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越界行为”?

林庭说

人与人之间很多的不愉快,都是由于分寸把握不当造成的。有些人不分场合胡说八道,有些人仗着关系得寸进尺,更有些人由着性子撒泼耍赖,这些都是让对方感到尴尬的行为。

可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每个人的性格脾气又都不一样,大家因相同的兴趣爱好聚在一起,或因血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是缘分,生活中也少不了摩擦,有时你不让我,有时我不让你,所以总见矛盾和争吵。

我记得伍尔夫《到灯塔去》一书中,因为是意识流小说,译者老师很体谅地帮读者总结了书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是否有可能在不牺牲自我的个性特征这个前提下,来获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同情?”

我读完小说的时候,没有找到答案,当时想着,书中找不到答案,那就在生活中找吧。后来才发觉,我们身边有好多的人,常把“有个性”挂在嘴边,他们口中的个性,常常成为他们对别人造成困扰的借口。

而且为了平衡这两者,光靠一方妥协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都会觉得:“凭什么让我退后一步去包容你呢?”

倘若想取得别人的谅解和同情,同时又要展现自己的个性特征,那么就得时刻竖起人与人之间的边界线。不委屈退缩,但也不能进攻冒犯。由此可见,人际交往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那么在生活中,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样的“越界行为”呢?

01 窥私欲太强,会让人反感。

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不必严谨到去抓对方的字眼,并以此为契机去深挖对方的秘密和隐私。

细心观察就能知道,如果对方并不想继续刚才的话题,他们会迅速转移的,我们不要自作聪明,觉得只有自己听出对方话里的失误,然后变着法子去套话,即便别人告诉你真相了,也会对你很反感。

窥私欲太强的人,想知道发生在朋友身上的全部事情,这种行为早已超过了朋友的界线。而且这种人一般都守不住秘密,在必要时刻,还会把秘密当作筹码与他人交换信息。

有时候我们要保持一种钝感,偶尔装糊涂,多关心自己的事,少操心别人的事,人与人的界线还是要分明一点,不可让关系模糊了界线。对别人的事太好奇,全方位去打听,真的是很没礼貌的一件事。感情越好,就越应该尊重对方。

02 不经同意,就替别人做决定和选择。

这种人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是这样想的,别人也一定是这样想。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强加在别人身上,是控制欲太强的表现。

有些人相识太久,过于了解对方,会觉得自己是另一个她,比如夫妻之间,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以“我懂你”为前提,继而替对方做决定,其实相识得越久,越不能把对方当作附属品,不能剥除对方的思想和行动能力,即便知道对方今日想吃蛋炒饭,也要确认一遍。

还有些人喜欢掌握主动权,习惯性替别人做决定,比如父母,他们擅长把自己完成不了的梦想寄托在子女身上,以过来人的身份,教子女应该这样做和应该那样做。

其实人生有很多两难的事情,包括站在十字路口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条路。要考虑很久很久,可能会熬夜,还要做规划,甚至做设想,这时候如果有人替自己做决定,内心也许会很排斥,但确实会轻松不少。

因此,我们更要警惕,别人替我们做出选择,虽然心理上的重担卸下了,但选择的后果是由自己承担的,万一太糟糕承受不住呢,是要怪别人还是怪自己?

为了避免自己后悔,以及阻止别人伸过来的手,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原则,告诉对方:请你止步吧,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和爱好,你并不能代表我,若再前进,我是会生气的。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别人也会开始考虑你的感受。

03 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

每个人的出生环境和教育环境都不一样,成长后随着社会经验的不同,更是拉大了差距。有些人缺乏同理心,加上自身固有的认知,喜欢对身边一切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指手画脚。

譬如: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你看大家都结了,娃都有两个了。”

“你为什么要嫁给他,他以前可不老实了,你等着吧。”

留个长发吧,穿条长裙吧,化个妆吧,怎么又在恋爱了,怎么又分手了……

以上的人只想表明一个观点:请你按照我的要求去生活吧。

好多人生活得不愉快,过得一团糟,却异常关注别人的生活,以突破私人边界为乐,擅长找出对方和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反问他,苛责他,践踏他,以此安慰自己,并从中找到自身的优越感。

这类人习惯放飞自我,约束他人,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

我们应该约束自我,尊重他人,对不理解的事物保持好奇心,而不是攻击性。人与人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感,这样既不会触犯他人底线,也不会让人觉得自己多管闲事。

与人来往还是要温和一点,不耍小聪明,不让对方尴尬,不替将来的自己得罪人。最重要的一点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聊聊性幻想这件事

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性幻想也许只会有益于身心健康。它能够增强人们对不良环境的耐受度,比如说减轻疼痛感。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性幻想这件事。

近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们进行了一项研究。

他们对18到25岁的学生们进行调查,要求他们记录自己在一周内每天幻想到性、食物和睡眠的次数。

调查结果表示,女人想到食物平均是15.3次,也就是每62分钟一次,每天想到睡眠平均是13.4次,即每72分钟一次。而男人们每天则会思考食物25.1次,为每38分钟一次,以及每33分钟思考一次睡觉的问题。

对于色情幻想,男人每天会出现34.2次,除去睡眠中的8个小时,大概是每隔28分钟就会想一次;女性每天平均会产生18.6次的色情幻想,同样除去睡觉的8小时,大概是每51分钟一次。

有专家称,因为“力”比多的缘故,男人产生性幻想的频率远远高于女人。很多时候,在女人看来简单明了的行为,在男人的眼里,却会和性发生联系——性幻想成了他们的维生素,这造成他们不容易得到满足的现状。

据一份1978年的报告,大多数这方面想象丰富的男人,性生活如意的可能性极低。想想的确如此:在头脑中和10个以上的对象缠绵悱恻过了,现实中的性伴只有一个或不到一个;在头脑中和奥黛丽·赫本或者林志玲如何如何,现实中却不得不面对水桶腰、冬瓜脸。

关于性幻想会不会破坏一段正在进行的关系,专家说法莫衷一是。通常《心理学报告》刚出一篇文章,认为性幻想体现了性功能水平,想得过多容易引起性焦虑,《今日心理学》就会回敬一篇,说这只不过算冥想之一种,有助于增进伴侣之间的和谐。不过,总的来说,既然情爱并非能够持久之物,婚后出轨又麻烦多多,因此做爱时幻想一把,不能不说是一种安全的调剂方式。

此外,有研究表明,性幻想不够丰富的写作者,难以成为知名作家。而那些“宅”得深、想得多的人,写出与众不同的故事的几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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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些小机制的失调可能让其间的美妙大打折扣。

英国牛津John Radcliffe医院的耳鼻喉专家Mahmood Bhutta曾在《皇家药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他和同事发现了一个奇怪病例,一名中年男子只要一想到和美女如何如何,就会喷嚏不止。Bhutta开始并不相信,当他在互联网上以“性”和“喷嚏”作为关键词查找的时候,发现有这毛病的人还真不少,就像那些拔眉毛或被阳光直射后会连连打喷嚏的人一样,很可能是三叉神经受不了刺激所致。

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性幻想也许只会有益于身心健康。它能够增强人们对不良环境的耐受度,比如说减轻疼痛感。

威斯康星大学的麻醉学专家Peter Staats曾找来40名大学生,让他们把双手放进刺骨的冰水里,直到冻得无法忍受再把手拿出来。结果发现,倘若让被试者在接受这一考验的同时幻想自己正在和某位心仪的对象做爱,他们坚持的时间能够达到3分钟之久,远远高于控制组(被试者只能进行不情愿的性幻想或没有性意味的幻想),后者平均只能苦撑1分钟。研究者对此提出的解释是,因为人类的情感和疼痛感都由丘脑掌控,彼此有所牵制。

如果想更深地了解自身,我们绝对有必要分析一下自己的性幻想内容。

有这样一种说法:大多数男人的性幻想对象是陌生的异性,而女人,恰恰相反,她们60%以上的性幻想对象都是熟人。

另据英国著名约会网站“单身贵族”(EliteSingles)的调查发现,多达61%男性对同事有性幻想,而杂物房被37%男士列为“办公室偷情理想地点”,主要是因为房门通常可以反锁;至于女士最喜欢的则是会议室,有24%,最不受欢迎地点则是茶水间和吸烟室。

此外,还有学者甚至认为,性幻想内容才是真正反映一个人性取向的关键,换言之,他们认为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该由性幻想说了算——它才是潜意识的真正所在。

而在进行性行为矫正(一般针对同性恋)的过程中,有人的的确确在性幻想的对象上发生了变更。也有持反对意见的:著名的Masters and Johnson性学研究院做过调查,称在异性恋中出现同性性幻想和在同性恋中出现异性性幻想都很常见。

据Mark Schwartz和William Masters在1984年发表的报告,120名被试者中,同性恋和异性恋各占一半,不管男同性恋者还是女同性恋者,在他/她们的性幻想中,和一名异性发生关系的场景出现的频率都位列第三,而男异性恋者幻想同性做爱的场景频率位列第四,女异性恋者幻想同性做爱场景的频率则居第五。

来源:南周知道 微信号:nz_zhidao

到底会不会爆发粮食危机

其实这个话题我在微博唠了好几年了,今天又发了个汇总贴,整体反响不错,所以扩展下,准备发到公号来。因为我不发,再过几天就会有人帮我发。而且我微信发完也会被洗稿,然后其他抖音和B站博主做成视频,一开始我挺生气,现在情绪已经稳定了,甚至哪个帖子如果没人洗,我会很自责,觉得自己没写好,洗稿狗都看不上。

粮食问题其实非常非常复杂,既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又不是完全国家控制;既要靠天吃饭,又有大量空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这玩意如果细讲的话,我也讲不了,不过好在可以挑点我能弄明白的跟大家聊聊,说不定能有所启发呢。

文章的一开始,要先回答两个问题:

1、全世界范围内会爆发粮食危机吗?

会。

2、中国会爆发粮食危机吗?

不会。

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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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饥荒

咱们先说一个别的事,很多问题一下子就清楚了。

大家知道古代地主是怎么兼并土地的吧?

事实上只要是个正常人,就不会把自己的土地卖掉,因为他们都知道那玩意如果没了,自己的生活也就完蛋了。

但是每次到了荒年,农民家粮食不够吃了嘛,为了避免饿死,农民就得找地主借。地主就要求农民签下来每年翻好几倍归还的协议。到了来年,农民家还不上地主家的粮食,农民家的地也就归地主,农民也就变成地主的佃户了。

这个问题看着不太道德,不过从法理和道理上讲,确实没啥问题,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协议是不是地主用枪顶着你脑袋签的?”,“你可以不签嘛”,但是不签会饿死,签了就是卖身契。

看到一句话,完美描述这种状态:强人的自由就是为所欲为,弱者的自由就是自生自灭。

把这个模型再往大放一圈,大家应该能看出问题来了,穷国就是那个佃户,富国就是地主。地主资源足,抗风险能力强,积累多,这样就能让他在灾年不但控制住风险,还能反过来赚一笔。

这个逻辑是理解很多问题的一个关键。

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英国人,当初他们到处溜达,在全世界圈地,用的就是这招,看到你陷入困境,他们就会像圣诞老人一样出现,然后问你签不签卖身契,你没办法,如果不签过不下去,签了之后你就掉坑了。如果签了协议不履行,帝国海军分分钟上门打断你的腿。

而且有时候为了达成这个效果煞费苦心。比如在印度,有些土邦是穆斯林的地盘,穆斯林的教法规定了他们互相是兄弟,所以相互坑的时候不能往死了坑。

所以地主们一般不能给下边的人开的协议太过分,如果闹出人命,他就进不了天堂了,或者死后天天被真主拿根鞭子抽。这种情况下,英国人会用尽办法把当地地主的资源抢过来,然后用上文说的办法把当地人扔进磨盘里榨油,毕竟英国人不担心真主抽他们。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那个大豆,现在中国极度依赖从国外进口这玩意,我看不少人说这玩意是美国摆了中国一道,让中国高度依赖美国。

其实不是,当初加入WTO的时候,中国就处于那个“佃户困局”,中国当时着急发展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东西,需要腾出一部分土地来发展工业,就得主动放弃一部分农产品。

权衡利弊之后,觉得种大豆不太划算,大豆产量低成本高,不如从美国买。所以保障“三大主粮自给”不能动摇的前提下不种大豆了,跟美国说好大豆今后从美国买。

大家知道,大豆是用来榨油的,榨完油剩下的渣子还可以喂猪喂牛,到现中国在高度依赖那玩意,90%依赖进口。

如果你觉得这样太惨了,那就太天真了,因为地主借粮给你,那是因为你还有土地,有点像那句话“你总觉得自己被别人利用,那说明你还有点利用价值”。

如果你连利用价值都没?那你就更惨了。

现在很多国家其实就面临这个问题,富国的粮食经常存在仓库里变质,以至于拉去喂猪,如果变质太严重,猪都不吃,那只能倒掉或者烧掉,也不愿意给穷国。

因为你可能连运费都付不起(粮食运输和存储一直是个大麻烦,如果随便堆在那里很快就变质了,猪都不吃),人家给你粮食还得倒贴运费,真是闲的慌才干这种缺心眼事。

这也就回答了我们刚才文章一开的那个问题,全世界粮食完全够吃,而且不但够吃,够三年吃,但是这玩意极不均匀,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在粮食方面简直得天独厚,但是非洲的很多国家今年在饥荒中挣扎。美国那边中产阶级的一条狗一年吃掉的肉折算成粮食可以养活15个饥民,然并卵,富国本身不觉得自己有义务不喂狗而去养活穷国老百姓。

说到这里,又得说印度那个奇葩了,印度作为历史悠久、地大人多的超大国家,基本啥事都能和印度多多少少扯上点关系。

有个东西叫“国际饥饿指数”,指数越高,老百姓粮食越不足、越饥饿,这个层面讲,印度和朝鲜一直差不多,印度这个国家全国还有好几亿人营养不足,几千万人吃不饱饭。

问题是印度本国粮食不够吃,每年好几亿人营养不良,竟然大规模出口粮食,你可能纳闷印度有病吗?要知道,中印人口差不多,中国粮食产量比印度高的多,而中国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印度竟然还往外卖。

印度当然没病,而且严重健康,它也是没办法,需要出口创汇,然后购买必要的原料和物资来搞生产。比如咱们一般说中国缺油,其实印度才是真缺油,印度不仅缺油,工业链不完整,大量工业部件需要从海外进口,这些都需要用粮食换汇来购买。

这也是为啥一直在说,“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是一回事”,如果国家处于劣势,你就得求着别人签不利于你自己的协议。如果你实在太弱,没有一点利用价值,人家的粮食喂狗都不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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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粮食问题

有个东西叫《粮食安全白皮书》,其实上边基本把所有大家想知道的都说了。不过我今天在这里写文章,不能把那个白皮书往这里一贴就完事了,还是要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聊一聊。

先说一个比较久远的事,早在2010年左右,我国互联网上就有一场大辩论,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放开18亿亩土地红线。

当时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也很简单,一切都让市场调节,彻底放开得了,如果中国粮食出了问题,可以到国际上去买。

另一伙觉得以中国的体量,买啥啥涨,而且难免人家趁火打劫,万一不卖不就死了吗?

当时大家讨论的很凶,各执一词,互相觉得对方是傻X,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听不懂。当时我师兄跟其他几个人辩的太激情,一怒之下把博士群都给退了。不过激情过后进入贤者状态,突然想起来退了群没法开展工作了,又贱兮兮让人把他拉回去了。

不过这不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基本上不用辩了,因为大家慢慢发现,粮食芯片什么的,本质都是计划经济模式,就那么几个大卖家,也就那么几个大买家,全世界所有玩家可以坐一张海底捞的桌子也不是太挤。

而且大家都是流氓,穿着西服拿着刀叉吃人那种,平时好说话,一到关键时候就使坏,而且一急眼就跟我师兄似的,说退群就退群。

而且当时声称中国要尽快放弃十八亿亩土地红线的经济学家,现在大部分也都反水了,我还看到一个当年喊得最凶的经济学家声称国家应该建立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防止出现粮食不足的情况。

当然也不能苛责他们,毕竟谁都有过年轻的时候,只是他们五六十岁了依旧年轻的跟个大学生似的,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来也没走出大学去参加下竞争和管理的缘故,依旧还是个孩子。

不过好在我国政府在这方面一开始就是“社会人”,从来也没准备依赖外界,一直在做独立自主的打算,随时准备迎接挑战,这不今年挑战就来了嘛。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国的粮食自给情况咋样?

前段时间不知道哪来的一个说法,说是下半年粮食减产,要闹饥荒了,所以大家要积极屯粮。不少人还真屯了,尤其是粮价上升了一些,激发了一部分老同志们屯粮的基因。甚至不少人还与时俱进,理论上有了新突破,研究出来了“屯粮对抗通货膨胀”的新理论。

那天我大爷还在朋友圈感慨他买了一千斤粮食,粮价涨了两毛,他成功薅到两百块,我赶紧奉承说您应该买一千吨,这样就净赚40万,他竟然很认真地问我一千吨会不会不太好存放?我赶紧落荒而逃,觉得这天没法聊了。

不过开玩笑归开玩笑,有几个问题确实需要解释下,因为我国粮食价格确实上涨了,而且猪肉相比去年,一下子涨了80%多,这玩意给谁看都觉得不正常。

先说粮食价格,今年肯定不是正常的年份。

简直是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倒霉事今年召唤了,新冠不用说了,蝗灾肆虐,我看到一个数据说是印度粮食减产30%-50%,可能没那么多,不过印度政府发挥一贯的“我啥都不知道你们别问我,再会”的风格,现在也没人知道印度蝗灾到底给印度造成了什么损失。

不过肯定是有影响的,不止印度受影响,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他们几个都受到了影响。越南这个国家比较逗,国土不太大,不过大米长得特别好,越南是世界上第二大大米出口国。

越南今年三月份可能是担心今年他们自己大米不够吃,也可能是想趁机哄抬下物价,一度说他们的大米不卖了,这个消息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不少朋友圈热文说是如果没了越南大米,中国人就没大米吃了,导致了一波疯抢潮。

其实稍微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里边写了,2019年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75%,越南不出口就不出了,又不是不能过。

而且中国每年的粮食产量是6亿吨,大概吃掉4亿多吨,剩下的1.8亿吨要作为储备粮。而且越南大米本来就口感一般,不知道被谁说成是顶级大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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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反倒是越南那边大量大米滞留在港口,很快就变质了,破产了不少越南公司,越南很快又重新开放了大米出口。中国可能想储备大米,越南恢复销售之后米价确实是有点上升。

而且这里说的“三大主粮自给率98.75%”,不只是人吃,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喂了猪牛羊鸡。

大家容易忽略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有14亿人,还有上百亿的各种禽类和大型畜类,大家都需要粮食喂养,也就是说,真出现粮食危机,可以降低一部分动物消耗来满足人的需求。

有种说法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从海外进口主粮,从海外进口这三大主粮,主要是给WTO交作业,就算完全不进口,问题也不大。这就是为啥我国要坚守18亿亩土地红线,因为每人“一亩三分地”,14亿人,大概就是18.2亿亩。

那中国粮食就完全没问题吗?

也不是,大豆是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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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

如果说中国粮食安全有什么软肋,那无疑是大豆,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其实主要是大豆进口厉害。大豆说的是下边的这玩意,中国有些地方把蚕豆叫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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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们前文说了,中国很早的时候就决定从海外进口大豆,主要是当时对大豆需求低。大豆这玩意主要有两个作用,一般先榨油,榨完油之后剩下的渣渣叫“豆粕”,可以喂牲口。

当时中国人的食用油需求较少,而且畜类也少,再加上中国自己产的大豆品质差,成本还高,国际上的两个粮食巨头美国和巴西生产这玩意非常厉害,还便宜,于是考虑从国际上购买。

而且当时咱们要加入世贸,可以把自己的东西低关税卖到其他国家,但是得同时去国际上买别人的东西,不然只卖不买,只享受红利不承担义务,那成啥了。

这个背景下,中国开始从国际上买大豆,一开始主要是从美国买,后来从美国和巴西一起买,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大豆需求量越来越大(越是发达国家,人均大豆消耗量越大,因为大豆直接和肉挂钩),找了张图,大家随意感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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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中国需要每年进口一亿吨大豆,中国自己能种2000万吨左右,还有8000万的缺口,这个数是啥意思呢?美国那么恐怖的种大豆能力,一年一亿吨,巴西号称“地球之肺”,一年产量也是一亿吨左右,如果中国完全自给生产,需要接近4亿亩耕地专门生产大豆,关键是中国去哪找这4亿亩耕地?

这就有个问题,现在各方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如果美国不卖中国大豆,会发生啥?

一般不会这么干,因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这倒是一个组合,如果美国不卖,美国自己也得烂在仓库里,对于特朗普的铁粉红脖子们是重大的一个打击,属于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操作。

而且如果美国不出口了,还可以增加巴西的进口量。如果他俩商量好都不卖了,那就中国消费自己种的,那中国肯定不够,就得屠宰掉一部分牲畜,到了那一步,中国国内肉类价格会应声上涨。

不过现在还没有这个迹象,毕竟中国这么多年大规模购买美国的大豆,美国那边也种了大量的大豆,相当于跟中国绑定了。如果美方突然不卖了,也肯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国力强盛那会儿,说不定能干得出来,大不了给农民补贴,今年肯定不行,对于特朗普来说,大豆就是选票。

至于我国境内的猪肉价格上涨,长期混迹微博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主要是瘟疫的原因,还有一部分环保原因,大量的散养猪和不符合要求的猪被屠宰,生猪量暴跌,供需失衡,可不是一年涨了80%多,而且粮食和猪肉一样,生产周期长,一时半会补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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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到底安不安全?

粮食明显是安全的,大不了到时候让猪少吃点。

不过我们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安全。

就比如你从一个战乱国家逃到了一个贫穷国家,安全是安全了,但是每天生活质量依旧不太高,远远算不上幸福。你只有到了发达国家和中国这个级别的国家里,才能满足你一些更加高级的需求,比如有火锅有烧烤,淘宝京东拼多多,这样才能算幸福体面生活。

中国现在完全达到了“粮食安全”这个级别,也就是说饿不死大家,但是还没有达到14亿人吃肉自由。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不过我们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

那有啥办法没?可以把我国从“粮食安全”提升到“粮食幸福”去?

那个《粮食安全白皮书》里也写了,其实核心还是技术。

技术倒也不难理解,提高亩产和提高机械化,这两件事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跟博主一样从小关注《军事和农业》频道,对这玩意非常熟悉了,我党对大型联合收割机有莫名的好感,我们这代人好像从小看那玩意长大的,那种彻底的机械化接下来很多年依旧是我国的整体目标,到时候几个人就可以搞定这么大一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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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谁说的,说中国人只有等到2亿农民养12亿城市人口的时候,才能解决三农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大规模搞机械化。

此外要大规模搞水利,所有历史上的强大的国家都会大规模搞水利,水利设施是强国标配,比如西罗马完蛋1600年了,他们的引水渠竟然还在。我这两天正在研究南方的泄洪机制,发现真是上帝手笔设计了这么复杂的东西,如果没这玩意,南方早就不成样了。

等到帝国晚期财政不足,水利设施荒废了,就会出现大规模饥荒和自然灾害,然后饥民起来闹,把事情变得更糟。

还有个重要问题,就是转基因,这个话题没法多聊,很容易引发大规模论战,其实没啥可探讨的,就说一句话:如果没有转基因,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之前崔永元大声疾呼“反转”,咱们不讨论他的动机,只是谈论他做的这个事,等到他自己开了商城卖纯有机食品的时候,他的粉丝惊讶地发现大家根本买不起有机产品,一只鸡三百多(我周末去商场买了品质很高的土鸡才五十多),崔永元商城最后好像只卖了两只鸡,商城很快就草草收场了。

所以转基因这事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必须要搞的问题”,我们最应该做的事,就是把这个技术控制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袁隆平他们都是真正的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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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本来想少写点,没想到又写了六千多字,不过对于整个粮食这个话题,属于九牛一毛,文章开头就说了,我只能是挑点我自己能讲明白的,今后如果再想明白什么问题,再跟大家进一步分享,如果大家有啥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发一下,不过评论区最多只能放一百条评论,现在文章一般有上千条评论,可能大部分小伙伴的都放不出来。

文末,引用一句不知道在哪看到的一句话结束本文:

以中国的体量,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养活了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养活不了自己,世界上没人能养活我们。

来源:九边 微信号:ertoumu893

欢迎加入985“废物”俱乐部

前言

5月,一位上海大学生在豆瓣创建了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两个月吸引8万多人加入。他们有着相似经历,毕业或正就读于名校,却自视为失败者。有小组成员用“小镇做题家”概括他们——出身小镇或小城,“除了埋头苦读外啥都不会”。

与过往人们熟知的故事不同,名校没有成为这些人通往成功之路的阶梯,人生反而自此不停下坠,直至成为“废物”。他们的故事不仅仅限于个人奋斗,也关乎家庭和出身如何塑造了一个人,以及那个始终萦绕所有人耳畔的命题,究竟什么才是成功?

小镇做题家

四年前毕业于沪上顶尖的S高校,宋倩自认为是同学中工资最低的那个。她在上海一家留学机构翻译文书,月薪六千——今年好不容易涨到一万,因为疫情砍掉四成,又降回毕业时的水平。

好处是工作轻松,不用和外人打交道。大学宿舍,她和室友沟通都用手机。现在,每次老板微信交代任务,脑袋还会不自主地轰鸣,像是下楼梯时踏空了一步。她每天都要踏空很多次。

这个季节,她平日和工作都习惯穿吊带衫,宽松的休闲裤,不化妆,顶一头蓬松的自然卷。聊天中,她从不主动开启话题,好些事要回忆一会儿才能想起来。自从大四开始服用抗焦虑药物,她觉得自己大脑转速已经慢了下来。

和现实里的拘谨截然不同,网络上的她热烈奔放。她每天在豆瓣上记录生活,有超过五千的关注者,五分之一是因为最近写给“小镇做题家们”的一封信,她用自己的经历来证实这个群体的存在。

宋倩在信里讲述了大学如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高中人生最得意时,是个坚定的“右派”,甚至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成绩不好的同学都是自己不努力;但到了上海,才知道贫富差距之大,开始向往推崇公平的“左派”。这封信发在“985废物引进计划”豆瓣小组里,很多人留言,说看哭了,“跟我一样一样”。

自5月10日成立,“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已有8万多人加入,绝大多数人出生于1990年以后,最年轻的刚上大一。他们基本都是“985”高校学生,曾在中学时代证明了自己拥有勤奋和专注的品质,如今却自视为失败者,以谐音废物的“five”自居。

在他们看来,一个成功的985毕业生,至少应该匹配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工作体面,感情稳定,有自己的住宅和汽车。更深一层的,有真正热爱的事并为之努力。而现实中,他们通常做着不甚喜欢,收入也不符合预期的工作,忧虑碌碌无为的未来。

一个组员用“小镇做题家”总结一大部分成员的共同之处,出身小镇或县城,“除了埋头苦读外啥都不会”,见识有限,身边没有长辈指点,导致“一步错步步错”。

5月底,当宋倩在豆瓣看到有人转发“小镇做题家”的内容,觉得这个词简直为自己量身定做。

她成长在广西一个小县城,是2012年一个地级市的高考理科状元,被S高校最热门的经济管理专业大类录取。但现在,她毫无疑问是个废物,收入不高,也没有太大价值,于社会做不出什么贡献。这是她对废物的定义。

人生的顶峰停留在了高考。那是全市都罕有的好成绩。出成绩的时候父亲在家里兴奋得来回走。教育局领导和校长一干人来到县城,登门拜访。宋家做东,一起在县里的大酒店聚餐,那是宋倩记忆里父母招待客人最多的一次。

取得成绩靠的就是做题本事。傍晚放学她独自留在教室做题,接近食堂关门才去。运动会她也不去操场,一个人做题。相比和人打交道,做题让她放松。高中时代,她额外做的习题是老师布置的三倍,以至于后来每道题她都能认出原型。

但“题海战术”到大学就失灵了。大学的选修课程多,社会活动也多,“不像高中时,高二上就把课程上完了,剩下一年半就是做题,我已经把整个题库都做完了。”

她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数学都永远跟不上。最后毕业,还是靠着英语能力——高中她基本都能考满分——勉强找到工作。

她在那篇文章里最想告诉别人的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出身,去嘲笑那些身陷窘境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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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废物引进计划”组长设计的小组Logo。

努力所不能

宋倩曾经也算大学里的名人。刚入学一个月,她就轰动了全校。为了庆祝十八岁生日,她举着一块深红色的牌子,在校园和商场中向路人索取一百个吻。那时大学生还在用人人网,她一天可以收到近一百条好友申请。

警告随之而来。一个中午,妈妈从广西打来电话,她刚在新闻上看见了女儿的事,在电话里告诫她,不要“老是做这种枪打出头鸟的事”。她成长在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县城,父母都在政府机构工作,对她的期望很简单,毕业回去考公务员,然后嫁人。

和很多父母一样,他们不希望宋倩和成绩不好的同学交往。小学时,宋倩的同学来家里玩,每次父母都会逼问人家成绩。后来她再也不邀请人家,而是去对方家里。

宋倩个子小,他们要求她每日喝牛奶,即使初中到邻市寄宿,每两周都会到寝室探望,检查牛奶数量,多出来就一顿数落。她和同学出去玩,他们开车护送,自己在车上吃便当,再接送回家。

也有过小小的反叛。初中寄宿,她擅自留过长发,但立刻遭到训斥。一气之下她剪过光头。高考结束,她再次剪了男式平头,但是遭到了母亲的讽刺,得了状元又有什么用,头发剪得这么短,以后嫁不出去就是个废物。

如今的宋倩已经不愿意提起大学那些特立独行的事。当时她只是单纯想要做点什么,能和别人不一样。

来自小城的自卑隐藏在内心深处。开学第一个礼拜,她想要坐一次地铁,特地恳求自己当时唯一的朋友带她去坐。她害怕被别人看出来自己不会坐地铁。

大城市司空见惯的事物,她也觉得稀罕。校园里有便利店,第一次吃“日本”咖喱猪排饭,她激动地拍照上传人人网。被朋友带去吃萨莉亚意大利餐厅,她有意无意炫耀过多次,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日本人开的。

她曾试图和宿舍里的上海和浙江同学交朋友,但很快就因为自卑退出了小集体。她曾经和一个同学出去吃饭,对方请客,第二次她回请,一下子花了300多块,从此不再约饭。

所有的骄傲都破碎了,哪怕最好的英语,也在其他同学衬托下显得如此平庸。

宋倩的父母对这些浑然不知,他们对大学的想象类似乌托邦。所以当大一结束回家,她说到自己高数挂科,父母露出和平年代突发战争的震惊,大学怎么还会有挂科?他们所做的就是鼓励她,努力就会有改变。

只有宋倩自己知道,有些事自己再怎么努力都做不到。她像高中时代一样,每日闷头做高数题,在图书馆一边做一边哭,做五分钟就做不下去,刷手机来缓解焦虑感。后来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挂了又挂。在高中,她的数学就不算最顶尖,何况其他像江浙沪这些省份的学生,高中就涉猎过微积分这样的大学知识。

没人告诉过她,经管专业要学高数。父母选专业的依据是不能浪费分数。当时就算让她自己选,也没有别的选择。那时候她都不知道搜索引擎的存在。

即使像高中一样勤奋,每次都孤零零坐在前排听课,大一的总成绩依旧不及格,大二分专业进入冷门的卫生事业管理。全班19个人,她排名第一。绝大部分人和她一样,来自那些偏远的小地方。

寝室里,上海和浙江的姑娘都进了最热门的金融专业。她们没那么多时间学习,还会频繁参加社团活动,但成绩依旧好。她和另外两个来自新疆和河南的同学成为了好朋友。她们能理解彼此处境。

宋倩的一个室友刘青,毕业于著名的衡水中学,但在大学,先是高数挂科,之后挂了很多门。类似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她说,挂科也会成瘾。和班级里大多数人一样,她推迟到“大五”重修通过才毕业。

和宋倩不同,数学是她最喜欢的学科,她相信其中蕴含着逻辑的美。但高数第一节课就打击了她,教授口音重,又不按课本讲解,她逐渐就不去上课了。也懒惰了,很多时间都在打网络游戏,弥补曾经没法痛快玩的遗憾。或许也有刚进大学父母就结束婚姻的因素,“报效父母的动力好像也不存在了”。最重要的是,她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想做什么。

刘青现在在北京一家互联网教育机构做初中数学教研工作,月薪一万五,她很满意。每次上课老师反映教案很顺,她也有成就感,就像自己解出了一道难题。

但是那之外呢,她到底喜欢什么,她也不知道。她依赖的依旧是曾经的做题本事。其他人都在前进,自己仿佛被时间困在了原地。“没见识过,也没有资源接触其他行业。”她说。能做的就是攒钱,至少攒到足以应付未来母亲可能需要的医疗费。母亲之前在公交公司上班,自己上初中时,为了照顾她离职开了报刊亭,收入只够养活自己。

在宋倩看来,室友大学时的懈怠更像是维持骄傲的一种做法,“可以把自己成绩不好怪罪于没有努力,依然保有一个希望,如果努力了我就一定能学好。”

她也知道,到了大学,“社交能力其实要比学习能力更重要。”她浏览过小组一些文章,发现很多人和自己一样,内向,不善于交际。这也是她所经历的大学生活,小镇青年们抱团取暖,很少有超越阶层的友谊。

宋倩曾想读完硕士读博士,毕业后在大学教书。在象牙塔内,她觉得可以一直避开和人打交道。

大三全年都是医学类课程,需要不停背书,她回到了最擅长的领域,凭借这年几乎全A的分数,拿到本专业的保研名额。但她申请了哲学系,因为那不用学数学,结果却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人生顿时陷入最迷茫的时刻。她瘫倒在床上没法起身,最多连续24小时没有下地。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开始服用抗焦虑药物。最后振作起来找工作,完全是因为心理老师一句话,“再这样下去就要通知家长了”。她对父母的恐惧甚至超越了死亡。

2

2011年,江西景德镇,一位寒门学子正在房间里温习功课,他考入了华东政法大学。

出路

“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由一位上海应届大学生创建,当时她正面临就业压力,疫情加重了这种忧虑,建小组的初衷是抱团取暖,释放压力。

她拒绝了一切媒体采访。事实上,大多数小组成员都抵触媒体,他们并不想被过多关注。一些人甚至将报道小组成员视作“吃人血馒头”——那是高高在下的俯视,或是带有观赏罕见动物的猎奇成分。报道底下的评论也令人害怕,充斥着批评他们矫情的声音。

小组的发展超乎建立者的想象,短短两个月就有八万人加入。管理者们不得不启用审核制,进组需要简述自己的失败经历。

林力是管理员之一,小组建立初期,为了了解成员们共通的问题,他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了发帖的关键词,最靠前的三个是“自己”“没有”“工作”。

小组里对专业的埋怨是普遍的。“家里连电脑都没有,我爸不知道哪弄来本高考指南,就按着这个挑的。”小组成员李衡星说。2013年,他从陕西一个农村考入西南一所985高校材料成品与控制专业——组内知名的“四大天坑”专业之一,学术道路竞争激烈,去公司工资又低。他对专业的了解全凭想象,“听起来就很有科技感,肯定是未来的新兴专业。”

大三实习直接打消了他最后的热情,在汽车生产车间,几千摄氏度的设备噼里啪啦爆着火花,锻造机制造的响声震耳欲聋,粉尘四溢,油烟味浓烈。连一张安静的办公桌都没有,那显然不是一个985高校生想要的体面工作。

“你不能想象那些工厂环境多恶劣,简直就像地狱。”他在电话里语气夸张地说。

现在他在一家金融公司做数据挖掘分析,朝9晚6,月薪是毕业时的两倍。能跳入金融科技行业,他靠的是自学编程,以及高中同学的内部推荐。

听起来这已经算是成功者的故事。在小组,因为收入高,计算机和金融是最受推崇的两大专业。

“你能想象最近两年汽车厂都不招机械专业,只招计算机专业的吗?”林力说。他学的就是机械,硕士毕业后,申请到美国一所大学读博资格。自己没有就业压力,但看着研究所同学拿到的offer,同样感到焦虑。

大多数人年薪15万左右,最幸运的一个被师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招去,能挣到30万。听起来都算高收入。但林力说,和房价比还是低了。在他看来,硕士毕业正常水平应该拿二十几万,“你想有钱买房,至少一年得赚50万,你想养得起孩子一年至少得有100万。”

哪怕是一两年前,林力还没有考虑过这些现实问题。他高中上的是福建最好的学校,学机械是为了“工程师改变世界”。但现在,他的想法是给钱多就行。博士阶段计划学习人工智能,这也是预期能挣到理想数字的领域。

可是程序员也有自己的烦恼。最近半年,李衡星都从疼痛中醒来,医生说是久坐影响了腰椎。更大的烦恼来自于家人,通话中他们总会提起,谁谁谁又结婚,买房买车。那离他都太过遥远。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在深圳安家,婚姻更是遥远——他是性少数群体。后一点他从来没有和父母说过,他们怎么可能接受。

另一个北京的程序员说,母亲的电话总是在她上班时间从四川达州一个小镇打来,埋怨她上万的工资在北京不高。她屈服了这种压力,正准备考成都的公务员——这是小组成员推崇的另一条理想归途。

但对宋倩来说,无论程序员还是公务员,小镇做题家的两条理想道路都走不通。数学不好,学编程太难,不愿意做公务员,那时她在精神上追求的是独立和自由。

找工作就是不断降低预期的过程。她的简历只有薄薄一页,仅有的实习经历是学校安排的一家疾控中心。会计事务所,快消这样的热门行业没有悬念地拒绝。想做翻译,人家有身高形象要求。很多同学会在师兄师姐的推荐下找到好工作,她也没有类似人脉。

最后开始找行政工作,那些企业人事专员惊讶于这样的名校学生来应聘。当然没法说找不到工作,她只能解释为了锻炼自己。一家虚拟货币公司招英文客服,她上门应聘,对方很为难,说客服岗位不招这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要不然来给公司COO做秘书,于是她有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月薪六千。

她每天坐公交,转地铁,路上花两小时,早早到公司,生怕表现不佳被辞退。每次和同事说话都要做五分钟思想准备工作才能开口,“万一得罪别人呢。” 失业就会交不起下个月房租,可能会回老家,那意味着重新落入父母的控制。

3

2018年,河北保定,一位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考生,录取通知书寄到时,她正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兼职夏令营辅导员。

爱与回报

林力加入“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时,全组只有20多个成员。因为疫情,他的签证始终没法办理,失学在即,看到豆瓣推荐这个小组,瞬间感到一种轻松。“为什么985毕业的一定会混的好,原来我也可以很失败。”

作为小组管理员,林力最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小组氛围,带有“炫耀”性质的发帖会被删除。

林力自视为最宽松的管理员,哪怕有人硕士毕业于美国伯克利大学,在计算机行业一年赚五六十万,依旧觉得不成功,他也懒得删帖——一般会有其他管理员删除。他只会处理评论区发生争吵引发举报的帖子,通常是有人说贴主已经很成功,发帖是变相炫耀,对方反过来指责其他成员懒惰,不够努力才导致失败。

另一种会被封禁的发帖是类似“985、211的人都这样,我们这些专科的人怎么办”这样的发言。

一位组员用“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来抗议这样的发言。另一位组员说,每个人背负的期望不同。人们在这里是希望寻求安慰,是一个终于不会有人说,“你都这么好的学校了还想怎样”这类话的地方。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一个强调失败而非成功的地方。“太负能量了。”24岁的北橙说,加入小组的时候她正辞掉在北京的人事行政工作,几次试图换行的碰壁让她心生绝望。一个月后,她在成都找到一份咨询工作,很快就退出了小组。她觉得那里充斥着太多无意义的抱怨。

但刘梦来太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了。加入小组后,她连着看了十几天的帖子,“感觉找到了组织。”

去年从北京一所顶尖高校经济系毕业,她进入一家银行工作。每天八点半到单位,换工服,接一杯开水,对着电脑,列出资产50万以上的客户名单,请他们办理贵宾卡,还会被拉去前台推销理财产品。身边的同学做的是更有知识含量的事。好多个深夜,她一个人偷偷在哭,觉得委屈,没有希望。

在小组成员中,刘梦来的处境已经是好的。外表靓丽,眼影和指甲油都像是嵌满了细小的钻石一样亮丽,她已经成功落户北京,最近还在看房子,总价五六百万,首付由父母承担,他们在内蒙古一个地级市做医生和公务员,还会帮着承担后续贷款。这也是她觉得“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宽容的地方,“每个人对废物的定义不同。”

刘梦来的帖子下面,会有不少艳羡的声音,“你已经很优秀了”。小组里,成员们不吝啬于夸奖对方——但如果经历看起来特别成功,那会演变成嘲讽,“你应该来组里做人生导师”。对于有些处境艰难的发帖,例如多次考研失败或是失业在家许久,人们则会安慰,“会好起来的”,“抱抱楼主”,很多人还会给出自己的建议。

有时候,小组内外像两个世界。一个大学生作弊被抓跳楼的新闻,在微博上激起的是一片对“心理脆弱”的声讨。但在这里收获的更多的是同情。一个高赞评论是“越想越难受,仿佛会是平行世界的自己。”

在这里,焦虑和抑郁的状态并不少见。组内一项217人参与的投票中,51个人说自己确诊了抑郁症,还有41个人相信自己有抑郁症。

24岁的胡欣已经记不得自己看过多少医生。大三开学时,她去学校地铁站,几乎要喘不过气,晕眩过去。父母赶来带走了她,去一家医院住了半个多月。

她成长在东北一个地级市,即使高中休学一年,依旧考上了东北一所985高校。但她一直觉得自己应该读清华北大抑或常春藤这样的顶尖名校,而不是在现在这所工科大学,学习所谓的“数字媒体”。

直到最近因为疫情在家休息,她在一本心理学著作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她想要的不过是被爱和理解,而她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

她的母亲几乎倾尽了所有心血,带她学钢琴、画画、乒乓球。但胡欣从没有从中感到爱意,从小她听到母亲说的最多的话是“本大利大”,母亲带自己学这么东西都是希望未来能有所回报。

如果没有疫情,她现在应该身在美国一所大学的课堂学习编程。申请这个专业只是因为就业前景好。内心真正渴望什么,她不知道,但要是没有家庭和亲朋的期许,肯定会去做另外的事。有可能做装置艺术,那是大学里她为数不多认为老师教好的课,草间弥生这样的艺术家让她心向往之。

但不可能去学这些,风险太大了。她时刻想着自己是一种稳健型投资产品,如果没有回报,所有的爱就会被没收。她恐惧自己不成功,恐惧没有钱。

前不久,她把自己的发现,那本心理学著作的段落逐字念给父母听,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和解。“他们就觉得我女儿很优秀,想法很深,怎么可能反思自己,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教育的失败。”她说。

4

他是村里唯一考上985高校研究生,暑假没有出去打工,而是选择在家陪陪父母。

与自己和解

如今,26岁的宋倩过着自己不曾预料的舒适生活。她租住在上海最繁华市中心的老洋房,一居室。还有一个小院子,前段时间上海梅雨季,木质地板上长出青苔,清理起来颇费精力。她和老公养着2只狗,1只猫,1只猪和2只刺猬。刺猬是大三就养的,身边没什么朋友,以此缓解孤独。

宋倩很清楚,如今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因为运气好,嫁了好人。公寓租金七千五,都由老公承担。他是一个约旦裔美国人,在留学机构做咨询,月薪是宋倩的数倍。三年前他们在一款国外交友软件上认识,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没有融入各自国度。就像她嫉恨一些同学可以出国留学,屏蔽了他们的朋友圈,她老公也嫉恨自己的本科同学毕业后能接着读哈佛这样的名校,而他读本科都靠贷款。

她经常思索公平的意义,高考的确意味着一种上升途径,但只是像创口贴一样,掩盖了伤口,“没有真正解决发炎的问题。”她渴求的是一种完全均匀分配资源的世界。

毕业后,宋倩曾试图做过自己喜欢的事,那份助理工作后,她跳槽到了一家国外自媒体,将中国新闻编译成英文,月薪六千五,全周无休。很快对工作绝望,点击量高的都是最滥俗的事,倾注心血的深度文章却无人问津。

现在,她只想着挣钱,挣尽可能多的钱,养更多的宠物。她梦想有一套自己的大房子,如果真有那天,她会收留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

在留学机构,她见到了太多超出想象的富有。小地方的孩子永远不可能拥有这些资源。一些家庭送孩子来上海读国际学校,一年学费三四十万,又专门买一套房子给孩子住。一家钢铁公司高管的孩子只有初三,却有了国外钢铁公司的实习经历。

这或许也是“小镇做题家”引起那么多共鸣的原因。讨论失败时,很多人都会追溯到家庭和出身。那是不能逾越的鸿沟。当宋倩在单位听到一个上海初三学生像大人一样独自向同事咨询留学的事,她知道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长远的规划。

“就业这事和出身有关吗,太有关系了。”S高校一位文科院系的辅导员蒋明杰说。蒋明杰已经连续带了两年本科毕业生,5位学生进入了BAT,不是来自上海北京,也是发达的二三线城市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大学老师或是工程师。

过去一年,蒋明杰平均每天谈心两个学生,他总结出找不到工作毕业生的共同点,水平、眼界和经历三者都不行。“小地方来的孩子确实延毕比例更高,他们主要差在水平和眼界上。”

对于那些出身普通,不那么优秀的学生,他最鼓励的还是回到家乡,或是去一些二三线城市工作,“差异化竞争”。好几个西部孩子回家找到心仪工作,后来跟他说,大学四年以来听得最受用,是他苦口婆心说得最多一句话:“阶层的跃迁需要代际成本”。

很多人在尝试和“普通人”这个身份和解。一位组员说,希望自己有天不再被XX大学毕业生的名称绑架。另一个组员说,想到自己其实就是个非常平庸的普通人,没才华还不努力,心情就变得平和,但好像平和过头了——“进入了一种凑合活着的心态。”

当然不乏真正从小城走出的学子。宋倩的校友,某文科专业硕士应届生王幽,今年刚被上海一家外企咨询公司录取。这是一份相当高收入的工作。除了自身努力,她说,也离不开贵人的帮助。父母的鼓励,男友的开导,让她在大学时没有那么在意别人目光,经济学院的学长带她入了咨询行业大门。

王幽也看到了“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她想起自己大一的局促和低绩点。她觉得这样一个小组的存在很有趣,也是某种无力的自嘲。

5

即使自称为废物,小组成员们或多或少也在试图改变现状。小组有个专门的学习打卡板块,很多人在上面记录自己每天的成长。在一个投票中,更多的人相信懒惰,而非出身是最大的问题。

事实上,我接触的多位组员都在工作日的晚上保持着学习习惯。刘青在自学编程,希望有朝一日能转行程序员。李衡星钻研的是国际贸易,他打算今年考一个研究生。刘梦来在备考全英文的CMA考试(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创立的专业资格),希望将来能派上用场。

宋倩庆幸,考进了S大学,到了上海,无论过程多艰辛,她都摆脱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小镇。有时候她会听到自己小学好友的事,她们从初中就没了联系,听说她在政府办公大楼做前台,已经生了二胎,“我父母肯定很嫉妒”。

每周六晚上七点整,母亲的电话都会准时打来。她问吃什么,宋倩每次都答炖鸡汤——其他像火锅,烤羊排这样的答案都会被批评没营养。母亲再叮嘱一番,没事不要出去玩,注意安全,电话就结束了。

除了续办护照,她这几年没有回过家,哪怕父亲在电话里告诉她,妈妈每天偷偷抹眼泪。如果哪天留学行业不再这么能挣钱,她会跟着老公去美国,也许会做一个护士。

最近,她还开始尝试纠正自己的社交恐惧。找了专门的治疗师咨询,对方布置了任务,一个星期里交新朋友。7月的一个周日,她约了老公的同事来家吃饭,希望能完成这个任务。

“打算做什么菜招待朋友?”我问。

“炖鸡汤。”她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极昼工作室】微信公众号:media-fox

逃离东北国企

国企是安逸和稳定的代名词。在东北,国企这碗饭好端不好撂,撂了东北家长就要抹脖子,而东北年轻人逃离国企的方式,只有考研、考博、考公务员、结婚,甚至死亡。

林西是典型的东北小孩,有一对典型的东北父母。她从小成绩优异,一路名校,毕业后被父母叫回东北工作,从进入国企第一天,她就想辞职。

五年里,大规模的辞职起义,林西闹过五次,最远一次跑到了北京。前四次辞职,她都被视为“失足少女”,被父母及时“挽救”,并且“改造”得当,最终“出狱”,回到国企上班。下面是她的自述:

2013年7月,我到一家国有银行入职,一个月后,莫名其妙瘦了8斤。我怀疑自己有抑郁倾向,找量表来做,结果连轻度抑郁都算不上。

但我的确夜里时常惊醒,早上异常恐惧去上班,一旦踏进单位大门,脑浆就像冻住了一样,完全不转,别人说什么都听不太懂,精神时刻紧绷,却只能勉强应付,好在我当时从事的工作,基本不需要动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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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的头两个星期,我都站在网点大堂里,有人来,就从取号机里按出一个小纸条,没人了,就去ATM区看看,帮不会用存取款一体机的客户存取款。

两个星期后,我进屋学习柜面业务,主要干的活是帮柜员捆钞票,步骤是:1. 从现金箱里,把100元的钞票掏出来;2. 把钞票放在点钞机上,数到100时,点钞机自动会停;3. 将100张的100元捆成一把,在捆条的侧面盖上柜员的名章;4. 把成把的钞票抱到捆钞机前,每十把捆成一捆。

每天经手一叠一叠的百元大钞,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353.87元。

每个月的房租是1700,我就算不吃不喝也付不起。之前我妈反对我留北京,就是因为她嫌我赚得少,说5000块在北京根本没法生活。可1300在省城,比5000块在北京,强到哪去了?我还不是一样没法生活吗?

可能唯一的不同是,只要我听话,回来到国企上班,我妈就会支援我,帮我把房租付了。

这是我妈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

我妈认为我在这种小地方,学历、能力、口才、文笔高出一大截,没几年就能当主任,当上主任就能年入十几万奔小康了。

我说:我不适合干这个,那些你觉得不如我的人,干得都比我好,学得都比我快。

我妈就开始骂了:学不会?我看你就没用心!以前那些人,没念过高中都能当柜员!人家怎么学会的?你念这么多年书都念到狗肚子里了?

往下再骂就是反攻倒算,抱怨我:你要是想坐家里写作,当年出什么国?你他妈的还不如学习不好!学习不好人就踏实了,没这么多胡思乱想!

我知道裸辞肯定不行了,我妈这关就过不去,就开始想能让她接受的替代方案,要么考博,要么考公务员,要么骑驴找马,找到另一份更好的工作。

考公务员,是第一个被我排除的,就算我考上了,可能干不了多久一样会辞职,我仔细思考过,我不适合在体制内工作。

找另一份工作,因为爱文学,我想干记者或者编辑,本地的杂志社、出版社很少,短期内没戏,我还是得去北京,但目前我没法辞职。

剩下的选项就是考博了,我联系了J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师,老师很和蔼,鼓励我,开备考书目给我,还介绍她的博士生给我认识。唯一的噩耗是,她今明两年的博士生都收满了,我要考只能考后年的。

我想试试运气,今年也考,明年也考,万一有机会呢,毕竟在考试这件事上,我从来没有失过手。

我妈发现我在备考,问我,我说准备考博。

我心一虚,就撒谎说老教授已经答应我,只要分数过线今年就录取。

我妈劈头痛骂下来:你这都什么道啊?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该你挣钱了,你又想考博了,你可真有才,和钱过不去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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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痛哭流涕,觉得被所有人误解。我就是想赚钱,所以才不能留在这里啊。我就是怕我十年后还在当柜员,怕我以后一直要靠你养活,才非要辞职不可啊。我知道出国已经花了家里20多万,可照我现在的薪资水平,到退休也不见得能把花掉的钱赚回来吧?

但我没有继续坚持,此后每天,我行尸走肉地上班下班,每天冒出一百次想辞职的冲动。工作上遇到困难,不再想解决,而是想,没必要解决,反正总有一天我会离开的。和同事,更是避免建立工作外的任何关系,不参加任何一场婚丧嫁娶。

我的理由充分,我已经在单位浪费了八小时,工作外的时间绝对不能再浪费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总有一天会离开的。

2014年7月,我搬入新房,新房远,来回通勤要三个小时。我几乎没有时间写作,三个月后,我交病假条去了北京。

我妈有一个月时间,根本没理我。

我当时认为,解决我内疚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一份让我妈满意的工作。我找的工作只能更好、赚更多、前景更光明。我一味想要去大公司,以至于很多工作到我去面试时,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最后,我选择去某门户网站做要闻编辑,这个网站我妈不止听过,还经常用,她没反对,甚至还有点兴奋。

我干了两周,可以独自上手操作了,却发现这份工作的实质,是洗稿。

我要关注其他几大门户,以及各大报纸的电子版,及时把它们更新的新闻搬到自己的网站上,添加图片,加图片注释,修改若干句子,加个新标题就能发。老手每天能发170条以上,对我这种新人,每天发100条就行。

我又干不下去了,觉得这份工作毫无意义,且涉嫌抄袭。我很纠结,因为我妈好像喜欢我在这里工作。

我也笑自己,我怎么开始在乎意义了?我在走入社会以前,从来不讨论意义。觉得只要当好学生、考高分、沿着路走下去,根本无需探讨意义。但现在,我不再是当年的好学生,却突然开始在乎意义。

某天,我在微博上刷到我非常喜欢的杂志主编,置顶了一则招聘信息。

我的心砰砰直跳,按捺不住兴奋,在私信里给主编发了个人简历和小说片段。没想到一天后,这位主编竟然回复我了,并且让执行主编加了我的微信。

执行主编出了两道写作题目,我用周末两天写完,执行主编看了,让我下个月月初的选题会去报道,但要先当两个月实习生,暂时没工资的。

我立刻辞了职,买了回家的火车票,准备把档案拿到北京来。这家杂志关注人物深度报道,当记者,可以写东西,还有平台发表,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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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回到家,我妈一听我不在门户网站干了,反而要去一家杂志社,立刻翻脸了:这杂志社能开几年?现在还有几个人买杂志?连报刊亭都取消了你知不知道?

她急火攻心,病急乱投医,当即决定,带我去算命。

结果一天算了三场命,三位大仙都说我不适合去北京,我应该去一个位于故乡东南方的城市,省城或者D市——已经在省城找到工作了?那你就别瞎折腾啦。

回家的路上,我妈一路无话,我也一路无话。到了小区门口,我妈说她要去刷车,让我自己先回家。

我回了家,一个小时后,我妈没回来,两个小时后,我妈还没回来。我开始胡思乱想,觉得我妈出事了。在我的胡思乱想中,因为我的固执,导致我妈出了车祸——我突然发现,我承受不了这个事实,我没法接受我妈因为我而死。即使只是想象。

三个小时后,我妈回来了,可我已经不是三个小时前的我。我对我妈说:我留下来,不走了。

但第二天,我一直在想一个词,“逃跑”。

我一整天都在看车票,凌晨两点还有一趟去北京的车——要是早上起来,我妈发现我不见了,她是不是受到的刺激更大?我睡不着,我痛恨这个拿不定主意的自己,我看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还有一个小时,还来得及去火车站;还有半个小时,我想象着自己飞奔着冲向检票口;只剩下十分钟了,我绝望地闭上眼,我不要再受这种煎熬了。

我给杂志社的执行主编发了一条微信,给主编发了一条短信,编了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我去不了了。

我回到银行上班,头三个月里,我整个人都是蒙的,每天晕晕乎乎,好像活在梦里。我每天都盼着梦醒,好从这种噩梦一般的生活里逃出去。

5年过去了,我梦寐以求的那家杂志,纸质版仍然销量不错,电子版做得尤其出色,还衍生出了庞大的新媒体矩阵。我却5年都没有再看过它,我受不了它一直提醒我,曾经和理想离得那么近。

我用了整整一年,也没有想通我为什么会回来,我没办法解释,没办法自圆其说,想起来只有痛苦。

领导重视我,我痛苦,因为我根本无心工作。领导忽视我,我痛苦,因为留下来没有任何意义。要开会,我痛苦;要加班,我痛苦;要聚餐,我痛苦;正常工作,我也痛苦。我恨不得有一颗导弹,把单位大楼炸成个坑,让我和这些烂事一起消失。

一段时间以后,我再次想要辞职。我实在无法忍受机关工作的一成不变和琐碎枯燥。

我跟部门经理请了两天假,以无比忐忑的心情,写下一封长信,跟父母解释我辞职的理由。

我非常详细地写了辞职后的安排,我想要写小说,会怎么写,以及如果写完了出版不了,我会找什么方向的工作。

结果我妈下午就杀过来了,没跟我打招呼,直接拿钥匙开门,发现我在家,没去上班,立刻哭起来:

你说你一个小姑娘,现在还没个正形,谁放心得下?你结不结婚?跟谁结?你想没想过这些事?女的跟男的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家庭,再说你现在的工作,又不是不好,女孩子稳稳当当,在银行工作还受人尊敬,你就这么几年,过了三十连对象都没人给你介绍了……

我只想尖叫,我情绪崩溃,我想给我妈下跪,跪到一半,就被我妈拽住了,她不肯放过我:

你这一套都跟谁学的?你威胁谁呢?银行这种活,白痴都能干,你怎么就干不了?你看你这个班上的,好像爹娘都欠你。

我绝望地看着我妈——我不是白痴啊,你为什么要让我当一个白痴啊。

第二天,我假装上班,到大学城的宾馆开了一间房。是的,我离家出走了。我心想,这个职我辞定了,谁再逼我,我就自杀。我编辑好短信,准备下班时发给我妈。

没想到,下午两点,我妈竟然同意了,她发微信来,说支持我辞职。

我感到无比内疚,想到早上还想用自杀威胁她。想到她好不容易从老家来的,我得回去,好好陪陪她。

晚饭吃得很平静,我妈问我五险一金怎么办,作为一个从来没辞过职、也没见过别人裸辞的人,她说她一点忙都帮不上我。

我感到内疚,这么大的人了还让父母跟着操心,就说我会处理好。

上床睡觉时,我妈跟过来,随便聊了几句,她又开始劝我留下来:你不就是觉得写小说没时间吗?妈觉得你要想搞创作,这个工作最适合你了。反正你也不想往上发展了,请假怕什么?

我妈又说了半天,我脑子乱得很,就跟她说:你别说了,我想想。

我妈又生气了,卷着被子回了卧室。第二天早上,她小心翼翼做好早饭,问我:你想好了吗?

看着她小心翼翼的劲儿,我内疚得不行,半天才吭哧出一句:我还是想辞职。

她坐下来,一边吃饭,一边问我:用不用给你包点冻饺子?放在冰箱里,你中午可以煮着吃。你辞职在家,可得按时吃饭啊,每天出去晒晒太阳,做做运动,身体不能垮……

她每说一句话,我心里都一紧,我对不起她,真的对不起,这么大岁数了,让她跟我遭这份罪,成天提心吊胆,我简直比小时候还不如,那时候我至少是个好学生,那时候我至少不是她的累赘,我突然讨好地跟她说:那——我不辞了——我再试试。

是的,我又不辞职了,我妈终于同意我辞职了,而我竟然不辞了。整个过程完全不能细想,只能压到潜意识以下。我开始觉得,自己跟长期被家暴的人一样,明知道回来是火坑,还一次又一次往里跳。

前三次辞职失败后,我变得非常麻木,单位里发生任何事,都不能引起我的情绪波动。

我不再问有没有意义,让干什么干什么,我再也不想逃离,我认命了,这就是我的命。

可悲的是,我还记得我妈的话,她说我不能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找不到对象,她说我没有几年了,得抓紧。

于是我就去恋爱了,恋爱对象,是我的同事。可我又看不起自己,竟然在一个这么想逃离的地方,随便找了个人来喜欢。

2017年春天,男友跟我求婚,我答应了。戴上订婚戒指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长大了,我的直接负责人不再是我父母,未来,我只需要对眼前这个人负责,就他一个人。我终于可以抛下孝顺女儿的职责,奔向自己的幸福了。

我的心仿佛冰川融化,伤口结痂,痒滋滋地,又开始想辞职。

我妈听我说在旅行中被求婚了,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我说:至少一年以后吧。

我妈:那你不就三十了吗?

我:二十九。

我:我要辞职了。

我妈白我一眼,没当真。

我说:真的,我和他(未婚夫)谈过了。

我妈看我的眼神就像看疯子:那你这不是骗婚吗?人家选你,是因为你学历、工作、长相、家世都比他高一截,你这一下子没工作了,什么都不是了,人家凭什么跟你结婚啊?

我:反正还没结,他也可以跟我分手,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看你就是好日子过够了!——我妈看起来就差把我掐死了:这个岁数分手,你以后还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

啊?生孩子?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敢跟我妈提辞职,是因为潜意识里觉得,我完成了她让我结婚的指标,我终于有资格,跟她交换一项要求了。

没想到我妈根本不接受我那套逻辑,她直接提出了下一项指标。

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庞大的悖论:没对象时,我妈说我没工作上哪找对象;有了对象,我妈说我一辞职就会被人抛弃;没有孩子,我妈说你辞了职怎么生孩子?等有了孩子,我妈肯定说,孩子都生了你还要干啥?这么清闲的工作你不要,你是不是傻啊?

原来对于辞职,并没有一个适合我的时间。我一直以为,只要我等一下,再忍耐一下,总会等到她理解那一天,总会让她心平气和地接受我辞职。我一直在等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却发现最适合的时机,竟然是我一再错过的上一次。

一年半以后,2018年的秋天,我结婚了。我爸妈坐在主位上,看我的神情特别满意。他们的女儿,学习上从来没让他们操过心;工作有些小插曲,也被他们力挽狂澜走上了正途;现在结婚了,以后就是按部就班地生孩子,再按部就班地看孩子上学、找工作、结婚、生孩子,她的一生平安顺遂,没有走错过一步。

没有人看到我支离破碎的心。

2019年,过完农历年,我和丈夫说:我要辞职了。

哪天?他问我。

下个月吧,怎么了?

他说:没什么,我正好休年假,带你回跟你求婚的地方看一看。

我从来没有想过,解决一个问题,原来可以如此简单,如此宁静。

我终于辞职成功了,因为我根本没告诉我爸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馆(ID:epochstory2017),作者:飒拉

父母的悲哀 在子女面前小心翼翼

作者:交叉骨

我把这话问了我爸,我爸一脸诧异:年轻时父母有收入,那就是绝对说一不二。年老了需要靠子女照顾,不再跟原来一样鼻孔朝天本来就是地位变化带来的。这怎么能叫悲哀呢?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谁拳头硬谁老大,头狼老了也知道尾巴低一节呢。

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他年轻时对子女就很好,一直平等对待,好好教育子女了,他年老时不必小心翼翼,因为还是跟曾经一样,不会有心理落差。只有原来人五人六在子女面前摆谱明明无理取闹还号称自己家长威严的人才会因为失去权力而“变得”“小心翼翼”。

这样的人既可悲又可笑。

我问:你不怕我将来不听话了?

我爸:你从来都没听过话,顺便,你不会比我有钱的,别把自己想的太美好。

我:?你不怕我拔你管子?

我爸:半夜两点不睡觉,光吃肉不吃菜不运动不喝奶。你能活过我再说吧。

又是父慈女孝的一天。

来源:知乎

上一轮循环,起点在上海

那十年沪上的梦,尽是溢彩流光。

1993年,《霸王别姬》上映后,张国荣多了个秘密爱好,每年都要偷偷来几次上海。

他喜欢南京东路上的和平饭店,饭店北楼建于民国,有镂空的铜灯,古典的转门,以及雪白的大理石地面。

张国荣坐在大堂一角,端着英国红茶,遥望外滩,钢琴声若有如无,窗外是上海万丈红尘。

红尘中的大城,如同拆开了时光的包装,即有远去的摩登,又处处领风气之先。

花园饭店多了手冲咖啡的飘香,八佰伴商场首次亮起了灯光橱窗,衡山路的酒吧爵士乐连成一片,有人开始学着说“把这瓶威士忌存起来”。

1994年,首届甲A开幕赛赛后,范志毅骑着二八自行车,揣着第一笔奖金,去了百乐门音乐茶座。

他奢侈地喝光三听每听15元的可乐,并扔给歌手两张50元大钞,点了《上海滩》主题曲,“这是当年大亨才有的生活”。

一年后,上海人有了新的模仿对象。当年,上海电视台引进日剧《东京爱情故事》。

上海一夜间流行起长风衣、一步裙,以及女主角赤名莉香的空气刘海。衣服无处购买,就用自家缝纫机缝制。

为赤名莉香配音的梅梅说:上海女孩从剧中知道了围巾怎么围,衣服怎么配,更知道人生可以敢爱敢恨,自由自在。

《东京爱情故事》为我们带来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人生观、价值观。

同年热播的还有一部《奥菲斯小姐》,主演是尚是明眸少女的宁静。

奥菲斯即office,那年开始,外企成为热词,白领女孩引领起沪上风潮。

当年,白领女孩偏爱94年开业的美美百货,商场外观如雪白宫殿,店内国际品牌云集,时刻涌动着世界浪潮。

那里同样是上海约会圣地,沿街玻璃橱窗明亮如梦,多年后,有人说上海学美术的孩子,大半是被美美百货的橱窗启蒙。

踩着橱窗光影的上海人一路向西,行至华亭路,那里是色彩的天堂。

七百多米的街道两侧,挂满鲜艳的外贸服装,在举国灰苍的九十年代初,华亭路就是色彩流动的源头。

华亭街上的摊主大多会讲几句英语,他们爱翻欧美时装杂志,无从进货,便自行仿制。

美从华亭路开始,流向静安徐汇,流向江浙苏杭,流向中国更远之地。那一轮经济循环风驰电掣,那一轮的流行也大胆开放。

上海女孩涂起了金色口红,上海男生穿起了18褶太子裤,1991年上海有9000多人整容,点名要阿兰德龙式的下巴,或者英格丽褒曼式的鼻子。

1993年,上海引进了第一家711式便利店,漫漫长夜,街头巷尾开始多了暖光。

更璀璨灯火集中在虹口区的乍浦路,那是上海最早的美食街。外国游客深夜抵沪,在飞机上见黑漆漆大城忽有一条灯龙,顿生向往。

作家金宇澄说,九五年和九六年春节,乍浦路迎财神,霓虹灯下,鞭炮红屑堆起半尺高。

“匪夷所思,时代仿佛进入一场接一场的狂欢”。

1992年,上海首次选美,香港《明报》称,这是一场“温柔的角斗”。

举办之前,主办方百般顾忌,将选美取名为“上海文化礼仪小姐评选”,并担心无人参赛,结果消息甫出,上千女孩报名。

大赛最终冠军是宾馆收银员张蒙晰,比赛最后环节是表达,题目是“上海改革开放进程中最需要做的”。

张蒙晰说最该改善交通,“一次挤车时鞋子被挤掉了,觉得自己……”她忽然愣神,想了一会才说“……非常难过”。

台下一片轻松笑声,第二天严肃刻板的报纸上一片清新之词,说张蒙晰“像静静的湖水,清澈、晶莹”。

更多讨论则集中在选美本身,那年的上海锋利如刀,迫不及待挣脱枷锁:

在中国这块被封建礼教禁锢了几千年的冻土带上,终于出现了一片明丽的风景。

九十年代的上海风华,有海派的温婉,更有无忌的自在。

1992年,上海大学生半数以上去过舞厅跳舞;延安饭店隔壁开了中国首家迪斯科舞厅。迈克尔杰克逊和草蜢带动节拍,《潇洒走一回》循环往复,红尘啊滚滚过客啊匆匆。

整个上海都如迷幻的舞池,所有人都在翩翩起舞。

星级酒店有自己的舞厅,机关单位有自己的舞场,年轻人是迪斯科的臣民,而中年人则迷恋交谊舞。

1996年,上海已有舞厅1336家。当时上海最炙手可热的交谊舞老师钱祥卿,沿黄浦江从海关、交通处、市政府一家家教过去:

“只要在外滩,中午时走进任何一栋大楼我都可以有饭吃。”

上海对艺术的迷恋,成为那场风华最诱人的底色。

1993年,费城交响乐团到访上海,因无合适音乐厅,只能到上海体育馆演出,音乐最终从扩音喇叭传出。

即便如此,当晚仍有数千观众穿着正装出席,许多人带着音乐总谱来听。

演出后,上海十多名著名音乐家联名上书,1994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落成。

1998年,上海大剧院开幕,首演选择了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此前市场调查,上海市民最想看演出排行,芭蕾排在首位。

一个月后,世界三大男高音相继来沪,大剧院内声震云霄。

那个年代的上海风韵,奔放中自带婉约,浓烈下暗藏雅致。

上海绍兴路的汉源书店,90年代被中国文人昵称为精神所归,王安忆、北岛、王朔都曾流连于此。

那里成了张国荣的新去处。

他喜欢坐在红绿条纹沙发上看一下午书。

落地窗外是静街。眼前是梧桐,繁华在远处。

90年代初,有美国人从东京来上海后说,“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50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

没有金茂大厦,没有南浦大桥,没有陆家嘴,没有东方明珠,浦东一片稻田农舍,汤臣花园所在地只是杂草林园。

然而仅一年间,上海便风貌骤变,开放的长风如有魔性,重塑了上海与中国。

1998年,上海第一家宜家现身龙华西路。时任宜家CEO,21年前曾率瑞典小考察团来过中国,在广交会上卖了66张毯子和部分草席,价值7万瑞典克朗。

1998年重回中国,他做起了价值十亿克朗的生意。上海人远比他想象中时尚,轻松让“逛宜家”成为生活习惯。

同样感慨万千的还有日本丰田原社长奥田硕,他曾拒绝与上汽合作。

然而当他站在90年代的上海街头,只余惘然,“满街都是桑塔纳,一辆皇冠都看不到了”。

在他们感慨的背后,故事的主角站在1990年开端。那年春节,总设计师对上海市长说“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

此后的上海,成为国际大循环的起点,港口千帆竞逐,大洋长风激荡,开放的姿态,才能促动循环的流动。

上海九十年代的风华,因此成为经典,一切恰如力波啤酒的歌中所唱,“所有的精彩,是因为我碰上很好的年代”。

那是一种粗犷混杂优雅,复古伴随科技的复合美感,如同远去的上海和明日的上海,在时光中坐下倾谈,身影重叠。

1995年,上海出现国内首家网吧,名为3C+T。笨拙的电脑摆在蓝格桌布上,连通着海那端的世界。克林顿曾慕名到访,在这上了40分钟网。

上海人平静相待,一如当年接纳电报、电车和银行,他们知道,改变或许从此发生。

2004年,时代周刊回眸九十年代的上海,说上海的鼓点如爵士乐,因从容而包容。

“在沉睡半个世纪之后,今天,上海这个世界的宠儿、历史的混合物,不仅代表着中国,也带着全世界的愿望重新又走了出来。”

1999年的夏天,上海古今内衣公司,在闹市区举办真人橱窗内衣秀,观众云集,又倏忽散去。

经历了光怪陆离又开放包容的十年后,上海已波澜不惊。

属于上海的九十年代自此远去,而那开放风韵,已沉血脉之中,等待下一次循环。

今年夏天,王家卫监制、总导演,胡歌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繁花》即将开机,重新勾勒当年的上海。

剧组在《新民晚报》刊登沪上寻物启事,征集代表那个时代的时髦物件用于拍摄,还原九〇时代的魅力与传奇。

王家卫捐出了1990年在上海购买珍藏的绍兴黄酒,胡歌捐出妈妈的缝纫机,而剧组则期待,能打捞出更多的时光碎片。

每一件旧物都牵连往事,浸泡岁月,然而旧物背后的记忆,却恍如昨日。

那些记忆属于一段澎湃岁月,长风激荡如昨,心事栩栩如新。

来源:摩登中产 微信号:modernstory

“梭哈”炒股二百五

作者:郭拽拽

人永远赚不到自己认知之外的钱,就算靠运气赚到了,总有一天也会凭实力亏出去。

这句话用在二级市场再好不过。

前段时间牛市的热闹程度,想必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点消息。

但是想在股票市场里捡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不,这几天已经连续六个交易日下跌,特别是昨天,市场直接拉了一个深V,导致绝大多数的基金都跌得老厉害了。

很多人说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会“九阴真经”吧!

会不会我不知道,反正这场关于牛市来临的短暂欢呼到此而止。

市场的走向就像个肾虚的哥们,挺起来没多久就要立马软下去,挺起来没多久就要立马软下去。

这直接导致的就是,不少受不了刺激的散户只能割肉离场。

之前我不是写过一篇文章说那段时间小赚一辆特斯拉吗,当时就给大家透露,点位已经很高了,得找机会减仓,不然越往后被割的可能性越高。

能扛得起市场反复震荡的人可不多。

我一直秉承的投资观念是,首先得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合理配置,并且就算这笔钱全部亏光,也依然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

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有些甚至直接加杠杆,幻想通过投资实现一夜暴富。

但凡有这种心态的,我只能说,小伙子,你的思想很危险。

前几天看到南周的一个采访,说的是一名程序员,因为看到股票市场很热闹,加上6月底发布的经济刺激政策,他认为市场一定会有反应。

觉得如果这次上车的话,肯定就稳了。

随后他就在A股“梭哈”了自己毕业三年来攒下的50万元,外加信用卡透支的20万,一共70万。

他希望能用这70万,在股市“滚出“一套深圳的房子。

首先不说别的,单就从毕业三年攒下50万来说,这哥们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的同龄人,说明这哥们还是有点东西的。

但一山还比一山高,世界就是一个你割我,我割你的游乐场,真实又残酷。

让这哥们没想到的是,他在追高买入一只科创板新股后,不过10分钟,账面就浮亏了20万。

整个采访看完我发现,其实这哥们和大部分的散户一样,都是眼看别人在股市里赚钱跟玩似的,自己也把持不住想上车玩两把。

可真正上车后却发现,车门已经焊死,想下车,那就只能割肉往下跳呗。

由于写公众号我这几年听了不少的故事,前不久也是因为二级市场的热闹,有位读者给我私信,说自己之前从来没玩过这些东西。

但是看着身边的朋友来钱快,自己也想上去玩一玩,感受一下心跳的感觉。

一开始先是去玩的模拟盘,这一玩不要紧,发现还真挺有意思的。

反正就是来钱快,他说要是模拟盘里的钱是真钱那就好了。

于是这哥们在玩了几把模拟盘后,一咬牙,压上子弹就直接上场了。

结果想都不用想,这哥们到现在直接就亏了十几万,这心跳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是否满意。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散户在股市被割的原因之一,一点关于投资的概念都没有,以为玩了几把模拟盘,猜中了几只股票,就觉得胜券在握了。

但其实有时候,这只是牛市之下,你参与的一个【见者有份】的游戏而已,它是运气带给你的馈赠。

像上面提到的梭哈炒股这哥们,很明显就是啥都不懂,直接上去就梭哈,还透支信用卡,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吗。

其实我觉得,在投资行为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理智,它甚至比赚钱还要重要。

因为不理智的人,他会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操作,不是梭哈,就是透支信用卡。

这是什么,这完全是赌徒心态啊,这不是在投资,这是在赌博。

就像开头说的一样,不理智的人,是永远也赚不到自己认知之外的钱的,就算靠运气赚到了,总有一天也会凭实力亏出去。

因为不理智的人对面股票市场,特别是正在赚钱的市场,会变得越来越贪婪,他会刹不住车朝着高收益不停的往前冲。

理智的做法是什么,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是不要有那么高的预期。

也就是说,你不要看到别人在股市赚了多少钱就眼红,以为自己也是天选之子。

不是每个人都是天选之子,韭菜之子这个称号倒是蛮合适大部分人。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不投资不玩股票肯定就不会被割,这句话当然没错。

我这里只针对那些想要通过投资,让自己的资金跑赢通货膨胀的读者。

如果你真的想学投资,我建议你的投资金额一定要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你所投资的这笔钱,一定是那种就算全部赔光,也不会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你也不会觉得特别心疼。

给自己设置一个收益率,达到这个收益率立马清仓,用赚到的钱去消费,去KTV唱歌,去会所搞扶贫。

一定要保持理智,放低预期。当然,最重要的还得是学习。

时刻意识到只要是投资它就存在风险,就会有亏钱的可能。

投资不是捡钱,也需要像追姑娘一样用心去对待。不然你以为只要把钱放旁边,人家就会自己动啊!

这种可不是投资!

另外还有一点,不要一看到别人的收益截图,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往往那些亏钱的散户,就是因为看到别人赚钱经不住诱惑。

再说一次,行情好的时候,你所参与的只不过是一个【见者有份】的游戏而已,是运气带给你的馈赠。

有很多职业炒股的人,人家就是靠炒股过日子的,有时候行情好一天能赚上百上千万,可是亏的时候也照样百万千万的亏。

但是有钱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有钱人往往都是非常的朴实无华,且枯燥。

他们玩股票虽然都是加杆杆的,但这些三瓜两枣对他们来说就是毛毛雨。

人家的几百上千万,就跟我们的百来块钱是一样的,你说这怎么比。

最后再总结一下,任何投资都不要梭哈,更别加杠杆,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

一定要在自己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进行投资,最好这笔钱就算赔光你也不会心疼。

保持理智,放低预期,把情况想得糟糕一些,笃定自己玩投资一定会亏,如果能赚的话,那就更好了。

给自己设置一个收益目标,达到立马清仓。

用赚到的钱去消费、去泡妹子、去蹦迪、去KTV唱歌,或者去会所搞扶贫。

你说这样玩,它不香吗!

来源:一本黑 微信号:darkinsider

为了拿到北京户口

2018年,故事FM 播出了一个关于城市外来人口子女上学难的故事。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位在杭州打拼十几年的外地人,在她的孩子读小学的那一年,因为杭州当地的政策变动,没有杭州户口的她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那期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于那些在大城市定居,却拿不到户口的外地人来说,总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动摇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

但平心而论,在中国的一线大城市中,杭州相对来说,已经算是落户政策比较宽松的城市了。相比之下,一个外地人想要拿到北京户口,才真的是难于上青天。

而且,从 2015 年开始,北京的落户指标每年都在大幅度下降,这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争往后只会越来越难打。

本期故事中,我们就采访制作了三个尝试在北京落户的故事。

小明
30 岁,公司职员

其实我对户口这个事很早就有概念了。我爷爷奶奶那辈是北京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搬到了宁夏,而我也出生在这里。因此,我家里的口音和生活习惯都跟身边的朋友们完全不一样。逢年过节,还有回北京来的亲戚朋友给我们捎来各种北京小吃,比如豆汁,还有稻香村的点心。这些都构成了我小时候对北京的独特记忆。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 6 岁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爸还带着我去看了以前胡同里的老房子。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胡同了,变成了一片还没开始盖新建筑的瓦砾。

我依稀记得,那附近有棵杨树。我爸指着那棵杨树,对我说,那就是在咱们家院后的那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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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自己的祖籍不在宁夏。到了上初中以后,我就有了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我要回北京。

于是,我开始做规划,并一步一步按照这个规划执行:首先,我要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为高考做准备;然后我要考上一所北京的大学;最后,我要留在北京,拿到那个城市的户口,在那里定居。

大约在 2009 年左右,我考进了北京。那时候,我开始更多地了解户籍政策,并决定考研,为自己争取落户做准备。

读研究生后,我面临了找工作的问题。于是,校招开始后,我便一直在明确地投简历给一些能提供落户指标的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说的这些「能提供落户指标的单位」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能保证落户。这是因为,北京的落户指标每年都在不断缩紧,各个单位每年分到的指标也有可能发生大的变动。除此以外,一些政策倾斜也有可能会影响指标分配,比如某一年政策上鼓励创业,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指标被分配给优秀创业者,分给其他行业的也就相应缩减了。

因此,这样的求职过程就是一场赌博。在面临选择时,你能做的只有去参考往年的情况,或者去找在那个单位有过实习经历的人打听一下,有什么小道消息。

还有一个消息渠道,就是去结识那些和你一起参加面试的人。因为说实话,去应聘这些单位的人大多数抱的是相似的目的,大家之间的信息可以互通有无。

而到了面试的环节,聊到落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面试官也从来不会给 100% 的保证。相反,他们只会明确告诉你:我们不承诺解决北京户口。所以说,你只能通过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去赌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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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在两家差不多的单位的 offer 中,选择了其中一家。后来,据我所知,在我放弃的那家单位中,那一年的应届生没有一个人拿到了落户资格。

从我们拿到 offer 到毕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这期间,单位会拿着今年校招的名单去申请落户名额,如果申请下来了,他们就会电话通知你。

我还记得,发放通知的那天,我正在准备毕业设计。那天上午,我在群里听说,有的人已经接到通知了。于是,我就很紧张,担心自己拿不到。

大约在十一点半左右,我接到了单位的通知,告诉我,户口解决了。

那一刻,我自然是开心的。我还给家人打了电话,他们听说后也很开心。但说实话,那种开心的感觉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强烈。

其实,从小到大,我想象过无数次,拿到户口的一刻自己会做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读研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东单吃饭。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冲动:如果我能达到北京户口,回到这个城市,我会去亲吻这片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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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当现实来临时,这个幻想没有发生。我似乎也只是长舒了一口气而已。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北京的户籍政策都有着很强的负面情绪。为什么我们要用户口本上的几个字符去决定,你是什么地方的人,该享受什么样的政策,以及该怎样生活呢?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我对自己的认同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北京孩子。但是,这种认同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争取户口的过程中,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我时常忍不住去想,为什么我要为了这样一个荒谬的规定去放弃那么多有可能的人生选择。但没办法,现实是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身份,你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虽然你可能在理性上不认可它,但是,现实生活中,你确实又离不开他,比方说在购房和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所以说,这就是一件令人无奈的事情。

小肉饼
27岁,国企财务人员

我是湖北人,在北京某高校读会计专业。在大学的头几年,我给自己的规划是毕业后进会计事务所做审计。至于是否要留在北京,我本来并没有什么执念。直到大三那一年,一次偶然的相亲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那是 2016 年的一天,有个朋友说要给我介绍对象,男方刚好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据介绍,他是 1990 年生的,工作刚三年左右。

当时,我找男朋友有几个基本条件:首先,学历要比我高,其次,收入一定不能比我低,最起码不能少于我将来进四大会计事务所的收入。而那个男生刚好符合这个标准。他是中科大的,在互联网大厂当程序员。于是,我觉得可以接触一下。

第一次见面,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程序员:骑自行车,穿格子衬衫,背双肩包,一脸木讷。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所以我不太喜欢太张扬的男生,程序员这种木木的男生会让我比较自在。

后来,有一次,我们约了去散步。那天,我没吃早饭,到了中午有点饿,就对他说,「我好饿,我要去吃饭」。那个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奇怪的脑回路,他似乎觉得我当时的状态很可怜,像是在示弱,就说,「我们要不就在一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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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向介绍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原来,这个男生在介绍相亲对象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他要求女方有北京户口,或者至少,是将来有很大的希望能获得北京户口。这个男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希望能在北京买房、成家,并长久地在这个城市发展事业,而他自己却没有落户的资质。

2016 年,正是北京房价疯涨的一年。那段时间,他手里拿着为买房存的钱,眼睁睁地看着房价疯狂上涨,自己却没有购房资格,觉得特别无力。因此,他对这件事有很强的执念。

我这才意识到,这场相亲从一开始就不是偶然,而是一次主动的相互筛选。我筛选了男方的学历和收入,而男方显然考量了我所学的专业,因为会计专业在应聘体制内工作时,具备很高的适配性,而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在就业市场上也有着很不错的口碑。

后来想起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特意问了我是哪一年出生的。我当时还以为他对我有兴趣,后来才明白,他这样问是因为在意我的年龄。

是这样的,北京应届生落户是有年龄限制的,本科生不超过 24 岁,研究生不超过 27 岁。因为我高考复读了一年,上大学的时候已经 20 岁了,本科毕业就是 24 岁,刚好踩在线上。

其实,我能理解他的这种做法。在感情问题上,我的观念是,我不相信「真爱至上」。在我看来,一线城市的男生在择偶时都是要看条件的,因为仅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抵抗这个城市带来的生活压力的,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伴侣为他们提供助力。

站在我的角度来说,既然我在择偶时对男方有附加条件,那么,他对我有附加条件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确定关系后,他就开始给我灌输北京户口的重要性。当时,我基于自身情况也打听了一下。如果我想拿户口,毕业最好能进国企。但据我所知,国企是比较偏好男生的,而我作为一个本科毕业的外地女生,进国企的概率是很小的。

基于这样的考量,我对男朋友提出,要么,我就考个研究生吧。

听到我的决定后,他似乎一下子被感动了,感动之余,他竟然提出要娶我。可能在此之前,也没有哪个女生为他做出过这么大的牺牲吧。

后来,我对他有一些了解。他成长在一个重组家庭里,跟着母亲和继父生活。因此,他是一个比我还没有安全感的人。

他是 2013 年来北京的。那个时候,他也谈了一个毕业后能拿到北京户口的女朋友。但是,那个女生以为他买不起房,最终离开他,去上海了。这件事给他的打击很大,他好像一两年都没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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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考研这个决定后,我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因为我们学校的研究生学制是两年,如果能在本科毕业的那一年直接考上,那么,研究生毕业时我已经满 26 岁了。所以说,为了避免毕业后超过 27 岁的年龄限制,我必须一次性考上。

为了能增加胜算,我最终没有选择学校最热门的会计专业,而是报了一个冷门专业,并开始积极备考。

对了,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我其实已经拿到了普华永道的 offer。如果最终考上研究生,并争取毕业后进入国企工作,那意味着我会走上和原本规划中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收入要也大打折扣。

正因为如此,在备考的过程中,我偶尔会忍不住懊恼,觉得自己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万一没考上研究生,我很难保证,男朋友会不会向我提出分手。毕竟,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长,感情也不见得牢固,更像是被结婚这个目标强行捆绑在一起的两个人。我难免会觉得,如果我为对方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最终却被抛弃了,这就算是沉没成本了。

那一年的 9 月份左右,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天安门散步。那段时间,他也有点心烦意乱,想得很多。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思路:他很害怕以后等他经济条件更好了,我却没拿到户口,他会变心;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最好早点结婚。

听了这番话,我感到十分愤怒,当众和他大吵一架,还打了他一耳光。我的愤怒一部分在于,再过不久,我就要考研了,他竟然还在想这些事情;更大的一部分在于,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我手里没有足够的砝码去让扭转他的想法。

事情发展的到这,北京户口对我来说,也已经变成一种执念了。

考研出成绩的前一天,我特别紧张。我甚至紧张到逃离了北京,连夜坐火车去了上海。

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在夜里 11:53 抵达了虹桥火车站。当晚,我委托一个朋友帮我查分,还嘱咐她说,如果分数太低,不要刺激我。

没想到,她查完分后却告诉我:你肯定能考上,这个分数远远超过历年的分数线。

我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过了第一关。

研一的暑假,大家纷纷开始找实习,为各大国企的校招做准备。我去了北汽实习,据说那里 100% 能解决户口,而且我很有可能争取到留用机会。因此,我在校招开始后,没怎么花精力投别的单位。

没想到,10 月的一天,领导突然把我喊进办公室,透露说,由于种种原因,北汽当年我所在的分公司不准备校招,我也没机会留用了。领导让我赶紧去找工作,但问题是,那个时候,很多公司的笔试都已经结束了。

我一下子就慌了。摆在我面前的局面是,别说户口了,我很有可能连工作都没着落。

于是,我开始疯狂投简历。不管能不能解决户口,哪怕是外地的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我都投了。我不想失业。

6

当我告诉男朋友,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可能要去外地工作,他立刻表示无法接受。

这个反应我是能预料到的。我男朋友的择偶观念是很明确的,他在心里画了一条线,你必须要达到那条线,他才能接受你。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白,我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他也不能说服自己抛弃我。于是,我们的关系就这样左右摇摆。

11 月份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他的家里一不小心烫伤了脚,烫得挺严重的。那天,他出门帮我买药,第二天就没再回来了。他似乎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情绪,便住在公司附近的酒店里,躲着不回家。

那段时间,他家里出了变故。他的继父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两个还在上学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他的压力陡然增大,如果我拿不到户口的话,对他来说,又是一重拖累。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复杂的局面,只能逃避。

他躲在外面的那几天,我感到格外的心寒。大约四五天后,他回了一趟家,站在楼底下给我打电话。我很恼火,便说,「你来干嘛?不是想分手吗?你走吧。」

我们的关系就这样陷入了僵局。就在那一年的年底,事情突然又有了转机。我发现,其实有一部分国企是在那一年的 11 月份才开始启动校招流程。所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争取新一轮的机会。

第二年的一月,我收到了现在所在的单位的终面通知。面试结束后一个星期,我被通知去实习。实习两三天后,公司就给我 offer 了。

我向一些学长和学姐打听过,这家单位解决户口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于是,我去跟男朋友谈了一下。我向他陈述了现状,告诉他,走到这一步,我能做的都做了,如果最终户口还是解决不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如果不能接受,想分手就分手吧。

他一下子就慌了,急忙向我保证,即便没有户口,他也不会提分手。

那一年的四月份,公司跟我签了三方协议。五月份,我拿到了落户函,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去年,我和我的男友结婚了。我们拥有了北京的房产,也背上了房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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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网络上分享过自己获得北京户口的艰难历程,却遭遇了很多网友的不理解,有人认为我的男友太过功利,有人认为我在这段关系里过于卑微。但我认为,我和男友本质上是同一类人。我们在寻找伴侣时,都有着一定的附加条件,只有条件匹配时,才有可能彼此接受,结伴对抗生活的压力。

这里毕竟是一线城市,生活压力很大。现实情况是,我不可能让我的伴侣去独自对抗压力,我必须把我能努力的那一份扛起来,两个人才能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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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公司职员

我是东北人,在北京读的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体育专业。读研期间,我母亲眼看着房价上涨,就提出趁早在北京给我买一套房。

做下这个决定后,我们一家人卖了老家的房子,东拼西凑出了首付,然后沿着北京的五环物色房产。但是,因为我没有北京户口,当时的房产销售就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先把房子买下来,但必须保证能在第二年拿到房产证之前,解决户口问题,否则,就只能获得房子的居住权。

就这样,我的面前只剩下了一条路,那就是在毕业前找到一份能解决户口的工作。

我们专业的毕业后如果不考虑户口问题,一般会做体能训练方面的工作,比如去一些职业运动队,或者去一些健康方面的公司做事情。但为了解决户口,我能走的路就很有限了。那时候,我报考过村官,公安和公务员,还应聘过好几家公立学校。

后来,我投了一家还不错的公立小学,去应聘体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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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的时候,校长对我很满意。看完我的简历后,他特意问我,「你确定你要来一个小学当体育老师」?

我说,「我确定」。

但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我只是想拿个户口而已」。

然后,校长提醒我,「我把话说清楚,你可不要拿我们学校当跳板」。

就这样,我通过了面试,很快就办妥了入职。在我入职的头一年里,我的户口被签到了我们教委的集体户口上,这下就可以回头办房产证的事情了。房产证办妥后,我又把户口从集体户口迁到了房产上,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我在学校的工作总体上挺顺利的。大约是因为我比较随和,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那个时候,每学期末学校都会给学生搞匿名的教师喜爱度投票,我每次都排第一。

但你要说职业体验的话,那些年里,我没有哪一刻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行业的。我总觉得,自己是要走的。

我记得很清楚,刚入职那会儿,校长搞了一个活动,就是让每个员工给五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封在一个密码箱里。我当时也比较天真,就写了心里话: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北京户口,五年后,我可能就不在这儿了。

我也不知道,校长有没有看我的「匿名信」。

我倒不是对这个职业有什么负面情趣,只不过我来到这个学校的初衷就是不是在这个行业奋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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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入职的时候,我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上要求我在学校至少工作满五年,否则就需要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是违约的月数乘以月工资。

其实现在很多单位都类似的协议。因为,确实有一些求职者在取得了北京户口后,很快就提出离职。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状况,用人单位就会想方设法,给入职的新人设置限制条件,防止人员频繁流动。

我签订的协议中有一项条款是,如果职工继续深造,是不属于违约的。因此,入职的第三年,我决定考博,走合理途径离开这家学校。

我的计划是自己先报名,考上之后再向学校提离职。但倒霉的是,有个同事说漏了嘴,这件事就被副校长知道了。因此,学校给我安排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让我没有精力复习。最终,我差八分,没考上。

校长便劝我,你看,没考上吧,还想考吗?但我还是坚持想走。

校长又吓唬我说,如果你走了,可能会影响学校第二年招人的指标,我们就只能走法律途径了。但我早就从一位去教委开过会的朋友那里得知,我们区在这方面的政策是,如果学校每年流失的老师人数超过一定限额,就会影响学校第二年找人的名额。我这一个人的辞职根本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教委也不会过问。

在僵持了好几个月后,我和校方不欢而散,也没有在违约金的数额上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我没有向学校支付违约金,学校也没有为我办正式的离职手续。

离开这家学校后,我先是去了一家国际学校做了一段时间的兼职老师,后来,我答应了朋友的邀请,开始创业。

我的档案就一直在学校还在那放着,反正我也不进体制内了,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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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心里一直悬着,总担心学校真的会走法律途径,把我户口收回去。直到今年七月,三年的诉讼时效过了之后,我才完完全全把心放下。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手里的北京户口都没什么实际感受。直到前些年,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突然在愚人节那天告诉我,他要离开北京了。其实,他的事业很成功,但没有户口,总让他有一种漂着的感觉。于是,他选择回到了南京老家。

离开体制内的这两年,我的创业项目失败了。后来,我进入了一家企业工作。总体来说,我还是很享受这样的状态,觉得不管怎么样,这都比在学校里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好太多了。

直到去年,我的孩子出生后,我才开始认真考量,之前这些年为了户口作出的一系列选择最终给我带来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想,将来,到了孩子该上学的年纪,我仅仅靠着手里的户口,就能让孩子进入理想的学校吗?显然不能,我们一家人要面对的难关还有很多。

——————

网上曾经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北京户口就像一张兰博基尼的代金券,满三百万减一百万。但如果你拿不出两百万,它等同于一张废纸。包括今天接受采访的三位讲述者也承认,在拿到户口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依然压力重重,依然觉得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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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开始,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从 800 多万人逐年递减,去年的人数是不到 750 万人。

当然,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非常多的人才,是像 CC 的那位同学一样,因为拿不到一纸北京户口,而不得不选择离开这座城市。

来源:故事FM 微信号:story_fm

银行代销保险风波

1

2014年10月中旬的一日,临下班时,宋行长推开我办公室的门,吩咐道:“小张啊,准备下行务会议记录,咱马上开会。”

那时我担任某银行新城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兼行长秘书,平时召开行务会议都是我通知大家,这个时间开会,这次肯定事发紧急。待我到会议室时,一正、两副三位行长、两位前台部门经理和营业室主任都已坐定,见会场里的领导们不像往常那样谈笑风生,我猜到没有什么好事,便闭口不言,翻开行务会议记录本,悄悄竖起了耳朵。

“杨经理负责统计一下‘隆合财康两全型保险’的销售情况,一定要摸清楚到底多少大客户购买了这个险种;营业室负责做好客户稳定工作;另外,个金部(个人金融业务部)还要统计下每个大单的营销人都是谁……”宋行长面色严肃,一连部署了好几项任务。

散会后,我仍没完全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就问个金部的杨经理:“到底出啥事了?”

“唉,隆合保险公司有一款‘财康两全型保险’出问题了。原来宣传说‘三年缴五年取’,现在变成了‘五年缴十年取’,今天一位大客户找上门来兴师问罪了!”他愁容满面地回答说。

我一下想起来了,这款保险4年前曾是新城支行力推的代理保险产品,销售总额上千万元,创造了当年支行的绝大部分“中间业务收入”。

翌日上午10点,宋行长主持召开了三方协调会议。除了上次参会的人,还有市行机构业务部肖总、隆合保险公司本市销售部赖总、银保渠道部胡经理和新城支行辖属网点吉祥分理处大堂经理陈志强参加了会议。

本来按照座次“规矩”,肖总作为市行领导应坐在首席,宋行长和赖总分别坐在他左右手边才对。但让我惊讶的是,几位领导都是胡乱找了个位置就坐下了。反倒是一位穿着花哨的范思哲上衣的中年男人一脸阴郁坐在会议桌的首席,与其他西装革履的参会人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是谁啊?”我猜此人肯定不是上级行领导,偷偷问身边的杨经理。

“刘旭东你都不认识?这可咱们行的‘一号财神爷’,资产最大的私行级客户,9000多万日均(存款)呢!”杨经理低声告诉我。

在我参会之前,在座的人似乎已经争吵过一阵子了,刘旭东拿起面前的一份浅蓝色的保单抖动着:“当时清清楚楚告诉我的是三年缴、五年取,现在变成了五年缴、十年取,你说你们银行的信誉何在?”

“刘哥,‘三年缴五年可取,最好存到十年收益更高’——保险公司驻点人员就是这么讲解产品的啊!”这笔保单的营销人陈志强一脸无辜地说。

原来,4年前陈志强任新城支行营业室大堂经理时,向大客户刘旭东营销了一份“隆合财康两全型保险”,当时刘旭东选择了年缴200万元,是新城支行的第一大单。如今过了3年缴费期,到了第4个年度,隆合保险总公司的客服又打电话给刘旭东,敦促他续交保费。刘旭东感到奇怪,就提出了疑问,客服告诉他说:该款产品是五年缴十年取。刘旭东一听就炸了庙,气势汹汹地跑到支行来兴师问罪。

如果按照当初保险公司驻点人员在宣讲产品时说的最低“三年缴”,刘旭东年缴200万元总共需要600万资金,可如果变成“五年缴”的话,就需要1000万了——况且这漫长的10年存期,可不是一般人能等得起的。

陈志强话音未落,赖总就把“地中海”的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似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公司不可能这么宣传!”

我一听这口气就明白了,这款保险肯定是当时宣传口径出了大问题——隆合保险公司雇佣的销售经理,大多是刚出校门的年轻姑娘或小伙子。他们当时穿着和银行员工相似的西装、衬衫,在银行大厅“驻点”营销。网点主任心里都清楚,他们是想让客户把自己当成是银行内部人,增加信任度,方便营销工作开展——这对于银行是有一定风险的。但这些年轻人眼勤手快,能维持秩序、分流客户、指导客户填单,比银行内部员工管用得多,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银行大堂的服务压力,而且销售保险产品能增加网点业绩、多赚计价工资,主任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杨经理汇报说:“新城支行辖属全部网点都反馈说当时宣传的就是‘三年缴五年取’,但如今过去快4年了,所有在新城支行驻点的保险销售经理都换了人,当年的业务员是‘走无对证’。”

围桌坐着的中层干部们当年都营销过这款保险,人人自危,都向着陈志强说话,异口同声咬定保险公司的业务培训和宣讲有问题,言下之意是保险公司应该承担所有责任。但市行机构业务部的肖总却胳膊肘往外拐,连连帮赖总打圆场,搞得宋行长也不好发难,只能眉头紧皱,连连叹气。

场面僵住了。一个多小时过去,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忍不住频频看表。几位相关领导却只是绕来绕去,言语中流露出想让刘旭东认下“五年缴十年取”的账,继续缴纳保费。刘旭东的情绪终于爆炸了,他把厚厚的一叠保单“啪”地往桌上一摔,站起来就往外走:“我看咱们也没啥合作的必要了,明天我把存款取走,咱们法庭上见!”

眼看事情要闹大,胡经理赶紧站起来打圆场:“咱们公司的培训肯定没有问题,可能有个别业务员完成任务心切,在宣传有些偏差。刘先生,事已至此,能方便说一下您的诉求吗?”

“我要求立即退保,并赔偿我损失的本金和利息。”刘旭东以没有商量余地的语气说道。

这话一出,宋行长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和分管财务费用的副行长对视一下,两人都面露苦色。“哎呀,行里费用列支科目没有赔偿这一项啊,咱们还是商量个更好的方法吧。”宋行长尴尬地陪笑说。

刘旭东像是没听见一样,旁若无人地站起来,掉头就走了。

2

参加完协调会后,我也上火了——2010年,我在吉祥分理处当大堂经理时也销售过十几单这个险种,当时我们都是听信保险公司驻点人员的宣传口径开展营销的,给客户都说的是“三年缴五年取”,谁也没有仔细研究过那数万字拗口的保单条款细则。这款产品宣传口径与实际相差如此之大,后续客户的投诉肯定会如雨点般砸过来。

让我最为忧心忡忡的是两个百万元的大单,是和我关系最好的两位大客户孙哥和蔡姐出的,购买保险只有在15天的犹豫期内退保才没有损失,过了这个时段,都是要扣除一部分本金。

孙哥是在全省范围内做消防器材的,身宽体胖,性情豪爽仗义。几年前他来到我所在的分理处,一进门就嚷着要取200万现金。因为没有预约,分理处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我看他一次急用这么多现金,又是一副大款的派头,料定至少是一位“白金客户”,就主动说帮他想想办法。于是,他开着悍马H2大吉普拉着我跑了新城支行辖属的4家分理处,凑齐了200万。

从此孙哥把我当成了哥们,每次临近考核存款的日期,只要我一张口,他的钱准能即时到账。

记得这份保险出单那天,还是胡经理一大清早开车把我送到孙哥公司楼下的。我要上楼时,胡经理坐在车里没动:“我就不上去了,你们哥俩聊就行。”

“一起去呗,您是专家,我有对保障条款解释不清楚的地方帮我解答一下。”我有些心虚地说。一家银行网点同时销售十几支保险产品,我完全没有时间去背熟条款细则。

“不用,我看呐,就凭你们哥俩这感情,保成!”胡经理推辞道,“你们不用急,慢慢聊,我就在车里等。”

我上楼和孙哥寒暄了几句,就开始用标准话术介绍起这款保险产品来:“这款两全型保险有强制储蓄的功能,‘三年缴费五年可取’,年化收益超过6%。孙哥您比较年轻,5年后这笔钱到期时正好用作孩子上大学或者出国留学的费用……”

孙哥不耐烦地挥挥手问:“存3年、5年取是吧?”

“是的。”

“你觉得我存多少钱合适?”

“年缴100万怎样?300万元对您的实力来说不算多。”

“你说……这个钱不会无缘无故就没了吧?”孙哥双手手指交叉,忽然冒出来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没了’是指——?”我有些糊涂了。

“几年前我被一个自称认识高官的假大师一下子骗走了600万,到现在也没找到人呢。”孙哥严肃地说。

“怎么可能?”我不由得笑道,“我们银行是国有银行,隆合保险也是几十年的知名保险公司,怎么能出这种事?”

孙哥听了没再说话,直接把保单合同翻到最后一页,大笔一挥签了名后,随手扔给我一张银行卡说:“卡上的钱应该够,密码是……”

我赶忙连连摆手说:“作为银行员工,我不能用你卡,这叫代客理财,是要受处分的。”

孙哥一听我如此坚守原则,咧开嘴乐了,喊来公司财务拿着他的银行卡和身份证跟着我回到分理处办理了业务。

就这样,我只花了几分钟就出了100万元期缴保险的大单,绩效工资3万多落入囊中,还在业务推进会上得到行长的点名表扬。

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很快我又营销了第二个大单——蔡姐。

蔡姐是省内规模最大的摩托车经销商,也坐拥数亿元身家,和土豪气十足的孙哥不同,她第一次来我的网点办业务时,穿的是一件几百元的羽绒服。引起我注意的,是和她一同进来的一位披散着白发白须的老头。蔡姐对我说:“这位先生的卡丢了,想要办挂失。”

我问柜员要了份挂失申请书,示意老人填写,但那老人很是古怪,一言不发,也不接笔。蔡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不轻易写字,能帮着简化一下手续吗?”

我心中纳闷,拿起老人的身份证在贵宾客户系统里一查,竟然是有几百万资产的金卡级别客户,我觉得不会出啥问题,干脆替老人填了表,只让他签了个名,就办完了业务。

没想到,第二天蔡姐又来分理处找我,先问了我的属相,才告诉我说,头天办理挂失业务的那位老人是她高价请来的风水先生,可能是业务办理得流畅顺意,先生去到她公司后指点江山,说得她心花怒放。为了感谢我,蔡姐特意专门前来要把1000万存款转存到我的网点。

打交道久了,我了解到蔡姐是个十分低调的生意人。她创业之初的面包车一直开到过不了年检才换成奔驰S级AMG轿车。与孙哥处置资金的大大咧咧不同,她做理财精打细算,喜欢在稳健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

我向蔡姐介绍了保险产品存期和收益后,又复述了保险公司驻点人员培训的几个产品卖点:保险公司投资的都是国家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是不可能亏损的。这款产品当作定期理财,强制储蓄、复利计息,5年后返还一大笔钱收益率胜过国债。

蔡姐听了表示很感兴趣,却并没有立即同意,而是让公司财务会计算出到期后的大致收益后,才决定购买。

凭借这两笔大单,我成为新城支行2010年度保险营销先进个人,受到全行表彰,宋行长亲自给我颁发了烫着金字的大红奖状,我的个人年收入也创下职业生涯的最高记录。那年我正好因为买房缺钱跟亲戚借了6万元钱,还没过3个月就一次性还清了,当时自己得意的心情和亲戚惊讶的表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时隔4年,我虽已经不在业务第一线,但是凭借孙哥和蔡姐这两位财神爷,每年日均存款余额能达到2000万左右,“躺赚”计价三四万,占了我(到手)年收入的一半。现在这事儿一出,要是两人怪罪到我,工资减半不说,万一作为支行的白金客户,孙哥、蔡姐行使权利要求我领着他们面见宋行长,“矛盾上移”也会影响我在一把手心中的形象,不利于以后升职。

无论是为自己的钱包考虑,还是从客户的利益出发,我都希望不管是银行还是保险公司,最好能在刘旭东的压力下尽快拿出方案,无论哪一方主动承担责任,都能挽回客户对两家金融机构建立起来的信赖。

可惜,这不过我的幻想而已——刘旭东的事一直僵持着,银行和保险公司开了好几次协调会,互相踢皮球,一直没能拿出三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如我担心的那样,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在新城支行购买“隆合财康两全型保险”的客户们陆续接到了保险总公司要求续交保费的电话。很快,处理客户投诉成了各位网点主任和个金部一项繁重的工作。

3

该来的总归要来,一周后,孙哥给我打电话来找后账。

我能听得出他对我非常不满,虽然没明说我故意骗他,却也完全不信我是受到保险公司业务员宣传的蒙蔽。他好哥们义气的面子,最终以“老婆坚决反对续交”的理由退了保险,自认损失了数万元本金(4年退保不但没有收益还要损失本金),没提出任何补偿要求。

但我能明显感觉出来,孙哥和我的关系,已经出现不可逆转的巨大裂隙了。

蔡姐购买保险的月份较晚,还没到年缴日期,客服暂时不会给她打电话。但事已至此,靠“鸵鸟战术”是躲不过去的。等孙哥的事儿处理得差不多了,我就主动和蔡姐说明了情况。

蔡姐一听,脸上立即爬上一朵阴云。她说:那时就是因为这款产品对比5年期国债收益更高才购买的,现在要多缴2年钱,存期10年,就相当不划算了。

我看得出来蔡姐正在努力靠修养压制自己愤怒的心情。但我还得按照处置流程,用个金部下达的测算模型帮她算了一下退保损失的本金。她听了以后反而平静下来了,没再说什么,办完手头的业务就走了。

回到公司后蔡姐经过一番细细计算,决定续交保费,因为等到10年存期满后再取就不会损失本金,还能获得一些收益,但对比同期的理财产品,就要逊色不少了。

自己的两个大客户都没有闹到支行领导那里,我松了一口气。但从此以后,蔡姐再也没主动与我联系过。孙哥很快就以“扩大经营规模”为由抽走他在新城支行的500万元的存款,看样子,这两位财神爷名下的存款归零是迟早的事,我也没脸阻拦了。

我明白,做大生意的人之所以能赚到钱,一是关注投资的细枝末节,二是讲究信誉。孙哥和蔡姐可以“锛儿都不打”借给我10万元,却不愿意在投资上少赚哪怕100块钱,更不爽被人欺骗。

我心中暗暗叫苦:赔大了!——当年凭一张薄面和三寸不烂之舌赚了几万元的绩效工资,却得罪了能为我整个职业生涯“护航”的两位优质客户。要知道,自从2011年调到机关后,我脱离基层营销一线,接触不到新客户,赚的是死工资。在现在银行“全员营销”的激励政策下,两位财神爷走了,我名下的存款计价一落千丈,钱袋子自然要瘪了下去了。

我心中难免郁闷,一天晚上和宋行长一起加班时,忍不住抱怨说:“银行老老实实地玩‘存贷差?不好吗?为啥非得代销保险呢?银行向自家的客户推销保险,卖多少存款就会减多少。等保单到期后,肯定免不了保险公司绕过银行营销一番,这不是将优质客户拱手相让吗?”

宋行长听了我的话先是一愣,随后笑了:“小张啊,亏你还是个学金融学科班出身的大学生,看问题也太片面了。你想啊,客户买保险的钱,保险公司放在哪里呢?”

我搔了搔头回答说:“拿去做投资,投到一些国家级建设项目上。”

“你说得对,但就算参与投资,不是还得建个‘资金池’吗?”

“哦……”我有些恍然大悟道,“难道保险公司又把钱存回咱们银行账户上了?”

宋行长赞许地点了点头:“你呀,刚从网点上来时间不长,视野还有所局限。咱们总行和保险公司总部是有协定的——各级保险公司的对公账户在哪家银行开户、保费收入在哪家银行存得多些,是不是得看谁代销自家的产品最卖力呢?这叫‘总对总’的战略合作。你不卖人家产品,人家就把巨额保险费存到别家银行去喽!”

既然开了口,我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又问:“我上学时学过《保险学》,里面讲,保险主要功能是对个人与家庭的保障、用来应对未知风险。可银行都当作理财产品宣传,主要的保障功能反而变成可说可不说的附加话术——咱们如果能够切实宣传保险的保障功能,而不是夸大理财收益的话,不就能避免发生三方争议的事情了吗?”

“行了行了,你说的都对,这些我也都知道。你也是在基层工作过好几年的中层干部了,应该知道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老百姓想的是啥?‘不幸的那是别人家,不可能轮到我的头上’,对待未知风险,他们更愿意去烧香拜佛,而来银行关心的就是怎么‘钱生钱’。再说,有钱人凡事讲究个吉利,你一张口就是‘重大疾病’‘身故’什么的,客户听了能高兴吗?丑话说在前面,往往就意味着不能成交,完全消灭了风险,业绩也就成零了。”宋行长把手里的文件往桌面上一扔,有些不耐烦地说。
银行代销保险风波

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学术争论”过了火,像个犟牛似的较真,惹得宋行长不高兴了,不由得心中一凛,赶忙岔开了话题。

4

12月初,“隆成财康两全型保险”风波还在持续,僵持近两个月的刘旭东总算向新城支行交底了他的诉求——赔偿现金20万元,一分钱也不能少。否则不但要清空他在新城支行所有公、私存款,还要领着记者、律师,去省、市行“登门拜访”。

新城支行分管副行长几次和刘旭东解释,说银行不过是“代销保险产品”的机构,好比超市里商品质量有问题,本源是生产厂家的问题。刘旭东可不管,他认定了产品是在银行大厅卖出去的,所以银行必须负责,他根本不和保险公司“犯话”。

有一天,他真的领着一位记者朋友来新城支行要采访一番,领导们慌了手脚(市行规定支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接受媒体采访),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头头们终于又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具体赔偿的问题了。

隆合保险公司虽然有市行的肖总撑腰,但新城支行毕竟是代销保险的前沿阵地,在银行驻点的保险公司没有十家也有八家,“县官不如现管”,惹恼了宋行长,新城支行就把隆合“打入冷宫”——不向客户推荐他们的产品。上级行问下来,就推说客户不认可,赖总也是有苦说不出。

昔日把酒言欢、深度合作的高管们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赖总终于做出让步。他说自己只有10万元补偿额度的权利,多一分也出不了——这就意味着剩下的10万元赔偿金需要新城支行来出。可那两年新城支行业绩在市行序列里垫底,工资和费用都很紧张,甚至到年底有可能出现负数(效益工资倒欠市行),哪里挪得出钱来赔给刘旭东呢?

本来如何赔偿刘旭东是“桌子下面”的工作,参与的人越少越安全。通常这种事都是几个领导开小会,轮不到我操心。没想到几天后,负责工会管账的罗姐悄悄告诉我说,她送文件时宋行长假装漫不经心地问:支行工会账户上还有多少钱?罗姐回答说:“大约20万左右。”

“是不是行里最近经费困难、领导准备打工会的主意了?”罗姐担心地猜测道。

我嘴上没回她,心里也开始担忧起来。多年和领导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宋行长是动了用工会经费堵刘旭东赔偿金的窟窿的念头了。

几天后,宋行长果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吩咐说:“让罗姐从工会支取10万元现金。”却没告知我用途。

“那怎么走账呢?我好告诉罗姐怎么记手工账。”亏得罗姐事先提醒,我早就想好了要怎么应对。

“都有什么科目呢?”宋行长皱起眉头问。

“工会的职能是慰问职工、扶贫和组织活动……每笔走账的‘留痕’到年终决算时,市行工会是要检查的。”我尽量隐晦地说。

“我知道了,你先忙吧,我一会儿再找你。”

以宋行长的“道行”,自然能听出我的弦外之音,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他又把我叫到行长办公室,递给了我一张行务会议记录纸。

“你仔细看一下,然后夹在行务会议记录本里。”他说道。

我翻来覆去地读了好几遍,内容很短,大意是支行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决定“借用”工会经费10万元,用于赔偿刘旭东的保险损失。而刘旭东承诺将增加在新城支行的储蓄存款5000万元。下面是三位正、副行长(含兼任工会主席的副行长)的签名。

有几位大领导在上面做挡箭牌,兼任工会工委副主任的我还有啥话说呢?只是我让罗姐提取现金时,她仍然很担心走了这笔账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只好给她看了一眼带三位行长签名的行务会议记录,她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刘旭东是个讲究人,他收到现金赔偿之后,很快兑现了追加存款的承诺,再来营业室办业务也照常笑呵呵的。

后来我才了解到,刘旭东是做餐饮连锁的,买卖几年前就在全国铺开,少说也有十几亿身家,在十几家银行都有存款。其实他没有退掉保险,也选择了续交保费——区区1000万的资金对人家来说不过是“小打小闹”。刘旭东后来对营业室主任说,其实他在乎的根本不是多出的400万保费和多存5年,而是“银行骗他”,他必须要“置这口气”(赚回面子)!

刘旭东的事了了,没想到陈志强又给我打电话诉苦,说由于赔偿刘旭东,行里让他缴回当年的绩效工资,6万多元:“妈的,出单时夸得我跟花似的,现在产品爆出问题,又让咱们营销人往出吐!代销保险中间业务收入那么高,总、省、市行层层扒皮,最后就找我这最底层的人退钱!”

我无能为力,只能好言好语劝慰他一番。

工会年终决算时市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罗姐和我都松了一口气。

孙哥退保扣了他的钱,蔡姐续交,损失都是他们承担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该赚的都赚了,所以我是无需直接吐钱。不过,我最担心的事情终归还是发生了。

年底,市行将理财产品纳入全行个人存款考核范畴,宋行长下达了“一般员工每人50万、中层干部每人200万”的营销的任务。

我深感压力,开始逐个给自己掌握的贵宾客户打电话。看着孙哥和蔡姐的手机号码,我犹豫良久,还是硬着头皮拨过去了。

“蔡姐,最近我们行新推出了一款270天存期的理财产品,收益很不错,有闲置资金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我看看再说。”蔡姐极尽简短地回复我说。

我失落地放下电话,多年的营销经验告诉我,客户没问收益率和起息日期,就等于礼貌地拒绝了。而孙哥这时已经将他的存款转出一大半了,对我更是十分冷淡。好在,我营销的“隆成财康两全型保险”其他“小单”的客户,虽也纷纷去网点投诉,但原来网点主任顶住了压力都拦了下来,愣是一个人都没来找我,让我没耗费多余的心力。

我问过一次杨经理,他说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被保险公司专门负责售后的团队“顶”了回去,只有极少数难缠的被分理处主任自己想办法解决了。保险公司的售后部门按照鲁迅的“拆屋论”来应对危机,客户来找时,先是当头一棒——告知退保损失大量本金,爱哪儿告哪儿告去!再劝说客户放弃退保,接着续交保费,公司会赠送一些礼品。有了这个心理落差,本来就年缴一两万元的小客户就变得容易接受得多了。

“这么说越有钱的大客户反倒损失越小、甚至赚了呗?”我不由得感到有些讽刺的味道。

“当然了。”杨经理笑道,“你还没看出来么?刘旭东光是在新城支行营业室的储蓄存款日均就达到9000多万,接近1亿元的私行级客户在哪家银行都是祖宗,一旦丢了,支行业绩会大伤元气,损失的效益工资也不止二三十万呀。再者说,人家买卖能做那么大,门路广,结交的也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所谓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没看到人家的表现吗?无论是找媒体曝光,还是上法院,都够咱这小小的支行喝一壶的。”

后记

2017年,银行大力推行“双录”制度——客户在银行购买代理保险时,必须在摄像头前明确表明知晓产品的相关条款,且表示自愿购买才能成交。该段录像会备份留存,预防后续可能产生的纠纷和投诉。

但就是在“物防、技防”如此严密的制度之下,2018年夏天本市一家城乡结合部的支行却爆出了一个更大的雷:一家知名保险公司的销售经理,被公司辞退后,照常去原来驻点的银行大厅“上班”,在3个月时间里以“超高收益理财”的名义,将数十名客户的钱转到自己的卡上后,人间蒸发。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受骗的客户都是将他当成了银行员工,再加上贪图许诺的高额利息,才将资金交给他“保管”的。

这次事件涉及的资金量超过了千万,银行没法内部消化,几十名储户们每天一大早就去网点大厅静坐,市行只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不到一个月,嫌疑人在异地被抓捕归案,但大部分资金已经追不回来了,对银行的声誉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案件宣判后,市行开除了与案件相关的两名员工,然后清退了全市所有网点的保险驻点人员。从此以后,保险公司的经理们只能靠“内部培训”向银行员工讲解产品。他们既不能在银行的网点大厅逗留、也不能直接接触银行的客户了。

但是代销保险还是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最大头”。省、市行下达的任务数逐年递增。基层支行代销任务压力巨大,代销的保险产品,仍然以“理财功能”和“高收益”来作为卖点进行宣传的。

这一年,我调任个人金融部副经理,在参加一次私人银行培训时,授课的基金经理讲到如何向大客户推销产品时说:“没有一位客户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工作赚来的钱不停地缩水,他们总想在银行买到一款低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来跑赢通胀——在座的各位,不妨想想80年代9毛2一斤的猪肉吧,不要纠结了,你跑不赢的。投资基金才是您的最佳选择。”

(文中保险公司、险种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