“我爱你”，他通过对方的这种回应而让自己获得承认。也就是说，我爱你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让你也爱我从而承认我。这才是一个人去爱的根本原因。
爱从根本上就是自爱。拉康说一个人经常会去爱有缺陷的人，爱一个坏人，为什么会经常出现“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样的情况？爱对方的缺陷其实是用爱去修补和拯救对方，控制对方，进而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变，最终成为对方的主人，从而被对方承认。我们还可以用拉康这样的观点去理解失恋。什么是失恋？失恋不是一个人失去了所爱的对象而导致的失落感，而是自恋没有得到满足而引发的失落感，是自我承认没有得以实现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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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杀手不太冷》剧照

在爱的方面，如果我们说拉康是现实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的话，列维纳斯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利他主义者。他强调他者优先，每个人都应该对他人负责。这在今天看起来显得非常特别或者说非常不合时宜。他者优先的伦理原则，很长一段时间都遭到嘲笑，直到现在都不被认可——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总是强调自我优先，总是强调个人主义。人们习惯将列维纳斯看作是海德格尔的对手，但我觉得列维纳斯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强劲对手。列维纳斯在世的时候不太为人所关注，但最近20多年来他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他的“不合时宜”的哲学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马刺。对于他来说，爱就是对对方的承认而并不要求对方承认自己。他认为真正的爱恋双方都是对他者的绝对尊重，而将自己置于屈从地位。

简单地说，黑格尔通过爱达成爱恋双方的相互平等和相互承认；拉康通过爱获得自我承认；而列维纳斯通过爱去承认他人。如果说拉康通过爱让自己变成主人，黑格尔通过爱让彼此都变成主人，那么列维纳斯则通过爱让他人变成主人，他承认他人但不要求他人对他的承认。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书中讲到了很多爱和承认的关系，但几乎没有讲爱的占有？
汪民安：承认和占有是相对立的关系，承认一个人就不会试图去占有他或她。占有也意味着将一个人看作是一个物件。只要涉及占有，就很难说是一种自由的爱恋关系。占有也意味着控制和支配。爱的关系中的占有倾向实际上就是主奴关系的表现。爱的关系应该是流动的协调关系，是彼此适应、调节和互动的关系。斯宾诺莎特别讲到爱的可变性。从古至今，很多人都在强调爱的永恒性和牢靠性，这当然是爱的值得称道的一面。但斯宾诺莎认为人的情感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过程，它很难凝固下来。对于一个永远在流变的东西，你是没法占有它的。一旦试图将这种可变之物控制住，就可能会出现情感支配或者奴役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爱恋双方不应该彼此占有，而是应该随着关系本身的变化来彼此调节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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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老大和我的365天》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还将黑格尔、弗洛姆、阿里斯托芬和巴迪欧做了比较，也就是两个人到底是合二为一好，还是一分为二更好？你怎样看待他们的这些不同的观点呢？你觉得哪一种爱情关系更理想？
汪民安：通常人们认为完美的婚姻或者完美的爱情关系就是两个人如此契合以至于像一个人一样。这就是爱的合二为一，虽然合二为一的形式不一样。西方的友谊观念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真正的两个好朋友应该亲密无间形同一人。
而巴迪欧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他认为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不应该是彼此削弱自己的特殊性而合二为一，而是相反的肯定自己的差异性而一分为二。爱一个人让自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爱应该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应该通过爱的对象，以及通过爱的对象的差异性的目光来扩大自己的视野，来让自己变得开阔和壮大，来摆脱先前的狭隘的自己。在这个意义上，爱是一分为二的。爱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以达成同一的方式来相互承认，而是以肯定彼此差异的方式来相互承认。相比黑格尔而言，我更能接受巴迪欧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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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小队》剧照
爱与死亡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书写到“现代之爱”这部分之后，又搬出苏格拉底、奥古斯丁、薄伽丘的观点去与黑格尔他们作比较，会发现古人与现代人对爱的功用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你特别强调古人认为爱是抵抗死亡的手段，而现代人则完全不同。
汪民安：我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不断地回溯和对比。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应该将新出现的爱的观点和前面的观点进行对比。通过对比，每个人的爱的观点就会更明确地表达出来，爱的谱系也才更明确地勾勒出来。
对柏拉图和奥古斯丁而言，爱为什么重要？因为爱能让人变得不朽。我可以通过爱来生孩子、来传递永恒的真理或者进入天堂，这都是克服和抵制死亡的有效手段。如果说死亡是最大的恶，那爱就是抵抗死亡的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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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剧照
而现代人根本不相信不朽。他们意识到，既然活着的生命是有限的，那我应该怎么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怎么样让自己更快乐、更幸福？我的尊严怎么才能得以实现？从根本上来说我怎么活得更像一个人？而爱就是这样一个手段了，爱就是实现和满足人性的手段。
三联生活周刊：但在最后一章“奇遇之爱”中，你列举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经典爱情故事，他们都是为爱而死。我感觉到现在也一样，在主流文化中，爱的最高峰一定是为爱而死，这似乎与古代哲人所倡导的通过爱来克服死亡的观点正好相反。
汪民安：爱与死的关系贯穿在这本书中。古代人将爱看作是克服死亡的手段，但在“奇遇之爱”中，爱与死亡不再是一种对抗和克服的关系，在莎士比亚或者梁祝故事中，死变成了对爱的最大肯定。人们更关注爱本身，甚至觉得爱比生命还重要，或者说，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去爱，如果不能爱，宁可去死。这就是为爱而死。爱在这里是一种冒险。在此，死既是爱情的终止，但也是对爱的最高肯定和赞美。不过，为爱而死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少见了。当然，我不知道对此是应该感到遗憾还是应该感到高兴。

在杭州，上班最有新鲜感的地方，应该是在萧山信息港小镇的写字楼里。这里遍布直播创业公司，不仅主播换的勤快，公司也更新频繁。

在信息港一家直播电商公司上班的朋友告诉社长，变化快，是这里的常态：

铁打的直播间，流水的主播。

带货主播大多围着电商项目转，一个项目没盘活，人马也得全换一遍。

刘洋的电子商务公司就开在萧山信息港小镇里。最近，他忙着孵化一个美妆垂类账号，效果不错，已经有了超 20 万的粉丝。

这已经是刘洋做的第四个直播带货项目了。

每一个杭州的直播老板，都和刘洋一样，身上至少背负了一两个项目夭折的过往。

在成为杭州直播老炮前，失败三次是门槛。直播老板们的重头再来一遍，像极了这几天让人挠心挠肺的游戏 “羊了个羊”：

坚信下一局就能通关。

灭羊大军在熬夜硬刚，直播老板在砸钱死磕，本质其实都一样，是赌徒的执念在作祟。

2020 年，杭州直播元年。也是直播创业风气最高涨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刘洋退出了杭州一家互联网金融的合伙人，套现了自己的股权。从此开始了直播带货的死磕道路。算下来已经有 2 年多时间了。

刘洋第一次投身直播带货，是做生鲜。从舟山的梭子蟹，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主播就坐在捕捞船上直播，刘洋花了很多钱投放流量，最后成交也还不错。

但因为缺少经验，发货不快，品控不好，很多客户都退了货。生鲜电商的难处，刘洋算是都体验了一遍。他算了算，这一趟创业，交了差不多百来万的学费。

第二次，刘洋选择了在杭州最吃香的女装类目。还拉来了妻子，开起了夫妻店。一个负责出镜，一个负责后台。

刚开始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气确实很旺。连一个礼拜都不到，刘洋就赚到了十几万。当时刘洋的心态，几乎就是现在大家玩羊了个羊第一局的真实写照：

就这？太简单了吧。

刘洋想着，月赚百万，财务自由，必将是我今后的常态啊。这样下去，还不得同行攻击我，杭州税务局调查我？

但杭州的女装直播实在太内卷了，不仅供应链优势要最大化，利润也要一让再让，还得面对超过 40% 的退货率。

一通操作猛如虎，粉丝数据看着也可以。这次刘洋没亏钱，但也没能赚多少钱，相当于白忙活。

刘洋又一次重新布置了直播间。搬进了一张 2 米大床，开始做家纺。走亲民路线，四件套只要 199 元。刘洋招来了主播、助播和场控，再次砸钱，升级了人员和装备。

不仅如此，刘洋还经常参加各种 6888 元的私董会，8888 元的训练营，转辗于不同城市里的酒店会议厅。就为了学习一些头部网红的私密分享。

这些在刘洋眼里的通关秘籍，和羊了个羊游戏里面的广告如出一辙。

刘洋被网红割韭菜，游戏玩家被广告主割韭菜，谁都没有比谁更绿一点。

但学成归来的刘洋信心更满了，毕竟自己的专业程度翻番了。但家纺的项目走的四平八稳，不好不坏，在短时间里挣不了什么大钱。

刘洋又想着重新起号了。

刘洋信心爆棚，他每一次投入，都坚信这次一定可以一夜爆红，赚它个几百万，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现实是，直到现在，刘洋的很多带货项目，存活期都没有超过半年，最后往往以处理库存作为收尾。

让刘洋放不下的，是那些靠直播赚得盆满钵满，买大平层和库里南的操盘大神。但刘洋不会想到，这些成功的老板，就像那些羊了个羊第二局通关的人一样：

只有不到 0.1%。

这渺茫的可能性，就是让人失去理智的诱饵。直播老板一赌再赌，总觉得成功就是概率事件。最后只剩下两种循环往复的心理：

这个盘不错，稳赢；这次大意了，下个盘指定赢。

很多赚到钱的老板们一定会告诉刘洋们，直播的逻辑，一点都不难，只要跑通了就能赚大钱。很多人也觉得羊了个羊一点也不难，不就是个开心消消乐吗？谁不会呢。

刘洋的不甘心，也正是来自这样看上去不难的假象。

直播带货的成功密码是流量。别忘了，流量本质就是平台的赚钱工具，和羊了个羊背后游戏设计者的目的一样，都是盈利。

就算尝试了四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掏出了几百万的真金白银，刘洋仍然认为自己并不是失败，只是深耕直播行业的：

连续创业者。

有最新的数据统计，在杭州，做直播电商的主播就有 6 万多人。以常规配置来算，假设这些主播背后都有 8 人左右的运营团队，包括助理、运营和商务。意味着目前杭州至少有 50 万人从事直播电商的工作。

走在在九堡的产业园区里，钱江世纪城的马路边，三步一主播，驻着三脚架，是杭州最独特的城市风景线。

一次又一次跳入直播创业红海的老板们，就是让杭州直播业态保持繁荣的永动机。

来源：铁头功社 微信号：onehangzhou

今年 5 月底，上海大部分地区还因疫情处于静默状态时，胡莹向公司提出了辞职。原本，她计划跳槽到另一家薪资更高的公司，开始一段新的职业发展。然而，让胡莹没想到的是，她被前公司启动了竞业限制，被迫进入了为期 6 个月的 “失业” 状态。

胡莹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子公司做了两年的产品经理，业务与金融技术相关。“就是普通的 working level，互联网的一个大头兵。” 胡莹说。

竞业限制是保护企业商业秘密、避免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之一。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竞业限制是指劳动者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到与原用人单位有竞争关系的新用人单位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也不得自己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

一般而言，竞业限制适用于高管、高级技术人员等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但近年来，竞业限制逐渐 “下沉”，涉及的人员范围越来越广，一些级别低、非业务核心的员工也被要求签署竞业限制协议，甚至有企业要求所有员工签署竞业限制协议，刚入职的应届毕业生也难以幸免。与此同时，竞业限制协议中限制范围的设置越来越宽，列出的竞对公司名单也越来越长。

曾在互联网公司任职法务的黄雪瑶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原来竞业协议可能只是笼统地圈定一个范围，但现在企业一般会把具体的公司全部列出。“有些大公司会注册很多子公司，也会在很多小公司里控股，那么这些相关联的公司可能都会被列入竞业协议中。” 黄雪瑶说。也就是说，如果公司人想跳槽到同行业的其他公司，可选的范围非常有限。

作为互联网大厂子公司的员工，胡莹签署的竞业限制协议中，限制范围除了与子公司业务相同的公司之外，该大厂的竞对公司也被列了进来，相当于整个互联网行业都被框进了限制中，被启动竞业限制基本就等于失业。

不断下沉的竞业限制，究竟是企业自我保护的盔甲，还是管理员工的新利器？

01

竞业限制 “重灾区”

胡莹所在的互联网行业，是公认的竞业限制的 “重灾区”。

进入互联网公司之前，胡莹曾在金融机构工作。那时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自己这个级别的员工被竞业限制的案例，在她的印象中，只有 MD（Managing Director，董事总经理）及以上级别的高层，才有可能被启动竞业限制。

相比传统的金融、建筑、零售等行业，近 20 年才发展起来的互联网行业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期，从社交、线上支付，再到电商直播、社区团购，新的风口不断涌现，互联网企业的版图越做越大，而在每一个领域，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互联网的盘子做得太大了，它们开的新业务特别多，而竞争迭代又特别快。企业都想在新领域里拔得头筹，所以有关新业务的任何信息都不希望透露给竞争对手。” 黄雪瑶分析。

与互联网行业类似，其他一些新兴产业也逐渐成为竞业限制重灾区。

去年 5 月，工作两年的王宇通过内部转岗进入了公司的自动驾驶部门，负责系统测试。几个月后，王宇觉得自己在公司的发展陷入瓶颈，开始考虑跳槽。

那时正是自动驾驶行业迅猛发展的时期。2021 年，自动驾驶行业迎来投资热潮，根据亿欧智库的报告，这一年中国自动驾驶相关项目投融资次数超过 100 次，投融资金额达到 575 亿元。相应地，拿到钱的企业开始高薪挖人。据王宇估计，当时公司自动驾驶部门的开发体系大概有 30% 的人员流失。

王宇自己也顺利拿到了两家自动驾驶企业的 offer，对方给出的薪资涨幅接近 80%。“我从 2020 年到 2021 年年薪大概就涨了 1.5 万到 2 万元，现在外面突然给我涨了 20 多万，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很多人都是这么被挖走的。” 王宇说。

大量人员流失后，公司提出了竞业限制。2021 年 11 月下旬，王宇所在的自动驾驶业务线开始发动全员签署竞业限制协议。按照王宇的说法，所有员工要么签下竞业协议，要么就会在未来的工作中被 “边缘化”。“公司不会让你辞职，但你做的东西就不再那么核心了，并且在某些考评中还要承担背锅的角色。”

竞业限制波及的人员范围也逐渐扩大，王宇记得，一开始只是自动驾驶相关的员工，后来逐渐蔓延到整车部门。在那之后，再有新入职的员工，入职时就需要签订竞业协议。

王宇也没能成功 “跳出去”，在竞业协议里，几乎所有自动驾驶相关的企业都被列入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王宇拿到 offer 的两家企业。此外，一些互联网公司也被列了进去。

从企业角度来说，通过竞业限制避免因人才流动而导致重要信息外流，的确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手段。资深法务王英俊认为，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自我保护的方式一般就是申请专利和保护商业秘密两种，而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手段就是竞业限制。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竞业限制也是防止员工盗取重要信息后离职并与公司同业竞争的有力手段。

刚刚进入生物医药行业的应届毕业生于丽在入职时就签订了竞业协议。她从师兄师姐那里得知，生物医药公司基本都是全员签署竞业协议。她对此表示理解，“毕竟每个部门都是为了公司业务服务，业务性质又决定了每个员工多少都会涉及到一些机密。” 而且，根据她的观察，即使全员签署，最后可能也只有小部分人会被真正启动竞业限制。只不过，决定权在公司手里。

02

不对等的关系

自称 “流水线工人”“小螺丝钉” 的陈珊，曾经也以为竞业限制不会在自己身上启动。

陈珊在浙江一家生物医药企业从事细胞制备工作，日常的任务就是分离细胞、培养细胞，最后做成细胞制剂，“没有什么技术性的东西”。生产时会用到的原料、配料，公司也都是去掉包装后以 ABCD 等字母代称。“本身就做了保密措施，我们级别这么低，根本就不知道有价值的信息。” 陈珊说。

2021 年 1 月，大专学历的陈珊进入这家公司，按照要求，公司的所有人都需要签署竞业协议。那时，陈珊还不知道竞业协议意味着什么，而 HR 给她的解释是，“不要紧，肯定不会对你们普通员工有影响。” 于是，陈珊在签署劳动合同的同时，也签了竞业协议。

将竞业协议与劳动合同 “绑定”，这是大多数公司的常规做法。王英俊介绍，现在许多互联网公司都是通过电子签的方式完成劳动合同的签署，而竞业协议往往会作为合同的附件一起推送给新员工。面对这样的合同，员工并没有议价权，“可能有些员工都没有发现自己签了竞业协议”。

胡莹也是在入职签署劳动合同时签署了竞业协议，公司的 HR 甚至没有给她解释什么。“要不要签是你的权利，但是不签的话，就相当于你整个劳动合同都是失效的。” 胡莹觉得这对求职者而言并不公平，“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协议。”

在王英俊看来，签署竞业协议是企业规避风险的手段之一，而这个手段相较其他方式而言成本较低，就合同签署而言，成本近乎为零。因此，竞业限制 “下沉”，扩大到基层员工甚至全员，对企业而言 “有备无患”。

按照法律要求，用人单位需要在竞业期内向遵守竞业协议的员工支付补偿金。补偿标准一般由双方自行约定，如果未在协议中约定，可按照劳动者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的 30% 确定。而只有用人单位向相应员工发放补偿金后，竞业协议才算生效，如果用人单位 3 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竞业协议就相当于失效。

“开关完全在企业手上，我可以选择触发这个按钮，也可以选择不触发这个按钮，这对企业而言没有成本，只是签合同的时候多签一个附件而已。” 王英俊说。

也正因如此，尽管竞业协议的签署范围扩大，员工离职时，考虑到成本，公司未必会对所有人启动竞业限制。“企业毕竟是逐利的，这个东西如果只能给我带来成本，不能带来收益，或者不能帮我规避损失的话，我做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王英俊解释道。

即使如此，主动权依然掌握在企业手中。在实践操作中，企业是否会对员工启动竞业限制，并没有明确、公开的岗位或职级标准。除了决定要不要启动竞业限制，对哪些公司属于竞对公司，企业也握有更具优势的解释权。而一旦企业决定对违反竞业协议的员工提起诉讼，员工往往需要支付数倍于工资的违约金。

2018 年到 2020 年，宁德时代先后起诉了 9 位离职员工，后者在离职后分别加入了无锡天宏公司和保定亿新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为蜂巢能源公司的关联方。宁德时代认为这些员工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并要求他们每人赔偿违约金 100 万元。

根据公开的判决书，在宁德时代与员工签署的竞业限制协议中，蜂巢能源公司并未被列入《竞业限制企业名单》中，但结合公司工商登记的营业范围和实际经营情况，法院认定蜂巢能源公司与宁德时代的经营范围高度重合，存在竞争关系，从而判定员工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

因此，对员工而言，竞业协议就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要签署了，就构成威胁。王宇知道，以自己的级别公司未必真的会对自己启动竞业限制，但潜在的风险仍然让他感到畏惧。“绝大多数相关公司都在竞业协议上，你会心虚，万一启动了，我的新工作也保不住，还得赔两年的工资，至少我们普通员工还是害怕的。”

正是在这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之下，竞业限制逐渐下沉，甚至被滥用，成为企业威胁员工的一大手段。

今年 3 月，陈珊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向原公司提出离职。公司 HR 原本爽快地答应了，而一天之后，HR 又找到陈珊，告诉她如果离职，公司就会对她启动一年的竞业限制。更夸张的是，这家规模只有几十人的公司，针对陈珊的违约金开价为 100 万元，而陈珊在公司每个月只有 7000 元工资。

陈珊猜测，公司对她启动竞业限制与这一时期公司的离职率过高有关。在她提出离职之前，已有差不多 10 个同事离职，但他们并没有被启动竞业限制。而在陈珊提出离职的第二天，另一名同事也提出了离职的请求，她就是在这天被告知公司将对她启动竞业限制。“可能就是因为前期走了太多人，公司觉得要遏制一下，刚好卡在我这儿，之后再有要离职的人应该都会被启动竞业了。”

陈珊的推测不无道理，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将竞业限制用作限制员工离职的工具。黄雪瑶表示，如果一段时间内企业离职员工太多，企业启动竞业协议甚至发起起诉的概率会更高。如果胜诉，企业可以收回一笔赔款；就算没有胜诉，也会对剩下的员工起到震慑作用。“公司在劳动关系中一直是比较强势的一方，现在是从强势变成了更加强势，对员工的威胁越来越强。” 黄雪瑶说。

03

被竞业了，怎么办？

如果竞业限制被公司用作限制员工离职的手段，员工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

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两位接受采访的法务不约而同地给出了一个答案：和新入职的公司沟通，看看有没有可能帮忙规避。

各种规避竞业限制的手段在网络上已经不是秘密：用花名入职、以外包供应商的身份入职，甚至把劳动关系挂到另一家企业…… 王宇有同事是先在公司内部转岗到其他业务部门，再从其他部门离职。在王宇所在的公司，有些部门还没有竞业限制的要求，即使有要求，也只是针对该部门的业务线，并不会涉及自动驾驶领域。

但不论怎么隐蔽，规避竞业限制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极大的选择。

王宇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如果以后要在这个行业，还是不要撕破脸。我也有一定赌的成分，赌我们公司未来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潜力。”

刚得知自己被竞业的消息时，胡莹很愤怒，想过要争取或者采取手段绕过，但也是因为所在行业垂直、圈子小，胡莹还是有些顾忌。后来，她决定干脆趁着 6 个月的竞业期休息一阵子。按照竞业协议，公司每个月要向她发放 50% 的月薪作为竞业补偿，对于不打算结婚和买房的胡莹而言，这笔钱倒也足够让她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

但对于那些本身月收入就不高，或是背负财务压力的人而言，几个月不工作且收入大打折扣是难以接受的。胡莹注意到，自己有许多同事承担着整个家庭的开支，他们一听说有竞业限制就很紧张，也因为这个原因只好继续在公司工作下去。

陈珊离职后，公司每个月给她发放月薪 30% 的补贴，也就是两千多元 —— 靠这笔钱在杭州生活并不容易。陈珊只有继续寻找新的工作，她参加了好几家公司的招聘，最后都因为竞业限制 “黄掉了”。

几次受挫之后，陈珊选择了向求职公司隐瞒自己背有竞业协议的事实。与此同时，她开始寻求法律途径，希望撤销这份不合理的竞业协议。7 月，陈珊与公司关于竞业限制协议的纠纷在法院开庭审理，截至目前，判决结果还没有公布，而距离陈珊 3 月离职已经过去了小半年的时间。

黄雪瑶对员工与公司打官司的结果并不乐观，在她接触过的劳动仲裁和司法起诉案例中，往往是公司 “赢面更大”。具体到竞业限制纠纷，她指出，首先，普通员工很难说清楚自己的工作是否涉及商业机密，而公司会举证称员工的业务在自己的公司规划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另一方面，相比员工个体，公司在时间、精力、金钱上都更占优势。

员工入职的新公司与原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否重合，是法院判定员工是否违反竞业协议的重要标准之一。但公司注册时列出的经营范围往往非常广泛，在互联网行业，企业本身经营的业务也很繁杂，公司之间经营范围出现重合在所难免。

“员工去了竞对公司，客观上是不是对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其实不好判定。但现在大部分的案例是，公司与高管或者企业中层约定了竞业协议，而他又去了竞对公司，那就是没有履约，法院往往会判定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逻辑。” 王英俊解释。

2021 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了王某与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得”）关于竞业限制的纠纷。王某原为万得的智能数据分析师，2020 年跳槽到哔哩哔哩，随后被万得起诉，万得要求王某返还已给付的竞业补偿款并支付 200 万元违约金。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两家公司均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相关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营范围存在重合，且王某在两家公司的岗位均属计算机领域，因此判定王某违反了竞业协议。

由于不服一审判定结果，王某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并针对万得与哔哩哔哩的经营模式和受众举证，二审法院最终认为万得的主要竞争对手为金融信息服务企业，与哔哩哔哩在经营业务上并无重合，纠正一审判决结果，最终判定王某未违反竞业协议。

不过，无论是接受、规避竞业协议，还是与公司对簿公堂，员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竞业协议就像一个框架，员工一旦进入，要全身而退是很难的。

竞业限制作为防止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不应成为限制普通员工自由流动的枷锁。在美国，已有不少州立法院通过立法禁止企业将竞业限制协议适用于低收入员工，还有一些州在处理相关诉讼时会判断竞业禁止或竞业限制的约定是否合理合法，如纽约州法院会考虑竞业禁止约定的时间期限和地域范围限制、是否给雇员从业造成过度困难、是否提供了合理的对价等。

最近，胡莹偶尔会和猎头聊聊新的工作机会。她不确定自己之后还会不会留在金融行业，也许在家休息一阵子会衍生出一些新的想法。“但主要还是被竞业协议逼的，如果竞业期限不是 6 个月而是一年的话，那我肯定要换一个赛道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出现的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第一财经 YiMagazine 微信号：CBNweekly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