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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ise财经”（ID：onecaijing），作者：张楠

“会有一些影响，但我认为这是短暂的。”陆远对于近期印度发生的种种事件感到不安，但他并没有过多担忧。

2010年，苹果依靠iPhone 4风靡全球，当时在国内没有一家国产手机厂商能与之抗衡，甚至连在中国“称霸”了十年之久的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也被苹果拉下了神坛。

当巨人倒下时，一个时代结束了。

陆远还清晰地记得他当时在深圳华强北销售苹果手机时的情形——如今的华强北虽然已不复当年风光，但这里依旧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

“你们都想象不到那时的场面，柜台租金上万元，拉苹果手机的货车排着长龙。”张庆告诉「Wise财经」，但这样的场景似乎只属于十年前的华强北。

而如今，华强北的青春结束了。

从山寨到正规

在距离华强北4000公里外的印度德里，电子产品在这里焕发了新生。

据陆远回忆，他刚刚来到德里开店时遇到了不小的问题。“主要是接受程度，我们刚来的时候还没有国产机，卖的基本都是深圳小代工厂做出来的山寨机。”

陆远2007年从深圳来到德里开启了他的海外生意之旅，如何推销与宣传产品是陆远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最早你只能卖一卖山寨机，基本都是2/3G网络，本身印度用户对于网络的需求不是很高，能打电话发短信足矣。后来，可以从国内运一些二手iPhone过来销售，但价格并不便宜。”陆远说道。

“其实当地开店的大多数还是印度人，华人也有但不是很多，一般华人去开店基本是投资一个或几个店面，而后雇佣本地人来做销售。”张庆说。

和陆远一样，张庆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他早陆远一年来到印度淘金，但在当时，来印度开辟生意的中国手机商家并不多。“之前一些印度朋友来我们这边进货，彼此都很熟，他们说印度电子市场正在发展，我就想来试试。”

在中国国产手机的正规军还未进入印度市场之前，本地市场大多依靠销售印度本土小众品牌、中国山寨机以及二手机为主。

“因为本身整个印度的消费水平并不高，基本处于国内三四线城市的水平，好一些能够达到二线。”张庆告诉「Wise财经」，现在的德里更像是十年前的华强北。

印度德里，堪称印度版华强北，这里聚集了上百家经营通讯产品的店铺，如今早已是中国品牌的天下，从金立到小米，再到OPPO、vivo，橘色、绿色、蓝色的门头牌映衬着整条街巷，为这里带来了无数生机。

在还没有小米的时代，印度手机市场一直保持着五大品牌格局——三星+四大印度本土手机品牌，Micromax、intex、Mobicel、Karb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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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进入印度的中国厂商并不是米OV而是金立，之前只有那四家本土品牌。”张庆解释道，“国内很多朋友都认为是小米最早打出了市场，其实不是的。”

“金品质，立天下”，这曾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广告语，同时也是金立多年不变的情愫。“金立的LOGO颜色和小米很像，都是橘黄色，但现在更多的印度消费者只知道小米，金立很可惜。”张庆叹气。

2014年，当小米、OPPO、vivo将市场倾向于海外之时，金立已跻身印度第六大手机品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时任金立总裁的卢伟冰。

“最早是与印度手机制造商Micromax合作并为其生产贴牌机，后来金立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还不如在印度直接销售，这才有了金立在印度的第一家公司。”赵何伟向「Wise财经」透露，“在海外代工的利润并不高”。

赵何伟一直跟印度市场打交道，他深知其中奥秘。“主要还是先尝试吧，最初卖得也不好，差不多到了2014年才逐渐好转。”

在金立于新德里成立分公司的四年后，其在印度市场的成绩才开始高速增长，在此之前，金立在印度的销量只有不到100万台。“当时一方面是价格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印度消费者并不认识金立，后来加强宣传以及调整价格才有了很好看的成绩。”赵何伟说道。

根据金立官方数据，2014年，金立手机印度市场出货量接近400万台，这相当于其它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市场的销量总和，金立不断扩张其在印度市场的地盘。

卢伟冰曾公布过一组数据，截至2016年第四季度，金立在印度市场的份额达到5%。同时，金立对外称，在印度有超过42000家门店开展零售业务。

不过，金立在印度的发展情况很快出现了拐点。

“金立在印度市场的败退一方面是创新力不足，产品缺少卖点，另一方面是资金压力，以致于被后来者攻占。”赵何伟眼睁睁地看着金立从排名列表的第六位逐渐下滑至“其它”。

2017年，主张开拓海外市场的功臣卢伟冰辞职离去，金立在海外市场的鼎盛时期也就此消失，虽然江湖上还有金立的声音，但其灵魂早已不在。

入场印度

时间回到2014年，小米、OV（包含一加）大举进攻印度市场，也正是从这时起，印度市场的手机市场份额开始不断变化，整体格局开始由三星+四家本土厂商+金立转变为三星+小米OV。

“中国厂商基本采用的都是分销模式，分销商从小米采购直接向零售店供货，印度的专卖店基本是加盟店，即中国厂商提供产品与服务支持，印度提供人力。”对于在印度手机市场摸爬滚打十余年的张庆来说，这种模式与套路他再熟悉不过。

“最早只是单一的出口，2015年开始设立生产线，实现印度本地化生产。”一位小米内部人士回忆道。

一直接触手机国际化业务的业内人士李伟告诉「Wise财经」，小米和vivo均是2015年开始在印度建厂，OPPO建厂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到了2017年，三家出口印度的手机厂商都在印度设立了工厂。

“他们不仅是在印度建厂，同时建立的还有研发中心。”李伟说，“这些手机厂商在印度建产线一半原因是减少其它税种的纳税，另一半则省去了运输成本，同时也为他们深扎印度市场打下基础。”

据了解，所有从国外进口到印度境内的手机整机，除了要缴纳10%的基本关税外，还要交35%-40%的增值税。而对于那些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手机，只需缴纳12%的增值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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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是印度本土化做得比较好的企业，他的高管全是印度人，而像OV的核心高管是中国人，Realme（OPPO旗下主打印度市场品牌）的高管中印各一半。”李伟说。

在德里，做手机生意的华人很常见，前来开垦这片市场的除了经销商们，更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手机厂商。他们把“战火”从国内引到了印度，在国内厮杀过一阵后，现在又在印度重新上演。

张庆说，很难想象现在印度市场里卖得最好的手机品牌是来自中国的，现在印度本土品牌的市占率已经被挤得很少了。

「Wise财经」曾在《中国手机子品牌大战》一文中提及中国手机品牌海外市场占有率情况，在印度，排名第一的是小米，紧随其后的是三星、Mobicel、OPPO、和Realme，而印度本土品牌已几乎无缘排名，除了中国品牌，仅有南非第二大手机品牌Mobicel出现在排行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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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正常，当中国品牌想进入印度市场时，他们其它品牌就应该想到这一点。”陆远说。他觉得，中国手机品牌在近几年的攻势相当凶猛，所到之处，别的品牌“寸草不生”。

打法不同

在印度，每家手机厂商的打法均与国内不尽相同，但对于一些共通点基本一致。比如小米在印度只有约10%的销售来自实体店，又比如它们也在联合印度一些街头小店进行销售。

在城市化率不高的印度，手机的销售途径主要依靠线下经销商，规模较大的经销商有Sangeetha Mobile、Big C、Lot Mobile、Poorvika、Mobiliti World、Hotspot，这些经销商好比国内的天音控股、神州数码、长虹佳华等。在这些经销商之下便是一些小型加盟店，他们更多为最基层的销售渠道，也是往往我们所说的路边手机店。

这些路边小店通常为加盟性质，并非手机厂商自己的直营店。像在国内常见于商场内的直营店，在印度比例很小。

“在印度的中国手机品牌很少有自己的直营店，大多是加盟性质的店，全部是印度人来管理与销售。”陆远说道。

“我经营手机店七年了，刚开始接触的中国品牌只有金立，从15年开始，才不断接触像小米、OPPO、vivo这样的品牌。”印度手机店主桑德斯（音译）告诉「Wise财经」，他所销售的中国品牌手机占比大约为80%左右，剩下的则是三星和苹果品牌。“苹果买的人很少，因为他实在太贵了，三星这些年推出了低端机，但价格仍然与中国品牌手机有一定差距。”

“像我的店里，每天的销售量大约在300台左右，这其中基本都是中国品牌，价位在8000-10000卢比（约合人民币746-930元）之间的手机销量最好。”桑德斯说道。

对于分成，桑德斯向「Wise财经」透露，中国手机品牌的提成比例在15%左右，如果是一些大型的经销商则可以到25%的提成，要比路边小店高出10%。

陆远也向我们证实了桑德斯所说的比例。“更小型的经销商所得到的提成比例会很小，因为大部分提成都给了大型经销商。像一台10000卢比的手机，小型经销商提成可以拿到1500卢比（约合人民币139元）左右。”

目前，印度出货量前五名的手机品牌小米、OPPO、vivo、realme均推出了低中端不同价位的机型。OPPO、vivo的主打机型已经从10000卢比以下，开始转向15000-20000卢比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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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印度新税制出来前，所有小型线下店的生存空间都比较大，但自新税法施行后，大大挤压了小型经销商们的利润。”陆远告诉我们，在2017年7月1日，印度施行 GST（Goods and Service Tax）新税制，一台售价10000卢比的手机，要缴纳12%的消费税。“等于每卖出一台手机要缴纳1200卢比的税。”

在当时，很多小型经销商因为成本上升而被迫关店。“因为成本上去了，比如原来卖1000元的手机，现在要卖得更好，因为商家要把税加进去。”陆远说。

成本的提高也让在这里的中国手机公司压力倍增，也开始陆续关闭它们的品牌店。

据印度经济时报（Economic Times）援引知情人的消息称，OPPO和vivo 两家中国手机厂商于2018年初在印度各减少了10000 多家零售店面。

OPPO 印度公司的发言人确认了这一调整，并表示自从2017 年7 月1 日开始实施新的GST 税制后，一些店面便不再能销售手机。但此消息得到了vivo方面的否认。

“OPPO和vivo其实是在逐步转向中高端市场的。”李伟说，由于在印度的销售主要依赖于线下经销商，因此它们需要保证足够的利润空间以持续发展。“但高端机目前除了一加，其余机型的销量却很勉强。”

“现在很像天坪的两端，左侧是低端，右侧是中高端，但它却一直向左侧倾斜。”张庆比喻道。

2017年，OPPO、vivo均在印度发布了相对更贵的手机新品。OPPO F5 起售价为19990 卢比（约合人民币1865元），vivo V7+更是冲到了21990卢比（约合人民币2050元）。

“想冲中高端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利润，另一方面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但OV走的策略又没有小米那样精干，要么我就直接打低端只为走量，他们显得有点拖泥带水，什么都想做。”李伟说道。

在印度的手机市场，消费者所关注的永远是价格，而对于手机品牌他们似乎并不感兴趣。但可以看出，中国设计、印度制造在源源不断地输入消费者的认知中，甚至中国品牌已经成为印度当地的一张名片。

印度需要中国

与中国不同，印度在手机制造上主要依赖于进口，就连印度最早的第一大手机品牌也需要金立进行代工，因此大多数设计、研发与零部件多数靠进口。

萨里（音译），原先在印度一家手机工厂从事生产工作，他对「Wise财经」说，在印度很多人都熟知中国品牌，甚至以中国品牌视为主要学习的对象之一。“我不认为中印目前的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制造业，印度需要中国，如果没有中国我们造不出耐用又便宜的手机。”

“其实印度民众很友好，大家很感谢中国，他们也很乐意能够销售中国的产品。”陆远说，在他的手机店里，除了搭档是中国人外，其它的店员或店长全部是印度人。“他们大多数人很努力，我可能都卖不过他们。”

印度的手机市场并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因为两者的消费模式完全不同。在这里，基本属于快餐式的手机消费，而中国则属于慢餐。因此，走量成为中国品牌“备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众多中国品牌一直在低端市场盘旋。

李伟向「Wise财经」透露，印度在消费水平和网络支撑上要弱于中国，因此在印度市场，最好销售的机器主要集中在功能机和低端智能机上。“像在中国卖1500-2000块钱的手机，到印度后就阉割一下，外观一样降降配置，但只卖800-1000块钱。”

这样的打法为不少中国手机公司赢得了销量，同时也为印度民众带去了中国制造。“最早都是中国制造运输到印度，后来2016年印度调整了手机零部件的进口关税，这导致了进口成本不断增加，所以许多中国手机厂商干脆落户印度建厂。”李伟说。

2016年4月，印度政府宣布大幅上调手机四大配件（电池、充电器、耳机、数据线）的进口关税。由于印度本土的供应链并不完善，手机企业制造手机需要从国外进口零配件，新政策一旦实施，手机企业就需要承担翻倍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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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何伟看来，这是典型的下游倒逼上游，因为在手机制造端，印度是处于弱势的，他们必须要依靠美国或中国企业的零部件进口。“印度是鼓励本土制造的，而且是要大力支持。”

2014年9月2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首都新德里宣布“印度制造”计划，并提出一连串吸引外资的重大政策，以打造印度成为全球制造王国。

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的偏爱，是因为印度和中国很像，尤其在手机产品领域，印度的黄金十年才刚刚开始。

“很多人来到这里是奔着淘金的，最早的时候竞争者比较少，能赚些钱，但现在你会发现竞争非常凶猛。很多人说像九十年代的中国，我感觉已经是现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了。”张庆说道。

无论是中国手机厂商还是来自于华强北的经销商，他们目前都要面对印度经济转型所带来的行业洗牌，以及不断涌入这条赛道的中国企业。

危机四伏

毋庸置疑的是，这条赛道上充满了危机。

随着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份额不断提升，大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手机性能与价格趋同。目前，除了一加仍然保持高端姿态外，OV也正在向中高端进发，而小米和realme则一直在低端机领域徘徊。

桑德斯告诉「Wise财经」，目前在他的手机店中，卖得最好的品牌是小米，主要因为性价比高，产品结实耐用，赢得了不少用户与口碑。其次销量较好的品牌为realme，该品牌也采取了小米类似的打法——低价战略实现走量达到提升市占率。

受到整个疫情影响，多数经销商不得不关闭了他们的门店，而整体关店对于销售会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印度不像国内，更多的只能通过线下渠道购物。”陆远说。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发布的印度市场第二季度出货量数据显示，由于疫情的影响，印度第二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了48%，为近十年来最大跌幅。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730万部，远低于此前一季度的3350万部和2019年第一季度的3300万部。

可以看到的是，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受疫情影响远比想象中要大。

据悉，在今年三月份，为了更好的控制疫情，印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封锁的措施，除了日用品以及药店等必需品以外，所有的商店都停止了运转，整个封锁状态一直持续到五月份下旬。因此，这是导致二季度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低迷的主要原因。

“本来我们的确想回国，但封锁也很突然，我们来不及回国，只能一直这样待下去，现在也没有消息说能够回去。”陆远对于疫情感到措手不及。

赵何伟也被滞留在了印度，由于印度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并且医疗资源在疫情期间尤为紧张，“许多在印度的国人都想早点回去”。
等待重生

Counterpoint Research和Canalys研究人员称，在刚刚结束的4月至6月季度中，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总销售额中的份额将会首次下降。他们将其归因于这些品牌从印度工厂面临的反华情绪上升和供应限制，以及自疫情以来被困在海关的多批进口成品和零部件托运。

数据显示，虽然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在1月至3月季度共控制了81%的份额，但其他跨国公司品牌却占有18%的份额，印度品牌则占有1%的份额。根据最新的监管文件，小米、OPPO、vivo在2018-2019年度印度的总销售额超过730亿卢比。

Counterpoint Technology Market Research副总监Tarun Pathak称，“有些消费者已经开始购买手机，具体取决于该品牌的原产国。一切取决于这些情绪持续多久，以及竞争对手可以提高生产规模的速度。毕竟，中国品牌在印度市场上仍然占有强大的份额，尤其是在研发，渠道覆盖面和产品组合方面。”

“OPPO的确有一部分零部件被海关扣留，这主要是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因为OPPO在疫情最厉害的时候关闭了位于大诺伊达的工厂，不过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生产，但产能还在爬坡中。”李伟说道。

不仅是OPPO，在印度爆发大规模疫情期间，包括小米、vivo在内的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产线均进行了临时性停产，疫情有所好转后便恢复了生产。

目前，一些线下经销商已经能够开始恢复销售，但停滞了两个多月的线下销售，并非一时间可以恢复到往日销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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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开始逐步恢复，所有中国手机厂商都等待着重生，大家都想尽快恢复生产和出货，但对于印度来讲，今年底能够逐步实现销量爬坡就已经很快了。”李伟说道。

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分析师马杜米塔·乔杜里（Madhumita Chaudhary）表示，对于印度来说，想要恢复智能手机业务至疫情前的水平，将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只是部分地区可以营业，但大部分地区还是关闭中。”陆远说，这次疫情为印度的手机行业带来的打击也并不小，制造业停滞，线下店铺基本全部关闭。

“其实不光是我们，印度本地的民众们也一样，像我店里的印度员工，他们现在也只能在家，找工作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张庆说，由于印度封禁了中国的59款软件，这导致了他无法使用微信正常沟通，有时只能依靠打电话与在印度的同行以及朋友们相互问候。

在印度，还有许多像陆远和张庆这样从事手机经销行业的中国人，也有像小米、OPPO、vivo、一加这样的中国手机厂商们，或许，他们只是故事里的一个缩影，但无论世间变化如何，他们依然在艰难阻力中不断前行。

这其中会有人离开，也会有人加入，总之，分与合，聚与散，他们都在不断重生，准备迎接下一个黎明。

这个故事也许很长，但这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注：陆远、张庆、赵何伟、李伟均为化名。

在生活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为什么有的年轻人创业越做越大，有的年轻人创业却越做越小？为什么同时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两三年后达到的高度可能相差甚远？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和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张一鸣先生的这篇深度总结，应该能给你很多思考。

大学里的三点收获

2001年我考入了南开大学，起初大学的生活是让人有点失落的，但慢慢地从安静朴素的校园和踏实努力的氛围中，我还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大学期间我主要在做三件事情 ，一是写代码，因为我是搞技术的；二是看书，看了很多很多书；三是修电脑。基于此自己也有三点收获：耐心，知识，伙伴。

第一点收获：耐心。有耐心，能独处，并基于长期思考做判断，而不为短期因素所干扰，耐心地等待你设想和努力的事情逐步发生，这对创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事实上，你经常想象的很美好，设计的也很完整，你也很努力，但你所期待的事情，经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生。这种耐心，绝对是在南开磨练出来的。

大学的时候我是怎么面对枯燥的生活？人物传记是非常好的心灵鸡汤。我读了很多人物传记，如果说有收获，就是发现那些伟大的人，在没有成为伟大的人之前，也是过着看起来枯燥的生活，每天都在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最后从点连成线，成就了他们。

我毕业后参与创立了酷讯、饭否、99房、到现在的今日头条，每一段创业经历，都挺寂寞的。现在回想，耐心非常重要，不仅是等待的耐心，还要有耐心做深入思考，还要有耐心地找到更多更好的合作伙伴。

第二点收获：看书。寂寞的大学生活，给了我人生最安静的阅读时光。我用别人打游戏、打牌的时间，阅读了各种各样的书，或者说乱七八糟的书，包括各个专业的书，包括人物传记，也有各种境内外的报刊杂志。

当然，那时候，我也有困惑，觉得看的这些东西和思考的问题都很有意思，但在生活中没什么用。直到后来我进入互联网行业并开始创业，各种各样的知识才连成线，帮我理解行业、理解管理，更快地掌握不熟悉的领域，包括如何让信息得到更有效率的组织和分发，从而改变各行各业的效率。

2011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地铁上读报的人、卖报的人越来越少，年初还有，年底几乎没有了， 同时，2011年是智能手机出货量的高峰，是2008年、2009年、2010年三年智能手机出货量的总和。我想，这是信息传播介质的变革，手机很可能会取代纸媒成为信息传播的最主要载体，又因为人和手机的对应关系，手机随身携带，个性化推荐的需求一定会增加，于是我创办了今日头条。

第三点收获：结交了很多的伙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同伴。作为一个不怎么参与集体活动的理工男，怎么保持社交呢？主要靠修电脑和编程建网站……后来，同学聚会，打招呼的方式基本是：hi，你的电脑还是我装的。我装过的电脑有几十台，当然大部分是女同学……不但要帮忙装电脑还要经常保修。没错，就像你们想象的那样，修电脑为我带来了人生重大的收获——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

在校园里，我接了不少外包的项目。包括我太太她们系的网站(当然是免费的)。因为这门手艺加上兼职，大四的时候，我每月能有超过两三千的收入，在当时，绝对是土豪。那时候，和同学一起泡实验室，熬到半夜一两点，会请大家集体去烤串。一周能吃2-3次。

当时和我吃烧烤的人很多是对编程感兴趣，而且志趣相投的同学朋友，有我同一级的，微电子专业的，软件工程专业的，还有师兄师弟，后来也相继加入我创办的公司，成为了我们公司的技术骨干，也是创业伙伴。

我的工作感悟

2005 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加入一家叫酷讯的公司。我是最早期加入的员工之一，一开始只是一个普通工程师，但在工作第二年，我在公司管了四五十个人的团队，负责所有后端技术，同时也负责很多产品相关的工作。

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在第一份工作中就成长很快？是不是你在那个公司表现特别突出？其实不是。当时公司招聘标准很高，跟我同期入职的就有两个清华计算机系的博士。那我是不是技术最好？是不是最有经验？都不是。后来我想了想，当时自己有哪些特质。

首先，我工作时，从不分哪些工作是我该做的，哪些不是我该做的。我做完自己的工作后，对于大部分同事的问题，只要我能帮助解决，我都去做。当时，Code Base中大部分代码我都看过。新人入职时，只要我有时间，我都给他讲解一遍。通过讲解，我自己也能得到成长。

工作的前两年，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十二点、一点回家，回家后也编程到挺晚。确实是因为有兴趣，而不是公司有要求。所以我很快从负责一个抽取爬虫的模块，到负责整个后端系统，开始带一个小组，后来带一个小部门，再后来带一个大部门。

当时我负责技术，但遇到产品上有问题，也会积极地参与讨论，想产品的方案。很多人说这个不是我该做的事情。但我想说：你的责任心，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动力，会驱动你做更多事情，让你得到很大的锻炼。

我当时是工程师，但参与产品的经历，对我后来转型做产品有很大帮助。我参与商业的部分，对我现在的工作也有很大帮助。记得在2007年底，我跟公司的销售总监一起去见客户。这段经历让我知道，怎样的销售才是好的销售。当我组建今日头条招人时，这些可供参考的案例，让我在这个领域不会一无所知。

我的创业初心

我很尊敬Elon Mask ，他不仅创办了TESLA ，而且还创办了一家叫Space X的公司，目标是革新太空科技，终极目标是人类能够在其他星球生活。

Space X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家私人向太空发射火箭并实现回收的公司，尽管在前沿领域里不断探索的过程非常艰难，身后甚至连跟随者都没有，但Elon Mask一直相信：只要理论上能够成立，理论上可以做到最好，那就应该去努力实现它。

我特别欣赏这种追求卓越和领先的勇气。年轻人创业，就是要去创造新的技术，做那些理论上存在但还没有实现的东西，给世界带来根本性的进步。创业，有人想的是要赚笔钱，有人想的则是要做件事，我觉得自己是后者。

如果你偶然发现青霉素能消炎，你是先考虑用它去救人还是赚钱呢？应该都是先想到救人。我也是一样。到了这个时代，有个性化的方式来推荐信息，我就想把它做出来。

如果我想卖掉这家公司，现在就可以拿到一大笔钱。但我奋斗的目标不是赚钱和享乐，支撑我的是自我实现，希望有更多的创造体验，更丰富的人生经历，希望遇到更多优秀的人。

现在的创业环境和以前相比已经非常好了，创业能取得多大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愿意做多大的事情。年轻人关键是立志高远，享受拼的过程，不自满，不懈怠。要把成功的目标，设定的尽可能远。

优秀年轻人的五个特点

后来，我陆续加入到各种创业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我跟很多毕业生共处过，现在还和他们很多人保持联系。跟你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一些好和不好的情况。总结一下，这些优秀年轻人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有好奇心，能够主动学习新事物、新知识和新技能。我有个前同事，理论基础挺好，但每次都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完就下班了。

他在这家公司呆了一年多，但对网上的新技术、新工具都不去了解，非常依赖别人，当他想要实现一个功能，就需要有人帮他做后半部分，因为他自己只能做前半部分。如果是有好奇心的人，前端、后端、算法都去掌握，至少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很多调试分析，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

第二个特点：对不确定性保持乐观。比方说，今日头条刚开始时，我跟大家讲：我们要做1亿的日启动次数，很多人觉得，你这家小公司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如果对此持怀疑态度，就不敢努力去尝试。只有乐观的人会相信，会愿意去尝试。

其实我加入酷讯时也是这样，那家公司当时想做下一代搜索引擎（最后也没有做成，只做了旅游的垂直搜索）。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的，我自己觉得很兴奋。我确实没有把握，也不知道怎么做，但当时就去学，就去看所有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最后也许不一定做成，或者没有完全做到，但这个过程也会很有帮助——只要对事情的不确定性保持乐观，你会更愿意去尝试。

第三个特点：不甘于平庸。走入社会后的年轻人，应该设定更高的标准。大学期间的同学、一起共事的同事中，有很多非常不错的人才，技术、成绩都比我好，但10年过去了，很多人没有达到我当初的预期。

很多人毕业后，目标设定就不高。我回顾了一下，发现有同事加入银行IT部门：有的是毕业后就加入，有的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加入。为什么我把这个跟「不甘于平庸」挂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很多人加入，是为了快点解决北京户口，或者得到买经济适用房的机会。

如果一个人一毕业，就把目标定在这儿：在北京五环内买一个小两居、小三居，把精力都花在这上面，那么工作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他的行为会发生变化，不愿意冒风险。

如果不甘于平庸，希望做得非常好的话，其实不会为这些东西担心，这很重要。我说不平庸，并不是专指薪酬要很高或者技术很好，而是你对自己的标准一定要高。也许你前两年变化得慢，但10年后再看，肯定会非常不一样。

第四个特点：不傲娇，要能延迟满足感。在这里举个反例：两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年轻人，素质、技术都蛮不错，也都挺有特点。我当时是他们的主管，发现他们在工作中deliver（传递）的感觉始终不好。

他们觉得其他同事做得不如他们，其实不是：他们确实可以算作在当时招的同事里面 TOP20% ，但他们觉得自己是 TOP1% 。所以很多基础一点的工作，比如要做一个调试工具，他就不愿意做，或者需要跟同事配合的工作，他就配合得不好。

本来都是资质非常好的人才，人非常聪明、动手能力也强，但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傲娇情绪。我觉得这和「不甘于平庸」不矛盾。「不甘于平庸」是你目标要设得很高，「不傲娇」是你对现状要踏实。

另一个例子是，当时我们有个做产品的同事，也是应届生招进来，当时大家都觉得他不算特别聪明，就让他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统计一下数据，做一下用户反弹之类，但现在他已经是一家十亿美金公司的副总裁。

后来我想想，他的特点就是肯去做，负责任，从不推诿，只要有机会承担的事情，他总尽可能地做好。每次也不算做得特别好，但我们总是给他反馈。他去了那家公司后，把一个用户量不足 10 万的边缘频道负责起来，越做越好。由于是边缘频道，没有配备完整的团队，所以他一个人承担了很多职责，也得到了很多锻炼。

第五个特点：对重要的选择要有判断力。选什么专业、选什么公司、选什么职业、选什么发展路径，自己要有判断力，不要被短期选择所左右。比如，原先有很多人愿意去外企，不愿意去新兴公司。

2006 年、2007年的时候，很多师弟、师妹问我职业选择，我都建议他们去百度，不要去IBM、微软。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出于短期考虑：外企可能名气大、薪酬高一点。虽然这个道理，大家都听过很多遍。刚毕业时薪酬差三五千块，真的可以忽略不计。短期薪酬差别并不重要。但实际上，能摆脱这个、能有判断力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来源：Datawhale 微信号：Datawhale

文/哈那

来源：出海瞭望（ID:Globallinsights）

2015年4月，为推广面向印度市场推出的新机型小米4i，小米专门在新德里召开新品发布会，雷军亲自赶来站台。

这是小米第一次在海外举办发布会，考虑到现场有外国“米粉”，雷军在发言时特地秀了几句英语，结果那湖北仙桃口音十足的“Are you ok？”一出，台下就乐了。

后来，当这场发布会的视频在国内上线时，这段还被网友专门剪辑出来，成为了鬼畜恶搞视频的经典素材，在网络上广为流传。“Are you ok？”也就成为了雷军的名梗。被大家调侃时，他在微博上表示，“现在国际米粉越来越多，我确实应该把英语学好。”

不过，那时的雷军或许也没有预想到小米的全球化布局能够如此快速的推进。根据小米发布的最新财报，2020年第一季度，小米境外收入达248亿元，历史上首次，其境外收入贡献比例达到50%。财报发布的同时，雷军也正式宣布，小米成为了真正的国际化公司。

事实上，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国产手机品牌并不只是小米。目前，OPPO、vivo、一加等品牌的海外收入比例也已突破50%。

从以电子产业起家的制造业巨头到全新的互联网手机品牌，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这些从中国市场主动走出的手机厂商以中国出海新一代先锋军的身份，开始于全球地图上进行新一轮的跑马圈地。

过程中，部分品牌抓住了功能机到智能手机过渡、互联网崛起等时代机会，或以创新产品，或复制“中国模式“，试图于海外市场站稳脚跟。

从搭建线上线下渠道实现产品对外销售、到投资设厂实现本地化生产，中国手机品牌在海外逐步且愈发深入的推进全球化布局。在这个更多维度的市场竞争中，想要脱颖而出、不被时代淘汰的玩家们还更要以最快速度完成品牌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由此，占领新兴市场，颠覆传统市场格局，正面挑战全球手机霸主地位的国产手机品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属于中国手机品牌的大航海时代。

　1. 启航

国产手机出海的号角，由TCL正式吹响。

2004年， 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并成立了合资公司T&A。这起收购案背后，TCL欲凭借后者在销售渠道和技术上的积累，快速拓展自身的全球手机业务。当时，以阿尔卡特品牌手机为主力，TCL希望在2005年实现全年2000万台的手机销售目标。TCL通讯总裁万明坚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放出豪言，整合结束后，TCL将有望进入全球手机市场份额前五。

但T&A接下来的运营并不顺利。两套管理体系下人员沟通不畅、业务整合困难等种种因素影响下，这个新成立的公司经历了剧烈的人员动荡，诸多业务目标也难以推进落实。TCL财报显示，2004年，T&A共计亏损达2.83亿元。

在这种情况下，TCL不得不于2005年对T&A进行重组，以全资收购的动作获得其完全主导权。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TCL的手机业务基本实行双品牌战略，即在海外通过阿尔卡特手机品牌，以运营商定制路线进入欧洲、北美、中东、印度市场，国内则主打TCL独立手机品牌。

借力出海，TCL就这样早早开始了自己的手机出海之路。不过，彼时的大环境下，初期探索者的扬帆之路一定程度上颇为曲折。

千禧年前后，中国手机产品产业刚刚起步：1998年，中兴投入手机产品研发和生产；2002年6月，联想正式推出手机品牌；2003年7月，华为成立了手机业务部，涉足终端产业；2004年，专注智能终端产品研发的OPPO成立……

与此同时，这也是国内手机市场山寨机泛滥的时期。加上三星、苹果等国际手机巨头的高调进入，无论是这些新生的中国手机品牌，还是康佳、波导、夏新等曾经在国内功能手机市场占据一定份额的厂家均受到了冲击。

国产手机品牌不仅要想办法在“野蛮时代”中活下去，更要找到快速驱动业务增长的新引擎，以在国内手机市场争夺战中获得更多的弹药补充和腾挪空间。于是，拓展海外市场成为了不少中国手机企业的优先选择。

例如，从1999年就开始在印度布局的中兴凭借多年运营经验，以及与当地运营商的紧密联系，在印度手机市场的角逐中一度占得先机，2007年，中兴已超越三星、摩托罗拉，成为印度CDMA手机市场第一。这年3月，中兴手机全球单月出货量达到300万部。

彼时，康佳、波导等品牌也正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并且几乎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先从东南亚、印度等地理位置近，与中国经济往来频繁的国家或地区起步，然后再逐渐发展俄罗斯、日韩、美国等市场。

传音的出海路线则有些差异化。2006年7月，曾担任波导手机海外市场负责人的竺兆江创立传音。在国内手机市场竞争激烈，东南亚、印度的手机市场又因为中国玩家涌入而日渐拥挤的大环境下，传音选择了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土地——非洲。

庞大的人口基数、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不断提高的互联网渗透率，都意味着非洲的手机市场前景巨大，对当时既没有技术优势，也无渠道积累的传音来说，这里成为了理想的拓荒地。

2007年，带着已推出的手机品牌TECNO、Itel，传音正式进军非洲。就在这一年，中国的第一批智能手机出现。颠覆式的操作模式、极便利的使用体验，再加上运营商的大力推广，智能手机逐渐在国内普及开来。

从功能机时代到智能手机时代的演化，让国内手机市场出现大洗牌。在这个特殊节点，传统的手机霸主走向没落，新一代手机品牌快速崛起，并陆续加入到了出海浪潮中。

2009年，OPPO正式宣布进入泰国市场，并开始在这里复制国内打法。邀请当红明星代言、花大力气铺设线下渠道之外，OPPO在当地招聘了解本土市场的高管确保这套打法能够顺利推进。

较早的布局加上复制国内已验证的模式，OPPO顺利在泰国打开了局面。接下来，从2012年开始，OPPO又陆续进入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其全球化布局正式开始。与TCL相比，OPPO直接在海外以“中国模式“输出独立品牌，而这也成为了后续中国手机出海的主要形式。

在OPPO开始出海的5年后，它的同胞兄弟vivo在曼谷塔拉世贸中心大酒店举行首场国际发布会，高调宣布进入泰国市场。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仅一年时间，vivo在泰国已拥有2000多家合作客户和1000多名销售人员，并在泰国全境建设了20多家专卖店和15个售后服务中心。采用猛烈攻势成功在海外迈出第一步的vivo开始了自己的全球扩张之旅。

就在vivo称为自身国际化元年的2014年，刚刚成立不过4年时间的小米同样出发了。2014年初，小米进入新加坡；7月，小米进入印度；9月，小米进军印尼。不同于OPPO、vivo采用较重的线下铺设渠道的方式，凭借互联网销售起家的小米在出海初期同样延续了自己一贯的模式，并在更“轻”的状态下得以快速拓展市场。

加上一早便通过旗下基站或电子硬件板块在海外布局手机业务的华为、联想等品牌，至此，后续在全球手机市场逐鹿的中国玩家们已纷纷登场。序幕拉开。

　2. 鏖战

2015年前后，伴随着4G时代的来临和快速发展，国内手机市场迎来又一次大繁荣，而国产品牌在不断成熟中将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这一年，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国产智能手机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

该时期，国产手机品牌一、二梯队分化日益明显，在充足资金以及国内市场竞争中被验证的模式支持下，头部玩家们在海外市场加快了进军步伐，在各大主要市场开展起了近身肉搏。

以印度市场为例，OPPO、vivo在这里选择了像素级复刻国内打法，这是被媒体概括为“广告无死角轰炸和密集店面地面无缝拦截”的强资源模式。为此，OPPO、vivo从国内派出大量中方员工，并不惜成本在当地市场砸下资源完成人员、线下渠道等全方位建设。

曾有媒体披露，仅在印度市场，2017年，OPPO、vivo投入的资金就高达22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23.6亿元），一度，OPPO、vivo在这里分别拥有近7万家销售网点。“绿色和蓝色手机门店支配每条大小商业街”，这个曾经在国内城市中出现的景象在印度完美再现。

据腾讯《深网》报道，这一时期，为了争夺印度优质的广告资源，vivo甚至改变了当地市场的财务管理措施，允许销售在谈判时直接拿着空白支票，以确保最快速签约。此外，广受印度人欢迎的板球赛事也成为了资源争夺的焦点所在：vivo以3.3亿美元获得五年印度板球超级联赛冠名权，OPPO则拿到印度板球国家队五年的冠名权。

小米在印度则不仅仅是延续了互联网模式。在建设线上渠道之外，小米在印度也铺开“小米之家”门店并且与多个主要线下零售商达成合作，以确保对线下渠道的有力控制。与此同时，小米还在当地大力推广本地化，这就包括了本土工厂的建设。

2015年8月，小米与富士康达成合作，在印度建立了第一条手机生产线。本土生产有效降低产品制造成本，让其“性价比”优势得到了最大程度发挥，也实现了品牌在印度当地销量的大规模提升。2016年，小米在印度全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

就在这样你追我赶中，小米、OPPO、vivo等国产品牌在印度的市占率迅速提升。IDC报告显示，到2017年时，国产手机品牌在印度的市场份额已提升至53%，并包揽前五名中除第一名外的4个席位。

在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市场，类似的情节也在同时发生，而这也不过是国产手机品牌加速出海的一个缩影。Counterpoint报告指出，2017年全球每售出三部手机中，就有一部是中国品牌。而伴随国产手机品牌在全球市场一路高歌猛进，玩家们也凭借各自在产品、渠道、价格方面的特性，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优势阵地。

在强调“性价比”和线上线下相结合布局的战略下，小米印度登顶。2017年第4季度，小米凭借25%的市占率超过三星，成功坐上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头把交椅。根据IDC公布的印度2020年Q1季度手机市场份额，小米再次以30%的成绩拿下市场第一。

这已经是小米连续11个季度稳居印度手机市场第一。对小米而言，在这个全球第三大手机市场保持绝对领先，意味着在国内市场之外找到了另一个确保全球出货量增长的推动力。要知道，早在2016年，仅印度市场就贡献了小米当年全球出货量的四分之一（1000万台）。

华为在欧洲的优势明显。曾有媒体将欧洲形容为华为的粮仓，事实上这个比喻毫不夸张。凭借早期为运营商生产定制机的经历，华为在正式进入欧洲手机市场之前就已经与起主导作用的前者保持密切联系，拥有了渠道优势。

加上主打高端的品牌调性与欧洲市场相契合，以及对这个市场的绝对重视——华为旗舰机型几乎均是先于欧洲首发，使得欧洲成为了华为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据Canalys报告显示，2019年Q3，华为在欧洲出货量已达到1160万台，排名第2。

传音则在强势崛起中，成功加冕“非洲机皇”。正式进入非洲后，通过“接地气”地推出“四卡四待”、“特殊拍照美颜特效”、“超长续航”等特点的手机，传音满足了当前非洲市场用户的诸多需求，也因此大受当地人欢迎。2017年，传音就超过三星成为非洲最大的智能手机公司。

根据传音发布的报告，2019年，传音全年手机出货量达到1.37亿，在非洲市场的市占率达到52.5%，处于绝对领先。而这个出货量也让传音在全球手机市场的排名上升至了第4位。

此外，OPPO、vivo也凭借较早的布局于东南亚获得领先。但这样的领先并不意味着玩家们就此可以高枕无忧。特别是在中国手机市场高度饱和、出货量下降的现阶段，海外市场对中国品牌来说已不再只是一种补充存在，而是成为了竞争主阵地。

围绕着一城一池，玩家们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夺，深入对手腹地成为了一种常态动作。例如，2017年，小米开始了对欧洲的布局；华为在这一年也将东南亚设为重点海外市场；在欧洲站稳脚跟的一加手机进入印度市场后，迅速在高端机领域实现制霸。

但并不是每一次扩展都能顺利进行，不同市场意味着不一样的用户消费习惯，此时，“模仿该市场已有的头部选手再设法实现超越”也成了国产手机品牌们的必修课，在这种白热化竞争之下，子品牌的推出也让战况更为胶着。

2018年5月，OPPO宣布面向印度市场推出子品牌Realme，同样主打千元机型；2018年8月，小米推出独立品牌POCO；近年来，华为旗下荣耀品牌在海外表现也尤为抢眼……

国产手机行业在全球市场的逐鹿还在继续，并且在黑天鹅事件影响下格局仍在变动。

3. 洗牌

2018年12月29日，在致华为消费者业务（手机、移动宽带及家庭终端）全体员工新年信中，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定下2019年目标——超越三星，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NO.1。

这一年，凭借中国、欧洲、印度等市场的出色表现，华为在被美国市场拒绝的情况下依旧实现了惊人的增长。根据IDC发布的2018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数据，华为以2.06亿台手机出货量名列第三。

但在2019年，华为在海外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2019年5月，谷歌停止华为的GMS授权，这意味着华为产品将无法使用Google地图、邮箱、视频等基础服务功能，甚至不能确保APP正常运行。

此禁令一出，无疑为欧洲用户选择华为设置下了难以跨越的门槛，品牌市场收缩在所难免。数据显示，2020年Q1，华为手机欧洲销量同比下滑了35%。

小米、OPPO、vivo趁此时机果断出手，加大力度在欧洲市场扩张。今年Q1，小米在欧洲市场出货量同比增长了58.3%；OPPO2019年在欧洲的整体销量也实现了200%的增长。

这仿佛是昨日场景重现。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重启对中兴的制裁禁令，在此之前，中兴手机在美国市场出货量一直稳居前四。而此禁令发布后，中兴手机在美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迅速减少。与此同时，完成对摩托罗拉收购的联想成功依托前者的成熟外国品牌，实现了海外出货量的快速增长。

但海外受挫的华为并没有就此沉寂下来，反而实现了逆势上涨。

本周一（7月13日），华为公布了2020年上半年经营业绩：销售收入达4540亿元，同比增长13.1%。其中，消费者业务板块营收2558亿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15.9%，这样高增长的背后，华为手机业务功不可没。

根据Counterpoint公布的报告，4月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6937万台，同比减少41%。其中，华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1.4%，三星手机约为19.1%。这表明，华为已成为全球出货量第一的手机企业。

与华为的增长相对应的是其国内市场占有率的提升。Canalys的数据显示，华为的智能手机在国内的市占率一路从2019年Q1的34%上涨至2019年Q2的40%。也就是说，在海外市场受挫的华为通过强势拓展国内市场，实现了这次“绝境反击”。

但在华为的高压策略下，国产手机第一梯队选手为守住国内市场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今年，一贯主张以社交媒体实现口碑传播的小米也再次加大了营销力度。小米财报显示，集团宣传与广告开支由2019年Q1的2.96亿元增加至2020年Q2的8.51亿元，同比上升187.0%。

为了稳住国内市场，国产品牌的海外拓展节奏可能也将出现调整。而疫情的爆发也为玩家的全球之旅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vivo内部人士曾向媒体透露，品牌此前计划于今年向欧洲市场发力，但疫情影响下，很多项目已经砍掉，时间表或将延后。

更为现实的是，国产手机品牌的对手从来都不只是彼此，传统霸主三星、苹果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收复被抢夺的市场。台湾媒体曾报道，三星已要求供应商提前交付手机零件，以抢先在今年第三季度出货。

群虎环伺，对每个国产手机品牌来说，面前的路不进即退。而且，伴随各国5G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5G换机潮又将带来新的时代机会，谁胜谁负言之尚早。全球市场新一轮的厮杀已经开始，国产手机品牌已在加速奔跑。

硅星人联系上孙玲时，她正在柬埔寨隔离中转，犹豫该何去何从。向前是孤注一掷前往美国，8千元飞纽约，在裁员大潮中找工作、保签证；向后是2万元飞中国，接受一个潜在的工作机会。

孙玲近乎“逆天改命”的故事一度刷爆全网：

她出生于湖南农村，12岁辍学，学过理发、干过农活，终于说服父母让她读完高中。她19岁高考失利，成为深圳流水线上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月薪2300元的一名女工。

靠着微薄的工资，她拼命攒下学费，上编程课，最终如愿获得了一份能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而后她自考深圳大学的本科，苦练英语，又用9个月攒了12万元前往美国留学。

孙玲就读的不是名校，但重视个人能力的美国科技行业接纳了她。孙玲毕业后如愿以偿成为了纽约的一名高薪软件工程师，年薪约合人民币80万元。

她没有杨超越式的机遇一夜成名，而是花了十年时间、尝试了一切可能，从高中学历的工厂流水线女工蜕变成纽约的高薪工程师，和象牙塔中走出的科技人才站到了同一个平台上。她的故事予无数人激励和希望。

然而，她的生活在今年被打碎了。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2020年，孙玲因父亲病逝回国，突如其来的旅行禁令让她无法返回美国，她被解雇了。失去了工作，她的签证宽限期只到七月底。

孙玲的遭遇引起了大量关注与共鸣，也是许多在美科技人才的缩影。硅谷超过七成的科技员工不是美国出生，支撑起科技行业的他们却正在被一步步驱逐：工作签证收紧，旅行禁令加重。很多人羞于开口讲述自己的困境，已经默默离开美国。

孙玲的微信签名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境：要心存善念，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打一场硬仗。

硬仗

当国际交通因为疫情而路路不通之时，孙玲却在中美两地之间飞了三遍。

孙玲春节回国一到机场就听说武汉封城了。此前很多人劝她不要回去，但她必须回国，父亲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可能是我陪父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

随着疫情进一步爆发，很快特朗普政府发布旅行禁令。身在中国的她争分夺秒飞回纽约机场，禁令已经生效，但她幸运地被海关放行。很多科技员工没有孙玲那样幸运，他们成为了第一批滞留海外无法返美的疫情受害者。

然而孙玲回到纽约一个月后，陆陆续续收到家人发来的信息，告诉她父亲的病情恶化越来越快，催她“快点回来”。

孙玲向公司申请了84天探病假期，公司那时就警告她：如果不能在假期结束前返回美国，你就会被解雇。申请流程还未走完，孙玲就毅然飞回了中国。

在她回到家的三天之后，父亲去世。村民们听说孙玲从美国回来，又有一场丧事要办，便纷纷给她打电话，让她去做检测、隔离。

孙玲在县城的宾馆里隔离了14天，甚至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由于父亲病逝，她的假期也变成了因私假期，缩短到只有30天。由于严格的旅行限制和限航政策，孙玲最终没能在丧父后及时赶回美国。

她被解雇了。

孙玲陷入了迷茫，短短一个多月之间，父亲去世了，工作没有了，美国回不去。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她开始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转山玩，“他们玩什么我也会跟着玩，跟小朋友待在一起，我觉得比较容易开心一些”。

很多人曾问孙玲人生的最低谷是在什么时候。她觉得不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时候，不是咬牙攒下十几万元出国留学的时候，不是那些辛苦工作学习的日日夜夜。

她告诉硅星人：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我人生低谷的一个时候。

自从出来打工之后，她觉得生活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很多人认为她经历了很多，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但对她来说，到了那一个阶段，就做那一个阶段的事情，是一种“顺其自然”。

她甚至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确实付出了努力，但是都获得了回报。这个就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都付出那么多努力，却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

可是这一次，疫情蔓延与国际政策都不由她个人左右，前途渺茫，似乎真无力与天争。

美国低迷的就业市场已经让外籍员工失去了依托。美国雇主原本告诉她，如果她能够回到美国，就可以立即重新雇佣她。可是她发现，前往美国的中转路线一度关闭。直到五月底，孙玲才发现从柬埔寨转机这条路线，各种中转攻略、互助群也成熟起来。

当孙玲确定了回美国的路线，询问公司能否再次雇佣她时，公司却告诉她“没有客户公司，没有岗位”——疫情已经断了无数人的美国工作梦。

孙玲在领英上发文章求助。她不知道失去了工作之后，她的实习签证是不是连入境美国都会被拒绝。

枷锁

外籍员工是科技公司的重要支柱：2019年，谷歌获批了2678人的H1B签证，亚马逊获批3026人，Facebook获批1518人，微软获批1701人……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硅谷71%的科技员工都不是美国出生。

然而工作签证一直是美国外籍员工身上的枷锁。在美国收紧一系列签证政策之前，实习签证OPT的累计失业天数不能超过150天，工作签证H1B失业后，必须在60天内找到新的工作，逾期就是非法滞留。

今年外籍科技员工更是胆战心惊：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威胁收紧签证政策，终于停止向海外的工作签证申请人发放签证。一些曾经为了保留签证而在公司挂靠的外籍员工，发现续签都遭到了拒绝。

人们更加担心这只是前奏，OPT实习签证续签会不会也被收紧？今年新的H1B签证还能不能签发？

一些硅谷科技员工向硅星人表示决定回国，一些人则考虑前往加拿大。在美国的失业裁员大潮下，被裁员、难再就业、签证难以续签、被迫离境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是针对中国外籍员工，美国似乎对全球外籍员工关上了这扇门。

很多科技员工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被裁员之后，有段时间孙玲晚上睡不着，每天精神状态都不好，学习效率又很低，如果能够学习专注两个小时内已经很不错了。

她开始在国内求职、面试，国内的面试难度也在加大。有朋友还告诉她：“国内加班真的很严重，严重到你没法想象的一个程度”。

孙玲知道自己的状态不稳。电话面试之后她就患得患失。“只要是自己哪里说的不太好，意识到如果哪一方面有缺陷时，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好，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小电话都会打击到心态。”

在低谷中，孙玲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有时候我真的会很讨厌我自己，因为一天下来学习都不在状态，就会觉得怎么会那样子，一看到那些人那么厉害，技术也很厉害，然后再就拿那些优秀的人跟自己对比，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会很打击自己，很鄙视自己。”

有很多人受到孙玲的经历鼓舞，燃起希望努力去突破自己人生的困境。也有人质疑她：“你不就是外包员工。”

这让她更加渴望努力去获得一份大公司的工作：“我也是心里想得到外界的认可，自己还没有成熟到，‘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心里还是渴望大厂认可，成为一个正式员工，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孙玲的实习签证原本还可以再续签两年。在疫情发生之前，她原本希望充分利用这两年时间探索可能性、探索她能有所作为的工作，然后决定在美国还是回中国发展。

这次在签证失业宽限期将满之前，她决定至少要尝试返回美国。

“我就想如果去美国发展，冒一下险折腾，我觉得我都可以承受。最后如果真的是发展不下去了，花很多钱回国，那也没关系。但至少我已经试过了，多给自己多创造一些可能性。”

选择

孙玲在领英上发布了自己的遭遇、寻找工作机会。很多人帮她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很多人联系她，表示即使不能为她做什么，也会给她鼓励的话语。

这些鼓励也让孙玲振作起来：“这些东西都很打动我。然后又让我去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愿意来鼓励我，我如果还是处于那种比较消极的状态，我都对不住自己，也对不住他们。”

有人安慰孙玲：“你要相信世界终将会走出无知和偏见，全球还有其许多伟大的国家，好的机会，澳大利亚永远欢迎你。”

一名加拿大籍工程师给孙玲留言，表示自己也经历过这种糟糕的签证问题，但是“美国的工作机会值得你费尽这些周折”。

在美国出台政策，停止向海外申请人发放工作签证后，吴恩达等众多科技领袖抨击这类政策。很多人回忆当初都是拿着一张工作签证在美国工作，最终才有机会成为了企业家、CEO。

孙玲还是拿到了两个无薪实习的职位，这样的职位不能帮她续签OPT签证，只能帮她入境美国。在柬埔寨隔离期间，孙玲也通过了一家国内一线大厂的所有技术面，如果收到了录取，她犹豫是否应该就此掉头返回中国。

孙玲很想念纽约平静的日常生活：

“早起，然后去公司阅读两个小时，上一天班回去之后，晚上还可以去玩飞盘，周六的时候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喝酒吃肉。虽然可能在美国没有这边没有中国的朋友多，但是很安逸美好。”

“平静有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孙玲说曾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要付出所有去美国留学，就为了拿那个学历。“我说不是的，那个学历在国内也不会太被认可。”

对于孙玲来说，去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份非常牛逼的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找不到，她还是会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她所看重的，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如果真的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真的没有一个好工作，只能是去做一些临时或者是为了生存的一些工作，我觉得我也是可以调整自己去做那些事情，去做那份工作。”

她渐渐找回了正常的状态，在柬埔寨隔离的十几天中，她每天起床之后就学习、健身，在酒店里面只有吃饭、学习、睡觉三件事，有时晚上做一些面试。

“办法总比问题多，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即使可能情况没那么好，没那么完美，只要能生活下去就好了，就是我的一个最低的要求了。”

在这场时代浪潮中，她可以甘于平凡，却不能甘于平凡地溃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硅星人（ID：guixingren123），作者：CJ，编辑：Vicky Xiao

作者/翟文婷

来源/新芒daybreak（ID：new-daybreak）

原标题：消失在视频大战中的男人们

传言腾讯视频要跟爱奇艺合并，不论真假，这大概是长视频领域最后的余音。优爱腾末路的说法，不止一天两天。

你们见过共享出行、共享单车的混战、血拼，也迎来终局。视频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有的只是前仆后继的出局者。

王微、古永锵、周娟、李善友、陶闯、刘岩、张洪禹、杨伟东……对于喜新厌旧的互联网而言，这些局外人的名字可能已经陌生。

他们曾经两两相争，是男人之间真正的对决。明争暗斗，闹上法庭。还夹杂着婚变、人性对抗。这是一部视频创业风云史。有人套现离场，有人被迫转型，还有人身陷囹圄。

把他们踢出局的人，如今也面临被出局的风险。

孙忠怀和龚宇，腾讯视频和爱奇艺的掌门人，长视频的唯二剩者，分别手握1亿付费用户，却没法笑到最后。两家公司依然在亏损，依然没有绝对安全，版图在被新的敌人日渐蚕食。这是真正的无限游戏。

放眼望去，视频是涌入玩家最多的赛道。从草根创业者到互联网高管，从顶级VC到BAT，堪称豪门俱乐部。但这个行业的畸形之处在于，这些最大流量平台，最大制作公司，在拼体量和规模的基础战争中，都没有真正赚到钱。

玩单反穷三代，玩视频一直穷。

他们先是学Youtube，又拜Hulu为师，之后追随Netflix。中国玩家始终在模仿，从未能超越，也没有品尝过真正的胜利。这个行业变得不再有趣。

直到张一鸣和宿华改写战场，在短视频领域原创成功，还发现日进斗金的命门。他们身后是先驱之体铺就而成。胜利是结果，不是商战的最终目的。

Round 1：王微VS古永锵，诗人与银行家之间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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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网2005年成立，优酷则晚一年。

然而，那两年诞生的视频网站有200家。优酷当时赶超的对象是一家叫六间房的网站。红杉资本用脚投票，认为中国的Youtube应该是56网。割据混战，掉队出局，土豆和优酷成为一段时期的领跑者。

两家公司日常态势是，体量相差无几，明争暗斗。因为《康熙来了》的节目版权和盗播问题，优酷把土豆告上法庭，求偿上亿。

那个时候土豆和优酷都是视频网站，核心用户在PC端。他们拼流量，拼带宽，拼版权。因为早年复制Youtube，都是UGC模式，品牌商不愿投放广告。一入视频深似海。只烧钱，不赚钱。

土豆网创始人王微有两句著名的短句，至今流传。一句是土豆网的Slogan，“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另一句是，“UGC是工业废水”。

没有算法推荐、没有直播带货。空有流量，没有变现。这正是当时视频网站的时代窘境。

但媒体更热衷于把两个创始人的参数配置放在一起做对比。

土豆创始人王微身上的标签是，文艺男青年，理想主义，散漫自我。他在创业，更要追寻人生的意义，要活得有趣。排话剧、写小说、谈恋爱。外界对他身上文艺细胞的放大，就像当下对罗永浩道德卫士的刻画。

优酷创始人古永锵的关键词是，擅长战略、财务专家，谈判高手，老辣、果决。没有兄弟，没有亲信，工作严谨，结果导向。

这个阶段，创业者的个性还被重视、剖析、咀嚼。他们眼里，彼此的重要性胜于大势。再往下走，人的因素微乎其微，资本的机器碾平一切。

土豆和优酷Battle的结果，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古永锵胜出。但过程远比想象中更曲折，好故事往往难有好结局。

土豆网比优酷早6天提交上市招股书。第二天，王微当时的妻子提起离婚诉讼。突如其来的婚变，导致土豆38%的股份被冻结，禁止转让。

结果是，2010年12月8日，优酷顺利赴美敲钟，当天创下继百度后最大交易量，市值30亿美元。古永锵几乎是从美国一路吃回来的，喜不自胜。几年后的战局来看，古永锵也高兴得早了点。视频这场超级马拉松，选手每次撞到终点线都是错觉，总有更强的敌人于无声处惊雷。张一鸣追求延迟满足感，是有道理的。

土豆则因为创始人离婚官司缠身，错过最佳上市时机。2011年8月17日，勉强流血上市，市值仅7.1亿美金，与优酷已不再同日而语。土豆网路演第一天美股就暴跌，加上当时中概股被做空，顶风IPO更多是要给投资人一个交代。

从美国敲钟回来，王微避不见人，只接受少数媒体采访，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来日方长”，收到最多的祝福是“好事多磨”。

优酷土豆先后上市，排名老三老四已然不抱希望，因为一个行业最多容纳两家上市公司，赢家通吃。在“并购大王”包凡的从中斡旋之下，2011年56网作价8000万美金卖给新晋上市公司人人网。

红杉资本点石成金，在视频时代只投了56网，后来还卖给人人网，当时看是颗粒无收，如今看是躲过一个大坑，顺利上岸。换个视角，拉长时间，老问题有新答案。

上市后的土豆也没能逃过被并购的命运。

戏剧性的是，如果只能被并购，土豆最理想的对象是新浪。虽然王微之前被新浪晃点过，但这仍然是他最好的出路。而如果一定要收购，优酷的第一选择是爱奇艺。古永锵跟龚宇曾同属搜狐，完全可以再续前缘，共图大业。

最后，互不情愿的两个仇敌最后却走到一起。

在成为基金创始人李世默和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符绩勋的主导下，土豆和优酷寻求合并的可能性。据说第一轮会议，王微毫不知情，都没受邀参加。2012年，优酷土豆合并。王微出局。那一年，他38岁，开始“追光”。

46岁的古永锵，以为自己扫平了战场。移动时代来临，新换的牌桌，游戏规则也变了。

Round 2：古永锵VS龚宇，两个搜狐COO之间的对决

优酷土豆相继上市，有人判定局势无力回天，转身离场。还有人认为，机会尚在，携带重金，赌上身价性命，决然入局。

其中就包括资本大鳄孙正义。2011年初，上海的一家视频公司进入他的视线。PPTV，一个视频客户端，跟优酷土豆的网站模式全然不同。这个投资案例被演绎的故事是，孙正义跟创始团队聊了2.5个小时决定投资2.5亿美金。

PPTV有种天选之子的幸运感。彼时孙正义在中国仅出手三次，前两次是阿里巴巴和人人网，第三次就是PPTV。

结果是，团队开始膨胀。疯狂挖角，盲目设立项目，甚至试探机顶盒这样的高压线，两年时间即从高空坠落。孙正义试图请他的老朋友阿里伸手接盘，价格没谈拢，阿里婉拒。最后PPTV被苏宁云商和弘毅资本联手拿下，算是一个体面的退出。

CEO陶闯出局后，先是转身做了知卓资本，以投资人身份示人。几年后，又涉足自动驾驶。江湖再也没有他跟孙正义的传说。

同期还有一家视频客户端PPS，于2013年5月被成立三年的爱奇艺并购。这场现金交易，没有太多波澜和声量。投资方和创始人都退出，至于两个公司的整合问题，龚宇描述得云淡风轻，“最多30天足矣。”

这个行业的先发优势微乎其微。优酷赴美上市八个月前，隶属于百度的爱奇艺从零开始，四年后就成为行业最大黑马，晋级为优酷最大的敌人。在一些关键指标，他们都宣称自己是行业第一。视频进入优酷VS爱奇艺时代。

龚宇，创过业，做过搜狐COO，是被百度万里挑一选中的“创业型经理人”。他是爱奇艺的操盘手。古永锵也出身搜狐，历任CFO、COO。两个师出同门的队友，成为最大的对手。

从这时候开始，视频网站摇身一变成为最大的制作公司。优酷的《晓说》、《侣行》一度被认为是视频自制的典范；爱奇艺则有马东工作室，后来重金挖角高晓松，都想复制搜书视频的《屌丝男士》那样的爆款。

他们还是电视综艺节目的豪横买家。挑起事端的正是爱奇艺，2亿元打包买下2014年湖南卫视5档节目。就连龚宇当时也承认，综艺竞购大战，“我们难逃罪责。”

爱奇艺的翻身之仗不是凭借任何一款综艺节目，而是《来自星星的你》。这部国内电视台不愿播出的韩剧，爱奇艺将其运作成一个病毒式营销案例。剧中的经典台词“炸鸡和啤酒”至今都是网络热词。爱奇艺还成功赌赢另一部韩剧《太阳的后裔》。

独播、爆款是爱奇艺的核武器。视频网站每打开一个盲盒，都不知道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用户跟着内容跑，行业重复建设，没有创造新的价值。

看上去，龚宇是个儒雅、随和的好好先生。但他对视频这个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不惧竞争，反而为此兴奋。他明白，只有市场大规模迁移，后来者才有新的机会。“一定有玩家退出或转型，参与者数量减少，市场集中度却提高，剩下的每一家回报就更大。”

优酷扫平PC端战场，爱奇艺借移动浪潮上位，成功躲避了群雄混战，又保存了实力。出场顺序就是这么重要啊。

有人将爱奇艺的逆袭归于百度靠山的作用。这个说法忽视了百度在电商、支付等领域的失败案例。移动时代，百度尚且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保全爱奇艺。

爱奇艺在PC端80%的流量是百度贡献的没错，但在移动端，大量的起步用户来源是靠手机预装完成的。转型移动，优酷有沉重的PC端历史包袱，古永锵也没有大笔投入做预装买量。

2014年4月发生一件事，视频格局变得更复杂。那就是阿里战略投资优酷。

创业8年，上市4年，古永锵不缺经验，行业地位犹在。但是他缺流量，更渴求一座心理靠山。吞下土豆，优酷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战争不但没有结束，烈度反而变强，战场也转移到移动端。永无宁日。

阿里给优酷土豆的溢价很高，据此阿里构建了大文娱板块。资本市场却反应冷淡。

2014年龚宇说，之后视频行业走势主要看团队。决策要正确，不能犯大错；绝大部分策略大家都能想到，胜败就看执行力。他判断，视频再拼杀个一两年才能分出胜负，这样大家才能心平气和去做适合自己位置的事情。

两年后，不但胜负未分，相反爱奇艺遇到新对手。淘汰赛变成擂台赛，BAT轮流坐庄。其余人只剩围观的份。

当时有个值得玩味的现象。BAT的视频团队中，只有优酷的经营权和所有权都被管理层所掌握。也就是说，只有优酷的管理团队是公司的主人。这被认为是BAT博弈中，很微妙的一个因素。

问题是，唯一的主人古永锵已生退意。

Round 3：龚宇VS孙忠怀，两个富二代之间的对决

玩视频，心要大。

迄今为止没有哪家视频公司宣称盈利。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说，即将盈利，听多了就是“狼来了”的故事。盈亏平衡是奢侈，亏损是常态。这个行业不是靠产品和技术取胜，资本开路。自身缺乏造血能力，常年贫血，只能靠输血。烧钱不是无底洞，而是黑洞。

用户有黏性，没有忠诚度。哪里有好剧，就往哪里跑。同质化问题严重。规模最大化是最好的出路。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谁与谁合并的消息传出。每个玩家都在寻求结盟，却又不希望自己是被合并出局的那个。

2014年，优酷寻求与巨头结盟，除阿里外，示好的还有腾讯。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仿照搜狗模式，腾讯将视频业务交给优酷，以资本连接的方式不失掉视频这块业务。果真如此，这轮出局的是腾讯视频的团队。

刚刚走马上任腾讯视频CEO一年的孙忠怀，连夜赶往香港，立下军令状，誓死不退。此后才有优酷转投阿里的故事。

火星文化创始人、前56网总裁李浩曾分析，如果当时腾讯与优酷结盟，视频之战的终局也就锁定。

但2018年5月，孙忠怀在朋友圈否认了此事。他说，“当年所谓腾讯视频与其他公司合并是不存在的，总办只是借此激将，好让团队在激烈竞争情况下也依然能坚定独立运营、大力发展视频业务的决心。事实证明总办的激将法是对的，我们在压力下，把自己逼上梁山，最后终于走上今天正确的道路。”

1973年出生的孙忠怀，2003年加入腾讯，是腾讯网第一任总编辑。此前他曾在网易和TOM在线担任过内容总监。在腾讯的第10个年头，40岁的孙忠怀被任命为腾讯视频负责人。他的前任是刘春宁。

腾讯视频2011年才起步，一开始不温不火，市场份额、用户活跃度落后，连老三老四都谈不上。腾讯视频背靠中国最大的流量平台，巨资购入版权内容，之后发力自制，冲击会员，外界见识到了腾讯的收割能力。

2014年之后，视频格局是这样的：阿里之优酷，腾讯之腾讯视频，百度之爱奇艺。BAT呈三足鼎立之势，除此之外寸草不生。行业洗牌，赛局重新开始。

BAT都不缺钱，资本问题被扫平。这时候重新回归人的因素。

上市后的优酷，财报好看也是一大压力，收缩战线，减少成本投入，做大营收。开始逐渐掉队，最终让出了行业老大的位置。

如果细数优酷犯的错，当然不止这些。合并土豆后继续双品牌运营，没有集中精力搞大一个平台。移动时代，没有投入买量，做大用户规模，被爱奇艺弯道超车。在与巨头结盟的时候，没有做出让步，选择腾讯。李浩说，“如果你真的就开始想干一家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就应该选腾讯。”

但是没有如果。

2016年4月，接受阿里战略投资两年后，优酷土豆集团私有化。参与股份回购的只有阿里集团和公司管理层。也就是说，优酷成为阿里集团的一个子公司。阿里集团CEO张勇曾在一次内部会上复盘，他认为阿里2015年最重要的布局之一就是收购优酷。

私有化后的优酷，古永锵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兼CEO。当时他还言之凿凿，三年后要带公司重新上市。他本人不会退。当年年底，古永锵即卸任上述职务，退居幕后，出任阿里大文娱战略和投资委员会主席，协助张勇制定大文娱产业长期发展及投资布局战略。

这一年也是古永锵创业整10年。当时他津津乐道的是，每天早晨散步，中午以素食为主，下午5点后不再吃东西。这些习惯让他的身材保持得不错。

原优酷土豆高管杨伟东接替了古永锵的位置，据说当时他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手上优酷的股权全部折成阿里股份。并入阿里大文娱后，优酷除每年有一个热门作品，总体表现平平，在偶像大爆发时代接连错过几档爆款综艺。2018年12月，杨伟东因经济问题协助警方调查而离开。

优酷的势能不再。战争变为腾讯视频与爱奇艺两个富二代之间的对决。

2015年6月，《盗墓笔记》开播。此前，爱奇艺会员付费用户数约500万，该剧播出后，会员增速陡增，一年时间会员数就增至2000万。

同年，腾讯视频与TVB、HBO、华纳等平台合作，购入大量港剧、美剧。孙忠怀说，“随着我们采购的资金越来越大，对制作公司的话语权越来越强，自己可也可以组盘子做了。”腾讯几乎是在版权购买、自制节目、做大会员数几个环节同时发力。

Netflix的成功也让他们开始讲述会员故事。

2018年3月爱奇艺在招股书修正文件中宣称，其付费会员规模已经达到6010万。仅一天后，腾讯视频公布其付费会员数是6259万。如今，双方付费会员数均已破亿。付费会员与广告并驾齐驱，成为视频公司能拿来宣誓行业地位的最好说明。

而会员付费的业务模式是，你有多少独家优质IP的体量，它是吸引用户为此付费的核心原因。继续玩下去，这又是拼资源、拼资本的耐力游戏。

然而时异境移，行业整体走向不因谁居首而发生根本转变。长视频消费时长不断被短视频蚕食，未来的战场早已属于抖音和快手。

即便是长视频领域的争夺，仅有5000多万日活，1000多万付费用户的B站，市值已经超过150亿美金，距离爱奇艺166亿美金仅一步之遥。但爱奇艺可是坐拥1亿付费用户啊。

于是，腾讯爱奇艺有意识地抱团取暖，他们共同开发《庆余年》，共同约定超前点播的二次收费模式。如今，传言他们不敌头条系产品压力，要走到一起了。

如此一来，15年视频战争史也就走到尾声。优爱腾彻底成为历史。

人体细胞是有记忆的，哪怕某些经历的外显记忆已经消失，我们的身体却不会忘记。

商业世界的细胞只会选择性记忆。要么你成功得耀眼，要么死去得悲壮。

生活中总有无数个巧合，让你觉得自己在被手机监视。

你的工作，收入，住址……这些隐私的泄露，不仅决定你看到的广告，还决定了你购物时网站显示的价格，甚至会被打包售出赚钱。

前几天 iOS 14 更新，MIUI 12 正式上线，都针对用户隐私做了更多优化。

停，先别着急对线，无所谓安卓苹果，这词和谁更好没关系。我们会从四个方面，谈谈“你给手机的授权，是怎样泄露你的隐私”

一、剪切板怎样泄露你的隐私

更新 iOS 14 之后，总有白色小框提示你，当前应用正在读取你的剪切板。我们做了个测试，在30多主流 App 里，只有5个 app 不会获取你的剪贴板。

为什么是剪切板？

因为它最重要，也是最容易下手。

回忆一下，你几乎没有复制过无用信息：冗长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将到访的地址，朋友给你分享的站，没听说过却感兴趣的名词……

并且系统并不会限制软件读取剪切板，开发者只需要写几行代码，就能看到你刚刚复制的内容。

应用获得了剪切板的内容后，能拿来做什么？

第一，获取你复制的隐私

文字占用空间很小，这意味着信息上传至云端所消耗的资源极少，软件分析也更简单，关键词过滤后就能轻松获取你的个人信息。

我用两天时间，统计了自己所有复制过的内容。从内容上来看，这些软件极有可能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掌握了你无数条重要隐私。

移动设备可以互通的用户则更危险，如 iOS端 启用了通用剪贴板，这些应用程序也可以访问在 电脑（Mac） 上复制的内容。

第二，劫持剪切板，写入信息

有些流氓应用，会强行在剪切板中写入吱口令/淘口令可以牟利的内容，打开相关应用就会弹出。（有过这种经历的用户呢，麻烦反省下自己看过什么网站。）

不只是文字，用户还可以复制相机里的照片，我们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软件公开了自己精确的位置。

这也就是今天第二个问题：

相册为什么会泄露你的隐私？

通过相机，主要会泄露用户所在的位置。

我们都知道，未经处理的照片中储存了GPS信息。

一但允许应用访问照相机，即使没有开启位置权限，恶意程序只需要筛选出哪张由你的手机拍摄，就能知道你的地理位置。

下一段篇幅会有点长，但只讲一件事。

这些应用为什么非要知道你的身份？

是为了永远的记住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知道，你在使用这部手机。通过追踪你的行为，让用户画像更精准。

你的隐私，是怎么从WiFi里泄露的？

通过WiFi，应用程序能读取到很多你的隐私。

第一，可以获取设备的硬件信息。

有些应用可以通过 WiFi 获得 Mac 地址，也可以追溯到制造商，它就相当于一个身份证，每个人证件号都不同，并且包含你来自哪里，家庭地址等信息。

作为每个设备唯一的标识，可以通过跟踪Mac地址，来收集企业或个人的活动和偏好。

第二，通过本地网络，可以获取连接该 WiFi 的其他智能设备的型号。

我们每个人的家里，或多或少都有几件智能家居，这些设备都会接入家庭WiFi。

当 APP 拥有本地网络权限后，应用就能够读取连接了这个 WiFi 的所有设备。

表面上问题不大，毕竟谁还不投个屏啊。但细思极恐的是，这也能成为追踪你设备的方式。

很多智能设备，是以你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非常容易泄露的个人信息。

不仅如此，因为每个人家庭里的智能设备组合几乎不会有重复。应用可以根据设备信息，追踪你的手机。

比如你家里有电视、电灯、电饭煲和音响，下次只要识别到这些设备，应用即使不知道设备的 Mac 地址/IMEI，仍然可以识别出是你在使用这台手机。

识别到你的其他设备后，还能向它们推送广告。如果不加以限制，应用程序还可能会操控你的智能设备，比如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打开智能音响/冰箱/洗衣机、配置路由器。

你的隐私，是怎么从应用/网站（跨应用追踪）泄露的？

第一，通过广告跟踪记录用户在网页上的活动

为了出售广告，很多网站都会内置广告跟踪器，它第一次追踪到你的手机时，会为它分配一个独特的ID，可以跟踪并验证你的身份，从而记录你所有的活动。

很多网站都使用同一个追踪器，(比如 Google Ads），能够跨网站收集你的隐私。比如浏览记录/位置，通过ID识别你的设备，无需追踪IP，也能得知你的活动范围。

比起反追踪技术已经很成熟的网页，刚兴起的移动端更容易被追踪。

第二，通过第三方应用统计平台

APP会如何跟踪你？和网站很相似，给每个用户一个唯一的设备标识符（安卓平台的OAID/ iOS的IDFA），再记录下你之后的操作。

在苹果禁用UDID之后，部分应用为了绕过系统限制。会通过钥匙串来识别用户身份。也就是除了账户和密码，该应用还会在钥匙串中输入一串特殊代码，读取到这串代码时就能了解用户是谁。

而广告跟踪，通常是应用借用第三方程序，比如通过友盟统计监测 APP 的渠道曝光、点击、激活及后续的留存。

友盟统计官网

开发者使用第三方提供的软件包后，即可追踪手机用户的浏览/购买行为。

但第三方平台具体会收集哪种信息，开发者本身也不知情，第三方很可能会收集一切数据可以得到的数据。

包括但不仅限于——邮箱地址、电话号、IP地址和用户的位置，还可能利用“后台应用刷新”功能，在未开启的情况下向云端传输数据。

之前列举了很多可能性，但不代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APP会这样做，很多惊悚的情况大多都是巧合。

第一，可能是通讯录暴露了你的交友圈，他们也在搜索这些内容，系统认为你也感兴趣，所以推送给了你。

第二，国内很多APP会联手打造大数据平台，比如“京易计划”，京东可以通过与网易的合作，在网易新闻的场景内实现更精准的广告投放。

第三，开发者还要考虑性价比，以及法律是否允许。

有些手段太复杂了，就像明明能毒死你，却非要拿把40米大刀来杀人。比如把所有相片上传到云端分析，工作量太大风险太高，一般的开发者不会选择这样做。并且多数软件在注册时就要求后台实名，也就是说手机号码。

如果你想了解在自己在赛博世界里的形象，Google 就为用户提供了画像。

我们可以合理的质疑，但不要有“被迫害妄想症”。有时候APP请求这些权限，也会给用户带来更便捷的功能。新闻的个性化推荐，复制口令，图片打开链接……从交互设计的角度考虑，完全禁止这些工呢过，操作步骤会变得复杂，对用户也更加不友好。

但这不代表厂商没有责任，他们也该增强对开发者的约束。iOS 14 和 MIUI 12 更新的这些功能，也能让用户更好的保护隐私。

上面说了这么多，看上去保护隐私是挺绝望一个事儿，但是视频结尾，我还是想跟你谈谈为什么保护隐私这么重要。

很多人都看过三体，里面有个黑暗森林理论编得不错。对于三体人来说，人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谎言，那与之相对应的，人类最宝贵的资源就是隐私。而隐私需求，其实是人类刻在基因中的。这事儿从我们非洲的祖先从树上爬下来，回家路上不能让野兽发现自己搁哪儿住就已经开始了。

失去隐私，就意味着你要和你攻击力完全不对等的攻击者面对面，接受降维打击。这个降维打击，就是你在攻击者眼里，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你只是一行存着你个人特征的数据。

所以像苹果的 iOS 14，还有小米的 MIUI 12 这种，格外在意设备权限隐私的系统，通过系统层面的更新，尽可能严格规范开发者行为，而不是让开发者举着你根本不会看的用户许可，冠冕堂皇拿走你的隐私。

文/见实

来源：见实（ID：jianshishijie）

这应该是罗永浩做直播这几个月来，第一次深入、系统地说出自己对直播的理解。毫不犹豫建议你第一时间先收藏、和同事们讨论，因为十分精彩。

文档长达万字，在整理过程中，见实发现老罗在回答这些问题几乎给予了十足诚意，包括自己如何做出决策、如何搭建团队、后续如何发展，对直播对互动对供应链的理解等等，一口气读下来酣畅淋漓，非常受启发。

内容其实来源于巨量引擎邀请罗永浩参加“抖音直播大师课”时做的深度访谈，见实提前拿到了这份访谈实录，一读之下非常过瘾，干脆迅速梳理出来分享给老铁们。前期废话不多说，直接超爽内容读起！！！如下，Enjoy：

01

发挥自己风格

永远比模仿别人要效果好

Q：最早决定做直播是很愉快很轻松就决定了吗？

罗永浩：其实有过挣扎，最开始我不认为这适合我，甚至认为它不是有价值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零和游戏，现在对比过去，卖货总量不变，只是换了个形式，所以我对直播本身没有兴趣。

但后来看了份调研报告后，改变了错误的想法，然后就决定开始做了。这个周期还挺长的，记得应该是一个多月。

Q：调研报告里哪一点让你觉得这事是有价值的？

罗永浩：报告里说，直播能卖很多原来卖不了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价值。超市货架型销售被搬到电商平台后，就是摆到货架上你拿起来去结账的这个模式，电商很早就完美复制了。（相关阅读：撩动罗永浩转型的网红报告，作者和我们聊了隐藏的9大问题）

但对零售业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就是引导型和介绍型消费，需要有一个卖货的在那给你讲解，你听完了后才能转化一单交易。过去受技术手段限制，所以电商平台上没有成功地把这个挪上去，有了直播电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会产生巨大价值。因为在零售业里引导型消费是很重要的板块，只是电商一直没有实现，现在得益于技术进步能做到了。

此外，直播本质也可以是大规模的团购，以前的团购即使用电商平台，也只能组织几百、几千人团购，但直播可以有效组织数百万人的团购，所以这也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比如库存就是一种，还有很多商业形式，如推出新品等等，直播都可以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它很有价值，决定开始直播。

Q：事情值得去做、有意义去做，和你觉得自己可以去做，这是两个问题。您觉得有什么样能力的人能做这事？

罗永浩：确实不是说想到了做这件事，就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我粗略描述一下，比如说有成为网红潜质的人，理论上有较高比例适合做这件事，我已经是一个17年的老网红了，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讲应该难度不大，只不过现在的人一般提网红都会认为颜值是一个必选项。

Q：您到现在做了一段时间直播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它跟当时的判断一致吗？还是有些什么变化？

罗永浩：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悬念，跟我原先想的一样，但实际操作层面上有很多环节，我没做过的时候凭想象去看，和实操以后差别还是挺大的。

比如他们会认为卖场里有一些行业的油滑腔，或者控制观众情绪，还有一些固定的话术套路等是必须的，我认为其实不是，后来实操过程中发现，确实对我的风格来讲，90%以上都不是必须的。

但也有很多我们之前想得简单的，实际操练下来发现也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说一晚上有几百到上千万人看直播，同时在线人数是整体人数1/10左右，当你去讲解时，无论趣味性还是功能性的讲解，还是要注意节奏，如果不注意，就能在后台监控里看到数据在明显流失。

如果把这块按照设想进行，实际现场会做得非常好，会发现数据就会比较稳定，甚至还能一直在上升。这方面有好多很细致的工作还需要摸索，我们现在做了六七场，感觉经验还是不够。大框架上那些判断基本上跟我们想的没有走样。

Q：来看你直播的，从数据上看大多是什么样的人？原来粉丝居多还是吸引了更多新人？甚至买东西的大部分会是你原来的粉丝吗？

罗永浩：应该是有一半左右是原来固定的那些支持者，所谓粉丝这个群体占到了一半，可能还不到一半。因为赶上了抖音平台重视这件事儿，我们刚好赶上了一个红利期，抖音给我们引流带来了很多原来不是我们粉丝的群体。

我们现在一个课题是，如何尽可能想办法用平台给的机会，把这些人留住，转化成长期稳定的粉丝，在这儿我们还是投了不少心血去想。

Q：对这个跟过去的工作方式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事儿，有没有一个方向？有没有可能设计这个目标人群，比如说希望什么样的人来看自己的直播？

罗永浩：其实没有。我们是跑一阵看一下哪些人群相对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比较接受的，然后再去强化。

Q：开始做直播之前，您观摩过其他人的直播，看过后有什么感受？觉得他们直播匹配不匹配？在您的想象中，最理想的直播应该是什么样？

罗永浩：其实这个行业做得比较成功的、比我们做得早的，我们都观摩学习过，而且还组织过集体观摩和集体讨论，然后感觉学了很多东西，但其实从风格上，适合我们借鉴和参考的有大概20%多。

这里有几个不同原因，比如，我们可能是唯一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直播电商里受众80%左右是男性的直播，基于这个客观事实，决定了直播电商的风格是不能一样的。

Q：咱刚才谈的是别人的直播是什么样的，及咱们想做的和刚才说的可以借鉴的东西？我觉得批评批评他们也没问题，哪些是您觉得做的不够好？

罗永浩：我是温和型的，没有攻击性。我的攻击性你都得靠猜，基本说不出口。

其实从事这个行业里有一些做得比较早的，也比较成功的前辈，我们把他们做的东西拿过来研究，团队一起观摩一起分析讨论，组织开会都做过，感觉有一些基本功和一些底层逻辑的东西，学习参考了很多，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百分之七八十还是不能跟他们做的一样。

刚说的那个客观事实，我们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有80%左右受众都是男性的电商直播，仅这一条就使我们在做法上跟他们必须有很大区别，倒不是说刻意要做成差异化，反正是学了不少东西，但整体未来会更加不一样。

因为现在受限于直播间的一些物理条件，很多我们设想和设计过的东西还没有实现。下个月搬新家后，会有一个比较专业的，按我们需求去装修的直播室，正式启用后，应该形式上会有更大区别。每个主播都有自己个人的风格，发挥自己风格，永远比模仿别人要效果好。

02

如果多数人来这儿是想听相声最后不买

我们这个项目就失败了

Q：目前看到的这几场直播，风格是事先设计出来的，还是自然而然沿着本性这样做？如果以前有个设计的话，当时的设计大概是怎样的？

罗永浩：它在形式和前后顺序编排上，还有为了满足客户，必须讲哪些内容等，这些方面是有设计的，不设计不行。

如客户要求讲哪几句，实际上我们有一些原则性不能讲，如认为他有欺骗性质，不能讲这单生意就不做了，这些大家不会看到。一旦接了，通常没有这些原则性问题，剩下就是从销售话术和品牌宣传上有一些我们必须点到的内容，这些是必须事先规划和设计的。如果连起来听多了观众会不会烦？这些都是要思考，包括价钱什么时候公布，公布后如果全部抢光就没事，如果没有抢光，事后还要讲，这些都要事先编排，这是从销售的实际功能性需求出发，至于卖货时用什么样语言风格等，基本上是本色。

大概这样分成两个部分，我真实感受就是在直播之前，我看大家都在说，其实是想听老罗说相声的事，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直播里边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在介绍产品的、而不是一个说笑话的。多数人涌到这儿来还是想买东西，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如果多数人来这儿是想听相声，最后不买听完就算了，我们这个项目就失败了，所以他必须是来买东西的。

然后你吸引他前期要做的宣传引流方案等都是按这个来设计的。如果这些人来了后多数是想买东西的，就面临一个问题，你停下来讲一个两三分钟的段子，他们就觉得场景不对。

我举个例子，这有点像什么？你去商场买东西，售货员不是痛快给你拿东西介绍产品，而是给你讲一个两三分钟的段子，即使他讲的比郭德纲还好，你仍然会很困惑，觉得这人是不是有病，但是确实有一小撮原来就是喜欢我讲段子的那些人，他们来的目的也不是买东西，他就是来想听，结果发现我不讲，他就觉得很奇怪，其实是他们不考虑场景，你明白我意思吗？比如说他们如果在一个人的葬礼上看到他们喜欢的歌手，他就希望他唱首歌，但歌手是来参加葬礼的，他唱什么歌？就跟这个道理一样，这个例子举得好像不是很正能量，不是很积极，但道理就是这样。

Q：明白。反倒娱乐化的内容吸引来的人可能是错的。只是，互动是我们期待的，相声也不是说跟购物主题没有关系，是不是能做个有机结合？

罗永浩：我明白你意思，就类似于这个段子应该是一句话的那种，它完全不打断或者不干扰卖货的节奏，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实现的理想状态，所以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03

尽可能地去抓

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平台

Q：您每一次直播前会发一些预热视频，很有意思，我们一堆做广告创意的人看了都啧啧称奇，这个是怎么想的？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还是有一个系统的设计？

罗永浩：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视频来带动大家注意力。因为短视频时代，不管做什么事，只要你出来做事，还是需要一个言论阵地，我们在每一个互联网模式下，玩法要跟着每一个时代做变迁，尽可能地去抓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平台。

现在短视频时代，抖音显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决定做这件事，就提出要有一队人去经营账号，在上面不断地更新好玩的东西来吸引大家看，一起开心。这是从策划初期就这么想的，也这么执行。

但其实我们还挺惭愧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创作的大部分短视频，印象里好像还没有单条过百万的，最高好像是80多万、90多万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觉得做得还很不好，但会把它当成很重要的一块，去投入精力和心血。相信随着我们现在外面谈的一些人才陆续到位会越做越好。刚才你夸我们做得好，其实我们自己内部是经常反省做得不够好，远远不够好。

账号现在我看也有1100多万粉丝了，除了给直播引流，为直播积累用户资源，我们对这个号本身还有一些设想或者规划，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很好的对外宣传我们形象的出口，不一定是卖东西，也包括是我们团队的价值观、理念、气质这些东西的一个宣传阵地和平台，大概是这么一个设想。但这个过程不会做成灌输或者是宣讲的那种效果，还是希望符合抖音的气质，大家在上面玩得很开心，同时潜移默化地把我们的理念传输出去。

Q：刚才您也说您是初代网红，17年长红不衰，网络媒介的变化非常多，从最早文字类的、音频类到现在抖音上做内容做网红，跟以前你在别的平台上或以别的形式做网红，感觉有没有区别？

罗永浩：其实形式和具体操作方法论有很多变化，但我觉得内在东西都一样，一个是我们坚持本色，在不同时代针对不同的新形势变化，内在的东西和人性是不变的。所以即使做了很多调整，本色还是一样的。

说一个数据，今天和17年前一样，任何时候我们的主流受众群体始终都是20到40岁左右，没有因为我变老了我们的受众群跟着老化，这其实是艺人或网红很担心的问题，我也担心，但还好还没有被时代抛弃。基本上，我们没有为迎合或讨好年轻人刻意做什么调整，但实际上年轻人都是能接受的，所以这也是我比较高兴的。

Q：什么样的事总能吸引年轻人呢？这确实是很多品牌绞尽脑汁想做到的。

罗永浩：我们内部很少会去开会或讨论或思考“为什么我们长红不衰”这样令人感到恶心的话题，因为这会不好开，我说咱说说为什么咱们17年长红不衰，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这样的事不好讨论，所以没有讨论过。

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从出道开始到今天都比较本色，但是教别人就不行，我们确实没总结过这件事。怎么就偏偏你本色不一样，大多数人的本色不值得保持么？

Q：最早选择做直播时，显然可供选择的平台很多，最后选择在抖音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猜，肯定也会有很多人说在抖音不合适吧，在别的平台可能会更合理一点。

罗永浩：这个是我们内部权衡了各种因素，做了很长时间内部讨论，甚至争执之后的一个结论。

因为，首先作为一个17年长红不衰的网红，有一个数据刚才跟你吹过牛了，就是我们始终能打动的人群是20-40岁区间，没有产生受众老化的现象，相应的我们选择平台时，考虑的是这个平台能够紧跟时代脉搏，能够打动互联网用户里最有价值的也就是20-40多这个区间的人群。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4

表面上热闹

只是浮出水面的一小部分

Q：想了解下咱们团队主要有哪几部分？除了主播，在这个团队里边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如果我想做一个直播带货的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罗永浩：现在很多网红艺人因为看到直播电商创造的价值，都有兴趣陆续进来做，但他们可能没有想清楚一点，直播拼到最后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其实出来做直播，可能1/3重要性是主播本身，2/3重要性是拼后台供应链能力，你要源源不断地找到好东西，并且好东西要有一个好价格，这件事是核心竞争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感觉现在绝大多数走进来一夜成名的那些大网红大明星，没有想清楚这一点，他们也许能短暂地做一两期、两三期很成功，但长远地看，团队必须有这个能力，所以我找的合伙人都是这方面很强的。

我做了六七年的制造业，这块一开始想得比较清楚，找的人实力也比较强。薇娅、李佳琦是因为很早就在平台上开始耕耘，而且边做边摸索，初期也没有那么多竞争对手，所以他们的压力相对比较小，这么一路过来，他们已经形成了很成功、很成熟的供应链能力。

但是一般公众或外界，如明星或者娱乐圈里的人，他们会简单认为，如果选一个好的平台支持他们做这事，然后发挥个人长处在这尽情展现，并且选一些东西卖就可以了，其实现实要比这复杂的多，核心竞争力是后台、是幕后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投入了很多心血，但其实并没有达到令我们非常满意的程度，因为我们毕竟只做了六七场，还是个新人，还在努力学习中。

Q：这几场直播做下来，你们选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好卖，以及你们想卖什么样的东西？

罗永浩：第一，产品满足新奇特这种需求。比如这种东西以前没有，或者大家不知道或多数人不知道它的存在，这样厂商给我们的利润空间、品宣费用、分成比例都相对好谈一些。

我们希望带一些新奇的好东西，给不知道的人普及。如果效果好，厂商会源源不断跟我们合作，直播室的受众也因为我替他选了他不知道的好东西，会感到惊喜。这类我们一般就注重它是不是新奇，是否与众不同？而能分多少钱、挣多少钱就相对考虑少一些，它是几个因素的综合考量。

第二，大家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高频率使用、又离不开的这种商品。原则上我们会谈，首先要保证给直播间的受众很好折扣。这里面我擅长的数码3c这块反倒有点吃亏，本来就很透明，利润空间很小，所以我们做数码3c产品时，跟厂商沟通总感觉有遗憾，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价格，但还是能做到在全平台上一段时期内是最低的价格。

然后日常生活用品有一些利润空间比较大的，我们会先尽可能保证让受众拿到足够好的价格，本质就是你能卖多少。刚才提到供应链这个能力仍然很重要，那些大明星一出道来做，马上就能卖一个很好的量，所以他们会因此错误理解供应链的难度，因为有很多东西同时在售的有好几个品牌质量都很好，每个品牌有几十种产品，你有上百种可以挑选，但是在这里怎么挑选，怎么平衡，仍然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做得很粗放，跟着你买一段时期的人就感觉在你这买东西不是很吸引人，除非他们喜欢这个主播。但这里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使是最忠实的粉丝，也不会希望一周5天，每次3、4个小时去看他的偶像，这也受不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直播的幕后比很多人想的要复杂，不是说你在前面一看，这是一个很有人气的明星或网红，然后他一做主播一做带货就来了很多人，表面上热闹只是浮出水面的一小部分。

Q：咱们直播一场下来可能接触了很多厂商，在跟他们接触过程中，或您了解的情况看，有什么感触？比如他们有什么共性？如果让您给那些厂商、潜在的厂商一点提醒和建议，您会怎么做？

罗永浩：我们合作的时候，有一些传统企业的厂商，兢兢业业做了几十年好产品，产品的质量也很稳定，对这种比较新的互联网玩法不是特别懂，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错误认知，当他们在舆论里看到某些网红带货能力特别强时，他们不考虑一些一般性的商业规律。

比如说我这个月刚卖过两次指纹锁，短时期内从原则上考虑就不应该再做指纹锁了，再有来谈的，一般就往一两个月以后去推，但是他们不考虑这些，其实这本来应该是常识的商业规律，他不考虑，他就说你带货肯定行，别人带不了，你肯定能带，完全忽视这些东西，但我们自身很注意这些细节，因为要是在这些方面不细致，很快客户就会流失。

我见过的多数传统企业老板都不太知道，他就听说你很强，不管是我还是头部的那几位，他就觉得你们行，不管人家排期，我们解释时，他们又会想很多，如是不是不想给他们卖，是不是跟别的厂商有排他性协议，这是最普遍的一种情况，我们感触比较强烈，其他暂时没觉得。

05

它运作的好

可能成为一个新品牌的超级孵化器

Q：您觉得直播这件事能火多久？以及您的直播会一直做下去吗？

罗永浩：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最终几乎所有电商平台都标配直播，所有平台都会标配做直播的主播，等它彻底普及开后，绝大多数主播会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在线销售员，没有什么神奇的。在线下专柜一个月挣8000块钱，在这儿也就赚8000块钱，理论上它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我刚开始时讲过，直播主播是对线下零售业的引导型销售在网上的一个必要补充，从这意义上讲彻底普及开后，靠着个人在这个行业里能赚大钱的一定是极少数，每一个品类坑位占完了一两个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头部主播后就基本尘埃落定了。后面再来的人原则上就是在线销售员。我估计现在媒体这么重视，然后不断地产生话题和关注这件事情会在未来一两年内趋于平淡，这是我的理解。

至于我会不会一直做下去，如果我们把这块做得很好，成为全国的头部那几个之一，始终对我后面做的任何一个商业上的东西都有巨大帮助，从这意义上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如果有一天做不下去，一定是我没有经营好导致人气下降，最后价值没有那么大了，我们才会取消做，否则会一直做下去。

我觉得现在头部的这几个和未来可能涌现的一批头部主播们，在未来十年八年里都会因为这个形势长远受益，这是我的理解，但前提是成功做了一个主播后，还要去考虑第3步、第4步怎么走，如果停留在这，他其实也就是一个风口的生意，过去就没了。

Q：现在包括您这边在做的很多直播还都是停留在带货状况，直播这个事只能带货吗？对于未来直播，您觉得还能做什么别的？

罗永浩：这儿我先说一个跑题的，因为觉得这事儿很有意思，多数能做好企业的企业家，不一定具备做直播网红的能力。相应的，多数做网红直播的这些人，通常也不具备做企业的能力，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风口好像是就为我们来的。

因为我们做过企业，很认真的做过六七年制造业，虽然没做成功，但是学的那些宝贵经验对我未来做事仍然价值巨大。同时作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是网红界出身，也比较擅长在新形势下跟受众互动，产生愉悦的结果，这两个结合好了，对我们就比较有利，所以我觉得这个风口对我来讲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事情。

说回直播，除了带货以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价值？我理解是如果你运用好这个机会，它可能成为一种形式，是一个超级孵化器。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过去六七场直播里卖了很多，全国人民都喜欢但没有领导性品牌的品类，比如说小龙虾全国人民都吃，通常不会想到小龙虾要选品牌的，他觉得这是一个生鲜出产的东西，怎么能选品牌，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就好像香蕉是农产品，但香蕉也有品牌-多乐。

以前有一本经济学入门读物，叫《为什么匿名的香蕉不好卖》，就是讲有品牌的香蕉的重要性，所以像小龙虾这样，全国人民都消费，但又没有品牌的品类，我们从这个领域里去找出口。

我的老朋友是锋瑞资本的李丰，他们投资了一个做速冻小龙虾的品牌，然后我们把市面上常见的十几种速冻小龙虾全试吃了一遍，发现它的品质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就接了这个生意。帮他们做了以后，销量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放大，不光当天夜里卖的特别多，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他全网全平台全国的销量都暴涨。我们去看六七次带货里特别成功的前10个例子，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属性，就是全国人民消费量很大、又没有品牌的。

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我们去投资，或占一个股份方式，找创业公司也好，老牌企业也好，跟他们形成一个紧密合作，选一个好的标的，投资或者战略合作，帮他迅速弄起来，他就能放大很多倍的价值。

所以我们未来认为它运作得好，可能成为一个新品牌的超级孵化器。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其中一个方向。还有几个方向我们也在摸索，但是现在还没有定论。

Q：现在这个时间点，直播对于一个厂商、一个品牌来说是个什么东西？可以用一句话总结。

罗永浩：其实咱刚才都多少聊到了一些，算做个总结，对厂商来讲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很难一句话总结，要分新厂商旧厂商。

对于老牌企业来讲，不应该把它当成卖一批货就完事了，有一些企业面临品牌老化的现象，如果愿意孵化一些新产品，借助直播电商的方式，有可能很快解决企业内部品牌老化的重大问题，这是我对企业家们的建议。

对于新兴品牌来讲，当然它更加绝对不是卖一次货的事，如果运作得当，对新品牌的崛起、成为一个国民品牌是一个至关重要助推器，这是我的理解。

Q：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直播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罗永浩：直播未来肯定会成为电商领域电商零售业领域里的一个标配。等到尘埃落定之后，除了少数头部的会比较不一样以外，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就是在线售货员，本质就是这样。

今天，伴随着印度政府的一纸禁令，中国59款出海APP在这个神奇的东方国家按下暂停键。

其实，“意想不到的骚操作”一直是印度政府的一贯的作风，毕竟这是一个曾经一言不合就禁掉可口可乐长达15年的“薛定谔国家”。

我们先从一个流传广泛的小故事开始说起：

一个做鞋的公司派了两个市场调查员去一个小岛调研那里的市场，两人到小岛后看到了同样一幅场景——岛上的人几乎都不穿鞋子。

然而两人回去给公司汇报的结果却截然不同，第一个说——那里没有市场，因为没有人穿鞋；第二个却说——那里市场巨大，因为现在还没有人穿鞋。

从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印度，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就是那个小岛——一方面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低，具体仅为35%左右，市场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他们的支付能力的确相对有限——iPhone在那里并不受欢迎，只拿到不到3%的份额，亚马逊则在印度巨额亏损…..

如何客观了解印度市场？它能够成为中国公司出海的首选地？进入印度市场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这篇文章就带大家一起来透视印度的移动互联网市场。

一、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潜力

全球有76亿人口，其中月41亿已经接入到了互联网，而在剩下的未接入互联网的人口中，约四分之一在印度。

据互联网和印度移动协会（IAMAI）的数据，印度整体互联网普及率估计在35％左右，城市地区为65％，农村地区为20％，如今，印度互联网人口为5.1亿，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唯二网民数量超5亿的国家，而据尼尔森的预测，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8.5亿，这将超过G7国家的总人口数。

印度对于包括美国和中国互联网公司而言，都是一块让人垂涎欲滴的市场——一方面源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由于没有计划生育，印度的人口在过去10年迅速增长，如今已和中国旗鼓相当——13亿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Facebook、WhatsApp用户数最多的国家是哪一个？并非美国，而是印度。

另外，猜一猜哪个国家移动网民占比最高？

答案也是印度。为什么？因为某种意义上，印度是为数不多的跳过PC时代直接进入移动时代的国家，背后原因是收入较低的印度国民大多数买不起价格相对昂贵的个人电脑。

庞大的人口基数让印度即便在互联网普及率低的情况下依然能提供巨大的规模。

据eMarketer的数据，印度是Instagram用户第三多、Twitter用户第四多的国家。

而据美国的“探探”—Tinde的数据，世界上左右滑动最多的10个城市中有4个位于印度，其推出的Tinder Gold服务斩获了300万付费用户，超过了很多热门游戏成为付费APP之首。

尽管印度的手机用户中还有一半为功能机，但印度4G用户增长也十分迅速，印度首富Mukesh Ambani于2016年9月推出了一个疯狂的移动网络Reliance Jio：

新用户可以获得6个月的免费4G高速互联网，这一举动的效果是惊人的，它大幅削减了印度人上网的数据成本，在推出两年后，Jio已经收获了超过2.5亿人的用户群，增长速度让世界上任何一个电信运营商汗颜。

App Annie的数据显示：按下载量，印度是全球第二大移动应用市场，2018年，印度占全球1750亿移动应用下载量里边的580亿，仅次于中国的650亿。

对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而言，本土用户不再增长、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而欧洲市场则面临极其严厉的监管，非洲市场尽管规模庞大但极其分散、运营难度极大。

因此，拥有高基数、低普及率以及统一市场的印度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新大陆，而更加让这些科技公司兴奋的是——在此之前，印度在互联网监管方面一直相对开放宽松，因此吸引了大批国外的公司，美国的谷歌、Facebook、亚马逊；中国的小米、UC、Tik Tok、美图甚至韩国的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在印度市场非常受欢迎。

二、与网民规模极不匹配的互联网收入

如果你认为基数如此大的印度市场一定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那么你就错了！

因为与印度庞大的互联网人群相比，印度互联网的收入实在是小的可怜，从某种意义上，这些出海的公司更多的是赌他们在这个市场的未来，因为当下这个市场的规模实在太小——

以广告市场为例，根据eMarketer的数据，2018年印度全国数字广告支出仅为15.3亿美元，15.3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2018年微博的全年的收入为17.2亿美元，也就是印度全国互联网广告收入还不到微博一个公司的收入，而微博这个广告收入水平在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里只能排到第七，这真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数据。

而且，印度的在线广告收入有约四分之三被谷歌和Facebook垄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出海APP在这个市场商业化的绝对值目前还比较小。

印度的在线广告数据甚至还不如东南亚市场——东南亚2018年的在线广告收入为24.2亿美元。

作为对比，2018年，中国互联网广告的规模为850亿美元，世界第一广告大国的美国为1080亿美元，这中间的差异大家感受一下。

这背后源于印度相对低的国民人均收入水平，2018年，印度的人均GDP为达到2020美元，不到中国的9470美元的四分之一。

那么为什么还有如此多中国公司进入印度市场呢？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在赌未来的潜力，毕竟印度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GDP增长超过中国的地区大国。

三、切实的进入挑战与门槛

尽管在市场规模和潜力方面，印度有着非常巨大的优势，但对于任何想进入印度市场的公司而言，挑战也是非常明显的，下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进入印度市场会面临哪些挑战——

多语言问题：印度繁多的语言对任何公司的进入构成很大障碍，据《哈佛商业评论》的数据，印度有约7亿文盲，而人口中只有不到1亿人可以读写英文，而整个印度有32种不同的语言，每种语言至少有100多万人使用。

在印度，由于语言障碍，该国90％的出版物没有网站，95％的视频消费使用当地方言，一个互联网应用至少需要兼容五种印度语言才能真正打入这个市场。

令人担忧的性别平等：由于印度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女性在使用手机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制约，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有研究表明，在印度使用手机的女性比例仅为38％，而另一些研究则显示这一数字仅有28％，在距离艾哈迈达巴德不远的一个小村庄Suraj，未婚女性被禁止使用或拥有手机，如果被抓住，那么这名女性就会被罚款2100卢比，而200卢比则会奖赏给线人，整个村庄有2500人赞成这个决定。

麦肯锡世界研究所于2018年6月发布的报告称，印度女性对该国GDP的贡献仅为18％，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很难想象的事，在印度正在发生，这也让全球互联网企业在印度会面临着与国内市场完全不同的用户使用习惯。

印度整体消费能力依然不够：比如苹果公司的iPhone在印度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约为2％，这一数字和发达国家或中国这一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非常低。

对于大约99％的印度人来说，Netflix高昂的价格是无法承受的，对于Facebook和谷歌来说，来自印度的收入依然不够高，而亚马逊的印度子公司在截至2018年一季度的亏损增长了30％，达到630亿卢比（8.8亿美元），在印度买一台智能手机也要花费60美元以上，而大多数印度人仍然使用的功能机只需12美元即可购买，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即使是最便宜的智能手机也显得昂贵，他们平均每年收入不到2000美元。

三、国外公司在印度的表现

事实上，印度是中国公司出海最为成功的市场之一，从硬件到软件，中国公司在印度市场取得了很多亮眼的成绩：

UC是最早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之一，早在2011年就在印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UC早期主打网页压缩功能在印度网速并不快的网络环境下大受欢迎，如今UC已经占领了印度移动浏览器44%的份额，甚至超越了谷歌的Chrome浏览器，超过1亿的用户让印度成为UC除大陆之外最大的市场。

小米、OPPO、Vivo也是中国在印度市场的另一个重要亮点，三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加起来甚至超过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50%，为适应印度的线下市场，小米的线下店——小米之家甚至比中国本土店还要多。

另外，YY、Live.me、抖音的国际板Tik Tok、联想之前的茄子快传以及众多中小手游开发商在印度市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要进入印度市场，这些公司或多或少都遵循了以下原则：

第一，本土化产品，印度市场有着足够的特殊性。比如谷歌在印度专门推出了本地化的社交网络平台——Neighborly，Google的产品经理伍德沃德说：“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是在考虑孟买的年轻人需要什么，而并非考虑硅谷的山景城需要什么”，为了让印度用户更好地在无网络环境中使用产品，谷歌还推出了YouTube 和谷歌地图的离线版本。

第二，考虑经济因素，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和选择进入的产品是息息相关的。比如UC主打压缩网页、茄子快传主打无网络传输其实都和印度实际发展水平非常匹配，谷歌就和Railtel合作，在安得拉邦400多个站点，覆盖800万用户和数量提供免费的公共WiFi接入，很多印度人通过谷歌的这个计划第一次接入互联网，谷歌还通过一些计划向印度妇女提供互联网相关的接入和教育，进行数字扫盲 。

谷歌为性能更低硬件打造的Android One也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为印度这样对价格敏感的国家设计的，如今，搭载Android One系统手机（如小米的红米系列）占据了印度极大的市场份额

第三，考虑语言因素。谷歌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谷歌的语音助手支持了八种印度语的输入，其Chrome浏览器则支持印度的11种语言的翻译。谷歌印度副总裁Anandan称：“由于多语言的原因，印度用户更愿意与互联网语音对话，而不是点击或打字，印度的语音搜索每年增长270％，这一增长率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

是滴，让人遗憾的是，随着今天印度政府的一纸禁令，众多中国出海APP的多年努力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毫无疑问，在这个黑天鹅频飞的2020年，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意想不到的的打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卫夕指北（ID：weixizhibei），作者：卫夕

@北京塞冬:小时候看水利相关的书，一个感慨是——中国是如此多灾多难，而欧美则风调雨顺得多。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气候条件，另一方面，则来自欧美对大自然彻底的改造和人工化。

主要河流水库化、水闸化，一些河流的库容是年径流量的好几倍，可以在汛期从容蓄水，旱季轻松补水。

水库 + 人工灌溉系统，让大部分耕地能做到”旱涝保收“，让降水量极其稀少的地方能诞生特大城市。

美国西南方向的河流，大部分在入海之前就被榨干用尽，失去入海流量。

加州北水南调，调水量堪比南水北调中线，而难度更大：

一方面，在北加州水源地建设了30多座水坝把河流水库化。

另一方面，南水北调基本自流，而加州北水南调则需要翻越500多米高的山，用10多台每台8万马力的水泵抽水翻山，相当于10艘阿利伯克驱逐舰的总功率。但好处是，南加州诞生了全美第二大都市。

密西西比河中上游完全阶梯水库化，让美国能在内陆形成规模巨大的粮食产区。

100年前，轮船就能从墨西哥湾的密西西比河入海口顺流而上，翻越一座座水闸，通过人工运河进入五大湖，再通过运河到达纽约港——北大西洋和墨西哥湾通过美洲大陆内部的人工运河系统连接起来。

欧洲的主要河流基本都有运河相连，莱茵河多瑙河塞纳河连接在一起成为内陆河运水网。3000吨轮船能上溯到巴伐利亚，让纽伦堡这种内陆城市能成为知名港口。

每每回顾这段历史，就能感受到欧美人民在工业化年代“人定胜天”的勇气，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

互联网的一个效应是——由于信息极大流通，让人均5万美元社会的思潮能在人均5000美元，甚至1000美元的社会也能快速传播。让只适用于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些价值观念在正在工业化、尚未工业化，生活还很困苦的地区也能大行其道。

让水旱灾害肆虐，粮食稳产增收压力巨大地区的人们也开始信奉——“人工调节水资源是有害的”。而欧美人民则继续享受这祖上留下来的高价值资产。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效率的精神武器——其效果是只让全世界少数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少数精英，能过上好日子，而其他人都不是人，而且还很自觉地去维护这种理念。

最后很多原本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须的东西，变成了”不敢说“、”不可说“、”说了要被亲朋好友骂”。

图1，德国1943年运河地图

图2、3，上密西西比河流域阶梯水库化

图4、5、6、7，加州北水南调：线路，水泵、大坝、

图8、9，美国东北地区运河系统

文/周晓奇

来源：Tech星球（ID：tech168）

“当年那么厉害的锤子科技，那么厉害的老罗，最后手机业务被迫卖掉了，但是你们（一加手机）走得很稳健，这里面有什么诀窍？或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今年4月，罗永浩在访谈中，自嘲式询问一加手机CEO刘作虎。

显然，罗永浩还是有些不甘心，但这已经改变不了锤子科技卖身字节跳动的事实，而为了还清逾三亿元的负债，他现在的身份则从“锤子科技CEO”变成了一名“带货主播”。

在手机业务上折戟的，不止有锤子科技。

当年，由华为、中兴、酷派和联想四大国产手机品牌组成的“中华酷联”，如今只有华为依旧坚挺，酷派、联想再无声响，中兴虽然还在坚守，但除了旗下红魔手机在游戏手机品类还有些拥趸，中兴手机及其子品牌努比亚在市场中已许久不见动静。

根据IDC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报告显示，由华为（含荣耀）、vivo、OPPO、小米和苹果组成的TOP 5品牌厂商出货量合计占比，已经达到整体市场规模的93.5%。

时过境迁，曾经的“中华酷联”变成如今的“华米OV”，此外还有众多二线手机厂商，如锤子、魅族、金立等，已然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过客，有些品牌轰然倒塌，有些依旧还在艰难苦撑。

几乎每一家品牌都有过高光时刻，但最终还是抵不过技术、渠道、供应链等综合实力更胜一筹的巨头。

当下，手机江湖依旧故事不断，但这个江湖已然不属于落幕的二线手机厂商。

走向辉煌

作为智能手机探路者，魅族创始人黄章是有魄力的。

2006年底，魅族召开年会，黄章向几十名员工表示魅族决定进军手机行业。

彼时，魅族是国内MP3行业老大哥，当年造出了全国第一款触摸屏加无螺丝设计的MP3，销量稳居全国第一。

在主业蒸蒸日上时，黄章却直接转换赛道，选择的还是从未接触过且极为复杂的手机行业。

虽然决定做手机，但黄章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让魅族第一款手机M8延期了两年，直到2009年才发售，当时魅族M8一度被称为“史上最强跳票王”。

不过，即使跳票了两年，但魅族M8发售后，人们发现其产品设计与系统UI堪比iPhone，价格却仅为iPhone的一半，另外还附带超出一般售后服务的维护方案，这引发了魅族M8的抢购热潮。

当时，魅族专卖店门口排起长龙抢购M8，两个月后，M8销量达到10万部，5个月内销售额突破5亿元。在当时国产山寨手机盛行的年代，魅族直接颠覆了国人对国产手机的看法，这也让魅族获得了“国产机皇”的称号。

出道即巅峰的魅族，还收获了一位重要粉丝，那就是时任金山软件副董事长、天使投资人雷军。

据媒体报道，从2009年开始，雷军好几次在吃饭间隙，都拿出魅族M8手机，现场向人科普智能手机的好处。

彼时的雷军，自然不想错过智能手机的风口，他辗转通过珠海当地政府找到黄章，希望以投资人的身份成为魅族董事长。2010年的雷军与黄章“如胶似漆”，经常出入魅族，与黄章探讨手机业务，期间郭万喜（现魅族COO）还常跑去为他们买可乐。

也就是在这一年，金立手机销量突破1000万台，仅次于三星和诺基亚，坐上了国产手机品牌的头把交椅。

这家2002年就创办的手机品牌，在2005年拿到工信部颁发的GSM和CDMA双牌照后，请刘德华代言，品牌知名度与销量一路暴涨。

即使在2014年，群雄争霸的智能手机市场，金立手机全球出货量依然有2000万台左右，其中印度市场近400万台，这个数字是其他所有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市场的销量总和，金立也一举成为印度第六大手机品牌。

黄章与雷军的“蜜月期”没有持续多久，由于黄章不肯出让半点股份，这自然不符合雷军的利益，此后雷军迅速创办小米，两人的关系也就此破碎。

看到智能手机市场风口的不仅有雷军，就在魅族发布M8的2009年，联想集团向以弘毅投资为首的投资者，收购了联想移动的所有权益，开始进军智能手机市场。

次年，联想集团就发布了第一款安卓智能手机“乐phone”，不仅名字与iPhone相差无几，当时现身发布会的柳传志，更是表示“乐phone”将努力与iPhone保持同等水准，或者超过它。

不过，求稳的联想很快砍掉了“乐phone”，而是改组MIDH事业组，转向通过运营商渠道做低价手机，当时联想手机将近7成的销售比例都来自于运营商。

同样背靠运营商渠道的还有酷派手机。当年，酷派先是联合中国电信发布了旗下首款采用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机“酷派N930”，随后还与中国联通合作推出首款千元Android手机W711。

通过与运营商强绑定的加持，2010年酷派智能手机出货量504万部，同比增长132.3%。全年收入45.93亿港元，同比增长76.3%，净利润为4.8亿港元，同比增长100%。

联想手机则在2014年达到顶峰，通过收购摩托罗拉，创建“神奇工场”等战略调整，开始从荣耀、小米手机“虎口夺食”。

在智能手机起步时期，涌现出大批国产手机厂商，不仅有老牌通信厂商，更有不少互联网手机新贵。这些手机玩家或凭借渠道，或依靠产品，都在草莽时期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残酷的洗牌

酷派终究还是“错付”了。

2014年，国资委要求三大电信运营商削减营销费，以此稳定利润。这意味着，运营商渠道在智能手机销量的占比将越来越低，酷派就此遭遇致命一击，先前积累的运营商优势成为鸡肋。

意识到这一掣肘后，加之当时小米手机的火热，酷派看到互联网渠道的爆发力后，转向与互联网公司合作。

当年底，酷派联手360组成战略联盟，由360向酷派投资4亿美元成立合资公司奇酷科技，360持有该合资公司45%的股权。

然而，就在酷派与360牵手半年后，2015年中旬，乐视宣布旗下公司27亿港元入股酷派，直接成为第二大股东。

这引起“红衣教主”周鸿祎的不满。“谁在我背后捅刀子试图screw我，我的原则是一定fuck回去”，当时周鸿祎在朋友圈表示。

虽然满腔怒火，但周鸿祎为了奇酷手机的发展，也曾从中俯身斡旋，甚至接受酷派与乐视在一起的现实，前提是酷派要提供人员、供应链、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支持，360要继续做手机。

周鸿祎的一腔热情，贴在了酷派的冷面上。不仅酷派的资源支持没有到位，而且随着贾跃亭进驻酷派董事会，奇酷手机反而成为了“眼中钉”。随后，酷派近乎完全脱离奇酷公司，转而押注在了贾跃亭身上。

然而，贾跃亭的“生态化反”概念并没能持续多久，2016年乐视资金链危机开始全面爆发，牵扯其中的酷派也受到严重影响，当年酷派收入仅为79.69亿港元，同比减少45.7%，净亏损达到43.79亿港元，酷派由此逐渐衰落。

不同于酷派的押宝失败，金立手机则是步步陷入迷途。

原本在功能机时代抢得先机的金立，在智能机时代开始全面掉队。2010年前后，各大手机厂商均推出了首款智能手机，但金立却在2011年底才发布了旗下首款智能手机GN205。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几个月前，雷军刚刚发布了小米1，作为小米推出第一款手机，雷军将性价比做到了极致，高通芯片搭配800万像素摄像头，售价仅为1999元，加上饥饿营销的打法，小米手机炙手可热。

相比之下，虽然金立手机售价也仅为1999元，但搭配的是联发科芯片，摄像头也只有500万像素，产品上已然全面落于下风。

与此同时，金立内部资金开始出现问题，据金立手机创始人刘立荣表示，金立在2016年和2017年营销费用和投资费用投入超限，其中营销费用达到60亿元，两项费用加起来接近100亿元。

然而，相比庞大的营销费用，金立的营收与利润不成正比。据界面报道，2016年，金立营收达到270多亿，净利润达到了13.3亿，现金余额为7.3亿。2017年上半年，金立营收则为150多亿，净利润则为7.6亿。

事后媒体调查解开了谜团，刘立荣很可能将赌博输掉的100亿元，嫁接成公司花费了百亿营销费用，才导致公司资金出现问题。

不过，无论百亿资金真正花费在了哪里，金立的全面溃败已成事实。在4G时代开启后，中兴、联想也迅速消失在一线阵营。

即使中兴在2012年推出互联网手机品牌“努比亚”，想以此抗衡小米、OPPO、vivo等新兴品牌，但努比亚的出现，非但没有挽回大局，反而连年亏损。

据中兴相关财报显示，从2015年到2017年，努比亚手机出货量都在1000万部左右。2016年营收53.78亿元，净利润亏损9142万元，2017年第一季度，努比亚亏损就达7123万元。

联想的第一代“乐phone”手机仅卖出70万部后，又转向与运营商售卖千元定制机，随后斥巨资200亿收购的摩托罗拉，也没能让联想手机起死回生。

就此，“中华酷联”的组合开始分崩瓦解，一线手机厂商沦为二线，直至逐个落幕，其中既有没跟上时代浪潮的原因，也有战略选择的失误。

落幕与苦撑

“好久不见，欢迎大家观看魅族17发布会”，2020年5月8日，魅族在自家公司旁搭建的场馆内，举办了魅族17系列手机线上发布会。

此次主讲人早已不是魅友（魅族粉丝别称）熟悉的白永祥、李楠或杨颜，而是魅族科技营销负责人万志强。

相比其他手机厂商发布会的阵仗，魅族此次新机发布会显得格外冷清，手机圈内鲜有人关注。而次月前魅族科技高级副总裁杨拓加入小米，担任小米集团副总裁、中国区首席营销官（CMO）的消息，却在手机圈内传了个遍。

就连魅粉在看完发布会后，也表示“没有底气在社交平台上喊魅族牛X，因为机器充满了妥协，尤其是相机、充电等方面与友商相差甚远。”

魅族或许不得不妥协，2017年推出的魅族PRO 7系列，让魅族至今再难翻身。

当时，魅族在PRO 7系列的“画屏”上投入了250万美元的开模费，同时对产品有严苛要求的黄章，还投入上千万元与工厂合作升级产线，以期提高工艺精度让背屏与机身贴合。

原本以为精良的做工与极致的产品能引起市场抢购，为此魅族备货百万台，没想到魅族PRO 7系列上市后反响平平，直接导致魅族联合创始人白永祥为此失利担责，离开魅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白永祥离开魅族4个月后，魅族出现内讧风波，当时正值魅族15系列发布的紧要关头，时任魅族科技市场部总监张佳却在微博怼被黄章挖来的杨柘，“不能带领魅族走出困境”。

在此期间，杨拓带来的嫡系更被魅族基层员工举报贪腐。为了维护嫡系，杨拓向HR施压，要求向张佳发出开除通知，还通过与微博合作关系让这封开除信登上微博热搜。

几经波折下，原本就陷入掉队境遇的魅族又出现内耗，此后为魅族承担销量重任的魅蓝子品牌被砍，杨颜和李楠也先后离开，魅族就此再无“三剑客”，只剩下黄章一个人在坚守。

相比魅族的掉队，金立则直接进入了破产清算环节。

2018年初，金立被曝资金链危机，当年金立工业园裁员万人，还有50多家中小供应商跑到金立总部讨要欠款，内忧外患之下，金立轰然倒塌。

当年底，法院正式裁定金立破产，两天之后金立正式宣布破产。此后金立还将名下211件外观设计专利，挂在阿里拍卖上，起拍价仅为2.11万元，也就是说每件专利仅价值100元。

也正是在2018年，锤子手机在鸟巢召开“可以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发布会后，次月就传出了资金链断裂的消息，其债务数字一路从两亿攀升到六亿。

在GQ报道的采访中，罗永浩表示得知债务后也懵了，“原来以为划拉划拉还能还上，发现是自己天真了”，而由于罗永浩曾签署个人无限连带责任，退出锤子科技后，他的个人负债也高达3亿元。

最终，原本信誓旦旦说要收购苹果的锤子，转而被字节跳动收购，一代理想主义者就此落幕。

不甘落幕的酷派，则连年通过卖地求生，只是手机业务再无看到声响；中兴则在近期宣布任命倪飞为中兴通讯终端事业部总经理，全面负责中兴手机，同时担任努比亚总裁。

然而，时过境迁，缺少核心底层技术的中兴，能否重回一线，或许前路渺茫，而看清了国内形势的联想，则全面退出了中国市场。

“移动业务聚焦在能够盈利的市场，过去两三年主要是在北美和拉美”，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无论坚守苦撑，还是落幕，如今竞争残酷的国内手机江湖中，已经再难听到这些二线手机厂商的声响，江湖也再也不属于掉队的手机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