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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什么理由来到海南，都越来越像在进行一场场“投注”。

离2025年海南封关、“海南将成下一个小香港”的消息越近，这项“投注”就显得愈加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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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来到海南并选择落户长居，看起来是一场对人生的长期规划。

对他们来说，在海南落个户门槛比一线城市低，未来的升值空间也十分可观——不仅能在当地买房，还能享受到购买免税商品，产业零关税、个人所得税全国最低、参加部分出境旅行团免签等优惠政策。

投注海南的决定，投的不仅是生活，更是一个能“弯道超车”的未来。

在这一批想在海南谋个未来的年轻人眼中，海南的地图，相当于房价柱状图。在哪里买房能一把住到养老，往往是他们来海南前最关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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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些年轻人眼中，海南的地图，是风向潮汐图。他们同样从人群密度极高的大城市而来，着陆海南的理由，却并非是寻找“强度稍低”的另一种城市生活。

他们是来万宁当浪人的。寻浪，才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与买房落户不同，这种“投注”显得更加随机——今天有没有好浪，此行能遇见什么样的人，不设目标，全都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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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的独特气质，也正是由这里的人构成。资深浪人、数字游民、大厂员工、外企职员……起初，他们只是计划来到这里，在这个“海浪绵长有力，水质清澈，全年有浪，海水年平均温度保持在 26.5℃左右”的冲浪胜地，或深或浅地掌握了冲浪这门技能，就返回大城市的既定轨道中继续运转。

只是没想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万宁待着待着，与当地人形成了化学反应。

万宁，反而成为了他们新的归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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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万宁当地人来说，优越的自然条件带来的冲浪产业，是一次天降的发财机会。

“在海南，普通的上班族工资也就不到5000块，但干冲浪教练，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1万多。”于是，入了行的当地人，有时甚至会拉一整个家族水性好的年轻人一块来干。

海南人阿文，在万宁是玩冲浪的第一批人，冲起浪来“动如疯兔”。他也是万宁首批入身冲浪产业的人，开了三四家冲浪店，还招揽了一批当地人一块当冲浪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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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有，店也有了，对阿文来说，讲普通话一度成了他们发财路上最难过的那一关。

本地人至今说话都还带一点“海南logo”。冲浪板的“板头”叫“板陶”，“没胃口”讲成“没喂狗”。曾经，教练们为了逃避理论课，宁愿去砍砍树、修修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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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普通话不好，游客就听不懂，听不懂就不愿意来。于是，普通话是否过关，成为了阿文衡量教练是否能转正的关键标准。赚钱养家，也成为了教练们苦练普通话的动力。

曾经的大厂女孩坤坤，正是阿文的冲浪店希望吸引到的游客之一。

万宁有太多像坤坤这样外来的年轻人：从小一路优秀到大，按照父母和老师制定的路线，找到了薪酬优渥的工作。却在外人眼中的光鲜体面下，突然迷失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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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电商大促）卖出去了很多商品，那些数据好像跟我有关系，又好像跟我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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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裸辞、来海南度假，至少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么干的。

但不同的是，因为遇见阿文，坤坤选择留在了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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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人身上的天性烂漫，是坤坤在大城市里不常遇到的。她曾尝试用自己在大公司里学到的“套路”，去帮助阿文的冲浪店越做越好。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那番“城市驯化”，在天性自由的阿文面前，统统失灵了。

她花四五个小时精心剪辑的宣传片，还不如阿文10分钟成片的“野路子”来得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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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让阿文讲讲自己曾经的流浪经历多么艰辛，但阿文却觉得那并非吃苦，“我睡的那个厕所挺干净的啊。”

在大厂干久了，执行比创意也许更重要，这让坤坤往往没什么自己的主意。“但阿文很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与其说是两个人的互补，也许更多的时候，“不同”也是一种粘合剂。两人自此以后一同进步，共同面对，冲浪店的生意越做越大。

现在，坤坤也开始学起了海南话，去买东西的时候能和当地人无障碍交流，是她目前最骄傲的事情之一。“能从1数到1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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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文冲浪店里的教练们，也常常把刚捞的鱼，一把塞给坤坤就走，“海南人就是这样，喜欢你会用实际行动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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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的浪，不仅限于刺激的冲浪。出海海钓的浪，更适合那些中年人。

东北人大龙在万宁找到的浪，来自乌场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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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场的得名来自于马鲛鱼，当地方言称这种鱼为乌鱼。作为海南为数不多的天然渔港之一，乌场不仅盛产马鲛鱼、带鱼、鱿鱼等海产品，还有专业的海钓俱乐部。

大龙和海南人阿明的友谊，正来源于一次海钓。生意失败来这里散散心的大龙，雇了阿明的船，一起出海寻找小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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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龙和阿明的性格，各自代表着彼此的地域特色。

大龙特爱唠嗑，行事高调。在阿明的船上他负责对外联络，东北人的生性幽默，让顾客的海钓之旅绝不会单调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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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明不善言辞，沉默如金。他脑海里盘算着一次航海之旅的路线规划，是让人极有安全感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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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只是来海南当游客的大龙，遇见了阿明，就开启了自己的“海化”之路。

大碴子味的东北腔，如今也能说上几句海南话。

肤色越来越黑，不开口也能充一回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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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东北，被家长禁止的抖腿，在海南却是防蚊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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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一北的两人，总有冲突的时候。大龙磨蹭，阿明麻利；大龙爱玩，阿明勤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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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彼此身上的一些拿不走的优点，是让这段中年友谊无法撼动的根基。

大龙虽然高调，但不会吹牛。“出海就是要实话实说，海是不跟你开玩笑的。”

阿明尽管沉默，但热爱分享。有些人蹭船蹭鱼吃，大龙看不过去就得出来护几句。

在逐步被东北人“占据”的海南，大龙却在一个海南兄弟身上，找到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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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ng:

对坤坤和大龙来说，从他处来到海南，从不是冲着一个户口和房子的承诺。像海风一样温柔又刚韧的人与方言，才是他们来到此处的全部期待。

正是和海的日夜相处，让他们常常忘记了自己是个“外地人”。自己口中不算正宗的海南方言，正是他们融入此地的证明。

无论是过去的归侨大军，还是现在四处为家的互联网游民，海南的海纳百川，吸引着无数迷航的人们来这里重新开始。而他们在这里重建的海南生活，也在一点一点，重塑了海南的足迹。

海南改变了他们，他们也在改变着海南，从试着说同一种方言开始。

《听口音，你是这的人吧》方言故事系列纪录片 第四集 海南东北篇

这是我们自制的方言故事系列纪录片，一共七集，如果你喜欢，把它传播出去，也要记得用三连来点亮我们～

@TenGuSan

今天的新闻把我给惊了，日本疫情后2023春季就业率高达97.3%，而反观中国的失业率首破20%。也许以前你总有一个幻想“明天比今天好”，或者你可能也经常听到一种声音“日本老龄化这么严重；这国家快完了；都食草族；都躺平了。”如果你真这么想，就有点简单了。
氛围是氛围，印象是印象，实际是实际。都不用说国外，你对其他城市的印象也是互联网喂给你片面的、单一的、有倾向的信息。你去了，生活一段时间你就觉得信息茧房真可怕，一切都不一样。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在日本这些年的感受，首先它们的受教育程度是全球领先的，高学历人才在发达国家从来就不稀缺。第二就是他们的第二梯队：专门学校。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技校”，你说是蓝翔那种也行。但奇怪的是，中国技校一直给人一种固有的偏见。虽然他们为社会提供很多蓝领人才，但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你跟唐国强老师扯上了关系。
别不承认，在很多人的意识里，不管你做蓝领能赚多少钱，你都很LOW。在网上看到一些社会底层人士受欺负了，一个快递小哥一个服务员被打了，你会义愤填膺，但是在你心里，你是否真的高看过他们一眼呢？大学生们。“打螺丝”这个梗，是一个中性词么？难道就不带有一点看不起的意思？
但是日本的专门学校大部分都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很多专门学校都有50年以上的历史，毕业生同样受人尊敬，并不会比本科生低一等，而且专门学校相当于2年本科学历。专门学校毕业后，你如果再去读大学，同专业的话你直接可以读大三。我就是毕业于60年代成立的写真专门学校，从校董到校长都是曾经日本摄影界的大神级人物。翻开一本日本摄影师简史，有一半都是毕业于我们学校。
你们知道的很多著名的艺术家，职人，都是毕业于各个专门学校。因为专门学校是私立学校，目的就是培养技术性人才，如果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就业率极低，那这学校就招不到学生，那就要破产倒闭。我在日本走在大街上亲眼看到过或者听说过的专门学校有电子专门学校、化妆专门学校、日式糕点、西点、服装设计、平面、摄影、木艺、纸艺、布艺，板材加工、首饰设计、旅游、甚至我也看过自行车制造专门学校。它们就是把各行各业细分，专攻、专精。所以只要你毕业于这些学校，只要你不是很废的，毕业后都基本上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觉得这不是日本人是不是脱掉了长衫，是他们压根就没那个长衫。他们真的并不认为工作分高贵和卑贱，这是整个国家的共识。服务行业、快递这些蓝领是年轻人，中国也习以为常。但是我经常在日本看到20多岁的清洁工，穿着工作服，拎着扫把、小垃圾桶和夹子清扫大街。我前几天去机场接人，看到候机大厅里一个也就20出头的女孩儿穿着机场清洁工的衣服，蹲在地上用一把小刻刀刮掉地上的污垢。
所以图3@毛丹青 老师说的去修自行车、去敬老院、去做中古生意的日本年轻人，那真的太太太正常了。
我再说一个固有印象，很多人认为日本人的英语很差，网上有太多嘲笑日本人英语发音的视频。是的。我粗暴的认为80后以前的日本人的英语是真的差，但是现在的日本人90后的词汇量和英语水平真的不差，他们其实很早开始就加强并重视英语教育了。尤其它又是一个经常跟西方世界交流的国家，满大街能看到英语培训的广告，我认识的很多日本人会把工资剩下来一部分去学英语。当然，“说”还是不行，毕竟英语和日语的发音方式区别很大。但是最可怕的是，有很多欧美人现在在日本的幼儿园和小学做英语教师，国家出钱，让日本的小孩儿从小就可以接受这种义务教育之内的英语教育，纠正发音。
所以，把很多事情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去看，20年前日本足球也踢的一般，20年后，再看嘛。

Tech 星球（微信 ID：tech618）

文 | 习睿

“今天还有最令五月天心疼的一群朋友，听说他们在场外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夜晚。现在麻烦全场安静，我想听听鸟巢外有没有声音。”

5 月 26 日，在北京的首场演唱会上，五月天主唱阿信在台上主动和在鸟巢外的歌迷们互动。“那一刻场外的尖叫声，真的听得清清楚楚”，当时正在内场看演唱会的张晶向 Tech 星球回忆道。

时隔 4 年，五月天再次来到北京鸟巢，连唱 6 天。光是在票务平台大麦上，就有超 300 万人对鸟巢演唱会标记 “想看”。

但 6 场演唱会共计放出超 30 万张门票。这意味着，每十位歌迷，预计只有一位能够抢到演唱会的门票。剩下的 9 位歌迷只能在场外听鸟巢内传来的歌声。那个夜晚，鸟巢内是抢到票的幸运儿，鸟巢外是一心想和偶像共振的歌迷。

五月天的首场演唱会像是一个缩影，可以看到的是：狂热的年轻人、被黄牛搅乱的行业秩序，以及正在复苏的演出市场。

黄牛正准备靠一场场演唱会填补过去三年的亏空。而年轻人也急需靠演唱会弥补自己的内心，对于他们来说，可以不买手机房子奢侈品，但不能没有演唱会。

抢不到票的歌迷与 “黄牛” 斗争

“抢不到票” 可能是今年演出市场最热门的关键词，不止是五月天。

根据大麦的数据，周杰伦 “嘉年华” 世界巡回演唱会三城 12 场全部秒罄，最热门场次抢票人数突破 300 万。在澳门、香港等城市的演出当日，场外也聚集着大量抢不到票的歌迷们。薛之谦 “天外来物” 巡回演唱会也是开票即售罄，衢州、佛山、郑州等城市都先后增加演出场次。

在张晶印象里，今年抢票的难度甚至比疫情前还要大。张晶已经是喜欢五月天超 8 年的资深乐迷。在过去，五月天在国内的演唱会，张晶几乎一场不落。

但今年，五月天北京场、杭州场的演唱会，张晶都只能陪跑。最后靠朋友的手速，拿下一张入场券。“朋友是林俊杰的歌迷，让她帮我抢的，之后林俊杰演唱会，约好帮她一起抢”，张晶笑道。

疫情后，年轻人对于演唱会的需求达到新的顶峰，更多歌迷都加入到抢票队伍里。

刘江今年已经看了三场演唱会，但她对每位歌手都算不上特别喜欢。“那些歌手都是平时歌会听，但算不上是他们的粉丝”，刘江告诉 Tech 星球。

如果在疫情前，刘江可能不会为不是特别喜欢的歌手花费一分钱，但现在她时不时就在票务平台上查看又有谁的演唱会即将开票。刘江急需的是演唱会的沉浸式体验，而是谁并不是特别重要。

而相比壮大的歌迷队伍，抢票难度加大的关键原因是疯狂的黄牛。

“三年，不仅是歌迷憋疯了，黄牛也憋疯了”，张晶告诉 Tech 星球，在她的印象里，往年不会有这么大比例的黄牛出现。“今年很多非长期专业黄牛，很多单纯看演唱会热度高也来捞一笔的个人，他们抢到转手就卖掉。”

在开票当日，五月天的门票就被黄牛挂出翻倍的价格。“身边朋友就有加了 600 块，才买到看台的票”，张晶告诉 Tech 星球。

于是，抢不到票的歌迷开始与 “黄牛” 正面对抗，而这次五月天歌迷聚集在鸟巢外就是对黄牛的一次自发性抵制。他们宁可在场外，也不想纵容黄牛。有歌迷告诉 Tech 星球，她虽然没有抢到票，但已经约好了歌迷一起在鸟巢外蹲守三天。他们希望让票价回归正常。

5 月 26 日，在五月天演出首日，北京警方针对 “五月天” 演唱会，打击处理 29 名倒票人员。第二天上午，主办方华乐非凡宣布将二次放票。

张晶这一次凭借手速，抢到了 5 月 27 日场次的内场票。

“为演唱会配备了 1 万的预算”

为了演唱会，年轻人不惜跟 “黄牛” 作斗争，而他们愿意为演唱会付出的不只是精力和时间，还有自己的钱包。

对于歌迷来说，看一场演唱会的成本不止在于购买门票。演唱会的落地城市多半在一线热门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很多乐迷都是跨城看演唱会。

王川就特意请假从上海赶去北京。回来车票以及住酒店的费用都远超演唱会门票，“我没赶上高铁，临时只能买两千多的商务座”，王川非常无奈，“但再贵都得去看演唱会。”

即使之后上海也会有场次，但王川一定要在鸟巢感受。“我看五月天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在鸟巢，疫情后第一场，我也希望是鸟巢”，王川告诉 Tech 星球。

根据以往的经验，张晶在抢下票的当天就立马预订了鸟巢周边的酒店。“还好订得早，再晚两天，全部满房”，张晶告诉 Tech 星球。而她也发现，她订的房间价格也涨了一倍。

5 月一整月，张晶都在主动加班，提前完成工作，就为了顺利请假去北京。三年没有旅游的张晶，想趁这次机会在北京旅游一次。5 月 25 日，张晶便坐上了从苏州出发的高铁，这一次她要在北京待上 4 天。

购买周边是看演唱会的一种标配，荧光棒、钥匙扣、T 恤等等。有在海外看演唱会的歌迷告诉 Tech 星球，周边实在太贵，只买了一个钥匙扣，但这也要两百块，“只有在演唱会上会冲动消费。”

五月天歌迷的 “专属周边” 是阿信成立潮牌 STAYREAL。每次演唱会，身穿 STAYREAL，成为歌迷之间的默契。为了这场阔别四年的演出，张晶买了买了两件 T 恤，两个荧光棒，这里就已经花费上千块。

前前后后，从车票到住宿，再到购买周边，在北京旅游，张晶这趟北京之行花费了近上万块。“疫情三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全花演唱会上了”，张晶开玩笑道。

而愿意在演唱会上花费数千元甚至上万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今年 4 月，蒋新人生第一次出国就是去新加坡看偶像演唱会。一张内场票只要 1500 元，但往返机票 + 住宿要花费近 4000 元。“新加坡的酒店真的好贵，特别在演出场地周边”，蒋新告诉 Tech 星球，“我订的是只是普通连锁酒店，三晚要 2600 块。”

在新加坡那几天，蒋新把新加坡的旅游景点都逛了一遍，想让这趟旅程更有价值。蒋新算了一笔账，从办理签证、门票、再到吃住，她在新加坡花费了上万元。

但一场演唱会要付出的成本即使再高，歌迷们的热情也依然还在。去完新加坡的蒋新已经在等着偶像的下一场演出。“下次应该是年底，在韩国”，蒋新已经在为下一场演出开始攒钱。

张晶和王川也不满足看一场演唱会。五月天在其他城市的演出，他们也依然在抢票大军里。五月天在杭州、武汉、深圳的演出也一样开票即售罄。

遍地开花的演唱会，年轻人撑起演出市场

早在去年年底，年轻人们都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出期待，想重新回到演唱会现场。而沉寂了三年，国内演出市场的确迎来久违的春天。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系统采集与服务平台数据监测，今年一季度，演唱会、音乐节售出票量超过 110 万张。这意味着，在这三个月时间里，110 万年轻人不是在看演出，就是在看演出的路上。

进入二季度，演出市场的春天也没有消失。除了五月天，张信哲、华晨宇、梁静茹、刘若英、任贤齐、张杰、薛之谦等歌手的演唱会都已经开票。还有更多歌手的演唱会正在路上。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在国内开演唱会的歌手将超 200 位。

线下演出的另一形式音乐节和 Livehouse 也在今年遍地开花。仅仅在 “五一” 假期，全国就有超 10 场音乐节。5 月之后，全国已经开票的音乐节就有数十场。

相比 2019 年，各地对于举办线下演出更为积极。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3 五一假期全国演出市场简报》数据，第一季度，大型音乐节和演唱会数量比 2019 年同比增长超过 35%。

对于举办地而言，有号召力的歌手演唱会对当地消费的带动力也不亚于一次 “小长假”。对于跨城看演唱会的歌迷来说，看一场演唱会相当于一次短途旅游。每次演唱会的举办，给当地带来的是数十万有旅游需求的年轻人。

五月天此次北京演唱会就带动了北京酒店业的整体升温。根据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5 月 9 日即开票当日，五月天演唱会期间北京全城住宿预订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约 300%。其中，演唱会场馆 —— 鸟巢周边 5 公里的住宿预订量上涨 2400%。

阔别三年，各地都希望借线下演出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到来。而每次演出的 “开票即售罄” 也在说明，这些演出的确都被年轻人照单全收，“憋疯了” 的年轻人撑起演出市场。

刚工作三、四年的张晶，每个月能攒下的钱并不多。但面对高昂的演唱会成本，她没有丝毫犹豫。对她来说，三年实在太久。“三年了，谁也不知道下次举办演唱会是什么时候，想看就赶紧看”，张晶告诉 Tech 星球。

对于年轻人来说，疫情之后，在大件消费上可能变得更谨慎。但对于演唱会、旅游这类文娱消费反而更开放。

实际上，年轻人看演唱会不仅是抱着追星的目的，而是为了感受演唱会的氛围，跳脱出原本的世界。

在那几个小时里，和自己喜欢了多年的偶像共处，人们可以暂时忘掉一切压力，只需要坐在场馆里和上万人一起合唱，唱那些自己平时耳机里会单曲循环的歌曲。

从新加坡回来后，蒋新还是会看视频回味当天的演出现场。“两个月了，想想那天还是很激动”，蒋新告诉 Tech 星球。

那是她与偶像距离最近的一次。之前只能在屏幕前看到的脸，现在只距离自己几十米。“我现在看到视频还在回味”，蒋新告诉 Tech 星球，“虽然花费多，但真的值得。”

这些瞬间才让年轻人离不开演唱会，演唱会更像是当代年轻的 “精神鸦片”。对他们来说，这是在花钱买快乐。

学历贬值，大概是从高校扩招开始的。

我看有很多人没有搞明白学历贬值的背后逻辑。其实，学历是否贬值，本质上是一个供求关系问题。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学历开始贬值。当供给小于需求时，学历开始升值。

在实行高校扩招政策之前，基本没有学历贬值一说。

在那个时候，能够考上大学的人，非常少。国家层面对高校录取人数有严格的限制，大学生完全是稀缺 “产物”。能够考上大学的人，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但从 1999 年开始，全国高等院校开始进行大规模扩招。当年的高校招生人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40% 多。随后，全国的高校每年都进行扩招。我在百度百科上搜到一段全国 1998—2012 高考录取人数统计数据，截图如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过去这么多年的扩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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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迅猛的扩招态势下，大学生人数不断增长，稀缺度越来越小，与就业市场所能提供岗位的供求关系不断失衡，导致学历开始不断贬值。

我是 2000 年上的大学本科，当时正值扩招第二年。

我到现在还有印象，在我本科毕业那年，找工作已然不太容易。当时听前两届的师兄师姐说，在没扩招之前的 1998 届，找工作还非常容易。只要想留在北京，基本都可以留在北京。

但是，到了 1999 年入学的第一届扩招生毕业时，找工作便已不太容易。等到了我们毕业时，找工作已是难上加难。

我当时为了找工作，使出浑身解数。

而到了现在，仅从数据上来看，大学生便已不再是过去所谓的 “天之骄子”。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新增就业岗位的数量，可能远远小于新增大学毕业生的数量。

高校之所以进行扩招，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大学生的就业也从原先的包分配，转向了自己求职。

在计划经济的包分配体制下，国家对于每一个大学生的就业，都有分配任务。也就是说，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毕业后都有工作。自己不用到处找工作，国家会给你分配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层面会按照当时的就业岗位数量，严格控制大学新生入学数量。从理论上来讲，每年所毕业大学生的数量，应该大致等同于当年空缺就业岗位的数量。

如果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太多的话，国家层面将无法分配。

但是，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后，包分配工作制度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大学生在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层面的包分配工作负担被解除，整个高校教育体制开始进入招生急速扩张的时代。

说句略微难听的一点话，在包分配工作制度被取消后，国家层面没了工作分配负担，大学生到底是学好还是学坏，以及是否能够找到工作，都由他们自己承担后果，国家层面借此有机会开始彻底放飞，高校的招生规模开始不断扩张。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数据，在 1998 年时全国总共录取的大学生人数，才 108 万，而到了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有 1000 万左右。

在短短 20 多年间，每年度大学生数量的增长规模，大约扩张了 10 倍。

但是，我们的就业岗位数量增长规模，有没有扩张 10 倍？

在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下，由于就业岗位没有得到相应增加，导致供需关系出现失衡，学历开始贬值，有些人甚至毕业即失业。

时至今日，我觉得所有的家长和大学生都应该正视一个现实，即现如今的大学生已不再是过去的 “天之骄子”，考上大学不意味着必然有一份工作。现如今的大学学历含金量，跟 1998 年以前的大学学历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通胀的时代，包括学历通胀。而且在未来，学历通胀可能是常态，不通胀才是偶然。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只有适度的通胀，才能刺激经济。这个道理，如果放到人才培养和就业市场领域，可能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规划，并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更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教育选择和规划，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一窝蜂跟风。否则，很容易掉坑里。

来源：皇城根下刀笔吏 pro 微信号：gh_6282f915a521

一群上海爷叔阿姨在静安公园里跳新疆舞。旋转的舞裙里，凝聚了几十年的青春记忆，也凝聚了西北戈壁滩的乡愁。如今，在公园里跳舞更像是一份心照不宣的约定。穿上五颜六色的舞裙，打起手鼓，老年的生活也因此有了多样的色彩。

文｜马诗韵

编辑｜王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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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的是歌舞，他们跳的是青春

人潮分为三股，分别涌向静安寺地铁站的15个出站口。作为上海人流量最大的地铁站之一，这里是地铁2号线、7号线和14号线的交汇口。地铁站边，有上海最古老、香火最旺的佛寺静安寺，也有代表着最时髦生活方式的芮欧百货、久光百货和嘉里中心。如果观看地图，可以看到高楼大厦的环绕下，有一块“凸”字形的绿色区域，这就是静安公园。

南临延安中路，西靠华山路，静安公园位于静安古寺的正对面。作为上海市中心的公园，静安公园周末的喧闹从早晨就开始。一条笔直的梧桐大道，从公园门外直通向深处，泾渭分明地划分出区块。大道起点，是街头艺人的天下。在捏面人、易拉罐画和气球的摊位簇拥下，两位歌手在麦克风前卖力弹唱。大道终点，拉小提琴、敲鼓的老年乐手在认真排练，交谊舞舞伴们双双起舞。

而在大道中点的黄金地带，动感的音乐响彻不绝，一群身着维吾尔族民族服装的舞者正踏着鼓点，摇摆身姿。他们的眉梢眼角流露出风情，也难掩岁月的痕迹，但舞蹈动作却不见迟滞。随着身体的转动，彩色的裙摆如喇叭花般绽放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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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们身着维吾尔族民族服装摇摆身姿

摄影：马诗韵

在舞者们身后，同样身着民族服饰的团员奋力拍鼓，摇动沙球。他们身旁，一面红色的旗帜向路人彰显着他们的来历——“上海知青天山歌舞团”。（以下简称“天山歌舞团”）

“每周五、六、日 9:00-15:00在静安公园”，团长钱根芳递来的名片上这样写着。每个周末，这些年届七旬的新疆知青便从上海的各个角落赶来，相聚载歌载舞。除非酷暑暴雨，几乎从无例外。

作为团长，钱根芳通常是到得最早的那一个。早上8点45，他已经在公园里忙开了。在长椅上安置音响、连接电线，长椅边的梧桐树下，他铺上一块暗绿色格纹布。稍后，随着团员陆续到达，格纹布上渐渐堆起各色行李：皮包、双肩包、便利店袋子、拉杆箱。里面装着乐器，也装着舞服、舞鞋，还有自行准备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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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根芳（中）和团员们用沙球和鼓打节奏

摄影：马诗韵

换好服装，团员们几乎一分钟都不耽误，立刻跳起舞来。二三十个古稀之年的舞者，配上欢快的音乐，鲜艳的服装，天然成为公园里最吸引眼球的存在。“怎么都是五颜六色的？大家就自然过来看了。”钱根芳颇有些自豪地解释。围观的路人，有人称赞这些已经是爷叔和阿姨的团员时髦，有人感慨“就算想跳，也要跳得动才行”。不少人会掏出手机，拍下他们舞动的样子。

在社交媒体上，天山歌舞团小有名气。一位网友在微博记录下自己的静安公园偶遇的感想：“正纳闷他们怎么跳起了新疆舞，突然看到‘知青天山歌舞团’，一下就明白了。像《芳华》那样，我们看的是歌舞，他们跳的是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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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阿姨手拿“都塔尔”翩翩起舞

摄影：马诗韵

1963年上海开始动员知识青年去往祖国的大西北，扎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城市被视为堕落之所，乡村是充满了浪漫理想的远方。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蓝图被勾勒出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63年到1966年，有近10万上海知青来到了新疆。

1964年，未满18岁的钱根芳登上了开往新疆的火车，这列火车将他载到了遥远的北疆，一个名叫石河子的地方。在上海时，钱根芳没跳过舞，在新疆工作时，他进过师部文工团。演出队经常到下到连队汇演，他因此学会了新疆舞。

1980年代初，阔别家乡十几年，知青们开始陆续回到上海。作家王安忆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记录了一位知青陈信从新疆回沪的心潮澎湃。“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和小说里的陈信一样，一来一去的两趟火车，缩略了钱根芳的二十年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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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歌舞团另一位初创团员吴阿姨

摄影：马诗韵

“我们在新疆奉献了青春，但青春无悔。”钱根芳这样告诉我们。火车上认识的战友，很多成为了一辈子的朋友。比如天山歌舞团另一位初创团员吴阿姨。当年去新疆，她和钱根芳搭乘同一列火车，坐在同一节车厢。进入新千年，两人先后退休，成为了“舞友”。

最开始，和新疆回沪的知青一样，吴阿姨跟着上海知青阿凡提歌舞团跳舞，这是上海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新疆知青歌舞团。阿凡提歌舞团在虹口公园活动，吴阿姨觉得那里“人太多，地盘太小”。他们也在闸北公园跳过，但是吴阿姨家住在胶州路，坐公交40路到闸北公园要一个小时。钱根芳的家在西苏州路，也在静安区。几个老战友一合计，就在2017年成立了天山歌舞团，作为阿凡提歌舞团的“静安分支”。活动的地点就选在了位置优越、地盘宽敞的静安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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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舞是一种乡愁，也是一种情怀、一种快乐

在上海跳新疆舞的知青里，张林发的名字几乎人尽皆知。他是阿凡提歌舞团的创始人，大家更喜欢叫他“大老张”。

张林发在南疆待了33年，直到2000年，他从新疆退休，回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正如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回到这座摩登的、繁华的大都市，大老张走在街上，觉得路人投来的眼光都是异样的。在新生活的冲击前，他一个人跑到公园跳起了熟悉的新疆舞。

独自拎着四喇叭录音机，穿戴着民族服装，从闸北公园到虹口公园，他在各个公园里跳新疆舞。一开始，人们觉得这个黏着两条假胡子跳新疆舞的爷叔好奇怪。后来，越来越多人加入了他。和他一起跳舞的，当然不少是新疆回沪知青，但也有单纯喜欢新疆舞的人。“可以说，新疆舞就是他带回来的。”钱根芳说。

为什么回上海后还要跳新疆舞？钱团长觉得那是一种情怀。“我们对新疆舞是有感情的，毕竟在新疆将近二十年，对那片热土刻骨铭心。”在吴阿姨看来，新疆舞这条纽带，串起了知青们的过去与现在。“那里有我的青春年华，这里是我的叶落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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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们演奏着传统维吾尔族乐器

摄影：马诗韵

阿凡提歌舞团原来在南京路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门口跳过。后来那里不让跳舞，歌舞团就来到了上海的各个公园里。几年前，大老张生病离世，但阿凡提歌舞团没有终结，反而开枝散叶，从最初的闸北公园和虹口公园，到市中心的复兴公园、长宁区的天山公园、东北角的杨浦公园……十几个新疆舞歌舞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起舞。

2017年，天山歌舞团成立时，成员只有5个。现在微信群里，已经有超过140人。这其中，有35位是从新疆返沪的知青。

常老师和她的老伴一起出现在公园里。这一天，她头戴一顶缀有头纱的黑色帽子，脖子上的红色的串珠项链与她的衣服相呼应。老伴则是一身白衣配一顶有花纹的“朵帕”花帽。她从小在喀什长大，是出生在那里的“兵团二代”，老伴则是1960年代从上海来的知青。1993年，跟着丈夫返沪的脚步，常老师带着两个女儿也来到了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

从小在新疆长大，常老师从小就会跳新疆舞。对于她而言，新疆舞是一种乡愁。阿凡提歌舞团成立后，她加入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老师。二十多年里，她教了很多学生。每个周末是她最忙的时候。她的家住宝山区，每个周末的上午，她和老伴要先来到十几公里外的静安公园自己跳一会儿，下午再到长宁区的中山公园支持一下女儿。她的女儿雁子也是一名新疆舞老师，周末在那里教舞。“我和女儿的学生，全是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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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老师和老伴一起在公园里跳舞

摄影：马诗韵

老文就是常老师口中“学新疆舞的上海人”。原来他常在虹口公园看别人跳新疆舞。前几年他退休了，有了自己的时间，就专门来学跳新疆舞。他原先做管理，现在退休了，说话做事依然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流程。比如加入天山歌舞团，就是他感受了不同舞团，几经对比之后的最优选。这里优势有三：一是团队氛围好，二是配套设施方便，“静安公园免费提供热水”，三是这里交通方便，从他家坐地铁2号线，出站过个马路就是。

他每个周末都来静安公园跳舞，从周三就开始期盼。“到周三就看看天气预报，看双休日天气好不好。”跳舞的时候，他有时候穿衬衫，有时候穿着Polo衫，总之都是全棉的、便于运动的衣服。在公园里一众穿着鲜艳大摆裙转圈的人里，穿着Polo衫的老文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老文说，民族服装他也有，但他更喜欢穿符合自己个性的服装。

其他团员评价老文跳起舞来有朝气、有活力，这大概归功于他跳过几十年的交谊舞。年纪大了，他觉得新疆舞更适合自己。在户外跳舞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跳舞也不失为一种户外运动。更重要的是，新疆舞的音乐和舞动，在精神层面给他带来一种“快乐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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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静安公园跳新疆舞，体验在上海最大的一次冒险

为了每周末的公园相聚，团长钱根芳要做很多准备。周末的早晨不到六点，他就起床。烧好午饭，放进保温筒，再把一只手拍鼓和三个大音响搬到楼下，装上电动三轮车。原本他骑着一辆电瓶车，载一只小音响，但随着舞团里的人越来越多，无论电瓶车还是小音响都难以负载需求，于是专门买了这辆深红色的三轮车。他办事周到，带上三个音响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这样不会出洋相，万一一个音响罢工了，那么多人都跟着停下来，你说多么戆？”

在公园里，钱根芳永远是那个活跃的“气氛组”。一对夫妻第一次来参加舞团活动，手脚不免有些局促。钱团长微弓着腰，双手举着iPad，为他们拍下舞动的画面，时不时大声鼓励“跳得好！”有阿婆牵小孩来看舞团跳舞，他提醒老人让小孩离音响远些，“小孩耳朵很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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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钱根芳在旁边摇着沙锤活跃气氛

摄影：马诗韵

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钱根芳一直是大家心中的“大家长”。尽管团员大多是同辈人，但遇到任何问题，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找团长。有新人想要入团？找团长扫码进群。公园保安要求收摊？找团长去交涉。

公园里一位快人快语的柏阿姨告诉我们，六七岁时，唯一的亲人、她的哥哥去了北疆伊犁，把她也带了过去，她是“随哥支边”。她的丈夫则是在那里的上海知青，但丈夫不会跳新疆舞。来到公园里，钱根芳先给了他一面鼓，让他拿回去学着敲。鼓敲烂了，就用补鞋的皮修补了一下，接着敲。学会之后，他俩把旧鼓还给团长，自费买了一面750块的新鼓。从此，舞团又多了一名“文艺积极分子”。

因为每周末都会出现在这里，即便叫不出钱团长的名字，他也成为了公园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角色。年纪稍轻的清洁工、年纪稍长的阿姨，都上前来跟钱团长打招呼。打完招呼，阿姨们不急着离开。站在梧桐树下，她们一边看舞蹈，一边聊起天来。

“他（钱根芳）很厉害的，又会唱又会跳。”

“那你有上老年大学吗？”

“没有，我又不要求上进的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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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阿姨丈夫在团长的鼓励下学会了打鼓

摄影：马诗韵

观看天山歌舞团的表演，很容易被热烈的氛围感染。“新疆舞比较欢快。男同志跳得奔放，女同志跳得妩媚，遮脸的手部动作其实代表害羞。”钱根芳这样介绍。

散跳的新疆舞，没有太多限制。舞伴性别没有限制，常见女团员提起大裙摆一起转圈。舞蹈动作也没有限制。“每个人动作都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新疆舞丰富多彩。同一支曲子，你今天跳这个动作，下周来可能动作又不一样了。”老文说。对音乐的理解，更是没有限制。老文向我们介绍，新疆舞的音乐表达的内涵非常丰富。“表达爱情、欢乐、思念亲人、丰收喜悦……舞蹈要根据你（对音乐）的想象，还会受到个人阅历和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影响。”

常老师说她自己也没有专门学过跳舞，“在新疆那个环境里，看着大家都跳，耳濡目染就会了。”她向我们展示了一支女儿雁子接受采访的短视频，雁子这样描述她眼中的新疆舞：“你只要会走路，你就可以跳舞。”

只要愿意跳，就可以加入歌舞团。团里有舞蹈老师。“有想跳的，我们就给你指导一下。”钱根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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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团员们提起大裙摆一起转圈

摄影：马诗韵

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自称“乐呵姐”的山东阿姨。她来上海串门，在网上看到静安公园有人跳新疆舞，好奇之下就来看看。

她曾经去新疆旅行，看到广场上人们在跳舞。“太美了真是，回来我就想跳，但是不知道哪儿有跳的，没有曲、也没有舞。”后来她和一个新疆朋友加了微信，对方给了她一曲成品舞，乐呵姐“扒”了很久。“没有那个氛围学不下来。”在家努力学会两曲，她还一直没有在外面跳过。来到静安公园，是她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的舞技。

上场前，乐呵姐还有些担心，问一旁的柏阿姨：“大家都有舞伴吧？”

“没有的。你请别人跳，别人就跟你跳。新疆舞，就是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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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们的舞姿吸引了过往的行人们驻足观看

摄影：马诗韵

起舞的“舞池”里还有一张外国面孔。Chani来自以色列，她和同伴到上海出差，周末相约来静安公园闲逛，看到天山歌舞团的表演，她受到感染，也加入其中跳起舞来。在此之前，她从未学过舞蹈。

五位阿姨与Chani围成一圈，环绕而舞。在一片红、黄、蓝、绿的鲜亮裙摆之间，Chani的卡其色连衣裙显得格外朴素。 一曲结束，Chani退回同伴身边，没想到舞团里的爷叔阿姨连连向她发来邀请。先是一位穿亮黄色连衣裙、戴白色遮阳帽的阿姨，接着是一位穿白色维吾尔族服装、戴紫红色朵帕帽的大叔。Chani跳了一曲又一曲，团员们有人向她竖大拇指，有人欢呼“亚克西”——这是维吾尔语的音译，意思是“很棒！”

Chani说，虽然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新疆舞，但和歌舞团的团员们一起跳舞，感受到自信与开心。“这是我在上海最大的一次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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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以色列的Chani也加入其中跳起舞来

摄影：马诗韵

钱根芳说，很多团员就是因为路过看到他们跳舞，觉得有意思，后来也加入了。加入舞团不收费。作为团长，钱根芳会给大家买点水果零食，也有团员会请大家吃香蕉。“我们都是自愿的。”钱根芳记得一次，有路过的人给他们送了矿泉水。“‘啪’送了4个篮子过来了，篮子里面都是水。”对方对钱根芳说，送水是因为喜欢看他们跳舞，“他说，我是你们忠实的粉丝。”

除了在公园里跳，歌舞团还去养老院表演，逢年过节参加社区的公益活动。采访前一天，天山歌舞团刚刚在上海西北北新泾的一个城堡主题酒店举办完年会。在远离市中心的自然环境里，团员们和在静安公园一样，换上鲜艳的舞服，翩翩起舞。几年前，还有人邀请过天山歌舞团去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表演。“真的走时装的那种T台，”钱根芳说，“我跟着队伍一起去的，我是里面打酱油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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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病了，也总还有一支舞可以跳

团员们正跳得开心，突然音乐停了。原来是音响出了毛病。一位团员打趣：“它也要休息休息，老了。”

“老”，是团员言谈间难以避免的话题。衰老带来的病痛，更是为跳舞这件事笼罩上一层不确定的阴影。

最早天山歌舞团只有5人的时候，吴阿姨常常来跳舞。后来团员多了，她却渐渐跳得少了——不是不想跳，是身体跟不上，她的膝盖动过手术，让很多动作多了限制。尽管如此，吴阿姨还是常来静安公园，“膝盖好的时候也能跳两下，膝盖不好的时候，就坐着看他们跳。”

钱根芳今年76岁，吴阿姨比钱团长大一岁。说起年龄，话题一下就变得伤感了。“说实话，我们这代从新疆回来的知青，还能跳舞的人寥寥无几，”吴阿姨叹息，“好多都走了，好多都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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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阿姨坐在一旁边休息边打鼓

摄影：马诗韵

也有抱着伤病继续跳的。“这个舞的点子打得好，人跳得开心。天天坐着不活动，不光死板板的，还会生病。”柏阿姨说，“音乐一响，我就想跳了。”

她去年生了一场大病，全身发麻，吃什么都没有味道，“像吃味精一样”，严重时连水都不想喝。那时候睡眠也不好，整晚整晚睡不着，“眼睛一闭都是梦”。在梦里，有时候是鼓点不断敲打，有时候又胡思乱想起死亡的问题。去了很多医院都看不好，最后仁济医院为她做了一次全面检查，诊断结果是她有神经衰弱和老年抑郁症。

不止如此，腔梗（腔隙性脑梗塞）和眼部疾病接踵而至，后来她还感染了新冠。”阳康“后，柏阿姨明显感觉身体状况不如从前，“尤其是记忆力变差了，现在想到什么要立刻去做，不然就会忘记。”

今年舞团的活动一恢复，柏阿姨就立刻来了。“跳舞就是心情会舒畅一点。我以前打太极拳，现在也不打了，但新疆舞还是不能丢。”她说，就算身上有点毛病，只要舞团还在这里跳，她也跟着来，“累了就坐着休息一会儿，打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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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阿姨正在跳舞

摄影：马诗韵

她是天山歌舞团最活跃的团员之一。在网上搜索天山歌舞团的视频，不管是最近几个月的还是几年前的，总能看见柏阿姨的身影。她住在浦东三林的珠宝城地区，从家里出发到静安公园，要从地铁8号线转2号线，坐上一个小时地铁。每个周末，为了赶上9点的”早场“，柏阿姨总是7点起床，吃好早饭，要在镜子前好好化个妆。涂上粉底，抹好口红，画个眉毛。出门时，柏阿姨也会带上化妆品，“中午吃完饭口红就没有了，要再补一下子。”

这些化妆品，都是女儿买给她的。除此之外，女儿还为她买了几套不同配色的舞服。柏阿姨日常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但戴上维吾尔族帽后，脑袋后面便“长”出了长长的辫子。

采访这一天，柏阿姨在女儿买的舞服外面，套上了一件全新的宝蓝色亮片马甲。这件新衣服不是女儿买的，而是舞团里另一位团员订做的。裁缝的尺寸裁小了，那位团员就把衣服转送给了柏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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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团员们身着缀饰着亮片刺绣的长裙

摄影：马诗韵

舞团里几乎人人注重装扮。钱团长有二十几套舞服，每次换着花样搭配，他将此形容为“一笔健康投资”；吴阿姨的鲜绿色渐变长裙上缀饰着花朵亮片刺绣，这是托朋友从新疆买的。“全手工的，要好几百呢，我是下了本钱的。”

女团员都爱贴假睫毛，她们的帽子上装点着羽毛和薄纱。男团员们则穿着“袷袢”长袍和长靴，脸上贴着假胡须，他们的“朵帕”帽既有刺绣花纹的，也有钉珠缝制的。

这些精心准备的服饰，让每次活动尾声时的集体舞显得格外赏心悦目。舞团的惯例，是在每周末以一曲集体舞画上句点。男团员们背起鼓、拿起沙球，站在中间拍打节奏，呼喝呐喊；女团员们则排成一列，手拎裙摆，如蝴蝶般翩然而行。在团员们的共舞下，气氛达到了一天中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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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团员们头戴刺绣花纹的“朵帕”帽

摄影：马诗韵

曲终散场，团员们脱下舞服，套上素色日常服装，脱下银色舞鞋，换上适宜走路的健步鞋。方才还拍得带劲的鼓被收进袋子，固定在推车上，看上去不过是一件普通行李。卸下行头，这些兴致勃勃的爷叔阿姨们融入上海街头的人潮中，继续扮演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擦肩而过的普通人。

柏阿姨和丈夫向地铁站走去，两个意犹未尽的团员加入一旁的交谊舞人群继续舞动，钱团长则把三个音响整整齐齐地码在车尾木板上，驾驶着三轮车消失在公园仍旧热闹的下午。

彼此都没有太多道别，但一个星期后又会准时再见。

（文中“老文”为化名）

作者 / 项天鹰
清朝有一个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的致命缺陷——不知道如何面对大量的本族穷人。

这个中国每个朝代不管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清朝却是一个不可解的难题。

清朝开国之初走了捷径，以民族为纽带快速塑造了核心的军事贵族群体，作为自己的政权基础，实现了最快速度地调动资源，又以大屠杀和民族压迫的高压政策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然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种抄近道的后遗症就是，清朝不得不将满洲和八旗这两个本来不相干的东西绑定起来。

一个国家的军事贵族，必须有下降的渠道，否则的话，几代人的时间里就会繁殖得让国家无法承受。然而清朝的旗人却和明朝的皇族一样，只要爹是旗人，他就是旗人。入关之初，旗人有三十来万丁，真要是让他们敞开了随便生，如果没有外力干扰，三十年人口就该翻一倍，到清末应该八千万丁才对。

满洲人凭借其政治地位的优势，是可以同化蒙军旗和汉军旗的，真要是这么敞开了生，对满洲这个民族当然有好处。然而，清朝不是满洲人的，而是爱新觉罗家的，主子的利益和奴才的利益是两码事。

很显然，清朝的财政连养一百万丁的旗人都困难。旗人更多，财政就撑不住了。所以，汉军出旗是必然的，到清末的时候，汉军旗人已经剩得不多了。

然而，清朝就算养不起，也不敢让满洲人大批出旗。清朝以民族压迫的方式建立了政权，就必须保证满洲人这个基本盘的稳定，一旦满洲人随意繁衍，土地、收入加增的速度肯定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就只能将多出来的人踢出受财政供养的行列，这就会导致清朝皇帝面临前所未有的情况——大量同族的穷人。

汉人皇帝当然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自己的同族本来就应该大部分都是穷人，他们早就习惯了，没饭吃就饿死，造反了就杀呗。一般的王朝，穷人造反了，绝大部分都是从反贪官不反皇帝开始的，只要不爆发全国性的大起义，对皇权就没有什么威胁。

然而，爱新觉罗家的基本盘局限在了满洲、八旗这样的小群体，一旦这种小群体的人数膨胀到财政无法养活，有人造反，他们一定会一开始就反抗直接压迫他们的八旗制度。汉人皇帝屠杀汉人老百姓之后，也依然有办法接着做皇帝，可爱新觉罗家如果去屠杀满洲老百姓，那就彻底废了，本来镇压汉人和其他民族就够困难了，再来个满洲人杀满洲人，满洲人否定八旗制度，那他们还混什么？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结果就是满洲的穷人高喊满汉一体、平均地权，联合汉人流民去分八旗贵胄的地，那清朝就彻底没救了。

可这种情况又不会以皇帝的意志来转移，只要满洲人繁衍得足够多，人口增长速度一定会超过收入增长速度，就一定会有穷有富，一定会出现满洲官吏加倍盘剥满洲贫民的情况，穷的人穷到没辙的份上，就一定会造反。这是自然规律，谁也阻止不了。

既然如此，清朝就只能用歪招了，限制满洲人的繁衍。满汉分城居住，不仅隔绝汉人，也建立了满洲人的囚笼，旗人不能擅自离开驻地，否则动辄鞭五十、鞭一百。这样一来，满洲人的住房上限就被锁死了，没有房子，还怎么娶妻生子呢。

与之配套的，还有旗民不得通婚和不得抱养民人为子的制度。不许旗人外出务工，以控制其收入，没钱自然就没有老婆孩子了。这样一来，满洲人的人口增长速度就被限制住了，只要把汉军旗人大部分都踢出去，清朝的财政就能够供养剩下的旗人，也就不用担心满洲贫民和汉人贫民合流的问题了。

但是用鼻子想也知道，这只是饮鸩止渴，旗人肯定还是会越生越多，只不过速度没那么快而已。随着王朝的腐朽程度增加，旗人中的上层对下层的盘剥也会愈演愈烈，不少旗人偷偷溜出满城打工，甚至有人干脆不要旗籍了，去当汉人。那么就只会有两种结果：要么是旗人待遇低下，久不操练，最后根本难以组成军队，结果因为长期的民族隔离和民族压迫政策招致仇杀报复，无法自保；要么是对底层旗人压榨得太狠，逼得旗人都反清了。最后历史也证明了，这两种事都发生了。

@小马宋同学: 我去大学演讲，学生都在刷手机

前几天去某大学做了个演讲，说说经历和感受吧。

演讲现场并不大，100 人左右。刚开始的时候，我大概问了几句学生们什么专业，几年级等等情况。

还没有开始演讲，我就发现有一半的学生一直在刷手机，对于我要讲啥完全没兴趣，对我的问题爱搭不理。如果演讲场地很大，反倒我看不见，也不尴尬，恰好场地不大，我能看到所有的刷手机的同学

我问他们为啥要来听这个演讲，也没有人能回答，现场只有两个同学，之前听说过小马宋，反正气氛很尴尬，就像脱口秀演员整了好几个梗，然后观众没一个笑的。

演讲结束我跟学校老师聊天，才知道听一次演讲可以作为一个课时。我问学校为啥要请我来，老师说因为学校有任务，每年要请一定的外部专业人士来做讲座。

所以当时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我说：“请你们放下手机，如果你们不放下手机，那我就不讲了。如果不想听我演讲，你们可以现在就离开，我愿意为那些不刷手机但愿意听我讲的同学讲，哪怕只有一个同学在听。

我不是你们学校的老师，我不受学校制度的约束，我不承担教学任务，我有很多事可以做，我可以立刻就走，不给你们讲这一堂课。”

讲完之后，所有同学至少都在看我了。我说你们平时上课就这样吗？你们老师是怎么坚持下去的？这时候前排的大学老师一脸无辜地看着我频频点头。

第二，我把准备的 PPT 关掉了。因为这一百多人都是市场营销大一的学生，我准备讲的，他们根本听不懂。

我临时换了演讲的内容，没有再用 PPT，我从一个话题开始：你们学了一年市场营销了，请问你们学的知识里面，有什么可以让你把自己营销出去的？有什么可以帮你将来找到一个工作或者解决了一个真实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那你们在大学里一年都在干啥？未来三年你们会复制这一年的状态吗？

我觉得我讲营销不会有用的，我应该给这些刚刚读大学，却一脸懵逼的学生们一些真正有用的建议。

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听进去了，不过讲座结束后确实不少同学主动过来跟我讨论问题了。

让我觉得悲哀的是，这些学生，大概上课就是这种状态，既不知道怎么学，也学不会什么有用的技能，等到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啥，还要抱怨工作不好找。

当然少数同学例外，他们有在外面打工，做咖啡馆，做自媒体的。

演讲后，邀请我的老师说，你是第一个制止学生看手机的演讲嘉宾，而且，演讲效果也是最好的一次。

我也没有啥好办法，只能希望我的这场演讲，能影响十个八个的孩子，能让他们走出这种无所事事的大学状态，我的时间也就没白费了吧。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星分翼轸。 地接衡庐。 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雄州雾列，俊彩星驰。 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 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 十旬休暇，胜友如云。 千里逢迎，高朋满座。 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 家君作宰，路出名区。 童子何知？ 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 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 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 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 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 沄销雨霁，彩彻区明。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遥襟俯畅，逸兴遄飞。 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 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 四美俱，二难并。 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 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嗟乎！ 时运不齐，命途多舛。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而犹欢。 北海虽赊，夫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 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 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 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 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鸣呼！ 胜地不常，盛筵难再。 兰亭已矣，梓泽邱墟。 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 敢竭鄙诚，恭疏短引。 一言均赋，四韵俱成。 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滕王高阁临江渚，

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

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

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

槛外长江空自流！

有人说，租房是了解社会阴暗面的第一课。

还有人说，租房是年轻人迈入社会，逃不过的第一顿 “毒打”。

根据数据，深圳约有 1340 万人住在城中村，而每 4 个深圳人里有 3 个在租房，以此推算，至少有超过 1000 万人租住在深圳大大小小的城中村里。

市场越大，乱象越多。庞大的城中村租房市场，就催生出了一个同样规模庞大的群体 —— 城中村野生中介。租房时遭受的 “毒打”，往往少不了他们的参与。

之所以说 “野生”，因为他们或附属于不知名不正规的中介公司，不受公司和领导的管理，从未有过正规培训；或自己单干，自负盈亏。

他们则自称 “自由中介”，因为 “自由职业”，上班时间自由、地点自由。

这类 “野生中介” 可谓无孔不入。他们的身影遍布城中村的大街小巷、地铁口，他们背着斜挎包，开着小电驴，熟练地载着租客穿梭在城中村的自建楼、握手楼和公寓楼之间。

他们还会藏身小红书、抖音、闲鱼等年轻人获取租房信息的社交平台，但往往不表露身份，只挂出物美价廉的 “虚假房源”，混淆视听，以便 “钓鱼”。

有人感叹，在深圳租房，没被中介套路过，都不好意思说租过房，更不足以谈深漂。

想租一个满意的房子到底需要踩多少的坑？我进行了一场实验，以找房者的身份，两天时间，从 5 个不同的平台约了 6 个中介看房，总结出了城中村野生中介的 “六大套路”。

一、“中介套路，防不胜防 ”

按照经验，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但在深圳租房子说不定可以。

这中间的租房套路实在是太多，而且环环相扣，是一场体力和心理双重博弈。

套路 01：线上引流 —— 以假乱真，诱客深入

我在小红书、抖音、闲鱼、豆瓣和 58 同城五个平台中随机找了几个房子：位于城中村、带家具、近地铁、价格相对合理。

“房子还在吗？” 我咨询了发帖的人。

“还在，可以加下微信看一下。” 五个平台六个中介，无一例外给出肯定回复并引导我添加微信。

加了微信之后，还是高度统一的话术：那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有的甚至懒得找借口，直接就说房子没有了，可以发下找房需求，或者看看他们在朋友圈和视频号发的房子。

开局即套路，因为我发现那个他们口中 “已出租” 的房子，至今仍旧作为 “诱饵” 被挂在社交媒体上，“诱捕” 下一个 “猎物”。

随后，我便依言翻看他们的朋友圈，第一个 “货不对版” 出现了，朋友圈里的房源，和原本挂在社交媒体上的房子，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只能说是毫无关系。同样的条件价格翻倍、同样的价格环境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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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某社交平台上的房源 vs 中介朋友圈的房源

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欺骗客户时，有人很理所当然地回答：“又不是只有我们这样，大家都这样，我们不这样就没生意，理解一下啦。”

为了获取更多 “商业机密”，我尝试声称自己也想成为一名中介。热心的中介小许便给我支招：各大 APP 的低价房 99% 都是在以假乱真，都是用来引流的。

他还透露，中介们还会用假的美女图片来引流。将一些面容姣好、身材性感的美女当头像，让人误认为是本人，吸引更多的男客户。

套路 02：线下对接 —— 移花接木，摆烂到底

为了节省时间，我先在微信上和中介确定了几套房子，准备实地看房。

临近碰面，先前线上沟通的中介纷纷借故不现身：有些说自己临时有事走不开，有些说自己还在带别人，都找了另外一个人来线下对接。

一个这样可以理解，都这么默契就肯定有妖了。我试探着说今天遇到了好几次线下换人的情况，其中一位中介透露了内情：他们有明确的分工，线上的推广中介负责引流，线下的地推中介负责带人看房，拿到的提成对半分。

换人不影响看房，倒也无所谓。但没想到，换了人之后，连之前在微信上沟通确定好的房子都没有了。

六个地推中介中有五个说不清楚我想去看的房子，“那是那个人（线上中介）随便发的，我没见过这个房子。” 于是，前面的沟通全部作废。我只能再次告知需求，他们现场安排。

因为新中介更熟悉现场的租房情况，所以只能跟着他们的节奏走。期间他们还会强调，“这一片的房子都是这个价位这个装修，来都来了，你找谁租都一样。”

小许说这是他入行中介学到的第一个关于心理博弈的 “专业知识”：不管房源真假，在线上尽量吸引租客，先把人引过来了再说。来都来了，没人会想白跑一趟。

但这种行为实在是让人不禁感叹：真把人当猴子耍。如果你有打算了解那个片区的房源情况，可以跟着走走看看，如果兴趣不大，建议你不要浪费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及时找个理由走人。

套路 03：看房途中 —— 一层一层麻痹你的身心

实地看房，则往往是大型的买家秀和买家秀现场。

视频上显示采光还可以的房子，现场的采光却不是一般的差。关了灯，白天也懂夜的黑。中介当时也慌张，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来，“可能拍的时候开灯了，加上滤镜拉到最大，所以差距有点大。”

还有视频里空间看起来还可以的房子，实际上，房子里的家具也小，空间相当紧凑。视频里的房子，到底是加了多大的广角才能这么迷惑。

每当你满心期待吭哧吭哧爬上那些没有电梯的农民房，果不其然，那些看起来 “还不错” 的房子，实际上跟视频里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整个城市最划算的房子永远建在中介们的嘴里，而最好的永远会是下一间，价格当然也会是最贵的。

看了一系列房子之后，以我拟定的预算都只能租到差强人意的房子。无论哪个中介，最好的房子，都是最后一间，但房租远超预算。当身体和心里分别被疲惫和失望支配，人真的容易冲动消费。

中介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除了通过话术暗戳戳洗脑，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会说裸租的价格 —— 即不包含管理费、网络费、卫生费、非民水民电费这些必需支出，以免总额过高直接劝退。根据经验，这些费用加起来至少还要在租金基础上加个 300～1000 元不等。

当你一时麻痹大意，后知后觉，就只能掐自己大腿了。

按小许的说法，让租客先感受差房子，再对比好房子，更容易下单，这是他学到的第二个专业知识。“有那么点像温水煮青蛙，尽量会在最后把租客往高价的地方带，因为一般情况下，房租越高，租金越高。中介的佣金，一般是按房租为单位的。”

套路 04：定金支付 —— 自导自演

在找房的最后拉锯战里，我发现了，如果我不小心露出了 “这个房子还不错” 的心思，那中介就来劲了，马上说服我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赶紧买定离手。

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他们曾经的合作对象都能成为他们的 “临时演员”。

如有同行偶然路过，双方闲聊话里话外都会暗示，房子很受欢迎很抢手，最好尽快马上立刻付定金，否则被别人定了就没了。

好一招激将法，但对我没用。在深圳一年换一次租房，我的心已经像在大润发杀了几年鱼一样冰冷。

记得我刚毕业第一次租房时，中介也是这般催促。现场还有其他人在问，房子定下来了没有，没有的话他准备付定金了。千钧一发之际，在其他条件还没来得及确认时，我愚蠢且快速地中招，付了 1000 元定金。

等到我回去拿遗漏在租房的雨伞时，中介在给刚刚抢租的 “租客” 付钱，那分明是作为托的 “片酬”。后来，我因为房子的安保问题要求退定换房，中介已经失联，只能自认倒霉。

套路 05：成交之后 —— 事前小甜甜，事后牛夫人

我这次和中介的互相试探，止步于付定金这个环节。实际上，根据我和网友的经历，付完定金之后，套路并未停止。

很多中介为了尽快把房子租出去，会口头承诺 “包售后”。租之前说自己和房东关系很好，各方面可以通融。租之后说自己又不是房东，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主意。

姗姗来深第一次租房，中介许诺会帮她封窗，方便她养宠物，还表示到时候帮她一起搬家。然而等她签完了租房合同，联系中介帮助时，中介一直以很忙为借口，一拖再拖。

网友东东也被中介坑了。当时租房，中介把房子夸上天，承诺合约期间想转租，他可免费代劳。然而，等到转租时，中介表示房子条件差，转租难度大，要收一半押金作为中介费。东东多交了一个月的房租，给中介预留转租时间。中介嘴上答应，实际却不了了之。

小许说，真正实在的中介，从不随便许诺帮租客处理售后的事情，除非确实能做到。“有这个时间给前租客处理各种事情，还不如发展新客户。而且为了尽快拿到佣金这样欺骗人，非常不道德。”

套路 06：免中介费 —— 所有馈赠，早已暗中标价

我遇到的中介，基本上都说不收中介费，这也是 “野生” 和 “正规” 的一大区别。但往往，免费的东西就是最贵的东西。

第一次租房时，我因为轻信陌生人，稀里糊涂地签了定金收据，那上面写着金额和不退不换等简单字眼，并未规定退款条件。后来房子有问题，定金直接掉入中介口袋。

现在想起来，那定金单上白纸黑字分明写的是我给社会交的第一笔学费。

有些中介常说，“如果你诚心要的话，我就为了你两肋插刀去和房东砍价”。网友李莉莉起初还很感动，搬进去后，邻居说原本的月租还比她的低 200 元。原来中介费尽口舌和房东砍下 200，实际上暗地里和房东将房租提高 200，转身赚佣金 2000。

也有不愿意配合 “减租” 的房东，这个时候有的中介为了让房子尽快成交，口头承诺每个月自掏腰包补贴租客 50 元。等签了合同后，中介拿了佣金逍遥云外，不知道那 50 元姓甚名谁。

有的中介确实不收中介费，但会索要辛苦费、真诚费、服务费。我看房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看之前确认了几遍都说不用中介费，看完后开始索要辛苦费，说辛苦带了一天，不能就这么离开。然而，他带我去看的都是不符合要求的房子。

姗姗也遇到过这样的勒索，看房不成，中介索要 200 元辛苦费。姗姗不给，想要报警，中介恐吓她，“我有你的电话号码，不给就看着办！以后住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最好小心点！” 为了安全，她只能花几百块钱买了个教训，从此远离黑心中介。

二、“野生中介，自由无度 ”

并不是所有的深圳租房中介都会用这些套路，我也曾遇到过很仗义的中介，最后租到了合适的房子。

但租房过程中遇到这类 “城中村野生中介” 的概率，大概相当于听到深圳老板画饼的概率吧。

他们口中的 “自由”，对于租客来说，是虚假引流不用负责的自由、是坑了租客能不管不顾的自由、是出了问题便查无此人的自由。

事实上，不仅租客讨厌，在中介行内，这类 “连哄带骗” 的中介也处于鄙视链的末端。

租房中介张建觉得现在租房中介的名声就是被这群人搞臭的，而且已经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好房嫌贵，烂房又看不上，又好又便宜，只能是上当，真实房源无人问津，虚假房源白跑一趟。”

在他看来，“谁都能做中介，这一行没有技术含量，只要把套路用好。做多了，租房旺季，月入几万都不是问题。” 但入行以来，他坚持只发布真实房源，不用套路，却经常被埋没在营销里，“客户全被虚假的引流走了。”

他眼巴巴地看着其他中介把客户骗到现场，连哄带骗后屡屡签单，“劣币驱逐良币，很多之前坚持发真实房源的同行都放弃了，也开始用套路。没办法，大家还要吃饭。”

公寓二房东也尽量不招惹这些野生中介。

坂田的一家公寓就和中介起了正面冲突。管理员三番五次地在楼道里捡到烟头，于是在近 500 人的中介微信群里强调，禁止中介带人来看房时在楼道吸烟，影响租客。

有中介在群里破口大骂，组团诋毁公寓，劝退租客。“他们到处说只有傻子才会租我们的房子。中介规模很大，我们感觉苦不堪言。”

有些原房东则称，他们也绕不过中介，对中介是又爱又恨。

“我在一楼贴的招租信息，老是被中介撕掉，贴他们自己的”，房东徐伯愤愤不平，因为中介贴的电话信息，上面居然还明目张胆地写着 “房东直租中介勿扰”。

他直呼受不了了，见一次撕一次，直到把租房信息反贴在一楼商户的透明窗户里面，才消停了下来。

“该怎么形容他们，像我这个老头每天贴的膏药一样。”

备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白粥

我万万没想到，如今最让我焦虑的事，不是升职加薪，不是减肥节食，而是搬家。

大学毕业后，我仅带了一只二十寸的小行李箱就来到了北京。那时，箱子里只有几件换洗衣物、笔记本电脑和毕业证书，使劲揣一揣就打包好了。搬家如同短途旅游一样，说走就走，毫不费力。

时间一晃过了快10年，我依然漂在这座城市，结了婚，有了稳定的工作，可居住空间却没有变大。人到中年，买房可望而不可即，租房也不敢奢侈，但生活得越久，东西就变得越多，以至于每一场搬家都像“愚公移山”般令我崩溃。

图片《最食人间烟火色》剧照

我的“囤积癖”首先从数不清的衣服和鞋子开始。衣不如新，每个季节我都会添置不同的款式、颜色的新衣服慰劳自己。但每件旧衣服也都承载过我的喜爱，明知大概率不会再穿，也会把它们整理好，像回忆一般珍藏起来。

还有各种零碎的小物件：办信用卡附赠的滑板、在商场扫码后免费得到的尖叫鸡、参加展会时商家送的帆布包……超市的塑料袋、饼干盒等一些可能会被二次利用的物品也被我堆积在房间里，等待二次上岗。

有很多次，我也想扔掉其中一些，比如尖叫鸡，拿回来后便在角落里积灰，有时不小心碰到还会吓我一跳。但整理时我还是迟疑了，心里想的全是万一，万一以后有兴趣呢？万一家里来小朋友会喜欢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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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里空无一物》剧照

但生活哪儿有那么多“万一”，仔细想来，我之所以如此热爱“囤积”，完全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妈曾多次强调，出门在外，不要的东西也先拿回家，由她整理确认后再丢弃。学生时代，每逢寒暑假，我都会背着大包小裹回家，军训后的衣服、毕业后的被子，我不卖也不扔，全都扛回家。穿旧的短袖可以当睡衣，过些日子再变形，就用来当抹布。人的习惯一旦形成真的很难改变，我就这么敝帚自珍地生活着。丈夫与我一样节俭，甚至比我还要严重。我们共同的名言是：“这都这么好，扔掉太可惜了。”

如果说平日里我与这些囤积物还能和谐共处，但到搬家的时候就抓狂了。看着满坑满谷的东西，从体力到心理都感到巨大的负担。直到前段时间，有个我很喜欢的博主清理了积攒多年、曾经认为很重要的东西：第一次发表内容的杂志、各种获奖证书……我惊诧于他的“绝情”，看到评论里一片赞扬声，我也终于开始考虑，我的“生活垃圾”是不是真的需要好好整理一番。

于是我开始了艰难的断舍离行动——不买与丢弃并行。

图片《恩珠的房间》剧照
首先要控制自己的购物冲动，遇到动心的物品，先放在购物车里，等到新鲜劲一过，果然就能删除其中的大部分。

然后，我把几乎不会再用到的东西挂上二手网站，把不再穿的衣服和看过一遍的书籍捐出去，物尽其用，给它们寻找新主人的过程，让我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满足。

我还逼自己扔掉了一些陈年存货：很占空间的鞋盒子、不能装多少东西的精美包装袋、缺了某张牌无法再玩的扑克、被猫咬下一大半泡沫的呼啦圈……打包它们走向垃圾桶时，我心里仍旧会有很多不舍，但扔了之后，我才后知后觉“无物一身轻”。就像植物需要剪枝方能生长得更好一样，物理空间大了之后，心理空间也跟着开阔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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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剧照

物质上需要断舍离，精神上也同样需要。所以，我爱上了写作，把藏在心底的美好回忆记录下来，然后就选择遗忘；割舍掉一些强加给自己的执念与负累，不再自我消耗，减少无用的社交和攀比，多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断舍离后，方能轻装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