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备胎上位史

几天前,彭博社(Bloomberg)和富士康之间打了个小口水仗,喜欢搞大新闻的海外媒体老师们发了篇报道,总结一句话就是“富士康跑了”;而富士康当即发文澄清,指责彭博不实报道。

关于富士康的传言不止一次了,早在2019年6月,就有消息称富士康高管表态“iPhone四分之一的产能位于中国之外,如果美国市场有需求,可以转向美国”。随后,富士康通过公众号各种澄清。

讲真,富士康对于大陆就业改善,还是做出过贡献的。而今,其实不管它有没有说过什么话,会不会离开大陆,带来的影响,就是杨坤老师的那首歌:无所谓。

而这种底气,并不是鲁莽。大陆的电子产业不断提升,实力已非五年前。

就以立讯精密为例,过去十几年,公司完成了从单品到多品的扩展;今年7月还成为了大陆首家iPhone代工厂,从富士康小跟班成为了富士康“备胎”。

2020年6月,立讯精密市值已经超过富士康母公司鸿海。截至7月20日收盘立讯市值达到3889亿元,比富士康(工业富联)的3038亿元高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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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讯精密,昔日富士康的拥趸,正逐渐向另一个“中国鸿海”的目标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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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结立讯的成功,一半归功于中国电子产业的黄金二十年,那么另一半则要归功于对富士康的像素级模仿。

到底有多像呢?

立讯掌舵人王来春曾经是富士康的第一位内地女课长;

立讯的早期投资人之一是郭台铭弟弟;

立讯创业前十年几乎一半订单来自富士康;

立讯早年的车间中到处贴满“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再犯同样的错误”、“不懂就要问,想要保住面子的人,最后连里子都会输掉”等郭台铭金句……

但这些其实都是表面;能够成为内地版富士康,选对了连接器这条可攻可守的赛道,才是立讯成功的基础。

立讯创业初期,连接器起家的鸿海已经成长为世界级电子代工厂,虽然连接器业务仅占其总收入的 5%,但却为鸿海创造出了高达 20%的净利润。

背后的核心原因在于,连接器作为是电子终端中用于实现信号传递与交换的基本元件单元。是所有电子产品中必不可少的零部件,更是整个电子产业价值链中仅次于半导体和PCB的存在。

连接器本身的下游应用十分分散,机械、交通、制造、航空等多种领域的连接器产品型号加起来有几百万种之多。即使成为这个产业的世界级巨头,也最多能够覆盖几十万或者一百万种型号。可以说,连接器本身是一个具备高度定制性的轻资产行业。

这就导致,市面上一般的连接器价格不容易陷入同质化的产能大战,更少出现半导体或者面板这样的周期性产能过剩、价格波动,自然,也就为新进入的企业留下了足够广阔的长尾市场。

不过,市场机遇大,并不意味着门槛就低,要想做好连接器的生意,还得修炼好精密制造以及管理的内功。

要知道,连接器虽小,但要想做好,却必须在各种极端温度、湿度以及外力之下,依然能保证成百上千个触点每一个都能稳定工作起码五年。这对企业的精密品质管理、研发能力都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

此外,与市场分散伴随而生的,还有连接器产业迭代周期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特性。一般来说,在电子产品中,一代产品,一代芯片,一代连接器,如果绑定苹果,产品可以有一年的生命周期;而如果绑定小米等国产品牌,厂商就必须跟随下游终端厂商的步伐,做到两三个月就进行一次产品迭代。如何进行生产管理以及成本控制,就成了这一过程中的技术活儿。

也是因此,一个成功的连接器企业,往往也是精密制造以及成本管理内功的一流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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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对于许多企业来说,目的往往是做大营收、获取技术、甚至讲一个转型的故事,因此往往规模庞大,在资产负债表上留下一项巨大的商誉,最后成为财务炸弹。

但立讯的并购,数量虽多,却几乎从不暴雷;金额不大,却总能赚到翻倍。因为收购有形资产只是一个虚招:借此切入新的客户,获取新订单,才是立讯的核心目标。

作为立讯的师傅,鸿海(富士康)对这一套再熟悉不过。

2003 年,鸿海收购芬兰艺模成功获得诺基亚订单,收购摩托罗拉奇瓦瓦厂成功获得摩托罗拉订单;2008 年收购 Sanmina-SCI 在美国、匈牙利和墨西哥的工厂,鸿海获得 HP、IBM、联想等重量级客户;2009 年收购 Sony 代工厂,鸿海借 Sony 这一世界消费电子巨头进入电视代工市场……

可以说,鸿海(富士康)能成为如今的巨无霸,主要靠的就是并购带来的大客户扩张。老师将标准答案写在了黑板上,立讯只需要把答案原封不动地再抄一遍。

那谁才是电子产业里最有钱的大客户?非苹果莫属。2011年,立讯通过收购联滔电子股权,顺利切入苹果平板电脑连接器产业链,一举和苹果搭上了线。

为实现风险对冲,同年,立讯又以6~8千万元并购科尔通讯,顺势切入华为供应链;2016年之后,随着国产手机四巨头的崛起,立讯与国有手机厂商的关系日益密切。

切入了苹果、华为两大手机霸主供应链后,立讯又开始密集收集汽车市场的门票。

2012年立讯并购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55%股权,由此收购切入日系汽车电子产业链。2013年,立讯又收购德国SUK,切入汽车精密塑胶件领域,拿到优质德国客户的供应商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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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并购,原本寂寂无名的立讯用十年时间,在技术上搭建起了“机、电、声、光”全覆盖的精密制造大平台,市场上,实现了从手机到汽车再到摄像头模组无边界扩张;而客户上,则借助“苹果全线产品生产组装商”、“华为概念”等概念,一举超越海康威视,成为了新的“中小板一哥”。

集齐了全部王牌的立讯,已经不再是那个富士康亦步亦趋的学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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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士康学徒到富士康最可怕的敌人,立讯的赌性,在惊险一跃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典型的案例的就是AirPods。

2016年,苹果第一代蓝牙无线耳机AirPods面世,立刻迎来果粉的一片嘘声,有人直接指责苹果想创收想疯了,还编出一个男生宿舍用Airpods,左耳哥德巴赫,右耳苍老师,但就是没有自己手机追剧声音的段子。

可以说,没有多少人可以预计到,这个苹果自iPhone 以后最大的爆品、引爆TWS耳机革命的产品,会在这一片欢乐的嘲讽声中诞生。毕竟,就连苹果自己,对这个是之前产品十倍售价的新品,最初也没敢做出太乐观的销量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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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立讯却在当年收购了苏州美特的51%股权,进入声学器件行业,并且开始紧锣密鼓的研究AirPods的代工技术。2017年,准备充足的立讯不但获得AirPods部分订单,还帮助苹果提高生产良率,极大缓解了产能瓶颈,这让库克专门赶到立讯的昆山工厂,给予高度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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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立讯精密AirPods代工订单快速增加,并超过英业达成为第一大供应商。2019年,AirPods全面爆发,销量超过5000万幅,接着东风,苹果顺势推出高价AirPods Pro,由立讯精密100%代工,立讯已然成为AirPods的主力供应商。

而立讯抓到这个机会更不是偶然,它已经陪苹果连赌了好几轮。

2011年-2013年期间,立讯刚切入苹果产业链的两年间,主要做的还是MacBook 内部线、iPad 内部线、MacBook电源线和iPhone/iPad Lighting 线这些都是一些传统的连接器业务,竞争对手虽多,但也足以躺在苹果生态中安心赚钱。

但这时候还在打杂的立讯,就已经开始默默准备切入苹果手表的无线充电这些探索性的新产品。

要知道,在当时,可穿戴设备并不普及。一旦苹果手表的市场表现不达预期,立讯为无线充电投入的研发和设成本,多半就要打水漂,毕竟苹果砍单的时候,供应链的生死从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这次的立讯,运气不算太差,苹果手表没能成为AirPods 一样的爆品,但也在第一年就售出了1200万块,到今年,销量则超过了3000万块,比整个瑞士的手表销量高了足足50%。

一起共过患难,苹果对立讯的回报也很大方:立讯精密不但一直稳坐苹果手表无线充电模块的主供应商;2019年更是接过广达电脑退出的Apple Watch组装业务,在整机组装再下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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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年7月,立讯又收购了台湾代工厂纬创集团的iPhone制造业务,内地的首家苹果iPhone代工厂商。

至此,立讯在消费电子、汽车、通讯的横向扩张之后,通过对苹果产业链的纵深切入,完成了从连接器到零部件供应商再到精密制造平台三级跳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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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有个理论是“子宫彩票”,指自己有幸生在美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长牛。而对于国内科技公司而言,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

国内广阔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完备的供应链,都是制造、科技公司发展壮大的温床。虽然国内不少公司还存在着技术占比低、迭代升级慢等问题,但是,中国并不缺少生长富士康的土壤。缺了郭屠户,也不会吃带毛猪。

走了富士康,还有立讯精密以及其他更多的企业。而如何留住他们才是我们更应该关心的。而立讯精密的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

我们从弱到强,从小到大,表面看,靠的是时代红利、子宫彩票,但其实真正依靠的,还是一代代认真做事的企业家,一批批贡献青春的厂哥厂妹,而这也是我们抵御任何外部摩擦的底气。

过去十几年的付出,立讯精密们已经成为了富士康的“备胎”,但他们要走的路,还远不止“代工”而已;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未来,也远不止此。

来源:远川科技评论 微信号:kechuangych

为什么TikTok能够横扫美国市场?

虎嗅注:TikTok作为字节跳动最成功的全球化产品,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次特朗普政府的强势干涉是否会成为TikTok海外发展的拐点?美国为什么如此惧怕TikTok?本文编译自Eugene Wei的博客,原标题《TikTok and the Sorting Hat》,作者曾在Amazon、Hulu和Oculus供职,从TikTok的发展、算法、产品逻辑等方面剖析其在美国成功的原因。编译:黄青春;题图:视觉中国

尽管我经常以文化决定论者自居,但更多时候只是为了把自己和主流世界观的人区分开来,所以严格意义上说并非文化决定论的忠实拥趸。更重要的是,每当人们把因果关系归因于文化以外的某些事物时,我马上就会产生怀疑。

2010年代是跟踪中国消费科技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2011年我就离开了 Hulu(hulu是由美国国家广播环球公司和福克斯在2007年3月共同注册成立的网站,洛杉矶、纽约、北京均设有办事处),不过此后仍然与Hulu北京分部前同事们保持着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在过去十年里跳槽到不同的中国科技公司任职。

2011年离开Hulu北京办事处时,对于中国新兴科技公司能否进入美国市场我持怀疑的态度。不仅因为彼时美国已经科技巨头林立或者中国的科技公司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而是基于默认的假设——“文化无知之幕”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那些non-WEIRD(约瑟夫·亨里奇对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的缩写)国家的公司很难融入到WEIRD国家的文化中去。我甚至怀疑,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或印度市场,是否也面临这样的竞争(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远,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另一个国家参与市场竞争时面临的困难就越大)。而克服这个问题的途径似乎只有组建一支本土领导团队,或者从美国派遣一个对该国文化了如指掌的人。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正确的做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科技公司并未放弃对于美国市场的探索和尝试。比如微信就曾试图打入美国市场,最终却只在华裔群体中流行,因为他们需要用微信与中国的朋友、家人及商业伙伴交流。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同样“水土不服”。在少数几起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中,比如优步中国,最终也没能站稳脚跟。

源于此,我一直对TikTok非常着迷。尤其在2020年,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TikTok 已经成为最受欢迎且最具娱乐性的短视频应用了。

虽然“美国政府考虑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封杀TikTok”是最近每个人都在谈论的热门话题,但我对于追踪TikTok是如何在中国以外的市场,尤其美国站稳脚跟的更感兴趣。

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就像我总能从“例外”中学到更多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样。但在YouTube、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等美国科技巨头环伺的环境下,两个上海小伙子设计的应用程序是如何突出重围,成为一个与其诞生背景如此不同、文化圈层最丰富的App?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未来的跨境技术竞争、产品开发者实现产品与市场匹配有重要的意义。

Tik To的崛起开拓了我的思维。事实证明,在某些行业和产品类别中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有着极高的响应性和准确性,这能够进一步穿透“文化无知之幕”。现如今,文化有时是可以被抽象化的。

TikTok的故事始于2014年的上海。

彼时,朱骏和阳陆育推出了一款教育短视频应用程序,但市场反响平平。他们决定转向对口型(唇形同步)的短视频制作平台,并在美国和中国推出 Musical.ly。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款应用在太平洋彼岸迅速获得关注,两人很快放弃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专注于美国市场。

Musical.ly早期用户大多是美国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年轻女孩,其对口型“唱”流行歌曲、将视频分享到社交圈的功能在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也得到了用户群体的积极反馈。

市场对于Musical.ly的关注无疑是一种成功。然而,这也给朱骏、阳陆育团队带来了新问题——他们并不了解美国年轻女孩群体的喜好。当然客观地说,大多数美国父母也会不完全了解自己十几岁的女儿。

在这个中美技术场景高度重叠的年代,美国科技公司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科技公司亦无法在美国市场立足,除了 DJI(大疆)。DJI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无人机控制界面大量借鉴了标准的飞行控制界面,在文化上并不具有特定性。因此,大疆完全是依靠强大的硬件实力得以在美国市场生存下去。所以说在 Musical.ly 之前,没有哪个中国应用真正意义上在美国市场站稳脚跟。

据说“现代汽车之父”福特曾问顾客需要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时,客户给出的回答都是“更快的马”(真实性有待考证)。

首先,不排除顾客本身就是骑手,他需要一匹“更快的马”。

其次,你不能完全听取顾客的意见。虽然关注客户需求是建立一个稳固 SaaS 业务的可靠方式,其在消费领域也具有指导意义。但正如我前面提及的,客户可能会告诉你他们想要一匹跑得更快的马,你接下来该做的不是给马注射类固醇药物,而是要挖掘出顾客“嫌现有马车太慢”的诉求。

朱骏和阳陆育就将Musical.ly 用户反馈界面设计在显眼的位置,Musical.ly用户也因此方便提出产品优化建议,正是这些用户反馈一定程度上帮助Musical.ly修正产品的发展路线。再加上团队积极的引流策略,比如允许带有水印的视频通过YouTube、Facebook和Instagram等其他渠道轻松下载和传播,都帮助Musical.ly 在美国市场实现曲线式爆发增长。

不过,Musical.ly最终还是出现增长乏力的现象。毕竟在美国,十几岁的女孩群体数量有限,当市场饱和时,产品使用率和增长率都会逐渐趋于平稳。

正在这个时候,曾经被他们拒绝过的追求者——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突然变得有吸引力了,就像《小妇人》(Little Women)结尾处巴尔教授(Professor Bhaer)对乔•马奇(Jo March)一样。

具有戏剧性讽刺意味的是,字节跳动克隆Musical.ly在中国市场推出了一款名叫抖音的应用发展迅速。如今,字节跳动买下了这款给它带来灵感的音乐应用。

Musical.ly被收购之后更名为 TikTok,但字节跳动所做的并不止于此。

Musical.ly在字节跳动的运营下不仅扭转了增长停滞的现状,发展速度更是惊人。当初,字节跳动仅通过10亿美元便收购了Musical.ly,如今美国政府批准微软与TikTok的交易新闻中,据传这款应用出售价格已经飙升到300~700亿美元。

概括起来,字节跳动在推动TikTok的发展方面做了两件特别的事情。

第一件事,它开始投入大量资本从市场获客,就像中国富人过去在美国房地产一掷千金。有传言称,TikTok每月在广告上的支出高达惊人的八、九位数。YouTube、Instagram、Twitter、Facebook、甚至手机游戏上无处不在的TikTok广告也为这一传言增加了可信度。

但是,我看过几十次的两则广告,一个是老太太在她的客厅里做弓步练习,另一个小孩吹干他的头发,过程中他的头发变了颜色。TikTok 的广告似乎并没有传达出应用是什么或者要做什么。

一开始,我觉得这部分资金投入并不明智。有传言称,所有新用户30天留存率不到10% ,他们简直就是在浪费广告预算。但最终结果证明,这些广告投放回报率非常高,这得益于他们在进军美国市场过程中所做的第二件事。

字节跳动做的第二件事便是在TikTok中引入了一项重要技术: 更新 For You Page (FYP)推荐算法。最新数据显示,字节跳动公司内部的软件工程师有超过一半完全专注于算法,这个近乎荒谬的比例也让字节跳动成为一家“算法公司”。

字节跳动最先将推荐算法应用到今日头条的“新闻”中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它成功从 Musical.ly 克隆出抖音,现在是 TikTok。

在 TikTok 之前,我或许会说 YouTube 拥有视频领域最强大的开发算法,“开发”与“探索”一直是算法设计中的难题。出于讨论的目的,可以把它简单地看作是选择要向用户展示哪些视频的问题。“开发算法”会推荐给用户更多喜欢的内容,而“探索算法”则在试图扩大曝光的范围,这个范围不仅仅是你所展示出来的喜欢的内容。

YouTube 是“开发算法”的典型,因为它更倾向于推荐用户喜欢的内容。不过,它也会在用户意识到之前推荐一些另类视频试图欺骗你。但与 TikTok 相比,YouTube 的算法则显得稚嫩(YouTube上的顶级创作者很久以前就知道如何利用YouTube算法对点击率和观看时间的依赖谋利,这是许多YouTube视频随着时间推移而延长时长的原因之一)。

在 Musical.ly 被字节跳动收购并改名为 TikTok 之前, Musical.ly 的克隆版本抖音已经在中国市场获得巨大成功,这正得益于字节跳动强大的推荐算法。

几年前,我在访问北京时遇到了以前在Hulu工作的同事,他们给我看了自己的抖音动态。他们形容这款应用“令人恐惧地上瘾”,其算法拥有可怕的洞察力。其中不止一人表示,他们不得不连续几个月把抖音从手机上删除,因为每天晚上只是躺在床上看视频就会浪费一两个小时。

那次旅行中我和一位前hulu开发人员还喝了杯咖啡,他现在是字节跳动工程组的高级主管。当然,他对于字节跳动的算法如何工作守口如瓶,但他们致力于开发算法的团队规模是肉眼可见的。在我进出办公室的途中,我呆呆地看着成百上千的“码农”并排坐在开放办公空间。这与我在美国 Facebook 这样科技巨头看到的情况类似,但密度更大。

他带我和朋友们去他们办公室的地下室喝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并让我们通过他手机上的应用程序点饮料。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些人民币付钱,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阻止我,“别担心,我买得起”,他笑着说。

后来,当我们在字节跳动办公室外面的停车场等候时,他走过来问我是否需要搭车。我说不用了,我可以坐地铁。这时一辆特斯拉 Model x 停了下来,一个工作人员跳下车,而他跳上车开走了。

有传言说,字节跳动会比其他公司“审查”更多的视频内容。不管你喜欢游戏视频还是喜欢小狗的视频,都会在极短时间被推荐算法捕捉到,并通过推荐相似视频让使用者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就是字节跳动引入 Musical.ly 最关键的技术升级,也是为什么 Musical.ly 可以成功蜕变为TikTok的原因。

在Musical.ly更名为 TikTok 初期,那些热衷于发布对口型视频的年轻女孩依旧占据绝大部分。年轻人对什么是“酷”的定义往往变幻无常,所以在当时,需要用手指滚动屏幕的应用程序感觉很小众,虽然具有娱乐性,但很难成为主流。但随着字节跳动利用资本的力量并为TikTok引入推荐算法后,事情开始起变化。

字节跳动的朋友们曾颇为自豪地宣称,在他们将 Musical.ly 插入字节跳动的后端算法后,用户在该应用上活跃的时长翻了一倍。我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直到我问朋友要了一些前后对比的数据才发现图表中数据曲线陡峭的曲线。

在铺天盖地的营销攻势下,TikTok开始注入越来越多的新用户群体/亚文化群体。此时,TikTok需要帮助不同的群体达成两个目的:1.迅速找到彼此,2.将他们分流带所属的圈子。

在我的记忆中,字节跳动的短视频算法比任何其他的feed算法都更满足这两个要求,它是一个快速、高效的匹配系统。仅仅通过观看一些视频,而不需要关注或加任何人为好友,你就可以快速训练TikTok推荐出你喜欢的内容,进而将内容与TikTok要取悦的观众连接起来。

当然在此之间,通过个性化每个人的 FYP 内容,TikTok 成功将这些独特的亚文化群体区分开来。毕竟“彼之蜜糖,吾之砒霜”,要弄清楚每个用户的独特喜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如此看来,TikTok的算法就像《哈利波特》魔法世界里的分院帽。那顶神奇的帽子通过感应把霍格沃茨的学生分到格兰芬多、赫奇帕奇、拉文克劳和斯莱特林学院,TikTok的算法则复杂的多,要把用户分成几十个亚文化群体。

分院帽作为哈利波特世界中最奇怪的情节设计,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是基因决定论的隐喻吗?德拉科·马尔福有希望不成为斯莱特林吗?通过把德拉科分类到斯莱特林学院,这是否塑造了他最终的命运?被归类到格兰芬多的哈利 · 波特是一个既定的传奇吗?

在抖音,没有两个 FYP 算法推荐是相同的。

事实证明,对于所谓“舆论场”所有的天真以及理想主义,第一代大型社交网络平台基本上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亦没有准备好应对由此引发的文化战争。除非他们有一些实质性的想法和创意来解决持有不同意见陌生人的争论,否则他们最好把这些人分隔开来。毕竟,喜欢和意见相左的人在一个圈子争论大多是网络上的喷子,他们似乎能从网络暴力中获得快感。

我们可以看一下Twitter 在内容审核上遇到的问题,其中有多少是因为Twitter把“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放在一个时间线里”而产生的?Twitter 的员工经常说希望能够改善公共话语环境,但在他们有实质性的方案解决低信任度对话的问题前,他们最好能把斯莱特林和格兰芬两个学院完全分开 ,这样情况会好得多。

过了一段时间,新的亚文化群体真的在 TikTok 上出现了,这个应用上不再只是十几岁的女孩对口型假唱了。TikTok 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亚文化群体,我甚至无法追踪他们全部,因为在我的个性化推荐中,我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这扩大了TikTok的吸引力和整个潜在市场。抖音在中国就走了这条路,但我不确定它是否会在美国行得通,因为美国是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媒体和娱乐市场。

在一个更大的社交网络中,即使是亚文化群体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子,虽然字节跳动为填补漏斗的顶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它的算法最终帮助聚集了包罗万象的亚文化群体。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完成速度非常惊人。

想想大多数其他社交网络是如何扩张的,通常的途径是用户被鼓励关注和加好友来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圈层,一次一个地连接。这样做的挑战在于,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构建过程,你必须为用户提供持续的吸引力让他们留下来构建这个圈子,这常常被概括为: “为工具而来,为网络而留”。

现如今,规模化的网络已经学会复制任何工具来达到任何程度的牵引时,要建立“工具”部分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西方,Facebook是快速迭代适应市场的佼佼者。它努力推出自己的新社交图谱,但如果它发现任何竞争性的社交网络构成威胁,就会将其锁定并马上发布一个克隆版本。好的艺术家借鉴,伟大的艺术家抄袭,最好的艺术家抄袭得最快?Facebook 让我想起了电影中的僵尸,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醉醺醺地摇摇晃晃,一旦发现目标就会像猎豹一样冲向目标。就像你在《惊变28天》和《我是传奇》中看到的那些僵尸一样可怕。

一些人仍然认为,一个新的社交网络将围绕一种新的内容格式建立起来,但几乎不可能有一种格式不被临时组建的Facebook团队在两到三个月时间里复制出来。正如我在《作为服务的地位》中所写的那样,一种新的内容格式可能会创造一种新的流行形式,但同样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结构,将这些内容分发给匹配的受众,以结束社交反馈循环。

最近几年出现的规模最大的新型社交平台是什么?你可能想不出来,因为真的没有。就连Facebook也没能推出任何真正意义上成功的新社交产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专注于围绕一些内容格式噱头来打造新产品。

回想一下我用来区分网络作为服务地位的三个目的:社会资本、娱乐和效用。几乎所有的网络都是这三个轴的混合体,但大多数网络都倾向于这三个目的中的一个。

例如,像 Venmo 或 Uber 这样的网络,更注重于效用: 我需要付钱给某人,或者我需要从这里到那里旅行。像 YouTube 这样的网络更多的是娱乐,逗用户开心。还有一些网络平台,例如 Soho Club,人们则将其归纳于通用的“社交网络”。

与其说 TikTok 是一个专注于社会资本的纯粹社交网络,不如说它是一个娱乐平台。

我虽然不和 TikTok 上的人交往,不认识他们,但TikTok 由一个人与人之间串联的网络组成,用户之间的联系有一个明显的连接点,那就是创作者可以通过他们的短视频接触到观众。

字节跳动还没有成功地建立一个社交网络来与微信竞争,尽管它并不缺乏尝试。

我认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正如许多公司一开始并不是以社交为第一目的一样,社交并不在产品的DNA。Facebook大规模构建功能性社交管道的能力最初是被低估的,这其实是一种罕见的设计技能。像亚马逊和 Netflix 这样的多元化公司都曾尝试过开发社交功能,但后来都放弃了。

我怀疑他们是在没有足够的用户来创造一定的社交规模时尝试的,很难想象这些缺乏社交DNA的公司会取得成功。但是Facebook拥有“社交优先”的DNA也意味着其不擅长创建非社交产品,所以他们的视频以及观看标签仍然处于一种无焦点的混乱状态。

人们关于“到底是什么构成了一个社交网络”的争论似乎永远都存在,但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意识到,娱乐平台的背后其实是“兴趣聚集”。

TikTok从一组用户那里获取内容,并将其与其他喜欢这些内容的人进行匹配。它试图弄清楚世界各地数十亿观众分别对什么感兴趣。当你用这种方式框定TikTok算法时,它未来连接的巨大的潜力就会浮现出来。

此前,使用社交网络建立一个“兴趣圈子”的想法一直是一种近似黑客的行为——似乎只有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才能办得到。你在一个应用程序中关注了一些人,该应用程序就会假设你对这些人发布的内容感兴趣,并为你推荐他们创作的内容。这在 Facebook 仍处于大学孵化阶段时很管用,因为一群荷尔蒙旺盛的大学生对彼此是真的很感兴趣。

虽然花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这个方法在 Twitter 上成功了。Twitter 的单向关注功能让人们可以比 Facebook 最初的双向好友模式更灵活地挑选关注对象,但 Twitter 在早期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反馈机制来训练用户该发送什么内容。

早些时候,人们在批评社交媒体时会引用各种各样的状态更新: “没有人在乎你午餐吃了什么。”而Twitter 进入市场的缓慢道路,正符合“状态即服务”(Status as a Service)的模式。

但是,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为你建立一个兴趣圈子,而不需要你跟随任何人呢?如果你可以跳过关注这个漫长的中间步骤直接获得一个兴趣圈子,那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能够在数百万用户中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实现这一目标,又会怎样呢?如果实现这一点的算法也可以近乎实时地调整你不断变化的口味,而不需要你主动调整,那会怎么样呢?

拿社交圈当做兴趣圈的问题在于,社交圈会产生大规模的负面网络效应。以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络为例:单向跟随图结构非常适合兴趣圈构建,但问题是你很少会对你关注的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事情感兴趣——你可能喜欢格鲁伯对苹果的看法,但不喜欢他对扬基队的推文,诸如此类。你可以尝试使用Twitter列表,或者静音或屏蔽特定的人或话题,但这都是一个大麻烦,很少有人有精力或者有意愿去花时间设置自己的各种列表。

想当初,你的Facebook 好友列表里从只有同学到同事、父母都被囊括其中。即使是在朋友婚宴上偶然遇到人也觉得自己有义务接受你的好友请求,尽管第二天早上你就对他失去了原有的兴趣。这也表现在人们访问 Facebook 的次数和在 Facebook 上发帖频率的下降上。

Snapchat 曾在如何区分“作为朋友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与“作为名人向粉丝传播内容的娱乐场所”两个不同“效用”之间挣扎。在一次备受争议的重新设计中,Snapchat 将广播内容从有影响力的名人用户分割到右边的 Discover 标签里,而你与朋友的对话则留在了左边的聊天面板中。这似乎是在告诉你:你和那些名人们可不是朋友。

TikTok 并没有因为使用社交圈的规模而遭遇负面的网络效应,因为它并没有真正的社交网络。它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兴趣圈——源于它的短视频内容。而且,它的算法是如此的高效,以至于它的兴趣圈子可以组合起来而不会给用户带来任何负担。

这是一种被动的个性化,通过用户的观看内容不断学习用户喜好。因为视频非常短,所以用户每单位时间提供的训练数据量非常大;也因为视频很有趣,所以对用户来说,“被训练”的过程也轻松有趣,甚至很享受。

我常喜欢说“当你凝视 TikTok 时,TikTok 也在凝视着你”。

试想一下,产品经理、设计师和工程师们花了多少时间致力于算法,鼓励人们加好友和关注他人,不断弹窗希望访问用户的电话通讯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走出死胡同,达到最小可行的社交规模,从而为用户提供一个健康的内容推荐库。

试想一下,在你开始使用一些新的社交产品之前,你已经经历了多少次兴趣选择, 你感兴趣的主题?最喜欢的音乐家?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上次我尝试使用 Twitter 的新用户注册时,它甚至建议我关注唐纳德 · 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的账户。他们有无数的方法可以更有效地了解用户,为他们提供很棒的体验,但这不该是其中之一。

TikTok的出现成功绕过了这一切。

他们一方面为创作者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视频创作工具,并提供了潜在的流量推荐;另一方面,为观众提供无穷无尽的娱乐内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娱乐内容越来越个性化。

虽然此前TikTok的产品团队和基础设施大部分都在中国。但在这个过程中,TikTok迅速崛起,成为与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YouTube和Netflix等巨头一样的全球娱乐应用,这不完全是灰姑娘的故事……也许是花木兰的故事?

TikTok不仅仅在美国非常流行,其在印度和中东也十分风靡,难以置信字节跳动产品团队对于这些文化和语言都陌生的国家能够如鱼得水。想象一下,有一种算法如此聪明,以至于它的构建者能够将另一个市场和文化视为一个完整的黑盒子。他们思考的不仅仅是那个国家的人喜欢什么,而是那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喜欢什么?这些算法都知道并能够处理好。

在了解美国等外国文化方面,我不认为最近几年在中国遇到的产品团队比我2011年遇到的团队更好,但字节跳动算法所做的是,将这个问题抽象了出来。

不过,关于中国与字节跳动联系的一个担忧是,它或许会成为反对美国的宣传工具。我倾向于认为,这个问题被高估了,因为我的感觉是,许多中国人仍然不理解美国文化的细微差别,就像美国人不理解他们的文化一样。

现在,想象一下这种高度有效的利率匹配适用于其他行业和市场将会如何,比如未来的个性化电视?教育?我已经在我的TikTok feed中找到了很多教育视频,从烹饪到魔术到iPhone技巧,包罗万象。

然而,对我来说,TikTok 虽然仍是一个纯粹的娱乐消遣时间杀手,而抖音的感觉远不止于此。我在另一部手机上为研究追踪抖音,它感觉就像一个依托短视频形成平台生态的应用。

今天,许多美国人把社交媒体描述为工作的一部分,这是有原因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像我一样,觉得TikTok是一款更有趣的应用程序。像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这样的应用程序都是建立在社交图谱之上的,因此,他们放大了我们“表演性社交”所负担的规模、普遍性和范围。他们努力将社会功能、娱乐功能和实用功能分离开来,由此用户需要学习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社会生存技巧。

Facebook正在努力更多地向“效用”过渡,这将为其提供又一条发展道路,使其成为一个更加社会化的操作系统,就像微信在中国一样。公平地说,在美国,这些功能平台的竞争要激烈得多。

例如,在支付方面,Facebook 必须与信用卡竞争,而信用卡运转良好(当然在美国大多数人都违约使用信用卡)。而在中国,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是与现金主导的社会文化竞争。

不过,在美国,Facebook还没有在商业等重要的实用应用领域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我经常谈到视频作为一种媒体被技术精英们低估了。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Facebook 很可能会做出更艰难的转变,成为一个只有视频的应用程序,从文本到照片再到视频,也许他们会成为 TikTok 之前的 TikTok。

Facebook在过去就曾颠覆过自己,他们愿意走多远是有限度的。我计划在未来的帖子中比较中美两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其中最广泛、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在向视频等领域的转变方面已经超越了美国。就目前而言,美国在几个方面都是落后的。

Instagram是一个奇怪的社交和兴趣圈子的混合体,现在它也是以一个很混乱的形式存在,Instories内容推荐降级到了应用程序的顶部栏,而更加停滞和不活跃的原始的图片内容推荐继续在默认状态下垂直运行,消息栏则被推送到一个单独的窗格中,并且通过一个单独的应用程序提供服务,观看更长的视频需要你跳转到 Instagram TV。

我猜这只是一个超越时间限制的视频应用程序?与此同时,他们有一个“发现(Discover)”标签,或者不管它叫什么,这似乎是默认的标签,他们可能是想采取一个基于兴趣推荐的方法,就像 TikTok一样。但他们似乎已经在做什么的抉择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以至于这个应用程序只是一个由feed、格式和功能组成的混乱体。

Twitter似乎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问十个不同的Twitter员工,你会听到十个不同的答案。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公司主导的产品似乎总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我一直希望Twitter能成为一个开放的协议,让开发者社区进入市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Twitter 的发展速度和蜗牛一样缓慢。

而且令人遗憾的是,Twitter在兴趣网络上的领先主要是通过用户的工作来实现的,用户通过他们关注的内容画像来表明他们关心什么。这本来可以成为他们开拓各种新市场的基础。他们本可以是一个基于兴趣的社交网络,但用户大多是通过这个被严重忽视的DM产品互相发送信息来获取价值。

当然,Twitter也曾经购买了Vine,然后Vine就开始走下坡路。在所有可能收购TikTok的科技公司中,Twitter或许是最不该被选择的一家。至少,他们应该被要求提交一份报告,表明他们了解他们购买的是什么。

还有一些其他的科技公司也值在这里得一提。YouTube是一个庞大的视频网络,但说实话,这些年来它输出的内容甚至比 Twitter 还要少。他们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视频制作工具,所以 TikTok 成功偷走了美国市场的短视频份额,这既令人震惊又感到惋惜。

不久前,亚马逊推出了一款短视频商务应用程序,但它来去匆匆,我甚至没有时间去尝试追踪。尽管亚马逊擅长很多事情,但它没有足够的社交基因去建立像 TikTok 这样的东西,也缺乏中国应用引领短视频潮流发展这样的商业愿景,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短视。

如果苹果有社交平台基因的话,Imessage 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交网络巨头,但其他的即时通讯应用在功能和设计上每天都在拉大距离,我猜苹果最终会在 iMessages 中加入各种功能,并在下一个 iOS 版本中宣布?至少他们会随着每一代iPhone新机的发布持续改进相机硬件。

这并不是说TikTok的市值接近上述美国科技巨头中的任何一家。只是想说如果你仍然认为它是一个新奇的恶搞视频应用程序,那就太幼稚了。

当然TikTok也存在缺陷,就是算法可能太黏人了。有时候我喜欢某个领域里的一个视频,第二天TikTok就会给我提供太多同一类型的后续视频。

但是超响应算法的厉害之处在于你可以快速调整它,想要在你的 TikTok feed 中注入一些新的亚文化元素,通常只需要从中找到一些相关视频(你可以很容易地在 YouTube 上找到它们,或者通过与你的内容推荐不同的朋友找到它们) ,并且给他们点赞。

TikTok另一个问题是,很多视频被设计成竖屏模式。竖屏有益于观看真人秀、舞蹈和化妆类视频,但不适合其他类型,比如讲故事、交流等。

更进一步说,字节跳动和TikTok在美国还有很多机遇与挑战,即使有可能错过其中的一些机会我也不会惊讶,毕竟其中很多都需要新的形式去表达,目前还不清楚TikTok产品团队会有多强大,特别是剥离字节跳动后,微软这个在消费者市场并没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创新,TikTok的潜力能否发挥就成为未知数。

不过,一款中国发布的应用来到美国并迅速进入市场,这为那些自满的美国科技公司敲响了警钟。更别提这些公司中有多少仅仅是依靠直觉来了解用户兴趣、并向他们销售产品或者分发广告的,而 TikTok 找到了重新创建兴趣图谱的捷径,这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引起美国科技公司全方位的警觉。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采取强硬手段收购TikTok前,美国科技巨头并非采取行动。我在网上看到过TikTok报出300亿美元的价格。如果这是真的,那绝对是一笔好买卖,我会毫不犹豫地付两倍的价钱。

有了算法,一个庞大的团队(主要由那些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人组成),在他们从未亲身体验过的文化和市场中攫取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对于像我这样的文化决定论者来说,这简直就像是黑魔法。

2018年我去中国访问字节跳动时,Hulu的一位前同事帮我组织了一次Newsdog的访问。这是一个总部设在北京的初创企业,产品是为印度市场开发的新闻应用。

当我走出电梯进入他们的大厅时,迎接我的是对面墙上一幅巨大的壁画,上面是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名言“永远是第一天”(It’s Always Day One)。

一个朋友的朋友是这家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他在一间会议室向我介绍他们的产品。就在那年的前几个月,他们刚刚从腾讯筹集了5000万美元,当时他们已经是印度市场排名第一的新闻应用。

他打开手机上的应用程序递给我,类似于中国的今日头条,在顶部的滚动条中有不同的主题区域,每个主题区域下面都有一个垂直的故事提要。所有这些故事都是通过算法选出来的,就像今日头条的风格和中国的许多应用一样。

我浏览了所有的故事,都是印地语的(有一个提要,里面有一些迷人的印度女孩的照片,她穿着颇具挑逗性的服装站在瀑布之类的东西下面)。然后,我不经意间抬头,透过会议室的玻璃墙望去,在一间坐满了大约40名中国工程师的办公室里,他们大多是男性,正在电脑上敲击键盘。然后我回头看了看应用程序中一页又一页的印地语故事。

“等等”,我突然问道,“你们办公室或公司里有懂印地语的人吗? ”

他微笑着看着我,“没有,我们谁也看不懂。”

台积电活得还好吗?

作者:邓宇
编辑:刘芮/董指导
支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6月9日,离台积电执行华为禁令仅剩98天。

华为是台积电第二大客户,2019年贡献了361亿元销售,占台积电总营收的14%。这么一大块肉突然丢了,换谁都会心疼、担忧。

于是,在当天台积电股东大会上,便有投资人提问,“没有了华为海思的订单,是否会冲击台积电?”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严肃地说道:“我们希望这件事不要发生。”但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但如果真的没有海思订单,其他客户都抢着补上空缺的产能。”

翻译一下就是,“酒照喝、舞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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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表态让不少人唏嘘。台积电,这是实力斐然?还是吹哨走夜路,给自己打气?

两个月后,答案揭晓:台积电还真不是瞎嘚瑟。

台积电的5nm产能排期满满:苹果率先包下华为留下的产能空缺;又有AMD、英特尔,高通、联发科,英伟达、Altera为先进产能厮杀。而化为如果想重新排上订单,估计要一年多后了。

也正因此,从禁令公布的5月至今,台积电股价却则足足上涨了50%有余。离开了华为的台积电,似乎活得挺好。而事实上,不止是华为,哪怕离开了苹果,台积电也能潇洒如故。

那么,台积电凭什么能如此嘚瑟?只能说“爱技术的工程师,运气都会很好”。

2

台积电依然活得好,根本原因在于技术优势:7nm稳定领先,5nm独树一帜。

半导体制造的核心指标,首先便是制程。制程指芯片内部晶体管的栅长,也就是最小线宽。制程工艺提升,单位面积上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增加,随之性能增强,功耗降低。

同时,制程越先进,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相关的设备、材料投资也就越大,相应的,留在场内的玩家也就越少:

环顾台积电四周,中芯国际目前还停留在14nm,老江湖格芯和联电已经放弃冲击10nm及更高。真正的高端制程,只剩台积电、三星、英特尔三足鼎立。

3

三家其实并非齐头并进:相比台积电2018年量产7nm,今年上半年5nm投产,三星今年2月才正式量产7nm,5nm技术虽然已经官宣,却始终因为日本对光刻胶的管控,而打乱生产节奏,导致良率始终提不上来;英特尔则干脆在14nm节点挤了多年牙膏,10nm刚拿出手,7nm还遥遥无期。

更可怕的是,台积电不仅成熟制程稳定供货,先进制程领先一步,下一代的3nm也已开始布局。

也就是说,只要想在制程领先,不管是苹果、华为,还是高通、英特尔,没有谁能绕过台积电的支持。

4

作业做得又快又好,台积电的工厂门口自然排起了长队:华为刚一退场,苹果、高通、联发科就立刻替补而上:

产能排在最先的自然是苹果。

根据此前曝光的台积电5nm工艺的客户名单,2020年,台积电的5nm制程只对苹果以及华为海思开放。9月之前,台积电开足马力在最后期限内为华为代工,9月之后,台积电又需要保证10月份的苹果新机的8000万块A14芯片,再次火力全开。为此,苹果也向台积电发出敦促,要求优先确保5nm A14处理器的供应。

紧接着替补的是华为的老对手,高通。

今年年初,高通一度将自己的首颗5nm芯片骁龙X60交由三星代工,只可惜,三星5nm EUV工艺迟迟上不来的良率,以及被日本卡住脖子的光刻胶,最终倒逼着高通转向台积电求助。不过,要想排上台积电的订单,高通预计要等到明年才有机会。

与此同时,一直在低端产品中打游击的联发科,也因为海思缺货,获得了来自华为的1.2亿颗芯片订单,进而成为此次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借助“天玑”5G系列,联发科得以快速复苏,分三批向台积电追加12nm和7nm订单,每月增加超过2万片,并明确表态5nm芯片会尽快的实现量产。当然,这些订单最后还是会流向台积电。

也就是说,仅仅手机领域,台积电的5nm尚未大规模量产,订单就已经排到了数年后。

不过,如果只是海思与联发科、高通、苹果四家手机芯片左手倒右手,对台积电而言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海思退出,留出的市场空白并不只是5nm高端产能,在诸如28nm、40nm等成熟制程中,替补华为的,其实还有索尼等台积电的新晋金主。

而这些新客户新订单的补位,其实也增加了台积电的潜在营收空间。一般来说,针对苹果、海思等大客户,台积电一般会给出10%-15%的批量优惠。如今,7nm满载,5nm排队,对于那些没有太高议价权却又别无选择的小客户而言,自然一切唯台积电涨价之命是从了。

5

台积电左右逢源,抵消了华为订单丢失的损失。而英特尔的流年不利,才是台积电大年的根本动力。

第一重暴击来自苹果。

WWDC上,库克宣布 “苹果硅”计划,表示苹果将在两年内在桌面端转用自研芯片,全部交由台积电代工,吃上5nm的螃蟹。

6

要知道,2019年,Mac销量达1768万台,占个人电脑市场6.6%。而在此之前,苹果的电脑全部采用英特尔芯片,相应的代工,也自然全部交由英特尔大包大揽。如果以苹果即的桌面端A14X芯片,成本75美元左右来测算,台积电仅从英特尔手中抢过苹果,就有机会多入账十余亿美元。

英特尔的老对手AMD也是台积电的大客户之一。

这两年,在苏姿丰的带领下,AMD桌面、笔记本、服务器三线发力,锐龙、雷龙、霄龙卖得火热。AMD yes已经成为行业内公认的趋势。但早年间,AMD也一度被英特尔逼到桌面端市占率不足10%。能够翻身,AMD最英明的决策就是甩掉自家的格罗方德代工厂,全面拥抱台积电的7nm先进制程。

用户自然不傻,大同小异的X86架构,一边是英特尔14nm牙膏挤了一年又一年,另一边是AMD 7nm披荆斩棘,5nm候场跃跃欲试,而且价格还比Intel便宜了不少。AMD市占率两年翻倍,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7

不出意外,这一趋势还将在明年继续维持,趁华为被挤出产能,苹果转向5nm,AMD抓住机会将订单翻倍,直接包下了台积电20万片晶圆的产能,成为台积电7nm的最大客户。

一边是苹果变心,AMD紧追不放,将台积电产能直接排到了后年;但另一边谁也没想到的是,就连英特尔自己也跟着变心了。

8

7月24日,英特尔发布Q2财报,同时透露自己“挤牙膏”受阻:7nm制程工艺仍存在缺陷,将延迟大约6个月,也就意味着芯片正式上市至少推迟到2022年。消息一出,英特尔股价暴跌16.24%。

但这并不意外。其实早在英特尔10nm受挫之时,就已经埋下了如今暴跌的种子。

当年,芯片制程在14nm向10nm惊险一跃时,传统的DUV(深紫外光)光刻技术,已经被压榨到极致,为突破难关,台积电选择保守的小幅度升级技术,静候EUV光刻机到来。但英特尔却激进地选择用DUV死磕10nm节点,一次性用上四重曝光和COAG两种新技术,还更换了芯片数个地方的材料,用钴代替了铜。

想要一口吃个胖子的英特尔自然没能如愿,一直到2018年10nm芯片初步量产时,良率甚至还不足1%,这就导致英特尔的14nm用了一年又一年,7nm也迟迟未见踪迹。

但这并不只是个简单的技术延迟的问题。在英特尔,先进技术的更新往往以两年的Tick-Tock为期,第一年Tick制程更新,第二年Tock架构更新;在这期间CPU、GPU全线使用先进制程与架构;到第三年,技术彻底成熟,英特尔非核心部门以及外部代工等渠道用此量产,而CPU、GPU则继续跟随Tick-Tock的最新步伐。

9

相应的,10nm卡壳,在产能上,就导致了14nm大堵车,一些排不上号的边缘部门不得不率先“叛逃”寻求台积电帮助。技术上,本应分去10nm、7nm的研发人员也不得不为了保证产能,而回到14nm,从而耽误高端制程的研发。

恶果循环叠加,英特尔不但边缘部门被逼化缘;就连CPU这样的核心部门也在AMD的穷追不舍下,开始瞧不上自家的14nm与10nm技术,对外公开喊话:“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会准备好外包部分制造业务,使用别人的代工厂。”

外包给谁,结果不言自明。根据台媒消息,英特尔已与台积电达成协议,提前预订18万片6nm芯片。

一来二去,英特尔与AMD、苹果神仙打架,台积电却成了最大赢家。

10

其实,不管是海思退出,还是英特尔被撬,台积电大年的背后,其实是整个半导体行业格局的转变。

如果说,以前是“有晶圆厂才是真男人”,那现在,“敢外包”才是真汉子了。

先有AMD放弃格芯,后有英特尔落寞承压,两手都要抓的IDM巨头,已经开始逐渐让位于专精手中活的设计商和代工厂们。

这个趋势背后有两大推手: 一是智能手机、AI、5G、IoT相继爆发;二是,制程的氪金越来越恐怖。

在消费电子时代,下游需求、潮流快速变化,就迫使品牌公司必须更聚焦在设计研发,把代工外包,提高响应效率。比如苹果、高通、华为海思,以及索尼CIS、以及现在的英特尔、AMD皆如此。

而且,不只是在逻辑芯片领域。存储、分立器件、传感器、光电器件等传统IDM的厂商,也从2008年起,就主动改变了。英飞凌、飞思卡尔、东芝等巨头纷纷关闭自家工厂,交由台积电、中芯国际代工。

其实,不想给也不行啊。随着制程越来越高,工艺越来越难,晶圆厂投入也越来越高。单座就达到了25亿-30亿美元。一旦失败,风险越来越大。

于是,不如交给技术更专业、手法更娴熟的专业代工厂。虽然台积电也不完美,比如产能不足、2018年生产线受电脑病毒感染,还导致订单发货延迟。

许多客户都很生气,而且肯定不会忘记这些历史,但他们毫无例外,依然是选择“原谅他咯”。因为,在芯片领域,领先的高制程,代表着超高利润。就像屠龙宝刀,江湖人人皆抢夺之。

这正是台积电生活滋润的原因,也是台积电击败英特尔的关键。很遗憾,华为没有足够的筹码迫使台积电做些什么,但台积电的经验,却告诉我们,在高精尖研发的道路上,我们要做的还远远不够。

来源:远川科技评论 微信号:kechuangych

张朝阳每天只睡4小时

文/巴九灵

来源:吴晓波频道(ID:wuxiaobopd)

如果一个历史悠久的公司能够永葆青春,它要有一个好的内部创业文化,要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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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张朝阳很活跃,几天前还上了热搜。

这次上热搜与搜狐的动向无关,而是因为张朝阳自称每天只睡4个小时,已经坚持了2年。他说自己睡得很好,还有很多时间做别的事情,这种睡眠方法“值得(大家)试一试”。

这条微博下的评论并不算友好,有人说他“萎靡不振”,有人说他越来越像那个“吐枣核的裘千尺”,还有人让他“不要误导别人”。

在那几天同样登上热搜的企业家,还有在进行小米十周年演讲的雷军。从2010年银谷大厦的一锅小米粥开始,小米已经沸腾了十年。

二十年前,张朝阳是中国互联网教父,雷军刚刚当上北京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二十年的时间,让张朝阳和搜狐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也让雷军却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了人尽皆知的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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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好久没关注,搜狐的市值竟然跌到6.8亿美元了!”美团王兴2018年在饭否上写道。如今,搜狐的市值是7.8亿美元,和两年前相比没有多大变化。

多数人都和王兴的感觉类似,对搜狐的印象还停留在它的辉煌时刻。

张朝阳1998年将自己创立的爱特信公司更名为搜狐,搜狐赶上了PC互联网时代的浪潮,迅速成为新闻门户网站,张朝阳因此当选了当年美国《时代周刊》的“50位全球数字英雄”。

张朝阳成了二十一世纪初互联网圈当之无愧的领头人。马云来搜狐应聘过;马化腾在听过张朝阳的演讲后,受益匪浅,回去就把OICQ改成了QQ。

全盛时期的搜狐,拥有全国最大的媒体搜狐门户,搜狗输入法享有50%的市场占有率,同时,搜狐还坐拥经典网游《天龙八部》,股价一度攀升到91.50美元。

论创新意识和业务能力,在当时没人能和张朝阳相比。他主动申请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互联网内容赞助商,2008年全北京的地铁站都是“看奥运,上搜狐”的广告。搜狐在2008年5月完成了火炬上珠峰的网络报道演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张朝阳开创了中国网络直播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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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互联网方兴未艾,张朝阳的每一次尝试都没有扑空,他是搜狐营销最大的IP。

谁都想不到,曾经与网易、新浪、腾讯四分天下的搜狐,如今市值不足八亿美元,还不到网易市值的百分之二。搜狐的四处办公大楼估价的总和都超过了八亿美元,楼比公司还要值钱,有人打趣地管张朝阳叫“寓公”。

张朝阳的日渐式微并不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悲剧,而是所有风头正劲的企业家稍有不慎都可能跌入的深渊。在个人IP日益鲜明之后,张朝阳“沉醉于名气这杯烈酒”,放松了管理,他开始不接高管电话、忙着接受记者采访、在2004年半裸登上时尚杂志封面、频繁地举办各种私人聚会。

这种高调最终引来了反噬,2012年,张朝阳被名声所累,患上抑郁症,只得停止工作。

搜狐从那时开始掉队,它错失了社交、电商、O2O等风口。

在2016年,张朝阳曾经表示过,他打算用3年时间“重返中心”。

4年过去了,张朝阳还在寻找“重返中心”的路:

比如身着花衬衫,面朝台上15名“校花”进行选美,还发到搜狐的社交软件“狐友”上去;

亲自监制两部可能不太符合他品味的偶像剧,一部叫《奈何Boss要娶我》,另一部叫《姐姐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邀请明星郑爽来跑马拉松,跟伊能静一起跳《无价之姐》。

但终究没太多人想看,网友不爱玩他的梗。就连说出“每天只睡4小时”,也没人想了解拼命进行时间管理的张朝阳为搜狐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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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更喜欢玩雷军的梗。

让雷军火起来的“万恶之源”,是在2015年。

雷军去印度开产品发布会,他讲了3分钟,全程都用口音浓重的中式英语重复“Are you ok?”“Thank you very much.”“Do you like?”等简单句子。

他的散装英语没有影响到印度米粉的热情,反而在国内引起热议。王思聪在微博上嘲笑他“出国丢人”,网友在大笑过后把他演讲的几分钟做成了鬼畜视频。

一开始小米的员工看到这段视频后,觉得“不舒服”。

或许是发觉自己被消费不仅没让小米公司形象受损,反而让小米更接地气,雷军觉得“大家开心就好”,还自嘲说自己也是“发行过单曲的人”。

一张圆圆的脸上永远挂着笑意,说话慢吞吞的,有点拘谨的肢体动作让他看起来没有侵略性,只有在发布会上作为“雷布斯”的时候,他才展示出据理力争的一面。这种反差很难让网友对这样一个成功却不自满企业家产生疏离感,弹幕里总有人说他“亲和”“可爱”。几天前小米十周年的发布会上,雷军和小米再次吸引了全网关注。

但雷军的成功营销,并不仅因为他的“观众缘”。早在2013年,雷军曾经参加过一档叫《赢在中国》的企业家公益节目,雷军的任务是去街头做问卷调查,他慈眉善目的样子和现在相差无几。只是当时沸腾了3年的小米,还只是米粉小圈子里的狂欢,雷军在街头遭到了15次拒绝。

网友喜欢他,乐于调侃他,归根到底喜欢他背后的产品,只有保持观念或产品的持续输出,才能撑得起企业家的个人IP。

然而搜狐,从长视频到短视频,从社交到搜索,表现都乏善可陈,摊子铺得太大,搜狐曾经“大而全”的优势,已经变成“泛而不精”“用户黏性差”的劣势。

好在搜狐一直都有稳健的现金流,这让张朝阳找存在感的方式很随性,“无数次追逐风口,总有一次能踩对。”“我80岁的时候还在做搜狐,你做得过我吗?”或许搜狐最大的问题不是高开低走,而是张朝阳的目标不够明确,还想通过“撞大运”翻盘。

十几年前,张朝阳被认为是数字化革命的点火者,承载了中国互联网的梦想。像现在这样不被寄予太多希望,对张朝阳来说似乎更适合沉下心来做好产品。用他自己的话说,“有点落寞,但是现在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雷军:五十而已

文/林默

来源:花儿街参考(ID:jdsy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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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一新生,看了一本书,然后在学校的操场上一夜一夜地暴走的故事,他决心像书里的人那样,投身一场伟大的事业。

这一幕听起来你会想到啥?是不是又一个好人家的孩子被传销组织骗了?

然而这一幕发生在1987年,大一的雷军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翻开了《硅谷之火》。

世界安静,有的人的内心,却忽然燃起了一场熊熊大火。

1987年,这个叫雷军的无名小卒,喜欢上了书里跟盖茨作对的乔布斯。

这一年,美国开始对日本首次实行报复性经济制裁。

这个世界的剧情总是相似,对抗与制裁其实从未停止,但几十年后,人们会看到,原来当年的飓风里,也点亮了最终改写世界的小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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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18岁的年轻人都相信这个世界是为自己准备的。

大部分中年人都在努力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为这个世界准备的。

如果你在40岁时,财富自由,江湖中亦是有头脸的前辈,你会做出怎么样的人生安排?

如果是我,一定归隐山林。

眼看着一波新的技术浪潮来了,会不会再次创业?

如果是我,绝对不会。

赢了不会对人生的物欲有什么重大提升,输了还要被嘲笑,“当年凭运气赚到的钱,终于靠勇气失去了”。

但40岁依然不甘心的雷军,还是选择再出发一次。关于雷军创立小米的故事,坊间耳熟能详的,是2010年4月,中关村银谷大厦,一众人手捧着小米粥,雷军宣布小米公司正式呱呱坠地,目标是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从手机开始,逐渐地改变中国的制造业,创建有影响力的中国品牌。

小米十周年的传记《一往无前》里,这一段记录却更像雷军当年的状态——

“那时雷军刚刚学会滑雪,我让他自己在绿道练习,他却非要和我们一起上红道。要知道阿尔卑斯山红道的那个难度,在国内基本算是黑道级别了。他就那样跟在我们后面一起滑,速度快极了。我买不到护臀,只给了他几个暖宝宝护腰,那可能是他有生以来摔跤最多的一次吧。一些陡坡下面就是悬崖,简直是在玩命。”

前路不是中关村,大家手捧一碗小米粥的温和。是雪山之巅,贴上几个暖宝宝出发的凛冽。

40岁的雷军,纵身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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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为,雪道的凶险,是你无法预测下一个弯度。

雪道更大的凶险,是那些你明明看到,却绕不开的凶险。

2010年底,小米推出即时通讯工具米聊,却很快遭遇了腾讯推出微信。转角处不止有爱情,还有庞然大物。

但让雷军更心有余悸的,也许是当年发生的另一件往事。

2010年9月30日,为了获得高通公司的专利授权,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和周光平在嘉里中心对面的一家酒吧里,见到了高通中国负责授权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罗伯特·安,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

这次会面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之后不久,林斌收到厚厚的高通格式合同。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林斌几乎每天都随身带着这本英文法律词典。研究了一个月之后,林斌才揣摩出一些条款的深层含义。他在合同的每一页都画上了线,然后密密麻麻地附上自己的标注,希望将来和高通谈判时可以重点讨论。

然而高通给出的回复是,合同每修改一处,他们都要发回公司总部进行复核。等待的时间不能确定,从三个月到半年都有可能。

一些小米员工在午休散步时悄悄议论,目前硬件部分没有任何进展,是不是公司已经无法继续推进?

林斌看了一个月合同的结果,是和高通最后签订的协议一字未改。

因为小米没有等待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与高通进行商业谈判的资本,他们必须快速推进。意识到这一点,11月中旬的某一天,在卷石天地的办公室里,雷军和林斌看了看对方,然后说:“别谈了,闭着眼睛签吧。”

雪道上,所有的跌倒和惊险,都能让下一次转弯变得从容一点吗?

有时可以,但有时候,你也只能在下一次滑行时变好一点,然后下一次,再来一点。

虽然在与微信的对阵中最终失利,但后来,小米用米聊的积累搭建了云平台,成为安卓阵营里第一个搭载存储云服务的手机操作系统。

自2019年开始,小米平均每个月会宣布一项投资,而在2020年,这个投资的速度被进一步提速。

小米除了孵化投资了200多家生态链企业之外,也在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投资。比如小米就投资了很多纯设计的Fabless(芯片设计公司)企业,以帮助小米以及生态链企业进行芯片定制。

4

时间再拨回2014年年初。

一组灯泡放在了雷军面前。一个叫高自光的年轻人掏出手机,在屏幕上轻轻一点,一个小灯泡灭了,再点,另外一个也灭了。随后,他又用手机把这些灯泡一个个点亮。

明明灭灭的光亮里,有人想到了睡觉再也不用下床关灯,也有人看到了万物互联隐约显形的蔚然大观。

2014年1月8日,小米成立生态链部门。一个月后,IoT团队成立,并在不久之后,正式划入生态链部门。

能用手机联结起来的,不只是灯泡,还有手环、空气净化器、扫地机器人、摄像头……而与之同生的,是绑定在小米战车上日益庞大的“生态圈”。

也是这一年的新年,贾跃亭在公开信中称,乐视将全面向生态型公司进化。在生态化反的宏大梦想驱动下,这家彼时势头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公司开启蒙眼狂奔。

雪道上的一往无前,很多时候不是你不知道要去向哪里,而是看到了那片风景,却无法抵达。

当你挟持巨大的势能跳下,能做的只有尽力控制强大的惯性、及时纠偏,以及祈祷上帝给予更多一点幸运。

2017年,豪迈补贴硬件产品的乐视没能踩住亏损的刹车,资金链轰然断裂,随后贾跃亭远走美国。

坚持IoT业务微利但不补贴策略的小米,从倒下的对手身边掠过,前方出现新路标:人工智能。

AI+IoT=AIoT,一片全新的茫茫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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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3日,在当时关于萧瑟和未来的恐惧中,小米开了一场线上发布会,那是农历新年以后,第一场商业发布会,在空荡荡的演讲大厅,雷军介绍了正式冲击高端市场的小米10。

那场发布会,我是跟我爸我妈一起坐在电视前看完的,其实当时也没有多关心手机,觉得在看的是,“要往前走”的信念。

在小米十周年生日,雷军在演讲中,他坦言面对2020年的这场全球大变局,自己也很焦虑,“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改变不了的,但我们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心态。”

50岁的雷军开始每天走10公里,7月,他走了318.11公里。

在这场演讲中,他自嘲了自己10年的所有,输给董明珠的赌局,被B站做成鬼畜视频的英语。

这个世界,能自嘲的人,才能卸下一切,再次出发。10岁的小米,今年的研发预算高达100亿元。“今天的局面,我们还是需要拿出重新创业的热情。”

小米的创业不是喝下一碗小米粥,然后看过若干个凌晨四点的北京,下一幕就是敲钟上市。

小米的创业,是喝下一碗小米粥,连护具都找不到最合适的,就站上了最高手如云的赛道。要极速前进,要与风险相伴,要在膨胀之后跌最狠的跟头,要滑一段野雪,也许能找到一条新的路。

2020,小米10岁,有人说它在10岁这年,面临的世界太过复杂。

比如印度市场会不会受到影响,但他们也许忘了,小米得以顺利打开国际市场,恰恰是因为要处理砸在印度市场的10亿天量库存手机,不得不组织“救火队”满世界找卖库存的渠道,由此快速建立起全球市场的销售团队,才有了小米手机业务在5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前5的这张集邮图。

就如在那本记录了小米十年的《一往无前》的最后,有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话:

“如果意外总会发生,那么,我们唯一希望能够实现的一个最终的理想,就是——学会如何爱上风。”

印度手机经销商往事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ise财经”(ID:onecaijing),作者:张楠

“会有一些影响,但我认为这是短暂的。”陆远对于近期印度发生的种种事件感到不安,但他并没有过多担忧。

2010年,苹果依靠iPhone 4风靡全球,当时在国内没有一家国产手机厂商能与之抗衡,甚至连在中国“称霸”了十年之久的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也被苹果拉下了神坛。

当巨人倒下时,一个时代结束了。

陆远还清晰地记得他当时在深圳华强北销售苹果手机时的情形——如今的华强北虽然已不复当年风光,但这里依旧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

“你们都想象不到那时的场面,柜台租金上万元,拉苹果手机的货车排着长龙。”张庆告诉「Wise财经」,但这样的场景似乎只属于十年前的华强北。

而如今,华强北的青春结束了。

从山寨到正规

在距离华强北4000公里外的印度德里,电子产品在这里焕发了新生。

据陆远回忆,他刚刚来到德里开店时遇到了不小的问题。“主要是接受程度,我们刚来的时候还没有国产机,卖的基本都是深圳小代工厂做出来的山寨机。”

陆远2007年从深圳来到德里开启了他的海外生意之旅,如何推销与宣传产品是陆远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最早你只能卖一卖山寨机,基本都是2/3G网络,本身印度用户对于网络的需求不是很高,能打电话发短信足矣。后来,可以从国内运一些二手iPhone过来销售,但价格并不便宜。”陆远说道。

“其实当地开店的大多数还是印度人,华人也有但不是很多,一般华人去开店基本是投资一个或几个店面,而后雇佣本地人来做销售。”张庆说。

和陆远一样,张庆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他早陆远一年来到印度淘金,但在当时,来印度开辟生意的中国手机商家并不多。“之前一些印度朋友来我们这边进货,彼此都很熟,他们说印度电子市场正在发展,我就想来试试。”

在中国国产手机的正规军还未进入印度市场之前,本地市场大多依靠销售印度本土小众品牌、中国山寨机以及二手机为主。

“因为本身整个印度的消费水平并不高,基本处于国内三四线城市的水平,好一些能够达到二线。”张庆告诉「Wise财经」,现在的德里更像是十年前的华强北。

印度德里,堪称印度版华强北,这里聚集了上百家经营通讯产品的店铺,如今早已是中国品牌的天下,从金立到小米,再到OPPO、vivo,橘色、绿色、蓝色的门头牌映衬着整条街巷,为这里带来了无数生机。

在还没有小米的时代,印度手机市场一直保持着五大品牌格局——三星+四大印度本土手机品牌,Micromax、intex、Mobicel、Karb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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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进入印度的中国厂商并不是米OV而是金立,之前只有那四家本土品牌。”张庆解释道,“国内很多朋友都认为是小米最早打出了市场,其实不是的。”

“金品质,立天下”,这曾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广告语,同时也是金立多年不变的情愫。“金立的LOGO颜色和小米很像,都是橘黄色,但现在更多的印度消费者只知道小米,金立很可惜。”张庆叹气。

2014年,当小米、OPPO、vivo将市场倾向于海外之时,金立已跻身印度第六大手机品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时任金立总裁的卢伟冰。

“最早是与印度手机制造商Micromax合作并为其生产贴牌机,后来金立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还不如在印度直接销售,这才有了金立在印度的第一家公司。”赵何伟向「Wise财经」透露,“在海外代工的利润并不高”。

赵何伟一直跟印度市场打交道,他深知其中奥秘。“主要还是先尝试吧,最初卖得也不好,差不多到了2014年才逐渐好转。”

在金立于新德里成立分公司的四年后,其在印度市场的成绩才开始高速增长,在此之前,金立在印度的销量只有不到100万台。“当时一方面是价格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印度消费者并不认识金立,后来加强宣传以及调整价格才有了很好看的成绩。”赵何伟说道。

根据金立官方数据,2014年,金立手机印度市场出货量接近400万台,这相当于其它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市场的销量总和,金立不断扩张其在印度市场的地盘。

卢伟冰曾公布过一组数据,截至2016年第四季度,金立在印度市场的份额达到5%。同时,金立对外称,在印度有超过42000家门店开展零售业务。

不过,金立在印度的发展情况很快出现了拐点。

“金立在印度市场的败退一方面是创新力不足,产品缺少卖点,另一方面是资金压力,以致于被后来者攻占。”赵何伟眼睁睁地看着金立从排名列表的第六位逐渐下滑至“其它”。

2017年,主张开拓海外市场的功臣卢伟冰辞职离去,金立在海外市场的鼎盛时期也就此消失,虽然江湖上还有金立的声音,但其灵魂早已不在。

入场印度

时间回到2014年,小米、OV(包含一加)大举进攻印度市场,也正是从这时起,印度市场的手机市场份额开始不断变化,整体格局开始由三星+四家本土厂商+金立转变为三星+小米OV。

“中国厂商基本采用的都是分销模式,分销商从小米采购直接向零售店供货,印度的专卖店基本是加盟店,即中国厂商提供产品与服务支持,印度提供人力。”对于在印度手机市场摸爬滚打十余年的张庆来说,这种模式与套路他再熟悉不过。

“最早只是单一的出口,2015年开始设立生产线,实现印度本地化生产。”一位小米内部人士回忆道。

一直接触手机国际化业务的业内人士李伟告诉「Wise财经」,小米和vivo均是2015年开始在印度建厂,OPPO建厂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到了2017年,三家出口印度的手机厂商都在印度设立了工厂。

“他们不仅是在印度建厂,同时建立的还有研发中心。”李伟说,“这些手机厂商在印度建产线一半原因是减少其它税种的纳税,另一半则省去了运输成本,同时也为他们深扎印度市场打下基础。”

据了解,所有从国外进口到印度境内的手机整机,除了要缴纳10%的基本关税外,还要交35%-40%的增值税。而对于那些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手机,只需缴纳12%的增值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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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是印度本土化做得比较好的企业,他的高管全是印度人,而像OV的核心高管是中国人,Realme(OPPO旗下主打印度市场品牌)的高管中印各一半。”李伟说。

在德里,做手机生意的华人很常见,前来开垦这片市场的除了经销商们,更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手机厂商。他们把“战火”从国内引到了印度,在国内厮杀过一阵后,现在又在印度重新上演。

张庆说,很难想象现在印度市场里卖得最好的手机品牌是来自中国的,现在印度本土品牌的市占率已经被挤得很少了。

「Wise财经」曾在《中国手机子品牌大战》一文中提及中国手机品牌海外市场占有率情况,在印度,排名第一的是小米,紧随其后的是三星、Mobicel、OPPO、和Realme,而印度本土品牌已几乎无缘排名,除了中国品牌,仅有南非第二大手机品牌Mobicel出现在排行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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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正常,当中国品牌想进入印度市场时,他们其它品牌就应该想到这一点。”陆远说。他觉得,中国手机品牌在近几年的攻势相当凶猛,所到之处,别的品牌“寸草不生”。

打法不同

在印度,每家手机厂商的打法均与国内不尽相同,但对于一些共通点基本一致。比如小米在印度只有约10%的销售来自实体店,又比如它们也在联合印度一些街头小店进行销售。

在城市化率不高的印度,手机的销售途径主要依靠线下经销商,规模较大的经销商有Sangeetha Mobile、Big C、Lot Mobile、Poorvika、Mobiliti World、Hotspot,这些经销商好比国内的天音控股、神州数码、长虹佳华等。在这些经销商之下便是一些小型加盟店,他们更多为最基层的销售渠道,也是往往我们所说的路边手机店。

这些路边小店通常为加盟性质,并非手机厂商自己的直营店。像在国内常见于商场内的直营店,在印度比例很小。

“在印度的中国手机品牌很少有自己的直营店,大多是加盟性质的店,全部是印度人来管理与销售。”陆远说道。

“我经营手机店七年了,刚开始接触的中国品牌只有金立,从15年开始,才不断接触像小米、OPPO、vivo这样的品牌。”印度手机店主桑德斯(音译)告诉「Wise财经」,他所销售的中国品牌手机占比大约为80%左右,剩下的则是三星和苹果品牌。“苹果买的人很少,因为他实在太贵了,三星这些年推出了低端机,但价格仍然与中国品牌手机有一定差距。”

“像我的店里,每天的销售量大约在300台左右,这其中基本都是中国品牌,价位在8000-10000卢比(约合人民币746-930元)之间的手机销量最好。”桑德斯说道。

对于分成,桑德斯向「Wise财经」透露,中国手机品牌的提成比例在15%左右,如果是一些大型的经销商则可以到25%的提成,要比路边小店高出10%。

陆远也向我们证实了桑德斯所说的比例。“更小型的经销商所得到的提成比例会很小,因为大部分提成都给了大型经销商。像一台10000卢比的手机,小型经销商提成可以拿到1500卢比(约合人民币139元)左右。”

目前,印度出货量前五名的手机品牌小米、OPPO、vivo、realme均推出了低中端不同价位的机型。OPPO、vivo的主打机型已经从10000卢比以下,开始转向15000-20000卢比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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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印度新税制出来前,所有小型线下店的生存空间都比较大,但自新税法施行后,大大挤压了小型经销商们的利润。”陆远告诉我们,在2017年7月1日,印度施行 GST(Goods and Service Tax)新税制,一台售价10000卢比的手机,要缴纳12%的消费税。“等于每卖出一台手机要缴纳1200卢比的税。”

在当时,很多小型经销商因为成本上升而被迫关店。“因为成本上去了,比如原来卖1000元的手机,现在要卖得更好,因为商家要把税加进去。”陆远说。

成本的提高也让在这里的中国手机公司压力倍增,也开始陆续关闭它们的品牌店。

据印度经济时报(Economic Times)援引知情人的消息称,OPPO和vivo 两家中国手机厂商于2018年初在印度各减少了10000 多家零售店面。

OPPO 印度公司的发言人确认了这一调整,并表示自从2017 年7 月1 日开始实施新的GST 税制后,一些店面便不再能销售手机。但此消息得到了vivo方面的否认。

“OPPO和vivo其实是在逐步转向中高端市场的。”李伟说,由于在印度的销售主要依赖于线下经销商,因此它们需要保证足够的利润空间以持续发展。“但高端机目前除了一加,其余机型的销量却很勉强。”

“现在很像天坪的两端,左侧是低端,右侧是中高端,但它却一直向左侧倾斜。”张庆比喻道。

2017年,OPPO、vivo均在印度发布了相对更贵的手机新品。OPPO F5 起售价为19990 卢比(约合人民币1865元),vivo V7+更是冲到了21990卢比(约合人民币2050元)。

“想冲中高端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利润,另一方面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但OV走的策略又没有小米那样精干,要么我就直接打低端只为走量,他们显得有点拖泥带水,什么都想做。”李伟说道。

在印度的手机市场,消费者所关注的永远是价格,而对于手机品牌他们似乎并不感兴趣。但可以看出,中国设计、印度制造在源源不断地输入消费者的认知中,甚至中国品牌已经成为印度当地的一张名片。

印度需要中国

与中国不同,印度在手机制造上主要依赖于进口,就连印度最早的第一大手机品牌也需要金立进行代工,因此大多数设计、研发与零部件多数靠进口。

萨里(音译),原先在印度一家手机工厂从事生产工作,他对「Wise财经」说,在印度很多人都熟知中国品牌,甚至以中国品牌视为主要学习的对象之一。“我不认为中印目前的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制造业,印度需要中国,如果没有中国我们造不出耐用又便宜的手机。”

“其实印度民众很友好,大家很感谢中国,他们也很乐意能够销售中国的产品。”陆远说,在他的手机店里,除了搭档是中国人外,其它的店员或店长全部是印度人。“他们大多数人很努力,我可能都卖不过他们。”

印度的手机市场并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因为两者的消费模式完全不同。在这里,基本属于快餐式的手机消费,而中国则属于慢餐。因此,走量成为中国品牌“备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众多中国品牌一直在低端市场盘旋。

李伟向「Wise财经」透露,印度在消费水平和网络支撑上要弱于中国,因此在印度市场,最好销售的机器主要集中在功能机和低端智能机上。“像在中国卖1500-2000块钱的手机,到印度后就阉割一下,外观一样降降配置,但只卖800-1000块钱。”

这样的打法为不少中国手机公司赢得了销量,同时也为印度民众带去了中国制造。“最早都是中国制造运输到印度,后来2016年印度调整了手机零部件的进口关税,这导致了进口成本不断增加,所以许多中国手机厂商干脆落户印度建厂。”李伟说。

2016年4月,印度政府宣布大幅上调手机四大配件(电池、充电器、耳机、数据线)的进口关税。由于印度本土的供应链并不完善,手机企业制造手机需要从国外进口零配件,新政策一旦实施,手机企业就需要承担翻倍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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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何伟看来,这是典型的下游倒逼上游,因为在手机制造端,印度是处于弱势的,他们必须要依靠美国或中国企业的零部件进口。“印度是鼓励本土制造的,而且是要大力支持。”

2014年9月2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首都新德里宣布“印度制造”计划,并提出一连串吸引外资的重大政策,以打造印度成为全球制造王国。

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的偏爱,是因为印度和中国很像,尤其在手机产品领域,印度的黄金十年才刚刚开始。

“很多人来到这里是奔着淘金的,最早的时候竞争者比较少,能赚些钱,但现在你会发现竞争非常凶猛。很多人说像九十年代的中国,我感觉已经是现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了。”张庆说道。

无论是中国手机厂商还是来自于华强北的经销商,他们目前都要面对印度经济转型所带来的行业洗牌,以及不断涌入这条赛道的中国企业。

危机四伏

毋庸置疑的是,这条赛道上充满了危机。

随着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份额不断提升,大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手机性能与价格趋同。目前,除了一加仍然保持高端姿态外,OV也正在向中高端进发,而小米和realme则一直在低端机领域徘徊。

桑德斯告诉「Wise财经」,目前在他的手机店中,卖得最好的品牌是小米,主要因为性价比高,产品结实耐用,赢得了不少用户与口碑。其次销量较好的品牌为realme,该品牌也采取了小米类似的打法——低价战略实现走量达到提升市占率。

受到整个疫情影响,多数经销商不得不关闭了他们的门店,而整体关店对于销售会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印度不像国内,更多的只能通过线下渠道购物。”陆远说。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发布的印度市场第二季度出货量数据显示,由于疫情的影响,印度第二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了48%,为近十年来最大跌幅。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730万部,远低于此前一季度的3350万部和2019年第一季度的3300万部。

可以看到的是,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受疫情影响远比想象中要大。

据悉,在今年三月份,为了更好的控制疫情,印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封锁的措施,除了日用品以及药店等必需品以外,所有的商店都停止了运转,整个封锁状态一直持续到五月份下旬。因此,这是导致二季度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低迷的主要原因。

“本来我们的确想回国,但封锁也很突然,我们来不及回国,只能一直这样待下去,现在也没有消息说能够回去。”陆远对于疫情感到措手不及。

赵何伟也被滞留在了印度,由于印度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并且医疗资源在疫情期间尤为紧张,“许多在印度的国人都想早点回去”。
等待重生

Counterpoint Research和Canalys研究人员称,在刚刚结束的4月至6月季度中,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总销售额中的份额将会首次下降。他们将其归因于这些品牌从印度工厂面临的反华情绪上升和供应限制,以及自疫情以来被困在海关的多批进口成品和零部件托运。

数据显示,虽然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在1月至3月季度共控制了81%的份额,但其他跨国公司品牌却占有18%的份额,印度品牌则占有1%的份额。根据最新的监管文件,小米、OPPO、vivo在2018-2019年度印度的总销售额超过730亿卢比。

Counterpoint Technology Market Research副总监Tarun Pathak称,“有些消费者已经开始购买手机,具体取决于该品牌的原产国。一切取决于这些情绪持续多久,以及竞争对手可以提高生产规模的速度。毕竟,中国品牌在印度市场上仍然占有强大的份额,尤其是在研发,渠道覆盖面和产品组合方面。”

“OPPO的确有一部分零部件被海关扣留,这主要是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因为OPPO在疫情最厉害的时候关闭了位于大诺伊达的工厂,不过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生产,但产能还在爬坡中。”李伟说道。

不仅是OPPO,在印度爆发大规模疫情期间,包括小米、vivo在内的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产线均进行了临时性停产,疫情有所好转后便恢复了生产。

目前,一些线下经销商已经能够开始恢复销售,但停滞了两个多月的线下销售,并非一时间可以恢复到往日销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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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开始逐步恢复,所有中国手机厂商都等待着重生,大家都想尽快恢复生产和出货,但对于印度来讲,今年底能够逐步实现销量爬坡就已经很快了。”李伟说道。

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分析师马杜米塔·乔杜里(Madhumita Chaudhary)表示,对于印度来说,想要恢复智能手机业务至疫情前的水平,将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只是部分地区可以营业,但大部分地区还是关闭中。”陆远说,这次疫情为印度的手机行业带来的打击也并不小,制造业停滞,线下店铺基本全部关闭。

“其实不光是我们,印度本地的民众们也一样,像我店里的印度员工,他们现在也只能在家,找工作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张庆说,由于印度封禁了中国的59款软件,这导致了他无法使用微信正常沟通,有时只能依靠打电话与在印度的同行以及朋友们相互问候。

在印度,还有许多像陆远和张庆这样从事手机经销行业的中国人,也有像小米、OPPO、vivo、一加这样的中国手机厂商们,或许,他们只是故事里的一个缩影,但无论世间变化如何,他们依然在艰难阻力中不断前行。

这其中会有人离开,也会有人加入,总之,分与合,聚与散,他们都在不断重生,准备迎接下一个黎明。

这个故事也许很长,但这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注:陆远、张庆、赵何伟、李伟均为化名。

张一鸣:我的大学四年收获及工作感悟

在生活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为什么有的年轻人创业越做越大,有的年轻人创业却越做越小?为什么同时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两三年后达到的高度可能相差甚远?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和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张一鸣先生的这篇深度总结,应该能给你很多思考。

大学里的三点收获

2001年我考入了南开大学,起初大学的生活是让人有点失落的,但慢慢地从安静朴素的校园和踏实努力的氛围中,我还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大学期间我主要在做三件事情 ,一是写代码,因为我是搞技术的;二是看书,看了很多很多书;三是修电脑。基于此自己也有三点收获:耐心,知识,伙伴。

第一点收获:耐心。有耐心,能独处,并基于长期思考做判断,而不为短期因素所干扰,耐心地等待你设想和努力的事情逐步发生,这对创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事实上,你经常想象的很美好,设计的也很完整,你也很努力,但你所期待的事情,经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生。这种耐心,绝对是在南开磨练出来的。

大学的时候我是怎么面对枯燥的生活?人物传记是非常好的心灵鸡汤。我读了很多人物传记,如果说有收获,就是发现那些伟大的人,在没有成为伟大的人之前,也是过着看起来枯燥的生活,每天都在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最后从点连成线,成就了他们。

我毕业后参与创立了酷讯、饭否、99房、到现在的今日头条,每一段创业经历,都挺寂寞的。现在回想,耐心非常重要,不仅是等待的耐心,还要有耐心做深入思考,还要有耐心地找到更多更好的合作伙伴。

第二点收获:看书。寂寞的大学生活,给了我人生最安静的阅读时光。我用别人打游戏、打牌的时间,阅读了各种各样的书,或者说乱七八糟的书,包括各个专业的书,包括人物传记,也有各种境内外的报刊杂志。

当然,那时候,我也有困惑,觉得看的这些东西和思考的问题都很有意思,但在生活中没什么用。直到后来我进入互联网行业并开始创业,各种各样的知识才连成线,帮我理解行业、理解管理,更快地掌握不熟悉的领域,包括如何让信息得到更有效率的组织和分发,从而改变各行各业的效率。

2011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地铁上读报的人、卖报的人越来越少,年初还有,年底几乎没有了, 同时,2011年是智能手机出货量的高峰,是2008年、2009年、2010年三年智能手机出货量的总和。我想,这是信息传播介质的变革,手机很可能会取代纸媒成为信息传播的最主要载体,又因为人和手机的对应关系,手机随身携带,个性化推荐的需求一定会增加,于是我创办了今日头条。

第三点收获:结交了很多的伙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同伴。作为一个不怎么参与集体活动的理工男,怎么保持社交呢?主要靠修电脑和编程建网站……后来,同学聚会,打招呼的方式基本是:hi,你的电脑还是我装的。我装过的电脑有几十台,当然大部分是女同学……不但要帮忙装电脑还要经常保修。没错,就像你们想象的那样,修电脑为我带来了人生重大的收获——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

在校园里,我接了不少外包的项目。包括我太太她们系的网站(当然是免费的)。因为这门手艺加上兼职,大四的时候,我每月能有超过两三千的收入,在当时,绝对是土豪。那时候,和同学一起泡实验室,熬到半夜一两点,会请大家集体去烤串。一周能吃2-3次。

当时和我吃烧烤的人很多是对编程感兴趣,而且志趣相投的同学朋友,有我同一级的,微电子专业的,软件工程专业的,还有师兄师弟,后来也相继加入我创办的公司,成为了我们公司的技术骨干,也是创业伙伴。

我的工作感悟

2005 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加入一家叫酷讯的公司。我是最早期加入的员工之一,一开始只是一个普通工程师,但在工作第二年,我在公司管了四五十个人的团队,负责所有后端技术,同时也负责很多产品相关的工作。

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在第一份工作中就成长很快?是不是你在那个公司表现特别突出?其实不是。当时公司招聘标准很高,跟我同期入职的就有两个清华计算机系的博士。那我是不是技术最好?是不是最有经验?都不是。后来我想了想,当时自己有哪些特质。

首先,我工作时,从不分哪些工作是我该做的,哪些不是我该做的。我做完自己的工作后,对于大部分同事的问题,只要我能帮助解决,我都去做。当时,Code Base中大部分代码我都看过。新人入职时,只要我有时间,我都给他讲解一遍。通过讲解,我自己也能得到成长。

工作的前两年,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十二点、一点回家,回家后也编程到挺晚。确实是因为有兴趣,而不是公司有要求。所以我很快从负责一个抽取爬虫的模块,到负责整个后端系统,开始带一个小组,后来带一个小部门,再后来带一个大部门。

当时我负责技术,但遇到产品上有问题,也会积极地参与讨论,想产品的方案。很多人说这个不是我该做的事情。但我想说:你的责任心,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动力,会驱动你做更多事情,让你得到很大的锻炼。

我当时是工程师,但参与产品的经历,对我后来转型做产品有很大帮助。我参与商业的部分,对我现在的工作也有很大帮助。记得在2007年底,我跟公司的销售总监一起去见客户。这段经历让我知道,怎样的销售才是好的销售。当我组建今日头条招人时,这些可供参考的案例,让我在这个领域不会一无所知。

我的创业初心

我很尊敬Elon Mask ,他不仅创办了TESLA ,而且还创办了一家叫Space X的公司,目标是革新太空科技,终极目标是人类能够在其他星球生活。

Space X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家私人向太空发射火箭并实现回收的公司,尽管在前沿领域里不断探索的过程非常艰难,身后甚至连跟随者都没有,但Elon Mask一直相信:只要理论上能够成立,理论上可以做到最好,那就应该去努力实现它。

我特别欣赏这种追求卓越和领先的勇气。年轻人创业,就是要去创造新的技术,做那些理论上存在但还没有实现的东西,给世界带来根本性的进步。创业,有人想的是要赚笔钱,有人想的则是要做件事,我觉得自己是后者。

如果你偶然发现青霉素能消炎,你是先考虑用它去救人还是赚钱呢?应该都是先想到救人。我也是一样。到了这个时代,有个性化的方式来推荐信息,我就想把它做出来。

如果我想卖掉这家公司,现在就可以拿到一大笔钱。但我奋斗的目标不是赚钱和享乐,支撑我的是自我实现,希望有更多的创造体验,更丰富的人生经历,希望遇到更多优秀的人。

现在的创业环境和以前相比已经非常好了,创业能取得多大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愿意做多大的事情。年轻人关键是立志高远,享受拼的过程,不自满,不懈怠。要把成功的目标,设定的尽可能远。

优秀年轻人的五个特点

后来,我陆续加入到各种创业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我跟很多毕业生共处过,现在还和他们很多人保持联系。跟你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一些好和不好的情况。总结一下,这些优秀年轻人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有好奇心,能够主动学习新事物、新知识和新技能。我有个前同事,理论基础挺好,但每次都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完就下班了。

他在这家公司呆了一年多,但对网上的新技术、新工具都不去了解,非常依赖别人,当他想要实现一个功能,就需要有人帮他做后半部分,因为他自己只能做前半部分。如果是有好奇心的人,前端、后端、算法都去掌握,至少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很多调试分析,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

第二个特点:对不确定性保持乐观。比方说,今日头条刚开始时,我跟大家讲:我们要做1亿的日启动次数,很多人觉得,你这家小公司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如果对此持怀疑态度,就不敢努力去尝试。只有乐观的人会相信,会愿意去尝试。

其实我加入酷讯时也是这样,那家公司当时想做下一代搜索引擎(最后也没有做成,只做了旅游的垂直搜索)。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的,我自己觉得很兴奋。我确实没有把握,也不知道怎么做,但当时就去学,就去看所有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最后也许不一定做成,或者没有完全做到,但这个过程也会很有帮助——只要对事情的不确定性保持乐观,你会更愿意去尝试。

第三个特点:不甘于平庸。走入社会后的年轻人,应该设定更高的标准。大学期间的同学、一起共事的同事中,有很多非常不错的人才,技术、成绩都比我好,但10年过去了,很多人没有达到我当初的预期。

很多人毕业后,目标设定就不高。我回顾了一下,发现有同事加入银行IT部门:有的是毕业后就加入,有的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加入。为什么我把这个跟「不甘于平庸」挂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很多人加入,是为了快点解决北京户口,或者得到买经济适用房的机会。

如果一个人一毕业,就把目标定在这儿:在北京五环内买一个小两居、小三居,把精力都花在这上面,那么工作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他的行为会发生变化,不愿意冒风险。

如果不甘于平庸,希望做得非常好的话,其实不会为这些东西担心,这很重要。我说不平庸,并不是专指薪酬要很高或者技术很好,而是你对自己的标准一定要高。也许你前两年变化得慢,但10年后再看,肯定会非常不一样。

第四个特点:不傲娇,要能延迟满足感。在这里举个反例:两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年轻人,素质、技术都蛮不错,也都挺有特点。我当时是他们的主管,发现他们在工作中deliver(传递)的感觉始终不好。

他们觉得其他同事做得不如他们,其实不是:他们确实可以算作在当时招的同事里面 TOP20% ,但他们觉得自己是 TOP1% 。所以很多基础一点的工作,比如要做一个调试工具,他就不愿意做,或者需要跟同事配合的工作,他就配合得不好。

本来都是资质非常好的人才,人非常聪明、动手能力也强,但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傲娇情绪。我觉得这和「不甘于平庸」不矛盾。「不甘于平庸」是你目标要设得很高,「不傲娇」是你对现状要踏实。

另一个例子是,当时我们有个做产品的同事,也是应届生招进来,当时大家都觉得他不算特别聪明,就让他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统计一下数据,做一下用户反弹之类,但现在他已经是一家十亿美金公司的副总裁。

后来我想想,他的特点就是肯去做,负责任,从不推诿,只要有机会承担的事情,他总尽可能地做好。每次也不算做得特别好,但我们总是给他反馈。他去了那家公司后,把一个用户量不足 10 万的边缘频道负责起来,越做越好。由于是边缘频道,没有配备完整的团队,所以他一个人承担了很多职责,也得到了很多锻炼。

第五个特点:对重要的选择要有判断力。选什么专业、选什么公司、选什么职业、选什么发展路径,自己要有判断力,不要被短期选择所左右。比如,原先有很多人愿意去外企,不愿意去新兴公司。

2006 年、2007年的时候,很多师弟、师妹问我职业选择,我都建议他们去百度,不要去IBM、微软。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出于短期考虑:外企可能名气大、薪酬高一点。虽然这个道理,大家都听过很多遍。刚毕业时薪酬差三五千块,真的可以忽略不计。短期薪酬差别并不重要。但实际上,能摆脱这个、能有判断力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来源:Datawhale 微信号:Datawhale

中国手机出海简史

文/哈那

来源:出海瞭望(ID:Globallinsights)

2015年4月,为推广面向印度市场推出的新机型小米4i,小米专门在新德里召开新品发布会,雷军亲自赶来站台。

这是小米第一次在海外举办发布会,考虑到现场有外国“米粉”,雷军在发言时特地秀了几句英语,结果那湖北仙桃口音十足的“Are you ok?”一出,台下就乐了。

后来,当这场发布会的视频在国内上线时,这段还被网友专门剪辑出来,成为了鬼畜恶搞视频的经典素材,在网络上广为流传。“Are you ok?”也就成为了雷军的名梗。被大家调侃时,他在微博上表示,“现在国际米粉越来越多,我确实应该把英语学好。”

不过,那时的雷军或许也没有预想到小米的全球化布局能够如此快速的推进。根据小米发布的最新财报,2020年第一季度,小米境外收入达248亿元,历史上首次,其境外收入贡献比例达到50%。财报发布的同时,雷军也正式宣布,小米成为了真正的国际化公司。

事实上,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国产手机品牌并不只是小米。目前,OPPO、vivo、一加等品牌的海外收入比例也已突破50%。

从以电子产业起家的制造业巨头到全新的互联网手机品牌,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这些从中国市场主动走出的手机厂商以中国出海新一代先锋军的身份,开始于全球地图上进行新一轮的跑马圈地。

过程中,部分品牌抓住了功能机到智能手机过渡、互联网崛起等时代机会,或以创新产品,或复制“中国模式“,试图于海外市场站稳脚跟。

从搭建线上线下渠道实现产品对外销售、到投资设厂实现本地化生产,中国手机品牌在海外逐步且愈发深入的推进全球化布局。在这个更多维度的市场竞争中,想要脱颖而出、不被时代淘汰的玩家们还更要以最快速度完成品牌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由此,占领新兴市场,颠覆传统市场格局,正面挑战全球手机霸主地位的国产手机品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属于中国手机品牌的大航海时代。

 1. 启航

国产手机出海的号角,由TCL正式吹响。

2004年, 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并成立了合资公司T&A。这起收购案背后,TCL欲凭借后者在销售渠道和技术上的积累,快速拓展自身的全球手机业务。当时,以阿尔卡特品牌手机为主力,TCL希望在2005年实现全年2000万台的手机销售目标。TCL通讯总裁万明坚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放出豪言,整合结束后,TCL将有望进入全球手机市场份额前五。

但T&A接下来的运营并不顺利。两套管理体系下人员沟通不畅、业务整合困难等种种因素影响下,这个新成立的公司经历了剧烈的人员动荡,诸多业务目标也难以推进落实。TCL财报显示,2004年,T&A共计亏损达2.83亿元。

在这种情况下,TCL不得不于2005年对T&A进行重组,以全资收购的动作获得其完全主导权。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TCL的手机业务基本实行双品牌战略,即在海外通过阿尔卡特手机品牌,以运营商定制路线进入欧洲、北美、中东、印度市场,国内则主打TCL独立手机品牌。

借力出海,TCL就这样早早开始了自己的手机出海之路。不过,彼时的大环境下,初期探索者的扬帆之路一定程度上颇为曲折。

千禧年前后,中国手机产品产业刚刚起步:1998年,中兴投入手机产品研发和生产;2002年6月,联想正式推出手机品牌;2003年7月,华为成立了手机业务部,涉足终端产业;2004年,专注智能终端产品研发的OPPO成立……

与此同时,这也是国内手机市场山寨机泛滥的时期。加上三星、苹果等国际手机巨头的高调进入,无论是这些新生的中国手机品牌,还是康佳、波导、夏新等曾经在国内功能手机市场占据一定份额的厂家均受到了冲击。

国产手机品牌不仅要想办法在“野蛮时代”中活下去,更要找到快速驱动业务增长的新引擎,以在国内手机市场争夺战中获得更多的弹药补充和腾挪空间。于是,拓展海外市场成为了不少中国手机企业的优先选择。

例如,从1999年就开始在印度布局的中兴凭借多年运营经验,以及与当地运营商的紧密联系,在印度手机市场的角逐中一度占得先机,2007年,中兴已超越三星、摩托罗拉,成为印度CDMA手机市场第一。这年3月,中兴手机全球单月出货量达到300万部。

彼时,康佳、波导等品牌也正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并且几乎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先从东南亚、印度等地理位置近,与中国经济往来频繁的国家或地区起步,然后再逐渐发展俄罗斯、日韩、美国等市场。

传音的出海路线则有些差异化。2006年7月,曾担任波导手机海外市场负责人的竺兆江创立传音。在国内手机市场竞争激烈,东南亚、印度的手机市场又因为中国玩家涌入而日渐拥挤的大环境下,传音选择了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土地——非洲。

庞大的人口基数、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不断提高的互联网渗透率,都意味着非洲的手机市场前景巨大,对当时既没有技术优势,也无渠道积累的传音来说,这里成为了理想的拓荒地。

2007年,带着已推出的手机品牌TECNO、Itel,传音正式进军非洲。就在这一年,中国的第一批智能手机出现。颠覆式的操作模式、极便利的使用体验,再加上运营商的大力推广,智能手机逐渐在国内普及开来。

从功能机时代到智能手机时代的演化,让国内手机市场出现大洗牌。在这个特殊节点,传统的手机霸主走向没落,新一代手机品牌快速崛起,并陆续加入到了出海浪潮中。

2009年,OPPO正式宣布进入泰国市场,并开始在这里复制国内打法。邀请当红明星代言、花大力气铺设线下渠道之外,OPPO在当地招聘了解本土市场的高管确保这套打法能够顺利推进。

较早的布局加上复制国内已验证的模式,OPPO顺利在泰国打开了局面。接下来,从2012年开始,OPPO又陆续进入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其全球化布局正式开始。与TCL相比,OPPO直接在海外以“中国模式“输出独立品牌,而这也成为了后续中国手机出海的主要形式。

在OPPO开始出海的5年后,它的同胞兄弟vivo在曼谷塔拉世贸中心大酒店举行首场国际发布会,高调宣布进入泰国市场。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仅一年时间,vivo在泰国已拥有2000多家合作客户和1000多名销售人员,并在泰国全境建设了20多家专卖店和15个售后服务中心。采用猛烈攻势成功在海外迈出第一步的vivo开始了自己的全球扩张之旅。

就在vivo称为自身国际化元年的2014年,刚刚成立不过4年时间的小米同样出发了。2014年初,小米进入新加坡;7月,小米进入印度;9月,小米进军印尼。不同于OPPO、vivo采用较重的线下铺设渠道的方式,凭借互联网销售起家的小米在出海初期同样延续了自己一贯的模式,并在更“轻”的状态下得以快速拓展市场。

加上一早便通过旗下基站或电子硬件板块在海外布局手机业务的华为、联想等品牌,至此,后续在全球手机市场逐鹿的中国玩家们已纷纷登场。序幕拉开。

 2. 鏖战

2015年前后,伴随着4G时代的来临和快速发展,国内手机市场迎来又一次大繁荣,而国产品牌在不断成熟中将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这一年,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国产智能手机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

该时期,国产手机品牌一、二梯队分化日益明显,在充足资金以及国内市场竞争中被验证的模式支持下,头部玩家们在海外市场加快了进军步伐,在各大主要市场开展起了近身肉搏。

以印度市场为例,OPPO、vivo在这里选择了像素级复刻国内打法,这是被媒体概括为“广告无死角轰炸和密集店面地面无缝拦截”的强资源模式。为此,OPPO、vivo从国内派出大量中方员工,并不惜成本在当地市场砸下资源完成人员、线下渠道等全方位建设。

曾有媒体披露,仅在印度市场,2017年,OPPO、vivo投入的资金就高达22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23.6亿元),一度,OPPO、vivo在这里分别拥有近7万家销售网点。“绿色和蓝色手机门店支配每条大小商业街”,这个曾经在国内城市中出现的景象在印度完美再现。

据腾讯《深网》报道,这一时期,为了争夺印度优质的广告资源,vivo甚至改变了当地市场的财务管理措施,允许销售在谈判时直接拿着空白支票,以确保最快速签约。此外,广受印度人欢迎的板球赛事也成为了资源争夺的焦点所在:vivo以3.3亿美元获得五年印度板球超级联赛冠名权,OPPO则拿到印度板球国家队五年的冠名权。

小米在印度则不仅仅是延续了互联网模式。在建设线上渠道之外,小米在印度也铺开“小米之家”门店并且与多个主要线下零售商达成合作,以确保对线下渠道的有力控制。与此同时,小米还在当地大力推广本地化,这就包括了本土工厂的建设。

2015年8月,小米与富士康达成合作,在印度建立了第一条手机生产线。本土生产有效降低产品制造成本,让其“性价比”优势得到了最大程度发挥,也实现了品牌在印度当地销量的大规模提升。2016年,小米在印度全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

就在这样你追我赶中,小米、OPPO、vivo等国产品牌在印度的市占率迅速提升。IDC报告显示,到2017年时,国产手机品牌在印度的市场份额已提升至53%,并包揽前五名中除第一名外的4个席位。

在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市场,类似的情节也在同时发生,而这也不过是国产手机品牌加速出海的一个缩影。Counterpoint报告指出,2017年全球每售出三部手机中,就有一部是中国品牌。而伴随国产手机品牌在全球市场一路高歌猛进,玩家们也凭借各自在产品、渠道、价格方面的特性,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优势阵地。

在强调“性价比”和线上线下相结合布局的战略下,小米印度登顶。2017年第4季度,小米凭借25%的市占率超过三星,成功坐上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头把交椅。根据IDC公布的印度2020年Q1季度手机市场份额,小米再次以30%的成绩拿下市场第一。

这已经是小米连续11个季度稳居印度手机市场第一。对小米而言,在这个全球第三大手机市场保持绝对领先,意味着在国内市场之外找到了另一个确保全球出货量增长的推动力。要知道,早在2016年,仅印度市场就贡献了小米当年全球出货量的四分之一(1000万台)。

华为在欧洲的优势明显。曾有媒体将欧洲形容为华为的粮仓,事实上这个比喻毫不夸张。凭借早期为运营商生产定制机的经历,华为在正式进入欧洲手机市场之前就已经与起主导作用的前者保持密切联系,拥有了渠道优势。

加上主打高端的品牌调性与欧洲市场相契合,以及对这个市场的绝对重视——华为旗舰机型几乎均是先于欧洲首发,使得欧洲成为了华为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据Canalys报告显示,2019年Q3,华为在欧洲出货量已达到1160万台,排名第2。

传音则在强势崛起中,成功加冕“非洲机皇”。正式进入非洲后,通过“接地气”地推出“四卡四待”、“特殊拍照美颜特效”、“超长续航”等特点的手机,传音满足了当前非洲市场用户的诸多需求,也因此大受当地人欢迎。2017年,传音就超过三星成为非洲最大的智能手机公司。

根据传音发布的报告,2019年,传音全年手机出货量达到1.37亿,在非洲市场的市占率达到52.5%,处于绝对领先。而这个出货量也让传音在全球手机市场的排名上升至了第4位。

此外,OPPO、vivo也凭借较早的布局于东南亚获得领先。但这样的领先并不意味着玩家们就此可以高枕无忧。特别是在中国手机市场高度饱和、出货量下降的现阶段,海外市场对中国品牌来说已不再只是一种补充存在,而是成为了竞争主阵地。

围绕着一城一池,玩家们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夺,深入对手腹地成为了一种常态动作。例如,2017年,小米开始了对欧洲的布局;华为在这一年也将东南亚设为重点海外市场;在欧洲站稳脚跟的一加手机进入印度市场后,迅速在高端机领域实现制霸。

但并不是每一次扩展都能顺利进行,不同市场意味着不一样的用户消费习惯,此时,“模仿该市场已有的头部选手再设法实现超越”也成了国产手机品牌们的必修课,在这种白热化竞争之下,子品牌的推出也让战况更为胶着。

2018年5月,OPPO宣布面向印度市场推出子品牌Realme,同样主打千元机型;2018年8月,小米推出独立品牌POCO;近年来,华为旗下荣耀品牌在海外表现也尤为抢眼……

国产手机行业在全球市场的逐鹿还在继续,并且在黑天鹅事件影响下格局仍在变动。

3. 洗牌

2018年12月29日,在致华为消费者业务(手机、移动宽带及家庭终端)全体员工新年信中,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定下2019年目标——超越三星,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NO.1。

这一年,凭借中国、欧洲、印度等市场的出色表现,华为在被美国市场拒绝的情况下依旧实现了惊人的增长。根据IDC发布的2018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数据,华为以2.06亿台手机出货量名列第三。

但在2019年,华为在海外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2019年5月,谷歌停止华为的GMS授权,这意味着华为产品将无法使用Google地图、邮箱、视频等基础服务功能,甚至不能确保APP正常运行。

此禁令一出,无疑为欧洲用户选择华为设置下了难以跨越的门槛,品牌市场收缩在所难免。数据显示,2020年Q1,华为手机欧洲销量同比下滑了35%。

小米、OPPO、vivo趁此时机果断出手,加大力度在欧洲市场扩张。今年Q1,小米在欧洲市场出货量同比增长了58.3%;OPPO2019年在欧洲的整体销量也实现了200%的增长。

这仿佛是昨日场景重现。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重启对中兴的制裁禁令,在此之前,中兴手机在美国市场出货量一直稳居前四。而此禁令发布后,中兴手机在美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迅速减少。与此同时,完成对摩托罗拉收购的联想成功依托前者的成熟外国品牌,实现了海外出货量的快速增长。

但海外受挫的华为并没有就此沉寂下来,反而实现了逆势上涨。

本周一(7月13日),华为公布了2020年上半年经营业绩:销售收入达4540亿元,同比增长13.1%。其中,消费者业务板块营收2558亿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15.9%,这样高增长的背后,华为手机业务功不可没。

根据Counterpoint公布的报告,4月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6937万台,同比减少41%。其中,华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1.4%,三星手机约为19.1%。这表明,华为已成为全球出货量第一的手机企业。

与华为的增长相对应的是其国内市场占有率的提升。Canalys的数据显示,华为的智能手机在国内的市占率一路从2019年Q1的34%上涨至2019年Q2的40%。也就是说,在海外市场受挫的华为通过强势拓展国内市场,实现了这次“绝境反击”。

但在华为的高压策略下,国产手机第一梯队选手为守住国内市场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今年,一贯主张以社交媒体实现口碑传播的小米也再次加大了营销力度。小米财报显示,集团宣传与广告开支由2019年Q1的2.96亿元增加至2020年Q2的8.51亿元,同比上升187.0%。

为了稳住国内市场,国产品牌的海外拓展节奏可能也将出现调整。而疫情的爆发也为玩家的全球之旅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vivo内部人士曾向媒体透露,品牌此前计划于今年向欧洲市场发力,但疫情影响下,很多项目已经砍掉,时间表或将延后。

更为现实的是,国产手机品牌的对手从来都不只是彼此,传统霸主三星、苹果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收复被抢夺的市场。台湾媒体曾报道,三星已要求供应商提前交付手机零件,以抢先在今年第三季度出货。

群虎环伺,对每个国产手机品牌来说,面前的路不进即退。而且,伴随各国5G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5G换机潮又将带来新的时代机会,谁胜谁负言之尚早。全球市场新一轮的厮杀已经开始,国产手机品牌已在加速奔跑。

她从深圳女工逆袭为纽约程序员,现在失业了

硅星人联系上孙玲时,她正在柬埔寨隔离中转,犹豫该何去何从。向前是孤注一掷前往美国,8千元飞纽约,在裁员大潮中找工作、保签证;向后是2万元飞中国,接受一个潜在的工作机会。

孙玲近乎“逆天改命”的故事一度刷爆全网:

她出生于湖南农村,12岁辍学,学过理发、干过农活,终于说服父母让她读完高中。她19岁高考失利,成为深圳流水线上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月薪2300元的一名女工。

靠着微薄的工资,她拼命攒下学费,上编程课,最终如愿获得了一份能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而后她自考深圳大学的本科,苦练英语,又用9个月攒了12万元前往美国留学。

孙玲就读的不是名校,但重视个人能力的美国科技行业接纳了她。孙玲毕业后如愿以偿成为了纽约的一名高薪软件工程师,年薪约合人民币80万元。

她没有杨超越式的机遇一夜成名,而是花了十年时间、尝试了一切可能,从高中学历的工厂流水线女工蜕变成纽约的高薪工程师,和象牙塔中走出的科技人才站到了同一个平台上。她的故事予无数人激励和希望。

然而,她的生活在今年被打碎了。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2020年,孙玲因父亲病逝回国,突如其来的旅行禁令让她无法返回美国,她被解雇了。失去了工作,她的签证宽限期只到七月底。

孙玲的遭遇引起了大量关注与共鸣,也是许多在美科技人才的缩影。硅谷超过七成的科技员工不是美国出生,支撑起科技行业的他们却正在被一步步驱逐:工作签证收紧,旅行禁令加重。很多人羞于开口讲述自己的困境,已经默默离开美国。

孙玲的微信签名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境:要心存善念,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打一场硬仗。

硬仗

当国际交通因为疫情而路路不通之时,孙玲却在中美两地之间飞了三遍。

孙玲春节回国一到机场就听说武汉封城了。此前很多人劝她不要回去,但她必须回国,父亲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可能是我陪父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

随着疫情进一步爆发,很快特朗普政府发布旅行禁令。身在中国的她争分夺秒飞回纽约机场,禁令已经生效,但她幸运地被海关放行。很多科技员工没有孙玲那样幸运,他们成为了第一批滞留海外无法返美的疫情受害者。

然而孙玲回到纽约一个月后,陆陆续续收到家人发来的信息,告诉她父亲的病情恶化越来越快,催她“快点回来”。

孙玲向公司申请了84天探病假期,公司那时就警告她:如果不能在假期结束前返回美国,你就会被解雇。申请流程还未走完,孙玲就毅然飞回了中国。

在她回到家的三天之后,父亲去世。村民们听说孙玲从美国回来,又有一场丧事要办,便纷纷给她打电话,让她去做检测、隔离。

孙玲在县城的宾馆里隔离了14天,甚至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由于父亲病逝,她的假期也变成了因私假期,缩短到只有30天。由于严格的旅行限制和限航政策,孙玲最终没能在丧父后及时赶回美国。

她被解雇了。

孙玲陷入了迷茫,短短一个多月之间,父亲去世了,工作没有了,美国回不去。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她开始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转山玩,“他们玩什么我也会跟着玩,跟小朋友待在一起,我觉得比较容易开心一些”。

很多人曾问孙玲人生的最低谷是在什么时候。她觉得不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时候,不是咬牙攒下十几万元出国留学的时候,不是那些辛苦工作学习的日日夜夜。

她告诉硅星人: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我人生低谷的一个时候。

自从出来打工之后,她觉得生活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很多人认为她经历了很多,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但对她来说,到了那一个阶段,就做那一个阶段的事情,是一种“顺其自然”。

她甚至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确实付出了努力,但是都获得了回报。这个就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都付出那么多努力,却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

可是这一次,疫情蔓延与国际政策都不由她个人左右,前途渺茫,似乎真无力与天争。

美国低迷的就业市场已经让外籍员工失去了依托。美国雇主原本告诉她,如果她能够回到美国,就可以立即重新雇佣她。可是她发现,前往美国的中转路线一度关闭。直到五月底,孙玲才发现从柬埔寨转机这条路线,各种中转攻略、互助群也成熟起来。

当孙玲确定了回美国的路线,询问公司能否再次雇佣她时,公司却告诉她“没有客户公司,没有岗位”——疫情已经断了无数人的美国工作梦。

孙玲在领英上发文章求助。她不知道失去了工作之后,她的实习签证是不是连入境美国都会被拒绝。

枷锁

外籍员工是科技公司的重要支柱:2019年,谷歌获批了2678人的H1B签证,亚马逊获批3026人,Facebook获批1518人,微软获批1701人……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硅谷71%的科技员工都不是美国出生。

然而工作签证一直是美国外籍员工身上的枷锁。在美国收紧一系列签证政策之前,实习签证OPT的累计失业天数不能超过150天,工作签证H1B失业后,必须在60天内找到新的工作,逾期就是非法滞留。

今年外籍科技员工更是胆战心惊: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威胁收紧签证政策,终于停止向海外的工作签证申请人发放签证。一些曾经为了保留签证而在公司挂靠的外籍员工,发现续签都遭到了拒绝。

人们更加担心这只是前奏,OPT实习签证续签会不会也被收紧?今年新的H1B签证还能不能签发?

一些硅谷科技员工向硅星人表示决定回国,一些人则考虑前往加拿大。在美国的失业裁员大潮下,被裁员、难再就业、签证难以续签、被迫离境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是针对中国外籍员工,美国似乎对全球外籍员工关上了这扇门。

很多科技员工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被裁员之后,有段时间孙玲晚上睡不着,每天精神状态都不好,学习效率又很低,如果能够学习专注两个小时内已经很不错了。

她开始在国内求职、面试,国内的面试难度也在加大。有朋友还告诉她:“国内加班真的很严重,严重到你没法想象的一个程度”。

孙玲知道自己的状态不稳。电话面试之后她就患得患失。“只要是自己哪里说的不太好,意识到如果哪一方面有缺陷时,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好,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小电话都会打击到心态。”

在低谷中,孙玲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有时候我真的会很讨厌我自己,因为一天下来学习都不在状态,就会觉得怎么会那样子,一看到那些人那么厉害,技术也很厉害,然后再就拿那些优秀的人跟自己对比,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会很打击自己,很鄙视自己。”

有很多人受到孙玲的经历鼓舞,燃起希望努力去突破自己人生的困境。也有人质疑她:“你不就是外包员工。”

这让她更加渴望努力去获得一份大公司的工作:“我也是心里想得到外界的认可,自己还没有成熟到,‘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心里还是渴望大厂认可,成为一个正式员工,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孙玲的实习签证原本还可以再续签两年。在疫情发生之前,她原本希望充分利用这两年时间探索可能性、探索她能有所作为的工作,然后决定在美国还是回中国发展。

这次在签证失业宽限期将满之前,她决定至少要尝试返回美国。

“我就想如果去美国发展,冒一下险折腾,我觉得我都可以承受。最后如果真的是发展不下去了,花很多钱回国,那也没关系。但至少我已经试过了,多给自己多创造一些可能性。”

选择

孙玲在领英上发布了自己的遭遇、寻找工作机会。很多人帮她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很多人联系她,表示即使不能为她做什么,也会给她鼓励的话语。

这些鼓励也让孙玲振作起来:“这些东西都很打动我。然后又让我去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愿意来鼓励我,我如果还是处于那种比较消极的状态,我都对不住自己,也对不住他们。”

有人安慰孙玲:“你要相信世界终将会走出无知和偏见,全球还有其许多伟大的国家,好的机会,澳大利亚永远欢迎你。”

一名加拿大籍工程师给孙玲留言,表示自己也经历过这种糟糕的签证问题,但是“美国的工作机会值得你费尽这些周折”。

在美国出台政策,停止向海外申请人发放工作签证后,吴恩达等众多科技领袖抨击这类政策。很多人回忆当初都是拿着一张工作签证在美国工作,最终才有机会成为了企业家、CEO。

孙玲还是拿到了两个无薪实习的职位,这样的职位不能帮她续签OPT签证,只能帮她入境美国。在柬埔寨隔离期间,孙玲也通过了一家国内一线大厂的所有技术面,如果收到了录取,她犹豫是否应该就此掉头返回中国。

孙玲很想念纽约平静的日常生活:

“早起,然后去公司阅读两个小时,上一天班回去之后,晚上还可以去玩飞盘,周六的时候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喝酒吃肉。虽然可能在美国没有这边没有中国的朋友多,但是很安逸美好。”

“平静有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孙玲说曾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要付出所有去美国留学,就为了拿那个学历。“我说不是的,那个学历在国内也不会太被认可。”

对于孙玲来说,去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份非常牛逼的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找不到,她还是会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她所看重的,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如果真的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真的没有一个好工作,只能是去做一些临时或者是为了生存的一些工作,我觉得我也是可以调整自己去做那些事情,去做那份工作。”

她渐渐找回了正常的状态,在柬埔寨隔离的十几天中,她每天起床之后就学习、健身,在酒店里面只有吃饭、学习、睡觉三件事,有时晚上做一些面试。

“办法总比问题多,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即使可能情况没那么好,没那么完美,只要能生活下去就好了,就是我的一个最低的要求了。”

在这场时代浪潮中,她可以甘于平凡,却不能甘于平凡地溃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硅星人(ID:guixingren123),作者:CJ,编辑:Vicky Xiao

消失在视频大战中的男人们:从优土到爱腾

作者/翟文婷

来源/新芒daybreak(ID:new-daybreak)

原标题:消失在视频大战中的男人们

传言腾讯视频要跟爱奇艺合并,不论真假,这大概是长视频领域最后的余音。优爱腾末路的说法,不止一天两天。

你们见过共享出行、共享单车的混战、血拼,也迎来终局。视频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有的只是前仆后继的出局者。

王微、古永锵、周娟、李善友、陶闯、刘岩、张洪禹、杨伟东……对于喜新厌旧的互联网而言,这些局外人的名字可能已经陌生。

他们曾经两两相争,是男人之间真正的对决。明争暗斗,闹上法庭。还夹杂着婚变、人性对抗。这是一部视频创业风云史。有人套现离场,有人被迫转型,还有人身陷囹圄。

把他们踢出局的人,如今也面临被出局的风险。

孙忠怀和龚宇,腾讯视频和爱奇艺的掌门人,长视频的唯二剩者,分别手握1亿付费用户,却没法笑到最后。两家公司依然在亏损,依然没有绝对安全,版图在被新的敌人日渐蚕食。这是真正的无限游戏。

放眼望去,视频是涌入玩家最多的赛道。从草根创业者到互联网高管,从顶级VC到BAT,堪称豪门俱乐部。但这个行业的畸形之处在于,这些最大流量平台,最大制作公司,在拼体量和规模的基础战争中,都没有真正赚到钱。

玩单反穷三代,玩视频一直穷。

他们先是学Youtube,又拜Hulu为师,之后追随Netflix。中国玩家始终在模仿,从未能超越,也没有品尝过真正的胜利。这个行业变得不再有趣。

直到张一鸣和宿华改写战场,在短视频领域原创成功,还发现日进斗金的命门。他们身后是先驱之体铺就而成。胜利是结果,不是商战的最终目的。

Round 1:王微VS古永锵,诗人与银行家之间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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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网2005年成立,优酷则晚一年。

然而,那两年诞生的视频网站有200家。优酷当时赶超的对象是一家叫六间房的网站。红杉资本用脚投票,认为中国的Youtube应该是56网。割据混战,掉队出局,土豆和优酷成为一段时期的领跑者。

两家公司日常态势是,体量相差无几,明争暗斗。因为《康熙来了》的节目版权和盗播问题,优酷把土豆告上法庭,求偿上亿。

那个时候土豆和优酷都是视频网站,核心用户在PC端。他们拼流量,拼带宽,拼版权。因为早年复制Youtube,都是UGC模式,品牌商不愿投放广告。一入视频深似海。只烧钱,不赚钱。

土豆网创始人王微有两句著名的短句,至今流传。一句是土豆网的Slogan,“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另一句是,“UGC是工业废水”。

没有算法推荐、没有直播带货。空有流量,没有变现。这正是当时视频网站的时代窘境。

但媒体更热衷于把两个创始人的参数配置放在一起做对比。

土豆创始人王微身上的标签是,文艺男青年,理想主义,散漫自我。他在创业,更要追寻人生的意义,要活得有趣。排话剧、写小说、谈恋爱。外界对他身上文艺细胞的放大,就像当下对罗永浩道德卫士的刻画。

优酷创始人古永锵的关键词是,擅长战略、财务专家,谈判高手,老辣、果决。没有兄弟,没有亲信,工作严谨,结果导向。

这个阶段,创业者的个性还被重视、剖析、咀嚼。他们眼里,彼此的重要性胜于大势。再往下走,人的因素微乎其微,资本的机器碾平一切。

土豆和优酷Battle的结果,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古永锵胜出。但过程远比想象中更曲折,好故事往往难有好结局。

土豆网比优酷早6天提交上市招股书。第二天,王微当时的妻子提起离婚诉讼。突如其来的婚变,导致土豆38%的股份被冻结,禁止转让。

结果是,2010年12月8日,优酷顺利赴美敲钟,当天创下继百度后最大交易量,市值30亿美元。古永锵几乎是从美国一路吃回来的,喜不自胜。几年后的战局来看,古永锵也高兴得早了点。视频这场超级马拉松,选手每次撞到终点线都是错觉,总有更强的敌人于无声处惊雷。张一鸣追求延迟满足感,是有道理的。

土豆则因为创始人离婚官司缠身,错过最佳上市时机。2011年8月17日,勉强流血上市,市值仅7.1亿美金,与优酷已不再同日而语。土豆网路演第一天美股就暴跌,加上当时中概股被做空,顶风IPO更多是要给投资人一个交代。

从美国敲钟回来,王微避不见人,只接受少数媒体采访,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来日方长”,收到最多的祝福是“好事多磨”。

优酷土豆先后上市,排名老三老四已然不抱希望,因为一个行业最多容纳两家上市公司,赢家通吃。在“并购大王”包凡的从中斡旋之下,2011年56网作价8000万美金卖给新晋上市公司人人网。

红杉资本点石成金,在视频时代只投了56网,后来还卖给人人网,当时看是颗粒无收,如今看是躲过一个大坑,顺利上岸。换个视角,拉长时间,老问题有新答案。

上市后的土豆也没能逃过被并购的命运。

戏剧性的是,如果只能被并购,土豆最理想的对象是新浪。虽然王微之前被新浪晃点过,但这仍然是他最好的出路。而如果一定要收购,优酷的第一选择是爱奇艺。古永锵跟龚宇曾同属搜狐,完全可以再续前缘,共图大业。

最后,互不情愿的两个仇敌最后却走到一起。

在成为基金创始人李世默和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符绩勋的主导下,土豆和优酷寻求合并的可能性。据说第一轮会议,王微毫不知情,都没受邀参加。2012年,优酷土豆合并。王微出局。那一年,他38岁,开始“追光”。

46岁的古永锵,以为自己扫平了战场。移动时代来临,新换的牌桌,游戏规则也变了。

Round 2:古永锵VS龚宇,两个搜狐COO之间的对决

优酷土豆相继上市,有人判定局势无力回天,转身离场。还有人认为,机会尚在,携带重金,赌上身价性命,决然入局。

其中就包括资本大鳄孙正义。2011年初,上海的一家视频公司进入他的视线。PPTV,一个视频客户端,跟优酷土豆的网站模式全然不同。这个投资案例被演绎的故事是,孙正义跟创始团队聊了2.5个小时决定投资2.5亿美金。

PPTV有种天选之子的幸运感。彼时孙正义在中国仅出手三次,前两次是阿里巴巴和人人网,第三次就是PPTV。

结果是,团队开始膨胀。疯狂挖角,盲目设立项目,甚至试探机顶盒这样的高压线,两年时间即从高空坠落。孙正义试图请他的老朋友阿里伸手接盘,价格没谈拢,阿里婉拒。最后PPTV被苏宁云商和弘毅资本联手拿下,算是一个体面的退出。

CEO陶闯出局后,先是转身做了知卓资本,以投资人身份示人。几年后,又涉足自动驾驶。江湖再也没有他跟孙正义的传说。

同期还有一家视频客户端PPS,于2013年5月被成立三年的爱奇艺并购。这场现金交易,没有太多波澜和声量。投资方和创始人都退出,至于两个公司的整合问题,龚宇描述得云淡风轻,“最多30天足矣。”

这个行业的先发优势微乎其微。优酷赴美上市八个月前,隶属于百度的爱奇艺从零开始,四年后就成为行业最大黑马,晋级为优酷最大的敌人。在一些关键指标,他们都宣称自己是行业第一。视频进入优酷VS爱奇艺时代。

龚宇,创过业,做过搜狐COO,是被百度万里挑一选中的“创业型经理人”。他是爱奇艺的操盘手。古永锵也出身搜狐,历任CFO、COO。两个师出同门的队友,成为最大的对手。

从这时候开始,视频网站摇身一变成为最大的制作公司。优酷的《晓说》、《侣行》一度被认为是视频自制的典范;爱奇艺则有马东工作室,后来重金挖角高晓松,都想复制搜书视频的《屌丝男士》那样的爆款。

他们还是电视综艺节目的豪横买家。挑起事端的正是爱奇艺,2亿元打包买下2014年湖南卫视5档节目。就连龚宇当时也承认,综艺竞购大战,“我们难逃罪责。”

爱奇艺的翻身之仗不是凭借任何一款综艺节目,而是《来自星星的你》。这部国内电视台不愿播出的韩剧,爱奇艺将其运作成一个病毒式营销案例。剧中的经典台词“炸鸡和啤酒”至今都是网络热词。爱奇艺还成功赌赢另一部韩剧《太阳的后裔》。

独播、爆款是爱奇艺的核武器。视频网站每打开一个盲盒,都不知道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用户跟着内容跑,行业重复建设,没有创造新的价值。

看上去,龚宇是个儒雅、随和的好好先生。但他对视频这个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不惧竞争,反而为此兴奋。他明白,只有市场大规模迁移,后来者才有新的机会。“一定有玩家退出或转型,参与者数量减少,市场集中度却提高,剩下的每一家回报就更大。”

优酷扫平PC端战场,爱奇艺借移动浪潮上位,成功躲避了群雄混战,又保存了实力。出场顺序就是这么重要啊。

有人将爱奇艺的逆袭归于百度靠山的作用。这个说法忽视了百度在电商、支付等领域的失败案例。移动时代,百度尚且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保全爱奇艺。

爱奇艺在PC端80%的流量是百度贡献的没错,但在移动端,大量的起步用户来源是靠手机预装完成的。转型移动,优酷有沉重的PC端历史包袱,古永锵也没有大笔投入做预装买量。

2014年4月发生一件事,视频格局变得更复杂。那就是阿里战略投资优酷。

创业8年,上市4年,古永锵不缺经验,行业地位犹在。但是他缺流量,更渴求一座心理靠山。吞下土豆,优酷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战争不但没有结束,烈度反而变强,战场也转移到移动端。永无宁日。

阿里给优酷土豆的溢价很高,据此阿里构建了大文娱板块。资本市场却反应冷淡。

2014年龚宇说,之后视频行业走势主要看团队。决策要正确,不能犯大错;绝大部分策略大家都能想到,胜败就看执行力。他判断,视频再拼杀个一两年才能分出胜负,这样大家才能心平气和去做适合自己位置的事情。

两年后,不但胜负未分,相反爱奇艺遇到新对手。淘汰赛变成擂台赛,BAT轮流坐庄。其余人只剩围观的份。

当时有个值得玩味的现象。BAT的视频团队中,只有优酷的经营权和所有权都被管理层所掌握。也就是说,只有优酷的管理团队是公司的主人。这被认为是BAT博弈中,很微妙的一个因素。

问题是,唯一的主人古永锵已生退意。

Round 3:龚宇VS孙忠怀,两个富二代之间的对决

玩视频,心要大。

迄今为止没有哪家视频公司宣称盈利。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说,即将盈利,听多了就是“狼来了”的故事。盈亏平衡是奢侈,亏损是常态。这个行业不是靠产品和技术取胜,资本开路。自身缺乏造血能力,常年贫血,只能靠输血。烧钱不是无底洞,而是黑洞。

用户有黏性,没有忠诚度。哪里有好剧,就往哪里跑。同质化问题严重。规模最大化是最好的出路。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谁与谁合并的消息传出。每个玩家都在寻求结盟,却又不希望自己是被合并出局的那个。

2014年,优酷寻求与巨头结盟,除阿里外,示好的还有腾讯。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仿照搜狗模式,腾讯将视频业务交给优酷,以资本连接的方式不失掉视频这块业务。果真如此,这轮出局的是腾讯视频的团队。

刚刚走马上任腾讯视频CEO一年的孙忠怀,连夜赶往香港,立下军令状,誓死不退。此后才有优酷转投阿里的故事。

火星文化创始人、前56网总裁李浩曾分析,如果当时腾讯与优酷结盟,视频之战的终局也就锁定。

但2018年5月,孙忠怀在朋友圈否认了此事。他说,“当年所谓腾讯视频与其他公司合并是不存在的,总办只是借此激将,好让团队在激烈竞争情况下也依然能坚定独立运营、大力发展视频业务的决心。事实证明总办的激将法是对的,我们在压力下,把自己逼上梁山,最后终于走上今天正确的道路。”

1973年出生的孙忠怀,2003年加入腾讯,是腾讯网第一任总编辑。此前他曾在网易和TOM在线担任过内容总监。在腾讯的第10个年头,40岁的孙忠怀被任命为腾讯视频负责人。他的前任是刘春宁。

腾讯视频2011年才起步,一开始不温不火,市场份额、用户活跃度落后,连老三老四都谈不上。腾讯视频背靠中国最大的流量平台,巨资购入版权内容,之后发力自制,冲击会员,外界见识到了腾讯的收割能力。

2014年之后,视频格局是这样的:阿里之优酷,腾讯之腾讯视频,百度之爱奇艺。BAT呈三足鼎立之势,除此之外寸草不生。行业洗牌,赛局重新开始。

BAT都不缺钱,资本问题被扫平。这时候重新回归人的因素。

上市后的优酷,财报好看也是一大压力,收缩战线,减少成本投入,做大营收。开始逐渐掉队,最终让出了行业老大的位置。

如果细数优酷犯的错,当然不止这些。合并土豆后继续双品牌运营,没有集中精力搞大一个平台。移动时代,没有投入买量,做大用户规模,被爱奇艺弯道超车。在与巨头结盟的时候,没有做出让步,选择腾讯。李浩说,“如果你真的就开始想干一家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就应该选腾讯。”

但是没有如果。

2016年4月,接受阿里战略投资两年后,优酷土豆集团私有化。参与股份回购的只有阿里集团和公司管理层。也就是说,优酷成为阿里集团的一个子公司。阿里集团CEO张勇曾在一次内部会上复盘,他认为阿里2015年最重要的布局之一就是收购优酷。

私有化后的优酷,古永锵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兼CEO。当时他还言之凿凿,三年后要带公司重新上市。他本人不会退。当年年底,古永锵即卸任上述职务,退居幕后,出任阿里大文娱战略和投资委员会主席,协助张勇制定大文娱产业长期发展及投资布局战略。

这一年也是古永锵创业整10年。当时他津津乐道的是,每天早晨散步,中午以素食为主,下午5点后不再吃东西。这些习惯让他的身材保持得不错。

原优酷土豆高管杨伟东接替了古永锵的位置,据说当时他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手上优酷的股权全部折成阿里股份。并入阿里大文娱后,优酷除每年有一个热门作品,总体表现平平,在偶像大爆发时代接连错过几档爆款综艺。2018年12月,杨伟东因经济问题协助警方调查而离开。

优酷的势能不再。战争变为腾讯视频与爱奇艺两个富二代之间的对决。

2015年6月,《盗墓笔记》开播。此前,爱奇艺会员付费用户数约500万,该剧播出后,会员增速陡增,一年时间会员数就增至2000万。

同年,腾讯视频与TVB、HBO、华纳等平台合作,购入大量港剧、美剧。孙忠怀说,“随着我们采购的资金越来越大,对制作公司的话语权越来越强,自己可也可以组盘子做了。”腾讯几乎是在版权购买、自制节目、做大会员数几个环节同时发力。

Netflix的成功也让他们开始讲述会员故事。

2018年3月爱奇艺在招股书修正文件中宣称,其付费会员规模已经达到6010万。仅一天后,腾讯视频公布其付费会员数是6259万。如今,双方付费会员数均已破亿。付费会员与广告并驾齐驱,成为视频公司能拿来宣誓行业地位的最好说明。

而会员付费的业务模式是,你有多少独家优质IP的体量,它是吸引用户为此付费的核心原因。继续玩下去,这又是拼资源、拼资本的耐力游戏。

然而时异境移,行业整体走向不因谁居首而发生根本转变。长视频消费时长不断被短视频蚕食,未来的战场早已属于抖音和快手。

即便是长视频领域的争夺,仅有5000多万日活,1000多万付费用户的B站,市值已经超过150亿美金,距离爱奇艺166亿美金仅一步之遥。但爱奇艺可是坐拥1亿付费用户啊。

于是,腾讯爱奇艺有意识地抱团取暖,他们共同开发《庆余年》,共同约定超前点播的二次收费模式。如今,传言他们不敌头条系产品压力,要走到一起了。

如此一来,15年视频战争史也就走到尾声。优爱腾彻底成为历史。

人体细胞是有记忆的,哪怕某些经历的外显记忆已经消失,我们的身体却不会忘记。

商业世界的细胞只会选择性记忆。要么你成功得耀眼,要么死去得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