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树堂主人陈郁先生是当代知名的收藏大家，其收藏涵盖明人扇面、古代织绣、金石碑帖等诸多方面。最近十多年，陈先生将收藏重心转向金石碑帖——这一传统文人收藏的最高层级。犹如清末金石学家陈介祺一般，他在收藏的同时，不忘考古、传古。考古即对藏品进行深入地考核研究之后，对其版本价值有充分的认定。而传古则是将藏品通过影印的方式使之化身千百，让更多的人了解利用。基于这一理念，陈先生自2016年开始便有计划地将自己的收藏（主要为金石碑帖）加以影印，同时在爬梳文献、研究考订的基础上，为每种印本撰写序言。新近出版的《嘉树堂序跋录》，即陈先生对这些序言修订后的首次汇集成编。
我自2017年与陈先生识荆，因对金石碑帖有着同样的喜好，渐渐成为嘉树堂府上常客。每次过访，陈先生总会慷慨地出示近期所得碑帖珍本让我观赏，有时也以影印珍本相赠。《序跋录》中所收藏品，大部分我都曾拜观过原件或得到过影印本。因此我在学习陈先生新著过程中，较之一般读者，可能会有特别的感悟，乐意在此分享。
《序跋录》共二十篇，其中碑帖占十五篇。这十五篇中，只有《黄庭经 宣示表》一篇属于帖，馀下十四篇皆为碑刻、摩崖。另有吉金三篇，书画一篇，印谱一篇。书画即《愙斋临黄小松司马嵩洛访碑廿四图》，内容亦与碑刻有关。书中涉及的二十件藏品，因其装池华美、椎拓久远、流传有序、题跋众多，皆可优入善本之林。且有数件藏品，堪称同类中最善之本。
如嘉树堂所藏《孔宙碑》，为清代山东诸城的收藏大家王锡棨（戟门）祖孙三代的珍藏之本。碑帖鉴定大家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称“所见最旧拓本为东武王绪祖氏本”即此。此本前贤多许为宋拓，以今日之纸墨鉴定论，传拓当在明初。汉魏碑刻有宋拓存世者，除《西岳华山庙碑》的长垣本（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与顺德本（香港中文大学北山堂藏）、黄小松旧藏《范式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外，实无可论。此本《孔宙碑》拓在明初，在汉碑中已是相当难得之物。
北魏崔敬邕墓志向被前人视为是出土墓志中最精品，然志石嘉庆中便不知下落，传世原石拓本仅存五本。而嘉树堂所藏《崔敬邕墓志》即仅存五本之一的扬州成氏本，也是私人收藏中的唯一一本。此本光绪间刘鹗曾在日本以珂罗版精印百部，分赠同好，此后文明书局、有正书局、艺苑真赏社等相继据此本翻印，可谓影响深广。
不独碑帖，嘉树堂所藏晚明篆刻家汪关自留稿本《宝印斋印式》，为汪关印谱中存印最多的版本。此版本系统仅见两部，一部为吴湖帆藏本，在“文革”中毁其大半。另一部傅以礼旧藏本，即陈先生此本。此本不仅存印最多，且有侯岐曾、文震孟、潘云翼、缪昌期等九位明贤题咏。咸丰时收藏此谱的陈德大跋云“人间无第二本者”，确然如此。
我一直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善本碑帖，不独要传拓久远，且拓工、装潢、署签、流传等皆是成其为善本的重要方面。否则即如启功先生所说，“矜某点某画不泐，便诩为一字千金，虽墨痕狼藉，面目全非在所不论者，仅好事家争奇斗富之资，非学书人存精寓赏之玩也”（《跋争座位帖》）。《序跋录》中涉及的嘉树堂所藏碑帖，大多都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有些未经上手，仅看其装潢形式，便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富贵气”。如傅以礼旧藏《三老讳字忌日记》，封面用金丝楠木面板，面板上有傅之挚友赵之谦手书镌刻“汉三老讳字忌日记，㧑叔为节子题眉”。又陈景陶旧藏《天发神谶碑》，封面用古锦面板，四周镶红木条，面板上有褚德彝题签。再如吴荣光旧藏《黄庭经 宣示表》合册，封面亦用古锦面板红木条镶边，古色古香。因与上海博物馆藏同属吴荣光旧藏的北宋拓《淳化阁帖》卷四封面装潢一致，即知此合册为吴氏重裱，装帧历近二百年触手若新。而王孝禹旧藏《孔褒碑》与扬州成氏本《崔敬邕墓志》，更是分别有民国时收藏者王伯群、陶祖光为之专门制作的“小棉袄”（碑帖布制函套俗称），并有题记。既保留了文献信息，装潢更是令人可爱。因此陈先生书中涉及到的碑帖，若依年代考据，有些虽不能达到同品类中的最旧拓本，但确可称得上是同品类中的重要拓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善本碑帖。
记得以前到北京拜访碑帖鉴藏前辈孟宪钧先生，孟先生常对我讲：收藏、鉴定碑帖，最难之处在于要知道每个版本的多少，不然就如贫儿见宝，把啥都当作稀罕物。此言诚为确论。翻看《序跋录》，可以看出，陈先生考核自己收藏的碑帖，都会将之与海内外存世的善本比对。这样经过详细的校勘，便可对自己所藏版本的优劣有清楚的认定，基本能够做到客观公正。而且在深入校勘碑版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有超迈前贤的新发现。
如《李孟初碑》，前人若王壮弘以首行大字“襄阳”二字存否为旧拓本考据。至张彦生《善本碑帖录》，已然清楚地认定李孟初碑初出土拓本，不在“襄阳”二字存否，而是“阳”字下“李”字可见上半。后仲威先生于上海图书馆发现《李孟初碑》何绍基释文本（见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续编》），张先生对此碑最初拓本的认定即得到了实物佐证。陈先生经过梳理，发现自己收藏的《李孟初碑》亦符合最初拓本的考据。并且提出：“《李孟初碑》首行‘襄阳’二字之‘阳’字，整个字中间部位有一石泐痕，并下延至‘李’字左上角。最初拓本此石泐痕稍细，其宽窄度上下基本一致。而稍后拓本，此石泐痕之‘阳’字右半中下部分，已明显泐粗，在墨本上显现为一较大的三角形白块状。”（页39）为此碑最初拓本的界定又提供了一更为直观的考据。
陈先生在《蜀中七阙》一文中写道：“除却人见人爱的碑帖大名品之外，对那些小众品种，只要意味十足，包括具有文献资料价值者，亦必珍视。”（页23）这一点在其对蜀中汉阙的校勘中便可看出。金石学家对蜀中汉阙的认识多有不足之处，旧日读施蛰存先生的《金石丛话》，提及李业阙，称“铭文已残缺，仅存五字”。我数年前到梓潼访碑，看到李业阙“汉侍御史李公之阙”八字尚完好，不禁哑然。陈先生通过校勘陆学源旧藏《蜀中七阙》，对其中冯焕阙的考据也提出有新的发现：“张彦生《善本碑帖录》曰：‘拓本新旧无大变化，见刘喜海拓本，淡墨字肥润，近拓字更瘦。’经与刘本校勘，‘侍’字刘本已泐损，此本完好，当定为乾隆拓本为宜。此考据点的新发现，至关重要，不仅有助于对本册拓本年代的准确认识，也可补充已有的碑版鉴定之说。”（页18）
嘉树堂所藏《景君碑》为庄缙度旧藏清初拓本。此本有庄缙度题跋，称除此清初拓本之外，另藏有旧拓一本，少碑阴碑额，又被人割去模糊之字，不尽完备。陈先生在文末写道：“近日闲赋于家，整理资料，复见上海朵云轩1996年秋拍有旧拓《景君碑》一册，亦端方旧藏本，……该本亦庄缙度旧物，即上揭引庄跋所言‘馍糊之字割去，以致不完，复少碑阴碑额’之本。依笔者之见，该本似为明拓，不知何日再见于江湖。”（页31）有趣的是，陈先生在感叹这一版本“不知何日再见于江湖”不久，此本即于杭州西泠印社2019年春季拍卖会中得见。这不得不让我们庆幸，如今身处在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在资料的占有上，较之前人，自然是今胜于昔。但这也同样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公藏还是民间，或许仍有许多珍贵的版本尚未被发现。因此就碑帖鉴定而言，按断要更加严谨。《序跋录》中对《段志玄碑》存世最旧本的考索即存有这样的问题。
嘉树堂所藏《段志玄碑》为王芑孙旧藏，与《尉迟敬德碑》合裱一册。前贤如方若、张彦生总结的校碑字决，皆将“至”“骁”“起”“周”“以”“蕳”“等”诸字作为鉴定此碑旧本的考据。陈先生通过比对现藏故宫的马子云《石刻见闻录》著录的明拓本后发现，己藏本与故宫藏本考据相符。又经与上海图书馆藏汪克壎旧藏本（见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续编》）相较，己藏本第十五行“善”“良”、第三十一行“事亲竭力”之“力”字未损。因而断定，己藏本与故宫藏本一样，为存世最旧本，即“竭力”“善”“良”诸字完好本。前贤如张彦生因“未见特早拓本”（见《善本碑帖录》），举出的诸多校字只能算作为此碑乾隆拓本的考据。我认为，陈先生的这一论断对鉴定此碑早期拓本诚有建树，但认定“竭力”“善”“良”诸字完好为最旧本，则实有可商之处。
北京中国书店友人曾告知，多年前其门市部曾有《段志玄碑》旧拓本一册代售，为李公博旧藏，最早为北京庆云堂所出。因觉纸墨古旧，迥异于常见晚本，遂逐一拍照留存资料。经审视，此本字口干净，不涉涂描一事。与嘉树堂藏本相较，“竭力”“善”“良”诸字均完好，且另有优长之处。如第五行“洪州都督”之“都”字，嘉树堂藏本左上已泐损，右上石花已侵及文字，此本完好；第五行“谥信公”之“谥”字，嘉树堂藏本右半已漫漶不清，此本文字清晰；第九行“永□茂勳”之“勳”字，嘉树堂藏本右下已漫漶，此本尚清晰；第十一行“君子”之“君”字，嘉树堂藏本下半已漫漶，此本完好；第十五行“所以”之“所”字，嘉树堂藏本左半已泐损，此本完好；第十六行“褒国公”之“褒”字，嘉树堂藏本“衣”部右半已泐损，此本完好；第十八行“苫庐”之“庐”字，嘉树堂藏本上半已泐损，此本完好。馀不一一。此本于以上等诸多考据字上均钤朱文小印，经仔细辨识，为“叔言”二字，方知为罗振玉旧藏。罗振玉曾编有《昭陵碑录》，对昭陵碑志做过全面的蒐集和校录。此书后附罗氏所撰《校录劄记》，称段志玄碑“据旧藏明拓半截本及何氏整本录之”。由此知罗振玉曾藏有此碑的明拓本，或即此本。颜之推昔日曾感慨校勘书籍之不易，有“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家训·勉学》）之叹。对碑帖的鉴定亦然，有时甚至需要积几代之功，才会尽可能做到百无遗漏。
善本碑帖鉴定与古代书画鉴定均是一般，是一门极为综合的学问。既要经眼、上手大量实物，同时又要谙熟文史，从文献资料中加以印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启功先生晚年对人言讲称自己的专长在文物鉴定，其实颇有自矜之意。陈先生游走艺术品市场已逾二十年，自古代书画而入金石碑帖，看似是不同的门类，实际鉴定之理攸同。翻看《序跋录》，有一明显感受就是，陈先生与传统校碑家最大的不同即在于注重研读文献，博览群籍，追求校碑与文献记录的相互印证。这不啻为鉴定碑帖的最高境界。
陈先生的博览群籍举一小例即可看出。嘉树堂所藏《景君碑》为庄缙度（眉叔）旧藏。此本钤有乾隆时金石大家黄易（小松）“小蓬莱阁”印鉴，认定为黄易旧藏，似无疑义。但陈先生却认定此印非黄氏钤打，以为是庄缙度所为。一是根据多年经眼碑帖的经验，见庄氏旧藏本多有黄氏此印，直观感觉非黄氏本人所钤。二是根据谢国桢著述徵引李葆恂《三邕翠墨簃题跋》中的记录：“小蓬莱阁印，黄小松司马自制，屡见于碑版书画者，道光中眉叔得之任城常卖家，必黄小松官运河同知时所偶遗者。眉叔收藏汉魏碑甚富，遇铭心绝品，即以此印加之。铁塔寺复初上人年八十馀矣，尝与眉叔善，向予道之如此。”（页30-31）可谓铁证如山。
在《西狭颂》一文中，陈先生还注意到民国上海艺苑真赏社秦文锦影印碑帖时的“移花接木”，发人深思。嘉树堂藏《西狭颂》为秦文锦古鉴阁旧藏，陈先生将此本与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影印《汉西狭颂古鉴阁藏宋搨本》比对后发现，印本册末印有此本所附之翁方纲手札及沈心醇题跋，但印本所印拓本却与此本非同一本。如今实物俱在，可知是秦文锦在影印时做了手脚。以前看《余绍宋日记》，余绍宋即对秦氏所印珂罗版颇多诟病。如其1936年1月日记云：“秦某所印碑帖甚多，大半填改涂饰，题为旧拓。且如《张表碑》等皆伪之尤者，误人不浅。”同年2月日记又云：“《会稽刻石》裱成，以校上海秦氏所印册，乃觉影册大缪。非但点画有异而风格亦大不同，影册实甚恶劣。”近来马成名先生又撰文，判定早已被日本确立为“国宝”的三本所谓“宋拓”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根本不是明朝安国旧藏，而是秦文锦、秦清曾父子伪造的翻刻本（马成名《关于明朝安国“十古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见》，台湾《典藏》杂志2020年6、7月连载）。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秦氏的藏本及印本时，要格外小心警惕。
陈先生在《西狭颂》文中，还提出了鉴定摩崖石刻的新见解：“摩崖石刻体量如此巨大，表面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加之不同拓工不同拓法，再者野外椎拓受制于一时变化无常的自然环境，即使同一时期的拓片都会有差别，如果拘泥于某个字极其细小的笔画之细微差别，恐有钻牛角尖之嫌。”（页54）这一看法是陈先生经眼众多摩崖石刻拓本之后的经验之谈，我对此也深表同意。稍有疑问之处在于，对前人提出的摩崖石刻的考据字究竟该如何界定？譬如《石门颂》，我们可确知较早本末二行“高”字下截“口”部未刻，而晚本已遭人为剜刻。如《西狭颂》，我们也几乎可以认定前人所谓最旧拓第十一行“创”字完好者全系人为涂墨。至于其他前人提出的有关摩崖石刻的考据，究竟该如何认定？或许可以作为未来碑帖研究者的新课题。
也正是由于摩崖石刻尚有诸多考据字不能被广泛认定，因此在鉴定摩崖石刻拓本时，观察其拓法墨色、字口肥瘦便非常重要。陈先生在书中对此亦有涉及。唯独在理解张彦生对《西狭颂》旧拓本的描述上，我和陈先生有不同之处。张先生《善本碑帖录》称：“见旧拓本多是水墨拓，字瘦有力”。陈先生认为“张先生所谓‘水墨拓’似浓墨拓”，我认为这一理解似有不妥。循名责实，水墨拓应是近似于湿拓，又有别于浓墨拓和淡墨精拓的拓法，拓本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阴湿不精的面貌。张先生在记录《裴岑纪功碑》旧拓本时也有类似的表述：“此石在新疆，当时不易找到有拓碑技术者，故拓本不精，多阴水墨拓。”嘉树堂所藏《西狭颂》，字口瘦硬有力，但拓法却是浓墨拓，与张先生记录的水墨拓并非一种风格。附识于此，以供研讨。
陈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序跋录》中记录有陈先生购买碑帖的价格，甚至有些还记录了某件碑帖在拍卖会第一次出现时的价格。让我们在热血沸腾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陈先生作为经济学家的头脑。善本碑帖在这十年间价格与日俱增，陈先生无疑具有引领之功。但与很多收藏家不同的是，陈先生主张“秘藏之名山不如分享于当世”，乐于向世人分享自己的收藏。我近年频频过访嘉树堂鉴赏碑帖，感叹其所藏质量之高、数量之大，较之民国著名的碑帖鉴藏大家，似乎也不遑多让，使我不禁想起《世说新语》王敦听卫玠清谈时所感叹的“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如今出版的这部《嘉树堂序跋录》，正是陈先生向世人展示他收藏碑帖的冰山一角。最近嘉树堂藏善本碑帖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影印推出，得以化身千百，实在是碑帖收藏研究者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