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熬夜的人身体损失了什么?

作者 / 知乎用户
损失了身材,记忆,快乐和生命。

一个成年人每天所需的睡眠时间是七到九个小时,青少年需要八到十小时的睡眠,儿童需要的睡眠时间则更久。偶尔一两天的熬夜可以靠之后几天补觉来弥补,但是长期熬夜会对大脑和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下面具体说说熬夜和缺乏睡眠的危害。

1.熬夜可能导致肥胖。

研究发现,将健康人的睡眠从 8 小时缩减到 4 小时,他们体内糖分的代谢速度会明显降低。也就是说,睡眠不足是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因素之一。熬夜还可能导致白天食欲暴增而发胖。研究发现,晚上睡眠减少或者不睡觉会激活大脑前扣带回皮层,让人胃口大增,对一般的食物都充满兴趣,而大脑这一区域的激活,在肥胖症中尤为普遍。

2. 长期缺乏睡眠会增加死亡率。

2014 年,一个铁杆球迷因为连续观看了 48 小时的球赛而死亡。虽然他的死因是“中风猝死”,但是早在 2012 年在波士顿举办的睡眠会议中就有研究发现,那些长期睡眠的时间低于 6 个小时的人,相对于每晚能够保持 7 到 8 小时睡眠的人来说,增加了 4.5 倍的中风风险。根据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的资料显示,在(哪一年)美国只有 28%的成年人每天睡觉能达到 8 个小时,而在 2001 年,这一数据是 38%。随着经济的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睡眠时间反而不合理地减少了。

3. 缺乏睡眠会导致记忆能力下降。

当小老鼠被剥夺了五个小时的睡眠后,大脑中负责记忆的海马体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明显减少了。及时的补觉可以逆转这一损伤:随后小老鼠又补了三个小时的觉,结果海马体的神经元树突又长了回来,变得和正常睡眠的小老鼠的差不多了。缺乏睡眠(即使只是一晚上睡觉少于 5 小时),也会导致对之前发生的事件细节记忆混淆和扭曲。

睡觉是大脑“排毒”的关键时期。在清醒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消耗白天所需的各种能量,这一过程会产生很多副产品,也就是大脑的生物垃圾,这些生物垃圾会堆积在大脑中。代谢产物中包括很多成分,其中包括腺苷。当腺苷累积起来的时候,会增加困倦感,而咖啡就是通过阻断腺苷受体来减少困倦感,使人感到比较清醒的。科学家通过观察小鼠发现,睡觉的时候脑细胞之间的空间会增大 60%左右,大脑中的淋巴系统在这个时候会开启,把清醒时大脑活动产生的毒素更快地通过脑脊液排出大脑,而清醒的时候大脑的“排毒”过程则几乎不存在。

4. 缺乏睡眠会影响人的情绪。

一方面,缺乏睡眠会让人变得情绪化。在一个研究中,科学家让参与实验的人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分辨电脑屏幕上的光点往哪个方向移动,同时这个光点上会出现情绪化的图片或者中性的图片,来分散注意力。结果发现,有充分睡眠的人会受到情绪化图片的干扰,但是在中性图片出现时却不容易受到干扰;而缺乏睡眠的人则不同,情绪图片和中性图会同等干扰他们的表现。也就是说,缺乏睡眠会让一个人把中性的刺激等同于情绪化的刺激,使得他们在生活中更加情绪化。睡眠剥夺还会降低人们对他人面部情绪的识别能力,尤其是对生气和开心的情绪的识别能力,从而间接影响一个人的人际交往能力。

5. 熬夜可能引发精神问题。

很多精神疾病都和睡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认为是长期睡眠差导致了精神问题,也有研究认为睡眠不良提前于精神症状出现,是对大脑问题的预示。总之睡眠与精神问题似乎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在我读博士期间,研究的课题是帕金森病的幻觉机制。当时访谈的一个帕金森病人告诉我,他在发病前失眠了十多年,每个星期只有 3 天能睡着觉,而发病 5 年后,睡眠似乎更差了。抑郁症的前期症状和伴随症状也往往包括了失眠、睡眠质量低下等睡眠问题。如果存在长期失眠或者睡眠质量低下而导致的嗜睡情况,那么人们则需要及早引起对其的重视并对其进行干预。

2012 年有一则这样的新闻报道,一个民工在他的腿上绑了一万块钱然后赶春运坐火车回家,结果路上他就突发了精神病。原来是这个民工把打工一年挣得的 1.3 万元用布包着绑在腿上坐火车硬座回家,但因为精神紧张过度,他一路上也不敢说话也不敢睡觉,坐了足足 43 个小时后他心力交瘁,最后出现了妄想。急性的睡眠剥夺(熬夜)可能会导致情绪低落易怒,思维不清,甚至妄想和幻觉。

有人会问,熬夜但是白天睡到很晚才起可不可以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光照。

首先来讲光照对睡眠的影响。外界的光线对睡眠质量和睡眠节律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大脑靠近眼睛有个神经集合的区域,叫做视交叉上核。这个区域通过眼睛感受到的光线来同步我们的日夜节律。每天当夜幕降临,动物眼睛接收到的光线大幅减少,视交叉上核的活动就会下降,松果体开始大量分泌褪黑激素,促进大脑进入困倦状态。褪黑激素是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使人产生睡意的激素。这就是自然状态下,动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

作用于视网膜的短波光(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人造光(主要是蓝光),可以把我们的生物钟推迟 4 到 6 个小时,导致入睡困难。不过波长长于 530nm 的红光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节律。所以当你熬夜不睡觉白天补觉的时候,如果睡眠环境不是完全密闭的,有光照存在,就严重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因为光照会通过松果体进而影响到身体的日夜节律,如果你的睡眠习惯和身体的日夜节律不匹配(或者不定期熬夜,生活不规律),就都会影响睡眠质量。

小米生态链的 “去小米化” 运动

文 / 李健华

来源 / 远川商业评论(ID:ycsypl)

2019 年,雷军在小米年会上宣布开启 “手机 + AIoT” 双引擎战略。在台上,雷军慷慨激昂回顾了一番小米手机征途,“今天,面对中国血战、全球征程,面对智能家庭、AIoT 的历史机遇,我们犹豫过吗?也没有 [5] ”。

小米在 2014 年开始布局 IoT 硬件生态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小米通过投资 + 管理的方式网络一大批智能硬件创业公司制造爆款,快速占领各自赛道市场。前不久发布的 2021 年小米 Q3 财报,小米投资的 IoT 生态链企业超过 300 家,IoT 与生产消费产品业务收入达到 209.3 亿,成为小米第二大收入来源。

这些生态链企业大多都是小米的嫡系部队,见证过小米现象级的横空出世,经历过小米的销量危机,打赢了一场又一场大胜仗。但胜仗打完,生态链的革命队伍难免出现了分化。

随着生态链企业发展壮大,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推出自有品牌,寻求更大的自主权。

比如,2015 年加入小米生态链的九号平衡车,曾经这样描述与小米关系:公司与小米之间的合作关系,只包括小米财务性投资和小米作为公司主要渠道之一销售定制产品,公司 “并不属于小米定义的典型生态链企业 [6]”。

这被许多媒体称之为 “去小米化” 运动。那么问题来了,

1、小米生态链是怎么成功的?

2、为什么生态链企业要 “去小米化”?

3、小米生态链打法的本质是什么?

超车 BAT 的风口

2013 年前后,小米手机风头无两,出货量冲到 6000 万成为国内第一,彻底瓦解 “中华联酷” 时代。这时的雷军却看中了一个 “能够弯道超车 BAT” 的风口:IoT 物联网,并做了一个对小米影响至深的决策 —— 五年内投资孵化 100 家生态链硬件公司。

与此同时,小米联合创始人刘德完成了小米供应链艰苦拓荒,整整一年,他的工作变成了去银行谈授信额度、去大学校园宣讲小米价值观以及参加一些政府会议 [2]。雷军决定给他找点事干,把投资生态链的任务交给对方。

小米成功的核心,是通过对供应链把控做出质量还不错的智能机,再用互联网模式砍掉线下一切流通成本,把产品以接近成本价卖给消费者。对比之下,当年同样用高通 MSM8260 处理器,小米 1 价格是 1999 元,HTC G14 是 4000 元。

小米生态链模式,就是以手机为成功模板,以投资不控股方式,向生态链创业公司灌输方法论和产品观,让它们占领各自赛道。这样,小米在不需要投入大量成本下,就能达到快速复制 100 个小小米目的。

另一方面,生态链企业为小米生产硬件产品,可以享受小米在供应链、渠道和品牌等资源支持,能够少走弯路快速成功。这个过程中,小米对企业们的作用就是催化器,主要用以下三板斧:

1)供应链支持。小米是有名的成本控制大师。2015 年,纳恩博与小米合作的九号平衡车在小米次时代新品发布会上,推出富有小米特色的 1999 元零售价,彻底击穿当时 5000-10000 市场价,就是借助小米供应链资源帮助实现的。

以电芯为例,小米充电宝在 2014 年成为全球销量第一后,由于每年要消耗过亿电芯,基本可以在全球 3C 供应链体系以最便宜价格拿货,平均可以把电芯这个重要配件拉低 20% 左右,九号平衡车因此直接受惠 [1]。

2)产品方法论。小米生态链产品,比如空气净化器、净水器和扫地机器人等,都属于标准化高、个性化弱的产品,天然适合做大众市场。而小米则采取 8080 原则,即满足 80% 用户的 80% 需求来做产品。

在早期,生态链企业产品要发布,必须经过小米的品牌、供应链、设计等环节严苛过审。华米手环有一次要赶着上小米发布会,就差模具最后审批,但小米方面认为手环外观设计有问题,宁愿晚一点出货,也要把产品做好才发布。

3)品牌与渠道。小米以互联网手机起家,在一二线城市用户构建了高效的口碑,这意味着,生态链企业只要打着小米的招牌,几乎不需要花营销成本就可以获得用户关注。

重中之重是渠道支持,小米对生态链企业开放四大渠道,包括 PC 端小米网、app 上的小米商城和米家商城、线下的小米之家。

要知道当时拼多多还没崛起,苏宁还没欠债,小米是国内第四大电商平台,是生态链企业导流的最大渠道,比如直到 2018 年,生产小米空气净化器的智米渠道 90% 来自小米,华米当时也在这个水平 [4]。

可以说,在小米生态链建立的前几年,这是一个让小米与生态链企业建立了互利双赢局面,但这种关系却很难永远保持下去。

微妙的博弈关系

小米与生态链企业的合作关系并不是铁板一块。

比如企业就曾存在话语权过低的问题:早期,生态链企业的供应链采购材料,必须由小米方面统一购买,这样可以为供应链节省 5%-15% 的利润空间。虽然看似节省了成本,但对于很多制造业公司而言,供应链涉及到命脉,都希望掌握在自己手中 [1]。

两者博弈关系,很少人能说清楚,就连小米生态链部总经理屈恒也说,“这个话题无论是外界还是内部都有很多误解。甚至内部都有很多人认为生态链是我们的子公司,经常有人跟我说,那个公司怎么怎么了,你们赶紧去管管他 [3]。”

官方著作《小米生态链战地笔记》描述,小米与生态链企业是兄弟公司,不止一个章节强调 “小米一开始就没想把生态链企业绑死”。

事实上,生态链企业可分两派:一派是被媒体称为要依赖小米才能生存的 “啃米族”,另一派是做到龙头甚至上市的 “去小米化” 企业 [7]。

为什么小米留不住这些龙头企业?

首先是性价比模式的束缚:小米用手机模式成功复制各行业的小小米,同时也把困扰小米自身的问题传导给这些企业 —— 打造高性价比爆款的策略,导致企业利润太低。

以挑战插线板巨头公牛的青米为例,2015 年小米首款插线板成本价 30 元,青米的价格率只有 1.33 倍、定倍率也在 1.65,远低于飞科等同行。具备价格优势的同时,也导致青米毛利率一直不超过 20%,远低其他玩家 40%。

而对一些 “科技含量” 相对高的公司,比如扫地机器人品牌,性价比模式让企业没办法通过产品研发获得的高溢价来摊薄研发成本,继而支撑新的研发投入。或者换句话说,性价比模式让企业多多少少丧失了定价权。

另一方面,小米生态链弱化了品牌:小米的生态链模式本质上就是贴牌 OEM/ODM 模式。小米与生态链企业之间,恰好扮演了自主品牌和代工 / 设计的两方面角色 [8]。

在经典的微笑曲线理论中,附加值最低的是处于底部的制造组装环节,最高是两端的品牌营销和研发设计。

根据华创证券对 VesSnc、美的、新宝和兆驰股份这些不同产业链环节的家电企业测算,按利润率从高到低的环节排序是:设计 + 品牌>研产销一体>设计 + 代工(ODM 模式)>纯代工(OEM 模式)。

换句话说,企业含品牌率越高,利润率越高。全球市值最高的苹果牢牢掌握高端品牌和自主研发环节,把生产交给供应链已说明一切。虽然小米生态链企业实际上拥有自己的品牌,但在小米体系下,存在感并不强。

与传统 OEM/ODM 模式最大区别是,企业依旧为小米做设计和代工生产,但小米会对它们进行财务投资,并在供应链、渠道和品牌提供支持,可视为一种升级版。当生态链企业有机会完成第一桶金和能力积累,为了追求更高利润,它们必然会往右端自主品牌路径走。

石头科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16 年,石头科技为小米进行 ODM 代工扫地机器人,依靠小米渠道迅速打开市场。但有得必有失,小米生态链企业话语权十分有限,早期石头科技利润率也没超过 20%[8]。

2017 年,石头科技开始推出自有品牌石头和小瓦扫两款产品,毛利率开始迅速提涨,从 2016 年的 19.2% 提升到 2020 年的 51.3%。在石头科技招股书中,与小米合作业务与自主品牌业务的毛利率分别是 15% 和 45%。成功去小米化的石头科技,今年一度逼近千亿市值。

但在整个小米生态链里,能够真正做到 “去小米化” 的公司并不算多。

比如为小米做智能灯具的易来智能,本来今年冲击科创板 IPO,但被监管层质疑独立性。易来智能承认,公司的自有品牌与小米 “米家” 品牌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如果未来公司自有品牌产品不能持续获得市场认可,则可能受到米家品牌产品的冲击 [7]。

“去小米化” 核心还是在于,企业本身能不能通过前端的研发或后端的品牌获得高溢价。而对小米来说,这些企业能够做大,也能收获不错的投资回报。

其次,小米在一个行业的合作企业不是只有一家。比如扫地机器人领域,石头科技是最有名的一家,在这个品类,小米还引入了深圳杉川、追觅科技、云米科技和深圳银星一起来做,在某些家电领域小米甚至会亲自上场。

问题是,小米的生态链模式就没有它打不下来的市场吗?

难以跨越的大山

小米生态链的投资规律是有迹可循的。

2017 年底,小米生态链由近到远投资的三大圈层已经很清晰了,最核心的圈层是围绕小米手机产生的周边产品,比如有充电宝、耳机和智能音箱等。

第二圈层主打智能硬件,包括空气净化器、电视、电饭煲等。

最后一层是生活方式类产品,如牙刷毛巾和行李箱。雷军意在打造一个以硬件为主的小米版无印良品,而这些产品则被落地到小米之家。

再进一步看,以上三大圈层产品的市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大多数符合刘德说的蚂蚁市场,所谓蚂蚁市场有三大特点:

首先,这类市场的竞争格局高度分散,导致 “有大市场无大品牌”。很多情况下,超过 80% 的市场被数以万计的小厂商占据,就像蚂蚁群占据了市场最大蛋糕。

以国内照明行业为例,2016 年行业总营收达到 5600 亿元级别,但前三家最大照明上市企业收入占比只有 15.67%,其余 84.34% 市场由中小企业占据,是一个典型的蚂蚁市场。

其次,蚂蚁市场进入门槛一般较低,多以传统行业或者新兴科技硬件市场为主,特点是供应链成熟,产能充裕。但由于没有寡头垄断,新品牌的孵化成本很低。

最后,蚂蚁市场不可避免会带来效率低下问题:一方面,大量劣伪产品流通市场,另一方面,优质产品无法扩大市占率,只能通过高毛利维持投入,最终的结果就是,蚂蚁市场的产品要么质量差,要么价格贵的极端现象,给小米留下极大市场改造空间。

在蚂蚁市场,以性价比为核心的 “小米模式” 能够让生态链企业快速做大规模,比如小米把 200 多元的充电宝做到 69 元、动辄四五千的空气净化器做到 699 元、要价六七千的扫地机器人做到千元级别,极大降低用户使用门槛带来巨大销量。

但在蚂蚁市场之外,小米生态链的打法就多少有些捉襟见肘,最典型的就是空调。

国内白电行业的特点,首先是寡头格局长期固化,其次是线下渠道出货量占比较高,最后是技术迭代慢、品牌效应强。这些特点完全与蚂蚁市场相反,是小米生态链企业短期难以拿下的。

2015 年,小米别有心栽推出 “年轻人的第一款空调” 产品,参数为 1 匹的 2999 元,1.5 匹的 3399 元,价格感人,销量惨淡。2019 年,国内空调市场中,格力、美的、海尔、科龙和海信前五家企业市占率仍然高达 79.2%。

这几年,小米对白电行业的打法开始有新改变。比如做厨电空气炸锅,与以往投资初创公司相比,小米对于成熟行业的投资,会选择上游代工龙头企业作为生态链企业。

正如小米生态链部总经理屈恒说,“当你进入的不是蚂蚁市场,而是直面行业龙头时,必须得从生产制造开始,遵循传统行业的规则才有可能超越 [3]”。

尾声

从 2013 年至今,小米已经孵化了接近 300 家企业,对小米自身来说,生态链硬件最大的贡献,不仅让小米能够快速进入各行各业,还利用 IoT 硬件组合使小米之家模式成功运转,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了小米的线下短板。

而对生态链上的企业来说,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从零开始,通过输入小米的产品标准,利用小米的资源打赢第一场仗,拿下市场基本盘。一些公司成功从代工厂的 ODM 工厂转型,成为消费市场上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小米和生态链企业有多少相爱相杀,都不失为小米为中国制造业做出的一点贡献。

Twitter 卸任的 CEO 杰克多西是一个很神奇的人

文 / 卫夕

来源:卫夕指北

带鼻环、留长胡子、半身裙设计师、按摩师、同时管理两家上市公司、一周只吃七顿饭、梦想当纽约市长…….

你很难想到这些标签都被贴在 Twitter 刚刚卸任的 CEO 杰克多西一个人的身上。

没错,在硅谷的 CEO 们纷纷走向乏味甚至无趣的职业经理人的时候,杰克多西是为数不多的离经叛道者。

尽管最近在压力下退出了 Twitter 的管理层,但他依然是硅谷另一家上市公司 Square 的 CEO,而他作为硅谷异类领袖的故事在今天还是值得一读的。

从杰克多西的人生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个科技公司 CEO 还可以有哪些特立独行的另一面。

今天,卫夕和你好好聊聊杰克多西。

1.

1976 年,杰克多西出生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父亲在一家生产光谱仪的公司工作,而他的母亲则是家庭主妇。

杰克多西对科技的兴趣主要受工程师父亲的影响,1984 年对杰克多西而言是重要的一年。

没错,在苹果推出 Macintosh 的那一年,年仅 8 岁的杰克多西收到了他父亲给他买的人生中的第一台 IBM 电脑。

第一次和电脑邂逅之后多西就逐渐开始展现出对编程的兴趣与天赋。

从 8 岁自学编程开始,到大学进一步进修计算机科学与数学专业,杰克在编程方面展现出了卓越的天赋。

年仅 15 岁的杰克多西就开发了一套开源的出租车调度软件,直到今天在美国的东海岸的一些小城依然有出租车公司还在使用。

1995 年 19 岁的多西高中毕业后入读密苏里科技大学学习计算机。

在念大学期间,精通计算机的杰克多西并没有循规蹈矩,而是仰仗着自己的技术和天赋开始了黑客生涯。

1998 年,年纪轻轻的他很快就发现了纽约快递调度公司 DMS 的一高危漏洞,他写邮件告知了公司老板并附上了解决办法。

DMS 公司的老板收到邮件后很欣赏这位年轻人的才华,于是邀请这位天赋秉异的年轻人加入自己的公司。

于是 21 岁的多西为此从密苏里科技大学转到了纽约大学,而离毕业还有一学期的时候,多西退学了,正式开始了他的程序员生涯。

有一些鸟是关不住的。

在 DMS 公司工作一年多后,正值美国互联网热潮开始起飞,血气方刚的多西也按奈不住辞职来到奥克兰开始了自己的互联网创业之旅。

2000 年,多西和好友基德成了从网上派遣快递员和紧急服务的公司 dNet。

年轻的多西认为自己只适合做技术不擅长做管理,于是从外部聘请了一位 CEO 负责公司管理。

然而很快他们就赶上了 2001 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同时多西也和 CEO 产生了分歧,最终多西和好友基德双双被自己请来的 CEO 赶出了公司。

第一次创业失败后杰克多西回到家乡圣路易斯,开始在密苏里植物园学习插画,并且打算以此为职业。

然而注定要走向科技行业的多西最终还是回到了旧金山,而当时科技泡沫破灭后硅谷等待多西的工作并不多,一度他只能一边当保姆照顾好友的女儿一边找工作。

没错,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创办两家巨头的杰克多西当保姆时的样子。

在辗转几次工作之后,程序员多西加入了一家名为 Odeo 的播客服务公司,他的老板小有名气,曾经创办过 Blogger 并将它卖给了硅谷巨头。

然而多西对这家公司的业务其实并没有信心,因为苹果在当时也刚刚发布了自己的播客产品 Podcast。

然而多西不知道的是,正是这家公司将改变他后来的命运。

当时 Odeo 这家创业公司运营的半死不活,老板埃文・威廉姆斯想做一个播客聚合服务,当进展非常缓慢,数据非常惨淡。

于是老板向公司征集新方向,一向很有想法的杰克多西将自己一个同时向多个好友广播自己状态的 idea 贡献了出来。

这就是 Twitter 的起源。

多西Twitter创意的手稿

多西 Twitter 创意的手稿

2.

至今没人否认 Twitter 是多西的创意,事实上,第一条 Twitter 也是多西的账号发出来的,然而随后的故事并不平坦。

Twitter 当时只是 Odeo 公司的一个项目,曾经创办过 Blogger 的老板威廉姆斯当时想把公司打造成一个孵化器,他想创造更多类似 Blogger、Twitter 这样的项目。

因此他需要一个人来打理当时刚刚展露头角的 Twitter,于是技术开发者和创意贡献者多西就这样成了 Twitter 的 CEO。

开始的 Twitter 并没有太多人使用,但在 2007 年 3 月的美国西南偏南大会大放异彩之后,Twitter 声名鹊起,用户快速增长,奥普拉、奥巴马等各类名人也开始加入。

很快,500 万美元的投资就打到了公司账上,30 岁的多西也摘掉鼻环、穿上西装,开始学习成为一名真正的硅谷 CEO。

然而创业这件事从来就很艰难,多西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用户高速增长的带来的经常性宕机。

这还不是最困难的,一个技术出身的程序员一下成了所有同事的老板,这对多西的管理能力有着极大的挑战。

而随着 Twitter 用户不断创新高,影响力越来越大,多西和曾经的老板威廉姆斯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和紧张。

在一系列的斗争之后,年轻的极客最终被股东赶下了 CEO 之位,只留下了一个董事长的虚职。

这对杰克多西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还尝试接触过当时想扼制 Twitter 发展的马克・扎克伯克。

然而多西很快恢复了斗志,他要继续证明自己,此时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执行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他偶然在一次通话中听到了做玻璃工艺品生意的朋友因为信用卡付款的问题居然损失了一笔重要的订单,而通话的时候他们却用的是性能已经非常强大的 iPhone。

于是他萌生了通过手机外设支持信用卡刷卡的创意,这就是杰克多西第二家公司 ——Square 的起源。

多西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 Square 的二次创业中,有了 Twitter 的小试牛刀的练手,多西显然成熟了很多。

他全力以赴,他需要证明自己即使不在原来的团队,也能创办一家和 Twitter 一样强大的公司。

今天,Square 的市值 1000 亿美金,Twitter 的市值 300 亿美金,而这一切的起点源于 Twitter 对多西的驱逐。

再说回 Twitter 这边,威廉姆斯赶走杰克多西后自己也没能很好地领导 Twitter,董事会对他也并不满意。

于是成立才三年 Twitter 迎来了多西、威廉姆斯之外的第三任 CEO—— 迪克科斯托洛(Dick Costolo),他是 Twitter 原来的 COO。

2011 年,Twitter 上市了,上市后产品层面受到了来自 Facebook 的激烈竞争,股价一直徘徊在低位。

这时候董事会决定请回多西,于是多西又回到了 Twitter 负责产品,同时在 2015 年真正回顾到自己在 Twitter 最初的位置 ——CEO。

和上次不同的是,多西此时还是 Square 的 CEO,他担任这两个职位长达 5 年,直到最近辞职。

3.

不得不说,杰克多西有着惊人的精力。

毕竟同时管理两家上市公司长达 6 年即便在人才济济的硅谷也并不多见,只有乔布斯做到过(苹果和皮克斯),马斯克尽管掌管多家公司但只有特斯拉上市了。

没错,杰克多西是真正的 “时间管理大师”

那么从个人时间管理的角度,杰克多西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根据公开的资料,杰克多西分享过他别具一格的时间管理方法 ——

“我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为每周不同日子设定不同的主题。周一,我在两家公司都专注于管理和公司运营,周二专注于产品,周三专注于市场营销、沟通和增长,周四专注于开发者和合作伙伴关系,周五专注于公司、文化和招聘,周六休息,去徒步,周日专注于反思、反馈、战略和为下一周做准备。”

同时杰克多西还和媒体分析过自己写自己保持精力的技巧 ——

专注现在:不要被过去和未来分散了注意力

展示脆弱:向团队和他人表露弱点、错误和恐惧,因为人人都有同情心

只喝柠檬水和红酒(不喝其他饮料)

每天 6 组 20 次深蹲和俯卧撑,跑步 3 英里,冥想、站直,负重 10 分钟

睡 7 个小时

他向《名利场》杂志透露,他典型的一天通常会工作 16 小时,上午在 Twitter、下午在 Square。

事实上,两家公司的办公室挨得非常近,因此他只需要要花几分钟就能从一家公司切换到另一家公司。

我们很难判断他的这种 “脚踏两条船” 的做法是否真的奏效,因为我们无法假设他只管理一家公司时创造的价值比同时管理两家公司更高。

从结果看,Square 的表现要好过股价徘徊不定的 Twitter。

我想,多西从被踢出局到重新回到自己创办的公司,他一定是想过乔布斯当年从被驱逐到王者归来并且带领苹果重回巅峰的剧本的。

然而现实中,完美的剧本通常都不会如预料般上演,这也是科技有趣的一面。

4.

杰克多西极其广泛的兴趣也是他在科技圈显得独特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大学辍学创业失败后他曾经学过植物插画,一度想成为一位插画师,对如何画蕨类植物极具心得。

在多西的程序员时代,他一次因为自己的颈椎问题去尝试过按摩服务,从此对按摩产生了兴趣。

重要的是他不仅仅是停留在兴趣层面,而是真的花足够的时间去培训、练习,最后通过考核成为一名注册认证的专业按摩师。

没错,行动力是领袖和普通人最大的区别之一。

多西的这次经历和字节跳动张一鸣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处 ——

早年张一鸣曾经在微软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时长让按摩成为他缓解疲劳的重要方式。

而时间一长,他居然在微软中国办公室附近开了一家按摩店,其行动力可见一斑,今天字节跳动公司内部会专门设置按摩室就和张一鸣的这段经历有关。

扯远了,打住!

杰克多西除了是一位按摩师,他还是一位时装设计师,在 Twitter 创业初期,他一度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设计一件铅笔裙。

《孵化 Twitter》这本书中透露,杰克多西第一次被迫辞去 Twitter CEO 其中一个原因就包括其他高层对他每天 6 点准时下班去发展他的按摩、瑜伽、服装设计等兴趣非常不满。

是滴,其实在我看来,多元兴趣对一个人的塑造是很重要的,它的确消耗精力,但正是如此广泛的兴趣让多西能萌生 Twitter 这样天才的 Idea,能琢磨出 Square 这样创意。

好奇心让人有足够敏感的产品直觉,而产品直觉对互联网初创公司而言非常关键。

连线作者 Steven Levy 曾经说,多西涉猎如此广泛,以至于有多西在的场合谈话特别容易跑题 ——

“一次招聘面试变成了对纽约洋基队的分析,一次新闻简报会成为对沃尔芙小说的评论。”

是滴,什么都懂一点,人生会精彩很多。

5.

多元兴趣和曲折经历其实也造就了一个古怪的杰克多西,媒体轻而易举就能捕捉到多西很多让人捉摸不定的行为。

比如,他自己的形象就经历过多次转变,年轻的时候他一头朋克的脏辫,但当创立 Twitter 需要正面公关的时候,他又立马摘掉闭环、穿上西装摇身一变瞬间转为商业精英的形象。

而今天的杰克多西则彻底放飞自我、不修边幅,又回到了当年的嬉皮士风格。

推特上有一个名为 “Jack Dorsey’s Beard” 的账号,专门发他的胡子长短变化的图片。

再比如,他尽管戴着鼻环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但他的言辞却并没有半点嬉皮士的风格,反而是语调谦卑、温和甚至有些无趣和冗长;

他经常表现出对物质和财富的忽视,比如常年走路上班,经常租房子住,仅买过一辆车,使用可回收的编织袋。

但另一方面他也会买劳力士、买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房子和其他奢侈品。

同时,他对东方的禅修也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他曾经专门到东南亚学习修行。

他练习一种被称为 “内观禅修” 的古老冥想,多西表示这种禅修是 “极其痛苦的,需要极大的体力和脑力消耗”,它需要盘腿坐 30 到 45 分钟不动。

他关心慈善,这种关心并非做秀层面的关心,而是真正的行动。

在 2020 年,他宣布捐赠 10 亿美元成立基金对抗新冠疫情,10 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他当时个人财富的三分之一。

没错,他关心社会,他多次对媒体说他的理想工作是成为纽约市的市长。

然而他对 Twitter 这个 “网上社会” 所表现出来的暴力、偏见、仇恨等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却拿不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同时他在不同场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经常大相径庭。

没错,他纹身、喝酒、烫头、畜胡须、戴鼻环、泡明星……

但他依然是硅谷不可忽视的科技领袖。

在中国科技大佬迫于监管集体噤声、美国科技大佬逐步让步于乏味职业经理人的互联网圈,有杰克多西这样一位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叛道离经的行业翘楚,总算让这个圈子更加有趣了一些。

写完杰克多西,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感慨就是 ——

美帝的大熔炉真不是盖的,没有一个真正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是不可能诞生杰克多西这样魔性的异类怪杰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杰克多西?

这个问题的答案和 “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 的答案其实是一样的。

Twitter 新任 80 后印度裔 CEO 的职场开挂史

荣登世界 500 强企业最年轻 CEO,他背后培养出大量硅谷 CEO 的印度神校也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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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Lianzi 编辑|Vicky Xiao

来源:硅星人

“我会设身处地为你们着想…… 我见过(Twitter 所经历的)起起伏伏,以及它所面对过的那些困境,当然也包括那些胜利和过失。” 就在印度裔高管 Parag Agrawal 本周向全体 Twitter 员工发出这封邮件后,Twitter 正式换帅了。

“我就是你们中的一员 (I am one of you)。” 这位草根工程师背景的 CEO 在员工信中强调。

本周一,前任 Twitter CEO 兼创始人 Jack Dorsey 在感恩节小长假后,公开在个人 Twitter 页面放出消息,自己将离任 CEO 一职。而这已经是他二度离任这一职位。同时,他表示,他已经找到了合适的继任者 ——Twitter CTO Parag Agrawal,并将 CEO 职位移交给他。

一时间,硅谷掀起千层浪,还没有从节假日氛围中缓过神来的硅谷人纷纷开始想要了解这位继任者的身份。因为在此前,Parag 鲜少在公共视野露面,相当低调。

很快,当人们发现这是一位一代移民印度裔高管后,硅谷再次掀起了一番印度裔 CEO 占领硅谷的讨论。不少媒体纷纷总结了硅谷一代移民印度裔 CEO 的名单,谷歌、微软、IBM 和 Adobe 等科技大公司均在列。值得注意的是,Parag 今年年仅 37 岁,在本周一继任后,成为了世界 500 强企业最年轻 CEO。

之所以认为自己能够 “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是因为这位高管曾经也是工程师出身,并在 Twitter 内部工作十年之久。可以说,Parag 在此前的硅谷名利场上,并算不得什么响亮的名字。但今天之后,这位被贴上 “十年奋斗,从工程师晋升到 CEO” 的印度裔工程师的名字将会被更多人所熟知。

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在各种渠道拼凑出这位职场晋升能手的过去。而硅星人也将帮你拉开这位硅谷年轻大佬的神秘面纱。

毕业于印度神校,草根工程师职场开挂

Parag 1984 年 5 月出生在位于印度西北部的 Ajmer 市。后来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他来到孟买。他的父亲曾经就职于印度的原子能部门,而他的妈妈则是一名教师。

Parag 很长时间都就读于原子能部门的子弟学校。有趣的是,他的同班同学包含印度女歌星 Shereya Ghoshal。

在他 16 岁的这一年,也就是 2000 年,在一场名为 JEE-Advanced 的入学考试中,他以排名第 77 的名次被培养了大量硅谷 CEO 的印度神校 —— 印度理工学院录取。根据记录,2000 年到 2005 年期间,每年大约有 40000 名学生申请参与考试,其中只有一半的人能够获得考试资格,而最终能被录取的更是整个印度的凤毛麟角。 此后,Parag 又在 2001 年在土耳其举办的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奖。这一年,他 17 岁。

2005 年,从印度理工学院毕业后,他和众多 “神校” 毕业生一样,选择来到美国继续寻求学业。他考取了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博士生。

职业发展上,就读博士学位过程中,拥有光鲜亮丽学历履历的他,先后在微软、AT&T 和雅虎公司短暂供职。根据其 LinkedIn 显示,除了一段职场经历超过一年,其中大多只是三到四个月的实习经历。

2012 年,用了 7 年,Parag 拿到斯坦福博士学历。同时,他以杰出工程师(Distinguished Engineer)的职位在 2011 年入职 Twitter。根据他自己所说,当时 Twitter 还是个只有 1000 名员工的初创公司。6 年后,仅 33 岁的 Parag 就已经荣升 Twitter CTO。在 CTO 职位上工作不到三年,在昨天,他被 Jack Dorsey 正式任命为这家社交媒体巨头的 CEO。

直到此时,这位世界 500 强最年轻的一代移民 CEO 也才仅仅 37 岁。

在担任 CEO 前,Parag 负责 Twitter 的技术战略布局,同时管理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业务的发展。2019 年,Jack Dorsey 曾经指认他成为 Bluesky 项目的负责人。Bluesky 是 Twitter 致力于打造开放的、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而专门打造的项目。Jack Dorsey 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减少人们社交媒体上的误导信息,以对抗社交媒体的回声效应。 今年,这个项目由 Happening 公司创始人 Jay Graber 接管。

在鲜有的 2020 年底的一次媒体采访中,Parag 对《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Twitter 的职责是让公众有一个健康的讨论环境。他强调,我们不该只关注自由话语权,而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个社会正在发生巨变。

这一年,由于 Twitter 封禁了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Twitter 账号,面临了巨大的社会舆论挑战。

由于 Parag 的低调,很多人对于 Jack Dorsey 的继任者选择感到异常惊讶。 但在 Jack Dorsey 的辞任 Twitter 中,他表示,Twitter 的每个重大决策背后都有着 Parag 的付出。

这样的描述也被一些 Twitter 员工证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Twitter 高管对 CNN 表示,Parag 一直是 Twitter 最大和最敏感政策背后的技术实施者。例如 Twitter 让用户可以选择按照公司算法或者按照时间线浏览信息流的计划就是 Parag 带领团队实现的。

不过 CNN 的报道中也指出,根据部分 Twitter 员工的描述,虽然 Parag 在公司内部受到员工的尊敬,但其管理经验也许并不充足。“他在 Twitter 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直接下属。” 不过,这些论调并没有获得 Twitter 的回应。

无论如何,昨天过后,这位 37 岁的印度一代移民已经成为 Twitter 的新任掌门人。 而他开挂的草根工程师奋斗史也再次让硅谷注意到移民人才的力量。

印度高管军团和背后的印度神校

在 Parag 被正式公布即将继任 Twitter CEO 的时候,社交媒体上,硅谷工程师们再次发出感叹 —— 硅谷要被印度裔 “占领” 了。连马斯克都忍不住转载发推,表示硅谷正在受益于印度人才。

根据他所转载的来自 Stripe CEO Patrick Collison 的 Twitter 整理,硅谷目前包括谷歌 CEO Sundar Pichai、微软 CEO Satya Nadella、Adobe CEO Shantanu Narayen、IBM CEO Arvind Krishna 和 Palo Alto Networks CEO Nikesh Arora 等科技公司的一把手目前都是一代印度裔移民。

硅星人将这些人的背景大致做了一个整理,发现他们大多有三个共同特征。首先,他们都是印度土生土长来到美国的一代移民。第二,除了新加入军团的 Parag,这些硅谷大厂掌舵人的年龄都在 50 岁左右,且全部集中在 49-53 岁这个年龄区间。第三,包括 Sundar pichai、Arvind Krishna、Nikesh Arora,以及 Parag 在内的 CEO 们都有着同样的本科背景 —— 全部毕业于印度神校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e of Technology)。

夸张点说,这所学校几乎快要包揽了硅谷大厂决策人的职位。电视节目《60 分钟》甚至这样形容这所学校:把哈佛、麻省理工、普利斯顿大学加在一起,就是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这所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被全世界的科技公司和顶级学府跨国疯抢。例如美国 George Mason 大学每年就会全额资助 60 位来自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来美国就读,并且帮助他们安排美国企业的实习。

在 1953 年建校以来,这所学校已经有超过 25000 名校友定居美国。在硅谷,这所学校也有着庞大的校友网络和人脉资源。而硅谷印度裔职场的帮扶环境也和这所学校的庞大资源人脉网不无关联。

实际上,除了印度裔外,较晚来到硅谷的华人工程师们在过去几年,也在硅谷的职场上有了比过去更亮眼的发展。相对比那些 50 多岁的早期移民硅谷的印度裔科技人才在这几年占据了硅谷科技大厂半壁江山,华人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步在科技公司里崭露头角。

总部位于硅谷的 AMD 就曾在 2014 年任命了苏姿丰为其 CEO。此外,更晚一些从大陆来硅谷的工程师也在这两年在硅谷被主流所注意到,其中不少都已经在科技大厂担任了副总裁及以上职务。

例如在过去两年由硅星人举办的 SYNC 大会上,Facebook 副总裁贾宏钟、谷歌副总裁皮嘉、谷歌副总裁 Yanbing Li、Twitter 副总裁杨蕾以及 Pinterest 前高级副总裁 Fan Li 就曾经在职场活动上为超过 3000 名华人工程师分享过自己的职场成长历程。

其中不少华人副总裁都表示,非常希望能够在建立硅谷华人工程师互帮互助环境中付出自己的努力。 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工程师职场组织尝试在硅谷无偿、义务地帮助工程师们完成职场成长,甚至建立华人职场帮扶网络。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批华人高管将继续成长,甚至有望打造出华人工程师的硅谷职场神话。

英伟达的前世今生

作者:考拉汤员

来源:雪球

1993 年成立的英伟达 Nvidia,开始的 20 年,是一家专业做显卡的公司。

令人讶异的是,2015 年后,英伟达突然业绩狂飙、估值狂飙,股价 6 年上涨 70 倍,目前市值超过 8000 亿美元,成为了全球市值第八大的公司。(位列 Facebook 之后)

英伟达近年业绩和估值突涨的原因是什么?

这家公司与元宇宙、智能驾驶、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

带着这些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英伟达的前世今生。


创始人

提到英伟达,不得不提它的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

黄仁勋,祖籍浙江,1963 年出生于宝岛。9 岁时,他和哥哥被父母送到了美国,原本父母想着两个孩子能去美国找舅舅接受点好的美式教育,然而结果却是被穷困的舅舅送到了当时不怎么太平的肯塔基州的乡村寄宿学校 —— 传说那里的孩子们出入带刀,身上刺青,黄仁勋在这里学会了抽烟和爬墙上树。而为对付恶劣环境,黄仁勋找到了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那就是课余帮学校最强壮好斗的 “大哥” 补习功课。

智商摆在那里,学霸到哪里都是学霸。

即便进的是渣渣学校,勤奋好学的黄仁勋 16 岁仍然轻松考上了俄勒冈州立大学学习电子工程。随后他在斯坦福取得了硕士学位,而这也是他迈入硅谷的第一步。

毕业之后,黄仁勋先后在 AMD 以及 LSI Logic 工作过,并取得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在这期间,对黄仁勋之后的事业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件事就是他在设计部门工作了两年之后主动调到了销售部门。这让他对于产品开发设计与市场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93 年,30 岁的黄仁勋和另外两个伙伴一起创立了公司,并担任 CEO,成为了那个时代半导体行业最年轻的 CEO 和创始人。

黄仁勋在一次演讲中说:

创立公司时,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兜里只有 200 美金,而市场上当时已经有 250 个竞争对手,而且还包括很多大的公司,像 IBM、HP、索尼、富士通、东芝等等,还有太阳微系统(SUN),以及其他的半导体公司。

是什么使得英伟达成为历史上成长最快的半导体公司?

黄仁勋认为,是因为他们专注于世界上最复杂的、最困难的视觉计算问题。

很多人认为 NVIDIA 公司是一个游戏公司,倒也没什么错。

过去,人们的娱乐就是读书、听音乐,看电影,但今后人们会希望有更多的互动,希望有三维图形,讲述一些更加互动的生动的故事。

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鼓励或者调动全球人民的激情,让他们了解什么叫三维的图形处理器,给他们提供很多工具,让他们达到创新和受鼓舞的感觉。

困难的开始

1993 年,当 NVIDIA 始做显卡,同类已林立,有些风投判断 “市场已基本饱和,再成立类似公司前景不光明”。黄不相信,他在两年后坚持推出第一款产品,结果市场也给了他一张冷漠的脸。

工程师们经常会犯的一个毛病是:做出一些宏大的设计,引起技术圈的阵阵惊叹,但未必能让市场掏钱 ——“NV1” 正是这样一出骄傲的悲情剧。

虽然这款产品在 3D 图形娱乐行业开初即表现了不拘传统的风格,并相当有野心想成为全方位 PC 平台娱乐霸主,但因性能不具备比竞争对手太多的优势,而且与系统格式兼容性不够,NV1 销量冷淡。意气风发的 NVIDIA 为此举步维艰,一度运营资金只能维持 30 天运转。

那时,如果不是日本世嘉公司及时给了一张订单,NVIDIA 可能早已消亡。因 NV1 同时集成了声卡功能,世嘉希望 NVIDIA 能为其设计一个类似芯片,后来世嘉意识到计划不可行而中途放弃,但照样支付了钱,NVIDIA 却为此逃过 “30 日生死劫”。


新 “显卡王”

此后,黄仁勋偶尔还会将 “Thirty Days” 挂在嘴边,这是 NVIDIA 的第一堂课 —— 教导黄要向市场学习,要足够谦逊 —— 但在这堂课中,形成了黄仁勋信念中重要的一条也是后来成为公司文化准则之一的东西,那就是 “及时纠错,绝不把时间浪费在悔恨上”。

事实上,此时全球 PC 图形硬件市场已如同战国,以研发芯片为主的厂商多如牛毛,而如新贵 3dfx 甚至已抓住机遇成为 PC 3D 游戏新领袖,它在 1995 年发布的第一款产品 Voodoo 赢得了市场阵阵掌声 —— 还显稚嫩的 NVIDIA,急需在新产品上有所突破。

1997 年,AGP 作为 PC 平台显卡接口出现在主板上,专门应付对宽带需求越来越高的 3D 加速卡,这项技术变革成了 NVIDIA 快速上升的一个 通道 —— 次年,当 NVIDIA 推出芯片代号为 NV3 的 AGP 3D 加速卡,这一极具锋芒的 “Riva 128” 成为当时市场上唯一真正具有 3D 加速能力的 2D+3D AGP 显卡,Voodoo 在性能和价格优势等方面遭致重大威胁。

1998 年,英伟达与台积电达成战略合作,将其显卡交付台积电生产。双方合作的第二年,英伟达提出了 GPU 概念。这一处理器后来被整个电脑和游戏行业所采用。

随着英伟达的 GPU 备受市场追捧,为其代工的台积电也快速成长。

1987~1991 年,台积电的销售复合增长率一度达到 74%。多年以来,台积电的销售平均复合增长率也达到了 19.7%。业界人士都认为这是个奇迹。

英伟达也在那几年里也保持了每年 70% 的复合增长率。英伟达 CEO 黄仁勋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等我自己建厂生产 GPU 芯片,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守着几千万美元的公司的安逸的 CEO。”

1999 年,NVIDIA 出货量达到 1000 万个,他攒下了第一桶金。随后,NVIDIA 乘胜追击的产品成功拿下 3D 系列性能王冠,在多个领域打垮了竞争对手。

当经典产品 “Riva TNT2“到来时,NVIDIA 市场份额已首次超越 3dfx。2000 年 12 月,NVIDIA 将后者收购并取而代之成为新为了 “显卡之王”,中间仅用了 22 个月。


冒险成为 GPU “之父”

由于现代计算机 (尤其是家用系统、游戏发烧友) 中,图形处理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黄感觉到,计算机行业开始需要一个专门的图形核心处理器。这正是 GPU 的由来,它是相对传统 CPU 的一个概念。

GPU 未来的趋势,就像眼睛一样,透过眼睛看到外部的世界。

对专业领域外人而言,要理解 GPU 的原理有点复杂。构建游戏画面渲染的模型为三角形,通常,渲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决定三角形顶点位置和颜色,这部分工作以前都在 CPU 上进行;第二步才是显示芯片上决定三角形内部的所有点和颜色。

而 GPU 已能把三角形顶点的渲染从 CPU 中解放,改由显示芯片做。换言之,GPU 开始使显卡能分担 CPU 在 3D 计算机中的几何运算工作,让显示芯片不再只是像像素填充机和三角形生成器,从而减少对 CPU 的依赖,

但革命是很痛苦的。通过案例分析,管理大师克里斯坦森曾在《创新者的困境》一书中指出:那些真正重要、突破性的创新常在起步之初遭至主流市场的拒绝;同时,已成规模的大公司须时刻提防只将资本与技术集中在当前客户需求量最大、最能使公司获利的产品上,因为过分关注客户意见而不去寻求未来产品的新用户,这只会毁掉公司。

这是黄仁勋记忆深处感受最深刻的一本书,它直击了他的痛苦,但也指引了希望。事实上,当 NVIDIA 在做第一个 GPU 产品时冒了相当风险,因为前期调查没有客户表示要这个东西。想起这段日子,黄仍然心悸,他后来说:“其实可能也没有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因为事情经常是这样,你没看到过一个东西,就不会知道自己是否需要。”

所幸黄选择了坚持,原因是:他认为虽然没有看到眼前市场,但看到了客户方向。

1999 年 8 月,NVIDIA 启用 GeForce 作为品牌推出了第一款 GPU 产品 ——“NV10”,即 “GeForce256”


“摩尔定律” 与 “黄氏定律”

英伟达推出了 GPU 概念后,有了台积电等代工厂的生产能力加持,黄仁勋提出了与 “摩尔定律” 并称的 “黄氏定律”。

业界的摩尔定律是每 18 个月推出新品,性能翻一番;而英伟达会投入三倍人力做同一件事,6 个月就推出新品。用速度抢生意。

那时候,英伟达产品每 6 个月升级一次,功能翻一番。而也正是在这种快速的产品更新频度下,使之后跟不上 NVIDIA 节奏的对手们陆续离场。

黄仁勋的投资也从不手软,每年研发支出约达营业额的 20%至 30%之间。相较之下,一般美国科技业者平均仅约 3%。

坚持做只有你能做而别人做不来的事,追求独特是英伟达的基因。

那时候英伟达出了显卡性能好,但发热情况也很让人头痛,因此被中国网友调侃为:“老黄核弹”,黄仁勋被称作 “核武狂魔”。比如 GTX 系列的旗舰卡,以致于 2010 – 年左右的用户圈子里还流行过用显卡煎蛋的活动。

同一时期,芯片领域除了 GPU,还有另一战场,即英特尔与 AMD 在 CPU 领域的对垒,但相较于后者,黄所从事的行业之战更为残酷,原因是 —— 这里的玩家不仅包括 NVIDIA、ATI,还有其它一些能生产中低端 GPU 产品的厂家,比如英特尔,因为它们产品虽不如前者,但在很多应用方面也能满足用户需求。

也由此,NVIDIA 只有拼命往前跑才不会死掉。

这就是科技公司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你得时刻警惕未来在哪里,否则根本无法判断现在身处何方,因为没有足够清醒的反应能力,冷不丁你就会被甩出场外。

2004 年初,黄仁勋再次抓住新接口标准 PCI Express 大普及的机会,依靠其产品 Geforce 6800 Ultra 重夺回 3D 性能头把交椅,并通过 2006 年底发布的革命性产品 Geforce 8800 GTX,创下了其旗舰级 3D 娱乐显卡的销售记录。

从 1999 年至 2006 年,在 NVIDIA 与 ATI 双雄并进与对抗 7 年后,ATI 被 AMD 收购。合并伊始,业界不看好这对 “CPU 老二 + 显卡老二 “的” 弱弱联合 “,但这一行业急火流星般的竞速结果远超品牌等要素。


撞上时代大运

到 2012 年,上天为准备好了的英伟达掉下一块 “大馅饼”,这个馅饼就是 2012 年的 ImageNet 比赛。在这个比赛中取得突破的 AlexNet 的发明人亚历克斯就使用了英伟达的 GPU,证明了 GPU 非常适合用于有许多并行计算的神经网络,比 CPU 快得多。在这之后的几年,其他人都开始采用 GPU,比谁能将网络做得更大,层数更多。从此以后,GPU 成了神经网络计算的引擎,相当于 CPU 对电脑的作用一样。

黄仁勋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计算能力可以通过神经网络突飞猛进,他以为在他一生中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到来时实现了。

为什么 GPU 会成为神经网络计算的引擎?训练神经网络就相当于调黑盒子上的旋钮,调旋钮是通过数学的算法调的,这些旋钮动辄几十亿个,需要大量的计算。传统电脑用的是 CPU,用 CPU 去调旋钮相当于调完第一个再调第二个,一个一个按顺序来,虽然现在 CPU 很快,但神经网络的旋钮实在太多了,连 CPU 都招架不住了,这时候 GPU 就出现了。

GPU 和 CPU 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一次可以同时调成千上万个旋钮,原来 CPU 几年才能调完的活 GPU 几天就干完了。GPU 的出现,让神经网络可以更大,因而处理能力更强,从一个纯学术的研究项目变为有巨大商业价值的工具。

深度学习需要用 GPU 的主要有两类:模型训练和识别。前者不光要处理大量训练数据,还要不断地试验不同的模型和参数,因此运算量巨大,一个训练模型可能要成百上千个 GPU 来算。识别的计算量少很多,但是用户多(例如谷歌、Facebook 的用户都以 10 亿计),所以总的运算量更大,通常是模型训练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于几乎所有的深度学习都从英伟达买 GPU,所以英伟达芯片一直供不应求,其股价此后一路飙涨。

面对如此大的权力和利润,其他公司都心有不甘。首先是英特尔不甘心被摘下霸主桂冠,开始在 CPU 里集成更多的核心,2017 年的 Xeon Phi(处理器)里面多达 72 个核。但 CPU 毕竟还要做许多其他事情,单论深度学习还是远不如同档次的 GPU。


智能驾驶

芯片在汽车自动驾驶或机器人上使用需求很大,这一类芯片的耗电不能太大,例如在电动汽车里,芯片耗电不能使电池巡航距离降低超过 1%。对成本有一定的要求,计算速度也要比较快。目前英伟达的 GPU 是各大汽车厂商的首选,英伟达也将自动驾驶作为最重要的布局领域。

AMD、高通、英特尔都在竞争这块市场。高通曾经想以 440 亿美元收购荷兰半导体厂商恩智浦(NXP)公司,因为恩智浦的芯片已经广泛用在汽车的各个控制系统里。2017 年 3 月,英特尔以 153 亿美元收购以色列汽车视觉公司 Mobileye,从而在高级辅助驾驶系统(ADAS)市场实现领先。AMD 联合了原本是英伟达合作伙伴的特斯拉开发适用于自动驾驶的 AI 芯片。在巨大的市场潜力的吸引下,一些新创公司也进入这个领域。但整体而言新创公司在这个市场的机会也比较小,原因类似:研发成本太高,客户(汽车公司和它们的一级供应商)大而保守等。

医疗、生命科学、能源、金融服务、制造业、娱乐业和汽车业的研究人员正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创新。2017 年,特斯拉(TSLA)展示了一款配备英伟达 Drive PX 硬件的自动驾驶汽车。这辆车成功地通过了繁忙的住宅区街道、蜿蜒的乡村道路和州际公路,然后在公司门前停下。

戴姆勒、奥迪等传统公司也在使用 Nvidia 提供的神经网络算法来推进它们的自动驾驶平台。Nvidia 最新制造的人工智能计算机 Drive PX Pegasus 每秒可以进行 320 万亿次计算。这足以处理相机、激光雷达、超声波和任何其他需要完全自动化的传感器数据。它装在一个饭盒大小的容器里。

与此同时,Nvidia 正在推出人工智能新产品,占领新市场。

2017 年 12 月,Nvidia 发布了 Titan V,这是一个价值 3000 美元的显卡工作站。然而,它并不是用于图形处理,而是将 Nvidia 的 GPU 计算平台扩展到下一代工作站。投资者应该关注这种前瞻性思维,这就是伟大的公司该做的。如今,GPU 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配置。从大学研究人员到比特币矿工,聪明的程序员正在利用这个平台挑战学习的极限。在这个过程中,Nvidia 试图摆脱半导体业务的周期性。


元宇宙与孪生虚拟世界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将会自动化。” 黄仁勋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描绘了对未来数字和人工智能自动化的设想,从虚拟人、工厂到城市,NVIDIA 的 Omniverse 平台正助力创造一个又一个虚拟世界。

他认为虚拟世界的规模将远大于物理世界,在虚拟世界中,创意人员将制造出比物理世界里更丰富多样的东西。

虚拟世界有很多建设者,而创建数字孪生虚拟世界的基础平台 Omniverse 则是为这些建设者而生,无论是设计师、科学家、创意人员还是企业,均可用它来大规模建造虚拟世界。

黄仁勋说,NVIDIA 专注于虚拟世界模拟引擎,以便每个公司都能在很多方面使用它解决现实问题。“我们是做技术基础设施的。” 他强调,NVIDIA 不是做应用平台和服务,引擎、算法、数学、计算机系统、硬件、系统软件等,这些才是 NVIDIA 所擅长的。

“Omniverse 与游戏引擎大不相同。” 黄仁勋说,它是面向数据中心规模设计的,有朝一日有望能达到全球数据规模。

每个公司几乎都可以从数字技术中受益,大公司有很多数字孪生世界用于工程、运营或软件开发,包括设计、训练和持续监控未来机器人建筑、工厂、仓库和汽车的平台。

NVIDIA 的自动驾驶汽车也有数字孪生,用于生成数据、模拟、绘制地图等。黄仁勋也多次展示过 NVIDIA 如何在 Isaac 训练机器人中用到数字孪生。

自去年年底推出以来,Omniverse 已被 500 家公司的设计师下载了 7 万次。

黄仁勋表示,3D 图像与电子游戏图形截然不同,电子游戏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人类创造的虚拟世界中预先渲染的,而在 “元宇宙” 世界,必须强调环境、光线、物理、堆叠等所有的东西,必须完全实时,也必须能扩展到非常大的世界。

另外,这必须是个让人工智能可以适应的地方。无论是自动驾驶、自主机器人还是会说话的机器人,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支撑。


重新定义英伟达

在黄仁勋看来,虚拟世界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站那样不断涌现。技术不仅催生了虚拟世界,还允许不同的代理,不同的人连接到虚拟世界。

首先,加速计算,正在重塑从芯片、系统、加速库到应用的全栈式计算,这会带来 50 倍的提升。

其次,深度学习的兴起引发了现代 AI 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软件。深度学习编写的软件具有高度并行性,这使其更有助于 GPU 加速并可扩展到多 GPU 多节点,扩展到像 DGX SuperPOD 这样的大型系统,使速度又提高 5000 倍。

最后,通过深度学习编写的 AI 软件,预测结果的速度能够比人工编写的软件快 1000-10000 倍,这彻底改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50 x 5000 x 1000 = 2.5 亿倍。

当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触手可及时,投资就会到来,比如当下对 AI、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的投资,通过加速计算在数据中心大规模实施人工智能将极大提高模拟性能。

科学遵循物理定律,而研究人员正在创建 AI 模型,使其学习物理并做出符合物理定律的预测。机器学习在改善物理模拟方面的应用,一直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

黄仁勋相信,加速计算、Physics-ML 和巨型计算机系统的结合,可实现 Million-X 百万倍的飞跃,并提供更多机会。

这也是 NVIDIA 的特别之处,不仅在晶体管层面,而是实现包括系统层、算法层、应用层在内的全栈优化。在某些非常重要的应用中,我们可以看到加速 100 万倍计算。

在演讲结束时,黄仁勋宣布将构建 Earth Two(E-2)数字孪生地球,来模拟预测气候,并透露 “将需要使用迄今为止发明的所有技术,来造第二个地球”。

除了在气候科学外,他相信在分子动力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也有机会将计算规模提高 100 万倍。

总结

从做显卡、3D 显示、到成为人工智能计算的引擎;再到创建数字虚拟世界的基础平台;

英伟达一直致力于研究最困难的技术问题,黄仁勋提出 “黄氏定律”,比摩尔定律对产品迭代创新的要求更高,通过在超高的研发投人,不断狂奔式的提高产品性能。

同时,在技术线路的选择上,充分把握客户与市场的发展方向;终于使英伟达打败了 3DFX,战胜 ATI,市值超过了 AMD,英特尔等一众老对手。

英伟达的突围之路,就是技术和研发公司的取胜之道。

我在大厂搞反腐

腾讯三季度 59 人被反舞弊调查处理,百度反腐 9 年处理 119 人…… 近年来,互联网大厂上至副总裁,下到普通员工,不少都在 “反腐” 飞刀下落马。

这背后,是互联网大厂内控部门在唱主角。

例如,阿里的廉政部门、腾讯的反舞弊团队、美团的重案六组、百度的职业道德委员会等,这些部门平常少为人知,因其神秘而被称为 “锦衣卫”。

在金融机构,纪检监察部门也承担了类似的职能。本文主角艾佳(化名),如今就在某金融机构担任纪律检查员。

三年前,他从公司其他部门调岗而来。初来乍到,他曾对这一岗位期许颇多,比如 “匡扶正义” 之类,三年后,他对工作内容已经轻车熟路,但迷茫和孤独也随之而来。

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他的角色相当必要。但毫无疑问,在同事看来,他是个 “杀气腾腾” 的另类。他们对艾佳绕道而走,关闭了朋友圈,连往常交好的同事,也变成了淡漠的 “点头之交”。

艾佳和部门仅有的几名同事,仿佛置身一片孤岛之中。与此同时,身在公司内部相对边缘的非核心部门,对于自己的未来,他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录音录像下的压力,大多数人扛不住

“我们是 ** 工作人员,现依纪依法和你进行谈话,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应负相应的责任……”

这是艾佳在谈话开展前说的第一句话。

作为一项基础工作,谈话在艾佳的日常工作中占据了重要角色。

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流程:出示工作证件,提供权利义务告知书,打开录音录像设备,然后一人负责记录,一人负责发问,谈话完成后请被谈话人在谈话笔录上逐页签名并摁下手印。

这一次,谈话的对象是周旺(化名),他担任这家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

此前,艾佳接到举报,举报者声称,周旺最近虚报了几万元发票。

接到艾佳电话后,周旺带着手机到达指定的会议室。此时,艾佳和同事已经坐在了会议桌的对面。落座后,艾佳要求周旺关闭手机并收走,然后直奔主题,询问他发起的一笔报销的真伪。

侥幸心理总是存在的。一开始,周旺跟大多数被谈话人一样,面红耳赤反对指控,试图掩饰真相。

艾佳并没着急,他拿出报销凭证,当面指出其中的逻辑漏洞,然后又准备好了烂熟于心的说辞。

“按照员工守则可以对你开除并附加罚款,还可以报案,我们也是同事,希望你主动交代”。

这番话一出口,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变得紧张了许多,周旺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坦白了。

“找上你,要么你是案件当事人,要么是相关人员。找你谈话暗含的前提其实是,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线索和证据,例如通过信访举报信息或调阅的相关资料,谈话只是进一步核实情况的手段”,艾佳透露。

与周旺只需在公司会议室谈话不同,他的同事吴明(化名)则因为严重违纪,被带到当地纪委监委的标准谈话室接受询问。

赶往标准谈话室的路上,吴明被要求落坐在汽车后排,陪同人员表面上风情云淡,还试图通过闲聊打消吴明的紧张和戒心。

但其实,早在上车前,陪同人员就悄悄告诉司机,待上车后锁死车门车窗,防止吴明逃脱或跳车。

两名反腐部门同事坐在对面虎视眈眈,身处 3 个摄像头监控下,吴明没坚持多久,就主动 “交代” 了。

电视剧里以沉默应对询问、喊着要见律师的桥段,在艾佳和同事的谈话里,并不多见。

因为这个环节没法请律师,并且在量刑量纪里,被谈话人的表现和态度也占有因素。

在官方的通报里,经常可以看到 “对抗组织调查 (审查)” 的表述,这就是相关人员在组织谈话或函询时,不主动配合的结果,一般会被定为 “违反政治纪律”。

从艾佳 3 年多的职业经历看,在这样的 “阵势” 下,基本上来回几个回合,大部分当事人都会和盘托出。

但也有少数 “硬抗” 分子,比如某分支机构办公室主任就是如此。

艾佳和同事前往取证调查时,要求对方交出相关账本资料。但这位办公室主任强硬拒绝了,“账本丢了”。

前后谈话了几次之后,这位主任也一直没松口,“我们当然知道他在掩盖什么,但苦于没有证据,所以无法下出最终结论。”

最后,这位主任因为不配合调查,而被 “组织处理”,调整岗位变为普通员工,“他的前途基本上完了,也就是躺平等退休了”,艾佳说。

从银行卡流水里取证,从朋友圈找线索

在艾佳所在的金融机构,驻行纪检监察组是专职监督公司干部及普通群众的机构。而他所在的基层纪委,并没有监察权,在处理员工违法案件时,经常需要驻行纪检监察组或地方纪委监委联合办案。

办理违法案件往往对证据的要求更高,相关证据会在移交司法时提供给检察院,要扛得住当事人辩护律师的质询,更要经得住法律的检验。

在职业生涯中,艾佳曾参与到一些违法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雁过留痕,剥丝抽茧中总会找到关键信息,电影里那些天衣无缝的完美违纪违法,基本上并不存在。”

在涉及经济案件的调查中,弄清当事人的资产状况、资金活动轨迹,对于办案人员固定证据非常有帮助,而分析银行卡、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则成为重要的突破口。

例如,通过梳理银行流水,分析从账户或银行卡转走转入的资金流向,一定会留下轨迹,办案人员据此都能追到去向和落点。即便资金在多个银行卡或账户间频繁进出,甚至故意分散划走,仔细研究梳理绘制 “资金流程图” 后,一般也能清楚明晰。

分析资金从哪里来,流向了哪里,相关人员之间的职责权属,转账人员之间的关系,配合谈话固定成证据,这是经济调查经常使用的取证手段。铁证也抵消了一些当事人不配合调查的障碍。

这其中,也不乏 “精明” 的当事人做好了准备工作,例如将受贿的钱伪装成 “借款”,甚至提前打好 “欠条”。

在艾佳参与办理的一起案件里,一位当事人就狡辩,某某给他汇入的 100 万资金是买房借款,还拿出了 “欠条” 作为证据。

但艾佳和同事分析银行流水发现,在这 100 万入账之前,当事人账户上已经有 400 万元存款,足够其在当地买房。

艾佳继续研究该银行卡流水发现发现,这 100 万资金进入后,在违法人的账户转成了三年期的定期存款,,而且账户中也没有对开发商的转账支付记录,“借款” 买房的说法自然站不住脚。

事后也查明,“欠条” 系当事人串通行贿人伪造。

当然,取证并非都是 “高大上” 地盯着涉案人员的银行账户,在线索单一时,也会从一些日常细节中搜集,从而实现取证上的突破。

艾佳配合地方监委办案中,曾参与对涉案人员微信朋友圈数千人和几千个电话联系人逐一排查,协调有关方面查询微信聊天记录,最终在庞杂的数据中找到 “蛛丝马迹”。

看守所里提审前高管

除了办案,艾佳所在的部门,日常开展得更多的是宣传教育。

每年,艾佳所在的机构都会组织员工,观看教育警示片,学习上级下发的涉案人员悔过书,召开案件警示教育大会,用反面典型警示案例以案说法等等。

事实上,金融业离钱太近,从业人员一旦被贪欲所困,且自身 “开关” 没拧紧,滑向违法犯罪只是时间问题。

艾佳所在的机构,甚至组织相关人员多次前去参观监狱,旁听庭审现场,近距离体验违法犯罪的后果。

艾佳自己就亲历过一次这样的 “受教育”。

那是他入行不久,跟随某地监委工作人员前往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

走入高墙、岗哨包围着的 “围城”,从大门到监区只有短短几百米,艾佳却觉得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窒息,压抑,顿时觉得心理不适,甚至生理上也不舒服”。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他一分钟都不想待在这里。

在讯问室,以前西装革履台上就座的公司前高管,此刻身着囚服,戴着手铐瘫坐在讯问椅上,目光呆滞,早已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为了撬开他的嘴巴,办案人员转变了策略,与他一起回忆起往日的 “丰功伟绩”,耐心安慰他,虽然走了弯路,但人生还有希望,要配合改造早日回归社会。虽然刑期可能在十年以上,但是等他 “出来” 时,儿子上班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正好在家安享晚年,“在里面” 可以好好调养作息时间。

这个策略最终奏效了,他补充交代了很多问题。

其实,艾佳知道,那位高管在任时,非常看重儿子的学习,贪腐的不少钱也准备用作儿子的教育基金。

但就在他身陷囹圄那一年,儿子参加了高考,接下来,他还会错过儿子所有的人生重要时刻,而且,有这样一位不清白的父亲,儿子可能还会对他有所怨恨。

“一时的贪念终会酿成苦酒,平平安安才是真”,艾佳走出看守所大门的那一刻,在心里给自己立下了规矩。

除了反面的 “警示”,也有正面的 “引导”。例如,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开展廉洁从业培训,节假日廉洁提醒等,感染并激励从业人员树立 “廉洁从业” 意识。

“以前以为违法违纪离自己很远,看到身边的同事被带走,甚至被判刑,才发现自由的可贵。” 艾佳的同事在参观完监狱后,在朋友圈里发出如上感叹。

同事微信屏蔽我,担心我 “找茬儿”

作为纪检监察人员,艾佳其实是 “半路出家”。他所在的金融机构成立纪检部门时,他在后台做管理工作。一纸调令,他转到了纪检条线,成为纪律检查员。

这背后,是金融业深化反腐的一个缩影。从 2019 年开始,中管金融企业就被派驻纪检监察组,主要商业银行也加强了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其中一些银行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配备了专职纪检人员。

如今,工作虽然驾轻就熟,但迷茫和困惑却与日俱增。

和其他企业一样,金融机构同事间也大多是 “8 小时的交情”。不过,以往,艾佳调岗前,也会和一些走得近的同事,彼此分享八卦,畅谈生活,出去喝酒吃肉。

之前,中午休息时,不少同事喜欢和健谈的艾佳一起遛弯、闲逛。

但转岗后,同事都 “变脸” 了,见了面也只是敷衍地点下头,就匆匆调头离开。甚至,在单位食堂就餐时,也没人再跟他坐在一张桌子。

贾维(化名)曾是艾佳在单位里可以 “无话不说” 的朋友,两人性格相仿,兴趣相投,经常一起吐槽,算得上是 “好基友”。

转岗后,贾维却单方面切断了和艾佳的交情,感觉到好兄弟的冷淡,艾佳尝试邀请他出去喝酒吃饭,贾维也总是找理由婉拒。

更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微信朋友圈里的近百位同事,基本上都成为 “僵尸”—— 他们集体对艾佳屏蔽了朋友圈。

艾佳知道,他被同事们疏远了,他主动的善意也从未得到同事的回应,一堵隐形的玻璃墙无处不在。

除了这些,跟同事们工作中的对接也多了几分 “公事公办” 的感觉。

明明一个电话或者微信就能回复的问题,对方往往要求通过内网邮件发送留痕,而且抄送上级领导,“感觉到根深蒂固的疏离,甚至还有些敌意”。

一开始,艾佳并不习惯,甚至有些委屈。

他有次和同事抱怨说,“咱们部门也不是故意给人找麻烦啊?!”

比如,了解到公司员工对财务报销速度过慢怨声载道,艾佳和部门同事,推动财务部门 “整风整纪”,缩短了报销流程,“基本上当周就能报销,但同事们也不会感激我们”。

时间久了,艾佳也释然了,他的第一职责就是监督,而监督别人,在大多数同事看来就是 “找茬儿”、“搞事情”。

如今,他习惯了这些疏离,也理解了同事的行为,同事一方面担心无意中的说辞,会成为他发现线索的来源,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因为显示出和他关系亲近,被人误认为是 “举报者”。

如今,午餐时他会选择一个角落默默就餐;饭后经常经常独自一人去散步。

晋升通道狭窄,我打算考公上岸

除了被疏远的孤独,长远的职业规划,更让艾佳感到焦虑。

按照现行的制度,地方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一般是公务员或事业编,属于传统意义上的 “纪检监察干部”,晋升通道相对比较通畅。

而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内部的纪检监察人员,并不具备干部身份,大多是合同制员工。

身份不同,待遇不同。地方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带着工作证,配合单位的介绍信,基本上在各地都能获得相应的协助。而艾佳的工作证,则只能在他所在机构内使用。

除了 “名分” 的考虑,职业通道狭窄也让他头疼。作为普通员工,艾佳在纪检监察条线上升为管理岗位的机会基本上没有。

与此同时,面向市场的金融机构中后台部门人数有限制,领导坑位更是屈指可数。按照他所在部门的人数,部门副职的配备计划都遥遥无期。

目前,他在准备公务员考试,希望进入体制内成为真正的 “纪检监察干部”,继续从事纪检监察工作。

作为备选方案,他还准备参加被称为 “天下第一考试” 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开始学习网红教授罗翔的刑法课。

受过良好高等教育,拥有名校光环的艾佳,其实也知道 “公考” 和 “法考” 的挑战。不过,在他看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这不算内卷,当作提升自己吧”,艾佳说,“我觉得纪检工作是有价值有成就感的,但是在企业内部干反腐,很孤独很尴尬,前景也有限。”

来源:36kr

超级工厂里的流动工人

苹果公司数百亿美元的季度营收背后,有数以万计中国工人的劳动。其中,十余万人汇聚上海 “苹果村”,走上生产线,为一万元季度奖励,重复着每天 12 小时的枯燥与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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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办法学门技术,不要进工厂”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区,一座可容纳十万人的工厂,工人如潮水般来去,人数最盛时是八九月,可达十余万。调节这一数字的并非工资,而是一个叫 “返费” 的东西。

返费,可以理解为给流动工人三个月工期满后的额外奖励。它不仅是反映工厂订单的晴雨表,也成为工厂调控工人数量的手段。旺季用工需求大,返费随之水涨船高;淡季时,返费下降,工人如候鸟般四散。

过了国庆节,上海昌硕的返费跌至 6000 元。一个月前,“返费” 还是 11000 元。

“往年 9 月底、10 月初(返费)是最高的。” 今年大量招聘开始得早,“到了 9 月初已经开始掉价了。” 在昌硕附近一家劳务公司工作多年的凌敏告诉我。

返费由来已久。不少劳务派遣公司的人告诉我,至少有四五年了。凌敏说不准是哪一年的事。但在 2011 年,她初次从老家进昌硕打工时,返费还是个不能 “摆在台面上说的事”。她在厂里工作了三个月后,才听说同事的 1000 元返费。但她肯定,返费是一直存在的。“从有中介和劳务开始,就有返费。”

时间倒回到 2004 年,彼时,苹果公司已经把大部分的生产工作转移到国外,主导这一决策的人是现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othy Donald Cook)。与美国的许多电子公司类似,苹果公司将目光投向了亚洲。在库克看来,亚洲之所以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其供应链比美国完善,另一方面是 “工人的工价便宜”。

昌硕是继富士康之后的苹果第二大代工厂。它所属的和硕集团虽未公布产能情况,但根据《财经》杂志报道,昌硕每月极限产能达到 500 万部。人数最多时,昌硕厂内有十几万名工人。

进厂的要求简单。“男女作业员 18-42 周岁(无前科),会背 26 个英文字母”—— 这是上海昌硕招聘官网公布的入职要求。用凌敏的话说,“只要是个人都能进。”

由于用工需求大,昌硕将部分临时工招募外包给中介公司。但在厂区内外及其招聘网站上,“不要通过中介进厂” 的警示十分醒目。一位接近昌硕人事部的员工接受《财经》采访时称:“这种办法可以提高招人的速度,而且,如果因中介出了什么问题,昌硕可以没有任何风险。”

“劳务派遣公司通过向工厂提供工人获利,利润一部分来自工厂,另一部分则来自工人的工资(注: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的工人,工资由劳务公司代发)。工厂从劳务派遣公司招人,可以免去向工人提供更全面的劳动保障。这是双赢。” 凌敏总结道。

怎样的人想进厂?

“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有背景的,人家也不会来这找工作。” 做劳务中介多年,凌敏能一眼看出在公司门口徘徊的背包客究竟是找工作的,还是打探消息的同行。据她的经验,找工作的人眼神和走路方式都不一样。“有人图高返费,哪家高就去哪家;有人会花上好几天比较各个门店的待遇。这时候,就看谁(中介)更能忽悠。”

昌硕门口从不缺新鲜面孔。每一天,都有背着双肩包的人在门口逡巡,编织袋状的行李放在脚下。前来咨询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厂里好离职吗?

一位拖着行李箱的大叔对我说,他在昌硕附近的建筑工地工作多年,工地上没活时,他进过几次厂 ——“包吃住嘛。” 以为我要进厂,大叔语重心长地教导:“年轻人,还是想办法学门技术吧,不要老想着进厂。”

2021 年 7 月 27 日,苹果公司公布了 2021 财年第三季度(截至 2021 年 6 月 26 日)财务业绩,数据显示,6 月份季度营收达到创纪录的 8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通过外包,苹果公司实现了利润最大化。作为苹果代工厂之一的昌硕则通过招募 “返费工” 实现工厂利润的最大化。在这条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是数以万计的流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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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

因为返费,杨明亮进过三次昌硕。

2020 年 4 月,在朋友的介绍下,杨明亮来到上海。离开家乡海南的契机是受伤。两年前,杨明亮在六楼外墙安装空调外机时,绳索突然断裂。多亏四层的暗窗,他捡回一条命,右手缝了六针。

“就是意外,无可避免。” 他自己没觉得什么,但父母担心,作为独子,他没再坚持。家电维修做了两年,他月收入稳定在一万以上。那阵子,在爸妈的支持下,他还买了套房子。

不做这行后,杨明亮在家休息了半年。朋友建议他去上海跑返费,说坚持干 90 天的活就能得到一万多块钱,还有 2590 元的基本工资。他半信半疑,但有房贷在身,他还是来了。

杨明亮没有太多选择。进昌硕前,他当过兵、做过保安、跑过外卖,也和朋友合伙开过烧烤摊,多数无疾而终。他觉得,“没有文凭,做什么不是给人打工?”

2020 年 10 月,杨明亮第一次进厂。干了近四个月,成功拿到 15000 元的返费。农历新年后,他从老家回到上海,又做了一次 6000 元的返费工,随后在达丰电子厂工作了一个月。后者是另一家利用返费大量招工的电子厂,在短视频平台上,时常能看到对比两家工厂打工实况的视频。二者尽管基本工资一高一低,但由于食宿费的收费标准不同,算下来相差无几。杨明亮更习惯呆在昌硕,至少,“这里的宿舍没有虫咬人。”

返费工没那么容易坚持。“提桶跑路” 是这群流动工人的自嘲之词。价值万元的返费虽然诱人,但前提是他们得坚持 90 个工作日。杨明亮见证过许多工友来了又走。最夸张的一次,是他第二次进厂,打螺丝钉生产线上的 16 个人,撑到最后的只有 3 个。杨明亮觉得这划不来。“你大老远跑到这里干活,又面试、又花钱体检的。最后干了两天觉得这活不行,要走。不觉得这样很亏吗?”

杨明亮不喜欢吃亏。他的打工逻辑简单,“你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不是随心所欲。只要有活干,我肯定是不会亏的。”

“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

“我好像干过更苦的活。”

还在海南时,杨明亮做过一次日结。那一次,他要把数十辆卡车上的水桶卸下来,“一车有 50 桶左右。” 同伴做了两个小时后就放弃了,但他不。“我要是走了,不就免费给他们干了两个小时。” 他坚持卸了一整个晚上,最终拿到 450 元。

那次经历后,再做什么杨明亮都没觉得特别累。“心态要放好,真的。虽然(电子厂)每天的活都是一样的,很烦很枯燥。坚持下来就好。只要你心里有个奔头,什么都可以。” 分享打工经历时,杨明亮几次说到 “奔头”。

他问我:“你长这么大,有没有那种特别想得到一个东西、但到头来还是得不到的经历?” 六年前还在当兵时,杨明亮参加 “九三阅兵” 的选拔。在最终选拔 300 人方队的前一轮,他被淘汰,当场哭成泪人。这么久过去了,他仍觉得这是自己最大的 “不可得”。

与这一强烈的 “奔头” 相比,电子厂的生活似乎少了点激情,“奔头” 趋于平淡。他觉得 “多挣点钱,把房贷还了,再买辆车,就够了”。“反正我没有文凭,就走一步看一步。”

除了返费,电子厂招临时工还有另一种模式,按小时计算工钱。8 月底最近一次进昌硕时,杨明亮做了小时工,每小时工价 34 元。因为跑返费 “熬得太久,不确定性太强”,而海南临近收槟榔的季节,如果家里人手不够,他随时需要回去。可即使没有这件事,他也打算等到年底就不干了。

许多人将电子厂视作中转站,其中也包括湖北人沈涛。漫长的打工生涯里,电子厂绝非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不可或缺。几年前在深圳富士康打工时,沈涛听朋友讲了两件事,一件是电子厂的返费,另一件与虚拟货币有关。

2019 年 10 月,为拿返费,沈涛第一次进昌硕。碰上疫情,他在厂里呆了一整年。那之后,他回老家休息了几个月,又去雄安新区打过一阵工。2021 年 8 月,沈涛再次回到昌硕。他给自己设定了期限 ——11 月,拿到 10000 元的返费就离开。他存款不多,十年打工的收入几乎都寄回家乡盖房子,剩下的部分便投资虚拟货币。业余时间,离开流水线的沈涛几乎把时间全花在了网络上,“我要是资源好,我早就投了一两百万。” 沈涛对虚拟货币的认识源自深圳那位朋友,他后来在网上百度,觉得这事靠谱。他曾因为买虚拟货币被骗过几千块钱。

最初来昌硕时,林丽想的是赚一笔返费就离开。她上一份工作的工厂在 2021 年 7 月 20 日的河南水灾中损失惨重,一直未再开工。无所事事了两个月后,林丽踏上了离家的列车。火车晃悠了十余小时,抵达上海时,林丽收获的第一个感悟便是,“等到回家的时候,一定不要坐这么久的火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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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上

最近一次进厂,沈涛做线外,负责监督产能、换工单、按照型号给 iPhone 分类。相比于流水线上的工种,线外更灵活,需要兼顾的事也更多。

在昌硕,线外直接受组长指挥,盯紧产量是线外的重要职责。沈涛的段位上一共有 16 人,小组长要求他,每天至少要保证 6000 台 iPhone 的产能,还要给另一产线留存货。这些数字平均到个人,也就是说,“一个人每小时至少要贴好 88 台 iPhone 的泡棉。”

9 月是昌硕的生产高峰期,每隔几天,沈涛就会被组长 “屌一顿”。他最怕集合,这往往意味着产量未达标。领导问责后,按照大组长、组长、线外的层级关系,沈涛少不了挨几顿骂。他常干得心累。但最近产量提升后,工作平顺许多。

同在五厂的杨明亮也被问过要不要做线外。他不爱操心,拒绝了组长的提议。第三次进厂,他被安排在五厂,给 iPhone13 的主板贴上 4 个泡棉、1 个铁片。他的日子简单,把流水线上的工作做好,和旁边工友吹吹牛,一天就过去了。

因为不想呆在流水线上,进厂前,林丽交了 600 元,找中介将其安排在一个 “轻松点” 的部门。9 月初她进厂后,被安排在了研发部分,给 iPhone13 做实验测试,至于实验的内容,因为签了保密协议,她说,这不能讲。

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林丽就后悔了。听起来高级的研发部门在一个实验室,里面设备林立,工人的座位不固定。工作内容虽然轻松,但没活的时候,为了应付组长的巡视,大家得 “假装有活。”

“就是在熬时间。” 为了不被盯上,林丽总会在工位前摆一个笔记本,坐着发呆。这个工种唯一的好处或许是,午饭时间她可以看一会儿手机 —— 这对处在生产线上的工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极度烦躁的时候,在工位上坐着休息都是煎熬。林丽想,还不如去流水线。

让林丽后悔的还有一个原因,她觉得 600 元本来没必要花。她听说员工进厂第一天选部门时,“轻松部门” 会优先选年轻漂亮的女孩。第一天进厂时,拉着行李箱的林丽就被问过两次。她后来听说,长得稍微好看点的就会被挑中。“说不定是行政部门呢?” 现在想起来,她心疼自己花出去的 600 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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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梦

如果问昌硕的工人,为什么是昌硕?答案里,一定离不开上海。

林丽来自河南新乡,一座距离富士康郑州工厂仅 100 公里的城市,但她还是决定来昌硕,因为 “这里是上海”,“上海(拍照)拍出来的感觉很高级。” 林丽说。

但其实,她没太多时间感受上海。电子厂的生活日复一日,一周六天,从早 8 点到晚 8 点。仅有的一天休息时间,林丽宁愿在宿舍躺着。比她小 7 岁的弟弟也在上海打工,初来上海的半个多月里,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两人在南京东路逛了一圈,吃了顿饭,便各自坐地铁回打工的地方。

工厂外的生活并不令人期待。八人一间的宿舍,夜班、白班人数对半,颠倒的作息,生活习惯的差异,种种。在重复、琐碎导致的崩溃里,林丽萌生过太多次 “提桶跑路” 的念头,但念头还没成形,又被她掐灭。犹犹豫豫坚持了一个多月。

林丽一直不解,除了自己,为什么大家看起来都挺开心的?以至于,当介绍她进厂的中介郑凯邀请她一起拍视频时问 “最近在厂里上班怎么样”,她脱口而出的是 “煎熬”。

但郑凯说,这不行,你得说厂里的生活还不错,我们重来。林丽调整了口罩高度,换了个表情应对。视频拍完后,林丽说,“是吧,还是要正能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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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凯 图 / 受访者提供

林丽是通过郑凯介绍进昌硕的众多员工之一。这个 8 月,经郑凯介绍进厂的至少有 100 人。作为连接打工者与劳务公司的第三方,他从中抽取 1500 至 3000 元不等的提成作为报酬。这是那条全球产业链中小小的一环。

对许多不熟悉昌硕、初次进厂的人来说,通过网络中介进厂是最便捷的。在短视频平台搜索 “昌硕”“打工” 等,你能很快检索到郑凯的视频。他把自己的三次进厂经历悉数拍成短视频,每两天更新一次,内容具体,似乎颇具诱惑力。比如说,“昌硕,倒夜班了有点不适应”;又比如,“昌硕,二次进厂返费到手。”

选择郑凯作为返费介绍人时,林丽觉得他人靠谱,拍的视频实际。郑凯的原则是 “坚持在厂里上班、打卡、拍视频,这样拍出来的东西比较真实,别人才愿意看。”

也有不少人被骗。承诺虚假返费是最常见的骗术,郑凯自己也遇到过。那是 2020 年 8 月,他第一次来上海时,跟了一个西安的中介。对方承诺的 8000 元返费,他最后只拿到一半。在与中介协商返费时,工人是更弱势的一方。郑凯后来自认倒霉,遇到黑中介这事他多少早有预感,毕竟 “对方三证(营业执照、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劳务派遣许可证)都不齐”。要命的是,许多想进厂的人并不了解这些。

郑凯说,他的(返费)报价基本比市场价高一两百。他的 “粉丝” 群体大部分由 “00 后” 构成,“想进厂打工的人家庭条件肯定不好,没有什么学历,比较迷茫。” 有时,郑凯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

19 岁时,他初涉社会三年,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去向。后来接触了人力资源,认定劳务派遣这一模式后,他决定来上海闯荡一番。

为什么是上海呢?我问郑凯。

“小时候看《上海滩》,东方明珠和外滩,比较向往。而且,冬天没那么冷。” 在郑凯的上海梦里,自己是一个西装笔挺、有车有房的商务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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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村” 的日与夜

昌硕占地 3200 亩,从地图上看,这座超级工厂位于康新公路上。向西,与秀沿路相交。向东,是一座高架桥,地铁 11 号线从这里驶过 —— 目的地是六公里以外的迪士尼。

超级工厂落成以前,人们习惯把周边叫作火箭村 —— 这一名称源于人民公社大生产时代的 “火箭突击队”,用了 50 年。2004 年,昌硕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区成立。十几万流动工人汇聚于此,一些人干脆称这里为 “苹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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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昌硕一街之隔的夜市 图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工厂建成后,餐馆、网咖、旅馆、劳务公司相继出现。无论白天或黑夜,华硕夜市永远生机勃勃。甫一进入,蒸腾的热气与人气扑面而来,安徽卤菜、麻辣烫、兰州羊肉面、正宗手撕鸡、河南蒸面等档口映入眼帘,各地餐饮文化在此和谐共处。地面从不干净,油渍渍,黏糊糊,散落着烟头、冰糕棍和广告卡片。

白天稍显冷清,零散有几个穿着厂服的人,夜班前来打牙祭。再往夜市深处走,美甲、文身、电话卡等小店才显现。有些产品只在昌硕附近才有市场,比如服装店里 49 元一件的无磁文胸和 69 元一条的无磁牛仔裤。这是规避安检警报的必要装备。郑凯经常见到安检不合格的工人,警报响起,他们只能折返宿舍换了衣服再来。

夜市与工厂仅一街之隔。下午 5 点半一过,昌硕五号门陆续有工人出来,向夜市方向走去。夜幕时分,叫卖声穿透并不干净的街角,红蓝色的警灯闪烁。2020 年底,工厂进入淡季,没了订单,厂里裁员,想把一部分人转移到昆山的工厂。很多人不愿意去,就在厂里闹。自那以后,昌硕附近开始有警车在巡逻。“可以理解吧,这么大个厂。” 郑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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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硕五号门是平时人流量最大的门,工厂直招点设立于此 图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比起流动摊贩,大排档最为热闹。六七个穿厂服的人围坐一桌,其中只有两个女性 —— 这刚好构成昌硕的性别比。对厂里的大部分男性而言,找对象是困难的。

为了吸引男性打工者,大排档边上,几个身穿昌硕厂服的女孩在跳舞。这是另一种网络中介,视频内容以厂妹跳舞、厂妹的宿舍生活为主。我用手机搜索到她们的直播间,女孩一边 “展示” 跳舞的厂妹,一边自称是昌硕厂里的招聘专员,“进厂加微信。” 我向郑凯核实,他指了指对方个人主页上的认证。上面写着,上海朗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她们都是骗人的。” 在夜市,一套昌硕的厂服只需要 50 元。

从厂里自动离职后,郑凯很久没来夜市。但无论走到哪,他总能遇到熟人。饮料店老板问他,“还在厂里吗?” 他尴尬地笑着说最近没在。

2021 年 9 月初,郑凯报了驾校班,一门心思学开车。他对粉丝交代,“考完驾照再进厂。” 不在厂里打工后,他的视频主题变成 “离开电子厂后的躺平生活”。

流量是门玄学,他不敢断更。除了拍视频,每隔一天,他还要直播一次,“就聊自己的生活。” 但话题总有聊完的一天,他越来越不知道该拍什么。

邀请林丽一起拍视频那次,郑凯告诉粉丝,“小姐姐放假了,约她出来喝个咖啡。” 视频里,郑凯问林丽,“在研发部门怎么样?” 林丽没看镜头,说了句 “还可以”。这之前,两人还一起合作过去健身房运动的视频。“都是拍视频需要。” 郑凯解释道。

来昌硕前,林丽喜欢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穿搭,有三万左右的粉丝。9 月进厂时,她偶尔更新自己在昌硕的打工日常。但她的变现能力不如郑凯,视频不仅没人看,还一直掉粉。

郑凯教她,要把之前的视频内容都隐藏起来,“保持统一的风格。” 林丽照做了,只是她之前的视频太多,一时半会隐藏不完。

视频上热门时是郑凯最开心的时刻。那意味着,可能有更多想进厂的人能看到他。离开工厂两个月后,有粉丝好奇地问他,“不上班的人怎么靠谱?”

要赶快把驾照考完,他想,还是得进厂。

(本文除郑凯外均为化名。)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微信号:Peopleweekly

人类可以将物质加热到什么程度?

作者 / 混乱博物馆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加不到的。

已知最早的篝火灰烬出现于 100 万年前的南非的奇迹洞(Wonderwerk Cave),属于当时的直立人——熟食更加卫生也更加容易消化,拓宽了我们的食谱;火焰也营造了光明和温暖,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等人属物种因此适应了黑暗寒冷的时空,占领了整个世界。

篝火可以达到 900℃以上,足以让粘土中的硅铝酸盐失去结合水并重新结晶,变成坚硬致密的陶。

我们这个物种早在 2 万年前就开始制作陶容器:有了可以加热液体食物的炊具,炖煮食物从此出现在人类的食谱上,显著提高了食物的利用率,而且让女性可以用流食喂养婴幼儿,大幅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力。

如果把木柴装在通风的炉中,1100℃的火焰就超过了铜、锡和铅的熔点。

冶金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这率先发生在新月沃地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青铜工艺连同西亚人驯化的小麦、大麦、绵羊、黄牛、家马一起向着周围传播,最终抵达了远东,成为旧大陆一切文明的共同财富。

正如往期节目讲述过的,含碳的铁要到 1400℃以上才能融化,纯铁的熔点更高达 1538℃——只有先将木柴烧成木炭,再配合有鼓风机的高炉才能将其熔化——这项技术最早出现于公元前的中国,但直到 1709 年英国人解决煤炭脱硫问题,1784 年瓦特将蒸汽机用于高炉鼓风,钢铁工业才真正地蓬勃发展起来。

焦炭高炉可以达到 2000℃,

要在开放环境中获得 2500℃以上的高温,我们就需要新的燃料了:氢氧焰能产生 2570℃以上高温,产生透明到淡蓝色的烈焰,而且氢的密度极低,因此常用于航空火箭;

而全球 20%的乙炔都用于热切割,它在氧气中燃烧的温度可达 3330℃,足以融化任何常用的金属。

除此之外,二氰乙炔在氧气中燃烧则达到了化学反应的极限高温,4990 °C,常压下足以熔化所有已知物质。

如果离开了化学反应的局限,人造高温的就走入了开阔的新天地:空气是良好的绝缘体,但在 30KV/cm 的巨大的电压下也将被雪崩击穿,成为导电的等离子体,一缕炽热的电弧。

基于这一原理,即便最廉价的手工电弧焊也可以轻松达到 6000℃,将焊接用的钢材瞬间熔化甚至汽化;

而等离子电弧焊集束喷出的热焰少说有 28000℃,比闪电的温度还高。

与此同时,人类在战争中实现了更可怕的超高温:1945 年 8 月 6 日到 9 日,两颗原子弹投放在长崎和广岛上空,它们的核心温度在 100 万到 500 万℃之间,连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与核辐射,共造成 60 万人丧命。

10 年内,1954 年 3 月 1 日,第一颗实战氢弹“Castle Bravo”又在比基尼环礁爆炸成功,它有 1500 万吨当量,中心温度达到 3.5 亿℃,创造了太阳系内有史以来最高的温度。

巨大的蘑菇云在 1 秒钟之内就冲上了 7.2 公里的对流层顶,在 10 分钟后又冲上的 40 公里的平流层顶,18000 平方公里的太平洋海域生灵涂炭,比基尼环礁的原住民至今无以为生。

核武器巨大的威力来自原子核内由强相互作用禁锢的巨大势能,1957 年,第一代裂变核电站投入运营,开始将它用于和平的事业——但直到今日,可控热核聚变都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因为我们难以约束核聚变必须的上亿度高温。激光脉冲聚焦后产生惯性约束是一个热门的候选方案,为此,美国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开发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高频电磁波发生器,Z 脉冲功率设施,可以制造 20 亿℃的超级高温,达到了大质量恒星濒死时的核心温度。

但这远非人类所能创造的最高温度: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拥有人类唯一的自旋极化质子对撞设备,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它能将周期表上的任意原子核加速到相对论速度,对撞产生的能量相当于 1 万亿℃的黑体辐射,达到中子星融合时的极限温度的 3 倍。

而高能物理的圣地、集全人类智慧之大成、万维网的诞生地、迄今最大的粒子物理实验室,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拥有一台可怕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它在寻找希格斯玻色子这样的艰巨任务中产生的局部能量相当于 10 万亿℃的黑体辐射,或者说宇宙大爆炸后万分之一秒时的温度。

然而这样的温度对于物理学的野心来说仍然太低了——要验证弦论,我们至少还要把单个粒子的能量再提高 15 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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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字节跳动裁掉的应届生们

曾经的路径里,试错的代价被互联网行业的红利、字节的快速发展接住了,产品、运营、研发等岗位的员工也可以很快转岗到更新的业务里。但在当下,外部环境变化飞快,不管是字节跳动还是其中的人,试错的成本都越来越高昂。

文 | 徐晴
编辑 | 赵磊
运营 | 橞楹

李洋洋人生中第一份工作短得出乎她意料,从入职到被裁员,只过去 25 天。

8 月 6 号的晚上,瓜瓜龙上海办公室热火朝天,负责社群运营的员工们正在追单,给家长打电话询问是否买课。一条信息在此时发到每个人的手机上,后来看到的李洋洋总结,“大意是明天上午十点要开全员会,开完会各找各的去路”。手机里家长还说着话,旁边的同事拍了她一下,“部门都没了,你还打什么电话?”

在这之前,“双减” 政策已经颁布,高途、新东方等公司裁员的消息不时传出。收到短信,意味着字节跳动教育部门也要开始缩减了。字节跳动有一条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员工之间薪资保密,绝不能互相讨论。临近失业,老员工反常地亲密起来,他们停下工作,坐在一起交流薪资,兴奋地讨论补偿金到底是 N+1 还是 N+2。

只有李洋洋和另外几个同事 “断电了一样” 呆坐在工位上。她们是今年 7 月才入职的应届生,刚毕业就失业,短时间内很难消化。

两个月后,相似的情景也发生在南方某座城市。因为 “业务调整”,属于字节跳动的房产业务 “幸福里” 撤城裁员,上百位员工原地失业,其中包括不少应届生。宋楚阳是其中之一。裁员之后的一个月,他一直思考,互联网大厂待不住了,该换哪个方向。

与他一起入职的应届生中,一个男孩来自外地,交了半年房租,又置办了一些家具,准备在陌生的城市展开新生活。裁员后,他决定回老家,预交的房租因为违约无法追回,购买的家具、电器带不走,只好在闲鱼上低价卖掉。宋楚阳计算过,就算是 N+2 的裁员补偿,应届生的 N=0,赔偿金难以弥补这位同事的损失。

一个月前,同样出于业务调整,字节跳动旗下的游戏业务 Ohayoo 裁员,三个休闲游戏工作室中约 50 人受裁员影响,其中近 30 位是校招生。

Ohayoo 一位员工告诉每日人物,这一批应届生大多硕士毕业,来自国内外最好的学校。有几个人在入职前拿到了阿里或是华为的 offer,最终看中字节跳动的发展前景。对他们来说,裁员是一场无妄之灾,“阿里、华为回不去了,没了应届生身份,拿着两三个月工作经验去参加社招,多残酷?”

这些大刀阔斧裁员的部门,都归属于字节跳动近两年布局的新业务。背靠抖音、今日头条等产品的流量,字节跳动的触角不断伸向更远处。字节内部不断孵化新产品,在短时间里更新、迭代、优化,成功的产品继续生长,失败品则免不了被调整优化。对大公司而言,多面布局试错成本不大,一旦试出来回报很高,但对被新业务招揽来的应届生来说,选错的代价过于高昂。

据《晚点 LatePost》报道,字节跳动近期开启了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由以前的 “大中台 – 小前台” 改为事业部制,公司全部业务与团队合并成 6 个板块。这次调整的背景是 “去肥增瘦”,改变公司规模变大后效率下降的现状,提高人才密度。这同样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裁员。

在多个互联网公司控制规模、收缩战线中,一个曾经的共识正在被推翻 —— 互联网大厂也许不再是最好的去处,包括字节跳动。

光环

李洋洋是文科生,在中部一所 985 大学读书,对字节跳动了解不多,求职让她与这家大厂产生交集。

毕业季一到,朋友圈频频出现字节的 offer 邮件截图,有些通过实习转正的同学在动态底下打上字节公司的定位。打开闲鱼,字节工牌标价 85 元一个,字节面试辅导每小时 299-599 元不等。在某社交平台搜索 “大厂” 关键字,会出现 “在字节实习的第 x 天” vlog,或是每日更新的在字节食堂里吃到的晚饭。评论区常见的三个句子是 “入职即巅峰”“心脏和字节只有一个能跳动”“字节跳动下午茶 yyds”。这些信息一次次加深她对字节的印象:薪资高、福利好、压力大,年轻人很向往。

大厂光环很难被忽视。入职之后,李洋洋跟同事一起租房,下班之后,同事一路戴着工牌,在地铁上自然地接受路人瞟来的余光,到了家里才摘掉。

她还总结出一个规律,如果询问其他公司的人在哪工作,对方大概率会回答 “互联网行业”,但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字节的人,答案就是 “字节跳动”,直接具体到公司。“他也不会管你知不知道这是个互联网公司,就默认你知道。”

另一位幸福里员工周正也感受到了大厂的魅力。参加今年的校招生培训当天,他发了条朋友圈,有一百多个赞,是其他朋友圈点赞数的几倍。那个晚上,新消息接连弹出,师弟师妹来问他求职经验,到睡觉时还有消息没回完。

行业内的朋友跟周正聊起字节跳动,语气充满唏嘘和艳羡。在短短九年时间里,字节跳动依靠抖音、今日头条等成功产品跻身互联网头部,改变了上亿人的生活与娱乐方式。最近两年,字节多面出击,不仅布局教育、电商、游戏,房产、汽车、出行、外卖等板块也有涉猎。

那位朋友把字节称为 “宇宙厂”,“就是什么业务都做”。他跟周正分享自己曾听到传闻,“字节的市值有可能会超过腾讯,跃居中国互联网第一大厂”。

光环也让进入这家公司的难度在加大。参加春招时,宋楚阳面试的岗位叫 “新房咨询师”,听起来要求并不高,但他遇到了一位来自北大的竞争对手。周正的一位主管在无意中谈起,他今年内推了 100 多份简历,最终入职的只有 1 个。

在海外,激烈的竞争被人民币所量化。宋雨霖在澳洲留学,在她大三时,曾经有一些 “求职中介” 潜入留学生交流群公开售卖实习岗位。他们把互联网公司分为一线厂和二线厂,只有字节跳动与腾讯、阿里、百度、华为并列一线,其他公司都是二线或三线。这套标准里,落差巨大,一个字节跳动审核的实习岗位,价格 3 万块,一个网易的运营岗位,价格只有 8000 块。宋雨霖的同学中,不乏有愿意花三万进入字节跳动的人。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应届生讨论最多的也是字节跳动。这两年除了在线教育和游戏,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都很谨慎,不轻易扩张,但字节仍在布局新业务,同时逆势招人,在短短一年里,员工从 6 万增加至 10 万。2021 年秋招的开放岗位达到了 7000 个,2022 年 8000 个。

应届生们惊喜地发现,这家实力雄厚的大厂如此看重人才,一般的企业秋招讲究 “金九银十”,但字节跳动在 5 月就启动秋招,只为抢先其他大厂一步。字节也给出更高的薪资,进入字节前,周正拿到了美团的销售岗 offer,底薪只是字节的一半,他当然要选更高的那个。

宋雨霖分析同龄人找工作的心态,互联网几乎是这届年轻人实现阶级跃迁的最后一块跳板,至今还总有人提起字节程序员郭宇在 28 岁实现财务自由的故事。大厂体系化的人才培养路径也提供了一把刻度尺,按照 P 或 M 的规则一年一年熬下去,时间会以最高效的方式转化为人力市场上的价值。

就像大厂喜欢年轻人,年轻人也喜欢年轻的大厂。那意味着它的刻度更密、更标准、更有分量,不容易贬值。在应届生眼里,大厂是更好的选择,而字节是最好的。

落差

宋楚阳参加过一场字节的校招宣讲,一位宣讲人面对着台下乌泱泱的应届生说,“我们出生在七八十年代,赶上过社会的很多风口,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到你们这一代,整个社会基本定型了,大家卷来卷去也是因为很少有真正改变一个人阶级的东西。”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激动起来,“尽管如此,字节这家公司可以给你们相对更好的发展的可能性。”

但当宋楚阳入职时,依然感受到一种落差。

据彭博社消息,2020 年字节跳动广告收入 1831 亿元,占全年总营收的 77.4%。一位字节员工透露,每年校招职位里有很大一部分是销售。宋楚阳关注过发布校招信息的公众号,在该城市的主推岗位是 “幸福里 – 房产咨询师”,李洋洋记得字节来自己学校宣讲时,针对非计算机相关专业只开放了 “社群运营”—— 也是销售岗。而在另一些城市,还有大量要求不高的审核岗位,主要也是招应届生。

李洋洋羞于提起自己的工作,家里人并不清楚 “字节跳动社群运营” 是干嘛的,真要去解释 “就是电话销售,这样一说就显得很掉价。”

同为 “社群运营”,今年入职四川清北网校的应届生小熊也感受到了现实与期待的不同。有相似的部分:996、高压和相对的高薪 —— 下午一点上班,晚上九点半下班,多数情况加班到十二点。小组里,每个人的通话时长会计入排名公布给所有人。她第一个月的工资有 7000 多元,是四川平均薪资水平的两倍。她的朋友在当地做剪辑,第一年月薪 3000,第二年才涨到 4000。

但她大部分的工作是拿着系统分配的 100 个电话号码一个一个打过去,向家长卖课。在字节跳动,有一套电话销售的 SOP(标准操作流程),打电话的过程被流水线化,分割成一个一个具体的步骤,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有标准解决方法。

在李洋洋看来,销售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她所在的组既有二本毕业生,也有留学生,还有上海交大的硕士。学历更高的同事除了拿的钱稍微多一点,大家的工作内容没有差别 ——“相当于这个工作谁都能做。”

在学校时,李洋洋担任过院学生会副主席,拿过创新创业大赛等奖学金。她责任心强,对自己要求高,小组作业和社团活动里,她常常是最核心的角色。宋楚阳同样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在本科就发表过期刊论文,参与过各类顶级会议。刚进社会,这份工作既不符合他们对这家公司的期待,也不符合对自己的期待。

另一个层面的落差在于,应届生比老员工更在意自己的归属感,但工作后,他们常常恍惚自己到底是在哪家公司工作。

新业务分散在全国各地,在地缘上远离总部。每个部门预算也不一样,李洋洋没有 1500 元的房补、没有下午茶,看到飞书的大群里其他业务的同学晒喜茶、乐乐茶,她有点不是滋味。小熊能拿到什么下午茶要看业绩,小组里的销售冠军才能有三只松鼠,每个月加班打车额度是 500 块,而在北京字节总部,打车不限额。

校招生培训时,宋楚阳去了总部的食堂。那天他们吃了牛肉、鸡腿、小龙虾,还有手撕羊肉。吃饭的时候,戴着工牌的人端着盘子在身边穿行,他们自信、笃定,坐下吃饭的时候都在讨论业务。宋楚阳觉得自己进了一家大公司,前途光明。回去以后,主管告诉他,这边的写字楼不允许自建食堂。

在这个离总部上千公里的地界,“坦诚清晰” 的价值观被一定程度上稀释了,部门文化什么样主要取决于领导是从哪来的。幸福里有几个部门,大家不互称同学,而是叫 “哥”“姐”。宋楚阳听一位负责算法的同事说起,他所在的组调来一个阿里来的领导,大家受不了 “狼性文化”,半个月里人走了一多半。

有时候,光环只属于核心部门。李洋洋回忆,“给客户打电话的时候要说我们跟抖音是同一家公司,不然家长不知道什么是瓜瓜龙,电话啪一下就挂了”。他们想办法安慰自己,寻找自己确实归属于这家互联网大厂,以及总部重视新业务的蛛丝马迹。

李洋洋跟同事讨论过,教育业务的老大陈林曾经是今日头条的负责人,这说明了总部对教育业务的看重。这位 CEO 也曾在公开宣布,教育业务 “巨额投入”,三年不盈利,这被解读为长远的耐心,说明了新业务的发展潜力,也被等同于自己的发展前景。

瓜瓜龙裁员的那天,大家拍照留念。一个女孩在跟办公室门口的 “瓜瓜龙” 合影后,又来到大力教育的 logo 旁自拍,因为那个 logo 后面有个小小的 “字节跳动”。

余波

外部的风吹草动,总是末梢神经最敏感。

李洋洋来上海前,一些教培机构已经开始裁员。到了 8 月,行业地震后又产生余震,整个上海办公室里人心惶惶。老员工们互相暗示不要提起政策或裁员,新员工们却按捺不住。李洋洋暗地里问同事,“你们觉得我们下一期班还有得带吗?”

李洋洋在 7 月 12 日入职,按照计划,她带的第一期班要在 8 月 15 日开课。但从 7 月底到 8 月初,前一期课迟迟没开,公司解释,“上面要求先暂停一期班”。再往前,最后一个开课的班只有 30 人,但往常会有 60、70 人。李洋洋觉得倾斜过来的资源在减少。“以前的获客来自抖音的信息流广告,现在只有朋友圈转发打卡活动,效率低了好多。”

同在幸福里的宋楚阳和周正入职后几个月都是在十分紧张的气氛里度过的。

“第一个月我们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客户进来,都是从信息流那边来的,但是到了后期,客户少了很多。” 如果谁的手机响起了有新客户的提示音,全部的人都会围上来:“哇你今天发财了!”

客户减少的同时,kpi 也越来越高。一个月前要求每天通话时长 30 分钟,完成一个完整邀约,一个月后就改成 80 分钟,每天两个邀约。完不成 kpi 后果严重,如果三个月没有促成一单,就会收到 PIP(离职预警)。

那是一种隐性的裁员,“系统会关掉你的账户,就是客户的分发来源,没有客户了,你只能走。” 周正不太理解公司的逻辑,在他的思维里,如果一个新员工没怎么开单,不是更应该去帮助他吗?

总有桌子突然被清空。大家心照不宣:这个人被优化掉了。过不了几天,新人会来补上空位。宋楚阳感慨:“都说人走茶凉,在字节跳动,总会有新人来把茶给续上。”

10 月中旬,周正看到幸福里在广州和成都的咨询师岗位停止了招聘,预感到业务做不下去了,他主动提出离职。两天后,部门宣布撤城裁员,他没能拿到 N+2 补偿。

在周正看来,裁员与不裁员的差别只在于有没有赔偿金。即便不裁员,大家也会完不成 kpi,接到离职预警,然后被迫离职。离开字节跳动之后,他意识到,他们成了这家大厂试错的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字节跳动今天的辉煌就是试错带来的,今日头条和抖音都在一个旧领域里尝试了别人没做过的新模式,成功后的经验又被推广到新业务里,不管是教育、房产还是游戏,都从 0 开始,一度被寄予厚望,得到大量的资源倾斜,但这些新业务都没有明显的成果,在核心业务增长承压后,得到的支持也便少了。

听说有部门裁掉了 50 人,李洋洋跟在字节时的同事聊起这件事。同事从英国名校硕士毕业,一年前加入字节跳动,也在今年被裁掉。她漫不经心地说,“才 50 个人”。

曾经的路径里,试错的代价被互联网行业的红利、字节的快速发展接住了,产品、运营、研发等部门的员工也可以很快转岗到更新的业务里。但在当下,外部环境变化飞快,不管是字节跳动还是其中的人,试错的成本都越来越高昂。

Ohayoo 的中层张远记得,总部对游戏业务的展望一直在变。“一开始是想做中国的任天堂,给我们的方向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游戏工作室。后来形势急转直下,各种环境都不太好,就退而求其次,自负盈亏,走腾讯路线。现在政策又发生变化,先有游戏防沉迷政策,后有无版号游戏不能接广告,都对休闲游戏影响很大,这次裁员就是不做休闲游戏研发了,就整合资源做平台。”

张远认为,抖音的成功在于当时的短视频赛道还是一片蓝海,大家野蛮生长,总有一个可以跑出来。但游戏、房产、教育在中国都不是新鲜的东西,“已经干了好几十年了,你环境不一样,竞争对手不一样,这样很难搞出来”。

张一鸣曾经表示,“和别人的核心领域去竞争,这样会牵扯很多精力,也没有优势”。但在近两年,字节急于找到下一个增长引擎,开展的新业务基本都在别人的核心领域里。

新业务一次次踢到铁板,新业务中的人没有了余地。一位前字节员工在被裁员后试图转岗,经过三轮面试、跟 HR 谈好了薪资后,被通知无法入职。李洋洋也看过字节开放的转岗岗位,大多数还是审核岗,“一个更把你当工具人的岗位。” 小熊也想过转岗,但拿着两个月的销售经历投了几个岗位,始终没有回音。

南开商学院人力资源专家刘俊振认为,从企业的角度,裁掉应届生,给予的补偿比老员工少,尤其在不少互联网大厂存在 “工资倒挂” 的现象,应届生薪资高,裁掉能节省更多人力成本。但应届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创新和发展的潜力,裁掉应届生虽然能给业务调整的时机,但也会影响公司长期发展的动力。

“更重要的是,不管哪家公司,大批量裁应届生都会影响它在人才市场中的品牌和口碑。”

▲ Ohayoo 被裁员工建议要入职字节的 2022 届应届生谨慎选择业务部门。 图 / 知乎截图

Plan C

一家小型保险公司难得地给了图拉一个面试机会。

她曾是武汉瓜瓜龙的社群运营,也面临着一毕业就失业的困境。顶着 “运营” 的头衔,她尽力把曾经的销售工作包装得像是新媒体运营。

看着她的简历,面试官问她:“我看你的工作时间很短,从 6 月到 8 月,好像工作内容也跟新媒体运营没什么关系,这么短的时间你学到了什么?” 他接着问图拉为什么这么快就离职,“是因为公司的经营问题吗?” 没等图拉回答,他自顾自地说:“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公司录用你,就是在赌,赌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图拉有些愤怒,字节跳动教育板块裁员已经在新闻上滚了一个月,眼前的人依然要问她为什么离职。在三轮面试后,这个公司开出了 5500 块的薪水,图拉一下子明白过来,“故意的,就是要压薪”。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些应届生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处理 “裁员” 这种想都没想过的问题。老员工们在听到风声时就悄悄寻找新的机会,应届生在确信被裁员后,仍希望休息一段时间,等内心平静再找工作。现实是,休息的时间越久,找工作时的难度越大。最大的问题是,短短几个月的工作经验难以说服面试官,薪水也很难达到自己的期望。

小熊在面试时被告知薪水是 2000 多,需要加班。她 “当时面带微笑,心里说对方有病。” 回家后,她跟父母诉苦,妈妈给她泼了冷水:“你以为都像大公司一样吗?不要因为去过大公司,拿过 7000,就觉得自己只能从 7000 开始拿,那是不合理的。”

没有应届生的身份,少了很多选择。跟小熊一起被裁的朋友想考公务员,筛选下来,非应届生能报考的岗位只有个位数。

小熊出身于一所二本院校,尽管读书时成绩很好,她仍然有难以察觉的自卑。最直接的体现是,她不敢把被裁员看成一种损失,反而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觉得是自己配不上大厂。她最终入职了一家 MCN 公司做短视频编导,但字节跳动的光环仍然影响着她。

“就像分手之后你肯定会把现任跟前任对比 —— 字节有自己的楼,很豪华,遇上下雨天,门口很帅的保安会给你拿一个塑料袋,帮你把雨伞装好。你的工位是格子间,还挺大的,公司给配了笔记本电脑,还配了一个很大的显示屏,椅子什么的都很舒服。” 眼前的新公司,办公室变小了,大家在一个 “大通铺” 上办公,灯光似乎都没有字节的亮。

“更何况,这个前男友还给了你分手费,N+2 对吧?你只能记得前任的好。”

刚被裁掉时,小熊希望通过努力,在几年后重回字节。现在彻底换了赛道,不再有校招、工作经历不匹配、在大厂的经验太短,她悲哀地意识到,“我没有进大厂的机会了”。

这个冬天,从大厂流出的人显然更多了。

宋雨霖曾在字节和网易实习,因为看到了公司的震荡,转头入职了深圳一家头部房产互联网公司。在字节裁员后,她听朋友提起网易有道 “人快裁完了”。最近房产政策接连变化,现公司也没躲过裁员,深圳的部门已经裁掉了 45%。她调侃自己,“还是跑得不够快。”

裁员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除了在线教育行业大裁员,瓜子二手车裁员 50%,水滴筹、去哪儿网裁应届生,OYO 裁员 100 人,贝壳找房上海团队裁撤 200 人…… 另一面,国考报名火热,人数超过了 212 万人,创下了历年新高。

宋雨霖觉得,这一届的互联网人很没有安全感,“大家都想要自己有不可替代性,因为被优化是迟早的,要么因为年纪要么因为公司运营情况,不可替代性决定你捞金的周期,但每个人也都要有 Plan B。”

宋雨霖对每日人物开玩笑,“你们公司还招人吗?这就是我的 Plan B 了”。她很快纠正了自己,“不对,是 Plan C,Plan B 是考公务员”。跟她一起被裁掉的朋友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

李洋洋几经辗转,最终入职了一家给出薪资相对最高的互联网中厂。工作一个月,她发现自己不太适合新工作,但不能辞职。被裁员的经历让她心有余悸,她自嘲说,“人不能接连走进两个大坑,简历上不能两份工作都只做了几个月”。

离开字节跳动后,宋楚阳没有急着找工作,他休息了一段时间,想暂停一下,重新思考未来的规划。他去看了一个叫《丢我》的展览,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倾听 70 个人的故事,拿下挂在墙上的耳机,不同的声音里,有人名校毕业却进不了大厂,有人爱情不顺,有人觉得在体制内生活望到了头,有人像他一样被裁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迷茫。

如果说上一届互联网人是因为 996 猝死的风险而逃离,这一届互联网人则是因为承受不了那种动荡,以及越来越低密度的刻度尺 —— 技术岗和核心业务的岗位或许是例外,大厂仍然愿意高薪挖人,给予更大的成长空间。但更多的地方,没有成长,也没有安定。

想起宣讲会上听到的 “更好的可能性”,他觉得在当下已经完全消失。“能讨一份还算可以的生活就算不错了。” 他不再迷信大厂,一个月后投身一家传统行业公司。据他所知,一起被字节跳动裁掉的应届生们,有几位至今没有找到工作。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来源:每日人物

宿华背后的男人

文 / 冷泽林 编辑 / 吴先之

来源 / 光子星球(TMTweb)

2021 年 10 月 29 日晚,快手发布公告,联合创始人宿华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该职位由另一联合创始人程一笑担任。宿华将继续担任董事长、执行董事、薪酬委员会委员,负责公司长期战略。

短视频赛道素有 “南抖北快” 之称,似中国地理一般以秦岭淮河为线,各自占领部分市场。而宿华的职务变动也是今年来,这条赛道上第二位辞去 CEO 职位的创始人。

2021 年 5 月 20 日,在这个有些 “暧昧” 的日子里,字节跳动员工的邮箱中多了一封来自 CEO 张一鸣的全体信。信中张一鸣宣布了自己退居幕后的消息。

不同的是,抖音的战斗告一段落,快手的结局却还悬而未悬。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宿华并非快手最早的创始人,他是半路加入然后成为了这家公司 CEO。快手最早的创始人,正是如今接任 CEO 的程一笑。

程一笑退居幕后的八年

时间拨回 9 年前,字节跳动诞生于创业大街知春路一间民宅,同年推出新闻推荐应用今日头条。驱车向北十几公里,同样在一个两居室民房里,还有一个程序员程一笑在捣鼓着一个 GIF 工具 —— 快手 GIF。

虽然是个工具型软件,但短短半年快手 GIF 已经取得百万下载量。不过工具型软件最大的问题就是难以盈利,同时在逐渐走向 “孤岛” 的移动互联网中,工具型软件缺乏护城河。

2013 年,快手四处寻找买家,但最后并未将自己兜售出去。脉脉创始人林凡透露,这一年,有投资人给他提建议:你们是否考虑并购快手?短视频的赛道不错。

林凡和程一笑那时候认识了,当时快手还在回龙观的民宅办公。就在那个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林凡和程一笑、以及三个程序员时常一边吃饭,一边聊产品、聊用户、聊未来。

不过,合并就意味着脉脉要去做泛娱乐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做与职业和成长相关的事情。在即将敲定合并协议的最后一刻,林凡打电话给投资人和程一笑:很抱歉,我还是想继续做职业成长。

卖不出去怎么办?程一笑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向短视频转型,同时也遇见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男人 —— 宿华。2013 年以前,程一笑拖着快手前行,宿华来了之后,不善言辞的程一笑的压力减了不少。

2016 年,一篇名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引起网络热议,宿华不得不站出来向外界介绍快手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2018 年快手 “未成年人” 事件被央视点名,宿华站出来道歉并发布名为《接受批判,整顿前行》的道歉信。当然不少长脸的活动也是由宿华出面。

这就如同古时候的男耕女织一般,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不管对内是如何决策,对外往往需要以统一面目示人,就像华为的余承东再想造车,但也不得不对外说出那句 “华为不会造车”。

对于快手来说,宿华就是那个 “主外” 的人,而程一笑则是宿华背后的那个男人。也因此,外界对于宿华时有耳闻,却对程一笑知之甚少,不过随着此次调整,程一笑开始走上前台主持快手的运作。

张一鸣拍拍屁股给梁汝波留下一个大好前程,而宿华的淡出或许只留下了 “一笑”。

不善言辞的 “张小龙”

在宿华去职 CEO 前,快手一直实行双头制,简单来说就是宿华和程一笑平起平坐、共同领导。宿华负责投融资、海外、GRPR、行政人事财务和对外等事务,程一笑则专注产品、运营、电商、游戏等业务。

有快手内部人士告诉光子星球,其实宿华与程一笑相比,前者更像是技术宅。程一笑精于产品,有 “天通苑张小龙” 之称,宿华精通算法,在创办快手前,先后在 Google、百度等技术型互联网公司负责搜索和推荐算法等后端技术研发。

不过为何偏偏将宿华推出来 “对外”?从晨兴资本的张斐口中可以窥探一二。

在快手 GIF 转型期,钱花的不少产品日活却不涨,程一笑拿到的投资所剩无几,于是晨兴资本的张斐便建议程一笑去获取更多人和钱的资源。

“但这两点对他来说都很难。因为他的不擅表达,投资人很容易对他信心不足,所以基本上去见了一圈投资人,都被拒绝了。” 张斐曾在采访中这样说道。

张斐是快手早期投资人,也是经由他介绍,宿华、程一笑两人才得以认识。

程一笑想起那天与宿华相遇时的情景曾说道 “我本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和宿华在一起话匣子就突然打开了。”

其实程一笑不是不善言辞,而是不喜欢说 “空话”。

某次面试,快手招聘经理提前向求职者打了预防针,一笑不是特别喜欢讲话,可能你们聊的不会特别长。而两人的面试出奇的顺利,经历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求职者也成功入职快手担任产品经理。

事后他回忆起来 “他(程一笑)不是不会讲话,而是觉得场合、气氛、方式不太对,就不愿意讲,更愿意自己思考。不会说话都是对他的刻板印象。”

其实,宿华和程一笑都是一类人。宿华认为,他和程一笑都是内向的人,但是主持公司,一定要有一个外向的人,所以宿华更像是被逼上梁山的 “好汉”。

一位快手中层告诉光子星球,宿华和程一笑也都对金钱没有太多欲望,尤其是快手这么多用户已经远超了他们当初对自己这辈子人生的最大预期,他们骨子里是有很多理想主义情节在的,因而对于赚钱这种商业化层面的事也显得有些慢了。

然而,一个公司是否需要两个相似的领导人,这可能需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尤其是当竞争对手势头不可阻挡的情况下。

2018 年过年期间,抖音日活猛增几千万,4 月快手又迎来整改,日活被反超,年底抖音日活 2.5 亿,快手日活 1.6 亿,已经完全被拉开差距。

进入 2019 年,快手成立经营管理委员会(简称 “经管会”)作为公司的核心决策机构。3 月在湖州市一个名叫云半间的民宿召开了一场三四天的闭门讨论,也是经管会第一次深度讨论

不过长达几天的会议并没有实际结论,仅仅是明确快手需要打一场仗,也就是 K3 战役的雏形。而这恰恰暴露出经管会的弱项,虽然结合了更多的意见进行碰撞,但谁也说服不了谁,或许在某些时候还会降低决策效率。

今年上市以来,快手经历了两次组织架构变迁,正式设立了主站产运线,对主站产品部、运营部、用户增长部、游戏生态、搜索等业务进行收拢。此外,电商事业部、商业化事业部、国际化事业部、游戏事业部等四大事业部,至此也基本成型。

简单来讲,就是从职能型架构向事业部制架构转型,在其他互联网企业中我们也时常能看到这样的改革。能够提升企业运转效率,同时也是快手多元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王剑川在组织架构调整中成为产品最高负责人,向联合创始人程一笑汇报。据内部人士称,由于王剑川是外来人,没有顾虑杀伐决断上比较干脆。

这么看来,宿华虽然走向战略层面,但仍为程一笑留下了干将。

从开疆拓土到精耕细作

为何选在这个时间点进行频繁的组织架构调整,或许与快手本身的运转分不开。

翻过 2020 年,快手日活及月活数据小幅增长后开始出现下跌,虽然每位日活用户平均使用时长由去年四季度末的 89.9 分钟增长至 106.9 分钟。但对于一个互联网企业来讲,用户数量代表生命线,当用户基数开始稳固甚至负增长时,往往不是什么好兆头。

另一边,抖音早已突破 6 亿日活,快手却始终在 3 亿日活的边缘徘徊。

虽然从组织上,快手进行了不断地调整,但无论是宿华还是程一笑骨子里都是技术产品导向,他们更愿意通过技术和产品的力量去改变互联网。

2010 年往后,中国互联网创业处于一个集中爆发阶段,不少社区偏向运营导向。在 2014 年之前算法推荐并不是一个常态,需要运营人员来维持社区氛围,而快手却没有运营。

2013 年,在投资人强制要求下宿华招来一个运营,不过当运营申请资金举办抢票、抢手机等运营活动时,被宿华一口回绝,并认为运营没用,很快快手唯一的运营也 “名存实亡”。

早期的快手推荐机制为通用推荐,也就是榜单制,按评论、分享、转发等数据进行权重高低的排序,直到宿华加入,才带来所谓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荐。不过宿华依然认同了程一笑普惠的原则,照顾长尾内容,这就导致快手商业化一直较慢。

根据快手招股书显示,2017 年至 2019 年快手营收几乎全靠直播拉动,三年分别占比为 95.3%、91.7%、80.4%。

早期的快手略显 “佛系”,2017 年以前没有做过广告,7000 万 DAU 全靠自然增长,这也快手一直引以为豪的地方。但直到抖音崛起,内部才开始焦虑的情绪才蔓延开来。

在赛道初期确实可以这么玩,与市场增量相比几千万的 DAU 确实不足为奇。而如今抖音与快手用户依然占满整个短视频赛道,要想获取增量,必须要从对方口中夺食,游戏难度提升,任何决策也得承担巨大的风险,双头制明显也不适合快手的发展。

不过细看这次调整,当了八年 CEO 的宿华更像是完成了自己的开荒使命,对于志同道合的程一笑来说,考验精细化运营的时期他又能带领快手走向新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