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黄仁宇喜欢跑马。他真正有功力的书是《十六世纪明末中国之财政税收》。他在美国写大历史，建议和我合写。我说，你写就是你的，我不要参加。
邓去白宫访问，费正清收到请帖，要去陪邓吃国宴，打电话用英文问我：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文原文是什么？我告诉了他，知道他大概是要跟邓说。
赵元任的耳朵特别好，他的耳朵在中国没有第二对，他到西湖去买木鱼，一敲，不同的木鱼能够不同地排列出来。杨步伟的控制欲很强，赵元任唯一的办法是不说话。《一个女人的自传》《中国食谱》都是赵元任帮她写的。
王浩是山东人，很耿直，但心理又极复杂，他志向高得不得了，总觉得人家对他的承认不够，他老是不开心。这是王浩的一个悲剧。
真正懂历史，要懂得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具体的结构。光是在书房里念书，永远看不到人性的深处。
人越是受人家提拔的，越是恨那个人，这是许多人不懂的道理。他表面上不得不感谢你，心里不服气：我应该得到的，为什么要感谢你？这是人性的问题。要懂得人性就要看历史。
沈从文不是不懂政治，只是没有直接卷入政治，他曾经自杀过，后来他太太逼他进步的问题，要他跟上时代。他太太肯嫁他，是靠胡适。
陈寅恪的诗中隐语太多了，他有一首诗会公开骂史达林。真正能看清楚本质，没有幻想的就只有陈寅恪。
看中国书、说中国话，在美国没有人超过牟复礼。他写了一本从宋代到近代历史书《Imperial China，900-1800》，是非常精彩的书，可以说，在美国写中国史教科书还没有人能超越他的。
一九七二年，刘子健随第一批华人科学家团体回中国访问，吃饭时周特别问：“哪一位是刘子健先生？”他站起来了，周向他道歉，因为他哥哥在文革被整死了。
高友工对艺术很内行，对绘画、跳舞非常有兴趣。氵工青跟他很熟，常向他请教，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个学校的关系特别有趣，像是祖父、儿子、孙子的关系：耶鲁是一群对哈佛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普林斯顿是一群对耶鲁不满意的学生建的。
现在中国“国学热”是一个问题，这跟民族主义情绪是一样的。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现在中国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国学大师”，还是精神空虚吧。
我写了一篇讲自由的文章，殷海光拒绝登在《自由中国》，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殷海光不是一个很民主的人，他要求民主，是因为民主可以打击国民党，如果他自己执政，他绝对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曹聚仁在文化路线上走一条中间的道路，很多人骂他是“乌鸦”，左右不讨好是真的。他是有统战使命的人。他的底子是左派，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
沈君山在两岸到处下围棋，跑到云南的高山学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高手下围棋，结果中风了。我最早看的是《书剑恩仇录》，最喜欢《射雕英雄传》，牟宗三认为最后的《鹿鼎记》写得最好。
新加坡本来是跟马来亚合而为一的，马来亚要跟新加坡分开，因为马来亚的华人占百分之四十几，如果再加上新加坡的人口，就超过半数了，马来亚人不肯，一定要将新加坡赶出来，李光耀在电视上都哭了。尼克森的回忆录里特别有一章讲李光耀，说李光耀像一只老虎，关在小笼子里。小城市不够李光耀施展。
在西方世界，普通日记不是发表的。别人或者自己发表时整理出来的不是全部的，关于私人部分就圈掉了。西方日记纯粹是个人的，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太太死了以后，她有许多爱人，通奸的事情都写下来了。
我认为《鲁迅全集》中五四时代署名鲁迅的一些文章可能是周作人写的。早年兄弟的文章可以乱真，晚年分歧很大，主要是性格不同，鲁迅是一个多疑的性格，对人提防得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