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无心 45：买完机票后，如果不报销你们会打行程单吗？
如果要报销，打出行程单后你们会核对金额吗？
我以前打出来都不会核对，直接就给了报账的工作人员。
最近这次，因为多看了它一眼，最后退回了 681 元
前几天买了张从无锡回北京的机票，平台给出的价格是 1151 元（图 1）。在机场打出行程单，随便看了一眼，发现上面的金额是 470 元（图 2）。
觉得非常奇怪，就问平台客服。客服也没说什么原因，只说乘机之后可以申请退回差价。
乘坐那次航班之后，又联系客服。客服给了图 3 的解释，然后干净利落地退回了差价 681 元。
整个沟通和退差价的流程还是很顺畅的，客服的态度也很好。
不清楚这确实是系统错误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看来以后在平台买了票，不管要不要报销，还是都要一下行程单吧。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把多付的钱要回来。
作者 / 萌芽
你们知道吗？新生儿脑的重量只有 350-400 克，大约是成人脑重的 25%，到了 1 岁时，重量翻一倍，达到成人脑重的 50%，2 岁时再增长，达到成人脑重的 75%。由此可知，3 岁前是孩子脑发育的关键期，也是智力发展的黄金期。在这个时期，给孩子良好的听视觉环境，不仅可以帮助宝宝建立安全感，更能让宝宝的大脑得到充分的锻炼。所以，在婴幼儿时期，跟宝宝聊天是非常必要的哦。
帮助宝宝建立安全感
很多爸爸妈妈觉得，新生儿什么都不懂，聊不聊天其实都一样。其实不是的，虽然孩子还不会说话，大脑发育也还不完美，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父母就是他们小小世界的全部。父母的一颦一笑，孩子都能敏感的捕捉并感受。如果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开心、愉悦的情绪，那孩子就会感受到舒适；如果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烦躁、愤怒，那孩子自然也容易受到影响而哭闹不停。对于新生儿来说，父母的一举一动，都是他们获得心理安全的重要来源。
宝宝从出生开始，就与主要养育人（主要指父母）建立了安全的依恋关系。虽然头两个月表现并不明显，但是两个月以后，宝宝的日渐难带都是在向父母索取安全感的表现。新生儿是不会说话的，他们只能通过咿呀声或者哭泣来表达自己的需求（比如我饿了，我困了），而父母及时的回应能让宝宝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对小宝宝来说，没有比听爸爸妈妈与自己聊天更惬意的事情了，这种温暖的氛围，是他们直接接收到的最暖最真实的爱的表达。如果想让孩子内心富足、积极开朗，那么幼儿时期可以多跟孩子聊天，帮助他建立安全感哦。
更好地进行语言启蒙
其实婴儿很早就开始使用语言了，甚至在我们发觉之前，婴儿已经可以听得懂我们说的话。孩子不仅拥有让人印象深刻的词汇，也运用词库，传递自己的需求和想法，只是我们暂时识别不了婴儿的话。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婴儿发展时期，宝宝会出现几个语言的关键阶段，我在《小芽启萌•优陪计划》的理论课中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说明，如果能根据宝宝不同月龄的语言发展特征，紧紧抓住语言敏感期，就可以为孩子提供良好的语言发展环境。
虽然小月龄的宝宝还不会和成人对话，也不能理解成人的语言，但宝宝会通过“咿咿呀呀”做自我训练，尝试理解某些字、词、句的意思。在这个阶段，父母经常对着宝宝讲话，通过发声、模仿、呼唤，发出与行为有关的声音，都可以帮助宝宝更好的理解语言，习得语言。
给孩子丰富的语言环境，有助于多语言学习
华盛顿大学认知与大脑科学研究所副主任、言语听觉学教授里夏•库尔（Patricia Kuhl）认为：0-7 岁是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在关键期以前通过大量的语言输入和无意识的影响，宝宝完全有能力可以自主习得语言，甚至同时习得两种语言。
对于婴儿来说，第 8-10 月龄是语言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会默默的专心听大人说话，并在大脑里对语言数据进行收集、统计与分析，建立语言数据库。也就是说，1 岁以下的婴儿接触的语言，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往后的语言发展。所以我们不仅鼓励家长要和新生儿聊天，还建议大家尝试换不同的语种来聊天，只有优秀、丰富，多元的语言环境，才能为孩子日后习得多种语言提供良好的基础。
语言启蒙，真实的交流才是关键
每次提到语言启蒙，总有一些家长会提出疑问：现在国内外的早教视频已经相当专业和丰富了，让孩子从中学习不会更高效吗？
但其实说话是一项复杂的认知功能，只有面对面和宝宝进行交流，婴儿脑内的神经元才会记录下外语的语言、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说，当我们与宝宝交谈时所使用的词汇数量和丰富程度，才是真正影响孩子词汇量和智商的因素。（美国著名的脑科学家约翰·梅迪纳《让孩子的大脑自由》）。所以，相对于让婴幼儿看语言学习方面的 DVD，应该优先选择面对面交流。
在小月龄宝宝中，模仿孩子的话语、笑声、表情，及时回应孩子，与孩子形成有效互动，不仅能给孩子更多机会去发展自己的语言能力，更能让孩子的大脑得到充分的锻炼。其中，轮流沟通就是与小月龄宝宝有效互动的常用方法。
讨论完与小宝宝聊天的重要性以后，有些知友可能会产生新的疑问：既然小月龄的宝宝不具备与人对话的能力，那该如何沟通呢？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只要每次我们说完话后，预留几秒钟的时间给孩子做回应就好。轮流沟通不一定是通过语言的方式，对于婴儿来说，孩子的表情、行为和节奏都是对我们的回应。比如：
给宝宝换尿布，我们可以说“宝宝，我现在给你换尿布哦”，说完停下来几秒钟，观看孩子的表情，孩子手舞足蹈，或者稍稍拱起屁股都是对我们的回应，我们可以拖着孩子的屁股，补充一句说“我看到你弓起了屁股，你也想换尿布裤。”
这个简单的交流过程，就是我们与孩子双向对话的通道，哪怕孩子的肢体反应再微妙，都是一个很积极的互动特征。这些，也是其他科技产品无法做到的。
为人父母，我们总想用所有的爱来浇灌孩子，仿佛这样他们才会茁壮成长。但其实，除了给予宝宝全身心的爱之外，我们更应该多跟宝宝交流，不错过他们每个成长的关键时期。
“小镇做题家”、“单身女青年”，豆瓣用户小 K 从来不在意自己被贴标签。现在，她身上又多了一个 ——“海归废物”。
这个标签来源于豆瓣小组 “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2020 年下半年，归国留学生数量暴增，“海归就业竞争有多激烈” 成为热门话题。在豆瓣上，“海废协会” 的成员更是在短短几个月里从几百涨到了两万 —— 彼时是归国留学生找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也是这一群体遭遇恶意指责和谩骂最严重的时候。
迷茫的年轻人们聚集在小组里，分享经历，交流经验。“有人觉得自己能力不强，有人觉得现实太残酷，但愿意出现在这个小组里的人，都还没有放弃自己。” 一位 “协会” 成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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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18 日，众多乘客搭乘英国伦敦飞香港的航班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其中不乏香港和内地赴英留学生。图片：CFP
碰壁
小 K 第一次找工作碰壁是在两年前。
2019 年 10 月，一架从巴黎飞往上海的航班正在跨越欧亚大陆。8000 米的高空中，机舱里的温度已经降了下来，大部分乘客盖上毯子进入睡眠，只有零星几个阅读灯发出微弱的亮光。
小 K 所坐的经济舱前后排空间有限，几乎没法伸开腿。身旁蜷缩在座椅中的乘客不时调整着姿势，似乎想要睡得舒服点。沉闷的机械轰鸣中，只有偶尔经过的空乘人员让小 K 意识到自己还在现实世界。
小 K 迟迟没有休息，她正在抓紧飞行中的这一点时间，为即将到来的面试做准备。
一个多月前，小 K 前往英国攻读硕士学位。英国的硕士大都只有一年，但从毕业到真正拿到毕业证还要一段时间，想要回国工作的留学生可以参加国内的两届秋招和一届春招，所以大部分人选择先享受研究生阶段的校园生活，从第二年开始再找工作。
小 K 却早早地担心起来。她所学的经济学专业并不是门 “硬技术”，再加上类似专业背景的中国留学生竞争激烈 —— 在一些欧美院校的商科专业里，中国学生甚至可以占到半数以上，她决定尽早开始准备就业。国内秋招刚开始，小 K 便向国内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分析岗投了简历。
她很快接到了面试通知。这是家知名的大型事务所，小 K 想着，如果能成功，也就及早解决了就业这件心头大事，可以安心继续留学。时间紧迫，她只买到法国中转的联程航班，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和等待后，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
对于经过日常小组作业和 presentation 洗礼的留学生来说，群面通常不在话下。问题出在了单面上，走进房间一坐定，面试官便用一长串数据库、SQL、计算机代码的专业词汇精准打击到小 K。她有些懵，但还是尽量镇定地回答了问题，表示自己会尽快学习补充工作需要的技能。
这样的答案显然不能让技术出身的主考官满意。第一次找工作碰壁倒也在意料之中，没想到接下来，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无论大环境还是个人，摆在眼前的都是一个不明朗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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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区商业建筑群。图片：CFP
根据《中国青年报》2020 年 4 月报道，当时海外留学生约有 160 万人，许多应届生放弃了深造或者在当地积累工作经验的计划，直接回国就业成为首选，海归就业竞争开始变得尤为激烈。
智联招聘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留学生回国求职同比增长 67.3%，二季度同比增幅高达 195%，在国内求职的海归人数同比增长 33.9%，而在 2019 年这个数字只有 5.3%，2018 年只有 4.3%。其中金融、互联网是留学生求职的热门行业。
2020 年的春招，对许多留学生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一个招聘季。受疫情影响，大量行业进入寒冬，裁员严重，本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小 K 投了大量英国公司的实习岗位都没有回音，更不用说直接留在当地工作。
另一方面，小 K 还要顾及尚未完成的学业。2020 年 3 月，英国疫情达到第一波高峰，形势严峻，医疗系统几近崩溃，政府甚至开始研究在伦敦海德公园建停尸房。当时，一份要求英国学校停课的国会请愿书传遍英国留学生群和各大社交媒体，发布六小时便获得 10 万人签名，不少留学生在转发时自嘲道：“赢则硕士毕业，输则海德公园。”
在疫情、考试和就业的三重压力下，小 K 心里有些慌，想着 “赶紧回家”。
而国内的春招同样竞争激烈。疫情之前，国企、事业单位、银行销售岗等工作并不是海归就业的首选，如今也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况。以银行为例，最基层的客户营销类岗位大都没有专业限制，但要求入职后先做两年网点柜员。小 K 告诉液态青年，当年她在国内本科毕业时，同学之中看上这个岗位不多，但现在连一些商科海归硕士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
对于工作，小 K 真正想做的是 “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做有挑战的事”，但现实并没有给人太多选择。去年 3 月，在一家海归就业网站上，小 K 发现部分国企正在扩招，最终她决定进入一家中小型国企 —— 找工作近一年，这已经是身经百战的小 K 拿到的最好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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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24 日，上海某场高校毕业生就业会。图片：CFP
“海归废物” 们
然而工作不到两年，小 K 就想要辞职了 —— 她发现自己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和大部分留学生一样，每当和不了解国外情况的朋友聊天，小 K 总是受到很多诘问。疫情期间，她还没回国时就常被问到：“现在国际局势那么动荡，为什么还要出国？”“外国是全体免疫，那多危险啊？” 对于这些本无恶意但令人尴尬的提问，小 K 无奈也理解，经历不同，别人很难对留学生的遭遇感同身受。
作为一名豆瓣资深用户，小 K 想在这里寻求一些建议。但她发现，大多数豆瓣网友和现实中遇到的人一样，很难对她的经历感同身受。
今年 8 月的一天，小 K 在豆瓣首页推送发现一个有趣的名字 ——“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了解了小组风格后，她加入协会发布了第一条帖子，想看看大家对于换工作的想法。
很快，主楼下面就有了几十条回复。很多人对她的焦虑表示有同感，更多人鼓励她挑战一下自己，甚至有一名组员直接私聊她，讲了自己留学归国进入体制内工作、挣扎过后又出国读博深造的经历，鼓励她做出改变。这位组员 “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让小 K 有些感动。
小组成立于 2020 年 5 月，里面的大多数人都和小 K 一样，是面临选择、想要改变的海归留学生。小组的管理员阿珂告诉液态青年，组长也是留学生，等待出国的那段时间里突发奇想，成立了这个小组。
但组长没有要把一个豆瓣公共组做大做强的 “雄心壮志”，只是想给同路人们提供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于是，没有引流，没有推广，这样松散、随缘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几个月。
然而从 2020 年秋天开始，大批归国留学生加入秋招战场，失意迷茫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人申请入组，“协会” 一度登上豆瓣热门小组榜。
“协会” 出圈后，却成为自媒体的流量密码。阿珂说：“一些求职的微信公众号拿我们来当‘内卷’的例子，截屏小组里的帖子和回复，说‘你们看看现在留学有什么用，留学生都找不着工作了’，再加上一顿夸张的描述，我们当时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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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16 日，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地铁换乘站的 LED 广告牌和广告灯箱均换上某职场在线教育的广告，职场培训行业发展迅猛。图片：CFP
事实上，小组成员并不真的认为自己是内卷中的 “废物”。
阿珂认为，这个名称跟 “躺平” 是一样的道理：“花了那么多时间、金钱和精力出国留学，明明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发展都满怀信心，想着回来撸起袖子干一番的时候，突然现实就给你一大盆冷水，这时就会有一种无力感，就会有一些无奈。”
如小组名字所示，“互助” 才是 “协会” 的内核。小组里的讨论包括如何求职、怎么处理人际关系、“海归” 还是 “归海”（指留学回国后又回到国外）等话题，但帖子目的是一致的 —— 他们希望得到一个建议，或者仅仅是一句支持，告诉他们在陌生的国内职场中，承受着不适、压抑和打击，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豆瓣网友李立加入 “海废协会” 小组，就是想多和人交流一些国内的工作情况。留学西班牙硕士毕业后，李立继续在当地工作，至今已经有三四年。她想着，“自己还算年轻，父母没退休，还可以照顾自己，但如果到了他们生活上需要帮助的时候，是肯定要回去的。”
李立在 “协会” 里发了咨询帖子，一个做人力资源工作的网友直白地告诉李立：“你以 27 岁的年龄回国找工作，过不了任何一家超过 50 人以上的公司的初审。”
“现在国内对年龄不会真的卡得这么死吧？” 李立感到难以置信，“其实他们说的这些东西我也能预见到。我看国内的一些影视剧，或是和国内的朋友聊天，都讲过在国内工作的困难。比如《我在他乡挺好的》那个剧，工作确实很辛苦，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误也会被辞退，辞退以后也没有什么补助，这种工作就很没有保障。”
目前，李立对于自己在西班牙的工作比较满意，没有加班，上下级之间互相尊重，不会随意克扣假期，如果不是天天下馆子也能攒下些钱。9 月初，她的请假刚刚顺利通过，马上要去国外旅行一周。看到李立的自述，豆瓣楼中的回复也都在劝她留在欧洲工作，回国还想拿高薪，唯一的选择就是大城市里的 996。
对于 996，李立最在意的不是身体上的疲劳，而是花费的时间有没有意义。“比如说做项目、做设计，最终能够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多花点时间没有太大关系。但如果说 996 只是用来做整理资料这类重复性劳动，坐在办公室里摸鱼、迟迟不下班是因为要等组长先走，这完全没意义。我想做的是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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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29 日，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全国加班重灾区之一。图片：CFP
等待破局
“工作是什么？我到底要什么？” 这同样是小 K 在考虑的事情，“机会有很多，可是不对本质问题做思考，就算机会来到眼前，也只能犹犹豫豫做不出改变。”
小 K 直言，回国工作后，她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她自认为是一个 “可有个性” 的人，能在平凡生活中找到乐趣。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她每周周末做完作业都会出校门，“哪怕是隔壁村里面的一个湖，我也能在湖边上玩得特别开心。”
在国外留学时，小 K 也一直保持着好心态。她在当地红十字会报了名当志愿者，负责出租轮椅 —— 当地许多老人比较肥胖，上了年纪后膝盖和腿承受压力过大，有时需要坐轮椅。小 K 每周去一个上午，会接待三四位求助者，遇到不及时归的情况还还要 “催收”。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完全新鲜的体验。
疫情前，小 K 还报名了附近湖区的佛教禅修院志愿者，可以帮忙卖木质小佛像、做雕刻和刷漆、修剪花园、举行旧书旧衣的义卖。原本她应该在去年春天完成这项愉快的志愿工作，但疫情爆发打破了她的憧憬，成为留学的遗憾。
回国入职之后，她却觉得自己再也提不起这股劲来了。“就好像被摄魂怪亲了一口一样。” 小 K 是《哈利・波特》系列的忠实粉丝，在魔法世界里，摄魂怪能把人们快乐的回忆都吸走，经过 “摄魂怪之吻” 的人从此便失去灵魂。
小 K 的朋友都在不同城市生活，平时接触最多的是同事。他们大都是 85 后、90 后，跟小 K 年龄相差不大，可他们平时讨论的主题除了带娃，就是周围人的八卦、明星的八卦。为了融入同事，小 K 试着去微博热搜 “恶补知识”。但每天被这些话题环绕实在令人厌烦，小 K 始终觉得：“如果大家兴趣本就不一致，是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儿去的。”
下班后的小 K，最常做的事就是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完全失去了社交欲望。
“我会总觉得这不是我应有的状态，我是个挺爱社交的人，但是现在变得自闭。” 小 K 说，“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也探索不到，要是能知道原因是什么，我就努力去解决它了。但我不知道。妈妈问是不是因为在这没有朋友？没有找到男朋友？没有归属感？或者因为没有买房？我觉得都不是，这些原因我在国外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可能，我们以前对于未来的期待太美好了吧。” 小 K 说，现在的她已经进入辞职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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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2 日，下班高峰期的上海地铁。图片：CFP
“找到一份工作容易，但是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那就不一定了。”“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 的成员戚颖告诉液态青年。
戚颖在北京的一家留学生求职中介工作，平时会关注豆瓣上的一些就业相关的小组，刷到 “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 时，她看到这里的成员和自己接触的留学生客户们有着相似的苦恼和顾虑，便持续关注起来。
站在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戚颖认为，出国和归国的人数都在剧增，如今留学生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已经不如以前，“从本科起留学或是本科起点比较高的硕士留学生还有些优势，如果本科学校一般，从简历上来说，很难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这也是 “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 中很多成员担忧的事情。又到了一年秋招，小组首页寻求找工作建议的帖子里，楼主在陈述个人经历时总会提到一句 “本科在国内普通院校 / 很一般的学校 / 211 末流就读”。
管理员阿珂理解这样的焦虑：“大家从小一路闷头学，老师和家长帮忙做了许多决定，很少有机会思考自己的兴趣到底在哪儿，从选专业到就业都缺乏目的性。” 阿珂已经回国工作了五六年，作为一个积累了一定社会经验的海归留学生，她认为，小留学生们大都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在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出国，接触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回国后直接进入职场，需要面临各种人情世故的考验，自然要花一两年才能习惯环境。
看到这些在选择中挣扎的年轻人，阿珂想起前两年在工作中结识的一名韩国留学生，18 岁高中毕业去服了两年兵役，又去澳大利亚边打工边学英语，等到真正上大学的时候已经 23 岁了。这个年纪才读大一，在很多人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事。但在阿珂看来，这样的人生安排看起来松弛，却给了人们更多思考的机会。
“打过工、留过学，已经看过这个世界，在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的时候再去做选择，是更好的时机。” 阿珂认为，对于这些求职中的归国留学生来说，也许困在局中的时候会很难受，但过了这段时间再回头看，“就知道自己哪些选择是不对的，哪些路是走错的，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新评判。”
（受访者小 K、李立、阿珂、戚颖均为化名）
来源：全时代
话说，工作。
实在点的老板，给你实实在在的东西：利益、名誉、地位。
差一点的老板，许诺空头支票，画大饼：此时不给，将来给。望梅止渴，天花乱坠。
再差一点的老板，那就狡猾了：
“你这个可能（岂止是可能，简直是一定）挣不了太多钱 —— 但你能学到东西！”
哇，这么好吗？
但高兴过后，也要想一想：
要学习，那就找老师上课好了。干嘛要把所得折成学费呢？
老板一定会说：“这个，学校里学不到！”
哇，那是什么这么神奇？是菩提老祖悄悄教给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和十万八千里筋斗云么？
古代知识不开放，师父们得以藏私。
学徒当牛做马，师父才肯教点东西。
比如余叔岩送鼻烟壶，才能跟谭鑫培要一点《定军山》里黄忠舞刀花的诀窍。
师父留这么一手，可算自保，却也不无隐性压榨的意味。当然那是古时候，一切无可厚非。
现代，除非是重大科技秘密，有什么是上学学不到的呢？
老板如果有这么牛的家传秘方，去开班授徒多好，何必留着抠一两个实习生的工资呢？
老板是米开朗琪罗的师父吉兰达约呀，还是拉斐尔的师父佩鲁吉诺啊？
这时我们得打量一下老板：他像是身怀着绝世秘技的扫地僧么？像是身怀着不该泄漏的秘密的人么？
实话有点难听：
但工作，那就是挣东西用的 —— 钱、资历或名声。
要学习，上课去多好。
所谓 “虽然不挣钱但你能学到的东西”，也许真有精妙技术 —— 那还得是某些特殊单位。
多半却是些业内犄角旮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玩意儿，甚或小细节里的万金油。拿来改善一下细节估计不错，安身立命，那是不够的。话说回来，真藏着那么身本事的人，会用这类秘密来跟你工作时讨价还价么？
更有甚者，许多少年在艰苦工作中学会忍气吞声、情绪控制、咬牙不哭后，明明是自己磨砺了自己，还容易被居功：
“你看，可不是就学到了？”
许多孩子也就老老实实地认了真，“对啊，没有那份磨砺，我没法成长”—— 其实吃苦到处都能吃，真没必要心存感激。
所以，做一份挣钱少的工作，没事。
但得想明白，所谓 “工作中学东西”，相当多是话术。
自己拿来奉承老板几句也没问题：“哎呀跟着老板学了很多呢”。
偶尔自我安慰也行，“虽然挣钱少，但确实学到了点东西”。
但别真感恩戴德。
自己磨砺得来的技能和资质，是自己的。
若被人贪天之功，硬说是教会你的，还堂而皇之借此来压榨你，那才真冤枉。
毕竟如上所述，许多所谓秘诀，也不过是 “热铁别摸” 和 “挠挠”。
今天过节。
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吃好喝好睡好。
一条工作微信都别收到。
来源：张佳玮写字的地方 微信号：zhangjiawei_1983
文 / 乔一 编辑 / 江岳
来源 / 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
和很多学霸一样，王小川小时候就已读完四大名著，他对孙悟空这个角色无限崇拜，崇拜他的无所不能。
这种崇拜伴随他成长，直到与现实中的偶像张朝阳相遇。他可能是粉丝界的追星楷模 —— 追到偶像身边工作。
王小川是长情的，为偶像打工，一份工作坚持了 18 年，或许等到蓦然回首时他才意识到，即使是孙悟空，即使已经力量无穷大，但自己终究没有摘掉那顶紧箍咒。
“目送” 得力干将的离开，对于张朝阳来说，也并非第一次。人才流动原本是商业公司的常态，只是这些年里，张朝阳太多扮演 “目送者” 的角色，太少扮演 “迎新者” 的角色。
而随着职业经理人陆续接棒互联网公司，这种温情脉脉的 “目送”，终究也要成为历史了。
01
教父
王小川是个数学天才，高中时因为获得国际信息奥林匹克竞赛金奖，被特招进入清华计算机系读本科，后来又被保送念硕士，成为张朝阳的校友。
他和张朝阳的缘分，始于搜狐对 ChinaRen 的收购。
ChinaRen 就是人人网的前身。王小川大三时期被师兄陈一舟拉入伙，做技术总监，他研发上线内容编辑系统之后，网站日流量成指数级提升，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第四大网站之一，这一举措为陈一舟和 ChinaRen 带来近 2 亿美元的收获，他一战成名，被清华计算机系的学弟学妹奉为偶像。
而他的偶像是当时中国互联网的鼻祖张朝阳。在 ChinaRen 工作时，听说搜狐有一个发布会，他便利用工作关系 “追星” 追到现场，“当时张朝阳很严肃地正在注册一个网上购物的账户，我看到他那种状态就很有一种膜拜的情绪”。
后来，ChinaRen 被搜狐收购，他内心无比高兴，“我看到一个更加英雄、更加代表时代精神的力量。”
2003 年，王小川硕士毕业，被赏识他的张朝阳请到搜狐，从基层技术员工做起，但他每半年职务级别就升一级，入职两年，便成为搜狐公司副总裁。
为偶像打工是可以拼命的，能挣多少钱，能分得多少股权，都不需要太 care。
一天早晨，张朝阳给了他一个重要任务：“给你 6 个人头，咱们把百度灭掉。”
彼时的百度成立 3 年有余，在中文搜索引擎界如日中天，两年后百度上市。王小川欣然受命，但他知道 6 个人不够，就跟张朝阳说能否把每个人的薪水降一半，招 12 个人，老板同意了。很快，他在清华招募了 12 个兼职员工，全是清华计算机系国家集训队队员。11 个月后，搜狗搜索引擎正式上线。
此后几年，王小川和搜狐就像开挂了一样，奋力向前。2006 年，搜狗推出搜狗输入法，3 年后，用户使用率达到 79.7%，完成了在输入法领域超越百度的重任。
2009 年，李彦宏注意到了王小川，邀请他去百度担任 CTO，他没去，“因为觉得彼此都不来电”。当时百度市值几乎是搜狐的 4 倍，李彦宏也无法想象，能有什么理由会被拒绝。
王小川后来在《十三邀》中对许知远说的那段话，或许能成为参考答案：“当时搜狐开全员大会，我发现我是所有在座里面最能理解他（张朝阳）的人，知道他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下一句要讲什么。我在搜狐上升很快，也是在于对他的这种崇拜，以及确实能够跟上他的思路。”
他是不会离开张朝阳的。后者于他而言有着教父的意味。他在上述访谈中提到：
“在很多年里面，你去揣摩、理解、消化张朝阳讲的东西，它们能变成你很大的养分，张朝阳很多时间扮演的是这样一种精神教父的角色。”
他与 “教父” 之间也产生过巨大的分歧，比如关于如何做搜索。
王小川认为，要想做好搜索，必须从输入法到浏览器再到搜索，因为面对一家独大的百度，搜狗要想超越，只能争夺用户桌面应用的入口，以此来抢占用户。
“因为我坚定地要做浏览器，所以老板认为我对搜索失去了信念，就是明明让你去攻这个城，你跑到旁边去打口井，在那玩儿自己的事。” 他专门定制了 “三级火箭” 的概念，“就是为了让老板听懂，我用了 108 种方法，但确实很困难，人事主管都说，一个事情不在客观和认知里面，无法讲道理的。”
由于王小川的坚持，他被撤职了。当时，搜狐内部以及外界都认为王小川要离开搜狐了，“张朝阳和市场部都认为我是要离开的，市场部都准备好如何发稿子来说我离开这个事”。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王小川不仅没离开，还低调做起了浏览器。
被老板冷落的那 18 个月，是他经历的 “至暗时刻”。期间，他看了一本书《1978 改变中国》，做了很多思考和反思，也受到很大启发，他决定：“不是我要离开，是我要做当 CEO”。
02
宿命
西天取经回来后 有没有人有读过
师父每年都会寄卡片来问候
五百张了 算多不算多
看到卡片我都想起那段奋斗
金箍棒那么神勇 现在只能掏掏耳朵
齐天大圣是我 谁能奈何了我
但是我却依然不小心败给了寂寞
如果要让我活 让我有希望的活
我从不怕爱错 就怕没爱过
如果能有一天 再一次重返光荣
记得找我 我的好朋友
这是五月天作品《孙悟空》的歌词。王小川曾经说过，自己一听到孙悟空或者《西游记》相关的歌曲，就容易陷入伤感的情绪。这显然有些一语成谶的意味。与歌词中刻画的落寞相似，多年之后，他为搜狗付出的那十几年，恐怕也会成为看到旧人卡片才能想起的 “那段奋斗”。
2021 年 9 月 24 日凌晨，搜狗公司发布公告称，搜狗流通股份以 9 美元每 ADS 的价格被收购，与腾讯完成合并，搜狗成为腾讯控股间接全资子公司，将完成退市，之后作为存续公司继续运营。
公告中没有提及王小川的去留。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王小川要告别的不只是搜狐和张朝阳，还有他一手带大的搜狗。
这并不容易。
忠诚，让王小川注定不会轻易离开张朝阳。他曾经在《酌见》中告诉俞敏洪：“老张有个登山队，能进登山队就算是他周围的革命战友，我积极报名，登山还特别勤奋，再艰难我冲在第一线，积极靠近组织，他登一座山，我登两座山。”
而搜狗是他一手创造并养大的孩子，父之爱，能超越其他所有。
为了守住搜狗，内敛的王小川曾经上演过两次千里搬救兵的戏码，一次是找马云，一次是找马化腾。他成功击退了两次提出丰厚条件想要收购搜狗的周鸿祎 —— 尽管后者一度与张朝阳把酒言欢，还聊起过交易细节。
最终，在 “二马” 支持之下，搜狗先是实现了从搜狐的分拆独立，又在 2017 年顺利赴美上市。期间，王小川始终没有离开他的 “教父”，在美国敲钟现场，最为王小川感到高兴的，大概就是他母亲和张朝阳了。
上市之后的头两年，搜狗一路向好，2018 年全年营收 11.2 亿美元，2019 年全年营收 11.7 亿美元 —— 这一年，搜狐全年总收入只有 18.5 亿美元。显然，搜狗成了搜狐最重要的摇钱树。
但疫情改变了一切，全球广告预算出现大幅缩减，这让超过 90% 营收依赖于搜索广告的搜狗大受打击，2020 年营收下跌近四成，由盈转亏。
它第三次被摆在了谈判桌的，明码标价。对于日渐羸弱的搜狐，枯萎的摇钱树远不如现金流重要。2020 年 7 月，搜狐发布公告，确认出让其持有的 33.8% 的搜狗股权，换取 11.8 亿美元的资金，自此不再保留搜狗任何权益。今年 9 月，靴子落地，搜狗将变成腾讯间接控股全资子公司，并完成退市。
王小川没有再阻拦这一切。他也很难再以一己之力，去左右一家上市公司的命运。
他大概还会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早晨。得到张朝阳同意搜狗分拆独立的消息，他开心极了，下班后拉上核心高管喝酒，喝得烂醉，他是让别人抬回家的，还有一个人被遗忘了，在大街上躺了一晚上。“大家都嗨了。” 那种开心，一点都不逊于当年 ChinaRen 被搜狐收购。
如今，一切皆成往事。
搜狗与旧身份的业务切割正在火热进行。搜狗号已经停服 —— 它的业务模式与企鹅号如同一辙，但没有后者的巨大流量池，基本沦为自嗨。搜索、AI、输入法等业务和浏览器、阅读等产品将会和腾讯 PCG 的同类产品并轨、团队合一。
搜狗，由一家曾经承载过张朝阳和王小川野望、给互联网带来过变数、为用户创造过更好体验的公司，最终，变成了庞大企鹅帝国中的几片砖瓦。
搜狗的员工们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心理变化。
起初，有人欢欣雀跃，去腾讯大厦开会聊业务，也不忘发朋友圈，附带定位。对他们来说，一旦跟腾讯合并，就是跻身进头部互联网公司工作，相当于晋级。从去年年底开始，各种捕风捉影的消息传出，搜狗不会保持独立运营，而会被整合，这就意味着，腾讯所需要的业务会留下，不需要的会砍掉 —— 裁员在所难免。后来，有中层发现，并入腾讯后，自己的职级其实不如从前。
动荡之中，王小川一度缄默，即使有发声，也是例行公事的惜字如金。
在去年搜狗确定被搜狐出售之后，他曾经发布朋友圈表示：感谢腾讯对搜狗价值以及技术能力、产品创新能力的认可。接下来会对相关事宜进行认真的讨论和衡量，让搜狗能够持续为用户创造更大的价值。
他没有提及搜狐和张朝阳。此后也没有再公开讨论过。
如同功成身退的孙大圣，他完成了护送使命，得到了荣耀和世人肯定，但没人知道，他的一身功夫日后要在何方发挥作用。
有消息称他会继续创业，深入人工智能垂直赛道，也有消息人士称他一直对中医颇感兴趣。
据天眼查显示，今年 3 月，王小川成立了新公司北京伍季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含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等。7 月，又成立了北京五季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含健康咨询（不含诊疗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等。
据第一财经记者报道，王小川筹备多月的人工智能与中医药结合的创业项目已经在推进中，多家投资机构抛出橄榄枝。在创投市场优质项目紧缺的当下，王小川处于挑选风投机构的一方。
在《酌见》中，俞敏洪问王小川：“你相信命运吗？” 他不置可否。
如果说放手搜狗是宿命，他显然已经接受。
03
目送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讲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过去这些年里，张朝阳不止一次扮演了 “目送者” 的角色。
这位坚持每天在自己平台直播学英语、鼓吹每天只需要睡 4 个小时、向往活到 150 岁的互联网老人，在不少年轻人眼中，成了有些不合时宜的上一辈大佬。但回到互联网刚刚兴起的年代，张朝阳和搜狐，亦是浪潮之巅的存在。
最被圈里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当年风头正盛的张朝阳去深圳演讲时，马化腾还只是坐在台下认真聆听的无名小辈。
搜狐网络大厦在清华西门附近矗立多年，以至于很多搜狐员工都办理过清华校园的食堂卡。清华理工科的学生们，至今被张朝阳的故事所教育和鼓舞，并努力模仿他的人生跃迁的轨迹：从清华考上美国常春藤名校、硅谷镀金、归国创业、获取风投 —— 只是，在疫情肆虐、全球化浪潮进入反思期的大背景之下，这条路径，似乎罩上了时代局限性。
回到千禧年的头十年，张朝阳麾下曾经大将云集，他们离开搜狐后，又成为各个领域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搜狐 “黄埔军校” 之称由此而来。优酷创始人古永锵、爱奇艺创始人龚宇、酷 6 网创始人李善友、马蜂窝创始人陈罡、吕刚、考拉 FM 创始人俞清木、欢聚时代创始人李学凌等都出自搜狐，搜狐为中国互联网界的贡献远超它现在所拥有的市值。
张朝阳说过：“搜狐的历史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半部历史。”
但张朝阳和搜狐似乎也困在了历史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搜狐能拿得出手的产品，只有搜狗、畅游和搜狐视频，到后来，人们开始戏谑，搜狐公司最值钱的资产，是北四环边上的那几栋写字楼 —— 搜狐目前市值 8 亿美元，与刚上市时相比，缩水超 70%。
而张朝阳位于搜狐媒体大厦顶层的那间豪华办公室，推开那扇门走进来的 “老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当陪伴 18 年的王小川也离开，张朝阳能做的，大概也就是《五月天》里唱到的，每年寄上例行问候的卡片。
张朝阳已经提前为这场 “目送” 做好了准备。
他在 2020 年 12 月的搜狐 World 大会上曾说：“2020 年搜狐公司如果不算搜狗的话是盈利的一年，真的非常不容易”。此前三年里，搜狗一直是搜狐赚钱的主力军。但从去年开始，畅游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
张朝阳也不再提让搜狐 “重回互联网中心” 的宣言，今年春天，在参加搜狐视频的活动时，他重点强调的关键词是 “小而美”—— 当这个词由互联网教父级别的人说出来，个中无奈，叫人唏嘘。但确实，烧钱的长视频，已经是搜狐玩不起的赌局了。牌桌上，还在坚持的身影中，不少都是张朝阳曾经 “目送” 的对象。
在今年的搜狐 21 周年庆祝活动上，张朝阳说：“如果把一个公司的成长历程比作一场马拉松的话，半马刚好是 21 公里，我们刚刚过了半程。中国互联网的竞争刚刚完成了上半场，下半场也才刚刚开始。”
对于互联网下半场的判断，张朝阳比王兴晚了好几年。无论是立于互联网中心还是边缘之人，都已经感知到了下半场的暗流汹涌。
风流人物的亮相或者消失，永远都是时代变化的风向标。从 2020 年开始，互联网创始人们开始了集中退休，隐居二线，这个名单正在逐渐加长：马云、黄峥、张一鸣、刘强东、徐逸…… 互联网下半场，职业经理人成为更主流的掌舵者。
围绕他们的故事里，少了百转千回的江湖人情，多了缜密精致的商业考量。人来或人往，除非有相互厮杀的狗血剧情，都很难再激起大众讨论，官方通稿足以解释一切。
张朝阳式的 “目送”，注定也要成为历史了。
“为什么要来石家庄啊？”采访那几天，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把这个疑问抛给过很多人。
200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拨片儿离开长沙，独自一人进庄，最初那几个月，她的脸因北方干燥的气候而粗糙脱皮。同一年，我的同事卡生从云南昆明坐了50个小时绿皮火车，终于到达这座北方省会城市，她的精神故乡。更早些时候，艺术生杨旭同时收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和河北省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义无反顾地撕掉了前者，把余下的一张小心收好。杨旭还告诉我，他前几天刚刚得知，朋友史立刚来石家庄时正赶上冬天，他没地方住，在民心河附近发现一个冒着热气的井盖，愣是在井盖上睡了一晚。
若是回到过去，那个正在1000公里外的城市读中学的我会相当理解和支持他们的选择。毕竟，在《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这两本影响一代摇滚音乐爱好者的杂志的迷惑下，我也曾断定，石家庄是一座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能装下年轻人的摇滚梦，能让爱与和平随荷尔蒙一起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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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当天，石家庄红糖livehouse里，脑浊乐队正在演出
开始摇滚
我和那些投奔这座城市的人聊起了后来的事。
拨片儿在《我爱摇滚乐》做了四年编辑，和朋友组了三年乐队，醉了无数个夜晚之后，终于动身去了300公里外的北京，如今已投身餐饮业。同事卡生在巨大的落差和幻灭中度过了大学四年，也醉了无数个夜晚，赌气似的出了几本小说和诗集，前些天翻来看，还揪出几个错别字。杨旭放弃了打鼓，学了门手艺，是当年那群混迹琴行的摇滚青年里最早赚到钱的人，如今是金少刚团队的录音师。
实现梦想的只有当年目标明确的史立，他投奔老同学姬赓，成为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小号手，如今，“万青”已经是石家庄，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乐队。
我也完成了对于石家庄这种城市的褪魅，在身处乏味的华北平原之后。
这一次，探访石家庄这座“Rock Home Town”（“摇滚之乡”，石家庄英文直译）的任务落在了我身上，虽然不情愿，也觉得必定是徒劳，但我还是抱着“哪怕把这刻板印象彻底推翻也好”的心态出发了。
从北京西站乘动车到石家庄，G6701，只需1小时20分钟，比我在早高峰时从东北三环的家到北京西站的时间还少十几分钟。后来采访的所有人都和我说，他们如今一次次往返于两座城市，看演出、买设备，高铁开通之后，这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更多地转移到了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的另一座城市。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的职能进一步弱化了。
石家庄高铁站和所有中国城市的新建高铁站一样，庞大、坚硬，中国速度和经济建设成效展现在这些建筑不容置疑的外貌之下。
新石家庄站六七公里之外的解放广场，那里是石家庄老火车站的所在地。它分割着桥西旧世界和桥东新世界，对于这座“被火车拉来的城市”来说，那里曾是石家庄的心脏。2012年，它被位于七八公里之外的新石家庄站取代，这座建成于1987年的算不上老的建筑已经成为历史。在被弃用的这七年里，它曾被规划用作展览中心、博物馆、艺术空间……但每一项规划都不了了之，直到今天，石家庄人依然不知拿它如何是好。这座城市和中国许多其他后起的城市一样，还没学会如何处理与历史的关系。
位于火车站广场正对面的地下丝绒音乐餐吧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几经辗转的餐吧如今落脚在这旧世界，空间不大，舞台、桌椅和装修都显得陈旧，我曾在下午和晚上两次过去，店里都几乎没有客人。老板“辣强”正在纠结，是继续支撑情怀，还是彻底转身过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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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的老板辣强
“地下丝绒”和“辣强”都写得进石家庄摇滚史。2006年，最初的地下丝绒开在槐安路青木影视大院的车库里，算是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包括万能青年旅店在内的石家庄本土乐队，以及外来的二手玫瑰、扭曲的机器、脑浊乐队等国内大大小小乐队都曾到地下丝绒演出过。
“‘地下丝绒’是我喜欢的乐队，当年他们那张专辑首发卖得很差，也就1000多张，但买那张专辑的人后来很多都成了玩乐队的大师。我希望自己的这个livehouse能起到这样的萌芽作用。”辣强说。
若追究萌芽，被称为“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的地平线乐队算是石家庄摇滚的开端。1983年，美术生邢迪用买美术颜料的钱跟着一个新疆人学了几天吉他，没弹得太明白，但已经足够行走江湖，后来受偶然看到的两支美国乐队现场演出的影响，组建了地平线乐队。但对于当时的石家庄来说，地平线和为数不多的几支半演绎、半创作的乐队太孤单了。
石家庄“玩乐队”的高潮出现在90年代中晚期。90年代初，辣强在一个时髦的哥们的带动下，扔掉了齐秦、郑智化等一批流行歌手的卡带，入手了唐朝、黑豹和眼镜蛇乐队的专辑，就此成为摇滚青年。1993年，唐朝乐队到石家庄演出。“那时候自行车多，我和哥们抱着演唱会的传单挨个往车筐里扔，扔了一个星期。”辣强说。靠着以劳动换门票，他和哥们可算是看上了演唱会。直到今天，地下丝绒的店里还挂着他当年发传单时穿的那件暗红色纪念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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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强当年帮唐朝乐队演出发宣传单时穿的T恤现在还挂在店里
高中毕业后，辣强就一门心思和朋友组乐队。当时，今天的万能青年旅店主唱董亚千也已经决定，要把“玩乐队”这件事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后来的旺财乐队吉他手崔旭东也已抱起了他的木吉他。
“土摇”诞生
“就跟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一下子石家庄有了好些乐队。”前橡皮泥鼓手冯江说。千禧年前后是石家庄乐队的爆发期。
几乎和石家庄第二波摇滚人同期“出道”的是为摇滚文化传播做出很大贡献的两本杂志《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按《我爱摇滚乐》创刊主编晓朱的说法，这种“同时”是个巧合，《我爱摇滚乐》的创办没受本土摇滚乐的影响，也没为本土摇滚乐的发展做出什么突出贡献，二者几乎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但在把石家庄塑造成“Rock Home Town”这件事上，《爱摇》的贡献颇大，他们曾经制作过一期“Welcome to Rock Home Town”的专题，以杂志编辑讲述各自在石家庄生活的方式，将这座面目模糊的省会城市与摇滚建立了联系，再加上英文名的巧合，“摇滚之乡”的标签就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90年代末的中国内地是“打口带”打开音乐大门的年代。1981年出生的冯江常徘徊于蓝恐龙、金旋律等有打口带出售的唱片店，在众多“洋垃圾”中挑选符合自己口味的音乐。有些乐队认识，有些不熟，封面好看的也常常能被选中。听得多了，年轻的身体就愈发躁动，“咱也组个乐队吧”，他和几个好哥们研究。“我学吉他，我学贝司，那我学鼓……”大家就这么随意分配了乐器，各自学起来了。
当时，石家庄有一个被后来很多乐手视作“影响了一生”的地方，那就是位于河北省艺校门口青园街上的假日琴行。
千禧年，正准备艺考的杨旭曾在省艺校附近学习专业课，课只认真上了几天，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泡在琴行里了。“也就一个厨房大小的地方里，塞满了人，全是当时石家庄的乐手。董亚千、崔旭东、冯江、苏雷……”所有后来技术好的乐手都在，整天混在那儿练手。传说中，董亚千是所有乐手中最刻苦的，几乎长在琴行，饿了才想起吃饭，只要去过琴行的人都见过他。
冯江不仅用琴行的鼓练习，还偷听老师给别人上课。有一阵子，他在离琴行不远的酒店后厨实习，明明学的颠勺，却被分在了刺身组，每天切三文鱼，杀死几十只龙虾。午餐和晚餐间隔的三个小时，他就偷偷溜回琴行，练上一阵子，再回去继续杀生。后来，他厌倦了“富士康”式的生活，打算考个成人高考，以便可以继续逃避工作混在琴行。当时，橡皮泥乐队里有个乐手毕业于石家庄一中，是个学霸。为了护送冯江考学，他和对方一起报了名，考试时先交卷，出了考场就拨通他们准备好的那台手机，把答案念给冯江。“说起来荒唐，但你看，摇滚改变人生，念了大学，带了学生，不然我可能还在后厨杀龙虾呢！”冯江调侃自己。
2000年，冯江所在的橡皮泥乐队已经有了四首原创作品，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站在舞台上表演。“那时候，哪个乐队组织一下，就能凑成一台演出，乐手都没有钱拿，最多一起吃顿饭。”冯江说，他们想攒一场演出，起的名头还挺大——石家庄第一届摇滚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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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石家庄橡皮泥乐队鼓手冯江，如今他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架子鼓老师，依然在坚持做音乐。
那会儿，乐手们技术不错，但音乐认知还比较狭隘，乐队风格大多是重金属和朋克乐队，两种音乐类型还互相看不上。所以，橡皮泥组织的那场音乐节海报上是一个长头发的重金属乐手搂着一个鸡冠头的朋克乐手，演出主题为“团结就是力量”。门票就是一张名片似的小卡片，这张同样印着“团结就是力量”的小门票被分发到各大琴行、音像店，五块钱一张。
想参加音乐节演出的乐手可以通过电话报名，海报一贴出去，橡皮泥乐队可吓坏了：“竟然有将近30支乐队报名，石家庄有这么多乐队呢！”
演出在橡皮泥贝斯手母亲开的永乐夜总会。所有乐队抽签决定出场顺序，可食用尸体乐队第一个登台。这只死亡金属乐队和橡皮泥同期成立，原本叫“可食用尸体的解剖”，后来发现是个病句，于是去掉了“解剖”二字。
当天，小小的屋子里挤进了二三百人，走廊和楼梯上全是人，还是夏天，在里面站上10分钟就能缺氧了。乐队以各种金属乐队和朋克乐队为主，站在台上一个比一个疯。“是有技术还不错的，但音乐风格相对局限，毕竟见识得少，主题也没什么太突出、太有内涵的，说白了就是荷尔蒙的宣泄。”但冯江依然很怀念那段日子，因为“那是石家庄乐队最抱团，最有劲儿的时候了”。
我爱摇滚乐
虽然晓朱说，《我爱摇滚乐》和本土乐队的联系并不紧密，但包括旺财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前身THE NICO乐队、可食用尸体乐队在内的很多石家庄乐队都登上过这本杂志，他们的声音也随杂志、CD一起传到了更远的地方。
90年代末，国内还没有一本像样的摇滚杂志。当时，从北京一所军校退学的晓朱没有稳定工作，正在离《通俗歌曲》不远的地方卖打口带。他看到杂志招人，又觉得自己文笔好，懂音乐，就去应聘，成了一名杂志编辑。当时的《通俗歌曲》登载的都是真正的“通俗歌曲”曲谱，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文字内容。晓朱去了之后，开始采访歌手、写乐评，并由着自己喜好，将文字部分向摇滚乐方向倾斜。
但通俗歌曲毕竟是一个体制内单位，干了一年多，晓朱就觉得不过瘾了。于是，辞了职，拉上三个好哥们，准备办一本真正的摇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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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摇滚乐》杂志的发行人于小青，他身后是杂志编辑部最早的所在地——中山东路448号
主编晓朱、编辑大勇，做版式的杨云杰和负责发行的于小青，除了大勇是晓朱的小舅子外，另外两个人都是和他从小一起逃学、一起看闲书、一起听摇滚乐的好哥们。
他们对彼此的感情很深，对摇滚乐和后来的《爱摇》感情很深，但对石家庄这座城市没有太强的归属感。它是一座由大量移民组成的城市，晓朱和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里的新移民。
9岁那年，晓朱随当兵的父亲一起搬来。于小青的父亲是农业口的，因为工作调动，一家人从坝上搬到石家庄定居。杨云杰的老家也在天津。“没有归属感，眼睛一直是往外看的。”在《通俗歌曲》期间，晓朱以工作之名入了网，成为整个石家庄第三个与世界联通的人。
和《通俗歌曲》不同，《我爱摇滚乐》是一本没有刊号的杂志，也就是所谓的“地下出版物”。杂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杂志，一部分是随杂志附送的CD。晓朱脑子灵，他们为CD申请了音像制品发行许可，把原本的概念颠倒，变成“买CD，附送杂志”，打了个擦边球。
中学时我就觉得，《我爱摇滚乐》这个名字简单粗暴，很“土摇”，如今，终于得到机会问晓朱。“挺好的啊，当时也有一些看起来很厉害的名字，但显得刻意。《我爱摇滚乐》有一个‘我’在里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人可以爱摇滚乐，也可以爱文学、爱八卦，爱提出一些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它是一本有人格的杂志，你不觉得我们杂志从开始到结束，都给人一种立体、生动的人的形象吗？”晓朱解答了这个疑问。
金黄的马桶、石家庄人吃炸串都要弯腰多少度之类，杂志里多多少少地记录了很多石家庄人不修边幅、粗狂彪悍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这些是让本地人觉得亲切、外地人猎奇的地方。虽然晓朱觉得，《我爱摇滚乐》和这些编辑只是恰巧在石家庄而已，但我在石家庄见到的樊帅、魏潭等几个“85后”乐手都觉得，影响他们至深的《爱摇》很有石家庄性格。那种接地气的、人性化的东西，恰恰是石家庄这座城市带给《我爱摇滚乐》的。
《我爱摇滚乐》在当年有多火？出版人于小青说，一本“地下杂志”，生存了16年，高峰时每期能卖两三万册，这么多年，杂志的运营完全靠发行、靠卖杂志这件事支撑，这在国内出版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杂志第一期在全国发售后，《我爱摇滚乐》编辑部的信箱就没闲过。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表白信、土特产甚至是充气娃娃都堆在办公室里。有款辣椒酱怎么吃都吃不完，那个不知道来自哪里的充气娃娃一直被摆在办公室里，直到它彻底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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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乐队的乐手们，主唱邵庄因在外拍戏而缺席了
包括杨旭、樊帅在内的很多人，不管当下还摇不摇滚，他们的家里、车里依然有几张《我爱摇滚乐》里的CD，偶尔翻出来听听，有时能有新发现。
消失的乐队
和于小青见面时，他带我们到曾经的《我爱摇滚乐》编辑部中山东路448号转了转。如今，中山路是石家庄一条主干道，人民广场、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体育馆等地标性建筑都在这条东西延伸的马路上。“以前这条路窄很多，路边很多小贩，半夜下班大家经常喝酒吃路边摊，卖书的书摊也很多。”于小青说，“三年大变样”之后，石家庄变漂亮了，但很多好玩的东西也像曾经开在车库里的地下丝绒livehouse，像广场边上的打口带小店一样，消失不见了。
“大变样”之后的石家庄是一座容易融入的城市，让人没有陌生感，因为它有一张“大众脸”。有万达广场、万象城，有高架桥，越来越宽，却越来越堵的马路，也有钻入天空，雾霾天里看不到顶的高层建筑。
和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不同，高居不下的雾霾指数、震惊中外的靳如超爆炸案、黑社会大佬马老敦，还有让妈妈们不敢买奶粉的“三鹿事件”，这些构成了新闻范畴内的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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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和摇滚乐有什么关系？恰恰是太没有关系了，才值得被提起。一座城市不曾被文学作品、音乐或影视作品记录，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这本身就是问题。
《我爱摇滚乐》、万能青年旅店和早年高群书导演的那部《征服》是为数不多能够走进石家庄的线索。
河北师大附中、博物馆、药厂、八角柜台……万能青年旅店在《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为外人提供了些对这座城市的空间想象。尽管网友们一次次告诫，没什么特别，还是会失望的。
姬赓所说的，他小时候药厂周围就有很大的味道这件事，我没能体验到。八角柜台已消失不见，人民商场已更名为新百广场，还变了模样。唯一有迹可循的就是中山路上，体育馆斜对面的河北师大附中，晓朱也曾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河北师大附中背后，就是那一片曾经全国出名的棉纺厂宿舍区。它们隐藏在一些“看不到顶的高层建筑”中间，是凹下去的部分，也是城市急于遮挡的过去。我们去那几天，整片宿舍区都在整修，和中山路上的“新世界”不同，这里有规整的火柴盒形状六层住宅，红砖绿门的小平房挤在楼与楼之间，电线和管道落露在正被翻起的土路上，一切都是90年代的样子。但只有深入这些地方，才觉得石家庄这座城市也像《我爱摇滚乐》一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2001年，“靳如超爆炸案”让棉纺织厂的这几个生活区闻名全国。这个报复社会的棉纺厂工人在宿舍区设置了几个爆炸点，以此泄愤。晓朱还记得，3月16日爆炸那天，他还被在中新社做图片编辑的朋友催去现场拍照，“稿费怎么也够买个数码相机了”。他抓起胶片机上了燕赵晚报社的楼顶，啪啪啪对着最先爆炸的棉三宿舍区拍了几张。忙活了一圈后，他拎着相机和朋友去吃饭。饭馆和爆炸现场只隔着一条街，床、厨具、随风飘的窗帘……半边被炸掉的楼把好多户人生活的横切面展示给人看。“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万能青年旅社用一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为时代情绪做注脚，同时也致敬了英国乐队The Cure的《Killing An Arab》。
虽然不多，但万能青年旅店不是唯一唱过石家庄的乐队。2003年，被誉为石家庄第一支“喜剧摇滚”乐队的旺财曾唱过一首《马老敦》，还有他们那些展现了石家庄方言和粗犷生活风格的歌曲，今天听来都很有期待中的地域性。“没赶上好时候，放现在可能早就火了。”很多石家庄乐手提起当年的旺财，都发出了类似的感慨。
和旺财乐队一样，疯过了千禧年最初那段“好时候”，中国摇滚乐整体走下坡路，“三年大变样”让能藏在城市缝隙中自娱自乐的乐手们没了去处。奥运会之后，全国经济突飞猛进，搞乐队这件事就越发显得不够现实。有些技术好、想闯一闯的乐手去了北京，比如曾经的痛苦的信仰乐队里的吉他手田然、星球撞树的主唱和吉他手崔旭东，还有当下正热的盘尼西林里的小乐，还有Click#15的R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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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15乐队
还留在石家庄的，当年那些在台上躁的乐队变得不稳定，冯江的橡皮泥乐队，除了他是铁打的，其他人都来了又走，出国的、找正经工作的、结婚生子的。在北京都不容易靠组乐队过生活，就更别提一年没几次演出机会的石家庄了。“这圈子就越来越小，最后没几个老哥们了。”冯江说。
告别“土摇”
如今，冯江在朋友的一家培训机构教孩子打鼓，是他口中谋生的手段。“去我工作室坐坐，那才是真的我。”冯江带我们去了谈中路附近一个小区，不远处就是万能青年旅店位于棉二厂院内的排练室，那里即将整改或拆迁，排练室很可能要搬。同样受牵连的还有杨旭开在排练室隔壁的守望者livehouse，这家目前石家庄最专业的演出空间不得不用“搬家”庆祝了自己的四周年纪念日。
冯江带我们钻进一个地下停车场，这是我到石家庄之后，第二次走停车场出入口了。两天前，我曾随相对论乐队的贝斯手一起，钻进绿色遮雨棚，踩着坑坑洼洼全是灰的水泥地，七拐八拐地转到他们的排练室。
冯江的工作室也隐藏在这样的地方。走进这间“Dreambeats”工作室，手机就没了信号。里面是冯江多年收集的各种鼓，黑胶唱片和玩具环绕着工作台，围出了一座孤岛。
差不多是从2010年开始，冯江将兴趣从摇滚转向了爵士，也暂时没再组乐队，自己用眼前的工作台折腾些风格难以定义的实验音乐。其中一首叫《春霾》，讲的是石家庄的“特产”——春天的雾霾。这些音乐和他当下的生活状态、石家庄的市井生活息息相关，日常声音被他采集起来，混杂在各种配器和节奏里。
冯江也不太喜欢自己在千禧年前后嘶吼般的那些摇滚说唱，认为是纯粹的荷尔蒙发泄，谈不上什么音乐性。如今，他在用爵士乐熏自己，与曾经的“土摇”告别。
旋转轴心乐队、Peiica乐队的吉他手魏潭和他的朋友们更想撕掉“石家庄摇滚乐队”和“土摇”这样的标签，他们把自己归类为“新一代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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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裤子乐队在演出现场 | 李骁 摄
这批“85后”甚至是“90后”乐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玩音乐。
2019年，相对论乐队进行了自己的全国巡演，40多站，绕中国中部和东部沿海转上一大圈，是目前石家庄为数不多能撑得起巡演的乐队。经过几轮重组，2010年之后，这只主要由“85后”乐手组成的乐队成员就相对稳定了。现在的主唱邵庄还是个演员，因主演情景喜剧《麻辣隔壁》而“出圈”。主唱在摇滚圈之外的名气让这支新金属乐队有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每次演出后，买专辑和来合影的人都特别多。”鼓手小雨说，“有时候，会有错觉，真觉得自己像个明星了。”
魏潭和新乐队Peiica的几个乐手合开了一个黑胶店，店铺远离市区，在石家庄新的文艺基地食草堂里。说是开店，其实是给大家找了一个排练室，2500块的月租金，作为排练室是很奢侈的。把自己视作被花儿乐队、新裤子和达达乐队启蒙的一代，有点时髦，有点文艺，现在还有点中产，完全没有早期金属和朋克式的愤怒。他在银行工作，收入稳定，生活舒适，闲暇时间可以尽量专业地玩玩乐队。“石家庄还是封闭，摇滚乐都发展到现在了，乐队风格可以多样化了。我们特怕被定义为石家庄乐队，说起来都是‘土摇’，还是上一辈的东西。”魏潭说，没有不认同前辈的意思，只是时代在发展，庄里的摇滚乐也要有点新东西了。
逛中山东路448号那天，我们找到了最早的《我爱摇滚乐》编辑部。它在一幢事业单位的居民楼里，最顶层，三室一厅，不过100多平方米。小区已经很旧了，如今停满车的院子当年还是大片空地，编辑们曾把泡了水的上千本《我爱摇滚乐》铺晾在空地上，像一场行为艺术。
2015年，《我爱摇滚乐》纸质版正式停刊，很多曾经的编辑陆陆续续转行，或去北京继续从事与音乐、媒体有关的行当。2013年，因受不了石家庄肆虐的雾霾，创刊主编晓朱举家搬去了云南，和摇滚乐相比，现在他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更感兴趣。于小青守到了最后一刻，他带人把剩下的杂志和CD卖掉，换了几万块钱。编辑部后来买的那套房子卖掉了，价值翻了好几倍，晓朱都感慨，做杂志这么多年，赚的钱还不如卖一套房子。2016年，慢性肾衰竭的于小青终于在北京做了肾移植手术，手术费暂用的就是卖房子留下的那笔钱。
离开448号楼时，于小青在门口传达室的墙上发现一个邮箱，铁皮信箱上贴着《燕赵老年报》的收信人信息。白色遮挡下露出一排英文字母——“sorock-fanzine”。
1
2012 年春节，我被朱永新摆了一道。
那时我刚上班，担任社区民警。春节放假前一天晚上，朱永新来警务室找我，没着没落地聊了几句，说自己是代表社区居民，感谢我协调物业公司搭建电动车棚，解决了居民存车难的问题。
我把朱永新当成辖区的热心群众，客套地应了两句。朱永新临走时给我留下一份 “年礼”—— 一块腊肉、一条腊鱼。我知道腊鱼腊肉是当地居民的常备年货，送礼多是心意，值不了多少钱，更不会涉及 “廉政” 问题，推辞不过便收下了。
春节收假，我大年初五回到岗位，不想一到单位便被领导叫去了办公室。“你走之前收朱永新的礼了？” 教导员非常愤怒。我很诧异，赶忙实话实说。
“你跟他很熟吗？” 教导员又问。我摇摇头，说之前并不认识。
“那还敢把东西留下，你脑子坏了吗？！” 教导员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我急忙问原因，教导员瞪了我一眼，说腊鱼腊肉都是赃物，年后人被抓了，“说赃物都送给了你”。
我目瞪口呆，半天才反应过来，忙问教导员咋办。教导员问我收了多少东西，又问东西在哪儿，我说过年都带回老家了。教导员叹了口气，说没办法了，“毕竟收了他东西，这处分背定了，下次注意吧”。
之后我才知道，朱永新是个惯偷，节前偷了辖区居民和饭馆几十斤腊鱼腊肉。一半吃了，一半卖了。之所以送我一条腊鱼一块腊肉，据他交待，只要警察收了 “礼”，就跟他站在了同一条船上，即便东窗事发，只要公安局不处理 “收礼” 民警，也就不会把他怎样 —— 朱永新知道我是新来的片警，不熟悉情况也没什么经验，因此拉我给他垫背。
就这样，我成了所在公安局有史以来第一个实习期内便背了处分的民警，朱永新也成了我入职后第一个重点关注对象。
朱永新时年不到五十，身高 1 米 6，很瘦、秃头、满脸褶子，看长相像是六十多了。住在社区边缘四季小区一间很小的棚屋里。棚屋就在小区垃圾站附近，是朱永新用拾荒时捡来的废木头和烂铁皮搭建的，上面盖着同样是捡来的破被褥和旧衣服。远远看去犹如一个大号垃圾堆，加上常年散发着难以形容的刺鼻气味，周围居民皆避之不及。
而朱永新的 “狱龄” 已经快和我的年龄一样了。朱永新不是本地人，当年因招工来到本市，不久便入狱，出狱后没了工作，但也没回老家，一直到处打零工，期间又反复入狱多次。
2008 年，朱永新最后一次入狱。那天晚上他溜门进入一户人家，在客厅桌上偷了 100 多元钱，但转身离开时遇到了从厨房端菜出来的房主。朱永新顺手掏出一支圆珠笔威胁大声呵斥他的房主，被闻声而来的邻居按倒在屋里，之后被扭送派出所，最终因入室抢劫领了两年刑期。
2010 年刑满出狱后，朱永新开始以拾荒为生，但依旧没有改掉偷东西的习性。
2
这两年，每次有居民来丢垃圾，朱永新都会让人先把垃圾放在他的棚屋门口，“检查” 一遍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平时则拎着一条麻袋走街串巷，在路边垃圾桶里翻找各种纸壳和瓶瓶罐罐。
陌生人大多会觉得这个拾荒者憨厚、木讷、老实，甚至有点可怜。但熟悉他的却都会嗤之以鼻，尤其在四季小区里，简直就是一个人人喊打的角色 —— 与多数 “兔子不吃窝边草” 的小偷不同，朱永新顺手牵羊的习惯，受害最深的反而都是邻居们。
四季小区是个老旧社区，大家习惯把一些家里暂时无处放置的物品堆在楼道里。朱永新会 “拿” 走任何他认为值钱的东西，且 “默认” 这些物品都是被居民丢弃的。方便出手的东西很快会被卖掉，而一些暂时卖不出去的就全被他藏在棚屋里。
时常有人站在棚屋门外一通叫骂，然后进屋搬回自己的东西。每当这时，朱永新或是像一只受惊的鹌鹑般缩在一旁不敢吱声，或是一脸 “愧疚” 地站在门口解释说：“以为是你家不要的垃圾。”
最初接手社区的一年里，我几乎每周都能接到有关朱永新的警情，大多与偷窃有关 —— 被盗物品包括居民晒在窗外的床单、衣物，停在楼门口的自行车，搁在窗外暂时没来得及处理的废纸壳、旧家具，甚至还有物业安放在路边的橡胶停车锥筒，等等。朱永新就像只觅食的老鼠般叼走一切他能看得到的东西，然后换成块儿八毛的票子。
“我接盆水出去擦车，中途回屋找块干抹布，再回来就发现水被倒掉，盆不见了。我去朱永新的窝里一看，好家伙，他正用这盆洗脚呢，跟我说这盆是他‘捡的’，要还给我，他 XX 那恶心样，谁知道有没有传染病？这盆我还能要？恨不得一脚踹死他……”
由于被盗物品的涉案价值不高，多数居民也只是抱着出口恶气的心态来派出所抱怨一番，在报案大厅发表一通对朱永新的怒斥后便回去了，连我提出做份笔录的要求也会被拒绝。
“太恶心人了！你看吧，他大事儿不犯，小事儿不断，搞得整个小区的人整天提心吊胆，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彻底送进监狱去？” 每次社区治安联席会议时，居委会和街道办工作人员都会提出这个要求。可是现实中的朱永新的确就像他们所形容的，“大事儿不犯，小事儿不断”，派出所也没办法把他 “彻底送进监狱”。
“那能不能你们出面把他赶走呢？” 一招不成，居委会干事又提出另一个办法。我想了想，问他能不能协调城管部门过来把他私搭乱建的棚屋拆掉，居委会干事面露难色，说已经组织城管拆过几次了，但过不了多久，朱永新还会回来。
“朱永新的老婆在他搭棚屋的地方原本有一间小平房，后来塌了，朱永新没钱盖房子就搭了那个棚屋。” 辗转半天，居委会干事才告诉我原因。之后他没多解释，但我也明白了他们的难处 —— 如果拆了朱永新的棚屋，居委会得出面给他安置住处，但朱永新早已声名远扬，根本没地方会同意接收他。
3
朱永新结过婚，但那时我没见过他老婆。他还有一个叫 “玲玲” 的女儿，那时在辖区东城小学读四年级。我偶尔会在朱永新的棚屋旁见到玲玲。小姑娘个子不高，很瘦。但与每天脏兮兮、说话呜呜咽咽的朱永新不同，玲玲穿得很干净，讲标准的普通话。只是她的胆子很小，每次见到我时都会怯生生地躲在朱永新身后。
我问过朱永新有关老婆和女儿的情况。朱永新说他 36 岁那年结过婚，婚后老婆生了女儿。女儿刚出生后，他的确过了两年消停日子，和老婆一起摆夜市。但后来再次入狱，老婆便借口去南方打工没再回来，也联系不上。老婆在本地有家亲戚，临走前把玲玲交给了亲戚。
此后朱永新频繁进出监狱，顾不上女儿，玲玲便一直在老婆亲戚家住着。2010 年朱永新出狱，亲戚让朱永新把女儿接回去。但他自己连个住处都没有，几经恳求，亲戚终于同意让玲玲继续住着，但朱永新每月要给一定数额的抚养费。
“我也是没得办法撒，再苦不能苦孩子撒……” 朱永新经常用这句话敷衍我，我感觉他的逻辑很好笑，就问：“不能找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吗？不怕旁人戳你闺女的脊梁骨吗？” 朱永新却不再回话了。有时被问急了，顶多回我一句：“她过她的我活我的，用不着你管。”
2012 年 10 月，所里接到报案，又是关于朱永新的。
四季小区 13 号楼的独居老人王老太去菜场买东西回来，可能感觉东西多，身体弱，没法一次性拎上楼，就把一部分物品放在楼下小推车里，分两次搬运。不料正好被朱永新看到，他趁王老太上楼之际，拿走了放在小推车里的东西。
王老太下楼之后发现小推车里空空如也，拄着拐杖去了居委会。居委会打听了一番，很快有人反映说看到朱永新刚刚拎着几兜菜匆匆跑了。居委会干事找到朱永新的棚屋让他还菜，朱永新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矢口否认，干事无奈报了警。
我和同事赶到后，朱永新依旧不肯开门，声称 “个人住宅神圣不可侵犯”。我还想跟他讲讲道理，同事却没跟朱永新客气，一脚踹开了棚屋的破房门，大家很快在乱七八糟的杂物里发现了老人被偷的菜和肉，但朱永新坚持说是自己买的。
双方各执一词，菜上也没写买家名字。我忽然想起 13 号楼斜对着的路上有个监控探头，大概能拍到王老太所在的单元门，于是去小区保安室调监控。监控确实拍到了朱永新偷菜的场面，但可惜因为角度和画质问题，只有背影，没有正脸。虽然我认出了朱永新，但朱永新仗着没有正面图像，死活不承认画面里那个男人是自己。
“你他妈的要点脸吧，80 多的老太太买点菜你都惦记着……” 我忍不住骂朱永新，但朱永新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任凭我怎么说都不承认。
倒是老人先开了口，说算了，这几兜菜就当是喂了狗，自己大不了再跑趟菜市场，说罢便往外走。同事却伸手拦住他，然后跟我说：“你去东城小学把他姑娘找来做辨认，看看这个偷菜的贼到底是不是她爹。”
这本是同事一句唬人的话，没想到却对朱永新一下起了作用，我转身刚要走，刚才还死硬的朱永新却突然认了怂 ——“不用不用，又不关孩子的事你们找她干嘛？菜是我拿的、菜是我拿的！”
4
所里同事都说，朱永新属于那种很难缠的主。一来偷盗多年经验丰富 —— 主要是对付警察的经验丰富 —— 同时开玩笑说，朱永新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上有关盗窃的法条比我们都熟，哪些东西能偷哪些东西不能偷他把握得很准；二是脸皮厚得如同城墙拐角，偷东西被抓了现行，往地上一躺认打认罚，但只要不是抓现行，就开始胡搅蛮缠。他甚至专门研究过辖区的监控，能分辨出哪些探头开着哪些探头关着，不同型号的探头能拍到什么角度。
“去年，朱永新在振兴社区 9 号楼一个住户窗台外偷了两瓶酒，价值 300 多，但窗台里的桌子上就搁着住户的钱包，里面有手机和 500 多现金。如果朱永新想拿，伸伸胳膊就能够到，但他就是没拿。事后我给他做笔录，问他为什么不拿里面的钱包？你猜他跟我说啥？他说钱包在窗台内侧，他拿了钱包就是‘入室盗窃’，算刑事案件要蹲监狱。但他拿了外侧的酒，顶多算偷窃，治安拘留…… 我当时就震惊了。” 同事说。
我听了也是哭笑不得，问同事朱永新咋知道这个，同事说据他自己交代，是以前蹲监狱时在里面学的。
“别个偷东西，要么因为吸毒，要么因为赌博，临时起意的那些都好打，但朱永新这家伙把这个当工作，半辈子了，不好打啊 ——” 同事顿了顿，“对了，他不是有个姑娘嘛？可能是现在唯一能拿捏住他的，以后再跟你‘翻撬’，你可以拿他姑娘说事儿，让她过来‘配合工作’，就像偷菜那次一样，管用。”
我点点头。
同事的 “经验” 我后来试过几次，的确，那似乎是唯一能 “拿住” 朱永新的办法，只要提出让女儿玲玲过来 “配合工作”，油盐不进的朱永新便会立刻认怂。
打交道久了，我也逐渐发现了一些事情。
例如，朱永新在女儿面前很忌讳提自己偷东西的事情，甚至连 “拾荒” 一事都很敏感。朱永新一直跟玲玲说自己在四季小区物业办上班，平时负责小区的 “物资回收”。
因为身材矮小，朱永新从来不跟人动手，即便挨打也是趴在地上缩成一团，但 2013 年初他破天荒跟人打了一架。那天四季小区有住户丢了刚洗的床单去朱永新的棚屋讨要，那人踢开棚屋房门时，正赶上玲玲在屋里找朱永新拿生活费，一向唯唯诺诺的朱永新听到 “贼王八” 三个字立刻跳起来跟那人打成一团。
事后，朱永新和那位住户被同事带到派出所，同事当然也在朱永新屋里发现了住户的床单。不过，偷床单的事住户没有追究，但要求朱永新赔偿他 “医药费”。朱永新痛快地拿出 500 元钱，一点不像他往常抠抠搜搜的作风。
签调解协议书时，我问朱永新为什么。朱永新见玲玲不在身旁，小声对我说，那人不该当着孩子的面说话那么难听。
我说你以后别干这事儿不就行了？朱永新再次看看我，还是没再接话。
5
朱永新从不在女儿玲玲就读的东城小学附近 “开工”，虽然那里跟四季小区只隔一条街。他在四季小区偷得鸡飞狗跳，但自打女儿上学后他从未骚扰过东城小学附近的居民，甚至平时拾荒都不去那边。我原以为东城小学离社区警务室近，朱永新有所顾忌，但同事却说，之前玲玲在桥北上幼儿园时，朱永新也从不去那附近作案。
朱永新的确很疼女儿，尽管玲玲偶尔来朱永新的棚屋，也多是过来拿学杂费和交给亲戚家的生活费，并不和他在一起生活。更何况，朱永新平时穿的破破烂烂，衣服多是偷的捡的，偶尔在夜市上花十几块钱买一件新衣服，也很快因为整日拾荒搞得狼狈不堪。而玲玲却干净漂亮，外人谁看到玲玲都不会想到是朱永新的女儿。
我在东城小学门口执勤时遇到朱永新来给玲玲开家长会。那天朱永新破天荒穿了一件崭新的休闲夹克，还把一头乱发理顺了，我乍一看都没能认出来。没想到朱永新竟然主动上前给我打招呼，说：“警官辛苦了。”
我伏在他耳边轻声问：“你这身衣服又是搞哪家的？” 朱永新义正言辞地说衣服是他正儿八经买的，花了 200 块呢，“我姑娘今年期末考了全班前十，还当了三好学生，学校请我来给女儿戴红花的！”
那天东城小学的 “戴红花” 仪式在学校操场举行，被授予小红花的学生和家长一起上台，家长从老师手中接过红花给孩子戴上。我在一旁执勤，全程观摩了这场仪式，但奇怪的是，当玲玲上台时，站在她身边的却是一位中年妇女。我环顾围观人群，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朱永新。我走到朱永新旁边，问他为啥不上台？朱永新看看我却欲言又止。
“那个…… 机械厂保卫科那个张科长也在…… 他认得我…… 这事儿传出去，对孩子不好……” 好一会儿，朱永新才犹犹豫豫地告诉我。
我笑了笑。听同事说，2011 年朱永新在机械厂偷废钢料被张科长带人抓住。那次，朱永新同样以监控没拍到脸为借口拒不承认盗窃行为，张科长真的派人到学校找玲玲去派出所做 “辨认”。
那事儿虽然被玲玲当时的班主任老师阻止了，但父亲朱永新是 “小偷” 的名声却不知怎的在学校里流传起来，八九岁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尊意识，说话却也最无遮拦。朱永新后来跟我说过，那件事后女儿在学校跟同学打了好几架，也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没搭理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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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朱永新主动找过我几次，求我以后不要总拿他女儿说事儿。
他说自己是 “生活所迫”，被警察抓也无话可说。但玲玲只是个小孩子，不懂外面的事情，我的做法就是让他女儿 “认父作贼”，会给他女儿带来伤害的。
我说朱永新你放狗屁，敢情你偷东西不会给你女儿带来 “伤害”，我抓你就 “伤害” 到女儿了？你好胳膊好腿不找份工作，天天在街面上晃悠，辖区日子过的比你苦的人有的是，没见其他人因 “生活所迫” 去当小偷。
朱永新又说俗话讲 “祸不及妻女”，他反正已经这样了，但我没必要把孩子也牵扯进来，这又不干她的事。我气不打一处来，“朱永新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现在的身份已经够孩子喝一壶了，还怕‘祸及妻女’？你就偷吧，迟早有一天再把你送去‘回炉’，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祸及妻女’。”
“我有啥身份？我被你抓不代表我女儿也不行，你不要总搞我女儿，她现在考全班前十，以后要考大学，要去大城市上班，搞不好以后还要当干部呢！” 朱永新冲我嚷嚷。
我看着朱永新，告诉他有种东西叫做 “政治审查”。朱永新大概不知道啥叫 “政治审查”，可能是出于对未知事物的原始恐惧，尤其是这事儿可能关系到女儿前程，他没再油腔滑调地跟我顶嘴，一下沉默了。
“真要是为女儿考虑，你就老老实实找份工作吧。” 平静下来之后，我告诫朱永新。
之后，朱永新的确消停了一段时间，有一次还麻烦我帮他留意一下工作机会。后来社区物业公司招临时工，我想起朱永新，但物业经理一听就摇头，“不行不行，谁来都行，就他不行。我哪怕找个残疾人还能收下停车费，找他来干啥？检验小区安保质量吗？”
后来听说垃圾回收站招装卸工，我又把朱永新推荐过去，对方倒是没说什么，同意让朱永新来上班。但听说每月工资只有 1700 块钱后，朱永新嫌工资低，给拒绝了。我挺生气，觉得他不识好歹，有地方肯要他就不错了，他还挑三拣四。但朱永新跟我说，他每月光是给老婆亲戚家支付的女儿 “生活费” 就要 2500 块，学杂费另算，装卸工的这点工资根本活不下去。
我有些诧异，觉得一个 10 岁小姑娘，在我们这边生活费不该这么高。朱永新说亲戚那边有言在先，这笔钱确实不少，但他爱给不给，不给就把玲玲接回去，他们没有任何意见。
那天，我第一次在朱永新脸上看到真实的焦虑，的确，照他现在的状况，最好还是别跟女儿住在一起。但转念一想，我又跟朱永新说，800 块钱就能在附近租个两居室，你俩住，剩下的钱省着点花，差不多也够了。但朱永新还是摇了摇头，说算了算了，他不想让闺女跟着他受罪。
再后来，我也没能给他联系到工作，朱永新依旧在街面上拾荒，背地里偷盗。我依旧抓他，他也依旧跟我耍赖皮。双方都明白彼此的路数，我也开始像同事们一样，接到盗窃警情后琢磨一下案值，然后直接去朱永新的棚屋里翻找。
朱永新早已见怪不怪，赃物该归还归还，自己该拘留拘留，他还是怕我跟他牵扯女儿，经常跟我重复那些 “一人做事一人当” 之类的车轱辘话。其实我心里有数，话虽那样说，但每次只是吓唬他，并不会真的去学校找他女儿。
7
但有些事情一旦种下了因，就必然会收到果。朱永新最怕自己的事情牵扯到女儿，但人世间的事情往往怕什么，却又偏偏会来什么。
2013 年 3 月的一天中午，派出所里接到辖区一家小卖店女老板的报警，称朱永新借买烟之名 “顺” 走了她的手机。我和同事赶到现场后了解情况，店主说当时自己的手机放在玻璃柜台上，朱永新进来买烟，她转身找钱的功夫，人就不见了。开始她还有点纳闷，但转头就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找了半天没找到，打电话过去，手机已经关机了。
我问女店主确定手机是被朱永新拿走了吗？
女店主说这附近除他之外还有谁干这种事儿？我想了想，问了手机型号和样式，就和同事去找朱永新了。
找到朱永新时他正在一个小饭馆里带女儿吃午饭。同事进门便掏出了手铐，我看玲玲在场，轻轻拍了同事的手，示意他把手铐先收起来。
“老朱，有点事找你聊聊。” 我顺势坐在朱永新身旁。朱永新愣了一下，眼神有些惶恐。正在吃饭的玲玲也抬头看我，我冲她笑笑，没有说话。
我和同事一直等父女二人把饭吃完，三人目送玲玲离开饭馆后，我才拍了拍朱永新肩膀，说：“为啥找你你也肯定知道，刚才我们当着你闺女面啥也没说，这会儿你也给我们个面子，把手机交出来吧。”
“啥子手机？要我的手机吗？” 说着朱永新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我瞪了他一眼，“别他娘的装蒜，中午从小卖店拿走的那台。”
朱永新摇摇头，说自己并不知道手机的事情。我简单查了一下朱永新的衣服和随身物品，确实没有另一部手机。
我也有些无奈，因为女店主的怀疑并无凭据，我问了朱永新离开便利店之后的行踪，同事去调监控，我则带朱永新先回派出所。
大概由于在女儿面前给了他面子，一路上朱永新还算配合。我劝他主动把手机交出来，别给自己惹麻烦。但朱永新坚持说自己中午就是去买烟，并没有偷过女店主的手机。
带朱永新回到派出所时，女店主早已等待在值班大厅里。一见面她便径直扑向朱永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讨要手机，声音近乎歇斯底里。我急忙先把二人分开，然后分别带进办案区和办公室。
办案区里，朱永新不断重复自己没有偷手机，办公室里，女店主却掏出 2000 元钱给我，说愿意花钱把被朱永新偷走的手机 “买回来”，如果不够的话她还可以回家取钱。
我有些诧异，女店主却突然哭了，她说那部手机对她很重要，因为里面存了一些儿子的照片。去年儿子病逝，手机是她唯一的念想。只要朱永新归还手机，她既可以不追究朱永新的责任，也愿意付出任何价码。
我叹了口气，只好再去找朱永新。但不论我怎么劝，他始终坚持之前的说法。过了一会儿，调监控的同事也回来了，他说监控视频显示，朱永新从便利店出来先回了四季小区，之后出门去了女儿的学校，再之后便带女儿去了饭馆，监控里没有看到他去销赃的影像。
同事怀疑朱永新把手机藏在了棚屋里，朱永新否认，说可以带我们去看。我想了想，还是一起去了。
我和同事的确没在棚屋里找到女店主的手机，朱永新也嘀咕着说自己认得 “苹果” 手机，很贵，被抓了会坐牢，所以不会偷。这句话倒是符合他的调性，我劝女店主再仔细回忆一下丢手机的细节，但她依然一口咬定就是朱永新干的。
便利店里没有监控，朱永新住处没有赃物，一直僵持到下午 5 点，领导打电话让我先放人，我也确实找不到继续传唤朱永新的理由，只好放他回家。临走前，我拍了拍朱永新肩膀，说你也是有闺女的人，站在为人父母的角度上想想。朱永新没说话，径自走了。
女店主那边，也只能走完报案程序后让她回家等消息。女店主走时一直在哭，眼里满是仇恨。
8
手机的案子随后就移交给了班上的刑警，我把女店主亡子照片的事情也交待给了他们，之后便没再过问。没想到，两周后的一个晚上，朱永新主动跑来了派出所报警，说他的女儿 “不见了”。
我问朱永新具体情况，他说下午放学后女儿没回亲戚家，亲戚以为玲玲去了朱永新那儿，但晚上 9 点还不见孩子回来，便联系了朱永新。朱永新接到亲戚电话后也傻了眼，因为女儿下午和晚上压根没来找过他。
玲玲失联是涉校案件，我赶紧和她的班主任了解情况，老师听说玲玲放学没回家也很着急，撂下电话就来了派出所。见面后，我问她玲玲这几天在学校有没有异常状况，她犹豫了一会儿，告诉我当天下午玲玲在班里和同学打了一架。至于原因，是跟朱永新有关。
原来，虽然朱永新坚称自己没有偷女店主的手机，但女店主始终认为这事肯定是朱永新干的。离开派出所后，她找过朱永新几次，无奈朱永新一直 “无动于衷”。万般无措下，女店主想到了朱永新的女儿。
“那个女的有段时间常在学校外面转悠，一次下午放学时拦住了玲玲。” 老师说，当时女店主在校门口突然拦住玲玲，玲玲有些怕，试图挣脱女店主。两人的行为惊动了学校保安和其他接孩子的家长。他们以为女店主是 “拐子”，合力把她控制住了。
他们原打算把女店主扭送派出所，但女店主或许为了辩称自己不是 “人贩子”，又或许是想博得众人同情，很快就向众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手机被玲玲的父亲朱永新偷走的事情。围观的家长越来越多，保安只好叫来了玲玲的班主任。
老师做了一些工作，她先劝走了女店主，又安抚了玲玲。但这事儿很快就在家长和学生间传开了。
玲玲失联那天下午，和班上一位同学先是发生了一点口角，后来说着说着，那位同学便把朱永新拿出来说事，说玲玲和他爸一样都是 “贼”。身旁同学跟着起哄，玲玲气不过便跟同学打了起来。
等班主任赶到班里时，玲玲正被几个同学围在座位上吐口水。老师赶紧斥责了闹事的同学，正盘算着下一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没想到玲玲先出事了。
“这小姑娘自尊心很强，以前就因同学说她爸是‘捡垃圾的’而跟同学吵过架。” 老师说。
在班主任老师的帮助下，我见到了玲玲的同桌，这才知道玲玲很有可能是离家出走了，而目的地很可能是广州。
同桌女孩说，当天下午玲玲和同学吵架后，一直念叨说自己不想要一个做 “贼” 的爸爸，要去广州找妈妈，还问她借钱。她身上有几十块，都给了玲玲。玲玲还说，自己以前去过一次广州，坐汽车去的。我跟朱永新核实，朱永新说多年前他确实带女儿去广州找过妻子，先坐长途客车去的武汉，再从武汉转火车。
我让朱永新给妻子打电话，朱永新却说早已没有妻子的联系方式。我在公安内网上找到玲玲的妈妈，打过去询问，对方很着急，说女儿没有联系过她，更不知道要来找自己的事情。
看来玲玲真是离家出走，我和同事赶紧带上朱永新去长途客运站。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有工作人员说，傍晚确实见过一个单独坐车的小女孩，但没去武汉，而是上了一趟发往临市的车子。经监控核实的确是玲玲。
同事质问工作人员，为何放这么小的孩子单独坐车，工作人员无奈地说，本市有很多在临市打工的人，周末时会让留守的孩子自行坐车前往临市团聚，家长在那边的客运站接站。他们以为玲玲也是这样的孩子，就让她上了车。
我联系了搭载玲玲的客运车司机，但司机说同车有四五个孩子，都在临市下了车，对于哪个是玲玲他没有印象。事已至此，我向领导汇报后，只能和同事一起带上朱永新连夜前往临市汽车站。
9
一路上，朱永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一会儿祈求女儿千万不要有事，一会儿咒骂那个女店主，甚至一度嚎叫着说如果女儿出了事他也不活了，但死之前一定要拉上那个女人垫背。我和同事劝了几句不管用，也就只能由着他在后座叨叨。
赶到临市客运站已是凌晨时分，客运站的规模不小，单是调看监控便花了四个多小时。天快亮时，我们终于在一个监控视频中找到了玲玲的踪迹。大概是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她没有再买新的车票，而是徘徊一番后步行离开了车站。
我把情况通报给当地公安机关，并在辖区派出所的帮助下调看了社会面和道路面的视频监控，几经追寻，发现玲玲最后出现在临市外环的一个交叉口。但此后路段再无监控，我和同事无法继续依靠视频追踪，只能带上朱永新赶到交叉口。
临市兄弟单位也派了两位熟悉当地状况的民警支援，一行 5 人开始了车寻。
道路在城郊，连接 318 国道通向另外一座城市。路上往来的大货车速度很快，不时卷起阵阵扬尘，一行人都为玲玲捏把汗。我们把车速降到很低，看到有岔口便进去转一圈，看到年纪或身形与玲玲差不多的路人也追上去看看。
大概开了几公里后，朱永新可能感觉车寻会落下些什么，坚持下车走路，我们商量一番后依了他。我和同事下车陪他走路找，兄弟单位民警则继续开车沿公路找。
下车后，朱永新开始在路边寻找装有监控的商铺，试图从他们的监控中查找女儿的影像。他注意力完全放在路边店铺的门梁上，可惜城郊道路边的商户本就稀少，个别装有监控的店铺，摄像头大多对着自家门口。就这样边走边找了两三个小时，依旧没有找到有关玲玲的蛛丝马迹。
初春的天气依旧寒气逼人，朱永新只穿一身秋衣，外面是一件薄外套，这是他昨晚匆匆来报案时穿的衣服，但依旧满头大汗。
傍晚时分，兄弟单位车寻的民警折返回来找到我们，无奈地说，他们已经沿 318 国道跑到了另外一座城市，依旧没有玲玲的影子；我们这边也没有任何收获，从经验看，孩子很可能在路途中转入了某个岔路口。
朱永新已然乱了方寸，不知是因为天冷还是心情激动，他开始瑟瑟发抖。同事把一件警用外套披在他身上，他又开始失心疯般不停地喃喃自语，先是细数女儿的好 —— 学习成绩好、孝顺长辈、勤俭节约；然后又说自己对不起女儿，不但没能给她好生活，反而让她在同学跟前丢脸；最后开始 “自我忏悔”，说自己命硬，先 “克” 走了老婆，又 “克” 丢了女儿。
同事只能给朱永新做思想工作，尽力安抚他，两位当地民警把我拉到一旁，劝我和同事带朱永新先回，这样找下去不是办法。他们已经拿到了出走女孩的资料，剩下的事情他们来做，有了消息马上通知我们。
我看了眼天色，明白再这样找下去也很难有结果，于是回头跟朱永新商量，还是回家等消息吧。听我说了这一句，朱永新失魂般坐在地上，任凭我和同事怎么拉也拉不起来。
“手机真不是我拿的，她为什么追着我不放……” 回去的路上，朱永新冷不丁蹦出这句话。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和同事对视一眼，一时都没说什么。但至于原因，其实我俩都明白。朱永新 “名声在外”，即便偷手机的事情真的不是他所为，别人也会顺理成章地怀疑到他的头上。
“警官，你信不信我？” 朱永新又问我，我没说话。其实我很想告诉他 “不信”，但又想了想，又觉得有些不合时宜，于是只能继续沉默。
“不管是不是你偷的，这次女儿找回来后，老老实实找份工作吧，别干那些事儿了。为女儿的以后负责，同样也是为你负责。” 良久，同事开口说了一句。
“还能找回来吗？” 朱永新问。
“我们尽全力……” 同事说。
尾声
我们是在返回当夜得到临市兄弟单位通知的。
对方说当晚 11 点多，他们城南警务站的两位民警出警归来时，看到一个小姑娘正独自一人蹲在某个胡同口哭。两位民警收到过我们发出的协查通报，怀疑是失联的玲玲，于是上前核实身份，确定是玲玲后，把她带回了警务站。
所里立刻派人去接回玲玲，我和同事连轴转了两天一宿，回到值班室倒头便睡。睡醒后询问其他同事，他们说事情已经解决。
后经负责女店主手机被盗案的同事核实，偷手机的人的确不是朱永新 —— 他们在另外一起盗窃案中抓获了一名流窜作案人员，在他住处起获了数台被盗手机，通过核实 IMEI 码，确定其中一台为女店主的被盗手机。
虽然手机已经被嫌疑人刷机后自用，但在同事的帮助下，女店主亡子的照片从云端恢复。她也知道了自己去学校找朱永新的女儿后发生的一切，向朱永新表达了歉意。
朱永新拆掉了四季小区的棚屋，在另一个小区租了一间小屋居住，玲玲也被他接回身边。之后的日子，我们真的没有再接到有关朱永新偷窃的报警。
2014 年，朱永新在社区找到了一份保洁员的工作，每日穿着橘红色的马甲在街上清扫卫生，有时还会去批发市场进些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晚上去夜市叫卖。虽然收入不高，但也够父女二人的日常开销。
2015 年春节我回家前，朱永新又找到了警务室，给我留下了两条腊鱼和一块腊肉。我看着腊鱼腊肉，说：“咋地老朱？又重操旧业了？又想来坑我？”
朱永新不好意思地憨笑，忙说不是不是，今年他老婆从广州回来过年了，“这是今年自家做的，不是偷来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
日本著名设计师原研哉在《白》里写到，“白是颜色吗？它像是一种颜色，但我又觉得它不像。”白并非无色，它是一种干净的颜色，但同时也不只是颜色，而是更丰富的感受。
这种美学理念在中国传统书法里也能找到回应，有一种手法叫“布白”，在一张纸上，安排字的点画间架，布置字、行之间的空白关系，让整个画面疏密有致。中国人向来深知虚实相生的重要性，也擅长使用“空白”。清代张式说:“故曰空白，非空纸。空即画也。”有时候，决定一张画面气质的并不是着墨的地方，而是留白的部分。适当的留白才能让画面流动起来、有活气和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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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书法的布白艺术
这种布白的手法就像在既定的生活框架里，做一些小的调整。在过满的当代生活里，抢一些“白”回来。
01
独处，成年人的回血时刻
每天都有那么一瞬间，想要从网络世界彻底消失，找一个不被打扰的角落自己待一会儿。在当代人看似丰富的社交生活下，其实隐藏着蔓延已久的倦怠感，这种倦怠感被称为“社交疲劳症”。于是，间歇性自闭，报复性独处，成为人们的回血时刻。
很难说清成年人的生活中，一天之中有多少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即便从物理意义来说，这个人此时正独自吃着晚餐，但他的大脑也许仍未从超速的工作模式里退出，思维的惯性使得他无法真正暂停下来，把自己交给“空白”。从心理层面来说，这仍然不是属于自我的时间，只是物理独处，但更多时候，我们连物理独处的机会都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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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独处时间的当代人
我们的时间像一幅巨大的拼图，每一块拼图都被清晰地分配了任务：吃饭、工作、睡觉，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的生活，看起来严丝合缝，但彼此之间并非有机的组合。在时间被过度功能化的背后，其实是人被过度功能化。
就连一天之中看似独立的睡眠时间，也难以在这种状态下幸存。《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向我们揭示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的睡眠时间是如何被剥夺、操纵的，“睡眠如今不再被看作是必然的或自然的经验。相反，它被看作一种可变的功能，但也可以被控制，与很多其他事物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失眠有时候反倒赐予了我们独处的机会。很多人会选择熬夜看书、刷剧，或者靠在沙发上发呆一会儿，享受全然的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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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原本的睡眠时间转为“休闲时光”的年轻人
发呆，就像突然对钟表按下了暂停键，给自己一个“换气”的出口。2016年10月，国家卫计委首度推出了“5125”健康生活理念，其中的“5”即建议市民每天给自己留5分钟发呆时间。专家表示人在发呆的时候，意识活动减弱，处于清醒而放松的状态，是一种很好的精神调剂手段。
对于身处信息过载、社交疲惫环境中的人们，主动为自己制造独处时间，放下手机，给自己五分钟发呆、放空都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它不一定需要产生直接价值，而是对自我精神的修复，是生活里必要的布白。
02
东西少一点，生活轻一点
除了社交倦怠以外，很多人也开始对物产生倦怠感。
对自身和生活的不安全感，让人们将手伸向更切实可控的物件，将无法排遣的内心压力转化为对消费的热情。
购物的时候，人仿佛在这个无法控制的世界里获得了暂时的、完全的主动权。当被这些物件包裹着，有一种身份或心理上的安全感——“我又好了”。但很快，这种快乐和安全感又会消失。我们和物件的关系，更多存在于等待物流更新和拆开包裹的时刻，而非真正的使用时间里。
当不断刷动橙色软件，变成缓解焦虑的出口，当家中布满物件，却依旧感到空虚的时候，我们开始疑惑，到底要如何重新找到与物品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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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物包围的当代人
物欲本身无可厚非，找到一件真正中意的物品并非易事，但如果开始消费失控，从侧面也反映了内心的焦虑和失衡时，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念便很重要。
豆瓣上有一个话题叫“我心中的‘不消费型快乐’”，分享者罗列了四种不消费型的快乐：从用心感受周围的事物中获得快乐、从创造中获得快乐、从人际关系中获得快乐、从或大或小的成就中获得快乐。
当人的眼睛从购物车上移开，将自己从“剁手”还是“收手”的精神纠结中解放出来，把注意力投放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会发现原来快乐是可以自产的，那份看似独属于消费的快乐也能在别处找到替代品。
除了理性消费外，学习长期与物件相处也是生活布白的要素之一。
人对物件积累的过程往往是不太留意的，但在搬家或整理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自己深陷物件的枷锁之中。
被许多极简生活主义者推为圣经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中有一个观点，“整理是一种内心的调整，打扫则是一种内心的清理……整理并不是单纯的关于留和扔的命题，而是一种让自己重新正视与物品的关系并进行微调，从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绝佳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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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与物的关系正如扔物小诗所说
谨慎地购买、选择性地保留并非是对物件失去热情，相反，是恢复物品本身的价值。和物件的关系就像和一个人的关系，需要认真审视，在必要的时候，狠心斩断关系，同时，也要学会耐心陪伴，通过修补保养、发现它的新用处，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通过整理物件，建立适合自己的空间秩序，我们的生活也会更轻松一点。
03
不散步，无生活
如果说收纳是“物的布白”，那么散步更像是“空间的布白”。
对于每天折返于两点一线，生活在精准定位系统里的都市人，迷路有时是一种奢侈的快乐。
当你选择脱离公共交通为你设定好的最佳路线，以自己的双脚去探索这个城市时，会发现再无趣的城市，再熟悉的社区，也可能发生一场现代版桃花源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
散步的魅力就在于让双脚从格子间里跳出来，恢复对周遭世界的感知。相较于其他几种出行方式：地铁、公交、出租车，它们的线路轨迹相对清晰、固定，散步的过程拥有的变数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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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步无法被替代的，正是日常生活中掉落惊喜的可能
它是更为个人化的选择，每个人的行走节奏、选择的散步范围、在一个地点停驻的原因都不同。你可以钻进城市的更深处，当一天胡同串子；假装自己是波德莱尔附体，扮演21世纪的“城市漫游者”……通过散步，建立你在这个城市的专属路径。
虽然留给都市人的闲暇时间和散步空间都是相对有限的，但人们对散步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豆瓣上有各式各样探索城市生活的小组，“走呀我们去压马路”“晚街爱好者”“我们爱逛摊”等。人们分享下完雨的马路、点评软件热榜之外的宝藏小店、邀请同城的人一起深夜压马路……通过散步为自己的生活减负、增色的同时，也丰富了其他人对一座陌生城市的想象。
如果没有时间走上街头，还可以来一场精神散步，比如从手机里打开一个声音软件，通过采集来的声音感受城市巷弄的烟火气、秋日午后公园的惬意、夜风的清凉……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声音在耳机里放大，让我们触碰到城市里更敏感细腻的部分，焦躁的心情也随之被平息。
所以，散步不仅关乎双脚，还包含了你的语言、心情、思考的问题。你其实是在和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城市的人建立更深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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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钢铁森林中发现生活的新色彩
日本漫画家谷口治郎有一本漫画叫《散步去》，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散步生活。画笔清新、节奏舒缓，把他每次散步遇见的意外风景勾勒出来，读起来平平无奇又耐人寻味，就像散步本身，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却能安抚一天的疲累。如书中所写，“只是一个平凡日子里的一小段时间，完全没有匆忙的必要。”
所以，生活再忙，也不要放弃散步的权利。把散步当作对规训生活、机械时间的小小反抗，在你路径分明的生活地图上，留出一块地方给自由随性的散步。
作者 / 许标-心理咨询师
我其实不喜欢用“讨好型人格”这个词。考虑大家的使用习惯，本文还是沿用这个词语。
“讨好”有些偏贬义，容易联想到卑微、卑躬屈膝，通常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姿态。人格用“好坏”标准来衡量并不合适，没有所谓“好人格”“坏人格”。
人格是先天遗传素质为基础，对后天环境的适应而发展——适应只是适应，不能说好适应，或者说坏适应。
不能说鲨鱼进化出锋利的牙齿是好适应，乌龟进化出坚硬的龟壳是坏适应；不能说动物进化出活动能力是好适应，植物通常不能移动是坏适应。
适应不是你想要，想要就能要。
适应只能根据自身具备的条件，环境提供的，或者说限制的条件，两者相互作用，发展出对环境的适应。
一个3岁孩子面对父母说“你再不听话，我们就不管你”，他/她还没有学习到，人类行为中存在“谎言”。他/她的理解中，如果自己不听话，父母真的会抛弃自己不管。被抛弃的恐惧,让他/她选择听从父母。
一个30岁的成年人面对父母说“你再不听话，我们就不管你”，不在乎。一是，即使父母不管，自己也能独立生活，不存在生存危机，不会唤起被抛弃的恐惧；二是，已经掌握人类行为中，还存在谎言，父母可能心口不一，不用完全当真。
我们不能站在成人视角，去指责孩子的适应方式，说“你这是不好的适应，是讨好”。
在思维层面，孩子的认知发展有限，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能够想到的应对方式有限；在行为层面，孩子的能力有限，他们不够独立，他们需要依靠照料者才能存活下来——本文统一用照料者，而不是父母，因为有些人的早期照料者是奶奶、外婆，或者其他亲人。
当孩子与照料者存在冲突时，很多时候，孩子不得不顺从——不顺从可能面临被抛弃的恐惧，便是生与死的问题。
成人的你可能会说：没这么严重。
不得不再次提醒：作为孩子，不具备这样的认知能力。为什么当父母说“我不要你了”，越小的孩子哭闹越严重？信以为真。
回到今天的“讨好型人格”话题。
“讨好型人格”的人，常常“损己利人”，优先照顾别人需求，牺牲自己权益。
“讨好型人格”的人，常常害怕和回避冲突，为了避免冲突，宁愿顺从别人。
前文说了，人格是一种适应性发展。“讨好型人格”的人，通常成长在难应付的照料者环境。
“难应付”，可能是照料者脾气暴躁，或者情绪喜怒无常，或者经常打骂、指责等。总之，让孩子常常处于恐惧、害怕、担心、难过等难受的负面情绪中。
试想：如果我们面对一个情绪激烈的人，想要让对方情绪平静，是据理力争，激烈对抗更有用，还是顺从对方，更容易让对方平静？
自然是顺从对方。
不用了解原因，我们从经验中也能学会这点。孩子一开始可能也会对抗照料者，发现不管用，还可能招来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被罚得更重——于是学乖了。
孩子如果照顾自己需求，想按自己意愿行事，可能与照料者冲突强烈，招致更严重后果；如果顺从照料者，按照照料者的需求和意愿行事，可以减少难受和痛苦。
于是，孩子学会优先满足、顺从照料者的需求。
孩子与照料者的关系互动模式，会影响甚至奠定人的人际模式模板。在今后的人际关系中，自动化运用这种优先满足、顺从别人需求的人际互动模式。
为什么？
这涉及到大脑机制。可以简单理解为大脑是一个懒虫，能够自动化解决的，绝不费力解决。孩子与照料者的互动经验，是孩子最熟悉的人际互动经验。
当与他人相处时，大脑会调用经验中的人际互动模式；如果经验中的人际互动模式不能适应，才会去发展新的人际互动模式。（有兴趣可以看看《思考，快与慢》这本书。）
顺从他人通常有利于建立关系——正如俗话说的“伸手不打笑脸人”——这种人际模式一直被沿用。
随着成长，逐渐感受到这种人际互动模式，造成自己的需求总得不到满足，自己的权益总是被牺牲、被侵占。对“讨好型人格”的方式越来越不满，想要改变，却发现它的自动化太强大，总是事发时仍旧“讨好”，事后后悔、责怪自己。
下面说说如何改变“讨好型人格”。
前面啰嗦这么多，是希望那些“讨好型人格”的人，改变的第一步，可以对自己宽容些。
尽管“讨好”的人际模式，现在对自己弊大于利，认为是问题，但在较长的时间内，它是帮助自己度过一段不容易的童年经历的好帮手——面对难应付的照料者，因为“讨好”顺从，让自己吃苦更少。也因为这种方式伴随自己多年，改变也需要时间。
不用苛求自己快速改变，可以给自己多一些时间，一点点改善。
第二步，提高觉察自身需求。
“讨好型人格”的人，习惯优先照顾别人需求，忽视自身需求，即使想要照顾、满足自己需求，可能都难以感受到自己需求是什么。提供两个方法：
一是，正念练习https://m.bilibili.com/audio/am31460544，可按照链接提供的正念练习，持续最少半年以上的练习，帮助提高关注自己。
二是，日常的当下时刻，加入询问自己“我现在想要什么”。一开始这么做，可能得不到什么回答，保持练习。持续之后，可能偶尔会出现自己想要什么的回应，如果当时条件允许，满足自己。
这样，满足自己的需求愈多，大脑感受到自己的需求可以被照顾，不会有负面伤害，便能逐渐恢复到可以自然感受自己需求。
第三步，行为试验。
选择信任、亲近的人，尝试在关系中改变：优先满足自己需求，而不是照顾对方需求。尝试改变习惯性照顾他人需求的“讨好”模式，一开始可能很担心、恐惧，这种反应来自大脑的自动反应多些。
选择亲近的人尝试，为的就是降低恐惧，能够试试看。可以先做些心理建设，问问自己：如果先照顾自己需求，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发生的可能性多大？
选择发生糟糕结果较小、自己可承受的尝试对象，试着改变。经历过优先照顾自己需求，也没有像小时候，发生不好后果的新经验，帮助大脑学习到：可以照顾自己需求，不用再害怕不好后果。这样，大脑才敢用新的、照顾自己需求的人际互动模式。
所有害怕体验，难以靠理智说服改变，通过“尝试”练习，获得“无伤害”的新经验，大脑更容易放弃害怕，敢于尝试新方式。
迈出了“万事开头难”，扩展改变到关系疏远些的人际，一步步改善。
知易行难，第三步往往改变难度最大。当要尝试“不讨好”，照顾自己需求这种“新方式”，可能导致强烈害怕、恐惧。这时候可尝试“吸四呼八”练习：吸气时，默数四下（从1数到4）；呼气时，默数八下（从1数到8）。
这个呼吸训练可帮助调节情绪，情绪平复后，再加入前面的心理建设，理智思考。一旦情绪强烈，再次呼吸训练，如此往复。
人格的改变，总是需要时间。心理咨询治疗中，人格的改变通常是一年以上。自我改善人格，更需要对自己宽容些，允许自己一点点改善，不用着急。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考虑心理咨询改变“讨好型人格”，既有支持，提供方法，咨询关系本身，也可以作为行为试验的安全练习环境。
我们都知道荷兰郁金香、中国某时段的君子兰、藏獒等等，这些都被归结为炒作过头的例子。有什么历史上价值得到广泛认可，现在已经没人理会的行业和物资吗？
我感觉现在老一辈很多人认可的邮票、古董、珠宝甚至黄金钻石白银等等，90 后 00 后可能都不会接盘，他们另开一套赛道，炒币炒鞋炒盲盒，反正都是不产生现金流的东西，炒什么就看大众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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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实物不保值，而空幻的概念一直都值钱。
学区房会过时，但优质教育资源会一直稀缺并且昂贵。
钻石会失宠，但搏美女一笑始终难买。
茅台会过气，但得领导欢心总是要付出不菲的代价。
本质不变载体变了。投资就是在变与不变中找机会。
7573160
我一直觉得老破旧的学区房简直就是笑话。
长岛冰茶 007
邮票确实是没人接盘了，主要是没有任何收藏价值，邮政把这块弄烂了。不创新，就知道一味的发售，不走高端形象，变成了没人要的烂摊子。可惜我老父亲和我一直集邮，不仅没升值，反而都砸手里了。
飘来不飘去
说个有意思的。
以铜币计（一贯铜钱能换多少贯宝钞）:
大明宝钞用了 52 年贬值到了 12‰
以黄金计（一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美元）:
美元用了 50 年贬值到了 18‰。
人民币用了 50 年贬值到了 6.5‰
这就是信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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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没有实际价值，不能提高生产力的东西都会慢慢过时的。围棋，下的人少了。毛笔字书法，古代每个书生都练，现在少了好多好多。微雕，以前古代人你不知道能话多少工夫，雕的那个细哟。
一扔大师
八十年代炒过君子兰，海狸鼠，很快就完蛋了。后来类似海狸鼠的有蚁力神的蚂蚁炒作，好像最后也是一地鸡毛。这些倒不算历史上广泛认可的东西，一时炒作而已。真正跌下神坛的是白银，古时候白银一直作为货币使用，现在失去了货币价值，价格一落千丈，变成一种工业金属价格。现在黄金也有点这个味了。
myskygoogle1
本质就是零和游戏。
创造出一个【稀缺】标的物，但是【使用价值较低】，然后跟随这个【稀缺】做相关的宣传，研究，最后是炒作
让后来者跟风高价购入，最后大资金高抛收割完成。
这类东西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价值较低】，如果【使用价值较高】反而不容易炒作到夸张的程度
这就是为什么炒【高度白酒】而不炒作【啤酒】【红酒】，难道所有的请客吃饭只喝【高度白酒】么，显然不是，仅仅是因为【使用价值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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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个笑话：八十年代末（大概 86 年还是 87 年）我爸单位发了一个电磁炉，价值一千多，具体忘了，当时年收入大约也在 1200 左右，还是效益好的单位。但因为电磁炉价值实在太高，稀罕物，太宝贝了，一直舍不得用，还有个原因是心痛电费，1500W，还有当时电表也偏小，4（10）A 的，容易跳闸，我估计一共用了都不到十次。2004 年又几百元买了一个新电磁炉，外观功能都更好，就更不会用了，现在还放着，新的一样。哈哈！
maoding
出租车牌照，2000 年以前大几十万，现在 呵呵。
YEHUA20
过去结婚，有 36 条腿儿，就是所谓的柜子呀，床啊，桌子啊这些东西。七八十年的，还有新的四大件，就是缝纫机呀，手表啊这些。后来还有彩电冰箱。现在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值钱了，很平常的东西。还有就是豪车所谓的，七八十年代开个桑塔纳，北京吉普，就觉得很牛逼了。后来宝马，奔驰，现在觉得也就那样，也没地方停车。
这些都属于日常生活用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肯定会过时的，房子其实也是日常生活用品，过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大家觉得也很可笑，跟我们现在的人看父母那一代，买个缝纫机就很高兴。会哑然失笑。
投机品里边儿更是各领风骚五六年，早期的邮票，君子兰，认购权证，后来的比特币。这些东西本身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就是弄出来割韭菜，后边的人拒绝跟你们玩儿，就另外再搞个赛道。邮票原来很值钱，但是后来没有人承认了，也没有人用，成交量越来越小，价格自然就会降下来。
骑蜗牛士
能承载财富，具备稀缺性，符合大众认知，可传承。不具备这几个条件，热不了多久。
pxgeer
红木家具，又硬又土又不环保，老头子慢慢少了，这生意不长久。
噜噜不怕壮
没有人会相信，曾经可以拿俩彩电，换个两居室的房子。还是在在沪宁线的城市，彩电要二十九进口的，显像管的。
来源：集思录 微信号：jisilu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