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仲翼先生辞世。5月28日早晨在朋友圈看到这个消息，几天来头脑里都是夏老师的身影、动作、声音。
一
夏老师给我们讲“外国文学史”课时，五十六、五十七岁，这是现在从他出生于1931年来推算的，当时，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学生哪里会注意这个。他走进教室，常常气喘吁吁——从市区赶到学校，路程不近——微胖的身体在讲台上站定，把一个大手提包放到讲桌上，拿出眼镜盒，取出一副眼镜，换下戴着的眼镜。我们曾经津津乐道夏老师开讲前一副眼镜换另一副眼镜的标准程式，赋予它审美的意味，却从来没去想其实是老花镜和近视镜的换来换去——我们粗略地把老师分成年轻教师和老教师，依据只是一眼看上去的感觉，有的老师不到五十岁已经被我们认定为老教师——夏老师似乎超越了这个划分，我们没往这方面想，而是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
别的东西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据说女生们称夏老师为“我们的罗切斯特先生”；男生里居然有人研究起夏老师的穿着，他常穿夹克，看上去和普通的夹克没大差别，但就是不一样。还有同学猜测夏老师念过教会学校，但苦于没法证实。总之，我们对夏老师充满了方方面面的好奇，实际上却几乎一无所知。
这份好奇当然是由夏老师的课堂引发的。1987年下半年和1988年上半年，夏老师给我们上了两个学期的课，每周三个学时，从古希腊讲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些年，我们还处在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春躁动中，夏老师的文学史课，却让我们不知不觉中沉浸到广阔而绵长的丰富世界。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何其幸运，遇到这样的老师。后来我读研究生，陈思和老师告诉我，他的外国文学史就是夏老师上的，从他们七七级开始，夏老师就一直给中文系开这门课。我这才反应过来：幸运的不单单是我们这个班。夏老师坦言，喜欢给中文系上课。我并不清楚夏老师给中文系上课结束于哪一年，有多少级学生幸运受益；只知道有相当长的时期，中文系的老师到外文系讲中国文学，外文系的老师来中文系讲外国文学，是惯例、常规，中文系好多位老师给外文系上过课，外文系似乎只有夏老师来中文系上文学史。
我们八五级的课，最受欢迎的，之前有两年级骆玉明老师讲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个学期先秦两汉，一个学期魏晋南北朝；三年级遇上夏老师，就又增加了一门。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两位老师风格大不相同到形成强烈反差，而我们都沉迷其中，大受激发，实在是开了我们的眼界，拓展了我们对文学、知识、学问的理解。我的一个同学多年之后回忆起来，说得层次清楚：听这两门课，是大学时代最美好的时刻；美好都美好，却是不一样的美好，重要的是，我们不仅经历了美好，而且经历和懂得了不同的美好；这两种不同的美好，仿佛处在摆荡的两极，反差越大，美好荡开的幅度就越大。其实当年，我们私下里就议论过两位老师的鲜明特色。骆老师讲课，风烟浩荡，波涌浪激，我们一动不动端坐课桌前，内心却一次一次经受震动，不断地惊奇、惊喜、惊醒，也暗自警醒。夏老师呢，声调温和，语速舒缓，言辞平实，讲了一年课，没有一句惊人之语；也绝口不谈课程之外的内容，不谈自己，没有东拉西扯的闲言。那么，我们是被什么吸引的呢？就是他讲的文学史和他的讲述方式。譬如，某种文学样式（体裁、类型）的兴起、繁盛、衰微，他能讲出漫长时间里的运动和过程，简单地说，他能讲出“史”来。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几乎从不认为后来不见了的文学样式是消亡了，他从后世新兴的样式中发现了吸收、转化和旧样式改头换面或脱胎换骨的重生——而这，也是讲出“史”来。至于他的讲述方式，我只能用老话来传达个人感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庶几近之。
夏老师的课，教室里总是早早坐满了人，等待着上课铃响。要知道，我们读书那会儿，逃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仅逃，而且逃得理直气壮。有一门课，老师正讲着，最后一排站起来一个同学，他要出去本可以走教室后门，可他不，偏偏从最后面沿着走道一步一步往前走，皮鞋跟钉了铁钉，一下一下敲打着大理石地面，清脆响亮；走到讲台边，转弯，从前门扬长而去。这就有点像抗议了，抗议老师讲得不好。我自己也是一个逃课的学生，逃得有点多，超过一半吧，但确有几门我是一次也没逃过，夏老师的课当然不用说，每次还都不由自主带着点儿兴奋去占位子。有一天晚上，两个同学在宿舍里起了争执，动了手，一个打破了另一个的头。我们送受伤的同学去长海医院急诊包扎，等处理完回到学校，天已经亮了。我忽然想到上午是“外国文学史”，就没敢回宿舍，怕回去躺下睡过头，而直接去了教室，等待一个半小时后夏老师走进课堂。
期末考试，不作惊人之语的夏老师出的考卷，却使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题型不过是名词解释和论述题，题目也没有奇怪的，可是总量超常：名词解释竟然有四十个！这么大的规模，这样细的密度，几乎没有遗漏任何重要内容，所以这门课的考试不存在侥幸的可能性。三个论述题选两个，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选答了一个中世纪文学的题目，因为有点挑战性，还因为听课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夏老师所讲与通常评价的不同之处。
后来才慢慢想通，夏老师的考卷，与夏老师的课堂一样：宏阔，但绝不空疏；丰富，但绝不散乱；要清晰，要细致，要平实，要落到具体。所以夏老师的课给我们的，就有总量和密度，超过通常课程的总量和密度。
两个学期的成绩，我得的都是优秀，心里真是高兴。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学生这么在意成绩，也不计算什么绩点，我自己的本科课程大多是良好，还有几个中等，很少有优秀，得了优秀也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夏老师课的优秀，觉得不一样，过了三十多年，想起来还是高兴。
夏老师的课结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而俄罗斯文学正是他专长的领域，对伟大作家的精深讲解把课程停留在高潮的部分。我们又激动又遗憾，遗憾的是没有听到夏老师讲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前面几年，他发表了关于现代主义的系列文章，但开风气，却在后来现代主义逐渐热起来之后退隐；我们还想听他讲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他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给我们谈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是最早介绍和翻译巴赫金的人。
二
1989年我读本系研究生，特意去外文系查了研究生课表，果然发现夏仲翼老师开的专题课，“欧美小说艺术研究”，于是我又有了一个学期的美好时光：不同于本科时的大课堂，这回是一个小教室，七八个外文系的，加我一个中文系的旁听生。
我跟贾植芳先生和陈思和老师读比较文学专业，因此有时会在贾先生家里碰到夏老师。贾先生家里常有聚会，一次章培恒老师和夏老师同在，两个人喝得高兴，大有一醉方休之势。章老师喝酒的名声与学问的名声一同流传，我们都知道，我却是第一次见识夏老师酒量之大，连章老师都自叹弗如。夏老师是醉不了的，他自己说喝酒没有特别感觉，因此反而羡慕章老师的杯中兴味之强烈。
1992年，我毕业，以《论台湾〈文学杂志〉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提交答辩。贾先生说，请夏老师。初夏的一个晚上，我搭出租车去武宁路，走进夏老师的客厅。整洁的房间里有一样东西使我大感意外，那是一张黑白的照片，夏老师穿军装，戴军帽，端庄严肃。说起来，我才第一次知道夏老师的经历，但也极其粗略，夏老师语气平淡地简单告诉我：他原来上的是沪江大学英文系，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并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改读俄文专业，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1963年应国防人才培养需要，调往解放军外语学院担任俄文教员，那张照片就是那期间拍的；1969年复员回上海，做了八年产业工人；高校恢复招生后，1978年重返复旦外文系执教。我和我的本科同学当年对夏老师做了种种胡猜乱想，却怎么也没猜想到这样的经历。经历的具体情形怎样？对夏老师意味着什么？他没说。
房间靠墙放了一台四通文字处理器，个人电脑普及之前用于写作的新工具，夏老师说，用这个很方便，特别适合做翻译。他还给我演示了一下。
我的答辩就在贾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进行，两位导师，三位答辩委员，一个学生，围坐在那张熟悉的小圆桌边。结束后，小圆桌摆上贾师母准备的菜肴，大家喝酒，闲谈，然后散去。
之后我到《文汇报》工作，有一年章培恒老师和夏仲翼老师合开一门课，两人同上讲台，做“中西文学比较”的对谈，新老学生奔走相告，搞得我这个离开学校忙于应差的人徒生羡慕。
工作的关系，偶尔在一些活动中遇见夏老师，上前问好，简单说几句，就没有别的话了。退回到自己的位置，隔着许多人望向夏老师，冒出一个想法：这样的场合，因为遇见老师，对我个人才有了工作之外的意义。
三
1996年我又回复旦，读博士，一年后动笔写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写到第四章《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论及戴望舒，说诗人的挫折感和失败感在他的诗作中整体而言没有得到充分表达，但有时也会触及掩盖着的绝望的深渊，这就要求有心读者的体会。“譬如，《望舒草》里有一首《秋蝇》，只为个别论者所注意，却为我们提供了戴望舒结合中国古典诗境、西方象征主义诗艺、个人现代感受而融化无间的一个绝好的例子。”——我这里说的“个别论者”，既非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不是独擅中国新诗的专家，而是一位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夏仲翼老师。
夏老师在《戴望舒：中国化的象征主义》中对《秋蝇》做了精细的分析，揭示这首简短的诗所展开的繁复的层次、繁复的主体视角和变化着的知觉，借秋蝇奄奄一息的感觉描述一种越来越无力、越来越无望的生存状态。“一个在繁乱杂沓的世界里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的生存状态，自我感觉趋向死亡的感受，全部是用象征的手法表现的。”戴望舒化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意境作为反复出现在主观视觉里的映像，但“象征主义手法用到这样的规模，早就不是中国古典诗词里古已有之的样子了”。我把夏老师的分析复述、引用到论文里，其实更重要的是，我通过这样的分析才理解了戴望舒，不只是这首诗，而是通向他整体的诗作和人生。以后我做老师，开“中国新诗”课，讲戴望舒一定讲《秋蝇》，讲法基本就是夏老师的讲法。
1999年，我和段怀清同期提交论文，陈思和老师说，答辩委员要请好老师。夏老师六十八岁，比以前瘦了一些，更显精神。他谈到我论文的最后一章时，有些兴奋。这一章题为《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涉及的人物，后来大都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学者，支撑起了这一领域。夏老师当然熟知他们的成就和学术地位，在我的论文里看到对他们年轻时代读书、思想和创作的描述，自然生出亲切的兴趣。他说我的归纳使文学这一阶段的面目呈现得更为清晰。我很受鼓舞，但不觉得太意外；使我意外的是对整部论文的评价，夏老师是从阅读感受说到论文写作的：这么长篇幅的论文，从头读到尾，没有疲惫和松懈，由此可以感知写作过程中思想一直处在紧张、活跃的状态，语言带着鲜明的色彩感，笔力一直保持充沛，中间没有疲沓，到最后也没有衰弱的迹象，反而更加自如灵动。夏老师说博士论文不可能一气呵成，但这部论文文气贯通，给人以一气呵成的印象。我听着讲评，内心异常感动，这当然是至高的奖誉，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夏老师体贴写作、体贴作者的“同情之理解”的深切。
夏老师也批评论文的不足，我注意到这个时候他的语气和用词：“似乎”还缺少一个结尾的章节，“好像是应该”将前面的叙述作一个总结性的论断。
四
2017年5月初，收到理想国的朋友寄的一包书，打开来，一眼看到《鱼王》：这本书出新版了。大学时代，我们读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这部小说，起因是它的译者，夏老师主译，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作者阿斯塔菲耶夫。新版开本变大了，书变厚了，序言还是夏老师1982年写的那篇，已经过了三十五年。
我在重读其中《白色群山的梦》的过程里，产生出一个念头：想找夏老师聊聊，如果有可能，做一个长篇访谈，谈谈他极少谈论的自己，谈谈他这一生的方方面面。年轻时候的好奇和疑问重新涌来，又比年轻时候更能感觉到分量。我联系了两位外文学院的朋友，似乎马上要做这件事——然而，拖了下来，一拖再拖，直至拖成无法挽回的懊悔。
2020年11月，复旦外文学院与上海翻译家协会在夏老师九十岁生日那天举办“夏仲翼教授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学术思想研讨会”，我看到消息，微信给现场的朋友，说我从夏老师受到的深刻教益。午间吃饭的时候，朋友给夏老师看了这段话，夏老师说：那我收下这个赞美和感谢。
夏老师去世，我能够写下的，也只有感激和怀念——一个中文系的老学生，在复旦求学的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给予了我丰富启发和入心激励的，本系的老师之外，只有夏老师一人。
而我，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从夏老师受教而感念无已的学生中的一个。
202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