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文史

【读书者说】

用“千呼万唤始出来”形容中文译本《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以下简称《宋史上》）的出版，最恰当不过了。据本书主编之一的史乐民的介绍，1993年已故的著名华裔宋史专家刘子健生前通读过各个章节，说明宋代卷的大部分稿件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已基本完成。国内学者也不断风闻这部书即将出版，可是直到2009年英文版才得以问世，又过了十余年，姗姗来迟的中文译本也终于与国内读者见面了。

《剑桥中国宋代史907—1279年 上卷》 崔瑞德、史乐民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有学者说“剑桥中国史”丛书的最大特点是注意到了很多中国写通史忽视的层面，视角往往比较新颖，有多方面把握材料的能力。这种说法若是放在《宋史上》基本完稿的三十年前，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之前，国内的宋史研究，不论是与中国古代各断代史研究相比，还是与海外日本甚至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相比，都相对落后一些。本书广泛汲取20世纪日本、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宋史研究者的成果，说该书集20世纪宋代政治史研究之大成，代表了20世纪世界范围宋代通史政治史编纂的最高水平，是不为过的。不过，恰恰是在本书启动编纂之时，国内宋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准备和积累开始进入起飞阶段，至2009年该书英文版出版之际，中国宋史研究已位居国际宋史研究的主流和前列。2011年由已故学者漆侠先生挂名主编、王曾瑜先生总其成、近70位宋史学者参加编写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8册），不论深度和广度，还是吸纳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最新研究成果上，已大大超越矣。

《宋史上》很强调国际化，希望反映西方学术背景下的研究特色，虽然说这种研究特色不等同于西方的学术立场，但实际上不可能不打上西方学术立场的烙印。就“剑桥中国史”将10—14世纪中国历史分作《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和《剑桥中国宋代史》就能看到日本“唐宋变革论”和美国“征服王朝论”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立场。客观地讲，《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在论述史实时主要显现的还是西方学术背景下的研究特色。下面从五个方面来看西方学术视野下宋代政治史的编写特点。

1.重视五代十国历史的书写

日本学界从二十世纪初奉行“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将唐中叶作为唐宋变革的起始，故编写宋代历史往往从唐后期、五代十国的历史讲起，以明了贵族政治向宋代独裁政治和平民社会的演进。就研究五代十国的历史而言，中国学者近三十年来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在编撰中国通史时不论是划分隋唐五代史还是划分五代十国辽宋西夏金史，往往把五代十国作为唐宋之间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叙述都较为简略。《宋史上》却给以较大篇幅论述，这一方面是由于“剑桥中国史”丛书没有把五代十国划入隋唐史卷，另一方面正如本书导论所言，“最初的两章所写的那样，混乱和政局动荡的景象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着我们对唐朝到宋朝这一过渡时期的认知。如今，这种认识必须由这样一种观点代替，就是北部的五代和南部的九国是一个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时代，并为宋朝建立统一的政权奠定了基础”。用两章的篇幅叙述五代十国的历史，为唐宋的传承和演变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为太祖由军事独裁向权威帝王的转型做了铺垫，更为南方逐渐占据宋朝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区域做了铺垫。笔者以为这种铺垫实属必要，而且有些论述颇有见地。

2.将辽西夏金蒙元与宋朝的互动作为主线

国内研究宋代政治或编撰中国通史中的宋代政治通常把宋辽、宋夏、宋金、宋蒙元关系看作是和战问题，而《宋史上》最大的不同点，是将草原游牧、渔猎民族政权辽西夏金蒙元与宋朝的互动和影响作为宋代王朝政治主线索之一来论述，也就是说在挑战与应战模式下，把宋代政治史看作是处理周边民族政权关系，并由此引起宋朝内部政治集团势力消长、政治议程变动、政治机构和制度变化的过程。用本书主编史乐民在导言中的话概括说，就是“中原与草原民族的关系与王朝事务的形成。”这条主线的基点是建立在以下两个认识上：

其一，北方民族政权体制与汉族政权管理模式相结合产生的“双重管理帝国”，使得辽夏金元经济、军事实力大增，“10-13世纪亚洲内陆国家治国才能的快速发展允许其在北部边境的国家供养强大的军队，这在数量上和财富上抵消了农耕中国宋国家的优势，在东亚削弱了中原王朝宋的实力。”从而阻止了宋朝夺取在以中国统治为中心世界秩序中的强大位置，把宋朝地位降低到东亚各国体系中一个平等参与者的位置。并用战争或战争威胁让朝贡变成宋朝“保障和平”的一种方法。

其二，在内部，一直有国内威胁挑战着边境的稳定，对和解的共识是实用的而不是有原则的。宋朝的“文官主义”使一些从战争而不是和平中获益更多的个人和团体边缘化，亦即军功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都是解决民族矛盾而兴起的政治改革运动，甚至把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决策称作宋神宗父子的民族统一主义和国家行动主义。

对此，有两点论述值得注意，一是对澶渊之盟条款的解释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和论述细致多了，因而对“澶渊之盟”性质和意义的判断也就大不相同。国内的叙述一般多是从宋朝国内政治或宋辽民族平等原则进行否定或肯定，而本书概括为“总之，虽然辽朝能够使用合（和）约从宋朝额外获益，但宋朝视辽朝为一个主权帝国和外交对手的外交关系所呈现的务实取向，使得‘澶渊之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二是国内讲南宋初期历史除了宋金之间的战争外，多叙述宋朝军民的抗金斗争，本书则侧重叙述高宗、秦桧统治下的“战争与外交”“和平进程”。同时指出，南宋边疆政策，一个半世纪统治的肆意妄为，渐渐破坏了朝廷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普遍适用、深思熟虑决定的能力，也使南宋面临巨大威胁时决策机制陷入瘫痪。

3.侧重历史过程的叙说

中国传统史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为代表的著作本源和主体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人是连接历史学时间、空间、事情三个要素的关键。而近代以来国内的历史研究和通史编写受西方史学理论和社科方法影响，大都“以事为本位”“以问题为本位”。本书却难能可贵地从宋廷的角度，侧重历史过程的叙说，用较多的笔墨描述每一朝的君臣关系、君与臣的角色、人事与权力等，反而更具有接近宋代王朝史的特色。如将南宋后期的政治停滞和衰落与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的荒淫、懦弱和疾病，以及权相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的专权与无能联系起来考察，是很有说服力的。由于对皇帝、臣僚个人活动有较多描述，篇幅也相应大增，可以说《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是笔者迄今所见叙述宋代政治史部头最大的著作。

4.王安石变法是论述重点

北宋中后期政治占本书篇幅最多，王安石、宋神宗在熙丰时期的变法又是重中之重。对于国内争议很大的王安石变法的论述，有几点值得称道：1.充分吸收包括漆侠、刘子健、东一夫在内研究王安石变法高水平的论著以及众多日本宋代财政研究成果，使得论述站在较高的起点。2.以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为例，充分展现王安石新法的合理性和创造性，理解王安石要做什么。3.阐释新法执行过程遇到的问题、解决办法，以及对初衷的背离及其原因，即“从经济再分配到榨取税收。”4.对反变法派反对意见的合理内核及其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进行客观分析。5.既不采信南宋以来道德角度的评判，也不卷入近代以来的赞誉和诋毁的争议，没有轻易简单地肯定或否定。6.元丰时期神宗的独断，神宗对王安石的尊敬和对蔡确、王珪的轻蔑，对守旧派大臣的眷顾都写得很精彩。

5.对徽宗时期人物做出新评价

从重新审读传统文献历史书写的立场，对徽宗、高宗朝的政治和人物做了新的评价。编者以为对徽宗时期的评价一般倾向于高度笼统的叙述，因为他统治时期的文献记录是历史编纂中充满问题的雷区。这些问题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上的道德褒贬偏见，必须用怀疑的眼光来阅读徽宗朝的这些所谓原始资料，注意它们涵盖和忽略的内容。从较为正面的角度重新诠释徽宗一朝的政治活动。蔡京被打入《宋史》奸臣传，对蔡京的评价和记述也同样是在政治史的道德诠释中，蔡京被描绘成为一位绝对的恶人，是北宋灭亡的替罪羊，本书通过对徽宗朝文献资料进行更仔细的阅读，指出“虽然蔡氏远远不是无可指责的，但也不至于犯下其传记作者所称的那种程度的罪行”“蔡京政府也没有那么自私自利”，从正面角度评价蔡京的教育政策及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的扩张。对于另外一个受传统史学严厉批判并列入《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也在认真解读资料的基础上，做了“不带有感情色彩”的平实叙述，剖析和梳理秦桧统治十四年里，主张和平、杀害岳飞、专权、篡改国史、抨击道学等事实的经过。并认为“秦桧是金国间谍的说法不可信，这很可能是毫无根据地抹黑秦桧的名誉。尽管秦桧被许多史学家控告是卖国贼，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曾经主动与金国勾结。”

此外，有一些论述颇为新颖，如“旧史家和史学研究把（元祐时期）反变法派同盟分成朔、洛、蜀三个分立的党派，这种方法固然有助于理解，但它抹杀了北宋后期政治生活中的混乱无序和错综复杂，”对此编者进行了四点有力反证，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如“绍圣集团作为当时最具纪律性的政治组织，在财政和边事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神宗君臣的功绩。”这个评论国内未之有也。对于元军攻陷临安和厓山之败后，军民和士大夫有不同表现，前者是“满朝朱紫尽降臣”，后者却有成千上万的殉国者，这种差异，编者以为是元军攻破临安时，南宋尚有大片领土，宋朝人仍有复国希望，而以城投降将避免百万平民遭屠戮；“厓山之败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是绝望，”故宋朝人选择自尽而非降敌。这个解释很有道理。

以上对《宋史上》的称道主要是从学术多元的视角出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笔者并不一定赞成。本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常识性错误太多，仅中译本所加译者按语就可纠正错误达167处，此外笔者阅读过程中随手拈来的错误还有二三十条之多，比较多的错讹是职官和人名张冠李戴，注释人物生卒年、事件发生年代、古今地名不实，还有纪事内容、统计数据不确等。错讹几乎都出现在非华人学者的论述部分。

其次，由于每个章节大都出自不同作者，上下文衔接多有重复。第三，英文写作者对古汉文资料的理解可能已经有了语言隔阂，再从英语译为中文与实际的语境距离会更大。一些明显的史事错误，可能是翻译把原文误读的史实又误译造成的。

4月18日，一名自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医生的知乎用户“张煜医生”，在知乎连发两条动态。在其中一条动态中，他指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肿瘤的治疗是不应该会人财两空的，而应该治疗效果比目前更好并且花费更少。

那么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财两空的悲剧发生？张煜医生坦言，很多是由负责治疗肿瘤的医生造成的。

“目前医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以药养医，而是监督力度缺乏，导致某些医生肆意妄为，由此而来的不良医疗行为伤害了患者的利益，是导致医患纠纷增加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也是导致普通民众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张煜医生认为，部分医生作恶的后果由全体国民一同承受，这非常不公平。

由于无法接受无辜的患者因为医生的不良医疗行为死亡率升高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张煜医生决定以在社交平台撰文形式，阐述目前的肿瘤治疗乱象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式，并呼吁国家重视和进行监管。（文｜AI财经社 夏天）

附《写给我挚爱的国家和众多的肿瘤患者及家属 —请与我一起呼吁，请求国家尽早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全文：

我叫张煜，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名普通的肿瘤内科医生，民盟成员。近1年多我碰见了很多事，让我经历了纠结和痛苦，也促使我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想明白了，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因此写下这篇文章。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感觉，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盛，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不公平的现象越来越少，体制也变得越来越透明。我们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并且为国家的发展和强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今天要说的是不好的方面，是关于目前肿瘤治疗中出现的大量不良医疗行为和一些肆无忌惮的医生，以及分析其中的原因和提出解决方式。请想一想，有多少患者罹患肿瘤后时常担心人财两空，谈医院而色变，甚至拒绝去正规医院接受治疗。很多民众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肿瘤治疗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效果不佳，去了医院医生就是为了赚钱，最后很可能人没了，钱也没了。很遗憾，这种印象并不完全是凭空想象，现实中诸如此类的真实事例不断在发生着，并且每一个真实事例都很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破碎甚至返贫。

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肿瘤的治疗是不应该会人财两空的，而应该治疗效果比目前更好并且花费更少。那么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财两空的悲剧发生？实事求是的说，很多是由负责治疗肿瘤的医生造成的。

我认为，目前医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以药养医，而是监督力度缺乏，导致某些医生肆意妄为，由此而来的不良医疗行为伤害了患者的利益，是导致医患纠纷增加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也是导致普通民众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部分医生作恶的后果由全体国民一同承受，这非常不公平。

我无法接受无辜的患者因为医生的不良医疗行为死亡率升高甚至直接导致死亡，无论如何，都必须写下这篇文章并公布于众：阐述目前的肿瘤治疗乱象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式，呼吁国家重视和进行监管。

第一部分：当前肿瘤治疗中的乱象

肿瘤患者是非常大的群体，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患者457万人，死亡人数达300万，死亡率居高不下，发病率仍在上升。为什么死亡率如此之高？除了常见的诊断时已处于较晚的分期，基于我亲眼所见，我有理由相信这是因为不规范甚至错误的诊疗导致的，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支出了不必要的昂贵花费，并且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因为不规范甚至错误的诊疗而死亡。虽然这个比例没有具体统计也很难统计，但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可以说，神州大地血泪斑斑，而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直到现在，很少人发声谴责这种违反医生职业道德的行为。

我以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担保承诺以下陈述的真实性：

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仅仅我自己就遇到了几十家医院超过百例的肿瘤患者接受了不当甚至错误的治疗，即明显违背了肿瘤界公认基本原则的治疗，其中部分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后续会举例阐述。这些不良医疗行为无一例外的导致患者的花费大幅度增加，并对患者带来伤害和痛苦，甚至有部分患者因此死亡。而且所涉及的不仅是普通的地方医院，还包括多家三甲医院的肿瘤医生，甚至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等地区都有一些医生在肿瘤治疗中有明显的不端行为。更有甚者，高度怀疑有的科室制定了统一的策略，不遵从最权威的肿瘤治疗指南（中国CSCO指南、美国NCCN指南或欧洲ESMO指南），对肿瘤患者故意不采用标准治疗方案而改用其它方案，并且有充分证据表明这种方案更改对患者是有害无利，因为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花费、毒副反应甚至死亡率。以致于我怀疑，可能有高达1/5以上的患者被更改了标准治疗方案，当然，小错就更多。

坦率地说，胡乱更改标准治疗方案可谓肿瘤治疗中危害最大的一种行为。很多抗肿瘤药物本身非常好，却被一些医生甚至三甲医院医生滥用。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两方面：一是专业知识不足，一是经济利益所致。以下均为临床实例：

1、 有医生在对胃癌和肠癌患者进行术后辅助化疗时，用洛铂替代标准的奥沙利铂，用雷替曲塞和被淘汰的去氧氟鸟苷替代标准的5-Fu类药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会造成复发转移率不同程度的升高。

2、 有医生在对肠癌根治术后III期患者时，没有任何指证就在化疗基础上加用贝伐珠单抗/西妥昔单抗，甚至加上没有被批准用于治疗肠癌的安罗替尼或阿帕替尼。有充分证据表明此类患者只应该接受标准双药化疗，胡乱增加靶向治疗会造成复发转移率轻度增加，死亡率增加。

3、 有医生在对明确不需要化疗的患者时，比如I期肠癌或者IIA期dMMR肠癌、IA期胃癌患者，故意夸大病情并采用辅助化疗。有证据提示这样做只能给患者带来伤害，甚至可能增加复发转移风险。

4、 有医生在胃癌和肠癌的术前化疗中，不选择最有把握的治疗方案，而选择疗效差的方案甚至采用错误的方案，比如对肠癌患者使用多西紫杉醇化疗，对胃癌患者使用培美曲塞化疗。

5、 有医生甚至直接摈弃标准治疗方案，完全不对患者进行知情告知和商量，想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比如鼻咽癌应该外放疗的更改为粒子治疗，肠癌单发肝转移应该手术的更改为射频消融或介入，不应该手术的强行手术。

6、 有医生滥用PD-1抑制剂，在胃癌术后、胰腺癌术后、肠癌术后、胆管癌术后的明确不需要进行PD-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错误的告知患者可以明显增加疗效，从而诱导这些患者进行PD-1抑制剂治疗。

7、 其它种种现象不胜枚举，比如强行要求患者做术后不需要的热灌注化疗，给不需要的患者预防性注射长效升白针，等等。

医生这行确实不容易，工作辛苦，压力大，收入与付出往往不相称，但我认为这些绝不是作恶的理由。按照医疗原则和相关法律要求，执业医生不允许胡乱更改标准方案，给予患者尽可能正确的治疗不是医生对患者的恩赐，而是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仅仅因为患者和家属的医学知识薄弱、法律意识淡薄和医疗官司维权不易，很多医生有不良医疗行为却不必承受后果，甚至毫无麻烦。这些医生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权力来伤害患者，显然是非常不对的行为。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应该是最让患者信任和放心的，这也是作为医生的荣耀，但是很遗憾目前并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部分：发生不良医疗行为的原因

（1） 缺乏监管。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医生也是人，也会犯错。但有不少医生以“个体化治疗”为幌子，随意更改和制定治疗方案，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疗效，实际却都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我们赫然发现，对这种行为目前竟然没有有效管制。如果没有监管，真的会有相当比例的医生把患者的治疗改得更贵更差，更有甚者，一些医生就是完全不顾患者死活，榨取最大利益，并且还不必因此受到惩罚。这就是医疗矛盾最深的根源之一。如果缺乏监管，有些医生必然会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患者的利益之上。

（2） 部分医生的无知和贪婪。让人不敢置信的是，有的医生真的是为了钱可以置患者生命于不顾。有的时候是明知道更改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是错的，但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进行更改，或让完全不需要治疗的肿瘤患者进行治疗，这类情况临床上屡见不鲜。

（3） 患者作为弱势群体，往往只能选择相信医生而难以了解到治疗错误，甚至即使知道治疗错误却也无力反抗。给卫健委的投诉往往被打回医院自行处理，于是只能诉诸于法律，但是法律程序的复杂繁琐和高昂花费，往往使受到伤害的患者望而却步。一些收入本身偏低的患者，因病致贫，更加难以负担维权的高额花费。

系统性滥用医生职权、违反诊疗原则获取利益同时对患者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会让很多好医生、年轻医生觉得失望和心凉，辛苦工作为患者生命付出努力的医生赚取的收入远远低于这些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医生，这公平么？我相信国家不会对此视若无睹。。

目前的医疗制度也存在问题：医生与患者的根本利益存在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尤其在肿瘤治疗领域，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医生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一切都从患者利益出发，医生会很苦且很穷。反过来：如果医生完全不在乎患者，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医生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有时甚至超过普通人的想象。

多年之前，当我后知后觉地发现这个事实之后，我默然了很久，并且第一次产生对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质疑甚至一丝厌恶。我希望医疗行业更高尚，医生更值得尊敬。

一些医生可以很好的识别出临床上哪些是不能得罪的患者，哪些是没有能力反抗的患者。让人无比愤怒的是，不少经济不太宽裕的患者满怀希望从外地城镇甚至农村去一线城市三甲医院求医，碰见了无良医生，然后被医生告知采用的是专为患者制定的个体化方案，疗效好，只是贵了些，诱骗患者服从并进行治疗。结果往往是花费急剧的升高且死亡率随之升高。明摆着是医生的贪欲和私心作祟而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却偏要冠冕堂皇，肆意榨取患者的血汗。我仿佛能听见有些不良医生得意洋洋的笑声，患者的巨额花费变成变成了这些医生的豪宅豪车、香车美酒

这就是目前最大的、继续改变的肿瘤医疗的不公平现状。

（注：如果有肿瘤患者看到了这篇文章，请看我写的微信公众号张煜医生《肿瘤患者如何避免人财两空》的文章，应该会有帮助。）

解决方案：

我反复认真的思索了很久，要治疗医疗乱象着实不易，但我觉得以下四点是最重要的方式。

（1） 法律的支持，依法治理医疗乱象，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患者通过法律维权确实太难，国家是否可以新增关于医疗纠纷的补充条款，也就是快速处理程序：当明确医生将不符合说明书及指南、临床规范的错误药物或其它治疗方式用于患者，并且没有详细准确的的知情同意时，直接由法院判定医生失职，并快速进行经济赔偿。如此一来，患者的维权显著的缩短时间并简单易行，可以直接震慑医疗不良行为。

（2） 加强监管体系。如果能解决第一条，那么就可以考虑建立不良医疗行为登记制度，一经发现，终身登记。并且可以制定例如发生3次则直接暂停医生执业资格或者永久吊销之类的细则。甚至可以考虑建立主治医生-科主任及院长负责制，从而敦促各个医院不再仅仅比拼临床和科研实力，还要非常重视防范不良医疗行为的发生。

（3） 推进同行监督机制。是否可以选择部分专业水平高和职业道德过硬的医生进行定期审核，严查潜在的错误并及时改正。坦率说，很多地方医院对肿瘤的知识水平确实很落后，需要更正和进步。

（4） 向民众普及正确知识。很多医学基本原则其实并不难懂。医生在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时候，势必需要尝试扭曲患者的观念，灌输给患者错误的信息。但如果患者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会闲着增加不良医生作恶的难度。我国有很多治疗肿瘤的医生（很多是外科医生）对抗肿瘤药物的使用缺乏基本的认知，并且态度散漫，盲目自信，专业性差得一塌糊涂。诸如上述所说，我曾见过使用多西紫杉醇治疗肠癌的外科医生，猜测是该医生觉得多西紫杉醇治疗胃癌都很好用，那么肯定可以治疗恶性程度更小的肠癌，所以予以应用，但实际上多西紫杉醇治疗肠癌完全无效。就是这样，用了错误的药物甚至导致了严重后果。患者依旧没有能力反抗不了了之，一是因为走法院程序太过于简单，二是后续治疗还需要在医院进行，不敢得罪医生。

因此恳请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设立红线并严格监督执行：任何明确违规且损伤患者生命权益的不良医疗行为，必须从重从快处罚。（个人认为这是改善医疗质量的最为重要的一条，只有这条红线开展并严格执行，才能保护患者安全，减少医患纠纷，是民众之福。我甚至觉得都不需要DRGS系统控费，只要医生治病是以患者为中心，鉴于国家已经为民众下调了众多抗肿瘤药物的价格，只要医生不为了自身利益乱花钱，患者和医保的支出将会显著下降）。

第三部分 案例分析：一位医生怎样让患者花费增加十倍并且更早死亡

我们来看看一例典型的医疗不良行为。这位医生其实我写过，很多人已经知晓，上海知名三甲医院的普外科医生L医生。他和蔼可亲，说的话令很多患者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很遗憾，实际上述只是表现，行为败坏和道德沦丧。治疗的多位患者都是以赚取利益为首要目的。

他收治了一位晚期胃癌AFP阳性的患者，虽然该类型少见，但根据诊疗规范也应当按照普通胃癌治疗。通常胃癌的一线治疗、二线治疗和三线治疗花费并不高，国家都可以报销。但是陆医生并不满足，结果就是这位患者的生存期明显缩短，花费比常规治疗高了10倍以上，积蓄全无并欠下十多万债务。我们来看看这位L医生是怎么做的。

（1） 让患者进行NGS测序：2万左右的花费。L医生给患者采用的NGS是目前认为最不可靠的抽血检验，而不是可靠性更高的肿瘤活检组织检测。也就是说，做完的NGS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按照常规应该将患者诊断时使用的胃镜病理组织切片进行检测更准确，需要患者回当地取标本。但陆医生非常着急，毅然决定先抽血测了再说。

（2） 采用奇葩的二线治疗方案：培美曲塞、安罗替尼、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和他莫昔芬联合治疗，这是LL医生自己生搬硬造出的前所未有的胃癌治疗方案。任何一个知晓肿瘤药物治疗基本知识的医生都知道，这个方案完全不合理。标准的胃癌二线化疗是紫杉类方案，目前认为这是最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案之一，并且花费较低。但强行改成上述奇葩方案后花费急剧升高，并且完全无效。

（3） 向患者推荐无效、昂贵、不合法的NKT治疗：每次治疗费用多达3万。目前临床都认为NKT治疗对晚期肿瘤几乎完全无效，因此国家三令五申禁止NKT治疗收费，仅限于免费的临床研究。而陆医生想尽办法诱导患者家属接受该治疗，告诉患者和家属会有很好效果，使得他们借钱去进行这种治疗，最终人财两空。要知道，这些钱都是患者的血汗钱，要1年多才能存下3万元。患者和家属为了看病，每次去上海只能住地下室尽量省钱，并且抱着控制和治愈疾病的希望，满怀感激的给L医生送去特产。结果，L医生是怎么回报的？

（4） 滥用辅助用药：L医生开具了很多辅助药物，诸如日达仙之类。当然日达仙本身是不错的药物，但是确实不适合用于经济不宽裕的患者，性价比太低。

结果就是患者被吃干抹净，当钱花完之后实在筹不到钱，陆医生就开始不闻不问，直至患者去世，生存时间很短，尽管AFP阳性胃癌的预后确实更差，但如果采用标准二线治疗很可能生存期更长，花费是要低非常多。

需要说明的是：我只写L医生，并不是因为没有其它医生这样做，甚至实际上有我认为更恶劣的案例，只是因为第一证据不足，第二我的压力过大。我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有儿有女，得罪的医生越多压力就越大，我的妻子、母亲反复要求我不要再指责这类黑暗的事件，但我确实忍不住，如果国家不严加管制，一定会有无辜的患者因此失去生命。

我想请求各位类似的医生，行行好，别再干这种事了，这不是医生该干的事，患者的命也是命，你们这种行为引起了我的家庭矛盾，我会非常头痛。

第四部分：期望

平心而论，国家在不断的改善和净化医疗环境，4+7带量采购降低药价，增加医生诊疗工作收费，提高医生待遇，这些都非常好的重要举措。假如国家不降低很多肿瘤治疗药物价格，那滥用情况肯定会更加猖狂。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聪明举措，但确实还不够。我期望着国家正本清源，整治不良的医疗行为。希望以后医生都能够遵守肿瘤治疗的基本规范，以患者为中心进行治疗。

监管、监管、监管。医疗行业一日无有效监管，坑害患者甚至铤而走险的医生便一日不能消除。请国家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在医疗行业，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也是民众最期盼的事。

作为医生，最重要的一个素质便是珍视每一位患者的生命。虽然我们无法把患者等同于自己的家人，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患者生命的宝贵，需要认真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尽力完成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新冠时期有多少医护人员毅然前往最高危的地区救治病人，他/她们才是我辈的榜样，而不是那些靠着不良医疗行为赚得盆满钵满的医生，对他们应当唾弃。

还有，我以前曾说过，我期盼的是公平的医疗，对患者公平，对医生也公平。医生全心全意治疗患者，以治愈患者为荣，患者能够理解、配合和体谅医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何愁医患关系不能好转？损害医患关系的，并不是我所指出医疗中的错误，而恰恰是那些对患者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医生，他们才是罪魁祸首。只有遏制这些行为并依法惩处其中恶劣的行为，让每位医生好好看病，我相信，我们医生必然能够获得患者更大的信任和真正的尊敬。

我希望人人都能发声，如果每个人都畏惧遭受报复，都对这种糟糕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认为事不关已，那就大错特错。最终受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每个人乃至我们的后代。

呼唤监管，依法治疗医疗乱象，保护患者。这是国家应该做的事。希望国家规范医疗行为，严厉打击不良医疗行为。而且是请尽快，刻不容缓。只有这样，每个人才可以放心地走进医院，而不怕遭受不公平对待。我非常希望将来在一个更好的医疗环境中工作，医生的工作重心始终是救治患者而非其他，医生和患者相互善待，共同对抗疾病。

a 我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并引起共鸣。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希望自己努力发出的这点声音，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医疗成为世界最好的医疗典范。

张煜 2021年4月18日

作者 / 铁木君
1、登门槛效应

你：能借支笔给我用下吗？
学霸：哦，给。
你：打扰了，顺便问一下，这道题怎么解？
学霸：这个简单，这样…
想让别人答应你一个较为困难的请求，不妨先让他为你做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后再告之真实请求。为使自己保有前后一致的印象，且帮人帮到底，他们答应帮忙的概率会更大。

2、沉默效应

希望别人对你说实话，在他说话时看着他的眼睛并保持沉默，此时相对安静的空间，会让有所隐瞒的他，感觉到压力，不自觉地对你说出实话。

3、镜像效应

当你在表达观点时，微微地点头，向他人发出一些积极的信号。你会发现，他们不知不觉地被你的意识同化，加强了赞同你的心理。

4、强迫选择原则

让一个人做一件事，不要给他是非题，要给他选择题。

把“你周末有空吗？”改为“周末要一起去逛街还是看电影？”来减少对方说不的机会，增加事情的成功率。

5、固定行为模式

请求别人帮忙时，能够讲出一个理由，得到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大。只要听到“因为”二字，哪怕理由微不足道，人们就会认为你是有理由的。即绝大多数人在非紧急情况下，都愿意给予一定的帮助，这是大脑做出的自然反应。

举个栗子：我想请大家给这篇回答点赞，因为我想你随时可以在动态里看到这篇干货，在人际交往中，用一些心理学的小技巧来保护自己。

6、黑暗效应

在黑暗的场所中，双方无法清楚感知对方情绪时，能够大大降低不安感，更容易擦出爱情的火花，比如约你心爱的姑娘去一个灯光昏暗的咖啡厅，绝对比去一个吵闹的大排档更能求爱成功。

7、暴露缺点效应

买了车子，要说分期还贷压力山大，车位费用太高、油价一涨钱包就缩水。

升职加薪，要说责任重大经常熬夜加班，秃头脱发健康堪忧。

你的小缺点会让你更受欢迎。人天生会对完美人格产生敬畏感及嫉妒心，他们更愿意靠近那些不完美的人，甚至产生同情心。

8、暗示效应

A.想改变一个人的缺点，厉声指责不如以身作则。人容易从不经意的暗示中，做出相对的回应。比如你希望对方约会不要再迟到，你要坚持每次都准时到，并在对方偶然不迟到的那天，夸奖他，给他形成心理暗示。相信我，他早晚会改变的。

B.上台演讲前，提前 30 分钟到演讲地点转一转，并到演讲台站几分钟，让你的大脑熟悉这个环境，降低紧张感，可让你在演讲时更有自信。

C.紧张的时候多喝水或者嚼口香糖，会让我们获得安全感，从而缓解紧张情绪。

9、五分钟起步法

当你静不下心来做一件事时，给自己 5 分钟起步时间。你只需告诉自己：“只有 5 分钟，忍忍就过去了。”大多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你坚持了不止 5 分钟。一旦大脑启动了 5 分钟装置，你会惊奇的发现，自己还可以专注 10 分钟、20 分钟，甚至更长时间。这个方法很适合拖延症患者哦。

10、阈值意识管理

初进职场的年轻人，要降低领导对你的期望值。一些初进公司的新人总会表现得特别殷勤，以获得同事和领导的赞扬。随着日子流逝，领导能看到的闪光点越来越少，对其好感逐渐降低，那些新人也会因此产生挫折感，降低工作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相反，那些刚进公司时，表现平平，却偶有进步的员工，反而会留下更积极的印象。

不过，任何技巧在实力面前都不堪一击。因为能力才是核心竞争力。持续大量地阅读，能快速提升一个人的认知与视野，在职场中也能获得更多机会。

11、身体语言运用

A.脚是最重要的身体语言之一，我们可以通过脚的状态来判断一个人的基本想法。当一个人面对着你说话，却把脚转向别处时，说明他想终止这次谈话；当一个人翘着二郎腿跟你讲话时，说明他对你的观点不太赞同。

B.初次见面，眼神交流过于尴尬？可以尝试看对方的鼻子，这会让你看起是在注视对方，又让大脑处于放松的状态，显得友好且自信。

12、前景理论应用

谈判时要注意分散收益，集中损失。即多次向对方抛出不同的利益点，一次性摊开损失点，哪怕其中有多处损失，人们也乐意接受。

这可以类比到我们听好消息和坏消息时的心情。

假如对方告诉你：“你生日我给你买了蛋糕来庆祝。”
接着告诉你：“可是今天要加班。”
接着又告诉你：“因为急着回家，忘了把蛋糕带回来。”
是不是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真是接二连三的打击啊。
但如果对方告诉你：“今天要加班，不能陪你过生日了。”
再告诉你：“但没关系，我还是给你买了蛋糕。”
“明天给你补过生日。”
是不是心情完全不一样了，虽然有坏消息，却一直有好消息来弥补当下的坏心情。

当多个好消息汇聚起来后，所产生的核爆效应，会让人们有一种“收益＞损失”的心理。

13、蔡加尼克效应

试着在纸上画一个圆圈，交接处有意留出一段空白。回头再看看这个圆，你的脑海里会出现强烈的意念：想把这个圆补全。因为人类天生有完成事情的愿望，善用这种心理会帮我们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

比如：你可以把手头的工作做一个进度条或圆饼图，当看到进度为 75.6%，就会很想把它完成或补圆。

14、金字塔学习法则

教是最好的学，当你知道要去跟别人讲解一个事时，你会力求语言精简，且要点明确，这会让大脑在整理信息时会更有逻辑。

所以，尝试让自己多在公众面前演讲，几次下来，你会发现自己收获巨大。

15、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在亲密关系中，许多被不平等对待的一方，会受到性虐待、冷暴力、语言攻击等，可这些人还是会以爱为由，在对方的暴力行为里，找到微弱的甜头，回到那个伤害自己的人身边。

这些人往往都会说：“虽然他打我，但是他很心疼我。”“虽然他轰我出家门，却找了我一晚上。”因此，不要擅自去调解别人的家庭矛盾，有可能最后受伤的是你。

16、从众效应

人们的判断标准容易受到群体的影响，并直接为他人贴标签。比如：

海归——英语好；

985 院校的学生——聪明；

在看这篇回答的人——喜欢心理学。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靠近某个群体，来改变别人给自己的标签，并自发地做出一些行为，使自己所属的群体看上去比别的群体更优秀。即靠近英语好的群体，会努力学习英语；靠近爱读书的群体，会增加阅读兴趣等。

当我开始想明白这一点，就开始广泛向各领域的大咖学习各种技能，几年下来，也建立了自己的技能库，关注我的公众号【铁木君】，你就能分享到我积累已久的 10W+ 精选 PS、、手绘、EXCEL、PPT 素材与教程的丰富技能库，业余时间花上个把小时，你也能掌握一些「隐藏技能」，逐步实现自己的人生逆袭。

17、情绪管理法则

遇到想让你难堪的人，保持冷静是有力的武器。你的礼貌对待，会让他迅速成为对决里的弱者，沦为别人嘴里的笑料。反而动怒会正中别人的下怀。

18、异性效应

心理研究中，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有两性共同参加的活动，较只有同性参加的活动，参加者会感到更愉快。这是因为异性间的接触需求得到了满足。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19、临近效应

人们总会更喜欢与自己三观契合，有共同喜好的人。一段感情的迅速升温，总是通过发现与对方共同的兴趣、或是学习对方的喜好来实现的。

20、重复定律

第一次见面想留下好印象，交谈时试试重复对方话语中的关键词，比如对方说他“今天晚饭吃了茄子”。你可以重复“茄子，好吃吗？”这会让对方觉得你在认真倾听，并对自己的谈话感兴趣，因而对你产生兴趣，引发好感。

21、投射效应

想建立好的人格，尝试从赞美别人开始。人们容易将你对他人的描述，联系到你身上，这种现象叫“无意识特征转移”，当你总是夸一个人真诚、善良、聪明的时候，别人会自然而然地，将这些形容词理解为你的特质。

作者 / 白羽石
献上本人本科论文（这是草稿，错别字和语句不通顺麻烦忽略）一篇。题目主要研究李碧华的青蛇，不过也把白蛇传的发展大体捋了一遍，您可以挑前两部分看。

绪论

《白蛇传》自宋朝至今，已经流传了近千年，成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白蛇传》的学者，他们将自己从事的工作称为“白学”。可见在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白蛇传》的研究价值逐渐显现，已经成为一部有独立研究价值的作品。李碧华《青蛇》是当代文学中以白蛇传为题材的众多小说中比较独特的一本，因为在李碧华《青蛇》之后，影视文学界的作品不再像以前那般关注许白情感的叙写，而是越来越关注青蛇形象的塑造。

为什么李碧华的《青蛇》有如此大的感染力，足以影响一个民间传说的发展？本文将对青蛇的形象演变进行简单的梳理，并将着重谈李碧华的《青蛇》以及电影《青蛇》对传统青蛇形象的颠覆以及这个形象所具备的现代意义。

一、 青蛇形象的历史演变

（一）白蛇传的起源

我们所熟知的《白蛇传》是一个著名的民间传说，既然是传说，便未必是从头到尾郑重其事地编撰出来的，多是作为一种民间轶事在百姓中口口相传，后被听到传说的文人雅士记录在游记、野史、经传中。《白蛇传》经历一系列的演变，才演变成今天的样子，而且其演变速度之快，居四大民间传说之首。可以说，现在的白蛇传和五十年前的白蛇传相比，已经出现了不小的差异。

北宋李昉的《太平广记》曾经提到有关白蛇的故事。卷四五八《李黄》篇写到：“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也。……因见白衣之妹，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整衣而入，见青服老女郎立千庭，相见日：“白衣之姨也。”……遂归宅……李已渐觉恍惚，祇对失次……但觉被底身渐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大惊慑，口乎从出之仆考之，具言其事。及去寻旧宅所，乃空园。……问彼处人云：“住住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1] 这是白蛇故事首次出现在正式 的书面记载中，也是青蛇在书面上的第一次亮相。有学者认为《太平广记》的这一篇不应该算作的正统白蛇传的故事，因为其从主人公到故事情节都与我们熟知的白蛇传有所差异。不过笔者认为既然出现了白蛇、小青、男子这三个形象，本文就应该被看做是白蛇传发展中的一部分，起码是《白蛇传》的一个雏形。但这绝不是否是白蛇传说最早的起源，只是最早在书面上的证据，“白蛇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尚待考证。

此外，在南宋宫廷说书人的话本里，有《双鱼扇坠》的故事，其中提到白蛇与青鱼（而非青蛇）修炼成精，与许宣（而非许仙）相恋，盗官银、开药铺等情节，都与后来的《白蛇传》类似。并且在其他的文学作品里，也有类似的故事，

《白蛇传》的故事早期因为以口头相传为主，因此派生出不同的版本与细节。但这个故事的基本要素，一般认为在南宋就已经具备了。在宋元期间流传的白蛇传中，青蛇仅仅是一个比较附庸的角色，甚至连角色都称不上，名字也几乎没有，用现代人调侃的话说，只是一个“打酱油的”。

（二）明清时期青蛇形象的发展

在明清时期，由于政治上对思想的限制，文人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了小说和戏剧，使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种民间传说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大文人的钟爱，他们纷纷拿起笔，对民间传说进行了有意识的在加工和创作，使各种民间传说得到了极大的完善。《白蛇传》也在这一时期有了篇幅较长的、细节化的描写。

最被学界认可的白蛇传的最初记载是明朝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一篇《西湖三塔记》，其中写道：“……有一子奚宣赞，其父统制弃世之后，嫡亲有四口……向前问这女孩儿道：‘你是谁家女子，何处居住？’女孩儿道：‘奴姓白，在湖上住’……奚宣赞到里面，只见里面一个着白的妇人，出来迎着宣赞。……两个青衣女童安排酒来……娘娘听了，柳眉倒竖，星眼圆睁道：‘你犹自思归’叫：‘鬼使那里？与我取心肝！’……造成三个石塔，镇住三怪于湖内。”[2]

此外，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也对这个传说有所提及：“传湖中有白蛇、青鱼二怪镇于塔下……[3]”

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学者们认为最先出现的完善版《白蛇传》，其中第一次将青蛇的来龙去脉讲述清楚，从此青蛇有了自己的形象——白蛇的侍女和姐妹，也是个妖怪：“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这妇人肩下一个丫鬟，身上穿着青衣服……白娘子道：‘青青是西湖内第三桥下潭内千年成气的青鱼，一时遇着，拖他为伴。他不曾得一日欢娱，并望禅师怜悯！’[4]”

到了清朝，《白蛇传》更多以戏剧方式呈现，故事也变得多姿多彩，更加细节化起来。

清乾隆三年（1738 年），曾任杭州府同知的黄图珌刻本《雷峰塔》问世，共二卷三十二折。黄本虽有可取之处，但作为一部完整的戏曲来看，仍有不少欠缺。尤其是将白娘子和小青写成了满身妖气的邪妖，伶工和观者很不喜欢。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由方成培在黄本上改写创作的《雷峰塔传奇》问世，共四卷三十四出。这一版戏剧为青蛇单独创作了一场戏，就是第五出的“收青”。在这部戏剧中，小青第一次以“青蛇”而非“青鱼”出现，至今三百多年未变，这在无形之中加深了青蛇与女主角白蛇之间的联系。这部作品中青蛇的出场通常和白蛇在一起，做为联系各个事件的一条锁链，青蛇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事件发生，更不要说角色人格的独立。《雷峰塔传奇》虽然没能将青蛇描写的更丰满，却基本确立了“小青”这个角色的女二号身份，是“白蛇传”中必不可少的角色。

还有一部值得一提的作品，就是清朝年间的《雷锋宝卷》。“宝卷”是一种宗教文学，作者不详，有一点像我们当今的“佛教故事大全”之类。《雷锋宝卷》虽不为多数人所知，然而根据其为蓝本拍摄的《新白娘子传奇》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雷锋宝卷》与《雷峰塔传奇》情节颇为相似，不同的是加重入了白蛇入塔后的情节叙写。这部作品对青蛇的形貌、服饰、语言、神态有了大量的描写，在白蛇入塔后，青蛇俨然做为一个独立的角色存在，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可惜的是，虽然这部作品对青蛇着墨较多，却没有将青蛇的人格独立出来，青蛇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性格也不甚分明。

清朝最后一部比较有研究价值的作品来自梦花馆主的《白蛇传前后集》这部作品或许对于《白蛇传》的整体故事发展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对于研究青蛇形象来说却弥足珍贵。《白蛇传前后集》增加了“小青因为帮助白娘子做事有功而自傲起来，甚至去勾引许仙，被白娘子逐出家门后迷恋昆山顾鼎臣”的故事。小青在此有了一个独立的人格，但由于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影响，加上作者对青蛇没有费心加以把握，造成青蛇的个人性格没有点透，也没有赋予青蛇在事件中独立的意义，使读者对故事中青蛇的做法有一种不明所以的感觉。

《白蛇传》基本故事的完成在明清时期，不过只要略读文章，很明显可以看出“青蛇”这个角色在这一时期虽然被有意识地加重笔墨，但尚未很好地被挖掘。或许是受了主线故事太过吸引人的影响，所有作者都竭力将描写许白之恋放在重头，或歌颂美好爱情，或批判红颜祸水——这也是传统爱情小说常走的两条路。以爱情为主题的《白蛇传》其实在明清时期已经算是完成，许仙和白娘子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样式，只有“青蛇”这个形象可以说还是比较空白的

（三）20 世纪以来青蛇形象的完善

20 世纪上半叶，社会纷乱动荡，随着五四运动的展开，多数文人都在创作散文、杂文、新诗，小说的写作多半是以现代小说为主，少见古典小说的创作，[U1] 而将之前的小说加工再创作则是少之又少。《白蛇传》做为戏曲名段不断上演，只有些剧作家对白蛇传进行稍微的加工以使其符合时代审美。

1943 年，田汉将传统神话剧《白蛇传》改编为 25 场的京剧，命名《金钵记》。这是仅仅只能说是一场比较正式的改动，但是并没有真正地将《白蛇传》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954 年，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创作了长篇小说《白蛇传》，值得注意的是张恨水的自序中第一个提到需要定型的就是小青，这说明张恨水已经注意到小青做为独立的人物，有必要加以塑造。但可惜的是张恨水觉得，《白蛇传》中最值得挖掘的是许仙这个人物，甚至觉得白青二人是一体的，删去了青蛇很多独立的情节，觉得“这些事与主线故事无关”。在这部作品中，他十分尽力地描写了一个新的许仙，力图将白蛇传“往更好的路上写”，但从深刻性和故事性上却并没有和之前的版本有太大的区别。鉴于张恨水一直在写男女之间的爱情小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张恨水的创作习惯有关。

1958 年，田汉重新关注起这个题材，他将 1943 年的《金钵记》再度改编，恢复原剧名《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达到了新的境界。在 1958 年田汉的《白蛇传》中，无论是白蛇还是青蛇都表现出一种批判的态度，白蛇不再是逆来顺受的许家媳妇，青蛇也不再是整日跟在姐姐身边的小跟班。在这部作品中，青蛇嬉笑怒骂随心所欲，上天入地无所顾忌，既是一个不服输的叛逆者，又是一个忠心不二的仆从。到故事最后，历尽辛苦，推倒雷峰塔，救出白蛇的也是她。田汉正式将青蛇从扁形人物变成了圆形人物，青蛇从一个连接故事情节的人物变成了一个可以决定故事走向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青蛇形象发展中一个较大的突破。

可以说，至此青蛇的形象已经十分完善了，既有明确的身份、复杂的个性，又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大段的笔墨描绘。至于为什么“青蛇”这个形象在后来的文艺作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甚至超越故事本身，做为具有深刻内涵的载体而存在呢？这一切都要从李碧华的《青蛇》说起。

二、《青蛇》中青蛇形象的颠覆

《青蛇》是李碧华在 1986 年完成的一部小说,它在故事情节上的最大变化是雷峰塔被一群红卫兵推倒,白蛇得以重生。然而,作者的关注焦点完全不在许白恋情和与法海的矛盾上,而是着力描写白蛇、青蛇、许仙和法海之间从横交错情感上,异性恋与同性恋交替出现,使青蛇这一形象得到了很大的颠覆，不再是以往那个有点脾气却忠心耿耿的可爱小青。

（一）青蛇地位的空前提升

《青蛇》以倒叙开篇，开篇就是以青蛇为第一人称的“我”回溯过去，幽幽地开始讲一个流传千百年的故事。由于第一人称的缘故，青蛇可算得上是本书的第一主角，也是同样的原因，使她可以跳脱这个故事，以一种“神”的视角来评论千百年的风花雪月。

传统文本中，小青是个配角，是白娘子的助手，在舞台上是花旦和青衣的关系，作用在烘云托月。不过在李碧华这里我们看到了青蛇的奋斗，看到了青蛇的爱欲挣扎。青蛇不再作为一个主角背后的影子，而是作为故事的陈述者站了出来。“五百岁的蛇，地位比一千岁的蛇低，但一千岁的蛇，地位又比才一岁的人低。不管我们骄傲到什么程度，事实如此不容抹煞。人总是看不起蛇的。我们都在自欺。[5]”故事的开端，作者就清楚地指出了小青的身份。使她不再是一个身份不明的小跟班。青蛇也有感情，也有不甘。在《青蛇》中，传统的女主角白蛇变成被动人格，她逆来顺受，深情款款，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而小青则仿佛早知道，这不过是人间情欲支配下的寻常喜剧。她冷眼旁观，把传统文本中抒情氛围的场景写得惺惺作态。而她诱惑许仙，与素贞对峙，试探法海，则在演出世俗男女情爱追逐的同时，表现出不同于世俗的独特思想和情感。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视角——女性的视角。

李碧华一贯喜欢将爱情写的现实且荒凉，《青蛇》也不例外。而展现这一主题的诸多事件主要是由青蛇完成的，传达这一思想的话语也主要是由青蛇说出的[U2] 。可以说青蛇这个形象承载着整个故事的主题和思想。在李碧华的笔下，这条青蛇才真正青翠欲滴了起来，她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事要做，以致我们忽略了故事的主线——我们只想看看，青蛇在这一千年以来，是怎样看待这个故事的。

（二）从迎合到怀疑

提到《青蛇》，就不得不提到女性主义的思想，《青蛇》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了中国几千年来男性话语下的《白蛇传》。无论是原版白蛇传传说还是其后的改写,在故事后都大量充斥着中国几千年男权制文化中形成的自我膨胀和从男性性别立场出发而衍生出的对女性的性别想象。白蛇被定型为温柔贤惠、逆来顺受、矢志不渝、美丽大方的少妇，青蛇虽然相对来讲可塑性较大，但一般也会被理解为调皮可爱、忠心耿耿的仆人。这些刻板印象并没有反映出一个女性的真实心理，也没有真实反映出男女爱情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白蛇传文本中，无论是青蛇还是白蛇，都是一个“被看”的状态，而《青蛇》中的角色是主动去观察世俗，主动去理解情感，可以说是《白蛇传》系列中的一个叛逆。

在之前大量的有关青蛇外貌的描写中,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青丝挽起盘龙髻,樱桃小口笑盈盈。”“德容工貌,恭俭温良。”“二佳人并香肩,莲步走,秋波转,眉儿青,细弯弯。”传统的修辞建立在男性的视角之下，受到男性历史观的支配。无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笔者认为,至少青蛇形象的塑造落入了这一圈套之中,加之青蛇是配角身份，不容易受注意,更能透视出其中的症结所在。从《雷峰塔传奇》到赵清阁《白蛇传》,青蛇都是符合这种男性审美观的形象，近千年流传下来的白蛇传中，青白二人的形象都是为了迎合这种审美心理而逐渐塑造出来的。那么作为女性的李碧华是怎样来写青蛇的呢？

李碧华笔下的青蛇十分欣赏自己的容貌和身材，说：“世间有哪一个女人的腰扭起来要比蛇还柔软呢？”又说:“单单是一条蛇的舌头，就足以让一个男人欲罢不能。”[6]这些看起来充满情欲的话却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纯真的青蛇。白蛇说，许仙老实，于是青蛇就去勾引他，看看他是否真的老实；白蛇说法海无情无欲，绝对不可能动凡心，青蛇就去挑逗法海，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毅力。说穿了，青蛇就是对一切男性都持有怀疑，她自己克制不了情欲，她也不相信有谁能克制。青蛇绝对没有将男人看低，而是没有像之前那样，将男人看得太高而已，在她眼里，无论是许仙还是法海，都是茫茫众生里没有任何特殊的一个。所以青蛇的怀疑表面上是对许仙和法海自制力的怀疑，实际上是对所有男人的怀疑、对整个世俗爱情的怀疑。

本来正好好欣赏青蛇的男人们，忽然被青蛇冷不丁瞥了一眼，她不但不迎合世俗的审美标准，还怀疑起它们来，甚至大逆不道地证明它们是错的，这是多么与众不同的一条青蛇！

（三）青蛇被赋予的现代元素

在李碧华《青蛇》中，青蛇形象被赋予了一些现代元素，例如人性的光辉、对命运的思考、对欲望和爱情的思索、同性爱慕以及女性主义元素等。

1.青蛇心中的情感

每个看过《青蛇》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青蛇究竟爱的是谁，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答案。粗粗读过《青蛇》的人会觉得青蛇先是爱上了许仙，但因为白蛇的阻挠，转而爱慕法海，也因为种族之差没有结果。实际上，在我看来，青蛇对许仙和法海的勾引主要是“欲”引起的，这个“欲”不仅仅指情欲，也指青蛇心中一种“争强好胜”的欲望。

青蛇与白蛇共同修行期间，对白蛇产生了崇拜和依赖的心理，认为白蛇既然“比我美，比我法力高，又比我老”自然所作所为皆是自己的榜样，于是有样学样，跟着白蛇来到尘世。然而到了人间，她却不懂所谓的爱情究竟是什么，于是照葫芦画瓢，与许仙扯上了关系。青蛇与许仙的关系在世人看来算是“说不清道不明”，在青蛇看来却很简单：“姐姐有的，我为什么不能有？”在因为关系被发现惹怒了白蛇后，青蛇并没有感到羞愧，甚至说：“你叫他来拣……你看他要谁？”当得知白蛇怀孕之后，她的心情出乎意料地复杂：“我如遭雷击，手中的剑当啷一声跌坠，我呆立在原地，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有准备，眼泪忽然滴滴淌下，不是悲伤，不是兴奋，这一阵的眼泪，未经同意，不问情由，私自地滚淌下滴。我呆立在原地。[7]”为什么青蛇会有如此的表现呢？通常来说，未经世事的青蛇，要么会不管不顾死缠烂打，要么会立即笑嘻嘻抽身而退，却绝不会是这样一种优柔寡断的样子。所以在我看来，青蛇绝没有爱上许仙，只是被他的形象迷惑了，白蛇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将她拉回现实。青蛇真正害怕的，不是得不到许仙的爱，而是怕白蛇真的死心塌地跟了许仙，然后抛弃她——果然，后来她对白蛇怒吼：“你真卑鄙！你给自己铺好后路，那我呢，我怎么办？[8]”

我粗略浏览了网络上有关《青蛇》的书评，[U3] 发现半数以上读者认为，《青蛇》讲述的是一个懵懂的少女经过两段失败爱情的熏陶后，逐渐了解爱情，看透爱情的成长过程。但我认为青蛇的成长并不在这方面，或者说，青蛇成长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两段爱情的失败。实际上，青蛇只是目睹了一场决绝的失败的爱情，之中遇见了两个看似完美的男人——一个意志坚定、高大伟岸，一个忠厚善良、文质彬彬——而这两个男人最终都没能逃脱情欲的诱惑。青蛇内心单纯毫无杂质，耳聪目明，所以仅靠眼看耳听，竟然就可以将情爱看透，而见多了世间情爱，自认为可以独当一面的白蛇，反而掉进了情爱的漩涡不能自拔。青蛇的成长并不在于她看透了情爱——她其实一开始就是看透世间情爱的，空泛的情爱本来在她心里就不存在——而在于她终于能坚持了自己的路途，抛却了对白蛇的崇拜和依赖，在她和她的小世界中得到了独立的承认。以下是白蛇水漫金山后产子，小青在一旁照顾的一段心理描写：“真的，她如今只有我了，在她最虚弱的一刻，我非得最坚强不可，我是她的靠山，她的信仰，我怎么也可以如此伟大？[9]”

在中国几千年的男权制文化影响下，中国的文学长期被男权制思想垄断，[U4] 文人在描写情感时，习惯性以男性思维来揣度女性的情感。中国比较著名的民间传说明显与西方呈现出差别：西方是“王子公主”式，中国却是“仙女和穷小子”式。这充分体现了男权主义下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希望，抑或是要求。例如描写白蛇爱尽许仙，便一定会表现出为他操劳、生子、抗争、不计后果等；七仙女心系董永，便愿意为他放弃神仙身份、忍受处罚等。首先，男权制文化将女性的情感表现局限在付出、盲目、忠诚并放弃自我等一系列行为中，而男权文化的影响下，女性也渐渐认为应该遵从这种要求。其次，男权制文化认为，女性的情感一定要通过男性才能够表达，认为“姐妹情谊”必然不如“兄弟手足”，这就造成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之间的感情往往被忽视或描写的十分肤浅和单调。

李碧华试图通过《青蛇》来描述女性内心真正的情感以及女性之间的感情。在这部作品中，青蛇内心情感所系既不是许仙，也不是法海，而是白蛇。青蛇对白蛇，起初是崇拜和依赖，之后变成不甘和不舍，最后变成怜惜。总之，能激起青蛇情感波动的一切只与白蛇有关，除了白蛇以外，她都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在观看，对许仙是，对法海亦是。青蛇对白蛇的情感，超越了亲情、友情和爱情，是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感，是女性之间与生俱来的与欲望无关的怜悯和依恋。这种情感是男性所无法感受和了解的，是李碧华作品中一柄比较独特的利剑[U5] ，即《青蛇》中通过小青之口所说的“隐瞒了荒唐的真相”。

2．青蛇形象所承载的主题

每次提到《青蛇》的主题，总要提起李碧华所写的一个著名片段，这个片段是《青蛇》想要表现的最明显的主题，在这段话种，她将青蛇从一个集叛逆、忠诚、调皮可爱于一身的类型人物变成了一个有原始而普遍意义的原型人物：“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间的，点缀他荒芜的命运。– 只是，当他得到白蛇，她渐渐成了朱门旁惨白的余灰；那青蛇，却是树顶青翠欲滴爽脆刮辣的嫩叶子。到他得了青蛇，她反是百子柜中闷绿的山草药；而白蛇是抬尽了头方见天际皑皑飘飞的新雪花。同样的，每个女人，也希望她生命中有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是的，法海是用尽千方百计博他偶一欢心的金漆神像，生世侍侯他，稍假词色，仰之弥高；许仙是依依挽手，细细画眉的美少年，给你讲最好听的话语来熨帖心灵。– 但只因到手了，他没一句话说得准，没一个动作硬朗。万一法海肯臣服呢，又嫌他刚强怠慢，不解温柔，枉费心机。[10]”李碧华仿照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著名段子写了上面这一段，不同的是，张爱玲只提到了男人眼中的女人，刻薄地批判着男人，未免带点怨妇气息。李碧华则是愈加犀利，将男女都给解剖，生吞活剥、阴狠毒辣，两不留情，直将世间人不论男女都写到阴暗的角落各自跺脚叹息去了。

《青蛇》中有无数的不稳定因素——变心的丈夫、凡心未去的禅师、心口不一的白蛇、明哲保身的神仙……在众多的变数之中，藏着一些永恒的事物，其中之一就是青蛇那颗单纯的心。无论经过几百几千年，无论经历什么样的风霜雪雨，白蛇始终是青蛇心底唯一的存有，这种存有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情感范围，是一种不需要誓言、不需要暧昧、甚至不需要在相伴的全无所求的感情。李碧华用青蛇来揭露人间爱情的虚伪造作，赋予青蛇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

书中写道，七百多年后白蛇出塔，青蛇想：“（许仙）一生只得两个女人，如今这两个女人又再绞缠到一起——我们是彼此的新欢，直到天荒地老。[11]” 生老病死，爱恨离别，痴男怨女，悲欢离合，这所有一切在青蛇看来不过是过眼云烟，时而贪慕的情爱不过是逢场作戏，时辰一到，什么也留不下了，而能互相陪伴度过这无尽时间的，只有彼此而已。这时的青蛇，表现出的是永恒的忠诚与执着，她不仅承载了故事的主题，还闪现出了明亮的人性光辉。

李碧华想通过青蛇表达的另一个思想是她一贯想表达的爱情宿命论，这里说的宿命不是某一对情侣生生世世的纠缠，而是女人与男人之间与生俱来相互吸引无法摆脱的纠葛。在《青蛇》中，虽然青蛇看透世间感情，但七百年多年后，当青蛇再度遇上个眉目清朗的美少年，还是“一拧身子，袅袅地袅袅地追上去……[12]”。关于《青蛇》的结尾部分，有一些读者认为是狗尾续貂。在我看来，《青蛇》固然属于《白蛇传》的改编本之一，却并不是一个以传统许白爱情为中心的故事，无需遵从什么固定的模式。正因为青蛇眼里的白蛇传和世人所不同，这部小说才显出了它的价值。青蛇对爱情的理解不可谓不透彻，然而这一种心甘情愿既体现了女性的主动，又体现了冥冥之中的一种无奈。白蛇出塔，本来读者觉得有希望看到圆满的结尾，李碧华却让青蛇转身向少年追去，眼看酿成另一桩悲剧。这无疑又给读者泼了一瓢冷水，使人们在颤抖中反思。七百年前一念之差只是悲壮，七百年后明知故犯却是悲凉。《青蛇》的结尾部分，正是它的画龙点睛之笔。

李碧华赋予青蛇一双明亮而犀利的眼睛，让她在俗世冷眼看尽悲欢离合，爱恨痴缠。这样的青蛇，少了娇媚可爱，却多了成熟深沉。无需担心她活的过于透彻，她把情爱当成镜子，明明是对镜贴花黄，却无形中成就了一番新天新地。其实镜子里另有大千世界，只不过我们看不明白，只有这条青蛇，她什么都看懂了。

三、《青蛇》对同题材影视作品的影响

（一）徐克电影《青蛇》的超前意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电影电视行业开始了飞速的发展。《白蛇传》做为经典剧目，此前是戏台上的常客，这时也毫不意外地成了荧屏、银幕上的宠儿。李碧华的《青蛇》恰恰出现在这个电视剧、电影风生水起的时刻。九十年代初，正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鼎盛时期，这次浪潮的代表人物“徐老怪”徐克导演十分欣赏同为香港人的李碧华的文字，尤其对《青蛇》印象颇深。于是，顺理成章地，“鬼才”导演与“鬼才”作家开始合作，一部奇绝精妙的电影《青蛇》诞生了。张曼玉和王祖贤分别出演了青蛇与白蛇，两人的装束妖性十足，像极昆曲戏子，双鬓弯弯贴在脸颊，眉毛细长上挑，直要飞入鬓角去了。将蛇的妖媚重新赋予了千百年来染尽人间烟火的两个蛇妖。

电影《青蛇》虽根据李碧华的原著改编，却在后期情节上有比较大的出入。电影让故事停在白蛇死去、小青杀死许仙那悲壮的一刻，滚滚长江让世人记住了青蛇最后的一席话：“我到世间来，因为人说世间有情，但情为何物？真可笑，连你们自己都不知道，等你们弄明白了，或许我会再回来。”一句将人世间的情爱讽得面红耳赤。电影《青蛇》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蛇传故事，它甚至为了证明白蛇的爱有多卖力，而剥夺了她无尽的生命。至于电影中的许仙也远没有原著中那么令人生厌，虽然精神略微出轨，他在行动上还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书生。无论如何改编，电影《青蛇》和李碧华原著《青蛇》还是行成了一种相生相溶的关系，若论对青蛇的影响，徐克和李碧华都是不得不同时提起之人。

奇怪的是，电影《青蛇》在当年并没有许多人关注，反而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后，得到了如潮的好评和赞叹。就像电影的片头曲唱的：“人生如此，浮生如斯，缘生缘死，谁知，谁知！”这是小青早在十年前就了解并背负的秘密真理，却在十几年后才为人所了解——并不是世人痴沌，而是敏锐的青蛇提前做出了预言。

（二）二十一世纪的影视作品

二十一世纪，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偶尔回头，大众仿佛看见什么珍贵的东西被抛在了身后，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空白已久的精神。这时，从事《白蛇传》影视创作的人们不知为何，纷纷开始效仿曾经名不见经传的《青蛇》，大有向李碧华和徐克顶礼膜拜的态势。这种趋势不仅在中国风靡，还流传到了新加坡。

2001 年，新加坡拍摄了电视剧《青蛇与白蛇》（大陆命名《青蛇外传》），本片是以青蛇与法海之爱为主线的悲剧故事。在本片中，青蛇俨然成了绝对的女主角，甚至为了表现青蛇，白蛇倒成可有可无的牵线人物，此片中白蛇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将水漫金山、端午盗仙草等传统情节展现出来，以此证明这是一部和《白蛇传》有关的故事。无论这部电视剧的做法是否夸张，青蛇成为《白蛇传》改编中的新宠都是不争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青蛇与白蛇》中运用了大量电影《青蛇》的背景音乐，人物造型也颇为相似，我们可以据此判定，《青蛇》中青蛇形象的颠覆性对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十分深远。

2006 年中国最权威的电视剧制作中心——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也看中了《白蛇传》这个题材。做为央视拍摄的电视剧，《白蛇传》努力走正统路线，许白之间的爱情依旧是故事的主线，经典的段落如盗银、治疫、盗草、端午化蛇、水漫金山等都有比较细节化的表现。在这部如此“传统”的作品中，青蛇却并不是那么传统，她依然有独立的性格和爱情理想，对白蛇也不是惟命是从的态度。在这部作品中，青蛇的装束比较夸张暴露，性格也比较独立乖张，可见导演和美工受《青蛇》中青蛇形象的影响至深。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央视版“白蛇传”中直接或间接运用了李碧华《青蛇》中大段的台词和桥段，使我一度怀疑这一版白蛇传的编剧是不是一边翻着《青蛇》一边创作台词的。在许仙被囚金山寺，白蛇去要人的一场戏中，白蛇对法海说：“你不要我，你要许仙？你这算是什么勾当！”而在《青蛇》中，也有一段相似描写：他（法海）道：“我要的不是你，我要许仙！”“不！你怎可以干这种勾当！”[13]乍一看，分明就是一模一样的段子，只是改了说话的人。在央视版《白蛇传》中，我们还可以找出大量《青蛇》的影子，在此就不一一赘述。笔者没有批评央视《白蛇传》的意思，只是将这些雷同的段落做为李碧华《青蛇》影响力的一个佐证。

据本文写作时间最接近的一部《白蛇传》系列作品是 2011 年电影版《白蛇传说》，由李连杰出演法海一角。笔者又在这部电影中注意到了一个场景，觉得这个意境似曾相识，于是翻开李碧华的《青蛇》查看，果然见到了《青蛇》的影子。书中写到白蛇被镇塔底之前，已经万念俱灰，“双眸光彩渐渐地、渐渐地淡了，一片清纯，宛如出家人……她长报到地。[14]”而《白蛇传说》中的白蛇在入塔之后，塔还没完全压在身上之前，亦是忽然变了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俯首向内跪拜，平静而悲壮地念出一句：“阿弥陀佛。”虽然前后情由有所差别，但就这一刻白蛇的态度和所体现出的整体戏剧气氛来说，《白蛇传说》和《青蛇》是极其相似的。《白蛇传说》这部作品中，青蛇和白蛇之间的羁绊微乎其微，二人各自跟随着两条独立的故事脉络。《白蛇传说》想要体现的除了矢志不渝的许白之爱外，还有一种对异类的包容。该电影中青蛇这个角色主要负责了后者的展现。影片末尾，青蛇说出了她“永远不会像姐姐那样去爱一个人”，仿佛有着深刻的含义，但不知是影片剪辑的问题还是笔者愚钝，始终没有体会出更深刻的意义来。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导演试图将爱情以外的更加深刻的主题放在青蛇身上展现，这说明青蛇在作品中已经有了不同于白蛇的、独立的、更深刻的任务——这也是李碧华的那条青蛇给人们带来的灵感。

四、李碧华的文学风格在《青蛇》中的渗透

以天马行空的想像撰写故事，以绝情冷酷的态度诉说爱情。这便是李碧华，是一位在香港隐世不出的作家，人们在生活中仿佛感觉不到她，却时时有人在她的情爱哲学中迷了路。也许李碧华的某个特点在另外一个作家身上同样存在——尖刻如张爱玲，幽默如钱钟书——但是所有的一切加于一身，却诞生了一个唯一不可复制的李碧华，将一个个故事写得妖异亮烈。她经常以女性作为她的书写主题,在过去与现在,前世与今生的纠葛之中，探寻情欲的真谛。她多从传记，历史故事取材,说尽痴男怨女,悲欢离合,道出她一贯的对人生荒凉,真爱难求的看法。笔调老辣，尽得情爱真谛；直指人心，让人欲罢不能。李碧华这种诡谲的风格也在《青蛇》中处处渗透着。在我看来，《青蛇》将李碧华的风格和才情发挥到了极致，她将自己和青蛇融为了一体，换做别人，定无法创造出这样另类而具代表性的青蛇形象。

（一）自然流畅，简洁凝练

王德威曾论述过李的小说，“李碧华的文字单薄，原无足观。但她的想象穿梭于古今生死之间，探勘情欲轮回。冤孽消长，每每有扣人心弦之处[U6] ”。

李碧华说她写作是为了自娱，如果本身不喜欢写，只是为了名利，到头来是会很伤心的，她相信自己的灵感，她创作“从来没有刻意怎么写，所有的景象、联想，见到什么，想到什么，都是在下笔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出来的。”李碧华的文字自然流畅，通俗易懂，她不卖弄也不呻吟，只是急切地想倾吐一个故事。

她的文字读起来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李的文章不长，即使是所谓特长篇也只是寥寥十万字，这个长度比起动不动就二三十万字的创作大家来可谓蚊与牛比了。不过李碧华小说中的情节、细节、内容一点也不比那些二三十万字的小说少。拿起李碧华的书，我会将她一口气从头到尾看完，急急想要看到结局，又不敢直接将书翻到底，生怕错过了精彩段子。她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一点也不费心吊人胃口，显得野心勃勃，信心十足。

李碧华的小说里很少出现大段描写和论述——要么不描写，描写起来必然是精彩绝伦：“这个剃光了头的矮个子，青白着一张没有春夏秋冬的脸。[15]”简短的描写生动形象，又带着对人物的评价。以至于到了《青蛇》，李碧华描写青白二人争斗：“素贞的脸更白了，我的脸更青，这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16]”文字已经直白得不能再直白了，诙谐之后又让人不禁一凛。这些似乎单薄的文字并没有使文章看起来捉襟见肘，反而凸显了青蛇单纯却又锐利的性格。《青蛇》中独句成段的现象十分多，这使她的文章看上去十分紧凑，故事情节丰富的同时镜头感很强，她的小说，天生似乎就是一部优秀电影的剧本。上面这一段话，后来改编成电影镜头，便是一道青光打在青蛇脸上，同时一道白光打向白蛇。这样富于镜头感的描写更加易于将青蛇的形象直接展现给读者，明明是文字，却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使青蛇的形象深深地印入读者的脑海中。

（二）奇诡精绝，道尽轮回

但凡一个好的作家，往往能够把自我的经历写到平常人无法感受到的一面。李碧华在选材上的刁钻冷僻、不落窠臼是她独特的闪光点。她想常人所无从想，赞世人所不敢赞，她的爱情穿越时间，在无限的变数中写下了永恒。

李碧华说过：”别那么好奇我的面貌，我是那种摆到人群里，不容易特别被认出来的样子，没什么好描述的。和外界的人和事保持适当的距离，对我来说是好的，不老记挂着自己的影响力，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你写的文字，不至于动不动就把自己当成苦海明灯，方才真可以潇潇洒洒地写。”也就是这种洒脱任性的心态，使她能够平等地对待苍生，以致看穿了情爱——真诚地对待欲望，冷眼地旁观爱情。

李碧华的哲学是有关爱情和欲望的，她仿佛不求上进，对于一切都冷冷地旁观，脑子里总是有着那么点疯癫的宿命感。李碧华说：“写的时候真的进入那么一个世界，讲得玄一点的话，似乎是有一个人借着我的手来写。”她的故事往往流畅诡谲，却冷不丁就会应验在某个人的生命中，所以人们称她“鬼才作家”。

《青蛇》是李碧华少有的以第一人称写作的作品，整本书的[U7] 结尾部分也说过，这条青蛇就是在写一个故事，将她和姐姐的真相写出来。这就应了上面李碧华自述的话——不知道是她借着青蛇的手来写，还是青蛇借着李碧华的手来发泄。李碧华的洒脱、任性、冷眼、平视众生全部在《青蛇》中借着青蛇的身体展现了出来，可以说这条青蛇也有大半个李碧华的影子。

（三）机智幽默，锋芒毕露

李碧华说自己“夸张、虚构、捏造、渲染、无中生有、惟恐天下不乱”，对笔下角色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最大的愿望是“不劳而获，财色兼收，醉生梦死”，最大的遗憾是“上述愿望均成泡影”。你看她是多幽默的一个人，多尖刻的一个人，自怨自艾的一席话，直接掀开了俗世的伤疤。

在当代文坛，幽默往往和讽刺并存，《读者》文摘上至今还有一个“幽默与讽刺”的版块。而李碧华的幽默时常与讽刺无关，她的幽默更多伴随着一种对爱情和欲望本质的揭露：“这便是爱情：大概是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的美丽。[17]”（《胭脂扣》）李碧华幽默的内容总是一些琐事杂物，苍蝇蚊子、锅碗瓢盆、米饭豆腐都能拿来幽默一下。

相比于同样刻薄的张爱玲，李碧华显得更加冷眼，张爱玲还会在文章里玩情调，即使浪子如范柳原，也要在一个月亮爬上紫藤花架的夜晚去打一个浪漫的电话，成就那一场倾城之恋。在《青蛇》中，李碧华就犀利很多：“月亮晶莹而冷漠地窥照我俩，话里虚虚实实，曲曲折折。它一定心底嘲弄，为了什么，就大家揣摸不定？[18]”这种对传统意象的挑战展现出了李碧华的勇敢与独到之处，同时增强了青蛇这个形象的批判意义。

五、总结

自李碧华《青蛇》出世以来，《白蛇传》的故事就在不断被颠覆着，那条从天而降的神奇青蛇，吸引着人们探索的目光。青蛇刚刚出世，元神未定、形体不稳，却包含热情、充满诱惑；她清澈的灵魂如一张白纸，却已然可以承载生老病死、爱恨离别；她陷于世间最可悲的情感纠葛之中，却从容抽身，袅袅而退，她看尽世间，什么都不懂，却什么都看透。

青蛇的光辉已然与白蛇完全不同，她再也不是白蛇的小跟班和丫鬟，而是背负了更加繁重的任务和厚重的情感。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想为她写下《青蛇传》，越来越多的哲学理论与人性光环都来找她附身。可以说，在李碧华《青蛇》之后，众人的目光集中到了青蛇身上，青蛇形象忽然又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青蛇形象承载的主题范围不断扩大，哲学深度不断增加，在这方面，目前其他民间传说的形象只能望其项背。在这样一部“青蛇形象发展史”中，李碧华《青蛇》中的青蛇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甚或无可比拟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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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碧华.青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第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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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碧华.青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第 220 页

[13]李碧华.青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第 138 页

[14]李碧华.青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第 163 页

[15]李碧华.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 47 页

[16]李碧华.青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第 116 页

[17]李碧华.胭脂扣[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第 95 页

[18]李碧华.青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第 49 页

我们为什么需要「观心」
我们日常都在追求生产力、追求高效，为此，我们也不断地想办法去发掘趁手的工具，去构建自己的系统。然而，在忙碌和重复中，我们往往会忽视了自己情绪和思绪，而当这种状态未被察觉，情绪和思绪的负载长期存在时，我们常常会感到疲惫沮丧，缺乏创造力。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经历过这种时刻。而且，这种疲惫和创造力的缺乏并非是自我鞭策的努力或者单纯的休息就可以解决的。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在论文写不出的艰难岁月里，我常常有这种时刻：有时尝试放松下来去休息，然而一边休息一边自责；有时在没有干劲时，也逼迫自己去读书，去看其他先行研究，然而更加陷入一种「为什么好的想法都已经被别人论述过了？」「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这么有创造力，我却什么都想不出？」的沮丧之中……

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努力？或者是因为自己愚蠢，没有创造力，缺乏想法吗？我想告诉和我有一样困惑的你：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从来不缺乏想法，我们缺乏的只是向内的观察、觉知和表达。

审视一下自己就会发现，我们的大脑中时时刻刻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或是学习工作的具体内容，或是对生活的憧憬或烦闷。有一些或许是可以被清晰感知到的，但大部分都是混混沌沌，不知其所是却始终盘踞在思维深处。反而，能内心清明，一念不生的状态是极其难得的。如果把大脑比喻成一台电脑，这其实意味着我们 CPU 始终被这些混沌无序的思维所占据，那么能留给我们专注于当下工作中的运算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不但如此，大脑中万千思绪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可能也会和其他杂乱无价值的思绪搅在一起无法被识别，因此我们的创造力也会被大打折扣。

如果问题是出在这里，那么，我们的解决之道就是暂停向外的寻觅，回到自身内部，好好观察和聆听自己内部的声音。因此时常的「观心」就十分有必要。

何谓「观心笔记」
所谓「观心」，就是时常有意识地观照自己的各种思绪。

人的大脑里总是充满各种思绪，而这些思绪，既不具体又不固定。这些不断流转的、非具体的念头要如何才能观察和把握呢？

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有许多传统的解决方法。譬如佛教的打坐，禅坐；儒家的静坐，「正心诚意」；当下流行的冥想（meditation）。无论哪种，都是把脑中的这些杂念沉淀下来，如同静置一杯浊水，待它沉淀澄澈。思绪纷飞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这样的静定训练。

蒋勋在《孤独六讲》里也提到这种体验：

孤独是一种沉淀，而孤独沉淀后的思维是清明。静坐或冥想有助于找回清明的心。因为不管在身体里面或外面，杂质一定存在，我们没办法让杂质消失，但可以让它沉淀，杂质沉淀之后，就会浮现一种清明的状态，此刻你会觉得头脑变得非常清晰、非常冷静。所以当心里太繁杂时，我就会建议试试静坐，不是以宗教的理由，而是让自己能够得到片刻的孤独，也就是庄子说的「坐忘」。

不过，今天的年轻人打坐能坐的下去的恐怕不多，而且沉淀也是一时的、被动的，即便静坐的当下做到了一念不生，达到了一时的待机状态，但也不过是片刻的休息，一旦起身，思绪又会一并重启。

所以真正达到「坐忘」不容易，马上写出好文章也不容易。但是，稍稍静下心来，写一些只给自己看的文字，其实并不太难。那么，不妨将静坐观心和作笔记结合起来，来写一些关于思绪的「观心笔记」。

静坐观心，第一步是谛观。
深呼吸，放松下来，首先感知到思绪。它在最初可能是模糊混沌的，没关系，不要放走它，观察到它才是第一步。

可以试着问问自己：我现在是平静的还是烦恼的？充满力量的还是疲惫的？快乐的还是委屈的？我想去实现些什么还是想摆脱掉些什么？

第二步是记录。
慢慢地进入，看到了什么就尽力把它表述出来。用语言、文字，不用思考逻辑结构，就是将抓到的一些思绪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笔记而已。可以用纸笔，可以用键盘，或者录音、语音输入。

这么做有两个理由：

只是观照是不足的，因为未经训练，我们不能只通过直观观照就清晰地把握到思绪本身，我们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而语言和逻辑就是接近这些思绪的思维工具，我想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的语言和语法结构是会导致不同的分析结果的。我们就用自己的母语，尝试记录。在记录中，我们一点点接近思绪本身。
思绪如同流水，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佛教中讲「一念三千」，是说一个念头间便有三千思绪在流转，因其流转而无定型，所以是难以被记住的。我想我们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常常有些灵光一闪、豁然开朗的感悟，这种时刻内外通透愉悦，然而下一刻，可能我们就开始沉浸于愉悦的感受中，忘记了刚才的感悟是什么。因此随着思绪进行记录，也是一个备忘。
第三步，梳理和表述。
当静坐和记录完成后，不妨趁着自己还看得懂自己写了些什么，将刚才捕捉到并表述下来的思绪用确切地语言进行重新梳理和表述。这个过程也是运用我们的思维工具对其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过程，是与我们思绪进行的二次对话。

重新看第一次的记录，似乎自己都会觉得可笑，因为思绪间的跳跃，可能丝毫没有逻辑和章法，像是小儿呓语。但这才是初级思绪的本质，它是前逻辑性的灵感。如果我们只能运用逻辑手段，那么所有的想法都是在已知的框架中发展，很难有创造性的发现。借助一些前逻辑的灵感，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然而只是小的灵光乍现，不足以称之为一个「创造性的发现」，将其再次明晰表述的过程，是将小的灵光乍现与思维中固有知识进行结合和拓展的过程，通过重新梳理结构，添加语句，对灵感的捕捉才开始有了可读性。

经过上述三个过程，捕捉、记录、重新表述，我们就得到了最原始的一些材料。无论精粗，它是从我们自身产生的，是自己思维过程的记录。如果未来可用，那么他们就成为我们未来写作时的一些原子材料，让我们不必从零开始。即使不可用，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训练和记录，最真实地反映了我此时此刻所思所想。作为「一颗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生存的意义不就在于这些记忆嘛。

而跳出可用不可用的目的，当下一刻的澄澈心境才是究极，无论是知识性的洞见也好，内心的烦闷纠结也罢，通过这一番的聆听和倾倒，我们的心才会回到澄澈空灵。不经过这一番「时时勤拂拭」的训练，又怎能保持「本来无一物」的灵台清明呢？只要尝试一次，就会发现，这样的「静坐观心」是极其舒爽的一件事情。

具体的工具和方法
如果你看完了上文，应该会明白其实工具并不重要，什么样的工具都可以作为观心笔记的载体。但我还是姑且将自己所使用的工具作为例子分享出来，希望有所帮助。

随时记录：flomo
对我而言，「观心笔记」并不是每天都需要也都有时间写的。大部分时候，我是在感觉到思绪杂乱、烦恼时，或者心中有所感悟却并不明朗时，就会有意识地停下来，先坐上几分钟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开始观察和写作。因为这种时刻不一定会刚好坐在电脑前，因此为了方便收集，我会用 flomo 来进行临时的记录。我很喜欢 flomo 记录川流思绪的理念。少数派中已经有不少介绍 flomo 的文章，譬如 这一篇，我就不再多加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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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习惯养成：Obsidian
不过，这种有意识的随时省察是一个需要培养的习惯。在忙乱中忘记观心才是最初的常态。所以，我也将这个习惯放入我每日的 routine 中，每天早起开始工作前，第一眼就能看到它，作为提醒。这时，我使用的就是我工作流（可以参考 这篇文章）中的核心应用 Obsidian。

Obsidian 中有 daily notes 的功能，我对 daily notes 的使用参考了「晨间日记」（参考《日码五千字：2019 年我的写作机器》，佐藤传《晨间日记的奇迹》），「间歇式日记」（参考《玩转 Obsidian | 间歇式日记》），将它作为我每日工作的始点和终点，其中包括当日的 todo list、一天的工作记录表、每日的回顾总结等。此外，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观心笔记」的载体。

我的 daily notes 模板如下。每天早晨我都会打开一个新的页面来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意味着，每天早晨我都会先被提醒一次：要将注意力收摄回自身内部，对自己的思绪有所省察！

我的 Obsidian 中 daily notes 的模板
具体而言：

最下方的「journal」是时间戳间隔日记。每天早晨打开一个新的当日笔记，第一件事就是记录开始工作的时间。（通过设立一个时间戳模板，即在一个文件中只写上{{time}}，作为模板随时插入，就可以方便地打上时间戳。此外，我还在 Alfred 中用了一个名为「Obsidian Utilities」的插件，来方便地打上时间戳。因为要随时记录，所以将它放到最下面。）
然后打开前一天的日记进行回顾，对前一天的工作进行回顾，将未完成 todo 列表转移到新的一天中，同时确定第二天的工作内容，将其都记录到「#todo」标题下。（这个标题下的前几项是每日打卡的内容。加上「#」是为了使用「checklist」这个插件来将其显示在右边栏中，当然第二天回顾时会将「#」删除。）
接下来，就以「观心笔记」来作为新的开始，提醒自己检视一下目前是思绪纷飞的状态还是头脑清明可以直接开始工作的状态。
为了区分一个想法是从自己内部观察到的还是从外部摄入的知识中得到的启发，我又增加了「fleeting-notes」的标题，同样加上了「#」，记录的是和学习有关的临时idea。当临时的 idea 得到了二次加工，则会删除「#」。
一天结束后，我会将当日完成的任务写到「今日总结」的列表中。看看自己每日成就的部分，会有一些成就感，算是生活中的小确幸。
Obsidian 的「观心笔记」这一部分也是所有有关思绪的笔记的集中保存地。我会将 flomo 中临时记录的重要的感悟也粘贴回这里。这是为了方便日后的回顾，因为某一个思绪或对一件事的感受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变化的过程，通过「Calendar」的插件及打上的标签可以方便地进行回顾和梳理，来更清晰地看到思绪流转变化的过程。

其他的 Tips
「观心笔记」是结合了静坐和笔记的自我省察法，实践时最好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和相对稍微充裕的时间，同时还要有足够自我省察的心力，我的经验是清晨最为合适。对我来说，记录「观心笔记」带来的舒适感和成就感，足以成为一个说服我早起的理由。
对于笔记而言，能快速便捷地进行记录也十分重要。因此记录时，我常会用到搜狗的语音输入法。尤其是外接了 Blue Yeti 的话筒，感觉输入更加顺滑（可能是心理作用）。
记录时不需要考虑读者，只专注于自我表达和对话即可。而事后的回顾则能对自己的笔记进行最大化的利用，一则提取其中灵光一现的 idea，二则梳理自己思绪变化的过程，对自我成长有所觉察。
结语
本文其实就是在一篇「观心笔记」的基础上所做。「观心笔记」的内容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都只是当时当刻的所思所想。记录的密度，以及记录时的感情色彩皆有不同，在回顾时，它们都成为了客观呈现自己状态变化的证据。通过几个月的实践，我发现我记录下了许多有趣的想法，也通过这个过程梳理了自己在一些自我成长方面的困惑。

其实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一种久违的找回自我的感受。观察、记录、回顾、整理，这都是在变换视角与自己进行对话。通过将自我的一部分化作一些文字，才将其作为客体来进行另一个视角的审视。同时，通过这样的练习，我感觉到我对于自己的思绪和情绪的感知更加敏锐，也通过情绪的「被看到」得到了很大的治愈。

佐藤传在他的《晨间日记的奇迹》中说：

就算念再多的书、上再多的课程或参加再多的读书会，假如无法面对自己的真实内心，那么内心的空虚感和焦躁不安感绝对无法消除。

对此我深表赞同。世上的道理、知识千千万，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真正重要的不是道理或知识本身，而是它们之于自己的意义。从他处听来的道理只是道理，你还是你，自己感悟到的道理才真正具有意义。毕竟，人活一世，重要的永远是自己亲身的感悟和体验，问题是，你是否真诚地面对了自己？

本文的题目是「如何保持创造力」，其实「保持创造力」是「观心笔记」带来的一个结果，但如果只盯着结果，反而会缘木求鱼。能够时时省察内心，就会发现自己才是一切意义的核心，自己才是一切创造力发生的原点。

凡人求果，菩萨溯因，自我的挺立才是创造力的核心，随时有「主人公」的在场，才能与这个世界建立关系。这篇「观心笔记」以及其中介绍的所有方法工具，无非是一个「指月」的手指，希望它能完成它的使命，希望困惑中的你能看一看它所指向的「因」，不要纠结于这根手指~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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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3月27日，长城饭店的会议大厅被围得人山人海，中国嘉德举办的中国第一次拍卖会在此举行。尽管门票很贵，100元一张——当年北京市平均月薪仅为545元，仍然没有阻挡住人们参与和见证历史的热情，场内挤进了近千人。公安局的民警被请来维持秩序，场面的热闹是空前的，以至于嘉德的工作人员从会场出去后，都挤不进去了。身为中国嘉德董事长的陈东升在场内，既兴奋，又紧张。

人们只是在电视上看到国外的拍卖画面，但没人知道拍卖是怎么回事，大家对藏品充满期待。1 号拍品是吴镜汀的《渔乐图》，起拍价是8000 元，“1号先生”香港著名收藏家张宗宪率先出价：“我出一万八，一拍就发!”全场立即活跃起来，陈东升的紧张感一扫而空。一个台湾买家举到2.8 万，张宗宪马上举3.8 万，别人再举，张宗宪干脆站了起来：“今天嘉德开张，祝他们兴旺发达，八万八，发发发！”啪地一声，落槌，全场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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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宪先生在1994年中国嘉德

第一次拍卖会上举起的一号拍卖牌

这一槌被称为“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第一槌”。这次春拍成为“中国拍卖业开始进入现代拍卖市场的标志”，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响，并余波荡漾。

28年过去了，中国拍卖市场从嘉德独领风骚到四处开花；从文物流到海外到大规模回流；收藏也从高不可攀，转而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拍卖行业出现的这些变化，嘉德一直是有力的推动者。

1

东方风来满眼春：

创立中国嘉德

1992年早春邓小平南方讲话，私营经济真正迎来了春天，大规模的下海开始了，这批企业家被称为“92派”。时任《管理世界》副总编辑的陈东升，相信非公有制经济同样有广阔的未来，辞职成为“92派”的一员。陈东升先后创立了中国嘉德、泰康人寿、宅急送等三个不同领域的知名企业，颇具传奇色彩，而传奇的起点就是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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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汪庆正）为早期的嘉德员工讲授瓷器知识

90年代初期，很多行业中的代表性企业都成为政府的行业试点和试验田，嘉德就是一块文物及艺术品拍卖行业的改革试验田，与文物拍卖有关的很多法律法规，都是当年的嘉德人跟文物局的官员们坐在一起讨论出来的，嘉德对行业做出了诸多开拓性的贡献。

闯过重重关口，1993年5月18日，在这个吉利的日子里，新中国第一家拍卖行中国嘉德在长城饭店举办了盛大的开业仪式。创始团队共有7人，其中，寇勤是陈东升的武汉大学校友，在跟政府公关打交道、处理复杂的法律和人际纠纷方面，寇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拍卖行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经营，嘉德的创始团队一开始也没有头绪，他们到处请教专家，同时去成熟的市场借力。创始团队跑去香港，到苏富比拍卖的现场取经。在拍卖现场，陈东升扛着在日本留学的弟弟送给他的摄像机，偷偷摸摸地拍摄拍卖现场的一切：牌子、记分牌的样子、拍卖师。连预展时用的玻璃罩子是几厘米厚等细节，都仔仔细细抄在小本子上。还向香港拍卖行的老板、大收藏家们请教各种窍门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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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春拍记者招待会

嘉德经过了近一年的紧张筹备，1994年3月27日终于迎来了那场著名的春拍。当时拍卖是新生事物，所以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包括很多领导干部，如田纪云、王丙乾、赵朴初、四川省省长肖秧，还有家在北京城里的部长局长，如徐文伯、张德勤、陆宇澄、王金鲁等。陈东升还请了很多文化界的名人，可谓高朋满座。

那场春拍推出书画和油画拍卖品245 件，齐白石《松鹰图》以17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打破其单幅作品的纪录，张大千《石梁飞瀑》以209万元创造当时中国书画拍卖的最高纪录，成交额高达1423万元。嘉德的第一场拍卖更是昭示着当时国家直管专营的文物交易的重大变革。

2

摸着石头过河：

缔造众多首创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买卖一直是国家专营，不允许民间或私人经营文物。一开始人们对拍卖、对经营文物还有很多偏见。直到1995年中拍协诞生，1996年拍卖法颁布，破除了中国文物市场最大的阻碍，市场发展立刻就繁荣起来了。

1995年嘉德秋拍，古籍和油画都创了新纪录。刘春华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再次刷新了中国油画拍卖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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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而后嘉德开创了中国拍卖行众多首次记录，第一个拍油画、第一个拍古籍、第一个拍珠宝、第一个拍邮票。邮品钱币门类的多项珍品也创造了各项目的历史最高价。通过拍卖，艺术珍品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进而促进了文化价值的传播，这些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收藏家马未都总结道：“拍卖行业出现后，高昂的市场成交价让公众一下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引起了整个社会对文物的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

很多文物最开始都是海外藏家购买的，但根据当时国家相关的文物保护政策，一级文物是不能出境的。嘉德在与文物局官员的不间断沟通中创造了拍卖业的“星号制度”：文物管理部门在对“标的”进行审检时，对认为应该禁止出境的“标的”加标星号；拍卖公司在印制拍卖图录时，将禁止出境的“标的”加标上星号，杜绝了一级文物的流失，也保障了卖家的利益。这是这个行业第一个成文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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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的拍卖现场

之后，又推出了文物复出境制度、国家优先购买权制度等，拍卖前由文物部门决定成交后，由国家文物收藏单位按照拍卖的成交价优先购买。嘉德古籍拍卖中的几次国家级文物的拍卖过程，不仅推动了《文物保护法》中“国家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建立出台，也让它彻底完善。

3

海外文物终回流：

推动国宝回家

拍卖刚刚兴起之时，国人还不富裕，都是国内的东西拿出来卖，国外的人来买，帮国家赚外汇。也有人因此诟病拍卖行造成文物外流，说“拍卖的文物都被海外的有钱人买走了”。

但事实上，文物拍卖也有利于国家文物的保护，嘉德深知只有起到这个作用才能真正站稳脚跟。发展早期，嘉德就举办了“杨永德藏齐白石书画专场”。还做了大导演李翰祥的“清水山房藏明清家具专场”，这是嘉德第一次做专场。那次秋拍促成文物大面积回流，也让国内从此有了“专场”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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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德先生（左）

杨永德先生是香港的大收藏家（当时香港尚未回归），收藏了很多齐白石作品，他给了嘉德165件，拍了将近1300万元。这是第一次因为拍卖促成流失文物艺术品大量回流，媒体有很多的报道。拍卖可以让文物大量回流，一下子把拍卖从“卖国”变成了“爱国”，行业形象得以扭转。

2003年“非典”后民营企业经济崛起，中国的买家开始进入艺术品市场。市场成长的速度太快，价格暴涨。中国艺术品市场赢得全世界的瞩目，好的艺术品和全世界的好文物都流到中国来了。

在嘉德促成大量艺术品回流中，尤值一提的是国宝“翁氏藏书”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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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氏藏书(部分)

“翁氏藏书”是清末的九大藏书之一。第六代传人翁万戈，在新中国成立前为躲避战火带着家藏转移到美国。全套藏书包括古籍版本80种（542册），其中宋代刻本11种（150册），是目前保存的最重要、最完整的中国古籍善本。对于这批藏书，翁先生要求不公开拍卖，让嘉德代为寻找买家，并且只允许卖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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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万戈夫妇

为了给这批藏书找到最好的归宿，嘉德联合了十几位老专家，寇勤挨个跑去找十几位老专家们签名。找季羡林先生那天下大雪，见面时季先生跟寇勤说：“你们嘉德做了一个好事。”季先生签完，寇勤起身告辞，老爷子居然要去拿大衣、帽子亲自送出去，只因季先生对嘉德做这件事觉得很感动。北大的周一良先生，当时患中风右手已经不能动了，手哆嗦着签了一个名。

经过前后三年的努力，失散海外半个多世纪的“翁氏藏书”最后以450万美元的高价购回，任继愈、季羡林等十几位著名学者在联名信中对这批藏书有极高的评价：“其珍稀程度和价值超过美国所有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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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熹年、杨新、章津才、冀淑英、王世襄、朱家溍等专家鉴赏翁氏藏书

回顾嘉德的崛起，发掘好的拍品是一个重要因素，很多好东西都是在嘉德过的第一手，光古代珍品就有隋代贤人书《出师颂》、唐代怀素的《食鱼帖》、王羲之的《平安帖》、赵孟頫的《致郭右之二帖卷》、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宋高宗书法《养生论》、南宋朱熹的《春雨帖》、明代仇英的《赤壁赋》、清初石涛的《高呼与可》。近现代的珍宝更加丰富。

这其中，胡妍妍功不可没。她是科班出身，南开大学历史系文物博物馆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和众多专家学者一起，撑起了嘉德的书画拍卖。2014年，胡妍妍接任嘉德拍卖总裁，开始执掌嘉德拍卖。而嘉德的投资业务以及嘉德艺术中心的展览、出版、教育等活动，则由寇勤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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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心朗照千江月：

不断回馈社会

在为国家级的收藏机构增添珍贵文物方面，嘉德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宫博物院三次从中国嘉德购得珍贵文物：《高呼与可》《出师颂》，以及《春雨帖》《佳雪帖》《新祺帖》等书法五卷。《出师颂》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孤品隋人书，是首屈一指的传世珍品，于2003年回归故宫。但令人遗憾的是，《出师颂》的题跋一直缺失。《出师颂》题跋后来出现在拍卖市场上，中国嘉德斥巨资购买这件珍贵文物捐给故宫博物院，成就了文物艺术拍卖史上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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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师颂》

20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本土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北京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支撑，一跃成为全球艺术品交易版图上的重镇。艺术品市场经过培育和发展，不断成熟，同时市场也经常动荡，在此过程中，嘉德始终坚持以学术引领市场、引领收藏。

不懈的努力和坚持自然会得到回馈。到2019年年底，《2018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公布，嘉德在2018年全国文物拍卖企业中夺得五项第一：实收拍品款第一，实收佣金第一，主营业务盈利第一，人均创税第一，企业各类纳税第一。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深耕，中国嘉德也从一个单一的艺术品拍卖行转变成一个以拍卖为核心，在艺术品领域多方延伸的综合机构，开始从不同角度，不断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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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德艺术中心

嘉德艺术中心成为中国文物艺术品的产业基地，作为嘉德的新总部大楼，不仅举办每年的拍卖会，还开展了密集而多样的展览；

推出嘉德典亚艺术周，拓展了拍卖之外的另一种艺术品交易方式，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搭建了一个综合艺术服务平台；

嘉德文库将嘉德多年来经手的无数艺术珍品，以研究出版的形式实现文化上的留存；

嘉德教育邀请知名学者和业界专家组成国际讲师团，为藏家、艺术市场从业者、艺术爱好者提供全新的沉浸式体验，与藏家、从业者、爱好者一道探究艺术领域的专业知识，共同体验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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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艺术中心为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去远方”公益研学项目的孩子们提供别开生面的展览互动、课程和艺术体验活动

嘉德“嘉宴”“雅集”等活动，让藏家在谈文论艺、品茗赏乐的过程中，在融合生活与美学的氛围中，更直观地感受到艺术品收藏的魅力。

艺术中心书店还定期推出新书发布会、读书沙龙和作者分享会，邀请作者和嘉宾分享观点，与书友们共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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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春季嘉德“雅集”活动现场

回首中国嘉德的28年，作为中国拍卖行业的拓荒者和中国最早一批建立的股份制企业，嘉德的创立与成长，推动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和中国拍卖行业的发展，留下了很多精彩故事。

去年年底，陈东升和嘉德的创业历程被定名为《一槌定音：我与嘉德的故事》，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书中回顾了陈东升创建嘉德28年的风雨历程，公开分享“92派”企业家的创业思维与管理智慧，从中既可读到作者的商业操守、文化艺术的理念，做人做事的准则；也可领悟嘉德成功之道及作者的成功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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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槌定音》

陈东升曾说：“目标纯正、心无旁骛，做正确的事，时间就是答案。”转眼就是中国嘉德成立28周年的日子，时间已给出了答案，时间也将继续奖励那些聪慧、踏实并传递美好的人。

作者 / 男爵兔
将卢旺达大屠杀说成是一场因历史形成的“种族 ”或“部落 ”冲突的延续，如果不是蓄意掩盖真相，就是无知。这就是一次由国家机器策划、资助和操控的针对本国公民的恐怖行动。卢旺达大屠杀不是一个国家的惨剧，也非大湖地区或非洲的悲哀，它和 20 世纪的数场大屠杀一样都是全人类之耻。

1994 年 4 月 6 日，卢旺达总统的座机在回国途中的基加利上空被击落。当晚总统卫队开始了对图西人的大屠杀。27 年间，学者对卢旺达惨案的反应经历了从愤怒、谴责到冷静后的思考。

学界的主流观点有二：

“外因论”认为殖民时期的政策是根源，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咖啡价格的急剧下降、西方强加的“民主化”进程、军火蔓延和对屠杀计划无动于衷是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内因论”则从卢旺达国内因素入手，如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少，民族的历史积怨，人民的屈从心理，国家权力的强化等。

北大的非洲问题专家李安山老师认为，民族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问题，它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在一定条件下，国内民族问题将与国际政治之间产生重要的互动关系。

“想象”/“制造”的共同体

与西方媒体用“部落战争 ”形容卢旺达大屠杀一样，中国媒体也多以“部族大仇杀 ”“种族仇杀 ”这类标题，关于“部族”“种族”的概念混淆且使用随意。

在定义“民族”时，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历史文化特征均为重要标志。卢旺达主要由两个民族构成，胡图族（85%）和图西族（14%）。卢旺达王国建立于 16 世纪，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两个民族的祖先共同创造了单一的文化，同操卢旺达语，信仰同一种宗教，拥有同样的神话体系和乌布维鲁礼仪法典。两个民族互相通婚，不断交流。一言以蔽之，它们具有共同的地域、经济生活和历史文化背景。

胡图人早于图西人定居卢旺达，图西人何时抵达尚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图西人在卢旺达国家建立过程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有人认为这是种族差别所致。早期殖民官员建构了一种印象：卢旺达存在两个主要共同体，即从东北部迁来的图西人与属班图人的胡图人。他们将两者外表差别夸大，用褐色 / 黑色皮肤，高大 / 中等身材，优美 / 粗笨体态来强调图西人 / 胡图人的体质特征，虽然二者差别没有那么明显，且在多年通婚中逐渐相似。

也有人认为图西人确立其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是游牧者，拥有牲畜，富有，而胡图人是农耕者，贫穷。但是这个观点也很扯淡。两个民族的劳动分工并非永恒的、历史发展形成的职业，而是在卢旺达国家形成过程中由政治权力强加的分工。胡图人和图西人都有贫有富，一旦富裕或有权势的胡图人威胁到图西人酋长的权力，其家族便被吸收到统治集团，其胡图族身份则被“遗忘”，变成了图西人，这个过程称为“奎胡图拉（kwihutura，即“去胡图族性”），指胡图人通过敛财来提高社会地位，最后取得图西人的政治身份。相反的社会演变也存在于图西人中，失去财产也会失去图西人地位而成为胡图人，这一反向社会过程称为“古普皮拉(gupupira)”。所以可以说：在国家建立过程中，占有财富资源的统治集团成为了图西人，而非因为是图西人才成为统治者。

研究民族理论的动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但卢旺达的“共同体”不止于此。在同步开展的国家政权的集权化与社会演进过程中，图西人和胡图人成为一种政治身份，图西人占有统治权，胡图人是被统治者。德国、比利时的殖民统治者不仅认可了这种权力分配，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使这种政治身份制度化。特别是比利时殖民当局接管卢旺达后，于 1933 年进行人口统计，决定通过登记来实施身份证制度，以确定卢旺达人的“部落”。他们简单粗暴地以占有牛群数量来决定身份，该方法被称为“10 头牛标准”，即占有 10 头牛的人被划为图西人，其余的人再根据其职业分为胡图人和特瓦人。

正是这种划分强化了因传统政治身份带来的图西人富有而胡图人贫穷的差别。为了培养忠于比利时政府的统治精英，殖民当局将酋长几乎全部换成图西人。图西人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一直维持到 1959 年的“社会革命”。在殖民统治后期，比利时殖民政策有所改变。殖民政府开始倾向于支持胡图人及其反对图西人统治的斗争。有学者将这一政策变化归于比利时殖民官员地区身份的改变。但事实上这种改变主要源自胡图人独立运动不可阻挡，比利时力图通过制造民族矛盾为以后的调解角色留下余地，从而保留自己的影响力。将殖民地人民分为“受重用民族”和“受歧视民族”惯用的殖民治理手段，殖民政府通过殖民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使“种族集团”的界线进一步明确，将自我“想像的共同体”变为殖民“制造的共同体”。

民族、政治与国家

去殖民化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卢旺达的去殖民化包括了两个内容：结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摆脱图西人一统天下的局面。1957 年的《胡图人宣言》已经认定胡图和图西的矛盾是卢旺达的主要矛盾。图西人酋长在胡图人眼里成了殖民统治者的帮凶。1959 年的社会革命中，图西人遭到迫害 ，一部分逃到邻国，正是这些人及其后裔后来成为入侵卢旺达的主力。胡图人成为了政治中心，有意识地将民族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这一做法异常的黑色幽默：否定殖民政治制度，却继承了殖民的政治遗产：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对种族主义的继承表现在两个方面：

对种族主义划分标准的继承。通过确立胡图人的统治地位，卢旺达政权承认了殖民政府确定的图西人 / 胡图人这种二元体制，即卢旺达社会是由两个互相对立的“种族”集团组成。
对种族主义统治理念的继承。在对胡图族 / 图西族关系的处理上，胡图人集团将政权建立在对图西人的统治之上，这种模式并未彻底否定殖民主义制度，而只是将其倒置过来：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地位互换。
对国家主义的继承表现在三个方面：

胡图人对图西人的统治继承了殖民主义民族压迫政策，而这种压迫正是建立在有效的国家机器之上。国家政权从统治到镇压，再到直接策划、制造、操控大屠杀。
任何人都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连教堂都成为贯彻国家意志的工具，卢旺达的大主教成为执政党的中央委员。
培养对国家权力的崇拜成为胡图人上层集团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也使政府将图西人作为替罪羊的策略得以实现。对胡图人大众而言，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不再由图西人掌握，他们可通过国家权力体会到种族优越感。领导者体会到权力的重要性，他们可以利用国家机器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
而从统治图西人到屠杀图西人，胡图政权正经做到了知行合一：

意识形态方面：卢旺达的新政权继承了“制造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对胡图和图西的认识，同时利用殖民者塑造的图西人是殖民代理人的形象，将其视为种族压迫的理论依据。宣传在意识形态塑造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胡图人报纸《坎古拉》大肆鼓吹压迫理论，卢旺达电台也竭力传播民族仇恨，1993 年胡图人极端派的“米勒 ·科林斯解放电台电视台 ”开播，和政府密切配合，在大屠杀前后起了极为重要的煽动作用。历史上，卢旺达人通过举行类似宗教仪式的活动来表达对神圣王权的敬仰。这种方式也被运用到卢旺达的现实生活。为了加强国家精神和忠诚意识，人们组成各种小团体，通过歌舞形式来颂扬国家、哈比亚利马纳和执政党发展革命运动的成就。比较流行的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激励”活动，国家工作人员和私营企业职工以脱产方式参加这种文娱活动以表达忠诚。

国家实践方面：第一共和国时期图西人被看做外来“种族”，但胡图人认为卡伊班达政权不够强势，为了遏制图西人在教育、工商、宗教等方面保持的优势，哈比亚利马纳发动政变。第二共和国在侵犯图西人权利的基础上实施对胡图人的优待。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市场上咖啡价格的急剧下降、世界金融组织对卢旺达结构调整的不合理要求使各方面矛盾激化。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带来了新闻自由和多个政党的出现。第二共和国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在 1994 年的大屠杀前，各地已经先后发生极端派胡图人对图西人的清洗惨案，为大屠杀制造了适宜的气氛。而“胡图人权力”等极端主义组织形成，成为了和平天平上的又一枚砝码。

国家机器方面：民族身份的认定既是歧视政策的表现，也是大屠杀的依据。通过身份证来辨别民族身份，所有胡图人必须依此对大屠杀做出道德选择。而屠杀一旦成为国家行为，则不许任何人提出疑问。在短短 100 天杀害约百万国家公民，这既需要中央政权的领导，也需要地方政权的效率。在整个大屠杀过程中，现政权的批评者和人权运动者都受到攻击，不论属何族体。可以看出，大屠杀并非民族冲突，一切以所谓的“国家利益”即执政集团的利益划线。

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理解卢旺达大屠杀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地区政治：跨境民族的存在使国内矛盾转化为地区政治。胡图族 / 图西族问题是大湖地区的突出问题。布隆迪、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刚果（金）等国都卷入冲突，被卷入的形式包括遭到冲突的直接影响、难民问题与非洲国家的互动。

大国因素：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国的介入。法国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他们对非洲政策的重要特征有两点：保护亲法政权和追求大国地位。然而法国在大屠杀发生后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直到 6 月底才开始“绿松石行动 ”，派干预部队开进卢旺达西部，划出“人道主义和平区”。美国是得到卢旺达大屠杀情报最早的国家，却一直不愿意干预并极力阻止联合国进行干预。时任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决定不用“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来形容卢旺达大屠杀，因为如果将其定义为“种族灭绝”，美国和国际社会即有责任根据 1948 年联合国关于“防止和处罚种族灭绝罪行公约”采取援救行动，而美国对此不感兴趣。

联合国的干预：国际社会的干预可分为负面与正面两种。凯瑟林·纽伯利在分析卢旺达大屠杀的 4 个教训中，3 个与国际因素有关：军火蔓延、“民主化”的危害、出现类似事件威胁时国际社会的行动。军火的流入使局势更趋严重：一方面，卢旺达政府大肆购买军火；另一方面，军火在其难民营中蔓延，这不仅加剧了胡图族 / 图西族冲突，而且使大屠杀成为可能。国际社会不仅未能制止大屠杀，它向卢旺达提供的援助资金虽意在帮助其经济，实际上为大屠杀创造了条件。然而，在调动资源或出兵维和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的态度十分消极。实际上，不论是主权国或联合国，都不愿国际干预发生。换言之，国际干预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不容否认，在处理卢旺达危机时，联合国未尽到责任，受到了自己名称（联合国而非联合民族，所以亲国家排民族）、宪章（宪章的任何规定均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维和方式（无“惩罚暴力”）、组织结构（介入卢旺达危机需要跨部门协作，成本太高）和资金（缺钱）的局限。

在卢旺达历史上，从未有过持续一贯的关于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定义。这种定义随着卢旺达主权的变更以及权力的转移而变化。独立后的新政权继承了民族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互换及政治地位的变化引起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民族身份被当权者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民族问题也影响到周边国家，而国际政治诸因素的参与及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局势的负面干预与正面解决直接影响到大屠杀的产生、演变及其结果。

民族与政治密切相关，民族问题可成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一旦权力参与运作，民族认同可变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语，少数民族可成为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替罪羊，民族情感可成为排外主义的利器，民族文化可成为对外扩张的工具。帝国主义造成的民族分离及边界设置，殖民统治下的族体身份认定和政治化，族际矛盾的历史遗产和继承，跨境移民造成的民族认同困境，因现实危机对政权合法性产生的怀疑，领导集团对民族心理因素的操纵，都为民族冲突准备了条件。

这不仅仅是卢旺达一国的悲剧。卢旺达人不暇自哀，而举世哀之；举世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戴海斌

2021-04-13 10:0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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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光绪七年（1881）三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因张佩纶之介，往拜京城张之洞宅邸，晤谈餐叙，为目前有记录之二人平生初见。同光之交，以二张（之洞、佩纶）为代表的“清流”人物，以“知洋务”自许，较诸实际从事洋务事业的李鸿章，视野非局限于因应现实需要的一舰一炮，而主张“用人”“经武”并重，规画更加宏阔。究其知识来源，则又不出书生闻见。他们对待被外界奉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多有“假借”和“挟持”之意，两者关系近于“交而非党”；与李鸿章反而多有互动，并非如晚清世论“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那般疆界分明。李鸿章笼络“清流”的用心，张佩纶而外，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不过，“清流”与“洋务”固有观念交集，然终究“各有门面”，尤其对和战问题存在根本分歧，最终清流亦以战而败亡。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这一段早期交往，也是二人在庚子年（1900）以“书生意气”与“中堂习气”互驳公案的前史。本文利用新刊《张佩纶家藏信札》《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等一手材料所做的回溯工作，旨在反思有关“洋务”“清流”的既有认知，为理解这一公案厘清脉络。小引
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二十一日，张佩纶过访京师南城张之洞宅，同辑《畿辅先哲录》，饭后清谈：
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治，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名核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林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崘，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为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阎丹初（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未知将来孰作嗣音也。（《涧于日记》）
二人纵论当世人才，皆趋经世/洋务一线，言下继往开来，大有为之四顾，踌躇满志之态。甚而当时已有“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之势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竟也不在话下。陈寅恪尝论“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石泉发挥师说，虽见及清流士大夫中“亦颇有留心外事，其见解较新者”，不过仍强调“与实际任事之人如李鸿章辈，则又常相水火，虽亦侈谈洋务，而与实际之洋务工作，则无甚关联”（《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作过一段有关“儒臣”“大臣”的著名议论，认为同光清流“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在于“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张文襄幕府纪闻》）。与李鸿章淮系更接近的刘体智，则观察到张之洞“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于李文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摹之工”，清流之中“惟余南皮一人，如硕果仅存，锐意新政，实得文忠心传” (《异辞录》)。前者解释清流何以“不满”于李，尚有“教”“政”判分，后者干脆指认张之洞在“洋务”一端，实得李“心传”，二说重心不同，然均提示“清流”与“洋务”并非实质上对立的关系。
庚子（1900）事变后，中外和议，身为“全权大臣”的李鸿章与在京外负“会办”之责的张之洞意见不合，以致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与“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相互讥嘲。晚清名臣间的口舌纷争，演成近代史上知名掌故，也几乎成为二人政治性格具体而微的象征。（此典故变体及评论甚夥，如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凌霄一士随笔》、瞿兑之《杶庐所闻录》、梁启超《李鸿章》《邓之诚文史札记》、李伯元《南亭笔记》、《清朝野史大观》等处，不赘述。）不过，回到二十年前，“中堂”与“书生”的关系，倒远不至如此剑拔弩张，甚至有过一段堪称“蜜月”的时光。利用二者相关文献，结合近年新刊之《张佩纶家藏信札》《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等材料，可以钩沉出李、张二人初晤一幕及其前后的历史情境，从而反思“洋务”与“清流”关系的既有认知。
“二张”与李鸿藻关系再探
同治九年（1870）八月，为平息天津教案，李鸿章代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此开启煊赫的廿五载督直生涯。同年，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回京，寓南横街，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诸人订交，论列金石文字。翌年（1871），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年放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光绪三年（1877）返都，再充教习庶吉士冷差，至五年（1879）始补国子监司业。是时张之洞已届不惑，而官运蹇滞，经济拮据，其谱传谓为“处境清约”，用张本人更直接的话说“词曹清简”，纪事之诗有道“高车蜀使归来日，尚藉王家斗面香（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约略同时，其治学与言论取向亦有一变，“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他与侍讲学士张佩纶因穆宗升袝位次一折而“造庐订交”，又与黄体芳、陈宝琛、吴可读、何金寿、宝廷等人相互引援，隐奉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倡为清议。
光绪五年（1879），张之洞开坊，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翌年（1880），晋右春坊右庶子，旋转左庶子。七年（1881）二月，转补翰林院侍讲，六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二月外放山西巡抚。短短不到两年，官阶从正六品升到从二品，从翰院谏官一变为封疆大吏，可谓官符如火，节节高升。之所以如此，除去“帘眷”因素，也离不开李鸿藻的推挽之力。
关于“清流”与李鸿藻的关系，过去有些记载“过于夸张”。（樊百川已有揭示，见《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一卷，页467注1，本节予以申说。）《李鸿藻年谱》一则谓“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先生之同意”；再则谓“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皆公所领导‘清流’之健将，彼等一举一动，皆与公事先议之”。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则叙及二者关系中“假借”和“挟持”之两面：
吴江（沈桂芬）病逝，高阳（李鸿藻）柄政，意在延纳清流，以树羽翼。南皮张香涛阁学、丰润张幼樵侍讲、宗室宝竹坡学士、瑞安黄潄兰侍读均以清流自居，慕东汉士风，辄以平章国故，摩厉群僚为己任。文正（李鸿藻）一一延揽，假借讲官之力，排斥异己。仁和（王文韶）竟不安其位而去。当时清流横甚，文正亦为所挟持，声望顿为之减。
以上“多以公马首是瞻”“文正亦为所挟持”等语，实有分辨必要。光绪五年冬，中俄伊犁交涉事起，崇厚使俄辱命，主持总理衙门的沈桂芬袒护之，张之洞、陈宝琛等上疏力攻，学者高阳称此为“南北之争的又一回合”，“而幕后则有李鸿藻主持”（《同光大老·南北水火》）。六年，沈桂芬病卒。按《李鸿藻年谱》的说法，“沈与公为中枢两大势力，沈卒后公势大增”。此实“清流”风头最劲、风光最盛的时期。张之洞致李鸿藻密函甚夥，多录入《李鸿藻年谱》，其中一函“本应阅后即毁，故多暗语，亦无日期”，考其事实，当作于光绪六年，文如下：
总之，吴江（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辅之以嘉定（廖寿恒）、常熟（翁同龢），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某苦口言之，欲公烛悟其奸耳。……丙。
函内斥沈“昏谬私曲”，可与张佩纶同时私信中“吴江谬见”“吴江阴狠”“吴江病在全用小人”“吴江入柄大权，为阳极阴生之象”“吴江势焰愈张，中国危端立至”诸语并看。李鸿藻一系集矢于沈桂芬，兼恶廖寿恒、翁同龢，情势豁然。但细绎“公此时必不信，他日当知”一语，则李鸿藻的派系斗争观念并不强，只是其门下媒蘖之。
李鸿章屡说李鸿藻“才短口讷”“才具太短”，张佩纶对友人坦白相告：“高阳秉政，遇事虚心谘访，略得藉手，而处事迟回寡断，论人博采旁搜，亦有千虑之失”（《涧于集·致顾暤民观察》）。这句话实有两层意思：李鸿藻身处政坛高位，而能“虚心咨访”张佩纶在内的清议诸人，使“略得藉手”，从而推行主张；但究其实际，无论“处事” “论人”，都不惬人意，所谓“迟回寡断”，即继承沈桂芬辈“应付之法”，二张在沈去世后所抱“但愿群工协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习，方可强我中国”的希望无疑落空了。
与清流关系势同水火的李慈铭在日记中痛斥“二张（佩纶、之洞）一李（鸿藻），内外倡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五月初八日条），可与前引陈夔龙“清流横甚，文正亦为所挟持”一语相互发明。清流诸人与李鸿藻实乃互为利用，所谓“挟持”“挟以为重”之语，正说明清流自有宗旨，并非只为李代言，二者因缘际会，一度聚合，甚至有“党援”迹象，不过落实在政治层面，合作并不投契。究其结果，“清流”未必能行其志，而李鸿藻亦“声望顿为之减”。故而，后来进入总理衙门的张佩纶遂有“土人之劝木梗人”之叹，据其自况之言，与李鸿藻的关系实乃“交而非党”。
清流人物之“洋务”见解并其来源
光绪五、六年之交，张之洞就中俄伊犁交涉连上折片，发言激切。初上《熟权俄约利害折》内称崇厚所订条约“不可许者十”，“可改议者四”，要求“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又诘责北洋大臣李鸿章“高勋重寄，岁靡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此后多次条陈海防事宜，并建议“促令左宗棠迅速来京，筹画戎机”。
身处北洋的李鸿章，对京中“清议”向来敏感，尤以“南城士大夫每谓弟办夷务过软”耿耿于怀。中俄交恶后，条陈军事者众多，李鸿章面对“言路庞杂，风波迭起”，以为多局外谈兵，致函友人，对主战派大发牢骚：
俄事之坏，自去腊宝（廷）、张（之洞）诸君慷慨陈言而起，直至今日，节节贻误，仍日进谠论。其源自左相发之，亦实由政府导之，而自诒伊戚也。……因宝、张之请，商调左相入都，谓可以主战吓俄，岂知俄人藐视太冲（左宗棠）已久？……清议之祸与明季如出一辙，果孰为之耶？（《复周福陔中丞》）
李鸿章深恶“清议”，诚事实之一面，但出于“忧谗畏讥”，又不惜以利禄笼络，亦不容讳。当时尤注意接纳张佩纶、吴大澂等人，已为先行研究所证实（参见姜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张晓川《〈李鸿章全集〉所载吴大澂书信系年考证及勘误》）。光绪六年（1880）初，他有专函论及清流诸君之出处归宿：
近日廷臣中，如二张（佩纶、之洞）、黄（体芳）、宝（廷）诸君，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骛虚名而鲜实际。尊意能使在外历练，所成当未可限量，实为当今储才切要之图。惟此中机括，不在疆吏而在朝廷。……倘朝廷欲陶铸人才，不妨使诸君出而扬历，始计资格而授以司道，继课成绩而任以封圻，似亦实事求是之一法。张幼樵已奉讳在籍，敝处现订于三月间来幕襄助，亦冀其练习时事，他日可不仅托之空言。（《复徐铸庵部郎》）
李鸿章以为清流人物病在“阅历太少，自命太高”，相应的“陶铸”办法是“出而扬历”，即放诸地方历练实务，虽然婉转表示决定者“不在疆吏而在朝廷”，但身为北洋大吏，为国“储才”、讲求“实事求是”，终归是题中之义了。当时正值李鸿藻守制期满重归军机、总署之际，李鸿章急于向李鸿藻系清流释放善意，张佩纶入幕，恰逢其时。
同年二月，张佩纶自京赴津，将入李鸿章幕府，张之洞为之送行，谓“君之才气，一时无两，但阅历尚浅，遇事可加一番讲求，加一番思索，然后出口，则完全无弊矣”，声口语气与前引李鸿章函逼肖；又谆嘱“此行可至太沽、北塘各海一览形势，蚊子船、碰船式样亦宜留意”，表现出对海防洋务的关心（《涧于日记》）。
光绪三年入都后，张之洞于“时政”更为究心，他与张佩纶、陈宝琛“分考史事切于实用者”，拟辑为《皇朝经世文续编》，便很能体现其“高谈经世”的趋向。光绪五年，他就俄事奏陈筹兵、筹约之策，蒙慈禧太后嘉许，以詹事府洗马奉谕“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谘询”。张之洞在《详筹边计折》中对历年来清廷之“洋务”实践有所反思：
窃念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务而靡耗者数千万……事阅三朝，积弱如故。一有俄事，从违莫决，缙绅束手，将帅变色，即号忧国、持高论者，亦徒吁嗟叹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忧于君父，今犹中兴时也，不知十余年后又将何以处之？
张之洞出入总署，侃侃论列，俨然以“知洋务”自许，一时间也以此“负盛名”。他自觉区别于那些“号忧国、持高论”的守旧派，并不固拒西法，虚声言战，而提出“急修武备”，仿效西法，购造新式武器，指出：“战必资火器，守必藉炮台，防海必须战舰。而土枪土炮，万不如洋枪洋炮；旧式炮台，万不足以资捍御；木质兵船，万不如西式裹铁诸兵船”（《请修政弭灾折》）；“兵无利器，岂能徒手搏战？李鸿章津防紧要，岂能供众人之取求。若姑以各省旧存钝朽土枪、土炮充用，亦非致胜之策。惟有立发数十万金，饬南北洋大臣向上海洋行迅速购买各种精巧后膛洋炮、洋枪”（《条陈防务片》）。后来出任山西巡抚，见晋地军械简陋不堪，也函告张佩纶：“此间军装局直同儿戏，所存有狼牙棒、月牙铲、三股叉之类，全是戏剧，办军需二十年，糜费千馀万，而其械如此，可恨！可惜！”黄濬评论此札“可见光绪初军备窳弛，官吏侵吞之状”，而对作者颇加揄扬：“南皮于此等处，视昔之红灯照却枪，今之大刀队胜敌者，其智识自迥不同也。”（《花随人圣庵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
不过，以翰林讲官谈洋务、经济之学，立论常逞臆想，“侃侃论列”终觉不伦。兹举两例，光绪五年张之洞上《详筹边计折》，在检讨咸丰以来“洋务”“自强”不足恃的同时，建议“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则“出下策，掷孤注”，以西藏阿里地区赐英，以台湾赐日，换取两国出兵，夹击沙俄，解决边患。此说连张佩纶也看不下去，私信中批评“游词之说，非纵横之策，时人误以烟云为堆垛耳”（《致容舫安圃侄》）。
同一折中，张之洞又谓“李鸿章新购蚊子船，颇称便利”，建议北洋尽量多购新式“蚊炮船”。可惜，他在此时的舰船知识并未丝毫领先于李鸿章，对蚊炮船与铁甲舰的功用短长、性能优劣一无所知，及发现北洋所购蚊船全不合用，一变为赞成购买铁甲舰，又想当然地表示：“战舰以多为贵，蟁（蚊）船既不可恃，铁船不必阻止，勿购废坏者而已！……中国今日人材物力，海防易，海战难，控大连湾旅顺是海战也。战倭易，战俄难，两铁船仅足备倭耳。”石泉评论同光清流“所讲求之洋务，大都着眼于国际情势之纵横捭阖，而不甚注意于人我国力之实况，与夫增进中国国力之实际办法”，于此可得印证（《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张之洞的洋务见解虽然“颇动视听”，与实际之洋务工作确有不小的距离。
若深究这些“新进少年”的知识来源，多数不出书生闻见。张之洞拟编《皇朝经世文续编》，讲求西域畿辅水利、厘金、东三省等“考今不考古之事”，“惟在稽诸近日奏牍，或访之故吏老兵”。此外，或读过《海国图志》以及江南制造局译介出版的少量西书，借此略窥“西政”“西学”概貌。如光绪六年奏请颁发《防海新论》一书，内谓：“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出，刊板通行，于外洋争战，防外海、防内河，种种得失利钝，辩论至详，京师洋书肆现有其书，拟请先购数十部发交东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抚向上海多购，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申，必有实效。”（《谨陈海防事宜折》）
据说陈宝琛“曾借译署历年档案”，属人“分手抄之”，从而研究洋务，得习故事（何刚德《春明梦录》）。张佩纶自称早年“常肆力为经济之学”，实际亦不外读书、考古两途，尤其重视读史，以为“经济之学，读官书尤须读史传”（《花随人圣盦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当然，还有较特别一点，他与李鸿章“累世通家”，有“父执”之谊，故有机会被邀往北洋佐治军务，“因得周览北洋险要，讨究水陆战守之略”。他的许多洋务见识，说是从李处偷师学来，亦不为过。樊百川便注意到“张佩纶在1879年以前所上的奏折，虽然也有二三篇谈论洋务的，但皆简略，没有什么独特见解。此后从1881年起复，在1882-1884年两年多时间内，谈论洋务的奏折、书札不下一百篇，其所提出的许多独特见解，自与在北洋佐军有关”（《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一卷，页473注4）。
入李鸿章幕府后，张佩纶有意为“清议”正名，兼为自己争地位：
众论群言，在曾侯目之曰“书生”，鄙之曰“酸子”，而佩纶略涉曾文正之书，则故尊之曰“清议”。吾师伟略忠忱，故清流争附，而吾师平日言论亦甚爱护清流，惟前月十六夕谈，乃颇有非笑之意，此实吾师之微失，佩纶亦不敢为讳也。
此函委婉承认洋务派对“清流”不屑、不满，乃至“非笑”，但仍表彰清流“争附”李鸿章的事实，奉承李为“爱护清流”之人，心态相当纠结。无独有偶，张之洞对外间视清流为“书生之见”、“不晓洋务”也格外敏感，伊犁交涉时期在总署“备谘询”，援引曾、左故事为前例，亟亟为己背书：“纵枢臣以臣为书生之见，独不思左宗棠曾连篇累牍而上陈乎？纵使臣（指曾纪泽——引者按）以臣为不晓洋务，独不思其曾国藩固尝腐心切齿而力争乎？”（《议约期迫请筹挽回折》）
在张佩纶自我认知中，其“洋务”理解，能够贯通中西，超越畛域，要远高于一般办洋务者。他说：“近日不明洋务者固执不通，而所谓[明]洋务者，亦是固执不通（但知洋理，不知中国之理，在彼以为大通，而自鄙人观之，正是固执不通也）。”（《复奎乐山中丞》）张之洞也有过类似大话，所谓“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执政皆阁之属，言路皆台之属），无湘无淮，无和无战……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大过”（《致潘伯寅》），要旨在于处事圆融、通透，实发出了后来《劝学篇》标榜表里、本末，讲究“会通”的先声。
李鸿章与张之洞的初晤及政治互动
光绪六年（1880）五月，张之洞就俄事上陈二策，一曰“守正”，即严惩崇厚，二曰“变通”，即“欲释崇厚，则必将南北洋大臣立加严谴”，抨击李鸿章、刘坤一“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而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幸”（《敬陈经权二策折》）。然而未到半年，张之洞与李鸿章的关系即见缓和迹象。察其原因，一则李鸿章帘眷尤隆，攻之不智。二则身处李幕的张佩纶在协调北洋与清流关系方面出力甚大。当年下半年，张之洞致函称：
得天津发书甚慰。合肥事，以求杰士、汰宵人为第一义。……尊论洞达，朝夕赞画，宏益必多。……合北洋三口之税以养水师，沿海屯防，自是胜算，能力赞之否？（《花随人圣盦摭忆》“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条）
函中呼应张佩纶之言，对“合肥”近论已表赞和。七月，崇厚“蒙曲赦”，张之洞“愤懑”之余，不得不改变策略，建议重用淮军宿将备战俄事，列首位者即刘铭传，请“责令速起赴津，会同李鸿章办理防务”（《谨陈海防事宜折》）。十月，迎合慈禧，奏请崇厚“戴罪立功”，刘铭传“亟宜促召北来”，李鸿章“节制北洋三口防务，责令通筹方略”，折内评价李鸿章语气较前一变，谓“该大学士究系更事重臣，精力犹壮，傥专其责，当可力图御侮，固胜于今日之散涣推诿者远矣”（《请饬李鸿章节制防务片》）。
在伊犁、琉球交涉案件中，张之洞原主联日拒俄。十月，上《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对前说作出重大修正，转将“商务”与“琉案”作分割处理。这一搁置琉球问题的立场，实出于张佩纶等人提示。同月，李鸿章上《妥筹球案折》，奏请“日本议结球案，牵涉改约，暂宜缓允”。结果，俄事展限两月，琉案暂允日本改内地通商之约，分琉球南岛与中国。
无论如何，在琉球问题上，清流、北洋竟然合作，迫总署就范，这是一个新的局面。张佩纶事后称：“会译署与倭定约，结中山案，倭以南岛归我，我许其内地通商。潜（陈宝琛）、达（张之洞）均上言极论，合肥（李鸿章）亦龂龂称其不便，要津颇疑弟从中主持，可谓不虞之誉。”（《致顾暤民观察》）自诩之情溢于言表。经此一役，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距离亦迅速拉近。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慈安皇太后猝崩。李鸿章自津启程，叩谒梓宫，张佩纶随行，二十三日到京。这段时期，可谓李鸿章与清流之蜜月期。三月二十八日，张佩纶向幕主进言“香涛忠诚博懿，十倍于佩纶，深愿公延清倾谈也”。李鸿章乐从其请，复函表示：
手示敬悉。前专程往拜香翁，未值为怅。兹承订于廿九辰巳间枉顾，届时当拨冗祗候。相距过远，便留午饭，一倾积愫，乞代尊意。（以下数段引文均见《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在京期间，李鸿章专程往访张之洞，未遇，故张佩纶再为约定本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回拜，并留餐叙，此为二人平生初见。
李鸿章原拟于四月初二日陛辞，因张之洞、宝廷奏请，奉懿旨留京数日，“与枢垣筹商洋务”，至十三日始离京。其时，李鸿章笼络“清流”的用心，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本年六月，张由翰林院讲学迁升内阁学士，李即请张佩纶致意，“香翁超擢阁学，贤才登进，极可庆幸，晤时乞先道贺”。然而，张佩纶意犹不足，暗示“孝达超授阁学，但清而不要，亦未能稍有展布”。至光绪七年下半年，李鸿章函称：
洋务如做理题文字，有不容操切凌躐者，错在昔日，非在今日，威德何自而施，愿吾贤更加究心耳。周公于阁下似尚心许，非外人所能谮毁，然其褊衷抑何可叹。宜兴复值南班，方冀南皮汇进，或有沮格之者。
按“周公”，指恭亲王奕䜣；“宜兴”，周家楣，江苏宜兴人，总署大臣，五年丁忧，七年十月再入值。“方冀南皮汇进”，意在希望张之洞亦入总署办事，可见政治上已视张为同党，惟恐有人“沮格”。
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李鸿章闻信，第一时间函询：“香翁先以晋试手，渐调东南亦佳。闻小恙未愈，何时出都？念念”。在张佩纶看来，“香涛出抚山西，晋亦仕国，但今日却非要地。公所论当事力不能办，知其无志于天下。按张之洞任晋抚出于李鸿藻所保，此处“当事”，当指李鸿藻而言。但张佩纶对此人事安排不满，并以为张之洞必不能如李鸿章所愿调任“东南”，此皆由于李鸿藻之“无志于天下”，他为此抱怨：
南皮之事，高阳先不谓然。以洋务得名，而置之无洋务之省分。论用才，可谓捉蟾蜍而使捕鼠；论为己，可谓翦六翮而欲傅天；论谋国，可谓纵骐黄于牧而策驽骀也。
十二月，张之洞出都赴任。李鸿章函询“香翁十二日果否出京？属抄各件容即面交”。按“属抄各件”，实由张之洞之请求状而来。据张佩纶函禀：“孝达抚部一函属为专呈。渠一切求教，并欲祈洋枪队章程，恳公处借洋教习两人，望与前辈并垂察也。”张之洞履任之际，已未雨绸缪，就制订章程、购运机器、聘洋教习等节，向“洋务”前辈取经。李鸿章积极回应，提供档册抄本，同时也提示晋地“洋务”存在的现实困难，“晋处万山之中，机器笨重，似难运入，其章程随时随地核实为之，原无定格外”。（张之洞真正着手西式武器与训练，采矿冶炼、兴修铁路等事宜，实现所谓“洋务转向”，尚待西人麦士尼（Mesny）、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启蒙”，及在广东受何献墀、郑观应等人熏陶，此是后话，参看陈晓平《麦士尼与张之洞的洋务转向》）。
十二月十四日，张之洞到保定，晤李鸿章，“勾留畅谈”，十六日辞行赴山西。除切磋“洋务”外，二人所谈多关政事。十九日，李鸿章函告张佩纶：“香翁密商叔度（阎敬铭）出山，顷拟密片再荐，明日拜发。鄙言未足增重，吾宗（李鸿藻）力量能之否？”二十五日再函：“叔度品诣、学识在同辈中不可多得，昨因南皮商催密疏上陈……高阳（李鸿藻）素以扶植正气为心，谅能设法推挽。”张之洞离京时，已与李鸿章密商中枢人选，事后上疏奏荐，自然属于有的放矢。（参见张之洞《阎敬铭定期赴阙折》。按张之洞与阎敬铭有交，且多书函往还，徐一士尝言“张之洞素推服敬铭”而“劝出山”，并论及张督鄂时期与前后总管的户部阎敬铭、翁同龢之三角关系，见《凌霄一士随笔》“阎敬铭张之洞与翁同龢”条。张、阎之历史渊缘，尚多追索、发覆的空间。）
当时张佩纶对枢、译大臣，也多不满，以为“宜兴（周家楣）复入译署，与荆公（王文韶）比周，恐外务更将废弛”“瞻徇、颟顸、骄蹇种种习气全有”。外间视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在他眼里“才不逮志”“无远谋”，实属差强人意。
张之洞入晋后，也有向隅之感，眼前棘手者为“晋省事可办者颇多，惟同志无人”，心中不惬意者实“僻在一隅，大事都不闻知”，故向张佩纶示意：“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刍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致张幼樵》）。
张佩纶不但答应张之洞“外事自请与闻”，并有与之同进退之意：
……以公为帅，而佩纶如骖从靳，未始不收驽马十驾之益，不然亦绊骥马而求致千里也。近兰相（李鸿藻）力任此事，而义兴（周家楣）治宾客，军旅不问，商政不问。合肥（李鸿章）书至，焦急万端。他日迟回展转，终出于召，而不兼两府，安足有为？元祐调停之政，岂柄不专哉？司马公有喜蔡京、恶东坡之一念致之耳。（《复张孝达中丞》）
按照张佩纶设想，由李鸿藻出力，设法将他与张之洞双双召入总署，而且最好同入军机，如此身兼“两府”，专执政柄，才能“有为”，不复蹈北宋元祐党人调停新旧党争失败之覆辙。
光绪八年(1882），云南报销案发，张佩纶奏劾王文韶，提议由张之洞、阎敬铭为替人，直言：“文韶之才，皆以译署推之，其所承者，沈桂芬应付之法耳。以言商务，则综核不如阎敬铭；以言防务，则操纵不如张之洞也”；更明白指出“修内攘外，要在枢廷、译署，若两府之地，或有佥壬，则臣下修攘之策，固未必行”（《再请罢斥枢臣王文韶折》）。至此，其安排军机处、总理衙门人事布局，谋求实掌朝权之政治意图已曝露无遗。
然而，事与愿违，张佩纶推举张之洞、阎敬铭均以“洋务”立言，李鸿藻却“不以二公为是”，后来恭王奕䜣、醇王奕譞举荐工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潘祖荫为军机大臣，且均不兼总署差使，张抱怨“舍颇、牧而用文学侍从之臣，在圣明初无成见，决策由懿亲贵近，言者将如之何！此事不得不归过于高阳矣”（《复黄漱兰侍郎》），可见对于李鸿藻怨怼之深。旧说多谓攻倒王文韶，为清流派排除政治异己的空前胜利，但就所得而言，却相距初望甚远。
“清流”“洋务”终究“各有门面”
光绪九年（1883）底，张佩纶受命以署左副都御史充总署大臣，但深恶“译署事事迁就，人人疲玩，殆难自立”，行事已感力不从心。
光绪十年（1884）三月，慈禧太后一谕推翻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命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入值军机，并启用醇亲王奕譞参与政务，庆郡王奕劻管理总理衙门。“甲申易枢”猝发，朝局为之翻覆，此事缘起于盛昱弹劾张佩纶，波及奕䜣、李鸿藻，惟张事后“独中流容与”，圣眷未受影响。姜鸣注意到“这是整个事件的吊诡之处”，并论及张佩纶从反对“枢（军机）、译（总署）分置”的思路出发，谋划挽回局面的尝试。（《“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动》）张佩纶一面抱“内隙可弭”的一线希望，“涕泣一陈，冀回天听”，一面致函李鸿章，仍图有所补救：
时事如此，果得贤才辅世，诚宜舍旧谋新。奈丹老（阎敬铭）于洋务隔膜，于治理苛碎，断非救时宰相。香涛（张之洞）召入，闻将属以译署，若鄙人所请不行，谨当拜手稽首，让于夔龙耳。兴献（奕譞）既欲转圜，劻（奕劻）、礼（世铎）亦愿调处，公能以重臣出片言相助否？
张佩纶不仅努力保全恭王，且犹作“舍旧谋新”之图，希望因中法战事内召的张之洞能入主总署，合力“救时”。而后者适时地保持了沉默。
中法战争之际，李鸿章以“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为由，坚持“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张佩纶则针锋相对地批评：“言和之害与战败之害正同，而战败犹有不败之道在也”“为国家长久之计，疆宇远大之谋，正不如奇，守不如战。”虽与李鸿章关系密迩，但不讳言“合肥怯敌”“肃毅慎葸”“合肥过于慎重，将涉畏葸”。
张之洞由翰苑清流一变为地方大吏，议政立场自然有所转移，但“主战”思维仍然一贯，屡言：“法事即决裂，亦复何妨？横逆太甚，一味容忍，何所底止？”“鄙人则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不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致胜之方。”（《致张幼樵》）
光绪十年（1884）春，李鸿章为接受法方条件，对朝中清议深致不满，张佩纶面对“主和一线到底”的“师相”，坦承“有主战坚持之语”，戏言为其“损友”。尤值玩味的是，他有关“清流”立场的一番辩白：
鄙人昨请丹老（阎敬铭）代奏，云张某之论，言路主战者多，转于和局有益，愿朝廷不以异议为嫌。（今日又言之兴献[奕譞]，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一笑。）……至鄙人来津议和，断不遵命（宁死，断不附和和议），幸公勿为此言。
“清流”“洋务”，在张佩纶看来不过是对外门面语，而非政治归属或学术取向的实质，但既然是“门面”，就必须贯彻到底，不能动摇。二者观念不乏交集，但于和战大端仍存根本分歧，而最终结果，清流亦以战而败亡。甲申（1884）四月，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南下福州，在前线作“屯马尾、护船局”之计，而只“香涛以两船及五营来援”，由是慨叹“沿海各督抚舍香老外，无一有天良者，将奈之何！吾不忧敌而忧政也”（《致安圃侄》）。以后视眼光来看，此时“清流派”风流云散的命运将临，而二张终究坚持“门面”到了最后一刻，也算得其所哉。

“‘才尽’也就随他们去说好了，先要过了自己这一关。”
——张爱玲1990年1月9日致宋淇夫妇张爱玲
张爱玲

张爱玲1989年9月3日致信宋淇夫妇云：“几篇短文只改完了一篇，……姑且先寄了来，只为了自己想突破写不出东西的瓶颈。”该文即《草炉饼》，同年9月25日发表于《联合报》副刊。此前她曾陷入“人虫大战”，不断搬迁住处，非但时光都荒废了，还有重大损失，见1986年12月29日致宋淇夫妇信：“检点东西的时候，发现《海上花》译稿只剩初稿，许多重复，四十回后全无。定稿全部丢失，除了回目与英文短序。一下子震得我魂飞魄散，脚都软了。本来高高的一叠定稿一直看着担心，想送去复印，常去的一家关了门，另两家页数多了就每次漏印两页。要分好些次送去，耽搁了。后来在Serrano[塞拉诺]许多built-in[内置]的橱柜内藏来藏去防fleas[跳蚤]。恐怕离开Serrano后就已经没有了，一直疑心不全。写这封信实在painful[痛苦]。”张爱玲翻译《海上花列传》始于1967年，以后她再也未能重新完成这份定稿。宋淇1984年7月5日致张爱玲：“邵氏公司方面有电话来，制片部预备为这部戏上映而出一本特刊，希望你能为这本特刊写一篇文章。”张爱玲同年7月17日致宋淇夫妇：“匆匆寄这篇短文来，过天再写信。”整整五年半多，她只写了这么一篇三百字的《回顾〈倾城之恋〉》，1984年8月3日在《明报》登载。宋淇、邝文美夫妇
宋淇、邝文美夫妇

在此期间，唐文标主编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于1984年6月由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其中影印了张爱玲不少旧作，包括向未收入集子的《散戏》《中国人的宗教》《“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气短情长及其他》《我看苏青》和《华丽缘》等；张爱玲另一篇旧作《小艾》经陈子善发现，亦重刊于《明报月刊》1987年第一期。为应对“盗印”计，皇冠出版社相继推出张爱玲著《余韵》（1987年5月）和《续集》（1988年2月）二书，编辑之事均由宋淇等人代劳。《余韵》所收《小艾》系委托皇冠编辑陈皪华代为删改；《续集》卷首那篇《自序》，除开头一段——“书名‘续集’，是继续写下去的意思。虽然也并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写得少，刊出后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截取自张爱玲过去一篇残稿外，其余部分皆为宋淇代笔。
《草炉饼》之后，张爱玲又有《〈草炉饼〉后记》和《‘嗄？’？》二文，分别于1990年1月20日和2月9日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身后面世的《一九八八至——？》，大约也写在同一时期。此前她一再表示：“目前就想写点东西，等仓库问题解决了，再把《海上花》译文整理出来，不想写考据。”（1988年12月27日致宋淇夫妇）、“我想我们都应当珍惜剩下的这点时间，我一天写不出东西就一天生活没上轨道。”（1989年3月6日致宋淇夫妇），现在终于开始了一生最后一个写作时期，——袭用一句讲得滥俗的话：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关于《‘嗄？’？》不妨趁便略说几句。1989年5月20日至30日，《联合报》副刊连载署名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张爱玲同年6月29日致宋淇：“《太太万岁》对白本经影片公司抄手滥改脱落。”《‘嗄？’？》中亦云：“在《联合报》副刊上看到我的旧作电影剧本《太太万岁》，是对白本。我当时没见过这油印本，直到现在才发现影片公司的抄手代改了好些语助词。最触目的是许多本来一个都没有的‘嗄’字。”这里显然有个误会：该剧本系“由香港科技大学郑树森教授根据电影上映本整理还原”（陈子善《〈沉香〉编后记》），并非出自“影片公司的抄手”的“对白本”，也根本没有“油印本”存在。张爱玲说：“对白本一切从简，本就要求读者付出太多的心力，去揣摩想象略掉的动作表情与场景。哪还禁得起再乱用语助词，又有整句整段漏抄的，常使人看了似懂非懂。在我看来实在有点伤心惨目，不然也不值得加上这么些个说明。”诸如此类的问题，实在应该由整理者负责。后来列为“张爱玲全集18”的《沉香》（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9月出版）所收另一部电影剧本《不了情》，也是用同样办法“整理还原”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一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导演，即便是对白，演员表演时也会由导演安排有所增减改动，不可能逐字逐句照念剧本。是以根据上映的片子“整理”，并无从“还原”编剧的原作。前几年上海某收藏家曾展示张爱玲《太太万岁》手稿，计一百三十多张纸，二百多页，四十二场戏，上有大量修改字样，有些是别人的笔迹。如果得以整理出版，倒是一部她的“佚著”。
在张爱玲最后这一个写作时期，其如萨义德所谓“晚期风格”有两个可能的方向，落到实处即“虚构”与“非虚构”是也。宋淇1988年3月8日致张爱玲：“……尤其是你现在生活正常，如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最好除了写大陆的散文外，再写几个短篇，将来另写中篇或长篇，这才是你真正的métier[长处]，仗以成名和畅销的工具。），我想绝对没有问题。”自从《小团圆》和《同学少年都不贱》被搁置以后，张爱玲一直没再写过小说。两人一度重新讨论她曾经打算写的以曹禺的故事为原型的《谢幕》，但随即不了了之。张爱玲1990年1月9日致宋淇夫妇：“想写的两三篇小说都还缺少一点什么。等到写出来也与出全集无关了。”同年2月15日致宋淇夫妇：“我一直想写一个中篇小说《美男子》，好两年了，有一处没想妥，先把两篇散文写出来再说。”宋淇3月18日致张爱玲：“我建议你应把《美男子》当作下一步骤的重点，这并不是说下一篇就是它，而是努力把它想通，算是一个‘节骨眼儿’好了，设法解决或克服它，甚至避重就轻也可以。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刻会有一高潮，因为题目通俗而讨好，可以在《皇冠》和《联副》同时刊出，必可轰动，出版商和读者对你发生兴趣，信心更不在话下。散文只不过是‘吊嗓子’而已，不是正式开腔唱戏。如果再多写几篇散文，又可以出一本：《美男子及其他》集子了。”
张爱玲最后计划写的小说中，唯一留下题目并与宋淇具体讨论过内容的就是这篇《美男子》。她4月22日致宋淇夫妇：“《美男子》内，台湾来美的一对夫妇，北方人，自嘲‘两人都是加大毕业的，结果开超级市场！’我想他们读最容易的一科如社会学——企管也不太难？毕业后再读博士以便居留（’60年间）？不是加大也是东岸或中西部名大学。此后夫妇都工作（商行之类。如读社会学干本行只能做social worker[社工]或教书？），但是觉得为人作嫁没前途，还是自己开店。家境相当好。在LA盘下这爿店的时候，儿女都大了，儿子读医，女儿进私立学校（贵族化女校？天主教学校？虽然他们不信教）也许已经在别处开过超级市场。这些背景只需要提一声。请等下次来信再告诉我，不忙。”4月30日致宋淇夫妇：“关于《美男子》我想问的有一点是六〇年间毕了业不读博士，有职业就可以在美居留？”宋淇5月1日致张爱玲：“《美男子》两主角最好读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fessional（applied）工商管理（不是企业管理），社会学并不像你说那么容易，社会工作另有social work[社工]系，属于professional（applied）[应用专业]的学科，而社会学是pure[纯]学术，另一部份现已分出去为anthropology人类学—考古学。B.A.毕业生开超级市场，好像有点大材小用，带有irony[讽刺的]味道。……比较起来似乎以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Wharton[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Harvard[哈佛商学院]（你住过Boston[波士顿]）最合适。读什么课程，……你先将二人主修那一系告诉我，然后我可以将该系的课程说明影印寄给你。又，我们学院的教员十九都是MBA，然后是ph.D.，B.A.很少有博士的，只有一位教员是Indiana[印第安纳]大学的DBA，BA的博士。在美国这一行的天之骄子往往是大学的Engineering[工程学]学士，入得厂，然后是MBA，然后再读Law[法律]（要三至四年），因为美国做生意十九牵涉到法律问题。如有以上三学位，比博士还吃香得多。五十年代我姊姊和姊夫在三藩市开了一家小型store[商店]，苦不堪言，因为用不起工人，manual labor[体力劳动]就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不用说别的，把一纸箱牛奶或coffee[咖啡]从门外搬到架子上去就要你好看。做了几个月，勉强把自己的膳宿赚出来，后来以贱价让掉了。现在当然不同，超级市场大概用飞机场装行李的推车，轻便得多。六十年代或许已有电计算机，未必有personal computer[个人电脑]，较之五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5月17日致张爱玲：“你所问的在美居留问题，有职业要看雇用你的公司，如果是有名的大机构，认为需要你，只要出面申请，无有不准。如是小公司、小厂，尤其中国人自己办的，就不能算数。有了博士，那时多数留下来任教，居留不成问题。”张爱玲6月6日致宋淇夫妇：“美男子被许多作明星梦来LA的少女看中，小说写他离婚经过与离后情形。过去的学历只略提一笔。他们夫妇同乡，同选一科最容易的，能读博士的，与以后的职业也许也无关。不是专门人才，大公司不会任用，一个在美国人开的小商行，一个是华人开的（什么生意？）。还没动手写，绝对来不及了，越是想赶越是没有。……忘了说美男子的超级市场就是他们夫妇俩，周末子女来帮忙。后来才雇了个人帮卸货等等。他们是山东人，也许比Stephen[宋淇]妹妹妹夫力气大。”宋淇6月30日致张爱玲：“忽然想出来，《美男子》两位主角，可以读教育，最容易读，博士名称为ED.D.，不是PH.D.，专为美国人而设，凡美国中学教员非有ED.D.的头衔不可，读的学校另有Teacher’s College[师范学院]，以别于文、理、工、医等学院。最有名的是Columbia[哥伦比亚]的Teacher’s College（其实是中国人的教育或师范学院），我认识该校两位博士，英文都不通。美国各州立大学都有这科，目的在为本州中学训练师资。二人读了ED.D.，在美国是找不到事的，美国中学几时轮到结结巴巴的中国人来教？听起来都是博士，注定学非所用。”此后却不再见张爱玲谈及构思这篇小说的事。
宋淇1991年8月31日致张爱玲：“住的问题解决，我告诉了你最近财政状况，应该使你心理轻松不少，不必为了杀虫的事再浪费时间，大可乘现在把心中酝酿多时已久的短篇小说写出来，还可有几年风光。说老实话，你的作品自1976《张看》以来，《惘然记》、《海上花》、《续集》、《余韵》都是利用出土的旧作，拼凑而成，那时后来你正为‘扪虱’弄得走头[投]无路，如果再不振作一番，就此萎谢，not with a bang，but with a whimper[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太可惜了。你并没有‘江娘才尽’，现在正是重振你说故事的人的地位的良机。你的《小说集》是‘王牌’，但《秧歌》、《赤地》、《半生缘》销售都上佳，因为是fiction[小说]，《私语[流言]》是第一本散文集，销路也不错。《张看》已经很勉强，其余更自桧[郐]以下，《续集》又拿《五四遗事》（先见《惘然集[记]》）重登一遍，真是急形急状之至，无怪读者都避之若浼了。《海上花》是花了不少心血的，这本书可惜只有少数人能欣赏。严格说起来，最后几本书完全仗你前作的余威，不应该出，但总不能一片空白。《对照集[记]》可能吸引一部份‘看张’的人，但又是旁门左道，不像成大器的样子。原则是只要是小说，而且带点老派的讲情节的故事。你的散文近年来也只有《谈吃》是力作，放在《续集》中也起不了作用。其实，中西文坛没有人是以写散文传世的，有之，则要到英国十九世纪和晚明小品作家中去找了。台、港的红作家以女性居多，都是写情节小说的。我从来不看，但小市民都争着看，有什么话可说。”张爱玲1993年1月6日致庄信正：“另外还有几篇故事要写。”这是目前所见她最后一次提到仍有写小说的计划，然而终于未能实现。
从傅雷写《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起，张爱玲即被批评为作品题材狭隘，然而终其一生，未必不曾努力予以突破，所著《秧歌》《赤地之恋》即是例子。《同学少年都不贱》后半部分背景移至美国，描写赵珏与恩娟在这里的生活，境遇，较之此前诸作诚为值得留意的变化。张爱玲1979年12月8日致宋淇夫妇：“像Mae[邝文美]说的‘午夜梦回’的时候，我耿耿于心的就是有些想写的美国背景的故事没写。好坏又是一回事，不过这点故事对于我是重要的。”1988年8月30日致宋淇夫妇：“《谢幕》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两个party[聚会]，战后上海电影公司欢迎曹禺从重庆回来，加大演《雷雨》后的鸡尾酒会。”可知也有一部分内容发生在美国。相比之下，《美男子》显然完全是个“美国背景的故事”，主要人物也是《同学少年都不贱》两位主人公那类第一代华人移民，而且同样写的都是作者自己以外的事。可惜此篇未能写出，不然这一特色真可归为“晚期风格”了。
张爱玲没有写出《美男子》，写出的是前引宋淇信中提起的《对照记》。这也是她最后时期唯一有点分量的作品。在通信中，张爱玲往往在谈论《美男子》的同时说到《对照记》，最终则舍彼取此。而她这番写作有个契机，即皇冠计划为其出版全集。宋淇1987年6月22日致张爱玲：“皇冠最近深深体会到你作品的份量，尤其在台湾，深入各阶层，复为各女作家的model[榜样]，大家都已认你为作家中的作家，多年来就是没有新书出版，销路始终可以维持水准以上。所以他们打算重新排过，出全新的版本，开本比目前稍大，这样一来，投资相当浩大，远比不上坐吃现有的版本，希望在版权上有新的协议，使他们有保障。”1989年12月3日致张爱玲：“皇冠想出你的全集，到现在为止只有十册，琼瑶是44册，连於梨华都有十数册，你到现在为止的十册虽是double digit[两位数]，未免寒酸一点，所以动脑筋动到电影剧本上去。”张爱玲1990年4月22日致宋淇夫妇：“以前刘绍铭编英文小说选集，志清代向我借用一张照片。我用胶带封在照相馆用的硬纸夹内寄去，告诉他只此一张，请叫他们特别当心。后来志清寄还给我，没用硬纸夹，装在太小的大信封里，塞得太紧，许多皱裂痕，我非常痛心。有些照片当时拍了就都说不像我。也可以看出没怎么化妆，是角度问题。反正是我珍视的我的一部份。出全集可以登个‘回顾展’，从四岁起，加上notes[笔记]，藉此保存，不然迟早全没了。过天去仓库拿了寄来，你们看附在哪本书上，也许有助销路。”她写《对照记》的念头，也就藉此萌生。而在书中选用自家照片，还可追溯到更早她起手编集《续集》的时候：“《重访边城》很长，倒不是凑字数，也觉得扯得太远，去掉一部份，但是就浅薄得多，还是要放回去。现在又搁下了。……《重访》文内提起往事，又有《卷首玉照及其他》（几篇勉强能用的旧作不收进去白送了盗印者，由别人代出也不成话），所以预备插入几页老照片，从四岁起。”（1983年10月10日致宋淇夫妇）
张爱玲1990年6月6日致宋淇夫妇：“去仓库取回老照片，发现一张1955来美入境证，意外之喜。真是查不出入籍纪录，至少可以重新申请入籍。照片很多——以前寄来的一张不预备用——这section[部分]可以叫‘老照相簿’。附注有繁有简，成为一篇‘对影散记’——或‘对照记’？正在写。”宋淇同年6月30日致张爱玲：“信中说找到照片，很为你高兴。《对照记》的名字似比《对影散记》好（‘散记’给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用掉了）。同《美男子》都值得写，慢慢来好了，不必性急，到了我们这age group[年龄段]，一切都要慢半拍。”张爱玲8月2日致宋淇夫妇：“我一直在赶写这篇《对照记》，……这次挂号寄来四包照片，最小的一包是我母亲的一张，因为破损（见memo[备忘录]第一段），很难包装，最好原封转寄去，不用拆看了，省点事。这张大部份是房屋外景，剪掉一截没关系，我没剪，让他们美工部剪比较好。照片太多，插入书内又会太厚，只能出单行本，就叫《对照记》。台湾报上登过李香兰的自传，似乎在台湾已经平反了。如果提起她还是招骂，也就随它去了。”宋淇8月14日致张爱玲：“昨日收到航空挂号寄来大小四只信封，里面全是旧照片，因信封是特制的，经拆开检视后，内容完整无损。……写到这里邮差送来你八月二日写就、八月九日寄出的信和《对照记》，比照相迟了一天。”至此《对照记》已经交稿，并设想印成“单行本”。8月16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书名我想改为《张爱玲面面观》。”宋淇1990年9月8日致张爱玲信附前一日致陈皪华信，其中有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爱玲最近完成了一本书，原名《对照记》，现改名《张爱玲面面观》，计照片五十四帧，每帧均有说明，有些只是讲人物、地点、时间的简单说明，有些长达数百至千字以上，等于是小品文，格调似《流言》，张爱玲笔触到处可见。最可珍贵的是那些照片，文美和我见到那时的照片也不算少，但绝无如此洋洋大观的一套，其中服装、道具、背景、气氛另有历史价值，何况人物是爱玲的父亲、母亲、姑姑、自己、弟弟，仿佛从书中走了出来。文字约共二万字。我现在先要自己细读一遍，代她再校阅一过，然后等她有无更改，大如书名，小如内容（已经来了第一批，撤换四张稿纸），再行寄上。”此后张爱玲仍有增补修改，但该书至此已大抵完成。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对照记》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对照记》

由《对照记》所开启的张爱玲的“晚期风格”，再次退回到有关自己身世与经历的追忆之中——加上下面要谈的《爱憎表》与散文《小团圆》就更加明显，似乎是此前所著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The Book of Change（《易经》）和小说《小团圆》的余响。不过这次她写的不是虚构作品，而是非虚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乎为那几部小说写“本事”。然而她再也没有机会从这种追忆中走出来了。
张爱玲1990年8月16日致宋淇夫妇：“《中国时报》转载校刊上我最讨厌的一篇英文作文，一看都没看就扔了，但是《爱憎表》上填的最喜欢爱德华八世，需要解释是因为辛泼森夫人与我母亲同是离婚妇。预备再写段后记加在书末，过天寄来。”《中国时报》转载《明报月刊》1990年7月号刊出的陈子善《雏凤新声——新发现的张爱玲“少作”》一文有云：“该期[指《凤藻》1937年年刊]的中文部还有一个‘学生活动记录，关于高三’专栏，其中刊出一项题为‘一碗什锦豆瓣汤’的专题调查结果。所谓‘豆瓣’，是对三十五位毕业生的爱称。这项调查提出六个测验‘豆瓣性格’的问题，分别由每位‘豆瓣’用一句话作答。”此即张爱玲所谓“爱憎表”。她同年10月21日致宋淇夫妇：“现在先写一篇《填过一张爱憎表》，很长，附录在《面面观》末。”12月23日致宋淇夫妇：“搁了些时没写的长文（暂名《爱憎表》）把《小团圆》内有些早年材料用进去，与照片无关。作为附录有点尾大不掉，我想书名还是用《张爱玲面面观》，较能涵盖一切。”此后便不复提及《爱憎表》了。1991年1月18日致宋淇夫妇：“《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书名现在又改回来了，这本新书再叫《张爱玲面面观》确是太自我膨胀，使人起反感，还是恢复原名《对照记》。”《爱憎表》仅存未完成的草稿，经冯晞乾整理，2016年7月发表于《INK》第十二卷第十一期。其中引言与“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太早结婚”两节较完整，此外部分则残缺零碎，据引言可知，尚拟写“最喜欢爱德华八世”和“最爱吃叉烧炒饭”。文章写得细腻，舒徐，不同于当年《雷锋塔》“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1964年5月6日致宋淇夫妇），乃是站在当下立场回忆往事。《INK》杂志
《INK》杂志

此前宋淇曾长期是张爱玲写作的积极参与者，然而现在他病了。宋淇1991年1月2日致张爱玲：“今天早上我约了皇冠的代表麦成辉君前来，当面交代图和文。……我入医院后不知何时才能出院，请你直接和皇冠陈皪华通信，我无从插手而且也无能为力。以后要管也管不了。”同年2月4日致张爱玲：“有关书名和《对照记》的事，请你自己和皇冠联系，因自生病以来，外事一概不闻问，这是第一封信。”及至1992年8月22日，邝文美更同时致信张爱玲与陈皪华：“外子宋淇目前患充血性心脏衰竭，遵医嘱静养，不再闻问外事。张爱玲女士有信及祝贺皇冠四十周年特稿亦不敢惊动。兹代转来稿，以后恳请两位直接通讯联系，以免延误，切盼体谅是幸。”此后他们的通信——邝文美更多替代宋淇成为其中一方——涉及张爱玲写作之事多有缺漏，相关来龙去脉也就难以厘清。我读宋以朗编《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Ⅰ》《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Ⅱ》，觉得遗憾的是未将现存张、宋二人与皇冠平鑫涛、陈皪华、方丽婉等人的通信全数附录于后，——假如这部分内容够多，甚至应该单独整理出版。尽管如平鑫涛所说：“张爱玲的生活朴素，写来的信也是简单至极，为了不增加她的困扰，我写过去的信亦是三言两语，电报一般，连客套的问候都没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彭树君《瑰美的传奇，永恒的停格——访平鑫涛谈张爱玲著作出版》）但是对于完整了解张爱玲的写作史，恐怕仍为不可或缺的材料。
张爱玲1991年5月27日致宋淇夫妇的信中，提到她告诉皇冠编辑方丽婉，“只要求全集内原稿部份（两篇自序、《对照记》书中两篇长文）让我自校一遍”。同年7月，皇冠开始陆续出版《张爱玲全集》。每册前勒口印有“张爱玲的作品”，计十五种，最后是“15小团圆”，而《对照记》不在其列。这里说的《小团圆》不是原来那部小说，而是以此为题目写的散文。此前，张爱玲1990年1月9日致宋淇夫妇：“就连正在改写的《小团圆》也相当费事，改了又改，奇慢。”假如是指散文《小团圆》的话，那么开始写作此篇尚在《爱憎表》乃至《对照记》之前。
张爱玲1991年8月3日致庄信正：“每次搬家总要丢掉点最怕丢的东西——这次是正在写的一大卷稿子，因为怕压皱，与一包原封未拆的新被单放在一起。小搬场公司的人偷被单一并拿了去，连同地址簿等等。”同年8月13日致宋淇夫妇：“我每次搬家都要丢掉点要紧东西，因为太累了没脑子。这次是写了一半的长文，怕压皱了包在原封未启的一条新被单一起，被小搬场公司的人偷新货品一并拿走了，连同住址簿。只好凭记忆再写出来，反正本来要改。《对照记》一文作为自传性文字太浮浅。我是竹节运，幼年四年一期，全凭我母亲的去来分界。四期后又有五年的一期，期末港战归来与我姑姑团聚作结。几度小团圆，我想正在写的这篇长文与书名就都叫《小团圆》。全书原名《对照记》我一直觉得uneasy[拘束]，仿佛不够生意眼。这里写我母亲比较soft-focus[委婉]。我想她rather this than be forgotten[不愿忘记这些]。她自己也一直想写她的生平。这篇东西仍旧用《爱憎表》的格局，轻松的散文题裁，剪裁较易。”10月12日致庄信正：“搬家后忙着添置东西，因为全扔了，灯都没有，非常不便，所以一个多星期后才发现稿子遗失，再查也一定早给扔了。反正本来要改，凭记忆写出来，不过多费点事。”
这里不妨稍作归纳：1991年7月皇冠出版《张爱玲全集》时，原定包括《对照记》和另一篇在内的那本新著，书名已由《对照记》改为《小团圆》，即所列“15小团圆”是也。同年五月张爱玲说的“《对照记》书中两篇长文”，其中一篇是《对照记》，另一篇应该已经由《爱憎表》换作散文《小团圆》。张爱玲只说散文《小团圆》“这篇东西仍旧用《爱憎表》的格局”，两篇在内容上是什么关系则不得而知。不过能够确定，它们都“把[小说]《小团圆》内有些早年材料用进去”，——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讲，“晚期风格”笼罩在小说《小团圆》未能问世的阴影之下。同年七八月间散文《小团圆》已经写到一半，但却不慎遗失，只好从头再写。张爱玲1992年7月8日致夏志清：“我出全集还有几篇东西要写。”理当包括这篇在内。1993年1月6日致夏志清：“为了出全集写的一篇长文迄未写完。”同日致庄信正：“我正在写的一篇长文还不到一半。”说的都是散文《小团圆》。
《瑰美的传奇，永恒的停格——访平鑫涛谈张爱玲著作出版》有云：“张爱玲写作多年的散文作品《小团圆》终究未能出版，则是一件令人遗憾且痛惜的事。本来，她已应允，《小团圆》可能于一九九四年二月‘皇冠四十周年庆’时刊出，也可与《对照记》合集出书。但是她写作此书的进度非常缓慢，主要的原因是她的健康状态时好时坏，让我们也深感忧心，因此不忍催促。她先后来信表示：‘……《对照记》加《小团圆》书太厚，书价太高，《小团圆》恐怕年内也还没写完。还是先出《对照记》。（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欣闻《对照记》将在十一月后发表。……《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小团圆》明年绝对没有，等写得有点眉目了会提早来信告知。不过您不能拿它当桩事，内容同《对照记》与《私语》而较深入，有些读者会视为炒冷饭。（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也许，从她来信中的字里行间，可以得知一些讯息，可能《小团圆》是她的某部分自传，可能她已写成一半，可能已在完成阶段，可能……最后还是不及问世，委实令人扼腕长叹。”从所摘录的信件中约略可知该稿的写作进展情况。
1993年11月至1994年1月，《对照记》连载于《皇冠》第四七七期至第四七九期。1994年6月，《对照记》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该书包括两部分，一是《对照记》，一是《散文六帙》，即《罗兰观感》《被窝》《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嗄？’？》《草炉饼》和《笑纹》。《笑纹》系比较新的作品，1993年3月发表于《皇冠》第四六九期。《罗兰观感》等三篇则是陈子善发掘的张爱玲旧作，1993年5月1日重新刊载于《联合报》副刊。张爱玲同年6月9日致苏伟贞：“《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我不记得有这篇东西。对于这些旧作反感甚深，但是无法禁绝，请尽管登。先问我，我已经十分领情了。”（苏伟贞著《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影像·书信·出版》一书卷首影印）《散文六帙》如何编进《对照记》，张爱玲与皇冠编辑或曾有讨论，然无从知晓。张爱玲留下一篇为《笑纹》所作的后记，写于1994年5月以后，不知为何没有编入书中，生前亦未发表。《对照记》一书前勒口印的“张爱玲的作品”，为“15对照记”“16爱默森选集（译作）”，已无《小团圆》。《爱默森选集》于1995年5月出版，所列“张爱玲的作品”与《对照记》相同。
从现已公表的张爱玲信件中，可以得到她继续写散文《小团圆》的一些信息。1994年9月11日致《联合报》副刊陈义芝：“她[指苏伟贞]信上提及《联副》《皇冠》合刊《小团圆》事，请转告痖弦先生，以后《小团圆》当然仍照宋淇教授原来的安排，在《联副》《皇冠》同时刊出。《对照记》因照片太多，有些极小，零零碎碎，宋淇恐易遗失，径寄皇冠（详见《痒》Ⅱ），所以是例外。不过《小团圆》与《对》是同类性质的散文，内容也一样，只较深入，希望不使痖弦先生失望。”（《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影像·书信·出版》卷首影印）所云“《痒》”，指1993年12月28日《联合报》副刊所载张爱玲的文章《编辑之痒》。1994年10月5日致庄信正：“我正在写的《小团圆》内容仝《对照记》，不过较深入。”同年12月8日致宋淇夫妇：“这本书[指《对照记》]没什么情节可改编影视，除了引《孽海花》部份。作为我的传记，一看《小团圆》也顿然改观。等写完了《小》要声明不签合同，还照以前的合约。”结合张爱玲所说“《对照记》一文作为自传性文字太浮浅”和“作为我的传记，一看《小团圆》也顿然改观”来看，其以自传为主要载体的“晚期风格”，应该更充分地体现于散文《小团圆》，可惜终其一生，此稿未能完成。
张爱玲1992年2月25日致宋淇夫妇信中谈及立遗嘱事，有云：“《小团圆》小说要销毁。”1995年9月8日，她被发现在洛杉矶寓所逝世。后事系由林式同料理。庄信正著《张爱玲来信笺注》云：“她去世后林式同于同年十月十八日在电话上告诉我，他见到《小团圆》有两种手稿。”张爱玲1976年3月18日致宋淇夫妇：“昨天刚寄出《小团圆》，当晚就想起来两处需要添改，没办法，只好又在这里附寄来两页——每页两份——请代抽换原来的这两页。以后万一再有要改的，我直接寄给皇冠，言明来不及就算了。”1979年7月21日致宋淇夫妇：“《小团圆》（翻查几处，已经看出许多地方写得非常坏）女主角改学医，……”都说明除宋淇处存有一份张爱玲寄去的小说《小团圆》的手稿——即我们后来所见到的——外，张爱玲自己也留存一份。所以林式同所说“两种手稿”，可能一份是已完成的小说，一份是未完成的散文；如果张爱玲自己已经将那份小说稿销毁了，则有可能是两份不同版本的散文稿。无论如何，可知张爱玲死后，散文《小团圆》的手稿仍然存在。
林式同作《有缘得识张爱玲》云：“张爱玲去世后，各方反应的热烈程度，真是大出我意料之外！心想管理她的遗物，责任可不轻，面前摆着的这些信件手稿和衣物，不小心给什么人拿去，又会大作文章，这样我的罪过，可洗也洗不清了。我特别谨慎，按照遗嘱，把所有东西，全部寄给宋淇夫妇，不得有所遗漏！”可知这一环节未曾发生问题，散文《小团圆》的手稿已经寄给宋淇夫妇。
然而冯晞乾作《〈爱憎表〉的写作、重构与意义》云：“外界一直猜测，宋家的遗稿中还藏着一篇《小团圆》散文，连宋以朗自己也不确定有没有，这次整理《爱憎表》，正好顺带澄清这个疑团。照目前状况来看，遗稿中并没有一篇完整的《小团圆》散文，即使有一些初稿，也是非常零碎的。”
在苏伟贞著《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影像·书信·出版》中看到两段相关记载。第一段是：“我在二○○三年三月求证皇冠出版发行人平云，他说明宋淇夫妇依张爱玲遗嘱及他们了解的张爱玲，做出几项较大决定：一，将张爱玲已完成的《小团圆》文稿销毁。二，未完成的文稿不得发表。三，已完成的《知青下放》（‘Reeducational Residential Hsia-fang”）仅供保存。”第二段则提到“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平静逝去，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将张爱玲遗物分装十余个中型纸箱运交香港给继承者宋淇。一九九六年二月，长年出版张爱玲著作的皇冠出版集团平鑫涛与平云专程前往香港，拜访宋淇商议张爱玲遗物处理事宜。宋淇考量张爱玲在台湾有许多读者，决定‘选择台湾为张爱玲遗物最后的居所’、‘除了张爱玲部分私人书信和衣物予以保留’，其余遗物于二月底运到台湾，交给皇冠。……当时宋淇夫妇依张爱玲遗嘱及他们了解的张爱玲作出几项较大决定”云云，其中列的三项决定与前引第一段所列一模一样，只是在第一项后有云：“根据平云表示，张爱玲曾以小说体写完《小团圆》，因不满意而未曾发表。后来以散文重写，可是只完成部分。平云称张爱玲生前特别写信给宋淇，叮嘱在其死后‘销毁’未完成的《小团圆》。因此《小团圆》没有以小说或散文形式发表的可能了。”
假如所言无误，那么被销毁的是“未完成的《小团圆》”，即张爱玲最后一个时期一直在写的那部散文作品；而张爱玲嘱托宋淇夫妇（“《小团圆》小说要销毁”）和宋淇夫妇嘱托皇冠（“将张爱玲已完成的《小团圆》文稿销毁”）销毁的小说《小团圆》却保存了下来，亦即2009年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那本书。该书版权页标明“著作完成时间-1995年”，实际上小说《小团圆》完成于1976年。行文至此，心中真乃悲喜交集：喜者小说《小团圆》得以幸存，且已公之于世；悲者作者念兹在兹的散文《小团圆》不复存乎天地之间。

2017 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老牌出版社，入行不到两年，见识了出版行业的起起落落。出版听起来 “高大上”，其实也是一门生意。一本书就是一个利益综合体，做书的编辑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面对很多奇葩的人和事，处理各种关系。有前辈说，出版业的 “黄金时代” 已经过去，但我不相信。的确有编辑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但新人也在不断涌入，为了把好书奉献给读者，他们还在坚守初心。写下自己短暂的从业经历，记下遇到的那些人，我是想留住一本本书背后的故事。他们也应该被记录。

1

2017 年 5 月，我即将研究生毕业，工作却依然没个着落，心中不免焦虑万分。这时，一个老师突然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某出版社当编辑，说他有一个姓朱的老乡在这家出版社工作，最近升任编辑室主编，“正在组队伍，想招一个专门搞历史的人”。

这是我从未想过的就业方向 —— 历史学研究生就业面很窄，除了去中学当老师、考公务员，差不多就只剩下继续深造读博了。老师口中的这家老牌出版社，学术书做得非常好，在我心中是 “圣殿” 般的存在。

6 月，这位朱主编正好来我市参加一个学术会，在老师的引荐下，我们仓促见面。大热天，朱主编穿着长袖西装，汗水已经把他胸前的衬衫浸湿了一大片。他背了个沉重的黑色公文包，穿梭在各个教授之间，不停地发名片、扫码加微信，忙得像个推销员，我都没有上去打招呼的机会。

之后，我向这个出版社投了简历，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在 7 月成功进入文史编辑室。入职那天，朱主编跟我大谈 “出版人的使命与情怀”，说话时，他不大的眼睛很聚光，嘴巴一直咧着笑，嗓门又大又响，显得精神头很高昂。大概是因为工作长期伏案，他的脖子已经明显前倾，又因操劳过度得了神经炎，走路都有些歪了。

这些都让我很触动，每天都想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可工作了一个月后，我发现现实中的编辑工作既没有《编辑部的故事》里的插科打诨，也没有日本职场剧里的光鲜亮丽。每天编辑们都埋在一堆稿子里，被规定的流程、繁杂的事务折磨，整个办公室如同一潭死水。

我很好奇大家为什么会来这儿工作，一个前辈说，他们都是被朱主编的 “热血” 忽悠过来的。工作之后才发现朱主编只会画大饼，待遇也不见涨，坚持到现在，就是在等着做他答应的 “好书”。

我问：“那接到好书了没？”

同事们冷笑，然后继续埋头看稿子。

转眼到了年底，一晚加班结束后，朱主编突然拉着我去吃宵夜，说 “你来了那么久，也没跟你好好交流过”。

从下午开始，朱主编就一直咧着嘴笑，我猜他可能签了什么大单，想找人炫耀，只好苦笑同去。

饭桌上，朱主编依然和我大谈出版人的情怀，我听累了，最后连敷衍的话都懒得说。看我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他话锋一转，问道：“X 大的季教授你认识吗？”

我顿时来了精神 —— 季教授是学术圈里的大佬，他写的书我读过不少，是我的偶像。

朱主编得意地说：“我找季教授谈了一个大项目，‘民国大师文集系列’，书很容易做，资助费也不错，把这么一套书搞好了，就能劝季教授成为咱们室的签约作者，以后咱们在社里的地位就稳了。”

在出版行业，民国大师的文集一直都是热点：一来，这些大师的著作基本都过了版权保护期，不用交钱，又不易触碰红线；再者，这些文集基本都有现成的材料，编辑们不用做太多的修改，出版成本非常低。

看着朱主编一脸谄笑，我就知道，这本书估计又是一个 “交易”。自从出版社改制，开始自负盈亏后，出版市场的竞争就变得非常激烈，不仅社与社之间在抢选题，连每个出版社内部各个编辑室之间也在抢夺资源。不久前，隔壁编辑室刚搞了一套民国大师的丛书，反响很好，获得了一堆表彰。显然，朱主编又眼红又担忧 —— 因为隔壁室的主编跟他资历相同，俩人正为了一个升职机会明争暗斗。

不知朱主编怎么联系上了我们社的重要作者季教授，提出 “照猫画虎”，也搞一套 “民国大师”—— 国家正大力号召复兴传统文化，不少高校趁势跟风，相关研究的项目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头。作为学术界大佬，季教授当然不甘落后，也想做一套符合自己身份的书。季教授和朱主编一拍即合，朱主编奉承道：“当今的大师为过去的大师整理注释，强强联合，乃是学术界的佳话。”

不知季教授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在饭桌上听了朱主编的复述，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2

凭借季教授的名望、朱主编的关系网，出版所需的 “资助费” 很快便从高校申请到了。不出意外，我们社也麻溜通过了立项，接下来就是关于合同细则的谈判了。

经过反复商讨，双方最终敲定：这套丛书共 10 本，每本书的资助费为 3 到 5 万，书稿由季教授的学生进行整理，我们给每个整理者 3 千到 5 千的 “整理费”；季教授本人只用撰写一个整理前言与后记，我们会付给他一笔不菲的 “顾问费”—— 这也是朱主编能签下季教授的关键原因。

此前，我一直以为大教授都不拘小节，尤其是对金钱看得淡，没想到季教授却连每次的校对费都抠到几块几毛。我私下嘲笑季教授抠门，朱主编却摆摆手让我闭嘴，说现在高校对项目资金使用限制很严格，文科项目经费少，大家都想尽办法套现，“让学生帮忙报销发票很容易出问题，（高校教师）跟出版社合作，用劳务费的名义结算，既体面又实在”。

我不得不佩服季教授的手段，但依然很疑惑 —— 他看起来也不像是缺钱的人，怎么连这点小钱也在乎？这下，朱主编不接话茬了，只说晚上有酒会，让我们去把季教授陪好，“一定要尽兴啊！”

我不清楚这个 “尽兴” 是何意，但领导既然有安排，我只能服从。不过，能结识季教授是莫大的荣幸，我还是激动万分。

在晚宴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季教授。

他年近古稀，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脑瓜顶中间锃亮。虽然身形显得老迈，但一看气质就是很有学问的样子。他戴了一副金色大方框眼镜，两边的腮帮子耷拉着，端坐着抽着烟，时不时指导正在打牌的学生，有说有笑，没有一点师长的架子。

开席后，季教授只喝茶，但眼睛时不时地向门外瞅，大家也都跟着拘束，没人敢率先动筷。突然，一个人闯了进来，叫着：“季老师，跑了好几家店，才找到你要的澳洲红酒。” 季教授赶紧欠着大半个身子接过红酒，解释道：“年纪大了，只喝红酒了，对身体好，而且澳大利亚的日照足，红酒更好喝。”

大家笑了笑，朱主编跟另一个老师像是接到了命令一样，同时打开了两瓶白酒，给在座的各位老师满上。

酒一喝起来，气氛就大不一样了。别看是红酒，季教授喝起来却不含糊，不仅主动跟每个人碰杯，每杯还必须来个祝酒词。喝到中间，季教授干脆把袖子一撸，各种荤素段子满嘴跑，不文明的词汇也频频蹦出，惊得我一愣一愣的。

朱主编开始敬酒了，他跟各个老师勾肩搭背，把腰躬得更低了，嘴里一直说：“以后出书找我。” 老师们拍着胸脯答应：“没问题。”

很快，朱主编就把自己灌得五迷三道的，最后连 “以后大家都是兄弟，出书好商量” 之类的话都跑了出来。

回到家，我过了好久都没反应过来 —— 这个酒，怎么喝出了一种江湖气，甚至还喝出了分赃的感觉呢？

3

项目敲定，接下来就是给编辑们分配任务了。但奇怪的是，编辑室里的老编辑集体拒接季教授的书。作为新人，我被安排了 5 本书的编辑工作，项目组里的其他伙伴，也都是工作才两三年的新手。

后来一个前辈告诉我：做这种书，发稿量是按普通书的 3 折计算的，但付出的精力却一点不少；而且，这种 “民国大师文集” 可能已经出了几百种版本，价值早被挖干净了，重做没有多大意义；此外，季教授手下的那批人仗着自己名校出身，出了名的难伺候。所以老编辑们才不愿意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书。

我没有选择的机会，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推进。在与季教授商讨时，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为难的要求：第一批书要在 2018 年 6 月出版 —— 因为秋季开学后，他们学校要进行教师职称评选，一些帮季教授干活的青年教师，需要这些书当评选资本。

我手中有 2 本书在 “第一批” 的清单里，我们正式展开编辑工作定在春节后，想在 4 个月内完成任务，是个巨大的挑战。

不过很快我又遇到了更令人头疼的问题 —— 催稿。

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高校教师，手上的事多，搞学术拖拖拉拉很正常。其中一个陈老师的书，是第一批书中的 “主打”，朱主编要求我在春节后第一时间就要拿到编校稿，可陈老师一拖二五六，从春节拖到清明，我一天催三遍都不行。

最后，我们只好找到季教授，说如果陈老师再不交稿，“那违约就要算在你们头上”。后来听说季教授专门跑了一趟，把陈老师臭骂一顿，他才加班一周，把稿子给了我。

虽然闹得有点不愉快，但我和陈老师的交流也因此多了些坦诚。陈老师说自己也不想拖，实在是没工夫：“我已经毕业五六年了，现在正准备申请副教授，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又不跟季老师在同一学校，做是情分，不做是本分。”

听他言语之间颇为不满，我便问他当初为什么答应接这个项目。陈老师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季老师的面子太大，以后在圈子里混，还要靠他提点。我觉得陈老师有些虚伪，便带点讽刺地说道：“也不算白忙，这个不是有钱拿的嘛！”

“就这几千块钱？还不够费工夫的呢！” 陈老师愤愤地说，这书是挂在季教授那个大学名下的，他所在的学校不认，而且花那么多时间整理，都赶上自己写一本书了。

我说如今好多高校教师出书都是随便搞搞，陈老师很不屑：“我是不会像我那些师兄弟一样，让一个漏洞百出的书流出来的，好歹也要稳住学术的底线。”

听他这么说，我顿时放心许多，也顺口问出了困扰我许久的问题：“季教授那么大名气了，干嘛申请做这个项目？按理说，他也不差这点出版费吧。”

“季老师不在乎，可是他手下的那些年轻博士们在乎啊！” 陈老师说，自己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30 多岁才开始工作，之后买房、结婚、养孩子，正是要钱的时候，几千块钱也很重要。况且文科项目的经费就那么点儿，只有靠项目数量来凑，“如果连这点资助季老师也不帮他们，以后谁还跟季老师混呢？”

我也听过一些传闻，说季教授当初并不想做这个 “民国大师文集” 系列，毕竟是炒冷饭，传出去不好听。可他的几个学生找到朱主编，冒用季教授的名义放出风去，把出书搞成既成事实，季教授才不得不妥协。

私下里，季教授曾无奈地对我说：“我也想出好书，但是在这个圈子里不能只为自己考虑。自己好不是真的好，尤其是自己的学生嘛，也是要多照顾照顾的。事情既然做了就做好，共赢嘛，毕竟肥水也没流外面去。”

想到这些，我心中五味杂陈，其实在读研那会儿，我就感受到了如今学术圈的浮躁之风，一些老师对金钱的计较尤甚，哪怕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不能免俗。

不过也能理解，毕竟在现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物质基础，任何活动都无法进行下去。搞学问也不能只靠单打独斗，有钱才能呼唤到人干活，而那种纯粹的学术环境，大概只存在于书本之中了。

当初，朱主编特地跟陈老师交代：“能搞多细就多细。” 陈老师果真照办，不仅对原始本进行了校勘，还结合其他出版社的版本做了综合添改，他添加的注释甚至达到了全书的 1/4。

一遍顺下来，怎么也要一个月，时间太紧。我向朱主编求助，没想到朱主编却说：“就这点资助费，别瞎忙，没必要都按照他修改的来。早点搞完拉倒，时间第一。”

我愕然：这种敷衍的态度跟他平时强调的 “出版人的责任心” 完全不符啊。看我不动，朱主编坚定地盯着我：“稿子的最终修订权在编辑手里，这也是合同里标明的，他再抗议咱们也是按章办事，怕啥？”

尽管我们按朱主编说的囫囵看稿，但还是因为别的作者拖稿，导致出版时间从 6 月推到了 8 月。眼看季教授那边就要开学了，第一批书还有几本没有完工。季教授直接找上门来发火，说新书发布会已经准备很久了，如果再拖，就要按合同走程序追责。

朱主编站在旁边像是挨训的小学生，不断地道歉。季教授走时，朱主编送他出门，临走还从办公室捎上了两瓶红酒。次日，朱主编捂着头，带着一股酸臭的酒气来到办公室，让我们在开学前先印出几本样书，应付完发布会再说。

8 月底，季教授的新书发布会在 X 大召开，当天我因为有事没去，朱主编带另一个新同事去的，说是去见见世面。他们回来后，我问那个同事咋样，他一拍大腿就乐了：“那收益可真是太大了。”

同事说，他坐在会场中间，四周全是季教授的学生。他听见几个青年教师在底下低声抱怨自己的钱拿得少了，说季教授分配不公，甚至还有人说季教授占着位置、把着项目不往下放，好处都留给自己：“年纪那么大了还那么爱出风头，不知道我啥时候能出头……”

同事对我感叹道：“总之啊，我感觉他们就是看着有好处才跟季教授混的，季教授哪天真没利用价值了，他们翻脸绝对比翻书快。”

我想，或许这也是季教授不停做项目的原因吧，不然他真的会变成孤家寡人。

我打开浏览器，登录 X 大官网，发现新书发布会的照片和报道占了一整个版面。大家都夸书不错 —— 其实很多人拿到是样稿，内容漏洞百出不说，有的样书甚至只印了一个封面，内页还是 “白板”。那些来参会的人，大多只是走走过场，根本不会翻看新书。即使发现了问题，碍于季教授的面子，也不会在现场声张。况且，这群人大多自己也出过书，知道是怎么回事。看着专家学者们在称赞一本本不存在的 “书”，我觉得莫名的讽刺。

4

在这套丛书收尾的阶段，季教授的一个学生联系到我们，说要在书的扉页加上一个 “项目资助声明”。虽然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提及，但这也是常规操作，朱主编爽快地答应了。

没想到过了一周，又有一个作者打来电话说，还要再加上一个 “项目资助声明”。我疑惑了 —— 项目资助声明代表此书是这个项目的结项成果，一套书怎么可以二用给两个项目当 “成果” 呢？可同事却见怪不怪，说这种太常见了，他还见过一本书加了四五个项目名称的，“只要出钱的人没意见，咱们也不管”。

朱主编虽然面露难色，但还是答应了。不料，季教授又来电话，说还要再加两个 “声明”。既然有先例，我也没多想，直接报给了朱主编。没一会儿，朱主编冲进办公室，说季教授这样太过分了：“一般一本（书）跟一个项目，两个我也就不计较了，哪能得寸进尺跟四个（项目）？底线不带这样降的。”

我小心地说，我看别的书也有这么搞的。朱主编一口回绝：“不，我不管别人怎么搞，反正在我手里这就是不行，这就是学术不端！”

我不再吱声，赶紧回复。季教授还想争取，主编亲自去了电话，耐心解释了很久。他说现在查得严，最好不要乱搞，并且坚持只能上一个资助声明。

商谈之中，不知季教授是生气还是厌烦了，说干脆一个都不加。主编依然没退让，之后他对我们说：“省事也不是这么个法啊！写的烂跟不想写是两回事，这是态度跟原则问题。”

可麻烦远远没有结束 —— 既然是 “丛书”，就要有 “编委会”，编委会主编自然是季教授，但接下来编委们的排名却引起了小小的风波：起初说好，副主编只有两个，但是到底写谁的名字，却在季教授的学生之中产生了纠纷 —— 他们都想当副主编，因为这对今后评职称还是很有帮助的。

那段时间，朱主编的电话就没停过，好几个作者都跟他说自己在此丛书中 “发挥了很大作用”，让主编跟季教授好好商量。主编知道这事是个坑，就只说客套话，绝不表明态度，他还叮嘱我：“这事让他们自己折腾去，最后告诉咱们结果就行了 —— 记住，不管谁找你，你就说把意见向上反映，啥事往我身上推就行。”

没几天，季教授改口说，副主编要变成 3 个，之后又变成 5 个。眼看 “副主编” 越加越多，朱主编只能出面协调，最后和稀泥，直接取消了 “副主编”，全部成 “编委”。

为了避免再出争执，编委名录按照姓氏拼音排名，朱主编打趣说：“排后面的，要怪只能怪爹妈不会起名喽。”

10 月，这套 “民国大师文集” 终于上市了，通过质检，获得好评，社里大大称赞了我们一番。朱主编决定再接再厉，赶紧把第二批的书的合同确定下来。

按照原先的设想，这套丛书一年出版一辑（10 本）就行，朱主编却打算将第二批扩到 12 本。他拿来一大堆选题单，让我填写后去找总编 “特批” 立项。

我们室本年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我提醒朱主编，说我们实在没时间做。这时朱主编已经把我当成 “自己人” 了，他跟我透底，说每年年底学校的审计工作很严格，是季教授决定提前的，“他也好安心”。

“先把资助款拿到再说，做不做的出来另说。” 说到资助款，朱主编眼里冒光，抿了一口茶，表情很享受，“拿到钱先把季教授的顾问费给付了，他也就不会说啥了。”

我忙了整整一个周末，终于把选题单全部搞完，刚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没想到在周三即将下班的时候，朱主编突然急吼吼地冲进办公室，把一堆选题单扔在桌上，宣布 “开会”。

会议上，朱主编摘下了眼镜，用纸巾随便擦了擦，手明显在抖。最后，他红着脸急促地说：“赶快，联系这几个选题的作者，告诉他们，这些书不出了。”

如此一来，第二批书只剩 7 本能做了。编辑们都很震惊，上周还跟季教授在敲定细节，这周就违约，实在太打脸。我们询问原因，朱主编含糊地说，这几个选题跟隔壁室的选题重复了，上面不想浪费资源。

这个理由很牵强，选题重复在业内很正常，只要有资助款，社里根本不在乎做几遍。不过看朱主编的样子，大家也明白应该是出了大事，于是一哄而散，去联系各自的作者了。

朱主编挨了季教授的一顿臭骂，对方威胁说，要是再敢减少，就要撤稿，以后再也不会跟我们合作。最后，朱主编答应以后提高季教授的稿费比例，方才作罢。

这样一来，其他作者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他们整理稿子变得很敷衍，几乎没什么修改就直接寄给我们。不过这也减轻了我们的编校工作量。我还是有些担心，朱主编却满不在乎开玩笑说：“都是大师的作品，谁要说错，让他们去找大师们去，大师就是这么写的，你能比大师厉害？”

2019 年上半年，第二批书如期完成，但新书上市明显冷清了很多，季教授连宣传的朋友圈都没发。

本来说好要继续商量第三批书的事，季教授却一拖再拖，朱主编也热情不再，告诉我们不要再催没交稿的那些作者了，“就算他们主动询问，我们也要拖一拖”。

朱主编阴晴不定的态度让人疑惑，直到在一次酒宴上，喝多了的他才告诉我们当时宁肯得罪季教授也要减少选题的缘由：出版社做书的成本中，“制版费” 向来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排一本几十万字的书，要付给排版公司大几千元的费用，季教授出一本书只给我们三五万元的资助费，如此一来，“制版费” 就显得太高了。

本来，第二批书里有 5 个选题是隔壁编辑室做过的，那 5 本书最终的电子制版文件已经存入了社里的数据库。为了省去 “制版费”，朱主编动起了歪脑筋，他找到数据库管理者，偷偷拿到了这 5 本书的电子版，然后又私下找了内部的排版员，以 “外编” 的形式让他们直接在上面修改。这样，我们可以省下一大笔费用，财务报表就很好看了。

不过，这个违规行为被隔壁编辑室的同事发现了，他们直接捅到了出版社总编那里。按理说，大家都是一个出版社的，套用电子版无可厚非，可朱主编没有走正规流程打报告，连总编也瞒着。做领导的就怕被下属欺瞒，总编更不喜欢手下自作主张，加上朱主编之前报选题违反了很多流程规定，惹了众怒，总编干脆新账旧账一起算，一口气毙掉了我们的 5 个选题。

“不怕同行投诉，就怕领导不信任。” 因此，朱主编宁愿得罪季教授，也要执行总编的指示。

5

6 月的一天，朱主编悄摸摸地找到我，让我和其他几个同事在周末的中午去一下 “大库”。

大库是我们出版社存放图书的仓库，位置偏远，以前只听说过，但没去过。库门打开的一瞬间，我就闻到了浓重的油墨味与霉味夹杂。库房超大，冷气开得很足，四周层层叠叠，大架子上摆满了书。远处黑黢黢的看不清，不知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存书。

周末偌大的库房只有我们几个人，朱主编七拐八拐带我们来到深处的一个架子旁，凝重地指了指地上的几个大箱子，让我们赶紧搬走。

按理说，书一旦入库，就跟编辑没什么关系了，我们很好奇，就开玩笑说，朱主编像是在带领我们偷书，盗窃公家财产。朱主编也乐了：“读书人爱书，怎么能叫偷呢？”

几个大箱子很快搬完了，我趁着间隙扒开箱子，看到了熟悉的封面 —— 全是 “民国大师文集”。这套书当时印了 300 套，一半由 X 大与作者们购买，细数一下，我们运来的大部分书都在，有的甚至连封装都没动，说明一本都没卖出去。

这也正常，市场上的这种 “大师文集” 太多了，我们做是精装版，价格偏高，普通读者也不会买；搞学术的人用的基本都是全集，很少会买这种不完整的版本；学校图书馆的需求量也不大，一般有一套就够用了。反正 “资助费” 挣到手，我们就已经完成任务了，存书到期照旧化纸浆呗。所以，库房旁边摞了一堆堆发霉损坏的书无人过问，压根不缺这一套。

下午回到办公室，朱主编又让我们把书全搬进来，见缝插针地摆放，让原本就不宽敞的办公室雪上加霜。

直到几天后全社开年中大会，我才明白朱主编 “偷书” 的 “良苦用心”。

出版社年中大会，除了总结、规划工作，还要推出下半年的一些新政策。这几年出版不好做，领导们想着法儿改革，所以一开大会，我们就很紧张，不知道又要折腾啥。

那天，我拿到社里的总结报告，看到其中有一条 “清理库存” 的政策。总编说，我们以前太看重资助费了，不关心销量，导致大量图书积压在大库里，就算最后化成纸浆，也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还损坏了我们社的名声。因此，领导们决定从现在开始，实行 “库存成本管理制度”，一批书在仓库放置达到一定时间，就开始向对应的编辑室征收 “库存成本”，每半年考核一次。这样，“才能督促各编辑室在申报选题时考虑书能否卖得动，不能啥书都接”；同时，也鼓励编辑参与到销售环节中，“不能书做出来就撒手不管”。

我登时明白了：我们做的这套 “民国大师文集” 资助费低，给作者的酬劳却很高，如果再算上 “库存成本”，这批书就直接成亏损书了。于是提前听到风声的朱主编干脆把书拉回办公室存着，大库查不到，就能掩盖一阵子。

之后的那段时间，每个编辑室仿佛都很忙，走廊里 “咣当咣当” 的小推车声不绝于耳 —— 大家似乎都在往回 “拉货”。

可书一直放在办公室也不是办法，朱主编让我们联系作者，说这些书现在打半折，问他们愿不愿意多要些。他还厚着脸皮去找季教授，不知许诺了什么，在季教授的示意下，他的学生又下了不少订单。

就这样，我们编辑化身为推销员，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打电话、发货。朱主编比我们更累，他白天联系各个书店与图书馆，晚上穿梭于各个酒桌，终于把这些存书卖出了一大半。实在卖不掉的，干脆做成几个套装，送给一些作者当礼物，把钱算在 “公务支出” 里。

最后的账目统计，我们的报表又是所有编辑室里最好看的。

我觉得这样不妥，毕竟这些书都是出版社的财产，可朱主编却说：“嗐，这几本破书，谁在乎呢？每年出那么多书，谁会一本本去核对去？又没少自己的工资一分，谁也不想惹麻烦。你没看到每年有多少化纸浆的（书），都这么过来的。”

还剩下几本破损的书，送都送不掉，朱主编就拿去垫电脑显示器了。我每天看着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书被压在那里吃灰，心中不是滋味。

做完这套书，我对出版也失去了兴趣，一直在想，什么才是做书的意义。如果只是为了挣那点资助费，看着书变成纸浆，那么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同事劝导我，说作者出了书、拿了稿费、评了职称；出版社拿到了资助费，利润多了一大笔；朱主编拓展了人脉，业绩更好看了；咱们拿到了工资，皆大欢喜。

“最后书卖得怎么样，还有关系吗？考虑那么多干嘛呢？”

近几年，国家对出版行业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三天两头强调 “严把质量关”。我们社的领导层也大换血，新上任的领导开始清理流程。这让我更加心慌 —— 虽然朱主编一直说要遵守流程规范，但他一直带头违规。其他编辑室已经盯上我们了，如果他再这么干下去，万一捅出大篓子，可能连总编也护不了他。

我细数自己手上的工作，发现已经埋了好多的 “雷”，经过半个月的煎熬，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出版社。

临走时，朱主编专门跟我谈话，解释了他的 “功利心”。他说，现在想出一本好书太难了，我们这种老牌的出版社行事刻板，一些青年作者因为资助费不够出不了书，而那些名牌大学的大教授却是选题做不完、经费花不完，“当初季教授分配任务，大都给了他有名声的大弟子们，我就建议分一些给小年轻们做，是给年轻学者一个机会，无论怎么说，先混个名声也不错的”。

我们编辑室虽然挣了不少的钱，但这些钱也补贴给了那些没有资助费的书。季教授的一个学生写了一本小书，很不错，但因为体量太小，没有申请到基金，还是朱主编帮忙挂靠到其他项目上，才得以问世。

朱主编越说越激动：“我也想紧跟潮流多出好书啊，但是咱们这种大社，规矩太多了，那些热点选题要反复审核，研究讨论，等到书出来了，热度也就过去了。现在政府不拨款了，咱们社那么多人要养，领导们只好逼着我们多接资助费多的书。大环境如此罢了！”

大家都说出版行业的黄金时代不在了，的确如此，我们社如同一个蹒跚的巨人，迈着沉重的步伐，每走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我开始有些同情朱主编了。他当编辑的时候出过不少好书，只是等他当了主编，一切都变了，他除了顾自己，还要负责全室人的 “钱途” 与仕途，以至于他觉得只有自己职位越高，才能有能力出更好的书。

离职后，我听闻朱主编又想重启那套 “民国大师文集” 第三批，就向前同事打听。不料那位同事一肚子牢骚：“嗐，朱主编听说季教授又拿下一笔基金，就想着把以前那个系列改头换面，再出一个新系列。”

季教授好歹也是学术大家，再怎么着也不会出重复的书，于是朱主编天天带人去 “磨”。最后，季教授只答应把之前落下的选题做完，当然，朱主编又把他的 “顾问费” 提高了一个层次。

来源：网易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