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文史

作者：李寻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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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太小看古代的状元了，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古代的状元，比今天高考要考个省状元都难的多。有些人说古代童生相当于今天的小学毕业，秀才相当于初中毕业，举人相当于高中毕业，进士相当于大学毕业，这种说法纯粹是胡扯。

古代科举有多难？四书五经八股文，你去试试，比今天的高等数学都难！

首先，古代随便一个秀才都能够写一手好文章，能够出口成章，不说七步作诗，但是给他半个小时，绝对能写首诗了。放在今天，研究生毕业你都不一定能够做到！

其次，多少人考到四五十岁，还只是个童生，秀才更是寥寥无几，一个村里有一个秀才，就得被大家捧起来，你想想那时候的秀才有多难？

接着，范进 54 岁中举还记得吗？要是按照举人等同于今天的高中的话，也就是范进 54 岁考起高中来，高兴到发疯了。可想而知，中举要有多难？

最后，状元是殿试，说白了，就是全国的才子全部要汇聚在一起考试，考上的就是进士，考不上的就是个举人，而进士的一甲就是状元。说白了，就相当于古代全国最最最拔尖的那个人。而古代还有一些更牛哄哄的人，那就是三元及第，连中三元，说白了就是乡试第一名拿到 “解元”，会试也第一名，拿到 “会元”，殿试还第一名，这时候叫 “状元”，这样的人从科举开始，到最后大清朝灭亡，整个历史上就出现过 16 个人（也有说法是 15 人），但是放在今天，实际上小学考个村里第一名，初中考个县里第一名，高中考个省里第一名的人，不说多，但是应该早就超过 15 人了。

有人说古代的科举考试没有今天的高考难？我笑了，古代科举考试，最起码比今天高考难好几倍！随便一个古代状元，放在今天，绝对是作家，书法家，国学大师级别的存在。什么清华北大的才子，放在古代状元面前，真的不算什么。举个例子：明朝 276 年里，总共也就有 90 位状元，大清朝 276 年里总共就 114 位状元，放在今天，一个高考要产生多少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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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最后一位状元书法真迹，书法工整秀丽，让绝大多数书法家都汗颜。

毫不夸张的说，在古代的状元，那已经是全国最顶尖的人才了。

这样的人才，在京城买房？你这不是玩笑话吗？别说落户买房了，在京城除了紫禁城他不能住，想去哪里都好说，并且，未来绝对是位极人臣，身居高位，进翰林院，入内阁，做驸马爷等等。

所以，不要太小看古代的状元，没有真才实学，那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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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质疑，觉得古人和今人来对比，不过是田忌赛马，拿自己的长处攻击今人得短处，这里我有必要解释下：我所说的古代状元，放在今天都可以是国学大家，可以是书法家，作家，仅限状元。

还有人觉得，古代人专攻语文，只读四书五经，考试也只考四书五经，所以古人的考试非常简单，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高考考 6 门，公务员考试考 2 门，把四书五经全部归类为语文。科举分科不一样，如果你硬把古代的四书五经只算一门的话，那算你赢了。其实，在古代，每个朝代的科举科目还不太一样，但是绝对不意味着古人考的就简单，甚至还看到有人评论，要是今天的人都学四书五经，考八股文，高考能出几万个满分。（你也不怕舌头大了闪到腰吗？）你把古代的考学想的太简单了点，古代考的科目可一点不比现在少，当然每个朝代不一样，就拿唐朝来说吧。唐朝科目就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书法、数学、自然等很多现代的科目，加起来一共五十多门，当然跟现在一样，也有主课和副课。

还有人说范进不过是小说中的人物，拿小说中的不存在的角色来说明科举的难度是不是有些搞笑？

范进的确是小说人物，但是广为人知，艺术来源于生活，范进这样的例子，在古代科举制度中，比比皆是，而且都是真实存在，有史可查的。不妨我就给你介绍几位比范进还可怜的人吧。

首先出场的，就是我们的晚唐诗人曹松，因写下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而名留青史，他考中进士的时候已是光化四年 (901 年)，那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曹松考中进士后才两年，就与世长辞了。

接着是归有光，中学课本里有他的《项脊轩志》，“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他考中进士的时候，已经快 60 岁了。

然后是韦庄，晚唐的花间派代表人物，《秦妇吟》就是他的作品，考中进士的时候也是 60 岁了。

再来个，清乾隆时期的谢启祚，98 岁才中举，中举之后，因为年龄大，还因此上了大清朝的头条新闻。

举这些例子，告诉你的是，古代的科举之下，类似于范进 54 岁中举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根本算不得是什么新闻。

但是不要以为古代人的智商和现在人的智商相比，就低多少？我承认论科技力量，人类文明，他们可能的确不如现在的人，但是科考的考场上，选拔出来的都是优秀人才，难道同样是大脑，今天的人，大脑生下来就要比古人牛？

还有人觉得，古代社会才多少人，竞争一点都不激烈，随随便便都可以考上，今天多少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比古代社会激烈多了。

如果是和今天相比，那时候的读书人的确要少的多。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可能忽略了，那时候读书的人少，国家需要的人才也少啊。给你举个例子吧，大清朝离我们最近，从公元 1645 年清政府首次开科取士，到公元 1905 年宣布废除科举考试，清政府一共录取 26849 年进士。其中以顺治三年一次性录取的 449 名进士为人数之最；最少的一次是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 1793 年），仅仅录取了 83 名进士。在清朝长达 268 年的历史上，清政府总共举行了 112 次殿试，总共录取 26849 人，平均一场考试也就录取 200 多名进士。

反观今天，中国每年就有 800 万大学毕业生，注意，是每年！这么一对比，好像那时候的竞争对手的确很少，竞争并不激烈，但是，中国每年参加高考的人大约是 1000 万多一点，有 800 万大学毕业生，也就是说，每 10 个人里，就有 8 个是大学生。

但是在古代，同样是清朝，没有明确记载说每次科举有多少人参加，但是有记录的，数据是这样的：现在能知道的清代文科（不包括武科和翻译科）进士考试只有少数几个场次，道光十二年（1832），有 4517 人，道光十八年（1838），也就是曾国藩和童华中进士的那一年，有 5323 人，注意我们还是说进士考试，因为进士考试人数肯定要少的多，我们就算每场有平均 5000 人吧。清朝进士考试一般是 3 年一次，也就是说，3 年有 5000 人参考进士考试，最终录取 200 多人，按照这个比例也就是说，100 人参加高考，最终只录取 4 个人。而且到了进士那个级别的人，说的难听点，都不是什么怂人了，毕竟古代跟现在可不一样，娱乐的东西那么多，那时候的书生，除了读书，真没多少可以玩的东西，所以大家都是靠真才实学硬考啊。所以那时候的读书人少，是对的，但是竞争对手可真不少，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不比今天差。如果说你觉得，拿高考和进士考试对比不合理，那就可以拿国家公务员考试来对比，公务员考试考《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与《申论》两门，我就算古代人只考《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可以去比较下每年国家录取的公务员人数，国家公务员考试，基本上可以按照 40：1 的录取比例，清朝进士录取比例约为 25：1，所以竞争真就差公务员考试差到哪里去了吗？更何况国家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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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更，评论的确多，我觉得无论对错，不要拍脑袋就下定论，自以为应该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你需要下定论，最好是有数据证明。

评论虽然众多，但是我看到最可笑的是什么？一起来参谋参谋。

有人评论说，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书法，压根不值一提，我觉得刘春霖书法写的好，是因为我只知道楷书，不知道行书草书？

这位答主想必在他的眼里，书法也只有个王羲之和怀素了吧。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刘春霖的书法，包括他作答的状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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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您的意思，楷书就不是书法？只有行书草书才是书法？

实际上，刘春霖不仅书法好，绘画也是一绝。看图就知道，他的小楷字写的非常漂亮，字迹工整，堪比印刷体，他的小楷书法有 “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 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 “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 的说法。

那么，回到问题本身，你觉得这样的人，在北京买房难吗？

还有人说，古代人的智商不如现在的人，毕竟人类是进化的，智商也是进化的，古代人没有现代人聪明？

好家伙！达尔文要是看到你这样的认知，棺材板都盖不住了。

按照您的这个言论，今年出生的人，就要比去年出生的人智商高，21 世纪出生的人，就要比 20 世纪书生的人智商高，那么请问你比爱因斯坦聪明吗？

人类是进化的，这肯定没有错，但是人类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生存环境进化，而不是智商在进化。而且，人类的进化，基本上都是以万年为单位的，可不是屁股决定脑袋，想当然的就觉得今年和去年之间人类就进化了多少。科举制度到现在也不过两千多年，你觉得两千多年的时间，人类能进化到哪里去？你是比两千多年前的人多个脑子，还是多只手？

再抛一则数据，大约在两三万年前，人类的脑容量是达到了人类的峰值的，为平均 1500 毫升，之后人类的脑容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今天已经是只有 1400 毫升左右了。根据英国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现代人的体型和身高比依靠采猎为生的祖先缩小 10%，大脑容量也约同比例出现了下降，穴居的尼安德特人最高可达 1,750ml。而且，脑容量也不代表说，这人就一定聪明，一定智商高，爱因斯坦的脑容量并不高，但是他绝对比你聪明。

再抛出个数据，英国《每日邮报》2018 年 6 月就有一篇报道：一项权威研究发现，从 1975 年出生的人开始，过去的 40 多年间年轻人的整体智商开始下降，大约每一代人下降 7 个百分点。（当然这项研究到底权威不权威，各位看官可以自己去做调研。）

智商是进化还是退化我们暂且不论，但是说古代人和现代人，肯定现代人智商要高的，这纯粹是胡扯！毫无依据！如果这项结论都能成立，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绝大多数人，不说比爱因斯坦，那起码也要比两千年前的诸葛亮要聪明吧？起码也要比秦始皇、鲁班、孔子、孟子、老子、墨子、韩信、祖冲之、蔡伦、毕昇、李白、杜甫这些人聪明吧，毕竟你都多进化了多少年了？

所以那些所谓的古代人不如现代人的智商的言论就收收吧。

欢迎各位知友评论讨论，也感谢各位点赞的知友，但是请不要拍脑袋就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最起码拿出点数据，拿出点证据来反驳，兴许我所谓的证据，也不一定对。但是请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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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更，回到问题本身，古代状元在京城到底能不能买得起房子？

这个问题，每个朝代不一样，毕竟每个朝代的房价也不一样。房价虽然不一样，但是状元的档次却都相差不大。

古人称科举为 “鲤鱼跃龙门”，排除一切的干扰因素，跟今天的高考一样，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个举人都十里八街的报喜，你要是中了状元，那就是 “大魁天下”，那更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光耀门楣不说，即使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能够都可以一直拿这个事情吹嘘下去，并且走到哪里都能够因为自己的状元身份，让自己受人尊敬，古人就有诗写道：“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细细体会下，你就知道状元在当时是什么级别的。甭说古代科举状元，放在今天，高考你即便只考了个省状元，那也是十里八乡能够传颂一辈子的事情。

那么中了状元一般都做什么官，进士是天子门生，状元自然就是天子最得意的门生，中了状元，只要不站错队导致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基本上都能够步入中央最高统治阶层，一般都是先入中央翰林院，授六品或者七品的编修（也有的是修撰、天子侍讲等），品级一般都是六品，少部分是七品（不用拿极个别的特殊案例来杠），一般只要是翰林院出身，身份地位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到最后差一点的也能提拔到六部，混个侍郎（明代是二品，清代是三品），要么就是尚书（隋唐正三品，明朝正二品），混的好的，基本上就能进入内阁。进入内阁，基本上就意味着中央最核心的官员，有权有名一点都不为过，混的差的，也能下放到地方，做个地方的大员。

自古以来，权和利都是不分家的，这点想必不用多说，即使放到今天，也一样。只要你中了状元，先不说国家俸禄，单就是追捧送礼拉拢的人都不在少数，那么状元的钱够买房吗？

我觉得分几个朝代来看，首先是唐朝以前，可以很肯定的讲，这个时候的房价不高，即使是京城也不高，西周时候就拿几块玉，几个围裙，几个贝壳就基本上能换套房了；汉朝的时候，按《后汉书・百官志》，等级最低的公务员（佐史），每年也能领到 96 斛米，折合 9600 钱，这样的年薪刨去开支，两三年下来在大城市里买一小套不成问题，何况是状元；南北朝时期，社会贫富差距很大，但是状元一定是富的那个阶层，贫的当然是农民了，所以想要买房不难；

唐朝时候，京城的房价就贵了，在唐朝全盛的玄宗时期，朝廷拍卖国有房产的碑文拓片里就有记载，一座拥有房屋 39 间、占地 2.9 亩的大别墅，拍卖成交价只有 138 贯，折合 13.8 万文，唐玄宗年间 1 文铜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 3 块钱，13.8 万文也就相当于 40 万元，也就是唐朝时候京城占地 2.9 亩的大别墅，要 40 万人民币，我们这里就算状元最后只能当个三品官来算。

三品官的待遇在唐朝，据资料查询，每年禄米 400 石，职田 9 顷，杂役 38 人，每日发常食料九盘（细米二升二合，粳米八合，面二升四合，酒一升半，羊肉四分，酱四合，醋四合，瓜三颗，盐、豉、葱、姜、葵、韭之类各有差；木橦、春二分，冬三分五厘；炭、春三斤，冬五斤），大概约合每月 8000 文；这么算下来，一个三品官，差不多需要 18 个月，就可以在京城买个 2.9 亩的大别墅了。

宋朝时候，公务员工资待遇本身就很好，包拯时任开封知府的时候，每月有 30 石的粮，60 捆干草柴火以及 1500 贯的公钱，朝廷还给他划分了 2000 亩地，这些地他可以收租，并且不需要缴纳赋税。一年下来就是 360 石粮，720 捆干草柴火，18000 公钱和 2000 亩地的租金税收。至于龙图阁学士这一称谓每年也能带给他 1656 贯钱、46 匹绫罗绸缎以及 100 两棉的实物收入。

假如一亩地只给他 1 石的收入，地就有 2000 石，开封府每月还有 100 贯的添头，一年就有 1200 贯，冬天还有 15 秤木炭。一年拿的工资就有 21056 贯，还不算其他的实物收入。

一贯钱是 1000 文，等于现在 650 元左右，也就是包拯一年可以收入 1368 万人民币。

而包拯当时做开封府尹的时候，就是个正三品的官员，按照当时宋朝的房价，一个正三品的官员，在京城买房绰绰有余。

明朝，在整个历史上，都算是低薪的代表了，不仅薪酬低，公务员假期还少，但是房价也低，大概是低档房产 50 两一套。也就是说，相当于七品小县官一年的收入。所以低薪低房价，但扣掉正常开支，几年存款还是可以买一套房子的。

清朝，有明确的记载，清朝公务员的薪水为：“一品岁支银 180 两，二品 150 两，三品 130 两，四品 105 两，五品 80 两，六品 60 两，七品 45 两，八品 40 两，正九品 33 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 31 两有奇”。此为基本工资，称 “正俸”；而 “京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也就是说一个七品官的年薪为 90 两。

据记载，当时新街口附近的房子 85 两，新帘子胡同的房子大约 70 两左右，这也就是说一个小小七品芝麻京官省吃俭用刨去生活开支大概两年收入也足够在京城买一套私宅啊。

我知道会有人杠，非要拿杜甫、苏澈这些人来说事儿，搬出什么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 要知道，第一他们不是状元，第二杜甫当过最大的官是 “左拾遗”，隶属谏诤机构，没什么油水，是七、八品的小官。苏澈虽然做的官还是挺大的，尚书右丞，但是因为反对人家王安石变法，站错队了被搞了，后来都沦落为只能帮别人抄点书籍挣挣钱了，你指望他们穷困潦倒的还要去京城买房吗？所以不用拿特例来说事儿，特例每个朝代都有。

所以状元能不能买得起京城的房子？还用说吗？

来源：知乎

作者 / 地平线HOA
话说，古人都管猫叫什么？

让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

养猫，并不是现代人特有的休闲方式。宋代著名诗人陆游有云：

“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一）》
“狸奴”就是猫，给它翻译翻译就是：刮风下雨算个啥，烤个火，逗个猫，窗前枕下。

陆游甚至专门为猫写了组诗，题为《赠猫》。我们看看第三首：

执鼠无功元不劾，一箪鱼饭以时来。
看君终日常安卧，何事纷纷去又回？——《赠猫（其三）》
逮不到老鼠，我不追究；每天的饭菜，我按时送；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能趴在那里好好陪我……

你丫的整天跑来跑去就不能理我一下？！

陆游的这只小猫名叫“於菟”，“於菟”是啥意思呢？

鼠穴功方列，鱼餐赏岂无。
仍当立名字，唤作小於菟。——《赠猫（其一）》
小猫横扫无胆鼠辈，大鱼大肉是大大滴有！照例应该给你起个名字，嗯，就叫你“小老虎”吧！

《东京梦华录》提到，当时开封和杭州有专门卖猫食的店铺。如果这个说法属实，至少在宋代，与猫咪相关的行业就已经非常发达了。

哦，顺便提一句，陆游的“小老虎”是一袋盐换来的…

中国第一部关于猫的专著，是清朝名士王初桐编著的《猫乘》。书里把古人记录的猫咪的名称、习性、种类、相关的故事，甚至诗文讲了个遍，可以说内容非常丰富了。

另一部值得参考的书，是黄汉编写的《猫苑》。和前辈相比，这部书的增加了“灵异”、“名物”、“品藻”（也就是鉴定）的部分。

通过这两部书，我们就能大致了解古人和猫的故事了~

▲ 明·沈周《写生册页·猫》局部
“猫”这个字：

左边是代表动物的豸，右边是禾苗的苗。宋《埤雅》云：鼠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字从苗。

看来古人很早就把猫看作一个去鼠害的正义 baby 了嘛！

叫法

一般来说，古人称家猫为“猫”，称野猫为“貍”。但猫的叫法超级多，要是加上外号，单独编一部词典都绰绰有余。各个时期，都不乏特有意思的：

东汉三国

（1）苗

《说文》：猫，狸属，从豸，苗声，莫交切。

（2）貔狸

《广雅》：貔狸，猫也。有趣的是，古代契丹把“黄鼠”也叫做“貔狸”，而黄鼠是介个样纸的：

（3）纹貍、神貍

这是《猫苑》记载的一种香猫，似貍，出大理府，纹如金钱豹。

（对不起串台了…）

唐代

（1）（跟我读）茅~

《唐韵》交代了“猫”的读法：猫（切同说文）韵会韵，畧正韵，谟交切，并音茅。

（2）猛兽

《五经文字》：猫，猛兽。

（3）红叱拨者

看起来很中二，意思是“一只特别能叫唤的猫”。出自《酉阳杂俎》：灵武所产猫，有名红叱拨者。

五代十国

（1）“东守”、“白凤”、“紫英”、“怯愤”、“锦带”、“云团”、“万贯”

出自《记事珠》。据说是张抟家的七只猫，每只都是名品。据说这位“张大仙”从唐朝活到北宋，活了一百一十八岁，专门研究周易、算命和憋气（？）。

（2）御花朵、昆仑妲己

这俩是公主的御宠，出自《表异录》：后唐唐琼花公主自角，养二猫，雌雄各一。有雪白者，曰“御花朵”，而乌者惟白尾而已，公主呼为“昆仑妲己”。

宋代

（1）白老

庐枢家的大白猫，实力强悍。出自《唐馀录》：家有猫名曰“白老”，既至，自堂西阶地下，获鼠七八枚，皆杀之。

（对不起又串台了…）

（2）虎倏

意思是很猛的野兽，司马光家的猫叫这个…《铁园山丛谈》：司马温公家有猫，曰虎儵。《说文》：“虎儵，黑虎。”盖取其猛而名之。

（3）“鬼尼”、“高伊”

这是朝鲜人的叫法，出自《鸡林类事》和《朝鲜史略》。

（4）喵（认真脸）

《席上腐谈》：猫能自呼其名。

明代

（1）猪神（？）

据说是古代的“章鱼保罗”。《丹铅录》：毛犀，即彖也，善知吉凶。人呼为猫猪，交广人谓之猪神。

（2）狸狌、狸奴、狻猊、虦

《事物绀珠》：猫曰狸狌，又曰狸奴，又曰狻猊。《尔雅》：狻猊如虦猫，食虎豹。

（3）“一块玉”、“乌云罩雪”、“金钩挂玉瓶”

这都是太监、宫女起的鬼名字…出自《在园杂志》。

▲ 宋徽宗《耄耋圖》局部
清代

（1）妙妙妙

竺庵禅师《猫鼠偈》云：“有朝捉得老鼠时，大叫一声妙妙妙。”

（2）日月眼（就是异色瞳）

山阴诸缉：”其眼一黄一白，俗呼日月眼，甚瘦小，声亦细，鼠闻声輙避。见狗即登其背，龁其耳，狗亦畏之。

（3）阴阳眼（同上）

《猫苑》：金银眼又名阴阳眼。狮猫，历朝宫禁卿相家多畜之。

▲ 《壶中富贵》局部
（4）九尾（九喇嘛？！）

《猫苑》：山阴西湾人家，有一白猫，尾分九梢……人呼为九尾猫。

现代

额，主子 – –

最后附上一个小故事：

有个叫齐奄的人养了只猫，取名“虎猫”，意为“猛如虎”

客人 A：“老虎的确猛，但是龙更猛，不如叫‘龙猫’吧！”

客人 B：“龙猛是猛，但是龙不驾云就飞不起来，云肯定比龙高级！不如叫‘云’？”

客人 C：“云雾遮天蔽日不假，但是大风一吹就给它吹散了，云还是不敌风啊，叫‘风’如何？”

客人 D：“大风算个屁啊，刮起来咱立个土墙就挡住了，‘墙猫’！”

客人 E：“墙是硬，但是老鼠会在它里头打洞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听过吗？小小蝼蚁尚且如此，何况大老鼠呢？我看取名‘鼠猫’最为合适。”

东里老人嗤之以鼻：净整些花里胡哨的，什么‘风猫’、‘墙猫’，猫就是猫！”——《应谐录》
看来，吸猫也是咱们的优良传统嘛。

这个话题一直想写，琢磨了好久，终于写出来了，不过写运河并不是运河本身，以小见大，一部运河史，就是一部中国史，见证了太多的王朝更替和潮起潮落，相信看完本文，大家对于我们很多现在的现实，也有一个新的理解。

1 我们自古都在搞运河

一提到运河，大部分小伙伴脑子里的第一反应都是大运河以及败家富二代隋炀帝杨广同志，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历史是劳动人民写的，不是某一个人拍脑门拍出来的，修运河这个事儿也不是隋炀帝自个发明的。

我国修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甚至大禹治水采用的疏通河道分流的策略都算是一种，只是没有用来跑运输而已。

到了春秋的时候，各个国家打得不可开交，而战争实际上就是个比拼资源实力的活动，但是有了资源你还得能运输到合适的地方，要不然只能做成景观供人观赏。

而大家都知道一个常识，陆运成本是水运的 20 倍以上，距离稍微远点，资源的投放就成了个” 不可能完成任务 “，这也是为啥历史上中原很难彻底拿下北方草原和新疆西藏，去进攻那些地方全靠陆运，实在是太远了。直到现在，海运 10000 公里的成本和陆运 300 公里差不多，大家就能感觉到这个悬殊有多大。

到了春秋后期，在东南的吴王阖闾和夫差两代人前赴后继，枕戈待旦，终于完成了称霸的大业，祭祖的时候非常有面子，号称 “纵横江淮”，就是说吴国主要在长江和淮河那一带混。等到夫差越做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目标就瞄准了北方的齐国和晋国。

但是齐国在山东，吴国的主体在江苏，江苏人要去打山东人，走陆路成本有点高。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吴王夫差就让人修一条能运输的水路，这就是邗（读” 韩 “）沟，打通了长江和淮河，在对齐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百二十多年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魏惠王有样学样，修了一条联通黄河和淮河的运河，命名为鸿沟，这里也因为之后的楚汉争霸而闻名天下。

在后面的历史中，修运河成了进取型王朝一种基本操作，其中还有修的比较疯狂的，比如曹操，为了搞定袁绍，专门修了直达官渡的睢阳渠，之后越修越上瘾，为了扫平河北先后搞了白沟、利灌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工程，形成了整个海河水系的雏形。

也就是说，在隋炀帝杨广开始大搞运河之前，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很多运河，隋炀帝只是对修运河这项伟大的事业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在展开讲之前，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知识点，我们所熟知的京杭大运河，并不是隋炀帝搞的，这里的京杭，是指北京到杭州。隋炀帝作为一个陕西人，后来搬到河南洛阳，经常去扬州玩，没道理修一条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找了张图，大家可以看看，绿色的是隋炀帝的，后来的京杭大运河明显要直那么一丢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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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所说的京杭大运河是后来元朝搞出来的，而隋炀帝修的这条，叫隋朝大运河，因为后面唐朝在这个基础上把修运河这个项目发扬光大，所以也可以合称为隋唐大运河。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常识，隋朝干过的那些导致亡国的事，唐朝又干了一遍，只是唐朝运气好能力强，艺高人胆大，不仅没倒霉，反而暴走了一把。唐朝那会儿，突厥那时候已经分裂了，内部打得比跟唐朝都凶；而且唐王朝套路很深，经常带着一伙游牧部落去揍另一伙，以夷揍夷。更关键的是，运河已经被倒霉的隋炀帝给修好了 90%，唐朝就可以动用南方资源去折腾北方。

而隋朝之所以搞大运河，肯定不是一些野史上写的要去南方搞女人。建设如此浩大的工程，除了兜里趁钱之外，纯粹是被逼的，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重心南移。

2 经济南移

很多人知道，西晋和东晋之间，为了躲避战乱，北方士族带着钱和生产工具就往南方跑路，有了 “衣冠南渡” 的说法。其实南渡的不仅是” 衣冠 “，还有大量的农民，大家一起去了南方，共同建设幸福家园。

到了南方后，新品种的种植带来了粮食的增产，同时，一些水利工程的建设，也起到了拉爆生产力的作用。相比于被糟蹋的不成样子的北方，南方就要安定许多，被称为天下粮仓的太湖区域就是在这个时候茁壮成长起来的。

所以隋朝刚建立的时候，一代目隋文帝杨坚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关中地区弄不到足够的粮食吃。一到荒年，就演一遍哀鸿遍野。之后的唐朝前期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唐高宗李治带着媳妇先后七次跑到了洛阳，在诏书上把理由写得明明白白，一点都不带修饰的，就是中央的同志们吃不饱饭，皇帝带着大臣们打秋风。

为了解决中央吃饭这个大问题，隋文帝琢磨了一下，就找了个擅长搞水利的人修了广通渠，打通了潼关到长安的水运，使得顺着黄河过来的粮食能进入长安，但也只是部分缓解了长安地区吃粮食的窘迫。等到洛阳遭遇旱灾的时候，隋文帝亲自跑到洛阳视察工作，发现这里同样存在粮食供应短缺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修一条南北大运河的构想，让中原的朋友能吃上南方的粮食 。

修河除了运粮食之外，政治军事目的也很重要。隋朝之前分裂得太久，南方士族自由散漫惯了，没事就搞个起义闹个事，而北方崛起的突厥对中原王朝同样垂涎三尺，热衷于日常搞摩擦。能运兵、运武器、运粮食的水路就成了隋朝的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隋炀帝继承了他爹的帝国和财产，还继承了他爹修河的构想，至于有没有继承他爹的女人，那就不知道了。多说一句，后来的唐朝宫廷一直也有这个儿子继承老子的女人这个毛病，跟北方游牧部落似的，而且玄武门事变的直接起因也是李渊的妃子说李世民非礼她，李世民也说他哥跟那个妃子有一腿。而李世民的儿子确实跟李世民的妃子有一腿，可见前边的那些事不一定全是假的。

隋炀帝当皇帝的第二年，就开始修大运河，一共修了六年。以洛阳为中心，北到今天的北京，南边到今天的杭州，全长近两千七百多公里，连接了五大水系。

不过小伙伴们稍微想一想也能知道，这个运河绝对不是从平地里抠出来的，即使是放到今天的基建狂魔，也很难在六年时间里抠出来这么一条运河。

事实上，杨广是充分利用了前人的劳动成果，把我们上文提到的几个之前的运河连了一下。跟巴拿马运河有点像，巴拿马运河就是通过人工河道，把之前已经有的湖和海连了起来，充分利用自然界原有的资源。

为了表示我没有丝毫为杨广说好话的倾向，就顺便交代一下，这两段运河的开凿，只用了六个月，为了赶工期，付出巨大的代价。史书记载死亡的劳工达到了百分之四五十，工地上的场面非常血腥。

自此，隋唐大运河的雏形基本完成，虽然隋炀帝的目的是以洛阳为中心，但是到了唐朝，通过隋文帝修的广济渠，将中心重新移回了长安，并且不断的加固和整修。

大运河的出现，为唐王朝解决了无数的粮食和赈灾问题，也为本可能走下坡路的长安城续写了一段辉煌历史。

公元 755 年，爆发安史之乱，到唐朝灭亡的 907 年，总共一百五十三年，这个时间与南宋的寿命相当。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唐王朝对河东地区的控制被严重削弱，甚至大部分时间都是失控状态，而唐朝之所以能坚挺这么久，主要就是依靠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赋税。

通过河道，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往来，并且将天下财富和人才源源不断的输送到长安，再加上唐朝对西域的开拓，使得长安成为了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市。

同时，对于南方来说，要致富先修路，水路都修好了，市场被进一步扩大，创业经商发财暴富的机会就到了。

南方的锦、镜、铜器、海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橘子和茶叶等被销往广阔的北方，甚至通过丝绸之路被运往更西边。

到唐后期，扬州已经是中国的造船业的中心，南昌则是造船基地，唐朝船只的数量和技术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又是一个乱世，特别是五代一直在北方折腾，军阀割据和无休止的战争再次把北方诸城变为废墟。

到了北宋，赵老大在地图上寻摸半天，最终还是选择开封作为都城，这件事其实很重要，它标志着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的确立。自此，政治中心再也没有回到过关中，长安也开始势不可挡地走下坡路。

北宋时期，从越南传入了占城稻，非常的耐操，适应环境能力堪比小强，并且生长周期很短，从种植到收获，只用 50 天，这项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随着水利的修缮和农耕技术的发展，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被加强。

手工业生产、矿冶业、纺织业等领域，南方都远远领先北方。作为中国标志性特产的瓷器行业，南方也已赶上北方。浙江龙泉的哥窑盛产青瓷，有 “千峰翠色” 的雅号；而江西新平则是全国的产瓷中心，宋真宗景德年间在此建了个官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景德镇。

到了南宋，泥马渡康王的宋高宗一溜烟跑到了杭州，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更是进一步来到了东南地区，自此，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彻底完成。

蒙古人来了之后，不可能选择南方城市当做都城，毕竟离老家太远，到时候给祖宗上个坟太麻烦了。而且万一在中原混不下去，回草原不能路太远。所以忽必烈就选择了把北京当做了都城。

现在大家看北京，觉得这个城市跟其他世界级的城市不太像，前几天还在搞沙尘暴，夏天巨热冬天巨冷，又不挨着大河，地势也不是特别平，怎么看怎么都不是个超级城市的模子。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北京其实是一个边疆要塞，处于游牧部落和中原文明的分界线，大家看过《冰与火之歌》吧，北京的意义，和那里边的北境长城差不多。所以民国期间北京改成北平，不再是首都了，迅速就不行了，被天津超得一塌糊涂。北京能搞这么大，不是自然发育的结果，一直都因为它是政治中心，有大量的输入能源，就跟个富二代似的，一直有老爹给打钱。

比如当时蒙古人定都北京，但吃穿用度也需要南方供给，走陆运不太现实，背点粮食都不够自己在路上吃的。走水运的的话要么运河，要么走海运。两次尝试远征日本的失败让海浪给蒙古人留了些心理阴影，内陆的运河明显更稳定更安全。

但是隋唐大运河得绕道洛阳，费时又费力，所以元朝人就准备修一条能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反正南人的命又不值钱，可劲的抓壮丁修就行了。（元朝把人分为四等，南方汉族被称为南人，为最低等。）

元朝利用之前隋唐大运河的部分河段，重点打通了山东区域，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京杭大运河。其总共可分为七段，即北京 – 通州，通州 – 天津，天津 – 临清；临清 – 台儿庄；台儿庄 – 淮阴；淮阴 – 扬州；镇江 – 杭州。

其中，临清到台儿庄这段叫会通河（会通河所指的范围在明代比在元代广），元朝修的时候挖的比较浅，运输能力受限，因此元朝的漕运还有一部分需要海运来加持。而元朝寿命又比较短，各地又都在闹事，所以没有更多的精力来修运河，到明初黄河决堤，直接把这段运河塞住了。

3 明朝继续修

等到朱棣迁都北京，修运河的事儿又提上了日程。

多说一句，朱棣迁都这事也不是啥” 南京人民不欢迎他 “，主要还是战略考量。毕竟北京作为北方要塞群的核心，必须得驻扎大量的野战兵团。

可是这些兵团交给谁管理都是隐患，随时有可能挥师南下把皇帝给灭了。所以就跟所有不稳定系统一样，来回折腾几次，最后稳定在了一个状态上。这个状态就是皇帝自己跑北京去了，自己带兵，这也就是” 天子守国门 “，此后五六百年一直维持这种稳态。

至于大家发现北京动不动就被围，也正常，它本来就是要塞，跟个航母似的，修建起来就是为了打仗，偶尔被围几次更健康。

朱棣上位后，一方面为了继续进攻北元，另一方面庞大的中央政府搬到北京，都需要大量的资源，于是又开始大规模动工搞运河。

这个时候，南方经济已经彻底腾飞了，北方就得需要南方持续供能，就跟炉子需要持续添柴火才能一直旺下去一样。咱们现在说的” 长江三角区 “，并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早在唐朝后期就出现了，在宋朝已经非常成型，那时候还没上海啥事，可以称为” 环太湖地区 “。

所谓环太湖地区，在古代主要指润、常、苏、杭、湖五个州，润州就是现在的镇江。这些区域从一千年前就一直富到现在，开始海上贸易兴起后，又多出来一个上海。从历史层面看，上海反而是个弟弟，出现得非常晚，一直到大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埠，然后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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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地区水系自身就很多，人们又不断的修各种小型运河，形成了庞大的水系，进一步降低了运输成本，把更多的人吸收进了这个体系，大家记得我之前有篇文章讲” 徽商 “吧，徽州商人本来在山里呆着，后来顺着水路去杭州做买卖，慢慢越来越发达。

早在隋炀帝那会儿，这个区域已经非常繁华了，所以隋炀帝的运河其中一段，正好贯穿和打通这一区域，使得环太湖区域与整个北方主流市场连为一体。

不仅如此，太湖地区成就了运河，运河也成就了太湖区。正是运河的建成，使得太湖地区的水上运输水平上升了一个档次，现在咱们熟知的那些城市，苏州、杭州、扬州都成了商品集散地，迅速繁华了起来。

各个水域之间的彻底连通，导致运输成本急剧下降，这个地区经济更加活跃。现在这个区域的经济也能顶得上一个发达国家，跟他们良好的运输环境是分不开的。

唐朝后期，环太湖区域的税收物资越来越重要，上文也说了，唐朝安史之乱后大唐基本已经变成了藩镇割据，但是有太湖地区的物资，唐王朝也凑合过了一百来年。

到了宋朝，第三次移民高潮便给太湖地区输入了 500 万移民，无论是劳动力还是生产能力，都保证了这里成为天下粮仓的可能，便有了 “苏杭熟、天下足” 以及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的说法。多说一句，大家看到这里基本也看出来了，其实很难界定” 南方人 “和” 北方人 “，反正很多都是从北方过去的，那地方的人特别少，历代一波又一波移民才把南方给填起来。

到了明代，这一地区的税粮数额，占去当时全国总额的五分之一。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地区正式成为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心。

此时，大家每年产的粮食除了自己吃之外，还要富余不少，那怎么办呢？当然是卖给没有粮食的人换牛换马换喜儿。

有了农产品这个货物，再加上这个地方无论是水运、海运还是陆运都非常的给力，农业商品化自然而然地就繁荣起来。

但是时间一长，大家就又不满足了，其中一些爱折腾的人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个种粮食挣得利润太薄了，得搞一些附加值高的玩意，没错，这就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听起来高大上，只出现在新闻里，事实上非常的朴实无华，就是兄弟们想过得好一点。

环太湖地区的居民开始大量的种植桑、棉、茶、烟等经济作物，特别是桑棉，这个东西不像水稻那么容易，搞成产业化的门槛很高，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且也不是几个人能搞定的，需要非常多的人，是不是听着有点像现在的搞基建。

搞这些产业，第一解决了资本的去处，有钱人去搞实体经济总比欺男霸女开赌场设妓院更能带来社会稳定；第二是解决了过剩劳动力的问题，也就是就业问题；第三是经济作物的产业化带来了更为丰厚的利润。

光绪年间，嘉兴的确的桑树多到数不清，环太湖地区的部分县区内，棉花地能占到全部耕地的九成。

经济作物的蓬勃发展再次带来了产业升级，那就是往下再加工一步，我出的粮食卖到外地挣两块钱，外地人酿成酒卖出去五块钱，那我为啥不自己在本地酿酒呢？

而对于更为普通的劳动者王二狗，有一天发现自己只需要织布就能养活自己，那就不再下地亲自耕种了，手工业者与农业生产出现了剥离，自身成为了商品交易的一环，最终导致了地域性的行业分工出现。

商品的交易是需要场所的，这个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固定下来，这就是市镇，世界上本没有市镇，交易的人多了，就有了市镇。市镇又进一步催生商业活动，周围各地的商人们都去某个地方做买卖，时间长了，那地方的人就会显得比别的地方更会做买卖。

这种 “虹吸效应” 非常强大，比如清朝时期，大量的晋商也举家南下去了苏杭那一带做买卖，于是也就成了 “南方人”，所以说，现在的南方人成分非常复杂，比如广东客家人，就是北方到南方的移民。更直观的，海南作为 “东北四省” 之一，过几十年，就很难说海南东北人到底算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了。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 “南方人” 会做买卖，本身不太准确，因为除了那两个三角，其他地方的人并没有明显的优势，而且经济也就那样，而那连个三角的人，也不纯粹是南方人。

说到这里就很明显了，环境和人是一个相互进化的关系，长三角那地方天生就是个大集市，集市会培养商人，商人会让集市变得越来越大。

4 运河的新生

并且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环太湖地区的农业及手工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在 19 世纪末期，茶叶就受到了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茶叶的冲击，走向衰落，其次到 20 世纪三三十年代，土布和纺织业也先后没落。

再加上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苏杭被打成了废墟，苏杭商人和资本逃入上海，我前文讲徽商的时候就聊过，徽商的据点是杭州，太平天国之后他们也跑上海去了，最终让长三角的龙头从运河城市苏州变为了上海。

到了晚清，商船的发展一日千里，大海也不再像之前那么恐怖而且琢磨不定，清朝政府开始放弃成本巨大的运河，转而用海运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物资，运河也就慢慢彻底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不过到了现代，新中国一直在搞运河，继续把各个水系连接在一起，并且拓宽河道，加大水深。2020 年，在我国的国土上将会形成 “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 的水路布局，同时还有 28 个主要港口将分布其中。那个一纵就是京杭运河。可见这玩意现在依旧非常重要。

不过文章说了这么多，并不是想单纯聊运河本身，而是通过运河大家体会下千年之中南北经济的这种关系。

而且通过本文，大家也就明白了，改开之后珠三角和长三角都迅速做大，并不是偶然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过去千年趋势的继续，而北京就带不动它周围的小伙伴，这也是一种趋势，毕竟以前也没带动成功带动过。

后续的趋势其实也比较清楚，甚至美国那样的国家，现在中部已经要搬空了，人口也在向两个海岸移动，观察过去一百年房价涨幅，也主要是两海岸的大城市在涨，其他地区很多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

看完本文，相信大家后续面临相关选择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来源：九边 微信号：ertoumu893

　　 有人问，传统文化是不是等于古代的一些圣贤之言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人们的言和行、文化和思想从来就是有距离的。现在经常会听到这样两句话：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能说，反过来，有些事可以说而不能做，可见说与做之间存在着距离。

　　 以前通常讲的“文化”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要把它理解为某一个制度的上层建筑。那个时代我们讲文化不太强调它的民族性，而强调它和制度的关系，那时我们经常讲“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而不太讲“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

　　 现在我们更多地是把它和民族性挂起钩来，常讲“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并强调两者的区别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谈文化，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那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追寻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真正起作用的时候，恐怕就不能仅仅把眼光局限在圣贤之言上。

　　 决定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一方面有圣贤的价值观和平民的价值观之间的距离问题，另外还有不论是圣贤还是平民也都存在着一个真实思想和行为与口头上说的、笔下写的言论之间的距离问题。应该说不管每一种文化之间的距离有多大，一般地说，言和行、文字和思想之间的距离是以现代社会为最近。

　　 具体地说，是已具有了基本的民煮、自由条件的这种社会为最近。因为这种社会符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这种社会里人们敢于讲真话，讲真话不会危机到个人利益。

　　 关于讲真话，大家可能还记得8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即讲真话与讲真理是什么关系？讲真话不一定是讲真理，所谓讲真话就是讲心里话，就是我们常说的“言行一致”。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在一个现代公民社会中，人们应该处于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在有些社会中，缺乏这样的制度条件。在这种环境下，言与行、文与思的距离相对来说就会更大，“见人说人见鬼说鬼”、“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言不由衷便是常有的事。

　　 我们现在要研究文化史、思想史要涉及的内容——绝不是唯一的内容，因为人们很多真实的思想和行为，往往不是写在纸上的。我们要看该社会的人际关系准则。这种准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制度，思想往往体现在制度设计中、体现在制度安排中。因此我认为，所谓文化史，它应该是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结合。

　　 我们从社会史上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实际运行的一种思维准则，而从思想史上可以看到精英人物是怎么说的、怎么写的。说、写一定要结合实际的思想与行为，否则这两者如果隔离开来孤立地看，就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对文化史的了解。

　　 综上所述，谈论中国文化史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一点中国社会史的内容。从“五·四”以来不管是对中国文化持批评态度还是持欣赏态度的人，都认为中国文化的形成期是文化史研究的重点。这个“形成期”指的是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时代。

　　 该时期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比如雅思维斯把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因为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的主要文明都经历了类似“思想解放、百家争鸣”对以后历史发展具有很大影响的思维定势阶段。希腊的哲学争论发生在这个时期，印度的列国时代也是大约在同时期：那是耆那教、佛教、婆罗门教以及其他各种古印度哲学流派辈出的时代，中国的诸子百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那是一个流派迭出、学术活跃、思想争鸣火花四溅的年代。

　　 到汉武帝时期从形式上便进入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阶段。后来的一些思想家把董仲舒以后的儒学称为“新儒家”、“新儒学”。此“新儒学”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新儒学”，而是与孔孟时代相比的“新”。董仲舒以后形成的“新儒家”虽然又经历过朱熹、王阳明等等多次波折、承前启后地发展，总体框架没有大变，一直到近代以来出现了“西学东渐”、中西碰撞，才出现了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剧烈转型期，从整体看这个转型期仍在进行中。

　　 我们当学生时老师常说讲“大通史”是一个哑铃型造型，说白了就是一个重两头、略中间的过程，两头讲好，中间弱一点也无妨，思想史亦不例外。当然后来搞断代史的人不同意这种模式，每一个断代或者专史的研究者都力求突出自己关注时段，这又会造成其他的问题，此话不再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就此打住。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诸子百家”时代的思潮和社会变迁。

　　 谈这个话题先要解决的是当时的思想争鸣、当时的文化创造力。大家知道那个时代是到底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在这里先要解决一个基本判断。现在人们通常总说，“西方文化”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有人说是“家庭本位”，有人说是“家族本位”，总而言之似乎都是“整体本位”的，也就是说不那么强调个性，不是“个体主义”的，或者换一种说法，“西方文化”是“分析性”的，“中国文化”是“综合性”的。

　　 不论是“分析性”的和“综合性的”，还是“个体性”的和“整体性”的，都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个体、个性的态度。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含混、过于笼统。

　　 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在谈到西方文化的变迁时，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也就是说，承认在此之前西方文化也是整体本位的。法学家不论是研究英美法的，还是研究大陆法系的人都指出一点，在前近代西方的整个法律制度不是为了把属于每一个人的东西给予每个人，而是为了捍卫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团结。

　　 马克思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开始是自然形成的家庭，后来由于家庭扩大而形成氏族，最后由氏族联合成国家（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国家形成的顺序问题，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在19世纪50年代《巴黎手稿》里讲的，他原先一直认为先有小家庭，然后才有氏族，氏族是在家庭扩大的基础上形成的，氏族联合就有了国家。它们的发展顺序是：家庭——氏族——国家。

　　 这和民间关于人类发展的种种传说也是一致的。比如西方的说法是先有亚当、夏娃，或者是诺亚方舟上剩下的那一家人的繁衍。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也有把自己的始祖归结为一夫一妻地繁衍生息，比如广西壮族的布洛陀与姆勒甲。小家庭变成大家庭，大家庭变成大氏族，又由氏族扩大成为国家。

　　 后来人类学家摩尔根（1818-1881年）提出一个新的看法，说实际上是先有氏族，后有家庭的，这个秩序就完全颠倒过来了。但是不管是先有家庭、后有氏族，还是先有氏族后有家庭，马克思这句话意义都没有变化。人类最早是以整体的形式存在的，个人是共同体的财产，个人在那个时代不是个人，而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直到马克思所讲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19世纪50年代）在市民社会中，个人才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才产生了所谓人的独立性。

　　 简而言之不管是中西还是其他文明中的人在传统时代，基本上都是整体本位的，而不是个人本位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种整体的具体形态，或者说在历史上的表现类型，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也正是不同文明的基本差序。

　　 中国在诸子百家形成以前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古史研究中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古史分期”问题。关于这个话题，现在已经越吵越没意思了，我们可以不涉及它。对西周时代有的人说“原始社会末期”，有人说是“奴隶社会”，有的人说是“封建社会”不一而足。

　　 但有一点是大家都公认的，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社会是以血缘共同体的族群联系为主要社会组织方式的一个时代，用一个可以超越争议的名词，把“西周时代”叫做“族群社会”是可以成立的。尽管主张“奴隶社会”的人把这种“族群”称之为“宗族”，从此叫做“宗法奴隶制”；主张西周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人把这个“宗族”称之为“氏族”；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人把这个“宗族”称之为什么“某某族”。

　　 我们抛开这些“族”外在的区别不讲，只谈它是一个“族群时代”。它是以血缘纽带、也就是以宗族之间的亲疏关系作为主要社会规则的。中国古代的很多文献中都提到当时的社会组织方式。比如说《左传》中有一句话，“率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指的就是这个社会组织中的三个组织层次：第一是嫡系，是最亲的宗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长房嫡亲，这是当时社会组织的核心。第二是周边一些比较疏远的分支，就是所谓“以其分氏”，以此类推，下一个外围就是更为疏远的旁支末叶那一部分人，像水波纹那样圈子逐渐扩大，逐渐淡化。

　　 正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基础上，因此人们对血缘族群的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也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理想社会”的原则是“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那个时代整个华夏文明的主要区域的确有人种认同问题。殷以前的历史我们不太清楚，关于西周我们是清楚的。

　　 西周有一个共同的宗祖，就是周天子。周天子之下有诸侯、卿大夫等等。但是周天子和卿大夫之间的关系主要不是一种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宗族意义上的辈分关系，或者说是嫡庶关系。这种关系层层下延，诸侯和卿大夫、卿大夫和一般国人都是类似的一种关系。

　　 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宗法之间的权利义务相结合的规则，即后来被儒家称之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道德。即“君要像君，臣才像臣，父要像父，子才像子”。这是一种血亲的、或拟血亲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真正科层化的，与官僚制是不同的。

　　 比如说在官僚体制下，你是我的下级，我可以用你，也可以不用你。说得更简单点，在官僚制下，构成官僚机器的都是国家的雇员（汉语和英语对译了以后，原文中并没有的贬义在汉语中就有了贬义。比如说“官僚”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是个中性词，它是和“贵族制”相对而言的。贵族是靠身份的，官僚是一种国家雇员制度）。

　　 这种宗法伦理依存关系和科层制下的上下级关系是不一样的。具体地说，虽然儿子有孝敬父亲的义务，但父亲并不能任意罢免儿子，家庭成员有一种双方都不能摆脱的关系。这种组合模式最强的形式是表现在直系亲属中。强调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人主要就是以这点为论据的。

　　 他们认为西周时代的社会关系存在着一种与西方中世纪类似的“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这样一种规则。众所周知西方中世纪就是层层分封、层层效忠的。每一个人只对自己的直接领主效忠，而领主又对他的顶头上一级的领主效忠，而最下面的农奴并不对最上一级的领主效忠。这种规则的确是和西周的统治规则有点类似。但是有一个区别，西方中世纪并不是一个血缘社会，他们的效忠关系是通过委身契约建立起来的。

　　 中国先秦时代的关系主要是在血缘族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我的家长的家长不是我的家长”，也就是古代的儒家谈到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尊王攘夷”。这时谈到周天子时，是和秦以后的人谈的“忠君”是不一样的。他们谈到尊重周天子是诸侯的义务，而并不是一般人的义务，诸侯要尊重周天子，卿大夫要尊重诸侯，一般的国人要尊重自己的家长。那个时代的正统思想家都不会提出要普通老百姓尊重周天子这一类的问题。

　　 以这种格局形成的社会体制在进入到东周时代就出现了危机。首先是由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原来的社会组织不适应或者破裂导致小家庭出现。其次由于在政治上周室衰落诸侯争霸，春秋战国（“战国”一名取自《战国策》）打得不一乐乎，处在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时代。在这种剧烈的血腥冲突中，西周时代很多温情脉脉的联系被打破了，原有的价值体系面临分崩离析。

　　 在不断的战争中，为了军事的需要，需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原有的体制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了。当时社会的大变革，用《左传》的一句话说，叫“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对这个变化以前有人把它称之为“从氏族社会末期到国家的变化”，也有人称之为“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化”，还有人说是“从领主制到地主制的变化”。不管怎么定义，这个时期的社会大变动对原有的正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冲击。代表这个时代正统思想的就是我们称之为“儒家思想”。

　　 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从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的生卒年代是不是最早出发的，因为有些古代思想家的生卒年代的确有些稀里糊涂不准确。比如说孔子和老子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在历史上历来就有争议。我讲儒家思想，尤其在讲原来意义上的“儒家思想”的时候，不是以孔孟这些人的个人活动作为依据的，而是以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存在为依据的。

　　 我们知道孔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特别崇拜西周的制度，如果说儒家是一种宗教的话，这个“教主”严格地说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因为孔子本人是言必称周公的，而且他还经常说这样的话，我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可见一定有什么问题。他一讲起任何一种理想都要与周公相联系，“周鉴于三代，欲欲乎文载”等等。说明在春秋战国的各种思想中，对西周制度情有独钟的就是儒家。

　　 儒家最早形成文字的人宣扬的核心，就是把春秋战国发生大变动以前的那样一种族群社会的人们的行为和思维理想化。儒家思想随着后来的发展越来越博大精深。在中国四大古文献“经、史、子、集”中，专门有一“经”部，对“经”的研究形成了“经学”，产生了浩如烟海的解释和争论。关于脱离主线的背景知识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本文由音频整理而成， 未经作者本人审核）

承贵兄的大著完成，一再命我也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表点意见。自知不是理论家，要建构一套方法论体系，非我所长。我研究的是19、20世纪中国史。“史无定法”，从何说起？长期在这一领域打滚，历经若干挫折、迷误与抉择，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可以引起思考的资料。

　　 “不疑不悟”

　　 我珍藏着一方闲章，是厚着脸皮向篆刻高手小敏兄讨来的。印文是“不疑不悟”，边款全文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袁师着以黄宗羲句制印。丁丑冬陈小敏记”。学术界无不承认黄宗羲在明末清初为中国思想史大放异彩，却很少人提及这一勇敢的怀疑精神是他的卓越成就的内在动力。其实，这是古今中外任何真正的思想家、有成就的学者以及大小改革家、创新者不可或缺的品质。愚鲁如笔者，亦累受其惠。准确点说是，学术上不时有所发现；精神上则在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一再遭到莫名其妙的压力，为简朴的书生生涯增添几笔有趣的色彩。

　　 还没有到讲故事的闲暇岁月，只能简单说说一二大体不伤他人的小例。

　　 1984年，中国大陆第一次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我提交的论文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唯物论一元论》，私心窃喜，以为不是人云亦云之作。不料在闭幕式上一位美国学者语惊四座：“我多次参加台湾开的孙中山研讨会，第一次到大陆开会。可是，两边都把孙中山当神，你们做的不是学术研究！”（大意）

　　 这是迎头泼来的冷水！不知道其他人感受如何，对我说来却是很好的清凉剂。经过多年的思考，加上看到不少新资料，终于明白自己是慑于孙中山的光环，再去收集资料和写作。在假问题和鸡毛蒜皮中打转，何来学术价值？我的文章冀图回答的问题是当时讨论得颇为热烈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就这一小问题而言，我的确花了不少气力，不无一二新意。可是，我没有首先回答两个根本问题：

　　 1.孙中山是哲学家吗？换个说法是，按当时的哲学发展水平，其哲学思想有无讨论的价值？

　　 2.他的主要论题——“知难行易”的基本涵义是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这个命题有无值得肯定的价值？

　　 其实，孙中山自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所以不厌其烦地宣讲“知难行易”，无非是要“后知后觉”（干部）和“不知不觉”（民众）之辈跟着他那样的“先知先觉”走；让他们懂得“知行分任”“不知也能行”，我已发明了最好的理论，你们不行，就要承担“阻碍进化”和革命失败的责任！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这样的愚民哲学，显然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至于其理论思维的粗浅和不严密，对思想家说来虽属致命伤，与上述失误相比，已属次要问题。

　　 大彻大悟不是空喊可以达到的境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意识形态的网罗中生活和成长的。此外，任何社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传统和当前话语霸权的羁绊。自己的许多观念，说不定就是社会环境养成的偏见。一切都要重新审查。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来自外界的压力，有时聒噪之声还挺大。但压力首先来自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对故我的挑战。当理性引导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要突破过去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边界的时候，是尊重自己的头脑而甘冒责难，还是走蹈常习故的平安大道？这是艰难的选择。

　　 1998年，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资料积累，我写了一篇5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写作中几次掷笔长叹，有一次竟停笔两周，不想写下去。不是几位朋友激励，根本无法完篇。这是情感和理智的交战。人有造神的本能。把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打碎，是不是过于残忍？帮助我走出困境的是两个因素：1，学术良知，不能讲假话；2，对祖国命运的理性考虑，不能把历史的经验白白丢掉。而那位美国学者的一声断喝，对加速我桀骜不驯的野性的复活，也十分有益。奴性是后加的；人性复归，就好奇，就有无穷的疑问。

　　 问题意识

　　 困扰古今中外哲人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历史学家也为此备受折磨。

　　 没有人敢公开否认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令中国学术一再蒙羞的正是有人不老老实实研究材料，却要充当学术法官，上演一出出“无知批有知”的闹剧。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仍是史料工作薄弱。大量不堪卒读的意识形态史学，多半是不肯面对史料加削足适履炮制出来的。先师梁方仲教授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平淡地说了一句朴实的名言：“乱拳打不倒老师傅。”蕴涵着以扎实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自信，也显露了对来自学术以外的聒噪的不屑。不过，在解决这一前提后，仍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为学术而学术。力求弄清历史的过程和前因后果，其他在所不计。这是值得称道的追求，永不熄灭的流派。

　　 另一是追求学术与思想的统一。这里说的思想指的是对人类、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

　　 我选择的是后者。作为研究19、20世纪中国史的中国人，我关注的中心一直是为什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此坎坷？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国民党专制统治下度过的。富强、民主、自由成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政治早熟的同龄人关注的热点。后来，我的研究工作也一直贯穿着这一思虑。

　　 在我看来，人们的主观关注是选择课题的关键，又是驱使认真的学者寻求学术完善的强大动力。研究就是回答问题。围绕假问题打转，是虚掷生命；等而下之者，甚至践踏良知。即使是真问题，学术和社会意义亦有大小之分，体现着选择者的学识、胆识和处境。所谓“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似乎就是这个意思。

　　 举个例来说，改革开放后，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引起广泛关注。有人便说，这是近代岭南文化开放性的继续。我对这一现象也深感兴趣。但我从史料中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鸦片战争后的岭南非常封闭，带来一系列恶果；后来的成功另有原因，历史教训不应忘记。（参阅拙著《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47—110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严格的学术研究可以带来深刻的思想启示。如果不下苦功研究真实情况，很可能成为错误观念的宣传者。

　　 掺入主观关注会不会苛责古人？人们常说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的理解。这无非是要弄清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关人物的思路以及他们行动的根据。但停留在这一步是不够的。必须比评论对象站得更高，做事后诸葛亮，人类才能吸取历史经验，不断前进。

　　 一个范例是波普尔在其经典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柏拉图思想的分析，从中发现了极权主义的根源。人们普遍承认这是对思想史的一大贡献。毋庸讳言，没有他对20世纪极权主义的极端憎恨，就不会有对柏拉图政治思想如此深刻的剖析。

　　 同样，如果不站在20世纪思想的高处，也不可能对鸦片战争以降的史事和人物作出全面的评价。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憎恨专制，因而对洪秀全思想评价甚低；反对封闭，对林则徐也不无微词——为了驱赶在他家乡的两个英国平民，竟鼓吹调炮演习，准备打仗！如此等等。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对拓展近代中国研究不无裨益，就是得益于此。

　　 因此，应该谴责的不是对现实的关注，而是在为现实服务的借口下，歪曲和伪造历史。后者是对学术良知的亵渎和道德堕落。他们即使挂着学者的徽章，其实不过是御用文人。至于因现实关怀而回顾历史，或历史研究中关注现实，以史为鉴，古今中外，纵横议论，只要严格遵循学术规范，是应该提倡的思想与学术的统一。它与为学术而学术，是不同流派的差异，完全应该互相尊重，并行不悖。

　　 冲破古老伟大民族心态的羁绊

　　 学术是世界性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如此，人文学科也不例外。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不同国家亦基本相同。可是，学者在工作中往往有许多自觉不自觉的预设，弄得不好，有的可能成为思想镣铐。“后殖民”“东方主义”“西方中心”……这是当前广为流行的观点。洋鬼子霸气十足，痛骂一顿，谁曰不宜？可是，学术拒绝情绪。我宁可选择另外一条思路。

　　 我想，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受到不平等待遇，理所当然地应该反侵略，捍卫主权，还要力争有朝一日真正与最强大的国家平起平坐。你是落后国家，那就要老老实实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使自己强大起来；加上其他手段，方有梦想成真的一天。现代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这个领域反侵略后果不堪设想。那些口号虽然也是现代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但那是非主流的极端流派。应该研究这些观点，汲取其合理成分。可是，如果有人以此为借口反对现代文化的基本框架（法治、自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的福祉必然落空。中国向西方学习已经一百多年，但富强、自由、民主的理想至今未能实现。主要原因是舍本逐末，或只在器物层面打转，或因道德义愤而认同极端，这正是19、20世纪中国最应记取的历史教训。

　　 中华民族有悠久、伟大的过去，要走出困境，重现辉煌靠什么？人们热衷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甚至说那里有医治现代病的灵丹妙药。其出发点也许非常崇高，但说到底这是不太健康的恋旧情结。即使你说得对，也不过是有待证实的设想，何况历史已一再证明冀图“毕其功于一役”，往往为狂想、蛮干开路。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同研究者对世界现状的认识息息相关。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通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汉族的传统文化，用以统一全国，尚且不能，遑论世界？多元异彩纷呈，但异中有同。任何国家的现代文化，其现代性的基本特点大体相同。若拘于民族性，抗拒现代性，虽可获得某种情绪的满足，但对国家的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十分不利。因此，不论研究什么都不能忘记世界文明的进程；应该把中国放在世界全局中去考察。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例如，时贤时兴骂跨国资本、自由主义，骂新文化运动。仿佛它们给中国带来的都是祸害。这就有忘记国情和世界文明进程之嫌。一个有悠久专制传统和仍然十分贫困的国家，面对无法抗拒的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趋势，要不要认真考虑一下中国究竟多了什么、缺了什么呢？我的研究工作之一，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今年是“五四”80周年，重温有关文献，我写下十多万字的心得，阐释新文化运动的方方面面。追求言必有据，又给坚持多年的思想作出新的论证：一是新文化运动确是提倡西化，但那是现代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是所谓激进所在皆有，能否化解取决于有没有思想、言论自由。不幸，新文化运动后期，外力援助下的武装力量，取消了这些自由，结下国民党创立威权政治的恶果。它证明启蒙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如反过来谴责启蒙，那是南辕北辙。

　　 又如，不久前仍有人把晚清的外国传教士不分青红皂白说成是“帝国主义分子”“侵略者”；给赞扬西方现代文化、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驱戴上“卖国”“投降”的帽子。细读史料，看到的是历史的颠倒。从郭嵩焘到胡适，揭示中国和中国人的愚昧、落后的后面，同鲁迅一样，是饱含热泪的爱国深情。不少外国传教士，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建立献出毕生精力，时至今日，为什么仍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我想，这是忘记世界文明进程的又一表现。中国人的历史包袱太重了。真正的强者永远注视未来，学者如果摆脱不了狭隘的古老民族心态，其研究工作走入歧途几乎不可避免。

　　
　　 1999年10月27日

　　 原载《东方文化》2000年第2期

摘 要：西欧中世纪战争的总体特征是频发并持续向外扩张，这种战争总体特征与规范骑士群体的封建制度密切相关。在促进骑士及骑士军队成为专门化的军事力量并使其参与封建战争进程当中，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与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常态化支撑机制。在这种支撑机制作用下，骑士及骑士军队最终成为西欧中世纪战争频发和向外扩张的主角。对中世纪战争总体特征及其社会成因的综合性考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特征，认清西方近代以来世界争霸战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西欧；中世纪战争；骑士制度；封建社会

　　
　　 战争频发并持续向外扩张的态势是西欧中世纪战争的总体特征，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从商品货币经济等因素讨论战争问题；1也有学者从王权等政治方面分析战争局势；2还有学者以城堡等军事设施为切入点考察战争动态。3这一战争总体态势是西欧中世纪社会重要且普遍的现象，尽管其形成与宽泛的经济、社会因素相关，但核心因素是军事和军队建设。中世纪骑士逐渐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军事精英群体，基于这一群体所形成的骑士制度在探寻战争总体特征的社会根源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骑士群体是西欧封建国家军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战争的直接影响较大。不仅如此，存在于西欧各封建国家的骑士制度基于骑士群体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于骑士群体的核心成员也拥有贵族、官员、领主等身份，骑士制度对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使西欧封建社会具有明显的骑士制度特征。以骑士制度为代表的欧洲封建制度与战争有怎样的关联？骑士制度对西欧中世纪战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相关问题在西方学界多有涉及，但大多专精某一具体方面，未能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

　　 在西欧中世纪社会史研究中，骑士被视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研究重点在于骑士的起源、身份地位、社会职责、生活状态等方面，关于骑士与社会制度构建以及与军事和战争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则较为薄弱。4专门研究骑士制度的著作侧重阐释骑士群体内部的各种现象，如骑士的生活、骑士行为规则、骑士爱情、骑士精神等，其中也有学者关注到骑士与战争和暴力的关系，但主要考察了骑士群体的内部现象，未能将骑士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广泛联系。5马克·布洛赫、冈绍夫、斯特雷耶等人关于封建制度的著作，尽管注意到骑士与军事方面的问题，但更多是把骑士视为采邑分封基础上领主与附庸关系范畴中的内容，而骑士集团内部的制度规则以及在战争中的作用等方面并不是他们的研究重点。6即使在中世纪战争史和战争技艺研究领域，学者们多关注骑士在欧洲军事发展史中的地位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C.阿曼、J.F.韦布鲁真、P.康坦敏等人在著作中着重阐释了骑士军队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线索；骑士的军事组织、装备、训练和作战技能；骑士在不同战场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与其他兵种的战术配合等内容。这些著作强调骑士的军人角色，较少阐述骑士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作用。7

　　 除了侧重骑士制度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有学者直接对骑士制度与战争的关系展开研究。M.斯特里克兰通过阐述1066—1217年间英格兰和诺曼底地区的骑士制度与战争情况，探讨了战争行为和战争观念问题。其著作关注的重点是战争法则、骑士与基督教及神职人员的关系、对荣誉和声望的追逐、骑士在战争中的作用等。8此外，由他编辑的关于军队、骑士制度和战争的论文集，也反映了西方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战争与骑士文学、骑士盛会与骑士精神展示、战争艺术、战争与政治、城堡与守卫部队、军队及其组织等。9此外，以查尔斯·蒂利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提出了战争与欧洲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关系的理论，系统论证了战争在国家政权构建和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应对战争时的制度构建等问题。10尽管这方面研究为讨论骑士制度等社会机制与战争的关系拓宽了思路，但其主要意图在于建构国家制度形成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史学探讨较为薄弱。

　　 总体而言，在西方学界关于骑士制度与战争关系问题的研究中，虽有丰硕的成果问世，但由于侧重点不同，各研究领域缺乏广泛深入的联系。在军事史领域，这种状况更为显著，许多战争史学者仅仅关注战争个案或只考察某一具体军事问题，忽略了对宏观性与综合性问题的研究。康坦敏曾对这种研究状况提出批评，他指出，孤立的“碎片化”研究使得西欧中世纪战争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11战争现象不是孤立的，考察战争现象的社会根源也应该是综合性的。西欧中世纪骑士群体并非单纯的军队，也不同于同一时期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军队。这一群体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极为特殊，因而骑士制度对西欧中世纪战争的影响广泛，涉及西欧封建社会骑士军队的组建、军事指挥和调动、军事费用分配、思想文化塑造等诸多内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骑士制度视角综合考察西欧中世纪宏观战争局势问题，进而探讨这一局势与骑士制度的关系。

　　 一、西欧中世纪战争频发并呈现对外扩张趋势

　　 从骑士产生的8世纪初到骑士开始衰亡的14世纪初，西欧封建社会特征表现得较为明显，也是西欧中世纪战争发生的主要阶段。在这600年左右的历史过程中，参照政治和军事状况，战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8世纪初查理·马特统治时期到9世纪初查理曼统治时期，是骑士军队产生并初步形成规模阶段，主要的战争行为是法兰克国家在加洛林家族统治下打败内外各路敌人，抵挡住伊斯兰教军队的入侵，并建立起地域辽阔的帝国；从9世纪初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到10世纪末西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结束，骑士军队在分裂出的中、东、西法兰克王国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战争主要是加洛林家族内部的利益之争，以及西欧各地区抵抗诺曼人、马扎尔人等外族入侵的战争；从11世纪初到14世纪初，是西欧封建社会和骑士制度的鼎盛期，战争主要表现为各封建国家之间及各地区封建主之间相互拼杀，并且对周边地区展开持续性的扩张战争。在上述三个阶段，战争总体上表现出两种明显特征。一方面战争较为频繁；另一方面，战争从加洛林家族兴起之地向外持续扩张。

　　 西欧中世纪战争频发可从多方面得到印证。首先，加洛林王朝前几代统治者的戎马生涯可反映出当时战争的频发程度。查理·马特从起家之初的默兹河(Meuse)战役到他死去的前一年，26年间几乎每年都在与各路敌人作战。12他的儿子矮子丕平即位后仍保持较高的战争频率，曾先后与穆斯林、阿拉曼尼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阿奎丹人等反复战斗，有时一年之内连续发动两场战争。13查理曼更是如此，在位47年，仅较大规模的战争就发动了53次。由于战争过于频繁，记录战争成了加洛林时代编年史家和年代记作者的日常主要工作。14近年来，国内翻译的文献著作较详细地反映出这方面情况，如在《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的逐年记录中，战争和军事行动几乎贯穿始终。15

　　 其次，查理曼死后，加洛林家族内部纷争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他的三个孙子在843年签订凡尔登条约。然而，加洛林帝国瓦解后，中、东、西法兰克王国之间，地方贵族与王室之间以及贵族彼此之间的战争仍没有停息。而且，9世纪中期到10世纪初，西欧内陆再度遭遇北方诺曼人的侵袭和劫掠。9世纪末到10世纪中期，东部的马扎尔人也大举入侵。16因此，该地区更加战乱不已。

　　 再次，11世纪以后，西欧各封建国家间以及各国家内部的战争此起彼伏。法国卡佩王朝在加强王权的过程中，不但与国内地方封建主不断较量，而且与英国王室展开斗争。17此外，法国与德国的冲突时有发生，英国在诺曼征服后对内对外的战争也屡发不止，从历届国王执政经历中即可见证战争的频发程度。18在德国，皇帝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权利之争常以兵戎相见。而且，皇帝与诸侯还经常入侵周边地区和意大利。19正如奥尔曼德所指出的：“战争在中世纪的书写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20

　　 此外，战争频繁还表现为战争性质的多样化。西欧中世纪的战争既有法兰克人之间的战争，也有法兰克国家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战争；有各封建国家间的战争，也不乏各封建国家内部君主与贵族、贵族与贵族之间的“私人战争”；21有对异教徒的战争，还有对“异端”的战争；有抵御其他民族入侵的战争，更有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战争；等等。

　　 最后，中世纪战争频发程度可通过数据统计反映出来。西方学者对加洛林家族获得法兰克王国控制权的特垂(Tertry)战役到“百年战争”前夕的重大战争数量(战争的发生次数)做过统计，在约600年的时间里，各种重大战争达111次，平均每5年多爆发一次。22即使是这样的统计结果也远小于实际战争数量，并未真正体现出战争的高发频度，一些被我们认为较重要的战争不知何故都被省略掉了。例如，查理·马特时期的所有战争没有一场在列，733年他率军打败阿拉伯人的普瓦提埃战役竟也榜上无名。此外，列表中的战争数量是战争的发生次数，没有体现出战争的持续时间，许多战争持续了几年甚至几十年。如938—966年德国君主为控制德国及意大利北部地区所展开的战争；1111—1119年法国国王为加强王权在法国境内发动的战争；1135—1154年英格兰内战等，都只是作为一次战争记录的。23对中世纪战争的频发现象，A.吕谢尔(Luchaire)曾总结道：“封建社会的历史大率是各类战争的编年史，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停止过遭受战争的蹂躏。”24战争几乎成了社会常态，中世纪西欧地区难以看到较长时段的“天下太平”局面。

　　 西欧中世纪战争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向外扩张的总体趋势。这一点往往因加洛林帝国的分裂和外族入侵而被人们所忽略。但通过上述三段战争史可见，战争总体趋势存在着以加洛林家族起家的奥斯特拉西亚地区为基点，逐渐打败法兰克国家内外各路劲敌，拓展版图形成帝国疆域的过程。加洛林帝国的分裂尽管导致这一地区国家层面的军事扩张力减弱，外族也乘机大举入侵，但是各地方封建主却能全力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依附于领主的骑士军队得到发展，加洛林帝国故有的领土范围基本得到保全。到11世纪，以这一地区封建国家为核心的对外扩张战争全面展开。此现象被伊斯兰史学家伊本·艾西尔称为“法兰克帝国的崛起”。25

　　 11世纪以后的军事扩张是全方位的。在南部，意大利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岛上拜占庭的希腊人、穆斯林以及当地人之间长期存在着纷争，但他们在这一时期被来自法国诺曼底的骑士们打败和驱逐，并建立起新的王国。26在西南部，对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教国家的战争，源头可追溯到加洛林王朝早期，11世纪以后这场“收复失地”运动无论规模还是激烈程度都进入了新的阶段。27在西部，诺曼公爵对英格兰的征服被视为封建核心区域向西扩张的组成部分，骑士制度随之传入该地区，而英格兰随后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战争。28东部和东北部成为德国皇帝及诸侯们持久侵略和征服的目标。通过征战，他们在斯拉夫人地区相继建立了麦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等诸侯领地。13世纪，条顿骑士团经过残酷的战争，又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和普鲁士等地区。29除此之外，从1096年开始，以西欧各国为主体向东方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并一度在地中海东岸建立耶路撒冷王国。其间，还打败了拜占庭，建立了“拉丁帝国”。

　　 西欧中世纪战争高频率发生并长期保持向外扩张的态势，主要原因在于此时组建了骑士军队且战斗力较强。骑士军队从整体上提升了封建国家的综合战争能力，对西欧中世纪的战争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骑士军队的组建

　　 在8世纪之前，西欧战场上的主力部队是手持盾牌和武器、排列密集队形的步兵。没有配备马镫的骑兵难以冲入步兵阵地，无法彻底战胜步兵。骑兵在军事行动中更多地起到配合和辅助步兵的作用。马镫传入欧洲后，查理·马特迫于军事和政治需要进行采邑改革，组建和发展骑士军队。

　　 骑士军队的组建是西欧军事发展史的里程碑，此后骑士成为军队的精锐力量并在战场上发挥主导作用。715年，查理·马特继任宫相，当时法兰克国家的政治、军事处于危机之中。以国王为核心的权力阶层软弱无能，内忧外患加剧。纽斯特里亚、勃艮第、阿奎丹等地大贵族纷纷反叛。周边的萨克森人、佛兰西亚人、阿拉曼尼人、巴伐利亚人、穆斯林等虎视眈眈，法兰克国家危在旦夕。30由于急需建设强大的军队应对局势，查理·马特采邑改革的首要目的是组建装备精良的骑士军队，而且其后对西欧封建社会影响十分深远。

　　 骑士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明显提高了法兰克国家军队的战斗力。首先，骑士军队改变了西欧以步兵为主力的传统作战方式，能够冲入密集排列的步兵阵地，居高临下地快速冲击和刺杀敌人；其次，骑士军队可有效应对穆斯林、伦巴德人等骑兵军队的挑战；再次，骑士军队具有较强的机动性，便于征服和控制边疆地区；最后，骑士军队的组建还从制度层面改变了法兰克人临时征召自由民从军的原始方式，使军事服役专门化，形成终身服役的职业军人群体。尽管法兰克国家仍保留着男性自由民皆兵的传统，但骑士成了军队的主力和精锐。骑士军队战斗力较强的原因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军事服役的职业化有利于骑士作战技能的提高。骑士除了按规则服役打仗外，其生活大都围绕军事训练和军事活动展开。骑士的军事训练通常从孩童时代已经开始，除了骑术、体能和各种武器使用的训练以外，培养勇猛拼杀的顽强精神，增强耐疲劳、抗饥渴、不畏严寒酷暑的毅力，都是不可缺少的训练科目。31贵族子弟，包括王子们都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32骑士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及服役终身化与职业化所练就的战斗技能，使其成为同时期战斗力最为强劲的兵种。

　　 第二，精良的装备也是骑士具有强劲战斗力的原因之一。骑士的战马、盔甲、武器等是西欧封建时代最好的军事装备。骑士的重型装备使西欧的骑兵有了重装和轻装之分，增强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军队的对抗能力。33骑士还使军队的综合作战能力得到提升，形成重装骑兵、轻骑兵、步兵、弓箭手、攻城兵等多兵种相互配合、灵活多样的作战方式，而骑士军队在战场上能够发挥核心和关键性作用。34以骑士部队为先锋、辅以其他兵种配合的冲击战术，在1066年的哈斯丁斯、1119年的布莱穆里、1213年的斯特普思、1302年的科特赖克等战场上，以及在西班牙地区的所有战役中，都显现出了超强的威力。35此外，精良的装备也提高了骑士在战场上的安全系数，能有效保障他们的战斗力。而且，精良、昂贵并较为安全的军事装备，也成为要求骑士在战场上必须表现得更加勇敢的理由。雷蒙·勒尔在13世纪所写的《骑士规则全书》中详细列举了骑士的装备和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作战勇敢、担负危险重任成为骑士的行为规则。36 由此看来，中世纪“无骑士不勇敢”之说，不仅是单纯的精神鼓励和道德要求，还体现了以精良武器装备为依托的作战能力。

　　 第三，骑士军队的组织关系与领主附庸关系交织在一起，有助于增强军事团队在战场上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许多骑士是在领主城堡中成长起来的，与领主及其家人结成较深厚的私人情谊，一些骑士在战场上能舍生忘死地效忠领主，正是因为这样的组织关系。37此外，长期共同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骑士们不仅可以相互熟悉战术配合，还能形成相互信赖、精诚合作、勇于担当的团队风气。38作为军队的核心，骑士的组织关系和强有力的团队意志可以提振整个部队的战斗士气。

　　 经过加洛林家族祖孙三代的建设，到查理曼时期，法兰克国家的骑士军队人数达到35000人左右。39加洛林帝国瓦解后，骑士军队在该地区仍得到建设和发展。当秃头查理率领西法兰克军队进攻东法兰克其侄子路易斯(Lewis)的领地时，曾炫耀自己的骑士军队规模浩大，并声称其军队的战马能喝干莱茵河水，因此战士们渡河不必湿鞋。40 骑士制度随“诺曼征服”被带到不列颠岛，并在那里得到发展。4111世纪至14世纪初，西欧各封建国家都拥有相当数量的骑士军队，骑士成为军队建设的一部分。42

　　 骑士军队不仅具备冲毁传统步兵阵型并打败步兵的能力，也具备了应对并战胜其他民族骑兵的能力。这为加洛林王朝扩张版图、建立帝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帝国瓦解后该地区免遭灭顶之灾提供了一定的保障。9世纪，诺曼人大举入侵，尽管政治分裂已经使西欧难以组织起大规模抵抗力量，但是，由于各地骑士军队具备冲毁诺曼人盾牌墙的能力，能对敌人的流动作战予以一定程度的阻拦和追击，从而使诺曼人的某些军事行动“严重受阻”。43883年和885年，美因兹大主教曾率领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对入侵该地的诺曼人展开攻击，不仅杀掉了许多诺曼人，获得大量战利品，还收复了曾被占领的城市。44今天看来，这一波进攻西欧大陆的诺曼人，没能像在不列颠岛和斯拉夫人地区的诺曼人那样迅速占领土地并建立政权，与西欧骑士军队的存在不无关系。尽管诺曼人后来在诺曼底建立了领地，但这颇有受法兰西君主“招安”的性质，并非真正征服了这片地区。45

　　 马扎尔人对西欧的严重威胁主要在南部和东部地区，他们是强悍的马背民族，善于骑射，军事行动极为迅速。然而，与骑士军队相比，他们属于轻骑兵，不像骑士作战时那样肩并肩组成坚固的整体。他们的战术通常是围绕对手周旋，随后突然蜂拥而至，发起猛攻，如果交战失败，他们能迅速撤离，并密集地向追兵放箭。马扎尔人曾洗劫了德国的巴伐利亚、士瓦本等地，并越过莱茵河，劫掠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地区。955年，德国君主奥托联合多地区骑士军队，在莱希费尔德(Lechfeld)大败马扎尔人，使其从此一蹶不振，无力再威胁西欧。西方有学者总结了此次战役胜利的原因，认为奥托率领的骑士军队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装备也更为精良，马扎尔人骑兵则很少穿戴盔甲。46此外，骑士军队的组织方式也有助于最终战胜各路入侵者。47

　　 骑士军队与穆斯林骑兵相比也具有明显优势。西欧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中世纪，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岛的战争中，骑士军队的优势体现得较为明显。48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穆斯林军队对西欧全副武装的骑士的攻击一筹莫展，难以应对，称他们是冲击力“雷霆万钧”的“铁人”。49另外，11世纪以后，西欧以骑士为核心的军队在与拜占庭军队交战中也占据优势，来自诺曼公爵领地的骑士们在意大利南部接连打败拜占庭军队。50

　　 总之，西欧骑士军队的建立明显提高了西欧封建国家军队的战争能力，这也是统治者敢于经常发动战争的信心所在。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不仅取决于军队规模、经济实力、战略战术、指挥决策等，主力和精锐部队建设所保持的高度也是能否长期持续打赢战争的重要条件。因此，骑士军队的战斗力及其对战争走势的影响不可低估。当然，长时段的战争局势并非仅靠军队的战斗力就能够左右的，国家的军事决策、部署和执行力也同样重要。

　　 三、与骑士结合的政权体系

　　 骑士制度奠定了建立骑士军队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基础，以采邑分封为基础的骑士军事组织关系与封建政权组织关系、领主附庸关系紧密交织在一起。西欧封建政权体系建立之初，除了部分教会人士外，各阶层官员大都由具有骑士身份的军事附庸担任。存在于骑士军队和封建政权内部的领主附庸关系，成为西欧封建社会军事和政治权力运作的润滑剂。

　　 骑士作为附庸对领主宣誓效忠时，须遵循六项原则：不许伤害领主的身体；保守领主的秘密；全力保证领主的安全；维护领主的各项荣誉；为领主提供各种便利服务；使领主的决策能够顺利执行。51这不仅是骑士对领主臣服和效忠的具体行为规则，也是领主可以信赖附庸的基本条件。附庸对领主的臣服以及领主对附庸的信赖关系，为各级领主选人用人提供了便捷通道，领主首先选择自己的附庸担任重要职务和管理各项事务，西欧封建政权体系被镀上骑士制度的军事色彩。52

　　 采邑渐次分封形成的领主与附庸层层隶属关系，对军事和战争决策的制定起到积极作用，也连接起从国王到地方领主的军令传导系统。军事附庸最重要的义务是为领主提供包括其本人在内的相应军事服役，也要帮助领主制定和执行政令，53还要负责维护自己所辖领地的秩序并保证税收等。54各级政权主要由具有骑士身份的人执掌，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自然有利于军事建设和发动战争。

　　 从加洛林帝国政权结构可见，领主与军事附庸关系在权力运作和执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为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查理曼身边除了教会人士、管家及服务人员外，更多是担负各项职责的军事附庸，他们是中央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此外，每年至少召集一次的“议政会”(Assembly)，参加者也主要是当年准备参战的军事附庸。会议内容和召集的时间、地点大都围绕军事行动而定。它尽管是咨询性会议，但对君主的决策有重大影响。55身为附庸的公爵和伯爵是地方统治者，他们或者与王室有血缘和联姻关系，或者从王室附庸中选派。此外，像阿拉曼尼、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地方领主的领地尽管是祖传而来的，但必须向查理曼宣誓效忠，他们对君主承担的主要义务是，负责所辖地区的军事物资供给、军队征集，并在出征时率领所属部队参战。地方庄园主大多也是承担军事义务的附庸。56

　　 从查理曼发动战争的程序可大体了解军队征召、调动、统领的执行情况。至少从790年起，加洛林王朝发动战争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国王(或皇帝)的特使把战争令传达到地方公爵、伯爵、主教、修道院长、直属王室的重要附庸处。这些人要立即列出自己的附庸和所辖地区参战者、给养者的名单，并筹备所需物资，清查武器装备等。第二步，国王向附庸下达作战令，接到命令后所有人应立刻准备出发，从收到作战令到出发不得超过12个小时。57为加强军令的执行力，查理曼还从部分附庸中选派巡查使(missi dominici)监管地方事务，包括传达军事命令，督促军事责任的落实。58不仅如此，依附关系发挥的军事组织作用还延伸到了整个自由民阶层。847年，罗退尔、路易和秃头查理颁布法令规定，所有身份自由者都必须依附于一位领主，“我们命令，王国中每个自由民要从我们当中或我们所信任的人中，选择一位自己尊敬的人做领主。我们命令，任何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离开其领主。”此法令的主要目的是，每个人要同其领主一道抵御入侵者，使整个国家团结一致打击敌人。59可见，西欧封建社会的层层隶属关系编织起发动战争的组织网络和命令执行系统。

　　 领主与军事附庸所构建的权力体系，在加洛林王朝之后的各封建国家中得以延续。卡佩王朝早期，法国王室势力软弱，国王只是众多地方领主中的盟主，各地领主依靠自己的军事附庸维护统治，他们以自己的城堡为中心实施区域治理，每个独立的领地都具有发动战争的能力。60卡佩王朝后期王权加强过程中，传统的议政方式仍然保留，被召集参会者也主要是军事附庸，但会议更多的是解决军事要务。在英格兰，威廉一世夺取政权后，以采邑形式将边境地区分封给自己的亲信，建立伯爵领地，形成抵御外敌的屏障。此外，为扩大精英部队规模，他直接分封了5000—6000名骑士。有些军事要地，如诺森伯里亚、柴郡、什罗普郡、赫里福郡等，都以采邑形式分封给更亲近的附庸，苏塞克斯的领地也大多分给了随他征战的诺曼贵族。61威廉一世的“议政会”制定国家的重大决策，被选择参会者大多是国王的直属军事附庸。62在德国，地方诸侯势力强大，皇帝(国王)成为诸侯们推举的盟主，他们都依靠自己的军事附庸维护各自势力范围。11世纪大量出现的“农奴骑士”(ministeriales)对领主更具依附性，他们服役不受每年40天规则限制，便于皇帝和诸侯们长期进行远程战争。到12世纪，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官员和军事将领，是德国战争中最活跃的群体。63

　　 国王既是西欧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也是骑士群体的最高首领，国王的骑士身份对国家军事和战争有着重要作用。64西欧封建社会的国王们不仅以骑士头衔标榜，还以骑士规则约束自己的行为。他们推崇骑士精神，热衷于战争，并且经常披挂上阵，身先士卒。个人武功和军事统帅才能是衡量他们政绩优劣的重要指标，也是他们能否赢得附庸敬佩和拥戴的重要条件。路易六世、腓力二世、路易九世、腓力四世等君主，在法国王权加强过程中无不显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65在德国，从奥托大帝到康拉德二世，再到腓特烈·巴巴罗萨，都沉迷于战争，且个人武功超群，这也是各路诸侯敬畏他们的重要原因。英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威廉一世、狮心王理查等国王，都具备高超的战斗技能和军事才华。战斗技能出众和战绩超群的君主被誉为“骑士之花”，而军事能力差者遭到耻笑，“失地王”约翰由于糟糕的军事能力被讥讽为“软剑骑士”。66拥有骑士身份的国王们推动了西欧中世纪战争的频繁发生。

　　 西欧封建社会与军事相关联的另一种现象是，一些主教和修道院长也是领主附庸关系网络中的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接受国王或世俗领主的封地，而且封授自己的附庸承担军事义务，67某些神职人员甚至会亲自上阵与敌人战斗。查理·马特曾经号召神职人员参加战斗；死于839年的都灵主教克劳迪亚斯(Claudius)经常手持宝剑与其世俗同伴一起同阿拉伯人战斗；1053年，教皇利奥九世曾率领部队抵御诺曼人的进攻。68在11世纪的最后25年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宗教改革主张教职任免权收归教皇，力争使教会摆脱世俗权力控制，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69到12世纪，世俗领主封主教为附庸的现象仍普遍存在。香槟伯爵亨利曾把一片采邑分封给博韦主教及其继承者，条件是该主教要为亨利提供骑士服役并参与法律审判。70德国表现得更为特别，一些主教拥有自己的军队，在其领地内行使着世俗君主般的权力。可见，西欧封建政权体制下的教会势力通过领主附庸关系网络支持和参加战争。

　　 骑士制度的存在使西欧封建政权中从国王到各级领主的每个层级都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甚至基层骑士也可凭借自己的装备和实力向对手开战。71这造成西欧中世纪各级领主间“私战”频繁发生。此外，领主与军事附庸关系中蕴藏着战争动力。各级领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尽力笼络已有的附庸并招纳新附庸，而不断通过战争占领土地和掠夺财富并分给附庸们，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办法。因此有学者认为，查理曼不停地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守住祖辈传下来的领地并征服新领土以奖励附庸。72

　　 除此之外，与封建政权体系相适应的法律规则也为战争提供支持。西欧封建法对骑士的利益获取与义务承担做了规定，从而使附庸军事义务用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并约束执行。“臣服仪式”中领主与附庸双手相握和亲吻的动作，以及面对圣经或圣徒遗物所发的誓言，使得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了承认，具有法律效力。73至少在11世纪以前，这样的约定很少见于文字记载，即便12世纪后用文字记录的契约相对较多，这种仪式在法国仍保留至1789年。74基于采邑的领主与附庸间的责任和义务是封建法的核心内容，军事义务成为附庸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则，即便义务形式发生变化，如附庸可以缴纳货币代替服役等，都必须有法规依据，领主法庭也会专门审理这方面的案件和纠纷。75因此，来自封建法律的约束有助于保证骑士服役规模，维持战争能力。

　　 由上可见，与骑士制度结为一体的西欧封建政权体系对战争的决策、部署和发动提供直接、有力的支持，这不仅导致西欧内部战争频繁，也有利于向外部发动侵略战争。

　　 四、以骑士采邑为主的军费支撑

　　 分封采邑是建立骑士军队的基本条件，也是骑士军队发展建设的主要经济依托，骑士与以采邑分封为主的各项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关系是骑士制度的基础。在这方面，以骑士军费分配和战争奖励等为主要内容。

　　 以军事服役为条件分封的采邑实质上是对骑士军费的支持和服役报酬的一种支付方式。法兰克国家将土地作为采邑进行分封，意味着把最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权利交给了军事精英。从骑士军队建设的早期情况看，加洛林王朝为进行采邑分封投入巨大，既动用了王室及加洛林家族领地，也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一些贵族把他们的自有土地转变为采邑，而且不惜得罪教会，把教会的大量地产分给了军事附庸。76由此，各级军事附庸不仅获得了军事装备和生活经费来源，还拥有了领地上政治、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利。土地采邑可以世袭，获取采邑即得到了惠及家人及子孙后代的财产。因而，投身于战争对获得采邑的骑士们不单是军事义务，还是维护自身地位及家族利益的必然行动。

　　 采邑分封使世俗统治者形成有经济利益联系的共同体，他们还亲自投身战争以维护这种利益。而建立和发展装备精良的骑士军队又将绝大多数世俗统治者都纳入了军事精英行列。在这个行列中，领主为附庸提供承担军事义务的经济支持，附庸也要为领主的经济损失承担一定责任。普瓦提埃等地区附庸对领主的经济资助义务规定，凡领主回购抵押的采邑、参加十字军东征、从敌人手中赎身，其附庸必须提供经济援助。77而且，领主与军事附庸会为守护和扩大他们的相互经济利益同心协力上阵拼杀，他们对战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那些从下层民众召集而来的军队所无法比拟的。

　　 采邑与所承担的军事义务挂钩，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军事行动的责任落实。提供兵役是获得采邑的条件，811年普洛尼亚法令规定，任何从国王处获得采邑者如果不率领其手下军事附庸参加战争，将没收其采邑。78在军事义务执行过程中，除了对服役人数和时间有明确规定外，领主对附庸的军需用度等都有具体要求。806年前后，查理曼给修道院长福瑞德(Fulrad)去信，不仅指定了福氏率部集结的地点和时间，还对他手下骑士的盔甲装备、军事工具、食物、衣物，以及拉载这些物品所需的大车数量等，都做了明确规定。79另外，服役者的军事装备标准要与获得采邑的规模相匹配。加洛林帝国在805年颁发的法令规定，凡占有12曼希(mansi)采邑者，皆应穿戴甲胄服役。80这个规模的采邑是满足一名全副武装骑士服役的基本标准，而国王的一些直属附庸骑士所占有的采邑规模会更大，至少在30曼希以上。81甚至，有些采邑在名称上即规定了装备要求，如“铠甲采邑”(feodum loricae)，意味着要求服役者在出征时必须穿着质量合格的铠甲，以保证生命安全、发挥作战能力。82

　　 西欧中世纪土地分配制度的军事功能并非仅限于骑士群体，它自上而下贯穿到所有持有土地的自由民。808年查理曼的一份军队召集令规定，“每拥有4曼希土地者，无论其土地是自己所有还是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采邑，都要自备武装跟随其领主或(如果领主死亡)跟随当地伯爵出征。拥有3曼希的人应该与拥有1曼希的人合作，以得到这个人的经济支持而服役。只有2曼希者要与另一个有2曼希的人合作，一人在另一人的财力帮助下随军参战。只有1曼希者要与其他3个境况相当者联合，一人出征，其余3人留在家中提供支援”。该法令还强调对不履行义务者要予以严惩。83可见，土地分配与军事义务结合在一起，凡持有土地的骑士或自由民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战争之中。这样的制度强化了社会利益占有与军事义务担当的责任，获利越多者承担的责任越重。由此，战争带来的经济耗费和风险被分摊到参战者身上，这既能促使他们在战场上奋力拼杀，又能减轻国家层面的负担。

　　 采邑分封能够刺激军人为获取土地而战。土地的有限性与对采邑需求的无限性所形成的矛盾，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才有机会得到缓解。采邑逐渐成为世袭财产后，为保证军事义务的落实，领主通常反对附庸多子析分采邑，从而推动了财产由长子或单一后代继承制的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让贵族的其余儿子几乎无财产可继承。在视战争为天职的贵族社会，大量贫困的贵族子弟只能通过投身于战争来获取财富。11世纪，法国诺曼底地区的骑士们纷纷奔赴意大利南部，通过战争寻找机会。小领主坦克瑞德(Tancred de Hauteville)的12个儿子中，有几位在那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如“铁臂”威廉在1043年被推举为阿普利亚伯爵。随后，其兄弟“狡猾者”罗伯特在意大利南部的征伐也大获成效，并控制了这一地区。他们的另一个兄弟罗杰入侵西西里，经过拼杀建立起“西西里王国”。84如果儿子们都已经成年，父亲仍能服役，财产继承的矛盾会更为突出。乔治·杜比分析贵族家庭的“年轻人”状况后指出，包括长子在内的贵族子弟受封为骑士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中，由于父亲仍有服役能力，儿子们不得不外出闯荡，“疯狂地”投身于战争，而领主们也非常需要这些“年轻人”和“贫困的单身汉”为他们打仗。85

　　 采邑分封还存在着围绕利益纠纷而引发战争的可能。与罗马法中个人财产的绝对“所有权”不同，中世纪的土地采邑所有权在法律纠纷中并非唯一重要的考量因素。甚至，在司法裁判中所有权可能会退居次要位置。某片土地的权利在当时的法律上可分为所有权和占有权(持有权)，封建等级的从属性和领主与附庸关系的多重性，导致采邑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留下权利纷争的隐患。领主与附庸之间围绕采邑的所有、占有、义务、监护、继承等权利而发动的战争不胜枚举。其中，既有法、英君主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也有地方中小领主之间的冲突。领主间的“私战”之所以成为中世纪社会普遍现象，与土地分封制度息息相关。“私战”甚至延入家族内部，其中不乏儿子对父亲发难；儿子对寡母用兵；弟弟对兄长宣战；侄子讨伐叔伯父等。86在人口稠密、土地相对匮乏的区域，如佛兰德斯、勃艮第等地，因为争夺土地而引发的“私战”更加频繁。87正如马克·布洛赫指出的那样，采邑层层分封所形成的对某片土地的多重所有权，以及这片土地各级横向权利拥有者的诉求，一定会引发无尽的法律纠纷和战争。88 因而，各级领主不断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主动应对和发动战争，以守住甚至扩大自己的产业。

　　 作为服役报酬，西欧的“采邑”并非单指土地，其种类繁多，而且支付方式广泛灵活，几乎一切可以获得经济收益或能够转化为经济利益的物资、货币、建筑、职权等都可成为“采邑”，如城堡、道路、桥梁、矿山、市场、修道院、教堂、各种职权、货币等。89有学者对封建社会盛期的采邑研究后，列举出88种采邑名目，即便如此，仍有研究者认为，这个数字不足实际数目的四分之一。90采邑支付的多样化和灵活程度可以从其中的“货币采邑”(feodum de bursa)情况得到反映。91这种以年为周期付给附庸的定量货币，在11世纪后的英国、法国、德国和佛兰德斯等地都予以实施和推广。92如果领主没有足够的货币，还可用相当价值的农副产品代替。9312世纪，尼德兰地区的领主们也常将某项税收或某个收费站以货币采邑的形式分给附庸作为服役报酬。94此类采邑授予对象也较为宽泛，英国国王为加强他与欧洲大陆附庸的关系，会加封给他们一些“货币采邑”。英国国王也把“货币采邑”分封给隶属于法国国王的附庸们，并加大年金额度，使这些附庸承认英国国王为他们的最高领主。

　　 “货币采邑”等类型的采邑能够弥补土地不足对军队发展的限制，使报酬支付方式更为便捷。英国历任君主从11世纪末至13世纪，用“货币采邑”网罗了大量其他国家的骑士，并组成“海外军团”。法国国王也采取此种方式扩充军队。95此外，这类采邑顺应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趋势，对改变组建军队的观念、促进军事制度转型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从而“在军事占有制的旧名义下，各名门望族不知不觉中过渡到一种实际上以买卖为基础的新经济特有的货币报酬制度上”。96采邑的多样化和灵活性，是西欧封建社会军队能够长期保持旺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

　　 采邑并非骑士军队建设的全部经济手段，王室和各级领主也会通过豢养方式招纳骑士，为骑士提供各种生活及军需用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王室提供给这部分骑士的装备也以货币形式支付。97此外，雇佣也是招募骑士军队的一种方式，有些骑士只是为领取薪俸而战。98到11世纪，英、法、德、意等国家和地区的军队中都拥有雇佣骑士。1066年，威廉公爵征战英格兰的部队中有来自英格兰、佛兰德斯、香槟和意大利等地的雇佣骑士，其中一些人后来分得土地成为威廉一世的直属附庸。在英国诺曼朝王室护卫军中，也有领取薪俸的骑士。威廉二世尤其注重招募骑士，被后人喻为骑士的“采购者”和“承办商”。99

　　 除了广泛灵活的经济支付手段以外，有些经济政策和分配规则也激励骑士们积极投身战争。通过战争分得战利品对每一位战士都具有诱惑力，打赢战争便有机会获得财富。较公平地分配战利品是日耳曼人的规则，这一传统在中世纪得到部分保留并形成较为详细的法规。其中，对战场上表现优异者的奖赏，不同兵种分得战利品的比例，战前对战马和武器装备的价格评估(作为战后补偿损失的依据)，甚至在战场上被打掉四颗门牙应该获得的补偿金额，都被列入其中。100

　　 战利品包括土地、城市、货币、金银珠宝、牲畜、武器、盔甲、战俘等，战争可使贫困的战士一跃成为拥有土地的领主。101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留在耶路撒冷王国的战士变得非常富有，“那些欧洲的贫穷者在这里由于上帝的恩泽发了财。在那里只有几个先令的人，在这里拥有了无数的金币。在那里没有一所村庄的人，在这里则拥有了城市。”102甚至在战场上掠取对方的战马、武器、盔甲等也可以发家致富。10313世纪，在货币经济较为发达的意大利，一些雇佣兵要求雇主在契约中专门写明战利品分配的条款。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由于战利品逐渐减少，曾引起英国骑士的极大不满，并要求扩大战争，反对间歇性的停战。104

　　 战利品还包括战俘的赎金。贵族普遍投身于战争，成为战场上的主导力量，推动了这项规则的流行。赎金价格通常根据被俘者的财产数量而定，英格兰国王理查被俘后的赎金是15万马克，而某些贫穷骑士的赎金只有几马克。到14世纪，赎金的收取标准大体是被俘者所持土地的年收入额，也有按照祖传遗产价格收取的，105收取赎金的规则甚至在十字军东征的战场上也得到实施。1215年，一位母亲为了赎回被伊斯兰教徒俘获的儿子，不得不向当地女伯爵借贷。106在战争中一旦被俘，沉重的赎金会使骑士破产。对此，领主通常会尽力帮忙，争取在下一次战争中捞回损失。这项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贵族生命安全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战争。积极投身于战争，成了军人攫取财富和挽回经济损失的途径。

　　 战争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为，骑士昂贵的装备和服役需求占用了包括土地在内的大量社会经济资源，国王和各级世俗领主都被纳入军事精英群体，他们组成主从关系利益共同体，以自身力量为核心维护所占有的利益并通过战争攫取更大的利益，封建社会的许多经济制度和政策都有利于战争的展开。

　　 五、骑士的思想文化塑造及行为规范

　　 战争受人的思想观念支配，社会思想文化对战争有重要影响。骑士的思想文化是西欧封建社会世俗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骑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关骑士的地位观、荣誉观、爱情观、信仰等内容，都充满了对骑士思想文化的塑造及对其行为的规范。

　　 西欧中世纪社会思想文化中对骑士的崇敬与人们对军事和战争重视程度相一致。西欧中世纪社会流行“三个等级”理论，大致划分了社会群体及其各自职能。这种理论对当时人们的行为起到了导向作用，教会理论家和世俗统治者都愿意借助这一理论使每个人都没有异议地坚守自己的生活目标和职业操守。107该理论把世上的所有人分为三个等级，即“祈祷者”“保卫者”和“劳动者”，其中“保卫者”通常指贵族或骑士，在观念上把骑士与贵族结合在一起，从而凸显出骑士的高贵地位。这一理论在9世纪中期教会学者著作中就有所论及，到10世纪晚期形成较清晰的理路。11世纪初，拉昂主教阿德伯伦(Adalberon)和康布雷主教吉罗德(Gerald)对此理论做了系统完整的论述。10812世纪，圣伯纳德进一步补充了这一理论，并使之更加神圣化，认为每个等级的人所履行的职责都是按照上帝的意愿分配和设定的。109

　　 骑士与贵族相等同的观念，也表现在拉丁文miles(骑士)一词的语义表达上。11世纪以后，一些贵族在颁发命令或签署特许状时，往往在名字前面冠上miles一词，以示身份的高贵。在一些法庭证人名单中，记录员也会把有贵族身份者用此词标出，以区别于其他人。110此外，人们在认定某人是否有贵族血统时，会追溯其祖先是否曾为骑士；反之，某年轻人在寻求晋封骑士时，也会以祖先的贵族身份为理由。111这种情况还充分反映在骑士文学作品中，某些英雄骑士在出名之前，如果生长在商人、手工业者或农民家庭，往往被解释为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他的贵族血统不被外人所知。而那些表现不佳、声名狼藉的骑士则被认为隐瞒了贫贱的出身。人们的观念是，“没有贵族血统，你的内心永远不会被骑士般尊贵的身份所吸引”。112骑士与贵族身份在观念上的重叠，反映了社会对骑士的崇敬程度。

　　 从军打仗既然被视为贵族的神圣职责，战争也就容易被看作一种高贵者的高尚行为。雷蒙·勒尔在13世纪论述骑士的使命时认为：当残暴、伤害、背信弃义、虚伪和欺骗充满世界之时，上帝创造的人中，最忠诚、最强悍、最具高贵精神的人，担负起保护人民、维护和平的重任。他们配备最高贵的动物——战马，拥有最精良的武器装备。而普通民众则从事生产劳动，以满足骑士们的物资需要。113在此，骑士被说成由上帝创造和选派的优秀人物，他们的战争行为被涂上了维护和平、保护人民、惩治邪恶的光辉色彩。

　　 对荣誉的追求是人们的行为动力之一，骑士的荣誉标准适用于包括国王在内的各级贵族。雷蒙·勒尔论述道：“如果一位国王或贵族没有置身于骑士群体，不遵守骑士规则，不充分履行职责，缺少骑士美德和荣誉，便不配成为国王，也不具备成为诸侯和各级领主的资格。因为，骑士精神能够使他们荣耀。”114中世纪骑士的荣誉观有多重内容，但主要是围绕战争行为设立的。威廉·马歇尔率领英国军队准备与法国军队战斗之前，曾对骑士们激励道：“忠诚而高贵的骑士们听着!你们是国王所信赖的人，我借上帝之名宣布，维护我们声望的时刻到来了，保护我们的妻子儿女，守护我们的土地，赢得我们的最高荣誉。”11514世纪，杰弗里·德·查尼从理论上论述了战斗勇敢与荣誉的关系，并具体划定了评价骑士荣誉高低的标准，他还把骑士通过战争获取财富的多寡作为评价指标，认为“获得越多者越值得赞扬”。116可见，骑士荣誉的高低主要以战争中的表现来评价，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荣誉的最好证明在于强健勇猛”“凭着宝剑赢得永恒的荣誉。”117甚至，有学者更直白地将其总结为：“流血之时，方是获得荣誉之际。”118

　　 勇敢好战既是骑士行为规则，也是骑士群体风气。战斗过程中每个骑士的表现如何，事后会被同伴们追忆，胆怯和懦弱者在军中和社会上会遭到耻笑和排挤。编年史家会记录下战役中表现特别优秀和特别差的骑士名字，《佛洛伊萨特编年史》第一章第一节，首先列出当时最勇敢骑士们的名字，其中既有英国贵族，也有法国贵族，并申明他们是该时代最受尊敬、声望极高的英雄。119勇敢也是骑士文学中所有英雄人物的共同特征，查理曼、罗兰、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无一不是战场上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的勇士。中世纪传奇文学所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是：贵族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训练，在战争中结束生命。120

　　 骑士在战场上的勇敢表现还是赢得爱情和婚姻的重要条件，这也是骑士爱情观的主要内容。杰弗里·德·查尼总结道：骑士“通过军事行动赢得极大荣誉的同时，还能获得另一种荣誉，即贵妇人的芳心。他们如此幸运，这些贵妇人能带给他们极大的荣誉和高尚的品格，她们随时敦促骑士通过战斗获得荣誉，并劝导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战斗，以勇敢赢得崇高的声望”。121在传奇文学作品中，年轻女子所爱慕的对象大都锁定在英雄骑士身上，她们也会在关键时刻对骑士的勇敢予以鼓励和敦促。当圆桌骑士兰斯洛特面对村民遭受围困的危难时刻，身边的一位年轻女子对他激励道：“此刻，高贵的骑士，你会看到巨大的荣誉在等待着你!”122乔治·杜比分析法国贵族“年轻人”的社会生存状况后认为，找到贵族女子，特别是有财产继承权的女子“结婚的愿望支配着‘年轻人’的行为，激励他们热衷于战争，沉醉于到处闯荡的生活”。123在崇尚武力的社会中，女子们爱慕的对象自然是战场上的英雄。甚至，有些贵族女子对爱恋对象的勇敢程度有极为苛刻的要求。有位骑士在战场上幸运地活了下来并赢得较高声望，钟情于他的女子听到消息后平静地说道：“倘若他牺牲在战场，我会更加爱他。”124

　　 基督教是西欧中世纪思想文化的主导，骑士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基督教强烈影响，信仰上帝、遵守教义、保护教会是骑士的重要行为规则。那么，对于基督教理论是否有鼓励骑士投身战争的内容进行解读，可进一步认识骑士宗教信仰中的战争态度。笔者在此仅就基督教的战争理论做简要概述和分析。

　　 早期基督教理论对战争明确持否定态度，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即便到了中世纪时期，教会仍大力提倡“上帝的和平”“上帝的休战”等主张，阻止基督教徒之间的战争。125尽管教会的主张在中世纪产生较大影响，但无法真正制止战争。而且，战争频繁发生也促使神学家不断修正战争理论，对战争的功能和性质做新的诠释。基督教基本原理中存在着战争合法性的解释空间，以教皇为首的教会也有利用战争谋取利益的需要，这都为理论家们修正基督教早期战争理论提供了条件。“旧约全书”中有关耶和华震怒后屡次发动战争的情节，以及圣经中对正义和邪恶的判定标准，对战士英勇行为的肯定等内容，为理论家们阐释战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提供了依据。126奥古斯丁认为，当一个民族或一座城市疏于惩治其成员所犯的过错，或无意归还非法所得，对其发动战争是正义的。他还认为，“和平显然是战争期望达到的目的”。127在此，战争被解释为具有正义的一面，是达到和平的手段和过程。

　　 尽管奥古斯丁承认有正义的战争，但他并没有脱离禁止战争的观念，仍认为杀戮是一种犯罪，在战场上杀人者无论如何都需要忏悔方能得到救赎，而且战争只有合法的权威人物发动才是正义的。奥古斯丁的理论一度成为教会的指导思想，杀人有罪的观念被教会反复强调，赎罪法则也明确了此罪的严重性。到征服者威廉时期，教会法中仍规定，每一个在战场上有杀戮行为的人要苦修一年。128

　　 然而，这种观念逐渐发生变化。853年，教皇利奥四世在呼吁西方基督教国家抵御意大利南部伊斯兰教徒的信函中声称，凡在这场战争中牺牲者都会升入天堂，因为全能的上帝会知道他们的死是为了信仰、守卫家乡、保护教会。129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仅赞成战争，还认为教皇能够免除杀死伊斯兰教徒战士的罪过。他声称：“实际上，杀戮可以被理解为是亲近上帝的一种方式，并且，由此可获得永久性的救赎。”130

　　 11世纪以后，法学家对战争的法理依据做了进一步研究，甚至有人认为：永久和平几乎是不可能的，战争被注入星球、人类和各种动物体内。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同时，也创造了战争，并且还能控制战争。战争与人类及上帝的法则相一致，战士是上帝正义审判的武器。131奥奈尔·博内在14世纪所著《战争之树》一书中论述到，战争最早是在天堂发生的，在上帝驱逐那些反叛天使的时候便开始了：“许多头脑单纯者认为，战争应该受到责罚，因为战争中会做出许多罪恶之事，而犯罪是上帝的法则所谴责和判罚的。故此，依照这样的神圣法律，不可以也不能够发动战争。但我告诉你们，这样的说法是没有价值的，真实的情况是，战争并不是一种罪恶的事情，而是优秀和善良的行为。因为，根据《圣经》的内容，战争的本质就是要纠正错误，使纷争转变为和平。如果在战争中出现许多罪恶之事，那绝不是战争本质所使然，而是战争被利用了。”132

　　 教会并没有止步于修正战争理论，还参与到战争之中，成为战争的发动者。1073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曾给大封建主们写信，要求他们奔赴西班牙进行战斗，从伊斯兰教徒手中收复属于“圣彼得的王国”。133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为发动十字军东征奔走呼号。从中可见，对异教徒或异端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参战者不但在现世可获得利益回报，死后还能升入天堂。134此外，为鼓舞斗志，主教和神父们会随军行动，为骑士及他们的武器装备祷告，为每次军事行动举行宗教仪式。军队也会把某些圣徒如守护天使圣米迦勒、圣乔治等奉为军队的保护神，军旗上绘有他们的标志，以鼓舞斗志。135

　　 基督教理论观念的变化能够为投身战争的骑士们减轻罪恶感，只要是“正义”的战争即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动和参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基督教对骑士战争行为的约束力究竟有多大，在学界尚有很多争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神职人员可能会激发骑士的宗教渴望，但他们却不能决定骑士们的思想。”136甚至，有些骑士根本无视教会的说教，约翰爵士对准备为他祷告的神职人员不耐烦地说：“这位大人不必为我们祈祷了，你不知道我们靠战争活着而和平是我们的坟墓吗？”137

　　 当战争成为获取财富、提高社会地位、争得荣誉、赢得爱情的机会，又被解释成顺应上帝旨意的“正义”行为，战争便成了诱人的事业。骑士思想文化中激发和鼓励战争的内容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状况的反映，而这些思想文化内容又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

　　 结 语

　　 西欧中世纪战争频发并持续向外扩张的总体特征，由骑士军队建设及其战争能力、具有骑士制度特征的封建政权体系、以采邑分封为主的各项对骑士军队支持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等核心因素所支撑。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特征，更好地理解其制度构建、军队建设、政策制定、思想文化塑造等方面对战争的作用，也可引发对中西古代历史中相关问题的比较观察。

　　 战争频发并持续向外扩张的特征，归根结底是西欧封建社会的战争能力问题，这两种战争表现实际上是相互关联且基于同样社会条件的结果。西欧以加洛林家族起家之地为基点向外一路扩张形成疆域辽阔的帝国，并且该地区挺过了9—10世纪的内部纷争和外族入侵，11世纪后又开始持续向外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打赢战争的天平为何总是向加洛林帝国故地以及这一地区的封建国家倾斜？要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如果忽略骑士军队和骑士制度的作用，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西欧采邑分封建立骑士军队的同时，政权结构与骑士军事组织交织在一起，甚至权力的上下隶属关系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军队的统领与被统领关系。因而，采邑分封使土地、权力与骑士群体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相互作用，并与思想文化塑造一道，形成共同助力战争的社会体系。

　　 以往我们在考察西方政治和军事现象的历史根源时，更习惯到古希腊和罗马寻找答案。虽然古希腊和罗马思想文化对西方历史的影响毋庸置疑，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制度主要肇端于中世纪。正如英国军事及骑士制度史家莫里斯·肯恩所说：“在政治版图中，西方文明的核心区域所承载的古希腊和罗马世界的相关内容很少，这个区域的轮廓不是古典时期形成的，而是在中世纪，主要是在战争过程中形成的。”138中世纪以后，西欧各国在相互不断争斗的同时，向外扩张的战争势头随新航路开辟蔓延到世界各地。近代以来，以西班牙与葡萄牙、西班牙与英国、英国与荷兰、英国与法国等争霸为阶段性特征的殖民扩张，以及欧洲地区各国间的战争，一浪高过一浪，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现象的历史根脉与西欧中世纪战争也是分不开的。

据说在袁世凯称帝时期，有人专门伪造报纸，曲意逢迎，史称“给一个人读的报纸”。关于此事，就连鲁迅也在文章里提到过，可见流传之广。是故今之学者多引以为信史，纷纷将之纳入史著，乃至稍作改编，演为电视剧。直到2016年12月，媒体人谌旭彬提出异议，发文辩称1963年袁静雪版本的假造《顺天时报》，可能性不大，倒是颇为认同戈公振在1926年成书的《中国报学史》中引述的虎厂杂记的假造《时报》，结论是此事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移花接木”。
我对此事也一直有着研究的兴趣，近年来搜集到不少1949年前的相关史料，今依时间先后，排比如下。
版本一，1916年6月进步书局代售之野史氏《袁世凯轶事》第十二章《临死之轶事·假报》：“袁患病后，犹日检报纸，其意盖欲察舆情之向背也。然所阅者，上海之报，惟亚细亚报一种，京城之报，惟某某等两种，项城深讶上海何无他报，明日乃更进呈数种，则将上海某某等报择其言论记载，有触袁氏者尽行抽去，另造他言补之，照式重行排印者也，惟民党某报，独进呈不忌，盖于进呈时先指明此为乱党之机关报，其言皆诬蔑政府者也。袁氏每读一过，辄痛骂不置云。”
版本二，1919年2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刊戊午编译社《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十二·顺天时报》：“袁氏称帝，欲假民意为护眼，而攀龙附凤之徒，遂汲汲于民意之制造。北京报纸三十馀家，千篇一律，颂皇恩之浩荡，惟《顺天时报》，独持异致，每日必有攻击君宪之词，而报端大书中华民国五年数字，未免为民意君宪之污点，去之不得，乃有八万金收买之议。交涉数四，卒被拒绝。不意袁克定袁乃宽等，于此无法之中，妙想天开，不出新华宫一步，居然有君宪论的《顺天时报》出版。此种假扮之《顺天时报》，每天只出一份，送阅者只袁皇一人，而销路则不越新华宫门外。斯真吾国政治罪恶史中，不可忘之一事，亦北京新闻界中可痛心之一事也。”《袁世凯轶事》
《袁世凯轶事》

又，1930年3月30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在报道《顺天时报》停刊时有一段评论，为上述内容的撮述，今附录于此：“当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时，北京新闻纸因受检查之束缚，不能自由登载，独《顺天时报》悉将全国反对帝制之新闻逐日刊布，洪宪党人亦莫可如何，乃新华门内竟有伪造《顺天时报》敷陈歌颂之言，以欺袁皇帝之趣闻，可见该报之势力。”
版本三，1922年12月14日《新申报·小申报》刊《虎厂杂记》：“项城在京中所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不知也。一日，赵尔巽来谒，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命侍卫延之入，寒暄毕，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略一审视，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竟大震怒，立传乃宽至，严词诘之；乃宽竟瞠目结舌，觳觫而不能对。”
版本四，1925年7月22日包天笑《钏影楼日记》纪陈苏来笔记：“项城帝制时，所阅日报均由薛大可等重新编制进呈。帝制不成后，袁每恨恨语人曰：一世英名，为孺子误尽矣。”
版本五，1926年云在山房版，侯毅《洪宪旧闻·筹安盗名记》篇末有丙寅仲夏（1926）的附注：“闻项城所阅报纸皆由府中人修改后重印进呈，多称颂功德之文。一日王士珍进谒，项城示以报纸，颇有矜色。王曰外间报殊不尔，乃检外报呈阅。项城默然，始知为左右所绐也，然势已不可挽矣。”
又，袁世凯任总统时的大礼官黄开文(1866-1936)未刊稿亦述及：“洪宪一事，原非出于项城本意，卒以左右文武极力怂恿，成为事实。先是项城注意外国报纸，恒恐发言诋訾。逢迎之辈乃伪印日本《顺天时报》，每日进呈，证明赞成，以坚项城之意。嗣有蔡松坡（锷）通电反对洪宪，王聘卿（士珍）乃以真正《顺天时报》进呈。项城始悟每日所阅《顺天时报》皆为赝鼎，追悔异常。盖宵小但知希荣固宠，以致项城身败名裂，洵为千载之遗恨。”（见仝冰雪《大礼官眼中的袁世凯》，2013年7月25日《北京青年报》）似为一种综合的版本，由版本二、五衍变而来。因不知撰写年份，姑录于此。
版本六，1927年10月22日《语丝》第一百五十四期，鲁迅《扣丝杂感》：“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了。”
版本七，1935年4月17日《北平晚报》刊《假报纸》：“项城袁氏，具有雄才，自膺总统之职，即为东邻所忌，袁氏固深知之，及改元称洪宪，因极关心于东邻言论。《顺天时报》者，东邻之言论机关也，出版旧京，其时已逾十载，以不受制于所在地之政府故，辄畅言时事，不少避讳。袁氏虽万机，必令日呈一份藉觇东邻意旨。其左右之急于观成，而遂其攀附之私者，以是报所持言论，对于洪多毁辞，恐袁氏气为之阻，因密设一机，以同样纸张，日仿刊一份，进呈袁氏几右。其论说及重要新闻之有关于洪宪者，且致谀辞焉，而袁氏竟受欺日久，不之知也。天津严范孙与袁氏有旧，颇不以称帝为然，有人举此以告之，遂晋谒袁氏，谈次，取视几右《顺天时报》，果如告者之言，因出其所怀本日真品核对之，故作惊骇状。袁氏问故，则应之曰，是二者同是顺天报社本日所印行，何其互异乃尔。袁氏并取而观之。即社论一栏，对于洪宪一毁一誉，已迥不相同，始恍然悟左右之有意欺蒙也。”
版本八，1946年《海风》第十期，（范）烟桥《报海一勺·顺天时报与袁世凯》：“北京有一种《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华字报，要掩饰他们勾结袁氏的面目，故意作反对的论调。袁氏很为注意，每天要把这报进呈御览的。那筹安会中人物，想出蒙蔽的方法来，另外排印了一张报纸，用《顺天时报》的名义，满是赞成帝制的论调，袁氏信以为真，信以为日本人也不再反对他了。这种巴戏真正可笑极了，亦可说是中国报史的怪记录。”
版本九，1949年4月8日《大风报》连载徐慕云《百日皇帝话袁头·洪宪御用特制报纸》：“护法军举义于云南后，各省纷起响应，袁军节节失利。老袁称孤道寡于新华宫中，密察近身诸臣，言行恍忽，知时局有异动，索阅报纸，皆不敢进，越日，所进报纸，完全伪造消息，特为排印，袁读后始释然于怀。洪宪忠臣，可谓设想周到也。”
版本十，《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刊汪曾武（1864-1956）《鹣盦随笔》未刊稿，也应在1949年前所撰：梁“士诒乃与杨度等谋设筹安会，假托民意，推戴袁世凯为皇帝。北京各报馆受政府之津贴，为之伪造民意，独《顺天时报》诋毁之。顾鳌等恐袁知之也，乃备印字机，伪造《顺天时报》，日呈世凯，蒙蔽日甚，袁则沾沾自喜，以为天与人归也。”
近代报刊书籍，浩如烟海，因目力所限，只能援引以上数条，虽挂一漏万，然作为样本，也可略供研究之用了。
总括地看，所有记述有源有流，呈现出一个由简而繁的演进过程。鲁迅版最为原始，只笼统说有人伪造报纸，继而分岔为两大系统，或伪造上海报纸（后具体为《时报》），或伪造北京《顺天时报》。起初袁氏始终蒙在鼓里，继而为高明者揭破。至于伪造时间、伪造者是谁，俱不固定。
倘以知名度、影响力而论，版本一至三值得重点分析：
版本一的出处《袁世凯轶事》谌文亦曾提及，假报一节竟为其漏看，实在令人遗憾。细究起来，缘于此事发生时间未定，有袁世凯称帝前、洪宪时代、临死前三种，谌兄瞻之在前，谁知忽焉在后。文中乱党之机关报，指1916年1月22日创办的《民国日报》。按此节内容除了发生时间有所不同，与虎厂的版本极为相近，可将之目为后者的蓝本。然则真实性如何呢？不妨撷取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刊《新潮》1919年1卷1期）对笔记派小说的批评：
……最后一支是轶事的。现在最流行。市上的《袁世凯轶事》《黎黄陂轶事》《左宗棠轶事》等，指不胜屈。这支也无甚害处，或者还可以灌输人民一点“掌故知识”。但是做的人，大半都无学问，而且迷信。“人治”附会大多于“法治”的精神，在无形中颇有一点妨害，是很有可以改良的馀地。
又读及袁寒云《新华私乘序》（刊1921年3月12日《晶报》）：“自先公遐逝，外间多有纪吾家事者，或作札谈，或为小说，然皆妄事窥测，无能确详，誉毁全非，事迹终隐。”三日后的首篇《新华私乘》里，还特意指出坊间所刊《新华宫秘史》《洪宪宫闱秘史》之类的书“咸出虚构，无一符合”，但考虑到“无赖文士，藉博薪米，累旬艰苦，温饱犹难”，也就当它“如犬吠于途”，遂不予理会。袁寒云
袁寒云

《洪宪宫闱秘史》
《洪宪宫闱秘史》

按《洪宪宫闱秘史》首版于1918年7月，著者天忏生，为扬州作家贡少芹笔名。在该书《第一篇·总论》里，他自承为《袁世凯轶事》及续录以及《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诸书作者，夸示其书“发行以来，无不人手一篇，先睹为快，其销行之广，为近顷肆中出版诸书所未有”。顷阅1916年10月版《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提要》，中有“去岁游燕，适值帝制回复之日，因得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帝制发生之内幕”的话，显得凿凿有据，然而此书《笑骂由他笑骂》一节写道：“袁既实行帝制，欲觇舆论向背，因命内史监搜罗各埠报纸，每日呈览。阮忠枢恐袁见反对之报章，阻其进行之志，因饬员司概行隐匿，仅以京、津、沪、汉赞成帝制之御用报进。袁阅讫，询上海著名数种报，何以不见？阮在侧答曰：某两报以反对陛下，已为行政长官封禁，其馀因经济困难，一律停刊了。袁不知阮之绐己，喜曰：这一班新闻记者，不自度德量力，妄思以口舌争强，如今被封闭拿办，是他自取其咎。语至此，又掀须狂笑曰：笑骂由他笑骂，皇帝我自为之。刻下他们连骂我的幸福都没有了。阮忠枢谀之曰：陛下洪福所致。袁粲然。”竟与版本一相映成趣。读者不免好奇：怎么同一人编的书，同是写袁世凯看上海报纸，下属的应对竟截然不同。《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
《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

可资对照的还有，1916年12月上海泰东书局杨尘因《新华春梦记》第十卷第九十六回“送敕书太保讨没趣，献妙语女士反遭瘟”，写称帝之前袁世凯找阮忠枢要看报纸，阮忠枢穷于应付，“不觉发了一回怔，按袁世凯向来最恨的是报纸，从不与他见面的，就是特办那一种亚细亚御用报，也是帮他鼓吹帝制，给别人看。并非是办着自己看的。”遂找了许多北京报纸给袁，袁略一翻看，不满意，却说要看上海报纸。阮忠枢见他态度强硬，不敢给他上海报纸，忙回禀称上海报纸只有亚细亚报一种，其他各种报纸，都是没有价值的报纸。只见袁世凯冷笑两声，道：“我正要看他们骂得我是个什么样儿，我也好想一个抵制的主意，若是见骂就生气，那能活到今天，早就气死了。”同样是袁世凯看上海报纸，非但不提造假事，且一狂笑一冷笑，说明早年间袁世凯的形象尚不固定，认为他颟顸可欺者有之，认为他阴骘蛮横者亦有之。但总而言之，此类笔记小说，无非贫寒文士为稻粱谋，经书局老板怂恿而捕风捉影、向壁虚造出来的，其真实性自不足道。《新华春梦记》
《新华春梦记》

版本二估计是后世许多类似故事的源头，然而可信度更低。因为《民国日报》为中华革命党人邵力子、叶楚伧等人创办，是激烈的倒袁机关报，从创刊时起，就不择手段，不惜以谣言中伤、挑拨离间等诸多手法，行打击政治对手之实。换言之，此版本不排除为故意造谣或传谣，目的是丑化袁氏。
郑逸梅写过一段见闻，称袁寒云自写了《辛丙秘苑》，“处处为袁世凯辩护，洗刷盗国的罪名”，“当时叶楚伧首先排斥他。有一次宴会，邵力子遇见了克文，不与招呼，原来邵也是反对他颠倒黑白的”。照郑氏的意思，他们是“恨乌及屋”。其实双方本就是敌对阵营，水火不容才是常态。
袁寒云对其父谋求帝业不抱认同，在《洹上私乘·先公传下》《辛丙秘苑·序》中分别有“悖乱之徒妄冀大位”“不肖者乘先公之衰，妄冀高位，强谋帝制”的话，将祸端直指大哥袁克定及其追随者。但饶是如此，其本人也从未提及假报事，或未曾听说，或听说了也不值一驳。无独有偶，革命党阵营的掌故家刘成禺，在其《洪宪纪事诗》《世载堂杂忆》书中记事每每冠以某某云、某某告予之类的引言，显得言必有据，而他也未提及假报事，想来对街谈巷议，不屑于齿及。
版本三，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所引，影响亦不在小。据笔者查实，虎厂本名徐慕邢，号南虎，安徽南陵人，据称是杨云史内侄，即两淮盐运使徐文达的孙辈。此人与袁寒云年龄相仿，情同莫逆，又是袁静雪丈夫杨毓珣的结拜兄弟兼媒人。那么他的这番叙述是否可靠呢？一则虎厂所述明显步武版本一，再填入丰富的细节，务使情节逼真、逻辑严密。然而其所称梁士诒、袁乃宽监督每日从上海寄到北京的报纸，凡遇反帝文电，即重制一版以进呈，这从技术上是无法办到的。注意到虎厂写过不止一篇杂记，有些是其亲历或某某人告知的，尚可采信，但具体到本篇，竟未提供出处，就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更值得一提的是，此版增加了假戏被揭穿的桥段，为后人自觉借鉴，众人循其思路各自发挥想象，安排各不相同的高明者，袁静雪甚至“戏精上身”，将自己打扮成揭破真相的人，尤显大言不惭。本名徐慕邢的虎厂
本名徐慕邢的虎厂

既说起假造报纸的技术问题，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台北远景，1964）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他说是亚细亚日报社长薛大可动的手脚，“因为《顺天时报》用的是日本字模，别的印刷所模仿不来”，“薛每天花钱向顺天时报买铅字，在亚细亚报排印”，印成一张假报。这固然比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上海人民，1981）里“袁世凯称帝前，袁克定特地叫《亚细亚报》的薛大可等伪造《顺天时报》，‘恭呈御览’”的设想周到许多，但若想伪印上海的多张报纸，短时间内又如何办到呢？
人们何以相信袁世凯会受骗呢？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洪宪帝制和护国战争时期》（北京三联书店，1957）道出了原委：“袁的一生从来不肯以诚待人，他认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遂举假顺天时报故事为例，称“正是由于他自己惯于作伪，他的私党也就用作伪的手段来回答，把他封锁在消息隔绝、耳目闭塞的愚人世界里。”细辨之，很有些果报味道。然而陶氏早年著作《近代轶闻·洪宪始末》（中华书局，1940）中，却找不到相关的文字，可知其思维在随后的岁月中受到了“污染”，便随了大流。
顺便对假报事因何发生稍事还原。据来新夏《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2000），“由于袁世凯欲坐金銮的蛛丝马迹逐渐暴露，加之袁的御用文人、亲信门生的推波助澜，使社会上风言不断”。人们相信此事背后有阴谋，遂有人编排了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传言。但只要翻阅当时人编的《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民意征实录》便可知晓，诸如发电报秘密串连、操纵投票、各省联合请愿等诚有之，乞丐、妓女请愿团则纯属后人捏造。所谓给一个人读的报纸，亦庶几近之。

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

书房，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待的。其实书未必香，铜亦未必臭。周彝商鼎，古色斑烂，终日摩娑亦不觉其臭，铸成钱币才沾染市侩味，可是不复流通的布帛刀错又常为高人赏玩之资。书之所以为香，大概是指松烟油墨印上了毛边连史，从不大通风的书房里散发出来的那一股怪味，不是桂馥兰薰，也不是霉烂馊臭，是一股混合的难以形容的怪味。这种怪味只有书房里才有，而只有士大夫人家才有书房。书香人家之得名大概是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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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窗之下苦读的学子多半是没有书房，囊萤凿壁的就更不用说。所以对于寒苦的读书人，书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豪华神仙世界。伊士珍《琅嬛记》：“张华游于洞宫，遇一人引至一处。别是天地，每室各有奇书，华历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问其地，曰：‘琅嬛福地也。’”这是一位读书人希求冥想一个理想的读书之所，乃托之于神仙梦境。其实除了赤贫的人饔飧不继谈不到书房外，一般的读书人，如果肯要一个书房，还是可以好好布置出一个来的。有人分出一间房子养来鸡，也有人分出一间房子养狗，就是匀不出一间做书房。我还见过一位富有的知识分子，他不但没有书房，也没有书桌，我亲见他的公子趴在地板上读书，他的女公子用一块木板在沙发上写字。

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书房的用途是庋藏图书并可读书写作于其间，不是用以公开展览藉以骄人的。“丈夫拥有万卷书，何假南面百城！”这种话好像是很潇洒而狂傲，其实是心尚未安无可奈何的解嘲语，徒见其不丈夫。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局促在几尺宽的走廊一角，只要放得下一张书桌，依然可以作为一个读书写作的工厂，大量出货。光线要好，空气要流通，红袖添香是不必要的，既没有香，“素腕举，红袖长”反倒会令人心有别注。书房的大小好坏，和一个读书写作的成绩之多少高低，往往不成正比例。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监狱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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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舫、周作人、闻一多、潘光旦……他们的书房，各有各的风格和味道。

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楬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楬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让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buckram（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half calf，oozecalf，etc），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微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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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闻一多的书房，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一样，充实、有趣而乱。他的书全是中文书，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在青岛的时候，他仿效青岛大学图书馆庋藏中文图书的办法，给成套的中文书装制蓝布面，用白粉写上宋体字的书名，直立在书架上。这样的装备应该是很整齐可观，但是主人要作考证，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獭祭的行列了，其结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全都是书。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可以入画，不宜坐人，其实亦不宜于堆书，却是他书斋中最惹眼的一个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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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在清华南院的书房另有一种情趣。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书槴，那就是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签实在很别致，不知杜工部《将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谓“书签药里封尘网”的书签是否即系此物。光旦一直在北平，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晚年丧偶，又复失明，想来他书房中那些书签早已封尘网了！

若图书都能作成“显微胶片”映在脑子中，则书房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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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牛充栋，未必是福。丧乱之中，牛将安觅？多少爱书的人士都把他们苦心聚集的图书抛弃了，而且再也鼓不起勇气重建一个像样的书房。藏书而充栋，确有其必要，例如从前我家有一部小字本的图书集成，摆满上与梁齐的靠着整垛山墙的书架，取上层的书须用梯子，爬上爬下很不方便，可是充栋的书架有时仍是不可少。

我来台湾后，一时兴起，兴建了一个连在墙上的大书架，邻居绸缎商来参观，叹曰：“造这样大的木架有什么用，给我摆列绸缎尺头倒还合用。”他的话是不错的，书不能令人致富。书还给人带来麻烦，能像郝隆那样七月七日在太阳底下晒肚子就好，否则不堪衣食之扰，真不如尽量的把图书塞入腹笥，晒起来方便，运起来也方便。如果图书都能作成“显微胶片”纳入腹中，或者放映在脑子里，则书房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2021年4月23日海军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2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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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面积约占地球面积的70%，在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海洋运输线就成为各个大国的经济命脉，所以现在的世界秩序其实主要就是海洋秩序。

回望过去200年的列强争霸，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可避免的走向海军竞赛。

不过海军竞赛并不容易，因为海战的特点和陆战有很大的不同。

海面上没有地形因素，海上作战的基本方式就是大家摆好阵型简单粗暴的对轰，谁装备更好谁就赢，没什么意外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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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了海军非常烧钱，因为要大家都要砸钱造（买）更好的军舰。最疯狂的时候一艘战列舰的造价一度到达某些列强GDP的0.5%。

但是没办法，该花的钱还是得花，不然装备落后就必输无疑。

海战战败往往意味着大量昂贵的军舰沉入海底以及贸易生命线被他人钳制，这种损失没几个国家能扛得住，一不小心就是几十年的国运衰败。

比如说甲午战争中的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打断了洋务运动以来清帝国中兴的运势，清王朝就此走向覆灭。

二战太平洋海战中的日本联合舰队也是全军覆没，这个结果直接导致日本法西斯灭亡，该国也彻底失去了称霸东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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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过来，如果海战打赢了，那国家就获得了国运上升的绝佳契机。

1805年的英国赢得特拉法加尔海战，开启了日不落帝国的荣光。

二战中的美国赢下太平洋战争，就此从偏安北美走上了称霸全球的大道。

不过海洋争霸虽然听着很热血，但真正能参与这场游戏的国家凤毛麟角，因为军舰这玩意造起来比谁都慢，而沉起来比谁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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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争夺制海权可以说是一个“大后期”型的投资。想要玩这个游戏，就要做好几十年吃糠咽菜凑钱造（买）舰的准备，还要承担因为海战失败，几十年积累一朝清零的风险。

但是这个投资一旦成功，利益是巨大的。你控制了哪里的海洋，你就拥有了在哪里制定规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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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回报永远对应高风险，要么就不参与，一旦参与，海战就不能输。

所以判断一个政权的进取心有多少，主要就看他对海洋的态度。

放弃对制海权的争夺，意味着他甘愿接受列强的安排，做一条混日子的咸鱼。当然，也省了一大笔钱；

追求控制家门口的海域，意味着他要做这片区域的主导者；

追求控制一片大洋，意味着他要和列强平起平坐；

追求控制全球的海洋，那是美国。

无论如何，一个有进取心的政权绝不会放弃对海洋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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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野望

从地形上看，越南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战略纵深

即使没有什么军事常识的朋友也可以从这张地图轻易的看出来，如果要从海上进攻去拦腰切断越南，那实在是太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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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的太平日子并不多，越南更是建国以来战争就没停过，所以对于越南来说战争威胁是一个很现实的压力。既然陆地的战略纵深太磕碜，自然会想到往海上发展。

另一方面，越南作为在二战后脚踩法兰西拳打美利坚手撕柬埔寨的自定义世界第三强国，自然也志不在小，称霸东南亚什么的那只是一个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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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尽管在法理上毫无依据，但越南染指中国南海的企图难以避免，更何况这里还有石油。

不过野心要靠实力来支撑，越南的海上力量足够吗？

当时越南还是南北分治，南越拥有大量美国援助，他们的海军拥有各类舰船1400余艘，包括数艘千吨级以上的大型军舰。海军规模更是达到了4.2万人，是东南亚首屈一指的海军力量。

而中国因为历史原因，也存在着两支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台湾国民党海军。

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南海唱主角的海军是国民党海军。

1946年12月，国民政府在国际社会的认可下接收南海诸岛。1956年，台湾当局在南沙群岛建立”南沙守备区”。

南海范围包括东沙，西沙，南沙，中沙，黄岩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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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海军在战后获得了大量英美援助和日本赔偿的大型军舰，跟解放军海军比起来可谓是兵强马壮。

接收南沙太平岛的“太平号”护卫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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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周边国家侵犯南海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军的“兵强马壮”就开始露怯了。

从1963年开始，菲律宾先后派兵侵占多个岛礁，国军无动于衷。

1971年，因为台风侵袭，中业岛上的国军撤至太平岛暂避。但是台风过后国军并未及时返回中业岛驻地，导致菲律宾趁虚而入。

中业岛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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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军占领中业岛后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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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中业岛被侵占后，台湾国民党海军支队长郝德云上校一度准备对岛上的菲军发起进攻。

以当时中业岛附近的国军舰队战斗力，只需要一个小时即可全歼岛上菲军。然而关键时刻舰队却接到了台湾当局发来的“不挑战”的命令。

于是国军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曾经驻守长达24年的岛屿落入敌手，并在后来成为了菲律宾在南沙的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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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战绩给了越南很大的鼓舞，很快越南就开始有样学样。

1974年，台风又来了，这一次撤走的国军部队是驻守敦谦沙洲的守军。等风平浪静后，国军才发现敦谦沙洲已被越南（南越）军队趁虚而入，就这样又丢一岛。

值得一提的是，敦谦沙洲离国军大本营太平岛仅6.3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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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这段时间还先后侵占了景宏岛、鸿庥(xiu，第一声)岛、南子岛、南威岛、安波沙洲等岛礁。

国军在丢城失地这个事上驾轻就熟，到七十年代的时候，国军在南沙的据点已经损失殆尽，只剩个太平岛和旁边的中洲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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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越南来说，台湾的国民党海军并非真正的对手，他们基本上就是个送岛童子。

那么装备更弱的解放军呢？

越南海军最开始和解放军迎头相撞的地方是西沙群岛（具体位置为红圈中的西沙永乐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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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沙死战

从1956年起，当时尚未统一的南越当局就开始窥视西沙群岛，他们从西边的永乐群岛开始蚕食，长期占领其中的珊瑚岛。

1974年1月，南越当局得寸进尺，派出舰队占领西沙的甘泉岛和金银岛，并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攻击中国巡逻舰艇，还进一步剑指广金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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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军之所以敢主动挑衅，主要是因为他在军舰实力上有一定的优势。

我们刚才说过，海战主要是拼装备。在越南看来，既然连兵强马壮的国民党海军都拿自己毫无办法，那么装备落后的解放军应该更加无力反抗。

如果仅从硬件对比的角度来看，南越当局的这个判断也没什么问题。

当时解放军南海舰队里能正常运转的舰船很少，稍大一点老式护卫舰都年久失修，舰况较好的只有六艘排水量几百吨的小艇。就这点家当，放到海战里确实是不够看。

但是解放军身上有一种国军不具备的气质：头铁。

面对越军的挑衅，南海舰队果断向事发地点派出了这六艘小艇，他们将在西沙群岛面对的，是以下四艘南越海军的大型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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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先期抵达对峙前线的是四艘小艇，分别为：

6605、6610型扫雷艇各一艘（389、396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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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4型猎潜艇两艘（271、274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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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两艘国产037型猎潜艇（281、282艇）驻扎在70公里外的永兴岛待命，随时准备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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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8日晚，解放军南海舰队截获破译了南越总统阮文绍对其西沙军舰下达夺岛作战命令的电报，越军将在19日早上发起进攻。

当晚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等六人组成西沙作战领导小组指挥西沙海战，并确立了三个原则：“不主动惹事、不先打第一枪、不能吃亏”。

这三条原则实际上也是建国以来解放军在边境冲突中一直遵守的铁则，哪怕是最近的中印对峙也不例外。

接到命令后，四艘在前线的巡逻艇很快完成了作战部署，中越双方的军舰形成了四对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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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前安排，396、389艇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截“李常杰”号和“怒涛”号；271、274艇进至广金岛东南海面，拦截“陈庆瑜”号、“陈平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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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V411m76R?from=search&seid=6341200081570561120

对解放军非常不利的是：在永兴岛待命的两艘猎潜艇（281、282号）因电台管理原因没有收到最新的作战命令，所以未能及时赶赴战场。

1月19日清晨，南越士兵开始强行登陆广金岛，结果被守岛的中国军民开枪击退，灰头土脸的退回到舰上。

虽然自己的士兵表现得像个战五渣，但越军指挥官何文锷并不担心，因为他手里还有军舰。陆战打不过，欺负一下海上的“软柿子”总可以吧。

于是越军很快将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四艘小艇。

中方的小艇在吨位、防御力和火力上均逊于对手，如果按正常的海战逻辑，解放军几乎没有胜算，被越军指挥官视为“软柿子”并不意外。

上午10点22分，拉开架势的越军舰队率先向中方舰艇开火，西沙海战爆发

不过解放军虽然头铁，但并不鲁莽，中方的小艇既然敢来，自然也做好了准备。

海战打响后，吨位处于劣势的解放军舰艇并未选择躲避炮火，而是同时向各自的目标敌舰径直冲过去，一直冲到对方军舰跟前几百米甚至几十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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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样的场面难免让人的头脑里蹦出“悲壮”、“头脑发热”之类的词汇，如果有旁观者，可能以为解放军的小艇要和越南军舰同归于尽。

其实这是解放军专门针对实际情况设计的“贴脸战术”。

南越海军虽然船坚炮利，但是由于他们的船身较大，船舷较高，在对方距离很近的情况下，主炮俯角会不足，只能打到解放军巡逻甲板上的船舱，不容易打到其水线下的船身，而且在混乱的近战中还要小心误伤身边的友舰。

而中方小艇虽然火力不足，但只要离得近，小口径机关炮一样可以打穿越舰。口径小的劣势在近距离下不明显。在这样的距离下，火炮射速更为关键，射速快的机关炮可以肆无忌惮的扫射甲板上的人员和设备，对其造成重大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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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真正打起来的时候双方其实都是在打对方的船舱。

解放军的逻辑很清楚：既然我的船小炮弱，那我就用我的船舱和你的船舱来个极限一换一，直接把拼舰变成拼命。

这种打法虽然看起来毫无套路可言，但却是解放军唯一的机会。

不过近距离拼刺刀注定惨烈，越军第一轮炮击就击中274艇的指挥台，导致政委冯松柏、副长周锡通牺牲。

然而在强大的组织水平下，该艇并未慌乱，新的指挥体系很快重建，并和其余三艇一起继续向南越军舰发起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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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战场的局势就像是一团乱麻，但其实中方的四艘巡逻艇都有明确的任务分工：

271与274艇打先打“陈庆瑜”舰，389和396先打“李常杰”舰。

由于越舰体积大，不灵活，而且火炮射击角度还经常被队友遮挡，这样解放军就暂时形成了局部二打一的局面。

这是一场计划周密的死战。

“陈庆瑜”号被271与274二艇集火一顿胖揍后，主炮被打到发生故障哑火，通讯和指挥系统也相继失灵，只能放烟雾先逃跑。同时274艇自己也中弹受伤。

271艇并没有追击，它开始攻击“陈平重”号，营救受损的274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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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的396与389号艇则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火力近射，使得越舰甲板上多处起火。仅15分钟，“李常杰”号报告引擎室中弹，一侧发动机损坏，船身侧倾，速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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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常杰号舰长关键时刻果断认怂，马上开船撤离交战区域进行修理。

二艇转而攻击“怒涛”号，双方拼得刺刀见血，389艇更是直接和“怒涛”号撞到了一起。

正当越军认为这场战斗的内容仅限于双方军舰用舰炮近距离对轰的时候，389艇的官兵们拿出了火箭筒、手榴弹、冲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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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现代海战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场面，一方的海军官兵拿着各种陆军装备近距离的朝敌方军舰开火，海战生生给打成了陆战。

越军哪想得到海战还能这样打，并没有提前准备大量的陆军近战武器，只能任由我军拿着各种陆战武器朝自己的甲板一通猛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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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89艇一顿大杂烩式的火力输出后，越舰“怒涛”号彻底瘫痪，389艇自己也重伤，被迫搁浅自救。

彻底瘫痪的越军“怒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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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打到这个时候，我军389艇重伤，越军“怒涛”号瘫痪，“陈庆瑜”号和“李常杰”号暂时撤走，战场上只剩下越军旗舰“陈平重”被中方271艇、274艇、396艇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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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硬是用4艘小艇在海面上玩出了分割包围的效果，越军被这一通微操秀得七荤八素，陷入围攻的“陈平重”坚持了一会还是扛不住，被迫逃走。

当然，中方舰艇的损伤也很大：除了之前重伤搁浅的389艇，274艇也身负重伤且弹药打光，此时整个舰队还能打的只剩下半血的271艇和396艇。

就在越军还在犹豫要不要反扑的时候，之前驻扎在永兴岛的增援部队281、282号两艇终于收到了命令并开足马力赶到战场。

看到解放军的增援部队，越军信心彻底崩溃，匆忙逃走。

其中“怒涛”号因为重伤跟不上逃跑部队，被增援的解放军281号、282号艇集火围攻，于14时52分被击沉，西沙海战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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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海战南越阵亡75人，被俘48人。

解放军牺牲18人。

海战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乘胜收复西沙三岛。许世友电令部队在20日开展夺岛战斗，一举夺回了1956年起南越在西沙侵占的全部岛屿。

南越驻岛士兵向解放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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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新中国收回西沙群岛全部控制权，中国在南海的控制范围开始触底反弹。

西沙最大的岛屿永兴岛后来成为了我国海南省三沙市政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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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海战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对外海战的第一次完胜。经此一战，新中国获得了在南海的前沿基地，为今后进军南沙群岛打下了基础；越南则失去了海防大门。

对于越南来说，此次主动进攻是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

3

南下南沙

尽管在西沙遭遇重创，越南在南沙仍占有大量岛礁。

中国对南沙群岛虽然有法理上的主权，但这个世界上没有执法机构，基本上处于有法不依的状态。

想要岛，得靠自己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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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军在南沙群岛的压力并不大，因为这里离中国大陆很远，而且解放军在这里一个据点都没有，无法像之前的西沙海战那样从附近的基地派兵增援。

这就意味着如果在南沙群岛发生冲突，对于解放军来说将是一场没有后援的远洋海战，能打成什么样全靠你能派到这里的军舰。

而一个国家的军舰来源无非有三个：向别人买，等别人送，自己去造

向别人买嘛中国没那么多钱，指望别人送嘛中国又没这个人缘，所以只能硬着头皮自己造。

因为工业基础薄弱，新中国一开始也就只能造得出一些小艇，例如在西沙海战中胖揍越军大舰的那些小艇就是国产货。

不过工业发展这个事，只要你坚持走下去，总会有所成就。

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国终于攒出一批有一定远洋能力的千吨级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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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些军舰虽然吨位勉强达标，但技术指标还是远远落后于世界主流水平，武器主要以火炮为主，缺乏靠谱的对空导弹，在喷气式飞机普及的年代，这类军舰的防空基本属于裸奔。

正所谓“百年海军”，海军的建设和积累所需周期很长，在技术上要追赶世界主流水平可能还需要几十年。

所以对于越南来说，他完全有理由期望解放军不会那么快过来，这样他可以多占一些岛，多造一些设施。

那么解放军会不会来呢？

判断一个政权的进取心有多少，主要看他对海洋的态度。

很快，考验进取心的机会就来了。

1987年2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第十四届海洋委员会年会通过《全球平面联测计划》。

《联测计划》要求在全球海平面建立统一编号的海洋观测站，并决定由各国负责建设本国境内的海洋观测站。

其中明确要求中国建立5个海洋观测站，分别为：中国大陆沿海建3个，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各建1个。建于南沙群岛的海洋观测站编号为“74”。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这意味着国际社会给了你一个名正言顺的介入南沙的理由。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南沙明明在法理上归属中国，为什么中国派遣部队过去还需要理由呢？

这是因为国际社会处理这类主权问题有一个非常和稀泥的原则：他们一方面承认你在法理上的主权，另一方面又反对武力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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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说如果有人占了你地盘，你不能动粗，你要和对方好好谈。至于谈不谈得拢国际社会不管，但你一动手他们就合伙一边骂你一边制裁你。

当时中国的国力和现在无法相提并论，GDP仅为美国的零头，还没有底气和国际社会公然叫板。所以对很多问题也只能忍气吞声。

不过建观测站是帮联合国做事，其他人无话可说。越南甚至碍于面子还对这个提议投了赞成票。

正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现在机会来了，中国有没有胆拿呢？

事实证明新中国的进取心毋庸置疑，在接到联合国的通知后就立刻就南沙派出了军舰和科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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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观测站的选址，联合国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规定，选择哪个岛礁就交由中国自己决定。于是中国也就没跟大家客气，果断选择了地理位置最关键，礁盘（水面以下）面积最大的永暑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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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暑礁的位置得天独厚，从岛礁往北直至西沙群岛的区域里一马平川，中间没有任何其他岛礁，所以两个据点相互之间可以无障碍的进行呼应。

同时永暑礁离南沙群岛东南西三个方向的边界的距离都差不多。

这意味着占据这里就可以方便的控制南沙群岛东南西三个方向，再加上北方西沙群岛的呼应，南海的控制权可谓尽在掌握。

而且永暑礁还正好扼守着南海主航道的咽喉，并且距离越南最大的军事基地金兰湾不到500公里。

甚至可以这么说：谁拿到永暑礁，谁就掐住了所有人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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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这些愿景能够实现的前提是在礁盘上建成强大的军事基地，而永署礁绝大部分面积在水面以下，露出水面的只有几个石头。凭借当时中国的国力和技术水平，只能勉强在上面搭个棚，军事基地什么的只是个梦。

八十年代的官兵们还没有办法想象以后在这里怎么建出个军事基地来，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怎么建基地那是后辈们考虑的事情，现在的关键是先把属于共和国的领土守住。

1987年5月-10月，中国两次派舰船到南沙群岛勘察选点。11月，74号站定点位在永暑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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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来都来了，中国也不会只拿一个岛，为了拱卫永暑礁，中国海军还同时控制了永暑礁以南70多公里的华阳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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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暑礁74号海洋观测站于1987年12月完成设计，1988年2月开始施工。就这样，解放军在南沙群岛再次干起了熟悉的工作：夺回国军丢失的疆域。

越南对于中国为联合国建南海观测站这个事本来就心不甘情不愿，等到他们发现中国的目标居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永暑礁时，终于是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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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越南立刻撤换了在海洋委员会上投赞成票的代表，并公开声明要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建立74号海洋观测站进行干预。

毕竟是四战之地，该来的总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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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海战

越南翻脸后就开始频繁派舰船在永暑礁周围侦察和干扰施工。

1988年1月14日，中国海军掩护工程部队将部分施工器材运上永暑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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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海军见状，立刻抢占了永暑礁附近的几座岛礁。作为应对，1988年1月23日，中国海军编队开到达南沙群岛巡逻警戒。

双方进入剑拔弩张的状态。

1988年1月31日，越南海军派出两艘武装运输船，满载搭建高脚屋所需的各种器材直奔永暑礁企图抢建，被担任警戒任务的中国海军护卫舰迎面拦截，悻悻而去。

永暑礁没攻上去，越军只能退而求其次，试图攻占永暑礁周边岛礁，以达到钳制永暑礁的目的，他们首先把目标锁定在永暑礁南面的华阳礁。

原始状态下的华阳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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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18日下午，中国海军和越南海军同时抢登华阳礁，各自插上国旗对峙。附近军舰也发生对峙，3个小时后越军认怂撤离。随后中国6名守礁官兵苦守40多个小时，直到高脚屋建成。

永暑礁和华阳礁被解放军控制后，越军不敢再进行强行攻占，但他们并未放弃对该海域控制权的争夺，继续抢夺其他岛礁。

从1988年1月15日至2月19日这段时间，越军先后派出武装人员侵占了永暑礁周围的西礁、无弋礁、日积礁、大现礁、东礁等5个礁，对永暑礁形成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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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包围圈的形成，越军的胆又肥了起来，2月17日的时候，越军士兵企图趁夜色拆除并夺走中方在华阳礁上树立的主权石碑。

此举被附近的解放军拖船施工队发现，队长林书明随即带领5名战士死守石碑，与越军在水中对峙20余小时，最终越军退去。

对峙中的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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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阳礁石碑的企图失败后，越军恼羞成怒，又把矛头转向永暑礁东边150多公里处的九章群岛，并开始向该区域增派军舰。

九章群岛西南角的岛礁叫赤瓜礁，赤瓜礁北边3公里处是鬼喊礁，东北边10公里处是琼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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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礁盘在地理上直面永暑礁，如果友军占领则可以作为拱卫永暑礁的门户，如果被敌军占领则会成为威胁永暑礁的尖刀。所以这三个礁盘非常重要，尤其是其中礁盘面积最大的赤瓜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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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13日，越军三艘军舰抵达赤瓜礁附近，同时，在该区域进行科考的中方海军舰船也随即做好了战斗准备。

此时的解放军的军舰虽然并不先进，但比西沙海战时要强得多；好歹也有一千多吨的排水量，再也不用靠几百吨的小艇去向敌舰扔手雷。

而越南海军则近况不佳，他们在贫穷方面更胜一筹。

西沙海战后的越南就一直没钱购买新的大型军舰，也缺乏足够的工业能力自己建造，只能看着老旧军舰一步步走向年久失修。

那么越军为什么敢主动挑衅呢？

主要还是因为离得近，越军的后方支援相对解放军来说要方便得多。另外越南还对驻扎在金兰湾的苏联海军有所期待。

这就是越军的底牌，他们觉得可以仗着这些优势赌一把，赌解放军不敢真的动手。

此时中方在赤瓜礁附近担任守卫任务的有三艘护卫舰：

60年代制造的国产第一代老式轻型护卫舰502号“南充”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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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第二代导弹护卫舰053K型531号“鹰潭”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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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舰是国产第一艘设计装有防空导弹的军舰，遗憾的是服役多年却因为防空导弹迟迟技术不成熟没法形成防空战斗力，对空导弹发射架形同虚设

国产第二代导弹护卫舰053H型556号“湘潭”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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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舰在1987年才刚刚服役，已经是南海舰队舰况最新的战舰，不过实际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列强50年代技术水平，在80年代服役即落后。

而越方的三艘军舰为：

美制HQ505登陆舰，排水量4000多吨，航速仅12节，装备4座双联40毫米速射炮。HQ604号和HQ605号武装运输船，排水量822吨，只装备了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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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604和605两艘运输船均为70年代中国建造的援越装备，万万没想到再见面已成敌手。

到3月13日下午的时候，双方已经进入严重对峙的状态。

从纸面实力看，越军完全处于劣势，不过他们展现出了和实力完全不相称的胃口：竟然打算用这三条船同时抢夺三个礁盘。

此时越军的604号武装运输船在赤瓜礁抛锚，605号在琼礁抛锚，505号登陆舰则在鬼喊礁抛锚，夺岛之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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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毫无疑问就是赤瓜礁。

至3月14日早7时，越军登上赤瓜礁的人员已达43名，并在礁石北侧插上2面越南国旗。

越604舰运送越军部队登上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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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针锋相对，由502舰和531舰组织58名官兵携带枪械登上赤瓜礁。图为531舰政委徐友法对登礁官兵进行临战动员，要求一旦对方开枪，务必全歼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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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军舰船不是运兵船，没有专门的海军陆战队，所以包括炊事兵通信兵等在内的非战斗岗位人员也被抽调到了登岛部队中。

按照海军的战前部署，登岛人员要在3艘导弹护卫舰的舰炮掩护下，将越军驱逐出赤瓜礁礁盘，但是不能开第一枪。

于是双方从3月14日上午开始就在半腰深的礁盘上近距离对峙，从最开始的相距100米，到后来渐接近到30米左右，越兵做出各种挑衅动作企图驱离中方人员。

礁盘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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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对峙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虚张声势，一种是奉陪到底。至于到底是哪种对峙，只有开火后才能揭晓答案。

8点47分，对峙前线的中方战士杜厚祥一马当先抢夺越军旗杆，越军士兵终于沉不住气，枪口指向杜厚祥，502南充舰副枪炮长杨志亮为保护战友立刻扯开越军枪口，争夺扭打过程中，越军枪响，杨志亮的手臂顿时血流如注。

在战场上押注解放军没有后手是一个很不明智的选择。事实上解放军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们在对峙的时候就已经以战术队形包抄了越军，现在等的就是这一枪。

越军枪响后，解放军立刻开枪还击，不到一分钟就毙伤大部分越军，剩下的越军士兵纷纷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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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确实没开第一枪，但也没让越军开第二枪。

这个时候，一旁的越军604舰看到礁盘上发生交火，马上用高射机枪向礁盘上的解放军扫射。不过因为高射机枪射击死角大，很难打到海面上，并未对解放军官兵造成实质上的伤害。

然而不管越舰有没有真的打中，他这个朝解放军开枪的举动都犯了大忌。

看到越军604舰竟敢用舰载武器向我军官兵射击，解放军的502南充、531鹰潭二舰立即用主炮向其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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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舰的全力攻击下，越军604舰仅坚持了9分钟就中弹起火，迅速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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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鬼喊礁附近的越军505登陆舰也来兴冲冲的加（自）入（寻）战（死）局（路），以40毫米机关炮向中国舰队射击，指挥员陈伟文随即命令531鹰潭舰进行反击。

解放军531舰距离越军505舰约5.5公里，其双管100毫米舰炮的猛烈火力造成越军505舰重伤起火并彻底丧失战斗力。于是505舰只得向近处的鬼喊礁抢滩搁浅待援。

搁浅后的505舰虽然避免了沉入海底的命运，但架不住船上火势太大，后来连续烧了五天五夜，彻底给烧毁了。

烧毁的505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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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边的琼礁，中国海军556湘潭号导弹护卫舰在9时15分对越军605舰发起攻击，越军605舰没多久就中弹起火，之后在全速逃离的过程中因为进水过多而半路沉没。

3.14海战前后仅历时48分钟，中国海军以一人轻伤，舰艇无任何损坏的微小代价取得了击毁越南舰艇3艘，缴获越军军旗一面，歼敌527人的压倒性战绩。

面对解放军这样的对手，如果你没有装备上的优势，那基本上就是毫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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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溃越南海军后，中国海军编队一口气收复了永暑礁、赤瓜礁、东门礁、华阳礁、渚碧礁和南薰礁等6座礁盘。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海军缺乏必要的防空装备，更没有航空母舰的庇护，所以舰队无力对抗敌方可能发起的空中打击。

为了避免遭到越南战斗机的突袭，中国海军编队在收复6座礁盘后就迅速撤回了湛江基地，未能进一步控制更多的无人礁（包括鬼喊礁和琼礁在内的部分无人值守的岛礁后来又被越军趁机侵占）。

至此，南沙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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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海战不仅让越军赔了夫人又折兵，还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了人间冷暖。

驻扎在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的苏联海军曾被越军寄予厚望，结果这帮老哥全程围观，一声不吭。看到老大哥这种态度，越南也只能默默接受中国收复6座岛礁的事实。

很显然苏联比越南更清楚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当然，解放军通过海战夺回的这些岛礁虽然听起来带个“岛”字，但其实只是几个露出水面的石头，连站个人上去都不容易。

不过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填补了新中国对南沙群岛控制权的空白，使得新中国在南海疆域的实际控制点向南推进了800公里，结束了共和国仅能靠发表声明来行使南沙主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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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权崛起

如果是按照列强的标准，西沙海战和南沙海战的规模都很小，战争水平不值一提。但这两场战斗对中国的意义巨大，它为中国的远洋战略空间蹚出了一条血路。

人民海军在赤瓜礁海战中夺回的六个礁石就像六颗钉子一样死死的钉在南沙群岛，而解放军正是凭借着“这几颗钉子”开始了对南沙长达二十八年的漫长坚守，保留下了共和国实控南沙海域的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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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顶住菲律宾的压力实现了对美济礁的实际控制，至此，中国在南沙的控制的岛礁达到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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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这七座原本只是几个礁石的岛礁被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扩建为3座大岛和4座小岛并建立军事基地，完成了二十八年前夺岛官兵们的梦想。

南沙七岛建成后，使中国一跃成为在南沙群岛拥有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占南沙陆地面积82.8%），对周边势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其中永暑礁扩建后的永暑岛成为了三沙市南沙区人民政府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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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南沙人工岛和西沙群岛上的包括机场、军港、雷达站在内的大型军事基地，解放军对南海实现了从空中到水下的全面覆盖，完成了对整个南海的实际控制，中华民族的战略空间拓展了300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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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到了今天，解放军总算是把国军当年丢掉的南海疆域又给拿了回来。

另外，除了这七座岛礁以外，中国其实还控制着其他一些不出名的礁石。包括在低潮时可以露出水面的安达礁，离东门岛很近的西门礁、安乐礁等。另外还有很多没露出海面的浅滩和暗礁处于无人值守状态，实际上已经被掌握制海权的中方实控。

值得一提的是，控制南海疆域的关键并非控制岛礁，而是控制海域；控制岛礁只是控制海域的途径，而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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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占岛数量虽然处于劣势，但拥有的陆地面积，军事基地、海空军实力都处于绝对优势。在对南海实现全面军事覆盖后，再去抢夺剩下那些露出水面的石头已经意义不大。

下图为从鬼喊礁远眺赤瓜礁，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占据无人岛礁只剩下象征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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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在的中国海军和南海周边国家的海军早已不在一个生态位上，已经没有实质上的竞争关系。

原先那个只能派出几艘小艇的部队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海军，南海也逐渐变成了中美博弈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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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前来博弈的对手是谁，只要想一想守在这里的是一支曾经头铁到拿着手榴弹就敢出海作战的部队，恐怕都需要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

人民海军武德充沛，在过去的72年里他们已经为中国拿下了家门口的海域，现在正在向更广阔的大洋前行。

他们未来在海上赢得的每一次对峙和战斗，都将推动中国的国运往前迈出一大步。

黄仁宇（1918.6.25-2000.1.8）历史学家。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作者：张宏杰，节选自《历史的局外人》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
01

退稿与解聘

1976年，五十八岁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我们从这本书洋洋洒洒的行文中可以读出作者在写作时是如何逸兴遄飞、文思泉涌。确实，这本翻译成中文时名为《万历十五年》的书后来被评论为一部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作品，作者试图从中国历史上这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年头出发，解释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在历史上何以落后于西方。

黄仁宇四十八岁才入行历史学界，个人作品不多，已近六十花甲的他急需出版一本有分量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因此这本书是他调动一生的经验和思考，全力以赴的作品，寄出书稿的时候，他充满信心。他认为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将在世界史学界引发一场巨大震动。

然而他收获的，却是美国多家出版社一次又一次地退稿。市场化的出版社认为，这本书虽然包含宫廷秘史、妃嫔恩怨等普通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流行要素，但是又夹杂有大量思辨性的内容，对普通读者来说有很大阅读难度。从本质上来说，这本书应该属于学术著作。

而学术类出版社的编辑看到这本书，更感觉一头雾水，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方式过于文学化，既不像一部断代史，也不像一篇专题论文。曾留学美国的政治学者刘瑜谈起学术界的“规矩”，她说，论文写作“格式化”，排斥个性和风格，不仅国内如此，美国其实也是这样。美国的学术圈子鼓励的同样也是“精致的平庸”，如果你想在这个圈子里生存，就要自觉地顺从“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规则。

美国学术出版的惯例是作品须经不具名的审稿人进行评审。审稿人面对这样“不伦不类”的“四不像”，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提出修改建议。它更像散文或者小说，而不是历史。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和探讨历史，根本就是错误的。

祸不单行，就在这本书屡遭退稿的过程中，1979年，黄仁宇以六十一岁的“高龄”，被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辞退。他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说：

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Stanley Coffman）署名给我的信如下：

“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这是一个突然的打击，黄仁宇完全意想不到，因为到1979年春季为止他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已经获得了“终身”教职。黄仁宇在回忆录中说：“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

相对羞耻，更为难以承受的是经济问题。他的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他后来回忆说：“我被解聘后，就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会一阵抽痛。”

就在被解聘前不久，因为在欧美出版无望，黄仁宇干脆自己动手把这部书稿译成中文，定名为《万历十五年》，托人带到国内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出版的机会。

黄仁宇与黄苗子的夫人郁风的弟弟认识，黄苗子和中华书局的编辑很熟，因此他在1979年5月23日给傅璇琮写了一封信：

璇琮同志：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第一次寄书稿来时，金尧如同志知道。表示只要可用，就尽快给他出版。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并说陈翰伯同志也同意他的主张。但书稿分三次寄来，稿到齐时，尧如同志已离开了。现将全稿送上，请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将结果通知我更好，因为他还想请廖沫沙同志写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这些都要我给他去办。

匆匆即致

敬礼！

苗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本书在中华书局几经讨论和反复，终于在三年后，也就是1982年付梓出版。有意思的是，也许是因为作者的籍籍无名，书的封面上竟然没有出现黄仁宇的名字，只有题字者廖沫沙的名字。

接到样书后，已经六十四岁的黄仁宇心情非常激动。虽然他也指出：“封面上……没有作者黄仁宇的名字，在设计上似欠完善。”但是接下来，他还是在信中一再对中华书局表示感激。他说：“大历史观容作者尽怀纵论今古中外，非常感谢，应向执事诸先生致敬意。”

02

“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

一开始，谁也没想到这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包括黄仁宇自己。

为了证实他的激动心情，黄仁宇在这本书刚刚出版时表示，虽然他经济上处于困窘之中，但“不受金钱报酬”。因为“国内作家多年积压书稿亦望付梓，《万》书与之争取优先出版机会，故暂不收稿费及版税”。

后来中华书局向黄仁宇赠送了200册书以充稿费。然而这本书上市后，市场反响居然非常好，第一次印刷25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在读书界引起很大轰动。后来三联书店拿过这本书的版权，将它作为“黄仁宇作品系列”中的一种出版。虽然没有做任何营销，但是《万历十五年》还是迅速成为大陆最畅销的历史著作，迄今销售已经数百万册，成为现象级出版物。嗅觉敏锐的台湾出版商立刻推出台湾版，同样引发巨大轰动。

从此，黄仁宇的作品在海峡两岸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间，黄仁宇成了中国海峡两岸普通读者心目中影响最大、名声最盛的历史学家，甚至都不用加“之一”二字。

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也在屡屡碰壁之后，在他被大学解聘后的第二年，终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黄仁宇的期待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这本风格独特的书立刻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杂志上为这本书撰写书评，大力推荐，他说：“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1982年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后来又被以法、德、日等多种版本出版，在美国被一些大学采用为教科书。

如今，这本书已经一纸风行三十年，坊间甚至有“不读《万历十五年》，读遍诗书也妄然”“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戏语。

为什么这样一部最初不被看好的作品，后来在中国大获成功呢？

首先这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迅速定于一尊，对历史形成一系列固定的近乎公式化的解释，比如五阶段论、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动力论等。历史学界越来越呈现一种僵化、沉闷、压抑的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如此。

《万历十五年》的出现，如同在沉闷的房子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刚从“十年浩劫”中走过来的中国文化界呼吸到了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叹：“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

刘志琴在《黄仁宇现象》中说：《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且不说别的，就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屡见不鲜，而在中国30年见所未见；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就引人入胜；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其他历史著作捷足先登中国，只要有类似的特点，也一样有轰动效应。

其次，这本书的畅销更与黄仁宇独特的叙事策略有关。黄仁宇选择了明朝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个平淡的、没有什么突发事件的一年，选择了六个人物，用七篇文章来展示大明帝国，并分析它的内在机理。这六个人物是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后继首辅申时行、清官楷模海瑞、大将军戚继光、名士思想家李贽。他们都是时代的佼佼者，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都想用自己的力量挽救这个王朝，然而最后，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败下阵来。这六个失败者的群像，组成了一个失败的王朝。事实上《万历十五年》的叙事结构就是以一个个人物为中心，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作者把一桩桩历史事件围绕着一个个历史人物，叙述得娓娓动听。

这本书大受普通读者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通史观。这也几乎是一个规律：大部分影响力很大的通俗史学名著，背后都有一个清晰的观点。毕竟，普通读者选择读历史作品，不是为了学习考证的技术，而是为了获取知识和结论。学者可能乐于展示自己的专业技巧，螺蛳壳里做道场，但读者并没有观察庖丁解牛的耐心。因此，对普通读者来说，好的历史作品是小中见大，从一个小的切口进去，能够看到清晰的大的规律。

《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但是黄仁宇要展示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全貌。他要告诉读者的是，为什么从明代起，中国落后于世界。黄仁宇的答案是，“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个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大一统体制一方面简单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传统政治体制的弱点在于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既缺乏弹性又欠实力，只重道德的表面，而缺乏务实地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表面上看起来如同庞然大物，实际上不堪一击。因此黄仁宇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引入西方的“数目字上的管理”，“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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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历史界的琼瑶？

为什么黄仁宇能独辟蹊径，写出这样符合读者口味的作品呢？这与黄仁宇的个人特质有关。

黄仁宇的人生是颇有点传奇色彩的。黄仁宇是湖南人，少年早慧，十四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十八岁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不出意外的话，他本来应该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机电工程领域大展所长。然而上学不久，抗战爆发，一腔热血的他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曾先后担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后来更是远赴缅甸，1944年5月，因在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

战后他负笈美国，凭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歇根大学录取，以三十四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读新闻，后转到历史，1954年获学士学位，1957年获硕士学位，1964年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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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历，在当代历史学术界可谓绝无仅有。“半路出家”，一方面使黄仁宇的学术训练可能不够严格、规范，另一方面，却也使他没有被学术界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规则”所驯化，保持了强烈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半路出家”使黄仁宇终生保持了对历史发自生命深处的草根式兴趣。

“半路出家”的黄仁宇的所有思考与写作，都与自己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他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个人生命中的困惑。“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技艺而已。……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他说：在美国读书和打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 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面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

黄仁宇个人的独特经历，造就了黄仁宇作品的独特性格，也造成了黄仁宇作品的意外“走红”，更让身处失业阴影中的黄仁宇的生活柳暗花明。如果不是大量的通俗性学术作品在海峡两岸赢得了源源不断的稿费，六十二岁失去“饭碗”的他可能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而通俗历史写作的成功，支撑了他在被辞退后能维持二十年有尊严的中产阶级生活，并且在死后让他的妻儿生活有所依靠。

听起来，这似乎又是一个学术界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结尾应该是从此黄仁宇就迎来学术的春天，赢得无数鲜花和掌声。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普通读者可能只知道黄仁宇的盛名和其书的畅销，却不知道他在学术界受到的排斥。学术界对黄仁宇的反应是复杂而意味深长的。“他那标注了‘大历史观’称号的小中见大的史学技巧在让相当一部分人欣喜的同时也遭遇了另外一小部分人的狙击。”

朱学勤对黄仁宇的独特之处表示欣赏。朱学勤说：“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

然而，两岸历史学术界的大部分主流学者，对黄仁宇表示肯定的并不多。有人对他的学术根底表示怀疑。胡文辉在一篇专门批评黄仁宇的文章《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中说：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

有人对他的写作方式完全不认同。黄仁宇在文字表达上的强烈个性和不拘一格，他的混合散文、小说和论文风格的叙述方式，让他的作品在普通读者读来味道浓烈，软硬适度。然而，他也因此备受学术界中那些特别看重学术规范的人的批评。他的文笔在他们看来是“粗野”的，欠缺精准。他的表达方式在他们看来过于注重感觉而非理性。“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

尤其为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大历史观”。黄仁宇很为自己的大历史观自豪，他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他的注重“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历史观，迎合了那些想迅速了解中国历史全貌的读者的阅读心理。

但是在学术界看来，他的大历史观“粗糙、粗略、粗浅、粗鄙”，“严重不成熟”。正如耿立群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因此，正统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黄仁宇的见解“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大陆学者认为黄仁宇是“历史学的余秋雨”，而台湾学者则说黄仁宇是“历史界的琼瑶”。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甚至说：“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除了对黄仁宇的学术思想不认可之外，中国明史学界对黄仁宇的反感，还在于他个人的性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明史专家王春瑜在黄氏去世后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琐忆黄仁宇》。文中说，1988年，明史学界召开国际明史研讨会，因为一位认识黄仁宇的前辈专家的推荐，他们邀请了黄仁宇。结果，大陆学者惊讶地发现这个美籍学者严重缺乏一个历史学家的“风度”：在另一次讨论会上，黄仁宇发言时，说着说着，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他大概是忘了，这是在国际明史研讨会上，而不是在当年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会上，或训斥国民党大兵的场所。他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与会者的反感。

明史学界反感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明史会议上不规规矩矩谈明史，却谈“大历史观”：更让人不快的是，他在发言中，不谈明史，却大谈所谓“五百年大循环”的“大历史观”，令我辈听之无味。……我说：“这是在中国开会，最好只谈学术，谈明史，免得遭人非议。不能像在美国，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见他的作风与国内学界如何格格不入。

04

“黄仁宇现象”的反思

正是“半路出家”而又“野心勃勃”，导致了黄仁宇的毁与誉。黄仁宇的作品当然不是没有问题，有些地方存在很严重的硬伤。但是，他的洞察力、悟性、归纳能力、综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见的。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勇气，他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本领，无人能出其右。

除此之外，即使以学术圈内的严格标准去衡量，黄仁宇也是颇有一点学术分量的。他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他获得基金支持的专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都是被认可的有相当水准的学术著作。学界泰斗费正清和李约瑟都对他很欣赏，特别邀请他参与《剑桥中国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明代名人传》这些重头学术著作的撰写。这都是响当当的学术履历。如果他没有写这么多通俗和半通俗的面对普通读者的历史著作，如果没有在普通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可能不会受到学术界如此强烈的批评。

黄仁宇评论现代学术的研究方式说：“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

确实是这样。历史学术研究方式越来越专业化，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趋势。随着历史学越来越专业化，历史学的“致用”价值被“科学化”所遮蔽。许纪霖说：“如今我们的……知识体制所培养的史学研究者，不再是像陈寅恪、吕思勉那样知识渊博的通人，而仅仅是匠气十足的专家。

史学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历史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不少治史者犹如‘雨人’一般，除了自己那个狭而又窄的专业领域之外，在知识的其他领域（包括史学的非专业领域），显现出的是惊人的无知。”

大陆学界在这个方面与台湾、与世界大部分地方情况一样。这种情况下，史学和公众的关系也越来越远，枯燥无味到不少历史学者都不爱读。面对社会兴起的“历史热”，历史学界不但罕有参与，而且多抱冷嘲热讽之态度。

因此，黄仁宇虽然收获了普通读者的无数鲜花和掌声，在学术界却是孤家寡人。“但在另一方面，即他的个人创作方面却显得很不幸运。无论是史学界和汉学界，他都没有多少可以平行、平等、平和地进行交流的同志，他应该是处在独学而无友的状态；他在一所并不出名的大学教着一门并不重要的课程；他所进行的一些学术尝试，也经常得不到多少有力的响应。”

“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消息来源：静嘉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