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4 月,Reed 离开了上海

他曾在绍兴和青岛有过短暂的停留和学习,随后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海防路,但因房租涨幅过高,搬到了愚园路一处老洋房的一居室。除了商业拍摄项目,Reed 喜欢扛着相机在上海的街头闲逛,拍摄那些在巨型都市里孤独的人。今年 3 月中下旬,他开始拍摄疫情下的上海。虽然彼时尚未全城封控,但昔日游人如织的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城隍庙、静安寺,已初现「空城」的气质。

以下是 Reed 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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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来中国以前,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在青年时代,我对亚洲,尤其是东亚有着一些幻想 —— 这促使我来到中国。我并不是冲着北京奥运会来的,但奥运会确实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中国在变得越来越开放,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那时我 24 岁,刚毕业,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这一年,我的双胞胎哥哥去了伦敦(他也是摄影师),而我来到了中国。我离开英国还有一个原因:撒切尔夫人虽然 1990 年就卸任了,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依旧影响着英国的方方面面,离开英国算是一种消极反抗吧。
在中国的这 14 年里,从焦虑如何靠商业拍摄来养活自己的艺术创作,到担忧商业拍摄过多会影响我的艺术创作 —— 每天的生活都是过山车式的。如果说起起落落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片段,那最近三四年只能说「落大于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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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 月(春节前)是我常规续签工作签证、递交材料的时期,这样,大约 2 月或者 3 月就会拿到新一年的工作签证。在上海,我注册了自己的工作室,签证事宜我都亲自去做,以往都很顺利,但 2022 年,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拒签。我跑到窗口去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没有理由,别再问了」,哪怕我的「工作许可」到 2023 年都有效。这意味着:3 月 9 号之前,我必须离开中国。
虽然一直都知道,不可能在中国待一辈子,总有一天会离开,但在原先的构想中,我希望是在准备好的情况下离开,而不是被强迫、被通知。突然之间,我的工作和生活全乱了。我陷入了慌张的困境:大量工作要取消掉、房子要退(租)、拿不走的摄影器材还要想办法卖掉 …… 还有机票,昂贵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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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时间来不及,于是 2 月份的时候,又去了一次签证中心,希望争取一个缓冲期。他们奇迹般地同意了,于是我的离境日期变成了 4 月 9 日。紧迫感有了缓解,但又一个变化来了:3 月初,上海爆发了奥米克戎疫情,已经有局部的小区被封控。我再次感到焦虑。我的航班会不会取消?新的航班会不会更贵?我会不会被封在家里?我原计划卖掉的东西怎么运出去?我如果走不了怎么办?人在家中,但是签证已经过期了怎么办?我会被居留吗?
果然事情朝着最担心的方向发展了,被封禁的小区越来越多,商店和公共场所也陆续关张。我意识到,我的小区离封禁也不远了。于是,在还没被封之前,我拿起相机,去拍摄上海街景。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像是一次「场景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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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疫情刚刚扩散到上海,所有人都对病毒和(飞涨的确诊)数字很恐惧,口罩也抢不到。当时离境没什么困难。2 月 1 号我飞去纽约,和哥哥团聚了一下。我以为疫情会很快被控制住 —— 2003 年的 SARS 疫情好像半年左右就控制住了 —— 但是没想到,病毒扩散到了欧洲,然后是美国。4 月份,纽约经历了 Lockdown。Lockdown 和中文的「封城」意思不太一样。在纽约,一切安排都只是「建议性」的,并不强制。马路上人少了很多,也并非空无一人。4 月 5 号,我和哥哥拿起相机,用两天时间拍摄素材,制作了一部短片《疫情下的纽约》(New York City During Covid-19)。让我诧异的是,有些人嘲讽戴口罩的行为,各种阴谋论也开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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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琪大戏院,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两年多过去了,病毒不断变异。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样子了,即便全球都宣布疫情正式结束。在上海空荡的街头拍摄时,那种感觉很微妙,甚至有点诡异。我在欧洲的朋友全都感染过奥米克戎,有的人还不止一次,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碍。这给我造成了一个印象:病毒变弱了,人类可以松口气了。但(上海)对更弱的病毒变体,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这让我很困惑。我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我只想着赶快离开。
从「不得不离开」到期待着赶快离开,这前后的心理变化应该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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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任何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待十几年,都会有很复杂的感情。在上海,我有很多聊得来的朋友;我的收入虽然远未达到「舒适」的程度,但丰富了我的经历和创作。这里的生活确实便利,但(我)也会想起几年前就消失不见的午夜路边摊炒面、烤串,越来越少的 Club 和周末夜晚倒在路边喝醉的人 …… 还有不断远去的朋友。这里有太多的回忆,不是买一张机票就可以马上切断的 —— 但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我应付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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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4 月 1 号浦西开始封控之前,我在周边的市场、路边(竟然看到了路边卖菜的)买了大量的蔬菜和方便面、饼干。旁边的几家便利店几乎被抢空了 ——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当时的说法是,预计封到 5 号,而我是 9 号的飞机去纽约。我想,或许还有机会和朋友们做最后的道别,但朋友都告诉我要多准备一些(物资),也别期望最后的道别了,有机会总能再见面的。
图片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5 号没有解封。我开始担心食物不够,以及 9 号不能走。我在微信上问了居委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打交道。我从来不知道小区还有一个「居民委员会」,十几年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概念,但现在的出入都要经由他们许可。他们告诉我不能擅自出去,哪怕我的签证马上过期,我要离开中国了。于是,我一面联系英国领事馆,一面又和居委会商量,我该怎么出去。另外,食物方面,朋友告诉我怎么在 App 上买菜 —— 我下载了好几个,一次都没有买到过。我这栋楼里都是老人,只有我和隔壁邻居算是「年轻人」,他是个意大利人。我俩都不知道怎么去问邻居买菜的办法,老人也都不太会用那些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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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很崩溃。食物的话,如果省着点吃,应该可以撑到 9 号。但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出去。领事馆联系到了我所在辖区的公安局,但公安局表示他们和我的居委会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后是我的一个邻居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了居委会,允许我 9 号离开。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抵达浦东机场。所有交通工具都停了。通过在微信上向各种人紧急求助,最终联系到了几台可以提供这种服务的「合法车辆」。有一辆「黑车」说可以带我去机场,要 3000 块的车费,我拒绝了。为了万无一失,我预定了三辆车,都付了定金,最终选择了一辆大巴。出发前几天还要不断地做核酸,我反复确认手机里最新的核酸报告、疫苗证明,还有机票信息、护照、健康码、行程码 —— 所有这些能让我「通关」的证明,我一遍遍地查看,想用最快的方式把它们展示出来。
离开小区之前,保安还反复和我确认:「你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是吧?保证不回来了吧?」我笑了笑:「对,保证不回来了。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封控期间不要再回来了,否则流程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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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整辆大巴车,只有我和我的行李。车窗外是上海的夜,路灯都还亮着,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和车。我拿出手机拍摄窗外的景象,这或许是我能拍到的、经历的最后的上海了。司机穿着全套防护服,看不到他的样子,他一句话也没说 —— 这很好,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他可能每天要负责好几次这样的机场之旅,带着和我同样遭遇的人离开上海。从我家到浦东机场只用了 36 分钟,从来没这么快过。出乎意料的,我快速地通过了各个关卡和安检。在登机口候机时,放眼望去,空荡荡的,一排排座椅上都没有几个人,灯光也很暗,我感觉像在电影院,电影已经散场,人都走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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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起飞后,我才真正地放松下来,其他乘客也是同样的神态。我开始思考我在中国的经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说过,「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和某个人的见面是不是你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现在,我对这句话开始有了一些理解。把「人」换成国家,也一样。我童年离开博茨瓦纳(Botswana,Reed 儿时曾随父工作在此居住),现在离开中国,可能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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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头,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在中国十几年,2010 年左右,拿着相机在路上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讶:无论是拍摄路上的行人、老弄堂、拆迁的工地,还是在最繁忙的商业街,顶多会引人多看一眼。大概从 2018 年起,尤其是疫情之后,我带着相机,哪怕什么都没有做,总有保安过来问我在拍什么、我是哪里人、为什么要拍摄,有时候甚至被呵斥、赶走。曾经与保安、年长的居民畅快闲聊,听他们自豪地讲述背后建筑的零星历史和故事 —— 这样的经历已经消失了。2022 年初,因为商业项目我去了济南,工作结束后,在济南的火车站,当我拿出相机准备拍摄新盖好的车站建筑时,被保安拦住。他抓着我的胳膊,冲对讲机说着什么(我没听懂)。之后来了两个警察。那个保安情绪很激动,对警察说着什么,我只听到了「美国间谍」四个字,围观的人开始越来越多。警察看了我的护照,了解到我不是美国人,让我删除了照片之后就放我走了。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为什么我会被当作「美国间谍」?分不清白人的国籍我还能理解,但「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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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路,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0 年,我从纽约辗转到英国老家待了一段时间,7 月回到上海,经历了 14 天的隔离后,终于可以出门了。那时候的上海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样子,很多人在户外不戴口罩了。而当我在路上摘下口罩想松口气的时候,会有人走过来告诉我要戴上。我觉得他们说得没有错,我立刻会把口罩戴上,但同时也发现这些人不会对不戴口罩的中国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我越来越觉得,我,一个外国人,一个「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异化」。「白人 = 美国人 = 病毒」这样的想法也越来越多。在对方喊出「口罩!」并作出一个手挡住脸的手势时,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解释「我不是美国人,我核酸阴性,我打了三针疫苗」。我觉得很无辜,也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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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招商银行,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1 年 3 月的时候,美国开始「反对亚裔歧视」的游行和运动。针对亚裔的系统性歧视在美国一直都有,但随着新冠疫情而变本加厉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甚至谋杀越来越频繁。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把对于病毒的负面情绪投射到「外族」身上,好像消灭了外族就可以消灭病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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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在上海的经历,如果用情绪的波澜作为衡量标准:从逐渐增多的不快经历,到开始质疑、怀疑、自我怀疑,再到最后一个月几近崩溃的「沸腾」—— 这个过程并不是由一个个事件节点构成的,好像我们学历史的时候,总是说「某某事件导致了某某某」—— 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你并不能看到这些节点,那是一个缓慢加速的过程。很多时候,事件也并不是「砰」地一声开始或结束的。只是当你回顾的时候,你会去追溯,某时、某地、某事也因此被赋予了象征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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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已经抵达了纽约,和哥哥、嫂子还有他们的家人团聚了。如今的纽约和我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马路上都是感受早春天气的人,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戴上口罩,但戴口罩在这里已经不是主流。我哥哥继续拿起相机,准备在路上边逛边随便拍拍。我和他说,我一下子看到路人都露着脸,太多的脸,还有那么点不适应。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习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多多讨论的现象。等时差调好了,我想联系一下之前的那些客户,看看它们有没有拍摄需求。最近的花销确实有点多,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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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

作者:阿城

第一章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虽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准了。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孬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车厢里靠站台一面的窗子已经挤满各校的知青,都探出身去说笑哭泣。另一面的窗子朝南,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冷清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两边儿行李架上塞满了东西。我走动着找我的座位号,却发现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手拢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

我的座位恰与他在一个格儿里,是斜对面儿,于是就坐下了,也把手拢在袖里。那个学生瞄了我一下,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问:”下棋吗?”倒吓了我一跳,急忙摆手说:”不会!”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这么细长的手指头,就是个捏棋子儿的,你肯定会。来一盘吧,我带来家伙呢。”说着就抬身从窗钩上取下书包,往里掏着。我说:”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你没人送吗?”他已把棋盒拿出来,放在茶几上。塑料棋盘却搁不下,他想了想,就横摆了,说:”不碍事,一样下。来来来,你先走。”我笑起来,说:”你没人送吗?这么乱,下什么棋?”他一边码好最后一个棋子,一边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来,你先走。”我奇怪了,可还是拈起炮,往当头上一移。我的棋还没移到,他的马却”啪”的一声跳好,比我还快。我就故意将炮移过当头的地方停下。他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的下巴,说:”你还说不会?这炮二平六的开局,我在郑州遇见一个葛人,就是这么走,险些输给他。炮二平五当头炮,是老开局,可有气势,而且是最稳的。嗯?你走。”我倒不知怎么走了,手在棋盘上游移着。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整个棋盘,又把手袖起来。

就在这时,车厢乱了起来。好多人拥进来,隔着玻璃往外招手。我就站起身,也隔着玻璃往北看月台上。站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都在叫,乱成一片。车身忽地一动,人群”嗡”地一下,哭声四起。我的背被谁捅了一下,回头一看,他一手护着棋盘,说:”没你这么下棋的,走哇!”我实在没心思下棋,而且心里有些酸,就硬硬地说:”我不下了。这是什么时候!”他很惊愕地看着我,忽然像明白了,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

车开了一会儿,车厢开始平静下来。有水送过来,大家就掏出缸子要水。我旁边的人打了水,说:”谁的棋?收了放缸子。”他很可怜的样子,问:”下棋吗?”要放缸的人说:”反正没意思,来一盘吧。”他就很高兴,连忙码好棋子。对手说:”这横着算怎么回事儿?没法儿看。”他搓着手说:”凑合了,平常看棋的时候,棋盘不等于是横着的?你先走。”对手很老练地拿起棋子儿,嘴里叫着:”当头炮。”他跟着跳上马。对手马上把他的卒吃了,他也立刻用马吃了对方的炮。我看这种简单的开局没有大意思,又实在对象棋不感兴趣,就转了头。

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来,像在找什么人,一眼望到我,就说:”来来来,四缺一,就差你了。”我知道他们是在打牌,就摇摇头。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正待伸手拉我,忽然大叫:”棋呆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妹妹刚才把你找苦了,我说没见啊。没想到你在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气儿都不吭一声。你瞧你瞧,又下上了。”

棋呆子红了脸,没好气地说:”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下棋?走,该你走了。”就又催促我身边的对手。我这时听出点音儿来,就问同学:”他就是王一生?”同学睁了眼,说:”你不认识他?唉呀,你白活了。你不知道棋呆子?”我说:”我知道棋呆子就是王一生,可不知道王一生就是他。”说着,就仔细看着这个精瘦的学生。王一生勉强笑一笑,只看着棋盘。

王一生简直大名鼎鼎。我们学校与旁边几个中学常常有学生之间的象棋厮杀,后来拚出几个高手。几个高手之间常摆擂台,渐渐地,几乎每次冠军就都是王一生了。我因为不喜欢象棋,也就不去关心什么象棋冠军,但王一生的大名,却常被班上几个棋篓子供在嘴上,我也就对其事迹略闻一二,知道王一生外号棋呆子,棋下得神不用说,而且在他们学校那一年级里数理成绩总是前数名。我想棋下得好而且有个数学脑子,这很合情理,可我又不信人们说的那些王一生的呆事,觉得不过是大家寻逸闻鄙事,以快言论罢了。后来运动起来,忽然有一天大家传说棋呆子在串连时犯了事儿,被人押回学校了。我对棋呆子能出去串连表示怀疑,因为以前大家对他的描述说明他不可能解决串连时的吃喝问题。

可大家说呆子确实去串连了,因为老下棋,被人瞄中,就同他各处走,常常送他一点儿钱,他也不问,只是收下。后来才知道,每到一处,呆子必要挤地头看下棋。看上一盘,必要把输家挤开,与赢家杀一盘。初时大家见他其貌不扬,不与他下。他执意要杀,于是就杀。几步下来,对方出了小汗,嘴却不软。呆子也不说话,只是出手极快,像是连想都不想。待到对方终于闭了嘴,连一圈儿观棋的人也要慢慢思索棋路而不再支招儿的时候,与呆子同行的人就开始摸包儿。大家正看得紧张,哪里想到钱包已经易主?待三盘下来,众人都摸头。这时呆子倒成了棋主,连问可有谁还要杀?有那不服的,就坐下来杀,最后仍是无一盘得利。

后来常常是众人齐做一方,七嘴八舌与呆子对手。呆子也不忙,反倒促众人快走,因为师傅多了,常为一步棋如何走自家争吵起来。就这样,在一处呆子可以连杀上一天。后来有那观棋的人发觉钱包丢了,闹嚷起来。慢慢有几个有心计的人暗中观察,看见有人掏包,也不响,之后见那人晚上来邀呆子走,就发一声喊,将扒手与呆子一齐绑了,由造反队审。呆子糊糊涂涂,只说别人常给他钱,大约是可怜他,也不知钱如何来,自己只是喜欢下棋。审主看他呆像,就命人押了回来,一时各校传为逸事。后来听说呆子认为外省马路棋手高手不多,不能长进,就托人找城里名手近战。有个同学就带他去见自己的父亲,据说是国内名手。名手见了呆子,也不多说,只摆一副据说是宋时留下的残局,要呆子走。呆子看了半晌,一五一十道来,替古人赢了。名手很惊讶,要收呆子为徒。不料呆子却问:”这残局你可走通了?”名手没反应过来,就说:”还未通。”呆子说:”那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徒弟?”

名手只好请呆子开路,事后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这同学倨傲不逊,棋品连着人品,照这样下去,棋品必劣。”又举了一些最新指示,说若能好好学习,棋锋必健。后来呆子认识了一个捡烂纸的老头儿,被老头儿连杀三天而仅赢一盘。呆子就执意要替老头儿去撕大字报纸,不要老头儿劳动。不料有一天撕了某造反团刚贴的”檄文”,被人拿获,又被这造反团栽诬于对立派,说对方”施阴谋,弄诡计”,必讨之,而且是可忍,孰不可忍!对立派又阴使人偷出呆子,用了呆子的名义,对先前的造反团反戈一击。一时呆子的大名”王一生”贴得满街都是,许多外省来取经的革命战士许久才明白王一生原来是个棋呆子,就有人请了去外省会一些江湖名手。交手之后,各有胜负,不过呆子的棋据说是越下越精了。只可惜全国忙于革命,否则呆子不知会有什么造就。

这时我旁边的人也明白对手是王一生,连说不下了。王一生便很沮丧。我说:”你妹妹来送你,你也不知道和家里人说说话儿,倒拉着我下棋!”王一生看着我说:”你哪儿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儿?你们这些人好日子过惯了,世上不明白的事儿多着呢!你家父母大约是舍不得你走了?”我怔了怔,看着手说:”哪儿来父母,都死球了。”我的同学就添油加醋地叙了我一番,我有些不耐烦,说:”我家死人,你倒有了故事了。”王一生想了想,对我说:”那你这两年靠什么活着?”我说:”混一天算一天。”王一生就看定了我问:”怎么混?”我不答。

呆了一会儿,王一生叹一声,说:”混可不易。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不管怎么说,你父母在时,你家日子还好过。”我不服气,说:”你父母在,当然要说风凉话。”我的同学见话不投机,就岔开说:”呆子,这里没有你的对手,走,和我们打牌去吧。”呆子笑一笑,说:”牌算什么,瞌睡着也能赢你们。”我旁边儿的人说:”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饭?”我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人,总免不了有这种傻事。”王一生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说完就去看窗外。

一路下去,慢慢我发觉我和王一生之间,既开始有互相的信任和基于经验的同情,又有各自的疑问。他总是问我与他认识之前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是父母死后的两年是怎么混的。我大略地告诉他,可他又特别在一些细节上详细地打听,主要是关于吃。例如讲到有一次我一天没有吃到东西,他就问:”一点儿都没吃到吗?”我说:”一点儿也没有。”他又问:”那你后来吃到东西是在什么时候?”我说:”后来碰到一个同学,他要用书包装很多东西,就把书包翻倒过来腾干净,里面有一个干馒头,掉在地上就碎了。我一边儿和他说话,一边儿就把这些碎馒头吃下去。不过,说老实话,干烧饼比干馒头解饱得多,而且顶时候儿。”他同意我关于干烧饼的见解,可马上又问:”我是说,你吃到这个干馒头的时候是几点?过了当天夜里十二点吗?”我说:”噢,不。是晚上十点吧。”他又问:”那第二天你吃了什么?”我有点儿不耐烦。讲老实话,我不太愿意复述这些事情,尤其是细节。我觉得这些事情总在腐蚀我,它们与我以前对生活的认识太不合辙,总好像是在嘲笑我的理想。我说:”当天晚上我睡在那个同学家。第二天早上,同学买了两个油饼,我吃了一个。上午我随他去跑一些事,中午他请我在街上吃。晚上嘛,我不好意思再在他那儿吃,可另一个同学来了,知道我没什么着落,硬拉了我去他家,当然吃得还可以。怎么样?还有什么不清楚?”他笑了,说:”你才不是你刚才说的什么’一天没吃东西’。你十二点以前吃了一个馒头,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更何况第二天你的伙食水平不低,平均下来,你两天的热量还是可以的。”我说:”你恐怕还是有些呆!要知道,人吃饭,不但是肚子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需要。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地方,人就特别想到吃,而且,饿得快。”他说:”你家道尚好的时候,有这种精神压力吗?恐怕没有什么精神需求吧?有,也只不过是想好上再好,那是馋。馋是你们这些人的特点。”我承认他说得有些道理,禁不住问他:”你总在说你们、你们,可你是什么人?”他迅速看着其他地方,只是不看我,说:”我当然不同了。我主要是对吃要求得比较实在。唉,不说这些了,你真的不喜欢下棋?何以解忧?唯有象棋。”我瞧着他说:”你有什么忧?”他仍然不看我,”没有什么忧,没有。’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佐料儿。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

我看他对吃很感兴趣,就注意他吃的时候。列车上给我们这几节知青车厢送饭时,他若心思不在下棋上,就稍稍有些不安。听见前面大家拿吃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嘴巴紧紧收着,倒好像有些恶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呷。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地小声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很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出的。果然,呆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嘴里去抠。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地一声儿咽下去,喉节慢慢地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我在火车上一直看他下棋,发现他同样是精细的,但就有气度得多。他常常在我们还根本看不出已是败局时就开始重码棋子,说:”再来一盘吧。”有的人不服输,非要下完,总觉得被他那样暗示死刑存些侥幸。他也奉陪,用四五步棋逼死对方,说:”非要听’将’,有瘾?”

我每看到他吃饭,就回想起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终于在一次饭后他小口呷汤时讲了这个故事。我因为有过饥饿的经验,所以特别渲染了故事中的饥饿感觉。他不再喝汤,只是把饭盒端在嘴边儿,一动不动地听我讲。我讲完了,他呆了许久,凝视着饭盒里的水,轻轻吸了一口,才很严肃地看着我说:”这个人是对的。他当然要把饼干藏在褥子底下。照你讲,他是对失去食物发生精神上的恐惧,是精神病?不,他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写书的人怎么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人呢?杰……杰什么?嗯,杰克·伦敦,这个小子他妈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我马上指出杰克·伦敦是一个如何如何的人。他说:”是呀,不管怎么样,像你说的,杰克·伦敦后来出了名,肯定不愁吃的,他当然会叼着根烟,写些嘲笑饥饿的故事。”我说:”杰克*伦敦丝毫也没有嘲笑饥饿,他是……”他不耐烦地打断我说:”怎么不是嘲笑?把一个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写成发了神经,我不喜欢。”我只好苦笑,不再说什么。可是一没人和他下棋了,他就又问我:”嗯?再讲个吃的故事?其实杰克·伦敦那个故事挺好。”我有些不高兴地说:”那根本不是个吃的故事,那是一个讲生命的故事。你不愧为棋呆子。”大约是我脸上有种表情,他于是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心里有一种东西升上来,我还是喜欢他的,就说:”好吧,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听过吗?”他摇摇头。我就又好好儿描述一下邦斯舅舅这个老饕。不料他听完,马上就说:”这个故事不好,这是一个馋的故事,不是吃的故事。邦斯这个老头儿若只是吃而不馋,不会死。我不喜欢这个故事。”他马上意识到这最后一句话,就急忙说:”倒也不是不喜欢。不过洋人总和咱们不一样,隔着一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马上感了兴趣:棋呆子居然也有故事!他把身体靠得舒服一些,说:”从前哪,”笑了笑,又说:”老是他妈从前,可这个故事是我们院儿的五奶奶讲的。嗯–老辈子的时候,有这么一家子,吃喝不愁。粮食一囤一囤的,顿顿想吃多少吃多少,嘿,可美气了。后来呢,娶了个儿媳妇。那真能干,就没说把饭做糊过,不干不稀,特解饱。可这媳妇,每做一顿饭,必抓出一把米来藏好……”听到这儿,我忍不住插嘴:”老掉牙的故事了,还不是后来遇了荒年,大家没饭吃,媳妇把每日攒下的米拿出来,不但自家有了,还分给穷人?”他很惊奇地坐直了,看着我说:”你知道这个故事?可那米没有分给别人,五奶奶没有说分给别人。”我笑了,说:”这是教育小孩儿要节约的故事,你还拿来有滋有味儿得讲,你真是呆子。这不是一个吃的故事。”他摇摇头,说:”这太是吃的故事了。首先得有饭,才能吃,这家子有一囤一囤的粮食。可光穷吃不行,得记着断顿儿的时候,每顿都要欠一点儿。老话儿说’半饥半饱日子长’嘛。”我想笑但没笑出来,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为了打消这种异样的感触,就说:”呆子,我跟你下棋吧。”他一下高兴起来,紧一紧手脸,啪啪啪就把棋码好,说:”对,说什么吃的故事,还是下棋。下棋最好,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象棋。啊?哈哈哈!你先走。”我又是当头炮,他随后把马跳好。我随便动了一个子儿,他很快地把兵移前一格儿。我并不真心下棋,心想他念到中学,大约是读过不少书的,就问:”你读过曹操的《短歌行》?”他说:”什么《短歌行》?”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愣了,问:”杜康是什么?”我说:”杜康是一个造酒的人,后来也就代表酒,你把杜康换成象棋,倒也风趣。”他摆了一下头,说:”啊,不是。这句话是一个老头儿说的,我每回和他下棋,他总说这句。”我想起了传闻中的捡烂纸老头儿,就问:”是捡烂纸的老头儿吗?”他看了我一眼,说:”不是。不过,捡烂纸的老头儿棋下得好,我在他那儿学到不少东西。”我很感兴趣地问:”这老头儿是个什么人?怎么下得一手好棋还捡烂纸?”他很轻地笑了一下,说:”下棋不当饭。老头儿要吃饭,还得捡烂纸。可不知他以前是什么人。有一回,我抄的几张棋谱不知怎么找不到了,以为当垃圾倒出去了,就到垃圾站去翻。正翻着,这老头儿推着筐过来了,指着我说:’你个大小伙子,怎么抢我的买卖?’我说不是,是找丢了的东西,他问什么东西,我没搭理他。可他问个不停,’钱,存摺儿?结婚帖子?’我只好说是棋谱,正说着,就找到了。他说叫他看看。他在路灯底下挺快就看完了,说’这棋没根哪’。我说这是以前市里的象棋比赛。可他说,’哪儿的比赛也没用,你瞧这,这叫棋路?狗脑子。’我心想怕是遇上异人了,就问他当怎么走。老头儿哗哗说了一通棋谱儿,我一听,真的不凡,就提出要跟他下一盘。老头让我先说。我们俩就在垃圾站下盲棋,我是连输五盘。老头儿棋路猛听头几步,没什么,可着子真阴真狠,打闪一般,网得开,收得又紧又快。后来我们见天儿在垃圾站下盲棋,每天回去我就琢磨他的棋路,以后居然跟他平过一盘,还赢过一盘。其实赢的那盘我们一共才走了十几步。老头儿用铅丝扒子敲了半天地面,叹一声,’你赢了。’我高兴了,直说要到他那儿去看看。老头儿白了我一眼,说,’撑的?!’告诉我明天晚上再在这儿等他。第二天我去了,见他推着筐远远来了。到了跟前,从筐里取出一个小布包,递到我手上,说这也是谱儿,让我拿回去,看瞧得懂不。又说哪天有走不动的棋,让我到这儿来说给他听听,兴许他就走动了。我赶紧回到家里,打开一看,还真他妈不懂。这是本异书,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手抄,边边角角儿,补了又补。上面写的东西,不像是说象棋,好像是说另外的什么事儿。我第二天又去找老头儿,说我看不懂,他哈哈一笑,说他先给我说一段儿,提个醒儿。他一开说,把我吓了一跳。原来开宗明义,是讲男女的事儿,我说这是四旧。老头儿叹了,说什么是旧?我这每天捡烂纸是不是在捡旧?可我回去把它们分门别类,卖了钱,养活自己,不是新?又说咱们中国道家讲阴阳,这开篇是借男女讲阴阳之气。阴阳之气相游相交,初不可太盛,太盛则折,折就是’折断’的’折’。我点点头。’太盛则折,太弱则泻’。老头儿说我的毛病是太盛。又说,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道,也就是棋运之大不可变,你想变,就不是象棋,输不用说了,连棋边儿都沾不上。棋运不可悖,但每局的势要自己造。棋运和势既有,那可就无所不为了。玄是真玄,可细琢磨,是那么个理儿。我说,这么讲是真提气,可这下棋,千变万化,怎么才能准赢呢?老头儿说这就是造势的学问了。造势妙在契机。谁也不走子儿,这棋没法儿下。可只要对方一动,势就可入,就可导。高手你入他很难,这就要损。损他一个子儿,损自己一个子儿,先导开,或找眼钉下,止住他的入势,铺排下自己的入势。这时你万不可死损,势式要相机而变。势势有相因之气,势套势,小势开导,大势含而化之,根连根,别人就奈何不得。老头儿说我只有套,势不太明。套可以算出百步之远,但无势,不成气候。又说我脑子好,有琢磨劲儿,后来输我的那一盘,就是大势已破,再下,就是玩了。老头儿说他日子不多了,无儿无女,遇见我,就传给我吧。我说你老人家棋道这么好,怎么干这种营生呢?老头儿叹了一口气,说这棋是祖上传下来的,但有训–‘为棋不为生’,为棋是养性,生会坏性,所以生不可太盛。又说他从小没学过什么谋生本事,现在想来,倒是训坏了他。”我似乎听明白了一些棋道,可很奇怪,就问:”棋道与生道难道有什么不同么?”王一生说:”我也是这么说,而且魔症起来,问他天下大势。老头儿说,棋就是这么几个子儿,棋盘就是这么大,无非是道同势不同,可这子儿你全能看在眼底。天下的事,不知道的太多。这每天的大字报,张张都新鲜,虽看出点道儿,可不能究底。子儿不全摆上,这棋就没法儿下。”

我就又问那本棋谱。王一生很沮丧地说:”我每天带在身上,反覆地看。后来你知道,我撕大字报被造反团捉住,书就被他们搜了去,说是四旧,给毁了,而且是当着我的面儿毁的。好在书已在我脑子里,不怕他们。”我就又和王一生感叹了许久。

火车终于到了,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又被用卡车运到农场。在总场,各分场的人上来领我们。我找到王一生,说:”呆子,要分手了,别忘了交情,有事儿没事儿,互相走动。”他说当然。

第二章

这个农场在大山林里,活计就是砍树,烧山,挖坑,再栽树。不栽树的时候,就种点儿粮食。交通不便,运输不够,常常就买不到谋油点灯。晚上黑灯瞎火,大家凑在一起臭聊,天南地北。又因为常割资本主义尾巴,生活就清苦得很,常常一个月每人只有五钱油,吃饭钟一敲,大家就疾跑如飞。大锅菜是先煮后搁油,油又少,只在汤上浮几个大花儿。落在后边,常常就只能吃清水南瓜或清水茄子。米倒是不缺,国家供应商品粮,每人每月四十二斤。可没油水,挖山又不是轻活,肚子就越吃越大。我倒是没有什么,毕竟强似讨吃。每月又有二十几元工薪,家里没有人惦记着,又没有找女朋友,就买了烟学抽,不料越抽越凶。

山上活儿紧时,常常累翻,就想:呆子不知怎么干?那么精瘦的一个人。晚上大家闲聊,多是精神会餐。我又想,呆子的吃相可能更恶了。我父亲在时,炒得一手好菜,母亲都比不上他,星期天常邀了同事,专事品尝,我自然精于此道。因此聊起来,常常是主角,说得大家个个儿腮胀,常常发一声喊,将我按倒在地上,说像我这样儿的人实在是祸害,不如宰了炒吃。下雨时节,大家都慌忙上山去挖笋,又到沟里捉田鸡,无奈没有油,常常吃得胃酸。山上总要放火,野兽们都惊走了,极难打到。即使打到,野物们走惯了,没膘,熬不得油。尺把长的老鼠也捉来吃,因鼠是吃粮的,大家说鼠肉就是人肉,也算吃人吧。我又常想,呆子难道不馋?好上加好,固然是馋,其实饿时更馋。不馋,吃的本能不能发挥,也不得寄托。又想,呆子不知还下棋不下棋。我们分场与他们分场隔着近百里,来去一趟不容易,也就见不着。

转眼到了夏季。有一天,我正在山上干活儿,远远望见山下小路上有一个人。大家觉得影儿生,就议论是什么人。有人说是小毛的男的吧。小毛是队里一个女知青,新近在外场找了一个朋友,可谁也没见过。大家就议论可能是这个人来找小毛,于是满山喊小毛,说她的汉子来了。小毛丢了锄,跌跌撞撞跑过来,伸了脖子看。还没等小毛看好,我却认出来人是王一生–棋呆子。于是大叫,别人倒吓了一跳,都问:”找你的?”我很得意。我们这个队有四个省市的知青,与我同来的不多,自然他们不认识王一生。我这时正代理一个管三四个人的小组长,于是对大家说:”散了,不干了。大家也别回去,帮我看看山上可有什么吃的弄点儿。到钟点儿再下山,拿到我那儿去烧。你们打了饭,都过来一起吃。”大家于是就钻进乱草里去寻了。

我跳着跑下山,王一生已经站住,一脸高兴的样子,远远地问:”你怎么知道是我?”我到了他跟前说:”远远就看你呆头呆脑,还真是你。你怎么老也不来看我?”他跟我并排走着,说:”你也老不来看我呀!”我见他背上的汗浸出衣衫,头发已是一绺一绺的,一脸的灰土,只有眼睛和牙齿放光,嘴上也是一层土,干得起皱,就说:”你怎么摸来的?”他说:”搭一段儿车,走一段儿路,出来半个月了。”我吓了一跳,问:”不到百里,怎么走这么多天?”他说:”回去细说。”

说话间已经到了沟底队里。场上几只猪跑来跑去,个个儿瘦得赛狗。还不到下班时间,冷冷清清的,只有队上伙房隐隐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

到了我的宿舍,就直进去。这里并不锁门,都没有多馀的东西可拿,不必防谁。我放了盆,叫他等着,就提桶打热水来给他洗。到了伙房,与炊事员讲,我这个月的五钱油全数领出来,以后就领生菜,不再打熟菜。炊事员问:”来客了?”我说:”可不!”炊事员就打开锁了的柜子,舀一小匙油找了个碗盛给我,又拿了三只长茄子,说:”明天还来打菜吧,从后天算起,方便。”我从锅里舀了热水,提回宿舍。

王一生把衣裳脱了,只剩一条裤衩,呼噜呼噜地洗。洗完后,将脏衣服按在水里泡着,然后一件一件搓,洗好涮好,拧干晾在门口绳上。我说:”你还挺麻利的。”他说:”从小自己干,惯了。几件衣服,也不费事。”说着就在床上坐下,弯过手臂,去挠背后,肋骨一根根动着。我拿出烟来请他抽。他很老练地敲出一支,舔了一头儿,倒过来叼着。我先给他点了,自己也点上。他支起肩深吸进去,慢慢地吐出来,浑身荡一下,笑了,说:”真不错。”我说:”怎么样?也抽上了?日子过得不错呀。”他看看草顶,又看看在门口转来转去的猪,低下头,轻轻拍着净是绿筋的瘦腿,半晌才说:”不错,真的不错。还说什么呢?粮?钱?还要什么呢?不错,真不错。你怎么样?”他透过烟雾问我。我也感叹了,说:”钱是不少,粮也多,没错儿,可没油哇。大锅菜吃得胃酸。主要是没什么玩儿的,没书,没电影儿。去哪儿也不容易,老在这个沟儿里转,闷得无聊。”他看看我,摇一下头,说:”你们这些人哪!没法儿说,想的净是锦上添花。我挺知足,还要什么呢?你呀,你就叫书害了。你在车上给我讲的两个故事,我琢磨了,后来挺喜欢的。你不错,读了不少书。可是,归到底,解决什么呢?是呀,一个人拼命想活着,最后都神经了,后来好了,活下来了,可接着怎么生活呢?像邦斯那样?有吃,有喝,好收藏个什么,可有个馋的毛病,人家不请吃就活得不痛快。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他不说了,看着自己的脚趾动来动去,又用后脚跟去擦另一只脚的背,吐出一口烟,用手在腿上掸了掸。

我很后悔用油来表示我对生活的不满意,还用书和电影儿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表示我对生活的不满足,因为这些在他看来,实在是超出基准线上的东西,他不会为这些烦闷。我突然觉得很泄气,有些同意他的说法。是呀,还要什么呢?我不是也感到挺好了吗?不用吃了上顿惦记着下顿,床不管怎么烂,也还是自己的,不用窜来窜去找刷夜的地方。可是我常常烦闷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就那么想看看随便什么一本书呢?电影儿这种东西,灯一亮就全醒过来了,图个什么呢?可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

我问他:”你还下棋吗?”他就像走棋那么快地说:”当然,还用说?”我说:”是呀,你觉得一切都好,干吗还要下棋呢?下棋不多馀吗?”他把烟卷儿停在半空,摸了一下脸说:”我迷象棋,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呆在棋里舒服。就是没有棋盘,棋子儿,我在心里就能下,碍谁的事儿啦?”我说:”假如有一天不让你下棋,也不许你想走棋的事儿,你觉得怎么样?”他挺奇怪地看着我说:”不可能,那怎么可能?我能在心里下呀!还能把我脑子挖了?你净说些不可能的事儿。”我叹了一口气,说:”下棋这事儿看来是不错。看了一本儿书,你不能老在脑子里过篇儿,老想看看新的。下棋可不一样了,自己能变着花样儿玩。”他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学棋吧?咱们现在吃喝不愁了,顶多是照你说的,不够好,又活不出个大意思来。书你哪儿找去?下棋吧,有忧下棋解。”

我想了想,说:”我实在对棋不感兴趣。我们队倒有个人,据说下得不错。”他把烟屁股使劲儿扔出门外,眼睛又放出光来:”真的?有下棋的?嘿,我真还来对了。他在哪儿?”我说:”还没下班呢。看你急的,你不是来看我的吗?”他双手抱着脖子仰在我的被子上,看着自己松松的肚皮,说:”我这半年,就找不到下棋的。后来想,天下异人多得很,这野林子里我就不信找不到个下棋下得好的。现在我请了事假,一路找人下棋,就找到你这儿来了。”我说:”你不挣钱了?怎么活着呢?”他说:”你不知道,我妹妹在城里分了工矿,挣钱了,我也就不用给家寄那么多钱了。我就想,趁这功夫儿,会会棋手。怎么样?你一会儿把你说的那人找来下一盘?”我说当然,心里一动,就又问他:”你家里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

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屋顶,很久才说:”穷。困难啊!我们家三口儿人,母亲死了,只有父亲、妹妹和我。我父亲嘛,挣得少,按平均生活费的说法儿,我们一人才不到十块。我母亲死后,父亲就喝酒,而且越喝越多,手里有俩钱儿就喝,就骂人。邻居劝,他不是不听,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弄得人家也挺难过。我有一回跟我父亲说:’你不喝就不行?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你不知道酒是什么玩意儿,它是老爷们儿的觉啊!咱们这日子挺不易,你妈去了,你们又小。我烦哪,我没文化,这把年纪,一辈子这点子钱算是到头儿了。你妈死的时候,嘱咐了,怎么着也要供你念完初中再挣钱。你们让我喝口酒,啊?对老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下辈子算吧。'”他看了看我,又说:”不瞒你说,我母亲解放前是窑子里的。后来大概是有人看上了,做了人家的小,也算从良。有烟吗?”我扔过一支烟给他,他点上了,把烟头儿吹得红红的,两眼不错眼珠儿地盯着,许久才说:”后来,我妈又跟人跑了,据说买她的那家欺负她,当老妈子不说,还打。后来跟的这个是什么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我妈跟这个人生的。刚一解放,我妈跟的那个人就不见了。当时我妈怀着我,吃穿无着,就跟了我现在这个父亲。我这个后爹是卖力气的,可临到解放的时候儿,身子骨儿不行,又没文化,钱就挣得少。和我妈过了以后,原指着相帮着好一点儿,可没想到添了我妹妹后,我妈一天不如一天。那时候我才上小学,脑筋好,老师都喜欢我。可学校春游、看电影我都不在,给家里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我妈怕委屈了我,拖累着个身子,到处找活。有一回,我和我母亲给印刷厂叠书页子,是一本讲象棋的书。叠好了,我妈还没送去,我就一篇一篇对着看。不承想,就看出点儿意思来。于是有空儿就到街下看人家下棋。看了有些日子,就手痒痒,没敢跟家里要钱,自己用硬纸剪了一副棋,拿到学校去下。下着下着就熟了。于是又到街上和别人下。原先我看人家下得挺好,可我这一跟他们真下,还就赢了。一家伙就下了一晚上,饭也没吃。我妈找来了,把我打回去。唉,我妈身子弱,都打不痛我。到了家,她竟给我跪下了,说:’小祖宗,我就指望你了!你若不好好儿念书,妈就死在这儿。’我一听这话吓坏了,忙说:’妈,我没不好好儿念书。您起来,我不下棋了。’我把我妈扶起来坐着。那天晚上,我跟我妈叠页子,叠着叠着,就走了神儿,想着一路棋。我妈叹一口气说,’你也是,看不上电影儿,也不去公园,就玩儿这么个棋。唉,下吧。可妈的话你得记着,不许玩儿疯了。功课要是拉下了,我不饶你。我和你爹都不识字儿,可我们会问老师。老师若说你功课跟不上,你再说什么也不行。’我答应了。我怎么会把功课拉下呢?学校的算术,我跟玩儿似的。这以后,我放了学,先做功课,完了就下棋,吃完饭,就帮我妈干活儿,一直到睡觉。因为叠页子不用动脑筋,所以就在脑子里走棋,有的时候,魔症了,会突然一拍书页,喊棋步,把家里人都吓一跳。”我说:”怨不得你棋下得这么好,小时候棋就都在你脑子里呢!”他苦笑笑说:”是呀,后来老师就让我去少年宫象棋组,说好好儿学,将来能拿大冠军呢!可我妈说,’咱们不去什么象棋组,要学,就学有用的本事。下棋下得好,还当饭吃了?有那点儿功夫,在学校多学点儿东西比什么不好?你跟你们老师们说,不去象棋组,要是你们老师还有没教你的本事,你就跟老师说,你教了我,将来有大用呢。啊?专学下棋?这以前都是有钱人干的!妈以前见过这种人,那都是身份,他们不指着下棋吃饭。妈以前呆过的地方,也有女的会下棋,可要的钱也多。唉,你不知道,你不懂。下下玩儿可以,别专学,啊?’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想了想,没说什么。后来老师买了一副棋送我,我拿给妈看,妈说,’唉,这是善心人哪!可你记住,先说吃,再说下棋。等你挣了钱,养活家了,爱怎么下就怎么下,随你。'”我感叹了,说:”这下儿好了,你挣了钱,你就能撒着欢儿地下了,你妈也就放心了。”王一生把脚搬上床,盘了坐,两只手互相捏着腕子,看着地下说:”我妈看不见我挣钱了。家里供我念到初一,我妈就死了。死之前,特别跟我说,’这一条街都说你棋下得好,妈信。可妈在棋上疼不了你。你在棋上怎么出息,到底不是饭碗。妈不能看你念完初中,跟你爹说了,怎么着困难,也要念完。高中,妈打听了,那是为上大学,咱们家用不着上大学,你爹也不行了,你妹妹还小,等你初中念完了就挣钱,家里就靠你了。妈要走了,一辈子也没给你留下什么,只捡人家的牙刷把,给你磨了一副棋。’说着,就叫我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小布包来,打开一看,都是一小点儿大的子儿,磨得是光了又光,赛象牙,可上头没字儿。妈说,’我不识字,怕刻不对。你拿了去,自己刻吧,也算妈疼你好下棋。’我们家多困难,我没哭过,哭管什么呢?可看着这副没字儿的棋,我绷不住了。”

我鼻子有些酸,就低了眼,叹道:”唉,当母亲的。”王一生不再说话,只是抽烟。

山上的人下来了,打到两条蛇。大家见了王一生,都很客气,问是几分场的,那边儿伙食怎么样。王一生答了,就过去摸一摸晾着的衣裤,还没有干。我让他先穿我的,他说吃饭要出汗,先光着吧。大家见他很随和,也就随便聊起来。我自然将王一生的棋道吹了一番,以示来者不凡。大家都说让队里的高手”脚卵”来与王一生下。一个人跑了去喊,不一刻,脚卵来了。脚卵是南方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个子非常高,又非常瘦。动作起来颇有些文气,衣服总要穿得整整齐齐,有时候走在山间小路上,看到这样一个高个儿纤尘不染,衣冠楚楚,真令人生疑。脚卵弯腰进来,很远就伸出手来要握,王一生糊涂了一下,马上明白了,也伸出手去,脸却红了。握过手,脚卵把双手捏在一起端在肚子前面,说:”我叫倪斌,人儿倪,文武斌。因为腿长,大家叫我脚卵。卵是很粗俗的话,请不要介意,这里的人文化水平是很低的。贵姓?”王一生比倪斌矮下去两个头,就仰着头说:”我姓王,叫王一生。”倪斌说:”王一生?蛮好,蛮好,名字蛮好的。一生是哪两个字?”王一生直仰着脖子,说:”一二三的一,生活的生。”倪斌说:”蛮好,蛮好。”就把长臂曲着往外一摆,说:”请坐。听说你钻研象棋?蛮好,蛮好,象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我父亲是下得很好的,有些名气,喏,他们都知道的。我会走一点点,很爱好,不过在这里没有对手。你请坐。”王一生坐回床上,很尴尬地笑着,不知说什么好。倪斌并不坐下,只把手虚放在胸前,微微向前侧了一下身子,说:”对不起,我刚刚下班,还没有梳洗,你候一下好了,我马上就来。噢,问一下,乃父也是棋道里的人么?”王一生很快地摇头,刚要说什么,但只是喘了一口气。倪斌说:”蛮好,蛮好。好,一会儿我再来。”我说:”脚卵洗了澡,来吃蛇肉。”倪斌一边退出去,一边说:”不必了,不必了。好的,好的。”大家笑起来,向外嚷:”你到底来是不来?什么’不必了,好的’!”倪斌在门外说:”蛇肉当然是要吃的,一会儿下棋是要动脑筋的。”

大家笑着脚卵,关了门,三四个人精着屁股,上上下下地洗,互相开着身体的玩笑。王一生不知在想什么,坐在床里边,让开擦身的人。我一边将蛇头撕下来,一边对王一生说:”别理脚卵,他就是这么神神道道的一个人。”有一个人对我说:”你的这个朋友要真是有两下子,今天有一场好杀。脚卵的父亲在我们市里,真是很有名气哩。”另外的人说:”爹是爹,儿是儿,棋还遗传了?”王一生说:”家传的棋,有厉害的。几代沉下的棋路,不可小看。一会儿下起来看吧。”说着就紧一紧手脸。我把蛇挂起来,将皮剥下,不洗,放在案板上,用竹刀把肉划开,并不切断,盘在一个大碗内,放近一个大锅里,锅底蓄上水,叫:”洗完了没有?我可开门了!”大家慌忙穿上短裤。我到外边地上摆三块土坯,中间架起柴引着,就将锅放在土坯上,把猪吆喝远了,说:”谁来看看?别叫猪拱了。开锅后十分钟端下来。”就进屋收拾茄子。

有人把脸盆洗干净,到伙房打了四五斤饭和一小盆清水茄子,捎回来一棵葱和两瓣野蒜、一小块姜,我说还缺盐,就又有人跑去拿来一块,捣碎在纸上放着。

脚卵远远地来了,手里抓着一个黑木盒子。我问:”脚卵,可有酱油膏?”脚卵迟疑了一下,返身回去。我又大叫:”有醋精拿点儿来!”

蛇肉到了时间,端进屋里,掀开锅,一大团蒸气冒出来,大家并不缩头,慢慢看清了,都叫一声好。两大条蛇肉亮晶晶地盘在碗里,粉粉地冒蒸气。我嗖的一下将碗端出来,吹吹手指,说:”开始准备胃液吧!”王一生也挤过来看,问:”整着怎么吃?”我说:”蛇肉碰不得铁,碰铁就腥,所以不切,用筷子撕着蘸料吃。”我又将切好的茄块儿放进锅里蒸。

脚卵来了,用纸包了一小块儿酱油膏,又用一张小纸包了几颗白色的小粒儿,我问是什么,脚卵说:”这是草酸,去污用的,不过可以代替醋。我没有醋精,酱油膏也没有了,就这一点点。”我说:”凑合了。”脚卵把盒子放在床上,打开,原来是一副棋,乌木做的棋子,暗暗的发亮。字用刀刻出来,笔划很细,却是篆字,用金丝银丝嵌了,古色古香。棋盘是一幅绢,中间亦是篆字:楚河汉界。大家凑过去看,脚卵就很得意,说:”这是古董,明朝的,很值钱。我来的时候,我父亲给我的。以前和你们下棋,用不到这么好的棋。今天王一生来嘛,我们好好下。”王一生大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彩的棋具,很小心地摸,又紧一紧手脸。

我将酱油膏和草酸冲好水,把葱末、姜末和蒜末投进去,叫声:”吃起来!”大家就乒乒乓乓地盛饭,伸筷撕那蛇肉蘸料,刚入嘴嚼,纷纷嚷鲜。

我问王一生是不是有些像蟹肉,王一生一边儿嚼着,一边儿说:”我没吃过螃蟹,不知道。”脚卵伸过头去问:”你没有吃过螃蟹?怎么会呢?”王一生也不答话,只顾吃。脚卵就放下碗筷,说:”年年中秋节,我父亲就约一些名人到家里来,吃螃蟹,下棋,品酒,作诗。都是些很高雅的人,诗做得很好的,还要互相写在扇子上。这些扇子过多少年也是很值钱的。”大家并不理会他,只顾吃。脚卵眼看蛇肉渐少,也急忙捏起筷子来,不再说什么。

不一刻,蛇肉吃完,只剩两副蛇骨在碗里。我又把蒸熟的茄块儿端上来,放小许蒜和盐拌了。再将锅里热水倒掉,续上新水,把蛇骨放进去熬汤。大家喘一口气,接着伸筷,不一刻,茄子也吃净。我便把汤端上来,蛇骨已经煮散,在锅底刷拉刷拉地响。这里屋外常有一二处小丛的野茴香,我就拔来几棵,揪在汤里,立刻屋里异香扑鼻。大家这时饭已吃净,纷纷舀了汤在碗里,热热的小口呷,不似刚才紧张,话也多起来了。

脚卵抹一抹头发,说:”蛮好,蛮好的。”就拿出一支烟,先让了王一生,又自己叼了一支,烟包正待放回衣袋里,想了想,便放在小饭桌上,摆一摆手说:”今天吃的,都是山珍,海味是吃不到了。我家里常吃海味的,非常讲究,据我父亲讲,我爷爷在时,专雇一个老太婆,整天就是从燕窝里拔脏东西。燕窝这种东西,是海鸟叼来小鱼小虾,用口水粘起来的,所以里面各种脏东西多得很,要很细心地一点一点清理,一天也就能搞清一个,再用小火慢慢地蒸。每天吃一点,对身体非常好。”王一生听呆了,问:”一个人每天就专门是管做燕窝的?好家伙!自己买来鱼虾,熬在一起,不等于燕窝吗?”脚卵微微一笑,说:”要不怎么燕窝贵呢?第一,这燕窝长在海中峭壁上,要拼命去挖。第二,这海鸟的口水是很珍贵的东西,是温补的。因此,舍命,费工时,又是补品,能吃燕窝,也是说明家里有钱和有身份。”大家就说这燕窝一定非常好吃。脚卵又微微一笑,说:”我吃过的,很腥。”大家就感叹了,说费这么多钱,吃一口腥,太划不来。

天黑下来,早升在半空的月亮渐渐亮了。我点起油灯,立刻四壁都是人影子。脚卵就说:”王一生,我们来下一盘?”王一生大概还没有从燕窝里醒过来,听见脚卵问,只微微点一点头。脚卵出去了。王一生奇怪了,问:”嗯?”大家笑而不答。一会儿,脚卵又来了,穿得笔挺,身后随来许多人,进屋都看看王一生。脚卵慢慢摆好棋,问:”你先走?”王一生说:”你吧。”大家就上上下下围了看。

走出十多步,王一生有些不安,但也只是暗暗捻一下手指。走过三十几步,王一生很快地说:”重摆吧。”大家奇怪,看看王一生,又看看脚卵,不知是谁赢了。脚卵微微一笑,说:”一赢不算胜。”就伸手抽一颗烟点上。王一生没有表情,默默地把棋重新码好。两人又走。又走到十多步,脚卵半天不动,直到把一根烟吸完,又走了几步,脚卵慢慢地说:”再来一盘。”大家又奇怪是谁赢了,纷纷问。王一生很快地将棋码成一个方堆,看看脚卵问:”走盲棋?”脚卵沉吟了一下,点点头。两人就口述棋步。好几个人摸摸头,摸摸脖子,说下得好没意思,不知谁是赢家。就有几个人离开走出去,把油灯带得一明一暗。

我觉出有点儿冷,就问王一生:”你不穿点儿衣裳?”王一生没有理我。我感到没有意思,就坐在床里,看大家也是一会儿看看脚卵,一会儿看看王一生,像是瞧从来没有见过的两个怪物。油灯下,王一生抱了双膝,锁骨后陷下两个深窝,盯着油灯,时不时拍一下身上的蚊虫。脚卵两条长腿抵在胸口,一只大手将整个儿脸遮了,另一只大手飞快地将指头捏来弄去。说了许久,脚卵放下手,很快地笑一笑,说:”我乱了,记不得。”就又摆了棋再下。不久,脚卵抬起头,看着王一生说:”天下是你的。”抽出一支烟给王一生,又说:”你的棋是跟谁学的?”王一生也看着脚卵,说:”跟天下人。”脚卵说:”蛮好,蛮好,你的棋蛮好。”大家看出是谁赢了,都高兴松动起来,盯着王一生看。

脚卵把手搓来搓去,说:”我们这里没有会下棋的人,我的棋路生了。今天碰到你,蛮高兴的,我们做个朋友。”王一生说:”将来有机会,一定见见你父亲。”脚卵很高兴,说:”那好,好极了,有机会一定去见见他。我不过是玩玩棋。”停了一会儿,又说:”你参加地区的比赛,没有问题。”王一生问:”什么比赛?”脚卵说:”咱们地区,要组织一个运动会,其中有棋类。地区管文教的书记我认得,他早年在我们市里,与我父亲认识。我到农场来,我父亲给他带过信,请他照顾。我找过他,他说我不如打篮球。我怎么会打篮球呢?那是很野蛮的运动,要伤身体的。这次运动会,他来信告诉我,让我争取参加农场的棋类队到地区比赛,赢了,调动自然好说。你棋下到这个地步,参加农场队,不成问题。你回你们场,去报名就可以了。将来总场选拔,肯定会有你。”王一生很高兴,起来把衣裳穿上,显得更瘦。大家又聊了很久。

将近午夜,大家都散去,只剩下宿舍里同住的四个人与王一生、脚卵。脚卵站起来,说:”我去拿些东西来吃。”大家都很兴奋,等着他。一会儿,脚卵弯腰进来,把东西放在床上,摆出六颗巧克力,半袋麦乳精,纸包的一斤精白挂面。巧克力大家都一口咽了,来回舔着嘴唇。麦乳精冲成稀稀的六碗,喝得满屋喉咙响。王一生笑嘻嘻地说:”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苦甜苦甜的。”我又把火升起来,开了锅,把面下了,说:”可惜没有调料。”脚卵说:”我还有酱油膏。”我说:”你不是只有一小块儿了吗?”脚卵不好意思地说:”咳,今天不容易,王一生来了,我再贡献一些。”就又拿了来。

大家吃了,纷纷点起烟,打着哈欠,说没想到脚卵还有如许存货,藏得倒严实,脚卵急忙申辩这是剩下的全部了。大家吵着要去翻,王一生说:”不要闹,人家的是人家的,从来农场存到现在,说明人家会过日子。倪斌,你说,这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呢?”脚卵说:”起码还有半年。”王一生不再说话。我说:”好了,休息吧。王一生,你和我睡在我的床上。脚卵,明天再聊。”大家就起身收拾床铺,放蚊帐。我和王一生送脚卵到门口,看他高高的个子在青白的月光下远远去了。王一生叹一口气,说:”倪斌是个好人。”

王一生又呆了一天,第三天早上,执意要走。脚卵穿了破衣服,肩了锄来送。两人握了手,倪斌说:”后会有期。”大家远远在山坡上招手。我送王一生出了山沟,王一生拦住,说:”回去吧。”我嘱咐他,到了别的分场,有什么困难,托人来告诉我,若回来路过,再来玩儿。王一生整了整书包带儿,就急急地顺公路走了,脚下扬起细土,衣裳晃来晃去,裤管儿前后荡着,像是没有屁股。

第三章

这以后,大家没事儿,常提起王一生,津津有味儿的回忆王一生光膀子大战脚卵。我说了王一生如何如何不容易,脚卵说:”我父亲说过的,’寒门出高士’。据我父亲讲,我们祖上是元朝的倪云林。倪祖很爱干净,开始的时候,家里有钱,当然是讲究的。后来兵荒马乱,家道败了,倪祖就卖了家产,到处走,常在荒野店投宿,很遇到一些高士。后来与一个会下棋的村野之人相识,学得一手好棋。现在大家只晓得倪云林是元四家里的一个,诗书画绝佳,却不晓得倪云林还会下棋。倪祖后来信佛参禅,将棋炼进禅宗,自成一路。这棋只我们这一宗传下来。王一生赢了我,不晓得他是什么路,总归是高手了。”大家都不知道倪云林是什么人,只听脚卵神吹,将信将疑,可也认定脚卵的棋有些来路,王一生既然赢了脚卵,当然更了不起。这里的知青在城里都是平民出身,多是寒苦的,自然更看重王一生。

将近半年,王一生不再露面。只是这里那里传来消息,说有个叫王一生的,外号棋呆子,在某处与某某下棋,赢了某某。大家也很高兴,即使有输的消息,都一致否认,说王一生怎会输棋呢?我给王一生所在的分场队里写了信,也不见回音,大家就催我去一趟。我因为这样那样的事,加上农场知青常常斗殴,又输进火药枪互相射击,路途险恶,终于没有去。

一天脚卵在山上对我说,他已经报名参加棋类比赛了,过两天就去总场,问王一生可有消息?我说没有。大家就说王一生肯定会到总场比赛,相约一起请假去总场看看。

过了两天,队里的活儿稀松,大家就纷纷找了各种藉口请假到总场,盼着能见着王一生。我也请了假出来。

总场就在地区所在地,大家走了两天才到。这个地区虽是省以下的行政单位,却只有交叉的两条街,沿街有一些商店,货架上不是空的,即是”展品概不出售”。可是大家仍然很兴奋,觉得到了繁华地界,就沿街一个馆子一个馆子地吃,都先只叫净肉,一盘一盘地吞下去,拍拍肚子出来,觉得日光晃眼,竟有些肉醉,就找了一处草地,躺下来抽烟,又纷纷昏睡过去。

醒来后,大家又回到街上细细吃了一些面食,然后到总场去。

一行人高高兴兴到了总场,找到文体干事,问可有一个叫王一生的来报到。干事翻了半天花名册,说没有。大家不信,拿过花名册来七手八脚地找,真的没有,就问干事是不是搞漏掉了。干事说花名册是按各分场报上来的名字编的,都已分好号码,编好组,只等明天开赛。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儿。我说:”找脚卵去。”脚卵在运动员们住下的草棚里,见了他,大家就问。脚卵说:”我也奇怪呢。这里乱糟糟的,我的号是棋类,可把我分到球类组来,让我今晚就参加总场联队训练,说了半天也不行,还说主要靠我进球得分。”大家笑起来,说:”管他赛什么,你们的伙食差不了。可王一生没来太可惜了。”

直到比赛开始,也没有见王一生的影子。问了他们分场来的人,都说很久没见王一生了。大家有些慌,又没办法,只好去看脚卵赛篮球。脚卵痛苦不堪,规矩一点儿不懂,球也抓不住,投出去总是三不沾,抢得猛一些,他就抽身出来,瞪着大眼看别人争。文体干事急得抓耳挠腮,大家又笑得前仰后合。每场下来,脚卵总是嚷野蛮,埋怨脏。

赛了两天,决出总场各类运动代表队,到地区参加地区决赛。大家看看王一生还没有影子,就都相约要回去了。脚卵要留在地区文教书记家再待一两天,就送我们走一段。快到街口,忽然有人一指:”那不是王一生?”大家顺着方向一看,真是他。王一生在街口另一面急急地走来,没有看见我们。我们一齐大叫,他猛地站住,看见我们,就横街向我们跑来。到了跟前,大家纷纷问他怎么不来参加比赛?王一生很着急的样子,说:”这半年我总请事假出来下棋,等我知道报名赶回去,分场说我表现不好,不准我出来参加比赛,连名都没报上。我刚找了由头儿,跑上来看看赛得怎么样。怎么样?赛得怎么样?”大家一迭声儿地说早赛完了,现在是参加与各县代表队的比赛,夺地区冠军。王一生愣了半晌,说:”也好,夺地区冠军必是各县高手,看看也不赖。”我说:”你还没吃东西吧?走,街上随便吃点儿什么去。”脚卵与王一生握过手,也惋惜不已。大家就又拥到一家小馆儿,买了一些饭菜,边吃边叹息。王一生说:”我是要看看地区的象棋大赛。你们怎么样?要回去吗?”大家都说出来的时间太长了,要回去。我说:”我再陪你一两天吧。脚卵也在这里。”于是又有两三个人也说留下来再耍一耍。

脚卵就领留下的人去文教书记家,说是看看王一生还有没有参加比赛的可能。走不多久,就到了。只见一扇小铁门紧闭着,进去就有人问找谁,见了脚卵,不再说什么,只让等一下。一会儿叫进了,大家一起走进一幢大房子,只见窗台上摆了一溜儿花草,伺候得很滋润。大大的一面墙上只一幅主席诗词的挂轴儿,绫子黄黄的很浅。屋内只摆几把藤椅,茶几上放着几张大报与油印的简报。不一会儿,书记出来,胖胖的,很快地与每个人握手,又叫人把简报收走,就请大家坐下来。大家没见过管着几个县的人的家,头都转来转去地看。书记呆了一下,就问:”都是倪斌的同学吗?”大家纷纷回过头看书记,不知该谁回答。脚卵欠一下身,说:”都是我们队上的。这一位就是王一生。”说着用手掌向王一生一倾。书记看着王一生说:”噢,你就是王一生?好。这两天,倪斌常提到你。怎么样,选到地区来赛了吗?”王一生正想答话,倪斌马上就说:”王一生这次有些事耽误了,没有报上名。现在事情办完了,看看还能不能参加地区比赛。您看呢?”书记用胖手在扶手上轻轻拍了两下,又轻轻用中指很慢地擦着鼻沟儿,说:”啊,是这样。不好办。你没有取得县一级的资格,不好办。听说你很有天才,可是没有取得资格去参加比赛,下面要说话的,啊?”王一生低了头,说:”我也不是要参加比赛,只是来看。”书记说:”那是可以的,那欢迎。倪斌,你去桌上,左边的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份打印的比赛日程。你拿来看看,象棋类是怎么安排的。”倪斌早一步跨进里屋,马上把材料拿出来,看了一下,说:”要赛三天呢!”就递给书记。书记也不看,把它放在茶几上,掸一掸手,说:”是啊,几个县嘛。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都站起来,说走了。书记与离他近的人很快地握了手,说:”倪斌,你晚上来,嗯?”倪斌欠欠身说好的,就和大家一起出来。大家到了街上,舒了一口气,说笑起来。

大家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讲起还要在这里呆三天,恐怕身上的钱支持不住。王一生说他可以找到睡觉的地方,人多一点恐怕还是有办法,这样就能不去住店,省下不少钱。倪斌不好意思地说他可以住在书记家。于是大家一起随王一生去找住的地方。

原来王一生已经来过几次地区,认识了一个文化馆画画儿的,于是便带了我们投奔这位画家。到了文化馆,一进去,就听见远远有唱的,有拉的,有吹的,便猜是宣传队在演练。只见三四个女的,穿着蓝线衣裤,胸蹶得不能再高,一扭一扭地走过来,近了,并不让路,直脖直脸地过去。我们赶紧闪在一边儿,都有点儿脸红。倪斌低低地说:”这几位是地区的名角。在小地方,有她们这样的功夫,蛮不容易的。”大家就又回过头去看名角。

画家住在一个小角落里,门口鸡鸭转来转去,沿墙摆了一溜儿各类杂物,草就在杂物中间长出来。门又被许多晒着的衣裤布单遮住。王一生领我们从衣裤中弯腰过去,叫那画家。马上就乒乒乓乓出来一个人,见了王一生,说:”来了?都进来吧。”画家只是一间小屋,里面一张小木床,到处是书、杂志、颜色和纸笔。墙上钉满了画的画儿。大家顺序进去,画家就把东西挪来挪去腾地方,大家挤着坐下,不敢再动。画家又迈过大家出去,一会儿提来一个暖瓶,给大家倒水。大家传着各式的缸子、碗,都有了,捧着喝。画家也坐下来,问王一生:”参加运动会了吗?”王一生叹着将事情讲了一遍。画家说:”只好这样了。要待几天呢?”王一生就说:”正是为这事来找你。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你看能不能找个地方,大家挤一挤睡?”画家沉吟半晌,说:”你每次来,在我这里挤还凑合。这么多人,嗯–让我看看。”他忽然眼里放出光采来,说:”文化馆里有个礼堂,舞台倒是很大。今天晚上为运动会的人演出,演出之后,你们就在舞台上睡,怎么样?今天我还可以带你们进去看演出。电工与我很熟的,跟他说一声,进去睡没问题。只不过脏一些。”大家都纷纷说再好不过了。脚卵放下心的样子,小心地站起来,说:”那好,诸位,我先走一步。”大家要站起来送,却谁也站不起来。脚卵按住大家,连说不必了,一脚就迈出屋外。画家说:”好大的个子!是打球的吧?”大家笑起来,讲了脚卵的笑话。画家听了,说:”是啊,你们也都够脏的。走,去洗洗澡,我也去。”大家就一个一个顺序出去,还是碰得叮当乱响。

原来这地区所在地,有一条江远远流过。大家走了许久,方才到了。江面不甚宽阔,水却很急,近岸的地方,有一些小洼儿。四处无人,大家脱了衣裤,都很认真地洗,将画家带来的一块肥皂用完。又把衣裤泡了,在石头上抽打,拧干后铺在石头上晒,除了游水的,其馀便纷纷趴在岸上晒。画家早洗完,坐在一边儿,掏出个本子在画。我发觉了,过去站在他身后看。原来他在画我们几个人的裸体速写。经他这一画,我倒发觉我们这些每日在山上苦的人,却矫健异常,不禁赞叹起来。大家又围过来看,屁股白白的晃来晃去。画家说:”干活儿的人,肌肉线条极有特点,又很分明。虽然各部份发展可能不太平衡,可真的人体,常常是这样,变化万端。我以前在学院画人体,女人体居多,太往标准处靠,男人体也常静在那里,感觉不出肌肉滚动,越画越死。今天真是个难得的机会。”有人说羞处不好看,画家就在纸上用笔把说的人的羞处涂成一个疙瘩,大家就都笑起来。衣裤干了,纷纷穿上。

这时已近傍晚,太阳垂在两山之间,江面上便金子一般滚动,岸边石头也如热铁般红起来。有鸟儿在水面上掠来掠去,叫声传得很远。对岸有人在拖长声音吼山歌,却不见影子,只觉声音慢慢小了。大家都凝了神看。许久,王一生长叹一声,却不说什么。

大家又都往回走,在街上拉了画家一起吃些东西,画家倒好酒量。天黑了,画家领我们到礼堂后台入口,与一个人点头说了,招呼大家悄悄进去,缩在边幕上看。时间到了,幕并不开,说是书记还未来。演员们化了妆,在后台走来走去,伸一伸手脚,互相取笑着。忽然外面响动起来,我拨了幕布一看,只见书记缓缓进来,在前排坐下,周围空着,后面黑压压一礼堂人。于是开演,演出甚为激烈,尘土四起。演员们在台上泪光闪闪,退下来一过边幕,就嬉笑颜开,连说怎么怎么错了。王一生倒很入戏,脸上时阴时晴,嘴一直张着,全没有在棋盘前的镇静。戏一结束,王一生一个人在边幕拍起手来,我连忙止住他,向台下望去,书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前两排仍然空着。

大家出来,摸黑拐到画家家里,脚卵已在屋里,见我们来了,就与画家出来和大家在外面站着,画家说:”王一生,你可以参加比赛了。”王一生问:”怎么回事儿?”脚卵说,晚上他在书记家里,书记跟他叙起家常,说十几年前常去他家,见过不少字画儿,不知运动起来,损失了没有?脚卵说还有一些,书记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书记又说,脚卵的调动大约不成问题,到地区文教部门找个位置,跟下面打个招呼,办起来也快,让脚卵写信回家讲一讲。于是又谈起字画古董,说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书记自己倒是常在心里想着。脚卵就说,他写信给家里,看能不能送书记一两幅,既然书记帮了这么大忙,感谢是应该的。又说,自己在队里有一副明朝的乌木棋,极是考究,书记若是还看得上,下次带上来。书记很高兴,连说带上来看看。又说你的朋友王一生,他倒可以和下面的人说一说,一个地区的比赛,不必那么严格,举贤不避私嘛。就挂了电话,电话里回答说,没有问题,请书记放心,叫王一生明天就参加比赛。

大家听了,都很高兴,称赞脚卵路道粗,王一生却没说话。脚卵走后,画家带了大家找到电工,开了礼堂后门,悄悄进去。电工说天凉了,问要不要把幕布放下来垫盖着,大家都说好,就七手八脚爬上去摘下幕布铺在台上。一个人走到台边,对着空空的座位一敬礼,尖着嗓子学报幕员,说:”下一个节目–睡觉。现在开始。”大家悄悄地笑,纷纷钻进幕布躺下了。

躺下许久,我发觉王一生还没有睡着,就说:”睡吧,明天要参加比赛呢!”王一生在黑暗里说:”我不赛了,没意思。倪斌是好心,可我不想赛了。”我说:”咳,管它!你能赛棋,脚卵能调上来,一副棋算什么?”王一生说:”那是他父亲的棋呀!东西好坏不说,是个信物。我妈妈留给我的那副无字棋,我一直性命一样存着,现在生活好了,妈的话,我也忘不了。倪斌怎么就可以送人呢?”我说:”脚卵家里有钱,一副棋算什么呢?他家里知道儿子活得好一些了,棋是舍得的。”王一生说:”我反正是不赛了,被人作了交易,倒像是我沾了便宜。我下得赢下不赢是我自己的事,这样赛,被人戳脊梁骨。”不知是谁也没睡着,大约都听见了,咕噜一声:”呆子。”

第四章

第二天一早儿,大家满身是土地起来,找水擦了擦,又约画家到街上去吃。画家执意不肯,正说着,脚卵来了,很高兴的样子。王一生对他说:”我不参加这个比赛。”大家呆了,脚卵问:”蛮好的,怎么不赛了呢?省里还下来人视察呢!”王一生说:”不赛就不赛了。”我说了说,脚卵叹道:”书记是个文化人,蛮喜欢这些的。棋虽然是家里传下的,可我实在受不了农场这个罪,我只想有个干净的地方住一住,不要每天脏兮兮的。棋不能当饭吃的,用它通一些关节,还是值的。家里也不很景气,不会怪我。”画家把双臂抱在胸前,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脸,看着天说:”倪斌,不能怪你。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求。我这两年,也常常犯糊涂,生活太具体了。幸亏我还会画画儿。何以解忧?唯有–唉。”王一生很惊奇的看着画家,慢慢转了脸对脚卵说:”倪斌,谢谢你。这次比赛决出高手,我登门去与他们下。我不参加这次比赛了。”脚卵忽然很兴奋,攥起大手一顿,说:”这样,这样!我呢,去跟书记说一下,组织一个友谊赛。你要是赢了这次的冠军,无疑是真正的冠军。输了呢,也不太失身份。”王一生呆了呆:”千万不要跟什么书记说,我自己找他们下。要下,就与前三名都下。”

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去看各种比赛,倒也热闹。王一生只钻在棋类场地外面,看各局的明棋。第三天,决出前三名。之后是发奖,又是演出,会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谁得的是什么奖。

脚卵让我们在会场等着,过了不久,就领来两个人,都是制服打扮。脚卵作了介绍,原来是象棋比赛的第二、三名。脚卵说:”这位是王一生,棋蛮厉害的,想与你们两位高手下一下,大家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两个人看了看王一生,问:”那怎么不参加比赛呢?我们在这里呆了许多天,要回去了。”王一生说:”我不耽误你们,与你们两人同时下。”两人互相看了看,忽然悟到,说:”盲棋?”王一生点一点头。两人立刻变了态度,笑着说:”我们没下过盲棋。”王一生说:”不要紧,你们看着明棋下。来,咱们找个地方儿。”话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立刻嚷动了,会场上各县的人都说有一个农场的小子没有赛着,不服气,要同时与亚、季军比试。百十个人把我们围了起来,挤来挤去地看,大家觉得有了责任,便站在王一生身边儿。王一生倒低了头,对两个人说:”走吧,走吧,太扎眼。”有一个人挤了进来,说:”哪个要下棋?就是你吗?我们大爷这次是冠军,听说你不服气,叫我来请你。”王一生慢慢地说:”不必。你大爷要是肯下,我和你们三人同下。”众人都轰动了,拥着往棋场走去。到了街上,百十人走成一片。行人见了,纷纷问怎么回事,可是知青打架?待明白了,就都跟着走。走过半条街,竟有上千人跟着跑来跑去。商店里的店员和顾客也都站出来张望。长途车路这里开不过,乘客们纷纷探出头来,只见一街人头攒动,尘土飞起多高,轰轰的,乱纸踏得嚓嚓响。一个傻子呆呆地在街中心,咿咿呀呀地唱,有人发了善心,把他拖开,傻子就依了墙根儿唱。四五条狗窜来窜去,觉得是它们在引路打狼,汪汪叫着。

到了棋场,竟有数千人围住,土扬在半空,许久落不下来。棋场的标语标志早已摘除,出来一个人,见这么多人,脸都白了。脚卵上去与他交涉,他很快地看着众人,连连点头儿,半天才明白是借场子用,急忙打开门,连说”可以可以”,见众人都要进去,就急了。我们几个,马上到门口守住,放进脚卵、王一生和两个得了名誉的人。这时有一个人走出来,对我们说:”高手既然和三个人下,多我一个不怕,我也算一个。”众人又嚷动了,又有人报名。我不知怎么办好,只得进去告诉王一生。王一生咬一咬嘴说:”你们两个怎么样?”那两个人赶紧站起来,连说可以。我出去统计了,连冠军在内,对手共是十人,脚卵说:”十不吉利的,九个人好了。”于是就九个人。冠军总不见来,有人来报,既是下盲棋,冠军只在家里,命人传棋。王一生想了想,说好吧。九个人就关在场里。墙外一副明棋不够用,于是有人拿来八张整开白纸,很快地画了格儿。又有人用硬纸剪了百十个方棋子儿,用红黑颜色写了,背后粘上细绳,挂在棋格儿的钉子上,风一吹,轻轻地晃成一片,街上人也嚷成一片。

人是越来越多。后来的人拼命往前挤,挤不进去,就抓住人打听,以为是杀人的告示。妇女们也抱着孩子们,远远围成一片。又有许多人支了自行车,站在后架上伸脖子看,人群一挤,连着倒,喊成一团。半大的孩子们钻来钻去,被大人们用腿拱出去。数千人闹闹嚷嚷,街上像半空响着闷雷。

王一生坐在场当中一个靠背椅上,把手放在两条腿上,眼睛虚望着,一头一脸都是土,像是被传讯的歹人。我不禁笑起来,过去给他拍一拍土。他按住我的手,我觉出他有些抖。王一生低低地说:”事情闹大了。你们几个朋友看好,一有动静,一起跑。”我说:”不会。只要你赢了,什么都好办。争口气。怎么样?有把握吗?九个人哪!头三名都在这里!”王一生沉吟了一下,说:”怕江湖的不怕朝廷的,参加过比赛的人的棋路我都看了,就不知道其他六个人会不会冒出冤家。书包你拿着,不管怎么样,书包不能丢。书包里有……”王一生看了看我,”我妈的无字棋。”他的瘦脸上又干又脏,鼻沟也黑了,头发立着,喉咙一动一动的,两眼黑得吓人。我知道他拼了,心里有些酸,只说:”保重!”就离了他。他一个人空空地在场中央,谁也不看,静静的像一块铁。

棋开始了。上千人不再出声儿。只有自愿服务的人一会儿紧一会儿慢地用话传出棋步,外边儿自愿服务的人就变动着棋子儿。风吹得八张大纸哗哗地响,棋子儿荡来荡去。太阳斜斜地照在一切上,烧得耀眼。前几十排的人都坐下了,仰起头看,后面的人也挤得紧紧的,一个个土眉土眼,头发长长短短吹得飘,再没人动一下,似乎都把命放在棋里搏。

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

我不由伸手到王一生书包里去掏摸,捏到一个小布包儿,拽出来一看,是个旧蓝斜纹布的小口袋,上面绣了一只蝙蝠,布的四边儿都用线做了圈口,针脚很是细密。取出一个棋子,确实很小,在太阳底下竟是半透明的,像是一只眼睛,正柔和地瞧着。我把它攥在手里。

太阳终于落下去,立即爽快了。人们仍在看着,但议论起来。里边儿传出一句王一生的棋步,外面的人就嚷动一下。专有几个人骑车为在家的冠军传送着棋步,大家就不太客气,笑话起来。

我又进去,看见脚卵很高兴的样子,心里就松开一些,问:”怎么样?我不懂棋。”脚卵抹一抹头发,说:”蛮好,蛮好。这种阵式,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你想想看,九个人与他一个人,九局连环!车轮大战!我要写信给我的父亲,把这次的棋谱都寄给他。”这时有两个人从各自的棋盘前站起来,朝着王一生鞠躬,说:”甘拜下风。”就捏着手出去了。王一生点点头儿,看了他们的位置一眼。

王一生的姿式没有变,仍旧是双手扶膝,眼平视着,像是望着极远极远的远处,又像是盯着极近的近处,瘦瘦的肩挑着宽大的衣服,土没拍干净,东一块儿,西一块儿。喉节许久才动一下。我第一次承认象棋也是运动,而且是马拉松,是多一倍的马拉松!我在学校时,参加过长跑,开始后的五百米,确实极累,但过了一个限度,就像不是在用脑子跑,而像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又像是一架到了高度的滑翔机只管滑翔下去。可这象棋,始终是处在一种机敏的运动之中,兜捕对手,逼向死角,不能疏忽。我忽然担心起王一生的身体来。这几天,大家因为钱紧,不敢怎么吃,晚上睡得又晚,谁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场面。看着王一生稳稳地坐在那里,我又替他睹一口气:死顶吧!我们在山上扛木料,两个人一根,不管路不是路,沟不是沟,也得咬牙,死活不能放手。谁若是顶不住软了,自己伤了不说,另一个也得被木头震得吐血。可这回是王一生一个人过沟坎儿,我们帮不上忙。我找了点儿凉水来,悄悄走近他,在他跟前一挡,他抖了一下,眼睛刀子似的看了我一下,一会儿才认出是我,就干干地笑了一下。我指指水碗,他接过去,正要喝,一个局号报了棋步。他把碗高高地平端着,水纹丝儿不动。他看着碗边儿,回报了棋步,就把碗缓缓凑到嘴边儿。这时下一个局号又报了棋步,他把嘴定在碗边儿,半晌,回报了棋步,才咽一口水下去,”咕”的一声儿,声音大得可怕,眼里有了泪花。他把碗递过来,眼睛望望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里面游动,嘴角儿缓缓流下一滴水,把下巴和脖子上的土冲开一道沟儿。我又把碗递过去,他竖起手掌止住我,回到他的世界里去了。

我出来,天已黑了。有山民打着松枝火把,有人用手电筒照着,黄乎乎的,一团明亮。大约是地区的各种单位下班了,人更多了。狗也在人前蹲着,看人挂动棋子,眼神凄凄的,像是在担忧。几个同来的队上知青,各被人围了打听。不一会儿,”王一生”、”棋呆子”、”是个知青”、”棋是道家的棋”,就在人们嘴上传。我有些发噱,本想到人群里说说,但又止住了,随人们传吧,我开始高兴起来。这时墙上只有三局在下了。

忽然人群发一声喊。我回头一看,原来只剩了一盘,恰是与冠军的那一盘。盘上只有不多几个子儿。王一生的黑子儿远远近近地峙在对方棋营格里,后方老帅稳稳地呆着,尚有一”士”伴着,好像帝王与近侍在聊天儿,等着前方将士得胜回朝;又似乎隐隐看见有人在伺候酒宴,点起尺把长的红蜡烛,有人在悄悄地调整管弦,单等有人跪奏捷报,鼓乐齐鸣。我的肚子拖长了音儿在响,脚下觉得软了,就拣个地方坐下,仰头看最后的围猎,生怕有什么差池。

红子儿半天不动,大家不耐烦了,纷纷看骑车的人来没有,嗡嗡地响成一片。忽然人群乱起来,纷纷闪开。只见一老者,精光头皮,由旁人搀着,慢慢走出来,嘴嚼动着,上上下下看着八张定局残子。众人纷纷传着,这就是本届地区冠军,是这个山区的一个世家后人,这次”出山”玩玩儿棋,,不想就夺了头把交椅,评了这次比赛的大势,直叹棋道不兴。老者看完了棋,轻轻抻一抻衣衫,跺一跺土,昂了头,由人搀进棋场。众人都一拥而起。我急忙抢进了大门,跟在后面。只见老者进了大门,立定,往前看去。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众人都呆了,都不说话。外面传了半天,眼前却是一个瘦小黑魂,静静地坐着,众人都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半晌,老者咳嗽一下,底气很足,十分洪亮,在屋里荡来荡去。王一生忽然目光短了,发觉了众人,轻轻地挣了一下,却动不了。老者推开搀的人,向前迈了几步,立定,双手合在腹前摩挲了一下,朗声叫道:”后生,老朽身有不便,不能亲赴沙场。命人传棋,实出无奈。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棋道,我看了,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先声有势,后发制人,遣龙治水,气贯阴阳,古今儒将,不过如此。老朽有幸与你接手,感触不少,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愿与你做个忘年之交。老朽这盘棋下到这里,权做赏玩,不知你可愿意平手言和,给老朽一点面子?”

王一生再挣了一下,仍起不来。我和脚卵急忙过去,托住他的腋下,提他起来。他的腿仍是坐着的样子,直不了,半空悬着。我感到手里好像只有几斤的份量,就暗示脚卵把王一生放下,用手去揉他的双腿。大家都拥过来,老者摇头叹息着。脚卵用大手在王一生身上,脸上,脖子上缓缓地用力揉。半晌,王一生的身子软下来,靠在我们手上,喉咙嘶嘶地响着,慢慢把嘴张开,又合上,再张开,”啊啊”着。很久,才呜呜地说:”和了吧。”

老者很感动的样子,说:”今晚你是不是就在我那儿歇了?养息两天,我们谈谈棋?”王一生摇摇头,轻轻地说:”不了,我还有朋友。大家一起来的,还是大家在一起吧。我们到、到文化馆去,那里有个朋友。”画家就在人丛里喊:”走吧,到我那里去,我已经买好了吃的,你们几个一起去。真不容易啊。”大家慢慢拥了我们出来,火把一团儿照着。山民和地区的人层层团了,争睹棋王风采,又都点头儿叹息。

我搀了王一生慢慢走,光亮一直随着。进了文化馆,到了画家的屋子,虽然有人帮着劝散,窗上还是挤满了人,慌得画家急忙把一些画儿藏了。

人渐渐散了,王一生还有一些木。我忽然觉出左手还攥着那个棋子,就张了手给王一生看。王一生呆呆地盯着,似乎不认得,可喉咙里就有了响声,猛然”哇”地一声儿吐出一些粘液,呜呜地说:”妈,儿今天……妈”大家都有些酸,扫了地下,打来水,劝了。王一生哭过,滞气调理过来,有了精神,就一起吃饭。画家竟喝得大醉,也不管大家,一个人倒在木床上睡去。电工领了我们,脚卵也跟着,一齐到礼堂台上去睡。

夜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王一生已经睡死。我却还似乎耳边人声嚷动,眼前火把通明,山民们铁了脸,肩着柴禾林中走,咿咿呀呀地唱。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

许倬云:疫情恐慌下的人类社会

   自从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对于瘟疫的记录几乎是常态,地方长官对于战争以及随之发生的大型灾害一定会记下来。可真正大规模爆发的瘟疫,记载比较多的是在公元二世纪后半段——大约公元 170年一直到公元 220年这半个世纪。这段时期的中国几乎是瘟疫不断。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瘟疫

   东汉末年,发生瘟疫的最大的地区是豫州、青州、徐州。这是当年的东汉政权的核心区域,整个中原地带的东半边。那个地带在东汉时期人口最繁密,农业非常发达,居住的环境相当拥挤。而且有个问题是常常发生水灾。如果黄河、淮河发了水灾,有些地区一年里面就会有半年时间浸泡在水里面。这种浸水的地方,就是培养细菌最好的环境。因为潮湿的关系,当地年年都会发生疾病。

   这一段时间内,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中国的“医圣”张仲景出现了。他是河南南阳人,家里是有两百多人的大族,瘟疫以后死了三分之二。所以他结合自己临床治病的经验研究瘟疫,写了一本医书叫《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是具体地、实证地从自己看病的经验,对疾病症状分类、分析,并提出诊疗方案。

   这一段时间,中原地区死亡率是很高:当时大概全中国人口有五千万上下,在瘟疫大规模爆发的区域大概有两三千万人口,那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假如按照张仲景家族损失三分之二人口的比例来推算,这就相当可怕了。而且这种瘟疫是连年不断的,来年甚至连续几年都发生。

   城市里面发生瘟疫的情况,跟农村那边几乎是一样严重。农村可能是因为医药环境差一点,但是面对瘟疫,城市里的人也没有很有效的办法应对。比如说历史上的“建安七子”,是当时有名的七个文学家,其中有五个死于传染病,可以想象其严重了……这是公元 217年发生的事情。

   这段时间北方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瘟疫,可以说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村。在中国还是农业国家的时代,精耕细作的农业一方面取决于土地面积,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假如一个家里有三个劳动力,两个大一个小,有一两个人在瘟疫中去世,这一家的生产力就等于完了。瘟疫爆发的中原一带财富总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上下,如果这一带整个的农业生产规模不够,那么就一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状态不行。瘟疫爆发影响农业生产的后果就是饥民激增,然后这些饥民投向流寇,投向各地地方武力,他们正好提供了三国时代群雄争霸的兵员。而且战争本身也会导致瘟疫产生,因为军队伤亡而产生的许多死者堆着没人处理,也导致细菌繁殖。

   所以瘟疫的后果,第一是它会使瘟疫集聚发生地的人口快速减少,经济生产力弱了,社会秩序乱了;第二是瘟疫中孳生的细菌会继续繁殖,甚至扩散到各处去。东汉末年的这次灾害,将整个汉代的统一局面拉垮了。

   大的瘟疫以后,尤其是连续多年的瘟疫以后,会形成一个混乱不安的局面:瘟疫、疾病、死亡。瘟疫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死亡产生的尸首不能处理,病情没法处理,进而形成更大规模的恶性循环。这会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它可以造成五六十年甚至一二百年的长期影响。

   东汉结束以后是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等到南北朝以后,中国国内族群的分布已经跟汉朝的不一样了。少数民族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大熔炉之中。他们慢慢汉化,在中国落户生根。隋朝的人口,以他们的本质基因而论,已经和汉晋时的人口不一样了。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的瘟疫。

   除了这一次导致东汉帝国解体的大瘟疫,中国历史上还爆发过另外两次很严重的瘟疫。其中一次是发生在元朝。成吉思汗从东北进攻金国,一路向西打,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领土最广阔的蒙古大帝国。从上都到欧洲这条路上,蒙古帝国的驿道陆续不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蒙古人的海上力量也延伸得很远,当时的阿拉伯国家和印度还有中国南部的商人都投入到海上的活动里,港口之间船只来往不断。

   这些来往不断的船只、商旅,使得十四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变成全球性的瘟疫,从欧洲一直影响到中国。这次黑死病影响之大,甚至使欧洲的地图都因此产生了极大的改变。瘟疫导致的欧洲人力不足,逐渐形成以机器生产来代替人力劳动的趋势。

   这场蒙古时代的大瘟疫,从十五世纪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因为蒙古大帝国的存在,东西方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这个时候的黑死病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在每个地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中国就有黑死病的出现。一直到明朝初年,蒙古帝国时期黑死病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明末,海上的往来贸易又把西方的黑死病带到中国的东南和华南,尤其是华南地区。

   上面讲的是几次重大的灾害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对全世界而言,大的瘟疫或大的流行病传播,简直可以排成一串:黑死病、疟疾、天花、伤寒等,种类繁多不及备载。到最近这些年,禽流感、新冠病毒,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在国际贸易流通的背景下发生,使全球蒙受其害。

   就黑死病而言,沙漠里面的老鼠携带病菌,沙漠商队走过,老鼠就将其传播到人身上。商队随着贸易往来把黑死病的病菌传到各处,海路上的情况亦复如此。黑死病若是在船上爆发,一条船进入欧洲港口时可能已经空空如也——船员都已经死光了,成了鬼船。

   黑死病以及其他类似疾病在近世以来造成的影响,不仅塑造了欧洲的面貌,也塑造了全球的面貌。假如没有海道上那么多的来往,那么多人携带的传染病,美洲不会被白人全面占领。白人进入美洲以后带来天花以及性病——尤其是天花(天花在别处不会严重到这种地步),美洲的印第安人对天花没有免疫力,于是印第安人口从三五千万减少到现在的三四百万。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死于战争,更多的还是白人带来的病菌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死亡。这是一个改造世界面貌的大事件,对此后的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海路上受影响的不仅是美洲,许多岛国和沿海的口岸都感染了病毒,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几乎灭种。比如西班牙人进入了美洲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当地的原住民就几乎全死光了,这个也是全球性的影响。芝加哥大学教授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McNeill),他专门研究疾病,到后来也研究海陆交通上的疾病。他以为火药、疾疫、商品构成了近代世界,就是因为在海上通道上,这些事情都发生了。

   对中国来说,明末的瘟疫也是从欧洲传过来的黑死病,从南部的港口进来了。这次瘟疫发生的时候,欧洲的思想经过葡萄牙的传教士也被带进了中国。但中国没有真正领受、欣赏到西方新的思想的好处,也没有意识到西方人对自己的挑战也可以是好的事情。这些人离开了,明朝政府就忘了他们所传播过来的知识、思想。面对外来思想和文明,明朝为何没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这里面缘故很多,大家知道明朝的独占性跟专制独裁,使他们不主张、不喜欢臣下挑战国家权威以及对皇权进行批判。这种独裁统治使得新的思想无法进入,这是缘故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沿海地带黑死病闹得很凶,有很多人还感染疟疾、血吸虫病等等。等于说,政府没有办法使全国人民安定。政府控制瘟疫的方法是烧掉因病毒致死者的尸体,结果在国内造成了大规模的内乱。最后导致李自成从陕北带着部队一路打到北京城,明政府军队几乎没有抵抗力。这一时期的中国遭受了极大的瘟疫,经济和生产力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后面入关的满族人,他们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他们驱使着中国北方的老百姓以及明政府投降的军队南下,大批的南方军队无力抵抗。这是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

   瘟疫发生的时空特性

   现在我们要对几种瘟疫,及其所在的地域地理特性再加以讨论。中国及世界当前面临的瘟疫有两种来源,有一种是湿性的,就是水里边的病菌寄生、滋长,同时经过饮用水侵入到了人的身体里面。沙门菌寄生在水里面,滋长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会侵犯到人体之内,造成无法挽救的疾病。而疟疾是靠蚊虫作为媒介来传播病毒,蚊虫的寄生地就是那些潮湿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看伤寒、疟疾、痢疾还有其他的类似病,在中国本土就很容易发生。

   中国的淮水以南基本上都有气候潮湿的问题,而且有很多湖泊、河流和山林。山林里面林森树密,也非常潮湿。这一带还存在南方特有的血吸虫病,有的人在水里工作,血吸虫经人的皮肤进入人体。还有麻风病,也是在温带比较潮湿、带水的地方多发。我们看中国的大部分疆域,从中原以南都是这一类的自然条件。这种情况下病菌很容易存活,在农村地区更容易广泛传播。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农为本,所以一直到近代,中国的居民百分之八九十还是生活在农村里边。农村生活的问题是,首先居住环境需要靠近水,灌溉用水、饮用水都要从河流、湖泊里面获取。在南方农村的水田里面,水长期蓄积在那里,不会因为蒸发变干。这种环境对于细菌的滋生是非常理想的。同样,有草有水的地方蚊子就多。树林子里边或潮湿的地方有瘴气,容易感染疟疾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最早看到的瘟疫,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情况,跟温暖、潮湿的环境有关系。尤其从汉朝以后,往往是中原到海边瘟疫会广泛地发生。

   瘟疫发生以后,因为瘟疫出现的人口大规模的死亡不断发生。到一定地步了,一个村一个村的人就消失了。逃荒的人从疫区逃出去,带着病菌一路跑。因为他的排泄、饮食种种留下病菌在当地的环境中,尤其是水中。所以病毒的传播范围,往往跟水的方向、水流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关系。此外,还跟沿着大的道路的人口流动有关系。瘟疫往往是在东西方向流通得很快,沿南北方向则更容易发生变异。像汉末流行的这种伤寒瘟疫,它是在中国地带内变异出的。

   还有一种瘟疫——鼠疫,也是全球大规模爆发的灾害。沙漠里面的老鼠是传播鼠疫病毒的动物,这种瘟疫通常发生在干旱的地方。如果有大批的商队经过,感染鼠疫病毒后,他们就变成了病毒的传播渠道。病毒随商队从东往西、从西往东这样在丝绸之路上来回流转,或者跟着大军作战和大部落的移动传播。

   瘟疫的传播途径还有一条,就是海港。沿海路从中国南部、东南部进来了以后,病毒就跟着人口本来就密集的商路和港口传播,而且传播得很快。瘟疫造成人口大量的死亡,生者大规模的外逃。活人逃亡、死者未葬,造成了偏远地区的卫生环境进一步恶化,因为尸首、病人暴露在外,病源就很容易留下来。

   靖康之变以后一百年间,从金人侵入一直到元人夺得金人的首都,一直到蒙古军队征服南方又征服西边,瘟疫的传播,也同蒙古大军、宋朝抵抗军队的移动都有关系。军队的移动本身很快,很多士兵不是死在疆场上,而是死在病床上。往往一万人出去,过了没多久都死光了。这个耗损相当巨大,留下的灾害更长久,因为病菌也留下来了。整体而言,十三世纪辽金元几次跟宋朝的冲突,尤其是蒙古的东西征讨对中原干旱地区的瘟疫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连蒙古大汗蒙哥都因为感染瘟疫死于军中。当时军队里的死亡率实际上非常惊人,往往达到了 90%,甚至更多。蒙古大军攻打四川的时候,四川人口减少了 90%。进攻者和本土居民双方都产生了如此重大的伤亡,这是战争跟瘟疫共生造成的。

   伤寒和鼠疫这两种形态的瘟疫,一个是在本土形成的,主要沿南北方向传播;一个是外来的,主要是沿东西方向传播。一个诞生于潮湿地区的脏水里、借由蚊虫传播;一个依赖于干旱地区的动物——沙漠里面的老鼠作为传播源。这两种瘟疫产生的影响都旷日持久。一百多年间同一种瘟疫反复不断,实际上是一个病源的扩散和延续。

   国家之间的战争、国家内部政权的转换,都伴随着征服战争与武装冲突,这里面因为疾病产生的伤亡往往多于战争。可以说,瘟疫从一开始出现就具有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社会性是因为疾病的爆发,人类原来的聚落可能完全被掀翻;政治性是国家本来稳定的秩序因为瘟疫可以整个被倒过来,甚至导致灭国。

   辽金元一连串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到最后成立了大的蒙古帝国。为什么蒙古帝国不能够在南方长期生存下去?蒙古军队本身因为战争和瘟疫损耗巨大,到后来只能勉强在北边维持北元政权而已。到了明朝,南北的瘟疫混合在一起,连成大片大片的疫区。蒙古从中原退出去,跟这也有关系。因为蒙古人一路在北方感染了很多瘟疫,觉得无法抵抗朱元璋的部队。因为瘟疫传播的缘故,对于北方来的仇人、敌人,南方人更是坚决不让他们进来。元朝末年整个中国的二元制国体,就是南北对立的国体和瘟疫割裂下的国体。

   疫情的爆发,助长了时代长期的不安

   除了政治社会层面,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疾病对于个体生命究竟还有什么其他影响?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影响就是疾病导致的长时间的恐惧、惊慌和不安宁,使人们的生活作息受到了影响。很多人离开家逃亡,逃到安全区域甚至山里边去。这种不安定、亲友故旧连连死亡的消息,以及满城都是棺椁的那种惨状,使大家会对于自己正在参与建立的世界,难免产生怀疑:“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方式来组织人类的社会?能不能在这种大灾难之中寻找到未来发展的踪迹?”具有信仰的人会真诚地告诉别人说:“你相信的事情不够用了。”东汉末年是佛教输入中国最集中的时候。

   蒙古时代迁入中国最多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随之而来的还有朴素的“再生”观念。所以到后来基督教进来,就很容易在北方被接受。元明两代,中国民间宗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大的后果就是明教及其以后的白莲教在民间扎根,秉持这种信仰的人为数众多。今天中国民间宗教信仰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年明教信仰的遗存。这种思想不断在寻找新的影响,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来自民间的信仰塑造了他们所属的底层文化,这种文化与上层截然不同。

   这次全球性的大疫情,美国国内的情况我可以预料——在这段时期,宗教活动一定会加强。也许是属灵教派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是有其他新的宗教传入民间。这都是经济因素以外的底层变化。当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老百姓如果对政府不信任,就会造成内乱、产生推翻政府的想法,这个后果就是革命和改朝换代。所以瘟疫造成了思想上极大的冲击,而不仅是经济上极大的冲击。

  
   本文选自《许倬云十日谈》

张旭东丨书孟心史先生《董小宛考》后


董小宛入清宫一事,出自民间,纷扰久之。自孟心史《董小宛考》驳之,始成定论。
不意数十年间,高阳在前,邓小军在后,皆以董入清宫确有其事。奈心史之论,深入人心;于高、邓二位,信之者少。
孟心史《董小宛考》,实以《影梅庵忆语》为框架,述各阶段冒董二人之联系,本不以考董入宫一事真伪为鹄的。论此事最集中者,不过以下一段:
董小宛之殁也,在顺治八年辛卯之正月初二日,得年二十有八。盖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是为清太祖天命九年,国号后金,未定名为清也。越十四年,为明崇祯十一年戊寅。清太祖于是年之前二年改元崇德,始建国号曰清,于此为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戌时,世祖始生,而为小宛之十五岁。
此段句句扎实,实则句句缭绕,请将“是为清太祖天命九年,国号后金,未定名为清也”及“清太祖于是年之前二年改元崇德,始建国号曰清,于此为崇德三年”两句删去,始稍清晰。所言即清世祖生时,董已十五岁,此为二人爱恋之不可能。一方出生,一已十五,心史以此悬殊之场面示人,以说动人心。若以世祖十四时论,董二十八,虽年岁倍之,亦不可断言二人爱恋之绝无可能。
顺治七年(1650)底,多尔衮死。八年,世祖亲政。正十四岁。九年,查禁复社,行事果决。十一年,整顿南党,杀陈名夏。其人如何,可见一斑。
董小宛病死之年岁,心史谓“年二十八卒”,张明弼《董小宛传》及余怀《板桥杂记》言“年二十七以劳瘁死”“事辟疆九年”。其歧义之成因,在于董之死期为“正月初二”,张、余不以此二天为意,坚持“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卒”;心史则认为已过大年初一即是第二年,故称“年二十八卒”。
以今律之,本科毕业二十二,硕士毕业二十五,博士毕业二十八。一博士毕业生至某中学任教,其人颜值在线,双商爆表,诸生则十四五岁,试问可不可能产生恋情?
明宪宗苦恋万贵妃,万长十七岁;法国总统马克龙苦恋其高中老师布丽吉特,布老师长总统两轮。心史以董小宛入宫为不可信,一语道断,万人从之,竟别无所藉,仅年龄差距一项而已。董小宛
董小宛


董小宛入宫事,不无可疑,因其明确载记者晚。
今所见较早而最为集中者为罗瘿公《宾退随笔》“董妃 董小宛”条,略云:
又《题董君画扇诗》,列《题像诗》后,即接以《古意六首》,亦暗指小宛,词意甚明,编诗时具有深意。第二首云:“可怜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卖履中。”第四首云:“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见尚低头。”盖谓姬自伤改节,愧对辟疆也。第六首云:“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则意更明显矣。向读梅村此诗,多谓为梅村自伤之作,词意多不可通,无宁谓指小宛之为近也。
龚芝麓《题〈影梅庵忆语〉》(贺新郎词)下阕云:“碧海青天何恨事,难倩附书黄犬。藉棋日酒年宽免,搔首凉宵风露下。羡烟霄破镜犹堪展,双凤带,再生翦。”所云“碧海青天”、“附书黄犬”、“破镜堪展”皆生别语,非慰悼亡语也。董妃之为董小宛,证佐甚繁,自故老相传已如此。
罗惇曧,字孝遹,号瘿公,广东顺德人,晚清名士。罗瘿公在此十则随笔之后有跋语,谓:“甲寅三月,湘潭王壬秋先生至京师,相从游宴,必叩以掌故,先生告必详尽,右载十则,皆闻诸先生者也。”知此说自王湘绮(1833-1916)出,甲寅为1914年。而谓“证佐甚繁,自故老相传已如此”,知由来已久,不自湘绮始。
《宾退随笔》所举,皆为“故老”读吴梅村、龚芝麓、陈迦陵等人诗词所得,不得明言又不肯不言,至此,此事陷入混沌。双方所执,皆不宜一语抹杀。
一方面,吴梅村之时代,无法明确载记,廋辞隐语,待后人发皇张大。而另一方面,虽称有“诗史”,然诗语模糊,歧义互现,略能证史,不能写史。孤立情形下,面临尴尬之境地。

孟心史(1869-1938)与罗瘿公(1872-1924)年相若,但一信史,一疑史。心史《董小宛考》不仅斥小宛进宫为虚妄,更笃信《御制行状》,以董鄂妃十八岁入宫为史实,规矩嫁娶,然后病亡。
真正撼动《董小宛考》者为陈援庵(1880-1971)。援庵于1938年作《汤若望与木陈忞》,根据德人魏特所撰《汤若望传》,认为董鄂妃乃一满籍军人之妻,世祖对此军人之妻产生畸恋,后逼此军人自杀,夺其妻入宫。汤若望未言此军人为谁。援庵推定为世祖之弟博穆博果尔,略云:
博穆博果尔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卒,年十六,二十七日服满,即八月,故董妃以八月册贤妃,其时日适符也。
援庵虽在文首宣称,董妃非董小宛“已经友人孟心史先生证明矣”,然此文实撬动神经,令人普遍产生怀疑。此军人之妻子,为满人抑为劫取来之汉人?援庵置而勿论,则“董妃非董小宛,已经友人孟心史先生证明矣”一语亦不能落实。与陈援庵同,陈寅恪(1890-1969)《柳如是别传》卷四亦先言“小宛非董鄂妃,自不待言”,下注引心史《董小宛考》,似于心史无异议。继言:“然则小宛虽非董鄂妃,但亦是被北兵劫去。”又言:
可知辟疆亦暗示小宛非真死,实被劫去也。观牧斋“吴殿金钗葬几回”之语,其意亦谓冒氏所述顺治八年正月初二日小宛之死,乃其假死。清廷所发布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鄂妃之死,即小宛之死,故云“葬几回”。(《柳如是别传》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76-777页)
陈义宁明言“董鄂妃之死乃小宛之死”,以二董为一人。
义宁解读吴梅村《听卞玉京弹琴歌》,卞玉京入道避祸,因“碧玉班中怕点留”,引起义宁注意,认为“点留”即“点取”,即列一黑名单一一劫取。云:
今读此歌,别有一可注意之事,即顺治七年末、八年初,清人似有点取强夺秦淮当时及旧日乐籍名姝之举,此举或与世祖之喜爱戏剧有关。
虽为推论,却将此事置于某历史语境中讨论,得出结论:“董小宛入清宫”为可能。
高阳之情形,亦有趣,有前后之反复。1974年连载《明末四公子》,1977年结集,《冒辟疆》一篇受心史影响巨大,以入宫为不可能。1983年重出《明末四公子》,此篇改写,认为确有其事。谓受友人苏同炳指点,实即受到二陈启发,改变看法。又专作《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长文,长六十页,稍显芜杂。邓小军又增新证,语亦稍繁。
按,陈寅恪重诗证,陈垣用亲见者言,一取“吴诗曲笔”,一取“汤传直书”。高阳、邓小军皆主要延陈寅恪走,亦不得已也。

孟心史作《世祖出家事考实》,曾解吴梅村《古意六首》之六时,遇到障碍。诗云:“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心史云:
第六首则可疑,若非董小宛与世祖年不相当,几令人思冒氏爱宠旋纳宫中为或有之事矣。余意此可有二说:(一)或废后非卓礼克图亲王之亲女,当摄政王为世祖聘定之时,由侍女作亲女入选,以故世祖恶摄政王而并及此事,决意废之。(二)或端敬实出废后家,由侍媵入宫。
心史所持,仍以年龄问题为不可逾越之鸿沟。至于解决之法,较“吴诗曲笔”不遑多让,至曲之又曲。
清初“太后下嫁”“董小宛入宫”“世祖出家”诸事,心史逐一考辨,皆持否定态度。1934年,其《太后下嫁考实》作成,曾寄胡适之指正,适之先生回一札,态度颇可注意。时风裹挟,以上所及心史、二陈,及以下所及绩溪诸学人,皆恐人以“轻信传说”四字讥之,皆谨慎以对。胡札云:
心史先生:
《太后下嫁考实》大稿送还,承赐先读为快,感谢感谢。
今早别后,车中读此文,至佩先生不轻置信之精神。惟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来由。《朝鲜实录》所记,但云“臣问于来使”,来使当然不能不作模棱之语,所云“今则去叔字”,似亦是所答非所问。但凭此一条回答,似仍未能完全证明无“下嫁”之事,只能证明在诏敕官书与使节辞令中无太后下嫁之文而已。
鄙意决非轻信传说,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之为与“尚父”、“仲父”一例。“下嫁”之传说已无证据之可凭,而“皇父”之称自是史实。后之史家于此事只能无说,据殿试策与红本及《朝鲜实录》,摄政王确改称“皇父”,而民间有太后下嫁之传说,但无从证实了。鄙见如此,乞先生恕其妄说。
胡适敬上廿三、六、廿六
胡札所及“惟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一针见血,虽云“考”,《太后下嫁考实》之问题为无确证,《董小宛考》之问题亦同。
胡札所及如何对待“民间传说”之问题,认为民间传说一旦引入学术领域进行讨论,必先撕去标签,消除蔑视,认真对待,讲求实证。若不能证实,不能证伪,只能退回原点,再待时机。

上引罗瘿公《宾退录》一条云:
梅村《题董白小像》诗……第八首云:“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若小宛真病殁,则“侯门”作何解耶?岂有人家姬人之墓谓其“深阻侯门”者乎?
刘斯奋先生以为,“墓田丙舍,豪家尽踞”,故墓门之外,更阻侯门。(《“墓门深更阻侯门”析证》,《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1日)友人王培军教授认为,当解作“侯门一入,其深似海,而墓门之隔,更深于侯门”。瘿公不待言,斯奋先生兼有家学,培军先生深于诗功,诗人解诗,犹个个不同,非解人难得,盖此类诗难解。《书孟心史先生〈董小宛考〉后》草毕,附此及之。
责任编辑:黄晓峰

姜小青评《翠微却顾集》

2021年岁末,执掌中华书局十年的徐俊先生荣退,其新著《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下简称《却顾集》)出版,适逢中华书局成立一百一十周年前夕,据悉,新书首发是“局庆”第一场活动,可谓“三喜”临门,实在值得庆贺。作为同行,拜读新著,感佩之下,更多收获。李白当年作《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正值初入长安,虽隐居终南山,但仍“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无非个人感慨。徐著借以书名,然更具“历史现场感”,正如作者所说:“新书虽以‘翠微’为关键词,但实际主要涵括中华书局翠微路与王府井两个时代的书人书事……以文字重回那个时代,重回历史现场。”启功先生来到中华书局六里桥新厦(1999年初,左一李岩,右一熊国祯)
启功先生来到中华书局六里桥新厦(1999年初,左一李岩,右一熊国祯)

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创办人陆费逵先生在谈到初衷时说:“文化侵略比任何侵略都可怕,一国的文化事业若不幸落于他人之手,那种危亡的事实立刻就可实现,因为潜移默化的文化侵略一发展,虽有坚甲利兵作抵御的工具,也很少有用……敝局同人在前清末年感于文化机关之被人侵略,于是筚路蓝缕地设一纯粹华人自办的文化机关——就是今日的中华书局——以为抵御文化侵略的工具。”(《西湖博览会中华书局宣传日敬告来宾》,见《陆费逵文选》,215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在百十年历史风云与变迁中,中华书局也经历过与国家命运一样的多重曲折,出版宗旨也从当初的“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发展为今天的“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1954年,中华书局总部从上海迁北京,先在西总布胡同7号,后迁至东总布胡同10号,期间,短暂与财政经济出版社合署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958年独立建制,定位为整理出版古籍与当代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并被指定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事机构。1961年迁至北京翠微路2号,1971年与商务印书馆合并成一个单位,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办公地址迁至王府井大街36号。1979年中华书局恢复原独立建制,1997年迁今址(参见《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却顾集》通过档案、书信以及著者亲身经历,在书与人的历史场景中,与读者一起回望其中的一段历史。用今天的话讲,从翠微路到王府井,是中华书局的一个“高光”时刻,许多书与人,属于“天花板”级的,有着现今也无法企及的高度,诸如被誉为“国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等。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公布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共计九十一部,中华书局入选三十四部,其中有二十四部出版于徐著所述时间段。“翠微校史”期间留下的唯一最全合影。“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会议会间看望陈垣先生,与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王仲荦、王永兴、罗继祖、卢振华、张维华、陈仲安、刘乃和等合影(1964年7月17日)
“翠微校史”期间留下的唯一最全合影。“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会议会间看望陈垣先生,与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王仲荦、王永兴、罗继祖、卢振华、张维华、陈仲安、刘乃和等合影(1964年7月17日)

《却顾集》收录徐俊先生三十七篇文章,作者谦逊言“内容错杂,缺乏系统性”,实际上,该书的副标题“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是很好的说明,用著者的话:“就一本书而言,其自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借助这些旧档书事,我们能够看到一本书的生命历程、一本书所经历的内外作用力,反过来也折射出一本书所在时代的学术、文化及社会生态,是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史的一部分。”这三十多篇文章,虽写于不同时期,但具“书史”框架,国史、学人、编辑三组重点,各自独立,又相互交叉。徐著所作,主要依据中华书局档案、相关当事人书信、日记以及著者本人亲身经历,故其史料之丰富信实,十分珍贵、难得。加之徐俊在中华书局工作近四十年,从普通编辑到掌门人,甚至是书局历史上,“唯一一个总编辑、总经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全做过的人”,在这样一个“百年老店”里,他受过老辈教泽,又帮助和见证年轻一代成长,所以在其每一篇文字中,都充满感情。他荣退当天,在微信朋友圈深情写到:“感谢组织关怀,今起脱下战袍,从运动员变身观众,当拉拉队,为大家鼓掌,为大家加油,感念中华,祝福中华。”笔者以为,《却顾集》中,无论写书或写人,其实都是在写其背后文脉赓续的“中华精神”。正是有着这样的感念,徐俊在新著中,对历史梳理、史料发掘、档案整理,始终坚持文化责任站位与学术专业精神。
职业缘故,笔者特别被书中几位具有编辑人生的中华书局前辈所感动。
“‘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宋云彬宋云彬先生
宋云彬先生

“二十四史”标点整理及修订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最重要的古籍整理项目与成就,《却顾集》一组相关文章,为我们梳理了这一工程的来龙去脉、期间曲折、辉煌成就以及存在的遗憾,使我们从这一重大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看到了几代人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所作的贡献。《“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回顾与展望》《宋云彬: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等,都谈到了“校史的三个关键人物”:顾颉刚、宋云彬、赵守俨先生,并通过大量档案、日记,还原当年的“校史”场景。
据《宋云彬日记》(中华书局2016年版),1958年2月,宋云彬拟《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初稿)》,交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江华(28日),并寄友人征求意见(3月4、5日)。正如徐著所言:“正是这份《史记集注》计划,直接促成了宋云彬的进京。”当年7月11日,宋云彬先生的日记:“白(省统战部处长)谓中央统战部有信来,促余赴北京,有愈快愈好之语。问以要我赴北京作何事,则语焉不详,但谓据彼了解,恐系中华书局请参加整理古书工作。”9月13日,宋云彬先生迁京,15日即“赴中华书局看金灿然”,16日“上午七时一刻,赴中华书局上工”。徐俊对《宋云彬日记》及相关史料钩沉与梳理,让我们清晰了解到:“《史记》点校本成稿过程非常复杂,由贺次君初点,顾颉刚复点,宋云彬过录重点,聂崇岐外审,凝聚了四位先生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学识。”这其中,徐俊对宋云彬先生的工作,更是着力用笔,提出了“‘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我们从档案资料中,顾颉刚先生、王伯祥先生、宋云彬先生日记和书信中,去了解、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宋云彬先生以右派分子的‘戴罪之身’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检讨自己、改造自己,上午劈柴炼钢,下午晚上标点《史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史记》的编辑和出版,其思想压力和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宋云彬日记》中,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如:“下午政治学习。晚照例应学习历史,余仍标点《史记》”(1958年12月10日)、“下午奉陪开会,晚上补作标点《史记》工作”(1958年12月12日)、“星期应休息,但余照常点校《史记》”(1959年1月11日)等。自1959年4月完成《史记》点校后,日记中,又有许多看校样、勘误、点校《后汉书》,以及编辑《晋书》《南齐书》《陈书》《梁书》的记载,1960年5月26日,还写了一篇《关于〈史记〉标点错误的检讨》(见《宋云彬文集》第二卷,313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最后一条相关日记,是1966年5月5日,“上午照常工作,整理《梁书》校勘记”。此时政治形势日趋紧张,7月间即有《金灿然帮宋云彬搞反攻倒算》《宋云彬休想滑脱》等大字报(1966年8日、13日)。据宋云彬先生孙辈记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年祖父69岁,‘摘帽右派’身份的祖父再次被批判、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身体和精神上所受的摧残,使他几乎崩溃。1966年8月一天的晚上,造反派到家里抄家,将书籍字画撕扯扔得满地,让两位老人跪搓板,冷热水交替冲头,说祖父是‘反动学术权威’、‘大右派’。”(宋京毅、宋京其《永远的怀念》,见《宋云彬日记》附录)《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也有相关记载:“宋云彬五七年定为右派,嗣后任中华书局编辑,未闻其有大过,而此次运动中,局方同人竟将其夫妇褫上下衣,痛打一次。”(1967年2月14日)其实,同年8月,顾颉刚先生也被贴出《把反动史学权威顾颉刚揪出来》大字报,“列诸罪状”,并“戴纸帽”,“拉入游行队伍”(《顾颉刚日记》1966年8月13、22日)。
由宋云彬先生日记,我们可知,自其1958年到中华书局,至1966年被剥夺工作权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为“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作到最后一刻,所以徐俊说:“称之‘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当之无愧。”
“有着传统士大夫理想、修养和文人情怀”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史学家、编辑家”宋云彬先生,在生命的最后,躺在病榻上,跟家人说:“心中有三扇门紧闭着打不开”,并“带着这三扇打不开的门离开了”(见《永远的怀念》),不免让人唏嘘。
“一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王仲闻
2009年,随着一部数十万字的《全宋词审稿笔记》出版,王仲闻先生的名字被大家关注,其对《全宋词》的贡献,由此被更多人所认识,有学者概括到:“细阅《笔记》,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王先生为《全宋词》所作的卓越贡献。这具体体现在对词作的辑补与校正、词人小传的补撰与修改、书稿内容体例的调整与编次等方面。”(潘明福《〈全宋词审稿笔记〉的学术价值》,《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王仲闻、唐圭璋两位先生对学术的执着与交往,为后来人所敬仰,如今已成为学术佳话。《笔记》书末,附有沈玉成先生《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和作为《却顾集》开篇的《王仲闻:一位不应该被忘却的学者》,让我们对这位命运多舛的学人,以及其参与《全宋词》修订工作前前后后,有了更多了解,让几近被历史淹没的人,又回到了现实中来。王仲闻先生《全宋词》审稿意见(蓝笔)及唐圭璋先生批复(红笔)
王仲闻先生《全宋词》审稿意见(蓝笔)及唐圭璋先生批复(红笔)

王仲闻先生以“临时工”身份,参与中华书局图书编辑,特别是对《全宋词》修订,是他留给世人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沈玉成先生说:“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力就把我们完全‘镇’住了。可以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响”,并“倾其全部心力”参与《全宋词》修订,“足足工作了四年,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举凡有关的总集、别集、史籍、方志、类书、笔记、道藏、佛典,几乎一网打尽,只要翻一下卷首所列的引用书目,任何人都会理解到需要花费多少日以继夜的辛勤。王先生的劳动,补充了唐先生所不及见到或无法见到的不少材料,并且以他山之石的精神,和唐先生共同修订了原稿中的若干考据结论。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新版《全宋词》较之旧版的优胜之处,是唐、王两位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回忆中华书局》下编,25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徐俊通过查阅中华书局所存王仲闻先生当时的审稿记录,更进一步向读者揭开了这段尘封已久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说:“前后两版的《全宋词》可以说判若二书,当然其中唐圭璋先生作为编者贡献最大,这也是唐先生词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另外从中华书局的书稿档案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王仲闻先生在修订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王先生的参与,《全宋词》难臻如此完美之境。”沈、徐两位所说的《全宋词》新旧版,分别于1940年和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在中华版前言(署徐调孚)和编订说明(未署名,应为唐圭璋),都提到中华书局在修订中的工作,“依照唐先生的建议,书局古典文学组又指定专人对全稿进行订补复核,作了必要的增修”(前言);“编订说明”中也提到,“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并具体说明,在材料、体例、底本、词人、词作等方面,都有新的增补和提高。这就涉及到沈、徐两位文章中都谈及的曲折“署名”过程,随着1999年《全宋词》简体字版出版,历史得以还原。但我倒是愿意设想一下,即便没有当时所谓“某项条例”,以王仲闻先生具“特务嫌疑”的“右派分子”“临时工”身份,要在《全宋词》这样的出版物上署名,恐怕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五六十年前,王先生特殊身份和经历,使他没有多少生存空间,否则,恐怕也不会因创办一份同人刊物的动议,遭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的严苛对待。更不幸的是,“文革”一开始,他便再次失去做“临时工”的机会。徐俊完整过录了王仲闻先生最后交代工作的一封信,并写到:“现在读这封信的感觉不免有些悲凉,‘文革’没有像王先生期望的那样很快结束,而王先生却在1969年离开了这个世界。”据王仲闻先生之子王庆山回忆,“没完没了的批斗、抄家,让父亲日夜不得安宁”,决定步父亲王国维先生后尘,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对于祖父的自沉,以往总是不很理解,认为老人家过于执着,对这个社会太悲观。没想到的是,这几年社会上的各种运动,使得他竟有了与当年祖父类似的感受”(《追忆父亲王仲闻》,《博览群书》2011年第5期),由于当天鱼藻轩“往来行人络绎不绝”,未能实现,第二天服“敌敌畏”离世。
所幸的是时代在进步,沈玉成先生1986年的文章提出:“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中华书局诸执事提一个衷心的希望,王仲闻先生的署名当时既经商定,现在拨乱反正已近十年,以后如果重版《全宋词》,应该恢复这历史的真实。”又过了十多年,1999年,《全宋词》简体本出版,这个愿望得以实现。徐俊说:“这次简体本的署名,可以说是还了历史一个真实。”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私愿”:“但愿这份凝聚了王仲闻先生学识和劳动的珍贵的审读加工记录有机会整理出版。”徐俊的文章写于1999年,十年后,《全宋词审稿笔记》由中华书局出版。据悉,《王仲闻文存》也在整理之中。纸寿千年,王仲闻先生的名字不再会被遗忘。
“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周振甫
与前两位先生不同,周振甫先生二十一岁到开明书店做校对、七十八岁从中华书局退休,几乎一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却顾集》收录有关周先生的文章四篇,“春雨润物细无声”,是徐俊的切身感受,“周先生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不善言辞,但和蔼可亲”。由于作者与周先生有同事和交往经历,文章所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往事,除了让人读来十分亲切,更能如同作者一样,感受到前辈“一种内在的职业品格”。周振甫先生
周振甫先生

谈到周振甫先生,大家都会想到他与钱锺书先生交往的佳话,本书收录了徐俊分别于1998年、2000年整理发表的《周振甫〈管锥编〉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周振甫〈管锥编〉审读意见》《周振甫〈谈艺录〉(补订本)审读意见》三篇文章,让这段佳话在读者心目中,更加具体化了,两位前辈大家的学识、友谊、魅力跃然纸上。徐俊说:“第一次看到这份书稿档案,就为之动容,由此体会到‘为人作嫁’的深意。”我想,很多读者,通过这几份整理后的档案,同样会与整理者一样“为之动容”。钱、周两位先生,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从徐俊整理的“审稿意见”,我们除了看到两位前辈大家的学识,更能感受到他们彼此间谦逊、平等与相互尊重的人格魅力。钱先生在《管锥编》《谈艺录》,包括修订或增补本序言,都对周先生的工作予以特别说明。“审稿意见”中,钱批如“此评《注》《疏》之矛盾,精密极矣!非谓之‘大鸣’不可。已增入并借大名增重,不敢掠美也”,“吾师乎!吾师乎!此吾之所以‘尊周’而‘台甫’也”等语,多处可见。而周先生在其《诗词例话》修订中,也以《管锥编》《谈艺录》中的一些材料作为补充,并在“开头的话”中写到:“对《形象思维》和这四节(指《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都请钱锺书先生指教,作了不少修改。钱先生还把他没有发表过的李商隐《锦瑟》诗新解联系形象思维的手稿供我采用,在这次补充里还采用了钱先生的《管锥编》中论修辞的手稿。”(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谈到《中国修辞学史》,周先生也说:“主要靠钱先生,从概念到写作什么,如春秋笔法、金批《水浒》以及修辞格等取自钱先生书。”(《文心书简——周振甫信札集》,65页,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1983年初春,“祝贺周振甫同志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年”座谈会上,周先生答谢道:“要说自己有什么成绩,首先得感谢作者,钱先生就是一位好老师。”(冀勤《难忘周振甫先生》,见《文心书简》,185页)两位先生如此君子风范,可谓作者与编辑关系的典范,如今已难得见了。周振甫先生《管锥编》审读意见及钱锺书先生批注(首页)
周振甫先生《管锥编》审读意见及钱锺书先生批注(首页)

徐俊书中,引了周先生回答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记者所说的一句话,并深有所感:“很多老一辈编辑,像周先生一样,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据《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2000年5月15日,周振甫先生病逝,享年九十。“1975年正式调入我局。担任责编的书稿有:吕思勉《中国史》、《先秦史》,钱锺书《谈艺录》、《管锥编》,夏承焘《唐宋词选》,以及《历代文选》、《历代散文选》、《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历代诗话》等。参加了《明史》的点校整理和新版《鲁迅全集》注释定稿工作。著有《班超》、《东汉党锢》、《严复思想述评》、《毛主席诗词讲解》、《周易译注》、《文心雕龙今译》等,有《周振甫文集》10卷。”作为一生为人作嫁衣的“学者型编辑”,周振甫先生应该走的没有遗憾。生前,他曾对友人说:“假定中华不找我,我在干校,一回来就退休。《管锥编》不会让我看,美国不会要我去,韬奋奖不会轮到我。”(《文心书简》,140页)
应该感谢徐俊整理这几份“审稿意见”,让钱、周交往,成为当代学术、出版史上珍贵的遗产档案。
读徐俊记录的这几段历史,我们能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学者对文化坚守的情结。像宋云彬、王仲闻、周振甫先生等许多老一代编辑、出版人,他们经历过时代风云动荡、政治格局变化、新旧文化碰撞,但无论处兴亡交替之际、命运顺逆之境,都能坦然处之,坚持做着为文化续命的工作,这一切,或许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已根植于他们的内心深处。荣新江、徐俊考察旅博文书(2015年)
荣新江、徐俊考察旅博文书(2015年)

最后,想说几句本书作者徐俊先生。他在《要有机会去打一口深井——我在中华书局的编辑往事》中,回顾了自己在中华书局近四十年间,受到书局学术传统浸润,以及从诸多前辈身上感受的文化情怀、专业水平和职业精神。他说:“更幸运的是,我所在的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着非常优秀的编辑工作传统,可以说这里是学者型最集中的地方,就古典文学整理研究范围而言,就曾出现过徐调孚、王仲闻、周振甫、沈玉成、程毅中、傅璇琮等卓有成就的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本人在中华书局“内在的职业品格传递”中,成为继上述前辈之后“学者型编辑”的又一代表人物。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山西大学)会间于五台山佑国寺后山(1988年9月26日,左起:蒋寅、吴小平、陈尚君、徐俊、张世林、市川桃子)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山西大学)会间于五台山佑国寺后山(1988年9月26日,左起:蒋寅、吴小平、陈尚君、徐俊、张世林、市川桃子)

作为编辑,徐俊在中华书局文化传统接续中,接过了“守正出新”的接力棒,特别是执掌中华书局十年间,书局的文化影响力、内容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又有了时代新高度。作为他的同行,目睹和感受了他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付出的辛劳,仅为“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可谓劳心劳力。自该“工程”启动,他每年都奔波于多所高校或科研机构,听取意见、商议整理、参加稿件审订等,特别是2013年起,连续八年,每年的上海书展,他都会带一部新版史书,出现在读者面前,从《史记》到新旧《五代史》,再到《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隋书》《金史》《梁书》,成为中华书局与“书香上海”的约定,也成为徐俊与读者的约定,此时场地中央展台,每每是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最后一次拜访田余庆先生(2014年1月27日,右一顾青)
最后一次拜访田余庆先生(2014年1月27日,右一顾青)

作为学者,徐俊在敦煌学、唐代文学领域,取得众所公认的成就,所著《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已成为当代学术经典,著名学者项楚先生评价该著:“对敦煌诗集的整理,当以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最为规范,在叙录和校录时尽量保持写本的原有形态,将敦煌文人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升到新水平。后来他又作《敦煌写本诗歌续考》,继续补充新材料,这是众多敦煌文人诗歌整理中有代表性的收获。”(《敦煌语言文学资料的独特价值》,见《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由于全身心投入编辑出版工作,近十多年来,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有所耽搁,原计划的“敦煌赞颂集”和“敦煌曲子词”尚未完成(见《鸣沙习学集》荣新江序,中华书局2016年版),陈尚君先生也说:“繁剧的日常事务耽搁了他自己学术研究的展开,但以他的学识与能力,也为书局带来了新的学术气象和出版成就,得失之间,真很难判断。虽然知道在他的立场,兼顾很难,但我仍希望他大展宏图,为中国学术和古籍整理事业,当然更希望看到他个人研究之更上层楼。”(见《鸣沙习学集》陈尚君序)如今,荣退后的徐俊先生,或许有了更多时间回到学术研究,期待他有更多学术成果面世。

黄光国:余英时的“帮派”与“典范”

一、红学研究的“典范”

   龚忠武在《辛丑元年祭》的长文中,叙说他跟余英时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1966年,他从台大到哈佛,成为费正清门下的一名研究生,余英时正好从密西根大学转聘到哈佛,为罹患严重精神病的杨联陞代课。两人除了师生关系之外,周末还经常到他家打牙祭,并参加围棋俱乐部的棋会。在1968年-1969年,余氏只是个在哈佛代课的助理教授,在哈佛的去留问题,成为他最大的心理压力,一度情绪十分消沉,香烟不离手,藉烟消愁,并且不讳言,可能回到香港教书。

   1969-1970年之交,海外留学生爆发了保钓运动,龚忠武发现:余氏在校园里老跟在费正清后面,做说服反战学生的工作。余氏是围棋高手,两人闲聊时曾对龚忠武说:棋如人生。他现在正为他今后的学术生涯,下一盘大棋。

   从1970年起,正值中壮年的余氏,为了打入美国学术界主流而拼命著书立说,企求扬名立万。在这段期间,余英时完成了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三篇文章,一起收录在《历史与思想》一书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近代红学的研究与红学革命》(1974),余氏引用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典范”之说:

   “典范”可以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典范”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 value, and techniques),因此又可称为“学科的型范”(disciplinary matrix)。狭义的“典范”则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exa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这个狭义的“典范”也是“学科的型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

   在这篇文章中,余英时认为:红学研究史上出现过两个占主导地位而又互相竞争的“典范”,第一个“典范”可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其中心理论是以《红楼梦》为清初政治小说,旨在宣扬民族主义,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第二个“典范”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此说起源甚早,直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问世,才成为一种新的“典范”。

   对于科学哲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孔恩所说的“科学革命”是指“自然科学的革命”,他并未提到“人文学”是否适用此一概念。“红学研究”中,不管是“索隐派”也好,或是“考证派”也罢,其实都是中国传统考据学的余绪,跟孔恩所说的“科学革命”并不相干。

   余英时在提出他的“红学革命”说时,不用他最崇拜的柯灵乌历史哲学,反而非常勉强地采用孔恩的“科学革命论”,很可能是因为他注意到孔恩有关“常态科学”的主张:

   孔恩的研究充分显示一切“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都是在一定的“典范”指引之下发展的。科学家学习他的本门学科的过程,通常并不是从研究抽象的理论和规则入手。相反地,他总是以当时最高的具体科学成就为楷模而逐渐学习得来的。这种具体的科学成就在今天是以教科书的方式出现的:在以往则见之于科学史上所谓经典的作品,如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Aristotle′s Physica)、牛顿的原理(Newton′s Principia)等等。

   科学史上树立的“典范”的巨人一般地说必须具备两种特征:第一、他不但在具体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并且在这种成就还起着示范的作用,使同行的人都得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第二、他在本门学术中的成就虽大,但并没有解决其中的一切问题。恰恰相反,他一方面开启了无穷的法门;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无数的新问题,让后来的人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即所谓“扫荡工作”mop-up work),因而形成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传统。

   在《历史与思想》一书的“自序”中,余英时很清楚地表明,他最大的心愿是“明天人之际,道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科学史上树立“典范”的巨人。他十分明了:不管“红学革命”在学术上有多重要,他再努力搞“红学研究”,都不可能成为树立“典范”的巨人,他必须另辟蹊径。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要如何找出自己的“道”?

   二、“现代化理论”的典范

   依照孔恩的理论,科学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是指在某一科学研究的领域内,探索目标大致相同的科学工作者。在常态科学阶段,科学社群通常会信仰同一个典范,接受同样的教育,拥有共同的语言,运用同样的方法,探索共同的目标。科学社群是连接个别科学家与整个社会结构的桥梁。科学家个别的发现,必须经过科学社群才能与其他社会团体产生互动。这也是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学者要加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必须从研究其典范入手。他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可以这套共有的典范为基础,信守同样的研究规则及标准程序。这种信守的态度以及因而产生的共识,是常态科学发生与延续的先决条件。任何科学研究的领域,都必须产生研究典范,才能从事进一步的研究,这个研究领域才有可能趋于成熟。

   在哈佛思索他个人去留问题的时候,余英时必然已经注意到:哈佛大学的科学社群正在努力建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的研究典范。他们用二分法,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类,美国是全世界“现代化”的领头羊,全世界文化变迁的大方向就是“现代化”,由他们的文化传统,朝美国的方向转变。

   当时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英克勒斯(Alex Inkeles,1920-2012)可以说是为“现代化理论”树立“典范”的巨人。他还设计出一种“个人现代性量表”(individual modernity scale),广为非西方国家所采用,我在台湾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念书时,在杨国枢教授指导下所完成的硕士论文《个人现代性程度与社会取向强弱》,都采用了他所创立的研究“典范”。

   英克勒斯精通俄文,二次大战期间,他曾经为美国情报单位工作,任务就是解读苏联出版品及广播中的重要讯息。在冷战时期,英克勒斯本人的研究主题却是苏联的社会变迁。他本人的著作也大多与此有关。建构“现代化理论”,并不完全是出自学术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配合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政策。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的背景也类似于此。费正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41年,他被美国情报协调局征召,担任情报研究及分析工作;1942至1943年间,他以战略情报局官员的身份,兼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并于1955年成立主持“东亚问题研究中心”。

   依照孔恩的理论,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家的主要活动是在一套固定的科学标准下,将心力集中在特定的范围,精炼典范,加速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中的解谜活动,其答案经常是在预期之中的;解答常态问题,通常只是用一种新的方法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样的工作必须超越各种观念上的、研究方法上的或研究工具上的障碍。在内容上和在时间上,常态科学都占据了科学活动很大的部分。这时候,科学家的主要研究动机在于他相信:只要我够高明,就必定有解答。

   在1970年代,余英时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哈佛并“打入美国学术界主流”,于是回到柯灵乌的历史哲学,集中全力,用他“先验的想像”,建构出他的核心理论“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这时候,有没有人觉察到他这种“历史的建构”方式有问题呢?有的。这个人就是和他有“亦师亦友”关系的龚忠武。

   三、“哈佛帮”的危机与中国学

   龚忠武《在哈佛的激情岁月》一文指出:

   1968年接连不断的越战灾难使许多美国大学生深深感到,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过去他们深信不疑的美国基本价值、教育体制和运作机制、政学关系、建立在言论自由价值上的大众传媒,现在都面临信任危机,都需要彻底重新审视。一时之间,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突然变得一无是处,都出了问题!

   他们的基本理念是美国介入越南的战争,是一场违反正义的侵略战争,根本不值得美国人民支持,不值得美国人花钱,让美国青年去送命!他们基于学者的良心,一定要坚决反战。他们从理论上分析:导致美国陷入越战泥沼的原因,是美国狭隘的国家利益,是美苏两极僵硬的反共反华冷战思维,是敌视共产中国和在东南亚围堵中国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费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国学,就是围堵中国理论的主要构成部分!

   从孔恩的理论来看,这时候“哈佛帮”建立的理论已经面临了“危机”。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哈佛帮”的理论是代表主流价值的“常态科学”,反战学生的观点,则是必须被设法“摆平”的“异例”。更清楚地说,由于常态科学是由某种典范所宰制,典范总是受到绝对的信赖。但它与实践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异例”。“常态科学”的主要工作,便是经过恰当的调整,来解决这些反常的异例,以使典范不受损害。

   当时龚忠武的反战同学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学报(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哈佛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上,和费正清及他的助手沃格尔(Ezra F. Vogel)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

   1968年10月间,辩论的焦点,是质问费正清所主持的东亚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培训在当时反战学生深恶痛绝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他们认为,这根本违反了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性,是可忍,孰不可忍?费正清被迫回应说,双方的合作是互利的,中心可以从“国防部”得到经费支持,并且可以从中央情报局获得机密资料!费的回答彻底暴露了美国“中国学”的真实面貌!原来所谓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只是幌子,“中国学”骨子里只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是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如此而已!

   龚忠武说,当他知道这些事实,他的思想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严重到失掉了论文的立场、大方向和前景,不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来引导论文的论证。“这时我感到的是迷惘、失落、焦虑,陷于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同我初到哈佛时的那种意气风发和乐观自信,适成鲜明的对比。我的哈佛之梦,开始幻灭了!”

   孔恩说得很清楚,常态科学时期的所谓“检验”,并不是对理论本身进行检验。更确切地说,此种“检验”,受检验的是个别的科学家,而不是现行的理论。常态科学的目标在于解决谜题,而谜题之所以被认为是谜题,是科学家们接受了典范的缘故。所以解不开谜的罪过是由科学家来承担,而不在于理论。龚忠武在这样的冲击之下,陷入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不知道论文究竟要写什么怎么写”,表示他已经没办法在“哈佛帮”的“典范”之下,从事“解决谜题”的活动,必须自行承担“解不开谜题的罪过”!

   在那个年代,余英时选择的道路正好跟龚忠武相反。孔恩的理论“常态科学”让他了解:科学家的认识过程,基本上就是他在其所属之科学社群中的认识过程。科学社群中的学者,具有共同的训练与经验;他们是工作者,也是评价者;同时也是同行专业成就的裁决者。科学社群的成员必须通过典范的作用,才能看到同一个“世界”,并找到同一种问题解决方式。由于典范具有统一科学社群的定向作用,在常规科学阶段,它能保证整个科学社群都遵从同一个典范的指导。因此,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对于问题的解答,是向科学社群里的同侪提出的,而不是向社会中任意的一群人提出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余英时在1970-1976年间,以《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为中心,建构出他的整套理论,这套理论巩固了“哈佛帮”的“典范”,也使他自己成为“哈佛帮”的一个重要成员。尽管1979年胡秋原已经以两万字的长文指出其论述的严重破绽,但在“哈佛帮”的权威笼罩下,对余院士“史学泰斗”、“思想史大师”的地位,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四、美国的金融寡头帝国

   龚忠武以他和余英时“亦师亦友”的深厚关系,揭露出“哈佛帮”如何塑造学术“典范”的真相。余院士号称“史学泰斗”,我们不妨再从美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说明:在美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下,“哈佛帮”塑造学术“典范”的重要意义。

   从十九世纪开始,欧洲各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便一直掌握在跨国利益集团的金融巨子手里。英国、法国与德国的中央银行,都是由少数大型私人银行出资组建,因而获得发行法币特许权成为私营再拆借机构,而不是由政府主控或拥有,譬如: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与前身为普鲁士中央银行的德意志帝国银行,都是如此,没有例外。

   1913年,美国成立“联邦储备理事会”(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由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及12家主要城市的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所组成,成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决定日常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率、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等,并由“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实际管理各种政策工具。

   联会成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欧洲金融寡头们一方面为了躲避战时的风险,一方面也是认为机不可失,开始将他们经营的重点转移到新兴的美国,逐步控制美国国家的金融政策。目的是创造一个类似欧洲从前的贵族阶级,长期维系他们新贵族群的利益,并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帝国。

   金融寡头们投资的另一个重点是军火工业。二战之前,美国并没有庞大的军备工业。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制造农业机具的工厂可以说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改造武器。韩战之后,美国开始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永久性军备工业,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十分瞭解发展军备工业潜藏的危机,可是,它的继任者都很少有这样的危机意识。

   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发展出一个独特的“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y-congress complex )。美国军火工业的五大公司全部是民营的,他们资助了一群替他们游说的国会议员,这些国会议员最重要的任务,说是通过国防预算并发动对外战争,以保障军火商的最大利益。

   根据美国人自己的统计,美国从立国两百多年来,参与战争和对外军事行动,多达240次;而且年平均次数越来越频繁。从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到1990年,美国对外战争或大规模军事干预共125次,平均每年2.8次;从“新自由主义”开始风行的1990年到2003年,美国进行40多次海外战争或军事干预,平均每年4次。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几乎是年年都在打仗,有一段时间,还同时打两场以上的战争。

   今天美国拥有140万职业军人,在外国领土上拥有1200个军事基地,海外驻军多达31.5万。美国垄断了世界军火市场,武器贸易占全球军火贸易总额的78%。

   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卸任后的主要出路之一,是加盟20家国防承包商。时至今日,美国五大国防承包商,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格鲁曼和通用动力的负责人,每年平均赚得2000多万美元。洛克希德·马丁一家公司获得的美国军事合同总值超过英国、德国或者日本的全年国防预算。

   美国传统独立的行政、立法、司法及媒体已经大多被金融力量所控制,今天美国许多民众普遍认为不合理的政策都不能改革美国的联邦赤字,国债危机,迫使联储会必须靠无休无止的滥发美元来维持经济的运转。

   美国从小布什总统任内,国家债务便年年快速上升(见下图)。以2019年的联邦预算为例来说,总预算是4.407兆(万亿),总收入是3.42兆, 赤字是1兆。扣除社安、医保、国债利息等强制性支出,可支配的支出仅有1.2兆,其中有关军事方面的预算是8930亿,包括国防部基本预算5760亿、海外军费1740亿,及其他部会内的军事有关预算。

  

   美国今天的联邦债务约22.6兆,是GDP(21.3兆)的1.06倍。美国的实际债务包括聫邦政府承诺的义务开支、医疗保险、社会安全福利、聫邦退休金等等,估计在100兆到211兆之间。美国政府既无力,更无心偿还这些债务。

   金融寡头集团藉着控制美元发行权和分配制度,腐化了原来充满理想的美国,将一个依靠个人努力、勤奋奋斗、创造财富的国家,变成一个贪婪、享受、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期投资发展、 制度性腐败的国家。当前金融寡头集团的主要任务是:1.取得控制金融和货币发行的权力。2.借助金融力量控制美国政界的两党精英。3.透过金钱控制或影响学者、智库和媒体,建立理论基础,主导思想领域的软实力。4. 透过对军队-国防工业的控制,必要时以武力摧毁一切可能的敌对势力。

   五、余英时的“双标”和学术问题

   本文所谓的“哈佛帮”,其实就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之下,为美国政策服务的一个机构,其目的是在执行上述四大任务中的第三项。为了要达成这项任务,哈佛大学又跟其他机构之间,建立了盘根错节的紧密关系,并对非西方国家造成深远的影响。余英时的“入帮”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声望和利益,而且可能影响他自己的著书立说,这里先谈前者。

   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台湾必须倚靠美国的支撑,才能维持住其国际地位和内部局势。2019年前后,我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连续出版三本书,分析台湾的历史处境:《中西文明的夹缝》(2019a)、《潜龙与秃鹰的文明对抗》(2019b)与《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2019c)。第三本书指出:甲午战后日本对台湾殖民五十年的经验,以及二次大战后东、西二元对立的冷战格局,台湾社会普遍存有“崇美媚日”的情结,这种“唯美是尚”的“自我殖民”心态,尤其以知识界最为严重。

   许多人一听到“哈佛大学”或其他美国名校的教授,都会“肃然起敬”,不自觉地丧失思辨能力,毫不犹疑地接受他们的论点。《余英时的论敌》一文提到,胡秋原(1966)曾经批评殷海光,说他“到美国数月,到了哈佛,又由费正清那里听到什么传统、冲击、中国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学成归国后,便有恃无恐,在“费正清之类人物感召之下”,“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便有了殷海光的变态思想及其活动”。这项批评充分反映出台湾学术界“唯美是尚”的心态。

   余英时的英文著作不多,他的著作大多是以中文写成。其写作特色是旁征博引,行文流畅,不加细究的话,看起来确实学问十分渊博。他一生“坚决反共”,又有“哈佛大学教授”的金字招牌,这许多优势使他在台、美两地声望鹊起,十分“吃得开”。他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门生故旧大多位居要津,众星拱月的结果,不仅让他获得号称“人文诺贝尔”的“克鲁格奖”(Kluge);而且为他赢得“唐奖”的巨额奖金。

   2021年八月一日余院士辞世之后,曾经替他出版过十五本著作的联经出版公司,又邀集史学界、知识界、出版界人士,为他出版了四本纪念及访谈文集。由此可见,余英时人脉之广,影响之深。可是,同样在这半年之内,张友骅出版《余英时宁为黑名单,不干间谍卧底》,叙说他跟国民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卢建荣也出版了《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五十年》和《双标余英时:浮华教主与徒众》,批评他为人处世的双重标准,是台湾最大的“学阀”。

   张友骅是台湾著名的媒体名嘴,卢建荣是美国西雅图大学历史学博士,曾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过。他们书中所谈余氏跟国民政府与美国情治机构“台面下”的关系,并非我所关心,我也没有能力予以深究。然而,对于余英时的“双标”和学术问题,却不能轻轻放过。

   在《辛丑元年祭》一文中,龚忠武(2019)提到:早年他到哈佛求学,认识余英时,两人经常讨论《中庸》上的核心概念:“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余英时担任他博士资格考的口试委员,并曾经以此相诘。显然余氏十分重视何谓儒家的“君子”。我们不能不严肃思考的是:不论从“尊德性”或“道问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双标”的学者,算得上是一个“君子”吗?

   余氏号称“史学泰斗”,他辞世后,大陆学术界一些人称赞他是“中国学术第一人”。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余氏著作对于中国学术影响深远,我们不能不深究的是:在“哈佛帮”的政经体制之下,他跟他的帮派到底想要建立什么样的学术“典范”?

   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一篇学术论文一旦出版,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学术是可为“公评”之事,任何人都可能从不同的立场予以评论。尤其是像余英时这样的“史学泰斗”,我们更应当用最严厉的尺度,仔细予以检验。因此,在后续的一系列论文里,我将先批判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然后以我自身的体验,进一步批判哈佛大学英克勒斯的“现代性”研究。

  
   参考资料:

   (1)胡秋原(1966):《为学术诈欺告各有关方面》,《中华杂志》5月号13–23页

   (2)余英时(1974):《近代红学的研究与红学革命》,《历史与思想》。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3)黄光国(2019a):《中西文明的夹缝》。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4)黄光国(2019b):《潜龙与秃鹰的文明对抗》。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5)黄光国(2019c):《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6)龚忠武(2008):《哈佛的激情岁月》。《人文与社会网》,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66

   (7)龚忠武 (2021):《辛丑元年祭》。《海峡评论》,369-370期,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12599.html 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12635.html。

   (8)Thomas S. Kuhn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张友骅(2021):《余英时宁为黑名单,不干间谍卧底》。台北市:暖暖书屋文化事业公司。

   (10)卢建荣(2021):《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五十年》。台北市:暖暖书屋文化事业公司。

   (11)卢建荣(2021):《双标余英时:浮华教主与徒众》。台北市:暖暖书屋文化事业公司。

深柳堂读书记︱谈赵万里批校本《曲录》

以中国古代传统的眼光看来,小说戏曲都是俗文学,闲来解闷而已,登不得大雅之堂。也许有些作品流传广泛,也能雅俗共赏,上到庙堂之高、下至贩夫走卒都爱看,但却并没有文人学者系统地加以研究。就连作者本人也往往匿名,比如著名的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一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这种情况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了改变,一批受到新的学术风潮影响的学者文人,开始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俗文学”。
以戏曲之学为例,王国维可算是开山的大师。二十世纪初,从1908年到1912年这短短四五年间,王国维就写作了八种关于中国古代戏曲的专著,按时间排列分别为《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角色考》和《宋元戏曲考》。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王国维不无自负地写道:“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此书出版后,也的确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并影响了日本学者的研究。如青木正儿就非常佩服王国维的著作,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就是续王国维之志,以研究明清戏曲为主而写成的。
《宋元戏曲考》固然重要,王国维的第一部戏曲专著《曲录》,也同样不能忽视。此书是王国维整个戏曲研究的奠基之作,对古代曲目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整体梳理,共辑入曲目三千余种,这是极具开创性的成绩。此书最早的版本是晨风阁丛书本,分六卷,分别是“宋金杂剧院本部”,“杂剧部”上下,“传奇部”上下,“杂剧传奇总集部小令套数部曲谱部曲目部”。王国维的入室弟子、著名学者赵万里评价此书“纲举目张,有条不紊,足为后学准绳”“大辂椎轮,创始不易,其精神固甚可佩也”。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国维当时所能看到的资料是有限的,《曲录》因此也有比较明显的缺点。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赵万里说:“然时至今日,山林岩谷之藏,日出不穷,可据以补苴此书者,不胜枚举。”他后来回忆:“二十年夏,我和郑西谛先生从上海赴宁波,作四明访书之游。那时马隅卿先生正在原籍养疴。我们三人志同道合,想用整个力量将《曲录》重新加以修正……这一次在宁波,无意中发现了钟嗣成的原本《录鬼簿》和贾仲明的《续录鬼簿》,这都是从来不见著录的,于元明戏曲史的研究关系至大。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使我们愈觉得《曲录》有从速改编的必要了。”(稿本《今乐考证》跋)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三人修正、改编《曲录》的计划未能实现。但赵万里并未放弃这个想法,一直在做着重修《曲录》的工作。《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中就有152、176、189、193页等多处记载。如193页记1938年中,“先生继续从事重修《曲录》工作”“元代部分已编就,系用校注体裁,正讹误,校异同,考真伪,写成清稿二百余页,现正从事明代部分”。赵万里来做这个工作是非常合适的。首先,他是王国维和另一位曲学大师吴梅的入室弟子,对词曲之学乃是行家里手;其次,他是当时第一流的版本学家,由于工作关系,经眼的善本书籍极多,非他人可比。这一工作最终没有完成,赵万里所重修的这部分稿件,也未见整理出版,这不能不说是戏曲学术研究的巨大损失。
幸运的是,我曾因朋友之介,买到一部赵万里旧藏并通篇批校的晨风阁丛书本《曲录》,应该就是他当年所用的工作底本。粗略数了一下,全书共有批语五百余条,保留了很多赵万里的研究成果。有此一书,虽然我们看不到重修《曲录》的定本,也可以窥见其大概的模样了。现就此本略作介绍,希望对相关学术研究有所裨益。《曲录》有“赵万里”白文方印
《曲录》有“赵万里”白文方印

《曲录》六卷附《戏曲考原》一卷,线装三册全,白纸印,有“赵万里”白文方印。《曲录》有赵万里朱墨通批,可能因重修工作最终未完成,此书也没有最终落款和时间,但从其中几条批语可以大致推断出赵先生批校此书的时间。第六卷第五页有墨笔眉批曰“通德堂游戏翰墨二十卷续一卷,孔广林撰。此书昨日见于厂肆翰文斋,云是孔氏手稿,中有传奇有套数,板眼已点定,匆匆未钞其细目。乙丑祀灶日记”。此时为1926年初,距赵万里拜师王国维不到半年,他正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助教(即王国维学术助手),当时赵万里未必已经有重修《曲录》的想法,应该还是以学习为主,在自用书上批注。卷三第十三页眉批曰:“《醉新丰》一本,《杂剧三编》题作茅孝若撰。”此条批语应是赵万里根据《杂剧三编》相关内容所写的。恰好在郑振铎的《西谛书跋》第520页有此书的记载:“四年前的一天,我在北平图书馆,赵斐云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中国书店又寄来《新编》的零种数册,已经买下了’。那几册里有茅孝若的四剧和陆晚庵的《西台记》……”此文无明确写作时间,但从前文中的“总在十二三年以前了”所谈到的董康正在刻《盛明杂剧二集》来看,当作于1938年左右。那么四年前的1934年,也就是这条有关茅孝若眉批的时间上限。其他各条尚未全部细检,但此本至少经过了十年以上不断的批注,则是可以肯定的了。第六卷第五页的墨笔眉批
第六卷第五页的墨笔眉批

赵万里又有《静庵先生遗著选跋》一文,其中有关《曲录》的部分,亦多能在此批校本中找到对应的批语。如跋文指出:“《环翠堂乐府》乃汪廷讷所撰传奇之总称,而套数小令部又收之,盖误以为散曲集矣。”此批校本卷六第五页《环翠堂乐府》条朱笔批曰“此是无如传奇总名”。文章又言:“《犊鼻裈》乃李栋作,录中失载其名氏,今据《宜兴志》《夷门广牍》,及李栋所著诗集始得知之。又如《中山狼杂剧》一折,乃王九思作,而误以为康海作,不知康作实四折也。”此本卷五第二十八页《犊鼻裈》条朱笔批曰“栋字吉四,见《剧说》四”,此批当是初稿,后又据上述几书增补后成文。批校本卷三第五页《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条朱笔批曰:“此一折者系王九思作,《盛明杂剧》本所收者四折,是对山作。”又指出:“王澹翁撰《樱桃园杂剧》,澹翁名澹,著有《墙东集》,以字为名亦误。”此本卷三第十二页《樱桃园》条墨批曰:“澹字澹翁,会稽人。”又如指出:“吴伟业之《秣陵春》嵇永仁之《扬州梦》,皆传奇而误入杂剧类。”在此本卷三的对应条目下,都有朱批曰:“此是传奇,误。”又言:“汪廷讷有《高士》《长生》《天书》《狮吼》《投桃》《二阁》《同升》《三祝》《种玉》等记,而不数《彩舟》。”此本卷四第十三页相应条目以朱笔增补“彩舟记一本”,并有墨批曰:“周晖《续金陵琐事》卷下云‘陈所闻工乐府,《濠上斋乐府》外尚有八种传奇,《狮吼》《长生》《青梅》《威风》《同升》《飞鱼》《彩舟》《种玉》。今书坊汪廷讷皆刻为己作,余怜陈之苦心,特为拈出’。”此批语因不合“《曲录》跋”之整体文意,故先生跋文中未述及之,特抄录于此供参考。《曲录》有赵万里朱墨通批
《曲录》有赵万里朱墨通批

通观此本之批语,赵万里除对“《曲录》跋”一文中所提到的四个方面(一曰重出,二曰失考,三曰失收,四曰误载)有所补正外,还大量增补了一书不同版本的记载。如卷三第七页《四声猿》条,王国维只提到盛明杂剧本和古名家杂剧本,赵万里又增补了顾徵本、沈氏绍兴本、刘世珩新刻本和山阴李告辰本四种不同版本,充分发挥了他在古籍善本方面极为渊博的知识。且与他人补正《曲录》多用戏曲文献如不同的是,赵万里除广泛运用戏曲文献如《录鬼簿》《剧说》《曲律》《乐府考略》等书以外,还征引了许多其他文献,如此前提到的《续金陵琐事》,以及《快雪堂集》《万历野获编》《烟霞万古楼诗选》等著作,体现了极为广泛的学术视野。如卷四第十页陆采所作五种,墨批就大段引用了《快雪堂集》的“陆子玄诗集序”。墨批大段引用《快雪堂集》的“陆子玄诗集序”
墨批大段引用《快雪堂集》的“陆子玄诗集序”

总之,这部赵万里通篇批校的《曲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是王赵师徒二人学术传承的珍贵文献。赵万里十几年心力所聚的《曲录补正》未能完成,赖有此本尚存天壤之间,真学术之幸事也。

读库六周年文字记录

柴静:往这儿一站还真觉得今天是个大日子,毕竟六年了。当年刚认识六哥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饭局召集人,没人没钱也没枪,就说自己要办《读库》,六年之后要如何如何。当时心中很狐疑,但是看六哥那张德高望重的脸,觉得他不会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吧。六年之后,棋局已经走到了今天,我们来请主角说一说。
张立宪:这个时代有些常用词,如果你不知道它的背景,就会摸不着头脑。“下一盘很大的棋”是个用得很多的词,用多了之后,就会有讽刺的意味在里面,我也不认为我们这盘棋真的很大。一年一度的读者现场会也搞了好几年,固定的男主角和固定的女配角,今天柴姑娘也是克服了一些困难才从出差第一线赶回来。这个场地很好,就是座位太少,委屈很多人站着了。另外,待会儿如果有一些年龄很大的嘉宾来,需要前面的这些年轻人让出座位来。
柴静:我今天一见六哥就问他:见面会我们已经做到第四年,为什么今年要改成商业性演出,卖门票入场?
张立宪:有两个考虑,第一是现场往往不好控制人数。上次老课本的分享活动,现场座位大概有一百个,我们怕有人报名后不来,就留出一百二十个报名的指标,都预订满了,结果现场到的只有七十个人。只要跟钱没关系,大家总会表现得很随便。很多朋友想先占个坑,之后确实又有各种原因不来了。所以这次我们想收取一些费用。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准备了一个礼包,一直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通过这种方式把礼物送给大家。大家看看礼包里的《多雷插图:堂吉诃德》——怎么觉得我们像做传销的呢?这本书确实好。另外一本书《难忘的书与插图》,作者是汪家明老师,他能写这本书是因为褚钰泉先生,褚先生是另一本MOOK《悦读》的主编。汪家明老师一直对插图书——现在已经很少见的图书形态非常迷恋,所以他就应褚先生的邀请开设了专栏,写这种书或者插图。汪家明老师又想把它们结集出版,变成同类人共同参与的事情,把我也拉进来,让读库小团队对这本书里的图片做一些处理,然后让我们的设计大师宁成春老师来设计。就算是几个不合时宜的人合伙做的一个小玩意儿。这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今年是他们的社庆三十周年,又请宁先生设计了外面的豪华包装,有四十张活页的插图,粘在卡纸上,大家可以装在木框里直接挂在墙上。他们只印了五百套,我觉得实在太少了,征得他们的同意,多做了一些和我们的读者分享。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还有几张明信片。第一张是姬炤华为我们读库六周年专门画的一幅画。第二张是《多雷插图:堂吉诃德》里的插图,我特别喜欢这幅画。这是堂吉诃德给他的情人杜尔西内娅写信时的神色,特别贴切。很多陷入恋爱中的男人都是这副傻得不知所措的样子,信后的署名是“永远爱你的、哭丧着脸的骑士”。第三张,这张照片非常有名,是1940年10月22日德军轰炸伦敦的时候,位于肯辛郡的“荷兰屋图书馆”已经被炸成了废墟,但是还有几个西装革履的人伫立在书架前继续看书,我们找图片公司买了授权,印出这张明信片。新年到了,给你的朋友寄几张,拿起你那很久不用的笔,写几个很久不写的字,寄给你的朋友。
好了,我们的传销到此为止。
柴静:从这张照片说起,这张照片的质素已经不太好了,要花很多的钱买版权回来印成明信片。我看的时候很触动,在废墟当中,大家在战火里找一本书。我看《读库》这六年当中,也一直在寻找,从第一年到现在,变化也还是很多的。
张立宪:我们不管《读库》的发行量有多大,或其他外在的方面有什么变化。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房子,还没有办公室。我觉得这种变化对我来说有两点。第一点是不可逆的,今年的《读库》,不管是有人夸也好,有人批评也好,和三年前的《读库》、五年前的《读库》相比,不可能把时间逆转过来。这种不可逆本身就意味着我们的进步。
第二种进步是,我经常会听到有读者说,最近的这本《读库》是他看过的最好的一期。这种“最好”说明我们还在不断地爬坡。当然也有人说这期是他看过的最不好看的一期,这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是一个不记仇的天蝎座。
柴静:有一次我问六哥说,编辑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写了《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之后就封笔了,做一个幕后的无名编辑。我问他编辑的乐趣在哪儿,他说他今天带来了一本小册子来说明一下。
张立宪:这本册子是本宣纸版线装书,这种宣纸据说现在已经没有了,七十年代后宣纸的生产工艺就改变了。册子印于1963年,定价一元,《毛主席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我两周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串门,因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要出插图版了。我的书的责编是杜丽老师,我们都是对这种书有独特情感的人。这本小册子是人文社最近一次调整办公室,扔在楼道里没有人要的东西,杜丽老师捡回来,觉得很有意思,就送给了我。
这本册子应该算是编辑的工作本,我估计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想重印这本书的时候,编辑要把上一版需要调整的一些东西标出来,做一些修订。杜丽老师后来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工作本是哪个编辑做的。一本号称“毛主席诗词”的书,应该是不允许出错、很庄重的,但一个编辑却能在里面找出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几乎每一页都有,有删有改。如果需要加的文字太多,他就粘张纸条,把需要加的文字写在上面,每一页都有记号。我想这本小册子就能说明编辑是干什么的了。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亚马逊的一个高管,继他们的董事长说过之后又说,图书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两个环节——作者和读者,其他的都不重要。
柴静:这话刺痛你了吗?
张立宪:当然刺痛我了。他在销售行业,必然要为那个行业说话,我觉得他纯属胡扯,我们编者怎么就不重要呢?他说出版社早晚要倒闭,他认为只需要由亚马逊把作者和读者联系在一起就够了。我觉得这也是瞎扯。我是做编辑的,我不赞同他这种说法。一个卖煎饼果子的也不会允许他这么说,没有我们的煎饼果子,你们怎么能写出东西来呢?
柴静:当当和京东也是这种状况,他们自己也在做出版。
张立宪:我们先得理解什么叫出版社。出版社不是一个单靠卖书号,倒卖一点东西来挣钱的机构。在座有很多出版界的同行,我们都不认可这种说法。出版社是什么呢?它是集合了一批做编辑的人,对作者的作品做出精当的整理和加工,然后再经过设计人员做出合适的设计,再做推广和销售,进而送到读者面前的一个机构。这几个环节,我不认为是可以省略的,或者说可以跨越的。像亚马逊所说的,可以不要出版社了,只不过是把出版社的功能转移到亚马逊内部。我的好朋友王曦老师在当当作主编,他们要做很多当当版图书,就是觉得他们的销售已经够了,只是需要编辑一下,这也是把出版社的功能转移到当当内部了。
每个人都可以把饭做出来,但饭馆依然存在,专业厨师依然有存在的必要。你当然可以去商场买个推子,自己给自己剪头发,可为什么还要去理发馆呢?什么都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但只有我们可怜的出版行业,被人觉得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出版社和编辑做得不够好,才让他们以为我们不重要,我们可有可无。但是从道理上来说,不应该是这样的。我看到李开复老师说他最新的一本书不经过出版社,直接在亚马逊上开始卖了。我看过李开复老师的上一本书,和微博有关,基本上就是李开复老师把他的微博收集在一起,连下面的留言“顶”、“赞”也都保留了。这样的书确实不需要编辑,但是我也不认为他出的那能叫书。抛开李开复老师这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我觉得其他人也不会这么认为。大家看,连毛主席的书都存在编辑的必要呢。
苗炜老师最近在微博上说,翻开一本中文版的书一看,觉得纸质书真应该死去。翻开英文版,觉得纸质书还是留着好。我觉得还是书本身做得好坏,决定了读者对编辑的态度。就《读库》而言,希望读者和作者能感觉到我们编辑的存在是有道理的。
柴静:《读库》六年当然是一个证明。外界的舆论好像有种看法,觉得老六是凭一己之力,像堂吉诃德一样把着这六年,《读库》没有你,就不知道怎样了,你有这种悲愤感吗?
张立宪:悲愤感?我不是一个人,所以也没有悲愤感。如果真这样的话,朋友跟我在一起会有压力,就不会搭理我了。我像个交际花、吉祥物一样,让朋友们愿意见到我。我是一个搭桥的人,把桥搭起来,方便大家沟通。事实上,参与到《读库》团队里的各个人,不管是专职的也好,兼职的也好,都几乎是最合适最棒的。这也是我们还能活到现在的理由,当然还靠我们的读者。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多时候身份往往是模糊的、混合的,比如他可能是读者,但他对书的见识甚至超过编者。我们很多作者就来自读者中,或者来自读者的推荐和举报。他们看到他的亲属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就跟他说你应该投给《读库》。或者看到一篇好文章,就举报给我,让我赶快去联系这位作者。我看到有人用计算机的术语叫“云计算”来概括《读库》这种操作模式,应该是很合适的。
柴静:我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国内一个很有名的时尚杂志主编想和六哥合作,成立一个年度写作基金,让六哥当评委。说起稿子,六哥说《读库》的大量来稿都是作者自己的来稿,那个主编很奇怪,说我们也可以出很高的稿酬,为什么他们不给我们寄稿子呢?你说他们最多只用三五千字,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张立宪:哦,我忘了,我每天吐露出来的格言太多了。
柴静:那你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人家凭什么给你稿子?
张立宪:他可能觉得我这个编辑就像保姆一样,把他的孩子寄托在我这里,他可以很放心,我把他这个孩子教育一番、打扮一番,他觉得合适,甚至让他有惊喜。归根一句话,一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一种专业范儿的处理方式。
柴静:当时决定办《读库》的时候,你身边朋友们都很迷惘,觉得厚积薄发的前两年没问题,后面稿子的来源和质量能不能保证,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张立宪:我觉得我是心里有底了才开始做这件事。不是我们攒了多少好稿子,攒一百篇稿子也就够三年五年的。当一件事情做起来的时候,它会给你的格局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做《读库》之前的两年,我做另外一份工作,那时候整天也很纠结拧巴。我觉得应该让自己生活得很快乐,就给自己列了一张不快乐的Top10,想着一个一个来解决,应该就能快乐起来了。我发现不快乐的第一位是我的工作,每天早上要去上班,我的心就在呻吟,视若畏途。我就付出很大的努力,炒掉我的铁饭碗,不再去工作了。
当你在做这件事,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相应地就发生变化了。我当时在做《读库》的时候,一开始有一定的积累,让我们一两期或者一两年支撑下来,但是真正让我心里有底的感觉是,你真正做一件事之后,这个格局会发生变化。现在很多读者会向我们举报线索,这就实现了我们很好的选题储备和来源。这种线索是靠我个人的视野、跟朋友间的吃饭聊天完不成的,那样的同质化也会伤害《读库》和读者。所以现在总会有一些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出现在《读库》上。
柴静:比如说?
张立宪:每一期都有这样的“比如说”。反过来说,这又让我们传统的编辑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牟森老师今天来了吧?我四年前约他写一篇稿子,他答应我半年交稿。我筹划每一期《读库》选题的时候,都把他的稿子列为必选项,但是到现在这个稿子还没有出来。他没有写出来怎么办?《读库》难道就成无米之炊了吗?我们有其他的稿子补充过来抵挡这个空缺。到现在五年了,牟森老师的选题还在做,他大概最近会交稿。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一拍大腿会说,幸亏当年没有交稿。因为他的格局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让我们对牟森老师手头稿子的迫切性没有那么强了,也不会那么催他了。他自己没有时间压力之后,对被访者和整个选题的操作,包括写作方式都会发生变化。现在来看,幸亏拖了这么长时间,幸亏当时没有写完,如果写完了,现在看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
柴静:《读库》刚开始的时候,你说过“时间没有下限,成本没有上限”。
张立宪: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核算各种成本,用什么钱的纸,找什么样的印厂,付多少版税。在各种成本核算里,往往忽视了最大的一个成本,就是时间成本。属于你的时间更是不可逆转的,属于你的2011年11月5日下午,永远只有这么一个下午,过去了就不会再有。我们大概在两年前接到一个订单,一家银行要做建行几十周年的纪念画册,给我们的钱足够我们卖好多年《读库》的,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扭转屁股去做老课本。在做老课本的时候,有一个旅游名胜区要做画册,找到我们,给的钱也很多很多。我们也拒绝了,撅起屁股来继续做老课本。现在看,还得一拍大腿:幸亏当时没有做那些事情。那两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如果当时让那些有钱人对我指手划脚,让我去编画册,现在回想起来,肯定会后悔我妈妈把我生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对于在座的各位也是这样,属于大家今天的时间也只有这半天,你利用它来读什么、看什么、做什么,这远远超过你为它消耗的金钱和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年轻时候可能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去年最冷的一天,我拎着我们新做出来的东西,给首长送年货,就是柴静,还有一位首长是李伦老师,就是柴姑娘现在的《看见》栏目的制片人。我们在一个饭馆里吃饭时,我出去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很长很长时间。打电话的是张志新的姐姐张志勤老师。《读库0600》里用过一套油画,跟张志新有关,之后我就和张志勤老师联系上了。她和她老伴开车到我家拉走了一批书,执意给我留下了一笔书款,书款很多,我就每年给她寄《读库》。去年她给我打电话说,不要给她寄《读库》了,她得了老年健忘症,已经把房子处理掉,跟老伴住在养老院,阅读对她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再给她寄《读库》也没有意义了。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接受张志勤老师的这个要求。三天之后,我又收到了一笔汇款,张志勤老师把这些年的书款又补给我了。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和《读库》的联系从此就没了。
她说,你别再给我寄《读库》了,阅读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最后她还叮嘱我一句,如果有我妹妹的文章或者消息的话,你还要告诉我。我后来特意咨询过医生,这种健忘症是先忘掉最近的事,然后往前推,最后丧失的是生命中最根本的最基础的东西。对于张志勤老师来说,她的妹妹张志新应该是她最后忘不了的。
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跟张志新有关,文章的作者质疑张志新。他说至少在他看来,“文革”没有那么坏。他说“文革”是中国最民主、工农阶级拥有权利最多的时代。他以他的亲身经历说,他当年也曾经批评过毛主席和当年的政客,但是他一点儿事没有。所以他说张志新被枪毙、被处决,绝对不是因为批评毛泽东、批评体制、批评江青,而是作风有问题或者是别的事情。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也不能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张志勤老师,就当这篇文章不存在吧。
当你处在这些事件当中,你会觉得生活远远超过一切的影视剧。时间是宝贵的,时间成本是最重要的,也许是我们上了岁数,特别在乎这些东西。有时候一个人太计较了不好,变成效率专家不好,计算每一个事带来多少收益要消耗多少成本不好。但还是要知道自己的成本。
柴静:这会有副作用。以我对牟老的了解,如果你对他一直宽容的话,他会一直写下去。
张立宪:牟森老师,你能当着在座三百人的面说,什么时候交稿吗?
牟森:这期。
张立宪:其实牟森老师给我启发很多,他自己总琢磨写作、采写。
柴静:我记得第一个告诉我他认为的《读库》定位的人就是牟森。他说《读库》是一枚钉子,钉在墙上让人们晾晒灵魂。
张立宪:他还说过一个词——特稿,就是有画面感的文字报道。用文字来架构一个画面,整个画面感会超过一张照片、一段视频,最简单的文字往往是最丰富的。
我老想,电脑里有一个词叫“情景模式”,你在用一个软件的时候,或者当你处在某种场合的时候,你会选择某一种情景模式。其实有时候,文字搭建的就是一种情景模式。一个人读了它之后,会相应地在自己的头脑中搭建相应的情景模式。比如说,据说我们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被俘虏之后,都大义凛然:老子是三十八军的,根本不怕你们,有本事把我放了咱们再打。事实上《战俘公约》有规定,战俘是有权利不说自己是哪个部队的,那是泄密。但是我们的战士不知道《战俘公约》,我相信他们上战场之前,会受各种训练和教育,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如果被俘虏了该怎么办。我们对士兵的教育里,是没有“被俘虏”这种情景模式的,如果被俘,他们调不到“被俘模式”。他们回国之后,我们的人民和国家给他们的待遇是什么样呢?我相信也没有相对应的情景模式,不知道怎么对待战俘,只能把他们当成失败者、叛国者对待,几十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归根也是情景模式的问题。有一次在商店里,我看到一个小孩向父母要什么东西,就哇哇大哭,父母毫无办法。可能小孩哭完之后,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不知道他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之后该怎么办。现在的小朋友基本上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久而久之,他不知道当他得不到东西的时候,要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模式。
我还见到过一个特极端的例子,两口子把小孩送到老家让老人带,小女孩最后被带到什么程度了呢?小女孩边看动画片边说,我要尿尿。老人把尿盆端过来,小女孩尿,之后站起来,裤子都不提,老人来提,再把尿盆倒掉。小女孩回到父母身边,父母想要改掉她的这个习惯,跟她说,你要去厕所尿,起码把裤子提起来。小女孩不干,说你们如果逼我这么做,你们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跳楼。把父母逼得都直哭。你看,父母没有办法,没有理想的情景模式可以选择,而小女孩呢,她给自己培养的情景模式是:如果有人敢说我,我就自杀,跳楼。
《读库》这些年出了四十多本,也是希望给大家多一些丰富的情景模式。可能有人一辈子都用不着,可万一事情来了,希望能够用得上吧。比如说,你的肖像被某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中了,领导又喜欢画画,想把你画成一幅画,并拿去做画展,怎么办?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会非常温柔地接受,并且把这件事写到回忆录里,或者印到名片上。但是我见过一个老先生,当领导人的工作人员去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授权,你不能这么画。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在建立一种情景模式,当你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是只有一种选择:受宠若惊地接受。
情景模式见多了,自然自己就会做出选择。我想到郑念女士,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她的书或者照片,特别漂亮的一位老太太,她在《上海生死劫》里说,“文革”期间关在监狱里的时候,被打得很厉害。那些狱友跟她说,他们打你的时候你要哼哼,你哼哼的时候,他们就会打你打得轻一点。据说郑念试着哼哼了一下,她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实在发不出这种声音,宁肯被打也发不出这种声音。事实上她是在拒绝某种模式。
柴静:你是1969年生在河北赵县,六岁的时候第一个创作大概是“背起书包笑嘻嘻,心中想着毛主席”。你也是在这种很简单、单一的环境下长大的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张立宪: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就是拜读书所赐,是我读过的书让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这本身就是个现身说法的例子,有组织大规模的传销集团,都是拿自己现身说法的吧?
柴静:在上场之前,六哥跟我说了一句话,时间是有重量的。这话余音袅袅的,没有细说。
张立宪:故事说起来就要到天黑了,我就不说了。说点跟大家都有关的事情。
柴静:刚才说到约牟森写稿这件事,其实《读库》这些年来一直想建立和民间写作互动的方式。早几年座谈的时候,在说大专栏的概念,今年要有新的计划推出了?
张立宪:我们原来所说的大专栏或者说大特稿,就是像牟森老师这样的人,执行一个选题,三年五年。在我们原来的模式中,牟森老师认领了这个选题,他去做三年、五年,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吃饭,怎么打车,这些费用我不管,他得想办法通过别的事情来挣钱。到最后,这个稿子写出来了,如果我们看得上,就用了,给一笔稿费。如果我们看不上,哼唧两下,牟森老师也就不会再要求什么了,他这几年就这么过去了。
这种模式对没有温饱之忧、两手都硬的人来说,腾出一只手来是可以的,他甚至会非常享受另外这只手做的工作。但是对于有工作和生活压力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想有一个更好的解决之道,我们来给他提供资金,假如说他在执行这个选题过程中,需要两年时间、三年时间,他在两三年中,需要的生活费用、工作费用,我们全部为他解决掉,让他专心致志地写作,不管最后结出什么果子来,至少在发芽成长的过程中,不再有后顾之忧。
柴静:什么叫“不管最后结出什么果子”?是说两年之后写完了,《读库》觉得不一定适合?
张立宪:对啊。你非得跟这颗种子说,你要长成什么样子,这颗种子有压力可能就长不出来了,所以我们想用这种方式。主要是我们现在有钱了——我很纠结,你说我到底是买游艇呢?还是私人飞机呢?想来想去,我们还是成立一个写作基金吧。
柴静:非虚构写作这两年还挺热的,我看到不少杂志说,想要做非虚构写作的计划或比赛。
张立宪:非虚构写作主要是采访式的,走万里路,但是比“行万里路”更重要的是之前必要的准备和训练。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宣布我们写作基金计划开始启动,这个计划怎么启动呢?我们启动的第一条是,凡是一个月内给我们上报选题的,我们一律不理。因为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太短。我见到好几个稿子,都是下过很大的工夫,有一篇是一个人跑了十几个省份做出来的稿子,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看了那个稿子之后,真恨不得发明一个时间机器,拉着他回到两年前,让他在出发前先做一些训练。特别可惜,把那个选题浪费掉了,把自己的时间也浪费了,不是光靠热情和风餐露宿就能写出好的稿子来。
具体到我们的写作计划,我们有钱,也还要看对方能不能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这个可能更重要。
柴静:其实《纽约客》有自己比较固定的记者,他可以有很好的训练和积累在这里,如果你是用这种计划的方式,会不会很随机?
张立宪:《读库》不是《纽约客》,《读库》的选题是没有范围的,什么都可以做。小到家里的后花园,你所住的胡同的门牌号的变化,大到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近到一个屋里的人,远到西藏拉萨或者外国一个国家,都可以做,这样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一支专职的队伍。但是如果我们能给他解决费用问题,他这两三年就是在做一件专职的事。
还有一个考虑是,最理想的模式是,这件事适合谁做,谁就做,做完了,大家挥手说再见。寇延丁老师在做灾区小朋友的大朋友计划,让我们这样城里的成年人陪地震中受伤的孩子长大,孩子们当中有的已经考上大学了,今年夏天他们还来北京参加夏令营。寇老师当年在挑选大朋友的时候,发给报名者一份好几页的表,像我们这样天天急哧白脸忙事的人肯定完不成,那是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和耐心做好多年的事情。寇老师也有这样的考虑,如果这张表发出当天就收到对方回复的,肯定也不对。同样,如果一个月内特别兴奋地提出各种规划的,我们也一概不理。
柴静:《读库》写作计划的标准是什么?
张立宪:其实还没有标准。我们今年三月份开始已经做了一个编辑魔鬼训练营,对一些编辑业务方面做了很多探讨。当时三次课到最后,从一开始报名的五六百人,到后来的八九十个人,大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业务上的共识,这就方便大家在一起做事,不用再为一些基本的问题争吵或产生分歧。接下来我们也会做一些非虚构写作的训练,在动手之前进行必要的培训或者说探讨。下个周末,我们就先让牟森老师讲讲他这篇稿子是怎么完成的,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逼他在下个周末之前完成,大家留心看我们的通知,我们会在下个周末请牟森老师做一个写作心得的沟通。
刘鉴强老师我也不认识,我没见过真人,他在《读库》上发过《可可西里》、《卡瓦格博》。在座会有很多同行,我们可以在一起探讨这件事。
柴静:我替大家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一个选题大概能投入多少钱?
张立宪:恩,没有上限。有志于干这一行的,如果真是想挣钱的话,不如去炒股,倒卖点普洱茶、和田玉。我们会满足他的工作、生活所需。只要是必需的,我们会毫不眨眼地花出去,只要不是必需的,他都不好意思要。
柴静:六哥,现在你有很多的计划提前公布,拿老课本来说,你说完之后,市面上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教材,事实上读库的老课本出来得比较晚,会不会觉得提早嚷嚷出来有点吃亏啊?
张立宪:我们总是自作多情地觉得,别人的行为是我们导致的结果。去年到今年,市面上有一些老课本出现,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们有关,我们自认为是有关的,让我们多一点自恋。其实有好处,我们2009年说要做老课本,嚷嚷出来之后,有很多掌握资源的人主动找上门来,如果不嚷嚷,一些问题解决得就没有那么顺畅,提前公布也是有好处的。并且,中国是一个选题富矿,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大到钱运会小到奥运会,都是世界级的选题。这里面不存在争夺,不存在有你没我,你死我活的情况,最好就是大家一起来做。
柴静:就像非虚构写作计划来说,别的地方的操作方式是,搞一个大的比赛,请一些业内名家当评委,确定一二三名来给奖金。读库会怎么样?
张立宪:我们向来是别开生面,我们总会想出和他们不一样的办法来,比如像现在这样,我们就直接把他包养了嘛。各位有志青年,你想求包养吗?
柴静:我前两天去台湾,和几个出版界的朋友聊,我问他们,台湾的非虚构写作现在怎么样?他们说不太敢出这样的书,读者未必会看,作者也未必会写。你对内地这种发展怎么看?
张立宪:从绝对的人口比例上来说,我们比他们还惨,但是好在我们人口基数大,总会有足够的人来支撑我们这个计划。但是真正担心的是我们的阅读。我记得一个朋友跟我诉苦,他和他的孩子发生矛盾了,他整天批评孩子不读书。孩子说,我在读书,我只是不读那样的书,我每天都在用手机、电脑和iPad在看书。阅读的内容和形态发生变化了。我不知道台湾人现在还能不能看得动一本二十万字、三十万字的书,我们看我们自己还能不能看得动一本书。
我觉得人是一种反应很迟钝的动物,他在树林里被一个石头硌了一下脚,走到海边才会觉得脚有点疼。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不爱读书了,不爱读纸质书了。但是你自己看一下,每天用来读书的时间有多少?八个小时?六个小时?这六个小时的时间里,读纸质书的时间有多少?读电脑屏幕的时间有多少?可能你的行为实质和你口头上所说的,或者和你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爱情。你看金世遗和厉胜男,一直到厉胜男死了,他才知道他爱她,在此之前,他不知道那是一种爱,而觉得是一种恨,一种烦。就像恐龙一样,当这种东西传达到脑子里的时候,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的阅读也是这样,大家对光合作用书店的倒闭扼腕叹息,对纸质书很感慨,但是看看我们自己,阅读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也是一种很被动的动物,特别是在技术爆炸的当代,基本就是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往前走,完全身不由己。我有时候会悲观地想,纸质书的衰落,甚至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无论你情感上多么难以接受。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柴静:我昨天看博客,有人留言说,韩寒的《独唱团》已经不办了,安妮宝贝的《大方》也不能办了,那老六的《读库》还能办多久?
张立宪:这个问题我说了不算,今天新星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事也来了。每一本书都有太偶然的因素了,《读库》还能不能做下去,或者它做不下去的理由会不会和《大方》一样,我不知道。至少我现在没有接到通知说《读库》不能做了,所以我们趁此机会赶快多做几本。出版社的抗压能力和对事情的判断都很关键,上次老课本分享会的时候也说过,老课本能出,最关键的是新星出版社的谢刚社长,当大多数的出版同行都在质疑,这套书的名字叫《共和国教科书》,你们也敢出?他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直接让我们做了、出了。至少到现在为止,《读库》还能做下去。
柴静: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你会觉得煎熬吗?要忍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力。
张立宪:其实是很煎熬的。我记得最痛苦的时候,我内心会分出另外一个自己,跪在地上说:“神啊,救救我。”真的会有特别绝望特别无助的感觉。但做这件事也给我们带来了变化,六年前,我在三联书店卖《读库0600》的时候,没有想到现在会是这个样子。不单是我们读者人数的扩大,我们作者的扩大,我们选题规模的扩大,或者我们选题领域的扩大,而是各种各样的,让人觉得挺有盼头的。如果假以时日,我觉得会更有盼头。我们的写作计划已经启动,如果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出一两篇、两三篇真正符合世界级选题的稿子就足够了。那时候这个国家还会量产五千个乔布斯,一百万个孝子,未来太美好了,我们也是处在美好未来中的一员。
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老朋友,出版界的同行、前辈,还有平时一起打打闹闹的老哥们,也是个很轻松自在的环境。请董秀玉老师说几句。
柴静:董老师对《读库》也是比较了解,这么多年了,就算是对小张走了六年的路和以后的走法,有没有什么建议?
董秀玉:不好意思,今天我纯粹带了耳朵来听,因为我觉得张立宪不断地在创造奇迹。我们现在整个出版界大家都在叫“不好啊,不好啊”,那么多出版社,那么有钱,规模那么大,都在说“不行啊,不行啊”,可是张立宪一个人能够把《读库》坚持得这么好,这么有理想,这么有文化关怀,所以我说一定要向他学习。我一直希望我能有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支持他,我也希望大家都支持他。
张立宪:因为今天相当于年会一样的节庆,让在座的朋友说话的时候,大家都会把我们夸得不好意思了。接下来我们除了读库,说点别的。
柴静:今天的读者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天气不好的下午聚在一起,挺温暖的一个场合。说说自己的生活也行,互相认识一下也行,大家有什么和读库无关的话就说吧。
张立宪:这次从全国各地来了有三四十人,如果我们不卖票,大概能来三四千人。很多人一想,三千多元的机票,再加上三十多元的门票,就不来了。
读者:我其实首先是代一个人表达对柴静老师的喜爱。
张立宪:你说完之后,我们再确定一条纪律:除了读库和柴静,聊点别的。
读者:刚才还在通短信他说,一定要表达一下。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个互动环节。他原来在南京政治学院念书,现在在西安当兵,非常喜欢柴静老师,我跟他也是因为有共同的喜好才认识的。我代他表达一下,我自己是从高中就开始也非常喜欢你。
柴静:这个等会儿咱俩单聊吧。
读者:我在现场寻下人吧。我之前在南京念书,我知道南京有个“南库房”,当时《我的抗战》在南京做巡映,我当过义工,跟他们有一面之缘。我记得有一个“书僮”,我现在北京,我知道他们也从南京赶过来了,但是人太多,他在哪里?南库房的兄弟在哪里?
书僮:我们在这里。
张立宪:难道除了读库和柴静,就没有别的了吗?梁晓燕老师也在这里,她是我、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最美的中国女性。
梁晓燕: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正好要说一个跟读库无关,可也不能说完全无关的话题。我也想寻一个人,《教育家》杂志的主编小文在不在?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今天我们不说《读库》的溢美之词,我相信老六已经听过很多很多。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今天带那么一种同道之心聚到这个地方呢?我自己是在一个做农村教育发展的基金会工作。大家对中国今天的教育真的有一种情结,我听到所有的人都在骂,都在批评,但是所有人又都无可奈何,觉得我们改变不了什么,所有人都有一百个理由认为我们做不了什么。可是上两个星期的周末,我们在北京开会,主题是“新教育新课堂”,在这个会议中,我们找了一大批在学校、课堂中实实在在推进教育改革的校长和老师,他们非常有创造性,非常有教育理想,真正地把教育理想落实到实践中、落实到课堂教育行为中。好多人参加那个会,回来跟我们说,他们很多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会场。教育理想主义的气息洋溢在那个空间里,同时每个来参加的人,都说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够行动,而且我自己的课堂就是我行动的场所,我自己的学校就是我行动的场所。那我们可以说,阅读是教育改革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和老六的交往其实并不多,只见过两次面,但是每期《读库》我都看,也算是个比较忠实的读者,还推荐给很多的年轻人。我觉得老六身上最感染我的是两种东西,第一是骨血里、生命当中的理想主义,对文化、对品质的那种理想主义的追求。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落实到每个最具体的细节里,所有的创意是在这样一个精神底色上生长出来的。这样的东西,使得我们就好像生命中有一种密码一样,见到了对的人。第二种东西,在我的职业经历当中,我也做过差不多十年的职业编辑,今天老六对于编辑工作的一些话,我特别认同。作为一个职业编辑,我认为特别引为自豪的是什么呢?是你的杂志拿出来,品质这么高的杂志,作者居然都是人们没见过的。这是我作为一个职业编辑要表示非常高的敬意的。我自己在国内做文化类的杂志,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就是作者的重复率太高,写来写去,这些人大概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大家熟悉的。而那些不熟悉的作者没有更多的社会身份,但是他们是真正有文化的人,这些在民间江湖中的人,你没有可能找到他们,没有可能发现他们,没有可能有一块天地让他们浮现出来。这件事情,在老六的工作中,我看到了我当编辑时的那种困难、难受和想去努力而无措的感觉,这是让我感觉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后来从职业编辑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开始做农村教育改革的推动。我也深切地感觉到农村阅读环境的恶劣,阅读环境荒漠化导致整个教育品质的极端低下。农村教育不是拨钱盖希望小学送什么东西这些事,教育水平的提高关键是教育品质的改善,阅读是其中核心的一部分。
张立宪:让寇延丁老师说两句。
寇延丁:其实我想说,这好像是一个暗号接头的场合,让某些生命里有着接近或者类似东西的人互相寻找,并且找到的场合。我们和四川有关的事情,也跟读库有关,已经走到了第三年。去年发生过一个小故事,我想拿出来分享一下。之前有一位《读库》的读者在读库论坛上留言,因为给一位败血病的孩子献血,孩子的家长给了他六百元,他想捐出来。六哥让他来找我们,我们当时不需要钱,暑假给孩子们做夏令营需要钱的时候,再让小六跟他说。今年夏天我们开始做“大手拉小手”夏令营的项目,小六找到他,说那边的项目已经开始了,你可以把钱捐过去了。他说他已经把钱捐出去了,而他已经是那个灾区项目的志愿者,还负责夏令营纪念册的编辑,做得特别好。我们希望给参与到我们项目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互相寻找的结果。
张立宪:像寇老师他们做的工作,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读者真正出力其实很少。但是我们有一点值得自豪的是,我们会跟寇老师说,你们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来兜底。可寇老师遇到的问题几乎都能靠自己解决了,我们兜底的经常没有着落,能干的活儿很少,可做这种能够兜底的人,感觉还是很美好的。
读者:我是来自杭州的读者,我要谈的话题实际上和老六有关,这次过来参加这样一个聚会,我是想找六哥帮个忙。因为也是受了《读库》的启发,刚刚两个老师讲了农村的阅读环境,我想在一些农村学校建“美丽图书室”,依我现在的能力,一万元左右的图书室一个月可以做十个,一年可以有一百二十个。我有两个需要六哥帮忙的地方,一是推荐一百本、两百本最好的书,二是能够用五十年、一百年结实的书架。在书的选择上,我希望通过六哥介绍一些朋友,帮我选一百本这样的书。我是做网络购物的,我的网站一天差不多有十万人左右的群体过来,这和我们主张的美很有关系,我们认为美是由内而外的,这次我们选择做“美丽图书室”,刚好非常切合我们的主题。我们接触到很多农村的小孩,你能看到从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东西,如果未来有更好的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书籍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说,到我们这样二三十岁的时候,也会是非常温暖的回忆。希望我们美丽图书室上线之后,大家也能够照着书单给我们捐书,运费还不要我们付。
寇延丁:我想接着这位朋友的话,推荐他找梁老师和立人乡村图书馆,他们做这个图书室已经很多年了。
读者:我是从2006年开始看《读库》,家里的《读库》已经摆了满满一柜子。我想问六哥一个具体问题,《读库1104》用两百页发了“小革命”这样的专题,看了那篇文章,我想尽快去台湾看一看,体会一下。那篇文章本身相对来讲可读性没有那么强,你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决心和篇幅来展现这样一篇文章?
张立宪:“小革命”这个专题篇幅很大,两百页,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相对其他文章,它不够好看,也不够解渴。里面大概介绍了二十个小系列,其实有六个就足够了,若是用两百页做六个,效果可能比两百页做二十个要好,但确实操作起来有难度。这是《中国时报》连续做了好几年的专题,我们整个接受它和它的瑕疵,它也是不可逆了,不可能往回找了。关于这个专题,在《读库》的读者中争议很大,有的人直接批评说这个太差,说这是最难看的一期,也有人说很好,是最好看的一期。太美好了,我们做的事就是要引起这样的争论。
柴静:今天也有《读库》的作者在场,我也想请他们来讲两句。南香红老师,《小河传奇》是我看到她写得最长的一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故事。
南香红:我应该不算是特别好的作者,也不算是经常看《读库》的读者,所以很惭愧。但是借《读库》的版面发了自己的《小河传奇》,这是一篇关于考古的东西,而且是新疆那样一个遥远地方的考古的选题,可能那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说难以接受,那么遥远和陌生的东西,但是那一期做得非常好,得到了很多读者反馈,我自己在这方面也非常感谢《读库》。
啰嗦话也不说了,刚才我听到老六说他对非虚构写作很感兴趣,也有想研究的想法。我跟朋友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关于特稿和非虚构写作进行业务上的探讨,划定一个边界。现在这个概念很乱,新闻学院教大家怎么写新闻,而不是写特稿和非虚构写作,文学院又是教学生去想象,用文学的方法表达,不会教你采访。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张立宪:我们本来就把您列为目标了。
南香红:我自己也有一个选题,如果《读库》能看得上,我非常荣幸。这个选题是关于1949年之后财产的命运,最集中的是关于城市里房子的命运。1949年之前,中国人攒钱在北京或者上海买个房子,是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基业。但是1949年之后,房子都成了公家的,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所有家族的记忆都因为房子的丧失而丧失。现在我们又要花大价钱买房子,是七十年的产权。这里的纠结太多了。如果可以的话,在这里就先报下选题。
张立宪:谢谢。其实当时南香红老师的稿子在我这里压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有时候一篇稿子的出现时机很重要,这篇稿子是有关考古,并且是遥远的新疆的考古,我们想如果时间能再多一点,我们挑战读者阅读底线的信心就更强一些,在此之前没有人想到我们会登有关考古的稿子,照片还都是尸体呀,骷髅啊。事实上我们等了一年多之后,觉得我们能够挑战阅读的常规或者是阅读的期待了,我们才发出来。一个人拿到一本书的时候,实际上是先有阅读期待的,而一篇文章的出炉是有时机的。
田巍:刚才大家都在说捐书的事情,我想讲一讲这些年我做的有关捐书的事。我在中央电视台,这么多年来一直爱看书,也想给孩子们捐点书,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2003年,我们策划了一期送教育去西部的活动,凭借着科教频道副总编的面子,跟十几个出版社征集了很多的书,真的很多很多,都是我到一个个出版社拿着书单去挑的,给学生看的英语教程,怎么学英语等新书。当时我们十几个人走了内蒙、宁夏和云南三个省,虽然我们一直说要求把书捐到乡里去。每到一个地方,都开很大的捐赠仪式。我们在呼和浩特,有的领导专门从阿拉善坐飞机来参加。这些书有的是我们直接送到乡里学校的,摆一片,学生看着挺开心,最后这些书发到学生手里没有呢?据我所知没有。我们甚至发现学生看的教材都是盗版的,我们也问那些老师,说学生买不起正版的,只能买盗版的。那些从阿拉善坐飞机到呼和浩特的人走的时候看着那些书,说他们带不走。我们紧接着要去宁夏,只能让当地教育部门的人来处理。我们在云南,出版社把书送到电视台,我们再花钱送到云南省教育厅,让学校来取货。有的取走了,还有一些书,过了一年,我问处长,他们来拿走了吗?他说有些学校没有车,不能过来拿,书就一直在那里堆着。之后这几年,我们就不再通过这些教育部门捐书了,自己去想办法。我们台里办的有一个比较大的英语赛事叫“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我们每年号召参加比赛的学生把自己读过的英语书捐出来,通过我们自己的体系去捐。2008年,我们去甘肃,在那里援建了希望小学,在海拔三千米以上,我们这些年捐了很多书,一帮人全都上去了,到那里一看,学生的校服很干净很新,但是我们捐的书放在一个没有灯的教室里堆着,没有动过。我们问这些学生为什么不看呢?他们说每天他们要走三十里的山路上学,然后还要回去,回家还要带弟弟妹妹,没有时间看书。
书很好捐,但孩子们没有时间看,老师是不是会引导孩子们看。我们捐书很容易,每隔几个月我都可以整理一箱半箱书,这些孩子真正能看到吗?能有选择的看,看完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帮助呢?像小崔搞的培训老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点子。光把书给孩子没有用,他不知道怎么用,老师都不知道。我们去那所小学,他们七个老师一年的工资是八千九百元,课余时间这些老师还要养家糊口,不能说来了本《剑桥中国史》就跟孩子说,来来,我给你们讲讲什么叫《剑桥中国史》,老师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们怎么教这些老师去做。
张立宪:公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关注一下西部阳光、立人乡村图书馆,可以得到很好的答案和教益。
柴静:我记得我们之前聊的时候,你有计划是做《少年读库》,现在你的计划改变了?
张立宪:前一段时间我们碰到过这样的事,一位农村的家长买了一套老课本送给他家小孩,之后退给我们了,说小孩看不懂。又有一次,我拎着一套老课本送给一个人,他跟我说谢谢,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光芒,很客气地把东西放在了旁边。那种眼光,还不如我向他炫耀一款新手机里的彩铃,可能会更吸引他。确实让我感触很深。公益要有伦理,怎么能不强人所难,不要你认为应该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还有就是专业化。这些年我接触公益和NGO越多,越发现这是高度专业化的事情。我的专业就是个编辑,我们只是把我们值得编的书好好地编出来,怎么把它扩散,怎么完成跟农村偏远地区孩子和老师的对接,我们并不擅长,包括跟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信息采集,我们只能把那个交由别人来做,我们做我们擅长的事情。
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们去年给甘肃寺庙里的孤儿捐款,捐款很容易,几万块钱很快就能筹到,但是怎么能把这些钱送到他们手里,需要跋山涉水地送过去。因为我们承诺每个学期都要去捐,今年又筹集了款,但是对王搏老师来说,只能等他找到车和志愿者跟他一起,才能去那边。真正对接和落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中间经过层层的传递之后,会发生很多的变异,可掌控的因素太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根本探讨不清楚的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做专题向大家请教。
柴静:之前想办这个,是你可以直接对当初和你一样的农村孩子说话,现在你退回来做你自己能做的事,你是要避开道德激情的诱惑?
张立宪:对,做事情很怕用激情和道德感去绑架别人。比如,若是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就认为自己有理由对别人提要求。对这件事情也是这样,我要检讨一下我自己,一是当年太把自己做的事定义为好事善事,二是因为有了这个定义之后,太把这个事当回事了,会对别人形成压迫,包括对受捐人的压迫。这样其实不好,还是老实点,往回收一点吧。
昨天晚上我和一些从其他城市赶过来的读者一起吃我们的总舵主小米同学从苏州扛过来的六十只螃蟹,他们扛过来的白酒也把某个人喝吐了,特别像一个有组织大规模的传销集团。有一个从沈阳来的女孩儿,年纪很轻,她说她动不动就买一套《读库》送给别人。我就劝她,你得给自己留点嫁妆,别都用来买书。后来才知道她刚毕业一年,现在处于没工作的状态,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其实我们在北京好多人急哧白脸的,老觉得自己什么都缺,什么都不够,其实没那么可怕。当然我们不鼓励每个人都买十套《读库》送给别人,就像真正的传销。我建议在座的单身男青年寻找一下我们这位可爱的姑娘。哦,我还不知道这个姑娘有没有男朋友呢。
柴静:刚才六哥拿出来一个小盒子,我还没来得及问。
张立宪:这是贵阳的读者自己手工制作的茶叶,提前好些天就把一大箱茶叶快递到北京,昨天晚上跟大家瓜分了。他既然把这个东西送给我,它就属于我了,我就有权来支配,我想把它送给一位七十岁的老爷子,我们都是美丽性感的天蝎座。他是昨天的生日,我是明天的生日。
柴静:其实好多外界的印象或者错觉是,《读库》这些年是六哥一个人办起来的,其实那个“云计算”的团队有很多的成员,我也不认识他们。我跟六哥提议,今天是一个很可贵的庆典,能不能让他们出来和大家见个面,认识一下。
张立宪:好,我多担心他们被人挖走啊。那边一直疯狂打字的是我们的御用人肉屏风小树同学,旁边那个拿相机的是豆弟,他们这些人都是主动送上门来供我们蹂躏用的。三年前,我们在涵芬楼的读者见面会上有一个从青岛来的女孩说话,那次还有视频在网上流传,有人提议人肉这个人,看这个人到底在青岛哪儿。理论上说,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要六层关系,怎么找呢?她记得青岛有个酒吧,里面摆着《读库》。就去问老板,你知道还有谁喜欢看《读库》吗?老板说我知道,于是就把那个人找到了。
柴静:你听到这个消息是欢喜还是悲伤呢?
张立宪:唔,我明白了,你是想说喜欢《读库》的人少得可怜,就像大熊猫一样,一共就那么多,很好找……
继续介绍我们的团队吧。我们读库有专职的平时为大家服务的团队,小六甲在那边,小六乙呢?在这儿。她已经当妈妈了,她的小孩十三个月,我们的“库二代”。昨天有读者在微博里贴出了自己小孩刚出生的照片,“库二代”这个名字是她起的。还有六嫂,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部长、行政处处长、运输队队长、伙食科科长、计财处处长,您说两句吧。其实六嫂每一年都在《读库》里给自己埋个伏笔,从《读库0700》开始的00期《读库》藏书票都是她画的。
张蕾:我和《读库》一起成长,我觉得这六年我也收获了很多。
张立宪:六嫂,我们收藏的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就别讲了。
张蕾:我对大家光临现场表示感谢吧。
张立宪:现场纪律,说点《读库》之外的。
张蕾:揭揭你的老底行吗?六哥在家里属于神仙级的,睁开眼就坐到电脑前面,每天除了我喊一声吃饭,他挪个地方外,其他生活上的事都和他没有关系,这是他生活的常态。我就封他为我们家的神仙。
张立宪:谢谢神仙姐姐。我们的两个小伙子呢?真正的两个苦力,在库房负责发货,小梅和小姚。我们不得不汇报一下,读库一开始的两年,我的家就是库房,房子最紧张的时候,六嫂晚上看电视,要趴在沙发和电视机之间的一堆书上看,后来直接在书堆中间给自己搭了一个大宝座。再后来我们有了库房,从三环外搬到四环外,去年搬到五环外,今年又有了一个六环外的库房。最后的成果就是那些书,就是那些库房。现在电子书已经出来了,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找的库房会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我希望我们的库房能少点,现在钱都耗在库房上了。
我们说图书的成本核算,所说的时间成本和其他的成本,还有一个成本,是保证有货的成本。假如你想让你编的这些书卖十年、二十年,就要保证库存一直有货,这个占到我们非常大的成本。让我们自豪的是,我们做的每件东西都在持续不断地销售,我们的痛苦也在这里,我们要保证所有的东西有库存,库房的压力很大。像这本《多雷插图:堂吉诃德》,要做它很费劲,我们希望杨绛老先生给我们授权,让我们用她的译文,一开始说只是我们内部印一些,看能不能挑战成功。我们这次印了五千本,印得很不错,杨绛和吴学昭老师也在问能不能公开出版。我内心也纠结了一下,如果杨绛先生说,你们不许再印,就这五千本了。我们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这五千本会迅速被抢光,否则这五千本三年都卖不完。遗憾的是,杨绛先生又授权了我们可以公开出版。
柴静:现场还有两位作者,何帆和土摩托,他们俩其中有一位跟我抱怨过,他写的稿子被老六改得还不如之前的好。
何帆:肯定不是我。刚才说为什么那么多作者愿意把稿子给《读库》,因为那是检验自己的写作能力的地方。有时候把东西给别人,对方就发了,你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不知道自己的东西是不是那么好。六哥对稿子是有要求的,他约我专门给《读库》写篇稿子,当时我非常紧张,我觉得《读库》的文章都非常好。跟六哥交流了很久,决定先选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黄色小说,又得跟法律沾点关系,那就言论自由,于是就写了一个《淫秽作品和言论自由》,后来六哥返回稿子的时候说一条过,我当时特别骄傲特别高兴,能够得到六哥的认可是非常开心的。
对于作者来说,有一些出版社和编辑约稿,他有时候看的不是给多少稿费,印数是多少,而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编辑手上增值。稿子出来有编辑的智慧、美编的智慧和其他很多人的智慧。每篇稿子回来,我特别在意六哥改过什么地方。我把自己翻译的书《批评官员的尺度》里的一章给六哥,里面有若干小错误,在正式出版的时候,我和出版社的责编都没有发现,有一天六哥给我短信说有一处小错误,你出书的时候发现没有?我说没有发现。我把《独立宣言》发表五十周年写成了十五周年,是我当时一不小心把英文看错了。一般的编辑是不会发现的,但是六哥发现了,并且给我改过来了,让我特别感动,这是个非常细致的工作。我觉得如果说为什么作者愿意把稿子给六哥,一个是能够满足虚荣心,二是因为他能够让稿子增值,变得更好。
张立宪:何帆老师的稿子,特别是今年的文章,也有读者批评我们,为什么要搞一个书摘?难道《读库》就没有原创稿了吗?其实我是要保留一个标本,这本译著原来就叫《批评官员何以成为自由》,后来被出版社改成了《批评官员的尺度》,我们想保存一个原来的样子。
袁越:我给《读库》写稿也挺偶然,《读库0600》上的稿子其实是我的《来自民间的叛逆》书里的一章,老六是那本书的责编。后来写的三四个稿子,只有一篇《经度之战》是专门给《读库》写的,其他都是以前写好的。我大概有四年没有给老六写稿子了,我很惭愧。老六每年都会说,你的年度力作在哪里?原因也很简单,我现在的写作环境太严酷了,我所在单位压榨我很厉害,老让我出差,而且现在比起四年前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有微博了,实在没时间了。年度力作有四年没出来了,但是我想今后还是要留点时间,尽量不上微博,坐下来写一些比较大的文章,我所在的单位不会让我写五六万字的稿子,在《读库》还是需要下工夫。
我借这个机会问老六一个问题,可能和我的单位有点像。《读库》说白了只有你一个编辑,你的视野就决定了《读库》选稿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避免因为一个编辑而带来的视野狭窄的问题,有没有想过聘一些客座编辑?
张立宪:怎么保证自己的视野不狭窄?就是来自读者的举报、作者的举报和朋友的举报。这种义务的客串编辑会比专职的编辑还好。《读库》的选题视野是不是狭窄我不好作判断,但是尽量让自己有这种想象力和突破能力,以及对我们编辑方针或者选稿理念的调整。
柴静:那六哥你有危机感吗?罗永浩也要办这样的杂志,第一期就找了土摩托,要发六万字。
张立宪:啊,我好踏实呀,幸亏他找的是土摩托。其实读者兜里不会只有三十块,就只买一本书。至少我和出版界同行没有一个是竞争关系,不是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关系。如果大家把这个行业当回事的话,把书做得让大家满意的话,读者愿意花三百、三千元来买。如果不满意的话,三毛钱都不愿意。书这种东西很奇怪,我们买其他东西,买完就拉倒了,只有书,买完了之后,真正的情感才开始,就像恋爱一样。他花三十元买了一本书,他可能会对这个作者恨得咬牙切齿,再也不买这个出版社的书了,但也可能爱上这个出版社,爱这个作者。真正的冒险,真正变化的可能在后面。
刚开始跟柴姑娘对词的时候说,一定要抨击一下当当、卓越和京东的低价政策,后来忘了这事,我主动来说。比如我是卖包子的,我的包子一块钱一个,但是旁边有家包子铺,他用一块钱一个的价格把我这里的包子都买走,然后卖八毛一个。我问法律界的人士,该怎么办?他仔细替我设想了一下,说第一,你不能告他,人家一块钱一个从你手里买的,你的利益没有损伤;第二,买包子的也不会告他,买包子的人得到了实惠,应该高兴。我说这就没人管了吗?没天理了吗?他说,可以让另外一个包子铺来告他,本应该卖一元,他们那里卖八毛,把包子当馒头卖了,不行。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包子铺也把自己的价格降低了。后来法律界的人士说,应该让商务部来告他,这是不正当竞争。但是商务部的人可能根本就不吃包子。
我们昨天刚刚跟当当宣布,我们退出他们的竞价。我们真不愿意我们的包子卖成这样,我们是宫廷包子啊,不再跟他们这么纠缠了。
这种竞争最讨厌的是,只把一本书归结为它的物理成本,就是一点纸和印装费,里面负载的内容都不管。他们还欺负我们图书业的低价,我们《读库》一期印三万本,全部买完就是九十万,他们全部买下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即使像柴静的书,要真有那种钱多人傻的人,也可以把书全买下来,那点钱对他来说九牛一毛,他雇几个人在十字路口,看到等红灯的车就往里塞一本,把书当广告宣传品来发,书变得毫无尊严可言。虽然我们的利益貌似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读者仿佛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可我就觉得这个不对,但也不知道和谁讲理去,包子不应该是这样的。
读者:我并不是《读库》的忠实读者,几年前曾经买过,之后没有再看。从我本身而言,我对作品的选择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会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书,但是不会说喜欢到一直买,不好我会抛弃。不是说《读库》,《读库》我只看过一期。针对刚才的问题,我想说,互联网是不可逆的。不管你抱着什么态度,是否一定要坚守《读库》现在的方式,一定要用这样的操守和性格去坚持。但是潮流是不可逆的。我看《读库》最近的选题,实际上和已经关掉的《大方》和现在做得很不好的《书屋》、《读书》类似,在选材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脱离时代感,很多人是在怀旧,或者翻历史旧账,借古讽今,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对互联网是很抵抗的。今天来的更多的是年轻人,没有人能离开互联网,尽管你说,不愿意让当当、京东这么卖,但是你抵抗不了。《读库》对当当而言,只是一种商品而已,只是它数千万种商品中的一种,《读库》如何建立自己的渠道,寻找自己的读者,让你的精神文化影响到这些人群,影响到九零后、影响到零零后,这是老六应该思考的问题。如果你对当当不满,对卓越有意见,用你的情绪,用你的道德,用法律解决不了问题,这件事本身还是商业的,你要用强有力的商业手段来对待它。或者说,我就是不和你玩,我坚持自己的玩法,《读库》的读者也支持你这么玩,你才有可能把你的操守坚持下去,否则你一定会被互联网淘汰。
我在传统媒体做了八年,2009年转行去做互联网,也在做媒体,我相信对传统媒体出身的人而言,转型互联网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我注意到,大家都想做一些文化类、教育类或者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本身有很强的文化抱负在里面,我之前做传统媒体,现在做纯商业媒体,但是不代表商业人群和媒体就没有社会责任。我们履行社会责任的方法是,现在的商业社会给了你这样的机制,形成了这样的文化,我们就在这个文化中,用商业的手段形成自己的诉求,去推动我们想达到的东西,达到我们的目的。我觉得《读库》做得已经很好了,能够让很多的人不远万里到这里,在酒吧里找到同类,让很多人因为一本书聚到一起,已经很厉害了,尤其是在当下,但是我觉得老六可以更开放,用更商业的手段,给自己更多的商业的智慧去想未来。
张立宪:这位兄弟说得很对。因为刚才那个话题没有说完。人类的感觉往往是迟钝的,从树林里走到海边才觉得疼。我们的阅读已经是这样了,每个人花在电子阅读、电脑阅读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纸质阅读,这个时候再强调对纸、对实体书多么有感情已经于事无补了。
电子书就好像当年网络文学兴起一样,传统的作者包括专业的写手对网络文学都很抗拒,他们甚至不会用键盘打字,后来事实上融合得很好。像我这样的人,一开始我看到网上的帖子,恨不得把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都改过来,但是到后面会看到,事实上是互相成就了。我自己最满意的文字,都是我在投身到网络之后写的,网络写作的成果也是因为有了传统的文字高手的加入而提高。
无论印书的、编书的多么有感情,电子书都是未来的方向。现在我们《读库》每年都在增长,这个增量不是来自绝对读书人的增量,而是来自原来十个买书的人里只有一个人买《读库》,现在可能买书的人只剩下六个,但是里面可能有两个人买《读库》,这个增量不值得我们骄傲。我们对现在的电子书心里没谱。去年我会主动找人问,听说你是做技术服务的,你是做iPad APP服务的,我想咨询一下什么什么。今年我们每个月都会接到主动找上门来要和我们一起开发电子阅读的机构或者公司的来信。未来的融合几乎是必须的,但是我现在看到的电子书,给我第一眼的感觉是,那不是我想要的样子,不管是做得多好还是多坏的,到底什么是我想要的?或者什么是好的电子书?我不知道。好在现在《读库》实体书还有一口气可喘,我们会利用这口气来寻找一个好的电子书的方向。我想,虽然大家基本上都不看纸质书了,但应该既需要像董秀玉老师这样做了几十年纸质书的人,把他们的意见也融入到电子书里,又要有把电子设备玩得像身体器官一样的技术高手的加入,这样才可以。
我想,归根结底,电子书和传统出版业之间,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互相鄙视,老死不相往来,迟早会变成一家子。
在这个结果到来之前,第一我们不会将就,不会贸然拿出一个让自己都不满意的东西,第二我们会用心来做,第三我们会努力把纸质书做好,至少让我们支撑到美好的未来到来的时候,五千个中国的乔布斯诞生的时候。
柴静:他刚才还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卖包子那样,接受你的书只是一种商品?商品面前人人平等,各种商品都平等。
张立宪:这个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有的人就愿意把自己的包子卖成宫廷包子,有人就愿意卖成纸馅儿包子。你不能让苹果有梨的味道,我就是这样的包子,没办法。用别人的观点来抨击自己,用挣了多少钱或者在富豪榜上、权力榜上排名多少来框定一个人,这都很可怕。我们读库还行——瞧我们都可以买私人游艇和飞机了,但是我们不会在发行量几千本的书面前趾高气扬,也不会在发行几百万本的书面前就跟孙子似的。世界不会只有一个标准,最后都着落在钱上。看看我们这几年做的事,都不是最后光用钱可以做出来的。
读者:各位老师好。我就是一个九零后的读者,我非常喜欢《读库》,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像一个纪录片,可能没有太多的个人感受,但是包括了对事件很多真实而客观的评价,像柴老师做新闻报道时所强调的一样。我觉得每一次看《读库》能够让我拓展自己的视野,学习到文化和精神。同时我也是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清华在大家的眼里可能是一个理工科的学校,我也是一个工科的学生,但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也开始关注《读库》。我们能不能请两位老师到清华的校园里跟我们一起分享《读库》的故事,讲一讲文化和读书?
张立宪:我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大学讲座经历,因为我不是个老罗那样的演说家,更不是李开复那样的野心家,我的讲座基本上处于一开讲双方都要睡着的状态。我是一个编辑,你让我聊稿子怎么编,字怎么改,纸怎么选,我会头头是道。而现场的同学们基本上是两类人,一类是你怎么看待宗教,我觉得这是一座图书馆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也解决不了。第二类是听说你和柴静是很好的朋友,她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呢?文雅一点点的问法就是,柴静是怎么成为柴静的呢?其实就想知道,柴静是怎么名利双收的呢?
我现在基本上拒绝了大学里的邀请,因为确实在什么年龄琢磨什么问题,演说的任务交给罗老师来完成吧。你不能让苹果有梨的味道,你也不能让我有罗老师的味道。
读者: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学中文的。大二暑假我在报社当记者的时候,一位编辑问我,你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都看些什么书?我说了几本,他说你知不知道《读库》?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读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其他几个实习生也是中文系的,都不知道。那位编辑就用惊讶的眼神看我,连《读库》都不知道,当什么中文系的学生啊?我回去网上搜了一下,当时的消息还不是特别多。后来我在一家独立书店第一次看到《读库》,过刊,买回来之后,差不多用了两三个晚上读完,很有感触,推荐给身边爱看书的同学,他们都很喜欢。我大概推荐给了五个人,他们有没有推荐给其他人我不清楚。我把书带回家,给表弟表妹看,他们还在上小学,我觉得他们感兴趣的可能会是其中几篇,有些是他们那个年纪看不懂就别看了。结果我隔一个星期回家的时候,妹妹说,她全部都看完了,还都看懂了,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更让我惊喜的是,她会问我“文革”时期的事。我就很放心地把我看完的《读库》带回家让表弟表妹们看。
张立宪:你的大家族能再大一点吗?我们《读库》的伟大复兴就靠你们了。
读者:恩,我一期只买了一本,没有增加太多的销量。我也在网上看东西,像我这样一个既不是互联网的弄潮儿,也不是一定要抱着纸质书的态度,就是比较中立的态度,不管将来什么样子,不是一两个人坚守能够掌握的,但是从小我买书有一个坚持,今天我可以特别自豪地跟在座的各位老师讲,我以及我们家的小孩,从来没有买过一本盗版书。
张立宪:这个小姑娘的话让我增加了无穷的信心。德国有一句谚语叫“半空的杯子总是半满”。你是痛苦杯子里只有半杯水呢,还是庆幸杯子里还有半杯水?在这么多人不知道《读库》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买得起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了,如果更多人都知道的话,我们鼓捣“神舟八号”都不是问题。她的表弟表妹都会长大,那就是我们美好的未来。为什么六年前的《读库》还在不断加印有人买,就是很多人有钱了,买它整套的《读库》去。
读者:我是《体坛周报》篮球部的编辑,我觉得我所在的领域有一点文化沙漠的意味,因为是体育,而且是接近职业体育。但是我感觉现在市面上与篮球有关的杂志也好,报纸也好,里面文字的质量越来越下降,让我很受不了。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雄心,六老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模范,我非常想做一个篮球领域里的文字质量高一点的杂志或者刊物,不管是以纸质的方式还是电子的方式。我想请教的是,如果我要开始做这样一件事,最初我要解决一些什么技术化的问题,该找出版社来做么?您有什么建议给我,包括挑什么样的纸等等,我都非常想了解。
张立宪:这个问题又是需要一座图书馆来解决的,或者一个大学四年解决的。首先,你心里要有一个标杆,什么是好的文字。这个标杆其实很重要的,我见过一些人,他的标杆他自己认为已经很好了,但在别人看来不值一提。这个标杆和你视野的广度和深度是有关系的。另外还要有一个判断,你能不能实现,就是你的角色问题。当你是个读者时,你看一个东西很有快感,好的文字真的会有阅读快感,但是你自己能不能编出这么好的文字,能不能写出这样好的文字,这个转换是个很痛苦的过程,你要所有判断。
你刚才所说的操作环节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这么多出版机构、出版社、出版公司,他们需要大量好的东西去填充生产,如果你能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如果做得好的话,肯定是有出口的。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你打个保票,写个背书,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别做了。这样的话,你永远在等待,把上微博的时间都用来实现这个,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
柴静:我补充一句,这次在台湾看到他们写NBA写得很好的唐诺先生,我知道这一点是十年前跟阿城聊天的时候,他说台湾有一个很牛的人叫唐诺,那时候还是公牛队,他写皮蓬的文章叫《杏花吹满头》,时代在变,机构在变,好的文字不会变。
读者:我想说,不用大家人肉我了,我就是刚才提到的沈阳来的女孩,还是自己站出来吧。
张立宪:你有男朋友了吗?
读者:目前还没有。在今天的活动结束之前,找个机会把我的感受说一下。其实我也像刚才的女孩一样,让周围更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亲戚家的那些小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读库》,去喜欢它,也想通过他们让身边更多的人了解《读库》。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最大的收获是从六哥做《读库》,以及各位做公益的老师身上学习到,不要去想着我做一件事能得到什么,而是我现在需要去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目前的状态是,我还有点方向感,知道我想要做的是什么,可是第一步迈出来,只有一只脚在地上,另一只脚找不到一个地面可以落下来。今天回去之后,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只是要找一个地面,踏踏实实地坚定地走下去就够了。
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结束之后,能跟柴姑娘合个影,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受柴姑娘影响比较深。
张立宪:周伯通传授给郭靖空明拳的时候说,一只碗是空的,才是有用的,碗里有东西就没用了。你另外一只脚没有落下来,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那些人拥有的工作和各种机会把他绑得死死的。
读者:我来这次活动是临时决定的,在来之前的头一天刚辞了职。理想和现实面临的问题还是有点差距,可能两者是平行线无法相交,我回去之后会面对现实,想想怎么处理好这些事情。
张立宪:肯定会的。去年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们公司老总要招人,报名的有上百人。面试最后剩了几十个人,后来发现一个人背着读库包进来了,他就把那个人留下来了。
读者:我好像看到王军老师了,想问下,你的梁思成传记什么时候出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纪录片都出来了。另外想问胡小鹿老师,去年《我的抗战》在沈阳巡映的时候我去了,《我的抗战·二》什么时候能够在电视台放映?有没有《我的抗战·三》这个计划?
王军:你问到我最郁闷的事了。我还是在过去这些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现在还在档案馆,翻很多的档案。但是写梁思成的传记对于我来讲,我还太年轻了一些,还需要时间。在这里,我要向老六——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我们为有这样的同学感到骄傲。我还要特别感谢老六,我的儿子今年读一年级,我把老课本的课文拿给他看,以至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不给看他就闹。我很感动,我回想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很恐怖的回忆,我终于看懂了中文,我把我们家天花板上糊着的报纸的标题看懂了。我记得报纸上的标题是一串黑体字“打打打打打”——“打倒叛徒刘少奇”。我当初接触的是这么恶劣的中文,现在我的儿子接受的是这么美丽的中文。感谢老六,让我们和老六一样,把我们的中文变得更加美丽。
胡小鹿:我昨天在给朋友们发短信,邀请大家明天参加看片会的时候,我说感谢有各位的支持,《我的抗战》居然还能二。真的,其实《我的抗战》当时做得很难,但是我们去年全国各地《读库》的读者们帮我们组织了声势浩大并且史上最省钱的巡映,这个活动很大程度上帮助抗战有了二。其实我们自己有一点不再想做《我的抗战·三》了,刚才有位读者特别激昂地跟六老师讨论商业和文化坚守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些条件才能继续,我们明天放的是《四十七天》,讲的是衡阳保卫战,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只是采访到了中国的抗战老兵。从我们开始想要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也在寻访日本老兵,特别幸运的是,这两天我们刚刚接到消息说,我们十一月中旬可以去日本采访参加了衡阳保卫战的日本老兵,大概有四五个人。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又忍不住了,要不再来一次抗战三吧,这取决于我们后面能采访到的人,以及我们自己更多的其他方面的一些行动吧。谢谢大家的关心。
张立宪:《我的抗战》的最后一集中,尹慧珉老太太念诗那一段,希望大家回去看一看,搜狐上也有在线观看的视频,特别漂亮的老太太,我相信大家看了那一集之后,很多女孩会恨不得自己的老年像她一样。我看郑念的书,看了之后,我都会想这个太适合拍成电影了,谁合适演郑念呢?发现没有中国演员能演,她的气度和气质现在的演员演不出来。历史有什么用呢?历史能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情景模式下的另外一种面孔和表情,能让我们现在这种多少有点乏味的东西有点拨乱反正的意思。
柴静:今天写《半生为人》的徐晓老师也来了,我们请徐老师说两句。
徐晓:今天真高兴有这么多朋友在这儿,我特别想向老六祝贺。我想聊一点儿作为出版人的想法。最近大家都感受到了出版,不管是图书还是杂志面临的一些困境。我觉得真正能沉下来,把文化和我们对现实的关注都融合进去,是非常难的,我觉得那真的需要像老六那样,这么把心沉下来的人才能做好。这么多年来一直读《读库》,而且我不管走到哪儿,甚至到了美国,都有人跟我讲,能不能帮我订《读库》。还是祝贺《读库》,祝贺老六,谢谢。
张立宪:刚才何帆也说到,他的文章在《读库》刊发的时候,已经把几个不那么明显的错误挑出来了,挑出这些错误不是靠我,而是靠我们的松散而强大的审校团队。读库团队除了专职的工作人员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不在我们这里拿工资的团队。现在每期《读库》都还有错误,还有些被读者批评得汗流浃背的错误,但编校质量还算可以吧,这是靠我们的编校团队来完成的,我们再来滚下片尾字幕。在座的有小朱老师、大朱老师和张钧老师。张钧老师,网名叫老腻,最近写了一篇深情缅怀我的文章,两万多字,昨天刚写完,我在工作中听说他写完,赶快把工作放下看了看,把我夸得也是面无人色。事实上张钧老师写的是他自己,他把自己的这几年梳理出来了。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聊天,写某种文字能够让人平静下来,张钧老师的文字让他自己平静下来了,里面有他此前遭遇的人和事。旁边是我们的艾莉老师,这是我们六年来的美编,我们《读库》所有的东西都和她有关系。亮亮老师,《读库》能够印得那么好,所有的图片处理都是亮亮完成的。还有我们的田歌老师,我们最后能印出来跟他有关,他是印厂的,但基本都是站在我们的角度,算是我们派到印厂的无间道。今天大家拿到的礼包以及里面的书都是他做的,还有我们来不及换掉的腰封和即将换掉的腰封也是他做的。还有我们无数的义工,我们基本上遇到什么力气活或者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群发短信,大家就来干活,之后大家到海底捞吃一顿,然后再等着下一次短信。片尾字幕的阵容还是挺让人骄傲的。
其实今天原来设想的是一个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场景,我甚至设想办一个冷餐会,大家一手端着啤酒、白酒和红酒,另一只手拿着三明治、四明治、五明治、六明治,吃来吃去、聊来聊去。但是我们的钱都拿去买私人游艇了,没有办法办这样一个冷餐会,希望明年或者某一年来做。今年多少有点局促,有的人一直站到现在。好在,我们也很享受这种一年一度安静的下午,我们期待明年。有请最佳女配角发言。
柴静:真是觉得这个下午还是挺温暖的,想起来邓康延老师在《读库1001》发表的《老课本》里写过几句话,“民国小学老课本,是吾国吾民推翻数千年帝制后自然生长的童年,于沧桑百年后愈见纯真”,它的生机在于“上有信念,下有常识”。这几句话也很适合《读库》,六年对读库来说只是一个童年,我们希望她有百年沧桑,也希望她永葆纯真。谢谢大家。

王安忆:漫谈阅读与写作

   对写作者而言,阅读不仅是工作,也是生活。上一章谈到了我的写作历程和心得,一切都是因兴趣而生,为什么我独对写作有兴趣,这兴趣从什么地方源起呢?回顾起来,就是阅读,值得说一下。

  
   一 语言的魅力

  
   首先谈一下母语。什么是母语?它是与生俱来,而不是后天学习的。曾经,有一位学者反对双语教学,他认为一个人应该先学会一门语言,那就是母语,然后再去学习别的语言。后天学习的语言,再怎么都是有隔膜的,和你的生命、血液没有直接关系。“母语”这词起得很好,不意味所有的语言,而特指那个和你特别亲密、骨肉相连的语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处在阅读的活动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在的爱好,就是喜欢听别人说话。对作家来说,这爱好是明显的,但对一般人来说,它可能比较隐蔽不自觉。在任何一种组合的群体里,总有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而其他人则很热衷听他说话,可能是他本身有说话的天赋,亦可能是被众人推举出来的,演说家有时候是被听众培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说和听的爱好呢?我认为就是语言的魅力。而母语,因为有共同的认知,便能产生共同的想象。从某种程度说,阅读也是想象力的活动。

   举个例子,童年时我居住在弄堂,上海市中心的街区大多以弄堂划分。我们家的弄堂紧挨着另一条弄堂,两条弄堂之间原本有一堵墙。1958年“大跃进”,发动全民大炼钢铁,以增加国家的钢产量。那材料是从哪里来呢?大家就把铁窗铁门拆下来,墙也推倒,取用水泥里的钢筋,用作冶炼的原料。我们两条弄堂之间的那一堵墙就拆除了,这种土法炼钢很快就证明完全是浪费,最后生产出一堆废铁。

   两条弄堂就此打通,敞开,不同阶层不同方式的生活就照面了。我们的弄堂,人口比较少;那一条弄堂,人口比较多,孩子也多。我们弄堂的空地大,那边则是狭小的,于是,那边的孩子经常跑来我们这边玩。他们的孩子都很具有室外运动的能力,男孩子往往是踢足球、溜旱冰;女孩子的游戏也是运动型的,有一个阶段,她们玩的是跳马、弯腰、翻跟斗、柔软体操和舞蹈。由一个女孩子领头,一群小姑娘占据了我们的弄堂。我们这边多少出于嫉妒,开始驱赶她们,抢占地盘,最后不知道怎么和解了。这一个领头的女孩子,非常有魅力,她不只活泼漂亮,还很会说话,掌握丰富的书面语和俚语。也许和她的生活背景有关,她的母亲是沪上一位著名的滑稽戏演员,她从小又在剧团长大,有时也上台客串些儿童角色,因此养成语言天赋。自从我们交上朋友,就放弃了弄堂里的活动,而是转到户内,听她讲述各种见闻,我们都被她吸引了。

  
   二 农村的阅读生活

  
   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村庄里有一个男青年,也是会说话的人。他读过高中,在当时农村是很少有的高学历。他本来就爱说话,再加上语文教育,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大家都非常爱听他说话。那时是人民公社的体制,又在学习大寨式的劳动评工分,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给每个人评定工分标准。男性壮劳力通常每一工十分。以村落为组织基础的农村社会,还保持着宗族关系。农人们都是乡里乡亲,难以划分厚薄,但是学习大寨是个政治任务,一定要评出高低。减谁的好呢?就减他的,定给他九分半。去掉他这半分的理由是他一旦打开话匣子,周围的人都不干活。倘若是锄地,那么锄头扎在地里,听他说话,不就耽误了劳动生产?这理由说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可以想象他说话多么好听。

   我们庄里还有一个大哥,据说曾经在一个戏班子里唱过戏。这样的文明教化,使他的说话能力、表达能力和对语言的掌握更上一层楼。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话,而是有戏剧性的话。他喜欢讲故事——乡人们称作“讲古”,我从他讲的故事,领略到民间说史的意韵,所谓“渔樵闲话”。他讲述过一个秀才进京赶考的故事。这个秀才要进京赶考,很是紧张不安,临行前晚上做了几个梦,这几个梦的情节都很诡异。他的丈母娘会释梦,他就跑到丈母娘家求解。很不巧他丈母娘出去了,只有小姨子在家,小姨子就问他有什么事。秀才说:“我做了些怪梦,心里很不安,想找丈母娘释解。”小姨子说:“我已经跟母亲学了几手,不比母亲差,可以替姐夫你释解。”第一个梦是太阳地里打伞,小姨子说这个梦很不吉祥,“多此一举”;第二个梦是墙头跑马,小姨子说更不吉利,“有去路无回路”;第三个梦是树上挂棺材,小姨子说太不吉利了,“死无葬身之地”;第四个梦,是他跟小姨子在一起睡觉,小姨子说“痴心妄想”。秀才很沮丧,便打道回府。回家的路上,碰到丈母娘,丈母娘问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秀才就一一把来历说给丈母娘听。丈母娘说:女儿只是三脚猫,你不妨告诉我,我再替你释一遍。第一个梦,太阳地里打伞,丈母娘说是很好的梦,“万无一失”;第二个梦墙头跑马,丈母娘说好极了,“一趟成功”;他的情绪上来点儿了,就说第三个梦,树上挂棺材,丈母娘说太好了,“一品高官”。大哥刚要讲第四个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听故事的农民,叫他不要讲下去了,说我们都是没有出阁的闺女,有伤风化。大哥就非常潇洒地,一下子站起来说声“完了”,就走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晓得第四个梦丈母娘是怎么解释的。

   民间到处都有一些会叙述的人,他们也许不认字,不会书写,但在他们讲、我们听的时候,彼此已经在过着一种写作和阅读的生活了。

  
   三 礼失求诸野

  
   我为什么常提到农村呢?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它带有起源的性质,尤其是大陆中部、黄河流域的农村,持续和保存着几千年的道德伦理,农人们在耕植生活中接受文明教化,是比近代城市的市民更有行为风范的。

   我在农村时,常常听到农民批评上海人不懂规矩,他们则规矩严明。例如我们询问人的年纪,总是说:“你多大了?”以他们的说法,只有十岁以下的孩子,才能用“多大”。我们给父母寄信,信封上直接写父母的名字,他们认为应该再有“父母大人”几个字。在我插队的安徽北部乡村,没有出阁的女孩不能说“干活”,要说“做活”。“干”这个字不能出女孩口,男性也不能当着没有出嫁的女孩子说“干”这个字,大约是和性有关系。后来,我读张爱玲的《小团圆》,发现书中所写的家族也有这个禁忌。再想,张爱玲的祖上是安徽合肥,算是一个地域的传统。禁忌中还有,没有出阁的女孩子不能说“高兴”,只能说“开心”,也不能说“无聊”,“无聊”是一个严重猥亵的词。我不知道我所在的农村经历过什么文明上的演变,尤其年轻的男性绝不能在没有出阁的女孩面前说“乖乖”,他们有时候会感叹一下“我的乖乖”,可是在女孩子面前说就是一种冒犯。这让我想起明清小说里会把情人叫作“乖乖”。我亲眼看见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大发雷霆,因为他不自觉中吐出一个“乖”字。

   语言禁忌很多,一定是有来历的,只是我们现在找不到源头。在我们村庄上有一个女孩子,她的样貌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非常温柔,大方贤良。她的父亲是我们的生产大队长,应该属于权力阶层,但是当时农村普遍贫穷,这点权力并没有帮助她脱离庄户女儿的命运。她是家里的老大,要帮忙做家务、照顾弟妹和挣取工分,所以没有上学,不识大字一个。有一日,她嫁到本村的表嫂,在地头做活的时候,把她拉到一旁,跟她说:“我娘家有一个兄弟,家底挺厚的,我想给你提门亲事。”表嫂对家底厚的解释是到春天的时候,家里还有三口袋粮食。春天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存粮将尽,新粮还未成熟。这时候不仅没有断炊,还有三口袋粮,意味着相当地富裕。女孩子听了此话勃然大怒,却不失端庄。她说:“表嫂,你这就不对了。提亲的事怎么能跟我说呢?你应该对我大我妈说。”我们那里,父亲是称作“大”的。

   你们觉得这句话很熟悉吗?在《红楼梦》里,薛宝钗说过相似的一番话。薛姨妈受贾府嘱托,和薛宝钗说她和宝玉的婚事,薛宝钗正色道:“母亲,这个事情你不该和我说,该是和父亲商量。现在我没有父亲,你就该和我哥哥商量。”你会奇怪,一个偏远的农村,从来没有读过书的女孩子,可是她的伦理观,甚至她的说话方式、措辞用语,和薛宝钗这个大家闺秀如出一辙。中国文化是一个强大文化,体系也非常完整。有一句话叫“礼失求诸野”,我在想这就是“野”。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可能有很多的“礼”都已经涣散、崩溃了。可是,它星星点点地仍在坊间、民间流传。

   在农村的生活,就如阅读一样。很多教化、礼制、仪式,或许在城市,尤其上海这样的近代资本建立的城市里消失了,要透过书本才能窥察,却还在乡间真实地呈现出来。我还记得刚到农村时目睹的一场葬礼。这场葬礼很隆重,去世的老太太有一个地位较高的后代,是人民公社的干部,所以她下葬的礼仪很高。虽然她活着的时候少有人在意,好像挺凄凉的,可是身后的哀荣却是相当盛大。我目睹了很多可能是从《周礼》延续和演变下来的场面,比如说她的女儿要哭着回来,表示奔丧:在离家还有半里地的麦田里就大放悲声,一路号哭着进娘家门。之后是连续几天的流水席,就是不论饭时,不间断地摆宴。最后的出殡,场面最为壮阔。她的曾孙子打头,负责挑幡,起灵出家门,走过村道,停在村口,摔破一个瓦盆,再度起步。后面是她的儿孙辈的男性,拄着哭丧棍——一截半尺长的木棍,必躬腰折背才能及地,就这样向前走,同时发出沉重的呜咽声。身后是女性家族成员,互相搀扶,放声大哭,女声的高音在低沉的男声之上,形成类似和音的效果,我想这大约就是“乐”的变通。

  
   四 诗与真

  
   回到阅读书本。我到农村去的时候是十六岁,那时的我,文字生活已经非常顽固地占据了我的生活空间,没有书本阅读不成,所以也就带了一些小说。当时的小说类书籍非常有限,“文化大革命”几乎将所有的文学读物都判为反动和非法,家里的书已经处理掉大半。书店里空荡荡的,图书馆关门,出版社停业。我带去的书是家里尚存的几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出版物:农村题材小说集。村里有一个女孩子,读过中学,她喜欢找我玩,来到我的住处,就翻阅我的书。一次,她翻到赵树理的小说《春大姐》,就放不下了。其时,我们村庄还没有通电,她直看到天黑,第二天又过来接着看。我问她为什么那么喜欢这篇小说,她回答道:“你不知道,这个故事跟我们庄上的迎春特别像。”

   《春大姐》是一个中篇小说,讲述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农村生活,一个女孩子和一个小伙子自由恋爱,冲破很多阻力,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类故事在新婚姻法发布的时期非常普遍,但是赵树理的写法跟别人不同,他长期生活在农村,非常了解农民,懂得农民审美的情趣。听女孩这么说,我觉得很惊讶,我所在的农村那么灰暗,那么落后,可是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却很明亮,而且向上,可是她却有这样的联想!她竟然觉得庄上的迎春与赵树理笔下的“春大姐”是相像的。

   这女孩告诉我,当时庄上的迎春和本村的小伙子好上了,娘家很反对。娘家反对的诸多理由中,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都是本庄人,传统上本庄人是不结亲的。不知道是出于血缘相近不利于生育的原因,还是其他,比如说,婆家和娘家在一个庄上,人际关系重叠,会有许多难看之相处。听起来有点勉强,可我觉得其中包含的人情世故,总归有它的道理。不顾迎春家反对,两个年轻人执意要好。有一天,迎春的父母狠狠打了女儿一顿,想不到这一打就把她打出家门,跑到相好的男孩家去了,这是很勇敢的行为,同时也很鲁莽。但男孩家人都很高兴,娶亲是一件很破费的事情,是家庭财政的重大支出,不料天上却掉下个新媳妇。第二天,全村人都看见男孩的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进城去买脸盆、热水瓶、新衣服,忙着办喜事。

   就这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我和这个女孩子的反应是多么不同。我认为现实生活和书本的故事相比起来,真的太灰暗了,书本上的世界和真实的存在格格不入;她却跟我相反,她在文字里看到了她的生活,她显然比我更热爱她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可能在文字里变得更有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这两个世界,一个是文字的、想象的世界,另一个是我们实际上生活的世界,我们怎么样来对比这两个世界的力量呢?我很难说服自己现实和书本里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怎么处理文字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呢?或是我们全面投降,服从于现实生活?或者是用文字抵抗现实,那么又该如何抵抗?等许多时间过去,我渐渐想到,我必须有一个强大、更合理、更有说服力的文字世界,才能抵抗当时所身处的这个灰暗、让人打不起精神、平淡无意义的世界,这可能就是我们写小说的人的内心驱使。我要特别提到一个老先生——金克木的话。金克木先生有一本类似《论语》的杂文集,书名叫作《文化卮言》。其中一节的标题为《诗与真》,谈到歌德的自传,他说:“我们中国人经常将假和真对立,却很少把诗和真并列。”他怎么解释这句话呢?他说:“我们可以把真作为一个不变数,不论是指真理还是指真实。那么假便是负号的真。但是诗却是正负号的,又真又假,又假又真。”我理解这个正负号的“诗”,是经过两次否定,从真到假,再从假到真。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要创造一个和现实世界对抗的存在,不是用假来对抗,而是用诗。这个“诗”,我以为是泛指一切艺术虚构,对我们来说,就是小说。那么我们如何建设一个小说的世界呢?用什么准则建设小说的世界?阅读又怎样帮助我们建设小说里的世界?

  
   五 文字里的生活

  
   童话与悖论

  
   我想先从我的阅读生活来与大家分享我的成长经历。我似乎回想不起我是怎么学习识字和阅读的,好像生来就会了,阅读对我来说很自然,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就看见了文字。我的生活似乎从来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实际当中度过的,就是吃饭、睡觉、和父母相处、和小朋友一起玩耍;另一种生活则是在文字里,它给了我一个另外的空间。

   我初始的阅读,大都是童话和民间传说。有一个童话故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故事讲述一个勇士受到上天的指令,让他去捕捉一只玉鸟,于是登上冒险的征途。上天以很郑重的语气派遣他,他就以为这次出行会很困难,艰险重重。想不到一路顺风顺水,很快就到达了玉鸟所在的宫殿。宫殿的门敞开着,也无人看守。进到深处,玉鸟独自立着,丝毫没有反抗,顺从地让勇士捕捉在手。玉鸟对勇士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给你讲故事,你听了我的故事不能叹息,你一声叹息我就飞回去了。”于是,勇士就松开手,玉鸟立在他的肩头,往前走去。玉鸟讲了第一个故事,勇士忍不住发出叹息,玉鸟就飞回去了。勇士返身抓回玉鸟,再一次上路,玉鸟讲了第二个故事,勇士又叹息了。玉鸟飞回去,勇士回去抓,第三个故事开头……来回反复,一直到第九次,第九个故事,勇士没有叹息,方才成功捉到玉鸟完成上天的任务。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故事的具体内容,既想不起玉鸟让勇士叹息的故事,也想不起最后勇士不叹息的那个,可是它的结构却深印在我脑海。人的记忆很奇怪,像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选择,安排你记住什么,忘记什么。也许就是玉鸟故事中被我遗忘的内容的部分,从此变成一个逼迫,逼迫我不断地想象故事,使人叹息、叹息、叹息到不叹息的故事。人家的故事忘了,只有编自己的故事。

   还有德国的《格林童话》,其中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傻子。有一天,他跑到邻国去,看见城门上贴着告示,因城堡出现怪物作祟,很多勇士信心满满地进去,不是落败而逃,就是被怪物吃掉,没有一个人成功征服怪兽。国王非常不安,于是发出公告,许诺说谁能征服怪物,夺回古堡,就把公主嫁给他。这种模式的故事有很多,包括意大利歌剧《图兰朵》和中国戏曲《西厢记》,只是结尾各不相同,《西厢记》是老太太毁约了。这则童话故事则很朴素,傻子斩杀怪物,天下太平,国王立刻兑现承诺,把公主嫁给他。公主对他也没什么大不满,并不觉得他傻,只有一样使公主纠结,就是他不懂得害怕,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怕得发抖。公主有一个很聪明的宫女,就像莺莺小姐的红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严冬寒冷的早上,凿开河上的冰,捞了一桶鱼,提到卧室,把傻子的被子掀起来,一股脑浇在他身上,傻子不禁浑身战栗,大叫道:“哎呀!我知道什么是发抖了!”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的生活。

   小时候,只觉得故事有趣,后来想起来,这有趣里藏着许多隐喻:为什么公主把懂不懂得害怕作为一个人智商的标准,害怕和智慧有关系吗?过度诠释一下,又似乎有关系。中国人不是讲求敬畏天地吗?再有,如果这傻子是有智慧的人,懂得害怕,那么他就不可能征服怪物,娶到公主。这么一来,故事不是没有了吗?所以,他又必须是一个傻子。这是一个悖论,小说往往都是悖论。

   童话是很有意思的。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收集编撰过一部《意大利童话》,其中一个故事说的是野兔和狐狸。有一天,狐狸在树林看见兔子快乐地跳来跳去。狐狸问兔子为什么那么高兴,兔子回说它娶了一个老婆。狐狸恭喜兔子,兔子说不要恭喜它,因为它的老婆很凶悍。狐狸说,那你真可怜。兔子说不,也不要同情它,因为老婆很有钱,带给他一栋很大的房子。狐狸再道恭喜,兔子又说不要恭喜它,因为房子已经一把火烧掉了。狐狸说可惜可惜,兔子说也别觉得可惜,因为它那凶巴巴的老婆也一起烧掉了。

   我们写小说常常是这个样子。从起点开头,经过漫长的旅程走到终点,却发现是回到了原点,但是因为有了一个过程,这原点就不是那原点。所以我们又很像神话里那个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把石头推上去、落下来,再推上去、落下来……永远在重复做一个动作。但这一次和下一次不同,就是那句哲言:“人不会两次涉入同一条河流。”幼年时看童话故事,觉得很好看。它建设了一个奇异的世界,是在现实生活里不可能发生的。慢慢地,成年以后,我对童话的认识似乎递进着、常想常新,今天想是这个样子,明天想又有不同的感受。童话故事看似是孩子的阅读物,但其实,它的意味和形式,隐匿在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阅读童话的经历实际上一直如影随形于我日后的文字生活。

  
   校园小说

  
   再长大一点,开始上学,对童话的热情转移到接近现实生活的阅读。对于一个学龄孩子来说,最恰当的读物莫过于“校园小说”。上一章提过“校园小说”的模式来自苏联,把少年儿童的生活写得很严肃、高尚,因少年儿童是未来的英雄,被赋予实现人类理想的重任。例如说当时非常著名的苏联儿童文学小说家盖达尔,他的小说《铁木儿和他的队伍》里的铁木儿成为少先队员的学习模范,很多学校成立“铁木儿小队”,一种浪漫的激情充盈在我们的学校生活里。铁木儿系列的小说里,有一篇名叫《雪堡司令》,我至今还能记得。

   故事讲述街上有两队小孩,分属对立的两派力量,其中一派就是铁木儿。就像我刚才说小时候两条弄堂的小孩争斗打架,而小说将这种小孩子的罅隙政治化了,因而也变得严肃。铁木儿领导的一班小朋友很正义,不欺负弱者,做好人好事,而他的对手是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专门欺负小女孩。双方有一场战争,是争夺一座雪堡,即用积雪堆起来的堡垒,相持几日,胜负不决。有一天,铁木儿忽然带领队伍撤退,将雪堡让给“敌方”。原来,铁木儿从母亲口中得知,那个孩子的父亲在前线牺牲了。故事很动人,孩子们拥有着美好的品德,高尚的情操,并且抱负远大。

   分裂也是从阅读校园小说发生。我姐姐早我三年参加了少先队,我父亲当时还在军队,就给我姐姐寄来一本书作为她加入少先队的礼物。现在的礼物都是巧克力、游戏软件之类,那个时代的礼物也是严肃的。那是一本精装的书,书名已经记不清了,封面上是一个孩子的雕像,是关于一个苏联少年英雄的真实故事。他的名字叫莫洛佐夫,1918年出生,然后1932年他十四岁的时候,因举报他的富农祖父隐藏粮食被杀死。中国60年代的少年英雄刘文学,遭遇和他很相像,同是和侵吞集体财产的歹徒斗争,失去了生命。可是这个苏联小英雄莫洛佐夫和刘文学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男孩子所揭发斗争的人是他祖父,最终,他死于祖父的手里。于是,这故事就变得更悲惨,令人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他的至亲,血缘和阶级的敌对关系,给英雄的事迹蒙上阴影。多年以后的今天才得知,原来这位少年是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人物,是由一桩家庭的悲剧演绎而成的。我不打算评价这个事件,我只是想说当时阅读的忧愁。

   其实这是一个先兆,预示着我逐渐分裂对文字世界的信赖。这本书让我觉得这世界的残酷,甚至比现实生活更不可依靠。很快,生活就进一步地加剧分裂的状况。1966年,“文革”发生,我早早结束所谓“学业”,到了农村。我身边携带的书,除方才说的农村小说集,还有一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当代中国作家浩然所著,写的是人民公社新农村的生活。小说里的农村景象光明开朗,前途美好,有阶级斗争,可是不像那个男孩的故事那么混淆阴沉,而是黑白敌我清晰,感情就不会受到严峻的拷问。有爱情,没有私欲,建立在公德和理想之上;有新旧观念的较量,总是进步的胜出。宣传画上拖拉机行驶在光芒四射的田野上的图景,在小说里演化成生动具体的人和事。这和我所在的农村,在气氛上不大一样。

   我们村庄上,有一个富农的家庭,男人已经死了,老婆带着一儿一女度日。这一家人都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子,五官端正。女孩子很苗条,她的外号也很妙,叫“铁嘴”。她很会说话,言辞犀利,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几个来回就败下阵来。她不仅嘴厉害,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在我们那里,割麦子是用长柄镰刀,叫作“放大刀”。我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读过用大刀割草的场面,工具和姿势都类似“放大刀”,干活的都是男性壮劳力。可是,每每地,这个“铁嘴”女孩子都能进入“放大刀”的行列,她从来不落人后。

   割麦的情景回想起来真有些戏剧化。我们的农民其实自有美学,割麦的季节里流行的装束:上身不穿衣服,光着膀子,肩上系一方白色的纱布,很彪悍也很俊美。在一列白披肩的队伍里,有一件花布衫,就是“铁嘴”。庄上人公认她是个人才,私下都为她惋惜,因为她的富农成分,一直没有寻到婆家。到我离开那个村庄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岁了。在农村,二十岁对于女孩,是个很可怕的年龄,很难有匹配的对象。她的弟弟也很秀美,同样娶不到媳妇。这一儿一女的婚事都是老大难。这是我在农村看到的阶级分野日常化地体现在个人命运上,和《艳阳天》里斗争的方式不同。书本里的世界固然美好,但却是简单的,它无法覆盖现实的复杂性,所以就变得脆弱。但阅读的经历,在我几乎成为信念,我并不因此而放弃,而是企图寻找出一个更有力量的文字里的世界。

   我在农村里独自度过十七岁的生日。生日时,母亲送我一本小说叫《勇敢》,是苏联女作家薇拉·凯特琳斯卡雅所著,写的是上世纪上半叶苏联开发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感情很激昂,合乎社会主义史诗的创作原则。母亲送我这本书是希望我振作,对目前的生活唤起一点热情,不要颓唐下去。当然她也知道书本和现实的距离是非常大的,可是除此,还有什么别的路径呢?我们都是容易被书本激励的。

   这本书如果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说法,就是“假”,但是小说确实写得很动人,这就是文字的能量吧!一群青年人在一片荒地上,从无到有建起一座城市是多么激动人心!乌托邦永远吸引着爱幻想的年轻人,但是成长会告诉我们,乌托邦的不可实现在于它的不合理和不人道。前面说过,那个少年英雄出生在一个伦理混乱的家庭,本来是个不幸的孩子,却因为政治需要被塑造成英雄。而《勇敢》所写的开发远东,正是在中国黑龙江边境,带有扩张的意图,结果也是失败的。在不断阅读和学习中,你会发现,在你非常投入、寄予很高理想的那个世界也是有谎言的。这是对我们提出的警告,警告我们,与虚假对立的不只是真实,还有诗。诗和真并列,当我们离开真实的时候,也许也与诗背道而驰了。

   所以在写小说时,你要清楚你在建设一个怎样的文字世界。我庆幸我一生总能得到一些启迪,总有人或事引领我,让我走到相对正确的道路,不让我失足。大量混杂的阅读中,你其实很容易走上歧途;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不论错的和对的,具有一种自行调节的功能,纳入你经验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建立起明辨是非的可能性。生活中的缺陷使我情愿与自己的生活保持距离,远一点,书本就提供了这个机会。它们和我的生活可能没有一点相似,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有联系。总的来说,我就是特别需要一个和我实际度过的世界不一样的空间。我不是要藏身逃避其中,而是它让我对我现实的遭遇有抵抗力。当然,它也许加剧我更不喜欢现实生活。要等到书本能帮助我度过这个分裂的时期,令我对正在经验的世界有一点喜欢,还需要很长的道路,还要经历更多生活,读更多的书。因为事实上,写小说的人如果不喜欢生活的话,是无法写小说的。小说和诗不一样,小说跟生活很接近,它是世俗的性格,是人间的天上。

  
   爱情小说

  
   让我再谈一下年轻时读的书。我常说我很喜欢托尔斯泰和雨果,但年轻时托尔斯泰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也不特别喜欢雨果。我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这个名字对你们年轻人来说可能很陌生,因为俄国文学不是今天的时尚。在我年轻时,我其实不能完全看明白他的小说。小说里俄国的政治背景,知识分子的苦闷,思想没有出路,那些更深刻的内容我不怎么了解,留在记忆里的印象是模糊的。读书就是这样,把喜欢的东西留下来,不喜欢的、看不懂的东西就放到一边,等待将来的日子去认识,好像反刍似的。于是,我就只看到爱情的部分。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总是有爱情,而且是不幸的爱情,年轻人多不喜欢一帆风顺的爱情,而是受爱情的悲剧吸引,年轻人总是伤感主义的。

   屠格涅夫的爱情故事都很伤心。在《初恋》里,一个年轻的男孩子爱上一个成年女性,爱得非常非常深。这份爱里,不仅有情欲,还有成长的渴望,希冀进入成年人的社会,和这个社会平等地对话。这个女人很美,很温柔,而且似乎也知道他的钟情,有一些微妙的回应。结果却是,她爱着他的父亲,一个成熟、经历过生活、有家室妻儿的男人。这不仅是单纯的失恋,而是一个失败的博弈,年龄、阅历、成熟度,和这一切有关的魅力的博弈。但是,还有一个更久远的博弈,这个博弈还未完,还未决出胜负,那就是未来的时间。他总有一天抵达父亲的年龄,父亲却永远回不到他的青春时代。所以,博弈的双方,父与子,都是痛楚的。屠格涅夫小说里有一个父与子的核心关系,他有一部长篇名字就叫《父与子》,可我注意不到,只看见爱情,因为自己也正处在蜕变的年龄,爱情对成长具有启蒙的意义。

   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真的不是白读的。慢慢地,我们就建立起一种道德美学,那些深情的爱人们,并没有放弃利他心。虽然爱情是自私的,但是知识分子的人性理想约束着他们,使他们保持对爱的更高尚理解,悲剧就是在这里发生。屠格涅夫所写的故事和我阅读时经历的生活完全不同,他笔下的人和事,于我的处境称得上奢侈,但为什么我能够从中得到慰藉和启发?可能是有一个秘密通道,可能是青春,可能是对爱情的向往,也可能是成长的需要。这大约可说是阅读生活的真谛,你和某一本书——不知是哪一本,会有一个秘密通道,就是这个秘密通道,令你在书中遇到知己,能和这本书邂逅,就是幸运。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共十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一部很好看的长篇小说。傅雷先生译的中文版,分成四本,“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第一本,里面包括前三卷。这前三卷,恰是人物从幼年到少年走向青年的成长过程,每一阶段都有一段爱情。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性读者来说,非常令人激动满足。第一段的爱情是小狗小猫式的,女主角叫弥娜,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钢琴课学生。他是一个穷孩子,有着音乐天赋,从小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除了在宫廷乐队演奏,还要教钢琴帮补家用。弥娜的母亲,一个孀居的贵族夫人,很慷慨地聘用他做女儿弥娜的钢琴教师。弥娜是个任性的女孩,出身优越,吃穿不愁,妈妈又宠着她。起初她看不起克利斯朵夫,因为他生相粗鲁,穿着简陋,不讲卫生,仪态也缺乏教养,所以对他态度相当傲慢。克利斯朵夫是公认的神童,也不买她的账,师生关系就很紧张。可是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把形势整个地扭转了。这一天,小老师指责学生弹了一个错音,弥娜不承认,用手指着乐谱说就是这样的,克利斯朵夫凑近看乐谱,看见的却是少女花瓣儿般的小手,完全是无意识地,他在那手上吻了一下。这一个冒失的举动,把两个人都吓到了。争吵平息,琴课继续,但心情就此搅动起来。

   弥娜生活很简单,又没到进入社交圈的年龄,成天无事可做,难免胡思乱想。克利斯朵夫的这一吻,给了她新发现,原来她已经被这个男孩深深地爱上了。爱情遮住她的眼睛,再看克利斯朵夫,他的每一事每一物都变得可爱,钢琴弹得好,才华横溢,他的粗鲁只不过是男子气概的表现,他的破衣烂衫则是艺术家的风格,连他长相都变得英俊起来。克利斯朵夫呢,也以为自己其实早已经爱着弥娜,彼此的敌意不过是爱人之间常有的小别扭。于是,双双陷入情网。这一段爱情很快就被弥娜的母亲看在眼里。她是一个雍容大度的女性,她赏识克利斯朵夫的才华,但也明白他所属的阶层和她们不同,他和女儿之间只是孩子的游戏,一个不恰当的游戏。所以,就不要继续发展,而是及时收场,她带着弥娜离开了。

   之后,克利斯朵夫遇到萨皮纳,展开了第二段爱情。年轻人对爱情的想象是概念化的,所以萨皮纳的故事让我有一点不满意。第一,她比他年长,是结过一次婚带个孩子的小寡妇;第二,她出身不怎样,既不是公主,也不是灰姑娘,而是个老板娘,开一间针头线脑的小店,显然缺乏女主角的浪漫色彩。还好,他们爱情的发生比较有戏剧性。他跟着萨皮纳去乡村参加亲戚的婚宴,郊游和歌舞制造了一个民间的欢场,暗中萌生的情愫迅速滋长起来。因为大雨留宿小旅馆,他们隔着薄薄的墙,一举手把门推开就打破通道。两个人都知道墙那边站着对方,等待对方下手,可是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最终蹉跎了时机。这个结局满足我们对爱情的悲剧想象,而当过后再读小说,方才理解,要使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需要经过许多磨炼,和弥娜只是练手,仿佛过家家式地模仿成人关系;到了萨皮纳却是情欲露出水面,这不仅意味外部的生活在进展,更是内部——即身心发育成熟。

   第三段爱情更加使我不高兴了。阿达是个粗鄙的女性,在一间帽子店里做店员,这个就更世俗了。她和克利斯朵夫并没有经过任何精神上的交流。和弥娜有钢琴课,萨皮纳有船上的合唱,阿达虽然也是邂逅于郊游,同样进了乡村小旅馆,但却是刻意安排,目的明确,迅速地上了床。这对于我们的道德美学、禁欲教育,最重要的是,罗曼蒂克的爱情憧憬,都太庸俗、太暴露。最令人失望的是,克利斯朵夫对此非常满足。那时候,我们只有第一本,之后的三本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拿到。多年以后,阅读全书,原来还有安多纳德和葛拉齐亚在等着我们。这时候,我们的阅历和阅读,已经积累到可以更尽情地享受其中悲怆的诗意了。就仿佛,和书中人物克利斯朵夫共同成长起来。

   现在再读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段落恰恰是我之前不耐烦、急切想跳过的段落。例如,克利斯朵夫进入反叛的阶段,无论生活、爱情,还是音乐,都看不见前途,看不见意义,他憎恨他的环境,甚而至于他的民族和国家。他到犹太人家庭中寻找异质文化,又投到法国女歌手怀抱,希望汲取新鲜的生机,他到民间爱乐者的群体里,试图回溯音乐的原始性,却总是以失望告终。最绝望的时候,因为一个意外,卷入治安事件,只得离开家乡,流亡法国。在仓促登上的火车上,他朝着巴黎的方向,喊道:“救救我吧,救救我的思想!”到了巴黎以后,他发现音乐就像一个大工场,遍地都是制造和弦的店铺,无处不在。可是他还是找不到真正的音乐,他的思想还是得不到拯救。他到文学里去寻找,到社交圈里、爱情里去寻找,依然不得要领。最后,他生病了,滞留在廉租的公寓顶楼里,身边是庸常的小市民,琐细的日常生活,却感觉到有一种艺术精神在悄悄接近。后来,他邂逅安多纳德的弟弟奥里维,他们七天七夜足不出户,谈论法国、德国、民族、人类、革命……这些章节在年轻时候被视作累赘,草草掠过,现在却觉得精彩极了!非常感谢傅雷先生,他翻译得那么好,真是一场文字的盛宴。据法国文学的专家说:“傅雷先生可说重写了这本书。在法国文学中,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影响远不如在中国,这应该归功于傅雷先生的再创作。”有时候,一本书,在你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营养,成为人生经验之一种。

   《简·爱》也是那时我喜欢读的一本书。我读《简·爱》是在“文革”的黯淡日子里,那故事远离现实,遥不可及,它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幸和不幸都是有趣而且有意义的。当我读过许多书以后,再看《简·爱》,难免觉得简单了。爱和自尊,经过跌宕起伏的波折,最终保持圆满的结局,过于甜美,近似类型小说。但是,正因为此,它滋养了我枯乏的生活,缓解了我的苦闷。

   阅读令我的生活变成两个世界——实际度过的生活和想象的生活,两者的关系我很难解释。它们好像是并行的,甚至互相抵触,但它们似乎又是有交集与和谐的,我站在书本里看实际的生活,同时,又在实际的生活里观看书本里的。它们之间相隔着距离,这距离开拓了我的视野。

中文互联网内容的枯萎有目共睹

@河森堡: 中文互联网内容的枯萎有目共睹,在这个过程中,我时常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很多早期网络优秀内容的消逝。

今天不少年轻网民恐怕没有切身体会,中文互联网曾经在很多年前有过一段内容上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整个网络洋溢着一种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色彩,很多高水平作者在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内容,从翻译精良的冷门美剧到事无巨细的游戏攻略,从跌宕起伏的探险游记到深入浅出的影视解说,那些文章在读的时候,能强烈地感觉到作者是在巨大的热情推动下自发创作的,丝毫没有当下网络文章中那些对爆点的谄媚以及对网络暴力的顾虑,就是纯粹而澎湃的表达。

我曾经在一个格斗论坛上读过一篇帖子,是个拳击老手分享如何给训练伙伴拿靶的经验,文章里详细讲解了作为靶师要如何带动训练伙伴的节奏,如何磨练伙伴的协调性,如何让伙伴提升对距离的敏感,乃至如何细微修正伙伴拳头的落点以提升击倒的可能,那篇文章图文并茂,行文干脆,我一边看一边点头称是,照着模仿了几周后,我给人拿靶的水平大涨,尤其是双方配合渐入佳境后,那密集又节奏明快的清脆打击声犹如爵士鼓点,引得旁边训练的人都纷纷过来围观,今天要是录个短视频发网上,弄个几百万观看问题不大,而那个拳击老手要是把自己的经验做成收费课程,卖给健身房的 Kevin 们,发笔横财也不是问题,但今天,我已经找不到那篇免费文章了,因为它所在的格斗论坛早就关闭了。

事实上,每当一个沉淀多年的 BBS 关闭时,也就意味着一些曾经积累在其中的优质内容永远地消失,而创作那些优秀内容的高手们可能也就从此消失于人海,我们当初没有对那些珍贵内容有所整理和继承,我们满不在乎地放任了它们的消失,就好像在燃烧的图书馆前哼着曲儿围坐打牌一样。

我们当初之所以会那么淡然,是因为我们相信消失的东西将来还能找回来,然而,当我们走进青烟缕缕的废墟后才发现,大火带走了太多的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