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丹青
文学上有句话，忘了谁说的：“好的写作，是偏离规范的写作。”这句话三个关键词：规范、偏离、好的写作。大家知道，没有一种艺术不需要规范，为什么偏离规范会是“好的写作”呢？
所谓规范，褒义的说法，就是中规中矩；贬义的说法，就是陈陈相因。某阶段、某时期，艺术家总会自觉自愿遵从一套规矩，完善一种大美学、大风范，久而久之，就出现所谓经典、楷模、权威。
所谓偏离规范，并非作者不认同规范，而是总会有天才蹦出条条框框，他个性特别强，感觉特别灵，听从自己，放纵自己，忽然发现稍微犯一点规，出一点格，作品更好玩，更有意思，更有快感。
古代艺术家偏离规范，是不自觉的。卡拉瓦乔用市井屠夫做模特，画进《圣经》故事画面，一个个如实描绘，不美化，就此偏离了15世纪意大利绘画的伟大规范，而17世纪的巴洛克画家又把卡拉瓦乔视为新的规范，当然，以各人的方式，渐渐偏离他。有些天才还会偏离自己的规范。伦勃朗晚年市场失宠，看透世态，画了许多深沉的自画像，偏离自己早年的规范。最经典的自我偏离是委拉斯开兹，他一辈子恭恭敬敬描绘皇亲国戚，可是他为宫廷侏儒画的肖像，就是伟大的偏离。
规范永远期待天才的偏离。再完美的规范也无法包容千差万别的真实。你不能想象委拉斯开兹用他画皇帝的方法画侏儒，伦勃朗画的耶稣和所罗门王，经典极了，可是他在自己的老脸上发现，而且肯定了另一种美。凭着非凡的敏锐和自信，他们有意无意偏离了规范，同时，丰富了规范。巴洛克艺术要是没有伦勃朗自画像，没有委拉斯开兹侏儒像，可就乏味多了。
毕加索说：“我不创造，我只是发现。”一切偏离，甚至背叛，来自艺术家的锐眼，来自“发现”。到了19世纪，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自觉偏离规范，进入20世纪，偏离规范成为常态，因为再好的规范也会僵化，会过时，丧失魅力，甚至令人讨厌。
可是所有规范总是代表权力，代表正确，率先偏离规范的艺术家，倒霉了。他越是偏离，就越倒霉。顶顶著名的公案，就是印象派。
清华美院博士生马萧同学2017年出版了博士论文《印象派的敌人》，非常有趣。这本书一五一十交代了整个法国19世纪绘画的标准规范，罗列了20多位早已被遗忘的法国大画家，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学院沙龙的那批画家，他们才是当年红遍巴黎、名震欧洲的人物。换句话说，他们是法国画坛19世纪最牛逼的一群人。
可是一百多年后，公众只知道印象派画家，而那份被遗忘的名单，正是当年印象派画家拼命要想偏离的规范。
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二楼的19世纪厅入口走廊墙上，挂着几幅沙龙画家的重要作品：卡巴内尔、梅索尼埃、勒帕热、布格罗……往里走，十几个大厅绝对是印象派画家的天下，马奈、莫奈、德加、毕沙罗、西斯莱、塞尚、高更、凡·高……几乎每人独占一个厅，甚至两个厅，沙龙画家的画要么挂在走廊上，要么和其他画家挤在一个厅，占据次要的墙面。
那是因为美术馆收藏他们的画太少吗？不是，欧美大馆仓库里堆满学院沙龙式的绘画，轮不到几件有资格和印象派一起挂出来。
可是150多年前，情形正好相反：印象派的画要么落选，要么选上了，没资格挂在正厅，只能挤在墙角，被观众和舆论笑骂，所以当年印象派画家要么自甘边缘受穷，要么愤愤不平—这就是偏离规范的代价。
现在我们来看看梅索尼埃的军史画《1807年，弗里德兰战役》。他刚出道时，德拉克洛瓦曾对人说：他将是最伟大的法国绘画继任者。他是能品的大师，最拿手的画就跟一本书那么大小，毫不费力画出无数细节。
但他又是拿破仑三世雇用的军事画家，这幅画是他一辈子尺寸最大的画—这类军史画受到18世纪大卫的鼓舞，大卫是欧洲历史画的始创者，后来影响了俄罗斯历史画、苏联历史画，然后，影响了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画。
我们年轻时拼命模仿上一代的革命历史画，我们知道，历史画的祖宗在俄罗斯，俄罗斯历史画的祖宗在法国，可是呢，我们根本看不到。
大家觉得这幅军史画好吗？我没法说不好，要说不太好，就因为每个细节画得太好了。另一个太好的例子挂在这幅画对面，勒帕热《圣女贞德》。
我怀着矛盾的心情，爱这幅画，就像我怀着矛盾爱列宾与苏里科夫，因为勒帕热既是绘画的高手，又是描绘情感与内心的高手。《圣女贞德》既画出了村姑的质朴，又画出了神圣感，而花园中暮色四合、草木有情的神秘感，更是动人，以至我觉得这种神秘感就是画家短命的原因，勒帕热在36岁就死了。
大家知道吗？他画的另一幅画《垛草》曾经在1978年随同“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来到北京和上海，当时“文革”刚结束，所有中国油画家看呆了。一张脸能够画到这么神形毕肖，这么丰富细腻，简直不可思议！
现在大家忘记70年代的情境了。那次法国画展中柯罗和米勒几件小画，直接影响我画出了《西藏组画》，勒帕热《垛草》中那张农妇的脸，直接影响了80年代南北各地好几位五○后、六○后油画家，从此，中国油画出现了追求细腻的技巧和作风。
勒帕热一点不知道他会影响上百年后的中国油画。但是中国许多艺术家未必承认自己受了谁的影响。我认识那些作者，他们有没有忘记勒帕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