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文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范丁梁

2021-03-16 10:3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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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记忆》，[美]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著，季大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736页，138.00元
《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记忆》，[美]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著，季大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736页，138.00元

隐匿历史学家作为写作主体的身份特征，消解历史知识诞生与传播的个性驱动，回避过去与现在始终彼此施力的双向关系：这样的时代已然成为过去。受过最新的历史思维训练、善于在一切实体化的历史产品背后捕捉历史意识的当代史家，现在坦然承认，在历史与生活之间，在时代性与专业性之间，在“活在史中”与“以史为业”之间，始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取向下，如何与作为当代人、时代见证者、同时也是对待历史之行家的自己打交道，就成为了历史学家思考的重要主题。
不过，揭开职业的面纱，将自我主题化和历史化，大概是历史学家要处理的最大难题。先撇开如何将更愿缄默不语的自我坦然示人的情感障碍不谈，撇开如何在元反思的层面将理性主义、存在主义、建构主义和自我表现的意志等等思维模式互相融合的方法论技艺不谈，对于学者而言，把个人生活对象化的第一步就是一件棘手之事。如果一位学者在职业生涯的晚期想要为自己的智识发展写一个世俗化的故事，想要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创造力和影响力，想要说明自己继承了什么，学到了什么，遗留下什么，那么他应该讲述什么事情？就此而言，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1926-2016）在《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中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回答。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
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

一位历史学家的生命主题
弗里茨·斯特恩，一位1926年出生在德国东部城市布雷斯劳的犹太人家庭、1938年为逃离纳粹统治而移民美国、以研究近现代德国史见长、与美德两国众多学者和政要关系密切的历史学家，撰写了一本“有偏好的人生回忆录”，试图揭示德意志政治共同体的五个不同历史形态对其人生的塑造（第11页）。事实上，斯特恩撰写的德国不是五个，而是六个：威廉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联邦共和国、民主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斯特恩的回忆从一战前的威廉帝国开始。这是一个他不熟悉但“了解最透彻”（第14页）的德国，因为这个德国是他作为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或许也是影响他最深的德国，因为1914年前“被毒害了的德国的黄金时代”（第662页）中的市民文化传统形塑了他的个性。回忆以布雷斯劳这个1945年后归属波兰、改名为弗罗茨瓦夫的城市告终，该市大学在2002年授予斯特恩荣誉学位，把“过去的一部分”还给了他（第685页）。
在超过六百页的篇幅中，斯特恩记述了曾祖辈和祖辈作为受教育之德国犹太中产阶级的群体特点，这个家族和他个人庞大且声名显赫的社会交往网络（其中包括哈伯、爱因斯坦、魏茨曼、赫尔穆特·施密特、玛里恩·登霍夫等人），那些德意志土地上惊天动地的当代大事对这个家族的裹挟，他们的勇气与反抗，他个人的职业选择、社会交往和公民参与，他对德国历史的远距离观察、对德国现实的近距离审视和切身介入。这位历史学家本质上拥有一种双重生活：消极不祥的“德国的过去”与前途无量的“美国的现在”。不过，他在书中涉及到的个人生活史明显是不完整的。成书之际，他在美国生活已超过六十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超过四十年，但这些岁月并不是这本书的中心。在本书中喷薄而出的生命主旋律是：斯特恩与德国之间那条纽带的无情丧失与漫长重建。
斯特恩身上有两个主要身份标签：犹太裔和德国史研究者。这一群体的历史学家，有的选择将“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历史悲剧”作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生命主题。索尔·弗里德兰德尔（Saul Friedländer）的两部自传《记忆何来》（When Memory Comes，1979）和《记忆何往》（Where Memory Leads，2016）或许是其中最深刻的自述。不过，斯特恩的人生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虽然他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美国人，但他始终信仰并且捍卫德意志文化中的欧洲核心，他始终关注德国历史中连续性与偶然性力量的交锋。他很少使用“认同”这个词，而更喜欢“家”和“家乡”的说法。他的家乡是布雷斯劳和欧洲，尤其是欧洲作为一个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光辉”（第567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斯特恩经历了一场持久的回乡之旅。《记忆何来》
《记忆何来》

不过，尽管斯特恩自称与德国实现了和解，但是他人生的决定性经验是他在童年所感受到的威胁、伤害和生活世界的崩溃。它们就像平坦大道上的小石子，时时会在那些非私人的叙事中露出尖锐锋芒。当他谈及勃兰特1970年的东德之行，以一种微妙的语调描述“爱尔福特的公民视他为英雄，给了他盛大的欢迎……对他着迷”时（第355页），当他对1983年东西德联合庆祝马丁·路德诞辰五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感到震惊”时（第447页），当他评价魏茨泽克在1985年5月8日发表的演讲，称大多数德国人不想承认“德国人在战争结束时面对的道德和物质上的毁灭是德国人自己造成的”“这个真相”时（第569页）：读者或许可以感受到，他对德国人的那种细微保留始终未曾逝去。
但恰恰是在这种无法彻底被抹去的抗拒感背后，斯特恩又一再展现出专业训练和职业信仰下的自持与克制。他承认自己“以某种方式妖魔化了”那个驱逐了他的国度（第258页），也“为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地仇恨德国人而感到羞愧”（第283页）。因此，当他讲述自己的行动，当他把自己当时的感受与稍后的认知相比较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他的叙述是扣人心弦且独具魅力的。
毫无疑问，斯特恩是一位左翼自由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一再提到自己有“介入型观察者”（spectateur engage/engagierter Beobachter）的倾向。这个头衔最初是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自我评价，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后来也如此自我定位——这两人恰好也在斯特恩的交往网络中。像伏尔泰或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通常用对自由、平等和公义等抽象普遍价值的论述来介入政治领域，从而批判权力、控诉不公、保护受害者。相比之下，以“介入型观察者”而行动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任务是参与到时代主流的公共话语中去，确定其主题并且影响其指向。对于个体本身所根植之周遭生活现实的“介入式观察”虽然不是直接插手政治，但它以内在的参与为基础，这种参与的强度绝不逊于直接的行动干预。达伦多夫认为，对于身为“介入型观察者”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自由有时比平等更重要，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对政治和社会的“鸟瞰”。在《我的五个德国》中，可以细致入微地看到这种“介入型观察者”的人文专家社会干预模式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用历史点评时政，或者向公众提供历史。斯特恩凭借一个在自主的知识世界——历史学界——赢得的学术权威，去增加了他在政治世界的行动效用。
自我史的曲径与通幽
《我的五个德国》有一个非常恰当的副标题“历史与回忆”。把回忆与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表明了这个文本的书写策略。一方面，回忆让历史变得更生动。斯特恩坦言，记忆可能是错误的、失真的、为了迎合某种自我认知而被修饰的。但无论如何，记忆将唤醒过去的戏剧性，唤醒过往的感受。在历史与记忆的对照、牵扯和冲突中，历史鲜活了。另一方面，回忆录的视野必然会远超个人的经历与体验，指向更宏大的历史。对于斯特恩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对大历史的侧面观察永远是那么富有吸引力。私人历史与公共历史的纠葛，塑造了这本自传的模式和风格。因此，它的副标题可以像德国作家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自传一样取名为“对一个时代的观察”，或者可以像托尼·朱特（Tony Judt）的自传式对谈录一样取名为“思虑20世纪”。
不过，要在世界历史与个人生活之间把握平衡，绝非易事。在这一点上，斯特恩的处理也并非毫无瑕疵。有时候，当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政策、阿登纳时期、冷战、两德分裂、民主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时，他的个人生活隐匿在宏大的历史场景后，几乎要荡然无存。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时常像在参加斯特恩教授的小型私人研讨班《德国和欧洲现当代史》。相比之下，霍布斯鲍姆在自传中也描绘了“一场20世纪的人生”，但他的叙述更致力于探索自我在历史生产中的作用。如果从意图来解释的话，斯特恩的编排也许是因为这本书是为美国读者而写的，要向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德国史背景知识。《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

斯特恩的这本著作或许无法令一些历史学家满意。正如斯特恩对自己研究的判断：他有时会忽略历史中“无名的民众的力量”，而过分聚焦于那些杰出人物；因为他始终坚持，“历史也是个人的戏剧，那些时代的产物塑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第453页）。他的回忆录也把自己的人生作为一场戏剧来书写。当然，这是一份动人的证词，是对自我的确证。可是，它似乎没有在自我反思上往前再走一步。有人会说，这是一本自传，但还不是“自我史”（ego-histoire）。1980年代从法国兴起的“自我史”书写，希望将自传与自我史明确区分开来。虽然两者都要展现生活与研究之间的关系，都要将历史学家自我历史化，但自我史要求一种最高层次的主体性，它要求将“活在史中”与“以史为业”融为一体后重新发现这个主体的行动内核，要求展现这个内核在元理论层面——不仅仅是元史学——的各种假设和定义及其对行为的切实影响。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历史学家要试图将所有自己喜欢的历史研究方法——尤其是批判性方法——用在自己身上。在这个层面上，斯特恩未尽全力。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无法将这个文本作为学科反思的质料来看待呢？德国历史学家卢茨·尼特哈默尔（Lutz Niethammer）在《自我史？还是其他的回忆尝试》（Ego-Histoire? Und andere Erinnerungs-Versuche, 2002）中曾质疑“自我史”的行事方法：这是不是一种“对自我的建构”？这种“创造性”的源泉在哪里？是不是只有那些有明确自我意识的人，才是更理智的人？除了读者，谁能够真正成为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从史学诞生之日起，历史学家就在塑造自己的权威。修昔底德使用“信任目击证人”的方法，宣称对自己使用的材料“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塔西陀和撒路斯提乌斯都使用“不怒不苦”（sine ira et studio）的行为准则，前者宣称自己“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后者宣称自己“已经不再有所希求，不再有所恐惧，不再有派系的偏见”。但对主体性的强调，已让这些方法失效。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则言：
我想要自己看上去就呈现为我自身立场中的相对真理——比如我的祖国、我的宗教信仰、我的政治信仰、我的时代——允许我保有的样子，不多也不少。但史家必须有勇气坦承这种局限，而且想必令史家可以安心的是，有限和特殊之物要远比一般和最普遍之物更丰富、更众多……客观的不偏不倚，是不近人情的。人性其实就是必有偏向。
德罗伊森的表态直指历史学家的人性，但这不是要将历史学的主观性拔高到毫不设限的地步。他的用意是：历史学家的权威不是要以“不怒不苦”而求得永恒且普遍的历史知识；历史研究的前提是“要意识到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学家的权威就建立在一个职业群体将生活世界历史化的能力及其自我完善上。就此而言，任何自我史文本的产生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分析工具。只要有一个“自我”应召而来，已是一种成功，即便它像歌德所言，是一个“诗与真”的混合体。一位历史学家“确证性”地思考和展现自我，与他“批判性”地解构和重构自我相比，并不必然呈现一个弱主体性。前者是曲折的，但它也通往一个真实的——如果不是一个更真实的——自我。而这样的探索，必然会给学科后备力量以启迪。
当我们翻过一本本自传，翻过一本本回忆录时，那些以前只能通过作品去对其加以认识的历史学家们，作为活生生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叙述的体裁可以多变，自我感知的模式可以不一而足。重要的是：当历史学尽力地描画、深刻地剖析这世界的人性时，有人爱他；当历史学坦然地展现、努力地反思自我的人性时，会有人更爱它。
责任编辑：于淑娟

一

　　 我多年以来只会做一件事：读哲学，教哲学；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哲学这个词像“文化”一样，到处用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哲学，这种箴言人人都懂，人人都可以起而去做；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也是哲学，那本书里满纸是没几个人读得懂的公式和推导，跟我们的行为做事也没什么关系。随便打开一本哲学导论，你立刻看到十几种关于哲学的定义，从“揭示世界的本质”和“探究最普遍的真理”，到“反思自己生活的意义”。每个人还可以自己另外总结出几种来。

　　 我相信，哲学的确没有唯一正确的界说。虽然如此，本文还是想试试回答“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只是聊备一说，读者若能由此得到些许启发就好。

　　 先哲告诉我们，哲学旨在探究事物的所以然。你知道很多历史掌故，知道每个月物价的变化，但你不一定知道历史兴亡的缘故，不一定知道物价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知识多的人博闻强识，但只有懂得道理，知其所以然，才算得上真知。当然，知其然是知其所以然的基础，要懂得事物的道理，先要知道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大哲学家净是些博学君子。先哲有时也强调得鱼忘筌，甚至声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不过，这并不当真是说无须了解世界就能明理，只是在强调哲学旨在明理不在博学。天下的事情，有些是有缘故的，有些只是偶然发生。你开车追尾撞了别人的车，这多半只是个偶然事故，追尾当然是你的责任，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但若交警问你：“你为什么撞人家的车？”你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考试做错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忘记钥匙放在哪儿了，一时失言冒犯了另一位客人，这些事情只是偶然如此，没有什么深层原因。当然，你也可能是有意撞人家的车，或有意说冒犯人的话，这些事故背后就有可以探究的缘由。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林林总总，历史学家爬梳历史事实，略过那些无关紧要之事，发现那些意义重大的事情，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

　　 我们会想，探究物价变化的原因是经济学家的工作，探究行星如此这般运行的原因是天文学家的任务，都跟哲学没什么关系。不过，这是今人的想法，从前，人们并不严格区分一门一门学科，凡探究重大事物背后道理的工作，笼统视作哲学。这倒不是古人分不清何为经济，何为天文，而是因为天下的事物尽管五花八门，但它们背后可能有着同样的道理。重物抛到天上会落下来，火星环绕太阳转圈，每天有潮涨潮落，这些事情看似毫不相干，但在牛顿力学里，它们都由同一个万有引力理论得到说明。据此想来，只要我们向更深的道理追问，各种事物的所以然就会连成一片。

　　 说到底，哲学的最终目的并非探究此一事的所以然彼一事的所以然，而是要通过探究这些具体的所以然，最终达乎世界的深层原理。亚里士多德把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加以发展，土向下运动，火向上运动，水和气在土、火之间运动，这四种元素的本性说明了世上万物的运动。四元素理论不只是物理学理论，希波克拉底把四元素说改装成四种体液的学说，用来解释人的生理、心理、病理。古人相信，人理和物理是相通的。按照苏格拉底的想法，一切明理，归根到底旨在“认识你自己”。直到哥白尼，自然的道理仍和人世的道理掺在一起，他论证日心说，所列的一条理由是：低卑者环绕尊贵者转动才合道理。

　　 统摄万事万物的道理是最高的原理，研究这些最高原理的学问，叫作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里，万理归一。亚里士多德哲学是个无所不包的大体系，他的《形而上学》研究世界的根本原理，《物理学》研究自然界的根本原理，《伦理学》和《政治学》研究人和社会的根本原理。亚里士多德的大体系，虽有沉浮，但在此后的一千多年，大致作为标准的真理体系被接受下来。

　　 二

　　 当然，像亚里士多德体系这种无所不包的大体系不可能没有瑕疵，后世学者不断在这里那里发现漏洞与错误，不过，直到伽利略才从根本上质疑这个体系。笛卡尔、牛顿等人群起响应。经过这批新哲人的努力，诞生了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诞生的故事一言难尽。这里要说的是，新哲人对所以然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本来在多种多样的意义上问一件事情的所以然。我们问钟表的指针为什么转动，得打开表盖，查看里面的齿轮发条，这里问的是钟表的机制；我们问武松为什么杀死潘金莲，问的是他的动机。前面说，你开车追尾，交警不会问你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追尾的动机，但是交警可以在另一意义上问为什么，比如车速过快或刹车失灵。究竟有多少种为什么，至少得写一篇博士论文来加以讨论，不过，我们大致可以把为什么分成机制和理由。顾城把妻子杀了，就算刑侦人员把他怎样实施谋杀的每一个细节都调查清楚，甚至生理学家把顾城当时的内分泌变化都调查清楚，我们可能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古人追问事物的所以然，并不把机制和理由分得清清楚楚，这多多少少是由于，在古人看来，事物之所以具有这样那样的机制，本来是有理由的。这有点儿像我们在研究生物机理时的想法，长颈鹿为什么脖子这么长？我们是在问长颈鹿脖子越来越长的机制，但这个机制背后还有一个进化论的理由。而伽利略革命的一个根本之点，恰恰是要把机制和理由区分清楚。伽利略明确宣称，科学只问事物的怎样，不问事物的目的和理由。前人把这两种所以然混在一起，结果，对世界的认识始终含含混混，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从前，天下形形色色的道理是通过理由连成一片的，现在，科学放弃了对理由的追问，但科学并非退回到零零星星的所以然。科学也追求整体性，不过，这个整体不再是网络式的融会贯通，而是建筑式的层层还原。世界这个大机制的最基础的一层是量子物理学，其上是化学，其上是生物学，其上是生理学，其上是心理学。每一个层次的所以然，由下一个层次的所以然来解释。粉笔为什么是白的？因为粉笔是由碳酸钙做成的，碳酸钙吸收红外波段和紫外波段的光线，不吸收可见光，所以，各种可见光都从粉笔反射回来，合在一起就是白色。为什么碳酸钙只吸收不可见光呢？因为原子和分子所吸收的光子的能量必须与它们自身能量级别之差相应。为什么原子和分子的能量级别是离散的？这要用描述原子和分子行为的波函数方程来解释。

　　 这一层一层构成了世界的整体机制，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大机器，这个世界机器没有目的。天下的事情不再被分成有些事情有缘故、有道理，而有些事情只是偶然如此。在一个层面上偶然如此的事情，从更基础的层面上看，其实“必然如此”。你好像偶然忘记钥匙放在哪儿了，但我们可以在潜意识里找到遗忘的原因。

　　 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这还不仅是说，现代工业没有哪个部门不依赖科学，而且，科学使我们对世界有了崭新的理解。然而，在科学所刻画的世界里，没有理由，没有目的。从前，世界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就像我们的家园。现代人常感叹意义的失落，原因多种多样，但我们现在对世界的整体理解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能为此责怪科学。科学旨在求真，有目的就是有目的，没有目的就是没有目的。草生出来是为了喂羊，羊长肥了是为让人大快朵颐，人是世上最高级的存在，上帝造出这个世界来为人服务，这种想法不管多么令人安慰，却并不怎么靠谱。

　　 三

　　 今天还有没有哲学？如果有，还是不是从前的哲学？

　　 从前，哲学探究世界的所以然，是把事物的机制包括在内的，如今，这部分工作完全由科学去做了。早先，哲学家通过道理的推衍来设想宇宙的宏观结构和物质的微观结构，科学则通过严格演算和实验来确证这些。今天，人们要了解这些事情，一定去请教科学，不会再听哲学家的玄想。在提供世界机制理论这项任务上，科学早已取代哲学，何须霍金今天来说哲学已死。

　　 但关于事物机制的思辨从来不是哲学的主体。哲学探究事物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尝试贯通这些道理，一开始就不是出于纯粹求知的冲动，而是通过求知领会人生的意义，解答“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要是不知道人这样做那样做的道理，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行为；要是不区分有道理的行为和没道理的行为，我们就失去了判别是非曲直的基础。哲学思辨上穷碧落下黄泉，却始终维系于苏格拉底为哲学提出的核心任务：认识你自己。

　　 在这个核心处，今天的哲学与古代哲学仍一脉相传。并不因为有了科学，山川草木就成了一些只可由科学加以研究的机制；斗转星移，春华秋实，仍然是我们了悟道理的源泉。实际上，“认识你自己”从来不是指盯牢自己的肚脐眼，我们只有在广阔天地中才能达到真实的自我认识。万物并非只因为能为人服务才有意义，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它们自在存在，我们悠游栖居在自在的江山之间，生活才有意义。世界如果变成了只供人利用的资源，人自己也失去了意义。

　　 科学并不取代哲学，但科学的确改变哲学。我们今天不再能够用假想的“高贵野蛮人”来论证自由的价值，不再能用行星的圆形轨道来论证自律的必要。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和自律只是一些没道理的偏好，而只意味着我们必须为自由和自律提供更加切实的论证。人类生活不可能离开说理，只不过，有了科学作为参照，哲学获得了更加明确的自我意识，意识到没有什么还原方法可以把我们领到不移的终极道理，贯通道理的目标并不提供终极的世界图画。还原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建筑隐喻不属于哲学，道理以网络的方式联结，哲学是一场生生不息的对话。

　　 选自陈嘉映新书《价值的理由》

近日笔者接受多家境内外媒体约稿或访谈，就北京两会关于修补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提出具体看法及相关预期。内地媒体通常侧重民族大业、国家繁荣及地区安危，而令人尴尬的是，境外媒体则更倾向于打探和诱引敏感事宜从而获得想要的回应。如今的香港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所谓民主自由和意识形态及政治倾向那么简单。大量事实和发展迹象表明，香港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社会结构已经并正在为境内外反动势力持之以恒瘫痪政府做乱香港提供多维度便利空间和各种机制之可能。

香港内忧外患，发展举步维艰

作为事实上的主权国家，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始终一贯依照基本法，恪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不少港人于是产生幻觉，仍以为香港是个独立国家甚至想入非非沉醉于大英帝国时代。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随着前苏联解体，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其霸权思维在全球蔓延和推广，“颜色革命”之火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延烧不息。香港缺少免疫力。在学界、商界、民间乃至政府，一股妖风正有形无形漫卷港岛并且企图寻求北上。

两年来，香港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静过。从暴乱到巷战，从街头到校园，从立法会到高等法院，本土分离派系在域外反华势力煽动和操纵下，试图撕开现行选举制度漏洞渗透特区治理架构，损害民生福祉。日夜喊杀呼号和熊熊燃烧汽油弹告知人们，香港病的不轻，甚至已经患了绝症。熟视无睹不行，用药轻了亦无用。既然反对组织不识时务一意孤行，那就只能刮骨疗毒，自痛自受。

香港版“国安法”被迫出台，果然药到病除，黑暴做鸟兽散。作为香港政治制度的核心构建，选举机制随着时代变化和形势发展逐日弊端显现，其漏洞和瑕疵越来越抵御不了政治寒露和潜在风险。削薄门槛蓄意被践踏，给政府决策和日常施政造成困扰，从而对特区发展和国家安全形成威胁。天下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绝对完美和一劳永逸，“爱国者治港”必须有健康制度支撑，唯因应变化与及时修补选举法，方行稳致远成就未来。

北京决定修法，主流反应积极

全国人大5日通过重新构建并增加对特首选委会赋权，深度改革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政治局常委韩正6日上午参加港澳政协委员联组会。他希望通过完善选举制度促进香港政治环境稳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破解住房及贫富差距等深层次矛盾。大副委员长王晨表示，对选举要素适度调整，可扩大均衡有序政治参与和更广泛代表性。以“决定+修法”方式，通过咨询研究，以法律方式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表示，“爱国者治港”标准并无争议，完善选举制度并非刻意剔出任何人于制度之外，而是包容各方面声音，而多种声音的共同目标就是积极为香港发展作出贡献。

香港立法会认同完善选举制度可理顺宪制秩序。多名司局长相信立法会议员提名更加有序，议会多年的荒谬困局必将破解。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中华总商会、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及各政党各界别发声支持全国人大有关决定，认同“爱国者治港”是现实之需。紫荆研究院随机民调1078港人，逾8成赞同中央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法律界学者认为通过增加议席丰富政治光谱，在坚守基本法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傅健慈教授指出，依据宪法31和62条，国家对香港完善选举制度拥有无可置疑事权。结合香港现实状况和地方法例，修订基本法附件1和2有益于管制架构稳定运行。

北京两会涉港议题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关注，各国主流反应积极正面。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威廉-琼斯分析，部分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刻意通过给香港年轻人负面影响而蓄意制造麻烦。香港特殊的开放文化源于历史，英美元素纷至沓来，中国核心底线不该被跨越，所以修缮选举制度是发展优质民主的重要探索也是确保香港长治久安明智之举。3月5日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46届会议上，白俄罗斯代表70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涉港问题立场和举措，强调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预。

负面杂音依旧，影响力度锐减

香港有大学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修法将削弱香港多元政治包容性和民主程度。行政经验丰富的管治阶层、社会精英和学术高阶“弃暗投明”。专家认为，不应过度诠释修改选举法。效忠自己国家是公职人员必须遵循的政治伦理，修改选举法可维护港人权利亦为外国投资提供保障。国安法通过时抗议声浪高涨，引起世界关注，而选举制度改革，西方社会审美疲劳，他们会意识到所能做的已经不多。社会安稳，民生福祉如今对香港乃至全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迫切。美国务院发言人抨击选举改革是对自治权“直接攻击”，欧盟对外行动署就此亦发表所谓声明。美国传统基金会顺势将港澳2021“经济自由度指数”剔出评级。“经济日报”及“明报”社评认为此乃意识形态偏见，冀望做好自己并改革已存弊端。

民主发展没有统一标准和固定模式，但科学的选举机制则有利于兼顾大局促进团结，实现良政善治，反之，一哄而上，没有取舍，不仅产生政治争拗，而且严重撕裂社会。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俄罗斯皆因地方选举而社会动荡。英国殖民香港150年，28届历任港督无一例外并非港人所选，港人参政议政更是奢望。美国大选所衍生的骚乱及暴力亦说明其选举制度未能与时代同行，给民主政治带来负资产。西方国家此次对涉港议题反应审慎，表明美国对盟友影响力业已下降，亦隐含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或在痛定思痛，忙着更新和升级自己的选举系统。据悉，美国3日众议院刚通过一项大规模选举改革方案，而英国治下地方选举制度，包括自治程度最高的苏格兰地区亦为英国中央政府所决定。

不乏境外媒体包括小语种媒体近日电话采访表明，对北京出台修正和完善选举法倾向质疑，担心造成香港乃至国际社会不良反应及严重后果。有香港本土反对派与域外反华舆论鼓噪起舞，借机抹黑唱衰一国两制。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梁志祥认为，今次对香港选举制度予以修缮，目的在于堵塞过往漏洞，避免2019年“修例风波”后令香港弥漫黑暴。修改香港选举法并非推倒重来，而是依据宪法、基本法和国安法予以附件调整，从而因应香港现实环境。黑暴分子及反对派里通外国，为虎作伥，迫使国安法快速落地，已经为后续系列改革提供了前奏。中央政府步步为赢，反动势力节节败退，充分说明隐忍和苟且并不能为港人带来希望和福音，亦佐证了邪不压正“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规律。

国家规划出台，港府任重道远

学界认同香港和国家应该有良好的宪制关系。只有利用好国家发展大战略，才能汲取香港人自我发展动力。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数十年研究发现，中国现代化是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突之结果。从解放生产力到鼓励创新力再到强化组织力，中国40年积累，效应外溢伴随传统文化复兴，已经在亚洲及全球范围内全面发展并为人类提供共享和机遇。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达到6%，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接近1.5%。香港在特殊历史阶段，没有理由在自身利益和全球发展重要节点上顾及左右，未识时务必将错失良机。

国家十四五规划设置8个约束性指标，人大会议审议规划中涉及港澳议题。支持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功能，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中外文艺交流中心，深化与内地合作，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十四五规划是香港发展契机，也是历史转折点。美“时代”周刊网站2日报道，十四五意味着为期一周的政治盛会将被诸多长期计划所充盈，其中包括2035宏大远景目标。两会期间专家预期仍有更多内需措施出台以回应稍前推出的双循环战略，此举料将为提振经济拉动消费提供条件。

“财富”杂志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在投资、商业及经济等领域对内地具体高度依赖性。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有利于香港长远规划和调校经济船头，从而避免民生受困和经济搁浅。一个人，一个地区抑或一个国家，在历史长河中，均需要经历各种淬炼和考验。善走需得途，善谋需谋制。香港正在浴火重生，接受时代大潮荡涤。有观察家预言，北京两会过后，相信特区政府将直面更多不同性质之挑战。不过，每经历一次洗礼均可能遭遇阵痛，其间自然亦少不了一时焦虑，或者难以短期适应。

任何事物发展变化皆有其规律性，不管何时何事均需高瞻远瞩，放眼未来。贪图捷径，必唾弃。离经叛道，必殊之；世纪瘟疫抑或政治纷扰，疾风暴雨过后，必将乱云飞渡更从容，一切终究归于淡定。然而，爱国者入围，反中者出局，未必意味着高枕无忧和一劳永逸。后选举制度改革时代，特区政府如何因地制宜，科学地制度性设计，构建最大化民意管治团队，满足不同社会阶层民生民主发展诉求，最大限度在科技创新，湾区建设及对外因应上寻去突破，进而以法律形式确保香港50年后半程遵循初衷以保持制度连续性和稳定性均会构成新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正是港人最大预期及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之更高要求。

作者｜8 字带路人

来源｜8 字路口（ID：crosseight）

1956 年 9 月 18 日，北京往北 46 公里。

这里是明代十三个皇陵之一的定陵。七个农民打扮的人站在这里。

他们即将要干一件事。这件事，每个中国人基本上都想干：

挖开皇帝的陵墓，进去探险。

此前，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找到定陵的地宫入口。成败在此一举。

在这道入口前经历了一段长长的，尴尬的沉默之后，他们最后抓阄决定了先上的两个人。

在场的还有两个特别的伙伴：

一条黄狗和一只大公鸡。

那是他们在附近的村里买的，用来探路。

先放狗。

这条原本很温顺的黄狗，被拽到地宫门口就一直冲着里面狂叫，就是不肯进去。

然后他们从洞口扔进了鸡。

但是鸡马上扑棱着又飞了回来，似乎看到了什么神秘而可怕的东西。

这就难办了。几个人面面相觑。

不怪他们不敢直接下去。一年多前，他们刚决定要挖十三陵不久，附近就发生了雷劈死人的事儿。附近村民纷纷传言，这是皇帝在地下显灵了。

又有传说，皇帝的墓里面都是机关：飞刀、暗箭、毒气，碰到就死不说，谁知道里面会不会有死不瞑目的殉葬宫女啊。

而且，这里面埋的还不是一般的皇帝，是有名的万历。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他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整整在位 48 年。

他 10 岁登基，21 岁就兴师动众为自己修建这个陵墓，光选址就用了两年半。

一修修了 6 年多，花费白银 800 万两，相当于国库两年的全部收入。按照现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 20 万亿算……

这座陵建成以后，万历就 20 多年不上朝，在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连余秋雨老师都听说了，写道：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测他躺在榻上抽了几十年的鸦片烟。

此刻站在地宫门前的几个人当然不知道：几十年后，会有一位学者在大洋彼岸写出大名鼎鼎的《万历十五年》，风靡中国。

不过，就算当时《万历十五年》已经写出来了，对他们也未必有用。

因为可能根本读不懂 —— 这几个人的平均学历不超过初中。

没什么文化、农民打扮、傍晚时分在皇陵地宫前打洞、用狗和鸡探路…… 任何人看到他们，都会判断：这些人是盗墓贼，还是不怎么专业的那种。

你要是这么想，那可是错了。

他们是正儿八经的国家队。

01

这次空前绝后的挖掘行动，可以追溯到一个人和一本书。

1948 年 8 月，吴晗的《朱元璋传》初步定稿了。

吴晗是胡适的学生，从读书时就醉心明史研究。这本《朱元璋传》他从 1943 年在西南联大时开始写，这次是增补。

舵手阅读了吴晗的这本《朱元璋传》，感触颇多，特地约见吴晗，深谈一夜。

一年多以后，吴晗发表一篇文章回忆这次见面：

…… 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我有知识分子的洁癖，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

在我的《朱元璋传》里也浓厚地透露出这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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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4 月，已是北京副市长的吴晗又开始重写《朱元璋传》。后来他自己说，自己在这部书里：

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指桑骂槐，对这位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进行了过分的斥责。

《朱元璋传》的修订前后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吴晗作为一个明史研究专家显然不仅满足于此，他大概想要找出更多实际的史料来证明自己。

机缘很快来了。

1955 年 10 月 9 日，是一个周天。一大批文化人和领导到十三陵郊游。

当时秋高气爽，一行人在长陵东侧野餐。身在这里，大家聊天的话题当然离不开十三陵。明史是吴晗的领域，他自然说得最多。

聊着聊着，吴晗突然当着大家的面对郭沫若说：

郭老，长陵（朱元璋儿子朱棣的墓）这么雄伟，里面肯定会有很多珍宝来陪葬，说不定还会有很多壁画和绝版的古书，咱们把它挖掘开，搞个地下博物馆，好不好？

郭沫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直接对吴晗说：那你就负责起草个报告给总理，请求批准吧。

两位文史专家都热情高涨。当天离开长陵之前，他们已经在商量写给总理的报告具体内容以及找谁署名等细节问题了。

这个推进速度，很难说吴晗和郭沫若是突发奇想还是早有此意。

10 月 15 日，一封关于申请挖掘长陵的报告已经递了上去。

报告最后的署名除了郭沫若和吴晗还有四位大咖：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科院历史专家范文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

这些人都是吴晗在这不到一周时间里联系的。

在他们的设想中：

十三陵能够成为世界名胜，媲美金字塔。而且挖掘十三陵建立博物馆不仅可以填补明史研究物证的空白。

更能让世人感受到什么是封建主义、为什么会被推翻。

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挖清代皇陵更合适。

但是当时末代皇帝溥仪尚在世，直接挖人家祖坟明显不合适。

吴晗也遇到了反对的声音。反对最强烈的是当时的文物局局长兼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和实际主持考古所工作的副所长夏鼐。

夏鼐跟吴晗是清华的老同学，为这事亲自去找过吴晗，劝他不要急于这项发掘。理由是：

现在考古工作很忙，发掘长陵并不是当务之急，可以暂缓。

热情满满的吴晗和郭沫若毕竟还是学者，但是这两位却是实实在在主持考古工作的，清楚当时中国考古的情况。

很多考古专家都去了台湾。中科院考古研究所 1950 年才成立，真正的研究人员只有 8 人。

其中能做导师指导工作的只有四个人，就包括夏鼐自己和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再加上技术员一共才 14 人。

这基本就是当时整个国家的考古力量。

而当时全国基本建设如火如荼，郑州、洛阳、西安这种城市，随便扩展一下城区搞个工地就可能发现文物和遗址。全国的考古人员过去支援这些地方，还不一定够。

整个 50 年代，这些人要一边全国跑着进行挖掘保护工作，一边为了应对人才不足的问题还要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在这种情况下，长陵的发掘确实是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的。

而且郑振铎作为文物局的局长，对当时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之薄弱十分清楚。

安徽等地把大量的古书拿来入炉造纸，国家命令禁止也无济于事。甚至有明代的刻本书被用来卷鞭炮，理由是：

这种纸做出来的鞭炮格外响。

但是显然，老同学夏鼐和郑振铎都没能说动吴晗。

两周之后，周公批示：原则同意。

至此，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挖掘皇陵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

也是唯一的一次。

02

1956 年，吴晗主导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开始为挖掘工作做一系列筹备工作。

缺乏专家、缺乏经验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最一筹莫展之际，工作队甚至拿着介绍信到监狱里找盗墓贼帮忙。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他们找到的那个盗墓贼一听是来问这个的，说话都结巴了：

我…… 我只盗过一个王爷墓…… 我就是个石匠，他们把我带下去…… 有个石头门，我就帮他们撬石头……

最终他们发现，长陵挖掘难度太大，于是先试掘定陵，也就是万历皇帝的墓。

1956 年 5 月 17 日，定陵发掘工作正式开工。

考古队成员带着行李和铁锹、镐头、竹筐、扁担、绳子等工具住在附近的村子里。由于人手不够，他们还在附近村里雇了一批民工。

皇陵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发掘，谁都没有经验，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道地宫大门在哪里。所以考古队只能先挖一条探沟，长宽不定，从上面切开试着找。这就像是 ——

医生只知道病人肚子有病，但是确定不了具体症结在哪里，只能把肚子切开来找。

考古工作听起来高大上，其实日常工作就是挖土。而且初期不确定下面情况时，挖土也要小心翼翼，用小铲子一点一点挖，进行得十分缓慢。

直到 1957 年的四月份，探沟已经挖到了长 50 米，宽 3 米，从左边切中了隧道。在 2 米深的地方，他们挖出了一块石头，上面写着：

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五尺。

工作终于有了进展。队员们明白，他们离万历皇帝不远了。

出于对皇家和陵墓的双重敬畏，从定陵挖掘之初，附近村子就一直人心惶惶。

8 月底的某一天，附近三位村民到大殿中避雨。三人坐在地上说着话，突然一个雷劈下来，一位靠近柱子的村民当场死亡，另外两位受伤。

这件事引起了轰动。一时之间，皇帝显灵报应的说法传遍了附近。

后来，工作人员在大殿里装上了避雷针。

9 月，隧道内的土清理完毕，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事实证明，地宫里面没有飞刀暗箭也没有毒气，只有长长的墓道和整块汉白玉制作的大门。

进去之后，大家谁也不敢出声，一个跟着一个往里走。

经过前殿、中殿和左右配殿之后，他们来到了主殿。

棺床之上，三个硕大的朱红色棺椁阴森森地摆列着。

三个棺椁平放着都有一人多高，楠木制作。周围还有很多木箱，摆放杂乱，有些东西已经散落在外面：玉器、盔甲、宝剑、凤冠、金银器皿…… 都是皇室的宝贝。

历经四百年风雨，在清朝和民国、北洋、日本侵略等几个朝代都被保护得很好的定陵，就这样被打开了。

3

正中间的就是万历。

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在地宫里躺了几百年之后得以重新见到世人。

但是他们不会想到，等着他们的却不是后人的瞻仰和敬畏。

而是更为彻底地死去。

03

挖掘四百年前的皇陵毫无疑问是大事，消息出来之后，立即引起全国甚至世界的关注。

除了一直参与的吴晗和夏鼐，还有诸多国家领导和文化名人前来参观定陵。

当时地宫还未公开展览，能来参观是一种殊荣。而且只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才能前来采访，其它新闻单位一律拒绝。

外国人就更不行了。

当年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看到外国记者拿着望远镜在定陵后面的山上往这边看，就跟后来他们又一有风吹草动就堵到某个医院门口似的。

每每这时他们就会感叹：

你那望远镜再好，还能看到地宫里去吗？这些老外，咳……

冷清的定陵这么热闹了几个月之后，比挖掘更难的工作开始了：清理。

没有恒温恒湿装置，没有科学复原设备，考古队就这么开始了，整个地宫内最先进的现代设备，大概就是一台小型发电机，用于发电照明。

最先清理的是孝靖皇后的棺椁，因为她最后进入定陵，中间经过一次迁移，棺木损毁得最严重。

开棺之后，工作人员先看到的是一床鹅黄色的织锦，上面绣着清晰的「寿」字和经文，颜色清晰可见。

下面盖着黄缎夹被，旁边是成匹的织锦，卷成卷，两边用红线捆着，还有白棉纸的字条，上面写着：臣 XXXX 敬上。

这些字都是用毛笔写的，当时看得清清楚楚。织锦有些虽然腐烂了，但是颜色还很鲜艳。可惜只保持了一会儿。

风一吹就不行了。

当时的设备简陋到什么程度呢？工作人员连橡胶手套都没有，手直接跟这些葬品接触。

一位工作人员连掀带抓清理完最后一层棉被后，用手一碰，孝靖皇后的肚子还是软绵绵的。

吓得他扭头就跑。

当天晚上做梦，孝靖皇后那穿着黄色锦缎袄的肚子一直顶在他脑袋上。

第二天再去仔细查看才发现，软乎乎的不是肚子，是还有弹性的黄缎袄。

棺内有许多珠宝首饰。孝靖的头发还没有腐烂，戴着许多金银簪子。她左耳上戴着一个玉兔耳坠，兔子的红宝石眼睛在黑暗里能放出闪闪的红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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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棺椁旁白的箱子里，除了金银珠宝，还有木俑，即木头雕刻成人形，代替真人陪葬。

木头的材质比金银更不易保存。当时西方国家的处理方式一般是放在零下 200 摄氏度的温度中脱水，然后放在玻璃箱中保存。

但是当时的定陵没有这个条件，只能采用土方法 —— 把蜡放到锅中熔化，再把木俑放进去进行 “蜡炸”，但是依然没能阻止变形。

万历的棺椁最为完好。由于太大，打开之后，工作人员即使在旁边放上凳子也无法进行操作。无奈之下，他们在周围搭起木架，上面放上木板。

人趴在上面探身进去清理。

还够不到的，用凳子托着，把人吊在棺材里。

想象一下，趴在一个死去好几百年的人上面，时刻面对面，还要伸手到他身上拿东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从万历梓宫里清理出的随葬品无疑是最丰富的。除了成捆的织锦，还有龙袍、金锭和金冠。

经过近 10 个月的时间，1956 年 7 月底，定陵地宫基本清理完毕。9 月，新华社向世界正式播报了新中国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

随后，万历地宫的殉葬品在故宫神武门向社会展出，郭沫若、吴晗等人参加了剪彩仪式。

同时，定陵自己的博物馆也在加紧筹备，对殉葬品进行修补、保护和复制。

有两样工作最为重要：万历帝后的尸骨复原和大量织锦的处理保护。

苏联科学院人种学研究所整形修复实验室主任格拉西莫夫当时正在中国，听说以后主动找来请求参与尸骨修复。

在这之前，这位专家已经帮北京博物馆修复制作了古人类头骨模型。

但是政治原因，被拒绝。

最后，负责复原三具尸骨的是：

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

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另外两位雕塑的老师觉得万历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所以他们修复出的万历帝后是这样的：

万历戴着瓜皮金丝帽，左腿长，右腿短，手握皮鞭；两个皇后穿红着绿，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面目凶恶。

就是剥削农民的大地主和地主婆的样子。

对于织锦的处理，采取的是用软化剂之后装裱。软化剂效果有限，更重要的是，当时负责装裱的工作人员没有专业知识。

沈从文当时已经被迫离开了文学创作，改行研究古代服饰。他特意来看，发现装裱起来的织锦都是反的。

一问，工作人员大概不认识他，还不懂装懂：

丝织品不都要看反面么？

沈从文脾气再好这次也没忍住：

织品更要看正面，如果看反面结构留下一两厘米就行了，这整匹都是反的，分明就是装裱的错误！

拂袖而去！

沈从文回北京后不久，郑振铎和夏鼐就知道了织品损坏的消息，痛心疾首。更严重的是，受定陵挖掘的刺激，各地都跃跃欲试，准备挖掘皇陵。

二人心急如焚，上书表示此风不能长。万幸，周公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制止了这股挖掘皇陵之风。

但是定陵更大的悲剧已经开始。

04

1956 年 9 月 30 日，定陵博物馆宣布成立的当天。办公室主任指示一位参加了发掘的民工：

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那么原来的就没用了，你带几个人把它们扔了吧。打扫一下地宫的卫生，准备接待领导。

扔了吧。

扔了吧！

民工一脸迷惑：扔了？怎么扔？往哪扔？

主任坚持着：对。扔了。听我的，劈开扔了。

老实巴交的民工劈了几下，觉得这事儿不能干：

我们辛辛苦苦快三年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要把万历的棺椁找到研究么？现在就在这里，为什么反而要扔了？

他想不通，也舍不得，扔下手里的东西走了。

主任哼了一声，继续招呼来几个警卫。最后，三口棺木被从高墙上扔下，滚入山沟中。

几十年后，这位主任面对采访时说：

当年我是请示了领导的，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怎么敢做这样的决定？

只不过后来追查起来，就没有人承认了，我只能自认倒霉。

这位主任当时不知道，他下的这道命令，背后竟是七条人命。

那天三口棺材被扔下山之后，被附近村民发现之后一抢而空。

其中有一堆老夫妻，说要用这么好的木料给自己打两口棺材。

结果，第一口打好之后，老妇人突然去世；第二口打好之后，老爷子也很快去世。

棺材用上了。

捡到棺椁木料最多的是一对夫妻，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当时他们正在山坡上，看到这么上好的金丝楠木，立刻就找人拉了回去，做成了大柜子摆在家里。

某个星期天的下午，夫妻二人收工回家，到处不见孩子们。

最后在那个柜子旁边看到了四双小鞋。打开一看，四个孩子都已经身亡。

报警之后，公安经过调查鉴定，得出结论，孩子们系缺氧而死。四个孩子最大的 12 岁，最小的只有 5 岁。

旁人推测，应该是几个孩子钻进去玩，打闹间盖子落下，外面的挂钩合上了。这样里面无论怎么挣扎都打不开出不来，这口棺材的密闭性又太好。

后来夫妻俩在短短几年内又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

唯一的男孩在高中毕业后的某个夜晚，再次趴在那个柜子上神秘死去。

而对万历来说，棺材被劈被扔只是一个预兆，更大的劫难在十年之后到来。

1966 年，文革开始了。

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们翻山越岭闯进定陵，把博物馆馆长等人关进仓库，大声逼问：

老东西，把钥匙交出来！我们要去地下宫殿斗地主头子！

没得到钥匙的年轻人们还是砸开了地宫大门。宝座、复制的棺椁，地上摆放的箱子、长明灯，都没有逃过他们的暴力。

在把这些文物统统砸烂毁坏之后，年轻人们终于离开了定陵。但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受此刺激，立刻也开始行动起来。

最熟悉的人破坏起来总是更容易也更能找到痛处。

昔日的一位定陵博物馆女讲解员 W，带着人把馆长等走资派统统关起来，对定陵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破坏。

男青年 S 率先冲锋，爬上四十多米高的梯子把牌匾上的定陵两个字用油漆涂了。还不满意，又上去想用浆糊贴上毛主席的画像，然而 —— 这次爬到一半，他就摔了下来。

1966 年 8 月 24 日下午，W 领导的革命进行到了高潮。

万历和两位皇后的尸骨被摆到定陵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她还请了长陵管理处、供销社、林场、粮站、学校等众多单位的人前来声援。

先是石块，然后是火把向尸体扔去。

把万历帝后保存了几百年的尸骨给烧了。

给烧了。

给烧了！

据定陵博物馆一位职工后来回忆：

这一天从早到晚，始终未见到太阳。

几十年后被问起这段往事，男青年 S 表现得十分平静：

我自己做的事我承认，这是在文革的大气候中干的……

尸骨毁得太可惜了，把我们这些人抓进监狱也不过分……

这场悲剧应该被写下来，告诉后人，不要再折腾了，再折腾下去中国的文化就完蛋了……

而那场焚烧中的领导者 W 没有这么平静。从烧毁了万历尸骨那天起，她一直噩梦缠身。梦里，万历和两位皇后拿着大刀要杀她。

这个梦缠着她几十年。她开始严重神经衰弱，身体越来越不好。

几十年后，她自己说，或许这是报应吧，后悔当初自己不该那么无知和狂妄。

晚年同样后悔自己无知和狂妄的还有一代大师吴晗。

万历尸骨被烧毁之前，他已经开始被批斗。1968 年 3 月被捕入狱。

在这之前他遇到过老同学夏鼐，谈起定陵，吴晗终于表示了他的悔恨，满是悲伤地道出了作为一个学者的遗憾：

文献记载罂粟在明朝中叶就已传入中国，我总在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惜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拿来化验一下好证实真伪，然而一把火，就什么也别想了。

吴晗此时终于明白，当初郑振铎和夏鼐的坚持是对的，定陵不该挖。

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1969 年 10 月，一代大师死在狱中。

而那些参加了定陵发掘的考古队成员，要么被下放劳动，要么被打成吴晗一派，跟吴晗一样被批斗、受折磨。

1977 年 10 月，恢复工作的夏鼐率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伊朗。

在做了关于中国考古成果的报告之后，有个当地学者问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定陵这样伟大的考古发掘，为何 20 年没出报告？

05

当年受定陵挖掘的刺激，对其它皇帝陵墓跃跃欲试的不止是各地考古单位，还有各地的文物爱好者们。

比如，郭老。

1958 年，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墓道口被偶然发现，郭老听说后立即建议挖掘。

理由是：

里面肯定保存了不少珍贵书籍字画，说不定有王羲之的《兰亭序》……

陕西省岂能不明白这里头的好处，立即开始勘探，连乾陵发掘委员会都成立了。在郭沫若等人的强烈提议下，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乾陵发掘计划》的申请。

周公考虑到定陵挖掘之后的结果，沉吟再三，没有同意。

这件事大概成为了郭老一辈子的遗憾。

1982 年，《文物保护法》正式出台。对考古发掘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要经过层层审批，慎重再慎重。

1987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再次明文规定：

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

是以，定陵就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主动发掘的皇帝陵墓。

此后的考古挖掘最高至王侯墓，而且多是保护性的。

比如 2011 年在江西发现的海昏侯墓。

当时有人想来盗海昏侯墓，但是技术不精，盗洞打偏了，反而惊动了当地村民。

村民上报，相关部门立刻对现场进行封锁，后来决定出于保护发掘。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十余家单位在正式开始前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详尽调研。

从 2011 到 2016 年，出具的相关报告和预案不少于 20 份。

发掘前期，工作人员先运用了 GPS 定位、电子全站仪布网测控、航拍以及三维扫描等科技手段，将调查资料信息化，复原出海昏侯国大遗址的全貌。用声、电和磁等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形成了三维建模图。

可比当年去找盗墓贼问从哪挖靠谱多了。

发掘工作中，采用了复原整体布网测绘技术，在现场布置了 9000 多个测绘点，地宫中所有物品无论大小都有一个三维坐标，这样即使挖开移动了，也知道它们之前是什么样子、摆放的位置如何。

主椁室顶部还长期设置了多台高清晰延时摄像机，每 5 分钟自动拍摄一次，直接动态记录发掘全过程。

海昏侯的挖掘还采用了实验室考古的方式，把刚出土的文物整体套箱后运进实验室，先保护再清理和提取。

实验室有专门的超低温古尸存储柜，尸骨第一时间被保护起来并进行体质人类学与病理学测定。

万历就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在海昏侯的考古挖掘中，甚至引入了航天领域的低氧工作技术，对脆弱易被氧化的文物直接送入无氧或低氧舱。这是全世界首次。

看这技术手段和小心翼翼的程度，对比一下就知道万历的遭遇有多惨。

不过也有人说，如果不是定陵挖掘的失败，可能还会有其它皇帝陵墓遭殃。也算是牺牲了万历一个，保护了那么多皇帝。

只是这代价未免大了些。

06

2020 年的这个夏天，考古圈再次被大众关注，源于一个小女孩。

应届高三考生钟芳蓉以高分报考北京大学考古系引起全国博物馆和考古人士的青睐，纷纷送上礼物和祝福，被称为 “考古圈的团宠”、“过生日的郭襄”。

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亲自给小姑娘写信：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小姑娘回的是：我选择为考古献身，也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处。

引发全网关注的背后，是大众对考古这份工作的好奇，对我们这个古老国家漫长而厚重的历史。

历史需要发掘，需要有更多的人关注。

一档节目里，樊锦诗先生说：我们的事业是年轻人的事。只有年轻人热爱、懂得、研究和保护文物，这项事业才能永葆青春。

是的。考古是关于历史的事业，但是每一段历史，指向的都是未来。未来会有更年轻的人来加入这项事业，会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研究方法。

考古需要的不仅是研究过去，更是看到未来。

如果一定要说定陵挖掘对我国考古事业有什么贡献，那可能就是告诉了我们：

要对历史怀有最大的珍惜和敬畏。

在人类的技术和心智尚不成熟，不确定能让先人的智慧和遗物得到最好的保护、发挥最大的价值时，不如让其继续深埋在时光之下。

来源：扯淡堂 微信号：chdtang

“大抵学问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锺书这两句名言，播于人口。但我原先不记得出处，经搜索，始知出自钱先生1988年7月7日致郑朝宗函：
……纷纷诸后生一醉无名，借花饮酒，以拙作为题目，作文章赶热闹，于拙作非有真赏灼见，而为者败之，徒累弟惹人厌耳。……而诸贤过爱，未会吾心，一意效商品之推销，是kill with kindness也。大抵学问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殷鉴不远，马列主义与《红楼梦》研究便是眼前例证。（见《郑朝宗纪念文集》，鹭江出版社2000年，295页）《郑朝宗纪念文集》，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郑朝宗纪念文集》，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可知这两句话是针对“钱学热”而发的。
按说此言的内涵，原是不以世俗为然，偏偏世俗传为名言，真成一悖论了。这且不论。只想强调一点，此语并非来自钱锺书正式的文字，只是在给友人的私函中信笔出之，他本人未必特别重视。
我觉得，这话表述得确很经典，但就内涵来说，算不上一种特见，虽为前人笔下所无，却是前人意中所有，故钱先生恐怕也不以为是自己独造的隽语吧。
说得具体些，我以为这两句话很有清言的意味。
清言作为一种小品文体，流行于明清时期。就文字来说，多精简，多对仗，多清辞丽句；就内涵来说，则多意境，多情趣，多感悟，可谓浓缩了古人的“生活的艺术”。而清言也很有一些修辞策略，即很有一些套路。比如偏爱营造一种远离尘嚣的格调，宣示一种远离俗众的品味。而钱锺书这话中的“荒江老屋”和“二三素心人”，正是相当典型的清言意象，其拒斥朝市之俗学，也很契合清言的文化基调。
清言之作，以明末陆绍珩编纂的《醉古堂剑扫》最具代表性（托名陈继儒编纂的《小窗幽记》实际上完全剿袭此书）。试看卷四这一条：
郊居诛茅结屋，云霞栖梁栋之间，竹树在汀洲之外，与二三之同调，望衡对宇，联捷巷陌，风天雪夜，买酒相呼，此时觉曲生气味，十倍市饮。
这是讲喝酒的，不是讲学问的，但“郊居诛茅结屋”的意象，跟“荒江老屋”不是很相像吗？“二三之同调”的指涉，跟“二三素心人”不是很相像吗？
书中突出二三朋辈相与行乐、莫逆于心的表述，随处可见。如卷五：
园中不能办奇花异石，惟一片树阴，半庭藓迹，差可会心忘形。友来或促膝剧论，或鼓掌欢笑，或彼谈我听，或彼默我喧，而宾主两忘。
又卷六：
与衲子辈坐松林石上，谈因果，说公案。久之松际月来，振衣而起，踏树影而归，此日便非虚度。
又卷七：
湖上新荷竞发，香气喷人。每当炎郁时，驾一窗槛玲珑之舟，携茶具，邀僧侣，挟青衣一二人，相与避褦襶，共入烟深处。采青莲啖之，觉种种鲜香，流溢齿牙，沁入肺腑。兴到与衲子辈，啜茗哦诗，或谈小品公案，两耳琅琅，如扣哀玉。倦则拂枕舟中，怡然就梦，醒来都不复记。
以上两条都说到“衲子辈”，“衲子”即出家人，此指方外之友。卷七又有一条：
或夕阳篱落，或明月帘栊，或雨夜联榻，或竹下传觞，或青山当户，或白云可庭。于斯时也，把臂促膝，相知几人，谑语雄谈，快心千古。
《醉古堂剑扫》之外，也不乏其例。如屠隆《婆罗馆清言》卷上：
净几明窗，好香苦茗，有时与高衲谈禅；豆棚菜圃，暖日和风，无事听闲人说鬼。
又陈继儒《岩栖幽事》：
三月茶笋初肥，梅花未困；九月莼鲈正美，秫酒新香。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事。
又杨梦衮《草玄亭漫语》：
银河清浅，万籁无声，浊酒一壶，素琴一张，愿与幽人共之。
又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
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间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
还有不属于清言的文体。如江之兰《香雪斋乐事》（见《檀几丛书》余集卷上）有这样几条：
以座有博雅知己，娓娓而谈前言往行为乐。
以与静友相对忘言，莫逆于心为乐。
以与逸友，山肴野蔌，尊酒相聚为乐。
以上这些例子，有闲谈，有笑谑，有谈佛，有赏画，有听琴，有论文说诗，有吃茶饮酒，所涉的事项各有不同，但皆强调知己间的相契相知，强调精神上的“关键少数”，与“二三素心人”式的文化理想是异曲同工的。
关于钱锺书此语，蒋寅先生曾有一个看法：
……以钱先生行文之惯例，此语似亦有出典，然未详所本。偶阅方熊《绣屏风馆文集》卷二《蠡陬水榭诗钞序》：“世之人分毫比墨，唱予和汝，方且扬眉吐气，跌荡于酒旗歌扇之间，而君不闻不见也，闻亦如无闻，见亦如无见也。惟于荒江老屋之中，裹头拥鼻，独写襟怀，或二三莫逆，一樽相对，兴往情来，长吟短咏，而要皆磊落光明，自道所得，不作愤时绝俗之语，此真诗人之所为也。”钱语殊近此文。（《金陵生小言续编》卷二，中华书局2020年版，52页）
蒋先生拈出方熊此文，甚有价值。这些话是论诗的，但“荒江老屋”的用语与钱锺书完全相同，而“二三莫逆”也跟“二三素心人”甚为接近，确有可比之处。不过我想，钱锺书名言的生成，更应该出于清言的“泛影响性”，可谓袭前人之意，却不可谓袭前人之语，不宜将其出处坐实为某一家某一文。方熊是清朝人，他这段文字，应该说也承受了清言的影响——钱锺书与他的相似性，不如归于清言文体流行的大气候。
事实上，在近代以来的知识人的笔下，清言的影响也不罕见。
周作人在1924年的《喝茶》一文里，有极著名的一段：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这段话，几乎成了苦茶庵的标签，作为名言，殊不下于钱锺书那句话。而这几句，实在是典型的清言格调。“瓦屋纸窗之下”，与《醉古堂剑扫》的“郊居诛茅结屋”、钱锺书的“荒江老屋”是相通的，“二三人”，也与《醉古堂剑扫》的“二三之同调”、钱锺书的“二三素心人”大同小异。还有，所谓“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也让我想到《醉古堂剑扫》卷四里的一则：“古人特爱松风……每闻其响，欣然往其下，曰：此可浣尽十年尘胃。”
此外，罗振玉1916年5月18日致王国维函，末尾有言：
闻公夏间或可来此消夏，至盼至盼。若能于绿阴如幄中，坐盘石，追凉风，谈二千年以上事，赏奇析疑，作半月之谈，岂不乐哉！（《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86页）
罗、王给人的印象，是只会正经、古板地做学问的人，但这不经意的几句，不是很有明清小文人的调调吗？
又，张尔田致李沧萍函（王贵忱先生藏）有这样几句：
尝思得君等数辈，迪先启后，相与扬榷儒墨，商量文史，增炳烛之弱明，慰块处之积惨，荒江老屋，不患沉寂矣。张尔田致李沧萍函
张尔田致李沧萍函

此处赫然也有“荒江老屋”四字，而所谓“君等数辈”，犹言“你们几个”，实际上也隐含了“二三素心人”的意思。在此，张尔田是自居于“荒江老屋”的境地，而他所希冀的，也正是钱锺书理想中的学问境界。
最后再略为讨论一下“素心人”和“荒江老屋”这两个修词。
“素心人”，最早似来自陶潜诗《移居》的“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古来用例多不胜举。在清言里我见到有两例，一是金圣叹的《快说》：
夜来似闻某人素心，明日试往看之。……
一是清朱锡绶的《幽梦续影》：
为雪朱阑，为花粉墙，为鸟疏枝，为鱼广池，为素心开三径。
“为素心开三径”，也就是为“素心”的友人开三径吧。
至于“荒江老屋”，则据“国学大师”搜得若干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二述《震川文集》：
……有光独抱唐宋诸家遗集，与二三弟子讲授於荒江老屋之间，毅然与之抗衡。至诋世贞为庸妄巨子。
这是相当有名的话，钱锺书亦有可能不自觉受其暗示。另，近人刘体信《苌楚斋三笔》“论借书事”条即承之：
道德文章如太仆，在当时，虽隐于荒江老屋之中，毅然与王世贞等抗，且诋世贞为庸妄巨子……
又清末恽毓鼎《澄斋日记》亦有云：
每悬想荒江老屋，耕读自娱，不复问人间事，恐生平无此清福也。
在近代史上，恽毓鼎名声并不太好，而亦有此理想，尚何言哉！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面讲过晋商，因为这伙人离边境比较近，又加上山地较多，老百姓弄不到足够的粮食（这个理由非常关键），就开始搞副业。

晋商的发家主要是靠倒腾军用物资，就像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日本以及越南战争时期的韩国，因为在明清战争的时候给清朝提供了不少物资，有力地资助了清朝入关，所以在清朝混了个 “八大皇商”，实力强名声也大。

而我们今天主要讲讲与晋商齐名的徽商。徽商号称历经六百年，辉煌三百年，源远流长。

1

徽商是从哪来的？

我们首先说一个概念，徽商的徽，不是指安徽，而是指古代的徽州。事实上，安徽这个名词出现的时间本身就很晚，直到 1667 年，也就是康熙亲政的那一年，才出现了安徽省，名字的由来就是在安庆和徽州各取了一个字。

徽州比安徽小得多，我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下，大概就在下图的那撮山里，就算不了解地理，大概一看，就知道这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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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无论是交通还是通讯，都非常不发达，高昂的物流成本基本上抹平了利润空间，除非有水路运输，否则最后只能赚个辛苦钱。

一般讲徽商之所以能成功，都会提到一个被动因素：地稀人稠。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人口密度太大，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徽州这个地方，山多地少，大致 “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

但是根据动态平衡，一个地方能养活多少人，那就会有多少人，既然这个地方种不出足够的粮食，那我就换个地方扎根播种，就跟潮汕地区和闽南地区似的，当地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于是就向东南亚扩张，现在东南亚两千万华人，大部分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徽州这地方本来没啥人，但是从西晋开始的北方战乱让大批的士族涌进了徽州，也就是所谓的 “衣冠南渡”，包括后面的唐末和南宋初，徽州的人口一直都在上升，但是人地矛盾并不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北方士族虽然带来了需要吃粮食的人，但是也带来了先进的产粮技术，自带吃饭的方式，形成了难得的自给自足。

那我们为啥要强调这个过程，因为它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随着北方士族而来的，还有尊儒的思潮，并且形成了大名鼎鼎的朱程理学，朱熹朱老夫子就是徽州人。

徽州本地更是出现了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的景象，意思就是即使在几十个人的村里，都要弄个学堂，找个老夫子给大家普及孔孟之道，正经的再穷不能穷教育。

按道理，这样的结果将是徽州盛产读书人，徽州也确实是文化宝库，孕育出来了教育、理学、朴学、刻书、画派、篆刻、建筑、园林、医学等等，徽州文化的蓬勃发展跟其尊儒重文是分不开的。

但是从南宋开始，生产力开始停滞不前，人口却持续增长，明初朱元璋当政的时候，人口达到了 58 万之多。人均占有耕地数呈现出崩盘式下降，南宋这个数字还在 10 亩左右，到了元朝就腰斩变成了 4 亩，明朝万历年间，更是只有 2.2 亩，清朝康熙年间则下探到 1.9 亩。明清时代，一个人需要四亩耕地才能吃饱，可见到了明清时期，徽州才出现了地稀人稠的局面。

当然，土地贫瘠是主要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

就像最近热播的扶贫剧《山海情》中描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同样土地贫瘠，但是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商业文化。 徽州却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水路。从下图就能看出来，那地方到处是山，不过山间水路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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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整个徽州的城镇布局就是临水而建，毕竟大家都要吃饭，物资又都是通过河流运来的，那么一旦住得离水远了，古代没有铁路的情况下，陆运成本是水运的三十倍不止，不挨着水几乎没法开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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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最大的水系就是新安江，源头起于徽州的新安江顺流而下，经富春江和钱塘江，直接就通向了一个让徽商梦开始的地方 —— 杭州，杭州这地方又是京杭大运河的起始点，从南宋以来就是商品集散地。

徽州和杭州相邻，中间只隔了一座天目山，除了水路之外，徽杭古道同样来往便利，大概长下图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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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路的造型就知道只能运点比较轻的东西出去，徽州的特产像竹、木、药材、石料等，都是傻大黑粗，又重附加值又低，根本没法陆运，沿着水路顺流而下就能有效的降低运输成本，返程的时候又可以搞一些丝绸之类轻便高附加值的货品，来回挣钱。

此外徽州一直都是茶叶产区，白居易的诗里说，“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日浮梁买茶去”，里边说的 “浮梁”，就是 “祁门”，就在黄山边上，后来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大营，差点被太平军活捉了。

祁门盛产红茶，后来这些红茶进入英国，英国到现在也主要喝红茶，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到两宋的时候，杭州的发展速度赶得上改开后的深圳，既是丝织业的中心、同时又是各种货物的集散地，两浙盐业也主要在这里经营。大批的徽商来到杭州做生意，甚至一度垄断了杭嘉湖平原的粮食市场。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祖籍徽州）就是从小家里太穷，在杭州当学徒混起来的。

凭借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徽商快速崛起，整个新安江流域出过很多达官巨富，仅仅歙县一个县（那个字读 “she”，四声），混到举人以上的就几百个，举人不是大学生，古代考上举人的难度比现在考清华北大的难度高的多。

大批豪宅在徽商的财力加持下被修了起来，不少现在依旧在，仅仅一个黟县（那个字读 “一”），保留着有价值的古建筑就达到数百处，其中西递一个镇就有 122 幢。刚才提到的歙县，一共有古建筑 365 处，有价值的 100 余幢，古祠堂 27 座。

除了往杭州方向之外，徽州的另外一条河青弋江，可以让徽州通入长江，顺流而下就可至南京、镇江、扬州。

扬州这个地方，是因为大运河的修建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隋炀帝一手打造出来的，而隋炀帝最后也死在了这里，对这里的感情非常深。

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当时中国经济的爆点，一直长盛不衰，在明清时期更是稳居全国之首。当然目前也是，水路便利对工业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资本积累下形成更为高端的金融业和高新产业再次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这玩意就是正循环，然后就马太效应了。所以年轻的小伙伴想折腾一下的，长三角、珠三角都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积累点原始资金还行，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还差得远，需要大买卖。就像荷兰人一直会做买卖，但是只在 17 世纪爆火了一把，因为他们参与海上贸易做了一笔大买卖，才真正有了历史性的地位。真正奠定徽商地位的，是别的东西。

2

做大做强

随着实力的增强，徽商对于倒卖土特产这种渠道狭窄、利润有限的活动就不怎么感冒了。

所有的大商户，想做大都得搞点大买卖。

而古今中外，所有的大买卖多多少少都得涉及垄断、金融或者专营，这个不是中国特色，全世界都一样，西方历史上那种褶褶生辉的大公司，英国殖民北美的弗吉尼亚公司，经营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都是国家特许经营。

此外还有什么克虏伯，大众，美国那边的摩根财团，钢铁巨头卡内基什么的，都带着垄断气质，也都跟政府走得非常近，甚至跟政府已经彻底融合在了一起，西方的政府甚至可以为了一个公司的利益去打仗。

徽商也一样，有了资本后开始涉足暴利行业，那啥暴利？无疑是金融汇兑和盐铁专卖。 古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几乎不用去考虑转账汇款什么的问题，但是在古代这却是个大问题，因为那时候都是贵金属货币，大量财富远程汇兑一直是个大麻烦，东西方同时进化出来了钱庄性质的东西，由信誉卓著并且到处都是网点的大商家承担汇款业务，西方是圣殿骑士团和德意志银行团，东方是晋商和徽商，穆斯林走的更远，“支票” 就是穆斯林发明的。

明清两代商业大繁荣，资本雄厚的商团到处圈地，倒卖瓷器，棉花，丝绸，慢慢地全国搞出来了网点。

徽商凭借下手早，爱抱团，网点多，利息低迅速地抢占市场，而且徽州人跟晋商不一样，徽商一直标榜文化水平高，毕竟出了那么多进士也是有目共睹。并且，重视教育的好处就是从业人员素质高，大家也倾向于相信高门大姓的人信用较好，徽商很快就称雄典当行业和远程汇兑业务。

清朝后期的歙县许氏，横跨几省的大典商，哪哪都有分舵。光库房就有四十多所，注意了，是所不是间，所有分号的员工加起来超过了 2000 人，基本更是达到了数百万两，可以说是个巨无霸企业。以前的典当铺里柜台后的那个伙计叫 “朝奉”，这个词就是个徽州话，当地的富绅也叫朝奉。

不过典当行业只能算徽商的第二大产业，徽商的第一大产业还是盐业。

小伙伴们都知道，古代的食盐是官方控制渠道的生意，本质就是税收，跟大英帝国早年的烟草贸易差不多，都是特许经营。而谁能拿到特许证书，也就是盐引，谁就能获得高额的利润。

当时南方主要行销淮盐，产地是今苏北沿海，都离京杭大运河不远，徽商正好在那一带做买卖，资金雄厚，人缘又好，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他们也就摊上了。

盐到底有多挣钱？产地的成本价格在两三文，而运到江西就能达到六七十文，更远的地方就更高了。玩盐的徽商就像是打开了印钞机，躺着挣钱的节奏。

不过刚才也说了，这玩意有特许经营的性质，不跟官府处好关系没法操作，远在大陆另一端的英国，殖民地贸易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男宠在操作，这类事情东西方竟然如此相似。

晋商会玩的路子，徽商也会玩，权力寻租嘛，老祖宗的书上多的是，而且是变着法子玩。康熙、乾隆这祖孙俩都喜欢到南方找乐子，这就给了徽商巴结皇帝的机会，全天下给谁行贿都可能要被杀头，但就是给皇帝行贿不会。徽商为接待投入大量精力，花费了巨额财富，得到的回报也是一顶一的，其富有程度让乾隆皇帝都眼红得不行。

说到这里，又得解释一下，官商勾结这事似乎好像是中国特例，其实不是，西方赚钱的大买卖也都是 “专营业务”，只要是专营，你就不可能跟政府一点边都不沾。你们去看西方那些大公司和巨富，甚至包括大家天天挂嘴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跟政府千丝万缕，罗家本来就是宫廷犹太人出身，相当于国王的包衣奴才，发迹后又跟英国首相关系好的像兄弟。

此外著名的英格兰银行，简直是官商勾结的典范，这玩意看着是英国的国家银行 ，其实是荷兰资本搞出来的私人银行，专门为英国筹集战争经费，代理商就是欧洲的那几大豪门银行家族，这些家族又跟皇室千丝万缕，好几个家族本身就是贵族，比如罗斯柴尔德就用了几代人时间给自己弄了个贵族头衔。

欧洲的权臣都有自己的私人银行家，比如英国首相迪斯莱利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跟兄弟似的，英国收购苏伊士运河的钱就是在一次宴会上罗家借给首相的。对俾斯麦帮助最大的一个人叫布莱施罗德，也是个银行家，俾斯麦的三场战争经费就是这人给筹措的。

此外一个常识性问题中国知识界一直没弄明白，大买卖都离不开跟政府的深度绑定。就算不熟悉历史，这几年大家想必也都看出来了，西方的政府一直都在给大公司开路，这也是为啥直到现在，高盛的掌门离职后一般会去财政部当部长。西方把这事摆到了明面上。

《纸牌屋》里说的更直接，国会议员有一堆工作人员要养，钱主要是大公司给出，作为交换，议员们负责搞定大公司想解决的问题，游说公司就是大公司和议员之间的桥梁。

在这个过程中，盐商们的大量财富成了清政府特殊用项的来源，两淮的盐税直接关涉到清政权的经济命脉，形成了资本裹挟政府的难得一见景象。

而这种微妙的平衡让徽商在盐业上所能挖掘的利润更大，时间也更久。

从明嘉靖至乾隆年间移居扬州的 80 名大盐商中，徽商就占 60 名。当时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全世界 8% 的经济总量，你们体会一下这个数字。

甚至当时的扬州旅游指南当中都有徽州盐商爱玩奢侈品的记载。扬州 5.09 平方公里的老城区中，汇集了几十座盐商住宅、庭院和花园，大名鼎鼎的瘦西湖更是代表着清代盐商有钱又有闲、让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大家知道 “京剧” 吧，这玩意的前身就是徽州盐商们的娱乐方式，当时还叫 “徽班”，“徽班入京” 后变成了京剧。刚才查了下，这个瘦西湖竟然是 5A 级景区：

5

反正就俩字 —— 有钱！

此外徽商对功名极其上心。

我们都知道官商在明清时代非常普遍，没有官员开路，商人很难能做大。但是和晋商所不同的是，晋商是通过官这个身份来挣钱的，而徽商则不是，始终对考取功名抱有非常大热情。

这倒也正常，小商人无所谓，大商人都得寻求在政府中的支持，这在东西方都一样，同时期英帝国的商人们最激情的事就是给自己搞个爵士，将来其中一个孩子去政府当个一官半职。

一大帮徽商非常热衷于鸡娃考试，明代徽州有进士 392 名、 举人 298 名。

从顺治二年到嘉庆十年的 160 年间，两淮徽商子弟登科者高达 256 人。而同一时期，两淮的陕西商人子弟登科者仅为 45 人，山西商人子弟登科者只有 22 人，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徽商子弟里面有点脑子的都忙着考试做官了，人才的凋零也严重影响了徽商的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比如乾隆朝的进士程晋芳，号称 “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正经的才华横溢，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但是做生意实在是太差劲了。把诺大的家产都交给家奴来处理，最终家产散尽。

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事实上，那个罗斯柴尔德家族跟这个的轨迹特别像，他们家一直有个执念想当贵族，曾经显赫至极的金融家族，好不容易弄到贵族头衔后，就开始天天跟英国上层那些人鬼混在一起，以不过问具体事务为荣，银行业务都交给了家里的管家去做，家族子嗣对金融业务越来越生疏，尽管现在罗家依旧有一定地位，但是跟他们巅峰时期差太远，自从有了贵族爵位之后，他们家的金融奇才就绝种了。

3

衰落

这都不算啥，到了晚清，等徽商遇到了三大问题的时候，就直接被干趴下来。

第一个是政策的变化，上有针对盐商的搜刮和苛捐杂税，下有穷苦百姓不远千里弄来的私盐冲击，盐商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道光年间，干脆将之前买卖食盐的纲运制改成了票盐法，就是放弃专营业务搞自由市场了，靠人和关系形成的垄断很快就碎了一地。

第二个是市场被严重冲击，南京条约之后，上海被迫开埠，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使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并且辐射到整个长三角和周围地区，传统手工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反应稍微慢了一点的徽商很快就败给了广东商人、江浙商人，徽商最终丢掉了长三角这个基本盘。

更重要的是资金雄厚的外国财团开始在中国布局，中国慢慢进入了 “买办时代”，近代史上商界大鳄基本都有洋行背景。

这也没办法的事，没有哪的商团可以持续几百年不衰落，欧洲那边最早是威尼斯商团，后来被德意志商团给截胡了，然后是荷兰商人，然后是英国人，到现在是美国人，大商团的变迁是随着政权和国运在变来变去的，这也不是什么奇怪事。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战争，长江中下游是清军和太平天国的主战场，徽州作为两军激烈争夺的地带．许多城镇遭到战火毁坏。而且军队的烧杀抢掠更是拿走了徽商最后的家底，不仅太平军抢，曾国藩也没少抢。

不仅如此，很多人经常在说的一件事，为啥曾国藩能击败太平军，他的钱从哪来？书上经常蹦出来的一个词叫 “厘金”，说是清廷准许曾国藩他们收厘金，这玩意就是商业税，设置关卡收商人们的税，税收成了军费。问题是曾国藩一直都在徽州那一带溜达，厘金一大部分是徽商给贡献的，交这么多钱，能不虚嘛。

此外徽商不是善于卖茶叶嘛，后来茶叶也卖不动了，因为英国人受不了大清的茶叶太贵，于是跑去印度的大吉岭种茶叶，英国人以前喝的祁门红茶也变成了大吉岭红茶，不过大吉岭红茶的种子是福建的武夷红茶。

战火和商路变迁夹击下，徽商系统自此破败，当然我们说乱世也是机会，也有人发家致富的，胡雪岩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给左宗棠雪中送炭的搞来了粮食，而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更是扮演了后勤部长的角色，混了个二品顶戴。但是还是没有逃脱徽商的路径依赖，左宗棠的失势也导致了胡雪岩的没落，胡雪岩最终跟买办对决中落败破产。

4

尾声

徽商在巅峰时期极尽奢华，乾隆六下江南，都是徽州盐商在接待，奢华程度，连乾隆这样的见过世面的人也一直在感慨，可见当时已经牛逼到什么程度了。

然而徽商们把钱变成了家乡的豪宅，变成了奢侈生活，埋在地里准备让后世子孙慢慢用，然后被太平军和湘军给挖走了。

而且他们后期搞官商勾结太过分，赚钱太容易，经商能力慢慢也没了，等到遭受战火洗礼后，就基本一蹶不振了。

总体来说，他们并没有搞出什么突破性的东西来，和晋商一样，一直都是倒买倒卖，跟西方做了那么多买卖，啥也没学会，他们巅峰那些年正好是西方突飞猛进时期，西方从全世界赚来的钱变成了工业能力，变成了技术革新，唯独中国这边毫无建树，赚了全世界的钱，最后却是一场空。

徽商积累下来的财富没有变成技术，也没变成资本，相当于空转了一周。当然了，我这里并不是苛责他们，彭木兰他们有大量的论述说明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 “自锁” 的环境，非常难突破。只是说，既然突破不了，那就躲不开快速衰亡的命运。

这个问题放在我们当下，也非常有现实意义，对于现在那些巨头来说，如果没有突破性的东西搞出来，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归于寂静，留给每个公司的时间都不会太多。

来源：九边 微信号：ertoumu893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英] 杰西·诺曼著，李烨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2月版，371页，88.00元

即便不是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对于亚当·斯密在当代经济学、资本主义市场和自由经济社会等论域中仍然处于被关注、被争论的中心位置的状况也不会太陌生。但是对于两百年来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之外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影响，例如如何在伯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哈耶克、帕森斯、罗尔斯、哈贝马斯以及阿马蒂亚·森等人的思想中发现和思考来自亚当·斯密的思想印记，则恐怕不是那么有印象。前者说明亚当·斯密仍然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但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他的真实思想，排除种种误读、标签化和极端化的扭曲认知；后者需要我们全面认识他作为不仅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的杰出贡献和深远影响。而且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哲学、社会学领域，亚当·斯密的思想不仅是对十八世纪的世界的认知和研究，同时也有对他所展望的未来世界的预测。对于我们来说，除了思想、学说、识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亚当·斯密对于道德、正义、人类尊严的深切关怀仍然是塑造和激励我们与邪恶世界斗争的道德良知与勇气的重要资源。
简单地说，亚当·斯密遗产所具有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当代性与我们当下的发展问题、生存经验与面向未来的可能性仍然有重要联系，如何让他的思想体系以全面、真实、准确的面貌呈现出来，
让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同时也是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斯密参与到我们的当代生活，这是知识界、读书界所期待的。英国学者杰西·诺曼的《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原书名 Adam Smith: What He Thought, and Why It Matters，李烨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1月）实在超出了我对一部人物传记和经济学思想发展讨论的预期，除了简洁、精准地论述了斯密的生平、著述和思想脉络之外，书中那种整体性地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氛围为出发点的人类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开阔视野，读完后竟然令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这是没想到的。
作者杰西·诺曼是英国国会议员，他在“引言”中说该书与前辈学者同类著述有三点不同之处。一是本书不是由专业研究亚当·斯密的学者写的，而是由一位具有哲学学术背景的在职政治家、有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实际经验的人写的；二是希望本书能让读者领会斯密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一个非常广泛的跨度中是如何相互运作、配合和自成体系的；三是希望对亚当·斯密思想的重要性和持续的相关性进行具体的、切中要害的论证。他在“致谢”—— 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中更谈到他的预期读者：本书横跨了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等领域，以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希望阅读关于斯密的短篇幅而生动的传记的普通读者；寻求引人入胜的斯密思想总述的学生；希望掌握斯密对当今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商界人士；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提出疑问和质问的公民。“对如此广泛的读者来说，在历史上的思想家之中，斯密是少有的对所有人仍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的一个。”作者自觉地意识到在写作中存在的风险：“学术智慧告诉我们，要避开时代错位（将一个时代的心态投射到另一个时代）、倒推因果（假设后来的事件已经有了前兆）、目的论（故意使历史朝着一个目标发展）这三个严重的错误。但是，任何一个简短的传记都会有陷入前述窠臼的风险。因为我们没有空间去探讨事件纯粹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也没有空间去探讨赋予那种偶然性的当代的背景和语言。我们主题的选择总是带有预设，假定主题与读者和当前公众关心的问题有关。”（“致谢”）该书沿用了作者之前出版的《埃德蒙·伯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2013年）一书的结构，先从斯密的生平说起，继而考察他的思想及其影响。“这种方法需要细致的处理，因为它涉及一系列模式的转变……”（同上）读完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些关于本书研究与写作的自我期许和学术意识，更能认识在同类斯密传记著述中该书的独特性和价值。几年前读过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伊安·罗斯的《亚当·斯密传》（张亚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该书原著于1995年出第一版，中译本是根据2010年的修订版翻译，是一部七百多页的大部头。作者是研究亚当·斯密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权威学者，《格拉斯哥亚当·斯密通信集》主编者之一。这部传记在斯密生平史料的丰富性和作者在原始资料中钩寻、考证的功力都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斯密经济学与当代生活的联系等方面确实有所未逮。
诺曼这部《亚当·斯密传》中译本书前有两位学者写的长篇序言（朱嘉明《亚当·斯密的思想遗产永不枯竭》、袁志刚《亚当·斯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不但分别简要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观点，而且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亚当·斯密思想遗产对当代生活的影响和意义，对读者来说是较好的导读文章。朱嘉明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经济学界将亚当·斯密视为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象征，这对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严重误导。”是耶非耶，也是值得思考。袁志刚的序言重点是从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谈亚当·斯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他认同诺曼的观点，“今天的经济学家必须放弃脱离实际、错误狭隘的所谓‘理性经济人’理论，像亚当·斯密当年做的那样，关心人们作为‘社会人’，在真实世界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最后他提出的问题更是值得学界反思：“中国的经济学人，又该走什么样的思想之路呢？我们真正理解马克思吗？我们从亚当·斯密、从凯恩斯，从所有西方经济学中，学到的哪些是术？哪些又是道呢？”
简要回顾一下亚当·斯密的思想形成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从他所接受的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和他自己的独立思考中，可以发现从一开始他真的就有一种志存高远的理论探索的兴趣和能力。在格拉斯哥大学二年级上了道德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课，哈奇森对亚当·斯密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哈奇森认为人类的关键属性是社交性，这个概念贯穿了哈奇森的所有著作，其核心是“道德感”。哈奇森试图把他自己独特的道德心理学、自然法理论的政府概念以及当时经典的辉格派政治诉求这三者组合起来。“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温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具有惊人的平等主义元素的理论视野。这种理论的独特气质、具体想法、远大的雄心，都对亚当·斯密产生了深远影响。……哈奇森的教学将斯密引入了‘人性研究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对人类政治史的研究’。”（20-21页）后来在牛津大学学习，虽然当时学校的教学与学术氛围很糟糕，斯密自己埋头学习英国文学、阅读历史著作，熟读了马基雅维利、帕斯卡、笛卡儿、贝尔、伏尔泰、孟德斯鸠、拉辛和拉罗什福科等人的著作，为他后来成熟的思想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他阅读了大卫·休谟的《人性论》，据说还有这么一件事：大学的领导进入斯密的房间，“发现他在阅读当时刚出版的休谟的论文……牧师们查封了这本异端书籍并严厉地谴责了这位年轻的哲学家”。（26页） 直到1750年左右，斯密和休谟终于见面了。斯密思想中许多深刻的内容都与大卫·休谟有关系，休谟是斯密最亲密的对话者，远超任何其他思想家；在斯密的作品中，人们总是能从中感觉到休谟思想的影子。（引言）哈奇森和休谟有着共同的哲学野心，即通过建立“人的科学”来实现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目标：基于事实和人类经验，对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进行统一和全面的描述。休谟在《人性论》导语中提到“人的科学”这个概念，这个词虽然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没有出现，但是这个概念是他所有作品的基础。（27页）
1748年，亚当·斯密应邀在爱丁堡举办修辞学和纯文学系列讲座，他后来的主要思想可以在这里找到萌芽。讲座的听众和读者就是后来写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最初的“公正的旁观者”，斯密强调沟通的简明原则的重要性，预示了他在《国富论》中讨论的“人性普遍存在互通有无”的问题。此期他写了一篇关于天文学史的文章，副标题表达了他的目的——通过天文学史的实际例子发掘引导哲学探究的原则。在这篇明显受到了休谟影响的文章中，他以天文学的发展历史为例，说明人们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富有想象力的尝试在混乱中找到秩序：首先是古人，然后是托勒密系统，还有一大批近代思想家，比如哥白尼、布拉赫、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和牛顿。（44页）
诺曼在这里转向展示斯密思想所具有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征，虽然学界对于苏格兰这场启蒙运动的概念是什么、发生在哪里、如何发生、有何意义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整个欧洲的情况越来越表明一场思想革命正在进行中。科学进步的结果反过来导致了更广泛的知识、社会、文化领域的重组，一切变得远离宗教、尊重制度、崇尚智慧，同时提倡个人理性、怀疑主义和思想交流。在恰当的时机，这些变化引发了对宗教宽容、法律权利和道德平等的呼吁，许多欧洲的王室和政府都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当时苏格兰的思想家遍布地质学、法学、医学、化学、人类学、艺术各个领域。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是知识界的核心，他们思考着人性和社会深层次的运行方式等问题。”（46页）
不可忽视的是，虽然被认为是“书呆子”教授，斯密其实还是一名高效的管理者。他先是在格拉斯哥大学任职，后来在爱丁堡担任海关关长；在格拉斯哥他参加了几个大学委员会，协助管理复杂的产权谈判，参与了一系列建筑项目；他还曾是财务主管、两次被全票推选为院长，还担任过副校长。他甚至已经懂得保护自己的思想专利，在1755年向一个当地学会提交了一份很长的清单，“他急于建立对这些理论的专属权利”。（51页）
1759年春天，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出版。斯密的目的是通过解释道德情感如何从人类的社会性中产生，来维护文明作为促进道德改善的力量的主张。他论述了“同情”（compassion）并引申到我们能够通过同情和想象力而体会到他人的情绪，回应、解释了之前在系列讲座中谈到的那种现象——人们不自觉地就会钦佩有权势和财富的人，对穷人则是铁石心肠。斯密努力区分出“对真正值得付出情感的荣誉和尊重的欲望”和“对无聊赞美的欲望”：前者是一种公正、合理、公平的激情，而前者是不公正、荒谬和荒唐的。（61页）“同情带来了互惠、付出和责任的交换，互惠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双方的安全，而这一切以充分扩散和自我强化的形式塑造了社会道德。”努德·哈孔森的总结是：“这种持续交换基本上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基础，可能也是语言的基础。以虚荣的形式，它是所有等级区别的基础；以易货交易的形式，它是所有经济的基础；通过同情机制，它导致了人类道德的产生。”这是斯密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假设，但是“要获得这种和谐，必须要有自由的情感和意见交流”。因此有益的自发秩序取决于个人自由的存在。（63-64页）这不就是对他下一部伟大著作的思想的某种预言吗？这本书获得了十分广泛的成功，而且引起一位当时还没出名的年轻编辑埃德蒙·伯克的关注和评论，这两个人的相遇有着重要意义。之前写过伯克传记的诺曼说：“他们两人共同标志着世界历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时刻，在这个时刻，现代的政治和经济轮廓首次显现，……伯克是我们通向政治现代性的枢纽，斯密则是我们通向经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枢纽。”（引言）这样的相遇听起来真有点激动人心。
斯密最负盛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于1776年3月9日在伦敦出版，但是在此之前他还有一部很重要的《法理学讲义》在当时没有发表，其内容只能从当时学生的笔记中了解。这些资料是连结斯密两部伟大著作的桥梁，“其内容可以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主题联系在一起”。（78页）在这里斯密以阶段论提出产权类别在历史上的不断重构，影响更深远的是对政府的措施和干预伤害了“财富增长的途径”的抨击。这些措施包括：战争、税收、垄断、特许公司特权和补贴等，以及政府力量薄弱、不合理的合同法、执法不力、公共基础设施薄弱等等。这些批评不仅标志着他认为“市场”在财富创造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也标志着他非常关注政府的有效性，正如他所说的“财产和公民政府彼此依赖”。（78页）
关于《国富论》的内容，诺曼的概括是“第一卷财富或‘富裕’的根源讲到经济体内资本的性质和使用（第二卷），再到经济进步和发展的原因（第三卷），贸易政策及其在英国的失败（第四卷），最后到财政收入、税收和其他国内政策问题（第五卷）。前两卷阐述了斯密的基本经济理论，而后三卷则把这套理论应用在不同场景，描述了他‘关于自由的自然理论’，也铺陈了这套理论的革命性意义。”（101页）然后详细地介绍和论述了该书中的重要思想。诺曼指出“《国富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不仅要理解，更要影响人类的行动，要影响个人和集体做出政治决策的方式，并改造政治经济学本身”。（100页）在这一部分诺曼深入分析了斯密如何结合艾尔银行倒闭、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冲突、东印度公司的状况等重大事件思考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
下面我们必须从关于斯密的一个重要说法和五个迷思中认识斯密经济思想的真谛。
一个重要说法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的全部著作中有三次提到它，而在《国富论》仅提到一次：“个人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牵着鼻子走，无形中推动了一个与自己的目的无关的目标的达成。”（第四卷）长久以来这说法广为流传，但是人们的理解、褒贬不一。诺曼说“我们必须明确，‘看不见的手’对斯密来说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它是否重要，为什么重要”。首先要注意的是，“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并非《国富论》的核心， 但它确实是斯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经济秩序自发地、自下而上地产生，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由公开竞争和自愿交换达成的市场可以发挥类似自然选择的作用。“正如斯密所说，这可能是个人选择的意外结果。”（167页）应该说，这个“看不见的手”在原话语境中更多带有一点反讽的修辞意味，作为一个出色的隐喻而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形象表述，也是有其修辞学上的合理性。
接着他分析了五个围绕着亚当·斯密产生的巨大的迷思。
第一个迷思是所谓的“亚当·斯密难题”：只有一个亚当·斯密，还是有两个？实际上是问《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理论体系是不同的吗？前者似乎是关于利他主义和人类的善良，而后者则是关于自私和人类的贪婪。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根本的矛盾？诺曼从关键概念、思想之间的联系等方面有力地论证了根本不存在“两个斯密”。“毋庸置疑，斯密希望他的两部伟大作品被并列阅读，希望它们被看作是自成一体的，同时也是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中深度互补的不同部分。这个体系建立在一个思想基础之上，即持续的、不断发展的相互交换：沟通时的语言交换，道德和社会心理学中的尊重交换，政治经济学中的市场交换。”（173页）
迷思二是所谓亚当·斯密推崇自私自利。这似乎是来自他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我们期望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好心，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求诸他人的人性关怀，而是求诸他人的自利心……”（175页）诺曼指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在开篇就明确反对将自私视为人类动机的唯一来源，因此这句话并不是说这些人缺乏道德敏感性，也不是说他们应该被私利所驱使，其意思只是“不需要提供更进一步的动机来解释他们实际的行为方式了”。（177页）
第三个迷思更为严重：亚当·斯密为富人说话。《国富论》出版的时代正是苏格兰刚进入有史以来国民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最快速的时期，《国富论》的作用不仅仅是解释、更是要维护和捍卫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商业体系。因此斯密的名字在今天经常被用来为财富和收入的极端不平等辩护，认为这是自由制度的自然结果。但这是对斯密的错误认识。《国富论》赞扬的是“普遍富裕”的可能性，鼓吹社会各阶层的物质进步，但他远非大富大贵的信奉者。他在《道德情操论》中鄙夷人类崇拜富人和权贵而轻视穷人的本能，并批评了仰慕富贵、鄙视贫穷的不公正的现实。诺曼说，“令人惊叹的是，斯密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当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的本能和理论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穷人一边。他所谴责的措施，都是用于限制穷人而不是富人。”（179页）这是对于以斯密来为财富的极端不平等辩护的理论家的恰当驳斥。
第四个迷思是“亚当·斯密反对政府”，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喜欢把亚当·斯密看作是政府和国家干预的敌人。事实上，斯密的确在许多地方都对政府的负面影响不满，特别是在对贸易的干预和监管方面。而且他极为深刻地批判政府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压迫和推行暴政”。 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市场应该完全独立运作，政府完全不必干预，相反他明确指出市场以及整个社会一般是靠信任和信用来维持的，而这和某些事务的存在依赖于外部机构，尤其是法律和政府。反之，如果商人任意而为，一定会带来有害的结果。因此诺曼说，“仔细阅读过斯密著作的人都没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181页）
最后一个迷思是“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的首要身份”，恐怕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或想法。诺曼指出无论是在十八世纪或是今天的现代意义上，斯密的首要身份都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这个问题为什么也很重要？我从诺曼的这段论述中获得某种理解：“现代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世界，其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非常有选择地借鉴了斯密的理论。现代经济学对斯密的思想进行挖掘，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也是出于适应其专业和意识形态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斯密世界观的核心特征一一将市场活动嵌入规范的道德和社会框架内。”（185页）更重要的是，“在《国富论》中，斯密对既定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抨击：反对教区委员会和教会管理人的琐碎规定；反对阻碍穷人自由流动的定居法；反对公司和行会的限制性做法，特别是对学徒的限制性做法；反对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大型公司的腐败；反对重商制度的补贴、关税和赏金。这里面可能只有最后一条会被认为主要与经济相关。此外，我们还忽略了政治游说在斯密提供的解释中的核心地位。”（184页）应该说，斯密不仅是哲学家、经济学家，而且更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同样也可以看到斯密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
接下来从第七章到第十章是对亚当·斯密整个思想体系和深远影响的全面分析和论述，作者把对亚当·斯密思想体系的分析置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当代市场的真实状况、全球化进程中的掠夺式的资本主义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等语境中，引领读者结合亚当·斯密的思想在当今充满思想混乱和利益冲突的公共舆论场中重新找到原点、建立合理的坐标和框架。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不断指出了有关不平等、人类尊严、剥削等关键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都是使亚当·斯密的思想仍然在今天的思想前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出色论述。
作者在“结语”中谈了斯密究竟是谁：“真实的斯密不是一个从《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主义转向《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叛徒。他不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那种强烈意义上的认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他不是自私自利的鼓吹者，不是亲富者，也不是厌恶女性的人，他不是‘经济人’的创造者，也不是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当然也没有宽恕奴隶贸易。但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永远是，一位具有非凡深度和力量的思想家。” （315页）然后还谈了应该怎么做——“最后，必须进行政治革新。实际上，斯密的思想对左派和右派的极端分子都提出了挑战：放弃极端的愿望，重新建立政治的中间地带，再次参与到改革资本主义，维护和发展商业社会利益的现实的、复杂的、混乱的问题中去。”（322页）
因此，“今天，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极端主义和误解的世界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亚当·斯密，以及将他的思想贯彻到底的智慧”。（325页）

1492年，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病重。多明我会修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1452-1498）应召入宫，为之布道——因为这位修士据说能够预知未来，被信众奉为“先知”。萨沃纳罗拉的预言是：由于道德败坏，恶贯满盈，美第奇家族即将遭遇灭顶之灾。在他看来，“豪华者”洛伦佐唯有放弃财产，并将自由交还给城邦，方能逃脱厄运。
洛伦佐去世后，其子皮耶罗即位。皮耶罗缺乏其父祖高超的政治手腕，先是贸然与法王查理八世开战，战败后又率尔签订城下之盟，让城邦蒙受割地赔款的双重耻辱。正如史书记载：“公平地说，这个家族为我们这个城市带来的所有好处，都被这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抹杀了。”1494年11月，皮耶罗及其家人仓皇逃离佛罗伦萨。同日，佛罗伦萨重要港口比萨宣布独立，并鼓动阿雷佐（Arezzo）、蒙特布查诺（Montepulciano）和锡耶纳等属地共同举兵反叛，一时间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的统治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根据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李在《丑陋的文艺复兴》（2014）一书中的记载：危难时刻，萨沃纳罗拉挺身而出。他先是通过谈判与法国军队达成条件宽松的和平协定，而后着手改组佛罗伦萨市政府——将原先洛伦佐治下的“七十人”小议会升级为“三千人”大议会。正如他在一系列政治色彩浓厚的布道文中所说，佛罗伦萨市民智力超群，自古崇尚自由，因此只能生活在共和政府统治之下。最终，萨沃纳罗拉引领佛罗伦萨人成功建立起他所理想的“基督教共和国”，或“新耶路撒冷”。虽然新政府仍不乏显贵家族，但与此前相比，公众无疑具有更为广泛的参与权。与之前的“第一公民”科西莫以及洛伦佐一样，萨沃纳罗拉从未在佛罗伦萨担任过公职（甚至也从未成为该市市民），却凭借个人魅力和道德力量控制了整个城邦，并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神权共和国”（1494-1498）。

一
“先知”萨沃纳罗拉本为圣马可修道院院长，以苦行生活及渊博学识而著称。他打造神权共和国的第一步是将自己包装为上帝的“使者”——受上帝派遣来佛罗伦萨，拯救万民于水火。为了排斥世俗君主的合法性，萨沃纳罗拉向议会提出“基督王”的议案。该议案将基督耶稣奉为佛罗伦萨唯一的最高统治者，而他本人仅是“上帝的工具”，上帝通过他向佛罗伦萨人传布谕旨——由此萨沃纳罗拉大权独揽，堂而皇之登上历史舞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虔诚的宗教人士，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进行政治改革并非意在恢复古已有之的共和政府，而是要倒退到中世纪的神权加封建专制——以“政教合一”为最高宗旨。

十四世纪以来，佛罗伦萨政治最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城邦共和国一变而为实质上专制的君主国。这一变化的基础，就是包括城市中兴起的工商业“新人”以及古老的贵族之家共同构成显贵家族（optimate），后者通过权力集中建立起寡头政治——可以经由反复选举长期执掌大权。以洛伦佐时代为例，由于掌握议员遴选大权，这位“第一公民”可以任意选择“执政团及其他行政机构”，他本人的任期也“一再得以重复确认”。针对这一政治规矩，萨沃纳罗拉决定以“双重选举”（抽选与选举相结合）取代之前的单一选举（任命制），由此一方面动摇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扩充了实力。

执政之初，萨沃纳罗拉便通过一一列举罪状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美第奇家族统治进行了整体“清算”。首先，美第奇以奖掖文化艺术为名，大肆挥霍钱财。比如兴建圣马可修道院，一次性耗资二十万金弗洛林，令人咋舌。同时，其家族为满足虚荣及个人享受，也不惜一掷千金。据悉某次举办轰动全城的假面舞会，梵蒂冈居然有六名红衣主教应邀前来，盛况空前——与贫困市民食不果腹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该家族成员利用强大的政治资源打击商业对手，试图实现金融垄断并进而控制城邦的经济命脉。洛伦佐即位时佛罗伦萨有上百名银行家，经过几番整顿仅余三十家，且大多控制在“自己人”手中。此外，美第奇家族通过兴办柏拉图学院加强对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控制——妄议执政者极有可能因“异端”之名遭受严惩。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文人只能“故作闲适”，如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在《论人的尊严》（1486）中宣称，他已放弃对公共事务的一切兴趣，转向闲暇的冥思。另一位新柏拉图主义代表费奇诺（Marsilio Ficino）自1462年起奉科西莫·美第奇之命执掌柏拉图学园，以向美第奇家族邀宠献媚为乐事（将“祖国之父”科西莫称为“我的精神之父”）。在“半官方哲学”新柏拉图主义的引领下，佛罗伦萨文化精英大多放弃了对公共政治生活的追求，而这恰好迎合了美第奇家族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不仅于此，正如萨沃纳罗拉在“地狱之火般的”政治檄文中愤怒控诉的那样，在取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绝对控制权以后，美第奇家族又悍然发动针对教皇国的战争，将全体佛罗伦萨人拉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瘟疫、饥荒和战争的伤亡如影随形，成为佛罗伦萨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当然，萨沃纳罗拉也注意到，美第奇家族在数十年间所遭遇的种种危机，绝大多数来自权力集团内部的斗争。虽然美第奇统治在罗伦佐当政时臻于鼎盛，但是这个政治框架内部也随之产生出一个奇特的悖论：个人统治力越强悍，众寡头对它的“类君主”性质便越发抵触。这一冲突造成最直接的后果是，市民既不能实现传统的共和自由，美第奇家族也难以实现绝对的君主专制。相反，美第奇家族任何实行全面专制的意图都会招致公民社会，尤其是曾经与之相颉颃的豪门望族的强烈反对。在举世震惊的“帕齐阴谋案”中，其政治对手帕齐家族图谋行刺，结果洛伦佐之弟被刺身亡，洛伦佐本人侥幸逃脱。由此引发两大政治世家之间无休止的报复与反报复——这成为佛罗伦萨政治最大的顽疾，也是此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佛罗伦萨政治动荡的主要症结。尽管佛罗伦萨行政当局试图借助一次次的顶层设计和政改实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但由于愈演愈烈的党争及教皇势力的掣肘，改革往往无疾而终。而此刻，自认为“受命于天”的萨沃纳罗拉受到危局的激励和上帝的指引，决心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革新和群众运动，彻底根除佛罗伦萨城的罪恶，建立道德完满的神权共和国。

二
萨沃纳罗拉自称对世俗权力一向“不感兴趣”，他之所以愿意领导这一场宗教革新运动，纯粹出于上帝的感召，以及他不愿让权力落入敌手——他的敌人，除了美第奇家族，还有远在梵蒂冈的教皇，以及教皇的“鹰犬”圣方济会。在《论统治和佛罗伦萨城的政府》一文中，萨沃纳罗拉公开宣称：“有一条公理：权力集中比分散更强，比如燃料集中比四散能使火焰更旺盛。”在他看来，唯有集中权力方能够使得邦国稳固，从根本上避免党争和政治骚乱。1494年底，萨沃纳罗拉组建面向全体公民的“大议会”，负责选任包括执政团在内的所有官职。而美第奇家族党羽及拥趸也一律免于刑罚，只是被清除出权力中枢——后者不得不蛰伏下来，被时人戏谑为“灰党”（Bigi，或Palleschi）——意为躲在阴影里的人，一时人心大快。恰如著名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在《佛罗伦萨史》中所说，建立大议会和允许部分流放者归来，堪称萨沃纳罗拉政治改革的两大成果：这不仅缓解了佛罗伦萨内部的党争，更进一步树立了萨沃纳罗拉的政治权威。

在经济政策方面，萨沃纳罗拉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鉴于城中贫富分化严重的局面，他着手进行税制改革，加大富裕阶层的税负，贫民则减少甚至免除税金，并倡导富人捐款扶贫，保证不饿死一个饥民。同时，考虑到民生多艰，借贷不易，又主持成立政府主导的放贷机构——凡是佛罗伦萨公民，只要提出申请，该机构必须无条件放贷。在类似“均贫富”政策的作用下，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解，萨沃纳罗拉民望也日益高涨。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他念兹在兹的宗教道德领域。

萨沃纳罗拉为人刚正严肃，十分厌恶玩笑和轻浮之举，对诗歌、酒馆和性（特别是同性恋）行为深恶痛绝，坚决抵制赌博、华冠丽服、珠宝首饰以及各种铺张浪费。作为正统宗教人士，他痛斥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文学作品，对裸体绘画、异教诸神的画像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文化持整体否定态度。在他眼中，包括荷马、奥维德在内的希腊罗马古典作家“荒诞不经”，其作品应该统一封禁。亚里士多德、卢克莱修则应该限制阅读——只有在与圣方济会进行宗教论战时，上述作品才能派上用场。

当然，遭摒弃的不仅是文艺作品，也包括科学研究。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掀起科学探险的热潮：天文观测仪器的改进，航海技术以及工匠技艺的提升，都与科学研究紧密相连。与美第奇家族大力扶持的态度相反，萨沃纳罗拉恪守修会传统，认为适当的科学研究必须限定在修道院范围以内；一旦推广，极有可能败坏人心。此外，萨沃纳罗拉的反智主义还体现在他对天文学家、医生等专业人士极度仇视——前者的占星术打破了他对上帝“预言”的垄断，后者胆敢与上帝（以及死神）争夺主顾，理所当然必须严惩。据说他当政不久，城中占星术士便被消灭殆尽：相当一部分逃往罗马，其余的全被送上绞刑架。

萨沃纳罗拉向以纯洁道德为己任，于是决定对城邦进行大规模的生活改造运动，以此打造“道德共和国”。他在布道坛宣讲“基督徒的正当生活”和如何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目标指向全体公民：他下令关闭所有妓院和酒馆，以此促进男性“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对于妇女，他倡导简朴的生活原则，反对衣饰浮夸，严控嫁妆数量。同时，他更注重少年儿童教育，将他们组织成为童子军（或称“少年团”），负责上街巡逻——一旦发现妇女着装“有伤风化”，立即予以整肃。此外，上述童子军经过简单培训，又会被派遣进入富家豪门（其中不少是富家子，还有一些则乔装为仆人），负责侦察并举报主人是否有“不检点行为”。一旦坐实，不但家产查抄罚没，主人一家也难逃厄运。通过发动并利用无知少年达到清除异己巩固政权的目的，可谓是萨沃纳罗拉的一大“创举”。

由于门徒和童子军的助力，萨沃纳罗拉轻而易举地将布道坛打造为感化院，并进而升级为审判庭——除了道德教谕，更增添审判功能——凡被点名之人，无论其为医生，教授或行政官员，立刻被定义为“人民公敌”，由童子军负责抄家，收罗其“罪证”。而萨沃纳罗拉本人则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专制君主，生杀予夺。当然，由于佛罗伦萨长期的法治传统，更多时候，萨沃纳罗拉会诉诸法律，要求他实际控制的“大议会”通过他提议的若干法案，比如以“严肃风纪”为名，将赌博和酗酒者判处监禁，将原本罚款了事的同性恋判处死刑，甚至连牟取暴利的财主和商人也予以严惩。这位颇具“道德洁癖”的修士希望，通过上述立法和社会改造计划，能够将佛罗伦萨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之幡然悔悟，由此建立起一个富裕而强大的“人间天国”——将佛罗伦萨共和国变为上帝之城。

萨沃纳罗拉最重要的一项立法变革，是将佛罗伦萨人传统的狂欢节变更为培养宗教虔诚的庄重节日——在狂欢节当天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其高潮则为“烧尽一切浮华”之庆典。在1497年庆典中，赌桌、纸牌、节日面具、镜子、假发、裸体雕像以及“不洁”的书籍、绘画等被当街付之一炬。不仅此前美第奇家族苦心经营多年的古代文物毁于一旦，无数民间收藏的奇珍异宝也在劫难逃。素来以文化艺术自豪的佛罗伦萨人在围观熊熊烈火时居然感到幸灾乐祸，更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并未料到，这种逞快于一时的疯狂之举，不仅使得城邦蒙受经济损失（据说一位旁观的威尼斯商人出价二十万金佛罗林，购买火堆最顶层的波提切利画作及彼特拉克手稿，遭拒），更促使神权共和国加速走向灭亡。

三
自1480年代奉命来佛罗伦萨传教，萨沃纳罗拉从一介修士登上权力巅峰耗时十余年，然而他从神坛跌落到政权覆亡却在转眼之间。改革之初，民众不仅享受到广泛民主，能够参政议政，而且享受到各种赈济和扶贫计划支持，兴高采烈。但由于萨沃纳罗拉以反对奢侈为名，采取仇视商业及商人的态度，使得佛罗伦萨引以为豪的毛纺织业遭受沉重打击。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反过来对金融业也造成致命影响，若干银行商号被迫关门歇业。雪上加霜的是，萨沃纳罗拉以正统基督徒的身份极端敌视犹太人——在他的鼓动号令下，城中犹太当铺被洗劫一空；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采用无息贷款政策，更令犹太高利贷商人无地自容。一段时间后，当萨沃纳罗拉感觉时机成熟时，他又下令将犹太人悉数驱逐出境，而连同犹太人一道被驱逐的，自然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货币。由于缺少硬通货，商业及市场陷于停顿，抄家藉没所得充公也只得暂解燃眉之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赌徒、酒鬼将轻易到手的扶贫款项挥霍一空后，故态复萌，城中经济形势益发恶化。

此外，佛罗伦萨长期赖以生存的海外贸易也遭遇挫折——土耳其人占领东地中海形成的贸易障碍，以及英、荷等北方国家对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渗透（尤其是英国纺织业的崛起），使得欧洲商业中心逐步由南欧转向西欧。尽管在十五世纪中期以前，佛罗伦萨以富庶繁华著称于世，但它的经济结构其实相当脆弱：过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并且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水平脱节，因而无法经受外部条件变化引发的震荡。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佛罗伦萨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也招致民众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接踵而至的瘟疫及饥荒更将城市贫民逼上绝境。人心思变，无数佛罗伦萨市民开始怀念国泰民安的美第奇时代，甚至暗中联络其昔日党羽，令萨沃纳罗拉大为恐慌。1497年夏，五名政治犯在遭受酷刑拷打后承认：他们与被流放的美第奇家族“暗通款曲”。当局宣判他们犯有谋反罪并处以斩首。五人声称其有权向大法院提起诉讼——当年萨沃纳罗拉在改革宪法之时，为收买人心，曾坚持保留这一权利；然而在本案中，出于政治考量，他却对此袖手旁观，置若罔闻。根据传记作者温斯坦（Donald Weinstein）在《萨沃纳罗拉：文艺复兴先知盛衰记》

（Savonarol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一书中的论断，此举不仅是司法审判的一次严重失误，更是萨沃纳罗拉本人道德腐败的明证。由此他也丧失了大部分市民的拥戴。
《萨沃纳罗拉：文艺复兴先知盛衰记》

此前萨沃纳罗拉凭借预言教皇英诺森八世之死名噪一时，号为先知，而此刻他与继任教皇的冲突则直接导致他政权的垮台，一切仿佛冥冥注定。西班牙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原本通过贿赂上台，在他治下罗马教会之贪腐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也因此饱受抨击——萨沃纳罗拉公开谴责教会及其领袖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并将梵蒂冈贬斥为“娼妓之家”，令教皇颜面扫地。最初，教皇试图通过高官厚禄收买这位修士，但不料他竟断然拒绝世人梦寐以求的红衣主教职位。随后，教皇下达绝罚令，终止他的布道权。萨沃纳罗拉对此不予理睬，相反，他在《十字架的胜利》等政治檄文中大声疾呼，警告佛罗伦萨人不得加入教皇倡导的反法“神圣同盟”，令教皇恼羞成怒。而此时来自佛罗伦萨城中的一封举报信则成为压垮萨沃纳罗拉的最后一根稻草。举报之人是当世著名哲学家费奇诺。
费奇诺在目睹萨沃纳罗拉种种倒行逆施对基督教社会及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灾难后，致信红衣主教团，宣称萨沃纳罗拉为诡计多端的“恶魔”，他只是外表佯装忠于德行、践行美德，私下里却效力于“邪恶的精神力量，其自身就是反基督者”。在费奇诺看来，这位道貌岸然的修士不仅欺骗了他的拥护者，也欺骗了他自己，而事实上他只是一名“伪先知”。因此，作为基督教正统捍卫者的教皇在听取主教团意见后下达诏令，将这名妄自尊大、冥顽不灵的多明我会修士革除教籍。倘若佛罗伦萨权力机构袒护此人，教皇扬言，他将要对佛罗伦萨乃至托斯卡纳大区颁布禁令，暂停其教权，并威胁没收在罗马经商的佛罗伦萨商人全部货物。

据史料记载，佛罗伦萨市民未能经受这一考验：转瞬之间他们对先知的忠诚烟消云散。正如这位修士的政治对手、著名律师圭丹托尼奥·韦斯普奇（Guidantonio Vespucci）解释的那样：“我们意大利人，就只是意大利人罢了。”——富于商业头脑和实用主义精神的佛罗伦萨人无法做到牺牲一切来捍卫上帝的荣光；何况他们此刻并不确定这位“先知”的信息是否确实来自上帝。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当局裁定：今后萨沃纳罗拉不得在佛罗伦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意见。换言之，这位凭借雄辩术起家的政治家如今已被“禁言”，仿佛一位征战的将军被解除了佩剑。

关键时刻，萨沃纳罗拉的老对手、圣方济各会著名修士弗朗西斯科·迪·普利亚（Francesco di Puglia）发起了致命一击。关于先知萨沃纳罗拉的真伪问题，他提议用佛罗伦萨民众喜闻乐见的神判法来解决：他和萨沃纳罗拉（先知未敢应战，后由一位门徒替代）一同穿越火海。如果其中一人幸存下来，那上帝的审判就不证自明。当日，围观的民众人山人海，然而就在观众们翘首以盼、修士们呼喊争辩之时，忽然天幕洞开，一时雷雨交加，将执政官广场高燃的火堆浇灭，审判因而不得不宣告终止。萨沃纳罗拉的拥护者声称出现了“奇迹”，但反对派却指控他施行“巫术”，双方发生激烈争执。

更主要的是，围观的民众未能如愿一饱眼福，感到自己遭受愚弄，于是将满腔怒火发泄到失势的萨沃纳罗拉身上——他用巫术浇灭火堆，不正说明他内心的惶恐与怯懦？当他退回到圣马可修道院时，愤怒的民众在少数别有用心的暴徒带领下，包围了这座修道院。萨沃纳罗拉的主要支持者被杀死，他和另外两位门徒缴械投降，而后被收押。经过表决，萨沃纳罗拉“异端”罪名成立，被判处火刑，执行后其尸骨被粉碎，抛入阿尔诺河中，以免其遗骸被信徒当作“圣物”供奉。
萨沃纳罗拉被执行火刑

正如同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一书中所说，“一旦暴政在一个自由的共同体里建立起来，由此带来的第一个恶果是，这些城市不再进步，她的力量和财富不再增长；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倒退没落。”——萨沃纳罗拉以反对美第奇暴政为政治口号，不料最终仍重蹈覆辙，其神权专制及暴政较前者有过之无不及，其理想的“神权共和国”至此也灰飞烟灭。不久，美第奇家族二次复辟，佛罗伦萨重新成为专制的君主国。
1494 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当时政坛人物大多以“人民之子”自我标榜）的确是在危机中仓促诞生的——皮耶罗仓皇出逃，佛罗伦萨群龙无首，由此毫无政治根基也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一介修士被推上权力高位，这就决定了这一共和国政府先天不足。最高领导人对政治传统较为陌生，政策立场摇摆不定，加上党争及利益集团内讧不止，可以说，这一“人民”政府自建立之日起，就处在风雨飘摇、急剧变动之中。换言之，从一开始它就注定了必将倾覆垮台的结局。共和国成立不过两年时间，佛罗伦萨人民便都开始怀念美第奇统治的美好时光：他们认为洛伦佐治下（1469-1492）才是这座城邦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尽管它同样违背了佛罗伦萨源远流长的自由传统，但统治的效果及人民的幸福指数远超“神权共和国”。

二十世纪英国史学大家诺曼·科恩（Norman Cohn）在其著作《千禧年的追求》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1970）中曾指出，像萨沃纳罗拉这样的千禧年革命者，通常被认为是那些自1917年起领导“穷人当中最迷惘和最绝望的那部分人”站起来的革命者的先祖——其追随者大多是城市中居无定所的无产阶级——他们共同“憧憬着对腐朽的旧世界发起一场终极且彻底的斗争；建造一个完美世界，将追逐私利者永远驱逐出理想国”。时至今日，这种憧憬仍然激励着自修士萨沃纳罗拉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参考文献：

Donald Weinstein, Savonarol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lexander Lee, The Ugly Renaissance, London: Arrow Books, 2014

Gene A. Brucker,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9

Paul Strathern, The Medici: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7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谨以此文预贺杨振宁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寿诞

撰文 ｜ 葛墨林（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责编 ｜ 邸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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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对物理的巨大贡献，已经有许多文献介绍。他在世界物理发展中的地位，正如21世纪初，包括《自然》杂志在内的科学期刊，评价出20世纪20位最杰出物理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等），杨先生位列其中。

杨先生对物理的贡献可以用伟大来形容。

他提出的杨振宁-米尔斯场理论，开辟了物理研究新境界，奠定了上世纪50年代后高能物理的理论基础，引发了包括特霍夫特、温伯格、维尔切克等在内的三项诺贝尔物理奖的工作。

他奠基的、后来被称为杨振宁-巴克斯特方程的工作，涉及了非线性可积物理模型的严格解，引起了数学物理研究的广大新领域，引发了德林菲尔德获菲尔兹奖的工作。

他与李政道先生合作的宇称不守恒获诺贝尔物理奖。

不夸张地说，我们许多人现在还在杨先生开辟的领域内做研究。杨先生在国际物理界的崇高地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改变了“中国人不如外国人” 的偏见。

杨先生对科学的贡献，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虽然有人故意降低评价，但物理界的公认并不受这些杂音的影响。

本文主要是让国人了解杨先生还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对祖国的贡献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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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杨振宁，图源wikipedia

1

赤子之心

杨振宁先生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杨振宁少时长在清华园。

图片杨武之先生位于清华园西院11号的故居，杨振宁在这里长大。图源 wikipedia，CC BY-SA 4.0

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先生与黄昆先生同宿舍，成为终生好友。他经历了当时中国苦难的时期，即使在美国成名后，也一直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

1971年他克服种种困难，回国看望患病的父亲。为此，他辞去了包括IBM等在内的各项兼职，荣誉，同时在上海开始了他同复旦大学谷超豪、胡和生等数学家的学术合作。

1973年他开始多次回国讲学。他的回国引发了巨大影响，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同时，他在所在的美国石溪大学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在该校掀起了解新中国的思潮，在美国引发关注。

由于杨先生回国访问的影响，他返回美国后被联邦调查局（FBI）约谈。

由于在中苏矛盾时杨振宁先生坚决站在中国立场，当时苏联报纸称他为中共国际上的 “第五纵队”；由于多次拒绝台湾邀请，他还被美国当时亲台湾报纸称为 “杨匪”。直至1980年，石溪当地报纸还刊登报道，FBI人员围绕石溪大学活动。

杨先生为中美建交，帮助新中国竭尽全力。

他亲任美国华人协会主席，力促在美华人支持新中国。在协会中，几次受到当时亲台势力的辱骂。

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他亲自组织会议欢迎。

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一百多位学者联名声明不与中国发生联系。杨先生1990年回国为黄昆先生祝寿，会见了国家领导人。

李政道先生1990年在兰州举办核物理国际讨论会。

杨振宁先生曾亲自动员日本在美的著名专家Arima（有马朗人）来华参加李先生建议的学术会。他多次说过，他和李政道先生在帮助中国这点上是一致的，只是作法不同。

坦率地说，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位先生的争论，我觉得他们好像大象，而自己好像蚂蚁，虽然我是高能理论出身，读了很多量子场论。建议研究物理学史的学者仔细研究，包括1950年代初，他们二位各自主要研究什么，怎么就导致建议实验判断宇称不守恒，而不是像某些自我膨胀的不懂装懂者胡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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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左）和杨振宁，图源wikipedia

2

推动中国物理研究

1973年及以后，杨先生回国讲学，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时，杨先生建议中国应当重视基础研究。这引发了其后周培源先生发表的文章。虽然当时政治气氛变化，周先生受到批评，但毛主席批示，国内专业期刊、大学学报复刊，使得中国基础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

70年代末，由杨先生推动，促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谢希德先生同美国物理学会主席马尔夏克达成协议，中国的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赴美有关大学合作研究，他们后来基本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其中包括北大甘子钊，清华前校长顾秉林，中科院物理所前所长杨国祯，中科院理论所前所长苏肇冰，南京大学都有为等等。他们其后为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期间，杨先生以他的名望，得到香港，美国华人资助，设立了中美教育交流基金会（CEEC），资助了八十几位中国各界学者去美国深造、合作研究，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航空、交通、核能、电力等。这里面有许多让人感动的故事。有一次杨先生发烧，不顾夫人劝阻，为了取得资助，自己单程开车约两小时参会，为CEEC争取捐款。

期间，杨先生在国内讲了两个国际重要方向成果：杨-米尔斯场和链模型的精确解，对我国的物理研究推动极大。

1986年应陈省身先生邀请，杨先生在陈先生创立的南开数学所中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简称 “理论室”）。在他指导下，理论室开始了我国数学物理的新方向，从零开始，短短不到十年时间，在国际占有一席之地。

杨先生亲自出席理论室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他从香港募集捐款达三万多美元，资助了十几次国际会议的一流主讲人的国际旅费等。

他与理论室联合招收博士生，有的毕业后由杨先生资助去他研究所工作一年。这些毕业生多数来自兰州大学、东北师大，湖南师大等，他们共同特点是爱国，喜欢物理，为人厚道，但英语不好。由于杨先生指导的方向重要，现在他们很多成长为我国物理研究骨干。在20多位毕业生中，有6位获长江学者，杰青资助，其中3位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位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理论室成为国际上该领域的研究重镇。

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量子力学实验有新的进展。杨先生指示理论室，在国内组织量子力学新进展 “讨论会”。1994年首次会议上，由中科大郭光灿教授首次在中国报告了量子密码理论。潘建伟也参加会议，他现在成为我国量子科技领军学者。到1996年，参加这个例会的已超过二百余人，大家重视了这一方向，才转由其它单位另行组织。

建立理论室这件事，杨先生从不宣传。他的个性是做了，就尽责了，没有兴趣宣传自己。

1980年代，杨先生见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李鹏时，提出提高国内知识界待遇，据说后来李鹏同志特意关注此事。

杨先生一直支持中国派学生、学者出国学习，研究。

在1980年代中，曾有人对派出国一事表达不同意见。在有官员征求意见时，他回答说，我就是出国不回来的，不能反别人出国，现在是要有我和李政道接班人的问题。

杨先生以他独立的科学见解，曾在许多方面给中国提出有益的建议。例如，1980年他提出中国要发展自由电子激光（FEL），1990年代专门上书中国有关部门，中国应发展X-波段FEL，可以用于蛋白键分析等。他还动员他的学生、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余理华具体帮助。

1983年，他提出要重视液晶理论的进展。

上世纪90年中，他提出中国物理学者要投入冷原子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当时没料到其后产生两项诺贝尔奖。还好，由于接受他的建议，我国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物理学者。

3

回归清华

上世纪90年代中，杨先生转移重心，关注清华物理的发展。清华大学放眼世界，要建设国际一流的研究中心，与杨先生的清华心结一拍即合。

清华大学建立高等研究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请杨先生主持。清华建了三栋住宅楼，杨振宁先生和林家翘先生回国居住。自此，杨先生加入清华，努力完成他的毕生的清华情结。他亲自培养博士生，给大学生讲基础物理，邀请国际一流学者去中心讲演。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捐助。中心成立初期，杨先生代表全家给中心捐献100万美元现金，包括他的诺贝尔奖金在内，几乎绝大部分积蓄都捐给了中心。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25年前这笔钱在中国可以买到什么房子。继而，杨先生通过各种渠道，已经给中心募集到了约1500多万美元资金存帐。他请美国赛蒙斯捐助为中心建设了专家楼。他还把国家给他每年的工资全部捐给了清华，自己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供家中开销。

杨振宁先生明年就百岁寿辰了。作为二十世纪的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尊敬和赞扬。他热爱中国，默默地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本是公认的事实。然而在他一生热爱的中国土地上，竟有人不断造谣甚至谩骂。对付某些不敢署名的网络流氓，只有法律手段才能揭穿其嘴脸。为了澄清一些不了解实情的网客，我只是耐心列出了解的事实真相。

网络上对杨先生攻击性言论一部分容易混淆视听的是为什么他不早回国，年纪大了回国养老。

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常常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个人有个人的环境条件，爱祖国就好。杨先生在国外为祖国做了国内做不到的事，起了重大作用，否则可以问这些网客，你爷爷为什么不参加红军，八路军？

据我所知，许多浴血奋战的革命老前辈的后代对杨先生倒是很尊重，因为他们受前辈熏陶，明辨是非。

还有人以邓稼先先生举例。其实当年在清华园，杨先生和邓先生的父亲都是清华教授，杨振宁和邓稼先都就读于崇德中学。他们成为好朋友，并保持终生友谊。1947年起国民政府无力资助留学生，当时杨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有工资，他同时资助邓先生完成学业。冯友兰先生曾以此事教育他在美国的儿子，有冯先生明信片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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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兄弟（左、右）与邓稼先（中）1949年于芝加哥大学，图源wikipedia

文革中，邓稼先先生被隔离，杨先生见周总理，提出想见邓稼先。在周总理指示下，邓才被放出，到了北京，正如邓稼先和夫人所说，冥冥中，救了他。

得知邓先生患癌后，杨先生向美国国务院多次申请，买到尚未正式批准销售的治癌药品，托人带给邓家。

至于杨先生回到清华前后对国家的贡献，上面已经说的清楚。我深感到，我国某些人洋奴思想仍未清除，一些人象神一样膜拜英国霍金等（虽然有贡献），却对中华民族引以骄傲的儿子百般攻击，真让人费解。

如果用心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在网上攻击杨先生的大体是三种人：某些极端的 “女权主义者”，他们掩盖政治上的失意，因为国家欢迎杨先生回国，遂以此为口实表达不满；有一类是网络水军，例如某人网上指责杨为什么不早回国，自己却千方百计联系出国。自己不回国，却指责杨先生不早回国。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攻击来自美国。在我国大力吸引国外华人学者回国时，其动机不言自明。

有些网络流氓编造谎言、谣言。有的谎言甚至涉及杨先生的孙女，稍稍查证，该谎言出现时，杨的孙女才8岁。造谣者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对这类人，按法律应该提起诉讼。

杨先生提出反对中国斥巨资建造超高能加速器后，很少人从学术上与他辩论。但出现某些水军以另外形式攻击杨先生。

作为高能理论奠基人之一，杨先生早就预见到高能物理已不再是朝阳科学。高能物理也不再是以巨资建高能加速器为主导方向。

高能所前所长，我国加速器事业奠基人之一方守贤院士（已故）已做出了榜样。他早看到这点，因而他主张单环加速器发展为双环，即增加亮度，而不是提高能量。他还重视上海光源，散裂中子源（由陈和生院士负责）。临终前几年，他主要精力放在小型质子加速器治疗癌症方面。这些都属于高能物理与国民经济技术结合的方向。实际上，方先生的成就表明，高能物理如能密切结合国家技术经济需求，还是大有用武之地。

杨先生提出的自由电子激光（FEL）也是有实际用途的加速器。杨先生只不过告诫我们，物理发展到今天，有新的广阔天地去创造，而不是花几百亿做些用途不大的东西。日本决定不造超高能加速器就是例子，而美国早就砍掉了比它花钱还少的项目。两弹一星功勋之一王淦昌先生生前努力提倡发展宇宙射线，积累数据，耐心等天外来客，发现超高能粒子费用不多，但要发挥物理到极致，实为金石良言。（知识分子2016年文章：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 独家）

某些外国人士不去动员他们国家大干，甚至说 “中国有的是钱，让他们干”，真把我们当傻子了。杨先生敞开心扉，为国家着想，一片真心贡献意见，却受到某些水军的侧面攻击。而有趣的是，水军中，有人千方百计谋求出国，有的已在海外不归。

至于杨先生与翁帆的婚事，是他们自己的事，外人无权过问。人家有感情，多年来早已证实，关别人什么事？一些人对徐志摩抢别人老婆，津津乐道，却装出正人面孔攻击杨先生。稍微了解事实的人都知道，翁帆对杨先生照顾备至。杨先生几次大病，如果没有翁帆，绝对难以挺过来。她对于这位国际科学巨星的关爱帮助，值得尊重。

杨先生多次谈起，他离开中国时，那种贫穷落后是我辈难以想象的。他事业有成，尽全力为祖国做贡献，定居到他心中的乐园——清华园，近百岁的年纪仍然默默为祖国做奉献。

我们真心尊敬杨先生，而鄙视那些网络流氓。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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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近照（资料图）

附 记

本人虽已退休，但研究兴趣不减，撰写此文只是表达一个中国物理工作者对杨先生的敬重。对于中华民族这位优秀儿子，我感到如果社会舆论由网络流氓主导，那真是社会的悲哀。
另外，本人没有杨振宁先生那么有涵养，如出现对本人的匿名攻击，定会以法律（包括民法234条）为依据，委托律师追纠有关网站和网络流氓的责任。

董小苹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入学不久，我们就约好了，由她来叫我去上学。前一日下午，我很兴奋地向家里大人宣布了这一消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只听前边大门外有声音叫我的名字：“王安忆！”

　　 我，妈妈，阿姨，三人一同奔过去开门，妈妈一眼看见董小苹，就惊讶地叫道：“多么好看的小朋友啊！”说罢就去拉她，她逃跑了几步，最终还是被妈妈捉住，拉进房间。记得那一日她穿了一件白茸茸的大衣，戴一顶白茸茸的尖顶帽子，脸蛋是粉红色的，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睫毛又长又密，且向上翻卷着。我妈妈始终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她的美丽使妈妈非常兴奋，而站在一边的我，则满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当我们终于一同走出门，她很亲热地将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这时候，心中的怒气不由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感动。

　　 她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女孩。那时候，我们都这样认为。她不仅形象美丽，而且极其聪慧，功课门门优秀，唱歌也唱得好，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穿着打扮十分洋气。外班的老师或同学提起她常常是说“那个娃娃一样的小朋友”。

　　 当时，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凡是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孩子，都编在一班、二班，还有三班。像我们第四班，都是没有读过幼儿园直接从家庭来到学校的。因此，在这个班上就出现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况：绝大部分的同学出身都相当贫寒，甚至有一些家长没有稳定的职业。年级里学费半免或全免的同学几乎都集中在我们班，还有一些同学长期拖欠学费。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催缴学费急了，冲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家一班二班没有一个同学学费半免全免的。”而在四班里却另有一小部分孩子、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高级职员、知识分子家庭，在学校教育之外，有一些孩子还另外请家庭教师学习英语、钢琴、美术等等。在此就集中体现了六十年代初期的一种“阶级分化”情景。董小苹所住的一条弄堂，是一条相当贫民化的弄堂。弄口有一个老虎灶，老板是一个干瘦多病的老头，也许是患有肺结核或者风湿病，他长年佝偻着腰背，却昂了头，两条胳膊向后伸着，颇像当时广播体操里“全身运动”的那一节，于是，调皮的孩子都叫作“全身运动”。

　　 他的孙子就在我们班上读书，是出名的皮大王。祖孙住在老虎灶后头一个洞穴样黑暗的破屋内。弄前是繁荣似锦的淮海中路，霓虹灯在夜晚里闪闪烁烁。这弄堂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房屋不整。放了学后，有时候她邀我去她家做功课，我们走进那个烟熏火燎的弄口，踩着破碎肮脏的路面．来到她家门前。

　　 开门是一条过道，过道旁有一扇门，通向堂皇的客厅，一周皮沙发椅，围了一张西餐长桌，吊灯低垂在桌面上方。在我时至今日的印象里，客厅总是暗暗的，好像从来拉着窗帘，隔开了里外两重天地。我们顺了过道一直走向后面的厨房和洗澡间，再上了楼梯，走进她自己的小房间内。

　　 墙上挂了她与母亲大幅的着色的合影，母亲背对了照片，她正面地抱着母亲的脖子欢笑。我们做完了功课，就到楼顶晒台去玩，望着楼下破陋的弄堂，就像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那时候我们无忧无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差别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厄运。

　　 我们在一起有无穷稀奇古怪的游戏，在她家的晒台上或我家的花园里种葱，并立志要去考农学院。我们将种出来的葱夹在面饼里，吃得生腥满嘴。我们又常常互相生气，由于都是同样的任性与娇惯，谁都不肯宽容对方。而在我们互相冷淡的日子里，彼此都是那么的寂寞和孤独。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各自坐在课桌前，磨磨蹭蹭地整理书包，期待着对方与自己说话。和好的日子则是那样欢欣鼓舞，阳光明媚，就像是为了补偿虚度的时光，我们以加倍热烈的语言表达互相的信任和友爱，这时候，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

　　 关于她家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早已在学校里传开。由于小学是就近读书，同学都住得很近，谁家是做什么的，谁也瞒不过别人的耳朵。比如某某同学的父亲住在监狱，由于印假钞票判有多年的徒刑，比如某某同学家里是摆小书摊的，他常常带了一叠一叠的小人书来学校看；还有谁家的父母是山东南下的干部，家里家外说的都是山东方言，天天吃馒头，等等。

　　 同学之间又喜欢传舌，往往会夸大其词。就这样，人们将她家描绘成一门豪富。过了许多年后，我才从她那里了解到：在她父亲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以工业救国的理想和祖上传下的一份遗产，伙同兄弟合资开了一个铜厂。其间几起几落，几临破产与倒闭，几度危难，而终于支撑下来。在她出生的时候，工厂已经公私合营，父母怀了犯罪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吃着一份定息，时时告诫自己和儿女，不得走剥削的道路，做共和国的好公民。

　　 有一次，她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有一条内部的政策：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果表现特别优异，就可以改变成分。我当时听了就很怀疑，说党的政策是“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并不是改变“成分”的意思。而她坚持说确实有这样一条可以改变“成分”的政策。现在想想，这条政策大约是她自己从“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的思想里生发与推理出来的。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以自己的身体承接了命运的暗影，将她温暖地庇护起来。

　　 幸福快乐的她将一切都想得那么美好，年轻的共和国且又给人许多希望。后来，我常常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董小苹会怎么样？远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似乎从一开头就是这样：除我之外，董小苹几乎很少好朋友，班上同学总是和她很疏远，尽管她学习优秀，参加公益活动也热心，可她在少先队中只是一名小队长。

　　 同学们背地里说起她，就总不那么满意的样子。而老师的态度也很微妙，记得有一次算术课上，她的课堂回答错了，窘迫而又憨态可掬地张着嘴，不料老师却恼怒地说：“伸什么舌头，又不是狗舌头！”

　　 老师的激怒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和奇怪，一直到我长成一个成人之后，才理解了这位老师复杂的心情。她的美丽，聪敏、妩媚、可爱，以及优越的生活，使许多人的心里感到不安与不平。想到这里，我就发现，“文化大革命”以及这“革命”中许许多多残忍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在小学最后的一年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我与董小苹为了一件极小的至今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闹翻了，两人不再说话，形同路人，为了气她似的，我故意去和一些平素并不投合的同学要好，进进出出的。

　　 就这样，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小学虽不停课，却也乱了章法，成天闹闹嚷嚷的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早晨，有人在董小苹的课椅上写了“狗崽子”的字样，待她进教室看见了，就说了大意是“写的人是写他自己”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同学跳将起来同她吵。这一个同学出身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工人家庭，身上从未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性格却很倔强。吵到后来，在场同学渐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沉默，另一部分帮了那同学吵，而董小苹自始至终是一个人，她却毫不让步，声嘶力竭地强调：“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最后，大家一并将老师找来，要老师证明，究竟是谁的道理对。老师涨红了脸，支吾着不敢明断。

　　 这时我看见很大很大的泪珠从董小苹的脸颊上滚了下来。我悄悄地退了场，心里感到非常难过。这些日子里，每天夜里我都不敢入睡，觉着红卫兵每时每刻都会破门而入进行抄家。我期待着他们敲门，心想：抄过了就好了。而他们终于没有来，不知不觉，童年就在这种焦虑与恐惧的等待中过去了。

　　 这一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就在我们班上，有两个女生相继夭折，一个是患肝癌，另一个是急性脑膜炎。前一个拖了有半年时间，死后，她母亲托人叫我去她家取借给她看的小说书，那母亲将一叠保护得很好的书交给我，一边哭诉着她死前的情景。

　　 我望着她平日睡觉的空荡荡的阁楼，心里充满了虚无与茫然的感觉。后一个同学在一昼夜之间消亡，有同学跑来告诉我，说她给她们猜的一个谜语还没有告诉答案，现在谁也不知道那答案了，许多日子过去之后，我才知道这一年里，董小苹经历了什么。一周之内，红卫兵两次上门抄家，抄走了家中的最后一分钱，砸碎了家中最后一只完好的热水瓶。一日之间，全家做了贱民，从此，开始了凌辱与贫困的生涯。

　　 到第二年开春，我们根据地段划分进了附近的中学。在学校里，我远远地看见了董小苹。她穿了一件旧罩衫，低头默默向自己的教室走去。后来，我们就常常在校园里远远见面，可是谁也不与谁说话。她是那样沉默，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也听不见别人谈起她，就好像没有她这一个人似的。中学的生活是那样无聊，或者坐在教室听拉线广播，或者坐在操场地上开大会，太阳烤得人头昏眼花。后来，我去了安徽插队，而我中学里的好朋友在我走后半年，去了江西一个林场。她从江西来信说：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和你小学同学董小苹在一起了。她信中还告诉了我，董小苹想与我和好的愿望。

　　 在经过了那么样的时日之后，两人间的一桩小事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我回信时便附笔向她问候了，不久，就收到了她附来的短信。而正式的见面，是在两年之后的夏天。我们一同在上海度暑，有一天，我去了她家。

　　 她从楼上下来迎接我，将我带上二楼。除了二楼以外，其余的房间全被弄堂里的邻居抢占了。这时候的我们，彼此都很生分，并且小心翼翼的，似乎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她穿了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只有当她母亲说起我们小时的淘气，她浮起笑靥，往昔的董小苹才回到眼前，可是转瞬即逝，又沉寂下来。

　　 过后，我们就开始了间歇很长并且平淡的来往。通过我中学的好朋友，我也不时能得到她的消息。我知道她在那里依然很孤立，周围有许多对她极伤害的猜忌与流言。然后，我又知道她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以过硬的病由和极大的决心办了病退，回到上海，在街道生产组做工。

　　 这时候，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她也搬出了原先的弄堂，被抢占的房子再无归还的希望，而十年里惨痛的记忆也无法抹平。一九八〇年的冬天，她来到我家。这时候，她已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她骑了一辆自行车，是在星期天晚上返校的路上弯到我家。

　　 她剪了短发，穿一件朴素的外衣，态度有些沉默，说话总是低了头。我们互相谈了些这几年里的情况。我已于七八年春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社工作，从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回来不久，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她自七五年底病退回来直到七九年进校读书，此间一直在一个做绣花线的生产组工作。

　　 上大学是她从小的心愿，在林场时，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招生的名额，却给了一个连一张通知都写不流利的男生，因为他有一个好出身。她听了这消息几乎昏厥，虽然她不相信会有什么好运落在自己身上，可心中却无可抑制地暗暗揣着希望。

　　 后来到了上海，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她便开始了准备。而如我们这样六九届初中生，仅只有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一切都需从头学起。七七年的考试且又是竞争空前激烈的一年，自六六年起的历届毕业生全在这一时刻涌进了考场。她呕心沥血，最终却落榜。她后悔道，如果考的是文科，分数线就过了，而却考了理科。

　　 然后，到了一九七九年。这两年中发生了多少变化，工商业者的工资、存款、定息、抄家物资纷纷归还，生活渐渐阔绰起来。国家政策开放，出国渐渐成风，许多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女孩子嫁了阔佬与洋人脱离苦境，而她还在绣花线作坊里勤勤恳恳地做一名仓库保管员，以业余时间进行补习，再一次进了考场，终于榜上有名。

在天高气爽的秋季，那一个新生进校的场面，一定是非常激动人心。年轻和不再年轻的大学生们一同走进校门，谁会注意一个董小苹历经数年的奋斗呢？谁会知道她从什么道路上来？
谁知道这一个沉默的总是生怕引起别人注意的女生，曾经有过一个灿烂美丽的童年，而在一切被践踏与毁坏的日子里，多少强大的男人都堕落了，销声匿迹了，这一个娇嫩柔弱的女生不仅坚定了她的自尊与自爱，还保存了一个理想，并使之实现。在秋天这个入学的早晨里，有一个理想实现了。
　　 她读的是历史，心下却喜欢中文。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母校向明中学任教。一年后她结婚怀孕，正遇学校实行聘任制的改革，于是以怀孕与产假期间无法正常上课的理由“不被聘任”。她连日奔忙，终于为自己找到另一份“被聘任”的工作时，教育部门又下达了师资不外流的文件。经过又一番奔波，终于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办一份名叫《上海青少年研究》的内部刊物。

　　 这时候，我已开始全日制做一名“写家”的生涯。我埋头在一些虚拟的故事之中，将我经过、看见、听到的一些实事，写成小说，我与我的文友们谈天说地，将一个个自己或者别人的故事拿来搜乱出真理。我到邮局寄信，我到银行取款，我出国在机场验关，有时候我只是在菜场买菜，会有人认出我，叫我青年作家，使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可是，我又知道，自己不仅是人们所认识的那一些，而在那一些以外，自己还有一些什么呢？

　　 有时候，在最最热闹的场合我会突然感到孤独起来，觉得周围的人都与我隔阂着。那些高深的谈吐令我感到无聊与烦闷，我觉得在我心里，其实包含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就这样，我和董小苹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

　　 我很喜欢在她自己那一个简陋而凌乱的家里坐上一时，说一些平常却实际的话。她和她的丈夫、儿子住一套十三平方的往昔看门人的寓所，她的丈夫与她是生产组的同事，又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现在教育局工作。两人都在“清水衙门”，收入绝对有限，她又不惯向人开口，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为了改变现状，曾努力为丈夫留学日本作过争取，可是人事多蹇，事情遥遥无期，却已负了一身债。她缩衣节食，幻想着无债一身轻的幸福时光，并执意培养弦子对拮据的家境有承受的能力。

　　 她在八七年脱离编辑工作，专摘青年学生的比较研究课题。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天气，我们不合时宜地在她家做客。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老鼠们游水过来，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她安详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再去买菜买面粉，自行车像兵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

　　 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大家动手一起包一顿饺子。饺子熟了，我们各人端了碗找个角落坐下就吃，那情景就好像是插队的日子。在这间小屋里，我感受到一种切实无华的人生。她读书，做学问，写论文，从一个作了针线匣的纸盘中取出针线，给儿子钉一条断了的鞋带，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留出了五块钱，为自己买一条换洗的裙子，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在这里，每度过的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义的一日。

　　 八八年春天，她因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合作的课题，受邀去了日本。去之前，她将五百元置装费大都添了结婚五年来没有添置的日常衣物。当我向她提议应当做一件睡衣，她露出茫然的神色道，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还有睡衣这一件事情。

　　 我不由想起幼年时她那小公主般的卧室，心想：这一个粗糙的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如今，只有她那白皙的肤色与细腻的气质，以及某些生活习惯，比如从不去公共澡堂洗澡等等，才透露出她埋藏很深的贵族气。而她现在再怎么高兴也无法像她童年时那样欢欢喜喜地大笑。

　　 她穿一件稍漂亮的衣服就引来人们羡忌的目光，也会使她惴惴不安。然后，她就去了日本。令她十分失望与不快的是，日方合作单位，出于一种成见，竟将请她去日本仅仅当作是对合作人员的一种优惠，并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日方再没有想到，这一个中国人，来到繁华的东京，是为了和他们作认真的工作会谈，他们措手不及，最终只能真诚地道歉。她去日本的时候，正值大量学语言的上海人涌上东京街头打工的热潮中，某一些中国人卑下的行径，使得战败后成功崛起跃到世界前列的日本国人滋生了傲慢。

　　 她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寮长，一个二十三岁的男孩，通过翻译问她会不会日语，她说不会，他便说道：你既来访日本，应当学说几句日语，每天早晨，也好向我问个早什么的。她当即回答道：你们日本要与中国长期做邻居，你也应当学会汉语。

　　 当她向我叙述这些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她：她锋利而不饶人的言辞，敏捷的反应，极度的自尊心，以及认真的求学态度。我感动地想到：在极尽折磨的日子里，她竟还保持了这些品质，这使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觉得她起了一些变化，恢复了自信心。她常说，是社科院青少所给予了她认识自己价值的机会，消除了她的自卑感，使她觉得一切尚有希望。这希望是经历了许多破灭的日子才又生长起来的。

　　 当我从虚荣里脱身，来到她的生活里，一同回忆我们小时候活着与死去的同学，亲爱或并不亲爱的老师，互相道出那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在我们离开的日子里各自的遭际与命运，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渐渐回来了，我身心一致，轻松而自然。她的生活使我能够注意到，在我的生活里，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有意义的，而哪一些是虚假的，哪一些又是无聊的。

　　 一九八九年八月

　　 本文选自王安忆《成长初始革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