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台北的冷雨淋淋漓漓，三星掌门人李健熙赴台考察，秘密约了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吃早餐，目的只有一个：挖走这个已经58岁的老将。
此时台积电已经默默成立了两年，在业界尚名不见经传，所走的“代工”模式也非当时芯片领域的主流，让人看不懂。而在台积电成立的1987年，三星创始人李秉哲去世，三子李健熙接位执掌三星，甫一上台后便喊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大举进军电子和半导体。
张忠谋正是李健熙急需的人才。1983年张忠谋从德州仪器“三号首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虽然可以享受“一幢宅、两部车、三条狗”的美国梦，但总感觉心有不甘。所以两年后，“蒋经国接班人”孙运璿邀请他去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一职时，张忠谋决定出山闯一闯。
张忠谋生长于大陆，49年离开，随后赴美读书工作三十多年，对台湾其实并不熟，但架不住“来了就是一哥”的诱惑。而到台湾仅一年后，56岁的张忠谋便决定再野一把：创业，做一家专门为其他芯片公司代工制造的公司，这种模式在当时并不被同行和投资人看好。
而在餐桌上，李健熙款款分析道：半导体需要大量资金、人才，风险也大，三星目前正好发展还不错，希望张忠谋到三星工厂看一看，瞧一瞧。李健熙的言语中充满了惋惜爱慕，仿佛当年曹操看着刘备说出“唯使君与操耳”，恨不得让张忠谋立刻跟着他私奔到首尔。
张忠谋此时正为订单疲于奔波，但他厌倦了当二把手三把手，对三星自然坚定拒绝。李健熙并不死心，邀请他去三星参观，张忠谋欣然应允，逛了半天厂区后连夸三星的产能“令人惊叹(impressive)”，但仍然拒绝离开台积电。李健熙见他态度坚决，并只好放弃。
此次一别，两人的轨迹还将继续交汇：台积电和三星分别沿着自己的路线，崛起为全球半导体巨头，并随之展开了的血腥的对决，顶峰时双方红着眼砸钱，一度买下了世界40%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这既是两家公司的商业战争，也是两个地区产业升级的无奈之选。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以及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台积电最大的对手都是三星，而不是中芯国际。
超车：从产业边缘，到舞台中央
台积电虽然是台湾企业，但张忠谋为它注入了“美国魂”：老东家德州仪器的管理经验、IBM授权的技术、以及大批美国回流的人才。
比如台积电首任首任技术执行官胡正明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其得意门生梁孟松也从AMD跳槽台积电；研发队长蒋尚义曾在美国德州仪器、惠普工作；后接任张忠谋出任CEO的蔡力行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技术核心人物余振华则是美国乔治亚工学院博士。
台积电从美国拿到的不仅有人才，还有订单。半导体产业起源于美国，随后便开始向日本转移。结果，日本半导体公司修炼出超强战斗力，在存储芯片领域，靠着精细管理、成本优势，将美国企业打得落花流水。1980年代末，世界十大半导体公司中有6家是日本企业。
打不过只能换赛道，于是美国从存储芯片撤退，开始发力CPU等逻辑芯片。不同于存储芯片强一体化的要求，逻辑芯片可以将设计、生产环节分工，这就为台积电带来了机会。1988年，英特尔送来第一笔大单，并对200多道工艺进行了指导，可谓“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
当然，好处也不白给。快速发展的台积电，开始反哺美国半导体业。由于不用再承担独立建设晶圆厂的巨额成本，大量初创芯片设计公司得以轻装上阵、快速发展，美国芯片公司重新占领全球芯片产业制高点，如今巨头的高通、英伟达、Marvell等都是得益于此。
台积电早期办公楼，1995年
1995年，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遭遇商业化瓶颈，于是他写信给张忠谋求助。没多久，他就在吵闹的办公室接到了张忠谋的电话。黄仁勋激动地对身边人说：快安静！Morris （张忠谋）给我打电话了。随后台积电出色地完成了英伟达的订单，帮助其快速占领市场。
黄仁勋对此感动不已，并把这段经历画成漫画送给了张忠谋[2]。
尽管台积电羽翼渐丰，模式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但由于技术都来自于IBM授权，自主能力差，依然被硅谷公司们认为是打杂的二流企业。张忠谋不甘于成为美国的技术附庸，一直在等待翻身做主人的机会。终于，机遇来了，而且是两次：铜制程逆袭、光刻机突破。
铜制程逆袭终结了IBM的技术霸权：2003年，IBM希望把新开发的铜制程工艺卖给台积电，但张忠谋认为IBM技术不成熟，不如自己干。率队研发的是蒋尚义，充分发挥在德州仪器学到的工艺管理经验：为防止材料污染，研发人员连行走都要求严格按照地板上画好的路线。
一年多后，台积电铜制程率先突破，发挥核心作用的是6个人：余振华、梁孟松、孙元成、蒋尚义、杨光磊、林本坚。而IBM的技术却仍未走出实验室。IBM的代工技术霸权被终结了，十年后，IBM又倒贴15亿美元，将代工业务转给了格芯，彻底退出了这个领域。
孙元成、蒋尚义、杨光磊、林本坚合影
而光刻机突破，则不仅为台积电带来了技术超越，也培养了坚实的设备盟友：2004年，台积电打算另辟蹊径，研发湿法光刻技术，而技术发起人林本坚也来自于IBM。
这项技术和当时的干法方案背道而驰，林本坚还被吐槽是“挡在航空母舰面前”。而方案也遭到了当时“光刻机霸主”日本佳能和尼康的抵制，只有荷兰小厂阿斯麦尔（ASML）愿意尝试。最终，台积电完成了技术突破，阿斯麦尔也迅速崛起，击垮日本霸主成为行业巨头，和台积电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而今，ASML在美国的重压下，卡着中芯国际的脖子，也限制了华为寻找代工伙伴的念想。
学习美国再超越，这两次弯道超车令台积电的代工工艺，一骑绝尘。2004年，台积电拿下了全球一半的芯片代工订单，位列半导体行业规模前十。排名第二的则是韩国三星，它在存储芯片领域和日本死磕获胜，拿下全球30%份额，而曾经辉煌的日本半导体，仅剩三家企业位列全球前十。
看着大势已定，张忠谋渴望为家人留出更多的时间。于是在2005年6月，张忠谋宣布卸任CEO，退居二线。每天7点准时下班陪伴家人，吃吃饭、听听音乐会。而此时，他的老朋友李健熙，却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杀入台积电的腹地。
惊醒：李健熙进攻，张忠谋回炉
李健熙是三星半导体的总设计师。在1974年他就提出了规划，并先后50多次前往美国引进技术。这也打动了他的父亲李秉喆，表示一定要在自己闭眼前启动这个事业。然而，面对80年代如日中天的日本，直到李秉喆去世，三星半导体也仅仅亏光了3亿美金本金，毫无收获。
而就在李健熙接位的1987年，三星半导体也等来了机遇。当年，日本东芝私下出售设备给苏联的秘密被美国发现，被日本半导体压着打的美国，立刻借着机会挥舞起了制裁大棒。不但对日本存储芯片征收100%关税，还启动了让不少贸易国闻风丧胆的“301”调查。
眼瞅着日本半导体被美国按倒在地，三星喜大普奔，立刻冲了过去，踩上一脚。
李健熙的诀窍是“高价买人、低价卖货”：用三倍工资挖空了东芝工程师，快速提升技术，再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战发动攻势，而且还大打感情牌，呼吁海外韩国工程师回国参战。在IBM工作了7年的技术骨干陈大济（Chae Dae Je）听到后马上沸腾了，当即回国参战。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三星依然保持着高资本支出，敢打价格战，不怕价格战，使用“反周期”投资大法越亏越投。终于，在2004年时，击垮日本东芝等公司，成为存储芯片霸主。随后，李健熙大手一挥，炮火瞄向了台积电，开始进军芯片代工。
李健熙的策略很简单，发挥三星多元化优势，以点带面，全面突围。比如面对台积电第一大客户高通，三星采用的方式是“以买寻卖”，让三星手机去买高通芯片，然后说服高通把芯片代工也交给三星；而对苹果，三星则抛出了存储芯片、面板、芯片代工的捆绑销售策略，所谓卖颗白菜送根葱。
三星的捆绑策略，是半导体公司开拓业务的常用套路。比如高通也利用基带处理的优势，搭售芯片；AMD也把CPU、GPU放在一起卖。2006年三星代工收入不过0.75亿美元，但四年后，便增长了3倍，其中给苹果代工的A系列芯片就占了85%。可以说，三星的芯片部门是一口一口吃着苹果长大的。
2009年，连战连胜的三星召开了内部会议，李健熙的长子李在镕踌躇满志宣布了一项计划：Kill Taiwan，即先消灭台湾面板和存储芯片产业，再打垮台积电这个台湾产业的珠穆朗玛峰，让三星完全主宰先进电子产业，也为自己顺利接过父亲的大权打下基础。
这个计划被被台湾《新周刊》披露时已经是2013年，台湾面板、存储芯片产业均被三星斩落下马，只剩台积电。
从2009年那时来看，三星击垮台积电并非没有可能[3]。当时台积电屋漏正遭连夜雨：2009年金融危机后利润大幅下滑被迫裁员。裁员主导者是CEO蔡力行，已经在台积电工作近20年，做事沉稳、执行力强，曾主导了台积电第一座8英寸晶圆厂，被誉为“小张忠谋”。
张忠谋（左）与蔡力行（右），2008年
蔡力行推行了比张忠谋时代更为严厉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考核后5%员工，取消了以往的观察期，直接宣布裁退。这套快刀斩成本的优化，本是常规操作，但却因为执行得不近人情犯了众怒。
一位工作了十多年、曾获得过优秀奖励的员工，因妻子怀孕需要多照顾家庭不能“996”，就被主管嫌弃扔到了淘汰名单里。这名员工的老父亲声泪俱下地给张忠谋写了封信，恳请公司不要裁掉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些人扯着横幅，在张忠谋家门口指责他不诚信，让重视声誉的他面子难堪，赶紧吩咐夫人做点糕点慰问慰问。
与此同时，公司新产线良率也迟迟得不到改善，客户甚至取消订单。张忠谋内心焦急：虎视眈眈的三星都要打到家门口了，蔡力行居然还在秀什么压成本增利润的财报技巧！6月中，台积电召开董事会，张忠谋用了不到十分钟，就把蔡力行撸到了不足十人的光伏部门。
然后78岁的他，宣布重新回炉，且不设置期限。
回归后的张忠谋做了两件事：扩军、扩装备。他宣布之前的裁员无效，愿意回来的马上到岗，而且还邀请已经退休的蒋尚义到他办公室吃了一顿面，不谈薪水不谈补贴，只给了一个命令，回来把公司新增的近10亿美金研发费用，尽快花出去。
临危受命的蒋尚义，2010年
为了鼓舞士气，张忠谋在给台积电员工演讲的时候，甚至引用了莎士比亚描述亨利五世战斗的诗句：“Once more unto the breach, dear friends?”（再冲啊，我的朋友们）。亨利五世被英国人视为民族英雄，他带领着不足6000人的疲弱步兵，打垮了6倍于己的法国精锐部队。张忠谋此举意味明显，希望台积电也能创造以弱胜强的奇迹。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台积电迎来客户回流、技术提升。尤其在28纳米制程的关键技术上，蒋尚义选择了后闸级方案，而非三星正在研发的前闸级。正确的判断、严格的工艺，台积电良率大幅提升，三星却仍没有进展。
然而，此时的张忠谋并没有舒展眉头，他知道，要击垮三星、除去后患，决胜点不在千里附近的首尔，而在远隔万里重洋的美国西岸，那里有能支撑任何一个代工厂走向世界顶峰的超级客户：苹果。
起义：苹果抗韩，台积电递刀
2010年，张忠谋在家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苹果的COO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双方喝着红酒探讨着建厂生产的方案，一席长谈后，达成了合作意向：苹果同意将整代芯片订单交给台积电，前提是台积电准备90亿美元建厂资金和6000个工人以确保产能。[4]
这次会面是两厢情愿，苹果正被三星逼得喘不过气来。2008-2011年，三星智能机全球份额增长了6倍、达到了20%。然而苹果却有超过一半的关键零件要从三星采购。苹果大口喘着气，渐次推进三星替代计划。2008年，苹果把闪存芯片订单从三星转给东芝。两年后又分了一部分屏幕订单给夏普。
2011年4月，苹果一口气向三星提出了16项指控，称三星手机是在“生搬硬套”的抄袭苹果。但手握苹果命脉的三星毫不认怂，立刻在美国反诉苹果侵犯其十项专利，还要求在美禁售iPhone。苹果被人握着咽喉吵架，便催促着台积电加速研发。而张忠谋也鞭抽快马，在2011年底派出了顶尖的“one team”战队。
这只战队由百余位跨部门的研发工程师组成，他们从台北、新竹等地，悄悄飞往美国、驻扎到了位于库比蒂诺的苹果总部。库比蒂诺和新竹市正巧是姐妹城市，而且距离三星和苹果打官司的法院不足10英里。这些工程师都签下了严格的保密协议，而他们的秘密任务就是和苹果一起研发，绕开三星、制造A8芯片。
之所以要保密，因为三星手握核心专利，如果台积电用类似的工艺生产，就会被三星告到不能自理。而三星也时刻准备这么干，他们在接待股票分析师的时候，都会强调“只要台积电敢做，就一定敢告！”为打消苹果的担忧，台积电先参与设计了A6芯片，彰显实力。随后还把自己的工艺专利，毫无保留地交给苹果做验证。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台积电专门开发了两个A8版本让苹果挑选，不绕过三星专利墙誓不罢休。与此同时，台积电也化身基建狂魔，疯狂扩产。位于新竹的第十二厂、台中的第十五厂、台南的第十四厂，都在以接近平时三倍的速度扩建。台湾省西海岸线上空，一架架飞机忙碌的运送着来自欧美日的芯片加工设备。
2011年到2013年期间，超大规模的12寸晶圆厂全球一共只增加了3座，而台积电一家就新建一座，扩建两座。2013年，台积电一半收入用来扩张产线，可以说，张忠谋已经把自己的筹码全部押了上去。此时的三星，虽然不知道苹果和台积电的小秘密，但扩建的动作却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三星心生一计。
三星竟然主动联系台积电，希望台积电来代工自己的4G芯片。给订单为虚，探一探台积电工艺、产能状况为实。而这摆明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张忠谋自是心知肚明。他要求三星下单给台湾设计公司，再由设计公司和台积电合作，切断了三星直接接触的念想。三星也只好摆手作罢。
2014年，苹果终于公布了A8芯片的代工名单：台积电独中花魁。台积电的股价大幅飙升，员工们如释重负，“如果不是荣誉感，期待打敗三星，谁愿意牺牲长期时间跟家人分隔两地？”而台湾媒体更是兴奋地播报着号外：“一只手机救台湾”、 “张忠谋揭竿灭三星”。
但不料，几个月后，一个自称身上流着台积电血的男人，却在三星公司，再次把台积电逼到了峭壁边缘。
重挫：三星喜得猛将、台积电连遭失败
在张忠谋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他和夫人的合影照。拍照的人正是他的爱将梁孟松。
梁孟松是台积电首任CTO蒋尚义的学生，也是台积电2002年铜制程突破的研发骨干，位列台湾当局奖励名单的第二位，是最有望接替蒋尚义坐镇研发总监的候选人。然而，就在张忠谋2009年回归的四个月前，梁孟松提交了辞职，要离开效力17年的台积电。
曾在台积电备受重用的梁孟松，2007年
梁孟松显然不是被5%考核淘汰的，而是因为感受到了排挤。2006年蒋尚义退休，梁孟松自认为是公司内最佳的继任者。然而，他等的来的调令，并不是升职，而是被派去执行一个刚启动的“超越摩尔计划”。这个计划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却只有两座落后的晶圆厂使用，办公室也只有一个小小的四人间。
梁孟松每天到办公室都觉得是在冷宫里，他甚至一连8个多月白天就坐在办公室里，不出门也不见同事。梁孟松觉得颜面尽丢，但事实上现任台积电的CEO魏哲家也接手过“超越摩尔计划”，并从一单单小订单开始，把这两座小厂做的有声有色。这个“计划”也许不过是张忠谋给他的一个考验。
冷宫也好，考验也罢，心寒的梁孟松在2009年2月还是选择了辞职。梁孟松的妻子是韩国人，因此，他到台湾清华大学任教没几个月后，就在娘家人的介绍下，来到了韩国的成均馆大学，传授通讯学。两年后，梁孟松的竞业禁止协议到期，他也找到了新东家：台积电的老对头三星，做芯片部门技术长。
三星对梁孟松可谓是求贤若渴：据传年薪高达1.35亿台币，是台积电标准的三倍，甚至超过了三星联席CEO的待遇。李健熙常说，三个比尔盖茨就能把韩国提升一个档次，自己的任务就是找到三名这样的天才，这种对人才不计成本的重视，无疑值得10年后发力的大陆学习。
然而，三星的这份大礼，梁孟松还没捂热3个月，台积电的诉状就冷冷地甩过来了。诉状措辞严厉，要求他停止泄露机密、立刻从三星离职。梁孟松捏着诉状，也许要感慨：一个合格的前任，不应该是再也不要联系了嘛？
台积电痛下禁令，是因为他们察觉，三星变了。
三星在商业上被张忠谋称为“三百磅的大猩猩”，但是在技术上却被调侃为“雷达里的一粒黑点” 。然而，自梁孟松离职后，三星像拿到九阳真经一般，技术一年一个台阶：45nm、32nm、28nm，2011年时几乎和台积电平起平坐。而同样的追赶，大陆的中芯国际则花了7年多时间。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台积电对梁孟松一番调查后，还真发现了不少可能违反竞业协议的线索：梁孟松教书的成均馆大学，号称韩国的清华，背后的金主正是三星；成均馆的校区就在三星总部的水源市；而梁孟松实际的教学地点，干脆就在三星厂区内。这几年梁孟松往返于韩台之间时，也都是三星集团的私人飞机来接送。
一想到梁孟松可能早就违反竞业协议在替三星干活，台积电自然气不打一处来。然而，气势汹汹的台积电，却碰到了满腹委屈的梁孟松。于是杀气腾腾的诉讼公堂，成了梁孟松的倾诉大会。
梁孟松几乎哽咽着说[7]：凭我的资历要我去一个不能发挥的单位、我感到被欺骗、被侮辱、高层完全不重视我。台积电为何如此无情无义？对一个终身为台积电奉献的人，我但望重披战袍为台积电效劳，但我无法收到回应。
他又高亢道：我不是他们讲的言而无信，也不是媒体说的投奔敌营的叛将。这对我的人格及家人，造成很大伤害。
梁孟松的委屈慷慨，令人动容。最终，法官认为梁孟松已经离职2年之久，早就过了竞业协议期，遂驳回了台积电的诉状。吃了败诉的台积电，还没缓过神，就又遭到重击。本以为板上钉钉的苹果A9芯片订单，居然被三星拿下了。而且三星这次靠竟然是是无人能敌的工艺 —— 全球首个14nm FinFET 工艺。
FinFet的发明人胡正明是台积电首任CTO，梁孟松正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台积电FinFet量产的执行者。FinFET即芯片3D化，是台积电憋了近十年的大招，也是公认打开20nm以下制程的钥匙，没想到因为梁孟松的改换门庭让三星抢了先，真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台湾媒体遗憾地称“台积电的技术优势，已在一夕之间被抹平了”。
苹果倒戈后，高通也宣布将最新的芯片交给三星代工。客户跑了，投资人也怕了。已经连续五年看好台积电的瑞士信贷，第一次在评级中给出了负面评价；里昂证券则认为台积电将失去8成苹果的订单，损失10亿美金以上。
2015年1月的股东会上，张忠谋面对镜头，面色凝重的承认：“没错，我们有点落后。”
反击：十万青年十万肝
张忠谋承认落后的当天，股票应声上涨了8%，善于脑补的投资者们相信，Morris（张忠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而台积电也确实在筹备多线反击了。
在技术上跌倒，就在技术上爬起来。台积电组织了一个行业前所未有的研发团队：夜莺部队——即晚上干活的人。台积电参照富士康流水线，把研发制度改为了三班倒，让台积电从“24小时不间断生产”，升级为了“24小时不间断研发”。夜莺的薪水远高于流水工人，也高于普通研发人员，底薪上调了30%，分红上调了50%。
重赏之下，夜莺部队很快就超过了400人。由于熬夜伤肝，因此夜莺模式也被称为“爆肝”，台湾便流传着“十万青年十万肝”、“肝越硬，钱越多”。2014年，台湾省劳工全年总工时为2135小时，远超全球其他地区。2017年英特尔被台积电技术超越时，有员工去台积电打听原因，得到回答：你们睡觉，睡太多，睡太久了。
安排完了技术攻坚队，张忠谋给律师团下了死命令“打到底”。为了围剿梁孟松，法官换上了一位嫁给韩国人，熟悉韩国案例的女法官，律师团也掘地三尺的搜集了一批重磅证据，包括梁孟松的10名学生都是三星资深工程师，梁孟松2009年就用上了三星的内部邮箱，三星的工艺有7个关键特征与台积电雷同等。
最终法院强力判决梁孟松不得在2015年底前回到三星。这是台湾历史头一次竞业禁止期结束后、也不能到竞争对手公司干活的判罚。而台积电这场胜利也是商界、政界、法界的合力之作。台湾方面专门修改了商业秘密法，将泄露商业秘密入刑，而主审法官更是公开表态[5]：
台积电这样的企业不保护，我们还保护谁？
梁孟松自是不服，再次向台湾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官司一直打到2015年8月，显而易见，梁孟松再次败诉。虽然这个时候，他只需要再等4个月就可以奔赴三星就职了，但梁孟松却高兴不起来了：由于疲于应诉、无暇工作，而三星又急于求成，结果在A9芯片上翻车了。
网民测试中发现，三星代工的iPhone 6s芯片续航时间比台积电代工的少了2小时，机身温度却上升了10%。甚至有课程教大家怎么区分三星代工，以尽早退货。尽管苹果对性能差异予以否认，但身体却很诚实地把A9订单从三星转移部分给了台积电。而A10之后的代工名单中，就只剩下了稳扎稳打的台积电。
台积电再次占领了代工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成为台湾省经济、股市、甚至人口的脊梁。台积电新增晶圆厂消耗了台湾新增电力的1/3，而旗下的4万多名员工，在2019年也为台湾贡献了超过总量1%的新生儿。[6]台湾平均每1000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大型晶圆厂，成为全球晶圆厂最密集的地区。
2018年 6月，86岁的张忠谋再次宣布退休，在自己的最后一次股东大会上，伴随着热烈的掌声，他深情地说到：台积电的奇迹绝对没有停止！张忠谋功成身退，而他的老对手李健熙却自2014年就一病不起，至今仍没有踏出三星医疗中心。而少主李在镕在2017年因贿赂罪被关进了7平米的监牢，6个月后改判释放。
2019年7月，日本对三星断供了半导体材料，李在镕不得不赶到台湾，恳求购买原料库存，也宣告着“Kill Taiwan”彻底破产。在12月，台积电市值还短暂地超越了三星，当上了全球半导体老大。这场自2004年开启的对决，历经四个阶段，终于落下帷幕。
然而，正如张忠谋劝诫的，台积电只是赢得了一场战役，但对于半导体这个从70年代一直打到现在的行业来说，战争怎么会结束呢？
尾声
台积电成为台湾的图腾，离不开张忠谋的个人魅力、自主研发的战略、人人拼搏的精神、以及在创立之初张忠谋就强调的“中立的服务理念，赢得伙伴信任”。
信任，既能让苹果没有后顾之忧，也能让华为安心托付。华为的麒麟芯片全部由台积电生产，贡献了超过10%的订单。对此，台湾IT教父施振荣曾说过：台湾是世界的朋友，三星是世界的敌人。意思是三星什么都做，台湾则安安心心给全世界的科技企业打工。
当然，台积电还是太年轻了，当太平洋版块开始碰撞的时候，大陆和美国就如同两堵无形的气墙，这个时候台积电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交朋友吗？
而回顾历史来看，台积电创业之初的四宝，便是美国加州伯克利的人才、德州仪器的管理、IBM的技术授权、以及美国芯片公司的订单。决定三星和台积电天平平衡的，是苹果，更是背后的美国，而台积电的股东，也早已被华尔街占领，持股比例高达80%以上。
而台积电的背后，还始终存着三星的那把尖刀。虽然三星在7nm制程上翻车，落后于台积电不少身位，但由于苹果和高通等忌惮台积电的一家独大，所以三星永远都不会彻底被抛下。而且电子行业的历史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小瞧韩国人发疯的劲头和豪赌的胆量。
而当左右都有高墙，背后又有尖刀时，台积电是否还能继续“一揽众山小”？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享受“中立”的潇洒，答案无法获知，但张忠谋却已经无法再复出征战了，而他的昔日的老同事和老部下们，却正在海峡对岸的土地上，主动地跳进了历史的洪流中去。
2016年底，台积电的二号功臣，被台湾人尊称“蒋爸”的蒋尚义，敲开了张忠谋的办公室，告诉他要去中芯国际当董事了。一个月后，蒋尚义举家来到了大陆。
又过了半年，从三星辞职的梁孟松，拿着仅仅20万美元的年薪，率领团队抵达上海，成为中芯国际的联席CEO，仅三个季度就为中芯带来重要的14nm技术突破。
2019年，带领台积电战胜IBM的“研发六君子”之一的杨光磊，在退休一年后接任了蒋尚义中芯国际董事的职位，奔赴大陆。
而蒋尚义的下一程是出任武汉弘芯CEO。去年在一场峰会中，他这样说：“摩尔定律放缓，对于中国内地半导体实现技术赶超有了绝佳机会。”
而在这些高管之外，更有数不清的台湾工程师络绎不绝的赶赴大陆，加入到芯片行业的历史进程中去。从深圳海思，到武汉新芯，从江阴长电，到合肥长鑫，都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归来的工程师加入，涓涓细流汇成汹涌的浪潮，为中国产业的最后一战贡献着力量。
所以在中美科技战的夹缝中，台积电既左右逢源，也左右为难，想“中立”，却难“中立”。这是一家炎黄子孙创办的公司，它又怎么可能真正地“中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