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ove

康德说，审美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审美和一个人的成长文化环境、喜好、性格等息息相关，而形成审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自己所接触的事物。

想要提高审美，就得先理解什么是美，并提高感知美的能力。

因为美是客观存在，所以我把美定义为一种具体反应，即人在看到一件事物时，头脑中迸发出超越固定阈值的感叹。

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同一种环境中，是不会发出这种感叹的，因为他已经产生审美疲劳，无法感知到美。

比如一个整日埋头工作的人，身心都麻木了，肯定没有心思去提高自己的审美，甚至还会将审美的区域，缩小在办公室内，变成同事之间简单的较劲。

想要提高自己的审美，我给出以下两点建议：

1. 多看一些超越阈值的事物。

不要让自己的审美进入到一个固定阈值，更不要让他变成死循环，要不断督促自己去寻求感知上的刺激。

记得我以前上过一节服装课，名叫流行趋势调查与预测，老师给我们布置一个作业，让每个同学搜集资料，预测明年的流行趋势。我们在各大公众号和网站里看图片，再经过同学们的互相交流，得出明年流行的颜色与款式。

老师没有否定任何人，只说了某位同学的作业是最准确的，第二年验证，果然如此。那位同学并非采用传统的方式来总结，而是看了服装界大量名人的采访，从他们口中感兴趣的事情开始研究，比如电影、名画，从而预测出答案。

这节课让我学会了换方向查找资料，如果我们只看本专业的知识，是永远跳不出圈子，也创造不出新事物的，得从别的方向着手，提高审美也是如此。

电影里涉及摄影、美术、服装、配色等要素。如果你没有时间观看一两小时的电影，也有提供电影氛围参观的网站，比如FILMGRAB和SHOTDECK，不过这两个网站不支持中文，可以通过谷歌浏览器的翻译插件进行翻译。

网站中有大量的电影截图，每一帧都经过小编仔细挑选，可以从中学习配色，看多了你会发现，你对那些破坏美感的颜色，变得非常敏感。

除了电影，看名画也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推荐画家卡帕斯·大卫·弗里德里希、爱德华·霍普、大卫·霍克尼等等。

大部分人都没有去逛博物馆，一是因为没时间，二是有些博物馆得跨省，I Museum这个App可以查看全球国家级的博物馆或画廊，DailyArt则每天给你推送一幅名画。

而电影和名画相结合，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法国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我看第一遍时，关注点在台词和里面的神话故事《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克的故事》，看第二遍则在猜测插曲隐喻的内容，看第三遍时，才发现电影中的部分色调是借鉴了伦勃朗的绘画，用的是伦勃朗光。

当你的审美达到一定程度时，你就会发现事物所隐藏的美，并与之产生共鸣。

2.创造性地输出。

如果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又想将审美提高，可以先从模仿开始。

但模仿也要在“喜欢”和“合适”之间选择。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模仿麦昆（有“坏孩子”之称，并与死亡调情的天才服装设计师），但这个风格不是很适合他，整个人看起来阴郁不明朗，他女友以及父母经常因为此事和他吵架。

我很佩服那些“因审美给自己带来不必要麻烦”的人，因为我没有勇气做到特立独行，我深陷“真正的艺术家需要符合人类的审美规律来进行艺术创作，才能让更多人觉得他的作品是美的”。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审美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可以不管敏感度强弱，可以抛开所有压力、焦虑和目标，可以超越逻辑，可以超越文字语言和边界。审美就是你最直接想表达的东西，一种形而上的审美，是你精神层面上更高的追求，更是生命的感受。

审美本质上是对自身感受和情绪的抽象传递和表达，你告诉自己审美没有捷径，提高审美是一个视野积累的过程，于是你多看、多听、多实践、多思考，最终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与你这个人的本质内核毫无关系，即便真的提高了审美，也是众多框架中的一个模版，你无法驾驭得了审美所带来的后果，反而让自己沉浸在那种情绪中无法自拔。

但也只有在无数次创造性地输出后，你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并定期把以前搜集的东西进行筛选和淘汰，完成自我迭代。

作者：慕容莲生

林语堂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80岁那年，在《八十自述》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时，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这个妹妹名叫陈锦端。林语堂十七八岁时对她心生热爱，相爱却未能在一起，直到80岁犹是难能忘怀。正应了白居易那句诗：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有一次，陈锦端的嫂子去香港探望暮年久病缠身的林语堂，当听说陈锦端还住在厦门，他双手硬撑着轮椅的扶手要站起来，高兴地说：“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

他的妻子廖翠凤虽然素知他对陈锦端一怀深情，但也忍不住说：“语堂！不要发疯，你不能走路，怎么还想去厦门？”想想也是，他颓然坐在轮椅上，喟然长叹。

陈锦端若是知晓这些事，心有何想？

于女人来说，青春时节曾被几个男子爱过或许并不值得骄傲，骄傲的是，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虽不能白首偕老，但他将她放在心间一辈子，如印记。若能得这么一人，此生足矣。

于男人来说，一生爱过几个女子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那么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想起都满心欢喜，想去见她，就像红蜻蜓想望见油亮绿草，有着小松鼠穿梭树林的轻松。这有多好。

爱，或许无须计较在一起时有多热烈，单看不在一起后，能否爱如当初。隔了迢迢山迢迢水，你知她在那儿，她知你在这儿。好好地活着，美好相望，而不是从此陌路，相忘于江湖。

遇见陈锦端前，林语堂喜欢一个叫赖柏英的女孩。

赖柏英和林语堂在同一个村子出生成长。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起去河里捉鲦鱼、捉螯虾。他记得很清楚，赖柏英有个了不得的本事，她能蹲在小溪里等着蝴蝶落在她头发上，然后轻轻地走开，居然不会把蝴蝶惊走。

她还喜欢在落雨后的清晨，早早起床，去看稻田里的水有多么深。

她笑起来的时候，多像清澈湖水，阳光洒下来，明媚一如花都开好了的春。

是否每个男人的生命中，都有那么一个女孩，一起成长，谈天说笑，天真无邪的年纪许下许多美好诺言，他说娶她为妻，她说非他不嫁。

林语堂爱赖柏英，赖柏英也爱林语堂。只是后来，一个远走他乡求学，急于追求新知识见识新天地；一个留在故乡，她的祖父双目失明，她要孝顺祖父，最后嫁给本地的一个商人。

人人都说，初恋是男人一生都无法解开的魔咒。后来，林语堂常常还会想起，在故乡，有个女孩，她行在清晨的稻田里，风吹树，树上积雨落，湿了她的发梢和她的蓝色棉布长衫，她忽然就笑起来。

时光多疯狂，它使孩童那么快就成长为少年，又推着少年离开故乡，去远方。

1912年，林语堂去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这个少年很优秀，在大学二年级时曾接连三次走上礼堂的讲台去领三种奖章，这件事曾在圣约翰大学和圣玛丽女校（此两所学校同是当时美国圣公会上海施主教建立的教会教育中心）传为美谈。然而，于林语堂来说，最好的事是在这儿认识陈锦端，两人陷入热恋。

陈锦端是林语堂的同学的妹妹，用他的话说，“她生得确是其美无比”。才子钟情佳人，佳人爱慕才子英俊又有美好名声。

一切就像小说一样，相爱的男女到了谈婚论嫁之时，女方家长站出来，棒打鸳鸯。

陈锦端出身名门，她的父亲是归侨名医陈天恩，而林语堂，他不过是教会牧师的儿子，虽年少多才那又如何，门不当户不对，陈锦端的父亲看不上他。

这事情其实寻常，哪家父母不想为自己的女儿物色一个金龟婿呢？

他爱她，她也爱他，但他们中间横亘一条河。这河不比银河，王母娘娘拔簪划河，而牛郎织女终是夫妻，年年七夕尚能鹊桥相会。而他和她，隔河相望，无桥可渡，绝无成亲机会。

陈父不给这对恋人渡河之桥，但他愿意为林语堂搭另一座桥。陈父和林语堂说，隔壁廖家的二小姐贤惠又漂亮，如果愿意，他可做媒。

这廖家二小姐就是廖翠凤。她的父亲也很不简单，是银行家，在当时的上海颇有名望。

林家父母倒很满意陈父的提议，要林语堂去廖家提亲。

父母之命不可违，林语堂去了廖家。

廖翠凤对林语堂的才气早有耳闻，又见他相貌俊朗，十分欢喜，她愿嫁他为妻。

想想多酸楚，他心中至爱陈家姑娘，却要和陈家隔壁的廖家姑娘订立媒妁之约。可是，他能做什么呢？许多年后，谈及此事，他不无感慨：“在那种时代，男女的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

但，最终令他下定决心娶廖翠凤的，或许是因为，廖母和女儿说：“语堂是个牧师的儿子，家里没有钱。”是的，廖母也不看好这门亲事。但是，廖翠凤很干脆又很坚定地回答：“穷有什么关系？”

一个姑娘，生于富有之家，却不嫌弃你贫穷，不怕嫁给你吃苦受累，多好，除了爱她娶她，努力使她过上好生活，男人无以为报。

于是，林语堂和廖翠凤定下婚事。

陈锦端得知这消息，她拒绝了父亲为她觅寻的富家子弟，孑然一身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爱情是两个人的事，而婚姻却是两个家庭的交涉。她的心上人，将娶她家隔壁的姑娘。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役里，她也是伤兵。

如果他和她都奋力争取，铁了心在一起，结局又会怎样？他和她都没有去做。他们爱得太冷静，他们都是爱情的逃兵。

没有谁知道，每当回首这爱情往事，陈锦端是怎样的心情。历史只简短记载，陈锦端留学归国后，多年不婚，一直单身独居。直到32岁那年，她与厦门大学教授方锡畴结婚，长居厦门，终生未育，只是抱养了一对儿女。是否可以猜测，女人若不爱男人，即使有婚姻也不愿和他生儿育女？究竟只是猜测罢了。

1919年1月9日，林语堂娶廖翠凤为妻。

结婚的时候，林语堂做了一件奇事，他把结婚证书一把火烧掉了。不过，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把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

多智慧的一句话。或可看作是他对廖翠凤许下盟誓，对她好，一辈子不离弃。

即使如此，可是，试问天下有几个女子能容忍丈夫烧掉婚书？

廖翠凤能。

廖翠凤生于富贵之家，但她却能快乐地和丈夫一起过平常日子。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生活辛苦，不过巧妇不会难于少米之炊，简单的饭菜她亦是能做得花样百出。实在揭不开锅时，她默默当掉首饰维持生活。这样的女人，要林语堂如何不对她刮目相看，如何不爱？

她知林语堂心中一直不曾放下陈锦端，但并不计较，居住在上海时，她常常邀请尚未婚配的陈锦端到家中做客。每次得知陈锦端来，林语堂都会很紧张，坐立不安。孩子看见了，颇为不解，便问妈妈。她坦然微笑，和孩子说：“爸爸曾喜欢过你锦端阿姨。”

笔耕之余，林语堂喜欢作画自娱，他画中的女子从来都是一个模样：留长发，再用一个宽长的夹子将长发挽起。孩子又发现了这个秘密，问父亲：“为何她们都是同样的发型呢？”林语堂也不掩饰，抚摸着画纸上的人像，他说：“锦端的头发是这样梳的。”

没什么好隐瞒的，他不过只是在怀念。天长日久，烟火岁月，他早已爱上他的妻子。他不过只是在怀念少年时爱过的姑娘。他明白他的妻子不会打翻醋坛子和他吵闹。

世间哪有不争吵的夫妻？为别的事，倘若真的争吵了，他总会先闭口不言，这是他的妙招：“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的确，夫妻吵嘴，无非是意见不合，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徒然增添摩擦，毫无益处。他说：“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

她忌讳别人说她胖，但她喜欢人家赞美她挺直的鼻子，所以她生气时，他总是去捏她的鼻子，说一些欢喜的话，她也就笑起来了。

这样一对夫妻，多好。

谁说先结婚后恋爱不可以呢？

“我和我太太的婚姻是旧式的，是由父母认真挑选的。这种婚姻的特点，是爱情由结婚才开始，是以婚姻为基础而发展的。”他还说，“婚姻就像穿鞋，穿的日子久了，自然就合脚了。”

人人都知道他一直都在念着陈锦端，但是，他的智慧在于，不和生活较劲，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旧情人再好，往事多美妙，不过都是过往，最要紧的是怜取眼前人。和在一起的这人，好好生活，岁月静好。

“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的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他说，“把婚姻当饭吃，把爱情当点心吃，那就好了。”

其实，生活的道理人人都懂一箩筐，然而懂得又能做到的人，却是太少。

结婚50周年，是为金婚。那一年，林语堂送给妻子廖翠凤一个勋章，上面刻了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孔莱里的《老情人》一诗：“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他对她心怀感恩，对于他们的婚姻，他引以为荣，他曾得意地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

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驭它。倘若你智慧，即使婚前你和爱人不相识，婚后你也是能和爱人琴瑟和鸣相敬如宾的。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逝世于香港，灵柩运至台北，埋葬于阳明山麓林家庭院后园，廖翠凤守着他度晚年，直到她也闭上眼睛停止呼吸。

@楚团长徒徒步看看书：那个男人三句话，让我花了 6000 块。

书接前文，我妈是个虔诚的佛门信徒，熟练背诵好几本经书，对各种佛礼了然于心。划重点，这段人设后面要考。

这次愿意来乐山旅游，大约也是因为她真的很想来看看这尊举世闻名的大佛。她平日里非常心疼钱，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我家冰箱里就像复杂的丛林，我怀疑里面都有古董，一般情况我是不敢过问那些囤积物的，会被骂的狗血淋头。

所谓佛光普渡啊，我买了乐山大佛、东方佛都和游船的通票，还请了个导游，我妈这次都没表示反对。

我妈虔诚到见佛就拜，东方佛都里大大小小的佛像很多，导游大约心里想着早点讲完早点下班，行色匆匆，我妈在每个蒲团面前跪经时，年纪轻轻的导游都耷拉个韦陀脸。

从后山走到凌云寺，为了哄我妈开心，我也是掏出血本了，各种佛陀、菩萨、香火面前，七七八八掏了接近两千块钱，真的已经肉疼了，但心想这次出来只要妈妈开心了，一切就都值得，说不定基金涨涨就回来了。

这个时候，本文的 boss 出现了。

我们在拜凌云寺最后一个小偏殿的时候，一位高大且慈眉善目的中年和尚，伸手请住了我们。

大师法相庄严，说要给我们母子赐福，我妈闻言喜形于色。大师的步步为营、宫锁心计就此展开，我事后复盘整个体系，深感精妙。

首先询问我们基本情况，来自哪里，家丁如何。任何销售，都要基于全面了解的前提下，才能有的放矢。

他肯定在过来搭话之前，已经对我们观察过了，我妈熟稔的跪拜念经暴露了自己信徒的身份。他开口第一句搭讪的话就是：居士，你信佛好多年了吧？我看你头顶有佛光。我妈从这个时刻起，就已经破大防了。

看我长得都奔五十去了，然后又了解到现在婚姻不顺，我想他这个时候已经把突破口想的很清楚了。

后面他的推理和话术部分，我觉得确实是教科书水平。讲了两个部分，第一劝我妈要放下。

这个真是妙啊，老年人心里或多或少有偏执，要放下这个话，涵盖一切，大概率命中。我妈确实也有很多灼心的事，她自己也知道应该少管一点。

用大而无当的正确废话来拉近关系，可以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用来破局。

转过头来就对我说：你最近两年不太顺，你整个人有点低沉。（我后来觉得，这跟我这两年习惯低头含胸走路有关，确实看起来整个人没精神，被大师把握住了。）

我妈这个时候已经瞳孔放大了，我过去两年的情况老粉丝或多或少知道一点，不太顺利，也是我妈的心病，大师这样讲，我妈就已经在期待解药了。但我回过头来想，整个中国，过去两年顺顺利利的人恐怕也不太多吧，大师对大数据理解是深刻的。

然后大师就是对我一阵猛夸，什么有智慧、能吃苦，反正都是那种我妈爱听的话。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营销中应该把握正确的拍马屁机会，然后猛拍。

这个时候大师话风一转：你婚姻不顺，对你影响巨大。我妈面色一沉，又说到她心坎里去了。任何家庭子女婚恋不顺都是大问题，我妈对此也是心急如焚。精准把握客户痛点是关键中的关键，我后来反思，大师应该是问基本情况的时候，就想到了这里。

后面大师问了我的生辰，没用任何电子设备，居然就报出了我的八字基本情况。这个时候我自己是破防了，我自己最近也看点这方面东西娱乐娱乐，大师肯定是有点东西在的，不是纯骗。做销售，专业水平一定要在线，这是敲开客户内心的关键钥匙。

大师就此展开，跟我妈讲了许多化解之法，我妈头如捣蒜，带上老花镜，将大师所讲录入手机。大师见时机成熟，亮出链接，最好是给我们最新的观音菩萨像捐点钱。接着就是功德有大小，看个人能力之类的一套成熟话术。销售行为要放在已经打开客户心扉的情况下，如果大师一开始就跟我们说要捐钱，我们肯定掉头就走了。

显然，大师虽然精通销售，但对我们母子的贫穷还是低估了。开口就是，你们这种情况，最好是捐个 9 万 9，三年之后，一切会有改变，现在二十 big 之后，正是做事业的好时机。（大师也是很关心政经时事啊！）

我妈一听就面露难色，说我们没这么多钱啊。大师这才为我们量身定做了三千六千九千九的三档选择，我妈一面看着大师刚才讲的种种化解之法，一面瞅瞅我。

我虽然内心肯定不想捐这么多钱，但气氛都架在这了，我妈显然已经不捐不行了，捐最低档的也很难看，我咬咬牙说，那我们捐个六千的吧。不管大师后面怎么鼓吹应该搞个九千九，我还是坚持六千就到头了。

付了钱，我妈欢天喜地的拿了各种赠送的佛卡佛牌，我心里却越来越觉得哪里不对劲。

说真的，我真没给哪个男人花过这么多钱。张小龙算一个，邬传雁算一个，这位大师也是很牛逼的人物了。

我后面又站在旁边看大师给其他人讲，TM 我巨生气，为什么给别人最后推荐的时候，就是 999 的佛灯啊？为什么给我妈推荐就是给观音菩萨修像啊？我这是没搞懂的地方！

回去路上，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的前前后后，觉得门门道道还是很多的，就做这样一个记录吧。大家以后在寺庙遇到主动搭讪的大师，还是要量力而行。

当然，寺庙这个场景真是好，来的都是客户，这也不是一般销售能比得了的。客户经理对着每个来银行的人卖基金，早就被骂傻了。

最后啰嗦两句，六千块钱捐寺庙对我来说真是一笔很大很大的开支了，理性上，我的条件决不允许做这种事，感性上我带着愧疚出来陪我妈玩，只要妈妈这次开心，多少钱我内心其实都愿意。

之所以说钱，其实也是涉及了我这段时间对于 fire 生活的思考，这东西就要另开帖子讲了。

也不是不能捐款，我总觉得捐给学生会不会好一点，哎，钱都出去了，也不去想这个事了。

本来这次来乐山，还在考虑去不去成都，想着控制成本，就不要去成都了，毕竟成都消费高，谁知道乐山才是消费最高的地方。

干，明天去成都，要好好吃吃喝喝一下！现在的感觉就像买基金巨亏，正常的消费已经没有痛感了。

70天前，编辑老师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并礼貌表示：“这个不着急，你慢慢想。”

于是，我一拖拖到了现在。

正好最近我的情绪也很低落，可以自我剖析，给出我的理解。

先直接给出结论：一个人的情绪低落绝对不是莫名其妙、毫无原因，内在一定有什么在困扰着你。

我经常说负面情绪对我们有很好的警醒和保护作用，就像疼痛一样，感到痛才能对危险做出反应，一个没有疼痛感的人生命会很短暂。

负面情绪就是类似疼痛那样的提醒：现在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你的身体已经本能产生了情绪。

比如，我妈十年前准备考驾照，科目二考了四次都没过，每天焦虑得不得了，她觉得自己的负面情绪都来自考不过的科目二，如果考过，肯定就不会烦了。

第五次考过了，开心不过两天，又开始郁闷，为什么莫名其妙心情又不好？因为还要准备科三？因为工作很忙？还是因为女儿全校排名555？

好像这些都不足以让自己持续提不起精神，考驾照就肯定要考科三啊，工作忙也是正常忙，女儿又不是第一次排名500多了。

那到底为什么呢？

终于，她最后拿到了驾驶证，不用过每天6点起床去练车8点赶往单位上班的生活，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的情况了，她才意识到：好吧，原来是看不到终点的早起毁了她的心情。

所以，情绪不可能莫名其妙产生，可能几件烦心的事堆积起来，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好事又太久没有发生，我们的身体不得不用低落的情绪来提醒我们，目前遇到了一些“危险”。

这时，赶快觉察和问自己：“我为什么不高兴？”“哪件事情处理好了我会放下心里的大石头？”“怎么去处理它？”

找到那个深层次的原因，尽力去解决它。

于是，我一鼓作气把这篇问答录了，交给编辑。

现在，神清气爽。

撰文|张天祁

责编|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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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系着鞋带的同学，被一脚踹到脸上，只因为他迟到了几分钟”；

“有同学刚下课伸了一下懒腰，被老师叫到教室外蹲了一整节课”；

“冬天跑操不允许穿外套”；

一位自称是衡水二中的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控诉。

单看这些描述，很难分清学生到底是在学校还是在监狱。2023年春节过后没几天，衡水二中的学生抗议事件上了热搜。

衡水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衡水中学，以衡水系中学为代表的那批“超级中学”们，往往以严苛、精细的管理著称。
打骂、体罚、人身限制和精神施压，几乎是它们共同的标志。在这种环境下，学生的精神状况受到很大打击，这次出现舆论事件的衡水二中，曾在2014年出现高三学生连续跳楼事件。

当外界质疑这些学校对青少年精神卫生状况的负面影响之时，超级中学们往往会拿出一张张耀眼的升学榜单作为回应。面对来自外界的质疑，它们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更多的农家子弟能上大学，能上好大学。

然而，实情真的是这样吗？

经过数据梳理和专家访谈，我们发现：超级中学的神话不止建立在严格管理，更建立在通过非常规手段，对优秀生源跨区域“掐尖”之上。而在被超级中学抽空的县级中学，更多出身普通的农村子弟在高考的竞技场上从一开始就输了。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牺牲了孩子们的青春，得到的结果却与初衷愈行愈远，或许是时候来梳理一下“超级中学”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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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衡水，曾是“庶民的胜利”

谈超级中学，故事总要从衡水中学说起，而很多人并不清楚的是，衡水中学的故事，其实是个屠龙武士终成恶龙的故事。

因为教育系统中的重点中学制度，90年代初，重点中学尤其是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资源上已经和普通中学拉开了差距，并且还在通过行政和市场手段抽取县级学校的生源和师资——农村的高分考生被重点中学挖走，优秀教师也离开乡村去往城镇，离开小城市去往大城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在多年前的评论文章里，把重点中学称为高分学生的“收割机”，优秀师资的“抽血机”。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已经初显威力[1]。

这种“抽血”表面上出现在城乡、重点和非重点之间，其实质则是依托权力，从上到下的层层汲取。根据前几年的田野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孙凝翔倾向于把这种模式称为“汲取型分层”。

在这个权力体系中，省会中学可以坐拥全省的优秀学生；地级市损失了一部分尖子生，只能加大向下“抽血”的力度；县中更惨，只能在县内“抽血”，由于身处下层，向下抽血也很难弥补损失，只能通过加强管理，向学校内部施压来维持成绩[2]。

而早90年代初期，衡水中学，作为一个坐落在县城的中学，曾是位于这套体制下端的被剥削者。

当时的衡水中学，虽然地处衡水地区行署所在地，但在整个衡水地区的十一个县教学评比中，衡水中学经常处于下游。

一个升学成绩不佳的学校，便如同一个后进的差生，各方面的情况几乎都是一片混乱，老师公然把学校的桌椅、床板拿回家，用木料打制家具；校长开会，学生起哄“散伙吧”，直接一哄而散；甚至还有校外的窃贼跑到学校宿舍里偷床板，搬出校门都没人管[3]。

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决定了衡水中学，乃至中国今天的“超级中学”生态的一位校长——37岁的李金池来到了衡水中学。

李金池到任后，决定对校园进行封闭管理。所有学生一律住校，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

衡水中学的时间表精确到分钟，每天从早上5点半出来跑操，到晚上10点10分睡觉，几乎没有时间给学生自由支配。

杨东平告诉《知识分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女生，高中三年为了节省时间睡觉一直都不脱衣服。

量化的奖惩表细致到规定学生的一举一动，上自习课发呆、抬头都要禁止，甚至睡觉能不能穿短裤，也能在校规里找到依据。老师也是量化管理的对象，班级的学习成绩、纪律、宿舍卫生状况都会影响考核进而影响绩效。

“衡水中学的管理说到底就是封闭管理和量化考核，这是一个钢镚的两个侧面。”这是李金池自己的总结[4]。

三年之后，衡水中学高考升学率便提升3倍，跃居全市11所县重点中学首位。2002年，衡水中学升学率达到创纪录的98%。

利用严格管理，衡水中学一举成为全国知名的中学，全国各地高中的人来衡水取经，后来甚至发展成了旅游产业。衡水中学的名额也开始一票难求，市区和各县的尖子生都聚集到了衡水中学。

衡水并不是一个特例。杨东平介绍，早在衡水没出名之前，强调苦学、题海战术的“县中模式”已经在经济不够发达，教育资源不是特别丰富的地区一些中学中开始流行。

一手抓严格管理，让学生苦学，一手吸引优秀学生，于是，便可以取得不错的升学成绩，而升学率又进一步吸引优秀学生，这便是最早的“衡水式”中学们的套路。

回望当年的衡水中学，作为市县级中学其中的一个，招生范围只限于全市30多万人口的衡水中学，相比省会强校绝对是弱势群体。尽管不认同衡水中学的管理模式和思路，但杨东平还是认为，李金池当年带领学校打了“翻身仗”。

作为少数有全国性影响的地方中学，衡水中学无疑成了地方中学对抗省会强校的标杆。尽管管理模式一直饱受批评，但十多年前，对抗省会强校并逐渐取得胜利时，衡水中学在主流媒体上经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几乎是一个寒门子弟勤奋刻苦终获承认的完美的应试教育范本，代表着“庶民的胜利”[5]。

如果时间能够停止在那几年，这么说可能还不算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开始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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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中学诞生
那是在本世纪初，中国的GDP仍徘徊在两位数左右的时期，所有的行业都在飞速发展，成为标杆没几年的衡水中学却发现，它遭遇了瓶颈，涨不动了。

这是因为，决定学生成绩的部分因素是生源质量，而衡水的招生范围是有限度的。

根据2012年《南方周末》的报道，衡水中学原来的招生范围仅限（衡水）全市，多数学生都来自于市区桃城区（原来衡水县级市），衡水中学已经将这些学生的潜能最大程度挖掘了。一位河北教育界人士认为“衡水中学能考上十几个清华北大，已经到了极限[6]。”

衡水中学在招生上已经算是很有办法了。早在2004年，河北邢台各县高中就反映，衡水中学每年中考前给老师放假，通过关系了解到本地尖子的姓名，然后挨家挨户家访。承诺不看中考成绩录取，年年都能招走20来个[7]。

但这还不够与另外一些开了金手指一般的省会名校竞争。那些学校拥有面向全省招生的政策支持，在招生方面还有很多特权。

湖北宜昌的一位校长曾在2012年的《中国教育报》的采访中抱怨，“每年，我们很多尖子生被华师一附中和武汉外国语学校等省示范学校挖走了。有的学校春节一过，就在我们这些县市办起培训班，搜罗尖子生。”

湖北省曾推出一个“飞翔计划”，所有省级示范高中要拿出50个招生名额到农村初中招收农村户口并在农村读满3年的学生。“这个计划本来是基于农村孩子上大学比例低，而把优质资源向农村倾斜的一种办法，但实际上给省示范中学增加了一个明目张胆地在全省范围内挖尖子生的由头[8]。”

这种特权自然是政府和学校利益交换的结果。政府为学校提供特殊招生政策，学校如果成为名校，不仅能带来升学率、一本率等等绩效和择校费、学区房涨价等经济收益，而且，名校本身的席位就是拉关系的好工具。

身处地级市的衡水中学，尽管有当地政府撑腰，在全省在招生竞争中还是只够分一杯羹。但在制造垄断的竞争中，不前进，很有可能就要倒退。

一项基于两所精英大学2007-2013入学数据的研究显示，如果把高中分为三类，两所大学生源数量排名前10％的高中为第一类高中，中间50%的为第二类，后40%为第三类，第一类高中70%都在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城市，县中的比例一直没有超过5%。

更可怕的是，在这7年里两极化越来越明显，第一第二类高中入学精英大学的学生有所增加，第三类高中入学精英大学的人数却下降近三成[9]。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国高中教育阶段资源配置的基本逻辑有关，在高考升学这一单一目标下，每一级学校都要通过集中资源来壮大自己，而这些资源——优秀的学生与老师，几乎只能通过剥夺下层学校的资源换来。强者恒强与制造垄断成了游戏的规则，马太效应由此显现。

不出几年，衡水中学壮大自己的资源就来了。

杨东平的一篇论文指出，2013年，衡水中学和房地产公司河北泰华锦业共同出资，成立民办的衡水第一中学，也叫衡水中学南校区。尽管一个是民办校一个是公立校，但两校几乎是一体的。

公办学校在招生规模和范围上都有限制，衡水一中建立后，衡水中学可以借民办之名做公办做不到的事情，面向全省招生。早在1999年，衡水还建立过民办的滏阳中学，主要招收外地学生和复读生，不过相比后来建立的衡水一中规模有限[10]。

2015年左右，衡水中学每年级招生1000余人，但衡水一中招了3200人[11]。三个年级加上复读班，整个衡中成为了万人规模的超级大校。加上旧有的滏阳中学，几所学校构成了衡水系超级中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在接受《今日教育》专访时表示，“超级高中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违规办学。公办高中举办民办学校，然后以民办学校的名义跨省、跨地区抢生源，按照民办方式进行收费和扩大招生规模。这种公办民办不分的办学本身是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12]。”

背后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2013年两会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地方政府是“超级中学”现象的始作俑者。许多地方领导以辖区内拥有“超级中学”为荣，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向中学校长下达招生、升学指标，完不成任务的“一票否决”[13]。

超级中学的时代开始了。
3

超级中学攻陷全国，甚至衡水也被迫更卷了

本来衡水中学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学校，衡水一中建立后，借助民办高中全省招生的政策加上巨大的办学规模，衡水成为了一台巨大的抽水机，在河北各地“掐尖”，全省优秀的学生和教师资源都被衡水吸取。至此，衡水中学告别了“县中”，成为超级中学。

衡水系中学把聚集资源、制造垄断的逻辑推到了极致。孙凝翔告诉《知识分子》，衡水相当长时间里，能把整个省所有地区的中考前十名甚至更多全部抽走。这在湖南、浙江的省会强校不可想象，一是拿不到如此政策，二是没有这种规模。

据《第一财经》报道，河北沧州中考570分以上的高分生持续多年被大量挖走，现在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远远无法和衡中相比。这无疑加剧了省内学生向衡水系中学流动的动力，让衡水之外的市县教育处于成绩下降-学生流失恶性循环。尽管河北已经明文禁止违规外地招生，但仍然屡禁不止[14]。

掐尖带来了无意义的竞争，高考录取是看排名，优秀学生原本分布在各个学校，同样能上好大学。现在都集中在超级中学里，其他学校想不衰退就只能另想办法，无论是加大投入、外地挖人甚至送学生出外借读。竞争的门槛越来越高，整个教育环境都变得内卷了。

衡水系超级中学无节制的汲取，带来了整个河北地区的“军备竞赛”。为了弥补“抽血”的损失，维持地方教育的表现，河北各地都开始以衡水模式为模板进行改革，教师与学生的压力都翻了几番。在更卷的环境下，甚至那些坐拥资源省会强校也不得不加强管理力度。杨东平告诉《知识分子》，衡水模式兴起后，河北省北大清华的录取分数线提高了很多。

甚至衡水中学也被迫更卷了。当生源更弱的衡水二中在2004年按照衡水中学模式进行改革后，管理更严格的衡水二中成了衡水中学多年的对手[15]。

衡水系中学开启的超级中学模式，已经传播到全国。每当超级中学出现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教育生态就被破坏。熊丙奇对《知识分子》表示，超级中学在全国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河南省，河南省实验中学本校和分校师生人数已经接近1万人；江西抚州的临川一中原来也以当地学生为主，但后来也成为万人大校。这些学校出高价在跨地区挖走尖子生，同时收取高达数万元的择校费[16]。

超级中学发展到这个地步，早已不再是一个地方学校对抗省会强校的故事。屠龙勇士变成了恶龙。

杨东平对《知识分子》表示，“我相信最初衡水中学的确有帮助农村子弟的功能，过去完全是靠学生苦读苦学，那个时候学生在考试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强势的学校，可以大量接收现成的高分学生，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4

兴起的超级中学，衰败的县中

2021年，“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引发热议。

这句话出自衡水中学张同学在综艺上的一次演讲。他说自己出身农村的普通家庭，去城里读书后感受到了巨大的城乡差距，立志要走出去。而在衡中，这里的考生“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拼了命地学，没日没夜地和时间竞赛，就是为了有一个“改命”的机会。

这也是超级中学们一直坚持的“人设“：为普通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提供可以和城市考生竞争的舞台和资本，是一种“公平”。

然而，据《时代周报》报道，那位演讲的张同学高考结束后，坐着学校提供的三轮车走出校门，但没走多远就坐进了自家的轿车。张同学初中时就读的桃城中学，一年仅学费和住宿费需要3.2万元，这价格并不是一般农村家庭可以负担的[17]。

超级中学虽然打着为农村学生提供机会的旗号，但更多的农村学生并没有因此获益。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县镇和农村高中6821所，占全国普通高中学校总数约48%。中国有2800多个县，县镇和农村高中在校生1258.56万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这些县镇和农村的中学，是大部分农村普通家庭的选择。

而每一个崛起的超级中学背后，都有一片倒下的县中。在超级中学无节制的汲取下，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县级中学的衰败是无法避免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教授几年前去一所县中调研。这所县中曾经是省级示范高中，不出十年，衰败到当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个学校的课桌椅，因为学校的东西都快被偷光了。全县前100名中85名都离开了县里，老师也打不起精神上课。

林小英在调研中发现，留在县里的学生“83%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多数是留守儿童，家庭情况复杂，父母文化水平低。”相反，县政府的官员的孩子，以及大量中学教师的孩子没几个在县中读书。有些人有资本离场，有些人只能被迫留下。

连对县中的希望也消失了，家长们认为在县中读书是没出息的表现，留下的孩子则因为不出成绩，成了学校和教育局嫌弃的对象。出身普通的农村子弟不仅没有高考竞争力，甚至失去了接受合格高中教育的权利[18]。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广西凤山县，一个21.5万人的县城，在2016年没有一个人考上一本。甚至300多分的本科线，也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能达到。

这些年，这里的优秀教师和学生的流失已是常态。按照中考成绩，每年有大约70名“A+”和200名“A”等级的考生全部离开凤山，即使给钱也留不下。甚至从小学和初中阶段开始，家长就带孩子去其他地方上学，早早成为高考移民[19]。

县中并不是历来都如此衰败。《今日教育》专访中熊丙奇介绍，90年代有所谓的县一中现象。几乎每个县都有一所教学质量不错的一中，每年有几个人能考上北大清华。现在的江苏还维持了这一现象，因为江苏明确禁止出现超级高中，不允许在全省范围内跨地区大规模抢生源。

在《今日教育》专访中，熊丙奇表示，“县中问题的根源是过去十几年来，各地方基础教育存在严重的升学导向。有的地方为了打造升学名校，纵容当地超级高中在全省范围内掐尖、抢生源，由此造成优质的生源都汇聚到少数超级高中，也对县域内的优秀师资产生了虹吸现象，最终导致县域内学校办学面临严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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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突围，只能成为小衡水吗？

有些县中还没有认命，它们或多或少在寻找一些走出困境的方法。但最普遍的方法，恐怕还是学衡水。

在河南周口市郸城县的郸城一高，很多来自周口、驻马店、郑州甚至外省的家长把孩子送来这里上学。近些年来，郸城一高创造了县中的高考神话，几乎每年都有三四十名学生考入清北。

根据《财新》报道，神话始于2008年，郸城一高新校长刘成章上任，以衡水中学为模板进行了全面改革。郸城一中的管理模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同样精细到每分钟的时间表，紧盯学生的摄像头，严苛纪律。学校的领导甚至公开说一高是“衡水第二”[20]。

郸城过去曾是省级贫困县，郸城一高带来的高考经济和教育政绩，拉近了政府和一高的关系。政府允许郸城一高开设民办分校扩大学生规模，据估算，2019年郸城一中在择校费和补习费上收入已超6000万元[20]。

郸城教育产业还成为了“教育扶贫”政绩的一部分，县每年教育投入占县财政支出的30%以上，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21]。

郸城一高只是众多“小衡水”中突出的一个，复刻这种模式的县中非常普遍。倒是衡水中学这几年经常宣布要反内卷，惹得家长们一阵阵反对。这当然有政策压力和公共形象的考虑，但开启超级中学模式的衡水中学，可能也真的不那么想卷了。

2022年，衡中在五大学科奥赛中获得25金、34银、4铜，金牌数奖牌数均为全国第一。11人保送清北，50人获清北强基计划破格入围资格。和它同列的，是人大附中、成都七中这样的强校。集中大量资源和特权的衡水系超级中学，已经不那么需要拼高考“裸分”了[22]。

故事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县城，凭一套严格的管理方式、对本地生源的垄断以及当地政府的倾力支持建立起一座标杆学校，对抗那些掌握资源和特权的超级中学。不过这次，上层的掠食者更多，从底层能汲取的资源更少了。

只是，看过上一次故事上演的我们，应该知道这次轮回的结局会如何。图片

图片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

1.杨东平. (2005). 重新审视重点学校制度. 群言(4), 5.

2.孙凝翔(2019):减负难题背后的隐形逻辑：教育内卷化与汲取型分层,《澎湃新闻》

3.李金池:衡水中学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管理策略

4.雷磊,藏瑾(2012):衡水中学的“封神”之路超级高考工厂,《南方周末》

5.孙凝翔(2018):在那些漂浮的县中，屏幕究竟能改变多少命运？,《澎湃新闻》

6.雷磊,藏瑾(2012):衡水中学的“封神”之路超级高考工厂,《南方周末》

7.李俊义,马书平(2005):河北高中生源大战硝烟四起校长称根在收费体制,《新华网河北频道》

8.柯进,高毅哲(2012):升学率光环下的阴影——巨型学校发展现状调查（下）,《中国教育报》

9.郭丛斌, & 林英杰. (2020). 精英大学入学机会校际差异的马太效应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18(4), 18.

10.杨东平, & 王帅. (2018). 从”衡中模式”看基础教育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39(4), 7.12.

11.熊丙奇(2017):看清衡水模式的实质与真相，《澎湃新闻》

12.蒙石荣. (2022). 专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从县中塌陷到县中振兴,要构建良好的基础教育生态. 今日教育(5), 8.

13.(2013):教育部：必须尽快消除“超级中学,《新华每日电讯》

14.张剑(2019),河北衡水异地“掐尖”当地学生高中就学问题待解,《第一财经》

15.张艳(2020),衡水中学：超级中学炼成后,《新潮》

16.林露,熊旭(2013):”超级中学”怪相:花钱垄断尖子生被指破坏公平,《燕赵都市报》

17.陈佳慧(2021),衡水“土猪拱白菜”演讲者：1年学费够30人上学，有专属粉丝群,《时代周报》

18.林小英(2019),赌局与赌徒：一个县域教育生态的非典型素描,《腾讯新闻》

19.(2017),广西凤山去年“零一本”:教师呆不住生源被抽走,《中国青年报》

20. 黄蕙昭,刘力鑫,李兰馨(2019):逆袭清北不止靠分数：一所贫困县中学的秘诀,《财新周刊》

21.李文哲,从“一个都不能少”到“个个都能好:河南郸城积极探索高质量办学,《新华每日电讯》

22.(2023),25金、34银、4铜！2022年衡中奥赛硕果累累，再造高峰！,《河北衡水中学》

制版编辑 | 松仪

上海最牛业委会起诉物业获胜：全体业主收获4000万巨额赔偿

这个超级大盘的业委会堪称“上海最牛业委会”：他们不仅炒掉了管理小区长达20年的物业公司，还请来专业律师团队和审计团队，全面审计过去20年账目，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倒查20年的公共水电及停车费，最终获得有利证据，法院判决前物业公司返还全体业主4000余万元！

2月6日，上海普陀区“中远两湾城”小区12000多户居民获知一个好消息：该小区前一任物业公司，即中远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需要在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小区全体业主返还过去20年间多项费用结余。

此次中远两湾城业委会成功向前物业公司追回4000多万元，假设仅简单按户分配，则每户都能分得3300多元。

「后台谈话」是由「ONE一个」发起的作家访谈类专栏。我们相信，不管文学场如何人声鼎沸，「后台」始终是那些在写作这条道路上艰难求索的作家，和他们的心灵内史。

谈话者：

张瀚夫，小说作者，编剧。凭借中短篇小说《锋刃难融》获「故事大爆炸2022征文大赛」年度故事三奖。

小饭，自由职业者。

小饭：张瀚夫老师好，《锋刃难融》很好看。尤其是开头，这个开头很吸引人。信息有效而密集，紧接着人物角色的切换也很精彩。你还记得当时你是怎么想出这个开头的？有没有经过构思和调整？

张瀚夫：因为本职工作是编剧，很多时候都是先有一个画面击中了我，我才会开始动笔。在这个故事的开头，脑子里最先出现的是一个落魄的东北男人坐在街边自斟自饮的画面，他的手上都是伤痕，因为常年酗酒，手抖，只喝得起便宜的散装酒，却又给散装酒分出了三六九等。在我的东北老家，你其实每天都可以看见这样的男人，但是这样的男人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他手上的伤痕是怎么来的？他在生活中的对手是谁？在经过这些思考之后，这样一个开头就出现了。但前提是我已经计划好了要写一个关于被害者家属和加害者家属之间关系的故事。

关于人物角色的切换，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通过转换视角来制造悬念。尤其是悬疑故事，我会本能地选择多视角来叙事。我私以为多视角比单一视角更方便掌控叙事节奏。但需要提前理好多视角的叙事顺序，不然容易在写作过程中陷入混乱。

小饭：确实。我感觉您在写作的过程里，是有意识代入了多方视角，不光是受害人，也包括作案者（及其家属），之前访谈深蓝老师的时候，我读他的作品，其中有一句话写到，不光是受害人有应激创伤，作案者也会产生类似的创伤——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会不会也用在了创作过程之中。

张瀚夫：一直以来，我写故事的主要方针就是围绕四个字“人之常情”。这也是我的老师教给我的一个讲故事的技巧。要遵循这四个字，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应该做到的就是代入每一个角色，站在他的逻辑和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你设置了一个情节，制造了一场危机，角色会如何面对？同样，凶手也会有自己的情感和逻辑。即便他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精神变态，或者反社会人格。你作为一个写作者创造出了他，就要进入他的世界，去揣测他的人生，从而得出他的为人和处事方式。在这样的写作模式下，我是能理解深蓝老师“作案者也会产生类似的创伤”这句话的。如果你仔细思考过自己笔下的角色，你就无法忽视他恶贯满盈之外的另一面——也就是他的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小说或剧本的写作中，你难免把一些人当作是符号来描绘。但你要知道，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符号。故事如此，现实世界亦是如此。

小饭：在写作这一类题材的时候，你会去阅读和搜索更多的“精彩”案例，还是会阅读犯罪心理学之类的人文心理学著作？以期望在某些基础的领域找到故事的萌发点。你觉得这两方面对创作的益处都会如何体现？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张瀚夫：我觉得大量阅读案件，以及参考著作，是写作这类题材的基本，是一定要去做的。经典的案件可以用来改编，抓出最触目惊心的探案结构，或仅仅某个点，作为你故事的根基。而理论著作则可以给你的故事加一个保险，避免你塑造的人物和情节失去基本的现实逻辑。但我个人的创作习惯可能不是先去找案件或者理论。我在写作悬疑故事时，更多还是先从人物或人物关系入手，来思考故事。在故事有了一个大概雏形后，我才会去翻找类似的案件，或相关的理论知识，来补充故事的其它方面。这也是我看到现在很多新作者在写故事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以案件为故事的切入点，核心诡计之类想得非常精彩，但通篇看下来却鲜有扎实的人物。我个人的倾向是，宁可案件普通，但人物一定要精彩，因为我一直坚信人物、人物情感、人物关系才是故事的核心力量。无论什么题材，都是这样。

小饭：我有一个疑问，在《锋刃难融》的故事里，你为何会放进去凶手“直播”这样的情节，这种情节的增加，对写作会有难度吗？还是说这是故事发展的必要性的考虑？

张瀚夫：加入“直播”的情节，同样是我站在故事中模仿犯吴久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的结果。我当时为吴久的行动逻辑定下了两个字的方向：升级。因为他想要突破上一个连环凶手杀人以满足私欲的行为，他不信善良，也不信亲情终能拯救烂透的欲望。他有着自己的逻辑和目标。想成为某种理念的宣传者。还有比一个连环杀手成为了意见领袖更耸人听闻的事情吗？在考虑到这有可能会成为故事中的噱头，并能让角色行动升级后，我加入了这样的情节。

小饭：连环杀手总是一个“迷人”又“费解”的角色。那么人心，人性，这两个词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特别的理解？这种理解有没有被改变过？被身边真实发生的事情所影响过？你的写作会围绕这两个词吗？

张瀚夫：对于这两个词的认知，一直以来我还挺坚定的，也没被什么事情影响过。

我不相信人心，但我相信人性。人心难免一时叵测，但人性都是有机会被拯救的。但这又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议题，可能人类一天存在下去，有关这个议题的讨论都不会消失。我的写作不会一直围绕这两个词，但针对这两个词的思考，应该一直都会有。

小饭：访谈到一半的时候我才想起，我希望作为作者，请张老师来亲自解答一下，什么是“锋刃难融”？这四个字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情绪，或者见解？

张瀚夫：在故事里，这些用冰制造的利器，其实很容易就会融化。正因如此，凶手才会不遗余力地改造这些利器的携带条件，延长它们存在的时间。但这些利器造成的伤害却不会轻易融化。而将这种无法轻易融化的伤害放在故事里看，就能找到很多的对应，比如蒋略的丧女之痛，他对凶手的仇恨，姚娜的父亲对姚娜的影响，吴久的父母对吴久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难以融化的。但难融，不是不能融。就像我在上一个问题说到的，我相信人性都是有机会被拯救的。在天台之战的最后，姚娜提出想要用自己的命换蒋略的命，这样一个建立在内疚和人性本善上的要求，彻底击中了凶手吴久的软肋，他自此开始质疑自己一直以来的行为逻辑，那块最坚硬的老冰也开始有了融化的迹象。

小饭：前面你提到哪怕教科书级别的精神变态也有自己的情感和逻辑。你认为一个心理变态，或者普通的凶杀案犯罪人，他们刻画和描写起来是不是很累，更花力气？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有用的经验可以分享？

张瀚夫：代入普通的犯罪者或凶手，需要作者释放自己的阴暗面。站在凶手的角度上，去接受他的所作所为，并从这些表面行为上，去寻找凶手之所以成为凶手的更多深层原因，而写精神变态要更难一点，因为他们的行为本身可能没有显而易见的逻辑，你不能以常人的心理去揣测一个精神变态。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像是地势复杂的沼泽，一不留神，你就陷进去了。一时半会都爬不出来。所以对于想写精神变态的作者，我的经验可能也很有限：第一步要查阅一些相关的案件资料，熟知精神变态普遍的行为逻辑。然后最重要的，在决心踏入那片沼泽之前，一定要带上一个指南针。这个指南针就是你故事的内核。一定不要沉溺在对于精神变态心理世界的推演中，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为了什么才会写这个故事。拿《锋刃难融》来说，我的指南针就是我依然相信人性。这会将我顺利地带出这片沼泽。

因为要不断突破自己道德和行为的底线，写起来当然是很累的，对作者的情绪和心力都很消耗。我还记得我坐在咖啡厅里写了《锋刃难融》的结尾，整个人突然崩溃大哭。很久走不出来。但另一方面我也很高兴，因为作为作者，这个故事仿佛一记重锤先击垮了我，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东西，可以呈现给读者看了。

小饭：你认为什么样的仇恨，可以被允许，去同态复仇？在小说的创作中。能否根据你的创作经历聊聊？

张瀚夫：我认为在现实中，什么样的仇恨都不可以被允许去同态复仇。很多人觉得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回答。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选择。如果同态复仇被允许，那么善恶的界限就会被彻底模糊，法律的公信力也会被动摇。但在小说创作中，这样冲击人类故有坚守和认知的故事是具有吸引力的。做出这样行为的人物具有魅力，是自古讲故事者都喜欢去描述的人物类型。我也喜欢塑造类似的人物，快意恩仇，潇洒磊落。设计这种人物会让写作本身变得有快感。可快感来自哪呢？当然是因为这类角色破坏了我们日常遵守的法律和道德条框。所以有些故事终究只是故事，与现实依然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小饭：你曾经有过那种巨大的恶念，会伤害到他人，甚至伤害到自己所在乎的人吗？那时候你是如何“阻止”自己的？

张瀚夫：当然有过。阻止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多想一步。我本身也是一个容易多想的人，在情绪失控，或是想要做出过激行为时，都会多给自己一分钟，想一想后果。这样可能会阻止自己真的迈错步子。

小饭：在你的人生或者写作中，有没有一个你认为无法原谅的人？

张瀚夫：生活中如果真要选择一个无法原谅的人，可能是我自己吧。我算是一个对自己很严格的人，会时不时检讨自己做过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很多时候，自己都没法得到自己的原谅哈哈哈。小说里，暂时还没有无法原谅的人。我争取以后写出一个我自己都无法原谅的角色，感觉很极致，对我也很有挑战性。

小饭：如果让你选择，写一个好人“迫不得已”去做坏事，或者去写一个坏人身上的感人处，闪光点，你会怎么选？在这篇小说里，你又是怎么做的？

张瀚夫：这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很有吸引力。无论是剧本创作，还是写小说，这种人物设置就是自带悬念的，会让观众或读者被迅速吸引进故事之中。在《缝纫难融》里，我也在尽力塑造这样的人物。蒋略想要为女复仇，手刃凶徒，直到最后，为了保护姚娜，亲手杀死了吴久，可以理解成“一个好人迫不得已去做坏事”。而对于吴久行为的反思，以及最后吴久的某种意义上的“悔过”，就可以理解成“一个坏人身上的感人处”。这两种对于人物的设计手法真的非常有效，可以简单直接地提升故事中角色的内涵和质感。

小饭：你会在写作中避免什么写到什么吗？我印象深刻，你写到女儿意识到自己父亲是一位奸杀案犯的时候，她的心理。她会想起自己的父亲跟在自己身后上楼梯时候的想法。但这种心理，你会不会觉得在写作的时候自己也不舒服？

张瀚夫：肯定会不舒服，但我一般都会选择直面这种不舒服。因为我需要全然地代入角色，如果对情节有所回避，那么就会牵累我笔下的人物变得不够真诚。

小饭：血缘和亲情，在你眼里，为什么是伟大而不可取代的？

张瀚夫：我的儿子刚刚两岁零两个月，通过跟他没日没夜地相处，再回忆过往与自己父母的情感关系，我觉得亲情的伟大与不可取代是因为两个字——陪伴。这种陪伴不一定是天天腻在一起，而是取决于你在陪伴中做了什么事，向你的亲人说了哪些话，灌输了哪些观念和想法。你们玩了哪些游戏，又一起完成了什么样的冒险。这些是伟大而不可取代的。我甚至觉得血缘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它只是一个前提。陪伴才是最重要的环节。

小饭：你认为国内，写“警匪”“凶杀”最好的作品，你从中得到过巨大启发和受益的作品，都有哪些？国外也可以。

张瀚夫：虽然我会写警匪、凶杀元素的小说，但我现在几乎不会看同类型的文学作品。我平时可能看科幻或奇幻小说更多……我曾经很迷侦探小说，在初中时会去看阿加莎克里斯蒂，很喜欢大侦探波洛的最后一本《帷幕》，对我影响很大。高中大学时期会去看美国近代的一些通俗小说，其中很喜欢硬汉派侦探的类型，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劳伦斯布洛克的《行过死荫之地》，还有史蒂芬金的一些悬疑恐怖小说，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小饭：现在有些作家喜欢援引一些社交元素作为写作材料，比如星座。我个人不相信星座，你相信星座吗？你会在什么时候相信星座？会把星座代入到你的写作中，你的人物设定中吗？

张瀚夫：我也不相信星座，相关的知识也很贫瘠。但是我还挺信命的。我也会在自己的小说里写命运。我虽然自己信命，但我不介意自己笔下的角色能够战胜命运。因为他们都比我要勇敢。我接下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讲述一些人如何拼尽全力、不择手段、以自我牺牲为前提地去挑战命运。

小饭：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法律。假如你有能力，有条件可以改变一条现行的法律，而不用担心任何别的因素。你会改变哪一条？

张瀚夫：我想改变的可能是动物保护法相关的法律——任何蓄意残害小动物的行为都应该得到严惩。每条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是一方面原因，再就是很多热衷于虐待残害小动物的人大概率会升级自己的行为，最终将矛头对准自己的同类。这一点在《锋刃难融》里也有体现。

责任编辑：梅不谈 onewenzhang@wufazhuce.com

一、徽州碑刻及其相关著录

南宋史学家罗愿在《新安志》中指出：“新安之石不宜于碑，露暴岁久，则剥泐不可读，加以中更寇攘，存者益寡。”不过，尽管因石质所限及兵燹战乱的影响，徽州一地遗存下来的碑刻仍然相当不少。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之崛起，社会生活渐趋繁杂，碑刻之数量遂急剧增多。关于这一点，《袁中郎游记》曾讲述，“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曾与陶望龄、潘之恒等一起游览齐云山，当他看到触目可及的碑碣时，厌恶之情油然而生：“徽人好题，亦是一僻【癖】，薰习成风，朱书白榜，卷石皆遍，令人气短！”袁中郎一向反对复古模拟风气，强调应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达真实情感。在他眼里，随处皆在的碑刻，其实是“俗士毁污山灵”。不过，揆诸实际，“徽人好题”的结果，是促使各类文献（包括对联、碑刻）之数量大为增加。

1935年，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著名金石学家叶为铭撰有《徽州访碑记》，其中罗列了《宋建炎三年造大圣菩萨宝塔碑》和《明嘉靖二十三年叶晴重修宋塔碑记》。叶氏在文中提及：

吾四世祖义公，于明永乐七年由郡城北门附郭迁居新州，而辟地建置，则自五世祖蓁公通籍后经营之。宅左立庙，即今宗祠也。祠左尚存古塔，刊有宋建炎三年建筑记，又有明嘉靖二十三年九世祖晴春公修葺记，叙述源流，明晰无遗，攸关故乡文献、吾族历史。故予于今秋赴歙，椎拓石刻，并摄塔影，以备续修邑志、家乘之采辑。（《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5期，1935年，79-81页）

叶为铭：《徽州访碑记》

新州一地位于歙县北郊，1980年代当地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歙州改名徽州后，此处一度为州治所在，据说当地迄今尚存有宋城墙遗迹。叶为铭提及的“古塔”（大圣菩萨宝塔）俗称新州石塔，位于今歙县第二中学校园内，该塔全用赭色麻石凿砌而成，高四米六，五层，八面形体，正、背两面刻有南宋建炎建塔和明朝嘉靖重修之铭记，数十年前就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新州石塔

叶为铭的祖先世居徽歙，自明末迁居杭州，到他前往新州寻根时，已历三百年，故他于上揭文章末署：“新州叶氏第二十世从宪公迁杭第九世为铭，记于杭州市紫城家庙。”正像前文提及的那样，他拓碑、摄影，主要是为“续修邑志、家乘”做准备。后来，他出版了《歙县金石录》十四卷。

民国时期，除了迁居在外的徽人为寻根而拓碑之外，本土的徽州人也多有类似的举措。以方志编纂为例，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五《艺文志》中，就有“徽州碑刻附志”，此一附志由清人夏銮所纂，收录徽州府境内唐至明代碑刻三十四通。不过，《艺文志》仅录碑目，未录原文，碑目之下注明时年及著录典籍，说明存佚状态以及文字剥泐情况。而在歙县西溪南（今属黄山市徽州区）文书中，亦有《歙县金石目》和《歙西溪南吴氏四槐书室收藏金石目》等。

吴保琳辑述：《歙县金石目》，西溪南文书，私人收藏

西溪南吴氏自明代以来就是徽州著名的世家大族，该家族的最后一任族长吴吉祜，卒于1957年7月18日，终年七十四岁。在他身后，留下了大批的乡邦文献，其中有一小薄册题作《古衣小记》。书中有一部分为《帖目》，首先列举了《余清斋石刻目录》和《余清斋帖跋》，接着又列举了《清鉴堂石刻目录》和《吴氏石刻目次》。后者内容包括董其昌所书的《墨禅轩说》以及陈继儒、吴士奇、陈元素、程宗鲁、程伸、许立礼和吴桢的跋，陈继儒撰书的《吴氏修墓记》，佚名所撰之《德求堂记》和《赠吴周生叙》，董其昌撰书《歙西莘墟重修诰赠许氏宜人祖母墓记》，杨锡跋撰文、郑来书《吴尔衮公墓志铭》，秦宫璧《吴尔襄公墓志铭》，金榜撰书《吴砚山六十寿序》，方粹然撰、程瑶田书《澹圃记》，祝允明撰书《溪南吴氏八景诗》，以及王稚登等人的跋。除了这些之外，书中还提及吴吉祜本人的一些拓本，如《芰荷南迳》，“依吴氏吉祜拓本，吉祜私有，隶书，石在思睦祠上隔壁吴氏吉祜家中。按：此系吉祜次公囗，德奎同族得于本宅之侧土中，其四字方寸大小，可裱一直幅。回忆先君子少渠公寓北京南城驴驹胡同，于土中得一残石，其字隐隐可见，先君定为宋刻，后因展【辗】转迁徙，遂致失落，殊可惜也！”这段文字中的“少渠公”，为同治十二年（1873年）恩科举人吴荫培，因其任职外务部，故寓居北京南城。由此，亦可知该段文字应出自其子吴保琳之手。吴保琳为吴荫培长子，毕业于法政学校，曾任江西高等审判厅统计科、民事科主任，长期寓居华北的山东、北平一带，与吴吉祜频繁通信，切磋乡邦文献之收集与整理。在吴吉祜抄录及著述的不少抄本中，都见有吴保琳校勘的文字。揆诸实际，《古衣小记》书名中的“古衣”二字，其实就是吴吉祜之“祜”字，此书出自吴吉祜之手，但书中也有不少吴保琳的按语。例如：“绿芙蓉，方简，……吴未央。祜按：未央，（《溪南金石志》作“来央”）良止公也。琳按：盐城春甫氏《新安纪程》于道光二年月日午后偕石泉步于村之北，寻废棕亭，阅太乙石，过钓雪堂，一路竹树纷披，境颇幽致，有古棕亭，今废，惟前明汪司马南溟、吴太常与诸名士题名石在耳。今考此石题名，非汪司马道昆及吴太常士奇。《纪程》所记，乃耳食。《歙县志》云高士楼门前有丈人峰石，即此也，此石并未移动，盖与楼相近耳。”春甫氏的《新安纪程》抄本现由笔者收藏，今查原书道光三年（1823年）八月二十日条，其中的确提到了废棕亭和太乙石。

吴吉祜：《古衣小记》抄本，私人收藏

另外，吴吉祜《古衣小记》中，还提及“吴少微公石刻八种”，即《新安吴氏始祖少微公谥文惠遗像》（附《宋罗愿唐御史少微公传》）、《敕左台监察御史吴少微》《唐玄宗皇帝御赞右台监察御史吴少微谥文惠》《宋任布吴文惠公像赞》《宋富弼吴文惠公像赞》《宋朱子吴文惠公像赞》和《少微公遗像志》，“上列八种，吴荫培书，吴福田绘像，吴仲成督镌于津门”。唐监察御史吴少微为歙人，后迁居休宁，其人被尊为新安吴氏始祖，上述这些，都是与西溪南吴氏相关的碑刻。

至于现存徽州碑刻最为集中的地方，主要有歙县新安碑园碑刻、许村云溪堂碑刻和徽州区唐模之檀干园镜亭碑刻。当然，这些碑刻在内容上相对较为文人化，与主要矗立于街衢巷陌、深山僻坞的绝大多数碑刻迥异其趣。

明祝世禄书“大宅世家”，歙北许村云溪堂石刻

二、碑刻中的区域社会经济

安徽黄山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原馆长陈琪先生，多年来徜徉于黄山白岳之间，披荆访碑，收获颇丰，现在遴选其中的部分成果，编成《徽州百碑》，颇具学术价值。

作者先前长期在祁门县工作，对祁门各地的公私碑刻有着清晰地掌握。书中收录了祁门县博物馆收藏的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买地券残片以及庆历八年（1048年）的“汪氏八娘地券”等。后者的文字较为完整，迻录如下：

惟庆历八年岁次丙戌闰正月甲寅朔二十一庚申，大宋国江南道歙州祈门县制锦乡遐岺里偶舍社女弟子汪氏八娘，甲戌生身故，因往灵山采药，寻远寿之方，路逢仙人饮酒，时沾一杯，不觉醉归泉台，后落坡死。今用囗清酒买得龙子灵地一穴，永为千年之宅，基地东止甲乙，南止丙丁，西止庚辛，北止壬癸，中囗戌己。囗囗山买下之地，上止青天，下止黄泉。来时谁为书？水中双鲤鱼；谁诵？天上鹤以诵；飞上天，鱼尽了入深泉。保人：张坚（古）【固】，见人：李定度。若有人来相借问，但求东海囗囗，急急如律令。

祁门县博物馆藏北宋祥符八年（1015年）买地券残片，陈琪提供

庆历八年即1048年。在元代之前，祁门之“祁”多写成“祈”，买地券的文字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该馆还有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的“王大娘地券”、崇宁三年（1104年）“胡二十七娘地契”以及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的“章念八地券”，这些，都较现存最早的徽州契约文书要早数十年至一二百年，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让人见识文献表述的早期样貌，也可与后世徽州文书中的买地券比照而观。

清代的买地券，私人收藏

除了历史文献学上的价值之外，不少碑刻还是研究区域社会的重要史料。例如，堨是一种水利设施，也是徽州常见的一类地名，对于村落社会、水利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都有着重要的关系，其影响甚至还远及中国的西南地区。而在徽州当地，鲍南堨是丰乐河上的一处重要灌溉水渠，系新安太守鲍宏于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倡建，初为木桩石坝，其干渠从岩寺潜虬山下引丰乐水，经郑村路口分为南北两渠，至今仍在发挥着部分的功能。而据盛清时代竖立的鲍南堨禁碑记载：此堨因年久废弛，当地士绅呼吁示禁，“以戒不虞、以杜损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五月，歙县西乡十九都、二十三都等图鲍南堨堨首、监生吴正仲等人呈称：“惟是此堨之源，自岩镇大河入口，沿河筑砌石磅百七十余丈，往来行人以石磅为捷径，趋之如鹜，春夏水满，一旦失足，性命堪虞，此往来行人之首宜禁也。……迩来小民每贪小利，于石磅之内钓取鱼鲲，日往月来，泥灰剥落，笋缝因之不固，一经水势冲激，遂囗倾塌。损之易而成之难，此钓取鱼虾之又宜禁也。其他秋冬水涸，近堨居民倾倒瓦砾，填塞堨内，更有拙工蠢农，疏挖堨堘疆界，将沙泥泻入堨中，积累既多，水道不利，此淤塞堨渠之尤宜禁也。”为此，他们请求官府示禁，规定今后春夏水满之时，不得在该石碣上往返，以防失足；也不得在堨内钓取鱼虾，损害石堤，侵挖堨磅；至于秋冬水涸之际，近堨居民不得倾倒瓦砾，堵塞水道。“倘有前弊及簰夫、地棍抽窃堨口木坝，害截水源，许各堨首即行赴府呈禀，以凭立拿严究，断不姑宽”。此一禁碑涉及清代水利设施之管理与维护，类似于此的碑刻还有一些，对于水利史和地方社会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徽州百碑》中的一些碑刻，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例如，2000年7月，陈琪等人在祁门县彭龙村田野考察时，搜访到嘉靖五年（1526年）四月十二日的一通《申明乡约碑》，其中提及：根据洪武礼制，“每里建里社坛场一所，……每遇春秋二社，出办猪、羊祭品，依式书写祭文，率领一里人户，致祭五土五谷之神。务在诚敬丰洁，用急祈报。祭毕，就行会饮，并读抑强扶弱之词，成祀而退”。与此同时，推举约正、约副，“照依乡约事宜，置立簿籍二扇，或善或恶者，各书一籍。每月朔一会，务在劝善惩恶、兴礼恤患，以厚风俗”。接着，碑中还提及建立社学和社仓。类似的碑刻，还见有绩溪县龙川村上乡祖社的一通“申明乡约以敦风化”碑刻。如所周知，嘉靖五年（1526年）是徽州大规模推行乡约的年份，当时的立意，事实上反映了明代乡约最原初的动机和性质。从中可见，乡约与里社、乡社、会社，本来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乡约研究的先行者杨开道在其名著《中国乡约制度》一书中曾指出：洪武里社礼制“偏重农业宗教，自然宗教，以祀五土五谷之神，为祈祷雨晹之用”。只是后人在研究乡约时，往往多从宋代的劝善戒恶以期风俗淳厚之理想谈起，而于明清乡约与洪武礼制之重要渊源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这两块碑刻的最大价值，在于反映了民间社、会与乡约的关系。后世的乡约，其实与洪武礼制的关系颇为密切，不少学者多只看到乡规民约的一面，却很少注意到社、会的性质与具体运作。其实，根据笔者此前的另一项研究，在祁门，直到盛清时代仍然存在着“立会补约”的情形。

在明清时代，僧俗关系之变迁也是观察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另一个重要视角。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九月十七日，围绕着祁门县西峰寺恃强霸占寺产告示碑刻提及：“查士民捐助资产于寺庙，本属乐施，何得竟起檀樾名色侵谋覊占，滋生事端？地方官如遇此等讼案，即应随时断结，以息纷争。应如该学政所请，通行直省出晓谕，将檀越名色一概革除，不许借有私据争夺讦告。其士民施舍田产修建寺庙，但许僧尼道士经管，亦不许檀樾自行售买，如有犯案到官者，该地方囗时酌办，按例惩处，仍行勒石示禁。”此一碑刻反映出的历史变迁轨迹亦耐人寻味。我们知道，宋元时期，将寺庙交与僧、道管理，或在佛寺、道观中设立祖先祠堂，在全国不少地方皆较为常见。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寺庙对于特定宗族有着强烈的依附关系。不过，明代中叶以后，宗族与寺庙之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此一时期出现了诸多纷争，主要表现是寺庙企图挣脱特定宗族之控制。及至清代，官府对待寺院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对于僧（道）俗纠纷之处置，往往是将寺、祠分立，不再允许宗族檀越插手寺庙事务，而上述碑刻则恰好反映了此一政策的转向。

现存的一些碑刻，还是历史学者研究区域经济的重要史料。例如，休宁县源芳乡凹上村一块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珠兰贡茶禁示碑提及：“照得珠兰贡茶，每年奉宪发价制办，原有定数，其需用珠兰花，自应地方官向养花之家购买应用。讵休邑相沿陋弊，派令地保领价承买，从此承办经承得以乘机舞弊。缴花之时，辄用库戥秤收，务要称重四两作算一百枝，以致该保每花百枝赔垫银二钱、三钱不等。且每年计算，需用花枝不过六万，经承复藉称催缴不齐，务须长派为词，希图折收渔利，以致常额之外，复又长派捌万，穷苦地保何堪如此赔累？”这是有关珠兰贡茶的一份珍贵史料，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根据当代方志记载，清乾隆年间，歙县江某（一说琳村萧某）从闽中罢官归里，将珠兰花作为观赏花木带回故里，后来逐渐用于窨茶，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珠兰花茶。清代民国时期，珠兰花茶主要运销华北各地，也有不少甚至远销蒙古和俄罗斯。在徽州，珠兰花之主要产地是在歙县的琳村、问政山、山斗、鲍家庄、稠木岭和承旧岭等处。而根据这方碑刻，显然说明珠兰花引入徽州的历史应当相当之长，可能远在乾隆时代以前。而且，不仅是歙县，休宁也有珠兰花茶之生产。

乾隆十九年（1754年）珠兰贡茶禁示碑，陈琪提供

在徽州发现的一些碑刻，还是研究徽商的重要史料。例如，1943年思源碑提及：“先大王父广铎公，于同治丁卯六年创设唐益隆酱园酒坊，迄今七十七载，经营擘画，煞费苦心，规模所贻，犹存手泽。”根据绩溪文史学者方静的访谈，唐益隆酱园酒坊的主人唐广铎，因避兵燹战乱逃至歙县，白手起家。他从渔梁码头盐库提取咸盐，主要制作酱油、酱菜（什锦菜）、豆豉、腐乳和各类豆酱，销往歙县城乡各地……此一碑刻位于歙县古城正街民宅内，原碑镶嵌在一方墙壁之中，碑刻风化严重，但字迹清晰，这是反映徽人贸贩取赢的一则史料。另外，歙县新安碑园内有嘉靖己酉（1549年）明赠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江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其中提及江大用“……驾部从兄仁习里中贾。……驾部从兄客钱塘，服下贾，复不利，仰天叹曰：‘丈夫贾则贾耳，固当择地逐时，罔不在大，宁能规规然析薪而爨、数米而炊乎？’遂辞其兄，北贾青、齐、梁、宋，业日起，归而治盐筴钱塘。……驾部既饶，安人纤俭如故。……中官毕真出镇浙，牛羊用人，驾部阴属二子徙业广陵，毋及于难。及驾部归歙，同时诸贾往往坐株连”。这是汪道昆撰写的一通碑文，其中提及在浙、淮一带活动的徽州盐商。传主谋事江湖，穷途远涉，在宦官出镇浙江时，目击其时的商情艰窘，遂果断趋利避害，将盐业经营的据点迁往淮南。另外，万历十三年（1585年）歙县汪长公孺人方氏、金氏合葬墓志铭中提及：歙县岩镇“竹坞公以盐筴贾于浙，大屈其訾【赀】，返而居货里门。里门堇堇，不足以当中贾。长公从容请于父曰：‘儿闻瘠土无丰年，偏裨无上爵，此中讵足以羁儿哉！’遂挟轻訾【赀】游都会。渡江，飓大作，舟几覆而获脱。厥后，质贷子钱云间，则倭寇扰云间，诸贾多亡其财，长公诇寇出没，不罹其害。古人有言，成大事者，在智在胆。长公濒危于江，而卒以大江为坦途，倭夷为诸贾害，长公因之收其利，此其中宁渠无大过人者哉！”这里的“长公”，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月六日，殁于万历九年（1581年）四月十日。其中所述，主要是嘉靖年间从事两浙盐业的情形，反映了成化、弘治以后徽州盐商在两浙的成长历程，以及倭乱时期一些徽商对情势诡谲之江南形势的判断。

及至清代，沿续明万历年间确立的纲法，徽商在两淮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批徽商在淮南和淮北从事盐务经营，但在当时，“淮北鹾务，久形疲滞”，淮北长期以来为盐务运销之疲岸，不少商人往往想方设法规避其害。关于这一点，歙县棠樾村保存的嘉庆九年（1804年）的三道圣旨碑，就是极为生动的史料。其中的一块碑刻提及：“商人鲍芳陶前经佥派淮北监务，业据该商之子签认口岸，该商忽生告退之心，捏称患病，躲避在家，不肯接办。”鲍芳陶即鲍启运，为扬州盐务“首总”鲍志道之弟。此碑的年代系嘉庆九年三月初八日，稍后四月初三日和四月十三日的碑刻也与此有关。其中，嘉庆九年四月十三日奉上谕：“前因佶山参奏商人鲍芳陶奉派佥商，饰词告病，抗不办公，恐此中另有主唆别情，并淮北盐务是否应令淮南商人兼办，抑另须设法调剂，降旨令陈大文查议具奏。兹据陈大文查覆：以淮北口岸疲滞，应于四万四千余并引之中酌提二万并引，停其捆运。现据淮南总商洪箴远等禀称：‘淮北正当积疲之后，势难将停运引课加入现运引中，以致有课无盐，淮南商人情愿按纲代为完纳。’等语。着照所请，准于淮南盐钢一百余万引中摊带淮北停运二万并引课项，俾淮北各商得以从容办运，俟试行五年畅销后，再复还原额，自行纳课。至商人鲍芳陶认运求退，既讯，系上年奉佥时患病属实，且于北运，人地生疏。伊有一子，读书不谙盐务，势难兼顾，尚非有心违抗。着免其斥革，准输银五万两，代完淮北退商未运壬戌纲盐一万余引，余着照所议行。钦此。”从上述三碑来看，棠樾鲍家与盐政衙门、皇室的关系极佳，故碑刻中提及的各方对于鲍家抗佥多所回护。对此，鲍启运颇为感激，在三碑之后，他慨叹道：“臣启运被参，若非日月照临，夔龙明允，焉有今日？再造深恩，感泣不尽！谨将上谕三道敬勒宗祠，俾启运世世子孙仰戴殊恩厚德，以图报称于万一。”这三块碑刻，可以与迄今尚存的一些盐商信稿等文书比照而观，对于研究淮北盐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歙县棠樾——清代扬州盐务总商鲍氏故里

【清】陈大文：《鲍氏义田记》拓本，私人收藏

在盛清时代，包括棠樾鲍氏在内的扬州八大盐务总商，有不少都来自歙县。因此，扬州与歙县的关系极为密切。北京的歙县会馆，有一些经费就来自扬州盐商的资助。而在歙县，始建于南宋的紫阳书院废圯已久，及至盛清时代，受到扬州盐商之鼎力扶持而得以重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盐商世家出身的户部尚书曹文埴，会同其他鹾商鲍志道、程光国等，重建紫阳书院于县学后之朱文公祠旧址，当时，为了区别于紫阳山中的紫阳书院，遂取名“古紫阳书院”，其号舍、堂庑、浴湢等一应俱全，所费则由扬州盐务总商洪箴远等二十余人请于运司，并转详盐院动支营运款项供给。《徽州百碑》中，就收录了乾隆壬子（1792年）《歙县公议重兴古紫阳书院规条碑》，其中提及紫阳书院之经费来源，“每年分四季请领，司匣之绅士按季，于正月、四月、七月、十月请监院学师备文钤印，绅士并另具信，将文书封入信中，专足驰送扬州同乡之总商，凭文请领。所有徽专赴扬足人先付力金若干之外，到扬应找银若干，即兑出封入信中，以便扬州接信后即行找付。其扬州领出经费送徽，酌定每次给力银九四平纹八两，折库平纹六两九钱六分，即由扬州于领出经费时扣发。又酌定司房请领报销纸笔等费，每年共给九四平纹银三十六两，折库平纹三十一两四钱四分，分四次给发，每次九两，亦由扬州于领出经费时按次扣给。司匣者即于每次收到经费时照数开支”。另外还规定，在古紫阳书院设立公匣，由歙县当地的乡绅负责管理。办事人员定期从“司匣”处请领银两，每个月末，将当月收支账目登册，交由“司匣”者收贮。及至年末，又将整年的收支账目造一总册，交由“司匣”查核，并归公匣保存。作为“司匣”的绅士，再将领到的经费开支等逐条写明，分别旧管、新收、现支、仍存四项实在数目，总造清册一样三本，交由歙县当地的众绅士过目，并送往书院方面钤印，一本存于公匣，一本备文送扬报销，另外一本则寄往扬州“存公稽核”。在传统时代，徽州民间组织一般设有“公匣”，收藏契约、账簿等重要档案。而所谓司匣，原指管理宗族文献以及各类会、社契约文书的人员，后来在清代两淮盐务中，由盐务总商控制的“办公办贡”的费用，也就叫做“匣费”，在汉口等地还专门出现了“匣商”（从本质上看，此即商业运作中的“司匣”），“专司支解各官养廉及各项生息并应酬抽丰游客等事”。而由著名学者程瑶田书写的《歙县公议重兴古紫阳书院规条碑》，则为徽、扬二地之互动以及两淮盐务的内部运作，提供了一份翔实的史料。

除了盐商之外，碑刻中还有其他一些奔逐货利的商业史料。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二十一日《浮梁县东埠街奉宪勒石永禁碑》，其中提及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民王重辉等与婺源县船户陈士荣等争装磁土一案。此一碑刻，迄今仍然竖立于瑶河之滨的浮梁县东埠老街上。从碑刻环境来看，此处原是东埠古码头，是通往景德鎮输送高岭土的矿业专用码头。当时，都昌县人和婺源县人分别组成船会，负责高岭土装卸船运。乾隆年间，两地船户发生纠纷，上诉至县衙。为此，浮梁县衙严禁布告，“嗣后毋论本地、婺船，悉听客商雇募装载瓷土，不得妄分畛域，横行滋事。如敢不遵，许该地保据实指名禀县，以凭严拿详究，断不姑宽”，并勒石立碑。管见所及，该碑此前曾载《千年遗珍——浮梁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图典》（江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219页），当年是作为研究景德镇瓷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之珍贵史料受到关注，此次则作为旅外徽商活动的重要文献收入《徽州百碑》，具有特别的学术意义。

此外，在徽州当地的一些碑刻中，也见有徽人居廛列肆、服贾经商的生动资料。例如，迄今仍镶嵌于寝堂墙上的同治八年（1869年）《歙县北岸村重修宗祠碑记》，便是反映徽州宗族修祠理主过程的重要碑刻。在该碑论列的捐输者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徳懋公妻汪氏助出苏城帯城桥大昌酱园合身一半，……龄甫光福店捐钱一千二百文，应昆木渎店捐洋七元三角五分，福耕车坊店捐洋三元四角，惇裕堂盛泽店捐洋贰拾元，……楚书岔口洋庄捐洋叁拾元，……士炜陈墓店捐洋拾元，恒发松江店捐洋拾元，天兴米店捐洋两元，裕茂米店捐洋四元，寿南光福店捐洋一元六角七分，春生陈墓、木渎店合捐洋十二元三角五分，继梁陈墓店捐洋五元；蕴公支：楚珍木渎店捐洋叁元；萱公支：星彩太仓店捐洋四元，舜臣车坊店捐钱五百文，德余车坊店捐洋壹元七角一分心，美成车坊店捐洋八角囗分，佑之车坊店捐洋八角囗分，芷芳周庄店捐洋拾壹元，文邦室洪氏徽城店捐洋拾九元；友德公支：谦豫光福店捐洋念四元五角，秀山店捐洋拾贰元，源泰店捐洋两元一角五分，亯茂店捐洋两元零五分。”上揭名单，涉及徽商世家北岸吴氏家族各支成员的捐输。关于清代北岸吴氏旅外务工经商的状况，乾隆时代李斗所著《扬州画舫录》就曾提及：吴氏为徽州望族，分居于歙县西溪南、南溪南、长林桥、北岸和岩镇诸村，其寓居扬州者，即以所居之村为派。可见，在盛清时代，北岸一带前往扬州经商之人相当不少。而上述碑刻则表明，晚清时期的情况早已时移势异，除了徽城店和在歙县南乡的岔口店之外，其他的店铺都位于江南各地，尤其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此一碑记，反映了懋迁异地的歙县南乡人群与长三角市镇商业发展的密切关系。

此外，徽州碑刻还有助于我们考证方志等相关文献。譬如，《徽州百碑》中收录了1936年著名学者、诗人许承尧所撰，程致泽书就的歙县西干志刻石残碑三块，这对于研究《西干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西干亦即河西之干，“平衍渟蓄，竟川含绿”，为歙县练江河西一带的统称。《西干志》是许氏编纂的一部关于西干地理环境、人文风貌的志书，其书稿本目前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另外，1940年歙县西溪南琐琐娘墓碑上题：“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岁次庚辰十一月谷旦/清赠宜人二十六世从庶祖妣吴太宜人琐琐娘之墓/十世从孙保琳、珹谨题，十一世从孙德松、宝敬立。”该碑之阴另有“谨考”：“琐琐娘系清初光公二十六世从祖允复公（字天行，公逸公子，墙里祠派下庠生，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之庶配。既不详其姓氏，又不知其生卒年月，仅据父母传说。殁后，葬于歙西溪南果园牡丹台下，名流诗词，粗具端倪，惟叔曾祖退旃公诗题为‘牡丹台下百妾主人琐琐娘墓’者较为详尽也。由清初至今垂二百年，无知其墓址者。去年己卯秋日，金珠族姑母（三十四世从祖凤炤公女）来里，指明其处。族长受之翁及鹤秋侄函嘱志其颠末，并署其耑，勒诸贞珉，以垂不朽云尔。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岁次庚辰十一月谷旦，保琳谨志，保珹谨书。”此一墓碑行文及相关考证，反映了民国时期西溪南文人对于家族传说的严谨论证。文中的“受之翁”，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西溪南末代族长吴吉祜。目前所见某年由济南寄往歙县西溪南的明信片上，就有吴保琳与吴吉祜讨论琐琐娘事迹的内容。而在上述墓碑上记录和考证琐琐娘墓碑者，则是旅外徽人吴保琳。根据陈琪对碑刻环境的描述：琐琐娘墓碑在果园进门右手边的牡丹台遗址上，碑刻倒在地上，被杂草掩盖，不过立碑石质较好，碑文清晰。关于琐琐娘，是西溪南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女子。依据许承尧等人的讲述：琐琐娘是位美艳的女子，音声绝妙。明朝嘉靖年间，徽州富商辈出。西溪南吴天行也以囊丰箧盈闻名于世。他在居处建设“果园”，园林台榭，花月繁华，其中多玩好声色。对于琐琐娘，吴天行倾慕芳姿，遂将其娶回家中。当时，吴氏后房雾鬓云鬟多达百余人，徽商吴天行遂有“百妾主人”之称号。不过，因琐琐娘芳龄秀异、举止娴雅，而得到吴天行之专宠，两情缱绻，备极温存。岂料天妒红颜，琐琐娘后因病致死，吴天行相思莫释眷恋难忘，遂将其埋于果园，其上种植牡丹数本，筑土而环之以为台。对于琐琐娘的事迹，清人作有《百字令》：“百年池馆，间舞衫歌扇，飘零何处？只春愁琐琐不尽，分付牡丹留住。燕子重来，雕阑已换，寂寞寻黄土。料应紫玉，香魂不化烟缕。”诗词浅斟低唱，徒慨繁华靡丽过眼皆空……迄至今日，当年的果园仍较完好，野花蔓草，四顾寂然，唯有倒卧杂草间的墓碑，引发诸多好事者怀想曩昔徽商的风雅与悲伤。

道光十二年（1832年）婺源县新源村奉宪批示碑，陈琪提供

此外，《徽州百碑》收录的碑刻，还提供了一些特别的资料。如《宁国县章家湾村光绪二十四年严禁册书敲诈勒索碑》，提中提及：“南乡廿二都董陈显廷等联名禀称：以都内册书藉公渔利，遇事科派勒索，稍不遂意，即设法贻害，动辙滋事兴讼，乡愚受累匪轻。现经董等邀集合都公同筹议，援照一都定章。嗣后，除由单、亩费等项陋规概予革除，不准索取分文。所有都内置买田产，应送册书写契笔资每价洋一元，扣送笔资洋三分；田产过户，每亩扣送纸笔费钱壹百四十文，作为永远定章。此外，不准多索取分文，无论土客，一律照办。其买卖产业，责成册书指清界限。倘该册书移挪飞洒，或含糊不肯指明，由该业户邀同董、保、牌、甲长督同查办。无主官田、地、山、塘等业，由册书随时查报，分别荒熟，悉照原定官价售卖，指交执管，入册升科，不得额外需索，违即禀究。公恳给示勒石，以垂久远而资遵循。”为此，宁国县令颁发告示，“嗣后该都册书由单、亩费等项陋规概行永远革除，不准索取”。此碑的年代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对于研究民间推收过割的交易成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陈琪对碑刻环境的描述：该碑立于章家湾村口的路亭内，碑刻镶嵌在墙上，碑面有六七处字被人为凿坏，其余均清晰。金沙镇章家湾村现属绩溪县，原属宁国县二十五都（后改金沙），1956年金沙乡划归绩溪县。文中提到的“册书”，是传统时代编造户役册籍、办理民间田土推收过户的基层职役，充当者必须精通书算、熟悉里甲情况。关于这一点，民国时期的《休宁一瞥》曾提到，在民间的“清厘”中，“役保催征，册书查业，恒为营私得贿的捷径”。看来，上揭碑刻所指摘者并不罕见，册书利用职权上下其手，为当地民众所告发，从而引起县级官员的重视，遂颁布告示加以禁止。又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绩溪县浩寨村《痳痘戏众碑记》提及，当地痳痘戏四年一次，“生长子者，照人数派出钱演戏一夜。近因戏价杂费较昔已加数倍，而其中有极贫者甚难派出，是以众议，量力捐输，合兴公堂，以为永远演戏之资。幸有志竟成，共相踊跃。今计乐输锅灶，得七折钱贰百余两，置田生息”，为此立碑，将乐输锅灶名目勒石以记。天花麻痘，历来是传统时代孩童成长的心腹之患，这在不少宗教科仪、愿文中皆有诸多涉及。该方碑铭展示了徽州民间为祈禳疫灾而搬演杂剧、聚观长夜的场景，显然是与医疗史、戏曲史相关的重要史料，颇为耐人寻味。

三、《徽州百碑》的学术特色及未来展望

从内容上看，《徽州百碑》所收碑刻涉及面极广，举凡宗族史、教育史、棚民生活、山林经济、社会治安、戏曲演出、村规民约等诸多方面，此前都已有不少学者涉及。例如，日本学者涩谷裕子较早关注到休宁各地的碑刻，并藉此探讨过当地的棚民问题。世纪之初，卞利教授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徽州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对徽州一府六县的碑刻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其本人也发表过《徽州访碑录》等。只是因该项目成果系出自众手（陈琪也是该课题的重要成员之一），之后难以再行一一查核与校对，故直到现在还只能停留于内部资料初稿阶段，尚无公开面世之可能。不过，近年来在徽州，对于碑刻文献兴趣浓厚的文史学者并不罕见。例如，歙县学者邵宝振在《徽学》杂志上曾发表过多篇有关碑刻资料的整理，其中不乏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献。而《徽州百碑》的作者陈琪，则更是孜孜不倦地从事徽州碑刻之调查与研究，历年久远，搜罗宏富，成就最为突出。

陈琪在拓碑

与考古资料类似，碑刻也与特定的周遭环境密不可分，因此，考其来历，叙其本末，系统、细致地记录碑刻与特定村落以及其他标志物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徽州百碑》中，陈琪特别注意对“碑刻环境”以及碑刻发现时现状的描述。例如，“乾隆五十六年陈门刘信可孺人墓碑被歙县墨砚厂胡某收藏，碑刻保护较好，字迹清晰，……这块碑是十年前在婺源县砚山村买的，当时贩子准备裁成小块砚坯出售，后被胡秋生整块购回，现在碑刻表面上仍然可以看见当时准备切割时所划下的线条”。这些描述，显然有助于我们了解相关碑刻的保存状态，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背景资料。此外，他还搜之遗编断简，以传世文献校对、补充碑刻中佚缺的文字。譬如，嘉靖己酉(1549年)的《明赠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江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因其风化严重，已断成两块，其中残缺数字，陈琪遂以汪道昆《太函集》中的资料加以补出。顺治九年（1652年）的卧碑条约（残碑），是当时颁行全国的儒学卧碑，对此，陈琪也根据相关资料予以补录。同治十三年（1874年）重修大阜宗祠记碑文虽较清晰，但因历年久远而颇有损缺。对此，陈琪在田野调查中，通过村内耆老提供的文书原稿考订补益。

当然，由于出版条件以及“百碑”体例之限制，此次收入《徽州百碑》的碑刻资料仍然颇为有限，而徽州碑刻之系统、全面的刊布，仍然有待于时日。

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往矗立于荒郊野岭的碑刻正在迅速流失。例如，最近二十多年，我曾多次途经浙岭，早年在浙岭峰顶曾见过不少碑刻，这些碑刻记述了古道的盛衰嬗变，以及沿途茶亭之兴废，但近年来却渐渐不见了踪影。在徽州，除了日炙风吹引发的自然风化之外，有的古董收藏者将散落各地的碑刻集中到某处私家园林内，所形成的“碑林”，由于远离了原先的碑刻环境，使得这些碑刻成了不知来历的“古董”，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它们的研究价值。因此，及时搜访、整理碑刻资料，尽最大可能地记录下相关信息，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抢救性工作。有鉴于此，我们应向二十多年来沐风栉雨、四处奔忙的陈琪及其同好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穷搜博访、日稽月累，为拓展“徽学”研究的文献资源所做的不懈努力。

陈琪在读碑

另外，除了徽州当地的碑刻之外，旧徽州府以外与之相关的碑刻还有不少，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在传统时代，由于徽商的无远弗届，徽州文化具有极强的辐射能力，故而很多地方都有徽商活动的痕迹，相关碑刻显然亦应在搜罗之列，以期更为全面地展示徽商在全国各地的活动。关于这一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的一批资料（如《明清以来江苏省碑刻资料选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等）中，虽然也收录了一些旅外会馆与商业的史料，但在实际上，散落各地的徽商及徽州会馆的相关碑刻仍有相当不少。如在浙西衢州，就保留下一些与徽人活动相关的碑刻，关于这一点我已另文探讨。而在上海西北的嘉定区，也见有“南翔新安同仁堂”碑。此外，笔者开始撰写此文时，正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在各收藏单位也找到一些与徽州相关的碑刻，虽然其中有的已收入王汝丰点校的《北京会馆碑刻文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年版），但也有部分未被此前整理的碑刻资料所收录（如康熙年间徽州义冢碑刻等）。此外，还见有一些已制成拓片的碑刻（如西溪南的拓片）等，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1920年代嘉定南翔新安同仁堂碑记

清代淮安“新安义所”碑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北京《重修休宁义园碑记》

衷心希望将来能有一部囊括国内各地与徽州相关的所有碑刻之资料大全出版，在我想来，这也是“徽学”研究的一项奠基工程，将对中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供诸多重要的史料，而《徽州百碑》之出版，则是迈向此一目标相关进展中可喜的一步。

责任编辑：于淑娟

最近的胡鑫宇事件，再次引起大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讨论。一个孩子长到青春期，会遇到的问题与困境，与他们生活在县城还是大城市的关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人生的这个阶段，无论在哪里，都要面临学校、家长和同学的压力。

我们还采访了衡水二中的学生，孩子们其间经历的压抑与创伤，催人深省。比照来看，2021年我们采访了百年职校的老师和同学，一所职校，一群所谓的“差生”，反而让我们感受到教育的真义。

“百年职校”是职业高中，2005年由姚莉创办，现在在全国多地有分校。学校很小，起初办在大方家胡同，位于北京二环里，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史家小学和北京二中。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非常“城里”，但面对的学生群体，却是十足的“差生”，数学零分的，拼音要从头学起的，甚至还有不肯洗澡的，什么样的毛病都有。可我们又得了解，这些孩子多是农民工子弟，他们跟着父母四处打工漂泊，居无定所，更别说正规教育。

一群贫困且漂泊的孩子，有多少心理创伤和情绪问题？一所职业学校，两年时间，能解决多少问题？能对一个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的人生造成多大的影响？我采访的感受是，问题比我想象中要多十倍，孩子们在百年职校完成的“改造”也比我想象中要成功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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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年职校2005年在大方家胡同创办，2010年前后搬到望京，2015年搬到昌平（黄宇 摄）
忍不住要先讲一个例子，2017年在成都百年职校入学的马巫打，是个彝族大凉山里的小伙子，原来根本没下过水，现在呢，却成了“水立方”的游泳教练，可以在水立方中国传媒大学分馆找到他。他刚毕业时先当救生员，入职后不到一个月，他所在员工宿舍的室友们就收到一条令人喜忧参半的消息：表扬该宿舍的卫生新气象——以后所有员工宿舍的内务水准向小马看齐！

其实学校只有两三个基础专业，但是选修课非常多，瑜伽课，游泳课，厨艺，剪艺，等等，有机会学校都给找来让孩子们上，发现孩子对哪个感兴趣，甚至能出成绩，学校就不遗余力地想办法，最好的结果就是孩子毕业后能干上自己喜欢的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合唱团，还让学生自治，用先进的素养模型培养学生，老师们尽力关爱学生，挖掘他们的潜力，教技能，每一股力量都在学生身上起作用，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但百年职校的毕业生有一个共同点：在这个社会里，他们凭借“真诚”与“勤奋”脱颖而出，他们整体有一种让人十分信赖的气质，他们是各方面都没有优势的群体，但这所学校成为他们质朴情感的寄托，他们承担起责任，为家庭付出，对社会有用，成为独立的个体。

由于培养学生十分成功，好几个省份都请百年职校去当地合作办学，2021年，我去到郑州百年职校，在那里跟他们的老师与学生接触了一些天，事隔一年多回想起来，最大的感受仍然是震惊和感动。我当时甚至由衷地感到遗憾，怎么我上学的时候没碰到这样的老师？跟我一起采访的摄影师有个女儿，每天采访完，他都跟我聊，要是能把孩子送来这里读高中就好了。

进校前是“差生”“坏苗子”，“出厂”的却是勤恳踏实、广受欢迎的员工，难以想象，百年职校要花多少力气帮助它的学生完成这种扭转，学生又如何在落后的起跑线上，跑出一个令人吃惊的成绩。我把它写成一篇近2万字的稿件，以下是报道的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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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百年职校的学生餐厅，学生负责打扫卫生（缓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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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年职校的校长文博，出生在武汉，父亲是大学老师，从小就在高校校园里长大。到中学后，转到上海读书，立刻就发现上海好，因为这里的体育课非但没像在武汉那样被所谓的主课占掉，还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一节。

那是20年前，文博说现在想来，上海的教育理念是真先进，没逼迫学生去沦陷于题海。他们中学还提供机会去上海电视台做小记者，去采访复旦大学教授。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学校就组织他们上街作调研。也是那几年，网络文学流行一时，学校有很多文学社团，能见到很多一线作家。这些活动都让文博欣喜，他喜欢上了配音，并由此想报考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系。

最终，录取他的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法律系。本科毕业，学校分配给他一个工作，去某银行总行的工会，文博当时就想，去工会干吗，就拒绝了这个机会；后来学校又给他第二次机会，奥组委需要一个学法律且英语好的毕业生，文博还是给拒绝了。看上去挺坚定，其实也并没有对人生有清晰的想法。迷茫时怎么办？那就继续读书。他父母对他的规划也是，先一口气读到博士再说。“但往往是，读到后面，你依然不清楚你想要做什么。”

文博考研最后考上的是上海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又从北京跑回上海，读了一礼拜，觉得太没劲了，连同学的名字都没来得及叫上一个，就办了退学。退学后，文博又回到北京，本来是在搞公益，听说姚莉办了这样一所公益学校，挺出色，就想去学习学习，结果姚莉告诉他说，“那你得跟着我干”。没想到在这里发现了乐趣和价值，一直干到现在。

开始从事教育事业后，文博不断回想自己的上学、退学经历，深切感受到，年轻人只有进到社会里边，才能对自己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所以百年职校的理念就是——推孩子出去接触社会。换句话说，也是去寻找各种社会资源，往往是得到什么资源就给学生开一门什么课。而这些本专业之外的选修课，为学生提供窗口，多一门选修课，就等于多给学生一个窗口。

从2005年到2018年，北京百年职校开设过的选修课有美发课、烘焙课、烹饪课、ATM机维修课、计算机与编程课、游泳课、德语课和日语课，还有调酒课、音响操作课——毕业后去当调酒师和音响师的也是有的。

在郑州百年职校（以下简称郑州学校），还有瑜伽课、手工课、篮球课、羽毛球课和街舞课，谁都预想不到，同学们在毕业之后最怀念的课程是什么。2021年，我在郑州本土地产公司“楷林”，碰到“百年”毕业生江浩，19岁，早于别人三年晋升为主管，行色匆匆，谈话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在楷林其中一处物业的地下一层，他穿着深蓝色工服，一边抓住机会向带我去采访的校长询问有没有靠谱的师弟，他现在缺个人，一边又跟我聊起，在学校，他最喜欢也最怀念的是瑜伽课。

2008年，有个到美国的英语培训项目，由项目出钱，给了百年职校的学生3个名额。姚莉2008年写过一本书，叫作《用梦想填平沟壑》，前言开篇就提到这次出国项目，她写道：“我们的学生都是贫困农民工家庭的孩子，他们曾经都上不起学，现在要去美国培训？这可是我办学之初绝对没有想到的。”这个想都不敢想的机会，降临到胡波头上。

胡波曾与丁聪霜同桌，她来自贵州山区，长得很清秀，学习成绩出色，尤其是英语。到北京之前，最远到过县里，北京的一切让她新奇又害怕，“知道来北京的选择是对的，又害怕被劝退”。一个宿舍，她觉得同学条件都比她好，跟她们聊不到一块儿，自己普通话还讲得不好，她说自己“相当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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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胡波如今在尼日利亚使馆签证处工作，百年职校曾给了她出去看世界的宝贵机会（黄宇 摄）
回老家办护照的机票，还是学校给出的钱。她记得家里人特高兴，说她“一个小脏孩竟然要去美国了”。胡波不只怀念这次美国培训，可以说，到现在还在受它影响。“那时候才几岁？能学到多少东西？但是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她现在回想这趟美国行，去的城市和大学已记不确切，但有个画面印在她脑海里。某一天结束活动回酒店路上，一行人坐在车上，看窗外，胡波看到好多白领，穿着高跟鞋，正装，昂首挺胸地走在街上，显得格外自信。“我就脑袋里边闪现出那种画面来，想象将来自己能不能也成为那么一个人”。她现在在尼日利亚大使馆签证处工作，快十年了，非常受信任。

10年前她听说该使馆在招人时，已经在一个物业公司干了四五年，在不同的项目组里做保洁、前台，可心里对英语的学习热情从未熄灭。一度，她还在公司内部为保安部同事上过英语培训。2010年，胡波参加成人高考，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读的就是英语专业，周末两天都在学校切切实实学英语。即便是到了尼日利亚使馆签证处，她仍在学习。外籍同事与领导见她好学，就纠正她的语法错误。到了现在，胡波在给尼日利亚人做护照的时候，经常被问，是不是在国外留学过，说她英文说得好，口音正，叫他们尼日利亚人长长的名字时发音很准。胡波现在会自豪而自信地表扬自己，她有一回告诉我说，“有时，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有语言天赋”。

北京还有个学生叫胡小兵（化名），本来是空调班的，在学校餐厅帮厨。餐厅岗位也是后来开的，像烹饪、西点这类选修课，学校不是每年都有资源开，但为了尽力开放机会让学生去接触，就把餐厅岗位也开放给学生。这个胡小兵就报名到学校餐厅帮厨。

别的孩子5：40起床，胡小兵永远得提前一小时，不到5点就得起床去餐厅帮忙准备了，辛苦，但他就是非常喜欢做饭。毕业后，他去了一个物业公司干维修，但还是想念做饭，一到休息日，跑回学校继续帮厨。他做饭称不上做得特别好，可就是感兴趣。

所以有一天，他跟公司人事部说，有没有可能把他从工程岗调到厨房岗去。公司从没听说还有这样转岗的，好在“百年”与接收毕业生的公司总是往来密切。人事部门负责人就问到学校，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情况。文博告诉对方，学校里从工程专业转去当厨师的学生，也不是一个两个了。胡小兵这个孩子，来自湖北十堰山区里，是个孤儿，从小跟奶奶长大，原来在学校里组织大家表演节目，他一上台就唱黄梅戏。因为他奶奶只会黄梅戏，他从没听过流行歌曲。“孩子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真挚的孩子”，公司最后就同意让他转去厨房。

文博后来听说，胡小兵在厨房岗位上做得特别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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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公司为北京百年职校捐赠的电工实习用具（黄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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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讲到马巫打了，这个名字，出现在姚莉、文博的讲述里多次，我也从其他毕业生嘴中不断听到。大意都是赞叹，这个大凉山的彝族孩子，从未碰过水，却没想到是游泳小天才，经过刻苦训练，他现在成了“水立方”的游泳教练。而这一切的起源，都来自于北京百年职校2018年增加的游泳选修课，这门课让马巫打的生活轨迹发生重大转折，就像电工班的学生在剪艺选修课上发现兴趣，就像烹饪选修课吸引了空调维修班的朱景林，或者管家服务班的周宁获得一个去饼房学习烘焙的机会。

今年6月，马巫打被调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游泳分馆工作。这也是我的母校，走在校园里，仍与当年一样，总能遇见拿着设备拍视频的年轻人，他们正是马巫打的同龄人。马巫打出生于2000年。他告诉我，游泳馆在校园最东侧，他的活动范围目前还限于此，校园南面那一侧，他都几乎没有仔细逛过，他埋头于工作。

在夏天，学游泳的旺季，马巫打从早到晚不停歇地带课，最高可以拿到2万多元月薪。像现在冬天了，学游泳的人少一些，一个月平均也有1万元的工资，这是他在老家一家人一年的收入。工作这两年，他挣的工资基本都往家里寄，要还债。说起这债，也是他自己生了一场大病欠下的。他家也是典型的“因病致贫”。

上初一那年，马巫打得了一种叫作“紫癜”的病，是种出血型疾病，症状是肿痛，痒，从脚往上蔓延。县医院的医生告诉他，如果蔓延到胸口，那就没救了。马巫打在县医院一住就是3个月，继续恶化，又转到市医院，住到一个月，才终于好转。出院那天回到家，马巫打第一件事是看家里的羊圈，原来有牛几头、羊十几只，全没了，“心里面就空了”。卖掉它们给他治病还不够，又借了好几万元。

马巫打于是辍学，没来得及读初中。他二哥学习成绩比他好，大哥刚结婚，家里的债他得自己还。14岁，马巫打其实只是小学毕业，他开始有什么活儿干什么活儿。碰到“救星”那一天，是他在那个工地上扛水泥的第二天。头天干到凌晨1点，第二天8点起来接着干，坐那儿休息时，有个人从车上下来，跟他聊了会儿，问这个一看就还是孩子的黝黑男孩，为啥不上学。那个人是成都百年职校的舞蹈老师，他路经这里，发现一个辍学打工的孩子，就把这所学校如何免费又如何可以学到东西告诉给他，并鼓励他去报名。

“没有再读书，遗憾”，但还是犹豫了几天，因为学校虽然免费，他一走，家里就少了一个劳动力。

2017年，马巫打在成都百年职校入学，“到这里我才感觉到原来真正的学校是这样的，我原来读的小学，很随便，可能连这里的幼儿园都不如。初中没读，到这里才有校园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一个学生了，最主要是沟通和语言”，到成都，他才开始学普通话，到现在，他说话只剩微弱的口音。第二年，成都学校将包括马巫打在内的两个班转到北京去上学，马巫打很兴奋，因为对他来说，这意味着“离大山越来越远了”。

“水立方”帮助北京百年职校开设的这门游泳选修课，有个直观好处，学生可以去考救生员证。“如果没学到游泳，我应该会当电工，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不合适，电器我感到陌生。碰到游泳，一摆在面前，我心里就喜欢”。一起选修并打算报考的同学有好几个，最后只有马巫打考了下来。他的同宿舍同学都见过他在床上练划水。两个月内，从零学起，考下了救生员证，这挺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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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小伙马巫打在中国传媒大学游泳馆，他刚入百年职校时，连普通话都不大会说（黄宇 摄）
“自豪只有一点，我觉得还不够努力。”当我问他一个人在北京，并且为家里贡献这么大，是否自豪时，他这样说。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他自认为不努力的地方，是顾客记错上课时间来了之后没上成课，顾客因此发了脾气。他认为，自己如果足够努力，每天晚上都应该把所有学员的上课时间一一提醒一遍。

马巫打皮肤黝黑，身长手长，看起来是一块游泳的好料子。他出生在西昌市盐源县的青天村，家里主要种玉米和花椒，他从小上山摘药草，手脚灵活，能与小伙伴爬到树上追逐，玩“脚不能碰地”的游戏，像只灵活的猴子。遇到过黑熊，16岁，那回他是在山上采菌，翻过一个山坡，一抬头，就看到一头熊。“挺大的，它也看见我了，我不敢动，气也不敢喘，轻轻往后退了一步，把背篼一扔就疯狂地跑。后来舍不得背篼，又慢慢回去找。也不怎么怕，还行，反正胆子也大，往下坡跑，它肯定跑不赢我。”

马巫打的这些大山往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但在北京，几乎没人关心这些，他也很少主动与人谈起。北京与大凉山之间的巨大差别，他用的词是“翻天覆地”。有一次同学带去爬山，“感觉还没开始走就爬到山顶了，以后就再也没在北京爬山了”，他还是回到水里。“水里好自由，什么都不用想”——水里不如山上自由，但北京的游泳池里有山上没有的收入。他端坐在传媒大学“梧桐书屋”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周围是正在自习的大学生，他看了看周围，凑过来小声告诉我说：“在这边如果能待下去，我就一直在这边待下去。”

当时在学校，考救生员证的同时，马巫打还在考电工证，后者是他的本专业，结果两个都考下来了。对学生来说，这张电工证，相当于一个保底，有了它，毕业后起码能找到份谋生的工作。这通常是学期初的“个人学习计划”所制订的目标。

学校要帮助学生制订“个人学习计划”，需要考虑到他们过去学习经历如何，学习基础和意愿要测试和评估，还有性格。学校也考虑，这是听觉型学生还是动能型学生，语言能力、数字能力如何，最后再根据职业规划，让学生选择合适的课程。而这个过程，也是教学的一部分。开学第一个月，学生以“成长营”的方式结业，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一份翔实的学习计划。比如一个孩子，说自己想成为一个工程师，但评估下来，发现费点劲，那么就在个人计划里加强较弱的那方面。再比如，如果想从事酒店，那么在选课的时候老师会建议他英语一定要选。也有那种时候，学生就是想学日语，学校也允许他们放弃英语。

但孩子们有时会在不同的窗口前遇到梦想。文博带的一个社区里有个叫周宁（化名）的学生，来自山西农村。她说特别想学西点，她告诉文博，说她小时候过生日，妈妈买了个蛋糕，后来知道，那个叫“纸杯蛋糕”。但当时她不懂，就问她妈妈，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吃的是大蛋糕，她的这么小。等她长大一点，就明白那是因为家里穷。周宁心里就感到愧疚，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让妈妈伤心。所以她就很想学西点。

那年学校没开西点课，文博就找到皇冠酒店的饼房。皇冠酒店特意批准周宁，每周去两天，跟着师傅先体验，看看西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看能不能干。后来学生里有好几个凑热闹的，最后去了3个学生。大半年过去，一个学生退出，还剩周宁和一个男生。实习前，学校去皇冠酒店交流，请师傅下判断。师傅说，那个男生不合适，因为他老爱说话，做甜品需要沉着安静，说话还会影响周围人效率。但周宁确实可以，安静、专注，而且手很巧，是块好料子。

每学期初制订好的个人学习计划，文博告诉我，学生如果想修改意愿，老师会配合他。当然，也要帮助他判断，新的方向是否合适，是否更有前途，“我一直坚信好的学校，在于发现年轻人的潜力，他在哪方面有潜能，然后因人而异的给他提供指导。这才叫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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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职校还有一层理想主义色彩，它在校园里创办社区，让“学生自治”。

学生获得充分信任，他们是社区管理的发起者、负责人和成员，辅导员的确是要有，不过需要学生自己选择与游说。有时甚至还会因为主题重复，社区与社区之间还会“大鱼吃小鱼”。一度，因为另一个组织“学生会”的存在，还出现过近乎于“权力纷争”的情况。这些，老师们放手不管，只要同学们没有越界，社区里的故事他们乐见其成。

每到社区选辅导员时，文博就挺得意，因为他通常最受欢迎。我很快能理解为什么学生们偏爱文博，在北京学校的专职教师里，文博最年轻，长得也帅，其他老师多数是退了休到学校来“发挥余热”，而文博是“80后”。他跟同学别说不摆老师架子，前面讲到的在哈萨克斯坦当程序员的毕业生焦建致，在校时甚至叫文博“文baby”。作为校长，文博则称呼这位学生“致哥”，“这话怎么说，就像那电影里似的，这叫‘咱俩单论’”。

2019年，学校成立了4个社区，其中有3个社区都想拉拢文博当他们的辅导员。说起选辅导员，文博抱起胳膊，“不谦虚，选我的社区总是挺多，那我可就有底气，我也得反过来挑社区啊，我得问问学生，为什么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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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校服等生活用品，郑州百年职校还会给每位学生发笔记本电脑（缓山 摄）
他最后挑中的社区叫“融欣”，因为这个社区的七八个学生，有个共同点是踏实但不善于表达。老师们最后也开了个会商量，文博去给他们当辅导员更合适，可以带动这些孩子折腾出一点动静。这个社区的活动包括跟大学生组织篮球比赛、做音乐剧、做点心，连每月总结都有不少花哨的设计，的确折腾出了不少动静。

看得出来，文博当辅导员，更愿意坐在办公室，等着学生主动跑来提问。选择辅导员的过程，也让文博和其他老师们意识到一件事，学生们都挺善于观察的，每个老师是什么性格，他们都看在眼里。一个学校里，老师们多样性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有的学生就受不了‘妈妈的爱’这种类型的，就喜欢哥们义气这一类的。所以我们特别乐于看学生找了哪位老师当辅导员，它其实代表了学生内心的需求与渴望。有的更渴望一个大哥哥，容易亲近，很包容，而有的学生就喜欢格外严厉的老师”。

北京百年职校原来有过一位老师，是典型的面无表情的严厉老师，这位老师当时负责教务，自己抽烟很狠，但学校禁烟，谁抽了烟从他身边经过，他就格外敏感，他眼睛一瞪，“来，兜里打火机”，他给没收打火机，特别狠也特别准。但这样的老师，也有学生选来当辅导员。“学生对老师的把握太准了，他们明白这位老师本质是‘纸老虎’，其实内心特别柔软。”

老余也是有一次问来游说他的社区负责人，为什么要选自己，学生回答说，因为余校长比较严厉，做工作很具体，他们希望能得到具体的指导。老余回想起这段也眼角眨起笑意，他当时心里已经乐开花了，不过还是要板起脸问：“那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会发火，这你们能接受吗？”

每学期，学校组织多少活动，基本就交给各个社区了。社区之外，还有学生会和校园岗位，三足鼎立，支撑起学生自治的理想图景。姚莉最开始办学时，连班主任都想省略，她经常说：“勤快的妈肯定养懒人，咱们别什么都老替学生操心。”自治的最终目的还是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意识。到2019学年，北京学校的最后一届学生，社区机制运行到了近乎理想的状态。“我宁愿相信吴甘（学生会负责人），也不愿相信你”，姚莉有一天跟文博开玩笑说。文博也乐得早几年就把校园钥匙都交给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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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在胡同的院儿里，边上当然就有普通居民，说起来，这是在居民区空临了一所学校。然而它真是所学校，每天早上也升国旗，校长也会在国旗下慷慨激昂地讲话，在居民听来，这就是一大早吵吵嚷嚷，曾有北京大爷拉开窗户冲校长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学校就在这样的地方办起来。

起初没有宿舍，因为学生都是在京务工人员的孩子，在北京多少都算有个家，虽然通常非常远，但好歹能实现走读。等到第二年，已经有称不上宿舍的宿舍了。这一年，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出面从云贵地区招了一批希望工程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学校就在附近居民楼租了房子，给这些学生当宿舍用。

学校办起来以前，王林就已经对大方家胡同那一片很熟悉，他是北京百年职校的第一届学生，也是后来所有学生们嘴里的“大师哥”。他的经历也挺特别，中考成绩相当不错，但是家里因为妈妈生病致贫，这孩子懂事，决定辍学，跟父亲到北京打工。是感到愧疚的妈妈在广播上听到有百年职校这么一个地方在招生，免费，还管饭，催促王林来报名。他打工的工地就在离学校500米之处，成了百年职校第一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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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哥”王林，踏实沉稳，他身后为北京百年职校旧址（黄宇 摄）
毕业两年后，王林听说那套宿舍要空出来了，给1〜4期十几个同学打电话，问他们要不要合租，一下就召集到将近10个同学。2800元一个月，两居室，6张上下铺，住满12人的话每人每月只要200多块钱。门牌号上写着701，是个半地下室，在这里，王林一直住到2011年。这里成了男生们的一个根据地，与学校只有一墙之隔，他们得以频繁回学校，有时是为学校办圣诞晚会，有时是为学校检修线路。学校有什么照明灯坏了，701的住客们，下了班就过去一趟。

前几期，学校招生还比较困难，王林他们就去农贸市场、工地这些地方搞招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现成的案例。逐渐地，王林在校友之间享有号召力，他成了大家口中那个“大师哥”，其中一个表率是，他连给学校捐款都是毕业生中最多的。

有一次聊天中，文博跟我提起一件好玩的事。说有个毕业生有天突然问他，王林捐了多少钱了，说自己拿了年终奖，好大一笔钱，有点激动，看看能不能一步到位“干掉王林”。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七八个月，每个月给学校捐200块钱。“这个孩子脑子比较灵光，”文博说，“现在参与国企外派驻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项目。”我一听立刻问：“是焦建致吧？”

2021年10月，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口述”报道，讲述者是北京百年职校毕业生刘关雅（化名），讲她作为职校毕业生，如何在一家证券公司立足，又如何努力实现了年薪30万。其中有一条评论这样说：“同款百年职校毕业生，我是2014级的，现在在海外工作，感谢母校。”我很快与他取得了联系。这位毕业生就是焦建致，他热情主动，告诉我说，他现在哈萨克斯坦，很愿意跟我讲讲他的故事。

焦建致是2020年4月份到的哈萨克斯坦，在那里做程序员，他所在的中国公司把软件卖给当地用户，当软件出现运行问题，就派焦建致去解决。算上补贴，他每个月能挣3万元人民币，而且吃喝用住都不用自己花钱，“就挺爽的”。为了这个收入，他愿意在异国他乡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在百年职校，他先是上了一门叫作ATM机维修的选修课，当时是“神州数码”的工程师，带了一台取款机来教学。焦建致对这个挺有感觉，零件拆装，他学得很快。毕业后，他就放弃了空调维修这个他觉得“又累又热”的工种，去神州数码应聘，面试者就是教他们的老师，老师心中早有数，焦建致这孩子完全干得了这个活儿。

现在看来，这当然是已经几乎被淘汰的工种，焦建致倒也敏锐，干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这事干不长。因为那时候国家在推人民币无纸化，与此同时，微信和支付宝这两大支付手段正在迅速扩张，公司里似乎人人都在讨论行业生死，他能明显感觉到，市面上的取款机正在一天天变少，“当时我就觉得得换个营生，不然到时候没活儿干了吃啥”。

他就立刻转行去做程序员，编程是他在百年职校学习到的另一项技能。学业临近结束，焦建致十分想学计算机，一位老师就帮他和另外一位也感兴趣的同学，找了一个班，授课老师是朋友，没收学费，俩人在那里利用周末时间学了3个月。工作一年后，焦建致又灵活地把这项技艺重新捡了起来。从数字来看，1998年出生的小焦，其收入排在我采访到的所有毕业生里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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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年职校的微机房（黄宇 摄）
面对毕业生们的捐款热情，文博通常要在两种状态里找平衡，既不给学生带去负担，又不辜负学生的好意。他告诉“致哥”：“我当然也想帮你创造个纪录。但要是比钱多，万一哪天谁中了彩票，一口气捐个几百万呢。但你已经连续8个月每个月捐200块钱，我觉得这比一锤子买卖‘干掉’王林有意义多了，我觉得要是继续下去，这才是真正的纪录。”“致哥”听了进去。

毕业生对“百年”的热爱，让我感触颇深。采访马巫打时，马巫打告诉我说，相比于电工，他当时非常想学会游泳，考下救生员证，是因为他在网上查，救生员证的下一步是游泳教练证，可以当游泳教练，“那我想，以后可以回学校给师弟师妹上课”。

那位去皇冠酒店饼房学烘焙的学生周宁，得到了师父的肯定，但他们饼房没有空缺。文博当时就挺着急，担心她的工作。随后不久，学校去北京华尔道夫酒店参观，碰到他们的总经理，外国人，文博说他用自己的“半吊子英文”，把这个故事给总经理讲了。对方听完立刻答应了，给周宁见行政总厨的机会。“那就充分准备，就去见，见一面不吃亏，结果见这一面，人家给看上了。”

周宁在华尔道夫酒店实习，提前3个月转正，因为人家说这个学生很棒。那年圣诞，周宁拎着一个“圣诞老人”回到学校，特别激动，说这是酒店特批的，让她向老师们展现一下她的学习成果：一个用巧克力做的圣诞老人蛋糕。老师们知道这个蛋糕的分量，谁都舍不得吃，珍而重之地放到冰箱里，一有客人来就拿出来展示。直到后来放坏了过期了为止。

我想起丁聪霜说：“学校感觉真的像一个家庭，得到太多爱，长了好多见识。首先找工作，如果没有‘百年’，像我们这种学历，人家连尝试的机会都不可能给你。那么我会想，要努力打拼，为学校争口气。”学生对学校的爱，也能深深感染来访者。在郑州学校采访第一天，我已经心生羡慕，一结束采访，我就跟摄影师老常感慨，“我也想在这里上学”。老常也同意，他说：“我也好想把女儿送来这里上学。”我羡慕的是每个学生都受到的关注，老常看中的，则是它在规范学生、提升他们学习能力上取得的成效。

后来的采访中，我试图搞明白令我们发出这样感慨的原因。劳动课、国学课、各种选修课、合唱团、社区制、素养模型、老师的关爱与对潜力的挖掘，似乎都对，每一股力量在不同的学生身上，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因此似乎很难回答究竟是哪股力量塑造了百年职校的毕业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这个社会里，他们凭借“真诚”与“勤奋”脱颖而出，他们整体有一种让人十分信赖的气质，他们是各方面都没有优势的群体，但这所学校成为他们质朴情感的寄托，他们承担起责任，为家庭付出，对公司有用，成为有用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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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百年职校还是想办法举办了线上+线下的毕业典礼。北京分场，就在姚莉所在公司的一间大会议室里进行。北京学校的最后一届学生是2018年入学的，因为北京市招生政策变化，北京百年职校决定暂停招生，转而将精力放在“营地教育”、“素养模型”等方面，以为各地百年职校的未来探索新方向。

这最后一届学生，算是命途多舛，第一年按要求延迟一个月开学，第二年又赶上疫情，随后北京开办“营地”，参加者是外地学生。北京的学生就得当好主人翁，为他们做好服务。这原本是他们人生当中最后一段校园时光，却没好好当成主角。毕业典礼前，文博还在想，要说与学校、与同学之间的感情，比起来，这届学生的基础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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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百年职校的一年级学生，2021年因为疫情也推迟入学了（缓山 摄）
典礼进行到一半，一个学生过来跟文博说：“校长，同学们捐了一万多块钱，怎么办？”有个大凉山的学生叫石扎，因为疫情，第二年干脆没回北京，他给文博发了段视频，请他播给好久未见的同学们看，视频中，他说，“我也找到工作了，在我们村委会担任文书一职。”

典礼结束回家路上，文博微信上又收到两个“520”，两位毕业后去了广东的同学发过来的，这么晚了，也惦记着毕业典礼。其中许盈盈（化名）是甘肃人，家里特别困难，她刚到学校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为盈盈的手一伸出来，就格外醒目——她在老家摘棉花，手上留下的风霜痕迹极重，完全不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手。

盈盈当时实习是在养老院，文博去实习单位走访，院长告诉他说，这个小姑娘非常勤勉，前一阵在准备一个上级检查的评估材料。她拼命干，干到极晚，手里拿着订书机站着就睡着了。院长当然是在表扬盈盈，文博听了心里欣慰可又十分心疼。看手机里红彤彤的“520”转账红包，看学生劝说自己收下，文博想起这件事；又想，北京百年职校先是在大方家胡同，后来搬到望京，再后来搬到昌平，16年过去，真是历经变化与成长，这届特殊的毕业典礼，意味着百年职校一个阶段的结束，或许也是种新开始。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1年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