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6日，高华老师西归。接到电话时，我正在主持一个座谈会，猝不及防，竟然一时有些恍惚！无论怎样凝神，说话都有些颠三倒四。
会议结束后，有朋友问我，怎么如此不着调。我说，我有个好朋友去世了。谁？他问。“高华，说了你也不知道，不是你们财经圈的人。”我有些不耐烦的说。“写‘红TY’的那个高华？真的吗？”朋友的惋惜之情立刻溢于言表。
接着，手机里就接到好几个短信，都是表示对高华去世的哀思之情。回到家看到邮件，远在美国的李大兴兄来信说：“惊闻高华先生逝世，不禁叹息。虽素昧平生，然拜读其著作，实为WG后史学界翘楚。知兄是高华先生好友，谨草一挽联，略表哀思。公独射日，九州几人传董狐笔；天不永年，四海万众悲太史才。”
给我发送手机短信的朋友，包括那位财经圈的朋友，同大兴兄一样，都是和高华素昧平生的，且大多并不是历史学界的学者，但他们都因为读过高华的书而成为他的“粉丝”。当今学界，能得此殊荣者几何？高华老师当之无愧！
关于《一本书的高华》
我与高华的初次“相识”，也是因为读到他的“红TY”一书感到震撼才与他联系的。其后，在与他数年交往中，尽管不论在交谈中还是在邮件中他常说我和他是“好朋友”，但我从来不敢往这方面靠——就年龄来说，他是我的兄长；就学问来说，他是我“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导师，称呼他为“高华老师”已成为习惯。
高华去世后，微博和朋友电话都说，我这么快就写出来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真是太应该了。我知道他们说的《一本书的高华》。其实，这篇文章是2011年初发表的，高华还在世，不是我在他去世后写的，只不过是因为高华的猝然去世而被一些网站置顶转载或被微博上转发的。
事实上，自接到高华去世的消息，我几次坐在电脑面前，几次都是写不下一个字。有报纸记者电话采访我，我也谢绝说，我的心情实在太沉重，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去看一下《一本书的高华》吧。
高华病后，我一直不知道该为他做点什么，只有在邮件中表达自己的关切之情。可是，现在把往来邮件再看一遍，发现我的问候也少得可怜，高华谈自己的病情次数也不多，多数是谈学术方面的事情，或者他给我的书单我给他找书；或者他在北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办——轻松得好像他不是一个病人。但是，我想为他做点什么的念头一直有。我知道，对于这样乐观的人来说，常人之间的问候，实在不适用，关注他的学术研究倒可以给他在病中带来一点慰藉。
高华在上海治疗期间，我的朋友金大陆兄数次去看他，每次回来都打电话给我。有一次，大陆兄对我说，他要带人对高华进行学术访谈。我认为这个做法非常好，一方面可以把高华深邃的学术思考整理发表，另一方面可以给病中的他一点关怀。在给高华的邮件中我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高华在回信中允诺接受访谈。
高华的《革命年代》出版以后，我写过两篇书评予以推荐介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把书评传给他并写信说：“好久没有和您联系了。但你的一切情况基本都了解。前次大陆兄来电话，说在对你进行学术访谈。我很赞赏，并热切地说 ，一旦访谈稿出来，交给我，我立刻发表。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是催，而是想为你能做点什么的心情。”我还说：“花了10天 的时间，读了你的《革命年代》，有些当然理解不透，但感慨是很多的。写了一篇书评，刊于今天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书评’栏。呈上，若有暇可一阅。想前年你来京时种种，心情倍感黯然。保重！”
我所言的“想前年你来京时种种，心情倍感黯然”，也是一种心情的表达。
2007年11月30日，高华和夫人一起到北京来，我和他交谈甚多。尽管从精神状态来看，他看上去不错，但言谈之间，我能体会到一丝丝沉重。我问他到北京有什么安排，他说想见见老朋友。我当即说，要见谁我通知，当司机，安排饭局。我当时心里就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这次给他邮件说到这句话，是在得知他病情几次反复之后。我当然乞求上苍眷顾，他能病愈，但他的病几次反复的情况的确让我“倍感黯然”。不论是赞成大陆对他进行访谈，还是我自己写书评，都是为了让他不“黯然”，是一种表达方式。
高华这次来，我还是建议他能否通过肝移植治疗。我的好朋友李乔兄（著名学者、时任《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也是肝癌患者。他做手术前曾一个一个约好朋友到家里来，有些告别的意味在里面。我受邀前去时，特意查阅了与这种病有关的医学知识，才知道这种病特可怕。李乔肝移植手术很成功后，如今七八年过去了，安然无恙。有李乔的先例在，我曾几次给高华电话，劝他做手术；李乔虽然和高华素不相识，也通过我给高华电话，表达同样的意思，并允诺为高华来京做手术提供可能的方便。这次我们见面后，我又提出了这个建议，但高华还是说，看情况再说。现在想想，高华的确对自己的病情太乐观了。
具体到2011年初写《一本书的高华》一文，初衷也是如此。2010年12月中旬，《看历史》杂志在四川大邑举行一个大型活动。曾多次采访高华的杜兴兄邀我参加，我就问他，高华是这次活动的评委，他能来吗？他说，他想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会来的。可是，到了大邑后才知道，高华还是来不了。他病情反复，正在住院，无法赴会。
我和熊景明还专门谈到高华的病情。会议开始之前，景明在主持会议时建议，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不能到现场的高华教授表达敬意，表达希望他康复的愿望。景明还补充了两点：1、高华病情稳定；2、“红TY”一书即将出版简体字。
回到北京后，我给大陆通电话，得知高华的病情不能说是稳定，至少是时好时坏，心情就更加不好。为他做点什么吧，我对自己说。《一本书的高华》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文章发表后，我本想等到见到纸版后给高华寄送两本，然后给萧功秦教授打个电话——里面引用了他的一封信，总要表示谢意，但我还未见到纸版杂志，网络上已在快速传播。功秦兄看到后随手转给了高华。因为文中我把景明说的“红TY”一书将出简体字版，误认为是要在大陆出版了，高华即给景明邮件，询问缘由。景明将邮件转给我，我才知道，高华已经通过萧功秦的转发看到了这篇文章，也知道自己是搞错了。我马上先给萧功秦发邮件，说明引用他这封信还未来得及向他报告一声，他回复说：
庆全兄：我很高兴我的这封信能通过你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三年前写的这封信自己差不多也忘了，再看之后觉得很亲切，也许是不经意地直抒意襟，反而更为自然真实地表达了我们对这位当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敬意。让高华看到了你的文章，对他也是一个相当及时的慰惜，真的太好了，这还要谢谢你呢。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我们再好好聊。
见到邮件后，我又给功秦兄电话，他说：“你为高华兄作了件好事，对于病中的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支持”。他还说：“我当时写这封信也是被感情所激动，能由你的文章予以传播，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大家心情是一致的。
接着，我给高华邮件，说明差错的出现是我的误解。高华回复说：“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谢谢您的关心和支持！前几天香港一电视工作者打电话告诉我说您写了这篇文章，也夸你写得好。我的看法和景明一样，为避免误会，还烦您以适当的方式更证或说明一下，是中大出版社计划要出简体字版，而不是在大陆出版。”高华重视这一差错，一方面是他的严谨，另一方面，微博上也的确引起了热议——朋友们都希望这是个真实的消息。
从高华的邮件中看，他颇理解我写作的初衷。高华去世后，我与他的夫人刘大姐通电话，刘大姐还特意跟我说到这篇文章，说给病中的高华很大的安慰。她还说：“即将出版的高华历史笔记的附录中也收了这篇文章。”我听到这一点，竟然忍不住哽咽！
高华的“边缘人生”
我和高华交往，始于2006年4月。那一年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高华在此客座。在一本书笼罩下的高华，让学界的人敬佩，更让我这样在学界晃荡的人敬畏及好奇。敬畏不用说，好奇是，这样一位温而文雅的人，怎么能那样洞穿历史？
对于这个问题，高华并没有正面作答。他说：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托尔斯泰说三代造就一个贵族，是讲只有到第三代才能摆脱一代的贫穷、二代的奢华，真正有不贫困、不奢华而有学养的生活。历史印记的延续也大致如此。我们父辈是活在革命的语境下，至我们这一辈算是第二代，带着革命的印记走入学术语境，对历史的研究不免有这种印记带来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父辈的革命语境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是我们二代的困惑。到我们下一代，或许既可摆脱一代人的革命印记，又可扬弃我们二代对历史的困惑，可以在真正的学术语境下进行研究。你可以设想一下，若那时有“红TY”这样一本书，还会有你所说的敬畏吗？我还会因为一本书而这样生活吗？
一本书让高华陷入到什么样的生活？高华没有说，但我的总结是，高华陷入到是一种“边缘人”的生活。
其实，“生活在历史当中”的高华，第一代的印记，已经开启了他“边缘人生”的序幕。
1957年，高华咿呀学语时，父亲被打成“右派”，他懵懂无知时已经带上了“右派”的烙印。在革命的政治语境下，“右派子女”的身份使他自然而然的成为主流社会的“边缘人”。殆至“文^革”，“右派”被归之于“黑五类”，政治印记更加浓厚。而高华承受得更多。父亲被通缉，为了逃避杀身之祸，只好逃亡。高华的记忆中，仍然内存着当时父亲逃亡后的境遇；门口贴满了通缉父亲的大字报——“野蛮而恐惧”，这是高华给我讲述的语言。
在这种阴影下，高华的生活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不敢搭界，只好躲在小屋“成一统”——读书。那时，一切是革命的，连能看到的书都是如此，没有书可读，大字报和揭发材料也读得津津有味。这种读书的方式，也加深了高华“活在历史当中”的氛围。我在香港访学期间，修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一书时，曾向高华请教。高华给我讲述他对丁玲的认识就是从“文^革”前后批判材料开始的，因为读了太多的批判材料，倒引起他后来追溯丁玲历史命运的思考。他为我在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凝聚了这种思考。
1978年，高华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现代史。这一研究方向的确定，注定他要成为学界的“边缘人”。
虽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需要，对党史进行拨乱反正，中共党史和现当代史热了一阵子。但是，这种热，大多仅限于官方的政治需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阐述过这一现象，并称之为是“国家话语体系”下的研究，而“民间话语体系”下的研究，则充满了“雷区”。
对现当代史或中共党史的事件和人物的研究，牵涉的面大，涉及到的人多，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而导致政治上的干预。我熟悉的人中，唐宝林先生对陈独秀的研究就是如此，就因为他的锲而不舍力图从学理上还原陈独秀，但多年来“伤痕累累”。
高华也是这么做的。他与唐宝林一样，一头扎进书堆里去，真正遵循“板凳要做十年冷”训言，从1978年至1991年，皓首穷经13年，使他成为现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百事通”，也形成了他从学理而不是从政治需要梳理历史的思维逻辑。从1991年开始写作“红TY”一书，到2000年书出版，这期间又是10年。
1999年，高华完成“红”一书后，他就遭遇了学界“边缘人”的处境。书无法正常出版；书中的主要学术论述分拆开来，也多半在学术刊物遭到冷遇。他的教授职称无法解决，还要在那一间半带公用厨房的简陋住处“蜗居”。后来，虽然“红”一书在海外影响很大，高华的学术地位也不断上升，但他倒越来越成为所在学校的“边缘人”，要不是得到著名学者董健老师的帮助，他的“边缘人”地位一时很难改变。
我和董健前辈有很深的交往，这交往，也始于高华的推荐。2006年6月3日，董健老师邀我到南京大学文学院做过一次讲座。董老师厚待我这个小字辈，安排饭局，我们深谈过关于高华的一些事情。
董健曾担任过南京大学的副校长，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高华的书在海外声名鹊起时，恰逢杨振宁受邀到南京大学演讲。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特意对杨谈到高华的学术研究成果，谈到“红”这本书，意在希望杨能在南大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高华这位青年才俊。杨振宁受托专门向校领导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董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高华一些善待，一些鼓励，使他的处境还算好，至少没感受到什么压力。高华评教授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学术成果，也没遭到刁难。
但是，大环境如此，高华“边缘人”的地位很难彻底改变，他从来没有主动申报过任何一项国家课题，因为他知道，国家任何课题经费不是给他这样做研究的人来用，不必自讨没趣。
像董健一样，也有一些人想改变高华学界“边缘人”的处境。我的老朋友杨奎松兄在为华东师大引进人才时，第一个引进沈志华兄，第二个引进的就是高华，但引进高华却遇到了种种麻烦。
我的《一本书的高华》发表后，华东师大思勉学院的李蓓蓓老师在电话中对我说：“其实你可以补充一段高华调华东师大搁浅的一段，那一段也是起起伏伏的。”我和奎松也聊过这个事情。尽管从华东师大的领导张济顺先生到奎松及李蓓蓓等人都一直努力，但高华调动还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被搁浅。什么是“不可抗拒的原因”？说到底，还是因为高华的研究不被主流接受而被“边缘化”。
一直到高华去世，他这种“边缘人”的生活都没有什么根本改变。他在世时，萧功秦等评论他的著作的书评不能在内地发表，就连我的那篇《一本书的高华》，在网上也经常被删帖。他去世第二天，应上海一家报纸的约请，我“急就章”的写了一篇小文悼念他，后来编辑告知，如何如何而不能发表。北京有朋友约请我写，我把这篇小文又转给他，但到大样时也遭遇撤稿。
其实，高华只不过是本着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进行学理性的研究，这个社会让这样的纯粹、高尚的人走过“边缘人生”，肯定是社会出了问题。奎松在追思高华的文章中说：“高华‘红’一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 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就是针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感叹之言。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说自己一直是“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并试图引导读者与其一起游走。在高华的视野中，河流水面如镜时，那是蒙太奇般纠结着的历史与现实的幕布；水面波涛汹涌时，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鉴往知今。
能对历史洞穿如此的高华，其实倒真的并不在意自己的“边缘人生”。当我和他谈起所谓的“边缘人”话题时，他曾开玩笑的说：“主体和边缘，只是当下历史与政治困境下的划分而已，若干年后，当这种困境消失后，还有这样的划分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看得更高一些嘛。”
是啊！青史充栋，掩卷后，齿留苍苔者几何？何为主体，何为边缘，不是当下就下得了结论的。高华老师，你西行路上倒真不必挂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