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来石家庄啊？”采访那几天，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把这个疑问抛给过很多人。
200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拨片儿离开长沙，独自一人进庄，最初那几个月，她的脸因北方干燥的气候而粗糙脱皮。同一年，我的同事卡生从云南昆明坐了50个小时绿皮火车，终于到达这座北方省会城市，她的精神故乡。更早些时候，艺术生杨旭同时收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和河北省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义无反顾地撕掉了前者，把余下的一张小心收好。杨旭还告诉我，他前几天刚刚得知，朋友史立刚来石家庄时正赶上冬天，他没地方住，在民心河附近发现一个冒着热气的井盖，愣是在井盖上睡了一晚。
若是回到过去，那个正在1000公里外的城市读中学的我会相当理解和支持他们的选择。毕竟，在《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这两本影响一代摇滚音乐爱好者的杂志的迷惑下，我也曾断定，石家庄是一座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能装下年轻人的摇滚梦，能让爱与和平随荷尔蒙一起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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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当天，石家庄红糖livehouse里，脑浊乐队正在演出
开始摇滚
我和那些投奔这座城市的人聊起了后来的事。
拨片儿在《我爱摇滚乐》做了四年编辑，和朋友组了三年乐队，醉了无数个夜晚之后，终于动身去了300公里外的北京，如今已投身餐饮业。同事卡生在巨大的落差和幻灭中度过了大学四年，也醉了无数个夜晚，赌气似的出了几本小说和诗集，前些天翻来看，还揪出几个错别字。杨旭放弃了打鼓，学了门手艺，是当年那群混迹琴行的摇滚青年里最早赚到钱的人，如今是金少刚团队的录音师。
实现梦想的只有当年目标明确的史立，他投奔老同学姬赓，成为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小号手，如今，“万青”已经是石家庄，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乐队。
我也完成了对于石家庄这种城市的褪魅，在身处乏味的华北平原之后。
这一次，探访石家庄这座“Rock Home Town”（“摇滚之乡”，石家庄英文直译）的任务落在了我身上，虽然不情愿，也觉得必定是徒劳，但我还是抱着“哪怕把这刻板印象彻底推翻也好”的心态出发了。
从北京西站乘动车到石家庄，G6701，只需1小时20分钟，比我在早高峰时从东北三环的家到北京西站的时间还少十几分钟。后来采访的所有人都和我说，他们如今一次次往返于两座城市，看演出、买设备，高铁开通之后，这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更多地转移到了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的另一座城市。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的职能进一步弱化了。
石家庄高铁站和所有中国城市的新建高铁站一样，庞大、坚硬，中国速度和经济建设成效展现在这些建筑不容置疑的外貌之下。
新石家庄站六七公里之外的解放广场，那里是石家庄老火车站的所在地。它分割着桥西旧世界和桥东新世界，对于这座“被火车拉来的城市”来说，那里曾是石家庄的心脏。2012年，它被位于七八公里之外的新石家庄站取代，这座建成于1987年的算不上老的建筑已经成为历史。在被弃用的这七年里，它曾被规划用作展览中心、博物馆、艺术空间……但每一项规划都不了了之，直到今天，石家庄人依然不知拿它如何是好。这座城市和中国许多其他后起的城市一样，还没学会如何处理与历史的关系。
位于火车站广场正对面的地下丝绒音乐餐吧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几经辗转的餐吧如今落脚在这旧世界，空间不大，舞台、桌椅和装修都显得陈旧，我曾在下午和晚上两次过去，店里都几乎没有客人。老板“辣强”正在纠结，是继续支撑情怀，还是彻底转身过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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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的老板辣强
“地下丝绒”和“辣强”都写得进石家庄摇滚史。2006年，最初的地下丝绒开在槐安路青木影视大院的车库里，算是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包括万能青年旅店在内的石家庄本土乐队，以及外来的二手玫瑰、扭曲的机器、脑浊乐队等国内大大小小乐队都曾到地下丝绒演出过。
“‘地下丝绒’是我喜欢的乐队，当年他们那张专辑首发卖得很差，也就1000多张，但买那张专辑的人后来很多都成了玩乐队的大师。我希望自己的这个livehouse能起到这样的萌芽作用。”辣强说。
若追究萌芽，被称为“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的地平线乐队算是石家庄摇滚的开端。1983年，美术生邢迪用买美术颜料的钱跟着一个新疆人学了几天吉他，没弹得太明白，但已经足够行走江湖，后来受偶然看到的两支美国乐队现场演出的影响，组建了地平线乐队。但对于当时的石家庄来说，地平线和为数不多的几支半演绎、半创作的乐队太孤单了。
石家庄“玩乐队”的高潮出现在90年代中晚期。90年代初，辣强在一个时髦的哥们的带动下，扔掉了齐秦、郑智化等一批流行歌手的卡带，入手了唐朝、黑豹和眼镜蛇乐队的专辑，就此成为摇滚青年。1993年，唐朝乐队到石家庄演出。“那时候自行车多，我和哥们抱着演唱会的传单挨个往车筐里扔，扔了一个星期。”辣强说。靠着以劳动换门票，他和哥们可算是看上了演唱会。直到今天，地下丝绒的店里还挂着他当年发传单时穿的那件暗红色纪念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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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强当年帮唐朝乐队演出发宣传单时穿的T恤现在还挂在店里
高中毕业后，辣强就一门心思和朋友组乐队。当时，今天的万能青年旅店主唱董亚千也已经决定，要把“玩乐队”这件事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后来的旺财乐队吉他手崔旭东也已抱起了他的木吉他。
“土摇”诞生
“就跟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一下子石家庄有了好些乐队。”前橡皮泥鼓手冯江说。千禧年前后是石家庄乐队的爆发期。
几乎和石家庄第二波摇滚人同期“出道”的是为摇滚文化传播做出很大贡献的两本杂志《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按《我爱摇滚乐》创刊主编晓朱的说法，这种“同时”是个巧合，《我爱摇滚乐》的创办没受本土摇滚乐的影响，也没为本土摇滚乐的发展做出什么突出贡献，二者几乎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但在把石家庄塑造成“Rock Home Town”这件事上，《爱摇》的贡献颇大，他们曾经制作过一期“Welcome to Rock Home Town”的专题，以杂志编辑讲述各自在石家庄生活的方式，将这座面目模糊的省会城市与摇滚建立了联系，再加上英文名的巧合，“摇滚之乡”的标签就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90年代末的中国内地是“打口带”打开音乐大门的年代。1981年出生的冯江常徘徊于蓝恐龙、金旋律等有打口带出售的唱片店，在众多“洋垃圾”中挑选符合自己口味的音乐。有些乐队认识，有些不熟，封面好看的也常常能被选中。听得多了，年轻的身体就愈发躁动，“咱也组个乐队吧”，他和几个好哥们研究。“我学吉他，我学贝司，那我学鼓……”大家就这么随意分配了乐器，各自学起来了。
当时，石家庄有一个被后来很多乐手视作“影响了一生”的地方，那就是位于河北省艺校门口青园街上的假日琴行。
千禧年，正准备艺考的杨旭曾在省艺校附近学习专业课，课只认真上了几天，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泡在琴行里了。“也就一个厨房大小的地方里，塞满了人，全是当时石家庄的乐手。董亚千、崔旭东、冯江、苏雷……”所有后来技术好的乐手都在，整天混在那儿练手。传说中，董亚千是所有乐手中最刻苦的，几乎长在琴行，饿了才想起吃饭，只要去过琴行的人都见过他。
冯江不仅用琴行的鼓练习，还偷听老师给别人上课。有一阵子，他在离琴行不远的酒店后厨实习，明明学的颠勺，却被分在了刺身组，每天切三文鱼，杀死几十只龙虾。午餐和晚餐间隔的三个小时，他就偷偷溜回琴行，练上一阵子，再回去继续杀生。后来，他厌倦了“富士康”式的生活，打算考个成人高考，以便可以继续逃避工作混在琴行。当时，橡皮泥乐队里有个乐手毕业于石家庄一中，是个学霸。为了护送冯江考学，他和对方一起报了名，考试时先交卷，出了考场就拨通他们准备好的那台手机，把答案念给冯江。“说起来荒唐，但你看，摇滚改变人生，念了大学，带了学生，不然我可能还在后厨杀龙虾呢！”冯江调侃自己。
2000年，冯江所在的橡皮泥乐队已经有了四首原创作品，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站在舞台上表演。“那时候，哪个乐队组织一下，就能凑成一台演出，乐手都没有钱拿，最多一起吃顿饭。”冯江说，他们想攒一场演出，起的名头还挺大——石家庄第一届摇滚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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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石家庄橡皮泥乐队鼓手冯江，如今他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架子鼓老师，依然在坚持做音乐。
那会儿，乐手们技术不错，但音乐认知还比较狭隘，乐队风格大多是重金属和朋克乐队，两种音乐类型还互相看不上。所以，橡皮泥组织的那场音乐节海报上是一个长头发的重金属乐手搂着一个鸡冠头的朋克乐手，演出主题为“团结就是力量”。门票就是一张名片似的小卡片，这张同样印着“团结就是力量”的小门票被分发到各大琴行、音像店，五块钱一张。
想参加音乐节演出的乐手可以通过电话报名，海报一贴出去，橡皮泥乐队可吓坏了：“竟然有将近30支乐队报名，石家庄有这么多乐队呢！”
演出在橡皮泥贝斯手母亲开的永乐夜总会。所有乐队抽签决定出场顺序，可食用尸体乐队第一个登台。这只死亡金属乐队和橡皮泥同期成立，原本叫“可食用尸体的解剖”，后来发现是个病句，于是去掉了“解剖”二字。
当天，小小的屋子里挤进了二三百人，走廊和楼梯上全是人，还是夏天，在里面站上10分钟就能缺氧了。乐队以各种金属乐队和朋克乐队为主，站在台上一个比一个疯。“是有技术还不错的，但音乐风格相对局限，毕竟见识得少，主题也没什么太突出、太有内涵的，说白了就是荷尔蒙的宣泄。”但冯江依然很怀念那段日子，因为“那是石家庄乐队最抱团，最有劲儿的时候了”。
我爱摇滚乐
虽然晓朱说，《我爱摇滚乐》和本土乐队的联系并不紧密，但包括旺财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前身THE NICO乐队、可食用尸体乐队在内的很多石家庄乐队都登上过这本杂志，他们的声音也随杂志、CD一起传到了更远的地方。
90年代末，国内还没有一本像样的摇滚杂志。当时，从北京一所军校退学的晓朱没有稳定工作，正在离《通俗歌曲》不远的地方卖打口带。他看到杂志招人，又觉得自己文笔好，懂音乐，就去应聘，成了一名杂志编辑。当时的《通俗歌曲》登载的都是真正的“通俗歌曲”曲谱，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文字内容。晓朱去了之后，开始采访歌手、写乐评，并由着自己喜好，将文字部分向摇滚乐方向倾斜。
但通俗歌曲毕竟是一个体制内单位，干了一年多，晓朱就觉得不过瘾了。于是，辞了职，拉上三个好哥们，准备办一本真正的摇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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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摇滚乐》杂志的发行人于小青，他身后是杂志编辑部最早的所在地——中山东路448号
主编晓朱、编辑大勇，做版式的杨云杰和负责发行的于小青，除了大勇是晓朱的小舅子外，另外两个人都是和他从小一起逃学、一起看闲书、一起听摇滚乐的好哥们。
他们对彼此的感情很深，对摇滚乐和后来的《爱摇》感情很深，但对石家庄这座城市没有太强的归属感。它是一座由大量移民组成的城市，晓朱和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里的新移民。
9岁那年，晓朱随当兵的父亲一起搬来。于小青的父亲是农业口的，因为工作调动，一家人从坝上搬到石家庄定居。杨云杰的老家也在天津。“没有归属感，眼睛一直是往外看的。”在《通俗歌曲》期间，晓朱以工作之名入了网，成为整个石家庄第三个与世界联通的人。
和《通俗歌曲》不同，《我爱摇滚乐》是一本没有刊号的杂志，也就是所谓的“地下出版物”。杂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杂志，一部分是随杂志附送的CD。晓朱脑子灵，他们为CD申请了音像制品发行许可，把原本的概念颠倒，变成“买CD，附送杂志”，打了个擦边球。
中学时我就觉得，《我爱摇滚乐》这个名字简单粗暴，很“土摇”，如今，终于得到机会问晓朱。“挺好的啊，当时也有一些看起来很厉害的名字，但显得刻意。《我爱摇滚乐》有一个‘我’在里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人可以爱摇滚乐，也可以爱文学、爱八卦，爱提出一些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它是一本有人格的杂志，你不觉得我们杂志从开始到结束，都给人一种立体、生动的人的形象吗？”晓朱解答了这个疑问。
金黄的马桶、石家庄人吃炸串都要弯腰多少度之类，杂志里多多少少地记录了很多石家庄人不修边幅、粗狂彪悍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这些是让本地人觉得亲切、外地人猎奇的地方。虽然晓朱觉得，《我爱摇滚乐》和这些编辑只是恰巧在石家庄而已，但我在石家庄见到的樊帅、魏潭等几个“85后”乐手都觉得，影响他们至深的《爱摇》很有石家庄性格。那种接地气的、人性化的东西，恰恰是石家庄这座城市带给《我爱摇滚乐》的。
《我爱摇滚乐》在当年有多火？出版人于小青说，一本“地下杂志”，生存了16年，高峰时每期能卖两三万册，这么多年，杂志的运营完全靠发行、靠卖杂志这件事支撑，这在国内出版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杂志第一期在全国发售后，《我爱摇滚乐》编辑部的信箱就没闲过。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表白信、土特产甚至是充气娃娃都堆在办公室里。有款辣椒酱怎么吃都吃不完，那个不知道来自哪里的充气娃娃一直被摆在办公室里，直到它彻底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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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乐队的乐手们，主唱邵庄因在外拍戏而缺席了
包括杨旭、樊帅在内的很多人，不管当下还摇不摇滚，他们的家里、车里依然有几张《我爱摇滚乐》里的CD，偶尔翻出来听听，有时能有新发现。
消失的乐队
和于小青见面时，他带我们到曾经的《我爱摇滚乐》编辑部中山东路448号转了转。如今，中山路是石家庄一条主干道，人民广场、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体育馆等地标性建筑都在这条东西延伸的马路上。“以前这条路窄很多，路边很多小贩，半夜下班大家经常喝酒吃路边摊，卖书的书摊也很多。”于小青说，“三年大变样”之后，石家庄变漂亮了，但很多好玩的东西也像曾经开在车库里的地下丝绒livehouse，像广场边上的打口带小店一样，消失不见了。
“大变样”之后的石家庄是一座容易融入的城市，让人没有陌生感，因为它有一张“大众脸”。有万达广场、万象城，有高架桥，越来越宽，却越来越堵的马路，也有钻入天空，雾霾天里看不到顶的高层建筑。
和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不同，高居不下的雾霾指数、震惊中外的靳如超爆炸案、黑社会大佬马老敦，还有让妈妈们不敢买奶粉的“三鹿事件”，这些构成了新闻范畴内的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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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和摇滚乐有什么关系？恰恰是太没有关系了，才值得被提起。一座城市不曾被文学作品、音乐或影视作品记录，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这本身就是问题。
《我爱摇滚乐》、万能青年旅店和早年高群书导演的那部《征服》是为数不多能够走进石家庄的线索。
河北师大附中、博物馆、药厂、八角柜台……万能青年旅店在《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为外人提供了些对这座城市的空间想象。尽管网友们一次次告诫，没什么特别，还是会失望的。
姬赓所说的，他小时候药厂周围就有很大的味道这件事，我没能体验到。八角柜台已消失不见，人民商场已更名为新百广场，还变了模样。唯一有迹可循的就是中山路上，体育馆斜对面的河北师大附中，晓朱也曾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河北师大附中背后，就是那一片曾经全国出名的棉纺厂宿舍区。它们隐藏在一些“看不到顶的高层建筑”中间，是凹下去的部分，也是城市急于遮挡的过去。我们去那几天，整片宿舍区都在整修，和中山路上的“新世界”不同，这里有规整的火柴盒形状六层住宅，红砖绿门的小平房挤在楼与楼之间，电线和管道落露在正被翻起的土路上，一切都是90年代的样子。但只有深入这些地方，才觉得石家庄这座城市也像《我爱摇滚乐》一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2001年，“靳如超爆炸案”让棉纺织厂的这几个生活区闻名全国。这个报复社会的棉纺厂工人在宿舍区设置了几个爆炸点，以此泄愤。晓朱还记得，3月16日爆炸那天，他还被在中新社做图片编辑的朋友催去现场拍照，“稿费怎么也够买个数码相机了”。他抓起胶片机上了燕赵晚报社的楼顶，啪啪啪对着最先爆炸的棉三宿舍区拍了几张。忙活了一圈后，他拎着相机和朋友去吃饭。饭馆和爆炸现场只隔着一条街，床、厨具、随风飘的窗帘……半边被炸掉的楼把好多户人生活的横切面展示给人看。“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万能青年旅社用一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为时代情绪做注脚，同时也致敬了英国乐队The Cure的《Killing An Arab》。
虽然不多，但万能青年旅店不是唯一唱过石家庄的乐队。2003年，被誉为石家庄第一支“喜剧摇滚”乐队的旺财曾唱过一首《马老敦》，还有他们那些展现了石家庄方言和粗犷生活风格的歌曲，今天听来都很有期待中的地域性。“没赶上好时候，放现在可能早就火了。”很多石家庄乐手提起当年的旺财，都发出了类似的感慨。
和旺财乐队一样，疯过了千禧年最初那段“好时候”，中国摇滚乐整体走下坡路，“三年大变样”让能藏在城市缝隙中自娱自乐的乐手们没了去处。奥运会之后，全国经济突飞猛进，搞乐队这件事就越发显得不够现实。有些技术好、想闯一闯的乐手去了北京，比如曾经的痛苦的信仰乐队里的吉他手田然、星球撞树的主唱和吉他手崔旭东，还有当下正热的盘尼西林里的小乐，还有Click#15的R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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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15乐队
还留在石家庄的，当年那些在台上躁的乐队变得不稳定，冯江的橡皮泥乐队，除了他是铁打的，其他人都来了又走，出国的、找正经工作的、结婚生子的。在北京都不容易靠组乐队过生活，就更别提一年没几次演出机会的石家庄了。“这圈子就越来越小，最后没几个老哥们了。”冯江说。
告别“土摇”
如今，冯江在朋友的一家培训机构教孩子打鼓，是他口中谋生的手段。“去我工作室坐坐，那才是真的我。”冯江带我们去了谈中路附近一个小区，不远处就是万能青年旅店位于棉二厂院内的排练室，那里即将整改或拆迁，排练室很可能要搬。同样受牵连的还有杨旭开在排练室隔壁的守望者livehouse，这家目前石家庄最专业的演出空间不得不用“搬家”庆祝了自己的四周年纪念日。
冯江带我们钻进一个地下停车场，这是我到石家庄之后，第二次走停车场出入口了。两天前，我曾随相对论乐队的贝斯手一起，钻进绿色遮雨棚，踩着坑坑洼洼全是灰的水泥地，七拐八拐地转到他们的排练室。
冯江的工作室也隐藏在这样的地方。走进这间“Dreambeats”工作室，手机就没了信号。里面是冯江多年收集的各种鼓，黑胶唱片和玩具环绕着工作台，围出了一座孤岛。
差不多是从2010年开始，冯江将兴趣从摇滚转向了爵士，也暂时没再组乐队，自己用眼前的工作台折腾些风格难以定义的实验音乐。其中一首叫《春霾》，讲的是石家庄的“特产”——春天的雾霾。这些音乐和他当下的生活状态、石家庄的市井生活息息相关，日常声音被他采集起来，混杂在各种配器和节奏里。
冯江也不太喜欢自己在千禧年前后嘶吼般的那些摇滚说唱，认为是纯粹的荷尔蒙发泄，谈不上什么音乐性。如今，他在用爵士乐熏自己，与曾经的“土摇”告别。
旋转轴心乐队、Peiica乐队的吉他手魏潭和他的朋友们更想撕掉“石家庄摇滚乐队”和“土摇”这样的标签，他们把自己归类为“新一代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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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裤子乐队在演出现场 | 李骁 摄
这批“85后”甚至是“90后”乐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玩音乐。
2019年，相对论乐队进行了自己的全国巡演，40多站，绕中国中部和东部沿海转上一大圈，是目前石家庄为数不多能撑得起巡演的乐队。经过几轮重组，2010年之后，这只主要由“85后”乐手组成的乐队成员就相对稳定了。现在的主唱邵庄还是个演员，因主演情景喜剧《麻辣隔壁》而“出圈”。主唱在摇滚圈之外的名气让这支新金属乐队有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每次演出后，买专辑和来合影的人都特别多。”鼓手小雨说，“有时候，会有错觉，真觉得自己像个明星了。”
魏潭和新乐队Peiica的几个乐手合开了一个黑胶店，店铺远离市区，在石家庄新的文艺基地食草堂里。说是开店，其实是给大家找了一个排练室，2500块的月租金，作为排练室是很奢侈的。把自己视作被花儿乐队、新裤子和达达乐队启蒙的一代，有点时髦，有点文艺，现在还有点中产，完全没有早期金属和朋克式的愤怒。他在银行工作，收入稳定，生活舒适，闲暇时间可以尽量专业地玩玩乐队。“石家庄还是封闭，摇滚乐都发展到现在了，乐队风格可以多样化了。我们特怕被定义为石家庄乐队，说起来都是‘土摇’，还是上一辈的东西。”魏潭说，没有不认同前辈的意思，只是时代在发展，庄里的摇滚乐也要有点新东西了。
逛中山东路448号那天，我们找到了最早的《我爱摇滚乐》编辑部。它在一幢事业单位的居民楼里，最顶层，三室一厅，不过100多平方米。小区已经很旧了，如今停满车的院子当年还是大片空地，编辑们曾把泡了水的上千本《我爱摇滚乐》铺晾在空地上，像一场行为艺术。
2015年，《我爱摇滚乐》纸质版正式停刊，很多曾经的编辑陆陆续续转行，或去北京继续从事与音乐、媒体有关的行当。2013年，因受不了石家庄肆虐的雾霾，创刊主编晓朱举家搬去了云南，和摇滚乐相比，现在他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更感兴趣。于小青守到了最后一刻，他带人把剩下的杂志和CD卖掉，换了几万块钱。编辑部后来买的那套房子卖掉了，价值翻了好几倍，晓朱都感慨，做杂志这么多年，赚的钱还不如卖一套房子。2016年，慢性肾衰竭的于小青终于在北京做了肾移植手术，手术费暂用的就是卖房子留下的那笔钱。
离开448号楼时，于小青在门口传达室的墙上发现一个邮箱，铁皮信箱上贴着《燕赵老年报》的收信人信息。白色遮挡下露出一排英文字母——“sorock-fan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