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被上海交大录取了,学校劝他回去复读冲清华大学

儿子被上海交大录取了,拆开录取通知书,哭的稀里哗啦的,主要是因为没有平时考的好,高考后估分发现数学有至少8分是大意造成的。高考分数出来后,他的班主任跟他一样难过。但是亲戚朋友都觉得上海交大也不差,都在家族群恭喜我,毕竟也是全国TOP3的大学了。

儿子自律能力非常强,他曾经在床头写过一个纸条。写的是:”妈妈不要心疼我,务必5点叫我起床“。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感动的不行,觉得自己生了一个好儿子,儿子这辈子指定有出息。

儿子学习非常刻苦。而且他从幼儿园就喜欢学习,对自己非常严格。有一次小测验他考了98分,他哭着给老师说,让我再考一次,我一定要考一百分。老师说,98分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依然坚持再考一次,老师没办法只能再给他一套题,考了100他才满意。

就这个一件小事,我可以说中国99%的孩子都做不到。关键是我和他爸从来没要求他一定要考100分,我们觉得孩子开心就好了。但是孩子说,学习他就很开心。我们都不知道他这性感怎么来的,关键他爸也是个普通大学河大毕业的,我就一个专科。

学习真的需要天赋,儿子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路都是非常好,都是全校前五的成绩。班主任也是非常看好他,当个宝一样,进入高三后,不但在学习上给他开小灶,生活上也是。每次开家长会总私下提醒我要多关注孩子在家里的学习情况。

我在校外离学校100米的小区租了个两居室陪读,其实我们家离学校其实也很近,坐公交就两个站,但是他爸爸说住近一点可以节约孩子的时间。他爸爸在上海工作,非常忙。一年都难回来一次。

可以说他的班主任在他身上花的时间,比我们父母加起来还要多的多。所以这次只考上了上海交大,他班主任比我们还要难过。毕竟离清华的分数线只差了一点,或许这就是天意吧。

学校领导希望他回去复读,但是他爸不同意,说复读充满变数,压力太大。再说上海交大也不差,考过去父子在一个城市也能照顾他,所以他爸坚决不同意复读。

昨天,他爸破天荒的请了3天的假,从上海赶回老家,说要利用这5天给他摆升学宴和谢师宴。但是孩子现在很纠结,不知道是该听爸爸的还是听老师的,大家给出个主意吧!

一个消失最多的专业,被 83 所大学抛弃

过去 5 年里,一个名叫 “公共事业管理” 的专业,从 83 所大学的名单上消失了。

它成了被大学裁撤最多的专业:从 2017 年到 2021 年,分别裁撤 9 个、9 个、13 个、21 个、31 个。

但 20 年前,它还是高校争相开设的热门新专业:仅 2000 年至 2001 年,开设院校就从 57 所翻番至 132 所。

一个专业因何火爆,又为何消失?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它诞生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管理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但如今在很多大学里,多是 “公管专业考公务员比较方便” 的误解。社会对它的职位需求也一直在降低,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了 31%,2020 年比 2019 年又下降了 37%。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 很多时候,公共事业管理更像是这些专业的杂糅 —— 什么都学一点,但什么都不精。有人入学的时候发现,学校的这个专业刚开设了三年,连个毕业生都找不到;也有人上了课才知道,本专业的老师其实是从其他专业拼凑来的;还有人发现自己是学校里这个专业的最后一届学生,本人毕业后,这个专业从此消失。

一个专业的消失看起来很容易,但身处其中的学生们,要在毕业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才能慢慢体会到这意味着什么。

选择

23 岁的高妍,在内蒙古财经大学读了 4 年的 “公共事业管理”,毕业时,她面临三个选择:考公、考研、去企业,每个选择都不容易。

先说考公。同专业的同学们,给所在的公共事业管理起了个外号,叫 “居委会主任专业”。很大一个原因是,这里涉及公务员考试的课程,明显比其他专业要多,比如公文写作和公务员制度。

为了对得起 “居委会主任专业”,班上的同学绝大部分都对考公极为上心,有的同学会在课程上录音,回到宿舍再整理、背诵。老师也会有所侧重,一名教授人力资源的老师,到了她们班,经常会给开 “公务员考试” 的小灶,讲解历年来的真题。高妍开玩笑: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省下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的费用。

班上的同学 80% 都在考公,但事实是,只有 20% 不到的人能够上岸。真正报考的时候,她们会发现,相比 “行政管理”“工商管理” 这些同属管理学的专业,写明招 “公共事业管理” 的职位少之又少。今年还算好的,因为多了个 “防疫工作人员” 的事业编职位,愿意招这个专业,“但这些职位也很快被一抢而空”,所有没考上公的同学都决定 “二战”。

同样遭遇困境的还有孔梅和她的同学们。

孔梅是哈尔滨金融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 2019 届学生。大三那年,她的一位同学准备考公,先是去网上兴致勃勃搜寻了一番公共事业管理可以报考的岗位,但结果很快给了他一击 —— 他能报考的只是通用型岗位,很多看起来这个专业能干的事情,比如管理类、行政类,报考要求限制了 “法学”“政治学”。

那位同学来跟她分享这个发现,非常失望:“报专业的时候写着培养综合性人才,到最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 图 / 《一起同过窗》剧照

以至于大学四年里,孔梅周围的同学都在拼命考证。她观察到,自己专业的同学考任何证都显得非常 “费劲”,由于这个专业涉及到的课程非常广泛,会计证能考,教师资格证能考,财务和人力资源方向的资格证书也能考。因为课表里有一门 “管理心理学”,她甚至去报考了心理学的证书。但每次去考一个新证,她都发现,课上学的东西,不足以支撑她考下任何一个职业证书。

去企业也是困难重重。看到同学考公受挫后,孔梅选择去找工作。2019 年夏天,她来到北京,一天给自己安排三场面试。回忆起那年所有的面试,孔梅只记得一个场景,无论她投递的是什么岗位,都会被对方问到一个问题:“你们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

她解释:“最主要的是培养公务人员。” 一些面试官的兴趣戛然而止,即使是面对另外一些给她机会的面试官,她也有种心虚,这个专业什么都学,但什么都学不精,如果被问到一些更专业的问题,她肯定答不上来。

最后,她放弃了,开始钻研市场营销的岗位。每次面试时介绍完专业,她都会主动强调一句:“我来自一所金融院校,这个专业也开设了金融和市场营销的课程。” 希望能打消对方的顾虑。

相同经历的还有张爱歌,她投出的简历大多没有回应,她总结:“这专业没有不可替代性,换了谁都可以做,薪资也不是很高。”

最后一条路,就只剩考研 —— 换个专业,从头再来。

▲ 大学图书馆里,学生正在背书。图 / 视觉中国

入局

大学里,高妍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要数春季运动会。

作为一所财经类大学,金融院和会计院,占了学校两大半壁江山,人数最多,分别有上千左右。在这个学校最重要的运动赛事上,金融院已经连续拿了 6 年冠军,会计院每年都是屈居第二,两边火药味很浓,观众席上,两方各准备有一面大鼓,这鼓声能从运动会开始一直持续到运动会结束,谁敲累了就换替补上。相比之下,就 38 个人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简直是个打酱油的存在,运动会上,高妍她们得到的唯一一个奖是 “卫生奖”。

这个专业在学校里也真的边缘。高妍是个活跃的人,几乎每个院系都认识人,但很少有朋友能完整说出她专业的全称。学生太少了,只有一个班,大学 4 年,38 个人里,还有四五个人转专业离开了。作为学校里学生最少的专业之一,有一年,因为只招到了 12 人,这个专业直接不开设了。

这些,都只是公共管理专业在学校的一个缩影。来之前,高妍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她在 2018 年参加高考,成绩刚过一本线 7 分。内蒙古是实时动态志愿填报,场面激烈,妈妈为此专门请了个志愿填报机构老师帮她。老师劝她:“我亲戚之前就是学这个专业的,有许多考公课程,相当于学了 4 年考公,那你再考不是很容易吗?”

志愿填好后,妈妈很开心,高妍沉默了。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她去上海旅游,坐过磁悬浮,觉得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高中三年,她的愿望一直是要 “走出去”,没成想,最后还是留在了内蒙古,学了一个 “以考公为目的” 的专业。

这个专业的人,很多都和高妍有相似的经历。来自河北农村的孔梅,学生时代的画像实在过于普遍,那是小镇做题家的典型面貌:初中的晚自习 9 点结束,高中的晚自习 10 点结束,学校以衡水中学为范本,所有人都在做题,所有老师都在强调:“你要考上大学,你要考上好大学。”

至于什么样的才算好大学,如何填报志愿,通通没有人教给她。她是当地为数不多考上大学的学生,父母不懂,让她自己看着来,她填报了公共事业管理的时候,对这个专业的想象全部来源于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管理者每一次出场都体面又精致。

如果要回溯过去,填报志愿对于张爱歌来说,更像是一种来自老一辈的 “经验主义”,比如,每年高考填报志愿的季节,家长都会把专业分为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在大多数普通家庭,衡量热门的指标是 “将来好就业”。

张爱歌对这个场景太熟悉了。她原本想学英语或者小语种,父母都表示了反对,两个人在单位里做了一辈子职员,信奉稳定是终极目标:“一个女孩,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不那么累,有一份差不多的收入就行了。”

父母最早中意的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但她想去的燕山大学里仁学院没有这个专业。在那几行专业介绍里,公共事业管理出现了,从名字上看,这两个专业似乎差不多,她就这样来到这个专业。

说不上愿不愿意,她接受了这个设定:“会羡慕那些学了自己喜欢专业的人,但感觉这样的人太少了,我遇到的,不管是学了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的,好像都是就这么过来了。”

▲ 图 / 《垫底辣妹》剧照

尴尬

高妍的大学时代是 2019 年到 2022 年,这 4 年,也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被越来越多大学取消的 4 年。

她曾问过专业课老师:“为什么在很多大学里,这个专业会被取消?”

老师思考过后,回答了她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个专业大而全,空泛,特色不鲜明,主干课程核心竞争力不强…… 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独特的专业技能,也缺乏明确的就业方向,连去哪个单位实习专业对口这样的问题都很难回答。”

高妍专业课老师的判断,在不少学生身上得到验证。

孔梅上学的时候,这个专业在学校只开设了三年,这也意味着,学校甚至没有走完培养一个本科生的完整路径,专业设置上的许多事情是没有被验证过的。

如今,毕业四五年之后,她的记忆里,这个专业像一锅 “东北乱炖” 一样,什么样的课程都往里塞。课表有金融、会计、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市场营销,唯一听起来跟公共事业管理搭边的,是 “公共管理学” 和 “社会工作与保障”。后来她认识了别的专业的朋友,聊到各自的课表,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别的专业的基础理论课拿出来拼凑一番,就组成了她的课表。

师资也存在问题。孔梅上学的时候,专业里大多数老师都是硕士学历,一位教人力资源的老师那时候还在念在职硕士,那个老师没有学位证,只有毕业证。一个老师同时上两门不太相干的课也是常发生的事情,比如,教 “社会工作” 的老师是外聘的,教 “工程事业管理” 的老师原本的专业是 “林业管理”,在孔梅写毕业论文的期间,老师就离开了学校。

实习也显露出这个专业的尴尬。孔梅还记得,当年的实习课程是一段为期两周的模拟银行,通常是三个专业的学生组合在一起,选定好社会角色,模拟企业在社会中是如何运转的。金融专业的学生,很自然地选定了银行内部的岗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去做 HR,最后,只有自己专业的同学无处可去,散落在供应商、财务、人力等各种各样的岗位上。

张爱歌的经历也类似,当年毕业实习的时候,老师带着全班同学去了一个葡萄酒基地和一个生产玻璃的公司,走马观花式参观了一天,这就是全部的实习内容了。

一段时间后,她认清了一个现实,除了她之外,很少有人是主动填报了这个专业,大部分人是调剂过来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刚开学的那一年里,辅导员反反复复抓住所有的场合强调,希望同学们对这个专业有信心。

但颇为讽刺的是,大一刚读完,这个专业就被取消了,张爱歌成了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最后的一届学生。学校也没有任何解释。她和同学们猜测,“也许是就业不好”。到了大二,她们班上有三个同学抓住了最后的转专业机会,逃到了会计专业。

▲ 从 2017 年到 2021 年,公共事业管理累计被 83 所大学裁撤。作图 / 田伟

代价

随着时代变化,专业的淘汰和新增是常态。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实行备案或审批制度,每年集中进行一次。最近一次是 2022 年 3 月,全国高校一共新增了 31 个本科专业,涉及 “行星科学”“智能地球探测”“空天智能电推进技术” 等高精尖专业,于此同时,撤销了 804 个专业,理由是 “生源不足、教学质量不高、就业质量不佳”。

但在近 5 年时间里,像 “公共事业管理” 这样,被高校集中、频繁地撤销的专业,还是少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人工智能” 专业,一共有 95 所高校选择增设。

叶晓阳,是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密歇根大学。他多年以来的研究方向,是试图用行为经济学和人工智能改善学生的教育决策,其中就包括如何选择大学专业,以及研究其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在他看来,很多大学在本科阶段开设管理学,本身就是一件 “很水” 的事。“你知道中国招生最多的本科专业是什么吗?是工商管理专业,10% 的学生都读这个,每个学校都开,成本低,又吸引学生,最后就业越来越难,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就更难了。”

评价一个专业水不水,叶晓阳有一个公式,是 “兴趣 + 能力 + 前景”。“看学生对这个有没有兴趣,学了之后有没有能力、技能的提升,如果说一个专业水,基本上就是除了给一个学位证,没有其他大的收获。”

教育专家熊丙奇也评价过 “公共事业管理” 专业。他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因为这些高校当初为扩大规模和体量,追求 “大而全”,草草增设本科专业,却并不具备或并未着力补足办好这些专业的条件。“公共事业管理这类专业,由于不需要什么专任师资、实验设备,更容易一哄而上举办,学生也以为是热门,因此不愁招生,但由于师资问题、课程建设问题,很多学校并没有办出特色,也保障不了质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比起综合类大学,单科性的院校,比如医学院卫生事业管理、师范院校教育事业管理、体育院校的体育事业管理,也都属于 “公共事业管理” 专业,相对能办出特色。比如,高妍所在的内蒙古财经大学,多年来一直坚持开设 “公共事业管理” 专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内蒙古唯一具有财经类背景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但即便如此,高妍在本科毕业后,依旧经历了一番折腾。

大三那年,她本来计划考研,想考到 “工商管理” 专业去,但数学成了障碍。研究生考试前两个月,她极为焦虑,甚至哭了一场,最后改变主意,决定去公司。

一直以来,按照高妍的性格,她都有两手准备,大学里,她没有像同学那样考公,而是把时间用在了企业的实习上。

她投了不少简历,最后有四五家邀请她去面试,最终,她拿到了 TCL 的 offer,这在今年找工作难的大背景下,其实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一来,是因为 TCL 的特殊性,由于布局光伏新能源和半导体显示,这家公司逆势招了 4500 多名毕业生 —— 正好被高妍赶上了。二来,企业的实习经历也起了作用,让她有了做实业的经历。“如果没有这些实习经历,我拿到 offer 的可能性估计为零”。

然而,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她是幸运的,也是焦虑的 —— 她的不少同事,都是行政管理专业出身,作用于她身上的专业困境,依旧还将继续。

36岁日结工进方舱干活感染

36岁日结工进方舱干活感染 康复后找工作艰难 饿到喝水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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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6岁了,长逸还在为一顿饱饭活着,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有口气在,饿不死就行。”

为了吃饱饭,他来到上海打工,因为吃不饱,疫情里他去了方舱工作。然而,他在方舱感染了,现在,他因为“阳过”找工作不断遇挫,最窘迫的时候,手头只剩两包泡面的钱。

文 | 蔡家欣 编辑 | 周航

“阳过”

铁皮屋的机房被阳光烤得发烫,十几台机器隆隆运转,喷吐出一股又一股的热浪,像一锅蒸笼。这是上海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天,室外都达到40度,还有机器轰鸣的响声,紧紧贴着耳朵,这些都让长逸感到眩晕。

每天,长逸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十几个小时,连续灌下20来瓶的盐汽水。上厕所的时候,还是憋不出一滴尿——那些水全变成汗液,从皮肤流淌而出,渗进眼睛、嘴巴。衣服、口罩一挤全是水,脚底的劳保鞋,又厚又硬,浸着黏腻的汗气。

没人能忍受这样痛苦的工作,两天时间,和长逸一起过来的八九个人,跑得只剩下他。他也想过走,但实在没有选择余地了。

这段时间,长逸怎么也找不到工作,原因是他“阳过”——这个词出自劳务中介之口,形容感染过新冠的人,即使已经康复,因为企业担心“复阳”让全公司停摆,他们也不接收。

过去一个多月,长逸就没找到工作,招聘群甩出的启事,有的明确说明“阳过的不要,去过方舱的不要”,有的则要求,“最近3个月的核酸检测报告”,问过几十家,没有单位愿意接纳。

他不死心,骑着自行车到现场找劳务,没人理会他,“他们人多了去了,怎么可能会听你的?”也曾试图隐瞒,到现场后才发现要扫“核酸码”——而“阳过”、进过方舱的人,只有专门的“随申码”能扫出信息。

在上海,通过政务APP“随申办”,既可以打开黑色的核酸码,也可以打开绿色的健康码,两者在疫情期间曾同时使用。现在,使用的人群则不同了,康复者只能使用绿码,且做核酸时需要单管,其他人则可用黑码做混管。

据上海市新闻发布会,康复者在经过7天居家健康监测后,“3个月内不纳入社区筛查”。有人认为,该举措是因为康复者三个月内CT值不稳定,如果测出阳性,会让整个社区封闭,区分后则能不受影响。不过,更多的新冠康复者并不了解区分目的,并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不理解——这让他们很轻松就被识别了。找工作时,长逸看到工厂门口统一的核酸点——应该只扫黑码,他扫不出来,系统上弹不出他的信息——就知道瞒不过,只好作罢。

除了扫码系统不同,长逸求职时,要“闯”过的另一关是历史核酸记录。5月初,他被派往浦东做保安,上岗第一天的晚上,劳务直接要求他们交出手机,一个个翻阅健康云上的核酸记录——“阳过”就此暴露,他被连夜送回宝山。直到现在,长逸还能在随申办系统里翻出4月21日的阳性核酸记录。长逸也为此生过气,但更多地,他只是无奈地接受现实,只是理解为“命中该有此劫”。他也没想过,显示如此之久的核酸记录是否合理。

这种经历并不是长逸一人独有的。不久前,一篇名为《我躲在虹桥卫生间,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在网上刷屏,文中的主角阿芬因“阳过”找不到工作,无奈住进了虹桥火车站的厕所隔间。

遭遇这一就业歧视最严重的,正是阿芬和长逸这样,飘萍般游荡于都市各个角落的日结工。又或者护工这样的特殊群体,比如一位55岁的妇女,她说自己在上海做了两年护工,还清治疗儿子抑郁症和自己车祸欠下的债务,但在感染后,再也找不到护工工作了。

长逸在高温机房里作业两天。讲述者供图

日结工

长逸顶个光头,今年36岁,上过大专,但人生的全部信念,还是吃饱饭,他说的最多一句话是,“有口气在,饿不死就行”。

对于他这样有力气的人来说,活下去原本不算难,但十多年前,他得了躁郁症,要长期吃药,在福建老家办了精神残疾症。这张证帮他减免了医药费,但也让吃顿饱饭变难了,比如没法考取保安证,县城的很多单位也不敢录用他。

就因为这,去年10月,他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异地他们查不出来”。在宝山区一个快递站做临时工,分拣、拉货,面对成千上万个包裹,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日结工再适合他不过。这类工作不审查,干一天结一天工钱,累了,就休息两天。要说坏处,就是中介抽成太多:一个小时28块钱,到手只有17块。每个月挣4000来块,刨去房租、吃饭,剩不了几个钱。夏天总是费水一些——房间没有空调,太热,只能频繁冲凉。生活太拮据了,得管住每个水龙头,电话里,他絮絮地算着这些账。

夜里下班后,他骑一辆共享单车,穿过尽是铁皮工厂的村庄,来到一栋红砖房前。下车,用密码锁锁住单车,要不这样,第二天就没车骑了,每月他会缴10元包月费。房间原是澡堂,被粗略地隔成两截,一半厨房,一半卧室,每月租金800块。里面只有一张硬床板,桌子、柜子都没有,长逸买床垫子和被子,就住进来了。

但长逸很满足。工作之余,没什么娱乐,他总躺在床上看书玩手机,饿了就给自己炒菜做饭。每两个月,家乡那位好心的医生会给他寄药品。

小心维持的生活的平衡,直到4月初被疫情打破。

封控来得仓促,他临时买了五六十块钱的菜,却在小卖部被人顺走。又高价买白菜和萝卜,靠家里仅剩的大米和豆腐乳,每天只吃一两顿,愣是撑过10天。隔壁人家虽是卖菜的,但拖家带口,有六七口人,他也不好意思开口。“天天跟坐牢一样被耗着。”他说。

2022年3月11日,辽宁沈阳,街头等活的零工。图源东方ic

去方舱

那天凌晨,长逸正躺在床上为吃饭发愁,群里弹出一则志愿者招聘,写着“包吃住,每天800元”,“我太激动了,终于有救了。”他立马翻出厨房的米袋子,抠出最后半碗米,一口气全煮掉,就着最后一丁点豆腐乳,将肚子填饱。他形容自己当时“心情悲壮”,“就像要参加革命一样”。

凌晨4点半,抓起一包衣服,带足药和充电宝,他翻身过墙,骑着那辆共享单车,趁着夜色,逃离封控中的村庄。一路上,他看见一个陌生的上海,昔日宽阔的柏油大道铺满落叶,路边的电瓶车东倒西歪,积了一层厚厚的泥尘。除了站岗的防疫人员,路上几乎没人。到处是关卡,长逸不断绕行,快要抵达终点时,黄浦江挡住了他的去路。实在没辙了,他只好给劳务中介打电话,换到最近的方舱——酬劳也由每天800块变成400块。

长逸没觉得太可惜,脑中只有一个想法,“还是有饭吃。”共享单车越骑越重,实在踩不动了,他就下来边推边走。沿途看到别人喝剩的矿泉水,他捡起来就喝,“没办法,顾不上那么多,命要紧啊!”

到达方舱已是下午5点多,离出发过去12个多小时。骑了50公里的路 ,长逸整个人饿得发抖,他却说,“心情解放了”——终于不再为吃饭发愁。那晚,他一口气吃了三份盒饭,至今清楚记得里面有鸡肉、牛肉和红虾。他笨拙地形容当时的感受,“菜好好吃,我都感觉好幸福。”

方舱由一所中学临时改造,长逸每天要清理病区的生活垃圾,给病人做核酸、通知他们领盒饭。防护服一套就是9个小时,一天下来汗淋淋的。虽然累,长逸又回到疫情前的满足,“至少能吃饭嘛。”

每个志愿者管一层楼,10来间教室,100来号病人,最难受的是那些老人。情况好点的,是60多岁的女儿陪90来岁的老人而来,情况差的有坐轮椅的,还有戴呼吸机的。有人上厕所一蹲起不来,在厕所间大哭大吼。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得帕金森综合症的老人,手抖得不行,筷子也拿不稳,讲话也不利索,长逸担心他拿不到饭,总是单独给他预留起来。

第10天,长逸确诊染上新冠,低烧、喉咙痒,会出汗。不到两天症状就消失了,长逸被调到感染楼层照顾阳性病人。他没太把感染的事放在心上,觉得反而让工作轻松许多,因为不用再来回穿脱防护服。

就这样幸福地工作了20天,挣了8000块钱,还掉之前看病、租房欠下的外债,剩下千把块钱。但此后发生的事,远远超出他的理解能力。

先是方舱工作结束后,5月1日,他被劳务公司调往浦东当保安,但因为“阳过”,在半夜12点被送回宝山。5月17日,隔离结束后,他拿着解除隔离通知书进村,却在村口被人拦下。他打过110,也拨过市长热线,都无济于事。他绕了好远的路,寻着路障的缝隙就往里钻,终于躲回了出租屋。

接着便是6月1日上海全面恢复生产,长逸发现自己怎么也找不到工作了,“(没想到)把饭碗给砸了。”

生活陷入了更大的困顿,房租重新开始拖欠,担心他跑路,房东打来视频查看他是否还在出租屋,最拮据的时候,手头只剩七八块钱,只够买两包泡面。

2022年4月16日,上海,康复人员从一方舱医院出院。图源东方IC

循环

令长逸这样的求职者无奈的是,歧视普遍以“潜规则”的形式存在着,7月上旬,上海本地媒体走访发现,许多企业招聘不公开要求“历史无阳”,但在实际招聘中将康复者拒之门外——他们担心复阳影响整个企业生产。

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现象。事实上,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证明,核酸复阳者没有传染性。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提到,严禁在就业上歧视阳性康复者,“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

很多人已经选择回到老家,有人打算等核酸记录回溯不到,再回上海谋生,也有人决定彻底离开。3个月前,一个44岁的护工从深圳奔赴上海谋生,感染新冠后却像皮球一样,被人在学校、宾馆、待完工的楼盘之间转移。直到离开那天,她才第一次坐上这里的公共汽车——路上,她决心不再踏足这个大都市。

7月13日这天,长逸还在朋友圈看到招聘上明晃晃写着,“阳过的不要”。对他来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7月9日接到那份在铁皮机房的活——给一家集装箱工厂换装新的压缩机。

在高温机房里干了两天,长逸领到700块工钱,终于补齐房租,他松了一口气,“最起码不用流落街头。”但回到家,他中暑了,接连发烧好几天。他不敢买药,身边没人,被烧得迷迷糊糊,还要在病中提醒自己,记得起床冲凉降温。

高温机房是不能再去了,“再干连命都得搭进去。”只是他又陷进吃不饱饭的循环中。靠三、四斤米维持着,能省则省,每天只吃一顿,就着榨菜下咽,饿的时候,就喝水填肚子,因为缺乏维生素,牙龈天天出血。

他期盼的日常并没有完全回归。做核酸时,“阳过”的他被要求排在单管队伍里,每回见着他,混管一列总有人要后退好几步。

长逸明显感觉到,往日热闹的城中村冷清了许多。曾经这里工厂集中,打工者众多,很多餐饮店以此为生,沿街夜宵店的吆喝声都要囔囔到凌晨。现在许多店铺门户紧闭,人流似乎比以往少了一半,经常听人提及,谁谁谁又拖欠房租跑路了。

长逸也想过回老家,只是相比大多数人,他总是少了一点选择的余地——回家隔离费好几千块钱,哥哥在外打工,回去也是一个人。在他小时候,妈妈就出车祸去世了,父亲好不容易拉扯两个儿子长大,几年前也病逝了。老家是偏远的农村,他不会种地,回去也没有能吃饱饭的营生。

对他来说,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因为躁郁症,这些年他一直孤身一人,现在已经习惯了。平日里,他喜欢看苏轼和王阳明,试着学习他们的生活态度,“一生颠沛流离,也还是照样那么过。”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叫“长逸”,寓意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不久前,在朋友的指导下,他开始在网上卖家乡的桃子,利润薄,卖到东三省都得倒贴邮费,但也算多了个营生。等天气没那么热,他还打算去一个私人工地,朋友介绍的活,做装修前拆房,说到要在烈日下扛着一大麻袋的建筑垃圾,他只是笑了笑,“做苦力的,就当锻炼身体了。”

县城的房子都卖给了谁?

这是很多县城的图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县乡,去往更高线的城市,但他们又依赖家乡的资源保障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他们掏空几个钱包回县城买了房,像是买到一张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场券,而那些房子本身,大多数时候,可能是鲜少居住的钢筋水泥。

文|冯颖星

编辑|楚明

冷清

这个夏天,在河南驻马店平舆县卖房的卫峥遭遇了职业生涯里最惨淡的销售季。循着既往的经验,这原本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五一、端午假期轮番上阵,在外地工作的人们趁着这几天返回老家,带着在外辛苦打拼积攒的积蓄,只用 20 万元左右,便可首付县城的一套住宅。更多的时候,县城的人们不喜欢贷太多款,他们的首付款会付得更多,甚至达到六到八成。假期的几天时间内,能卖出平日 20 天的销量。

这几日,售楼部会被一种节日的氛围包裹。各种小游戏一轮接着一轮,比如吃西瓜大赛;小蛋糕、太阳伞等各种小礼物免费送,以此聚拢门店的人气。地产商们甚至还会占领县城居民们的朋友圈 —— 转发点赞就有礼物拿。房子的折扣降到了最低,买房还送家电,但这些动作在 2022 年似乎都失效了。

当我抵达平舆这座位于豫东平原的县城,楼市的热度已经不在,从城东到城西,售楼部几乎都清清冷冷。有销售极力给我推荐房源,说「今年卖了几百套」,但她所在的售楼部四下无人,我是这天下午唯一的看房客。

当地楼市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激起水花了。今年 5 月,首付门槛从 30% 下降到 20%,利率一降再降,卫峥却愁眉不展,他深谙老百姓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前几年,开一栋、清盘一栋,客户看了当天没下单,我说没关系,下个月继续涨,等他再来看,真的涨了,咬牙也要上车。」那几年的钱太好挣了,卫峥所在的楼盘,大多数销售自己都会买下两三处房产,「钱跟捡来的一样」。

他极力说服自己适应目前的境遇,「一家大开发商上个月也就卖了两套」。可卖不出房和公司考核的压力一并袭来。没有成交的日子里,考核也更加严格,他每天要拨出 70 个电话 —— 有人专门检查他的通话记录,还要下乡去做宣传,说服村子里还没有买房的人家。大多数时候,到了村里,他只能见到几个没有经济能力的老人,再空返而归。

不止一次,卫峥把电话拨出去,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传来,说自己还在外地,「回不去」,还有人说,「从春节离开家到现在,没挣到钱,咋买?」卫峥理解他们的无奈,「他们也不是不想买,回不来啊。」

县城的一套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当地体制内的人士告诉我,「没房,姑娘连你的面都不会见。」他是县城人,家里有一栋 4 层的自建房,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相处 3 年的女朋友还是以他在县城没有商品房为由和他分手。

在河南驻马店地区,2020 年平舆县房地产开发增速为 14.6%,是该市房地产开发增速最快的区县。与房地产快速发展对应的是,2021 年,这个县城的 GDP 增速为 10.56%,超过驻马店地区所有区县。

经济增长和城市容貌的改观会激发县城人的身份认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会得意地跟外来的人说,平舆要比周边县城发展得都好,「周围县城的人也会来这儿买房」。但当夜幕降临,往西面的新城走去,道路宽阔而空旷,高楼林立,却又不见几户亮着灯光。在老城区里,有的小区除了一楼底商,楼上甚至漆黑一片。

平舆,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县,却浓缩着很多县城的这幅图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县乡,去往更高线的城市,但他们又依赖家乡的资源保障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他们掏空几个钱包回县城买了房,像是买到一张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场券,而那些房子本身,大多数时候,可能是鲜少居住的钢筋水泥。

高楼林立,抬头不见几盏亮着的灯光 冯颖星 摄

100 万

平舆城区不大,中国县城常见的「三纵三横」结构在这里同样适用。三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三条纵穿南北的道路,大致就勾勒出了县城的形状。如果骑电动车沿着县城的最外环行驶上一圈,只需半个小时。

在这个县城,城乡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沿着市区的主干路向西一直走,甚至不用穿越村庄,便能直接抵达隔壁的汝南县城。只是在这条路上,有几条不起眼的分叉,钻进去,现代的钢筋水泥楼房越来越少,高楼连着农田,平原一望无际,这便是平舆的乡镇与村庄了。

在当地,流传着一个说法,一个儿子 100 万。如果家里有儿子,那么构成他婚姻的必要条件是 100 万元的启动资金。

把这 100 万元拆开,县城的房子是首要必需品,一套普通的商品房大约五六十万元,毛坯。装修或者买车还要花去 15 万元左右,最后才是彩礼。大多数时候,彩礼需要分两次给,确立关系要给一次,订下结婚的日子要再给一次,两次要给出 16-20 万元不等。至于三金、婚纱照与摆酒席的钱,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三万五万的,都是小头」。如果县城没有房子,后面的一整套程序都跟你没关系了。

这种金钱绑定婚恋的窒息感,将在过年的那几天里集中爆发。返乡的年轻人,会在家人的要求下,尽可能完成相亲、确立关系的婚配环节。速度更快的,可以在十几日内走完定亲与结婚的全部流程。村里的女孩比男孩少,当地的一位村干部王怀礼很认真地跟我说:「下手要趁早,晚了,姑娘就被挑走啦。」

在这个县城里,你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年龄压缩、人生折叠之感,人生节奏都在尽可能地往前赶。有时候你跟当地的年轻人谈起他们的婚姻,有人会特别强调,「我是合法婚姻」。在他们出生的村镇里,十八九岁就举办婚礼,再正常不过。

王怀礼 20 岁时经人介绍跟邻村的姑娘组成家庭,他的两个儿子又分别在 20 岁的时候成了家。现在,50 岁出头的王怀礼已经是 4 个孙子的爷爷,最大的孙子今年 13 岁。

2017 年五一假期,王怀礼的大儿子从外面回乡,首付 25 万元,在县城买了套 110 平米的三居室,「是给他 2009 年出生的大儿子买的」。这个 1990 年出生的小伙儿要给自己的孩子提前筹划,好让他 7 年后,不会因为房子,输在择偶的这条必经之路上。

这似乎是这个家庭难以摆脱的人生沿袭。在子女成家这件事上,当地的父母有种无法脱卸的强大责任感。这种责任与压力,又会直接传导到下一代身上。

王怀礼的大儿子成绩原本不错,初中去了县上最好的初中,高中又考上了县城最好的学校,让王怀礼很是得意。但读到高二,大儿子再也不愿读下去了。他眼看着父亲辛苦 —— 自己还在读初中,父亲便开始攒钱给自己在村里盖房子,每攒到一点钱,自家一块宅基地上的房子就叮叮咣咣地再长高几尺。

因为有两个儿子,儿子们的婚房是这个家庭茶余饭后避免不了的话题。「我的娃太懂事了,他们听了心理都有压力」,王怀礼说。但他也不愿儿子放弃上学,任凭怎么劝说,大儿子还是辍学了,离家进了南方的电子厂。「他心疼我,『咱们不是城里领工资的家庭,一年只能种两季粮食,一季没收成,这一年就只够个吃饭』,他要自己去挣盖房子的钱。」

一年后,王怀礼初中还没有毕业的二儿子也走上了哥哥的老路。提起自己的两个儿子,王怀礼直了直腰,「懂事,能干,没有城里孩子娇生惯养的毛病,有时候两年才会回来一次」。

现在,两个 90 后儿子都在外为他们的孩子们奔波。他们要给自己的儿子攒出 100 万的「老婆本」。在当地,100 万的「结婚标准」是 2017 年之后划定的,王怀礼将此解释为「随行就市」。也是在 2017 年,县城的四邻八乡突然掀起一阵进城买房的热潮,房子一天一个价格。邻里之间,谁家在县城买了房,其他有男孩的家庭便捏了把汗,生怕自己家给儿子攒的「本钱」要输给行情。买的人多了,县城房便成了谈婚论嫁的「最低标配」。

尽管心里并不乐意,但王怀礼的家庭也只能跟着行情去走,「没办法,你在这个环境里,村里的人,爱比」。

曾有房地产商打出「结婚先买房,轻松做新郎」标语 图源视觉中国

出走

为了挣到这 100 万,很多年轻人要离开老家。

今年 5 月,平舆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当地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这轮全员核酸,共检测了 60 万人,这也被当地人们当作该县常住的实际人口数量。在 2020 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平舆县共有户籍人口 117.24 万人。也就是说,近两年里,全县将近一半的人口都在外地。

这种出走,更多是「亲帮亲,邻带邻」的方式。在卫峥工作的楼盘,近半数女销售员的丈夫在南方做防水,这也是平舆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90 年代,沿海城市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平舆人卷上铺盖,拎起沥青壶一路南下。凭借着 25 万防水大军的劳务输出,平舆也有了「防水之乡」的称号。

防水不是轻松的工作,技术门槛虽然不高,但需要手脚并用、烟熏火烤。楼顶是防水重要区域,雨天做不了工。卫峥听外出做防水的朋友讲,脚要不断往前推防水卷材,推过的卷材还要用火枪去烤。太阳就在头顶晒,楼顶的水气又往上蒸发,脖子上搭着的毛巾卷都浸透了,汗水还是顺着眼睛往下流,最热的时候,「头一栽,就啥也看不见了」。

当然,收入也丰厚。做其他工作,一天或许能挣到一二百的工钱,但干防水,「一天能挣 450 块,还是日结」。卫峥给我算了笔账,假如一家 4 个劳动力,留下一个看孩子,其他 3 个人都出去做防水,一个月能挣 3 万多元,不到两年就能在平舆县城买套房子,「生活的基本保障就有了」。更有头脑活络的,早早完成从「打零工」到「揽工程」的角色转变,成了平舆最富有的一批人。

浩浩荡荡的防水大军扎扎实实刺激了平舆的房地产。卫峥 16 岁就南下打工,2015 年回到平舆,开始进入房地产行业。他的第一任老板是广东顺德人,瞅准平舆这个县城的商机,在县城西北面拿了一块地,取名「城市之心」。也在这个楼盘里,这个县城的人们第一次见到样板房,对未来的家有了具体的想象。

卫峥跟同事们背上统一的双肩包,穿着笔挺的制服,骑着统一的单车在县城里穿行。那是从大城市带来的全新营销方式,销售们的书包里背着「给平舆人的一封信」。信封贴着邮票,外观精致。信上写着,平舆人值得拥有更好的居住环境,他们应该在这座县城里享用到跟大城市一样的房子,并将在平舆这座县城里,建立新的地标。人们郑重地接过信封,把信仔仔细细地收藏了起来,「没人把它丢在垃圾桶里」。

这个楼盘里有 91 栋联排别墅,经卫峥之手销售出 14 套,「其中一半是在外地做防水的老板」。

后来,城市之心落成,有着罗马柱和西班牙风情,确实成了平舆新城的中心。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在城市之心的周边,越来越多的农田长出新楼盘,房价也跟着蹭蹭往上涨,2000 元、3000 元,后来涨到了 4000 多元。每开一栋楼立刻售罄,行情最好的时候,客户需要摇号,「拿着钱都买不到」。在县城北部,硬生生长出了一座新城,与城中村一路之隔,新旧之间,形成显著的对比。

这些年,很多县城都在大张旗鼓建新区,现代楼房开始成为县城人群的标配。人们从大城市返乡买房,而后继续涌入大城市,进行新一轮的打拼。县城的房子,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人们衣锦还乡的标志物。

县城气派的新楼盘 冯颖星 摄

分离

房子买在县城,人却在外地。大多数时候,他们不得不与子女分离。

如果带着子女一起去大城市,则意味着更多的家庭经济消耗 ,「100 万」目标的实现时间要被拉长。此外,他们的子女在大城市难以享受优质教育,也不能在异地参加高考。无数的案例也在提醒他们,许多在外地读过书的孩子,在高年级时回到老家,因为不适应新的环境,学习成绩可能一落千丈。

王怀礼对此也很无奈,在没有太多就业机会的县城,这近乎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两难困境:留下,搞不了自家的经济;离开,又守不了孩子。

「不出去怎么办啊,他们的孩子还要留下来读书。县城里的房贷要还,以后结婚也要花钱,他们留下来陪伴,就没法挣钱。」 他说。

1997 年出生的程好,是分离家庭后遗症的波及者之一。父母打小就不在身边,他不得不跟着亲戚们生活,小学转了三次学校,从村里转去县城,又跟随亲戚转回村里,常常刚熟悉学校的环境就要离开。到了初中,他进了县城的私立寄宿学校,才算终结了自己动荡的生活。

读初中时,程好周围都是跟他一样的「留守儿童」。10 天放一次假,学生们极少回家,衣服都是自己洗。进入青春期,很多人一度不知道目标与方向在哪儿,「也不知道为啥学,不想学了就玩」。他的身边没有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样本。电话的另一端,父母也会对他叮嘱两句,但起不到引导作用,「离得那么远,他们也不知道你的真实状况,敷衍两句就过去了」。

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很短,甚至他们过年也不回来,他还是会想在深圳的父母。很多次,程好都在电话里跟父母提出,想去他们工作的地方看一看,最后得到的答案都是拒绝。「他们住得不好,说是瓦房,到处都是蚂蚁,睡觉又热。」

特岗教师吴凌玉在平舆的一所乡村小学任教,工作第一年教的是五年级。令她惊讶的是,一个班级里 54 个孩子,会背乘法口诀的只有 20 多个。她留心一数,班里的留守儿童,将近 40 个。少数几个孩子父母其中一方出去打工,留下一人照看他们,还不算完全的留守。

多次家访后,乡村小学校长李学智发现另一个现象:这些早早结婚又常年在外打拼的年轻父母中,离婚者的比例正在升高。他所在学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孩子的父母已经分开。

他关注到自己班上的一个男生,经常考第一名,但几乎不与同学打交道。「性格就像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在课间,他不止一次看到这个孩子蹲在角落抱住自己,用手指抠地上的石块与沙子。有同学试图靠近他,这个孩子会立刻朝对方丢石头。经验告诉这个校长,当孩子出现这种性格孤僻的状态,多半是家庭出了问题。

留守儿童与母亲依依惜别 图源视觉中国

虹吸

100 万装备赛里,程好是略显幸运的人。他的妻子是自己的高中同学,免去了相亲的烦累,岳父也格外体贴自己,彩礼一共「下」了 8 万 6 千元,极大地减轻了他原生家庭的负担。房子总归是要买的,在深圳收废品的父母拿出大约 20 万元的首付,剩下的贷款全家人一起还。

程好跟我说,自己在西安打工的岳父,没有像县城里的大多数家庭一样,要求他一定要在县城买房。只是,一想到自己儿时的留守经历,他觉得房子不管怎样都得买,「我得让我的孩子在县城好好上学」。

买房是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最直观的手段。近两年,平舆县推行划片入学,城区里有房及住、户一致的孩子会优先录取。教育资源在房子上产生的溢价,在县城也普遍存在。距离平舆县 50 公里的另一个县城上蔡,一所小学附近的一个次新小区,房价高出县城平均房价约三分之一,而且一房难求。

新学校和新校区伴随着新开发区出现,几年的时间里,常住人口 60 万人的平舆县,城区里小学的数量已经扩建至 27 所。县城因房地产而对乡镇生源的虹吸也更明显。

城区学校的体量愈发庞大。2021 年秋季招生,平舆实验小学一年级共招收了 18 个教学班,入学第一天,学生家长发现,一个班里居然塞了 100 个学生。卫峥的女儿就读的小学,情况比实验小学稍好,一个班的学生数量在 90 名左右,但教室还是不够用,后来学校索性租了附近的一片空地,建了铁皮房,当作学生的临时教室。

在平舆县下辖的 13 个乡镇,则是另一番景象。近些年来,乡镇学校撤点并校,王怀礼的大孙女在村子里读到三年级,就不得不转去镇上的学校就读。村里的小学只开到三年级,再往上,班里的学生和老师都凑不够了。

王怀礼所在的村子,户籍人口共有 3000 多人。村里的小学,幼儿园与小学合并在了一起,也仅有 60 个学生。

李学智谈及他学校的状况时,感到很无奈。为了留住学生,一年中至少有 4 个月份,他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去村里家访,去说服那些想要转走但又有些犹豫的家长留下孩子,继续在村里接受低年级的教育。大多数时候,自己口干舌燥的劝说并不能够打动他们。回头看看自己的学校,这些年来,校舍的条件越来越好,分过来的特岗教师是清一色的本科学历,但上级学校的强大虹吸作用,一次又一次让他败下阵来。聊天过程中,他不止一次自嘲道:「不知哪一天,自己的学校就没了。」

王怀礼隔壁村的一所小学,情况也如此。目前,镇上最大的学校被称为完全小学,「完全」在这里的解释是,所有的年级都开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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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奶奶

在平舆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孩子都是给奶奶生的」。年轻父母离家,养育孩子的任务就落在爷爷奶奶身上。

每天早上,吴凌玉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们入校,总会看到这样的场面:一辆由爷爷或奶奶驾驶的三轮车上,腾腾腾下来三四个甚至四五个孩子。每次学校开家长会,台下坐的也是一群爷爷奶奶。

王怀礼的养孙任务繁重。大儿子的小女儿与二儿子的小女儿在同一年出生,孩子四五个月,儿媳们便把孩子留给了他和老伴儿,返回南方打工。为了照顾孩子,两三年的时间里,他和老伴儿没睡过一个整觉。孩子体质弱,时常生病,他们三天两头带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白天为孙儿做饭、接送上下学,回家再洗四个孩子的衣裳。当年他们做父母,也不过只带两个孩子,现在年纪大了,却要带四个,「体力和精神双重折磨」。

早些年,王怀礼会在农闲时候去县城周边的工地打零工贴补家用,「一天总能挣到一两百块」,自从照顾这些孙辈,几年没有出去挣过钱。儿子们也知道他辛苦,及时打钱回来供孩子吃喝读书。

见到我当天,王怀礼刚拜托村民从县城取回大儿子的房产证。这套努力够到的房子,直到现在还没装修,已经闲置四年。

王翠萍的女儿也在县城买了房,去年,趁着春节回来的间隙,女儿女婿从新疆回来,找人把房子装了。王翠萍带着两个孙女住了进去。从此,她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 陪读奶奶。

去年 8 月,12 岁的大孙女面临小升初。儿媳与王翠萍商量,还是想送两个孩子去县城读书,大孙女读县里的私立寄宿学校,小孙女插班进公立学校。习惯了村里的生活,王翠萍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但她习惯了隐忍,还是点了点头。

做陪读奶奶,意味着她原本的生活将被打破。因为老伴儿也跟着女儿去新疆打工,她不得不往返于县城与村庄,独自完成带孙陪读和料理 10 亩地的重任。

陪读之前,王翠萍去县城的次数屈指可数。儿媳临走前领她在县城里走了几遍,王翠萍的陪读生涯就算开始了。

从女儿家到小孙女学校是两个方向,骑电动车需要 20 分钟,无论严寒酷暑,王翠萍一天不落。带孩子的这些年,她的身体落下了一身的毛病,体重掉了 30 多斤,心脏和肠胃都不好。

好几次,送完孙女,骑车回家的路上,王翠萍都觉得撑不下去了,把电动车扔在一边,吞下速效救心丸,就在马路边上的树荫里倒下去,缓个十几分钟,起来拍拍土,继续骑行。

我们交谈时,王翠萍脖颈后面的膏药清晰可见。她今年 57 岁,头发灰白相间,脸上的皱纹堆叠在一起,自嘲说自己看起来像「七八十岁的人」。

在女儿家的小区里,王翠萍认识了一群跟她一样的陪读奶奶。送完孩子,她们围在小区的门洞里打牌。牌桌上,一群乡下来的奶奶们诉说着各自的苦,时常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到了下午 5 点,不管是否收拾好了情绪,她们起身就走,赶去接自家的孩子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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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对很多从县城出去的人来讲,家乡还是要回去的。

一到春节,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像候鸟一般,从四面八方集中迁徙回乡。大多数时候,他们不会在县城停留,而是直奔村子里的老家。这时,村里会比县城更热闹,本就不宽的乡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在平舆农村,不管商品房买在哪里,人们总归要把老家的房子修得漂漂亮亮。

在当地,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这里是你根啊,你不可能永远漂泊在外。」

「只有穷鬼才不修老家的房子,那些没修的,都是在县城买完房,没钱再修了。到那个份儿上,很尴尬的。」

「家里热热闹闹,房子至少能修 200 平,为什么要在县城『坐牢』。」

于是,你会在县城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有人买了多年的房子,一天都没住过。有人买房时为了舒适,多加好几万去买梯户比少的房子,结果入住了很久,发现压根儿没几个人乘电梯。

对于县城里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来说,在房价上涨的年代,房产是他们最重要的投资。「手里有点闲钱,不买房还能干什么?」至于入手的那些房子,「家里那么多房子,住不过来,再买谁去住啊」。

90 后的父母走出县城,在更高线的城市开阔了视野,愈发感知到教育的重要作用。很多妈妈会在孩子临近中考、高考的时候回来。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开始意识到家庭教育以及父母陪伴的重要作用,试图寻找回乡的机会。

为了还房贷,程好 21 岁那年办完婚礼,就和妻子一起跟随父母去深圳打工。如今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他下过决心,不管如何都不要再让自己的孩子做留守儿童。他想过回县城开家炸鸡店,但看中的品牌被别人抢了先,只得暂时待在深圳,再找一些别的能带回去发展的机会。

眼下他遇到新麻烦。他举全家之力在县城购买的,承载着婚姻与教育双重功能的房子有了烂尾的风险。每维权一次,工地便零零星星进去几个工人,敲敲打打几日,然后又没了声响。在平舆这个县城,烂尾楼的数量并不多,他希望自己不会成为不走运的那一个。

我遇到当地的一位中产男士,买了市中心的商铺与公寓。在他买的那个楼盘,地下室都能被开发成格子铺来卖。后来,地产商险些造成烂尾,拖了几年之后,尚未达到交付标准也交房了。在这场博弈中,业主的期待已经越降越低,「已经不在意交付质量了,只要能交,我们也就认了」。后来,这名男士的两套公寓刚到手,转手就买了出去,「亏了十多万」。其中一套接手的,是一个从外地返乡的单亲妈妈。

最近河南其他县市的大蒜换房、小麦换房的戏码并未在平舆上演。在南方的一些县城,还有西瓜换房、水蜜桃换房,销售手段同样怪异,但也不难理解这背后的鲜明意图:吸引农民来买房。

房地产商知道县城的房子到底要卖给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农民是县城城镇化的强大助力者,几乎撑起了县城的楼市。

早几年,每隔一阵,王怀礼总能见到城里来的中巴车,楼盘销售员们天花乱坠地讲上一通,便带走村民们进城看房。现在,销售们开来的小汽车已经没多少人再上了。

王怀礼粗略地盘算了一下,在他们村,以最小单位的「生产队」计算,共有 80 户人家,他知道的,有 50 多户在县城里已经买了房。他感觉,留给县城房的农村购买力,已经远不如从前那么充足了。

经历了楼市的高潮和落寞,卫峥此刻觉得茫然无措。身处平舆小城,他身边的同龄男性也不多了。待在县城的他,不得不继续跟外地的老乡们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向他们推销家里的房子。

新城区与城中村一路之隔 冯颖星 摄

(应受访者要求,卫峥、王怀礼、程好、吴凌玉、李学智、王翠萍为化名)

来源:人物

张小泉得罪了这届消费者

撰文 /《财经天下》周刊作者 刘冬雪 李丹

编辑 / 陈芳

总经理致歉再上热搜

低调的张小泉火了,火的彻底,火的闹心。

7 月 14 日,张小泉客服称菜刀不能拍蒜的话题空降微博热搜榜,一下将这个成名于明朝崇祯元年的中华老字号品牌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事件起因是这样的,前不久,广州市民王女士称自己用新买的张小泉菜刀拍蒜,菜刀居然断了。王女士联系了张小泉客服,客服称不建议用这把刀拍蒜。之后王女士将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不单单是这把刀,按照张小泉客服的表述,该品牌的刀具都不建议横拍食物,力度掌握不好的话容易断柄。如要拍蒜,建议用刀面按压。

张小泉看似得体的回复,踩了消费者的雷区。“连拍蒜的使用场景都不考虑的话,你做什么中式菜刀?”“中国人的菜刀不能拍蒜???”“第一次听说菜刀不能拍蒜”……

眼看网友的质疑铺天盖地而来,张小泉做出回应。经公司内部查询,王女士的刀是 2020 年 9 月购买的,虽然已经超过售后期限,但为了对消费者表示歉意,公司还是会无条件退款。并强调,张小泉一直十分重视产品质量,每把刀出厂前都会进行严格的质量管控,让消费者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

至于刀断的原因,张小泉方面称,一方面是公司的产品属于硬度较高、锋利度较高的产品,一般而言,这种刀具韧性会比较差;另一方面,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力过猛,比如横拍这种行为,当刀具受力不均匀的时候,由于刀具硬度较高等原因,就容易导致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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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没想到 7 月 18 日,张小泉又喜提热搜第一,张小泉总经理称中国人切菜方法不对被网友骂上了热搜,获得了几亿阅读量。

内容来自一段视频,张小泉总经理夏乾良在镜头前说道,中国人学了几十年的切菜方式是错的,米其林的厨师不是这样切的。张小泉把中国传统的方方正正的菜刀设计进行了改进,是国内首创,并称那不是设计感,是消费者教育。

当日晚间,眼见着舆论发酵,夏乾良连夜发布视频回应,为最近的舆论事件致歉。随后,张小泉总经理致歉的话题再登微博热搜,截至发稿获得 1.8 亿阅读,评论区依然骂声一片。

夏乾良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该视频是去年下半年的一段媒体采访,“采访持续了 2 个多小时,对方截给我们的是半小时,后来在小红书上变成 3 分钟,这次上热搜的是几十秒。”

夏乾良称,当时聊了很多话题,视频中回复的问题是针对对方提出的一款造型不常规的畅销刀具的创新理念,自己就举了个例子,实际想表达的是,米其林的刀具可以为产品创新提供些灵感。“结果就变成了我们批评中国厨师不如外国厨师,其实我们挺冤的。”

不过夏乾良也表示,虽然视频没有体现当时的背景全貌,造成了误会,但是自己的表述单独拎出来看也是不合适的,因此还是需要向消费者道歉。

夏乾良透露,张小泉 2016 年前后经历过一次企业战略迭代,定位就是 “做一个更懂中国消费者的厨房品牌”。按照这个战略,张小泉走的是差异化路线,“品牌 1000 多个 SKU,每个类型的刀具针对的对象和功能需求是有一些差异的。”

断刀事件发生后,张小泉除了忙于灭火,为了表达企业的歉意,还提出了 “断刀召集令”,从现在算起,过往 5 年内张小泉及指定同行品牌的厨房断刀,寄给张小泉,公司都会寄回一把新刀。7 月 19 日,张小泉断刀召集令又冲上了微博热搜前十。

菜刀拍断了,谁的错?

拍蒜刀具断了,锅在谁?

7 月 15 日晚,张小泉通过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就该事件发布公开说明,指出本次事件中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名称为 “龙雀斩切两用刀”。刀身选用 50Cr15MoV 不锈钢,产品特色在于锋利度较高、耐用性较好。

按照夏乾良的说法,事件涉及的刀具类型,是定位于处理精加工食品功能的,对锋利度要求比较高,做横拍的动作是有断裂的可能。“但不能说因为这一个特殊定位的产品就表示张小泉的刀具都不能拍蒜。”

重庆某钢铁公司质检中心技师郑师傅也对媒体表示,厂家为了保证刀具的锋利度,要使淬火钢的硬度达到一定要求,刀刃硬度越高越锋利。但同时,硬度较高材质的刀具比较脆,横拍时刀具有断裂的风险。尤其是特别贵的刀具,钢材很硬,磕磕碰碰或者拍拍打打就容易断。家庭使用的话,如果不具备保养刀具的知识,最好别买高标号的刀具。

品牌和专家的说法互相印证,张小泉似乎有理有据,不过道理归道理,实际归实际。

80 后消费者刘孜的厨房里,更新率最高的大概就是菜刀了,她自己也记不清这几年换过几把菜刀了,有的是钝了懒得磨,有的是拿来剁排骨直接豁口了。张小泉的菜刀也买过,白牌也买过,几乎都拿来拍过大蒜、黄瓜,也没见拍断过。

“普通人哪会深究刀的材质和适用场景,随手拿起来切、砍、拍,坏了就再换嘛。” 刘孜对《财经天下》周刊说道。

有事没事喜欢来道拍黄瓜的 90 后消费者玲珑,看着黄瓜在案板上被拍打得果肉横飞的时候,也从没考虑过这把刀适不适合横拍。

“谁家刀不拍蒜呢?” 玲珑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疑惑。如果有人说,有把中式菜刀不适合拍蒜,玲珑只能想到四个字 —— 匪夷所思,“这说不过去吧。”

称赞一道中式家常菜好吃,食客们经常称其有 “锅气”,所谓 “锅气”,除了厨师对火候的把控,“炝锅” 也是重要的一步。

炝锅,就是指将姜、葱、蒜、辣椒末或其他带有香味的调料放入烧热的底油锅中煸炒出香味,再及时下菜料的一种方法。葱、姜、蒜含有硫化丙烯,用于炝锅时,可散发出强烈辛香气味,对菜肴具有解腥去邪,增香提味作用。因此,中国家庭做菜也常用葱、姜、蒜炝锅。

因此,拍蒜的场景就会高频出现在中国人的厨房,且在很多消费者眼中,中式刀具就该是 “万能” 的,横拍容易断裂,危险是一方面,更是产品不合格的表现。认知很难改变,所以张小泉再怎么自证清白、企图教育消费者,最终还是被反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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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乎作者 maomaobear 看来,这件事情的本质是西方工业标准对中国工业标准入侵的结果。

中国人做菜怎么用菜刀,拍蒜、刮鱼鳞、切块、剁骨头…… 一把刀齐活。当年,中国人自己制定菜刀标准,菜刀主要由 55#、60# 优质碳素钢,刀身采用 A2、A3 的普通碳素钢。60# 优质碳素钢硬度韧性兼备;A2 碳素钢是一种高韧性耐磨工具钢,别说拍蒜,用锤子横向砸也没问题。

但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就要开始考虑西方人的要求了。上世纪 90 年代,国标里菜刀材料就有了 3Cr13 和 4Cr13,这时候菜刀拍蒜也没问题。

后来出口量越来越多,菜刀的标准也就越来越西化。比如张小泉本次事件涉及产品所使用的 50Cr15MoV 不锈钢,就是西方菜刀常用的材料。

矛盾就在于,张小泉希望做出更精细化的产品,而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只想要一把抗造的刀。

六成股东离场,市值没了 30 多亿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 “菜刀不能拍蒜” 陷入舆论风波的张小泉,是做剪刀起家的,其名声大噪,也离不开 “锋利耐用” 的美名。

1628 年,剪刀匠人张思佳支棱起一块写有 “张大隆” 的招牌,开始卖剪刀。当时,别家都还在沿用传统工艺,张思佳却另辟蹊径,独创了一种名叫 “嵌钢” 的工艺。有了这种工艺,张思佳做的剪刀既锋利又耐用,“张大隆” 三个字一时名声大噪。

名声有了,抄袭模仿也随之而来。为了保全招牌,清康熙二年,张思佳的儿子张小泉接过家业,把剪刀铺迁到杭州,更名为 “张小泉”。新中国成立后,张小泉又先后经历公私合营、整体转制和增资扩股,成了如今的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改制一同进行的还有产品线扩充,家庭用剪系列、美容美发系列、旅游礼品剪系列等 100 多个品种被悉数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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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羽翼丰满的张小泉又把眼光投向了资本市场。2021 年,资本市场迎来注册制改革,不少中小市值公司相继斩获高估值。去年 9 月 6 日,百年老字号张小泉如愿戴上 “刀剪第一股” 的桂冠,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一度涨至 38.66 元 / 股,最大涨幅达到了 4.6 倍。

但张小泉的高光时刻,也就定格在这一天。截至 7 月 18 日收盘,张小泉每股报收 16.62 元,较高峰时期跌去了 57%。上市不到一年,张小泉市值蒸发了将近 35 亿元,如今只剩 25 亿元。

市值暴跌,主要还是因为业绩不理想。2019 年到 2021 年,张小泉的营业收入虽然保持了 20% 左右的年均增长,但净利润基本原地踏步,分别为 0.72 亿元、0.77 亿元和 0.79 亿元。也就是说,张小泉陷入了增收不增利的怪圈。

而这种怪圈似乎还在愈演愈烈。不久前,张小泉发布的 2022 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9 亿元,同比增长 28.09%,但净利润下滑严重,同比下降了 45.96%,只有 0.12 亿元。

事实上,早在上市之初,张小泉就受到过质疑。彼时,公司原本计划募资 4.55 亿元,最后只募得 2.69 亿元,这 1.86 亿元的差额也被解读为资本市场对其并不看好。而张小泉后续的一系列操作,也似乎做实了投资人的疑虑。

2021 年 9 月,刚上市的张小泉就宣布成立家电事业部,准备推出电饭煲、粉碎机、榨汁机、搅拌机等 20 多个 SKU,意图挤进早已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小家电红海。同年 11 月,张小泉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准备经营 “化妆品批发、零售” 相关业务,把跨界、哪里有钱去哪里的宗旨贯彻下去。2022 年 4 月,张小泉又发生工商变更,经营范围新增食品销售。

张小泉频繁跨界的原因不难理解,其所在的刀剪具行业竞争激烈,挣钱效应减弱。财报数据显示,2021 年,张小泉刀剪具、厨具厨电、家居五金的毛利率分别为 37.67%、35.29% 和 51.13%。

但一味以挣钱为导向的张小泉,似乎在跨界的过程中丢失了初心。2019 年到 2021 年,张小泉的研发投入只有 0.17 亿元、0.2 亿元和 0.23 亿元,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分别为 3.01%、3.51% 和 3.47%,几乎原地踏步。在研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不知道张小泉董事长张国标如何才能把中国刀具提高到世界领先水平。

省下来的钱,则被用在了营销造势上。2021 年,张小泉在营销方面的费用达到了 1.17 亿元,同比增长 41.08%,是研发费用的 5 倍。2022 年一季度,张小泉又加大了抖音等平台的推广力度,直接导致公司销售费用激增 70%。

业绩不理想,又缺乏发展定力,上市不到一年的张小泉就遭到了投资人的抛弃。上市当天,张小泉总股东人数为 40427 人,而截至 2022 年一季度末,只剩下 13935 人。算下来,共有 65.5% 的股东离场,考虑到过去一年张小泉股价跌多涨少,估计其中有不少人是割肉认赔走的。

同行火上浇油,中国刀企干不过双立人

张小泉的 “拍蒜” 风波已经发酵了 5 天,消费者们怒气难解是一部分原因,同行们 “火上浇油” 是另一部分原因。

7 月 14 日晚,抖音账号 “王麻子官方旗舰店” 时隔近一个月再度开播,直播间里,主播一边介绍刀具一边表演拍蒜,就连小黄车里的商品链接上都强调了 “能拍蒜” 三个字。当天晚上,“王麻子直播间拍蒜” 话题冲上热搜。

7 月 18 日晚,“王麻子 拍了一天的蒜” 话题再次长时间盘踞热搜榜。几乎同一时间,另一个国产刀具品牌阳江十八子也凑上了热闹,在抖音直播间表演刀拍鹅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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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们花式凑热闹,既是想趁机刷一波存在感,卖点货,也因为国产刀具行业苦 “籍籍无名” 久矣。

厨房铁器品牌拿铁铁器创始人邱小锋告诉《财经天下》周刊,相较于厨房小家电而言,家用刀具行业几乎不受外界关注。以至于,并没有行业协会或者行业媒体统计过,究竟有多少家相关企业。邱小锋估计,行业内的制造型企业加上销售型企业,怎么着也有几千上万家了。

尽管数量不少,但起家于农具附属品的中国家用刀具,几乎都挤在中低端市场勉强分羹。龙泉沈广隆宝剑有限公司经理沈州表示,相较于刀剑等其他品牌,家用刀具的毛利率普遍偏低,但好在市场还算比较大。至于高端市场,能叫得上名字的仅有双立人、福腾宝、菲仕乐等国外品牌。据邱小锋介绍,对于行业批发企业而言,毛利率一般在 10% 到 20%,好一点的制造型企业毛利率能做到 50% 左右。

邱小锋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不同于日本、德国等国用工匠精神打造刀具,中国的家用刀具起家于农具附属品。“解放之前,基本上每个村子或者每隔几个村子都有一个铁匠铺,主要打镰刀、柴刀,还能顺便把菜刀给打了。” 这种基因决定了,中国家用刀具主要还是低价走量为主。

在此之后,张小泉、王麻子、阳江十八子这三家分别起势,形成了 “北有王麻子、南有张小泉,刀具看阳江” 的行业格局。其中,阳江十八子率先开启了行业的标准化生产,切割、锻造、淬火、研磨、刀柄配制…… 一把家用菜刀就完成了。

时至今日,尽管我国 80% 以上的刀具都由标准化生产完成,但论及核心技术,仍然距离刀具生产大国很远。有行业工程师曾表示,我国刀剪企业缺乏核心技术,主要表现在工业外观设计、表面外观处理、加工精度、热处理技术和原材料五个方面。例如德国有一种技术叫 “冰沾火”,能使刀剪的硬度和韧度达到最佳结合点,但国内几乎没有厂家具备这种技术。

技术带来的是高价格回报。《财经天下》周刊在电商平台看到,同样是单刀,双立人的刀具可以卖到 7888 元一把,国产品牌,如张小泉、王麻子、阳江十八子,普遍售价在 100 元到 200 元。

从目前来看,翻车的张小泉似乎是想把硬度单拎出来,作为一大卖点。《财经天下》周刊对比了张小泉、王麻子、十八子三家在同一电商平台的官方旗舰店,仅有张小泉在刀具分类中把硬度概念单拎了出来,细分为 30cr13 钢、40cr13 钢、50cr13 钢三类。根据官方客服的说法,这里面的数字越大,说明硬度越高。而王麻子和十八子仅根据用途,把刀具分为切片刀、斩切刀、软骨刀等。

在业内人士看来,片面追求硬度,加上工艺没用对,造成了此次张小泉翻车事件。对于刀具生产而言,硬度只是其中一个衡量参数,并且是普通消费者能直接感知到的参数。除了硬度之外,刀具的衡量维度还有重心位置是否合理、刀柄是否贴合掌心、长时间握持是否感觉疲累等。只不过,这些参数比较细微,生产商也就不苛求了。

“国产刀具品牌只能盘踞在中低端市场,归根结底,在于企业没有追求。” 邱小锋认为,相关品牌要做的并不是刻意创造需求,比如规定一把刀只能用于某个固定的使用场景,而是要回到产品源头,研究消费者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孜、玲珑为化名)

来源:AI 财经

1000 万,持有腾讯 5 年 0 收益,我到底错哪了?

“17 年伊始,持有腾讯快 5 年,还是负收益,说看走眼了吧,利润确实增长了;说持有时间短吧,都快 5 年了还要怎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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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价值投资者在雪球上的吐槽激起千层浪,应者不绝,球友们纷纷给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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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了,腾讯没变

球友 @表外表里:市场变了,腾讯没变,这就是问题核心所在。

该球友剑指核心,提出 3 点看法,雪球哥总结如下:

1、游戏业务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景气度下滑
2017 年,游戏畅销榜 TOP30,腾讯不仅占据 13 个席位,且自研或代理的新游,基本都排在前列;2021 年,游戏畅销榜 TOP30,腾讯只占 7 个,且撑场面的基本还是 2017 年的老产品,新面孔只有《天涯明月刀》。

反馈在数据上就是,2017 年,腾讯游戏收入增速达 38%;反观 2022Q1,游戏收入增速为零。

回看 2017 年的游戏行业,尚处于一边倒的卖家市场,用户对游戏的审美没有现在这么高,基本上是被厂商牵着鼻子走。而腾讯手握微信、QQ、应用宝等流量入口,在发行领域一骑绝尘,成了最大赢家。

随着竞争饱和,游戏选择权回到玩家手中,“渠道为王” 逐渐向 “产品为王” 转移。米哈游的《原神》等游戏绕过腾讯等渠道进行宣发,同样拿下市场。

种种迹象都表明了 “内容为王” 的大趋势。但相较于渠道优势,腾讯的研发优势并不明显。而且新局势下,腾讯面临更严峻的渠道竞争。抖快等买量渠道和 B 站、TapTap 等垂类渠道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腾讯游戏的渠道优势。

2、广告业务被短视频模式迭代

2017 年腾讯借助其技术优势,搭上了信息流广告爆发,行业迭代的东风,实现了高速增长。

而事实上,当下处于新的迭代机遇期:2021 年开始,5G 渗透率持续高增长,高速网络和智能设备的发展与普及,催化了视频内容的增长势头。

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快速兴起,它们基于个性化推送的内容分发模式,聚集了巨大流量,并将用户长时间留在了 App 内。

短视频更直观和动态的展示,使得种草更容易,广告的转化效率也相对更高,广告主自然将更多的广告预算拨向了短视频。在本轮迭代中,字节取代腾讯,吃到了最大红利,2021 年广告收入升级进入 “千亿俱乐部”。

3、金融业务规模扩张受限

金融业务开展必然要在监管框架内进行,尤其是借贷业务的规模扩张将受限于监管约束。

三重压力叠加,腾讯整体进入弱周期。当出现正面催化剂,基本面改善具有确定性,投资腾讯赔率和胜率才会明显提高。

02

持有 5 年依然亏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与世界观

球友 @Harry 琛 – 长期投资:微信的月活增速从 2017 年就开始下滑到只有 10% 的增速了,2019 年开始甚至跌破 10% 的增速,这几年增速都上不去了。腾讯这几年没有新的能打的产品和游戏出来,在业务上吃老本,对应这几年的长期股价是很难有相应的投资回报的。而且 2020 疫情出现了,救了腾讯一段时间的业绩,否则股价大概率要比现在还要疲软。

球友 @烧坊伙计:作为同样拿了腾讯控股 5 年,甚至由于 2020 年初大幅卖掉贵州茅台买入腾讯而目前浮亏几十万的我简单说几点:

1、腾讯的各项业务发展我是满意的,符合预期的,无论是游戏、金融、企服、云计算,还是备受诟病的广告业务;

2、做不好广告我也不怪腾讯,事实上腾讯从来没有做成功一款信息流产品,也许是真的 “没这个基因” 吧;

3、我唯一不满意的是腾讯的人工成本失控,现金 + 股票发了太多,幸好管理层也意识到了目前正在整改;

4、依然看好腾讯的未来 + 没有其他更值的投资标的,所以我选择继续持有;

5、互联网强监管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任何一家企业一个行业过大、过于集中,都是需要纳入强监管的范围的,因为一旦失控会对全社会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全世界都一样;

6、腾讯近 5 年持股体验不好是事实,股价不涨也是事实,世上无可奈何与不可预测之事如此之多,苛责公司是没用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与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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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到底贵不贵?球友之间争议大

球友 @蓝极星 tew:腾讯的市值才是总资产的两倍,腾讯现在价格确实便宜,10% 复合增长是有的。所谓以合理价格买优秀公司长期持有,腾讯现在一点高估的泡沫都没,过去 5 年,没有泡沫买就今年出现过一次。

球友 @阿贝尔 Abel :于腾讯而言,回到价值问题,未来还有没有利润的增长空间,如果有就值得。个人觉得这个空间在广告、游戏、企业服务增长上还是可以继续等待的。

球友 @狸哥很懒:互联网公司尤其看未来不看过去,这么多年大概的经验就是,停滞不前的业务给 10pe 左右,大杀四方的业务可以给 80-100pe,银根松的话可以给的更高,开始下滑的业务就直接奔着净现金以下。

球友 @价值成长投资:现在业绩增速下滑,戴维斯双杀合情合理,所以过去 5 年至今不涨也是理所当然,并没有对过去低估,只是对未来有所低估。未来还得看腾讯业绩表现,没有业绩增长腾讯 10 年不涨、20 年不涨都是可能的。如果业绩继续中高速上涨,那股价戴维斯双击也会发生。投资看未来,业绩是股票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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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球后记

球友 @用常识投资的木鱼:持有五年不赚钱最根本的原因是 —— 买的时候,前五年已经涨了将近十倍!

球友 @益意孤行:5 年前正好是腾讯 10 年内估值高点,现在是 10 年内估值低点。买的太贵,假如指数买在 6124,等 15 年也没用。

球友 @陈达美股投资:我们把视野放大一点,放到全球整个资本市场,包括美国资本市场,对于社交媒体的估值都在下杀,无论是 Facebook 还是 Snap 还是推特,如果是看五年,股价都是不赚钱的。

这五年,是不太正常的五年,因此我认为持有了 “这五年” 算不上我自己定义的 “长期”。真正优秀的公司,五年不涨,一涨吃五年,比比皆是。2020-2021 不也是一波大牛市吗。大家还是要有耐心,要么就持有,要么就定投;记住定投的诀窍,就是沉住腚,埋起头。

@投资必须分散:1000 万,分散到 30 只股,肯定有翻倍的。分散虽然中庸,但是总有甜头,还能动态调整仓位,会让你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只能感叹某某 5 年不涨。

来源:雪球 微信号:xueqiujinghua

探访乐视大厦,我们看到了 “神仙日子” 的另一面

作者:苏舒

来源:凤凰 WEEKLY 财经(ID:fhzkzk)

下午五六点,太阳还没落山,贾跃亭曾经的办公室里就亮起了灯。

临近朝阳公园的乐视大厦(现乐融大厦)顶层西侧,曾经是贾跃亭的办公室。在这里,贾跃亭做了不少关键性决策,包括推出手机、电视等乐视智能生态,拓宽乐视业务边界以及造车。

现在,这间办公室早已是物是人非,乐视的员工稍作改动,搬到里面办公。

经历了贾跃亭的信誉崩塌,被供应商围在楼下高喊 “还钱”,最近,这栋办公楼周围突然又热闹起来。

这场热闹源于几天前的一则消息,有微博博主发文称,乐视剩下的 400 多人,过上了 “没有老板”、没有内卷和 996 的神仙日子。

靠着《甄嬛传》等作品的影视版权收入,还有出租乐融大厦的租金,留下的乐视员工从未被拖欠过工资和社保。

一开始,这则消息还是小范围传播,不承想 7 月 12 日,乐视视频官方微博来了一则堂堂正正的回应。

“乐视的确还有 400 多人,并且还在招聘。公司内部没有 996,没有拖欠员工工资和社保。”

互联网大厂裁员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被迫离开的打工人都还在发愁自己的生计、房贷、社保,怎么一眨眼,被贾跃亭和孙宏斌双双抛弃的乐视,反而开始 “凡尔赛” 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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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调的乐视:我没那么惨

办公楼的租金,确实是目前乐视收入中的一部分。

7 月 13 日下午,《凤凰 WEEKLY 财经》记者到访乐融大厦,工作人员介绍称,该大厦共有 14 层,其中 1-2 层为配套商业,3-14 层为办公用房。目前,乐视大厦共有 4 层楼对外出租,其余均为乐视办公区。

出租的 4 层楼人气也不低,其中一层是二房东出租,其余三层中,目前仅剩 3 套面积在 200-350 平左右的办公室还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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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前乐视风波中,乐视大厦产权经过几轮拍卖后,已非乐视所有,乐视目前还有 13 年租赁期。2021 年年初乐视正式对外招租。

从租赁平台给出的价格来看,一层楼 4 个办公区,一年的租金大约为 230 万 – 250 万元。按此粗略估算,乐视大厦对外出租 4 层楼,年租金收入大约在一千万。

这显然不足以养得起留在乐视的员工们。

乐融致新 CEO 张巍曾在 2021 年 2 月对外回应称,目前的乐视大约还有 450 名员工,其中乐融致新 240-250 人,乐视网大约 200 人,每个月两个公司支出薪酬大概在 1000 万,一年总的薪酬支出在 1.2 亿左右。

“乐视大厦的租金只占收入的一小部分,靠收租养活乐视员工的说法并不准确。” 探访过程中,大厦员工对《凤凰 WEEKLY 财经》记者如是说。

再看看网传的另一收入 —— 影视剧《甄嬛传》版权。

据公开报道,2011 年《甄嬛传》在电视渠道首播,之后由乐视视频获得网络独家播映权。2013 年,花儿影视(《甄嬛传》出品公司之一)被鼎盛时期的乐视网以 9 亿元的价格收购。2018 年,乐视遭遇资金链危机,花儿影视将《甄嬛传》版权分销给了优酷。

花儿影视曾透露,这部剧 “平均每年能为花儿影视带来一千多万元的收益”。

乐视视频曾发文自嘲称,“如果 2018 年版权不给花儿卖出,乐视现在回的血会更多,乐视视频可以安心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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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两项收入加在一起,也就是 400 多名乐视员工两个月的工资。仅靠这两部分,不足以保证乐视员工过上 “神仙日子”。

但乐视已经不止一次对外表示,如今的自己没那么惨。

2021 年年底,乐视视频官网连发两条微博表示,乐视全员涨薪且宣布不裁员。

2022 年 7 月 13 日,乐视再上热搜后不久,许久未开直播的乐视官方账号 “乐视同学” 开了一段长达三小时的直播。

直播中,乐视员工现身表示,目前乐视员工公积金比例为 12%(最高额度)、14 薪,公司无拖欠工资现象,且五险一金按时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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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开信息来看,如果抛开历史债务的影响,留下的业务板块,目前确实是在稳步向前运转着。

“乐视视频和乐视电视都有各自的会员和广告收入,这是持续多年的传统收入,乐视视频目前还有与其他第三方合作的 MCN、小程序等收入,乐视电视有智能硬件收入等。”7 月 12 日下午,张巍公开回应《第一财经》时表示。

2022 年年初,乐视在员工内部信中指出,2021 年 11 月,电视端运营、移动端运营、广告商业化等业务均提前达成年度经营目标。在不考虑历史债务影响的前提下,最新的经营数据实现了经营利润和现金流的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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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下班,员工 “带薪唠嗑”

“闲庭信步” 可以被用来形容现在乐视员工的状态。

下午 5 点半,乐视大厦就已经有零星几人走了出来。到 6 点钟,陆陆续续打卡下班的人越来越多。

一位招商部的乐视员工告诉《凤凰 WEEKLY 财经》记者:“我的确是 6 点左右就下班了。其他部门可能会根据工作内容有加班的现象。周六日除了极个别值班的同事会在大楼办公,也没有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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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极目新闻报道,一位乐视员工早上 9 点半上班,下午 6 点下班,中午还能午休 2 小时。

“幸福感比较高,也是乐视老员工留在乐视的原因。” 乐视员工在 “乐视同学” 中直播时强调,有意思的是,这场直播也在下午 6 点过后就宣告结束,原因不难理解,拒绝 “996” 的乐视员工要下班了。

乐视员工在直播中调侃,这种 “带薪唠嗑” 也的确是工作日常,但并不是所有部门都是如此。“乐视员工‘无内卷’过于绝对,只是‘内卷’程度相对较低,总共就 400 多人,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少内卷自然也少了。”

乐视员工告诉记者,目前,在乐视大厦办公的乐视员工主要包括技术人员、乐视视频运营等,除了北京外,乐视还在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四地开启招聘。

很难想象,如今因员工过着 “神仙日子” 而登上热搜的公司,是曾经 “蒙眼狂奔” 的乐视。

在乐视最鼎盛时期,员工入职时会收到一本《乐视员工手册》。翻开第一页,是曾经的乐视 CEO 贾跃亭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主宰自己,蒙眼狂奔,你就会成为最亮的那颗星》。

这封信,主要告诉新员工的就只有一个企业文化:“蒙眼狂奔”。蒙眼狂奔对于乐视,不仅是一种企业信仰,还是一种快节奏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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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乐视员工在知乎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2016 年 4 月,这位员工去乐视面试时,面试的尾声,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他还没来得及回答,面试官就跑去楼梯口一把抓住一个开发人员,确认工作内容,对话结束又回来接着面试。

快节奏、打鸡血的工作状态,立刻吸引到了他。乐视人蒙眼狂奔的激情和状态,也是他在日后工作中切身的感受。

这与当时的乐视战略有关。2015 年和 2016 年,乐视网市值达到千万级别。贾跃亭也开启了乐视疯狂扩张的阶段,乐视体育、乐视移动、乐视汽车、乐视金融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布局一个接一个地冒出,七大生态初现端倪,员工规模数以万计。

直到 2016 年年底,贾跃亭发布全员信,反思乐视发展节奏过快,供应链压力骤增,资金紧张,后劲乏力,并表示告别烧钱扩张阶段。至此,乐视才逐渐走出 “蒙眼狂奔” 的时代。

在贾跃亭疯狂拓宽乐视业务时,乐视的员工也曾 “蒙眼狂奔” 过。只是这一切,在贾跃亭出走美国,乐视资金链断裂后,戛然而止。

时至今日,乐融大厦里面,仍然能听到员工们对当年 “狂奔” 时代饶有兴致的回忆。

“回头看乐视去做智能手机、做电视机等智能生态,甚至于去造车,乐视可以说一直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前列。”7 月 13 日下午,一位乐视内部员工略带骄傲地向记者表示,“乐视手机出来的时候,小米在哪里?”

不过,这种 “想当年,风华正茂” 的语气,恐怕只有在乐融大厦内部才能听得到了。

6 月 1 日,乐视商场上线了一款新机 “Y1 Pro”,和曾经贾跃亭为梦想窒息的发布会相比,这一款手机上新时,几乎可说是悄无声息。

03

贾跃亭一天不回来,乐视网就能活一天?

随着贾跃亭远走美国,孙宏斌辞职离场,乐视的老板究竟是谁,也成了一个解释不清的概念。

乐视视频的回应中,似乎更不想解释清楚。

乐视视频称,“没有老板的神仙日子” 这个说法我们尚高攀不起,神仙日子般的工作基本会是任何员工的一种奢求,如果能让员工觉得 “工作似神仙”,那公司一定很成功。

夸完自己,乐视视频继续打太极。

而 “老板” 这个用词这些年本就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不同语境有不同含义。很多企业部门员工私下称部门负责人为老板,部门负责人称 CEO 为老板,CEO 称董事长、创始人、实际控制人为老板。按此理解,乐视会有很多 “老板”,各业务负责人是老板,CEO、董事长是老板,股东拜访公司我们也称老板,创始人贾跃亭先生也是老板,原战略股东 “融创” 来了也是老板。

如同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老板多到一定程度,也就相当于没有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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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老板,意味着当年的巨额负债,就没有什么优先级。

根据乐视网 2021 年年报显示,乐视网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 – 188.95 亿余元。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 4.18 亿元,净利润为 – 21.46 亿元,扣非净利润为 – 15.67 亿元。

此外,乐视年报还显示,截至 2021 年年底,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应付账款 29.80 亿元,主要为应付供应商及服务商欠款。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其他流动负债近 36.96 亿元,其他非流动负债 30.49 亿元。

除上述负债外,乐视网还面临投资者巨额索赔。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11 名原告以乐视网虚假陈述为由,对乐视网等 21 名被告提起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索赔金额 45.71 亿元。

对于债务问题,乐视此次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一个理由是,经历了多重股权变更之后,乐视现在是无债的一身轻,有债的虽然泰山压顶,却毫不在意。

从乐视官方消息来看,目前乐视核心业务包括乐视视频、乐视智能生态(乐视智能硬件)以及乐视云计算。

在这其中,乐视视频背后是乐视网,乐视智能生态背后是乐融致新、乐视云计算背后是乐视云计算公司。乐视网的收入包括大屏运营(电视运营)、小屏运营(乐视视频 APP)以及商业化,乐视视频是乐视网最主要的产品。乐融致新的业务为硬件、电视、智能家电等在内的乐视智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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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乐视网 2021 年年报显示,乐视网大股东仍旧是贾跃亭,持股比例为 62.41%。乐融致新是其长期持股子公司,乐视网持股比例为 25.11%。乐融致新的大股东是融创旗下的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这样算来,乐融致新目前除了向乐视网贡献利润之外,暂时不需要承担贾跃亭留下的债务。

至于乐视网,看上去似乎不那么轻松。

乐视网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截至 2021 年末,乐视网资产总额约为 25.80 亿元,负债总额达到 220.64 亿元,负债比上年同期还增加了 7 亿多,截至年末的净资产约为 – 188.9 亿元。

不仅如此,在乐视网公布的风险中,包含了现有办公场所被强制腾退的风险。

但还是那句话,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别看乐视网现在负债累累,但如果债权人还希望自己借给乐视的钱能收回来,一个大前提就是,绝对不能把乐视网搞死。

道理很简单,乐视网一旦停业关门,留下的资产大概只够付得清员工的工资和税费,债权人再想要钱,就真的只能去等着 “下周回国” 的贾跃亭了。

只要乐视网活着,就在理论上有依靠正常经营还清债务的一天。

尽管,这一天和贾跃亭回国究竟哪个会先到来,没人知道答案。

来源:首席商业评论 微信号:CHReview

这应该是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

这应该是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

连日高温已笼罩国内多时。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自 6 月 13 日以来,我国出现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截至 7 月 12 日,高温事件已持续 30 天,覆盖国土面积达 502.1 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超过 9 亿人。

江浙沪成为此次高温的重灾区,摇身一变成了 “工折户”。7 月 12 日,浙江全省当日发布 54 条高温红色预警,打破高温红色预警日发布量最高纪录;7 月 13 日,上海徐家汇站气温达到 40.9℃,追平 1873 年以来徐家汇站观测史上最高值;从 7 月 5 日至 14 日,上海已连续 10 天最高气温超 35℃,其中 3 天超过 40℃,7 月上中旬出现三个 40℃+,在上海历史上尚属首次。

高温也可能导致死亡。由于罕见高温频发,浙江、四川、江苏等地多人确诊热射病,这是重度的中暑,表现为意识障碍或者抽搐惊厥,更严重者会昏迷,体温上升到 40℃以上,并出现皮肤的灼热和脏器功能的损伤。

但一天 24 小时,人们无法彻底逃脱气温的影响,城市也不会因为高温而停止运转。每日人物找到了一群高温下的人,他们中有蟹农、外卖员、出租车司机、蜘蛛人、建筑工人、室外墙绘者、动物保育员、核酸采样员、交警、消防员等等,试图还原一个 24 小时的热力图景,看看在史上最热的夏天,这些必须和高温打交道的人,到底会经历什么。

文 | 钟艺璇 卢妍

编辑 | 金匝

运营 | 栗子

3:30

一天初始,螃蟹是最早感受到温度的动物之一,68 岁的淮安农民王兴业,必须要赶到他看护的两亩蟹田去。

他估摸着,此时的温度已经接近 30℃。7 月 12 日,江苏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284 个乡镇与街道超过 40℃,最热的苏州金阊街道达到了 43℃,而在去年同天,江苏发布的首个预警仅为橙色,最高温只有 37℃。

他有高血压,最近天热得让人心慌,出门前他特意吃了一片降压药。走到蟹田,他撑起船,喂食、增氧。最难的是打捞水草,水草但凡露头,高温下极容易被晒死,腐烂的水草漂浮在水面,会直接导致螃蟹缺氧死亡。从凌晨 3:30 不停歇,一直要忙到下午 5 点。过去他一直在种地,直到年岁大了,他把田地租出去,合计 1800 元一年。2 月份,他又在同村的村民那里找到了一份看护蟹田的工作,一天 130 元。

太热了,热得异常,再这样下去,螃蟹能活多少还真说不定。这样的蟹田在苏北一眼望不到头,江苏盛产蟹,苏北河蟹,苏南大闸蟹,但只要过了 35℃,任何螃蟹都耐不住高温,无法再正常进食。2017 年,江苏淮安洪泽地区因为出现持续 11 天的高温天气,老子山镇一位蟹农,在 3 天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 1000 多斤螃蟹死去,在媒体镜头面前几乎落泪。仅仅半月不到,整个老子山镇 736 位养殖户受到影响,河蟹损失 32 万斤,经济损失超过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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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养殖螃蟹的博主录下暴晒中的蟹田。图 / 网络

4 点,日出了,江西九江的商贩王英,正拉着木头板车去水果市场进货,她只卖桃子、梨子这些当季水果,尽管这样,处在蒸笼一样的户外,有 1/10 的桃子和梨子依旧躲不过当日腐烂的宿命。王英习惯把烂掉的水果带回家,用勺子挖去暗黄发软的部分,直接当晚饭吃。

在重庆,下沉气旋加剧了高温带来的体感,过去几天,从事室外彩绘的阿松在中午 12 点感受到的实际温度有 50°C。他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走遍重庆的大街小巷,给水族馆画过熊猫,给自建房画过森林,还在电箱上画过谷爱凌。油画颜料是一种娇贵材料,一旦经过暴晒固化,之后便无法使用。阿松把工作时间调整到清晨 4 点,他成了躲避太阳的人。尽管这样,每隔 10 分钟,他就需要给颜料撒一些水,有一回实在忙忘了,十几瓶颜料最后只能报废。

7:00

城市开始有了生机,山东菏泽的出租车司机冯雪梅选择这个点提早出门。前一天下午两点,她坐在车里,突然浑身发虚、喘不过气,热得心怦怦跳,勉强把乘客送到站,头一回 4 点不到就收车回家。现在,她一路向火车站驶去,菏泽当天的气温是 35℃,没有乘客的时候,她中途不开空调,热风从窗户的缝隙里涌进来。

阳光暴晒后的座椅烫得屁股生疼,今天,冯雪梅特意穿了条厚实的长裤,一天下来,她的后背和头发干了又湿,有时会散发淡淡的异味,她察觉不到。有一回,乘客问她,身上咋有股味,她涨红了脸,当天就买了一瓶 360 毫升的空气清新剂。

连日高温正笼罩杭州,7 月 13 日,杭州气象台再发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主城区大部分街道最高气温将达 40°C。几天前,杭州一名 40 岁的跑步爱好者,在西湖边晨跑后倒地昏迷,体温一度达到 41°C,送医后被诊断为热射病。在此之后,西湖越早越热闹,一位杭州女士选择在清晨 5 点出门跑步,发现湖边就已经站满了散步、锻炼的市民。

杭州市区的另一端,21 岁的阿干拉前是清晨 6 点来的,已经在高楼上工作了一个小时。他来自大凉山一个距离悬崖村只有 100 公里不到的村庄,3 年级时辍学,16 岁走出四川,找工地干活,去过重庆、昆明、上海、沈阳,现在在杭州一栋写字楼的工地上搭钢筋,一天 280 元到 400 元不等。站在顶楼手臂粗的钢架上,没有任何遮挡物,阿甘拉前在高空上摇摇晃晃地行走,钢架的温度穿透过布鞋,烫得他直缩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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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干拉前工作的工地。图 / 受访者提供

9:00

主干道车流增多,通勤的人开始为城市注入血液。特斯拉车主们,或许是今年切实感受到高温袭击的第一批人,玻璃制作的全景天窗,让人在高温中无所遁形。后排打伞,戴上面罩,全副武装是车主们的常态,没装车篷的人们想尽了办法,一位坐在后排的浙江车主甚至将自己缩在一整块爱马仕丝巾里,只露出一双脚。

外卖员张遥出门了,福州此刻的温度已经达到 36℃,他在一个小区门口停下,迅速提着一包冰棍上楼,不到 2 分钟,他回到电动车旁,皮坐垫烫得他一激灵,但要赶下一单,他还是硬着头皮坐了下去。为了防晒,他特意买了个脖套,全身上下只有一双眼睛暴露在城市热风里,但手指还是被晒伤,起初,还能看清晒伤的红色部位,后来肤色已经黑到完全无法辨认。

经过一座大桥的时候,张遥远远看到,桥尾的路上已经热得起了烟,像一团云一样,蒸腾在半空中,等到骑近了,又消失不见。同一时间,郑州的逸菲刚走出家门,看到柏油马路出现了小小的鼓包,一些沥青就这样附着在了车轮胎上,这也导致,今年夏天,各种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如何清理沥青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天才刚刚开始,煎熬的不止有人,还有动物。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保育员千鹤分管了 17 只细尾獴和 14 只狼。南京近几天的气温持续在 40°C 左右,来自非洲沙漠的细尾獴也难以忍受,长时间趴在树荫和洞穴里。千鹤每天会提前冻好 20 瓶水,一放下,动物们就迅速靠拢,抱起水瓶给自己降温。动物园还为细尾獴和狼修建了类似户外小溪的模拟水池,让它们自由游泳、泡澡,至于体积庞大的大象,则拥有自己的专属巨型沐浴桶。

并非所有动物都有这样的好运气。2017 年,韩国入夏后持续高温,有 227.8 万只牲畜因高温死去,仅 2017 年 8 月 7 日当天,就有 36 万条鱼死亡。到了 2022 年,极端天气已经在困扰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的阿尔及利亚,有超过 20 万只骆驼因为长时间处于极端高温天气中暑死亡,而美国堪萨斯州足足热死了 2000 头牛。

高温也正在打击中国的作物生产,宁夏、内蒙古和河北等许多北方省份的玉米、大豆、小麦生产成本增加,家禽、鱼、猪饲料的价格由此上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反应在猪肉上:6 月份的猪肉价格,比 5 月份上涨了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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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遇高温,小熊吃冰冻水果解暑。图 / 视觉中国

12:00

太阳升到了一天的最高处,多数人已经躲进了空调房内。如今,大部分中国人家里已经安上空调,2018 年,中国空调用电量占到 34%,超过美国排到全球第一。但在广袤的农村,依旧有家庭未装空调,王兴业所在的村庄里,一位 80 多岁的独居老人因为不舍得电费,家里一直没有安装空调和电风扇,最后还是外孙故意告诉她,国家对 80 岁以上的老人免费用电,才连哄带骗装上。

这样的高温下,离开空调,可能真的会有生命危险。7 月,江苏省中医院接诊了一位 79 岁的老太太,因为害怕得 “空调病”,没开空调,在闷热的房内待了一上午后,老人突发热射病,送医时体温达 39.8℃,并出现多个器官衰竭,经过 40 多小时抢救才转危为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魏兵发现,相比前几年,今年热射病的病例数量有明显上升趋势,医院接治的中暑病人也多了近 10% 到 15%。“如果本身存在基础病,或者就诊时间晚,热射病的死亡率甚至超过 90%。”

前段时间,他就接治了两位热射病病人,一位是环卫工人,原本患有冠心病和高血压,下午 3 点钟在户外工作时,因热射病最终死亡。另一位是长期卧床在家的老人,由于室内温度高,一直未开空调,下午时出现昏迷不醒,家人送到医院后,才发现已经因热射病出现了严重的脏器功能损伤,最后不幸去世。

但这个时间,却是建筑工人阿干拉前下午班次的开始,刚刚进入工地 1 分钟,他瞬间浑身湿透。因为常年暴晒,阿干拉前才 21 岁,眼角下已经布满皱纹,脸上有零星的晒斑,新来的工友说,他看起来像三四十的中年人。皮肤是困扰阿干拉前最大的问题,有时毒辣的太阳晒得他几近昏厥,他想过换个工作,去餐馆当服务员渡过这个夏天,但由于肤色黑,老板当着众人的面前说他,太黑了,形象不好。

阿干拉前陷入深深的自卑中,他不能休息,远在老家的父亲患有严重的风湿病,需要花钱看病,一个人在杭州,工地也不好干,就算钢筋搭好了,只要停下,工头也会使唤他去扛木板。

另一头,真正的中年人杨启富也在烈日下高空作业,他是俗称的 “蜘蛛人”,专门负责高层建筑物的粉刷、清洗。尽管杨启富已经足够耐晒,今年的高温也令他心生畏惧,木板支撑椅被晒得滚烫,杨启富悬在半空中不敢乱动。前几日,长达数个小时的暴晒后,有工友在上百米的高空中突然中暑,头晕目眩,好在尚有意识,最后安全落地。大意是最致命的因素,杨启富还记得,在高温天气下,曾经有工友犯困抽烟,未燃尽的烟头随手一甩,被风带到安全绳上方,绳索燃烧断裂,人就直直从百米高空跌落下来。

此时,蟹农王兴业已经在蟹田上工作了接近 9 个小时,他的皮肤被晒得通红,脖子上有皮肤微微翘起 —— 这是晒伤的痕迹。他准备去休息会,在蟹田旁的铁皮棚里炒一条河鱼,老板说过螃蟹不让抓,但田里的小鱼随便吃,这也是他的一日三餐。王兴业今天热得有些喘不过气,他刚坐下,顿时天旋地转,脑子里嗡嗡响,有一瞬间他甚至感觉自己快不行了,急忙冲进附近的冷库里,躺在地上大口喘气。

就在前几天,村里一位 50 岁的独居妇女在玉米田里施肥,因高温天气突然倒下,没人发现。直到第二天,亲戚发现她的电动车停在田头,四处叫喊无人应答,找到尸体后才发现已经膨胀腐烂,最后没法用担架抬走,只能用被单简单收拾。这件事迅速在村里传开,王兴业的儿子听着后怕,叮嘱父亲不要再去蟹田,但王兴业反过来安慰他,就是晒太阳而已,自己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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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出现热射病致死情况,媒体发布了相关科普信息。图 / 新华网微博

14:00

地面温度升到最高,一天的高温预警终于来临。

以江浙沪为首的长江中下游领域接连迎来历史最高温:7 月 12 日,浙江全省当日发布 54 条高温红色预警,打破高温红色预警日发布量最高纪录,杭州气温突破 40℃,创下最早 40℃高温纪录。极端天气在增加,高温之前的 6 月,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刚刚遭受了 60 年来最严重的倾盆大雨,仅仅广东省就有近 50 万人受到洪水和山体滑坡的影响,超过 17 万人被迫搬迁。

事实上,整个地球都在经历一场极端高温天气的大考验,气候问题早已是全球性问题。国家气候中心《全球气候监测预测月报》显示,6 月,全球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38℃。巴基斯坦早在 3 月就迎来了今年第一波热浪;法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的 5 月;6 月中旬,美国加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高达 45.5℃;6 月 25 日,日本群马县伊势崎市最高气温达到 40.2℃;南极海冰在 6 月份也出现有记录以来的同期最低水平。

上海市气象局首席服务官邬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副热带高压强势发展,加之伊朗高压和大陆高压等复合因素,以及累积效应等,这些特殊原因造成了今年的持续高温。强大的三大高压将河南逼成 “可南” 后,又把江浙沪热成了 “工折户”。

酷暑给人们带来的折磨,甚至能大过身体的疼痛。7 月 10 日,浙江金华的一位男子,在上班途中和另一摩托车发生碰撞,6 根肋骨被撞断,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捂着胸口迅速从地上起身,奔向树荫,躺倒后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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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被撞后因地面太烫转身去了树荫下。图 / 网络

车辆抛锚、爆胎、起火也成了夏日的常见安全事故,2021 年 6 月中旬,湖南的王先生和弟弟在高速上驾车时,车辆突然着火,是放在车辆挡风玻璃前的打火机经过暴晒而引发。今年 7 月 11 日,湖南湘乡一男子骑摩托车遇路面高温爆炸,直接被甩出 20 多米远,造成全身多处擦伤。高架道路上的事故、抛锚数也明显上升,上海交警总队高架支队三大队每天正常接警 15 次左右,几乎都是抛锚事故,仅仅南北高架路段,每天就需要处理 4 到 5 个抛锚事故。

对于交警而言,在这样的天气执勤可谓折磨。四川交警王星在太阳下刚刚站了 40 分钟,身体已经开始摇晃,为了防止晕倒,只能在每次出警前,灌下一瓶藿香正气水。而在浙江某高速疫情防控卡点,执勤的交警还需要在制服和反光背心中间,再夹一层蓝色的一次性手术倒背衣。这种衣物由一次性无纺布和一层塑料薄膜制成,不透气,更不透汗。

就算消防员也有些许吃不消。实际上,这个温度对于消防员李扬而言,还不如火场的 1/10,但在最近的日常集训里,穿着厚度与羽绒服相似的战斗服,闷得他心慌,等脱了,又晒得肉疼,过去,他一上午只需要两瓶 500 毫升的矿泉水,但这个夏天,已经需要自带两升容量的定制水壶。

核酸采样志愿者同样需要在夏日穿着严实。成千上万的核酸采样点呈点状,密密麻麻分布在城市内,深圳有 3233 个核酸采样点,上海市各类核酸采样点超过 9900 个点位,而杭州设立了不少于 10000 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在深圳,核酸志愿者小雅一天要为至少 2000 人录入核酸信息,她需要穿一件一次性蓝色隔离衣,戴皮胶手套,医用口罩外还得再套一个巨大的隔离面罩,帐篷里唯一的散热工具,是一台 1 米多高的大功率风扇。

扫码处距离核酸点足足有 3 米,排队的人默契地在这里断开,挤在小雅所在的帐篷里,叫号时再一口气从烈日下冲刺过去。不到半小时,小雅的衣服和皮肤在汗水的作用下紧紧粘在一起,隐隐的汗臭味萦绕在鼻尖,阴魂不散的蚊子又在她裸露的小腿上咬了数十个包。要是实在热得受不了,小雅也会偷偷躲在没人的地方,将两层面罩轻轻扯开一条小缝,迅速呼吸几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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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4 日,吉林某小区内的核酸采样人员穿着紧密包裹的防护服。图 / 人民视觉

气温最高的时刻,热射病也更容易悄然上门。西安的大学生陈淼淼正在参加一场羽毛球比赛,当时气温高达 42℃,3 场比赛下来,陈淼淼只觉得胸闷,越来越难以喘气,他身高 190cm,体重 210 斤,平时喜欢吃炸鸡、冰糕,过去已经查出轻度脂肪肝。14:30,他决定提前离开赛场,乘坐公交车回到寝室,当时寝室的空调已经坏了接近一周,陈淼淼觉得头越来越沉,几乎失去所有力气,直接倒在了床上。

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散热,他出现了发烧的症状,当室友李杰回到寝室时,陈淼淼已经高热不退一小时,体温一度接近 40℃,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起初他还能回答一些问题,后来意识逐渐涣散,李杰当即把陈淼淼送到了医院,此时他的血常规已经有多项指标异常,好在脑部和胸部 CT 显示正常,足足在医院躺了四天后,他才恢复如初。

17:00

太阳迅速向西南方移动,下班通勤高峰到来,城市再度变得热闹。

阿干拉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去快餐店点一份盖浇饭,加一瓶冰可乐。王兴业终于可以离开蟹田,捞了一天的水草,他几乎直不起腰。杨启富依旧悬在高空上,他还有两个小时才下班,一整个下午,太阳在玻璃幕墙上折射的光线晃得他眼睛疼。

在浙江,一些下班族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家经过一天阳光的暴晒,发生了一些或大或小的变化。一位台州市民家中的地砖突然炸裂,面积接近 3 平方米,物业告诉她,这是因为热胀冷缩导致。在装修工人来之前,她只能用脚将地砖踩平,勉强踩出一条能走的路。一位温州市民网购了一箱可乐,回家拆箱后发现,6 瓶 300 毫升的可乐,在高温下气体膨胀,已经变得高矮胖瘦不一,最发福的那一个,连站稳都有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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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小红书某博主

高温也在威胁家养植物的生命安全,有人把琴叶榕放在阳台,下班回家后发现,原先舒展的叶片已经因为失水而干枯蜷缩。植物科普博主周方解释说,这是因为在超过 30 度的天气下,植物面临着热胁迫和水分胁迫,如果一旦发现植物出现脱水状态,最好不要在大中午给植物浇水,否则叶片上的残留水珠容易形成凹凸镜,反而会造成二次灼伤。一位浙江男生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给植物降温的方法,他将冰块放在春羽和吉利红旁边,一个植物的人造空调就这样诞生了。有趣的是,热带植物绿天鹅绒海芋却极为享受这个高温天,一个北京的植物爱好者已经被热到懒得去阳台浇花,但她发现,绿天鹅绒海芋在高温中越长壮实,大叶小叶嗖嗖长,几天过去,叶片长得比自己的脸都大。

温度稍降,千鹤负责饲养的细尾獴和狼终于恢复了群居动物的本性,从洞穴中爬出来嬉戏打闹。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在高温环境里,也不得不放弃一定的社会属性。比如,旅游成了变相居家,一位福州女孩在做了 22 页的长沙 7 日旅游攻略、奔波 850 公里后,决定在酒店休息,热到没法出门,她连吃了 3 天外卖。7 月初,新疆吐鲁番火焰山的温度计指数已经上升到 68 度,江西九江的小妍选择放弃导游安排的 1 小时参观计划,5 分钟匆匆拍照打卡,剩下的时间都待在游客中心吃冰棍。

21:00

城市入夜,所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南方的人们会发现,今年的夜间温度,没有和白日相差多少,这种日最低温超过 28°C 的现象被称之为 “热夜”。截至 7 月 12 日,在 351 个城市中,约有 18% 的城市出现了 “热夜”,相比 2021 年同期,这一数量增加了 46.5%;与 2020 年同期相比,更是翻了 2.86 倍。而在日最低温均值的前十名城市中,有 7 个都在长三角。

这也为夜跑爱好者带来一些困扰。香港的一项研究表明,高密度城市缺少绿化和通风,使得 “热夜” 引发的健康风险甚至高于日间酷热。过去晚上 9 点,谢志伟每晚都会沿着河边跑上 5 公里,但现在直到晚上 10 点,空气中还是有挥之不去的湿热粘腻,只跑 3 公里就很难再坚持。他的心率也明显加快,正常情况下 160-170 的心率,如今全程跑下来数值接近 200,极快的心率让他出现了运动后的缺氧状态,无论多大口吸气,胸腔依旧能体会到痛苦的挤压感。

事实上,跑步者在运动过程中,极容易将身体的不适混淆为正常的生理反应,许多跑步者总会告诉自己再多坚持一会,但高温天气并不比平时,采用标准配速,极有可能会挑战心肺压力的极限,很容易让自己进入危险状态。

一天 24 小时,人们开始接受与长达 20 小时的高温相处,西瓜与冰淇淋也成为最为畅销的解暑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瓜消费国,能吃掉世界上将近 70% 的西瓜,到了今年夏天,吃瓜更甚,有人甚至把冰桶和西瓜搬到重庆的一个水上乐园,坐在冰桶里吃西瓜。长时间的高温天气,也带火了 “吃冰经济”,7 月 15 日,京东到家、美团等平台发布 “吃冰” 消费数据显示,同样炎热的四川地区,“冰品” 的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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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民挑战 “冰火两重天” 坐冰桶吃西瓜。图 / 陈超 (重庆分社)/ 中新社 / 视觉中国

只是,对于蟹农王兴业来说,他的消暑品只有白开水。一到晚上,电风扇在老房子里嗡嗡作响,儿子刚刚又劝了他一遍,反正没签合同,今后不要再去蟹田。可他觉得,既然答应了对方干上一年,就不能反悔,最重要的是,这么辛苦的活,除了他这样的老农民,估计再难有人接手。

王兴业累了一天,在晚上 9 点就早早准备睡下,蝉和青蛙开始此起彼伏地叫,不到 7 个小时,他又要醒来,在完全重复的又一天,帮助螃蟹与高温作战。

来源:每日人物 微信号:meirirenwu

人要不忘初心,是很难的

@屠龙的胭脂井: 我絮叨一句自己的感想:人要不忘初心,是很难的。

包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包括那些你觉得了不起的大老板,很多时候,都得不停提醒自己这点–否则就是被裹挟着往前走:走到最后,就忘了自己想干什么了。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有些企业家,刚开始,是想做一些公益。但是做公益的过程中,发现还可以营销品牌。

回去一群狗头军师建议,既然我们都做了公益了,要不就使劲营销一番?老板被说得动心了。

这就是被裹挟得忘了初心。

你说你来拿这事儿营销,当地政府不烦嘛?老拉着孩子们出去拍宣传片。

你本来是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为社会做点事情的。结果最后政府还烦了你。得不偿失。

再举个例子,你说这些中小网红。很多人初心很好的,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网上科普各个方面。

很多人的初心都是:我为了给穷人孩子教英语,我为了科普法律,我为了做这个那个。

这都很好。

但是你一旦红了,就有 MCN 找上门来。给你画大饼,能投资多少多少,给你做 blah blah 矩阵。

你变成了公司一个人形立牌。把流量做大。

短期内,你是能赚不少钱。但是,资本运作都是杀鸡取卵式的,而且是捆绑式的。

要不你说为啥,吴亦凡和小 G 娜那事儿的时候,一堆人都给他做保?

因为你一旦进了 MCN,网红和明星的界限就模糊了,就都是利益集团的一员。

你老板找你出面,替吴亦凡说两句。你一看他长得还挺帅,没问题。

还各种合照。结果翻车了,做保的全都一起翻车。

别人还怀疑你也不是好东西。

你那个时候,想起来,我一开始不是想干这个的,我只是想做个独立的小评论人。

那就晚了。。。。。

再举个例子,有些人做实业,本来公司很好,业绩不错,利润也健康,每年给国家缴税很多,当地政府,都说你是明星企业。

结果,被金融机构看上了。过去一通忽悠,你怎么怎么搞,可以把盘子做多大多大。

然后各种贷款,各种操作,各种窟窿。把企业掏空了。

山西那个首富现在不都被通缉吗?

——- 为什么古人说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因为江山不在你手里的时候,江山就是你的目标。

江山在你手里的时候,你是别人的目标。

可以允许罗永浩失败了

文 / 未未

来源: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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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红线

罗永浩的新公司叫 “ThinRedLine”,中文翻译为 “细红线”,做 AR 眼镜。

7 月 10 日的晚上,当老罗在 “交个朋友” 直播间公布公司名后,熟悉他的人立刻想起了 5 年前的坚果 Pro 发布会。那是他第一次浓墨重彩地介绍 “细红线”。

2017 年 5 月,深圳春茧体育场,罗永浩带着坚果 Pro 登上了舞台。在创办锤子科技的第五年,他即将发布自己的第五款产品。其中,细红线特别版本被提前制作成了一个短片 —— 侧身带着红铜色细线的手机从地球出发,驶向宇宙,所过之处留下一条长长的红线,并配合着宏伟跌宕的配乐。

它有一段足以打动人心的故事。

“细红线” 出自克里米亚战争,讲述了英军以少胜多的故事。在那场战役中,身着红色军服的英国步兵与俄国骑兵对阵,对方人数更多、装备更好、且处在利于冲锋的高地。但最终,这些仅能排成两列的英国步兵,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在日后,他们被称为 “细细的红线”,被书写进了欧洲军事史 。据说,就连南丁格尔护士都曾受到这场战役的鼓舞。

现在,这条 “细红线” 被视作了罗永浩的化身。

在打开坚果 Pro 的 PPT 时,他激动到无法控制手抖而向观众道歉。那段经典的哽咽也很快出现:

“如果有一天我卖了几百万台几千万台,傻 x 都在用我们的手机,你要知道这是给你们做的。”

2017 年的老罗是昂扬的。在 2012 年创立锤子前,国际的苹果和三星,国内的小米与华为都已经完成了市场开拓,英语教师老罗的进入被认为不合时宜,他在 2016 年甚至没有拉到一笔融资。

为了让公司活下去,罗永浩每天只睡 5 个小时,一个月才能和妻子吃 1-2 顿饭,还在 2017 年签下了强制股份回购协议,这直接导致了后来账面的 1.7 亿元亏损。

曙光出现在 2017 年。他们全年有 10 个月是正现金流,这是锤子科技首次进入盈利年,坚果 Pro 的问世成为了关键节点,很快,锤子内部便定下了 2018 年做 4 款手机和开发 TNT 软件交互系统的激进计划。

图:2017年坚果Pro发布会图:2017 年坚果 Pro 发布会
在老罗的心中,他正如那条 “细红线” 般,抵抗着四周的巨头。

如今回首,那份 2017 年以为的曙光,更像是落日的余晖。仅一年后,手机行业销量便下跌了 20%,“真还传” 成了他的生活中的主旋律。

既过不恋。在 7 月 10 日那场 3 小时的直播中,后边的背景板被打上了 “今天聊天为主”,这标志着 “真还传” 正式进入了尾声。有粉丝留言:感觉老罗明显开心了许多。罗永浩大笑着回答:不做直播带货了,能不开心吗?

尽管这场直播的副播依然是朱萧木,他曾是锤科的 001 号员工,又伴随着老罗度过了两年的还债生涯。但相比近几年的采访,7 月 10 日的老罗提及锤子的频率明显降低了。可 “细红线” 代表的浪漫英雄主义被留了下来,并以一种更加醒目的方式出现:作为公司的名字。

只不过,这一次,老罗没钱再制作气势恢宏的概念片了。

为了节省成本,北京细红线科技有限公司的 20 多位员工将与交个朋友的北京公司在一处办公。老罗现在的希望是,半年后,可以带团队搬出去,租一处独立的办公室。

02

传播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于 1853 年。

抛开沉重的政治与军事话题,它的另一个意义在于,这场战争中,开始出现战地记者的身影,他们将光荣的远征和悲惨的生活一起记录,并传回遥远的西欧。比如,细红线的故事。

第一个写下 “ThinRedLine” 的是一位名叫拉塞尔的战地记者。他在文章《10 月 25 日巴拉克拉骑兵战》中记录:

“俄国骑兵…… 冲向高地人,他们的马蹄下方尘土飞扬,每一步都在加速,径直冲向那条顶着钢线的纤细的红线条(the thin red streak topped with a line of steel)…… 等到他们迫近到 150 码(约 137 米)之内,端平的步枪打出又一轮致命的齐射,给俄国人带来死亡和恐惧,他们打马回转,向左右两侧散开队列,跑得比来时还快。”

站在弱势一方,反抗强者,这个广为流传的军事故事与罗永浩的成名有诸多相似之处 —— 无论是怒砸西门子冰箱还是扬言收购苹果再到如今创办 AR 公司,老罗对面总是站着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

但一个更接近真相的事情是,细红线的故事并非真实存在。

一位曾经在现场的著名英格兰骑兵军官曾对《骑兵史》的作者乔治表示:

“俄军骑兵中队当时毫无冲击动机,只是想通过佯动迫使联军暴露部署状况,当 93 团在山上列出横队时,骑兵就已完成目标,随即撤退。”

罗永浩的科技梦想也没能实现。2018 年,三款坚果手机接连失败,锤科资金断链,债主围楼,独自扛下 6 个亿的罗永浩成了大家口中的 “老赖”。

他把锤科的失败解读为入局太晚 —— 尽管后来更多人认为这位创始人才是导致锤子失败的最关键因素,二者并不矛盾。这代表了创始人缺乏战略眼光,何况罗永浩还口无遮拦。

他为中文互联网昔日的繁荣甚至是喧嚣做出了足够的贡献。与方舟子吵架的时候,他会在网络发起恶搞比赛,“给舟子一个眈眈”;怒砸西门子冰箱的时候,并拒绝接受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服务,还讽刺星巴克将小杯咖啡划为中杯。

他曾承认,因为自己个人原因,给公关同事带来诸多麻烦。

为还债而展开的这段直播带货生涯似乎真的改变了他。重新出发,老罗看起来冷静了下来。6 月,他宣布退网,将 “罗永浩” 的微博账号改为 “交个朋友”,只用于业务发布。

但很快,他又注册了一个名为 “罗永浩的辟谣号”。7 月 4 日,他发布了第一条辟谣微博,表示自己在直播中提到的 “不看好内容电商”,并非针对东方甄选。

老罗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像 “斗士” 般活在公众的视线中,既无惧权威,也不会容忍粉丝。他曾多次拉黑对他提反对意见的粉丝,有时候自己拉累了,就让同事登陆自己的账号继续拉黑。

7 月 10 日的那场直播中,他对用火烤钟薛糕的人嗤之以鼻,还表示看不懂叫 “蔚小李” 三家创始人为 “三傻” 的人。当评论区有粉丝留言 “三傻” 不行时,他立刻反唇相讥:你行,你干什么都行。

另一方面,他又疲于表达,害怕陷入争议的漩涡。他多次提到,锤科时期,比拉不到融资、发不出工资更令他痛苦的是每年的锤子发布会,有时候拉开酒店窗帘,看到对面是演讲的会馆,会有一种被判了 “死缓” 的感觉。

当然,这些浸泡在痛苦之中的流量也曾转化为商业利润或机会。比如他刚进入直播就拿下上亿的 GMV,还曾在 2017 年陆续收到电子烟制造商的合作邀请。作为一位饱受争议的创业者,他最初拒绝了这个同样饱受争议的赛道,直到锤科破产,他才短暂地去打了两天工。

但流量带来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2022 年,罗永浩投资了一个名为 “重新加载” 的运动鞋品牌,复刻的是耐克过期的外观专利。当鞋出现在 “交个朋友” 直播间时,熟悉 “理想主义” 的粉丝立刻开骂,最后就连合作方都抱怨老罗的招黑体质。

无奈之下,罗永浩表示:好吧,以后我不帮你们卖鞋了。我是冤大头,他们是精神病,你们是白眼狼,爱谁谁吧。

03

“罗永浩”

尽管 “细红线” 的故事并没有出现在克里米亚战场,但 “ThinRedLine” 却在后来的诸多战争中,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甚至被赋予过更深刻的含义 ——“二战” 后,美国作家詹姆斯写了一本名为《细细的红线》的小说,并于 1997 年被改编成了电影。

在作品中,战场变为了 “二战” 中的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作战图上,红线代表着同盟国的美军,士兵威特的命运被红线所控制。他曾因醉心于太平洋的阳光、椰林和海滩从军队中逃离,与当地的土著过起世外桃源的生活,但又被上司找到再次加入战场。

图:《细细的红线》剧照图:《细细的红线》剧照
细细的红线,成了探讨情感、人性及环境的的符号。息影 20 年的导演泰伦斯・马力克借其反对战争、探寻灵魂。

在某种意义上,“罗永浩” 有类似的含义。

在罗永浩的微博辟谣号上,他的简介是产品经理和产品设计师。对于这位办过培训、做过手机、当过主播,现在又要去 AR 创业的中年男人而言,他最好的产品还得是 “罗永浩” 这个 IP。

反抗权威、执迷细节以及幽默的天赋使他闪烁着令人着迷的特质,也为他赢得了呵护与崇拜。

在 “细红线” 成立后,秦爷和黄贺已经到岗,朱萧木还完债后也会再次加入。

崇拜更多表现在粉丝身上。

2017 年发布坚果 Pro 的时候,可以容纳上万人的深圳春茧体育场座无虚席,一些没能赶到现场的 “锤友” 们,在北京某电影院观看了转播。当罗永浩哽咽地说出:

“如果有一天,我卖了几百几千万台手机,你们要知道这个手机是为你们做的” 时,有人从座椅上跳起来疯狂鼓掌,有人伸出手臂冲罗永浩比心。

屏幕内外,欢呼声交织成一片。这幕后来被剪进了《燃点》中。这部描述中国创业者群像的纪录片,2017 年开拍,2019 年上映。纪录片播出的时候,老罗正处在财务状况最紧张的时候,早已不复当年风光,但大批创业者组织团队前往电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

对更多人来说,罗永浩这一次能否成功已经不重要了。在曾经电商行业的 “四大天王” 中,相比其他三位,老罗成了唯一一个主动离开直播间的人,并在互联网收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再次投身科技创业的人,这件事本身就像一件行为艺术般令人心潮澎湃。

7 月 10 日的直播中,当老罗介绍完自己的新公司 “细红线” 后,甚至有粉丝开始期待失败了再来一部 “真还传 2”,还有粉丝留言:希望你 80 岁依然充满干劲儿,还有创业的梦想与勇气。

“别,别诅咒我,最后一次了。” 一片热烈中,罗永浩在急着摆手拒绝。

最激动的还得是老罗自己。那场为时三个小时的直播中,罗永浩每回答完一个问题,就要抽出一张纸巾擦一擦喷洒在桌子上的飞沫。

但正如被英雄主义的细红线难掩克里米亚争霸战争的实质,杂糅着理想主义情怀的罗永浩,依旧需要用个人影响力为自己的新事业铺路。

在 7 月 10 日的直播中,他讲述了两件小事,以论证旧日的巨头必将输给新人。

一件是阿里的朋友曾问他为何要从英语老师跨行做手机这样的科技公司,他反问对方:难道马云以前不是英语老师吗?另一件则是 “蔚小李” 三家创始人中,曾有两位对他能否战胜实力更强的科技巨头表示担忧,他同样反问对方:你们难道不是后来居上吗?

这场直播是在北京进行的。这是东北人罗永浩最熟悉的城市。他在这里成为新东方英语老师,成为老罗英语学校创始人,成为那个砸烂西门子冰箱的人,成为那个骄傲入场黯然离场的手机创业者,最终,成为意义更加丰富的 “罗永浩”。

2021 年 5 月,为了还债,罗永浩将公司从北京搬迁到了 “电商之都” 杭州。为了能更好地展示商品,他在直播间搭建了专门用于上货的滑轨,桌上摆着计时器,对每一个产品的介绍力求严格按照流程上的时间进行,就连空调的温度,也必须稳定在 18 度。

一旦出现偏差,他就会表现出来明显地不高兴,甚至在众人面前质问负责人。这样的流水线式的精密,在这座电商之都里是司空见惯的。在遍地都是财富神话的江南水乡里,无数间标准装修的直播间里,每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中,闪烁着对成功的渴望。

罗永浩的渴望不在这里。一年后,他从杭州搬回了北京,日后每月一次的直播也都会安排在北京完成。

7 月的那场直播中,他还公布了 “细红线” 的简历投递方式。当场助播将 “所有商品已全部上架,请放心购买” 和 hr 的邮箱同时打在背景板上的时候,他立刻提出了抗议:这个字幕打得胡说八道。

但这一次,他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调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