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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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取自生活的美妙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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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陈小二，男，二十四岁、民族汉、家住罗锅胡同一百零四号、被捕前系小偷公司驻1路4路公共汽车特派员……”这是1991年春晚小品《警察与小偷》里的一句经典台词。陈佩斯通过他的眼神和姿态，把一种鬼鬼祟祟的不自信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个人的喜剧天分究竟是后天培养的，还是与生俱来的，并不好说，但陈佩斯的确有让人发笑的本事。一个小偷惯犯面对警察的随口一问，个人信息就条件反射般脱口而出，脑子已明显跟不上嘴巴。台词是经过细心打磨的，前后的情节也十分合理，最主要的，是眉梢眼角演出来的那种“怯”。陈小二，一个活跃在小品世界的小人物，就被陈佩斯演活了。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电视节目不像今天那么多，少有的几个电视台都是全国覆盖，而陈佩斯的每一个作品也都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受众，“家喻户晓”绝非夸张的说法。他有很多的原创与首创，例如就是他第一次让“小品”这种东西呈现在普通观众面前，并且与喜剧挂上了钩。甚至可以说，他一度就“代表”了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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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斯诙谐幽默的风格拓宽了许多人对喜剧的认知，他也成为八九十年代极负盛名的喜剧演员

陈佩斯早年的小品，常常跟吃有关。《吃面条》是他和朱时茂合作的第一个春晚小品，一桶面条成就了一出戏，把生活的滑稽注入其中。在作品《胡椒面》里，仍然是吃，但换成了馄饨。在作品《羊肉串》里，羊肉串则成了重要的道具，而他模仿的吐鲁番大叔的口音，至今仍深入人心。在所有日常的琐碎生活里，他常常能演绎出各种啼笑皆非的情节，他扮演的大都是市井的小百姓，在一个时代里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欢乐。

因为某种原因，他曾一度远离了电视荧屏，但他仍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喜剧上。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矛盾，一个恰到好处的误会，一个环套环的结构冲突，他反复琢磨喜剧“立得住”的核心关键。

“毛刺儿”是一个来自木工活的比喻。在陈佩斯眼里，喜剧如同工艺品一样，需要不断打磨。他不喜欢粗糙的、戗着茬儿的东西，那不算是真正的幽默。欢乐的东西总该是自然的、水到渠成的。

他喜欢的另一个比方，取自房屋和钢筋的关系。他认同幽默是具有结构性的，就好比是房子的钢筋。好的房子一定是靠钢筋支撑的，但倘若连钢筋都暴露出来了，没的商量，这房子也是个残次货。

许多年里，这已经化为一种喜剧的艺术直觉。一个作品，无论是大结构还是小细节，但凡感觉不对的，一定是打磨上出了问题。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喜剧的“火候”，该快的，慢不了，该慢的，快就不行。作品是许多因素的“合体”，戏对了，演的人对了，甚至观众也对了，所有的，大家都在一起“对上频”了，那么幽默也就出来了。

陈佩斯导演、主演话剧《戏台》剧照 （摄影：王晓溪）

陈佩斯对喜剧有很深的理解，一直致力于把欢乐带给人们。从春晚小品的系列经典到舞台话剧的《托儿》《戏台》乃至《惊梦》，陈佩斯始终在展现生活，并在大笑与浅笑中表达复杂的人生。他相信喜剧是有深层的“套路”的，但他不觉得自己完全摸到了喜剧的门路。他甚至认为，要是完全掌握就“糟”了，且摸索且前行，反倒更好。

家：舞台上生活里的父子配

陈佩斯是改开以后最早“触电”的一批年轻人。所谓触电，几十年前是时髦的概念，意思是“涉足电影”。而早在1979年，他跟父亲陈强合作的电影《瞧，这一家子》，就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电影中，陈佩斯扮演一个“本质不坏”但不求上进的儿子，而父亲则在“不信任”中永远关爱着他。

早年间提起陈佩斯，人们还不知道何许人也。而父亲陈强，用现在的话说，一度是当红的“流量艺人”。这位父爱深重的老头儿，总是尽各种可能去提携儿子。二十几岁的陈佩斯，还远未能展示出安身立命的能耐，至少在父亲眼里是如此。在外人看来，他长得比父亲还“丑”，而且多少还带着点“生性顽劣”，这在当时以浓眉大眼为审美主流的演艺界，注定与高大英雄角色无缘。

陈佩斯以独特的个人风格在演艺界闯出了一条喜剧之路

在一部部影片里，陈佩斯仍然是“顽劣”的，而唯独陈强的父爱，在戏里戏外都未曾打折。在电影《父与子》里，“二子”在高考考场大睡，而父亲陈强则拉着一辆人力双轮车，吭哧吭哧，在考完后，把仍在熟睡的儿子拉回了家。这完全是剧情需要，而现实里，情况是反着的。在还没有装空调的年代，北京的夏夜极为闷热，为了能让老爷子睡个安稳觉，陈佩斯曾骑上三轮车，叠上一张竹椅，光着膀子载着父亲到外面转上一圈，是名副其实的带着老爸“兜风”。

生活中的陈佩斯是个孝子，十足的恋家。在活跃在春晚舞台的那些年，他总是一下场就立刻往家的方向奔，只为不耽误家里那顿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对于他来说，和家人团聚在一起，摆着弄着，吃着聊着，就有说不尽的温暖幸福。

中年之后的陈佩斯，行止之中多了几分厚重与沉稳，尤其是儿子陈大愚出生以后，他身上的“父亲味道”也突显出来。陈强对他的爱，也传递给了陈佩斯，让他在面对儿子大愚的时候，不自觉显露出父亲当年的神色。

陈佩斯原创话剧《惊梦》剧照 （摄影：王晓溪）

如今的陈佩斯，也常常和儿子一起合作，在最近推出的舞台剧《惊梦》中，父子同台，共同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大戏，剧中还加入了《白毛女》选段，这是一个巧妙的彩蛋，是对陈强先生的致敬——在当年，陈强曾扮演过黄世仁，演活了一个经典的“恶霸”。

时间过得很快，现在的陈大愚也有了自己的儿女，陈佩斯也成了“爷爷”，他们一家八口和美地生活在一起。虽然岁月流转，但那一直延续下来却未曾改变过的，是家中温暖的亲情。

有家就有乐：亲情的火候

有家有乐，其乐融融，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的顺从。对于表演，陈大愚有时也与陈佩斯有认知上的冲突。例如当爸的会认为，既然站在舞台，就得“正脸”给观众，让观众看得清眉眼神情是基本的规矩。做儿子的则觉得，真实才是硬道理，该背着身的，后背也能表现情绪。

按理说，道理总能分出个对错，可两人似乎都有道理。好在是一家人，用不着分出高下。陈佩斯自己也说，当年他和他“老爹”一起搞创作也不自在，也总“吵架”。

所谓冤家父子，也是欢喜的冤家。常乐着乐着就吵起来了，也会吵着吵着就乐了，日子过得跟喜剧一样。在爷儿俩最近合作的《火锅父与子》里，就把这种技能给拉满了。短片里陈佩斯成了“话里有话”的高手，什么儿女“空心”菜、“虾”忙……火力全开。实际上，只不过想对儿子表达“工作再忙，饭还是要好好吃”的道理。嘴上不饶人，关心却是实打实的，如同影片里陈佩斯父子涮的一顿火锅，续进锅里的，是生活的底料，让人吃进肚子里的，却都是浓浓的真情。

点击观看视频《火锅父与子》中陈家父子的“开涮”时光

一个好的父亲，总是会恰到好处。能提携幼子，给予温暖及时的建议，但同时，他又希望自己被“超越”，不希望让孩子生活在其“庇荫”之下。如今的陈大愚，也会被人介绍成是“陈佩斯的儿子”，但对于陈佩斯而言，有朝一日被介绍成“陈大愚的父亲”，或许更会乐开花。天下的父亲，年岁越大，越乐见这种“超越”。这是所有亲爹的境界。

闲来无事，陈佩斯也爱和陈大愚拍些短视频。有许多是家里拍摄的，也有工作中的、在路上的，大多是就地取材。在零零散散的日常里，提炼出快乐的精华，然后跟观众分享，透着幽默的段子总是体现着家的欢乐。

无论如何插科打诨，但旁人仍然分辨得出，这一对父子喜欢“腻在一起”。如果说亲情也有某种“基因”，那么陈家父子一直代代传承。早年拍电影，陈佩斯也总是喜欢跟父亲“混”在一起，或许家的感觉总能带给他们能量与灵感。

在接受深入人心的美食品牌“家乐”采访时，陈佩斯说道：“有家有乐，家庭应该有欢乐。”在他们父子的身上，人们总能看到那种传统的中国观念，无所谓家大业大，唯家中的欢乐最大。家是一个有乐的地方，因其欢乐，家才像个家的样子。而这也正是家乐品牌所秉持的“家庭观”。

点击观看视频，品味陈佩斯的“家与乐”

家乐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调味品品牌之一，几十年里，曾陪伴过无数个家庭。从家乐鸡粉到家乐浓汤宝，它始终与众多家人守护炉火，一起“熬制”家的美味。最近，家乐趁火锅季推出了“家乐火锅汤鲜味浓”的主题活动，邀万千家庭一同享受围炉时光：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家人们坐在一起，涮一顿火锅，充分彰显家的欢乐。那是全家人一起“忙活”的时刻，做着吃着，涮着聊着，轻快的氛围也随着火锅被“端”到了桌上。

“为家加一点料，加一点快乐，生活才能越涮越有滋味。”陈佩斯父子对“家文化”有很深的感触，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欢乐是亲情的底蕴，如同火锅一样，需要有优良的底料做铺陈。将各种鲜美的食材投放其中，出勺之时，便是浓香满屋的一刻。

欢乐是每个人在亲情中都能感受到的，但这仍取决于家人彼此间的“有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家中的温暖才会不停地升级。亲情也有所谓之“火候”，火候到了，美味就到了，一家人的欢乐就有了。

这样的“心”，也是一种“匠心”，家中亲情如此，家外的事业也是如此。各自行业的成就，也讲究个“真材实料”、“匠心熬制”，来不得半点假招虚架。如同陈佩斯的喜剧艺术，用心创作，方能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而家乐火锅推出全新系列火锅底料，以真材实料，精心熬制，不仅汤鲜味浓，而且是“可以喝的汤底”，正因为无数次的材料搭配、匠心打磨，方能香浓如此。对于陈佩斯父子来说，他们也有着深度的共鸣，用喜剧艺术为国人带来笑料，也需要不断地试错与打磨。共通的理念，让双方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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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像生活的底料，生活越涮越有滋味

我们知道，即便前行路上有艰辛，但没有一种苦难是家庭无法庇护的；当内心充满欢乐，我们也应意识到，正是家的温暖，让欢乐变得可能且持久。未来的生活，仍然会是沿着前方的路走下去，而对于每一个正奋斗的人来说，家就是生活的底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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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不过田舍起炊烟，最诱人的不过是家中热腾腾的火锅。在那种清香的底蕴之中，生活将有无穷无尽的滋味。秋风渐起，万物丰肥，正是在家涮火锅的好时节，不仅吃得安心，更能在一起阖“家”欢“乐”！🍲

策划丨三联.CREATIVE

监制丨路瑞海

微信编辑丨方禾

作者丨幽幽之默

设计排版丨高旭芹

图片来源丨互联网、家乐、公众号大道文化、摄影师王晓溪

在完成眼球冲洗、消毒、麻醉等一系列工序后，李菲被护士引领到了手术台上，她的脸被一张蓝色手术纸盖住了，只留下即将要做手术的一只眼睛。

紧接着，医生就过来了，用开睑器固定住她的眼皮，防止她在手术过程中眨眼。一切准备就绪后，医生提示她，手术要开始了。李菲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覆盖住了她的眼球，然后就看到了一个绿色的光点，由远及近，过了几十秒，绿色的光点消失了，激光手术结束了，她的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

接下来是医生手动操刀的时间，李菲能清晰地感受到手术刀在她的眼球上来回划动着，但因为滴了麻药，所以并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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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菲躺在手术台上的全部记忆，当然，因为手术项目和个人体质的不同，每个人的感受会有细微的差异。比如做表层激光手术的欣欣，就闻到了 “眼球烧焦了的味道”，在做第二只眼睛时有疼痛感；做半飞秒手术的邢晨，同样闻到了 “好像什么东西糊了” 的异味，并有一种 “角膜被掀开” 的感觉。

随着近视手术安全性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了渴望摘镜的队伍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眼科教授刘磊告诉《新周刊》，每个月他平均要做 600 只眼睛的手术。但这些人的命运最终会走向何方，谁都无法保证。

术后的世界

做近视手术这件事，欣欣前前后后想了两年。直到今年 5 月，她被公司裁员了，有足够的术后恢复时间，索性心一横，去把手术做了。

最初欣欣一头雾水，不知道该信任哪家医院，于是就在网上做起了功课。她在小红书上遇到了五个也想做手术的姐妹，大家都在重庆，干脆就拉了个微信群，一起挑选医院。术前检查时，欣欣和医生聊到了自己正在准备考试，医生给欣欣的建议是等考完试再做，以便后续的恢复。所以在她做手术之前，群里其他五个人都已经做完了手术，大家都恢复得很好，视力从 1.0 到 1.2 不等。

人很容易产生 “身边即世界” 的错觉，所以当五个活蹦乱跳的人出现在欣欣眼前时，她已经想到了自己手术成功后的场景。手术当天，她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就去了。“大家都成功了，我不可能那么倒霉吧？” 欣欣心里想，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真就是那个 “倒霉蛋”。

下了手术台后，欣欣完全睁不开眼睛，眼泪流个不停。最后是医生艰难地扒开了她的眼睛，用裂隙灯照了照，告诉她手术成功了，可以走了。她就靠着这样一双畏光、流泪、无法完全睁开的眼睛，摸索到了地铁站，磕磕绊绊地回了家。

起初，欣欣没觉得自己的手术失败了，虽然她在手术过程中，左眼有强烈的疼痛感，但在和其他人沟通的过程中，欣欣了解到自己经历的都是正常现象。让欣欣心里开始犯嘀咕的是，她始终没有体会到大家所说的 “睁开眼，世界无比清晰” 的感觉。

术后第四天，欣欣去医院复查，左眼 0.4、右眼 0.8，检查结果像一道晴天霹雳。术前，欣欣的两只眼睛都是 400 度左右，医生告诉她，“视力恢复到 1.0 是没问题的”。

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连忙询问医生，得到的答复是：“你做的是表层激光手术，和全飞、半飞都不一样，这个手术恢复周期较长，会恢复半年呢，你眼球的调节能力也比较差，你再等等看。”

从 5 月等到 10 月，欣欣的视力停留在了左眼 0.4、右眼 0.6。上次去复查时，欣欣问医生：“你见过比我恢复还慢的人吗？” 医生摇了摇头，然后告诉欣欣，她的手术案例已经在医院里传开了，很多医生都在研究：“怎么就还没恢复好呢？”

虽然焦虑，但欣欣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尽管看远处的东西会花眼，眼睛很容易疲劳，但欣欣的视力总归是比从前好了。遭遇这样的事情，她是不幸的，但和其他近视手术失败的人相比，她又是幸运的。

倩倩在术前检查出左眼有轻微的先天性白内障，当时医生和她说：“不影响做手术，二者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她满怀希望地做了半飞秒手术。术后，倩倩的右眼率先出现了问题，患上了干眼症和过敏性结膜炎，同时还有畏光、眩光的症状。就在倩倩不断进行心理建设，开始接纳右眼的不完美时，她又检查出自己的白内障加重了，而且是双眼白内障。

没人能说清，倩倩的白内障是否和近视手术有关，但倩倩清楚，医生当时完全没有告诉过她近视手术和白内障手术之间的冲突，她很后悔自己当初草率地做出了决定。

华画手术失败则完全是因为医生技术不过关，她的眼睛被医生切 “偏心” 了，双眼都出现了严重的重影，那种感觉，就像 “戴了一个覆盖不了眼睛的眼镜”。她因此失去了工作 —— 现在的视力情况，已经不允许她在美术行业继续发展了。去医院复查时，医生一直坚持自己的手术没有问题，无奈之下，华画换了家医院，很快就被告知，“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只能通过二次手术来改善状况。

当然，近视手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项安全性极高的项目了。据刘磊的分享，现阶段近视手术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 99%，视力能恢复到 1.0 以上的比例，也有 95%，欣欣、倩倩、华画，她们只是极少数的失败者。但这 5% 的概率，一旦降临在某个个体身上，将是其人生中的一次重大变故。

精密运转的 “机器”

手术之前，几乎每个医生都会对患者说：“最终的手术效果要看个人体质。” 这话不假，但仔细回顾这些手术失败者的经历，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些客观的、可以人为避免的共通之处。

比如，马马虎虎的术前检查是非常不可取的。“如果一家医院在术前检查环节让你觉得很草率，记得千万快点跑。” 华画说。她是在一家大型医院做的手术，当时刚高考完，来做近视手术的人很多，检查现场排起了长队，导致场面很混乱。“在一个玻璃房子里，全都是实习生给我们做的检查，所有检查完毕后，就在我的单子上写了一下检查情况，非常简陋。”

华画不清楚现在眼睛的重影、模糊，是否与术前检查不仔细有关，“但这足以说明医院的不专业，不是吗？”。

倩倩在检查环节做得倒是很细致，但她在术前和医生基本没什么沟通。给她做手术的，是当地小有名气的 “网红” 医生，不少人慕名而来。“面诊真的很流水线，她只看了几眼我的检查报告，又看了看我的眼睛，就把我交给了她的助手。具体的手术方案，全部都是由助手和我沟通的。”

医生和助手没有向倩倩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做完近视手术后，白内障手术就无法选择多焦晶体，只能用单焦点的晶体。这意味着，如果倩倩做了近视手术，日后一旦白内障病发，她就只能在看近处和看远处中选择一个，这是无法通过镜片来矫正的。

在面谈过程中，遗漏掉这样一个会对患者的视力和生活产生严重影响的信息，是倩倩无法原谅的。

近视手术并不是在下手术台的那一刻就完全结束了，术后的护理和医生的用药，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梅闲在做完手术后，发现自己可能远视了。在看化妆品小样的说明书时，她需要拿远了才能看清，还伴随着轻微的重影。一去检查，果然出了问题。这让她有点沮丧，开始复盘问题出现在了哪里。她怀疑过，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在术前练习深呼吸，但她自己也觉得这个想法可能不太靠谱。

关键的问题应该出现在了术后护理上，梅闲并没有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做手术，所以尽管医生要求了术后要按时复查，梅闲还是没有去。医生要求术后要滴三个月的眼药水，但梅闲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就没遵照医嘱继续滴了。术后她也没有注意过眼部疲劳的问题，依然经常使用电子产品。

眼睛是十分精密的人体器官，对它 “动刀”，需要万分谨慎，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互联网时代，千万不能通过网上的只言片语，就选择一家医院，要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可靠的 “战友”。

40 年的飞跃

医生和病人对手术成功的界定，往往是不同的，近视手术也是这样。

刘磊形容近视手术为 “一项锦上添花的手术”。道理很简单，在现阶段，近视是无法根治的，近视手术只是一项提高视力的手术，所以从医学角度来讲，只要患者术后的视力高于术前，那么这次手术就是成功的。但几乎没有患者这样想，视力达到 1.0，是大众为近视手术框定的 “及格线”。

从法律角度而言，如果患者在近视手术后，视力没有达到预期，是很难通过法律鉴定或医疗赔偿索赔的。

对于网络上流传的 “全飞看医生，半飞看机器” 的说法，刘磊是强烈否认的。“这可能是一些医院的广告吧，全飞秒手术只有一种机器，没得选。这句话有点误导病人的意思，好像半飞秒手术只要机器好就行，人不重要，这是不对的，再好的机器也都需要人来操作，术后护理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啊。”

在从前，近视手术有着更大的风险。世界上第一台通过对角膜 “动刀” 而实现矫正视力的手术，可以追溯到 1939 年 —— 圆锥角膜患者在角膜破裂后，因角膜变平导致视力下降，日本的佐藤勉医生由此得到启发，开始采用放射状角膜切开术（RK）来矫正视力，但在术后十年，约有四分之三的患者都出现了后遗症，发生了角膜水肿或大疱性角膜病变。

1981 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例近视手术。那时，在世界范围内，近视手术仍处于起步阶段。刘磊在 1986 年进入了眼科医院，在近 40 年的时间里，他亲历了近视手术在技术上的巨大飞跃，40 年前后，“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中国第一例近视手术，采用的仍是放射状角膜切开术，用刘磊的话来讲，“当时的手术是非常粗糙的”，完全依赖医生的手动操刀，医生用钻石刀对患者的角膜进行切割，使角膜的中央变得扁平，从而改善视力。

那时候去做近视手术的人，很多都存着 “赌一把” 的心理。“过去用刀的时候，机械设备故障，或者病人动得太厉害，（导致）手术中途失败的情况都会发生，各种原因太多了，讲一天都讲不完。” 刘磊说。当时，也根本无法精准地定量视力可以提高多少度，只能说是相较于术前有所提高，后续也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

1995 年左右，出现了准分子手术。据刘磊回忆，当时做准分子手术的患者中，有 10%-20% 的人需要进行二次手术，但自从飞秒激光和晶体手术出现后，二次手术的概率就下降到了千分之一。

刘磊清晰地感知到了科技的发展对个体而言的意义，但他也清楚，“科技永远都不会有极限，如果用未来的眼光来看，现在的技术都是很差的，但在当下，我们给病人用的就是最好的技术，这就没什么遗憾了。你不能说一个人 30 岁生病了，让他等到 80 岁新技术出来了再去治疗，这没有意义”。

对于打算做近视手术的人，刘磊给出了一些建议。第一，要理性认识近视手术，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手术是绝对会成功的。第二，要选择好医院和好医生，不要相信 “保证术后没有任何问题” 这样的话，能说出这句话的医生肯定有问题。第三，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做完近视手术也不等于进了保险箱，不能瞎搞。

“人生就是这样的，人只要出门就可能会遇到飞机掉下来、房子失火了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医疗也是这样，万一那个千分之一的概率就落到你身上，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概率），需要我们用谨慎的态度去对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高滔滔

出品 | 虎嗅汽车组

作者 | 王笑渔

编辑 | 周到

头图 | 自游家汽车

人称“华为太子”的李一男，很喜欢自己那辆JEEP大切诺基。

当然，这件事是在他造车以后，才被大家知道的。

在第一款产品自游家NV上，李一男拍板给它设定了和自己Dream car一样——“城市探索”的产品思路。“城市探索”，顾名思义是兼顾城市通勤和长途旅行的双重需求。

但大家要知道，JEEP可不是一个好的学习对象。今年上半年，JEEP合资公司广汽菲克，月销量一度还拿到过“0分”。

而自游家NV的售价，不到JEEP大切诺基的一半——纯电标准续航版为27.88万，长续航版为31.88万元，增程版为28.88万元。

(图源：自游家汽车）

第一款车就卖到30万元以上，这种高举高打的架势像极了七年前。

2015年6月，李一男所创办的牛电科技发布了旗下首款产品——小牛智能电动踏板车N1，售价区间3999元 – 4999元，比市面上常规的电单车贵出一倍。然而，这场发布会后的第三天，李一男因涉案被带走，自此很长一段时间消失在了公众视野。

直到今年10月8日，以创始人身份登场的李一男，正式进入汽车行业。

（图源：自游家汽车）

坦率来说，一家造车新势力想要突围，目前看有两种路线：第一种就是有独特的长板，能够找准并打动细分人群。比如理想汽车主攻的是“奶爸”、高合汽车主攻的是喜欢尝鲜的富人；第二种就是整体能力的平均值很高，各项参数对比都很能打，比如华为的问界、吉利的极氪。

15岁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27岁就当上华为常务副总裁的李一男，在别人眼里就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在进入汽车行业之后，有很多人期望李一男能够成为李斌、何小鹏、李想之后，第四位创业造车奇才。但是，李一男造的第一款车，目前还看不到能够突围的迹象。

说白了，目前的自游家NV，跟上面两种车，哪个都不沾边。

下场即巅峰，发布就凉凉

“这是小牛造的电动汽车吗？”

这是一位中年男士走进自游家的门店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销售人员先是面露苦笑，然后奉上熟练的话术：“只是同一个老板而已”。

2014年，胡依林（牛电科技创始人）拿着计划书见各种投资人，他除了要钱，还要一个CEO。后来，李想（理想汽车创始人）看了他的计划书，把他介绍给明势资本创始人黄明明。在黄明明的引荐下，胡依林与李一男相识。随后不久，后者就以CEO的身份加入公司。

但无论是在小牛的创业经历，亦或是此前在百度当CTO，李一男无论是当职业经理人，还是创业者的经历都称不上亮眼。事实上，从2000年创办港湾网络（后被华为收购）之后，李一男就再也没能走完过一个完整的从0到1过程。

当时间来到2018年，也就是李一男重获自由后的第二年，成为其从两轮车到四轮车转变的关键年份。2018年10月，小牛电动在纳斯达克上市时，李一男还亲赴华尔街见证敲钟时刻，但在彼时他早已淡出管理层。事实上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二个月，李一男就开始物色造车的项目。

李一男（左二）

恰巧，2018年10月10日，理想汽车发布了旗下首款产品理想ONE，把增程式电动车这条当时属于“非主流”的技术路线推向台前。而在理想汽车刚起步的阶段，李一男与李想私底下经常还有交流。不过但正式造车后，两人就断了联系。

现如今，从李想对自游家NV的评价来看，双方的关系恐怕并不融洽。

在10月8日，李一男召开新车发布会的当天，李想在一条分析自游家NV与理想L7参数对比的微博下评论道：“这远远不如L6呀，凭啥和L7比较？”

诚然，自游家NV这款车最早的产品定义，就是照着理想ONE去打的差异化。比如四缸增程器、5秒级加速、超大后备箱空间、更低的售价等等。但在汽车行业，你很难在同一条赛道上，亦步亦趋地打赢，一个提前4年出发的对手。

这其中，目前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问界。

在选择了相同的增程式路线之后，华为并没有把最强的ADS高阶自动驾驶塞进问界的产品中，而是选择把落地快、用户感知度较高的鸿蒙座舱在这辆车上全力输出。同时，问界在油耗、加速等方面一并进行了参数优化，最后加上华为“降维打击”的渠道优势，快速实现了过万辆的月销成绩。

问界M5（图源：视觉中国）

更要命的是，问界M5同样是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整体售价区间在25.98万元-33.18万元之间，与自游家NV（27.88万-31.88万元）短兵相接。但从基础的性能、续航、能耗等方面来说，问界M5毫不畏惧自游家NV的竞争。唯一能打的产品力，可能就是自游家NV的后备箱达到788升，比问界M5后排座椅放倒（776升）还要大。

但有多少人，会单独为一个更大的后备箱选择一个没有基础的品牌呢？

（图源：自游家）

理论上，2018年开始定义的自游家NV，拥有充足的时间打磨产品。就算做不成问界这样的“六边形战士”，最起码找到一些专属的长板。像理想ONE的NOA导航辅助驾驶、多屏交互等等功能。亦或是，像上汽旗下的智己汽车，主打操控性这一细分市场。甚至再极端一点，有高合通过展翼门、对开门这样的酷炫功能。这些都能打动一部分用户群体。

然而，似乎大家都在奋力在这个日趋内卷的赛道里寻找突破口，只有自游家在佛系造车。今年3月，自游家NV的试装车进行过一次静态展示之后，所有的功能和设计，这款车又原封不动地在7个月后的发布会上对外展示。

事实上，很可能由于产品实在缺乏亮点且售价毫无诚意，自游家NV正式发布后，进店人数明显不多。

近日，虎嗅探访了两家位于北京的自游家零售中心（北京目前仅有三家），期间仅遇到文章开始提到的那一位中年男士进店咨询。笔者跟进后才得知，他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对李一男的经历所有了解，用过小牛电单车。但当得知还不能动态试驾后，他便默默地离开，同时也未满足销售的留资要求。

“高意向客户对比最多的是理想L8和即将上市的L7，但是自游家NV战败率很高。”车fans创始人孙少军表示，“第一，自游家本身没有宣传声量，客户感知度低；第二，城市家庭大空间SUV的市场被理想彻底摁住了。”在他看来，30~40万的新能源大空间SUV在一二线城市自然增量达到饱和，导致竞争激烈，会出现很明显的此消彼长态势。

东拼西凑，卖到30多万

然而，当下李一男最愁的问题可能不是销量，而是造车资质。

在自游家NV的车尾，印着四个大字“大乘汽车”。对于这家公司，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2018年，也就是李一男下场造车的那年，时任众泰汽车董事长的吴建中把众泰金坛基地和抚州基地交给了他儿子吴潇，吴潇凭此基础创立了大乘汽车。彼时的众泰金坛基地，也就是现在位于常州的江苏金坛大乘汽车科技产业园，正是自游家NV的诞生地。

据相关人士向虎嗅透露，“自游家目前仍然没有彻底解决资质问题，而且大乘没有独立生产资质，只是一个工厂。”

而在发布会上，李一男的说法是，“自游家团队以软件、智能、三电等前瞻技术领域赋能大乘汽车，共同提高整车和智能软件水平。首款产品自游家NV由大乘汽车常州金坛智慧工厂专属产线生产。”

这段话用更简单的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代工。

原本写有“NIUTRON”的工厂大门，被改成了大乘汽车（图源：自游家汽车）

相比之下，其他一些造车新势力们一开始布局自建工厂，同时第一款车先找代工，后续再收购资质的路径，就显得更保险一些。比如小鹏汽车、零跑汽车都是先代工、后自建工厂，如今公司也都完成上市了，销量还挤进了中国电动车市场销量榜单前列。最关键的，还是产品力过硬。

自游家不光生产工厂是别人的，大部分核心要素也都是别人的。

首先，作为增程式电动车最核心的零部件——增程器（发动机），自游家NV直接采购了来自东风的C15TDR系列发动机，1.5T四缸、热效率高达41.07%。该发动机还搭载于东风风神AX7车型上，不过这款车售价只要10.69万-11.39万元，比自游家NV便宜了近三分之一。

其次，自游家NV的动力电池系统供应商分为两家：长城旗下的蜂巢能源和欣旺达。与常见的采购电芯、车企自己组装成电池包不同，据内部人士告诉虎嗅：自游家NV是直接向蜂巢采购的电池系统。这意味着，自游家大概率并不具备电池包组装的能力。

其中，自游家NV增程版为三元锂电池，电池容量31kWh；而纯电标准续航版为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容量65kWh；而纯电长续航版为三元锂电池，电池容量86kWh。尴尬的是，65kWh电池包版本只能带来440公里的续航里程（CLTC标准），但要价27.88万元。但同样的价格，你可以买到90.3kWh电池包的比亚迪唐EV，CLTC续航达到600公里。

再则，自游家的智能驾驶几乎是全面“躺平”。在发布上，李一男号称全系标配24项AAD高阶驾驶辅助系统功能，但实际上是采用了地平线提供的Mono前视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理论上，这套合作模式是由地平线提供J2芯片以及感知算法，由车企自行完成ADAS（辅助驾驶）功能应用。但据知情人士向虎嗅透露，自游家NV的ADAS功能，是由某国内全栈Tier1完成的功能开发。

（图源：地平线官网）

比核心供应商“黑盒”交付更佛系的是，自游家把灵魂也交出去了。

发布会上，李一男号称自游家支持辅助驾驶软硬件全面升级。但事实却是，系统能否升级、升级以后的体验如何，完全取决于供应商地平线的量产能力。这套可升级的系统叫SuperDrive AAD，命名来自地平线的SuperDrive超级驾驶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基于算力的软件解决方案。用上这套解决方案之后，自游家基本就是可以躺平了去实现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

（图源：自游家）

最后，作为智能汽车最“简单”的车机系统，自游家也选择了全面“躺平”。

李一男在发布会上表示，自游家NV智能座舱方面的品牌理念是“科技无感知”，做法便是将车机系统直接把苹果Carplay和华为HiCar搬上车内，并且与自游家自己的NIUTRON OS系统，通过积木拼插交互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理论上，这套“拼接”系统以用户需求的角度出发，用成熟技术解决了车机应用软件匮乏的问题。但是，在宣传片上看似顺畅的人机交互，到了展车上却惨目忍睹。

展车惨目忍睹，门店状态堪忧

当笔者在北京其中一家自游家门店的展车上测试Carplay投屏时，遇到“Apple CarPlay连接失败”的情况。在两位店员尝试了将近二十分钟之后，仍然无法解决。期间，一位店员还尝试给车辆下电重启。最后，经过一顿“胡乱操作”之后，才成功连接上CarPlay功能。

拍摄：虎嗅

实际上，Carplay系统上车的流畅度，并不如发布会宣传视频中的流畅。

这其中的问题，可能出在了优化上。考虑到Carplay的原理是利用手机的算力来进行功能投屏，因此系统对手机的性能有比较高的要求。在连上Carplay以后，我的手机就出现卡顿的情况。如果按照发布会上演示的边无线充电、边无线连接Carplay的话，手机的卡顿和发热问题会格外突出。

拍摄：虎嗅

由于算力需求转移到手机上，车机端的计算任务少了很多，对芯片的要求自然就低了很多。

当被问及座舱芯片是否采用高通骁龙8155芯片时，销售的回答是，“具体型号不清楚，但肯定不是8155。现在8155的出货量太少了。”但这如果不是一个忽悠外行人的回答，那恐怕彻底暴露了自游家在供应链层面的弱势地位。要知道，高通8155芯片早于2021年就在威马W6车型上量产，如今连不到15万元的哪吒汽车都进行了标配。

最终，自游家终端销售渠道能获得的资源，确实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目前，自游家的销售渠道采取加盟连锁品牌专营模式，与特斯拉的直营模式有一定的区别，似乎听起来更像是小牛电动车的销售模式。虽然，该模式在各门店也实现了统一定价，但场地资源和服务水平，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

以北京为例，目前自游家仅有三家零售中心开业，其余还有五家是零售展厅。后者仅有展车，没有固定门店。

这里出现的问题，尤其严重。

拍摄：虎嗅

像在北京三环内的一座商场内，自游家明明是有一间店铺用作零售中心，但展车却只能放在商场的过道上进行展示。销售告知原因是。“商场不让我们把车摆在店里”。

然而，这辆被摆在商场过道的展车，因为无法通电，所以车辆始终处于下电的状态。除了车灯、车机处于关闭状态外，就连后备箱都被销售用抹布抵住了锁扣，以免后备箱关上后无法打开。

更惨的情况是，这辆展车的手扶箱位置，已经出现了掉漆的情况。目前尚不清楚，是因为展车“接待”了太多来看车的用户，还是因为试装车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工艺缺陷。

拍摄：虎嗅

对于自游家而言，让用户看上你的产品、愿意去店里看车就已经够不容易了。然而就算用户已经来了，能够记住自游家品牌和其产品，可能都要添加一份难度。

在其门店招牌、展车的车头、车尾，都印有硕大的“NIUTRON”字样，但品牌名和车型名都不叫“牛创”，而是叫自游家。在发布会之前，公司宣布，为避免用户混淆“NIUTRON”、“自游家”品牌和牛创新能源的关系，正式更名“火星石科技有限公司”。“牛创新能源”名称将不在任何场景下继续使用。

淡化“牛创”这个名字，可以理解为李一男要“去小牛化”。毕竟，最开始取名字的时候，就是结合了小牛的 “NIU” 与宇宙中最小的不带电粒子 “Neutron”（中子），代表对宇宙奥秘的探索。

拍摄：虎嗅

可矛盾的是，该公司一边强调“去小牛化”，另一边又是拿小牛用户做转化。

在咸鱼上搜索“自游家”，出来的结果不像特斯拉那样满是黄牛订单，而是小牛电单车用户转卖的充电额度。一位卖家告诉虎嗅，“这是他参加小牛电动APP的活动获得的。他累计骑行了37891公里，可兑换634度电，约合人民币1458.2元。”

不得不说，这有点像“玛莎拉蒂5元代金券”，存在一定价值，但难免让人发笑。

写在最后

文章最后，虎嗅汽车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还缺一个新品牌吗？

自游家NV可以称之为“水桶车型”，各项参数看不出明显的短板，但并没有一项特别突出的长板。同时，产品力的平均值又没那么强悍。

这可能是很多造车新势力都会面临的问题——每一项参数都想做到行业靠前的水平，但在研发能力、供应链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最终得出的产品就是每一项能力都不强。

也许，自游家最大的优势，就剩下了李一男平和的心态。在此前的采访中，他就谈及了假如造车失败后的做法：

“走不下去就走不下去。我大不了看钱不行了就不搞了，先把供应商的钱还了。”

吃主儿自己做饭，都得讲究什么东西做什么菜，料不能不好，也不能过好，这是讲究。
王敦煌：我出生时，祖父已经退休，母亲患肺病。两个旗人佣工玉爷和张奶奶照顾我们起居。玉爷负责杂事，张奶奶负责买菜做饭。说起吃，刚开始不是爱好，都是无意间不经意才学的，都是因为天天跟他们一块玩儿。
做饭现在讲饮食文化，都是瞎掰。比如说像以前，像我父亲，写很多文章，很多前辈也写过，那确实得懂，懂吃才能写。《红楼梦》里，饮食衬托当时的生活环境，借剧情发展说这事儿，那菜作为菜谱，能做得出来吗？比如那“茄鲞”，你琢磨去吧。凡能做菜的人，没人能做这菜的。吃主儿不是美食家。美食家，懂得多见得多，能引经据典写饮食。吃主儿则必须会点会买会做会吃。我算不上吃主儿，他(指王世襄)是。吃主儿认为，天下吃的，古今中外，只要我认为好吃，我就做，而且我可以爱怎么改怎么改。而且吃主儿，做的菜都不一个味，以我为主啊。
先单说点菜吧，首先，吃的东西物有所值，这东西贵要贵得有道理。还有，要花钱不多吃得好。吃主儿自己做饭，都得讲究什么东西做什么菜，料不能不好，也不能过好，这是讲究。就说海米拌芹菜，芹菜很便宜，可得选，什么芹菜能做，什么不能做。就要菜心里中间那一根，拿出跟海米拌。这跟餐馆不一样，餐馆不跟你拌芹菜，叫海米炒芹菜。海米要用3厘米以上的，跟个大弯钩一样，最高品级的，也叫大虾干，现在都没有了。芹菜根本不贵，但一捆只挑出那么一点就贵了吧。
以前经常自己去选料。我小时候，北京市场上也能见到鲜蘑菇，但是品种太少，其中野生的有两种，一种叫鸡腿蘑，一种叫柳蘑，外观和口感都差别很大。根据我父亲的经验，入馔时不能把它们混用。我是跟他学的采蘑菇，70年代，他从干校回北京，比较闲的时候，就琢磨起这口儿来了。他先是上菜市场找售货员打听，又按照售货员的指点骑车出永定门，在那儿的一所小学校传达室找到了以前往菜市场送蘑菇的张老汉。老人家告诉我父亲，他采蘑地点在永定河河沿，采必须会看“梢”，有“梢”的地方会一年年长出来。父亲取经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带我采蘑菇去了。从右安门出城，过第二传染病医院往南直奔中顶村。
那时候北京四季分明，各季节有各季节的菜。什么菜最好吃？时令鲜蔬。比如说“双冬”，这是普通菜，你现在到菜馆看，多着呢。不要说小餐馆，特级餐馆，也就卖十几块，就凭这个价，就不能买。当年，这个菜是春天，讲究用鲜冬笋和冬菇。不能用鲜香菇，因为鲜香菇的香味没有水发冬菇浓，鲜香菇爱出汤，你把汤倒了不好吃。冬笋买不到的时候，餐馆就不卖这菜了，挂一个牌子，说要吃等明年了。
再说葱烧海参，山东名菜，现在做这菜的非常多，真做好可麻烦了。这葱得点出来，你别瞧它是作料，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葱有时令，春夏秋冬的葱不一样，葱烧海参用的是霜降之后挖出来的葱，又没霜冻，霜降之后的大葱最嫩。所以点这个菜，您就得在入冬之后，平常时候葱不好。
王世襄:我觉得现在的饮食，全变味了。最幸福的是孩子，他没吃过从前好的，吃什么都可以。我们吃过的，就觉得全不对了，吃饱肚子就完了。从一变之后，我也再不谈了，以前我也写过很多，现在完全绝望了，没什么可吃的——原料都没了，工艺没用，无米之炊。
他(王敦煌)会买会做，我也是会买会做。我以前每天早晨在朝阳市场，响铃就往里冲。20年前了。买完菜转地方，提一碗豆浆回家，跟买菜的人都熟。那买菜的人，有的是保姆，有的是名厨。比如从前给班禅做饭的刘文辉，也在那儿买菜。常买菜的人说出来都是行话，人家都以为我是大师傅。
我往里跑，占一个摊，就让别人在别的摊上给我带点别的，因为再去就没了。他需要买的我给他带，到时候交换。卖菜的每个人都认识，天天见。骑着自行车买菜是吃之前最有乐趣的一件事。
以前有种特殊宴会形式叫“拜三会”。一般由七八人以上，十来个人以内定期聚会，先定一个礼拜的某一天，轮流做东，做东的人主勺。定礼拜二就叫“拜二会”，选在礼拜三就叫“拜三会”。我父亲和居住在北京的福建同乡一共十二个人就设立了一个“拜三会”，按时间推算三个多月做一次东。我父亲做东时，几乎没有去过外面的馆子，都是请一位居住在北京的福建名厨陈依泗主勺在家开家宴。母亲去世后，家里发生了较大变故，抗战时期，父亲失业回到家中，家里的佣工少了很多，但“拜三会”还是延续着，就由我来主厨。福建菜以海鲜见长，但当年陈师傅烹制福建菜，北京市场上能见到海鲜已经很鲜见了，大概只有黄花鱼、比目鱼、海鳗这些，我觉得如果海鲜到了如此地步还不如用北京能轻易买到的新鲜河鲜取代。我做的大席就很少上福建菜了。每次菜单都由我草拟，通常要准备十几个菜，其中冷盘四个，压轴汤一个，其余以热炒为主，但也可能在这其中还有一款普通的汤菜。在全部菜肴之中，时令鲜蔬约占三分之一。“草拟”是因拟选的菜单还要以市场能买回的原料为准。
1983年，有个美食博览会。全国的品尝展览，三个品尝委员，一个是北大的王利器，一个是溥杰，一个是我。那时候真是饮食的高峰，全国大师傅都到北京来，原料也还没变呢，各地方最好的厨子来比赛。可做评委吃不抱，回家还喝粥呢。你只能用筷子尝一点，不能多吃，多吃吃饱了嘴就不灵了。有杯茶在那里搁着，吃一口还得漱口，这样嘴才灵。
我记得福建有二强，强木根和强曲曲两兄弟，已经死了一个了，福建当地的名厨。他们带一个菜来，就是“鸡汤海蚌”。海蚌在郑振铎的家乡，生长在淡水和咸水之间。为这个比赛是用飞机运来的，生蚌剥开之后搁在碗里边，盖上盖，然后把灌在壶里的烧开的鸡汤浇在上边，保持原来的味。现在海蚌还有，不过非常少了，没有特殊的贵宾来不会吃着。
我还记得石家庄有一个厨子，做一个鲤鱼，丝切成比牙签粗一点点，炸完了每根都不连着，而且不断没有折的，全炸酥了。这个厨子很出名，干炸鲤鱼，蘸一点面，炸完再浇上汁，就好像狮子头上的毛发那样。蛋清抽打，堆起如雪，用作奶油的代用品。那次比赛也反映出美食烹饪风气里一些不可取的地方，如“雪里藏蛟”是红烧鳝背放在盘心，四周堆起高高的蛋清。“鸳鸯戏水游飞龙”是上汤氽飞龙片，汤面上浮着蛋清做的鸳鸯。“雪花蟹斗”是蟹粉装入原壳，上面堆起一团蛋清。我如果在筵席上遇到这三道菜，前两道下筷时可以避开蛋清，后一道要先把蛋清拨了才能入口，可见这样用蛋清点缀对菜本身没什么帮助。那时候艺术拼盘之风也开始盛行，我也觉得费时费工，华而不实，不应该成为饮食风气的主流。
我还尝了几个家常菜，我比较注重家常菜。因为你不能光去注重高级菜，家常菜做好了也不容易，所以我就专门去尝了尝家常菜。比如山西有几道。我写一篇文章，就专门写这个事。
这次美食盛会后来编了套书，中国名菜谱，编了北京和福建两本。食谱越早出的越好，越晚出的越坏。最早的，黄皮的小本，都是真招。现在这已经不行了，后来就是大画片，都是彩色的，话都没说到点子上，真到关键地方，不详细写了。比如一个菜，您得预备些什么，这上面都有，好做;但材料上哪里买去，买什么样的，他没说。什么叫新鲜，他没说。
王敦煌：吃主儿当然首先自己要喜欢吃。以前，人家过生日啊，请客啊，我都去看他们做。北京的饭馆都认识我，我都可以进去，跟他们聊，看他们做。我到四川，四川的饭馆，前面打通的，一边是灶用钩子挂着肉一边是桌子，我去吃的时候就看大师傅怎么做。我家里头，亲戚家里也有好厨子，我也跟他聊，看他怎么做。写《吃主儿》这本书的时候，中午我爸休息，我就骑车出去，一趟去二三十个饭馆，哪家都不点菜，就跟他聊天。聊着一会儿经理就出来了，跟我说干我们这行可不容易，以为我是他同行。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行家，什么是行家，除了辨认是否鲜嫩外，还得知道某种原料它适合制作哪几款菜，或者说要制作某种好菜，要选取哪一种原料。这种原料在一年四季里什么时候品质最好，应选取什么地方出产的，它的规格有什么讲究，在市场上怎样去选购，它还需要用什么配料，什么作料，什么调味品，它的配料，作料同样存在品质产地的一系列问题。买回来之后，怎么洗，怎么切，怎么做，按什么方法做，才能达到最好效果。制作过程中是煮是蒸，是炒还是炸，它要求什么火候，然后再到吃。
你说冬笋，崇文菜市场卖十至十五块钱一斤。还是桶货，不全是好的，今天新鲜也这个价，明天不新鲜也这个价。你在自由市场，七八块钱一斤，随便挑。您要到了南菜摊，六块，随便挑选。要到南菜供应中心，批发市场，随便挑，五块五钱一斤。这学问从哪里长，这得小时候慢慢熏陶，一通百通。你还得经常跟菜贩子聊去，我都有他们的电话，经常打电话问一下，你那里现在有什么菜啊。吃从买开始，先得会买，会吃就会买;你会吃，才知道这东西用什么料，你得上哪里买去。这是相辅相成的。
吃主儿还讲究不糟践东西。现在年根底下，按北京的习俗要做不少年菜，其中就有“肉皮冻”和“豆酱”。这两款菜都是凉菜，离不开猪肉皮。每天做饭时若有蹬下来的肉皮，剔下来的骨头，剁下来的鸡爪子、鸭翅尖，剥出来的鸡内金，吃西瓜、南瓜时留下的瓜子以及剥下来的橘子皮我都没有一扔了事的习惯，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用上。猪肉皮平时都存着，攒出来的干肉皮，用温水泡泡，到年头就能用。
我和我爸在吃上面很多观点不一样，有一点是肯定一致的。就是从做，到菜，菜占90%，做占10%，原料是最重要的。
王世襄:现在的确挺绝望的。什么都变了。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口味就不行了。(王敦煌插话说，最大的失望是不能自己骑车出去买菜了。)
每一个菜都有习惯做法，爆羊肉就是葱跟羊肉，当然有姜之类的作料，但整个一定是有规定的。北京菜的口味，一般比南方菜偏咸，但每个菜有每个菜的味。反正我觉得现在的菜不是味了。最近我吃芹菜，一点味都没有，跟吃草一样。原料不如从前，这好像是世界性的问题，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以前我们下乡，在咸宁干校。刚去时候不让我进厨房，怕我下毒，后来第三年把我解放了，我在那儿成头把刀了。刚到咸宁很苦，天天吃南瓜，咸菜是北京带去的，都长红霉了。后来就逍遥了，干校人都调回去了，就没人管了，油和糖都整缸的。整个就是逍遥时代，一个连就剩十来个人，猪还剩十几头，油攒了一大缸。宰完一头猪，头两天熘肝尖啊，炒腰花啊，什么糖醋里脊，都我做;然后第二步就是吃红烧肉，最后一步就是吃馅，吃饺子了。
晚上还跟着当地人出去打鱼去，前阵子他们一家子还从湖北来看过我，现在湖都荒废了，都买大挖土车，给人挖坑，放水养鱼。职业整个都变了。
1972、1973年时候，干校走一个人像来一个宴会似的。大家吃得很凶。我当年做过的一个菜，现在任何饭馆也做不出来。也是我做过的一次最得意的香糟菜，就是“糟溜鳜鱼白加蒲菜”。我刚到干校时候，鲜鳜鱼和野生鳜鱼，四毛钱一斤，等到我走的时候就涨到快一块了。我到湖边去买14条鳜鱼，全要公的，一条母的也不要。母的肚子大，可以区分公母的。14条鱼白，也就是公鱼的生殖器官，非常嫩，跟豆腐一样。蒲菜就是湖里头拿的，喂牛的，叫茭白草，挖一大捆，剥出嫩心就成为蒲菜，每根两寸来长，比济南大明湖产的毫不逊色。香糟酒是我从北京带去的。三者合一，做成后鱼白柔软鲜美，腴而不腻，蒲菜脆嫩清香，加上香糟，奇妙无比。当时吃的人都大叫好吃。现在一个饭馆哪里找出14条活鳜鱼来做一个菜？不可能啊。然后这一桌都是鳜鱼，炒鳜鱼片啊，炸鳜鱼排啊，糖醋鳜鱼啊，还有干烧鳜鱼、清蒸鳜鱼和清汤鱼丸。那天就吃14条鳜鱼。我们叫它“鳜鱼宴”。
那日子是很逍遥，可是岁月蹉跎啊，所以我就是写写诗，真是把时光都耽误了。
从干校回来后还买，后来朝阳市场就关了，变成超市。现在去东四，朝阳市场味都变了。老不做，手也会生疏。所以我现在不买不做也不谈，谈也没有意思了。出去吃没有一次满意的。有的地方觉得一两个菜还可以，吃一两回也就觉得腻了。
后来朋友间也相互交流，我在好多人家里都做过菜。我还想起抗战胜利前，我去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的机会，在纽约逗留了一段时间，当时在那里住的燕京学长有瞿同祖、赵曾玖夫妇。我是走到哪里都想找地方做菜的，他们两位又欢迎我去，所以不用事先约好，早晨买到东西就提着包进了瞿家厨房。那天老舍也在那儿，他吃的就是我做的菜。
我记得那天做的两个菜是面包虾和鸡片炒龙须菜。美国面包品种繁多，只要买切薄片的无糖白面包，切掉边，改成四小块就可以往上堆虾泥了。虾用小包的冻虾仁，调入打好的鸡蛋清和玉米粉，加入葱、姜末和佐料，往上撒些洋火腿末粘一些外国香菜叶。这菜以前在上海就流行过叫“虾仁吐司”。
那时国外买鸡可以按需要的部位选购，剔好的鸡脯只需去膜片薄就可上浆过油。鸡骨架也单买，煮后就可以当高汤用。成捆的龙须菜又肥又白，斜刀切片，根部不用。龙须菜炒后还有点脆，和鸡味很调和，但微苦。爱吃的人认为好就好在这微苦上。
吃饭时候，我和老舍先生谈起龙须菜。我说龙须菜是北方

人都是多面体，而且很善于伪装，判断一个人可不可交往，我们要剥开表象，从人性上来分析。

1.判断是“不合群”还是“群不合”

曲高和寡者不合群。他们多少内心有些孤傲，不愿委曲求全，为人处世特立独行，他们有自己成熟而独特的价值观，因而显得与大多数人格格不入，这并不等于他们不爱交友，而是择友更喜欢志同道合，他们看来三两挚友足矣。

所谓“群不合”者，是因自身性格缺陷，导致人人退而远之，他们不是自愿不想合群，而是经过时间洗礼后身边人做出的选择。日久见人心，大多数人的抉择不一定对，但却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2.认识“好人”还是“坏人”

人活于世，所谓好坏不过立场不同导致的屁股决定脑袋。黑与白之间是不同层次的灰，恶人放下屠刀即可成佛，好人做件坏事却下地狱。

本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只有经过权衡利弊后的选择，犯错误的人可能有义气，坚守道义的人也可能是伪君子，有时候过程不如结果重要，用最简单最节约成本的方法去理解，一个人无论有多坏，对你好即好；一个人无论有多好，对你坏即坏。

3.区分“利己”和“自私”

有句惹人争议的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利己主义是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生活态度，就如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一般，天下攘攘皆为利来，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只要不妨碍他人为何不能为己而活呢？比起许多披着仁义外衣干着不该干的事的人而言，利己者活得真实而现实，与利己者交往谈清利弊，亦可共谋事业。

而自私者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私利而伤害别人，凡事只考虑自己不顾及身边人的想法，这种思想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利己，自私只是单纯的性格缺陷，并且会损失自己的人缘和口碑，实际上是害己的行为。

4.颠覆“表象”和“内在”

话多的人表面看能说会道，而实际上可能见识浅薄，话少的人表面看呆若木鸡，而实际上可能洞察人心。表象不等于内在，它们很有可能截然相反。

一个人炫耀、展示、卖弄、追求什么，恰恰是他内心所缺失的。

早年缺爱的人，一辈子都会为情所困找寻那一份令他寄托的安全感。

早年缺钱的人，一辈子都在拼命赚钱，一边想炫耀自己的积蓄一边变得更加吝啬。

因此看清楚一个人需要一面反光镜，不要听他说了什么向你展示了什么，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而是去关注他的童年，他的行为，他的过去，才能揭开人的伪装去真实地认识一个人。

5.经营“好友”和“人脉”

人生有一遗憾，就是我把你当知己而你把我当人脉。一辈子不长三五好友相伴，偶尔小聚时常惦记就是一大快事了，而我们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同事也好伙伴也罢，人脉是拿价值去衡量，而好友是拿感情去经营，二者并不相同。

如果一个人交友只看利益关系那他不会拥有好友，如果一个人交友只看感情那他很有可能会因此受伤，我们用折中的方法去对待这个问题的话，拥有三五好友，妥善经营人脉，二者也是动态的，也许有个泛泛之交成了好友，有个好友成了泛泛之交，一切感情都是我们经营的结果，我们唯有做到的是用心和真诚。

来源：锌财经

在华强北水货市场摸爬滚打 10 年之久的小林，终于决定结束自己的华强北生涯，选择回家乡发展。

“现在根本干不下去了，抓得严、也不好卖，以后华强北不会再有水货机了。”

“以前的华强北卖水货手机太赚钱了，随随便便从香港背回来几台手机，就能日赚大几千，不知道多少人赚得盆满钵满。“小林非常怀念曾经的峥嵘岁月，和如今有着天壤之别：“现在抓走私太严格，抓住就是判刑，谁还敢做水货手机哦！”

和他相同处境的水货机商户不在少数，华强北似乎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萧条与冷清。

从人声鼎沸到门可罗雀

飞扬时代大厦，是华强北租金最高的档口，也是水货手机的中心。在这里很少有办公室，都是一排排玻璃柜台围成一个片区，摊主一个挨着一个，像动物园关起来的猴子。玻璃柜下摆满了没包装的 iPhone 手机和一叠叠红色钞票。

过道上来来往往淘金的背包客，看到好成色的水货 iPhone 就快速和老板谈好价格，并且讲价时候不能让旁边的同行听见，都随身带一个计算器，想要什么价就按下数字给卖家看，报出来的价格一成交，就把没包装的 iPhone 用塑料袋裹起来，往背包里一塞。等到第二天，背包里的 iPhone 就会发往全国各地的二级经销商或者顾客手里。

小林的铺子就是位于四楼的一个小办公室里，门口还欲盖弥彰贴着 XX 手机维修售后的招牌，其实他完全不会修手机。

“我基本不做散客生意，都是大批进货大批卖货。“小林回忆起曾经的峥嵘岁月，不由开始指点山河：“在飞扬大厦卖货的分三种人，最上游的是掌握着货源和渠道的批发商，中游是租个一米柜的摊主，最下游就是背包客或者散客，而我只做上游生意。”

小林告诉锌财经，他的 “水货生意” 做得很大，作为最上游的批发商，他的进货渠道有两种：一种是 “小打小闹”，每天雇佣背包客去香港，人肉背回来 iPhone。这种虽然风险较小，但一次最多也就带回来 3-5 台 iPhone，多的话容易被海关发现。

第二种就是大买卖的走私生意，在深圳湾、深圳河或沙头角货运的船上，安装多个大马力引擎和河船暗格，通过各种 “黑色手段”，一次性将成百上千台 iPhone 从香港带到深圳。这种 “大买卖”，小林非常谨慎，每隔好几个月才会做一次。

“每次货到了的时候，那就是最膨胀的时候。我立马通知飞扬大厦熟悉的摊主，让他们一个个来我办公室。然后我拿着计算器一个个按出每台 iPhone 的价格，总价是多少。如果他们不接受，我就让他们走人，继续喊下一个来。”

当时的水货 iPhone 非常热销，小林往往刚从码头搬过来货，一会就能全部卖光：“一般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全部卖出去，而且都是当面交钱当面交货，不能发快递。给完钱后，那些摊主就搬着一箱箱 iPhone 自己拉回去。”

好景不长，这样的 “辉煌岁月” 并没有持续太久。从 2022 年年初开始，受境外疫情输入影响，深圳开始严厉打击走私和偷渡行为，严查进货渠道或快递物品来源，严厉查处销售无合法来源进口物品等行为。

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飞扬大厦，如小林这样的批发商都不敢再进货，导致水货 iPhone 的数量出现断崖式下跌。摊主没有货，背包客也没有货，最终水货生意逐渐消失。

目前，飞扬大厦大部分一米柜都已清空，大量店铺转租或出租。

水货 iPhone 也不便宜

水货 iPhone 存在的最大购买价值，就是因为价格便宜。但是近些年这个底层逻辑，却被一点点颠覆了。

上文提到，水货 iPhone 的进货分为批发商、摊主、背包客，这也意味着一批从香港走私来的 iPhone，先是被批发商抽了一笔钱，然后转给摊主，摊主再抽了一笔钱接着转给背包客或者二级经销商。最后，背包客和二级经销商卖给消费者，他们同样会抽一笔钱。

小林告诉锌财经：“水货 iPhone 其实和二手机差不多，从香港的苹果专柜出货，到我这里是第一手，卖给摊主是第二手，摊主再卖给背包客和二级分销商是第三手…… 到了消费者手里，都已经中转了第四手。”

如此抽丝剥茧，一环接着一环，再扣除中间的物流费用，等到消费者拿到水货 iPhone 时，价格已经比真正的香港 iPhone 高出来太多。对比国行版本的 iPhone，在价格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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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也将 iPhone 视为最重要引流商品，频频上架各种降价活动。例如拼多多的 “百亿补贴”，从 2019 年就持续为 iPhone 提供大额补贴，不断压低国行 iPhone 的入手价格。

同时，在双十一、618 为首的电商大促上，国行 iPhone 都会推出 24 期分期免息的活动，比起水货 iPhone 需要一次性付清数千元的 “巨款”，消费者购买国行 iPhone 门槛更低。

除了价格不占优势以外，电商平台也开始抵制水货手机。2020 年底，淘宝网明文要求卖家不得发布 “美版、亚太、欧版、日版、韩版、有锁” 等非中国大陆版本机型的描述用语；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也相继出台限制水货手机的规定。

面对市场的不断收紧，水货 iPhone 最大的盈利点就在每年 9 月苹果发布会前后。新款 iPhone 发布后因新品备货量问题，往往第一批新 iPhone 的价格会大幅度上涨，能为沉寂已久的华强北带来一股生气。

但今年的 iPhone 14 系列却因为基础版本的 14 和 Plus 继续沿用上一代 A15 芯片，被消费者抵制，直接导致 iPhone 14 系列的需求低于预期，出现大量囤货，让华强北的水货生意更加雪上加霜。

“苹果也救不了华强北了。” 小林给自己十年华强北生涯下了最后一个定语，随即登上返程归乡的高铁。

转型依然离不开苹果

当一个公司出现生存困难时，转型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华强北的水货 iPhone 逐渐消失，苹果配件就成了最大的生意。

近几年苹果的智能穿戴设备引起了行业震动，不论是 iWatch，还是 Air Pod，均是年销过亿的现象级产品。但也滋生了华强北的 “白牌电子设备” 灰色产业链。

所谓的 “白牌” 其实就是无品牌的山寨货，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低廉和外观与 Air Pod 极度相似。比起 Air Pods 动辄上千元的售价令人望而却步，50-200 元不等的白牌耳机似乎更能符合消费者的预期。

不仅外观相似，华强北出品的白牌耳机甚至还做到了支持 “改名定位、弹窗连接、入耳检测” 等苹果 Air Pods Pro 标配的功能。

便宜低廉、和 Air Pod 外观和功能相似的白牌耳机成为行业的销量冠军。据上海证券研究所数据显示：2020 年白牌耳机出货量达到 2.92 亿部，出货占比高达 49%；而苹果 Air Pod 出货量为 7800 万部，出货占比为 21%。

近 3 亿的出货量，让华强北生产白牌耳机的厂商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水货手机，成为华强北的新名片。

虽然白牌耳机销量不错，但过于依赖于模仿的白牌耳机，始终面临专利侵权风险。另一方面，白牌耳机定价过低，也导致厂商能获取的收益有限。虽然出货量高出一半，但净利润无法跟苹果 Air Pod 相比。

从 iPhone 水货和走私，变成 Air Pod 的山寨和抄袭，如果华强北一直将白牌耳机作为核心经营，那只会将名声进一步降低。

坐拥 1.45 平方公里的商业区，一年 2000 亿销售额，成就 50 多位亿万富翁等华强北商业传说，未来会走向哪里，恐怕无人知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盒饭财经（ID：daxiongfan），作者：于师兄，编辑：赵晋杰，原文标题：《大疆反华为之道而行》，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中国，有两家公司的出身、现状以及未来都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是成立于深圳的中国公司，都没有上市计划，且都被美国制裁。一家是全球通信设备巨头，另一家则是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的巨头。

没错，一家是华为，另一家就是大疆。

如今，华为和大疆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以软硬件一体解决方案商的角色，进入到汽车行业中：不造车，帮助车企造好车。

前段时间，上汽通用五菱就宣布了与大疆车载深度合作的阶段性成果——“灵犀智驾系统”正式发布，这套系统号称“实现了任意类别障碍物识别与应对”。

但是，与现在市场上几乎所有厂商不同，搭载大疆车载这套系统的五菱神车，并没有采用激光雷达感知硬件，甚至连大算力自动驾驶芯片都没用，而是大疆凭借着自己在无人机上积累的算法优势，把智能驾驶功能的门槛拉低到了10万元级别的小车上。

相比之下，与华为合作的北汽极狐、长安阿维塔、长城沙龙无一例外都是高端车型，动辄三四十万的售价，并且依靠强大的硬件基础，如激光雷达，来实现高级别辅助驾驶功能。

如此一来，大疆与华为，一个依托性价比，一个依靠自动驾驶技术拉高产品附加值，两种截然不同的打法，开始在愈发激烈的自动驾驶领域争夺车企订单。

一

“我很欣赏史蒂夫·乔布斯的一些想法，但世上没有一个人是让我真正佩服的”，2015年接受福布斯采访时，大疆创始人汪滔如是说道。

不过，除了自己，还有一个人被汪滔视作聪明人。他曾在朋友圈写道，这个人创办的公司“比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强十倍，也比苹果强”。而汪滔说的这个人，就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从昔日偶像到如今的对手，大疆与华为在汽车行业的较量，始于2021年的上海车展。在这一届上海车展上，除了“特斯拉女车主车顶维权事件”引发热议之外，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华为把展台搬进了整车展馆。

华为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网联、智能电动和智能车云五个方面的全套软硬件技术解决方案，在这届车展上全数展出。同时，华为展台上还摆了一台极狐阿尔法S华为HI（Huawei Inside）版的展车。虽然，华为喊着“不造车”的口号，但与展台对面的宝马、蔚来争奇斗艳，也是不争的事实。

相比之下，第一次将“大疆车载”的品牌推向台前时，大疆老老实实待在了供应商展馆里。展台左侧是全球顶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法雷奥，右侧是中国激光雷达公司速腾聚创。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大疆在那次车展上没有高调地抢车企的客流，但也收获了来自大众汽车、上汽通用五菱的订单。

对于华为和大疆而言，进入汽车行业的动机几乎是一致的。

由于美国方面的制裁，2020年华为手机业务受到重大打击。IDC数据显示，2020年华为手机全球出货量为1.89亿台，同比下跌21.5%。受此影响，2020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收入4829亿元，同比仅微增3.3%。

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大疆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了90％，堪称垄断地位。然而，由于行业管控、禁飞等原因，大疆的无人机业务也开始走下坡路，其营收也有所放缓。相关数据显示，大疆的营收和净利润在2018和2019年只有个位数增长，直到2020年才实现同比30％的营收增速和33％的净利润增速。

相比之下，智能汽车这条赛道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谓是前景一片大好。根据《2022中国智能汽车发展趋势洞察报告》预测，到2025年，中国L2及以上智能汽车销量有望突破千万辆，对应智能汽车渗透率将达49.3%，智能座舱市场规模预计突破千亿元。

二

在分食智能汽车这块肥肉时，两者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华为从高端入手，而大疆走的是性价比路线。

与华为合作的品牌，几乎就是冲着拉高溢价去的。

比如，曾经单车均价仅8万元左右的长城汽车，推出了售价高达48.8万元的高端品牌沙龙机甲龙，全靠华为的激光雷达感知硬件和计算平台来支撑智能化属性。再比如，以前单车均价才10万元的长安，抱上华为的大腿后，推出了高端品牌阿维塔，并直接把限量版车型的售价定在了60万元的高位。

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与大疆合作的多为中低端车型。比如在售价20.99万元的小鹏P5顶配版车型上，搭载了2颗来自大疆Livox览沃的HAP激光雷达。而第二款落地的合作车型，是五菱旗下的宝骏KiWi EV。其中，售价10.28万元大疆版车型，搭载五菱和大疆车载合作的灵犀智驾系统。

“上车姿势”的不同，与双方一直以来的定位差异有着一定关系。要知道，华为在手机行业里的Mate系列和P系列都是旗舰级的存在。去年，华为全屋智能解决方案刚问世时，其起步价更是高达99999元，远超同行其他玩家。

大疆这边，在2012年年底精灵系列发布之前，民用无人机市场长期处于空窗期，各类无人机的售价动辄过万元。而大疆通过深入洞察用户需求和自主研发，将产品的重点放在了航拍性能、质量、性价比和易用性上。

简单来说，华为在汽车产品上依旧秉承着“堆料就是好”的原则，而大疆采取的则是“硬件不够算法来凑”的产品逻辑。在电子消费类产品上，性价比路线确实能够带来可观的销量，但放在汽车行业里，成本往往与性能和可靠性难以同时兼顾。

果不其然，大疆的性价比路线之前就遭遇了挫折。

大疆旗下的Livox览沃，用的是“非主流”的双楔形棱镜方案，也是业内唯一采用这一方案的激光雷达供应商。与常见的MEMS振镜、转镜式方案相比，双楔形棱镜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因为，双楔形棱镜方案的光电发射、接收器件不旋转，只有楔形棱镜转动，从而减少了一定的构件成本。

但双楔形棱镜方案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实时性，点云密度会受扫描时间影响，往往呈现出中间的密度最高，周围逐渐较低的点云特征（菊花状）。

这种方案，最早是被大疆用于测绘、工业、安防等市场。不过，这些产品多为静态场景。然而，自动驾驶系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速行驶，并且要应对千变万化的复杂路况，这也就对感知系统的反应时间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大疆的双楔形棱镜方案，显然无法完全胜任自动驾驶系统对时效性的要求。

出现了水土不服之后，小鹏在P5之后的旗舰级车型G9上，就放弃了大疆的激光雷达，转而选择速腾聚创的MEMS激光雷达。而到目前为止，再也没有第二家车企选择量产大疆的激光雷达方案。

三

激光雷达业务受挫之后，大疆开始卖起了“全家桶”，同样还是走性价比路线。

目前大疆车载提供的软硬件一体的智能驾驶产品，主要包括有D80、D80+、D130、D130+，其中D80、D130主要为基础L2级辅助驾驶功能，包含ACC自动巡航、自动跟车、自动泊车等功能，而80和130则代表系统运行的最高时速。D80+、D130+是指进阶版辅助驾驶，增加了激光雷达、驾驶行为识别预警摄像头、4个环视摄像头，可以达到准L3级智能驾驶。

在与五菱合作的2023款KiWi EV车型上，大疆只用了一套“1颗前视双目摄像头+4颗环视鱼眼+1颗前向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的极简硬件组合，也就是D80系统。这意味着，KiWi EV车型只能在时速80km/h以下启动辅助驾驶，功能可覆盖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区和城市快速路。

大疆给五菱做的这套D80系统，属于是大疆车载系列产品中的“丐中丐”产品，不仅没有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地图，就连整套系统的算力也仅有16TOPS。

作为对比，与华为合作的极狐阿尔法S HI版，采用了算力达400TOPS的华为MDC智能驾驶计算平台，长安的阿维塔11、长城的沙龙机甲龙也用了这套计算平台。而主流的大算力平台，则是用两颗英伟达Orin X芯片，比如理想L9、小鹏G9、上汽非凡R7等车型，更是实现508 TOPS的算力储备。

大疆的思路就是：相同智驾体验，用更低门槛的硬件实现。

实际上，大疆把五菱上面这套低成本方案，称之为灵犀智驾系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需提前学习，可针对驾驶安全有威胁场景，包括动静态的任意随机障碍物进行识别避障。

从技术路线来看，大疆走的是与特斯拉类似的纯视觉方案。大疆将其在无人机领域所积累的双目视觉技术，转移到了自动驾驶系统上，基于双目融合点云的算法，得到一个带有包括深度信息在内的几何信息，以此来判断前方障碍物是否会威胁行车安全，从而摆脱对激光雷达的依赖。

纯视觉方案的好处就在于成本低、规模化能力强，但是由于车端感知和计算能力有限，系统的边界也是比较明确的。比如，大疆的这套灵犀智驾系统，在出现未开发或确实无法应对的场景时，将按照预设的降级策略进行层层降级，并主动提醒用户接管。

但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把问题转移了。对于当前的智驾系统，可能用户们更希望车辆更多地自行处理问题，但实际情况是，系统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会把车辆的控制权交还给用户。

一旦用户出现分神、玩手机等情况，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当前软件版本的灵犀智驾系统，还无法识别红绿灯，在路口处仍需要人工介入。而且，由于没有高精地图支持，在错位路口、施工道路时，也需要人工接管。

作为对比，华为在极狐阿尔法S HI版上，引入了全冗余架构——在感知、决策、转向、制动、架构、电源六大方面均有一套备份系统。冗余架构的设计，意味着华为在成本和安全之间选择了前者。但高成本换来的是，备用系统可以在极端情况下支持车辆靠边停车，最大限度确保系统全天候全场景运行。

目前来看，大疆的纯视觉也仅仅是配合五菱汽车走量而来的，后续可能还会有下一代激光雷达的产品上车。而华为目前的激光雷达产品也只是硬件量产上车了，未完成软件部分的升级。往后走，不管是什么技术路线，最终落地到量产车上以后，拼的都将是体验和系统可靠性。

可以预见的是，大疆与华为这场争夺车企订单的正面对战，一触即发。

电影是大屏幕产品，你到电影院就是全身心的看那 2-3 个小时的内容，要紧凑还要精妙，剧情上基本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你可以有注水的剧情（在现在的送审制度下很正常，总要多备点素材，以防万一），但也要紧凑，不能拖沓（比较典型的就是《天下无贼》里面范伟冯远征打劫的段子，就是备用素材，拿掉和主线无关，当然拍的精彩，最后还是用上了）

电视剧不一样，是假定你同时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看的，电视剧不仅不能太紧凑还要刻意一定程度的拖沓 — 我去卫生间一趟，去扭头回个微信，去削个苹果，中间缺几分钟应当不影响我对剧情的理解，而且要允许一定程度上的 “广播化”，也就是不能像电影一样通过复杂的画面语言来表达，台词要直白，不看画面听声音也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比如我要拍一个人突发疾病死了，电影就是那种头晕了开始转镜头然后用力的晃脑袋揉眼睛，bgm 紧促上，闪过一堆快切回忆镜头，然后镜头一黑，最后嘭摔倒在地，全程表情表演特写，再镜头一切到葬礼了，背景一个遗像墓碑，大家面容哀戚。这个就属于电影语言，要有意境，镜头绕人旋转表示人头晕，镜头一黑表示人闭眼了，切遗像就是人没了。但是如果电视剧这么拍是不行的，如果这时候你去卫生间或者分神了，前面人还在说台词，突然一段 bgm，一个嘭，然后等你从厕所出来这个人就从故事里退出了。

电视剧得这么拍：扶着墙叫脑袋疼胸口疼，然后旁边人大叫你怎么了？我给你叫救护车，切救护车镜头，然后切镜头医生对家属说很遗憾，没有抢救过来。你不看，光听台词，整个发病到宣布死亡过程一清二楚。哪怕你在卫生间，你听到人喊难受，好疼，你就知道突发疾病了，医生说没抢救过来那就是告诉你人没了，总之，你听台词，明明白白就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这就是电视剧。

此外，电影基本上都是导演单机拍摄的，因为电影对布光要求高的多，电影都是背光打烟拍的，很难多机位，所以一个对手戏，分 A 中景 A 特写 B 中景 B 特写同框全景，就得演员演 5 遍拍 5 遍，拍的慢也正常。而且电影讲究，比如两个人对话的对手戏，一定得面对面，那你就不能同时架两台机器，那就穿帮了，但是电视剧可以不这么讲究，像演小品一样侧着带点角度坐着，就可以两台机器甚至三台机器同时拍，一遍过，缺点嘛就是打光硬，外加看起来可能有点别扭，不过本来也无所谓，谁会注意《爱情公寓》中吃饭的镜头大多数摆的都是袋装零食呢？

而且，电视剧现在基本上都是至少 AB 组，有明确主线剧情的，导演带主角拍主线，副导演拍一些空镜头、群演的大场面镜头和一些注水的配角镜头 ——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副导演阚犇犇饰演的郑胜利（郑乾）的相关故事剧情是不是和主线没啥关系？因为这就是注水用的 B 组剧情，他就是 B 组导演。

还有就是各集之间剧情相互独立的，多主角，也是分组拍，你有没有发现《爱情公寓》里面虽然是六七个人，但是每个故事都是 1 个逗哏，2 个捧哏的模式？不同的故事逗哏不一样，逗哏捧哏的组合也不一样，每 2 个逗哏的故事交叉混剪出一集来，故事中间会有很短很短的大家在一起交流的镜头，就是强行粘合两个故事的。

美剧也是一样，《lie to me》几乎每一集都是四个主角两两分组，两个案件交叉混剪。

现在电视剧基本都这样，当然在前期编剧创作上就要做好分组拍摄的准备，比如为了粘合剧情，主角会以视频、电话（视频和电话不需要拍对手戏，可以在 AB 组分开拍）、回忆（B 组可以换演员拍少年青年时代剧情）或者替身拍过肩镜头的假对手戏在注水镜头里面出现。这种主角儿都很贵，要尽快把所有出现的戏份拍完走人，配角就便宜的多，A 组的配角可以多留一段时间，和 B 组补一些对手戏，就是粘合两边剧情的过渡镜头。

比如你要拍一个反腐电影，你就得全程是主角之间斗智斗勇，一环扣一环。

如果拍电视剧，一开始编剧就要把注水剧本写好，同步开拍，这边导演在拍主角在审讯室拍桌子，那边 B 组拍配角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线索，主角家有人出来，然后跟踪，把人跟丢了，摇人调监控追上，抓人，反抗，折腾半天进了审讯室结果就是个小偷，然后大家很懊恼，主角安慰大家不要紧继续。

整段故事小偷是龙套，跟人的警察也是龙套，审讯也是龙套，而且故事结果和主线没有关系，拿掉也可以，整个剧情，主角都不需要出现，但为了剧情和主线串上，会在剧本里加上主角警察和龙套电话交待任务之类的桥段，前面说过电话是不需要合拍的，AB 组各自按剧本念台词后期剪进来，以及剧情中主角通过少量假对手戏插入，比如最后主角警察安慰龙套警察，都可以分开拍，A 组拍主角安慰大家，背景靠墙或者门就行了，对着镜头表演，B 组拍大家在会议室里聚精会神的听话，回话，也是对着镜头表演，后期就着台词交叉剪 aB

当然了，两条线如果完全独立成一集，会很别扭，等于注水那一集完全没有主角出现，所以后期这条线往往会和主角拍的主线混剪，主角发现一个线索，龙套一个线索，主角打个电话龙套一接就切到另一条线，来回切这么揉出两集，最后龙套的线索是无用线索，主角发现了有用线索推进故事，其实你把龙套线拿掉，不影响故事剧情。

所以电视剧看起来长，真的是因为水分多，不需要拍这么久。

来源：知乎

文 / 唐飞

来源 / 价值星球 Planet（ID:ValuePlanet）

10 月 7 日深夜，华为心声社区的主页变成黑白样式，“华为家事” 认证账号在华为内部论坛心声社区发布了一则讣告：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通知：公司监事会副主席丁耘先生因突发疾病，于 2022 年 10 月 7 日凌晨不幸去世，享年 53 岁（1969~2022）。”

图源：华为心声社区网站截图
图源：华为心声社区网站截图

截至今天 10 时 30 分，该贴已有 191 页、超 1.5 万条留言。华为员工在讣告下送别丁耘，有员工留言 “痛失一帅”“天妒英才” 等等。这些文字表达了华为员工对丁耘的悼念和不舍。

对于丁耘的不幸去世，华友会主席及创始人俞渭华也发文纪念。俞渭华表示，丁耘热爱跑步和工作，在华为地位极高，英年早逝，让人痛惜不已。据他文中透露，丁耘在跑了 28 公里后，因为心脏问题就没有再醒过来。

图源：俞渭华朋友圈
图源：俞渭华朋友圈

此前据数智前线从华为人士处获悉，丁耘日常热衷于马拉松等长跑运动，“休息时间几乎都用在跑步上了”。

丁耘出生于 1969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硕士。1996 年加入华为，历任公司产品线总裁、全球解决方案销售部总裁、全球 Marketing 总裁、产品与解决方案总裁等。现任公司监事会副主席、总干部部部长、企业 BG 总裁、运营商 BG 总裁。

图源：华为官网截图
图源：华为官网截图

俞渭华记得，1996 年他在华为交换机市场部商业网交换机部担任副总工，丁耘那个时候从中兴通讯过来不久，是东南大学毕业的，比俞渭华大一岁，在 C&C08 万门机研发部。“那一年我们俩在一个项目组配合一起安装了华为第一台 C&C08 商业网交换机，项目组长是张顺茂，那台机子就安装在深大电话公司科技园机楼，我们那时候办公在科技园 1 号楼。”

从组织架构来看，华为目前分为运营商、企业、消费者三大板块，丁耘掌管其二 —— 运营商和企业两大板块，被外界称为是 “华为的接班人之一”。

一位华为内部人士告诉价值星球，“运营商 BG 整个大模块江山都是丁耘打下来的，他是很有能力又质朴的一个人。”

相比较来看，华为的另一位高管余承东更为公众所熟悉，他主管的手机和汽车业务也与消费者密切相关，在另一位华为内部人士看来，这也很合理，毕竟汽车代表着未来。

但他同时告诉价值星球，即便如此，从华为的出身和历史看，它的运营商业务才是核心，主管运营商业务的人一般也比较资深，事实上，“丁耘是半个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他其实比余承东更有权力和资历，是公司的接班人之一。”

在华为内部，丁耘的提升速度算是比较快的，许多华为员工都评价他，这个人口碑不错，也很会为人，是一个很实干的主管。

曾经跟他开过两次会的一位华为内部人士透露，从他开会讲话来看，他的确挺务实，“还有一点就是老板（任正非）非常喜欢他，在老板眼里，他就属于青年才俊。”

据华为财报显示，2022 年上半年丁耘掌管的企业业务收入为 547 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 27.5%；运营商业务收入为 142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2%。

由于长期从事企业业务、运营商业务，丁耘在公众层面的知名度不高，但在行业内则是知名高管，经常活跃在关于 5G、运营商、数字化转型等主题的会议、展览上。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有不少业内人士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震惊和哀悼，有媒体人直言，这是 “通信行业的重大损失”。

丁耘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 9 月 20 日举行的华为全联接大会 2022 上，当时他发表了 “深入场景创造价值，为行业找技术” 的主题演讲。丁耘当时提到，在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下，深化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最大确定性，华为提供 “联接 + 计算 + 云”，助力客户深化数字化转型，释放数字生产力，推进 “为场景找技术” 的最后一公里。

对于他的离世，俞渭华感叹道：“我们年龄差不多，比较谈得来……01 年离开华为后，就基本没来往了，还想着那天他退休了，还可以再聚聚。没想到从此就再也见不到了。华为痛失一员大将，实在太可惜了。”

而在上述与丁耘开过会的华为人士看来，丁耘的离世的确让人不舍和痛惜，但对于整个华为来说倒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毕竟华为人才济济，“很多人都有机会提拔起来”。

据说，现在失业的年轻人，都在假装上班。

如果细心一点，你会发现：肯德基、图书馆、公园长椅、自习室，甚至一辆停在路边的车里，冒出了许许多多穿戴整齐、拎着电脑的人。只不过，屏幕里取代工作文档的，是游戏、美剧、正在修改的简历，或者什么也没有，他们只是在对着屏幕假装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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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上班的原因很多，可能是为了找回“失去的秩序”，可能是无法开口跟家里人坦白自己失业了。有人为此出了“完美伪装上班攻略”，还有人因为和父母住在一起，甚至以外派工作为由，逃到外面租房子。

离开了北京某大厂、假装工作了3个月的小方如此总结道：“虽然逃避可耻，但非常有用。”

没有工作的3个月，小方几乎没主动往家里打过电话，“因为我这人不太会说谎，怕说漏嘴”。和往常一样，她每个月月初会给妈妈打点零花钱，力图营造出一种一切正常的幻觉。

中秋节，因为离职之前就登记了信息，所以公司还是和往年一样往小方家寄了月饼。“收到月饼那天，我爸给我发来照片，我大舒一口气，感恩前司，让我还能再苟一阵。”

同时被裁员的小方前同事郝歆也选择瞒着爸妈，收到公司月饼的那天，妈妈连发三条微信语音：“你怎么不给自己留一点月饼？”“中秋节怎么过？”“要不要回家过？”她一条都没有回。

过去，郝歆在互联网大厂做原创内容生产。有一档短视频节目，周更。裁员之后第二周，她爸就在电话里问她：“为什么这周没有做？”她只好说：“这你就别管了。”

而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更严峻的困难是：由于小方和郝歆的前司有一项福利政策，只要达到考核要求，你就能借公司一笔钱用于买房。“因为被裁，我俩必须要在两个月缓冲期内把这笔钱还给公司。这笔钱的数额是70万。”

“我很清楚，家里帮不了我，如果我告诉他们，只会让他们焦虑，他们一焦虑，我会更焦虑。”

全中国爸妈都一样，打电话的主题之一就是“工作忙不忙”。这个极为日常的提问，在被裁的年轻人耳中，却令人坐立难安。小方会回答：我在骑车、在地铁上、正在忙。郝歆会说：要遛狗了、要进电梯了、没信号了。

95后上海女孩瓶子有过四段工作经历：银行职员——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财务——去了另一家公司做财务，再然后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今年6月，她从那家互联网公司离职，至今失业。但妈妈一直以为她还在那家上市公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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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眼中，瓶子的第一份工作——银行职员，是财务人“最好的归宿”。因为不太能接受“在监控底下工作”，那份工作，瓶子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从那时起，妈妈便将一切不顺归结为“离开银行”。比如，受疫情影响，不少公司开始裁员。妈妈就说：“你看，银行多好，它不会开人，不会倒闭。”

“她如果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我就不会现在那么痛苦到要假装上班”。

另一位每天去咖啡馆假装上班的朋友告诉我，“父母不了解现在整体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如果你是被裁的，他们会说你能力不行、没眼力见儿、搞不好人际关系，如果你是主动辞职的，那也还是你的问题，吃不了苦、眼高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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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歆说，“我们好像在外面受到欺负的人，明明已经被人打了一拳，还要假装跟父母说，那个人对我很好，他很爱护我。而且，脱离老家，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有一种‘好强大’， ‘我能行’的幻觉，我不想把自己的狼狈暴露在老家的亲人面前。”

这大概也解释了，为啥有些人都已经结婚、生娃，失业了还要每天在上班时间先把孩子送到父母家，然后再假装去上班。

被裁员的年轻人年龄普遍30上下，父母大多是50后、60后。他们年轻时普遍经历过分配、下岗潮，缺乏安全感、抗压能力低、容易焦虑。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份稳定的工作更重要的了。

在豆瓣“裸辞群众小型交流组织”小组，聚集了很多假装上班的年轻人，他们互相交流时常常提及：假装上班也是需要技巧的。

它可以很简单——前提是你和父母不在一座城市，你就只需要在每次和他们打电话时装一下。

但是，打电话前一定要看一下日期和时间，不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打，判断一下今天是否是节假日，以决定自己应该加班还是休息。

如果和父母住在一起，那就比较麻烦了。

比如瓶子。失业之后，她仍然每天上午7点起床、8点出门。下午6点，她会在家庭群里通知父母：我回来了。然后在7点钟准时到家。

瓶子家在上海外环，每天早上，她都会挤进早高峰的地铁中，花一小时抵达陆家嘴。

为了让妈妈相信她仍在上市公司工作，她必须去到一个“金融人士会出没的地方”。这样，一旦疫情需要，公布行踪轨迹，她还能跟妈妈解释，自己是公司外派。

深圳女孩蛋子100多天前从大厂离职，也开始假装上班。她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不住一起，这大大减少了伪装的难度。她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开启一天的生活。

不过，有时，她会因假装上班而时间错乱。8月的一天，她以为那天是父亲节，兴师动众地告诉家人，当晚要回家请大家吃饭。回家途中她才想起，那天根本不是父亲节，“我跟我身边的世界是脱节的，那种感觉很可怕。”

假装上班也很累，有人会在被发现没上班时，说自己“请假了”，

有人会把车开到某个空旷之地，停下，睡上一整天，晚上回家再在房间独自熬夜。

还有人因为频繁出现在肯德基，跟店长都混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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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选择躲到图书馆去。那里没人管你，还能看看书充实一下自己。图书馆里到处都是学生，“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仿佛自己也变得年轻，还没被工作蹂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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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想假装上班。假装上班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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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子在早高峰的地铁中，跟真正的打工人们挤在一起，但失业的她从来没有过“自由”的感觉。“正常的公司是9点开门的，商场是10点上班的，早上有一个小时我在地铁站里坐来坐去，忙于投简历，等到商场开门了，我就可以躲进去了。”

上班还有地方呆着，假装上班，无处可去，辛苦一天下来，收入为零。

还要时刻提防谎言被拆穿。瓶子有一次就差点露馅，她在陆家嘴的商场晃荡，突然看到亲戚，落荒而逃。“她跟我妈妈关系非常亲密，如果我跟她打招呼了，你今天就看不到我了。”

时间一久，也会产生自我怀疑，比如怀疑自己这辈子是否还有机会再就业。

“我假装上班最大的恐慌点是在于时间越久，你会越怀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不足，我是不是真的活成了我妈口中的 ‘失败品’？”瓶子说。

瓶子的求职软件

她对下一份工作的期待很明确，一不加班，二不出差，工资低点没关系，反正她是上海本地人。工作对她而言，意味着“替我交五险一金”，以及“让我妈觉得我的生活在正常的轨迹里”。

做一个“社会闲散人员”需要强大的心理。蛋子离职前，很难想象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家人、身边的人。她发现，“社会不允许社会闲散人员生存，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把职业的价值等同于自己的价值，比如，这个人是大厂员工、小公司员工、工人。”

她想逃离这套评价体系。但与此同时，她意识到，自己也曾被大厂的光环笼罩过。比如，弟弟找工作时，她告诉他，要去大公司，要拿到什么样的薪资，“我也在把这套价值强加给他”。

小方告诉我，“虽然假装上班只是失业时瞒着父母的无奈之举，但我还是想主动地从这种假装中找回一点生活的主动权。”

在小红书“假装上班”的标签下，很多人每天依然早起，给自己排满一整天的事。接很多活，想赶紧赚钱还债。忙碌程度堪比工作。

有人说：“我这哪叫假装上班呀，我这简直比那些上班摸鱼的人上得还起劲。”

郝歆把减肥列为了重要目标。她将微信聊天背景设置为一张写着“瘦20斤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的图片。这张图是她找朋友做的。第一版，朋友发来的图中写着“瘦20斤就什么烦恼都没有啦”，她作为甲方，给对方下需求：“不要 ‘啦’，语气要冷酷一点。”

她每天起床后先跳半小时刘畊宏，再在跑步机上跑个三四十分钟。她想在这失控的生活里，“夺取这唯一一点控制权”。

两个月缓冲期下来，郝歆瘦了15斤。但她发现，当体重秤上的数字越来越小时，她也开始越来越慌，“减肥之前我还可以说，之所以现在这么多烦恼，是因为我没有完成目标，但如果有一天，当我真的已经减完20斤了，发现烦恼依然还在，没有少一丝一毫，怎么办？我应该再去哪里寻找我对人生的一点控制？”

这问题，没有答案，但是郝歆会“继续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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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年轻人会在假装上班时，给家里人做一些心理建设。小方会时不时跟妈妈说，“哎呀，最近公司经济状况不太好，项目少了，工资没以前多了，我可能得少给家里点钱。”

“让妈妈对外部环境有点感知，因为无论是否能找到工作，假装上班总有结束的那一天。”

（小方、郝歆、瓶子、蛋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