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30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40后”、“50后”，“60后”、“70后”与“80后”、“90后”。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二十一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40后”。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
因此，一下子到了最边远，也最底层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开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冷静下来，就作出了此后决定我的一生的选择：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严厉的现实，我又必须作出某种调整。
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这样，我就必须作好长期（甚至一辈子）待在贵州的准备。
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语：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
于是，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受我的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多有防范，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就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而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
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几年我到贵阳，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享受着教师的快乐，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的《鲁迅研究札记》，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
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的贵州的“40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但我与“40后”青年学生的交往，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许多在我身边的学生都被打成“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里的“小牛鬼蛇神”。而尤其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学生竟为我付出了生命！那是一位护士班的叫陈某某的女学生，她其实并不是我的圈子里的学生，只是随着其他同学到我那间小屋坐过一两次，因此连她的面貌我都记不清楚。
“文革”开始在批斗我时，她仅是出于年轻人的正义感，在小组会上针对批判我时横加的某一具体罪名，说了一句“上纲上线太高，不符合实际”，就被打成“公开跳出来为反革命钱理群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压力更大，就投湖自杀了。我为此感到万分恐惧，而且不断进行自我拷问：“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换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轻？！——我终于发现，并承认：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从此，这年轻人的尸体，这有罪感，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在我与青年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座“压在心上的坟”。
或许正是因为这具沉重的尸体的存在，我后来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文革”“造反”队伍，因此走出学校大门，走向工厂、农村，以至兵营，接触到了更广大的社会人群和青年人，我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于是，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二十岁上下，都是“50后”了。我们这个小群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文革”后期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这样的民间聚集，有两个背景与推动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们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经历，但最终却发现，“文革”并没有解决我们期待解决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文革”中产生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新贵”很坏，面对“文革”进入绝境的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我和我的“40后”、“50后”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而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国的问题又是和世界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的，因此，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世界”与“我们”向何处去？与此同时，我们又意识到，当“文革”陷入危机，也是一个转机：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变革的前夕；当然，我们并不能预知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为这样的不知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却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变革作理论的准备。
而要作理论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这和我们当时的身份、地位—边远地区、社会底层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轻人（除了我这个大学生之外，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只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半大孩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连最起码的书都没有，就只能偷；能够读的就是马列主义、鲁迅的书；而且读书，特别聚集起来读书本身，就有风险：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群人从聚集起来开始，就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注，而且“文革”后期也确实有人因组织读书会而被捕，甚至被处以极刑的。
对此，我们都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夸大一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并且准备作出牺牲的。当然，我们一起读书，也不全是如此严肃，毕竟都是年轻人，大家经常在一起唱歌、朗诵、爬山、游泳、做游戏，甚至谈恋爱。后来，一位朋友曾赋诗一首，描述我们当年的生活：“更难忘，娄山湖畔（这是我所住的地方），登吟《井冈》（指一个雪天的早晨，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岗，齐声朗诵毛泽东的《井冈山》）；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和清汤。”可以说，我和“40后”、“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现代文学史），接触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他们或多或少有“文革”经验与记忆，因此和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80年代和“60后”、“70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后来这些学生纷纷投入社会，当然不是偶然的。
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40后”、“50后”一代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当然站在学生这一边，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而痛苦地自责。这里所暗示的我与青年交往中的有罪感，是延续至今的。我总觉得，我们成年人没有把国家搞好，却要让本应该只是学习的青年学生来担负社会的责任，付出代价，这过于残酷，我们成年人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80后”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80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80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这引起了“80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就是响应“80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30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
我是“30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50后”，以至“60后”、“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实在“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是杞人之忧。
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现在，距离我讲话的2006年已经有八年了，“8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80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90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大概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80后”，后来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80后”、“90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是“改革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80后”、“90后”，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
对“80后”、“90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