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文史

批判性思维关注人的乐观幻觉对认知的影响，乐观幻觉的影响常被称为“心灵鸡汤”。与抑郁现实主义一样，心灵鸡汤的乐观主义也是一种逆境思维，一个是在逆境中悲观，另一个是在逆境中乐观，两者正好相反。“心灵鸡汤”在中国一开始就听起来有些调侃、揶揄的意味。从话语形式上来说，心灵鸡汤指的是那些起励志和鼓舞作用的格言、警句、精炼说法或感人小故事或轶事；又是一种形似充满知识与感情的话语，它的温暖和正能量安抚人的心灵。心灵鸡汤以修辞代替说理，诉诸情绪和感情，而非理性和逻辑。从心理特征来说，心灵鸡汤是一种期待和预测美好未来的“积极幻觉”（或“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s）。积极幻觉是指，当一个人在不确定或不佳处境中觉得茫然或沮丧时，用自我期许的理想来夸大对未来的可控性和不现实的乐观， 获得信心和安慰，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希望。“积极幻觉”的概念是由心理学家谢利• 泰勒（Shelley Taylor）等人于1988 年提出的，在此之前，研究者已经关注对未来期待的夸张和夸大现象，将此视为一种偏误（bias） 或错误（error）。用幻觉来代替偏误和错误的说法，是因为偏误或错误可能是一种由失误或其他一时性忽略所导致的短期错误或歪曲，而幻觉意味着一种更一般、更长久的偏向和失误。幻觉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反应方式或定型思维。

心灵鸡汤的“波丽安娜原则”

心灵鸡汤是一种夸张和夸大的预测心理（psychology of prediction）， 是一种“非现实乐观”（unrealistic optimism）的心态和思维习惯，这与在具体事情上的非现实乐观又有所不同。人在预测自己行为和计划结果时，会犯非现实乐观的错误，但不一定就会定型为一种心态和思维习惯。例如，研究者发现，至少是在考试过程中，许多学生预估自己的考分都高于实际考分。读MBA 的第二年，学生预估自己的工作机会、工资和多快能得到第一份正式工作也会超过实际情况。这些只能算是乐观偏误和错误，与心灵鸡汤的乐观幻觉不同。心灵鸡汤经常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情绪冲动的，甚至是浪漫情调的过度乐观，与波丽安娜原则（Pollyanna principle）相似。波丽安娜原则又称波丽安娜行为（Pollyannaism），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特林（Margaret Matlin）和大卫·斯唐（David Stang）于1978 年根据美国小说家爱莲娜·霍奇曼·波特（Eleanor H. Porter）的《少女波丽安娜》（Pollyanna ）小说原型所提出。

小说里的波丽安娜是一个不幸的小女孩，因为失去双亲，被送到西部的亲戚处寄养。她从小没了母亲，父亲临终前嘱咐她要怀抱希望，好好生活，并教了她一个“快乐游戏”。那就是，不管碰到什么糟心的事情，先想想它好的一面。父亲一死，波丽安娜立即就有了一个玩“快乐游戏”的机会。她想，父亲死了，去天堂与母亲相见了，死得真好，于是她心里充满了快乐，不再觉得悲伤。波丽安娜不管在什么困境中都能见到积极、光明和美好的一面，是一个充满乐观思想， 并且以乐观想法感染着身边其他人的女孩。她能够不考虑现实环境对实现愿望的任何限制，不管有没有理由，始终用内心的力量化解生活中的种种困厄和不幸遭遇。她不仅自己这么看待事物，而且还把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当作一种人生智慧传授给他人。这也正是心灵鸡汤的主要特征。

万方中在《我为什么憎恶心灵鸡汤》一文中谈到一则关于电视名人、教授于丹的轶事，活脱脱是中国版的波丽安娜。

一个大学生问于丹：“我和我女朋友，我们毕业留在北京，我们俩真没什么钱。我买不起房子，就租一个房子住着，我们的朋友挺多， 老叫我们出去吃饭，后来我们就不好意思去了，老吃人家的饭，我俩没钱请人家吃饭。我在北京的薪水很低，在北京我真是一无所有，你说我现在该如何是好？”

于丹答：“第一，你有多少同学想要留京没有留下，可是你留下了，你在北京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第二，你有了一个能与你相濡以沫的女朋友。第三，那么多人请你吃饭，说明你人缘挺好，有着一堆朋友，你拥有这么多，凭什么说你一无所有呢？”

大学生：“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还觉得自己挺高兴的。”说完，于丹似乎对她的回答挺满意，露出会心一笑。

对此，万方中评论道，“我们如果不加以思考，便会像这位大学生一样，满心欢喜地全盘接受于丹的答案，因为她的答案看起来似乎有理有据。但如果你仔细思考，便会发现问题所在：大学生阐述自己的问题，诸如买不起房、没钱请人吃饭、薪水低，实际上问的是物质上的一无所有，他寻求的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而于丹巧妙地绕过了他这个问题，采取诡辩的方式答别人的问题，答的全部都是精神上的东西。这个大学生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答案，居然还觉得她回答得很好，这说明，当一个人情绪失落之时，往往更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而忘记了自己最初要的东西”。

心灵鸡汤是一种“说服”，有一种特殊的说服效果，那就是劝解、开导或宽解——把难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事情转化为可以接受，甚至值得欢迎。一般的宽解可以是一种实用性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 就像问候、寒暄、道喜、安慰等其他话语行为一样，经常有口无心， 不能以真实去要求它的言语内容。真实不真实，言语功能是一样的。但是，心灵鸡汤不仅仅是言语行为的宽解（或自我宽解），它还是一种面对社会性焦虑的自助策略（Self-Help Strategies for Social Anxiety），要起到的是减轻焦虑和压力的心理治疗作用，而制造幻觉并不可能有长期和真实的治疗效果。

心灵鸡汤的开导和宽解经常借助反常态思维或逆向思维，给人一种“大智”的感觉。加拿大畅销书作者丹妮尔·拉波特（Danielle LaPorte）也是一位著名的励志演说家和博客作者，2012 年她的博客被福布斯评选为100 个最受欢迎的博客之一，她也被称为“逆向自助导师” （a contrarian self-help guru）。这是她的一则人生建言：“你死不了。这是火热的真理。就算你破产，你还是OK。就算你事与愿违，失去爱人、流落街头，你还是OK。就算你荒腔走调、竞争失败、心灰意冷、被开除解雇……你也死不了。不信你就去问问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这话听起来挺牛气，其实是个诡辩，你能问到的当然都是还没有被折磨死的活人，你能到哪里去问死人呢？像这样的鸡汤建言，充其量不过是善意的谎言，但却能特别有人气。

不可靠的乐观幻觉

“心灵鸡汤”在中国听起来像是本土说法，其实是舶来品，是从英语的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来的，在美国，心灵鸡汤是个正面的，至少是不坏的说法。一个以此为名的网站介绍说，“心灵鸡汤是当今世界最受欢迎，最被赏识的故事书系列。20 年前，创始者们编纂了一本励志和鼓励人的故事，一下子成为畅销书。在这之后，我们出版了250 种不同的心灵鸡汤书，有40 种语言，仅在美国的销售就达一亿册”。今天，心灵鸡汤的销售商不仅经营励志读物，还销售狗粮和音像故事或电影，经营口号是“改变世界，从每一个故事开始”。

心灵鸡汤丛书的成功经历本身就可以当作一个励志故事。美国的第一本心灵鸡汤书是由杰克·坎菲尔德（Jack Canfield）和 马克·汉森（Mark V. Hansen）编纂的，两人都以“励志演讲人”（motivational speakers）为业。励志演讲在美国是个相对不错的正规职业，2013 年的平均年薪约为9 万美元。坎菲尔德他们把从听众那里收集来的一些真人真事的感人故事（有的就是听众们自己的故事）编成了一本书。他们在纽约向一家家出版社投稿，都没有成功，最后被佛罗里达州一家专门出版自助书的HCI 出版社出版，据说第一年就卖出800 万册，名利双收。心灵鸡汤成功故事的励志教谕可以是“有志者事竟成”或者“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人们需要这样的励志教谕，哪怕坎菲尔德他们的成功只是因为运气好，人们也愿意相信那是可复制的经验。心理学称此为“乐观幻觉” （optimistic illusion）。买彩票的人只看到个别发了财的幸运儿，一次次碰运气，一次次失败，但能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同样是因为受到这种“乐观幻觉”的驱使。

心灵鸡汤的乐观精神大多是通过故事和轶事来传递的，几乎从来不运用分析思辨论述。它有很强的情绪感染力，但不能提供论证支持。故事或轶事所起的是一种“类比”的提示作用，在认知上是有缺陷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得不到帮助的头脑很容易被谬误和幻觉支配，因为它依赖于记忆和生动的轶事故事”。平克所说的幻觉中也包括乐观幻觉。心理学家梅拉妮·格林（Melanie C. Green）在“叙述转移理论”（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theory）中提出，“熟悉的情境有助于产生叙事转移，对角色的认同也有助于转移产生”。心灵鸡汤故事都有读者熟悉的情境，很容易就能让他们发生“叙述转移”，进入故事的情景。这是一种移情作用，真实不真实无关紧要，也是乐观的心灵鸡汤故事很容易造成的一种幻觉。

乐观幻觉是一种对现实有错误判断的不真实想法，因此是一种自我欺骗。但是，这种幻觉或错觉有时候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须的，因此被称为“必要的谎言”（vital lies）。奥地利心理学家和作家奥托·兰克（Otto Rank）在《真实与现实》（Truth and Reality ）一书里说，“与真实为伴，人活不了。要想活下去，就需要有幻觉。……有效的自我欺骗过程，假装相信又不断犯错，这不是一种精神病理学机制，而是现实的本质”。心灵鸡汤也并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它确实可能有一些营养成分，激励人们不消沉、不懈惰、不自甘堕落、不自暴自弃。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即便“美国梦”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不再是现实的梦想， 心灵鸡汤丛书还颇有市场的原因。

心灵鸡汤的“文学性”和“哲理”都是它的吸引力所在，它长于文学表现方式，有修辞和审美感染力。不过在它那里，动情和抒情经常没有节度，因而流于滥情。过度诉诸情感和情绪的手段降低了接受者的思考和判决能力。心灵鸡汤的感染力经常不是来自它的思想营养，而是来自它富有变化的表述和呈现方式（有不同的“稀释” 效果）。同一个意思总会有别的“变体”表述，如“与其抨击丑恶，不如发现美好”（变体：发挥正能量）；“留一片空白，随时浓墨重彩”（变体：“一张白纸，还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要羡慕别人，你的劣势可能是你最大的优势”（变体：变坏事为好事）；“倔强的人走得最远，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怕，只怕到不了终点”（变体：“路在脚下，从零开始”）；“有些状态，一生中大概就一次，不如把它发挥到极致”（变体：人生能有几回搏）。

人为自己制造或保留一些希望的幻觉（或将这种幻觉感染别人）如果不损害他人，这种乐观幻觉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将此变成一种思维定式，并用来诱使或引导他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安贫乐贱、接受不公正的命运摆布，甚至自动承担别人的过失责任，导致是非不分、黑白不明，那就会成为一种有道德过错的行为。例如，面对重度雾霾，有人说，“天昏地暗一座北京城，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 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用主观臆想来重新解释生活中的坏事或灾祸，在精神疾病心理治疗中称为“认知行为主义”（cognitive behaviorism），那就是，通过认知重建，让病人增强信心，对那些引起他们焦虑和不安的事情，建立起自己能加以控制的信念。这已经不是一汤勺一汤勺地给病人喂饲鸡汤， 而是教他们如何为自己制作鸡汤。

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这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法。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来对神志健康、头脑正常的人进行诱导或教化，那就有愚民和不当洗脑之嫌。社会不应该成为放大版的精神病诊疗室。在诊疗过程中，幻觉可能有利于病人恢复精神健康，但在社会适应的过程中，幻觉则可能让正常人罹患心灵疾病。

心灵鸡汤的情感与认知

对心灵鸡汤利弊的评估，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特定的权力和责任关系中，让老百姓接受“认知行为主义”的心灵鸡汤治疗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心灵鸡汤之所以被诟病，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不健康。说实在的，在当众多种类的“精神食品”（宣传、教育、指导、熏陶）中，心灵鸡汤即使算不上是百分之百的健康食品，至少还不是有害或有毒的。人们诟病心灵鸡汤，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容易让人在不容乐观的现实中对真实产生乐观误觉，并在不知不觉中对“乐观幻觉”上瘾。

心灵鸡汤经常被误以为就是励志，这是不对的。许多励志的作品很有智慧，也得到大众喜爱，但并不是软性、温柔、肤浅、自以为是的东西，它发人深思，却不以真理自居，甚至告诉人们，问题没有答案。在它那里，励志与其说是意图，不如说是一种可能的效果（副产品）。鲍勃·迪伦（Bob Dylan）的《飘零在风中》（Blowing in the Wind ）就是一个例子：

一个人要经历多长的旅途

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

鸽子要飞跃几重大海

才能在沙滩上安眠

要多少炮火

才能换来和平

那答案，我的朋友，飘零在风中

答案随风飘逝

山峰要屹立多久

才是沧海桑田

人们要等待多久

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

才能得到自由

一个人要几度回首

才能视而不见

那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零

答案随风而逝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

才能见苍穹

一个人要多么善听

才能听见他人的呐喊

多少生命要陨落

才知道那已故的众生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零

答案随风而逝

心灵鸡汤的制作者很多都有良好的动机，励志往往是他们的意图。但是，他们的言说方式却在制造一个假象：好像他们参悟了人世间的真理，有了指导别人的资格和能力。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温馨、柔美的词句由于太言之凿凿而成为虚妄不实的“善意谎言”，有一首题为《你站在哪里，世界就在哪里》的诗是这样的：

任何一丝一缕的美好都是捕捉不到的

她只能从你的心底滋长蔓延开来

一切美好的梦都在安静的熟睡之中268 第十二章　心灵鸡汤与乐观幻觉269

她的绚烂在每一片绽放着的花瓣儿之上

已不必再三追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因你已知晓没有什么高过一刻一刻心的流动

一切明亮终将都会被点燃

包括一切晨明、春天和心中蕴藏的甜与美

世界多么安详而美好

从此再也没有大过延续的事件了

像这样的诗句如果只是诗人自己的感受或领悟，那自然没有问题，可以将之视为“诗的破格”（poetic license）——诗歌不按常理说话。但是，如果把它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指导，那就有可能是一种有悖常理的误导。心灵鸡汤的诗句、警句、箴言、小故事可以成为一些人的安抚读物，也能为他们带来虚假不实的快乐。对于寻求快乐的人，快乐可以成为它自身的目的。这不是非理性，而是一种“意志主导的理性”（will-centered rationality），美国哲学家迈克·马丁（Mike W. Martin）在《自我欺骗与道德》（Self-Deception and Morality ）一书里对此解释道，“意志主导的理性是信念和行为的标准：一种信念只要最符合信念者的需要和价值观就是理性的；一种行为只要比其他任何行为更能有效达成行为者的目标……就是理性的”。说到底，谁愿意为了真实老是跟自己过不去，老是非把自己弄得不快乐不可呢？因此，意志主导的理性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奉行的。

与意志主导的理性对立的是“证据主导的理性”（evidence-centered rationality），“它把所有的逃避证据……都视为非理性。按照证据主导的理性，理性的人按照所能获得的最佳证据来形成信念，然后，规范自己与信念相一致的行为、情感和态度。理性之人而且还采用最有效的方式去达成目标，设计行动方式也应该是按照最佳证据所建立的信念”。证据主导理性的目标和行为都是反对自我欺骗，“自我欺骗是不折不扣的非理性，因为它造成了人们逃避证据或者无视清楚的真实”。

然而，这样的理性要求也许太严格，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被一般人接受或实行，而且，自我欺骗也确实并不都负有道德罪过。人在生存逆境中，需要有一些不能用一般道德标准来评判的生存手段或策略，包括自欺、说谎、阳奉阴违、心口不一、假面扮相等等。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一书里对此有详细的讨论。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哲学教授汉姆林（David W. Hamlyn）在《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一文中指出，“自我欺骗有时候可以成为正确的做法， 是有道理的。它可能是对一个人生死攸关大事的唯一可行方式”。他认为，真实并不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最为重要的价值。如果一味执着于真实或刻意回避自欺，那就可能对维系重要人际关系（如爱和同情） 的自发情感造成伤害。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不愿意承认行将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割舍不了对家人的爱和家人对他的爱。在浪漫的爱情、家人亲情，甚至亲密朋友的友谊中也都多多少少有自欺的因素。

心灵鸡汤的心智迷障

温馨、亲密、偏爱的私人情感包含自欺因素，这种情感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非常容易在政治和社会的权力或利益关系中被操纵和利用，成为不正当的控制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欺骗就成为一种“衍生性的罪过”（derivative wrong），使别的严重罪过（强制服从、欺骗性宣传、洗脑、胁迫感恩等等）成为可能。

心灵鸡汤可以诱使人去热爱不值得热爱的人，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人；也能用它的道德和励志教诲把制度的罪恶转嫁到制度受害者的头上，让他乖乖接受自己的命运。美国蓄奴时代对黑人的道德教诲中就有许多劝导忠心、感恩、本分做人的心灵鸡汤：只要你心中欢喜，世界就充满快乐。宗教也是他们的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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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

宗教或逆来顺受的人生哲学可以起到愚民作用，心灵鸡汤的快乐教育同样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心灵鸡汤的快乐教育无须教士或儒者， 是大众化的快乐教育。它运用的经常是一种通俗、简单的口号式警句格言表述：“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只要你光明，世界就不阴暗”“生活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但绝不是无味的，我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我决不气馁”“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跌倒最多的人。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是每次跌倒都能爬起来的人！”

这类警句格言有三个显见作用：指引人生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方式、激励行动、解释行动的合理性——全都集中在个人的努力和素质上。警句格言是在没有语境的情形下强调个人自身努力的，在存在严重制度性不平等、歧视对待、贫富悬殊、身份固化、财富和机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环境里，没有语境的心灵鸡汤实际上起到了为不公正秩序漂白、美化和推卸责任的作用。这是励志警句格言容易被忽视的隐秘作用。你落入贫困，是因为你没有抓住机遇；你觉得世道不公，是因为你心理阴暗；你觉得生活充满了苦涩和憋屈，是因为你自己气馁；你不富有，是因为你跌倒的次数还不够多；你碌碌无为，是因为你自己消极倦怠；你蜗居地下室，是因为你自己不够优秀。

毋庸讳言，心灵鸡汤的消费者往往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自己没有自信或主见的人，他们因为对自己或现实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才彷徨地求助于他们以为比自己聪明和智慧的他人。他们也是最会满足，最容易找到良好自我感觉和幸福感的人。因此，心灵鸡汤的提供者也许更应该问问自己，我真的能对他们的生存困境感同身受吗？我真的是在为他们提供有用的建言吗？我有没有在欺骗他们？从古到今，在现实的逆境面前，无知让人勇往直前，知识使人犹豫不前，幻灭使人一蹶不振。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生活的某一时刻感到沮丧、失望，甚至意气消沉。不接受心灵鸡汤，难的也许不是洞察心灵鸡汤希望中存在的幻觉或错觉，而是如何在幻觉或错觉之外寻找和保持更加清醒的信心和希望。

挪威- 加拿大哲学家赫尔曼·汤勒森说，人必须在真实与快乐之间二选其一。不真实的快乐是一种自我欺骗，但是，真实也并不需要成为一种自动的不快乐。我们更无须因为不愿自欺而把自己弄得不快乐。应该看到，心灵鸡汤提供的是一种未必真实的快乐生活观，对于不愿意或不知道如何选择真实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方便的选择，但是，这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批评者就是敌对势力吗

越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就越是难以接受别人的批评。良好的自我感觉会扭曲一个人或群体与他者的关系，阻碍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被人批评都是一件不爽的事情。他们会觉得被人揭了短，把不想让世人看见的东西故意暴露出来。他们如果觉得被人打了脸，丢了脸面，自然会归咎于批评的“不良动机”，将之视 为“恶意攻击”或“敌意”。

其实，批评的动机和意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是否合理和真实。只要是揭露真相的批评就是好的批评，再令人不爽也是值得考虑和欢迎的。然而，现实情况是，人们对于那些试图让他们看到真相的人或意见最常见的反应是，要么忽视，要么敌视。忽视是不拿批评当一回事，再怎么说也是白说。敌视是太拿批评当一回事，一点点都容不得往眼里揉沙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姑且用一句老套话），大多数人就算见到不良现象，也是不批评的。他们对不良现象保持沉默，洁身自好，不愿意被推入“敌对势力”。正因为众人总是在自觉地把不好听的话咽到肚子里去，所以那些打破沉默，偏偏要把话说出来的人才特别让人不爽， 特别遭人白眼。他们遭痛恨，不仅是因为他们说了一些众人心里都明白却又都不敢说出来的话，而且更因为他们的公共行为本身就是在提醒别人的自私、胆怯和懦弱。人们憎恨批评者，是因为批评者也挑战了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沉默。

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在《房间里的大象》一书里指出，人们保持沉默，成为沉默的同谋，“保护的不只是个人的颜面，也保护整个集体的颜面，因此打破沉默的人通常被认为不仅仅是不得体，事实上，他们经常被伙伴们公开指认为叛徒”。在那些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人士眼里，“敌人”是内外有别的。“敌对势力” 不仅是指来自外部的批评，而且也是指内部提出的批评，内部的批评者会被视为配合外部敌人的“内奸”。外部敌人干的是污蔑、唱衰和抹黑；而内部敌人干的则是家丑外扬和泄密。

日本有一张传统的“三不猴”图：三个猴子一个捂着眼睛，一个捂着耳朵，一个捂着嘴巴——它们不看、不听、不说。虽然不说是沉默的直接起因，但最后一定要有不看和不听的积极配合。因此，沉默的合谋不仅是不说者的串通，而且也是不看、不听者共同加入的集体合作。

任何一个沉默的合谋都可能被某个潜在的发声者打破，在美国， 有人画了一幅描绘尼克松水门事件的讽刺画，给这“三不猴”图添加了一只猴子。这第四只猴子手拿电话，正在和美国头牌新闻调查记者、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Jack Northman Anderson）通话。泽鲁巴维尔说，“这张漫画恰切地描摹出这样一股会暗中破坏沉默合谋的社会力量，告诫我们，尽管拒绝面对某些事物的需要非常强烈，但会被同样强烈的揭露真相的愿望所抵消”。

和沉默一样，打破沉默也需要众人的合作。要结束沉默的合谋， 不需要等到沉默合作者一个不剩统统消失，只要不沉默的人足够多就可以了。

2017 年12 月6 日，美国《时代周刊》2017 年度人物揭晓，这项殊荣被授予那些敢于“打破沉默”，揭露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女性。就在前一个星期，美国NBC 电视台“Today”早晨节目王牌主持人麦特·劳尔（Matt Lauer）被女同事指控有“不当性行为”，NBC 接获投诉后将劳尔解雇。令许多人觉得诧异的是，对劳尔性骚扰的公开指控是头一次，但是，这位在NBC 供职长达20 年的大牌主持人喜欢“追女人” 的癖好却是圈内人都知道的，为什么直到今天才“东窗事发”呢？

这主要是因为名人、要人的性骚扰行为在美国正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前被认为只是男人的风流小事现在被视为严重的错误， 甚至犯罪行为。沉默可以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也可以是一种犯罪共谋。先前对劳尔“追女人”保持沉默的人也许是给他面子。现在她们不再沉默，是因为对事情的错误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所以行为也就发生了改变。

人们在不同的事情上保持沉默，造成的伤害后果是不同的，沉默者和当事人的感受也会完全不同。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里，伊万·伊里奇快要死了，“最折磨他的是欺骗，是谎言。不知为什么，他周围的人都同样认为，他只不过是病了，不会死的。所以，他只需保持安静，接受治疗，然后好事就会发生了。但他知道，照他们说的去做，不会有什么结果，到头来是受更痛苦的罪，然后死掉。这种欺骗折磨着伊万·伊里奇——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和他都知道的事情，而是要对他的病情说谎，并且希望和强迫他参与这个谎言”。

沉默和欺骗的共谋有它的社会作用，那就是在坏事发生时，让人们仍然可以保持一团和气，避免出现令人难以应对的尴尬和窘迫。有时这无伤大雅，有时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看似无害的共同沉默与犯罪的恶性共谋却是有着相同的社会心理机制：出于某种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对有些事情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这样的默契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

这种沉默在职业人士中尤其常见——他们都是有涵养和“拎得清” 的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大嘴巴。美国医生的毒瘾问题就是职业人士一直用沉默掩盖着的一个公开秘密。麻醉师威廉·法莱（William Farley）是“医生戒毒计划”的负责人，他自己以前就有药瘾，长达十年之久。他不仅饮酒上瘾，而且还离不开一种叫“带尔眠”（Dalmane）的抗焦虑药，要是三小时不用这个药品，手就颤抖不停，打静脉针的时候把病人都吓坏了。他的药瘾非常明显：穿着邋遢，脾气暴躁，眼睛又红又肿。但是，法莱说，他有一个保护，那就是，“我的医生同事们都一致对此缄口不言。他们知道我一定是出了毛病，但就是没有人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医生之间忌讳谈论与药瘾有关的事情。

忌讳其实是一种社会性欺骗，忌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划出一个个可能令人糟心、令人不快，或者置人于险境的禁忌圈子，忌讳的圈子有大有小，包纳的人员也多有不同。打破忌讳的往往是“不懂事” 的圈外人。《皇帝的新衣》里唯一说实话的就是那个不懂事的孩子。

圈内人加入沉默的共谋与自身利益有关。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古尔曼在《必要的谎言，简明的真相》一书里讲述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一位刑事律师朋友告诉他，警官们在法庭上说谎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涉及毒品案件的时候。这位朋友就算知道警官在说谎，但因为那样便于他办案，也就眼开眼闭，默认了事。

古尔曼问他，那么法官知道吗？朋友说，法官也许会怀疑警官没说实话，但是，法官和警官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法官与被告人只是在法庭上才相见，所以做出相信警官的样子，办案就少些麻烦。古尔曼问，那么好人是否会被冤枉呢？他朋友说，有可能吧。古尔曼认为，如果法官和刑事律师对警官证词的真伪保持沉默，造成冤案， 那么他们就是共犯。

不透明的权力经常靠强制沉默来维持，而集体沉默则无一例外都是在默认强制权力的合理性。上司对下属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是一种凭借权力的犯罪行为，对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明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有了公开控告的勇气。她们一旦先打破沉默，集体沉默也就变得难以维持，也让对性侵犯的“不哑忍”和“零容忍”渐渐成为今天公共生活的新规范。

大家或许都有这样的经验：在阅读某些外国经典学术名著时，书里的每个汉字都认识，但串起来的句子却让人无法理解。很多读者还会觉得：我看不懂一定是因为自己笨。于是，“啃”那些佶屈聱牙的学术名著，就成了许多文科学子的噩梦。殊不知，读者们不是因为“智商不够”才看不懂那些晦涩难懂的名著，而是译者不讲人话。

近几十年来，随着“打开国门”的进程，中国出版界引进了大量外版著作，译著为促进中国的学术发展和文化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糟糕的译作也糟蹋了名著，甚至会误导读者。

在图书市场上，“谷歌翻译体”、“金山体”屡出不绝，更有甚者，由于译者缺乏基本知识，出现了将Mencius（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将Chiang Kai-Shek（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等让人贻笑大方的笑话。在豆瓣上，许多经典著作的评分之所以很低，大多是因为译文佶屈聱牙、不知所云。为何国内会出现学术名著的翻译乱象呢？译者、出版方在翻译乱象当中，又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如何才能解决学术名著翻译乱象的问题？

为此，我们采访了浙江大学兼任教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译者阎克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和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他们分别从译者、学者和书店创始人的角度，与我们聊了聊国内学术翻译的乱象，以及形成的原因。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阎克文：

国内60%以上的译本根本不值一看

阎克文，1956年生，曾任职于新华社，现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任教授，专事马克斯·韦伯著作的译介，代表性译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马克思·韦伯传》《君主论》等。

新京报：在你的阅读史里，有没有读过一些被翻译毁掉的经典图书？能给我们讲一些例子吗？

阎克文：我最近和浙大一个读书研讨班一起读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一开始用了韩水法的译本和李秋零的译本（李秋零的译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韩水法的译本是200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商务印书馆又出了一遍），结果我们没读两页就读不懂了。我觉得是译本有问题，于是就去找德文原著对照着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个译本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胡说八道。

类似的经验当然还有。1997年出版的《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本，他在译后记里声称是从德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同时也参考了京特·罗特的英译本。但是，我慕名而去，慕韦伯和这本书之名，却基本看不懂。那时我还不会德语，我就将英译本和中译本对照着阅读。结果发现并且断定，这位译者根本不懂韦伯，基本是把德国字生硬地堆砌成了中国字，导致了你能读懂德文原著却基本读不懂中译文。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了这个译本。

按说，林荣远的公务德语是不错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在学术上了解韦伯。在批评文章发表后，时任商务印书馆译作室主任王明毅就找我来翻译《经济与社会》。我对他说，我不敢翻译，而且我当时还不懂德语。他让我从英译本翻译过来。迫于无奈，我花了五年翻译了《经济与社会》。由于其他原因，这个译本放在了世纪出版集团·文景出了，我个人感觉，大体上能读了，因为我确实在竭尽全力忠于英译本。

《经济与社会（第一卷）》，[德]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但是很不幸，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京特·罗特参与翻译的英译本是欧美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译本，后来我能读德文原著了，结果发现，从形式到内容，英译本对原著的忠诚度都很令人失望。这意味着我作为中译者，也等于在一定程度上跟着英译本误导了中文读者，内心十分不安，甚至有一种罪感。现在我正在按照德文原著重新翻译。

新京报：除了刚刚说的译者不了解韦伯之外，你觉得造成翻译乱象的原因还有什么？

阎克文：还是以韦伯著作的翻译为例吧。我感到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些译者在主观上就根本不负责任。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追逐名气、地位、报酬还是确实对原著感兴趣，但我们必须从客观结果上说，这些译者对翻译质量是根本不负责任或者负不起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硬干，不出劣质产品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非常信服一位学术大家和教育行政领导人的说法：我们的读者被中译本蹂躏已久了。

这让我想起了1987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由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韦伯非常不了解，我们倒是能理解译本的缺陷。译者恐怕当时也是不怎么懂韦伯的，甚至不懂的地方就干脆不译了，而且居然还将韦伯原著的注释全都抹掉了。其实，韦伯有一个习惯——在正文里没说够的话，会在注释里说。有时候，韦伯的注释相当于一篇论文。

不过，我当时读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感觉比《经济与社会》好读多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看不懂，我只能严厉地责怪自己“智商低”。后来，我想起来，这本书是由英文版转译过来的，那我为什么不直接读英文版？读了英文版后，发现原先看不懂的地方都明白了——不是韦伯不会说话，至少是中译者不会说话。于是，我也重新翻译了这本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国]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英译本是帕森斯译的。帕森斯的译本非常可靠，与德文原著的出入不是很大。相比之下，《经济与社会》的英译本都可以被看作译者和韦伯合著的新书了。这还是社科经典名著，其他的著作就可想而知了。

新京报：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学术翻译才是好的翻译呢？对于译者来说，怎么样才能做好翻译？

阎克文：要负责任地翻译经典著作，恐怕首先要以做研究的态度去译。这意味着译者要对原作者本人的思路、脉络有结构性的认知，并对原文的方方面面有比较深度的了解。这样才能译得靠谱。翻译表面的文字是很简单的，但文字背后的知识含量、思想含量和逻辑脉络并不简单。若译者不用心琢磨就去翻译学术著作，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顺便说说，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休谟《英国史》刘仲敬译本也是一个糟糕的案例。《英国史》是休谟的名著，在学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我曾想过翻译这本书。但我没把握，因为休谟用了很多古英语。其实，你要对照一下英文原著和刘仲敬译本的话，很容易就能发现，刘仲敬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这本书应该署名为“休谟与刘仲敬合著”。但他的很多粉丝却都在无条件地吹捧这个译本，后来，在2014年12月，一个挺有名气的所谓学者还在《中华读书报》大肆抬举这个译本，确实令人绝倒。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重新翻译韦伯的著作。因为市面上韦伯著作的中译本，95%以上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英译本本身问题就很大。《经济与社会》的英译者还是想向读者介绍韦伯的。但是，译者京特·罗特说，为了照顾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他对原著做了调整。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比如将德语长句按照英文读者熟悉的句式作出改动，以方便读者理解，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学术与政治》的英译本也是这样，再加上中译者们都不懂德文，他们根本无法参照德文原著进行翻译，就算尽心竭力，也只能跟着英译本中的谬误亦步亦趋，对中文读者的误导就可想而知。我已经重新翻译了《学术与政治》，很快就要出版了。到时，读者就能明白这个版本和其他中译本的差别是不是很大。

韦伯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措辞是相当严谨的。韦伯还是个经验理论大师，他的所有理论都来自经验现实，他“不玩”玄学。从这个角度来说，韦伯的语言风格是相当平易近人的。当然，韦伯的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密度很高，这需要我们用心体会。我不认为韦伯的语言晦涩抽象。韦伯的抽象是将经验进行归纳之后的抽象，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在这种情况下，译者要对原著做出大幅度的调整，是不能被原谅的。

马克斯·韦伯

所以，我一直想直接从德语翻译韦伯的著作，这样能降低信息的流失和信息失真率。做翻译这个行当，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从主观上竭力做到尽量不出硬伤。

这个想法已经开始实现了。浙大成立了韦伯著作翻译与研究中心，由我来主持工作。从2019年5月开始，我们就系统地从德语直接翻译韦伯的著作。我修习德语十多年了，看韦伯原著的问题不大。此外，浙大是国内除中央编译局和国家图书馆之外第三家购置韦伯原著最新版全集的机构。这个翻译的工程量很大，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总体来说，我觉得译者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训练：知识训练、思想训练和技术训练。就是说，译者需要积累经验。所以，我对我们翻译团队的要求首先是德语可靠；其次，译者至少要有一门学科背景，不管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或语言学，只有受过相对比较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才可能胜任这个工作。再次，译者的中文水平也要说得过去。在“信达雅”中，我们要求至少要达到“信”和“达”。这需要译者积累经验，也需要译者加大阅读量，深入了解原作者涉及的领域和范围。

因此，做学术翻译，除了技术素养之外，还特别需要个人的内在志愿和信念，否则就干脆不要做。做社科学术翻译钱挣得不多，而且，学术考核体系目前还没有把学术翻译当回事。假如想捞好处，就不要干学术翻译。不然肯定会对译文不负责任，这种事我们还见得少吗？在我自己有限的阅读范围来说，到目前为止，至少60%以上的译本根本不值得一看。

新京报：那你觉得出版社方面在翻译乱象当中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阎克文：“应然”和“实然”是两回事，“应然”的东西有很多，但很多时候对许多出版社来说，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做到。比如说，吉林出版集团之所以出版《英国史》译本，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希望借该名著给自己“壮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出版社总得负点责任吧！我曾给吉林出版集团总编室打电话说，你们胆子真大，这种书都敢出版。他们说，他们也知道这个译本有问题，但是译者名声大，这本书的名气也大。为此，吉林出版集团专门成立了一个编辑小组，专门负责编辑这个译本。但后来，刘仲敬带着人上门警告出版社：他的译本一个字也不能改。所以，这到底是出版社的责任还是译者的责任呢？

至于大牌出版社就不太好说了，原因恐怕就更多，比如“店大欺客”的旧习难改，相信许多人都领教过不少。同时，出版社面临的内部和外部考核体系可能也存在问题，导致客观上对书目选题、尤其是选题的翻译质量大范围地一塌糊涂，对读者、对社会的戕害确实不可等闲视之。最后，像国外有些地方，比如日本，就有对翻译作品相当严格、规范的学术评价和奖惩机制，这需要长期、系统地投入人力物力资源，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读者群，同时还有可以说无与伦比的漫长翻译史，却至今没有足以对得起国家和读者的类似机制，大家只有碰运气，这种局面不知还要持续多久？

当然，必须客观地说，在知识饥渴与爆炸的情况下，这些有问题的中译本也产生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不能认为一俊遮百丑，不肯正视问题。

唐小兵：
严肃的批评才是对一个作者或译者最大的尊重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已出版《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与民国相遇》《书架上的近代中国》等。

新京报：在你的阅读史里，有没有读过一些被翻译毁掉的经典图书？

唐小兵：了解我的读者都知道，我比较喜欢美国犹太裔政治理论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著作。我曾读过阿伦特的代表作之一《The Life of the Mind》的大陆译本《精神生活》，这本书据一些阿伦特专家反映就有不少翻译上的差错，《黑暗时代的人们》的汉语表达也不太流畅。据说大陆版《极权主义的起源》翻译得不是特别好，但我没有跟原版对比过。我只是听一些研究阿伦特的专家说，里面存在着一些理解错误和字词误读。

但也有一些翻译得极佳的阿伦特作品，比如我校哲学系研究阿伦特的学者王寅丽老师翻译的作品就做到了严复所言的“信达雅”，包括《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以及最新翻译阿伦特的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等。

新京报：你刚刚说的《精神生活》，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吐槽过。

唐小兵：在台湾，这本书是由一个很好的学者苏友贞翻译的，译名叫《心智生命》。台湾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中央研究院”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蔡英文翻译的。蔡英文先生于前年去世了，他是研究阿伦特的专家，也翻译阿伦特的著作。他的中文水准也很高。

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我参加一次学术会议认识了蔡老师谈及阿伦特著作的大陆译本，我跟蔡老师说，大陆版《精神生活》翻译得不好，自己根本读不下去。他回台湾后就将台版《心智生命》和《黑暗时代群像》（邓伯宸翻译）题词寄了给我，当时让我非常感动，这种古雅之风和提携后学的气象在大陆学界太少见了。我当时读得非常高兴，这两个译本至少在语言表达上一则佶屈聱牙，一则自然优美，阅读体验相差甚远。如今睹书思人不胜怅惘。

中国台湾版的《心智生命》、《黑暗时代群像》书影，唐小兵供图。

新京报：在你的阅读经验中，还有类似的例子吗？

唐小兵：我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史和思想史，因此读中国史的翻译著作比较多。2003年，我刚到上海读研究生，参加了导师许纪霖教授主持的思想史研究课程。我负责报告阅读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所思所想。这本书读起来非常费劲。一方面，列文森是一个“莫扎特式”的天才历史学家，他的语言和思维本身就很复杂。另一方面，译者也没有很好地理解原著的精神，也没有较好的汉语写作能力，将原著曲径通幽的精神意趣表达出来。后来，像叶文心教授、董玥教授等学者，包括列文森的一些学生，对这个译本都不太满意。他们想重新翻译这本书，但到现在还没有出版。

哈佛历史学家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翻译也被人批评过。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相对翻译得比较好。今天有些译者会用晚清民国的一些翻译问题来做自我辩护。但我觉得，今天的问题跟晚清民国的是不一样的。对于晚清民国那一代译者，如梁启超对日书的翻译、严复对斯宾塞、密尔，吴宓对白璧德等学者作品的翻译来说，他们不仅在做翻译，也在进行文明之间的对话。他们的翻译即使存在一些理解上的错误，也不失为一种基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进行对话的“创造性的误读”。如今，我们更重视翻译的准确性。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美] 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著，叶凤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8月版

新京报：据你的观察，国内学术书籍翻译乱象的原因是什么？

唐小兵：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译者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处于极为离散的状态。我们不存在像欧美那样的翻译者专业共同体。在欧美，像翻译者协会这样的机构能对该行业从业人员进行约束。假如一个译者非常不靠谱，那么他就无法在业界获得认可，也不太可能有好的出版社出版其译著。

这个共同体对出版社也很重要。出版社是否要引进一本书，首先要评估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然后再找专业对口至少是靠谱敬业的译者翻译。如今，很多出版社缺乏一个由译者和大学相关专业学者形成的共同体，来把关评审。

上海严搏非先生主持的三辉图书公司出版了许多一流译著，我校政治学系刘擎教授是他们重要的评判人和把关人，所以基本上能够保持学术水准。一本书值不值得翻译、该找谁翻译，评判人能为出版社提供专业的意见。大学相关的从业人员要与出版社形成联动机制。

此外，我觉得现在许多出版社在引进作品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长期的规划，经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跟随西方出版界的热点。但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就是非常重要的翻译工程，影响也非常大。他们翻译的费正清、史华慈、列文森、裴宜理等著名学者的经典著作，对中国史研究的范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影响。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影响也很深远。他们的一些译者是在民国时代接受的高等教育，外语能力很高，文化素养也很好，对待文化传播和引入更有一种极为投入和敬业的精神，所以他们对西方、东方都有深刻的理解，这保证了这些作品的翻译质量。比如，傅雷、穆旦、周辅成、何兆武等人的翻译都不错。

此外，出版社最好要找一些做相关研究的学者来做翻译。前些年出版的《哈佛中国史》反响就很不错，更早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口碑也甚好，我系沈志华教授主持的对于苏联和东欧史料和学术作品的翻译也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他们找了许多研究相关专业的老师来翻译。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加]卜正民著，王兴亮、李磊、刘雅君、张晓东、冯世明、李文锋、潘玮琳、李仁渊、张远译，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对于译者来说，中文的表达能力是很重要的。我经常跟学生说，如果你读一本中国近现代史的译著完全读不懂的话，不要怀疑是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因为这很可能是翻译的问题，要么是译者没有能够真正地理解原著，要么就是理解了而无法用汉语真正地表达出来。大部分西方学术著作都有严格的写作规范，学者在大学体系里也经受过严格的写作学训练，佶屈聱牙、词不达意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另外，对于像将蒋介石译为常凯申、将孟子译成门修斯这样的笑话，只能说明译者缺乏基本常识。

新京报：刚刚提到民国时代，网上有人说民国时代的翻译比现在的要好。你怎么看待这个判断？

唐小兵：这很难做比较，我也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当代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的西学译著，大部分还是不错的。民国时代的翻译其实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在民国时代，假如这些译者是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或上海的一些大学教书的老师，那他们的译著质量应该是很不错的。当时很多大学教授能用英文写作，很多人还能用英语上课，他们与最一流的国际学界是可以实现语言上的无缝对接的。

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涉及民国时期的清华、北大等名校，据统计当时有相当比例的教授都有欧美留学背景。他们对西方文化和语言非常了解，中文写作能力也没有任何问题。你想想，陈寅恪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瑞士读过原版《资本论》了。如果是这部分人来做翻译，那质量肯定有保证。

但是，在民国，由于大家对西学有着强烈的渴求，巨大的市场诱惑导致一些商业性的出版社只追求利益，他们所找的许多译者并非专业对口的人员。这些人翻译的著作可能就存在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把民国出版界想象成翻译的天堂。

如今，翻译在一些学校里并不算在升等算数的学术成果里面。而且，翻译的稿酬很低。我有一个北大博士毕业的好友，他很喜欢翻译西方的分析哲学著作。他花费了很大工夫反复校对，一本书却只能拿到一万元左右的稿酬。而在民国，像徐懋庸这样的左翼文人，他翻译一本两百页的日文小册子，只花一两个月就能赚到150银元。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20银元就够一家三口生活一个月了。可见当今中国翻译的报酬实在太低了。

所以，学术界尤其是高校最好能将翻译作品承认为学术成果。那些非常严肃的学术书还要纳入我前面提到的共同体当中进行评议和规约。书评人共同体也是很重要的。现在有许多书托，他们只讲好话，不讲坏话。其实严肃的学术批评才是对一个作者或译者最大的尊重。大家都不愿意讲真话，这不利于共同体的进步和自我完善，最后就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新京报：对于有志于做研究的学生来说，当学生碰到一本被翻译毁了的书时，你有什么建议吗？

唐小兵：我建议去读原著。假如语言不通，可以去读其他版本，比如中国台湾版的译本。其实，在城市成长的年轻一代大学生的英文水平是有利于让他们去读英文版的。只有进入英文原版的语境之中，我们才能体会到与中文不一样的思考、论证、表达和修辞，那才是真正进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脉络和源流。

新京报：对翻译乱象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观察或建议吗？

唐小兵：最后我讲个印象特深的小例子。在2017到2018年时，我在美国哈佛访学时读到一篇有关翻译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著名美学家和作家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要翻译成英文出版。一开始，他们找了一个美国著名翻译家做翻译。这个人是位大学教授，曾向英文世界翻译过很多当代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

《寻找家园》，高尔泰著，新经典文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版

《寻找家园》的英文版还没面世，因为译者的名气，法兰克福书展、各大学演讲等各种活动都安排好了，但高尔泰看了译稿后非常生气，要求撤稿。高尔泰的汉语写作是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整本书可谓行云流水，字字珠玑，文采和思想都非常好，全书没有一句废话，这本书与他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回忆和反思有关，是很深邃的作品。而译者为了迎合欧美的口味，将那些看似闲笔其实有弦外之音的段落全部删除，将《寻找家园》改写成类似美国校园霸凌题材的编年体成长小说。高尔泰对此极为生气，拒不接受，宁可接受因此而产生的巨大损失，最后，高尔泰通过朋友找了一个欧洲译者重新翻译。

同理，很多外版书的作者看不懂中文或者并不太习惯中文阅读，所以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书被译得如何，中文学界的反响如何，这也就缺失了一个来自被翻译者的强有力的监督。像孔飞力教授、裴宜理教授、卜正民教授这样的汉学家，他们的中文阅读能力足以发现译文的问题，这样译者就会更加谨慎。

我在寒假的时候读了燕京大学著名学者洪业在上世纪50年代在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作品《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本书翻译得非常好。其译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曾祥波教授。曾祥波对这本书进行了反复的修订，里面涉及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对诗词的理解、以及有很多需要商榷和考证的脚注。这种学无止境、译无止境的精神值得很多译者学习。只有不断地修订，才能够将更深的理解，更好的表达翻译出来，这样译者就成为人类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持灯的使者”了。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美]洪业著，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版
刘苏里：
我很感谢豆瓣上挑刺的人

刘苏里，学者，万圣书园创始人。著有《1+12:通向常识的道路》等。

新京报：你对很多社科名著的版本非常熟悉。据你的观察，假如一本社科书籍在翻译上不尽如人意的话，一般都会在哪些方面出问题？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

刘苏里：错误倒是其次，译文拗口才是这些译本最主要的问题。鉴定译文有无译错是非常困难的，毕竟我们很难有机会看原著。我不大看得懂早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某些汉译名著，尤其是黑格尔的著作。后来，这批汉译名著中的一些书被商务印书馆重新翻译出版，质量明显变好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概有三个版本，还是属商务本译得最好。

在我四十多年的阅读经历中，读不懂译文的情况如影随形。除理论著作外，许多历史类作品的译文也佶屈聱牙。我在读到糟糕译文时会生气，有时还会在眉批中骂人。当然，我对译者抱有同情和理解，所以我很少公开说某本书翻译得不好。我们不能说由于某本书翻译得不好，那这本书就不该被翻译过来。其实，有了翻译作品，中文世界至少能知道世界上有这么本书存在，聊胜于无嘛。

新京报：除了拗不拗口之外，对于社科著作来说，你还会用什么标准去判断一个版本的好坏？

刘苏里：对于经典名著，我主要还是相信任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世纪集团等出版社。我们可以信任这些最老的和最知名的出版社。如今，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刘东和彭刚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的译文质量大多还不错。

最近十年，有些新社的译著质量在提高，比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民营策划公司的译著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比如三辉、后浪、汉唐阳光和新经典等。

新京报：据你对出版行业的观察，你觉得造成国内社科著作翻译乱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刘苏里：首先，译稿酬太低了。稿酬的提高跟不上物价的提高。我知道上世纪90年代前的译稿酬标准是千字38元左右，这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标准。现在有些出版社的译稿酬提高到千字60到80元，甚至千字120元。但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今天，物价涨了多少？

其次，学术体制存在着问题：译著不算学术成果。傅雷除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和一些书信集外，我都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专著。如果傅雷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凭什么当教授？

傅雷

此外，译者的语言水平也是很大问题。有些译者的外语水平没问题，但中文水平太差了，这与我们中文教育水准下滑有关。很多译文句式欧化，让人难以卒读。译者的外语水准不行的情况是最不能被原谅的，外语不好就别做翻译。

翻译乱象还有一个成因：中国人离西方古典著作和现代西方人思考问题语境的距离太远。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并不能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西方的知识、概念和思考框架。比如，为了理解柏拉图的“理念”，我看过一些个版本的译著，也看过国内学者对它的解释，但我没见谁能将“理念”解释透彻、明白。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有同样的问题。即使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汇去翻译这些概念，译者总能找到相对接近的词汇。如何翻译这些概念体现出译者对西方思想体系的理解。

另外，译文质量还跟负责这件事的出版社有直接关系。翻译乱象很多时候是出版社做事不认真造成的。某个出版社曾寄给我一本书稿，希望我给这本书写推荐语。看了五十多页，就把书稿退回去了。我跟编辑说：这本书还挺重要的，假如这本书就这样出版，就等着被读者骂吧。后来，编辑跟我道出实情：原来这本书是找商业网站合作翻译的。之后，他们还挺认真地找译者重新翻译。我不知道现在市面上的哪些书是用这种方式翻译的，这样做翻译质量怎么可能高。

有一本研究激进主义的书，我看了三分之一就失去了耐心。我当时想，出版这本书的编辑看得顺畅吗？假如编辑都看不顺畅，为什么不让译者去修改呢？编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译者不断沟通译文所存在的问题。我不太清楚编辑们的工作流程，但一些较差的译文竟然能通过出版社的层层关口得以出版，这让人无话可讲。

新京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中国翻译质量是如何变迁的？有没有哪个时代的翻译水平是最高的？

刘苏里：我没有能力比较哪个时候的翻译水平和今天的翻译水平的孰优孰劣。但是，一位老前辈曾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中国翻译质量最高的时代是上世纪70年代。

我曾买过一套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版的世界史丛书，该丛书有几十本，其中包括许多非洲小国。我不知道这些书是不是跟当年有名的灰皮书、黑皮书一拨的。老前辈跟我说，当年外语人才非常稀缺，有一批学有专长的外语人才被抽调回北京从事翻译工作。这批人非常幸运，他们不需要在田间工作，只专心做翻译。

老前辈还说，他们的译文会互相校对，并署名为“某某翻译组”。这意味着，翻译这些书就跟做学术一样，这种工作流程恐怕跟今天的翻译生产流程很不一样。当时，假如他们翻译出了错，可能会面临比较严重的后果。他们头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剑，保证了这批译著的译文质量。那个年代的背景就不多说了，但就译文质量来说，有些道理却是相通的：监督之下出细活。让我们去掉“监督”这个词中的某种让人不适的味道——其实，今天时髦的“敬畏”、“虔敬”，本身也是一种内在的监督机制。如果加上读者、评论者的监督，是不是就更能保证译文的质量？

新京报：除了监督之外，你觉得还应该如何解决学术翻译乱象的难题？

刘苏里：我觉得不存在什么解决这问题的办法。如我前面说的，好的自然好，不好的照旧。中国有个传统：不管是做剪刀的、做豆腐的、还是做酒的、打家具的匠人，大家都会珍惜自己的声誉、商誉。但现在许多人做事并不是出于热爱，也不在乎声誉，完全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和挣钱。因此，做事不认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充分解释了现在那么多人做事不认真的原因。因为天下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同时符合“多快好省”的标准。要产量多、要速度快、又要做得好、还要省钱，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

新京报：那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除了阅读大出版社的版本外，你觉得该如何在图书市场避开这些翻译得不好的书籍？

刘苏里：有些书是必读的，外语好的读者可以去读原文。原著是非英语书写的，可以去读英文翻译版。大部分的非英文原著都有英文翻译。我相信英文译本会比中文译本好。这种说法跟我上面提到的“聊胜于无”的说法并不矛盾。对于像我一样外语水平差的人来说，中文翻译是“聊胜于无”的；对于外语水平好的人来说，他们就应该尽量读原版或英文翻译版。

老师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我知道一些好老师会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原典，还会跟学生说中文译本的翻译问题。比如，邓晓芒就将康德的德语原文和中文译本对照着给学生讲解。普通读者没这个机会听他讲课，但是邓晓芒上课的讲义出了句读版，这能多少弥补点缺憾。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邓晓芒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
另外，我建议大家去看豆瓣评价。豆瓣网卧虎藏龙。在豆瓣上，大部分比较重要的译著都有“豆友”对译文的评价。我常能看到，有些经典作品的豆瓣评分很低，主要原因就是翻译质量不行。我挺感谢豆瓣上那些挑刺的人。他们所挑的“刺”都非常具体，还有人会直接拿上原文对照。

我经常参考豆瓣上的评价，豆瓣上的评价也应该要成为译者和编辑们的重要参考吧？豆瓣上批评译者的人比较多，批评出版社的人却比较少。照我看，出版机构负有更大的责任，毕竟出版机构是守门员。

新京报：最后你对翻译乱象问题还有什么补充？

刘苏里：最近几年，许多重要译作的质量都有明显提高。前不久我看了两本由秦传安翻译的保罗·约翰逊的书——《摩登时代》和《知识分子》，译得就很不错。戴大洪译过的《西班牙内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质量也令人放心。在重译的经典作品中，吴飞译的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就比前一个版本有很大的改善。陈以侃下了大工夫重译了毛姆短篇小说全集，其译品也算上乘。

我最近读的几本书，翻译质量都不错，比如《铁壁之围》《三十年战争史》等。《下沉年代》也翻译得很好，全书见不到欧化的句子。总之，好译作非常多，我也很知足。我对译者们充满感激。

《下沉年代》，[美] 乔治·帕克 (George Packer)著，刘冉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版

近十年翻译质量提高，说明我们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广义西方的了解，有了很大提升。我知道，一些译者在国外一呆就是许多年。而且，我相信豆瓣评分也让译者和出版机构感到压力，让他们的责任心变强了。许多出版机构的稿费制度也有所改变——有的出版社采用版税制，还有的出版机构采用底稿酬加版税的激励制度。这些因素都是近年来译作得到很大改善的原因。

最后，我想强调，好东西是好价钱买来的。我们要对好译者的工作善加保护；我们对于好译作所提出的要求，其实并不比原创低。译者应该得其应有，这样才会诞生出更多像傅雷这样的教授。

采写｜徐悦东

一、十字军东征是侵略战争还是自卫反击？

十字军问题现在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每个人都知道十字军，人人都在谈。但十字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只是单纯地把十字军从它的历史背景抽出来，然后去说：你看当年十字军杀了多少人，做了多少坏事，如何的黑暗，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世纪如何的糟糕——这是目前最普遍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这种思维方式都是非历史性的。我们一再地强调历史性的方法就是要把事件还原到它的历史背景当中去，把人从一个孤立的雕像、或者说画像还原到他的舞台上去。你才能看到他在历史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十字军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讲。首先十字军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你要看它的历史背景如何。那么构成十字军运动的背景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几方面要谈：

首先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伊斯兰教的扩张，也就是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十字军就是一伙欧洲的强盗，拿起武器向东去进攻无辜的阿拉伯人吗？”我觉得你把它还原到历史背景里面就会发现，实际上在那之前是一个如同潮水一般的穆斯林高歌猛进的过程。从阿拉伯帝国的形成或者说伊斯兰教的兴起，这俩本来就一码事。基督教好歹还有一个用殉道、用传教的方式来使其他人和平地接受自己信仰的过程。但伊斯兰教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武力传教的宗教。有些人说伊斯兰教不强迫别人改宗，没错，因为在伊斯兰教的早期，穆斯林是不用交税的，他完全由那些他的征服者、确切地说他征服的那些人供养。

十字军运动持续了一至两个世纪，这件事情不假。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还原到历史背景里面看，我们看到十字军运动其实不过是一个持续了八到九个世纪的穆斯林扩张的一种反动。当你把它还原到这个历史背景里去，那么十字军就好理解多了。

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它征服罗马的近东，到它征服罗马埃及，到它征服罗马的北非，到它征服西班牙、西西里，甚至跨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扩张的过程，这个扩张的过程叫什么呢，叫圣战——吉哈德。这是一个穆斯林不间断地扩张的过程。在阿拉伯帝国的这种不间断的扩张里，它跟法兰克人是怎么相遇的呢？法兰克人这个词被阿拉伯人、突厥人、甚至于拜占庭人都用来形容这些十字军，他们管这些从西方来的骑士都叫法兰克人。那么，狭义的法兰克人，也就是那些居住在法国的法兰克人是怎么和穆斯林有了第一次交集呢？那就是普瓦蒂埃会战，普瓦蒂埃在哪？如果你从巴黎出发，坐火车第一站就是普瓦蒂埃。也就是说跨过比利牛斯山的这些阿拉伯远征军已经到了离巴黎很近的地方。

这是他们第一次和锤子查理·马特尔的法兰克人军队相遇。锤子查理，这个头衔是怎么来的？就是法兰克人像锤子一样砸毁了阿拉伯人的远征军。在法兰克步兵的面前，阿拉伯人完全无力抵抗，迅速地崩溃了。

有两场战役结束了阿拉伯人不间断的扩张：一个是在东部，在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挫败了阿拉伯人，还有一个就是法兰克人加洛林的锤子查理用他的军队打垮了阿拉伯人的入侵。这就是阿拉伯帝国扩张的终结或者说转折点。阿拉伯人的扩张结束了，阿拉伯人转入防御甚至开始衰退。我们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有一个漫长的复地运动，也就是说当西班牙、甚至于比利牛斯山以北的一部分土地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后，他们跨过比利牛斯山向高卢前进，也就是向法国前进，然后在那他们第一次遇到了这些皈依了天主教的法兰克人，然后这些法兰克人一下把他们打垮，从那天开始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人就开始对抗。

然后法兰克人逐渐地向西班牙渗透，其中最主要的事件就是查理大帝，也就是第一个法兰克人的皇帝查理率领他的军队跨过比利牛斯山远征西班牙。虽然那次战役失败了，法兰克军队又撤回来了，但他建立了一个比利牛斯边防区。然后阿拉伯人扩张就这样被遏制住了。之后法兰克人开始逐渐地向西班牙渗透，同时西班牙自己的基督徒也开始联合起来，和阿拉伯人战斗。所以在西班牙北部，比利牛斯山一带，逐渐形成了几个小的基督教诸侯国，然后它跟穆斯林之间有时候作战，有时候和解。在这个阶段，阿拉伯人自己又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阿拔斯帝国的兴起。阿拔斯帝国根本就是反对倭马亚王朝的人建立的一个新帝国。阿拉伯人持续的扩张在加洛林王朝还没有成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前进到了法国，也就是说和基督教欧洲就已经有了交集。而且它的扩张不仅仅是在法国，实际上阿拉伯帝国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整个吞并原有的罗马帝国的疆土。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来看待阿拉伯帝国的兴起？阿拉伯帝国实际是在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两败俱伤的时候突然兴起的一个第三方势力，他们并没有什么创造。阿拉伯人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他们也带不来什么新的进步，相反，他们唯一办法就是吞并东边萨珊波斯，向西吞并罗马帝国，把这两个帝国的所以一切都攥在自己手里，而且他们基本上实现了这个目标。它已经把通过地中海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的罗马帝国的大部分行省都抓到自己的手里了，包括罗马非洲、罗马近东、小亚细亚的很大一部分。只是在君士坦丁堡它遭到了失败，所以它没能进入巴尔干，也没能占领整个小亚细亚，但是它把剩下的几乎所有罗马帝国的省份都抓在它自己手里。那么到底是谁在侵略谁呢？

阿拉伯人的扩张遭到了法兰克人和罗马皇帝的抵抗，然后阿拉伯人自己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什叶派的兴起。什叶派和阿拔斯王朝原本是一码事，他们是支持阿拔斯的，可没想到阿拔斯在消灭了倭马亚王朝之后又抛弃了这些什叶派。倭马亚王朝有一个残余的子弟逃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建立了后倭马亚王朝。什叶派在觉得自己被阿拔斯王朝抛弃以后跑到了北非，然后又征服了突尼斯、埃及，建立了一个法蒂玛王朝。阿拉伯人在这个时期，就是在它扩张趋于衰退的时候内部分裂了，它因为宗教信仰和王朝的缘故分裂成了几个部分。

这还不算完。我们在看到历史背景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突厥人的兴起。突厥在中国遭到了重创以后，它一部分向东成为汉化的突厥人，还有一部分向西，就是西突厥人，他们沿着中亚大商路一路向西，最开始当保安、当打手，后来发现原来他们的主子也不过如此，就开始反客为主了。所以实际上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阿拉伯人已经处在了非常软弱无力的状态。

首先他们在政治上分裂，其次他们在国内的统治能力也非常低下，他们被突厥人架空了，实际上他们就是那些突厥雇佣兵队长的傀儡而已，所以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帝国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其中一个直接导致十字军的事件，就是在小亚细亚兴起了一个罗姆苏丹国。

现在的人喜欢管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叫做拜占庭帝国，这个叫法是十九世纪才有的。拜占庭帝国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发明的一个术语，在那之前，拜占庭帝国就叫罗马帝国，它是罗马帝国的东部。那么，罗马皇帝的土地就是罗马人的土地，所以阿拉伯人或者突厥人就管这个地方叫罗马，所以就叫做罗马苏丹国。但是因为他们的突厥发音，就变成了罗姆苏丹国。这个苏丹国在小亚细亚不断地扩张它的势力，成了君士坦丁堡的直接敌人。这个时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认为凭借自己的力量可能很难彻底地战胜这些突厥人，于是他就向西方发出了一个求援。他说你来帮助我们吧，我们毕竟是基督教的兄弟，你们来东方帮助我们抵抗这些异教徒。现在看来，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要的应该是一种类似于雇佣军这样的组织，就是说你们来帮我作战，胜利之后你们再走，帮我干翻这些罗姆苏丹国。但是来帮他的这些十字军可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就要接着谈到第三个历史背景。第一个是阿拉伯人的兴起，第二个是阿拉伯人的分裂，第三的突厥人的兴起。现在我们要谈第四个，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兴起。

二、入侵者的归信和基督教世界的形成

我们刚才谈到十字军运动兴起的三个历史背景。第一个是阿拉伯人的兴起，第二个是阿拉伯人的分裂，第三是突厥人的兴起。现在我们要谈第四个，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兴起。

罗马帝国是一个以地中海为核心的帝国，罗马帝国的真正核心是地中海而不是其他。环地中海地区有相近的气候，相近的耕作方式，还有便捷的海上交通，通过地中海，罗马能对它的帝国进行有效的统治。但罗马帝国从气候上讲有一个软肋，这个软肋在哪呢，就是高卢。你会发现罗马人的征服和建立帝国，它征服非洲、征服近东都比它征服山北高卢——罗马帝国有一个山南高卢行省，但它有一个山北高卢行省，山北高卢行省几乎是最后并入罗马帝国的。凯撒不是有本书叫《高卢战记》嘛，他一句话被认为是最简洁易懂的拉丁语，就是高卢分为三部分，山南、山北和他后来征服的最广阔那一片的高卢，是最后并入罗马帝国的几个行省之一。如果你不考虑毛里塔尼亚、上下日耳曼的话，那么高卢就是最后征服的地区。

为什么罗马人愿意渡过海去征服非洲，渡过海去征服西班牙，渡过海去征服近东，但他却不愿跨过阿尔卑斯山去征服广阔的高卢省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地方的气候和罗马人地中海周边的气候是不一致的。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都学过所谓的地中海式气候，干燥的夏季和多雨的冬季，罗马人的耕作技术也是建立在这个的基础上的，所以整个罗马帝国，如果我们不考虑高卢的话，它几乎有着相近的气候，有着一样的农业经验和农业技术，但是在高卢这一套都不适合。罗马人的耕种方式有点像我们中国很多地方，用浅犁把土壤给搅碎，让土壤上层变得非常松脆，用来保持土里面的水分，因为地中海地区的夏季是非常干燥的，它需要保持水分。

但高卢不是这样，高卢是黏土质的，它有点像我们东北，它的很多土地是冲积平原。不是有一个说法叫做法国就像一个车轮，它的那些轮辐就是河流吗，整个法国和罗马的上下日耳曼行省都是莱茵河的冲积平原，这个地方的土壤里面有太多的水，而罗马人拿这个没有办法，罗马人的农业技术上面，他的土地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一个的正方块，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你们家的土地四根桩子就可以解决，但是在高卢和日耳曼，这套农业技术是不适用的，没有办法。你必须想办法深耕，把它变成一个一个长条形的垄沟才能有效地排干土地里面多余的水，而且在多雨的时候它才不会把那些农作物给淹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在没有发明那种深耕用的重犁以前，他们拿那些土地没有办法。

所以你就会发现日耳曼人在进入高卢的时候，他是面对着一大片的荒地。法兰克人进入高卢实际上是和平地进入的，他是罗马皇帝的雇佣军，然后罗马皇帝把很多本来属于自己的土地——那是因为没有人负担得起如此沉重的赋税而且投入产出比又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就把这些土地都抛弃了——这些过去的皇帝庄园现在变成了荒地，然后这些荒地被原封不动地转交给这些法兰克人，所以法兰克人在这些土地上面是逐渐适应的过程。这里面我们所要谈的所谓基督教世界的兴起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

新迁入帝国的日耳曼人，像哥特人、像汪达尔人，还有诸如此类的这些民族，很多都是相信阿里乌斯派异端的，这就妨碍了他们的罗马化。但是法兰克人的优势在于什么呢。法兰克人是一张白纸，他们完全不懂什么叫基督教，他们信的是原始的多神教，所以罗马教士就非常欢迎他们，因为异教总比异端要强，而尤其是那种非常原始的异教，你只要把基督教传给他们，他们就会接受基督教的。所以法兰克人进入罗马帝国，再到克洛维王朝基督教化，再到加洛林王朝进一步基督教化，这些就给了基督教世界一个新的基础。

那就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愿意信奉正统的天主教，正统派信仰，而且他们愿意和罗马教会合作来战胜哥特人、战胜压迫罗马的那些伦巴人等等这些其他的民族，甚至于他们抵抗阿拉伯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查理马特尔，锤子查理战胜了阿拉伯人，他就几乎成了西方罗马帝国、或者叫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中流砥柱了。而且通过他们，加洛林帝国又向东征服了德意志，所以他实际上是跨出了过去罗马帝国的疆界，扩展到罗马人从来没有统治过的这些地方。

在这一时期，在基督教世界，我必须先说明一点，就是罗马人这个概念。罗马人在古代意味着一个等级，并不一定你生在意大利你就是一个罗马人，相反一旦你因为债务成为奴隶，你就是奴隶了，再也不是什么罗马人了。还有，就是如果一个奴隶被自己的主人释放了，他的儿子、被释奴的儿子，不管你来自哪，你可能是个叙利亚人，你也可能是个西班牙人，你甚至可能是个埃及人，但是你作为一个被释奴，你的儿子就是罗马人了。所以罗马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罗马公民的一个概念。而且它跟其他几个身份是不同的。比如说拉丁人。罗马人最开始是非常不愿意赐予别人罗马公民权的，因为罗马公民权就意味着选举权嘛，那么罗马人怎么办呢？罗马人把自己和意大利的这些同盟者区分开来，罗马人和拉丁人。这些意大利的同盟城市的公民权他是可以随便授予的，于是就授予拉丁权。后来他发现，只有军团士兵——罗马人说我和我的同盟者就是这个关系，我每在我的同盟者中征召一个军团，我就自己也征召一个军团，后来他发现，授予拉丁权的结果就是拉丁人越来越多，但罗马公民不够数，于是没办法，他只好把更多的人授予罗马公民权。所以罗马公民的含金量和人数，含金量越来越低，而人数就越来越多。这种行为的结果就是安东尼尼亚努斯法。

也就是在这个塞维鲁王朝颁布的这项法令之后，授予帝国之内一切自由人以罗马公民权。这样一来，罗马人的概念就和罗马帝国之内所有非奴隶的自由人合而为一了。但这还不是罗马人这个概念的最后一个版本，罗马人的下一个版本是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从那一天开始，基督徒和罗马人的概念又合而为一了。这个概念在东部罗马帝国被保留下来了，它没有进一步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顿河哥萨克这些信基督教东正教的、你看他们的生活习惯明显就是非常野蛮的民族，他们指着那些信天主教的波兰人说，这些野蛮人，我们才是罗马人。这就说明罗马人等于基督徒这个观念在东部罗马帝国、也就是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那部分保存到了16世纪，然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非常野蛮的，但却信奉在他们眼里的正统基督教也就是东正教的这些哥萨克和生活方式、礼仪方面非常先进的文明人的波兰人之间，他们觉得自己才是罗马人，而那些是蛮族。

罗马人的概念下一步就随着东西教会的分裂——当然这时还没有正式互相绝罚，只是在文化上面开始逐渐分化。在东部，东正教会开始逐渐地降伏斯拉夫人和那些东部的蛮族，而在西面，罗马教会则开始降伏日耳曼人，这个时候，西部的版本是凡信奉正统基督教或者叫天主教的这些人就是罗马人。那么在这个阶段，法兰克人作为帝国的军事力量和雇佣军，同时还信奉正统天主教的一帮人，那对罗马教会来说简直再完美不过了。于是这个过程就以八世纪查理马特尔打败阿拉伯人为第一步，其实在之前还有克洛维的基督教化，这我已经说了。

以这个为分水岭之后，加洛林王朝坚定地和罗马教宗进行合作，其结果就是公元800年查理的加冕。800年查理的加冕就标志着西部帝国的重建，或者叫做西方又有了自己的皇帝了。这就是西方的罗马帝国的重建，这在很多人认为是西方复兴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时候你们就要注意到，西方的帝国所包含的土地已经远比过去的西帝国要小得多了。这一阶段，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还处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西班牙也处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只在西班牙的北部有一部分信奉基督教的部分。还有就是今天的法国、今天的英格兰，不列颠这个时期才刚刚基督教化二百多年，之前它已经随着昂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而蛮族化了。当然爱尔兰还是信奉基督教的，爱尔兰修道士对加罗林王朝的文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所谓的基督教就是今天德意志的西部、法兰西、一点西班牙、不列颠和北部意大利。罗马在那个时候甚至是一个接近于边境的地方，你在那随时可能和阿拉伯人交战，甚至随时能会被阿拉伯土匪抢劫。

基督教世界的悲剧还不止于此处，在加洛林帝国的后期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维京人的到来。这些维京人也很有意思，他们一路向西，一路向东。向东的那个，你们都知道维京人的长船，他们那船有河就顺着河走，没河他们就扛着船走。这些人从东边沿着伏尔加河、还有顿河，一路到达黑海，再从黑海一路到达君士坦丁堡。

最开始他们是很简单的，如果能抢的抢一点，如果没得可抢，我们看能不能做点生意，如果还不行，我看能不能找个工作。这帮人到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大为震动，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宏伟的建筑物。当时有人把这些维京人的首领带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然后他们直接就惊了。你们知道维京人也是不信基督教的，他们也是原始宗教的新信奉者，他们这一路到达君士坦丁堡，最后很多人就留下了：在君士坦丁堡当个保安也不错，这就是所谓的瓦良格人卫队。实际上维京和俄国人所说的瓦良格就是一码事，无非就是不同的发音而已。

还有一些人就散布在顿河和伏尔加河、还有第聂伯河的沿岸，比如说基辅罗斯就是这些人建立的。基辅罗斯的大公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后就跟别人说，你们的上帝实在太牛逼了。当然他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诸如此类。你们居然能建筑这么宏伟的建筑物来供奉你们的神，你们的神一定非常伟大。这个想法其实很淳朴，典型的野蛮人的思维方式。

西部也是如此，这些维京人来到英格兰，来到爱尔兰，到处打劫教堂，到处打劫修道院。因为在那个时代，本来大家就过得都很苦，唯一能有黄金珠宝的地方一般都是修道院或者教堂，因为做弥撒是需要有装圣体的杯子的，还要有装葡萄酒的杯子，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昂贵的，大家把能拿出来的黄金都拿出来，都在这些地方。那这些维京人也很淳朴，我就是想抢这些东西，然后发现，就这有，那我就抢呗。然后我既然抢了，我不如也抓点人回去当奴隶，然后他们就跟修道士之间产生了某些联系。你们要是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电视剧，就是《维京传奇》的话，他们跟修道士之间有一些很淳朴的对话，虽然这些对话是虚构的，但是非常有意思。比如说：那你们的神要那么牛逼的话，他怎么不来救你呢？这种问题我们也会问。你们的神这么牛，为什么打仗的时候不帮忙啊？然后那些修道士就说：你们不懂，我们的神非常伟大，总有一天你会崇拜他的。

然后这些人有一些亲戚是从东边回来的，跟他们说真的是特别牛逼，你们去了就知道。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在君士坦丁堡受了震惊的那帮人。然后你会发现维京人逐渐基督教化，维京人的基督教化也是一个很搞的过程，他们相信的是北欧的奥丁这种原始的神，当他们基督教化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用他们的这种比较原始或者说淳朴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爱。你要是去看中世纪美术史的话，你会发现北欧有人树立了一个十字架，然后他们要求：不行，我们出钱没有问题，我们修这十字架没有问题，但你得把我的名字都刻在上头。那我们刻什么名字呢？我叫挑孩子的红发艾利卡，反正诸如此类。它不一定叫这个名字，因为我没有准备。他这个头衔是怎么来的呢？是在一次打劫中用长矛把一孩子给穿在上头，然后举着，把其他人都吓跑了。然后从此留下一个外号，叫挑孩子的什么什么。然后他说，我就要把这个写在上面。修道士觉得你这样合适吗？他说我觉得这名字太酷了，一定要刻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中世纪作品上面就这么写下了这么一个人的外号。

对基督教世界来说，维京人的到来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些人真的是走到哪抢到哪，而且这些人还很狡猾，不是那种好骗的人。但是他们真的就是被基督教给降伏了，这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是第二件大事。第一件大事的降伏法兰克人。第二件事他们居然把更凶残的维京人给降伏了，而且这些维京人真的就照他们说的，那我们基督徒不杀基督徒，你们既然能给保护费，我们也犯不着杀你。你告诉我，我们该去杀谁？教会就说你们有本事你们去打阿拉伯人啊。那阿拉伯人在哪？阿拉伯人在南意大利。诺曼人（Normans），从字面上看其实就是北方人，这些北方人就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这些维京，他们真的就到了南意大利，然后发现也不过如此嘛。这些人兴起的时候正是阿拉伯人——我们前文说的——已经衰退的时候，这些人到了南意大利发现，这些阿拉伯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居然怕成这样，看我们的。于是他们非常顺利地征服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然后建立了一个新王国，叫做两西西里王国。两西西里王国叫什么，就是叫海上西西里或者叫海岛西西里和大陆西西里，他们建立了一个诺曼人的国家。你看他们的那个国王的名字，罗哲尔一世、罗哲尔二世，这些都是典型的这些维京人的名。

维京人的基督教化是基督教世界里的第二件大事，还有第三件大事就是马扎尔人的基督教化。马扎尔人更坑爹，他们比维京人来得还晚一点，从东部来到匈牙利，然后就开始轮番打劫法兰克人，就是这个德意志王国，确切说叫加洛林王朝的东半部分。我们知道911年进行了德意志王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选举，为什么进行这次选举，因为911年这一年马扎尔人把最后一个加洛林的国王给打死了，确切的说那个国王本身也是个傀儡，就是个孩子，他在率领军队，其实是军队带着他一起抵抗马扎尔人的时候就死了。

马扎尔人也是这样一帮人，就是很凶残，但是很淳朴，因为什么也不懂，信奉那种原始宗教。马扎尔人的来历比维京人还混乱，马扎尔人当年自称自己是来自东方的民族，甚至有人把他们和匈奴人混为一谈。但是随着近代亚洲的含金量迅速下降，匈牙利人又开始不谈自己的东方祖宗了，他们开始说自己是芬兰乌戈尔人的后代。但不管怎样，在10世纪里面，德意志人战胜了这些马扎尔人，通过捕鸟者亨利颁布的那个城堡法，德意志到处修满了城堡，就为了抵抗马扎尔人。而且最后在那场会战里面真的打败了马扎尔人。这些马扎尔人就说你们好厉害，你们好厉害，你们为什么这么厉害？然后德意志国王就跟他们说我们信上帝啊，有本事你跟我们一起信上帝啊。而马扎尔人说上帝这么猛，那我们也信上帝好了。他们对待宗教的想法其实和维京人很相近，都是那种很淳朴的想法，就是你的神这么厉害，那我们也信好了。

马扎尔人的基督教化给基督教世界拼上了最后几块拼图。马扎尔人基督教化、波兰人基督教化、还有波西米亚人的基督教化，基本上就把中世纪的基督教地图构建完成了。但然还有一个，就是英格兰。

英格兰的再基督教化比这要早得多，但是诺曼人、也就是这些维京人，在法国建立的一个公国，这就是诺曼公国，然后他们又征服了英格兰，从而开始了英格兰的诺曼人统治时期，也就是诺曼王朝。这样一来基督教世界的版图就形成了。也就是说在大体上11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十字军运动即将开始的时候，基督教世界从领土上面已经形成了。法国、英格兰、德意志，甚至于苏格兰、爱尔兰，甚至于北欧，都已经进入了基督教的版图，还有波兰、匈牙利，还有波西米亚。

除了这种政治上的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或者形成之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刚才我谈到的农业技术的进步。在大概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这种进步。发明了一个深耕的重犁，它需要两头牛才拉得动，这就意味着没有哪个自由农家庭能够养得起两头牛，这是第一；第二，就需要把土地耕成一条一条长方形的土地，长条形的土地，这就意味着旧有的正方形的土地所有制被打破了，新的建立在村社合作基础上的基督教世界形成了，也就是说，这一个村子拥有的土地我们已经不可能再把它划成一个一个的正方块了，相反，我们只能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长条形的土地，而且我没法再确定哪半条是你家的，也不可能说你只耕你们家的那半条而不管你邻居的那半条，所以只能是把这些土地尽可能地算清。你家占百分之多少，我家占百分之多少，然后这个牛大家一起来养，由整个村子一起来耕、一起来种，这样就形成了中世纪的一个重要文化，就是村落自治。

在这个基础上，欧洲的农产量实际上是上升的，有很多人表示罗马人时期的种子和产量比要比中世纪的高得多，我说没错，这是正确的，但你必须考虑到那是在罗马的哪个部分。罗马帝国的意大利的农产量肯定要高于日耳曼，但是日耳曼在罗马帝国的产量根本就没有统计过，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罗马帝国。只有在这些地方才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新的兴旺，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城市，虽然这些城市还很小，在11世纪的时候，施佩耶尔只有500人口，但是施佩耶尔在这个时代兴建了全欧洲最大或者叫全世界最大的建筑物，就是施佩耶尔大教堂。基督教欧洲正在崛起，人口在增加，而且还有了一帮刚刚皈依基督教但是非常好斗的那些新的基督徒，比如维京人，比如马扎尔人，这些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建立新的统治区，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求援。这就毫无悬念了。

三、十字军：基督教世界的反攻

基督教欧洲正在崛起，人口在增加，而且还有了一帮刚刚皈依基督教但是非常好斗的那些新的基督徒，比如维京人，比如马扎尔人，这些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建立新的统治区，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求援。这就毫无悬念了。

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点，就是基督教信仰在西方的复兴，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实际上在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也跟着崩溃了。那个时期很多地方根本不再信奉基督教了，因为在这个地方都没人了嘛。迁来的这些日耳曼人根本不信基督教，早期迁来的那些人信奉阿里乌斯派异端，后迁来的这些人干脆就一张白纸，什么也不信。确切地说信他们自己的神。那么基督教在西方的复兴最初是以传教的形式进行的。

刚才已经谈到了几个历史背景，第一是阿拉伯人的扩张，第二是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的分裂，第三是突厥人的兴起，第四是基督教世界的形成和蛮族的基督教化。第五就是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复兴。

这种基督教复兴，我刚刚说了，首先体现为传教，而且这种传教并不是和平的传教，相反它是武力的传教。尤其在德意志，德意志人是被刀架在脖子上信的基督教。但是在经过了一个世纪到两个世纪、因为我们知道查理曼帝国、加洛林帝国在9世纪向东进行征服，然后进一步的东进是在10世纪里进行的。但是在这两个世纪里面，德意志人开始真诚地相信基督教了。德意志人、法兰西人、英格兰人开始真诚地相信基督教。

同时还有一种新的信仰开始兴起，我们知道日耳曼人是一个非常会算计的民族、或者说非常斤斤计较的民族，他们对自己能不能上天堂是非常在乎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也没什么别的追求，因为世俗生活很惨。如果你看的反映那个时代的电影你就知道，比如说《冬天的狮子》这部电影，统治着小半个法国和整个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他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他得先砸碎他那个脸盆里的冰，然后再用冰下面的水来洗脸。你想想看，那个时代的人生活是很苦的，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死后能不能上天堂。然后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典型的日耳曼人，就是试图把自己平生所造的孽、犯下的罪做一个量化，我到底干了多少坏事，然后我行的善能不能把我干的这些坏事给折过去呢，也就是说固然从基督教角度讲，你是完全因为耶稣的恩典才得以被拯救的，但你也懂的，我怎么知道耶稣一定会救我呢，所以我就希望我尽量少受点罪呗。

于是在这个时候，在原本非常二元论的情况下，就是天堂和地狱之间兴起了一个新的信仰，叫做炼狱。炼狱信仰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在天堂和炼狱之间有一个既让你受苦、但又不是完全绝望的地方，在这里，你的灵魂要抵偿你生前的罪，然后你就上天堂了。这就叫做炼狱信仰。炼狱信仰其实并不来自与圣经，如果你去找，圣经里面可能有些暧昧的段落可以解释为炼狱，但实际上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炼狱，也没有正式地提到过。但就是在10世纪和11世纪，一种新的信仰——炼狱信仰一下就发展起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忏悔和赎罪，忏悔和赎罪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跑到神父那说我犯了什么什么样的罪，你经常看电影里面也有人忏悔。比如说堂吉诃德里面桑丘潘沙就经常去忏悔，我对某某小姐有了淫邪之念，然后神父就说：打自己五鞭子吧、然后打自己十鞭子吧诸如此类，或者是吃面包喝凉水几天。这就是另一个信仰，就是忏悔和赦罪，这也是在10世纪和11世纪兴起的一种新的东西。

简单地说，这个时候的人们普遍把上帝和被拯救这样理解，就是我犯了这么多的罪，然后我干了这么多的好事，如果我的好事能把我的罪抵消掉呢，那我就能上天堂。假如我抵消不了呢，我就会到炼狱去，如果我十恶不赦，那我就只能下地狱了。于是大伙都相信：只要我能把罪孽赎清，我就能被拯救，我就能上天堂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新信仰。于是大家就想方设法来补赎自己的罪，怎么补赎呢。有很多方法，首先就是祈祷，自己祈祷，这还不算完，你奉献弥撒，你向教会奉献一台弥撒，跟神父说为我做个弥撒吧，然后神父就会为你做弥撒。然后这种新的补赎观还不止是应用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还应用在他们死去的亲人身上。已经死了的人没法继续祈祷了吗？他的灵魂会祈祷的，那如果我们也替他祈祷呢，他能不能也被拯救呢？于是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此了。关心完自己该关心自己的儿子，关心完自己的儿子就该关心自己的祖先，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修道院，在这个修道院里你让修道士不断地为自己和自己的亲人祈祷，那我们的灵魂就铁定飞升了。

在欧洲你要想去看古代人物的墓地，就两个选择，要么你去大教堂，要么你去修道院，尤其在英格兰，你要去看很多人的那种、中世纪有这个风俗，就是在人死了以后，把他的形象雕刻在石棺盖上，用大理石雕一个石棺盖，那上面表现的就是他生前的样子，如果你想看这玩意，你只能去两个地方，要么去大教堂，要么去修道院。建修道院首先是为自己的灵魂着想，为自己的祖先、为自己的亲人的灵魂着想。

还有就是朝圣，朝圣运动也在这时候兴起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圣彼得保罗殉道的地方在罗马，罗马当时是欧洲第一圣地。还有就是圣雅各，圣雅各漂流到西班牙的孔波斯特拉，孔波斯特拉是欧洲第二大圣地。还有很多地方都说我们保留着圣人的遗骨啊，我们保留着圣人的纪念物啊，这种对圣人的遗骨和纪念物的崇拜在整个欧洲这个时期之前原本就有了，但是在这个时期变得异常重要了，因为很多人都去朝圣，因为认为这个东西对自己的灵魂有好处，同时教会也这么说，你犯了这点罪，你去趟罗马吧，或者去趟孔波斯特拉吧。

那个时候的朝圣繁荣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从你的家乡出发到孔波斯特拉去，或者到罗马去，或者到坎特伯雷去，你要走多远？走多少天？你每天走到哪？都有详细的说明。你就沿着这条朝圣之路走吧。从你的家乡出发去坎特伯雷、去孔波斯特拉、去罗马，你走到哪都知道自己离那还有多远。然后你在这一路上每一个你留宿的修道院或者教堂，在这里忏悔、在这里祈祷，最后一路走到你朝圣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自己的灵魂被解脱了。

那这种在西欧复兴的朝圣运动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彼得和保罗也好、雅各也好、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特也好，这些人怎么能和耶稣比呢？怎么能和圣母比呢？那这些人在哪？就是在耶路撒冷。西欧有大量的人想去耶路撒冷，我到了罗马，我觉得我的灵魂还没有被拯救，我想到耶路撒冷去。这是再正常不过了的吧。这种朝圣的热潮是十字军的另一个重要前提。

把我之前讲的所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考虑，你们觉得十字军还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行为吗？你考虑到穆斯林和阿拉伯帝国不间断地对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压迫和征服，再考虑到基督教自身的形成，基督教世界自身的形成和兴起，还有经济上的重新恢复和农业产量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还有这些新近皈附基督教的人的宗教热忱，还有他们强有力的战斗力，还有他们在两西西里的军事胜利，然后告诉其他基督徒说，那些穆斯林有什么可怕！所以这一切汇集在一起的结果，就是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菲朗的讲话和他讲话之后这些群情激发的基督徒，他们联合起来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那么你们还觉得这种十字军东征有任何难以理解的部分吗？我觉得一点也不难理解，就是你们都欺负我们到这个程度了，现在我们可算背后有一大哥了，他愿意带着我们打回去，我们为什么不打回去呢？这就是十字军东征。

一旦我们把历史还原到它自身的背景里，我们就可以把问题变得清晰。那就是基督教世界就像退潮的海，而穆斯林就像涨潮的海，不间断地吞噬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地方。直到最后它已经缩成一团，就剩那一点点。对，罗马帝国，你看它的地图的话，它实际也就退到罗马帝国西北方那一点点，其他地方全被穆斯林征服了。然后在那，他们得到了新的力量和增强，他们向东得到了日耳曼人、马扎尔人，在西北，他们得到了维京人的归附，然后这些人说这些穆斯林并不可怕，我们打打试试看，然后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他们取得最初的胜利。然后他们说，这些人有什么可怕。你们去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除了下洛林公爵之外，其他的重要领导者几乎都是维京人，几乎都是这些在两西西里建立了自己统治的诺曼人。

埃德蒙·柯蒂斯的《爱尔兰史》里有一句话非常好，那就是整个十字军运动和征服爱尔兰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这些诺曼人的世界大冒险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它从这个角度上理解，也变得能够清晰一些。那就是这些诺曼人太可怕了，但是感谢上帝，他们居然信了基督教，那我们就干脆祸水东引，让他们去对付穆斯林吧。结果他们真的去对付穆斯林了。这就是他们建立的十字军国家。

我今天是不打算跟大家具体地去讨论整个十字军的过程的，相反我只是说我们应该把十字军这件运动被从历史里面抽出来的这种状态，还原到它的历史背景里去。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它不过的几个世纪里面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的一部分。而且它也只是短暂的一个进攻的过程，当十字军运动衰退以后，突厥人的西进可没有结束啊。突厥人的征服以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为第一个高潮，然后继续向西征服匈牙利、征服布达佩斯，在海上征服罗德岛、征服塞浦路斯，一直到最后在马耳他岛才第一次被阻止，然后在勒班陀海战，这些突厥人、这些穆斯林的入侵才第一次被彻底的海上击败。然后一直到1683年的维也纳，拉卡·穆斯塔法的大军才被基督教军队彻底地打败。

到底谁在侵略谁？确实存在这两百年，两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运动，但我们别忘了存在一个九百年、将近十个世纪的、不间断的穆斯林的对欧洲的征服运动。那么到底谁在侵略谁呢？

讲故事跟所谓“讲历史”之间究竟有没有区别？很多人以为讲历史无非就是讲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故事。现在讲历史故事的电视节目很受欢迎。那么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就是能讲故事的人吗？我认为这门学科的复杂性，说得夸张一点，它的学术品格和学术尊严，在这样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里是被严重低估了。我们曾听见很多人讲：等我老了，在我退休以后，想研究研究历史。但你恐怕不大会听见“让我在退休后去研究研究天文学”这样的话。因为人们都很容易明白，研究天文学需要许多非常专门化的知识。而历史学却被看成是一门无需何等专业根底的学问，如果它还勉强算是学问的话。只要会写回忆录，或者还能对他所经历过的当代史谈一点认识或体会，甚至是只要肚子里有故事的人，就有能力来研究历史。历史学就这样变成为几乎任何一个具有一点生活经历的人在退休以后都可以从事的一门学科。

但实际上历史研究并非如此简单容易。历史研究不是讲故事，也不是为讲故事做准备。如果要顺着讲历史和讲故事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往下讨论，那么我也可以说，历史研究是一门向讲故事提问的学科。那当然不是“后来事情怎么样”一类的提问，它们可以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以下分别就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三层不同意义，谈谈历史专业的研究到底是如何进行的。

关于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第一层意义，我想举一个自己碰到过的例子来说明。十二世纪的蒙古人是由很多部落构成的一个相当大的人群，其中包括一个叫“札剌亦儿”的部落。该部落有一个首领，在成吉思汗时代非常著名，名叫木华黎。他在很长时间中担任蒙古人对华北进行军事征服的最高军事统帅。所以木华黎的后人们在整个元代都贵为最显赫的皇家亲信之列。拿元代汉语说，他们属于“有根脚”的官人。

归木华黎家族统领的札剌亦儿部最初驻扎在蒙古草原北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对草原各部的游牧地盘进行调整。也可能为便于木华黎指挥整个华北的军事行动，他曾把札剌亦儿部南迁到比较靠近汉地的今内蒙古草原某处驻牧。到忽必烈建立元王朝的时候，该部的游牧地域又被迁移到辽西。史料对札剌亦儿部后一次迁移所至的牧地有相对明确的记载，但对前一次的移牧地点却少有提及。那么这个地方到底会在内蒙古的什么方位呢？

有两条材料从不同侧面向我们暗示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中之一在言及木华黎的一个五世孙死后的安葬问题时说：“公先茔在兴和。辽阳道远，弗克以昭穆序葬，遂⋯⋯奉柩葬檀州仁丰乡。”此公去世时，札剌亦儿部已迁往辽西久矣。所以已经无法把他的遗体运到祖宗墓地去安葬，而只能就近营建坟墓于澶州，即在紧邻辽西的河北长城沿线地段。这段话提供给我们的一条很重要的讯息是，木华黎家族南迁初期的祖宗墓地是在“兴和”，即今天河北的张北。祖宗墓地不会离开当时该部驻牧的地方太远。这就是说，札剌亦儿部曾经驻扎的地方可能离张北不远。这样我们需要进一步搜寻的范围就变得很小了。

另外一条材料讲到，在他们还没有搬到辽西地区的时候，札剌亦儿部首领曾在“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这应该就是木华黎当年指挥中原战事时的司令部所在地。所谓“上京”就是元上都，在今天的赤峰附近。用“上京之西”来标注“阿儿查秃”所在的位置，地理范围还不太明确。但我们既然知道该部的驻牧地距离张北不会太远，所以就有理由在张北附近去寻访这个“阿儿查秃”。

根据元朝时编写的一本供汉译蒙古语之用的字书，“阿儿查”在蒙古语里是柏树的意思。后面加一个后缀“-秃”，即“有⋯⋯”之谓。阿儿查秃的意思即“有柏树处”。蒙古草原上树木很少见，所以如果有一片树木、甚至一棵大树，它就会被拿来做这个地方的地名。蒙文里经常用于称呼柏树的名词是mayilasu。但柏树有不止一个品种。在一个叫科瓦列夫斯基的俄国人编写的蒙—俄—法字典里，阿儿查是指杜松或者刺柏。所以阿儿查秃意即“有刺柏之地”。现在的问题是：在张北附近，是否能找到生长刺柏的地方呢？

真是说不巧也巧。明代方志里恰恰就提到过，在长城的张北境内有个关口叫“洗马林”，元代写作“荨麻林”，其关外东北有“桂柏山”，土人又以“怪柏山”名之。桂柏也好，怪柏也罢，其实都应当是“桧柏”的别名。桧柏的树叶有两种，其中一种正是刺形的！这种树叶呈刺形的桧柏，不就是刺柏，也就是阿儿查吗？所以被蒙古人称为阿儿查秃的那个地方，极有可能就是位于洗马林口外东北方向的用汉语称作桂柏山的去处！

关于这一点，还有另外一条旁证值得一提。清朝的顾祖禹写过一部考证天下险要形胜之地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说，洗马林边堡之外，有“大谎堆、桂山，皆部长（游牧部落头领）驻牧”。这里的“大谎堆”，即“大荒堆”；“桂山”即“桂柏山”，也就是阿儿查秃。可见直到清代，这里仍是蒙古游牧部落驻扎的地方。

所以，今后在对《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修订时，或许就可以把“阿儿查秃”作为一个非定点的记注加入到相关图幅里去。写进历史地图的所有地名，几乎都是像这样经过有根有据的考证，再被采录到图上面去的。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就这样凝聚着历经几代、甚至更多世代学者群体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心血。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能在其中再增加两三条贡献，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学问就是这样，靠一代接一代或紧或慢的积累与扬弃，才得以形成它今天向我们呈现的那个样子。对此要常持一种敬畏之心，千万不可轻易视之。

说到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第二层意义，我想从季羡林的两篇文章讲起。第一篇文章《浮屠与佛》，写于一九四七年。文章虽然发表了，但作者心里始终存着一个疙瘩，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好。又过了四十年，他觉得这个问题现在有可能妥善解决了，于是再写一篇文章。这回的题目叫“再谈浮屠与佛”。

这两篇文章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讨论两个词，关于佛的两个词。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献对于佛祖有两个不同的称呼。一个是“佛”，再一个是“浮屠”。浮屠一词是从梵文，或者从非常接近梵文的印度各种俗语里的原词，也就是Buddha音译过来的，在我们专业里面有时叫作汉字音写，就是利用汉字的读音功能把一个非汉语词汇的语音记录下来。当佛教从古代西北印度传播到说东伊朗语各支中亚语言的人群里时，原先的Buddha变成了Bod。而另外那个叫“佛”的语词，正是对上述各中亚语言里Bod的名称的汉字音写。季羡林前后相隔四十年所写的那两篇文章，都是用来讨论浮屠与佛这两个词语的。下面分三点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首先，无论是“佛”字也好，“浮屠”的“浮”也好，其首辅音在今天都是f-。可是在古代，二者的首辅音都属于“並”声母，发的是b-的音。古汉语里不存在唇齿擦音f-。著名的清代考据学家钱大昕说，“古无轻唇音”，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诗人杜甫，有些人读作dù-pǔ。甫、浦本属同音字；不过“浦”字至今仍读pǔ，没有人会把它念成fǔ的。不但如此，“佛”字在十二世纪前的中古汉语里还是一个带着收声尾辅音-t的“入声字”，它的读音大致接近于bot。而“浮屠”两字的读音则接近于bu-da。所以当它们被用来记录Bod与Buddha的语音时,其发音与外来词原音的确是很近似的，尽管依今日汉字的读音来衡量，二者间的差距好像比之从前变大了。

其次，问题还不止如此简单。不然的话，为什么前后相隔四十年，季羡林还需要再写一篇文章来讨论它？困难在于，在他写第一篇论文的当时，所能看到的中亚文献中间，其实未见Bod字。在应当读作Bod的地方出现的，都是Pod，或者Pot字。在古汉语里，除了b-以外，还有p-、p’-这样两个双唇塞音声母，古人分别以“並（不送气浊音）、“帮”（不送气清音）、“滂”（送气清音）这样三个“字母”来表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正如刚刚已经讲到过的，“佛”字的声母属于“並”母（b-），而不属“帮”母（p-）；古人想记录的那个外来字如果是pod或pot，那他们为什么不选用一个声母属“帮”的汉字，而竟然选一个“並”声母的字来记录它的语音？要知道，虽然对今人、特别是说普通话的人们来说，已经难以明了“帮”、“並”两声母之间的区别为何，但古人对此是很容易分得清楚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把二者搞混淆了呢？这就是使季羡林百思而未能得其解的问题。他虽然写成了前一篇文章，讨教了当时已经很著名的汉语史专家周祖谟，采用十分复杂的方法，很勉强地证明了为什么古人用属于“並”声母的“佛”字去记录pod或是pot这样一个外来词的语音，但在他自己心里，实际上一直苦恼于这个问题。直到四十年以后，大量的中亚新文献陆续被发现介绍出来，他终于找到了许多例证，表明在中亚文献里确实存在把佛陀的名称写作Bot或Bod的。这就用不着再绕圈子去讨论汉文译名中“帮”、“並”两声母之间何以转变的问题了！中亚文献中原本就存在bod这样的拼写法，它不正是汉语文献用“並”声母的“佛”字去记录的那个读音吗？所以他觉得很有重新写一篇文章，把四十年前遗留的一个老问题拿出来说说清楚的必要。

这里说到的涉及汉语语音历史演变的一些知识，可能较难让一般人都读得十分明白。那就再举一个更容易懂的例子。为什么很多人明明不是广东人，却喜欢用广东话来唱歌？因为粤语还保留着中古汉语的入声调；它的声调总数大概有八九个之多。当今普通话就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了。特别是由于所谓“入派四声”，入声在汉语北方方言里几乎完全消失，从语音丰富动听的角度考虑，这真是北方汉语的一大损失！声调越多，当然表现力就越强。用八九个声调唱出来的歌，当然就会比用四个声调的普通话来唱歌要好听得多。这是人们喜欢粤语歌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季羡林写这两篇文章，不仅仅是为解释“浮屠”与“佛”这两个名称的来源。他要从对“浮屠”和“佛”的词语分析入手，切入到对以下两个更大问题的讨论里去：一是佛教传入汉地社会的不同路线及其传入时间的先后，另外一个是《四十二章经》，即最早被翻译成汉语的佛经之一，它所据以传译的原始文本究竟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

他的基本设想是：既然“浮屠”之名来源于西北印度和犍陀罗地区的梵文及俗语，而“佛”的名称则来源于大夏语以及属于东伊朗语的其他各种中亚语言，那么从汉末以前传入汉地的佛教称佛祖为浮屠的事实，便可以推知它来自于佛教的西北印度-犍陀罗类型。三国以往以佛称呼佛祖日益流行，它表明有另一种经过中亚各绿洲城市的文化过滤与文化融合的中亚佛教类型在汉地传播。事实上，从汉末一直到三国，到汉地社会来译经的外国和尚，绝大部分不是从西北印度-犍陀罗，而是从更靠近汉地的中亚包括新疆各绿洲城市东来的。这样，根据浮屠与佛的名称出现在汉地社会的时间先后，佛教东传的历史就可以被划分成汉末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传入的佛教也不一样，前者为来自印度本土的佛教，而后者则是中亚化的佛教。根据这个认识，他再进一步去讨论《四十二章经》所根据的原始文本究竟是何种语言的问题。他认为，“佛”的名称最先来源于类似《四十二章经》的大夏文佛经。我在这里就不细讲了。

现在我不得不说，季羡林的这些主要结论未必靠得住。事实上，早期佛教经典，包括在中亚形成书面文本的早期佛教经典，都是用印度俗语写成的。中亚考古文献学的丰富发现并不支持这样的事实，即中亚存在着季羡林想象中那种用当地诸语文（比如大夏文）来书写的佛经。或许可以说，他从一个中亚化的“佛”字推绎出一种足以全面区别于印度佛教的佛教中亚类型，也许走得有点过远了。早期中亚佛教和印度佛教在寺院组织、所使用的经典等方面，其实不存在太大的区别。尤其是大部分寺院的“律”，始终是相似远多于相异。更重要的差别产生在大乘佛教和上座部的部派佛教之间，但这应当放在另一个话题中予以讨论了。

由浮屠与佛的不同名称所引发出来的基本主张既然已不可从，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提说两论呢？我觉得，季先生遵照“循名责实”的探求路径作出的敏锐判断，仍有超越他的具体结论而给我们以深刻启发的价值。他让我们注意到，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可能始终保持它的原模原样，而会不断地被掺入其所流经之地的文化因素。虽然大乘佛教的起源可以上推到阿育王时代，虽然它确实具有不可否认的印度文化本土渊源，但它形成一种系统学说，却是在中亚人入侵犍陀罗而建立起来的贵霜王朝时代，它的若干重要经典，尤其是诸如《法华经》、《华严经》等对汉传佛教发生重大影响的经典，很可能是较晚在中亚形成今天这样的书面文本的。至于弥勒信仰，我们就更能从其中看到显著的中亚佛教痕迹了。所以中亚文化对大乘佛教的影响，确是我们必须用心加以观照的一个要紧的事实。关于这一点，季先生非但没有看错，而且看得很精准。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讲故事和从事历史研究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了。做历史研究，或者把它的结果表达出来，不同于讲述一个现成的故事，哪怕你讲故事时采用的是自己的语言，你对情节作了某些调整处理，并能把它讲得比它原先的型态更生动有趣、更感人；研究历史时，你是受一个问题或一组问题的引导，于是把相关的那些现成故事拿来拆解分析，从中提取出若干有用的要素，经过比较、考量与综合，找到问题的答案。根据性质不同的提问，答案可以有几个类型。一种具有纯粹和简单明确的事实性质，如何物、何人、何时、何地之类，就是新闻学里说的what、who、when、where这样四个W。札剌亦儿部迁往辽西之前的游牧地在哪里？在古人用“浮屠”和“佛”来音译佛祖的名称之时，这几个汉字的读音是若何？它们是从什么语言翻译过来，其源词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被纳入到四W的范围之内。如果说这也是在讲故事，那么它所成就的便是一个新故事，从旧故事的信息里发掘出来的崭新故事。但是季羡林在他的两论里讨论的，还有超出上述范围的问题。佛教是如何经过两条不同的路线传入汉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完全是一种“纯粹和简单明确的事实”，它需要通过对一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形成一种更复杂的“叙事”。它要回答的，基本上是有关如何和为（去声）何，即新闻学里另外两个W（how、why）的提问。故事对历史研究的前两层意义，可以根据故事被用来应答的提问是属于前四个W，还是属于后两个W来予以区分。

故事对历史研究的第三层意义在于，它们还可以用来回答某些更带宏观性和理论性、可以被定位在更大分析框架之中的提问,尽管问题性质仍未超出后两个W的范围。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故事所回应的问题，看起来离开故事本身更远、更少直接关联度。

有一本书很值得推荐，《叫魂：一七六八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一位名叫孔飞力的美国历史学家写的。书里说的是“盛世”中的乾隆三十三年，由发生在当日中国经济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连锁妖术案所牵引出来的一桩全国性大冤狱。现在先让我把这个事件的始末简单地介绍一下。

一七六八年春初，发生在浙江省内两个相邻县城里的两桩寻常而互不相关的魇魅未遂案，意外地经由传言流播而发酵成为蔓延到江南诸多大小城镇的社会歇斯底里。尽管毫无切实证据，但出于对妖术的恐慌，各地民众都在对被怀疑为魇魅执行者的僧俗流亡者滥施私刑。这一系列带有极大盲目性，手段与目的都含混不清的无组织集体暴力，透过非公开的特殊信息渠道被乾隆帝侦知。地方行政当局在来自皇帝的勘查令压力下，开始对疑犯酷刑逼供，以求追缉被皇帝认为还躲在幕后的妖术指使者。根据屈打成招的虚假口供四处抓捕，堂讯对供自然要破绽百出，于是又导致反复的翻供、改供。

随着有意无意、主动或被迫的旁牵蔓引，案件越查就变得越大。再加上魇魅的方式之一恰恰是以剪去受害人的辫梢来勾摄其灵魂，乾隆开始怀疑这是一场由某个反满的主谋集团在背后策划的严重政治案件。追查的廷训也变得越来越严厉。到该年秋冬之际，剪辫案发展成一件牵涉到江苏、安徽、山东、直隶、热河、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十数省的政治大案。几十个无辜的人因刑讯而毙命或致残。年末，在北京复审涉及此案的所有还活着的疑犯，当局终于在越积越多的破绽漏洞面前被迫承认，此案完全系罗织所致。这桩大冤狱的真正原告和起诉者乾隆帝，不得已停止追查，并用对“栽赃刑求”的枉法官员不予追究的浩荡圣恩，来显示专制君主的一贯正确和无比英明。

孔飞力确实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但它不是现成的。这需要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把这一年前后的刑部档和宫中档都调出来，还需要阅读可能与此案具有不同程度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文献材料，把埋藏其中的千头万绪的各种线索一一理清楚。这需要极大的工作量才做得到。那么，孔飞力想告诉我们的，仅仅就是乾隆年间这样一个侦探故事吗？

专门讲故事的人也许会把它当作一个非常曲折生动的故事，讲完也就完事了。可是孔飞力没有到此为止。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很快就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实际上，他要通过这个故事回答两大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关涉到专制君主官僚制下君臣关系之间的张力问题，即“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另外一个问题，跟这个案子的发生背景联系在一起。它不是发生在中国一个全盛时代的经济最发达地区吗？处在这样一个全盛时代，并且又生活在当日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老百姓们，为什么会如此容易地受一两个谣传引起的风吹草动影响，并由此诱发出如此巨大的集体恐慌？在这样的集体恐慌背后，一定存在某种深刻的社会性不安全感。所以孔飞力想追问，在一个持续繁荣和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民众产生不安全的集体心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良心的提问：盛世对于一般的老百姓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看来，历史上的盛世总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很少想到过，盛世当年的老百姓，必定有跟我们今天一样的感受吗？盛世对那个时代的普通民众也是一种骄傲、一种幸福吗？他们会不会有别样于我们的感受？不能不承认，“民众意识中的盛世”实在是一个非常有眼光、非常好的问题。

我并不是说，《叫魂》是一本尽善尽美的书。作者针对第二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在我看来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清代中国在一七四○年代和一七五○年代连续二十年白银进口量的压缩，在货币白银化程度最高的江南造成了因银根紧缺而引发的通货膨胀；粮价的腾跃威胁到大部分民众的日常生活，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泛滥于社会，成为那次集体恐慌之所以会发生的社会心理基础。西方的中国历史专家在解释中国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时，常常会有一种“白银情结”，即不适当地夸大那些历史事件与白银供应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之间的相互联系；另外，叫魂一类魇魅行为，在中国社会里更可能是一种零星多发但互相孤立的事件。江南当年真的像孔飞力所说，有过那样一阵集体恐慌的狂潮吗？换句话说，正像一篇美国书评曾经指出的，在批评乾隆帝过于敏感地夸大了本案意义的同时，作者本人是否也可能因沉迷于叫魂案的动人魅力而过分估计了该案的解释价值？这些问题在本书里都没有获得很完美的解决，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一本好书，未必就是一本应该让你觉得完全同意它的见解的书。好书的价值，可以超出书里提出来的那些具体结论本身的对错是非。不懂得这一点，意味着读者其实还没有真正学会怎样去欣赏一部好书。

最后很简短地把上面讲过的意思小结一下。

历史研究所面对、所要处理的故事可以有三种类型。如何处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故事？有一点是共同的，它反映出历史研究的一个特别性格：那就是它必须呈现出具有充分学术张力的细部研究。采用考据方法来展开的细部研究非常重要。在听故事的场合，能听到像这样的考据式细部研究吗？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没有这些专门化的细部研究，历史学的写作就没有办法把自己跟新闻综述，跟报告文学，跟讲故事，跟撰写回忆录等等叙事性写作区分开来。尽管现代人的历史研究也需要叙事，但它基本不采纳纯粹叙事，或一般性夹叙夹议的体裁。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专门化的细部研究，历史研究的结论才能跟一般人们对过去某段经历的回忆、感想，甚至跟非常深刻和有创意的感想区别开来。感悟没有细部研究的支撑也能成立，并且也能打动人。但是好的历史研究，不能没有精彩、足够的细部研究作为它立论的依据和基础。

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可能被体现在故事本身，也可能远远超越那个故事的意义本身。如果其意义只在那故事本身，有关研究就更接近于纯粹的考据。纯粹考据的提问聚焦于事件本身较为单纯的意义。但超越故事本身那个意义层面的提问，仍然要靠由考据所揭示的某些过去未经认识的基本事实作为铺垫与支撑。不需要考据的课题，绝不是历史研究的好课题。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研究课题，它既需要精深的考据功夫，又能在考据基础之上搭建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叙事框架，从而得以充分地展示故事之外的深层意义？这本身就是对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史识的考验。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历史研究或者说历史学的思考，是可以截然地被分为先讲述新故事再追寻它的意义这样两步走的，实际情况正相反。历史学的提问在本质上应当是意义的提问，因为有了提问，所以才会有为此发掘新的事实、新的故事，并赋予它们以生命力的需要。当我们说我们都很熟悉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时，那意思是说，我们了解在这个社会里发生着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故事吗？显然不是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任何一个时代的故事和事实。那么哪些故事对我们才是重要的？是对意义的追寻本身使我们选择这些事实，而不是那些事实来了解和认识，是意义赋予故事以生命力。历史上的事实太多了，你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而对另外一个问题不感兴趣？这背后就有意义的追求与选择，所以故事和意义并不是可以分开的。并不是意义产生在故事之外、之后，可以任由我附加上去的。

总之，历史研究当然离不开故事。但它又不同于讲故事。它是融合了从旧故事里发掘新故事、细部研究和意义追寻这三者为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思考人类过去的专业学科。

本文选自《看见与被看见：<书城>精选（一）》(上海三联书店·书城大家 2020年版)。

辉煌的千年拜占庭何以消失
@治怡：拜占庭帝国时代，对应的是中国的哪些朝代？

李达：拜占庭时代的开始，不同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如果按照戴克里先时代为开端即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则此时对应的是中国的西晋。西罗马帝国皇帝小罗慕洛被废黜时，中国是南北朝时代刘宋北魏对峙阶段。拜占庭时代的结束，基本公认为奥斯曼帝国攻破君士坦丁堡的1453年，即明朝景泰年间。

@cowboy: 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被现在哪些国家继承？

李达：多头动物的符号在古波斯与古希腊文化之中都颇为多见，鹰旗或鹰徽在罗马帝国时代也多有使用。但双头鹰在拜占庭帝国得到较多使用的年代较晚，要到11世纪中期。这个纹章被科穆宁家族大量使用之后，便广泛使用于各地，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使用这个纹章的记录。不过这种使用和拜占庭帝国本身关系不大，双头鹰成为拜占庭帝国专属的文化标志，也是近现代文化变迁的结果。

@almer129*: 东罗马帝国在马其顿王朝及之后还有元老院吗？如果有的话，元老的构成是什么？

李达：君士坦丁所创立的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影响力本就极其有限。在查士丁尼时代，这点有限的影响力也基本消失了。但是元老这个称呼还是存在的，在特定场合比如皇帝即位典礼时，用来作为向皇帝致敬的高级官员们的泛称。

科穆宁家族基本可以肯定是出身帕夫拉戈尼亚的小地主，靠军功跻身高官之列。杜卡斯家族年代略早，但也是军事贵族出身。因为这两个家族都出过皇帝，所以他们和显然出身低微的巴西尔一世一样，有攀附旧世家，编造家谱的需要。很难说他们的祖先是帝国境内的希腊人或希腊移民，当地希腊化原住民还是其他族裔的移民，但至少可以说，他们来自罗马帝国时代贵族家族的可能性极低，而来自亚平宁本土贵族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另外说一句，罗马帝国晚期的所谓“亚平宁贵族”影响力几乎仅限于地方政治与经济生产，对军界的影响或许只有偶尔的暗杀或政变。在军人以及军人后代把持政权的罗马帝国晚期与拜占庭时代，他们不太可能留下什么可以确定的后裔。
拜占庭皇帝尤斯蒂尼

@小兔兔：拜占庭算是“军事帝国吗”？如何评价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对外扩张？
李达：罗马帝国或许是大众文化中典型的“军事帝国”了，拜占庭帝国亦即定都古拜占庭城的东罗马帝国，当然也是如此。而一个能够在四面受敌的危局之下维持千年，并在九至十一世纪大举开疆拓土的大政权，不可能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早在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军队与罗马政府和罗马公民的利益便存在高度的重叠，拜占庭时代也依然如此。供养庞大军队，以及军队内部对权力的争夺，自然会出现不利于帝国发展的事件，但对长期面对严峻军事压力的拜占庭帝国而言，有足够战斗力的军队是维持存续的根本。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哥特战争虽然耗费甚大，但暂时保住了北意大利，长期控制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可以说是取得了部分成功；此外，帝国还控制了迦太基地区，波斯防线与多瑙河防线也依然能够维持，整体上说可以说是收益多于损失的。

@超级民工：拜占庭帝国为何可以延续上千年，后来又因何覆灭？

李达：繁重的政务压力与危急的军事态势迫使帝国选贤任能，所谓时势造英雄。这是帝国得以撑过几次危机并在10世纪与11世纪称雄一方的重要原因。这种弹性较强的政体在应对危机之时却有优势，然而在全盛之时反倒不知所措，致使帝国在11世纪盛极而衰。尽管帝国的财政枯竭的确有战线拉长导致的原因，但帝国的盛极而衰不是因为供养庞大的军队而耗竭了财力，或者被内战拖垮；恰恰相反，是因为财政上先出现了问题，才导致防务废弛。根本问题还是出在财税体系及其监管上，节流并不能代替开源。

拜占庭帝国如何影响后世

@BlueJay: 罗马城在拜占庭帝国中是什么地位？迁都后为什么它还如此重要？

李达：罗马城对四世纪与五世纪的罗马帝国而言，并不十分重要。阿拉里克的掠夺加剧了罗马城的衰败，但并不是罗马城衰败的开始。4世纪时罗马城确实居住着大批富裕的世家大族，但这座城市早就不是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政治中心了，留在西部的皇帝，以及罗马帝国分治之后的西罗马皇帝，此前住在特里尔或米兰，此后退往易守难攻的拉文纳。尽管意大利的世家对拉文纳政府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一则他们未必来自罗马城，二则他们的影响几乎仅限于政治阴谋，在面对外敌之时从来一筹莫展。此后，东哥特王国的都城，以及拜占庭时代在意大利的行政中心，也都是拉文纳而不是罗马。在后世眼中，罗马城有着相当的象征意义；但同时代人眼中，这座城过往的荣光早就被拥挤、腐朽和不合时宜的自负掩盖了。

@春天的熊熊：意大利南北经济和文化都差异很大，南方经济差是不是要拜占庭背锅？

李达：意大利南北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实际上并不是历史的常态。在罗马共和国崛起夺取南意大利之前，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是由希腊殖民者控制，这些地区的希腊语言与文化传统也是在这一时期就定下的。罗马共和国与帝国前中期的政治中心定在罗马，因此南意大利和北意大利短暂地统合在了一起，但政区也依然保留着南北之分。在罗马帝国西部衰败的时期，西罗马帝国首都和意大利大区的首府北迁拉文纳，南意大利失去了来自整个地中海的资源红利，经济再度转向与东地中海和北非的交流为主。自伦巴第人占据意大利北中部之后，南北名义上的政治统一也不复存在。神圣罗马帝国通过联姻曾短暂控制诺曼人的两西西里王国，但随后被法国安茹王朝的查理打断。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也延续到了十九世纪。

拜占庭帝国统治南意大利的时间约五百年，十一世纪中期终结。南意大利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北意大利的分离始于罗马共和国时代之前，持续于拜占庭统治之后；南意大利庄园经济的建立源自罗马帝国时代晚期，而非拜占庭时代；北意大利城邦经济蓬勃发展之时，统治积贫积弱的南意大利的是两西西里王国，而不是同样积贫积弱的拜占庭帝国。因此我认为，意大利南北的经济与文化差异，与拜占庭帝国关系有限，而与拜占庭帝国的直接统治更是毫无关联。

【编者按】2020年8月12日，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军教授、王馨振华老师的共同邀请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侯旭东教授就其新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举行了一次小型学术对话。参与此次对话的有来自历史学科不同分支领域的刘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聂顺新（陕西师范大学）、小林文治（北京师范大学）以及赵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顾成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七位青年学者。以下是本次对话的整理稿。侯旭东：首先感谢李军老师和振华的邀请，感谢诸位老师的参与。关于我新近出版的这本小书，首先需要再强调一下本书的书名。虽然叫“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这是丛书的惯例，其实并不存在“日常统治史”这一史学分支。当时跟主编罗志田教授说，是不是换一个名字？他说还是叫这个，然后做个说明。当然担心读者产生误解，在书中专门做了解释，或许各位觉得好像无所谓，窃以为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日常统治史，还有经济史、政治史、制度史，包括我自己主要研究的秦汉史，是对研究对象的一个区分，就相当于我们过去的史学研究领域里面要划分出一块，有大致明确的边界，或时间、或空间（领域）。日常统治却非如此，因为没有可以切分下来的确切范围叫“日常统治”。依鄙意，它相当于国家成立之后的历史全部，如果一定要划定个领域。传统的学科划分，是基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客体和主体的划分的思路，强调“分类”，重视研究对象的范围和边界。这种思维方式，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即实体思维。这种思考方式有其得，同样有其失的。日常统治的研究主要针对其失。
这本书讨论的是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和“日常统治史”看起来好像区别不大，其实还是差别不小。说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是对研究者而言的，强调的是研究者的立场，重在思考研究者如何看待过去，包括对既有研究的反省，以及如何更进一步，开展新的研究，具体入手的视角，等等。如果再说得宏观一点，就等于“思考史学如何思考”，即我们自己该如何研究过去。作为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的对象，实际是开放的、没有限定的。自从国家或者政治体诞生之后，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从日常统治的角度去研究，因为日子都是一天一天度过的，不是一跃近四千年，从二里头文化一下飞跃到现在。

当然，日常统治研究不是写流水账，宋代以前的历史也无法实现，即便宋代以后资料丰富，也无需如此。需要挖掘的是反复进行的日常统治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具体来讲和过去关注点相比是有所变化的。以往的研究，包括传统上的历史学研究，多强调的是变化，是特殊性，认为历史是独特的、不重复的。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仔细观察，肯定会发现任何两片叶子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去观察同一种树的叶子，肯定有其共性，跟另一种树的叶子肯定有差别，共性是大于差异性的。如果再看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不断去放大观察范围的时候，会发现各种植物的叶子为何都称为叶子，有其共性，而与花、与茎、与树皮差别更明显。这就是说如果观察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独特与否，亦是相对的。

过去的史学研究长期强调变化，尤其是20世纪以后受西方的进化论影响，更重视“变”，似乎不变的就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价值。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学术分工上，社会学研究不变的东西，研究人类的行为模式，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历史学重在研究变，研究独特性，关注的是从古到今的历时性演变。举个例子，总结一下，因为重视“变”，产生了中国史里有各种各样的变革论，发生的时间从殷周之际到改革开放，几乎每个朝代都可以纳入变革过程当中。换个角度看，变来变去，中国文化还是有它内在的前后相沿的部分。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这方面就表现的非常明确。他自己既做历史学的研究，也做社会学研究。他的社会学研究中，尤其是《经济与社会》这本书，便是侧重于行为模式。该书中译本

（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页150）
说“社会学研究涉及的就是这些典型的行动模式，因此它不同于历史学，毋宁说，历史学的主题是对那些重要的具体事件做出因果说明；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人类的命运”。事件正是体现了独特性。这种划分也不是不可以跨越的。历史中有“变”的一面，同样也有很多“常”的一面。我们要拓展视野。需要从“变”转到关注“常”，“常”不仅包括延续，还有反复、循环等等，同时在“常”中再去观察“变”，观察“常”与“变”二者的关系。那什么是“日常统治”呢？说起“日常”一词，重在“常”，而不是“日”。有人问，“日常”是不是每天都要重复进行，并不限于此。实际是指按照一定周期反复进行的活动，不见得是每天，可以是有固定周期的重复性活动，从逐日到一年一次，甚至数年一次；也可能重复发生或进行，但时间间隔并不固定，如各种临时性的巡方问俗。前者如书中举的道光帝的例子。他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如批奏折，还有大致两天引见一次臣子。每个季度要祭祖，一年一次的秋决，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重复进行的。当然奏折的内容肯定不一样，但是批阅这项工作每天几乎都要进行，就是所谓的“常”。“统治”是借助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念，它不是强调某事件意义上，而是强调存在某种稳定的秩序，更重要的是秩序的维系，其中就是它的日常状态。具体到中国，便是如何能够保证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王朝能够持续存在下去，不只是靠皇帝的作用，自上而下书写的史书常常会带给我们类似的错觉。我也曾做一些汉代与三国时期孙吴简牍的研究，或是边塞屯戍机构的文书，或是郡县的文书，能从中体会到小吏们每天的重复性工作——抄抄写写，编制各种各样的文书，收发传递，在这些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完成他们的日常工作。这里面将信息和命令上传下达，人员，物资从收集、调配到使用，这些构成了整个王朝存在的基础，这是一套上下贯通、井井有条的秩序，很多数据都要定期层层汇报，最终到皇帝那里。类似的做法很多甚至都延续到今天。
这些反反复复进行的活动，大部分都不是独特的事件，而是琐琐碎碎、一波又一波的事务。大家想想我们现在各层机构的公务员，他们平时很多工作也是如此。这些以往都摆不进历史叙述。偶然出现一些事件，像今年的新冠疫情，构成与日常事务不同的大事件，形成某种反常乃至断裂，但这并不常见。各种各样的小事务和大事件交叉在一起，如果事件持续时间很久，也会逐渐“常态化运行”，如当下疫情的应对。什么意思？ 就是要把偶发的反常的“事件”融入日常事务去处理。由此说来，“统治”便是关注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这里所说的“常”比社会学关心的“同”范围要更大，“同”更强调统一性重复。“常”相当于维特根斯坦讲的“家族相似”

（见《哲学研究》66、67）
，存在很多核心要素上的共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小吏处理的事务，有些是按月、按时、按年重复开展的；另外，也有内容与类别有差别，但处理过程却往往一样。又如司法案件，几乎见不到完全相同的案件，但是处理的程序却是固定化的，甚至是相同的。这些都属于“常”。我们在理解“常”时，注意不止是重复性，它还包括了内在的相似性。
最后我在书的结论里提到“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实际是想突破既有领域的划分，包括中国史里面有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等，从新的观察角度重新界定我们的研究对象。 具体在书中提出了四种视角：主位观察为优先，辅以客位观察；顺时而观优先，辅以后见之明；日常视角；还有最重要的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另外还对一些史学中常用的概念做了仔细的梳理，对人与事的内在含义做了知识考古，把它们那些被遗忘的内涵又打捞上来。简言之，历史学研究的就是研究人事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纳入几乎所有的东西。当然这是关系的研究，而不仅是孤立地研究人，或者研究事，是人和事的关系，就是人怎么做事，怎么想事，想事和做事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就有可能将以往获得的知识分类，包括学科分类这种方式，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等，放在一边，发现更丰富的过去，对认识过去，会创造一些新的可能。

关注历史上的日常统治可能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或者变化有关。现在所处的实际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且是跨地域的，每天都要和大量的陌生人打交道，基于契约和作为前提的信任。这种状况和过去的熟人社会相比，交往面要广得多。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比如我们去美团网上点个没去过的小店的午餐外卖，快递小哥送到后，打开包装便狼吞虎咽，不会怀疑食物的品质与卫生。这是基于对政府有效监管下的市场活动的信任、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信任、基于对按照这种运行方式运作的企业与个人的信任，尽管与他们素昧平生。这是较之古代一个本质性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充斥的是反复进行的活动，事件性质的活动是罕见的少数，但常常对于前者视而不见。与此相连的还有经济全球化、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等等。新的历史条件我们还可以总结很多，每位也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历史学实际是当下和过去的对话，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而且也会不断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的答案。所以它不是一个科学，也不是个艺术，实际是认识，但是个复数的认识，也是人类不断的探索。尝试开展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是和对现实的感受分不开。

刘缙：侯老师这本大著书名似乎应该叫“当代史学研究发展趋势的探索”。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讲到日常的“变与不变”，刚好和我最近关注的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有些联系。我这一两年看了不少陕西出土的墓志，有些特别有意思。比如有两方墓志，一方署金天眷元年，即宋绍兴八年（1138）；和它一起出土的第二方墓志上写的却是绍兴九年（1139）。这两方墓志时间相隔仅一年，但是一个使用新兴的金朝年号，一个却仍使用南渡的宋朝年号。底层民众对于年号的使用似乎显得很随意。当然，联系相关历史记载，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宋金第一次合议的时代背景，但是在墓志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改朝换代的痕迹。由此使我想到，我们研究区域史，需要关注侯老师所说的“不变”。换言之，以往我们从史料中抽离出来的对后世产生特定影响的所谓“事件”，对历史上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是侯老师在书中指出的，“ 中国历史充当了塞进西方分类逻辑的海绵”

（第162页）
。回顾自己的研究，我对此也深有体会。受我们学院分科的影响，我这些年也关注了一些哲学和佛教的研究，比如在医学史、道教史领域里非常重要的陈抟，佛教史领域里非常重要的张商英，但在古代史领域里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关注还很不够。这也许就是学科之间的壁垒吧。像侯老师书中所说的，传统上对于这些人物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研究对象“静态化与孤立处理”，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研究范式。陈抟和张商英就是如此，陈抟在医学史上的形象构建，就是来源于朱震在《汉上易传》里的一句话，然后大家就把朱震的判断作为真理来看待，最终构建了他在医学史里的地位。而张商英的护法宰相形象则来源于佛教典籍的塑造。如果我们抛开这些静态化的、孤立的处理，如同侯老师在本书中讲到的“挖掘与重建更多视角下多元的事件等级”的思路（第 212页），仔细梳理不同类型的文献，并加以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之后，就会发现那些所熟知的历史人物的某种固定形象，其实都可以说是来源于后人的构建，都是不存在的。总的来说，侯老师虽然在讲“日常统治”，其实是对我们未来研究提出新的思路和探索。
王馨振华：我最近也翻看一些金代墓志铭，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去解释这些墓志铭，往往很难发现其中隐含的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众所周知，大多数官员——哪怕是中下级官员，其墓志铭主体内容就是记录墓主官职的迁转，除此之外，很少记录墓主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琐碎经历，个人往往与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但这些墓志铭，尤其是达官显贵的墓志铭，往往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其实对于那些没有做过官的人来说，他们的墓志铭无法套用这样的叙述模式，往往只记墓主姓名、贯籍、生卒年月及葬地等简单信息，偶尔也会有一些比较个人化的记忆，与官方意识表现出一定的疏离。比如说皇统三年（绍兴十三年，1143）的《崔晸墓志铭》，其中提到墓主于“巨宋靖康改元三月十一日奄世，即始大金军拟往汴抵泽回日也”，这里既使用“巨宋”一词尊奉宋朝，同时又称呼金朝为“大金”。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一个政权把另一个政权打败了，百姓就要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来称呼上一政权，但其实它不一定严格施行。

如果忽略了这些非常细微的地方，那么我们只能从墓志铭中考据一些基本事实，比如利用二重证据法比对史籍记载与墓志叙述之间的异同。如果意识到这些细微的东西所反映出的时人心理，把它考虑进来，那么我们对当时情形的认识会更加多层次化。这是我刚才听刘老师的发言偶然产生的一点小想法。

牛敬飞：侯老师这本书，尤其是前面几章，像是在对中国史学近百年发展的考古一样。我们现在学者写一篇文章，或者学生写学位论文，往往是围绕着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制度去选题。这种思维本身是有来源的。我是学习唐代之前历史的，选题非常难，比如制度，大的制度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我们只能研究一些小的制度，然后再去研究一些更加小的制度。如此下去，我们几乎就没有什么新的议题。原因在哪里呢？可能就在于我们的视野。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侯老师这本书的前面几章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中国史的研究，尤其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中国唐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它确实陷入了一个瓶颈。瓶颈如何去打破？就需要我们去拓展视野，而侯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视野，就是我们要积极地去吸纳社会学的一些思路，去拓展我们的视野，不要只注意所谓的一个制度、一个事件。侯老师也举了《叫魂》的例子，它本身也是孔飞力从档案中摘出的一个事件，所以事件不是天生就有重要与次要之分的，其实它是一个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制造事件的过程，那么我们也要善于从史料中去发现新的东西，去反思我们既有的历史研究观念，这是我的第一点收获。第二点是关于如何研究国家，就是书的后面几章。为什么要关注国家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搞明清史、近代史的，可以研究很多小的专史和议题，但我们做唐代前面的，离了国家几乎是无法去做研究的。尤其对于——当然侯老师不同意用“专制”这个词了——我们中国的帝制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皇帝从大到小、从朝廷到村落都会体现影响的这么一种社会状态。那么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我们肯定要关注国家、关注统治了。“日常统治”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除了玄武门之变这类事件，应该还可以去开拓更多的领域，尤其侯老师关于“统治”的几篇论文，我读后能够感觉到如何在更广的社会领域，或者说抛却时间、朝代的束缚，去讨论。我还是需要侯老师给我们界定一下“日常”，跟社会学的结构性的、非历时性的区别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日常，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至少他的几篇论文，应该可以当作一个探索，一个对大家的引领。
其实这里的难度是，如果我们的同学、同仁去选择类似题目的话，我们如何去寻找那么好的材料，比如传舍有那么多的汉简，有的材料它是分布不均匀的，我们怎么去找这种可以做的议题，这是我的一个疑惑。总的来说，我看侯老师这本书，感觉有一点点像在看一本小的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样，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这么一本类似的书。 他能够给我们指出现在史学研究的问题来，但侯老师比较谦虚，他没有提出太多的比如我们的历史学如何和社会理论去结合，去拓展新的领域。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希望侯老师告诉我们的。你看到我们历史研究的问题了，能不能给我们几把武器，几个方向，让我们去探索，去解决我们中古史研究的一些困惑。

侯旭东：现在在唐以前要找到没有人做过的新领域、新问题，几乎没有，我们其实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去做，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推陈出新，这个取决于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角度，而不取决于材料，取决你怎么把材料A和材料B结合起来，结合什么材料。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是“日常统治研究”，而不是“日常统治史”。强调研究者怎么去看这些材料，如何去发现问题。比如传舍研究其实是个老问题，我所做的就是“传舍的使用”，仅仅增加了三两个字，便可以把很多现象联系起来。我们不用离开原地，稍微转一下脑袋，可能就会发现一个新世界。其实重要的是我们观察问题能不能有新的视角。研究者本身如何看问题，这是第一位的。“如何看”决定你能看到什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强调主客观二分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定要先有什么，我们才能看到。实际研究者本身在这个思维机制中也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未来的发展正是要靠研究者自身的突破，而不是仅仅依赖新资料。特别是有些断代，不见得总有那么多的新史料出现，且即便有些新史料，它所面临的也可能是老问题，不见得都是新问题。更重要的是思考我们如何思考，我们如何研究。想想《史记》，古今中外人士读了二千多年，不是还在读，还能在其中发现问题，不一定总有《赵正书》一类的新材料，原因在于不同的读者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不同，阅读中产生的联想，形成的问题意识不尽相同。我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要靠大家擦亮慧眼，拓宽视野，发现新问题。

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带给我们好的一面，推进了世界观，但也有很多东西束缚我们的思路，需要加以深刻的反省。若能跳出20世纪以来的很多思维框架，可能就会发现新天地。书中强调的关系思维，不只是古人之间的关系，亦包括今人和古人的关系。 敬飞刚才讲的结构，我觉得这个词挺好，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把它当作一个标签来用。关键是要看古人的行为、思维中，如何形成了一套固定化的关系，稳定性的行为方式，这些内化为他们不自觉的行事方式，而无法超越的，其实就是结构。

曲柄睿：从本科阶段开始，我就是侯老师的忠实读者，那个时候读的是《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然后按照侯老师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去继续读书，所以其实侯老师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兴趣，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当我翻开《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这本书的时候，能感受到很强烈的侯氏风格的冲击，也就是细致的史料辨析和社会学思考方式的借鉴。我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社会学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社会学的方法。就我理解，侯老师并不是将西方的理论拿来就用了，而是进入到西方理论的学术脉络之中，把握其思考方式，并以之反思中国历史。在这种关怀下，各种文献就成了侯老师的田野现场。他是最像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的历史学家。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够看到前人看不到的图景，或者说他能够做出前人尝试完成但从未完成的工作。以下我想从两个方面讨论《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给我带来的启发。第一，“常事不书”的史学史价值。本书第135页提到，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正史作为胜利者饰词的基本立场，具体书写上的模式化，以及常事不书。其实类似的观点在书中多次出现了，但我特别想讲的是侯老师对于“常事不书”这件事情意义的发现。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往往都能够意识到后代修前代史多有隐晦，也能够看到纪传体史书所造成的千人一面或者是帝王将相家谱的结果。这些内容在传统史学史的研究范畴内也是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所以当下的史料批判或者是历史书写方面的研究，也都针对这两点出发，有意识地还原修史者本人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发掘干扰他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可是正史作为胜利者饰词和书写上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其实都属于主观的选择，因为存在着动机和目的，所以后人可以追索和发现。但是“常事不书”却是属于无意识的忽略。史家在头脑中主动规避掉了一些事情，或者是有选择地认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写下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就不写了。
这个过程是潜意识里存在的，我们也看不到它的动机和目的，故而几乎难以追索和发现。可以说这是古代史家的常识，他遗忘掉的就是他的日常，这就涉及了对记忆和遗忘的态度。近年来其实有特别多的记忆学方面的研究，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罗新老师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这本书中提到“遗忘造就的历史”。他说，因为“记忆取决于遗忘，遗忘造成的物理时间的断裂和破碎，使得记忆呈现出生命时间的意义”，所以遗忘研究给历史学的启示就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重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接触到的大量的文献，也就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了解古代社会媒介的东西，本身就有一种偏好。比如《唐会要》和《五代会要》中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之类文献，史馆来向其他的部门索取史料的时候，搜罗史料的范围与内容其实非常广泛。用今天的眼光看，简直可以凭借这些材料写一部包罗万象的经济社会全史。但我们看唐代的国史也还是停留在侯老师概括的传统正史的程度上，没有从中诞生出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那种史著。这其实是中国传统史学本身就有一种惯性，或者说惰性导致的选择结果。因为古代王朝有它自己的运转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统治压倒一切”。所以侯老师在讨论鸦片战争时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意见，清政府如何表示对一件事情的重视？那就是修订《章程》与《条例》，当然也包括《会典》和《则例》。换言之，在一个有条不紊的世界里，通过文字给出对策的机制，便可以处理现在和未来的难题。其实行政追求稳定，一切都按部就班、有迹可循，最是朝廷和官员喜欢的模样。而历史的走向总是充满偶然。传统史书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反映，与其说它主动忽视了日常的意义，不如说它利用一种宏大叙事来消解了日常的急促、紧张、矛盾与多元，呈现出了一种线条化的历史解释。

我想说正史是王朝的童话，是史家加诸历史的逻辑体现，却不是世界运转的真实呈现。

显然在我们不断地提到中国史学优点时，比如说有秉笔直书、书法无隐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到古人的陷阱中去。毕竟古人也会提到“《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不过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还不够，还需要用复杂去面对复杂，尝试在题无剩义之处更进一步。比如书中提到的西北汉简中的职务代行情况，也就是“行/兼行”的问题。侯老师在制度讨论之外追问的是：临时代理的安排和具体被选中作为“兼行候事”的官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长远来看，这种安排又会带来什么意外结果（社会学所说的“非预期结果”）。在这个部分，侯老师推测了以事务为核心的制度运作之外，个人因素的潜滋暗长。我们经常说的看人人都看的史料，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侯老师的工作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在这里我还想提及刘志伟老师的一篇演讲稿《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以一条鞭法和图甲志为例》，收录在他的新书《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中。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中国历代文官俸禄与财政制度”工作坊，席间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张亦冰老师和广东省社科院申斌老师关于宋代和明代财政制度的诸多见解，我感觉很多在早期历史中让人感觉到困惑的问题，经他们一说，以后代的情况比附，就非常清楚了。他们都建议我去读刘志伟老师的论著，读过之后我有一个体会，中国古代的政府，也就是那个经常被叫作“国家”的存在，和“民间”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微观层面，也就是在基层，往往呈现出一种符合现实需要、关照各方利益的共生关系。社会史领域称之为“民间社会的自治化”，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磨合而选择的一种当然路径。我们或者会鄙视为潜规则，或者批评为不合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每每有效。当然，制度也会在长期的运转中发生内卷，这个过程就不在这里一一讨论了。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本书里边我认为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关系性思维的效用。前面提到侯老师的社会学或者是人类学思维，我个人感觉这是一种他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拿来主义的工具理性。这种思维导致了本书的出现，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研究视角和思考方式的展示。侯老师很注意很重视人类学家提出的主位观察（emic）和客位观察（etic），对于材料性质单一的历史早期，也就是强调将材料置于产生的语境中，透过文本来捕捉人，细心辨析资料如何出现。具体包括谁说的，对谁说的，表述的背景是什么，意图是什么，等等，方能抽丝剥茧，明晰行动者言说的立场。对于日常生活的追问，当然属于本研究视角和思考方式设定下产生的问题意识，而关系性思维的出现也就成了相应的选择。

其实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会不自觉地触及类似的题材，但是在处理史料时，我们会将其放在政治文化的框架下去考虑。我理解的关系性思维虽然可以解释政治文化，但是它的意义更在于将政治视作社会的组成要素之一——将“政治”和“人”看作彼此交汇又互相区别的不同主体，而不是将“政治”视作整个社会基础的土壤或者是最顶端的云层，俯瞰芸芸众生的，解释一切的存在。把“政治”拉下神坛，而将“人”或者“社会”视作历史运动的参与主体，抽绎出“关系”作为勾连各方的线索，不得不说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

但是这么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史料能够展现关系？一方面这当然检验了学者对于史料的剪裁和拿捏，也就是我们说的学者的功力。因为社会学理论本身有很强的工具性，所以很难保证像我一样去读侯老师书的效法者们能够回避理论工具的巨大魔力，回到艰苦的材料爬梳中去。就像侯老师刚才说的，其实材料都是人人用的了，对于这些材料怎么处理？如果我一下子看到有一个概念特别好用，我马上拿这个概念去用就好了，我就不再去琢磨材料之中的那些题无剩义之处更进一步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地方，可能会让一些效法者会有一些不太恰当的研究方式。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必须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要充分认识关系性思维是思考方式而不是工具。如果这样来考虑，侯老师提出的关系性思维，它的效用对于未来的研究会有更大的促进意义。

另外一方面我想提的就是在传统的子部书中，有很多用当下的词汇叫作讨论“治国理政”的记录，或者是对话，或者是叙述。其实出土材料中也有大量的类似的文本出现，这些记录讲的也是关系：天人关系、君臣关系、上下关系、主从关系、外交关系、民族关系等等。所以我在这里想请教老师的是，是否有可能用关系性思维来重新反思相关材料的意义？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侯老师的大作对于我个人的启示：制约我们的总是想象力，而不是材料。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侯旭东：非常感谢柄睿。他刚才的最后一句话我也很赞同，因为史学其实是人对材料的研究，所以限制我们的，一方面是材料，更重要的是人，是研究者自己，我们的想象力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我经常跟学生说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是我们自己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去做，这是我们面临的最难以触及的问题，同时也是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说到关系思维，沿着柄睿刚才的话讲，其实所有材料都可以是关系。我们过去基本都是用实体思维看材料，孤立地、静止地看，现在只不过是要把它放在语境里面。比如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讲的语境的思维，语境化的分析，其实这就是一种它和背景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这样看的话，不去孤立地认识每条材料，这就是关系思维。没有什么史料不能用关系思维去研究。比如学考古的同学拿出一个陶片，孤立研究它发现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你必须得把同时在这个地方出土的其他陶片也拿出来，最好当然是能够拼凑起来复原一个陶罐。除了复原性的思考之外，还可以去关注更多的关系：如利用统计学来探讨同一遗址出土的类似陶片的数量与在不同方位的分布方式，还可以借助陶片研究烧制陶器的方式，甚至可以去观察陶片上有无使用痕迹、打碎方式……，如果有恰当的问题，陶片就可能成为提供有效信息的宝库。所以不能把关系思维当作一个概念，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帮助研究者提出问题，构建研究者与过去之间，材料与材料之间关系的武器。

“关系思维”说起来抽象，实际我们并不陌生。比如中国人常说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太极图，日语里的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敬语都是关系思维。当然，关系不仅仅见于人和人之间，也出现在人和物之间，甚至包括物和物之间，还有人和物和更抽象的比如国家之间。关系思维实际上是说整个世界是靠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的确如柄睿讲的，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变化。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中国传统思维，只不过在20世纪以后，被西方传进来的科学思维所遮蔽。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其实某些角落它还存在，需要把它给唤醒，让它能够在我们的研究中变成我们观察过去的另一只眼。并不是说一定要抛弃实体思维，而是需要两者结合在一起，用关系思维来涵盖、来兼容实体思维。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武器去使用，可以看到更广的过去。

为什么会对“常事不书”特别留心，实际上是在研究简牍的过程中，尤其是文书简，体会到王朝管理包含大量的日常事务，但这些都难以见于传世史书。这也是运用了关系思维，才能把两个联系起来，并不是简单地像二重证据法，寻求点对点的对应，它们都是简牍时代的王朝留下来的痕迹，都在那个时代同时存在，两者之间有很多断裂的地方，需要我们去对照，去观察，发现各自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简牍存在，才能意识到传世文献把多少东西给遗忘掉、忽略掉了。

本文原载于《啄木鸟》2012年第10期，作者东方明

一、一百二十两黄金莫名消失

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经华东公安部、社会部研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要说清这起案件，先得了解一下中共党史上的临时中央。中共党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临时中央。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于1927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第一个临时中央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28年9月2日结束工作。

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组建这个临时中央的原因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合计十六人，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四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后，第二个临时中央随即投入工作。

本案发生的时间，即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1931年初冬。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而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这样，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这两条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况且，共产国际拨款并非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然后再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指望等米下锅不大现实。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制老秤）。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也只有黄金最为便利。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批了条子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但是，这些黄金首饰零零碎碎的不易携带，于安全有虞，因此，得设法改进一下。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苏区的具体经办人员想得很周详。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

这个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曰：快。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使用的收条凭证可能是其他汉字，或者并非汉字而是另外的方法。如果运送顺利，那就可以把这些凭证撇开不问，通常是全部笔画还没送回苏区时，对方已经把顺利接收的信息传递过来了．凭证只是发生意外情况时才用得到，不幸的是，这笔历年来苏区向上海方面拨送的金额最大的经费，恰恰遭遇了不测，从而用到了这个汉字凭证。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于是意识到出问题了。当时，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直到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他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了问题。

“快”字的最后一笔——捺，没有送到苏区。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措施。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进行过调查，可是，由于运送特别经费启用的秘密交通员都是由中央个别领导直接掌握的，按照组织规定，这种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是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这种情况只能由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所以，特科方面的调查也未能进行下去。一个圈子绕下来，已是三个月后了。于是，政治保卫局只好向苏区政府打报告，要求由苏区政府出面与临时中央那位掌握秘密关系的领导联系，请其安排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位领导之前知晓特别经费未能运到中央，不过，虽然交通员是由其提供的，但按照规定，提供后就不能过问苏区方面怎样使用这个交通员，因此并不了解其他情况。这时由中央向其交代后方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就立刻联系松江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现在，新中国成立，有条件查清该案了。本来，按照行政区划来说，该案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去调查，因为松江其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可是，以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毕竟松江紧挨着上海，况且，根据案情，调查的触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于是，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的案件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时下达给上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四人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蒋文增拿到手里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于是侦查员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对该案背景、情况的了解。那么，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呢？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但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着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冈山时期是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的战友，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他们还算去得及时，高自立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当时，侦查员未能见到高自立，但达到了此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答称：警卫员小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二、松江交割

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副师长秦朴。

秦朴1931年时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纪律，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后都不清楚执行的是什么使命，甚至连那东西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一直到上海警方的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他才恍然大悟，说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他对于十八年前他执行的那桩特别使命还保存着完整的记忆，他告诉侦查员，当时他是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导。虽说在苏区红都，可是他们干地下交通的是不能公开真实身份的，为了这趟使命，组织上特地安排饭庄为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对外称被大米包压出了内伤，要去南平找名郎中李冲一治疗。然后，就带了要运送的物品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出发了。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秦朴抵达南平时是下午两点多钟，随即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关帝庙与文庙一样，是没有僧人人住的，所以庙董会就物色一个忠厚勤快、无田地房产的赤贫之人，全家可人住庙内占用房产两间，免租耕种庙产田地若干亩，世代承袭。庙祝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庙宇，上香插烛，添油掌火。秦朴并不知晓这个庙祝下线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对方长相如何，只知道应该对上暗语，对方的钥匙开得了他手头的锁，就把东西交给对方，确认无误后收下对方的凭证，话都不说一声立马走人。秦朴拿着庙祝给的凭证返回瑞金，交给饭庄老板，这趟差就算是出完了。那个凭证，他直到此刻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一个“快”字，他这才顿悟，说原来我拿回来的是这个“快”字的起笔啊，怪不得就是比黄豆稍大的一粒。

侦查员要求秦朴回忆那个庙祝是怎么一个人，秦朴说记得对方三十来岁，肤色黝黑，中等身材，眼睛比较大，再多的特征就说不出了。当晚，在向上海挂长途电话汇报情况后，第三组获得“悬办”的指令：直接去南平找那个以庙祝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调查。“悬办”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调取到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条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唯独没有从上海去松江执行使命的那位交通员的情况。

于是，第三组即赴南平，很顺利地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如今的县委副书记。接着，去福州，下温州，转金华，一路顺藤摸瓜竟然都还顺利，最后抵达杭州。

杭州这个地下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四十六岁，因早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还是老百姓一个，在一家竹行做店员。侦查员向其调查那次去松江跑交通之事，刘志纯说那次跑交通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刘志纯说他是1931年2月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二十七岁，是武林门那里的“茂福竹行”的伙计，因为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空闲时经常捧着老板订阅的《民国日报》阅读，一个干体力活的竹行伙计有此举动，这在当时算是有点儿稀罕的，于是就引起了附近一所小学的夏校长的注意。夏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可能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开始有意跟刘志纯接近，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时不时还跟他聊聊天下时势。最后，夏校长认定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追求进步的青年，于是就发展他人了党。入党后，却没让他参加什么活动，甚至夏校长也不来找他了两个月后，夏校长来竹行跟老板聊天，瞅个空子交代给刘志纯两句联络暗语，让他牢牢记住。又过了十几天，学校放暑假了，夏校长再也没出现过。刘志纯好生纳闷，一直跃跃欲试地想着要为革命事业出些力，可是却无人来跟他联系。直到当年年底，他回嘉兴老家去探望患病的老父途中，忽然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时尚的中年妇女跟他对暗语，说组织上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上海了，以后上海方面有事会找你联络的，并当场交代了新的联络方式和暗语。就这样，刘志纯在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人员。

之后，刘志纯一共执行过三次任务。第一次是跑了趟老家嘉兴，在轮船码头接了一位从松江坐船过来的患病男子，从嘉兴坐火车把他护送到杭州，将其安顿在西湖畔的一家旅馆后，事儿就办完了。另一次是从杭州把一份隋报送往上海，他住进了法租界的一家旅社，当天就有人前来取走了情报。那份情报是一卷绵纸，上面一片空白，估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什么重要机密。上线是个富家女打扮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当场让他把棉袄脱下来，把绵纸藏在里面。第三次就是跑松江了。

之前半个多月，他收到一封南京来信，里面用暗语写着让他从次日起计算的第十六天至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点去西湖“楼外楼”前等候接头。半月之后，他在第二次去“楼外楼”时与一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男子接上了头。对方向他交代：一个月之内会有人在某天晚上去竹行（刘志纯是单身汉，晚上独住在供职的竹行内），对上暗语后，双方交接一件东西。刘志纯收下这件东西后，应在当天或者最迟不超过次日动身离开杭州前往松江，抵达松江后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应该很快有人来找他接头办理交接。如果三天内无人来接头，第四天则应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照常生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人来接头取物。交代之后，那军官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交付给他。

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时多，有人来敲竹行门了。那是从金华过来的上线交通员。当然，对方不可能向刘志纯作自我介绍，两人对上暗语后马上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对方就向他挥了挥手转身出门，融入了寒风呼啸的浓浓夜色之中。

刘志纯于次日以探望在青浦（当时属江苏省）的亲戚为名向竹行老板请假。老板说你去青浦要从松江走的，正好，你拿着我的信去松江城里的“大天营造行”找张老板，快到年底了，请他把七月间买的那批毛竹款子结一下，最好是付现钞，不能的话就从银行转账，但必须你一起去，用你的名义划账，这样他就没法向银行取消划出的账了。刘志纯于晚上十一点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车。当时火车跑得慢，中途又不知何故临时停了一段时间，抵达松江已是12月3日上午七点了。他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汉源栈房”。

因为一宿未睡，刘志纯入住客栈后就躺下睡觉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客栈是供应三餐的，稍停他就让伙房送来晚餐吃了。踱出房间，旁边就是账房，正跟客栈老板、账房先生打听“大天营造行”怎么走法时，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后半部分的帽檐放下遮挡着寒风，一张脸被风吹得略微泛红，双手拢在袖管里，微微佝偻着背脊，嘴里冒着热气，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人住。刘志纯估计来人是接头的下线了，当下就拱手道：“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对方冲他上下一打量，微微点头。于是，刘志纯就邀其去房间。两人人室坐定后，对上了暗语。刘志纯出示锁具，对方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选出一把就打开了。对方笑了笑，从钱包里取出凭证—一“快”字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交给刘志纯。至此，交割完成了。对方冲刘志纯点点头，拎着装着特费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

对于刘志纯来说，这趟使命乃是一次冒险之旅——那个下线刚离开五分钟，警察就来盘查客栈了。那时对共产党查得很严，警察又打着乘机敲竹杠的主意，对外码头来的看上去稍稍有些油水的旅客很感兴趣，刘志纯竟然也人了他们的法眼，反复盘问他来松江办啥事儿。幸亏刘志纯出示了竹行老板给“大天营造行”张老板的那封讨债信，警察才没再追问下去，但还是搜查了行李。刘志纯事后每每想起那一幕，就禁不住心惊肉跳：如果下线晚来几分钟，那“货”可就玩儿完了，说不定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刘志纯返回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顾客来竹行谈生意，要查看现货情况，老板就让刘志纯领往后院。到了后院，那人见四下无人，忽然说出了暗语。刘志纯于是知道是自己人，是来取凭证的，就把一直藏在身上的那个“撇”交给了对方。至此，刘志纯的任务就算网满完成了。而他的地下T作生涯也结束了——之后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他估计是掌握他这个关系的上级领导出事了。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党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巳还原成一个寻常百姓了。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正因为他的反映，这次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线索。

这样，“悬办”第三组终于查摸到了当年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那人拿到货后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把特费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得去松江撞运气了。

1950年2月1日，第三组的四名侦查员从上海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三、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

松江原属江苏省辖地，建国初期江苏省撤销改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松江划归苏南行署，成为松江专区驻地。蒋文增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先去专区公安处。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处的积极配合，当即指令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专人陪同上海同行调查。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了侦查员老马，会同蒋文增四人随即开展工作。

蒋文增简单介绍了案情，说从刘志纯介绍的情况来看，对那个不知姓名、住址、职业身份的下线交通员的调查难度非常大，想先找当年刘志纯下榻的“汉源栈房”去打听一下。老马是松江当地人，熟悉本城情况，说“汉源栈房”早在抗战爆发那年就关门了。这也在蒋文增的意料之中，毕竟十八年过去了，而且还几经战乱。蒋文增问：“那么，那家栈房的老板、账房什么的还能找到吗？”老马说：“这个倒可以试试。我记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是住在南门的，要不，我领你们去南门打听打听？”侦查员自然点头，于是立刻动身，一边走一边心里祈祷当年的林老板还住在原处。

到了南门，一打听，林汉源倒是没搬家，不过已经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侦查员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个寒风呼啸之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他一脸茫然。这也难怪，别说人家已经年届六旬且中风卧床了，就是健康人只怕也很难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那么，当时另一个在场人，那位账房先生如今在哪里呢？侦查员想撞撞运气。问下来，得知账房先生名叫褚国宝，后来“汉源栈房”关了，他去轧米厂做司磅员，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来到轧米厂，却得知这个司磅员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而是国民党松江县法院给他换了个地方，送往苏州监狱去吃牢饭了。那是1947年春天的事儿。业已五十挂零，步入知天命门槛，且一向老实守法的褚国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卷入了一桩土匪抢劫案，据说是向沾着些许亲戚关系的一个土匪提供了本地一家富户的情报，致使该富户遭到抢劫。后来案子被警察局侦破了，土匪供出了老褚，于是他就被判处五年徒刑。江南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关押的犯人进行了甄别，认为褚国宝属于货真价实的抢劫团伙共犯，应当留在监狱继续吃免费伙食，这样，他就被留了下来。

四名侦查员当晚上了松江开往苏州的夜航船，于次日早晨抵达，直接前往监狱找褚国宝：可惜的是，尽管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也正常，但无论怎么启发他也没法回忆起十八年前有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曾入住“汉源栈房”，更记不起那个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大失所望的侦查员正要离开时，褚国宝说，当年“汉源栈房”的账本，在1937年底栈房关闭时他都带回家去了，记得一共有二十二本，不知对你们是否有用？侦查员于是问明了褚家的住址，为获取方便，还让他当场写了一纸给其家人的条子。

当晚，四个侦查员宿于苏州。晚上聚在旅馆房间里谈论案子，对于褚国宝的那些账本不敢寄予什么希望，因为住店的是刘志纯，而不是那个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不过，总是聊胜于无，至少可以对刘志纯所说的他前往松江的日期是否准确无误有一个考证的依据。

次日，侦查员坐了一天轮船返回松江，上岸后直奔褚家，取走了那二十二本账册。当晚在下榻的旅馆翻查下来，证实了刘志纯所言不谬，他确实是于1931年l2月3日在“汉源栈房”住过一个晚上，但这于他们要寻找其下线并无帮助，所以还得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

议了一阵，侦查员胥德深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据刘志纯所说，那个下线交通员是双手拢在袖管里进的“汉源栈房”，从刘志纯对当时情景的陈述来判断，客栈老板和账房对于这个黑衫人的出现一脸的茫然，那说明此人并非松江本城人，而是来自于外码头。根据刘志纯之前与上线的交割情况来看，黑衫人可能事先已经赶到松江来了，所以，他在松江应该是有一个落脚点的。这个落脚点的情况，黑衫人在接头时是否在刘志纯面前露出过什么蛛丝马迹呢？

蒋文增、徐立鼎、邬泓三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于是，蒋文增就决定再向刘志纯了解一下当年他与下线碰头时的细节。鉴于第三组已经连续奔波了两个月，颇有些疲惫了，蒋文增于是决定第二天由他和胥德深两人去杭州，徐立鼎、邬泓留在松江休整。

第二天，2月5日，蒋文增、胥德深乘坐火车前往杭州，刘志纯受竹行老板差遣去郊区办事了，隔了一日侦查员才见到他。在侦查员耐心的启发下，刘志纯终于回忆起了一个之前调查时遗忘了的细节。他记得十八年前那个黑衫黑帽的男子在验证过“特货”后，从钱包里取那个木质的“撇”时，他无意间朝对方打开的钱包里瞥过一眼，看见里面有一张薄薄的折拢起来的纸。

蒋文增顿感兴趣，问道：“纸？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纸？”

刘志纯皱着眉回忆：“好像跟客栈账房开给我的那张预付款收据差不多吧。”

当时的旅馆业，对于旅客住宿的收费方式跟如今略有不同。熟客的话进门开房人住，什么都不用付，到离开时一并结账支付即可；生客登记人住时就妻付定钱，但那不过是意思意思，通常只须付相当于住宿费的10%的金额。付钱后，店家会给旅客一纸凭证，上面写着房号、定价和预付款数额，作为人住和离店结账时的依据。刘志纯认为那张折拢起来的薄纸与“汉源栈房”开给他的那纸收据应该是一样的，小而薄，也是蓝色的。

除此之外，刘志纯没能再提供其他更多的内容，不过这也够了。侦查员蒋文增、胥德深返回松江待在杭州火车站候车时，缩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对这个细节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惯例，由于白色恐怖造成的出行不稳定性，通常上下线交通员接头时都是约了数天时间的，有两三天的，也有三五天甚至一周的，最长的个把月也有。下线应在约定日子内的某个时段前往某处接头。因此，那个黑衫人下线跟刘志纯接头的日期应该也是非固定的，可能是两三天，也可能更长。据刘志纯回忆，那天对方走进“汉源栈房”时什么东西也没带，双手拢在袖管里。这样，可以认为他可能是松江当地城厢镇上的，因为如果是城郊人的话，这个时间城门已经关闭，他无法出城。松江城拢共也就那么大一点儿，城里的老住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活到四十来岁的客栈老板、账房先生应该是认识他的，可是，据刘志纯回忆，那人进来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个杭州来的竹行老板人住”时，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都是一脸陌生，不但没跟对方打招呼，连脸上也没显露出纹丝跟来人似曾相识的神情（这方面的观察对于一个地下交通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排除对方是松江城厢人。

黑衫人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应该知道自己的运气未必那么好，能够一下子就撞到刘志纯，所以，他应该是作好在松江待上一天以上才能跟杭州来客接上头的思想准备的。如此，联系到刘志纯看到的其放在钱包里的那张薄簿的蓝纸，侦查员就认为他从城外进入城厢后，可能已经在某家旅馆登记下榻了。蒋文增、胥德深在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已经统一了下一步的调查思路：调查松江城里的旅馆。

回到松江，另两位侦查员徐立鼎、邬泓已经等急了。蒋文增遂将去杭州调查到的情况和分析向徐、邬两人说了说，临末道：“不过我们先得有个思想准备，这桩活儿不大好干，别说相隔了兵荒马乱的十八年了，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下榻过还是—个大难题哩！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于是，立刻着手行动。先把他们下榻那家旅馆的钱老板请来，跟他聊了一会儿，获得以下情况：十八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九峰三泖旅社”和钱老板的这家已经开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馆”，后来，“汉源栈房”关了，就只剩下四家。去年松江解放后，“邢天华客栈”也关闭了，目前就剩下三家了。侦查员向钱老板请教：那么，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一天某旅客曾经下榻过哪一家旅社呢？

钱老板摇头：“可能性很小，你们到我这里来查的话，我们还保存着至少三十年的旅客人住登记账本，其他店家就难说了。‘邢天华客栈’呢，肯定没了，因为他们那天关门时，邀我去喝了散伙酒的，我亲眼看到邢老板吩咐伙计把一应账簿什么的都烧掉了。”

蒋文增听说“大福祥”还保存着当年的账簿，就请钱老板把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账簿拿出来，说要查一查。查下来的结果是：1931年12月2日、3日那两天，只有松江本城的“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来订过一个房间。那是给谁订的？又是什么样的人人住？账簿上都没有记录。侦查员请钱老板问了两个当年曾经在“大福祥”干的老伙计，都说年月隔得太久，记不起了。那么，“富贵糕团店”是否还开着呢？钱老板说还开着，老板周德冲也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吃两大碗饭。那就去拜访这位周老板吧。

周老板还记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汀房间之事，那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刘账房现在在哪里呢？周老板回答：“他早就死了，是十二年前因痨病不治而死的。”

侦查员寻思那人别就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黑衫人，于是就问周老板对方是什么模样。周德冲的老婆拿来了照相簿，说那里面有账房先生的照片。一看，跟刘志纯所说的黑衫交通员大相径庭。

这样，一家旅馆就排除了，剩下还有两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次日侦查员登门调查。他们倒也像钱老板一样保留着账簿，不过，并未发挥作用，这两家旅馆那几天生意清淡，并无客人上门。

如此，线索就断了！

四、就是这个老药工？

这时，第三组收到了市局“悬办”通过部队机要员捎来的工作情况通报。通报中说了至目前为止各组的办案进度，第三组与另外两个组并列末位，这使蒋文增等四人顿感脸面无光。不过，通报中也有对第三组有启发的经验介绍。承办…军统’、‘中统’迫害民主人士系列案”的第五组的调查就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蒋文增看着似有所悟，对另外三人说我们手头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这种“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四个侦查员议下来，觉得这个方向似乎是存在的：既然前面已经认定那个黑衫交通员是事先就已经抵达松江城内的，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馆，这已经没法调查下去了。但是，“很可能”并非百分之百，还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中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某户与其有亲友关系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不过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便当得多：流动人口少；家家户户都有人待着；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街（并非如今所说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

侦查员跟派出所一联系，派出所当即通知各街居委会主任到所里参加紧急会议，所长将要查摸的情况说了说：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结冰天，请大家或者开居民大会布置，或者通过各居民小组长下去，反正要求逐家一一问到，看当时谁家来过亲戚朋友，是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布置下去后，全城立刻同时开始查摸。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时间，各街居委会的查摸结果就已经报给派出所了。可这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四名侦查员纷纷摇头，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无语！

无语之后，蒋文增就说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的了，我们回上海吧，过了春节再作计议。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办法，只有点头赞同。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他跟杜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去吧！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胥德深去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杜参谋请蒋文增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盛情难却，蒋文增三人于是就去了军分区司令部。杜复明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众人吃着，觉得菜肴炒得极好，赞不绝口。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就唤出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说上次许司令（指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那年头讲究人人平等，侦查员于是就请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间闲谈时，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说是调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了：“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厨师往下说。

老柏是邻县金山县人氏，早年去上海学烹饪，1930年学艺满师后，放单飞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松江，应新开的“富春楼”之邀当了大厨。当时，松江的一些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喜欢来“富春楼”请客应酬，有时在衙门或者驻地设宴请客，就把老柏请去掌勺。松江城里的“松（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团”司令部，乃是松江各衙门中请客最多的一个。老柏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其中一点是，保安团司令部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分驻于金山、青浦的军官来开会。那时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不可能用来接送，这些军官来来往往就只能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轮船或者公交车。交通如此不便，当天肯定是无法返回各自驻地的，这样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由于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馆订房间；而临时借宿吧，经常难以保证足够的床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向“江苏省保安总部”（当时上海郊区诸县属江苏省）请示后，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对内营业，其服务对象首先是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有时床铺有空闲，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入住，当然是收取费用的。对于外地旅客来说，人住保安团招待所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会旅舍那样睡到半夜三更会被人唤醒了查这个问那个，也不用担心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其中贵重物品有时甚至还会不翼而飞。因此，能够人住保安团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人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可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文增、徐立鼎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盯着老柏问那个内部招待所十八年前是哪个在负责管理，那人还在不在。老柏掰着指头算了算：“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国二十年，那时我还没离开松江，记得那年的12月31日，我还被保安团司令部叫去替他们掌勺烧了四桌菜迎新年哩，当晚我就住在他们那个招待所里了。对了，那个负责的人姓顾，是青浦人，名字好像叫‘三才’。”

“那么，这个顾三才现在在哪里呢？”

这个，老柏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第二年就离开松江，再没跟保安团的人打过交道。不过，既然有名字，可能还是查得到的。侦查员当下就取消了返沪的主意，当晚聚在旅馆房间里商量应该去哪里调查顾三才。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向松江专区公安处打听。

次日，侦查员去了专区公安处。问下来，关于保安团的档案现在都堆在库房里。于是就去翻阅，意外发现档案堆里竟然还保存着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七年来（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员登记资料。于是，马上翻查民国二十年12月初那几天的住宿人员记录。这就比查阅社会旅馆的登记簿方便多了，因为要找的目标——黑衫人并非军人，只要盯着非军人旅客就行了。查下来，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入住的非军人旅客一共只有三个：一个姓张，是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张老板的太太，两人是来松江访友的，入住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另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这个名叫梁壁纯的上海来客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于是查看附在登记簿上的郭洪顺出具的担保函。这个郭营长看来是上过私塾的，小楷写得还看得上眼，内容是，被担保人梁壁纯系其族叔郭北昌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档案显示，郭洪顺系保安团第一营营长，江苏省金山县人氏，1933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

这样，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那个地下交通员，只有找郭洪顺的族叔、中药店老板郭北昌了。当天下午，四名侦查员就登上火车返沪。回到市局，先去向“悬办”领导汇报了办案情况。杨家俊主任说同志们辛苦了，马上要过年了，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几天，放松一下，但现在看来不行，你们几位还得继续辛苦，因为这案子北京已经来电催问过调查进展了。

其实，领导不说，蒋文增等人也不打算休息。第三组的工作进度落后于其他组，他们心里已经很不安了。况且，既然有线索，还是早一天去查清楚，免得夜长梦多。

于是．2月16日除夕上午，侦查员胥德深、邬泓去了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到“祥德源国药号”是1909年10月15日经法租界公董局获准开业的一家两开间中药店，老板名叫孔钟声，店址在金神父路119号。1923年，孔钟声将该店盘给江苏省金山县人郭北昌。1941年9月，郭北昌因病去世，10月，“祥德源国药号”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注销获准，于10月23日正式歇业。

离开了卫生局，胥德深、邬泓心有不甘，商议干脆去一趟那家中药店铺的原址，向那里的商家打听一下，指望能撞到好运。于是前往已经改名为瑞金路的那条原法租界内的马路，可是，毕竟那么些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连门牌也已经重新编制过了。一番打听后找到“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现在是一家鞋帽店，不管老板、账房、店员，竟然谁也没听说过“祥德源国药号”。两人不死心，再向马路对面弄堂的年长居民打听，说以前有过中药店，后来关门歇业了。那么听说过有一个叫梁壁纯的店员吗？一连问了三个居民都摇头，最后问到了一个六旬老翁，这才得到肯定的答复：有一个店员梁先生，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叫什么不清楚。这位梁先生药工技艺了得，“外堂”（指在店堂按方抓药）、“内堂”（指在里面炮制处理中药材，乃是一项专门技术）都是一把好手，是那家中药店本事最好的先生。

“那么，后来他到哪里去了？”

“后来？没有后来！听说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胥德深、邬泓返回市局向蒋文增汇报上述调查结果，蒋文增说：“突然失踪了？这就对了，‘特费’不也是突然失踪的吗？”

当然，调查要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往下如何调查，还需要讨论。这样，几个人春节就没外出调查，而是窝在屋里讨论。2月20日，年初四，第三组侦查员再次出动，执行节日期间议定的调查方案：寻找当年在“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的员工，看能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梁壁纯的情况。

四个侦查员分两路进行查摸，一共花了三天时间，获得了以下情况——“祥德源”确曾有过梁壁纯那样一个外堂、内堂本领都首屈一指的药工师傅，他是前任老板孔钟声雇用的，后来孔钟声把店盘给郭北昌，经郭老板再三挽留终于答应留了下来，成为“祥德源”的技术权威，后来“祥德源”的药工差不多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梁壁纯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听说是江苏省嘉定人。

梁壁纯为人谦恭，内向敛言，正直仗义，再加上他那手技艺，使其成为“祥德源”上下都很喜欢的一个人。郭老板把他视为第一心腹，不但店里的事情桩桩跟他商量，有时甚至家里拿不定主意的事儿也要问问梁先生。大约1927年夏天开始，由于郭老板身体有疾，原先由他亲自掌握的进货渠道就渐渐地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梁壁纯。“祥德源”的中药进货渠道与当时上海滩以及周边的所有中药店一样，都是从专门经营中药批发的药材行进货的——这是指的中药原药；中药还有一部分药是成药，即经过加工的膏、丸、丹、散，这部分药，大店、名店是自己加工制作的，小店铺也有加工，但病家往往对于小店铺加工的成药持怀疑态度，于是后来就改为向大店、名店进货。松江的“余天成”就是这样一家闻名江南地区的名店，“祥德源”的中药成药，自梁壁纯接手负责进货以来，经郭老板同意，就由原先从上海市区某店进货改为从“余天成”进货了。梁壁纯1931年l2月初的松江之行，估计就是去跟“余天成”谈明年的成药订货事宜的。之所以“估计”，是因为关于进货那样的大事，只有郭老板和梁壁纯两人商议，属于商业机密，别人见之都得走远些。

那次梁壁纯离沪去松江后，过了大约三四天返回“祥德源”。那天，梁壁纯是上午九点左右回来的，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样，回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人送一样小礼品，通常都是当地的土特产，这次也是，每人一盒松江产的桂花香糕。然后，梁壁纯喝了一杯学徒李小庆递上的茶，对郭老板说：“我这次出差有点儿累，这会儿想先去睡一会儿，下午再来向您报告一应情况。”郭北昌点头说好，还关切地询问要不要去附近的广慈医院找西医看看。梁壁纯微笑称谢，摆手说不必，然后就离店而去。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

“祥德源”的学徒、店员一共有七人，其中四人是住在店里的，梁壁纯和另外两个店员老朱、老焦不住在店里，朱、焦家住上海，梁壁纯据说在沪没有家口，租了房子独自居住，租金是由药店出的，这还是前任老板孔钟声立下的规矩。那天下午，郭北昌等到四点多钟快打烊时还没见梁过来，只道他生病了，就差学徒小福子前往其下榻处看望。下榻处不远，也在法租界。小福子骑着店里送药的自行车过去也就十来分钟，速去速回，向郭老板禀报说那里是铁将军把门，没有人。郭老板立刻亲自赶去，果然！向邻居探问，都说梁先生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没有回来过。郭老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巡捕请了锁匠把房门打开，里面整洁如常，却一眼就可看出确实已经数日没住过人了。

巡捕房把郭老板带去询问，发现其并无卷款潜逃之嫌，也无其他案件牵扯，更未见其与人口角发生争斗被害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立案，甚至连笔录也没做。这件事渐渐地就无声无意地过去了。“祥德源”的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梁壁纯。

五、曹家渡大劫案

第三组在调查中还有一个收获：从当年的“祥德源”学徒，如今的“雷允上”药工师傅李小庆那里获得了一张1931年“祥德源”吃中秋团圆饭时拍摄的全店合影，其中自然有梁壁纯。这张照片拍摄得很清晰，保存得也好，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发黄，但请市局技术处的专家稍作处置后就光鲜如新了。

1950年2月24日，侦查员邬泓、胥德深带着这张照片前往杭州请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认出了梁壁纯。至此，终于可以确认当年“祥德源”店员梁壁纯就是那个前往松江与刘志纯接头并交割了“特费”的地下交通员。2月26日，第三组四名侦查员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认为往下要做的就是：揭开当年梁壁纯的失踪之谜。这个谜底肯定与“特费”有关。

当然，寻找梁壁纯当时凭空消失的线索，具有相当的难度。侦查员分析，梁壁纯是平静地结束松江之行返回“祥德源”，然后不露声色地消失的。而从事后郭老板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去其住处查看和向邻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其实自12月1日上午离开住处后就没再返回过。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壁纯对于自己的“失踪”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正是他自己制造了失踪。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完成的任务有关。可能是梁壁纯在完成交割后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从而起了贪婪之心，于是，他就决定侵吞黄金，然后远走高飞。

除此之外，另有一种“非侵吞”假设：梁壁纯返沪后去“祥德源”前，还没有向其下线办理交割。他先去了趟药店，然后再去办交割，就在离开药店前往接头的途中出了事。出了什么事？会不会是被捕了？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当时组织上在追查这个案子时也曾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动用了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中统”的所有内线进行了秘密调查，各方均无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所以，第三组的观点倾向于梁壁纯侵吞了这笔巨额财富。这样，调查方案也就形成了：寻找梁壁纯，可先从查’摸其当年的家庭住址作为切入口。

之前，侦查员了解到梁壁纯是嘉定县人氏，在上海没有家口，每年大约回家两三次，都是在药店生意最清淡的时候。可是，嘉定是个大县，光城镇就有城厢、南翔、黄渡、安亭、娄塘等，梁壁纯家住嘉定的城镇还是乡村，是哪个镇抑或哪个乡？调查工作的第一步，看来先得解决这个问题。次日，侦查员分两路开始调查，一路是蒋文增、邬泓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业档案，查询“祥德源国药号”向公董局申请变更时递送的材料，指望能够从中找到店员资料；一路则是再次去向当年与梁壁纯在“祥德源”共过事的那几个药工师傅了解，希望他们能够回忆起与梁壁纯家乡有关的什么事儿来，好作为寻访梁壁纯家庭住址的参考。

这两路调查全都没有见效。法租界公董局的档案里，有受理登记时“祥德源”的原始材料，也有关于从老板到店员的健康状况资料，可是，根据法国管理者（法租界公董局商业处和卫生处）的规矩，他们只分别负责登记开业申请和健康检查，而那是不必登记店员的家庭住址的，所以内中并无侦查员需要的内容。而另一路对“祥德源”原店员的调查，也未有什么收获，梁壁纯不愧为一个有资格执行临时中央重要秘密交通使命的地下人员，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具备一个优秀情报人员的基本素质，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竟然没向朝夕相处的同事聊起过哪怕一星半点儿关于自己家乡的细节。

这样，第三组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既然说是嘉定的，那干脆就到嘉定去查查，指望能够撞到好运。

这个运气还真给他们撞到了。侦查员到了嘉定县城，先去县公安局。县局接待的徐副局长听明来意后，说这事好办，我马上跟县工商联的同志联系，请他们找几个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回忆一下嘉定地面上以前是否有过一个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国药号”工作的名叫梁壁纯的老药工。

结果，人到齐了，这个会却没开起来。怎么呢？竟是意外惊喜：最后一个到县工商联的是七十三岁的嘉定“积福堂中药店”创始人陆积福。“积福堂”传到他儿子手里后经营了数年，就在战火中遭到焚毁，但老爷子是当地中药界权威，所以药店虽然不在了，名望是摆着的。这回工商联召集全城中药业的主要人物开座谈会，当然也少不了他。老爷子坐定后，那些后辈都来向他请安问候，他就问今天开什么会，怎么事先没发书面通知。工商联的人就告诉他公安局来电要求协查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请大家回忆一下咱们嘉定以前有没有那么一个人。陆老爷子听着就笑了，说还调查什么，梁壁纯就是我们“积福堂”出去的，算起来，他是我收的第一个学生子（沪语，即学徒）。

侦查员得知这个情况，自是喜不自胜。可是，往下就喜不起来了。据老爷子说，梁壁纯家住嘉定南门外，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原无业，后来梁壁纯忽然失踪，光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后拖着三个子女回黄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那还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儿，后来情况如何不清楚。侦查员连忙向老爷子请教：“贞姑娘家住在黄渡何处，您老知道吗？”

老爷子说：“贞姑刚拖着子女回黄渡头一年过年时，我请人给她捎去过一条猪腿、一条青鱼和一些小孩儿吃的糕点零食，她收到后马上给我写来一封信表示谢意，记得信封落款是黄渡千秋桥堍。”

第二天，3月2日，第三组一千人去了吴淞江畔的黄渡古镇。还是先到派出所，一问，民警说千秋桥那里是有一条长街，可是没有听说过单身妇女拖带着三个子女过日子的。侦查员徐立鼎一口山东话，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那妇女应该是步入老太太行列了，子女呢，肯定已经长大成人了。派出所所长也是山东人，一听乡音分外亲切，说我们是山东老乡哩！老乡放心，立马查！

查了半天，竟然让民警给打听到了：贞姑大名叫陈孝贞，以前确实住在长街上，后来全家搬走了。什么时候呢？邻居回忆说是抗战时期，大概民国三十一年前后吧。

民国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那么多邻居没有一家知道的。他们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悄悄走的，反正家里打开后门就是河浜，一条小船载走了他们，听说东西都没带，光带走了各人的衣服——那是第二天听贞姑的姆妈说的，她们是住在一起的。不过，她也没说过贞姑去了哪里。

走得如此神神秘秘，颇有当年梁壁纯的行事风格，侦查员越发怀疑：难道是梁壁纯在与家属中断九年联系后，忽然把他们接走了？

“那么，那位老太太如今还在吗？”

“没了！今年正月里走的。不过老太太死时，贞姑回来了。”

侦查员寻思那就有戏，既然来办丧事，那就会跟其他亲戚接触，接触之中难免要说说各自的生活、家庭成员状况什么的，只要贞姑说过片言只语，那就可能成为线索。赶紧找贞姑家的亲戚去调查吧。抵达黄渡的第三天下午，侦查员终于获得了一条线索：贞姑后来果然是被其夫梁壁纯接往上海浦东的，现住在浦东洋泾镇!

3月4日晚上，洋泾镇上的钟表匠、五十六岁的申继谷——即当年的临时中央地下交通员梁壁纯，被“悬办”第三组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与此同时，侦查员对梁壁纯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无甚发现。后在梁壁纯的提示下，从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于陶瓷药罐里的文件——是曹家渡一家旅社为梁壁纯出具的证明。

梁壁纯向第三组的侦查员作了以下陈述——当年法租界“祥德源”老板郭北昌有个胞弟名叫郭斗昌，是留学英国回沪的机械工程师，1926年在制造局供职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来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的部分武器就是由他提供的。1927年3月，由周恩来、王若飞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上海的中共活动全部转入地下。郭斗昌是技术型力量，未曾暴露中共党员身份，但也以“养病”为由暂时离开了制造局住到了法租界“祥德源”来避风头。郭斗昌在中药店住了三个月，与梁壁纯十分投机。梁壁纯性格内向，心里却是剔透，原本就有追求进步的潜在愿望，在郭斗昌的启发下，很快就产生了向中共靠拢的念头。于是，郭斗昌在1927年7月离开上海前往南昌前（后牺牲于南昌起义中），跟粱壁纯作了一次正式谈话，说他离沪后会另有人来跟梁壁纯接触，如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来人谈。不久，果然有一个自称“老屠”的人来和梁壁纯联系。这个老屠，次年成了梁壁纯的入党介绍人。

梁壁纯入党后，组织上让他利用“祥德源”店员身份做情报交接的秘密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是上海市及周边郊区，每次他都能圆满完成使命。渐渐，使命却下达得越来越少——经过考验后，他已经成为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正是因为上升了级别，所以最终才有了1931年12月初的那趟松江之行。

与当时为运送“特费”而特地建立的这条漫长的秘密交通线上的其他地下交通员一样，梁壁纯也不知道自己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运送的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必须安全、快速地完成这桩使命，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这是之前执行其他机要使命时从未有过的严厉措辞。

之前数日，“祥德源”老板就已经几次催促他去松江跟“余天成”联系明年的成药生意了，而且请正好来上海办事的族侄、“松金青中心保安团”营长郭洪顺写了一纸下榻于松江城内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书。

梁壁纯于1931年12月1日清晨离开上海前往松江，抵达后先去保安团招待所登记入住。这段日子正是保安团开会淡季，招待所床位大多空着，管事人见梁壁纯拿出的是郭营长的担保书，客气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正面对着司令部大门口的单人房间，收了押金，给了他一张盖着保安团司令部大印的出人证和一纸收据（就是被刘志纯瞥见的那张薄纸）。这张出人证相当于入住这家内部招待所的房卡，可以自由进出司令部。而出了司令部后，又有一项强大的功能：可以用来对付来自保安团或者警察局岗哨、巡逻队的盘诘和搜查，至于各条街道上的保甲人员自己组织的什么巡逻队，那更是一帖老膏药，一出示就灵光。这也是梁壁纯抵达伊始立刻就去登记的原因。

然后，梁壁纯先去了趟“余天成”，跟人家洽谈了业务。下午两点，他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家茶楼，在二楼正对出站口的位置选了个临窗的座位，唤来跑堂，拿出一枚银洋，说他要把这个位置包下来，时间是从此刻开始到5号下午关门，这银洋是茶资和小费。此后三天，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四点，梁壁纯就一直泡在这里。要一壶茶，拿出带来的账本和一个只有两个巴掌大小的算盘，喝茶、抽烟、算账，这是当时茶馆里常见的一幕。

12月3日清晨七时多，刘志纯从火车站检票口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被梁壁纯盯着了。这倒并非他眼睛尖，而是因为根据规定，刘志纯穿了比较容易识别的衣服、戴了约定的帽子。于是，梁壁纯就知道这是上线来了。他移步下楼，出门时正见刘志纯从门外经过，就佯装散步尾随其后，一直看对方进了附近的“汉源栈房”。

当晚，梁壁纯即去“汉源栈房”接头，完成交接后返回保安团招待所时，他在路上遇到了保安团的另一支夜间巡逻队，唤住他盘诘，但一见他出示的司令部出入证就马上放行了，领头的班长还连声表示歉意。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纯携货离开了松江。事先，组织上考虑到携货返沪时，在松江车站上车应该无事，但到了上海下车出站时可能就很难说，那段时间，敌人对每趟来自江西、福建、浙江方向的列车都盯得很紧，因为那里是“赤区”。因此，领导交代梁壁纯应绕道青浦走水路返沪。松江、青浦两县相邻．当时没有公路，两个县城之间的往来靠走水路，有一班小火轮。梁壁纯于上午九时许坐上轮船，至下午五点方抵青浦东门外的轮船码头。然后，立刻买了一张前往上海的轮船票，上了停靠在一侧的另一条小火轮。那条小火轮被青浦人称为“上海班”——意思就是开往上海的班船，也是每天一班，傍晚六点出发，次晨六点驶抵上海。上船后等候了一会儿，“上海班”准点启航了。梁壁纯不知道，他此刻面对的是一趟危险之旅，十二个小时后，他将面临人生的巨大变故！

从青浦走水路前往上海，先是在大盈江一直行驶到也属于青浦县的一个小镇白鹤，在那里进入苏州流往上海的吴淞江（流人上海后就称为“苏州河”），顺着这条江一路往东，最后在上海市区西侧的曹家渡轮船码头停下，这就是终点站了。吴淞江在当时乃是强盗出没之地，当地不少住户白天伪装良民下地耕作，晚上去吴淞江上做蒙面大盗。因此，从白鹤到北新泾乃是一段危险之旅。不过，梁壁纯那夜并未遭遇强盗。这倒不是因为那天晚上太冷，老乡们赖被窝，而是因为梁壁纯所乘坐的小火轮并非强盗的“作业范围”。盗亦有道，当时活跃在吴淞江上的强盗的规矩是：不抢官船、客轮、邮船；不抢郎中、邮差、教书先生和老弱病残、叫花子，至于妇女，那是属于他们的工作对象的，但只限于抢劫，不能劫色，否则就要执行“内部纪律”。因此，梁壁纯在吴淞江上旅行时没有遇险。可是，他注定逃不过一劫，到了曹家渡码头，提着行李上了岸，叫了辆黄包车欲去其法租界住处时，黄包车还没行得一两分钟，他就遇劫了！

曹家渡那时有座横跨于苏州河的木桥，叫“曹家渡桥”，内河航运轮船码头位于木桥的北侧。梁壁纯登上码头后，迎面来了一个年轻车夫，冲他点头哈腰道：“这位先生，您坐车吗？”

梁壁纯点头：“去法租界金神父路，多少钱？”

车夫说：“那段路有点儿远，天又冷，您先生可怜我们穷苦人，赏个六七角吧。”

梁壁纯说：“就给你七角吧，车好的吧？”

车夫说：“我那车是去年的新车，正宗从日本进口的东洋车，收拾得干净，您先生一看就清楚了。”

车夫把梁壁纯引领到码头外面马路一侧一溜儿停着的一排黄包车前，指着其中一辆请他上车。果然是一辆新车，收拾得很干净，梁壁纯于是上车。车夫拉他出了码头，一拐弯就是曹家渡桥了。这座木桥又高又陡，往上拉是颇有些吃力的。车夫正拉得吃力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人来。冬天的早晨六点钟，外面天色尚暗，路上灯光电力不足，梁壁纯又是近视眼，还没看清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时，那个佯装帮车夫推车上桥的家伙忽然一伸手将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住了梁壁纯的口鼻，梁壁纯顿时失去了知觉。

等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头脑犹自一片迷糊，挣扎着动了动，撑起半截身子，借着从窗外映射进来的微弱灯光打量四周，发现是一个房间，陈设极简单，唯一床一桌一椅一床头柜。正奇怪自己怎么躺在这样一个地方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有人闪了进来，开灯招呼：“先生醒啦！哎，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啊——一早上到现在，一口气睡了整整十八个钟头呢！”

梁壁纯还是没有想起自己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于是问：“我怎么来这里了？你们这里是……”忽然发现对方一身旅馆茶役装束，于是恍然，“你们这里是旅馆？”忽地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怎么昏迷过去的，下意识地一跃而起；“哎呀！我的行李！”

茶役指着床尾说行李在这儿，没丢。梁壁纯心稍一松，可是，起身去看时，那里只有一个小旅行包，那是装零星东西用的；另一个装“特货”的小皮箱，哪里还有影子？当下一阵急火攻心，险些晕倒。梁壁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检查了行李包，里面的东西包括钱包在内一样都没少，劫匪抢去的就是那个小皮箱。

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领导交代使命时没说，也许领导自己也不清楚，可是梁壁纯和上线交割时一看那白铜盒的体积、重量，就知道那肯定是黄金了。这么些黄金，价值几何！难怪领导要说“人在货在”了。现在，人在，货已经不在了。应该怎么办？报案？那是自投罗网。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执行任务时出了如此大的事故，即使领导事先不说，梁壁纯也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发生后是没有条件调查的，组织上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那就只有执行纪律，而执行纪律的方式统一称为“锄奸”。

梁壁纯认为，如果自己确实是“奸”，那被组织上锄掉也是活该。可是，现在他却不是“奸”，尽管他的行为已经给组织造成了比普普通通一个叛徒、内奸远远大得多的麻烦，可是，若就这样被锄掉，那真是太冤枉了。因此，梁壁纯决定趁此刻还有决定权的时候，给自己留条性命。那就赶紧离开吧，还磨蹭个啥呢？不，梁壁纯不能保证自己真的能逃掉，因此寻思得留下一段真实的记载，即使被组织上当“奸”锄掉了，这段记载也会告诉后人：梁壁纯是无心之失，而不是叛徒、内奸。于是，梁壁纯就问茶役：“你们这是哪家旅馆？”

茶役已经察觉到不对头，小心翼翼回答：“曹家渡大旅社。”

“你们老板姓什么叫什么？”

“敝东是蒋博捷，管事的是经理乐书秋。”

“立刻把你们乐经理唤来！”

“他不在店里，明天上午会过来的。”

“不行！立刻去叫他。发生的事情之大，别说经理了，就是你们老板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一不留神，上海滩就再也没有曹家渡大旅社了！你信不信？”

茶役被梁壁纯的声色俱厉镇住了，点头退出，稍停重新进门，告知说已经派人去请乐经理了。经理家住梵航渡路，不远，半个钟头可以赶来的。

梁壁纯要跟旅社经理谈一谈，要求旅社方面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他证实自己是在着了劫匪的暗算之后。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丢失了那个重要的皮箱。这个证明，“曹家渡大旅社”肯出吗？肯，尽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若不出，梁壁纯一报案（他们哪知道其实绝对不可能去报案的），“曹家渡大旅社”就将卷入一桩巨案。在那个年头，被警察局搞成“劫匪同谋”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当乐经理睡眼惺松地从家里赶到旅社后，听梁壁纯说他丢了一箱黄金，惊得目瞪口呆。梁壁纯生怕对方被吓昏了，于是就赶紧指出尚有补救之法，乐经理自是乐意。于是，当下就唤来了昨天上午在旅社门口迎进梁壁纯的茶役以及为其办理住宿登记手续的账房先生，梁壁纯也是经过他们的陈述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以下是旅社出具的文字证明内容，简述如下——“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晨六时零七分，两个穿深色棉衣的年轻男子（其中一个外罩蓝色夹风衣）领着一辆黄包车来到敝号，车上坐着一个浑身散发着烧酒气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茶役王老三把来人迎进门，在门外帮着把黄包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为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穿风衣的男子向账房先生章依发登记单人房间两间，时间为一昼夜，预付了房钱。另一男子和车夫将醉酒男子抬进一楼三号房间，该男子留下入住对面的四号单人房间。风衣男子即携小皮箱坐黄包车离开。

“至下午六时许，四号房男子打开三号房，片刻唤茶役裘青人内。裘见醉酒男子正在酣睡，身上酒味已淡。那男子掏出两枚银元送给裘，说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可能回来得稍晚，麻烦你替我留心着点儿我的朋友，他醒后要吃什么点心之类，劳你去外面买一下。男子遂离去，一直到六日晨三时多醉酒男子睡醒也未见归来。

“醉酒男子醒后称其名叫梁壁纯，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百两以上黄金；又出示船票称昨晨其刚乘坐青浦至沪的小火轮抵达曹家渡码头，雇乘黄包车欲往法租界寓所，黄包车经曹家渡木桥时突遭袭击，昏迷中被匪徒掠人曹家渡大旅社。”

旅社方面在上述内容的三页文字上均加盖店章并由经理乐书秋、账房章依发亲笔签名以作证明。梁壁纯收起后，叮嘱说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若非系我梁壁纯所托，请避而不谈。如来人见面即自语“念漆”（当天系1931年12月6日，阴历十月廿七，沪语“廿七”的读音是“念漆”）作为暗号，你们听到这暗号方可讲出今日真相，可保你们无恙；如果不予道明，势必怀疑你们系劫匪同党，到时候后悔就晚了！说着，起身拱手作别，出门而去。

梁壁纯对于自己今后的出路已经作了考虑，他不能再以梁壁纯的名字在上海市区生活下去，甚至不能居住在市区，至于嘉定老家，那就更是必须立刻切断关系了。于是，他就决定弃家出走。为使日后万一被组织上发现，对今日之事进行调查时留下另一条证据，梁壁纯决定在出走前回一趟“祥德源”。

那天，梁壁纯离开“祥德源”后，就去了浦东洋泾镇。那里有一座破庙，有一次他去洋泾执行秘密使命时曾去躲过雨，，与庙里唯一的一个老和尚很谈得来，当时意识到那里可作为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的栖身地，于是就对老僧说起过以后来做居士。现在，真的要去做居士了。

梁壁纯在洋泾破庙做了两年居士，后来，老僧病逝，临终留给他一些钱。梁壁纯以前跟着郭老板那党员老弟、留洋机械工程师学过修理钟表，寻思就以此为业吧。从此洋泾镇上就有了一个钟表摊，摊主名叫申继谷。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一片混乱，梁壁纯动了打听家人下落的念头。先雇人去嘉定打听，未果；寻思妻子儿女可能投奔黄渡娘家了，于是就另外请人去黄渡打听，果然在那里。于是，他悄然潜往黄渡，取碍联系后将全家秘密迁往洋泾定居。

梁壁纯做完上述陈述后，第三组请示领导如何处理，“悬办”领导请示局领导后，说先予留置，生活上可给予适当优待。

次日，1950年3月5日，第三组侦查员前往曹家渡调查。“曹家渡大旅社”还在，而且还是原班人马。侦查员试了试，梁壁纯所言不谬：他们没说“念漆”时，尽管出示了市公安局的证件，对方只是摇头；待到说了“念漆”，这才松口。了解下来，情况与梁壁纯所说的一致。

六、谁是十八年前的案犯

3月6日，“悬办”第三组开会，对案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把梁壁纯所说的情况结合他跟家庭长达九年的断然分离、“曹家渡大旅社”方面的证言等综合起来看，“特费”被劫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这样，目光就该转向十八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发生于曹家渡桥头的抢劫巨案了。这是何人作的案？为何能铆得那么准，竟然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纯，然后果断下手，抢的就是那个小皮箱？这难道是一起有专门针对性的抢劫案，就是为了抢劫梁壁纯运送的那笔“特费”而来的？

侦查员对此作了反复研究，最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第一，这是一桩由临时中央直接布置的极为重要的绝密使命，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养着那么多专门力量用来侦探此类机密的敌人一方尚且不知，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又是凭什么知晓这项机密的呢？第二，劫匪是在曹家渡码头盯上梁壁纯，将其骗上车后出了码头在曹家渡桥下手的，这说明对方并非与梁壁纯同时坐轮船从青浦来沪的旅客，这又可作为排除作案必然性的依据。第三，从劫匪作案的手段来看，他们所策划的那一套其实比较简单：先是冒充黄包车夫等候在码头上，待轮船靠岸旅客上来时，对众旅客进行迅速扫描，选准作案对象，上前招揽生意，诱骗目标上车后作案。黄包车上桥时，车速自然减缓，同案犯当即上前贴靠，这时无论是乘客还是可能出现的路人，都不会注意，更不会产生警惕，他们往往以为是有人相帮推一把助助力——那年头不学雷锋，这都是收费的，由车业公会统一给推车人一点儿报酬，车业公会的钱当然是向每个车行收取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到底还是每辆车的车夫自己挣来的——而劫匪此刻就可迅疾下手，将沾了麻醉药物的帕子蒙住被害人的脸部，通常几秒钟就可令人失去知觉；也有挣扎的，那就要使用拳头或者钝器了，将人击昏。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烈性白酒乱洒一通，使受害人变成“醉鬼”，再拉到事先物色好的旅馆动手抢劫。

那么，应当怎样侦查这起历史悬案呢？侦查员的想法是：调查历史悬案，应该去找历史人物。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就是旧上海的刑警。梁壁纯当年所遭遇的这种抢劫案，料想不会是上海滩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也许能从当年侦查过此类案件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或者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捕探那里获得一些线索。

于是先去找民国二十年时管辖曹家渡的警事机构，可是，一打听却是有点儿小麻烦，这麻烦来自曹家渡所在的普陀区历史上的地理归属和行政管辖。上海市普陀区这个名称，是抗战胜利后才定下的，1945年先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划定为上海市第十三区，次年改为普陀区。那么之前呢？之前的花头就大了，曾经划归过上海、宝山、昆山、嘉定等县以及法华、闸北、真如、彭浦、蒲松等区。另外，有一些区域还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时强行占领成为租界地界的。至于民国二十年本案发生时的案发地行政归属，则分为两个区：梁壁纯遇袭的曹家渡桥北侧桥头，属于真如区；实施抢劫的“曹家渡大旅社”，则属于法华区。第三组决定：就找普陀区、长宁区的旧刑警调查。

3月8日，第三组在长宁公安分局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十八名有着至少二十年从警经历的原法华、普陀警察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受邀前来参加。这些旧刑警中，有的建国后被公安局留用，继续干着刑侦工作，有的则在建国前或者建国后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也有的早在建国前就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了。第三组组长蒋文增向他们说了发生于民国二十年冬的那起抢劫黄金案件（隐去了关于“特费”的内容），说请诸位前辈相帮分析一下那是一伙什么样的案犯。

这下可就热闹了。这些老刑警个个听说过当时发生过的同类抢劫案件，有一半以上还曾直接参与过对这种案件的侦查，有的破了，有的没破。归纳起来，侦查员得知民国二十年前后两三年，也就是1929年至1933年这段时间，上海滩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诸区都曾发生过麻醉抢劫案，作案手法各异，有的在人力车上下桥或者路坡时下手，然后把人拉到旅馆、破庙甚至临时租用的民宅内行劫；有的在开往宁波、南京的轮船二等以上舱房里下手；有的在饭馆的包房包厢里作案；还有的在戏院、电影院下手。此种犯罪，听上去似乎很厉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只要胆大妄为，手里拥有作案的必备工具人力车、麻醉药物，就可行动了。当然，还得具有确认对方肯定有货的眼力。这个，只要具备通常小偷扒手的经验就行了。1932年是此类案件的发案高峰期，受害者甚至包括国民政府高官的眷属、外国侨民以及来沪访问的外国官员及其随员。

1932年8月，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牵头、法租界公董局参与，提出上海的租界、华界警务机构联手打击麻醉抢劫犯罪活动的建议，获得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响应。于是，从9月1日开始，全市各中外军警机构联手行动。但那时警匪一家的现象绝非个别事例，另外还有帮会掺和，所以声势虽大，效果却微。不过，打击总比不打击好，麻醉抢劫犯罪活动毕竟收敛了一些。真正使这类犯罪活动发生率于次年初夏下降到低谷的原因，并非警方的打击，而是市民的防范意识不断增强，另外，因麻醉药物紧缺价格大幅度提高，导致案犯作案的机会大大降低，再加上上海滩的帮会以及犯罪团伙内部内讧不断，最后竟然就像有一个总头目下了一道严令似的，于一周之内大家都不去干麻醉抢劫了。

与会旧刑警回忆下来，在他们经办和听说过的麻醉抢劫案件中，并无此刻第三组要调查的内容。他们认为，按当时的案犯结构、行事风格、思维方式等来看，犯下曹家渡黄金劫案的那伙案犯，可能并非帮会中人，甚至也不是黑道中人，而只是几个受当时不断发生的麻醉药物抢劫案的传闻诱惑引发了贪婪之心的青年，纠合起来作下了这样一起巨案。他们作案的成功仅仅是一种巧合。

一个老刑警说：“我冒昧地打听一下，四位政府同志所说的被劫黄金数量巨大，究竟是多少？是不是超过五六十两了？”

蒋文增说：“实不相瞒，被劫黄金是超过百两的！”

老刑警说：“那这个案子肯定没有破获，也没有接到过报案，否则，别的不说，报纸还不大登特登了，甚至闹得全上海皆知！”

他的观点获得了所有与会刑警的认同。最后，这些旧刑警热心地为侦查员出主意：你们可以去提篮桥监狱向那些建国前就已经被判刑，以及虽是建国后被判刑但在建国前有过抢劫、盗窃案底的在押犯进行调查，也许，他们中有人曾经听说过什么人跟该案有涉也有可能啊。

第三组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协查通知发往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收到协查通知后，通过开会和监区广播对在押犯进行宣讲，要求凡是知晓1931年冬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随时可向政府检举，检举内容一旦查实，将视为重大立功表现，可以报请法院减刑或者提前释放。这项调查进行了三周多，监狱方面虽然向第三组提供了他们所了解到的多条由在押犯人提供的线索，可是，侦查员调查下来，要么落空，要么无法查下去。于是，这个原先寄予着很大希望的调查方式无疾而终。

4月7日，“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乐书秋忽然跑到市公安局来找第三组组长蒋文增，说前天晚上他值班，跟职工（就是以前的茶役）裘青聊天时说到当年那起案子，裘青说他前两天晚上睡觉时做梦，梦中见到了当初强盗作案时使用的那辆黄包车，是“大牌照”，号码是300169。乐经理初时也没在意，回家跟学医的儿子说起时，儿子说国外有科学家研究成果称，做梦中回忆到的情形很多是当初真实一幕的还原，把人催眠后与其进行对话，可以获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事实真相。所以，儿子认为裘青所说的牌照号码可能是真实可信的。乐经理听儿子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就来向侦查员反映。

侦查员这边正陷于山穷水尽的境地，听说此事不禁产生了兴趣。他们四人都是山东老区过来的，从事公安工作最长的不过四年时间，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二年级，根本没接触过外国资料——国内的也还没机会接触哩。他们向市局技术处的留用老专家请教，专家说国外确实有过这方面的实践，应用于案件侦查、事件调查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的。于是，第三组就决定试着调查裘青梦到的那个牌照号码。

旧上海分为三个地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界当局都有权发放车辆牌照，不过各自发放的通行范围仅限本界。这样，就给各类车辆的全市通行造成不便。于是，“三界”当局经过协商，决定发放一种区别于本界而可以全市通行的牌照，这就是“大牌照”。乐书秋反映的涉案黄包车的牌照就是那种牌照，从打头数码30来看，还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案犯曾经对梁壁纯说过“这辆车是去年的新车”，“去年”就是1930年，“大牌照”是统一由公共租界发放的，租界当局采用的是西历——就是阳历，30系1930年的简称。后面的0169，大约是1930年发放的第169块牌照。

侦查员了解下来，抗战胜利后，公共租界的一应档案资料均交给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这些资料留下来到了我们的公安局手里。于是就去市局交警处查询，得知有这部分资料，还原封不动放在那里。侦查员于是就去翻阅，查了两天，总算查到了300169“大牌照”黄包车的车主，是公共租界北京路上的“云间跳舞学校”老板曹胜林。

往下，就是寻找曹胜林其人了。四个侦查员从4月14日开始寻找，一直找到5月上旬，方才找到曹胜林——他已搬迁去了苏州，改行做了乐器厂的厂长。问下来，曹胜林承认他以前有过那样一辆黄包车。那么，1931年12月上旬那个时段，那辆车给谁使用了？曹说没给谁使用啊，一直是我自己在用，那是我的私家车，我干吗自己不用给别人去用呢？侦查员问有谁可以证明，曹说要么你们去问我的车夫吧。

车夫老凌在上海，这时已经翻身当了主人，是人力车行业工会的脱产委员了。侦查员找到他了解下来，证实曹胜林说属实。这样，线索就断了。

第三组人人沮丧，但还是得打起精神继续盘算该怎么行动，议来议去，寻思监狱调查过了，没有获得线索；看守所还没有调查过，全市二十余家看守所的人犯中是否有人有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的线索呢？

正当侦查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线索出现了！

七、大盗伏法

前面说过，3月8日，“悬办”第三组曾经召集了十八名建国前供职于国民党警察局、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开过一个座谈会，相帮分析案情。线索的发现，就是跟当时的一位与会者相关的。这个与会者名叫曾丰，五十四岁，原是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华捕，从1923年一直干到1943年法租界被收回为止，然后就离开了警界，去一家船舶修理厂当管理人员，管的是安保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企业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当到上海解放，曾丰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就不再去上班，在家里赋闲。今年3月间第三组邀请他去参加座谈会时他就在休养阶段。

座谈会参加过后，曾丰继续休养。休养到5月头上，一天半夜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了几个公安局的便衣，问明姓名、籍贯、年龄后，就把他带走了。去哪里？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犯了什么事儿呢？曾丰自己也弄不明白。

—个星期后，等来了第一次提审。曾丰这才知道原来不是他犯了事，而是要问他当年几个巡捕房同事的事儿。那几个同事，是和曾丰一起考进法租界巡捕房的，有的进了政治部，办的是政治案子，有的和曾丰一样进了刑事部，当了刑警。因为是一起进门的，所以几个人很谈得来，还曾磕头结拜了兄弟。后来，法租界被收回，巡捕房转为汪伪政权的警察局，大家也就各自散伙，好像只有—个留下来替汪伪政权效力的，后来又干过国民党的警察，再后来，上海解放了，谁也不知道谁了。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处的民警要曾丰交代当年他的那几个同事在法租界办过的几起案件。曾丰压根儿就没有办理过跟政治相关的案子，觉得实在没啥可交代的，但这事光靠口头说没用，又找不到旁证，于是寻思只好坐牢了，坐到警方调查清楚为止。

曾丰坐的班房属于第二看守所里的一个大监房。其时解放不过一年，还在清理阶段，抓的人多而杂，曾丰那监房一共关了二十来个人犯。那时候看守所还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犯待在里面不需要劳动，整天除了等着提审、吃饭，就是闲磕牙瞎聊天消磨时间。同监的人犯听说这个老头儿以前乃是巡捕房的刑警，如获至宝，都盯着请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儿。曾丰闲着也是闲着，就跟人家聊了起来。聊了几日，有一次就说到了曹家渡那桩黄金抢劫案。曾丰毕竟是老刑警，看似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心里却明白，每个案件都是按照他所知晓的事实说，这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也是这样，他说这是1931年入冬后没几天发生的，当时竟然没有报案，案子一直拖到解放后，如今共产党的警察在进行调查。

说这个案子那天是1950年5月10日。过了一天，有个同监人犯悄悄把曾丰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一个政策问题：人民政府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如果有谁检举像您老昨天说的那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那样的解放前的案子，算是立功吗？

曾丰是老刑警，一听顿时明白有戏，于是说这个自然，现在是人民政府在办该案，谁为公安提供线索协助破案，那当然是立功行为。小老弟你若是知道那个案子的线索，倒还真是值得检举一下的，肯定有好处啊！这样吧，反正咱有的是时间，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出个主意，看应该怎样检举——这检举也有说法的，以前旧社会有人检举不得法，不但没有好处，还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呢！

对方吓了一跳，于是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向曾丰和盘托出——这个人犯名叫冯安宝，三十四岁，资本家出身，他的老爸冯定飞是开机修厂的，以维修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为主，因为是以修理摩托车起家的，所以行业内给其起个名号叫作“摩托阿飞”——阿飞是昵称，并不是说他是花花公子。而他唯一的儿子、此刻正准备提供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冯安宝，倒是一个纨绔子弟，喜欢拈花惹草，这次就是因为被控强奸而折进局子的。

冯安宝要说的是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事儿，那年他虚岁十五，因为小时候患过“奶痨”，发育不良，所以十五岁的少年看上去也就不过十二岁样子。冯安宝有个表兄，名叫吉家贵，长其十岁，那年二十五了，已经娶妻，那是家里给他张罗的。但他似乎对家庭生活并无多大兴趣，喜好的是结交朋友，舞枪弄棍，做过几份工作，但多做不长。1931年的时候，吉家贵刚刚辞去一家舞厅看门人的工作，说要考察市场，改行做生意了。

冯安宝年少体弱，却好动调皮，平时在外面玩耍时免不了受人家的欺负。他吃了亏，就告诉吉家贵，让表兄替他出头。吉家贵是会国术的，又有一帮子朋友，所以只要他出面，别说对方也是少年了，就是把老爸抬出来，人家也得服帖。而吉家贵呢，贡献也不是白白作的，他的家境远不如表弟，就时不时到阿姨家来蹭饭，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还经常怂恿表弟向家里要钱买这买那，买的自然都是他需要的东西。冯安宝是独生子，娇生惯养，家里谁都顺着他，反正他只要跟着表兄折腾，随便叫他干什么都是愿意的。

1931年10月16日是冯安宝的十五岁生日，家里自要好好庆贺一番。早在前几天就开始筹备了，刚从舞厅辞职的无业人员吉家贵自然要来帮忙，于是就住进了冯家。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竟然一直住到12月上旬。对于冯安宝来说，那是极欢迎之事，因为这个表哥太会玩了，而且还会邀请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来一起玩。那二位比吉家贵小两三岁，也是习练国术之人，当然，和吉家贵一样不过是“三脚猫”，略懂些皮毛而已。

冯安宝记得那段时间表哥经常玩的就是拉黄包车。冯安宝的老爸“摩托阿飞”六七年前置办了一辆私家黄包车，那是一辆二手车，用到1930年就换了一辆崭新的日本进口的新车。“摩托阿飞”的财运似乎很好，仅仅过了一年又有了一辆七成新的轿车，那是人家作为债务抵押给他的。小轿车进门后，那辆黄包车按照通常人家的处理方式，就要“出送”（沪语，送出门处理掉之意）了。可是，由于冯安宝跟着表哥他们把黄包车作为玩具拉着玩，家里就同意他的要求先把车子留着，等他们玩厌了再“出送”。

这样玩了两个来月，吉家贵、阿古、小克三个已经能把车拉得像模像样了，特别是阿古，一招一式活脱就像职业车夫。而冯安宝呢，渐渐就玩厌了，他不拉车，当乘客。坐黄包车对于冯少爷来说并不新鲜，因为家里有私家车，他以前想坐时就让车夫拉他去哪里兜一圈的，早就不当一回事了。再说，天气冷了，坐车有风，倒不如坐在家里怀里抱着个手炉舒服，况且他还要上学，快到年底了，功课也比较紧张。这样，他也就不大热心了。而吉家贵他们还是乐此不疲，最后干脆把黄包车拉回自己家去玩了。

这样，这辆黄包车一直拉到大约这年的12月上旬的某天，吉家贵忽然把车擦拭得光洁一新地送回来了。从此，吉家贵对黄包车就不感兴趣了，而且人也不大过来了。整个寒假，冯安宝一直盼望着表哥过来带他出去玩玩，或者叫几个朋友来家里玩玩扑克打打康乐球也好，可是，吉家贵除了过年时和其父母来拜年以外，整个寒假影子都不见。后来听说吉家贵去做生意了，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竟然经营得很好，几年后还在城隍庙旁边另开了一家分号。

而冯安宝呢，老爸的生意倒还是做得风声水起，即使抗战时也没受影响，而且竟然在胜利后未曾被国民党方面作为“汉奸”来敲诈，简直是一个奇迹。可是，渐长渐大的冯安宝却不成器，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尽管十年前冯安宝就已经结婚，而且早已有子女，可是他什么职业都不干，整日就是吃喝玩乐，重点是玩，以玩女人为主。这在旧社会还可混混，到了新社会就不行了。终于，他被人告进了公安局，说是强奸，于是就直接由市局治安处下令拘捕。这在当时通常是市中级法院直接承办的刑案，判刑至少十年。冯安宝初时尚不知晓，时间稍长方知大事不好。于是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命运，听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于是就挖空心思想立功，只是因为他以前在社会上一起厮混的都是小开，没有罪行可以检举。这回听曾丰在监房里聊起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不知怎么由案犯作案时使用的那辆“去年的新车”联想起当年自己家里的那辆黄包车，寻思那不是有点儿像吗？时间也对得上号，还有案犯人数也是三个。当下心念一动，就想那起抢劫黄金巨案不知是不是表哥和阿古、小克他们三个作的。

当下，曾丰听冯安宝如此这般说下来，寻思听上去有点儿像，不过以他的办案经验，这种举报的准确性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举报人在知晓案情后的举报内容，往往容易有意无意地朝案情方向靠。所以，是真是假，得由公安局调查。曾丰于是就对冯安宝说，这案子太大了，你可以要求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

看守所所长接到冯安宝的检举后，立刻跟市局“悬办”取得联系。第三组立马全体出动，于5月11日夜审检举人冯安宝。侦查员在认真听取看守所所长接到冯安宝的检举后，立刻跟市局“悬办”取得联系。第三组立马全体出动，于5月11日夜审检举人冯安宝。侦查员在认真听取了冯安宝的当面举报内容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号码是300196。”

四个侦查员几乎同时一个激灵：“曹家渡大旅社”提供的也是公共租界“大牌照”，号码是300169，看来是茶役错把尾数96记成69了。这后面有戏！

侦查员当即调集了数名警察，立刻出动，连夜拘留了“吉家欢南货店”老板吉家贵，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盒—个，后经梁壁纯与刘志纯辨认，正是当年经手交割的那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这桩已经相隔十九年零五个月的抢劫巨案作了交代一案犯一共三人，除他之外是其狐朋狗友刘阿古（阿古）、庄克（小克）；策划者是他，其动机是筹款开店，原准备作案多次，筹足款项方可歇手，哪知一出手就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三人各获四十两后就此歇手。

向表弟冯安宝家借黄包车玩耍，纯是为筹备作案工具，以及学习拉车，作案后即把黄包车还给冯家。为防止引起外界怀疑，三人从此就基本不接触。抗战胜利后，吉家贵曾在外滩偶遇阿古，方知小克已死，阿古现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

1950年5月12日晨七时，第三组拘捕了另一案犯刘阿古，并对其所开的五金行及住宅进行了搜查，未获赃物，但有黄金首饰十四件，疑系用其所劫黄金打造，遂予没收。

另一案犯庄克，生前住卢家湾区杜家园蟠桃坊，侦查员登门，得知庄克于1934年经人介绍，拜海上闻人杜月笙为师，1937年抗战伊始受杜派遣参加由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次年与日寇作战时阵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侦查员对庄宅进行搜查，其父母主动交出庄克1937年参加“别动军”时交给他们保存的两根“大条”——黄金二十两。这两根“大条”经侦查员请当年瑞金县城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破获。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当时尚未有“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等相应的罪名，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决的，但判决后却将其释放了，以“反革命分子”身份交由地方监督管制，于1959年病殁。

因检举而立功的小开冯安宝半年后释放；旧刑警曾丰的行为也被视为“立功”，且经调查认定其确实与原同事无涉，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了一名看门人。

也许，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不会在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历史学专业领域被视为专家，但他可能是二十世纪最著名、最广为人知的历史学家。一般读者多少都会知道他的《历史研究》，即使可能除了他自己和编选节本的索默维尔外，没有人真正读完过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也许，还有人会想到他的“冲击—回应”理论，以及费正清将之借用到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著名全球史学者麦克尼尔的《阿诺德·汤因比传》为我们理解这位史学巨擘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极为鲜活和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汤因比的另一面。
汤因比的孙女说，祖父最经常引用的拉丁文是“Nil desperandum”（从不绝望）。在她看来，这是汤因比为孩子们树立的榜样。然而，如果一个人时常挂在嘴边的是“不要绝望”，他的内心恐怕非常焦灼，时常处于绝望的边缘。

少年时代的高光

汤因比从幼年起就显示出了天才。他从十岁起在肯特郡的伍顿学校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了日后能够获得顶级公学的奖学金，汤因比过着严格的自律生活，这些习惯影响了他的一生。在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汤因比在1902年成为温切斯特公学的奖学金获得者。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更为出名的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晚于温切斯特公学，且都是以其管理模式为范本。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体制化的霸凌行为使汤因比深恶痛绝，没有暖气的宿舍甚至使他差点因肺炎而死去。那时候陪在汤因比身边的，只有他的宠物：一只名字不叫“海德薇”的猫头鹰。

在温切斯特公学里，核心功课是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不仅要广泛阅读古典著作，更要学习用古代语言创作散文和韵文，且要严格遵循格律。既不能用《新约》中低劣的希腊文，也不能用罗马“白银时代”的次等词汇。即使当时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但在公学中却几乎没有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自然科学课程，现代历史和文学则主要由数学老师进行简单的讲授。在各种奖项比赛中，汤因比几乎总能拔得头筹。

在公学期间，汤因比以拉丁文写作了一部穿越剧，并因此而获奖。在这个虚实交替的故事中，一个虚构的罗马皇帝在不列颠称帝，随即控制了高卢和意大利，在与东部皇帝的战争中被杀。这位死去的皇帝灵魂未灭，穿越到了二十世纪的伦敦街头，当时英国人正在庆祝与法国缔结的新合约。将公元四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叠加在一起的阐释，展现了汤因比未来宏大视野的雏形，这些都是以西塞罗式的拉丁文写成的。

进入到牛津大学后，汤因比再次克服了艰难的适应期，成为了整个学院瞩目的人物。没有人怀疑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取得卓越的成就。虽然长久接受古典语言文学的训练，汤因比仍然保持着客观现实的判断。他认为，“无论如何，戴克里先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总归是比维吉尔更大”。和马克·布洛赫等学者一样，汤因比也反对黑格尔的目的论“幽灵”，而更倾向于以伯格森哲学中的变化来阐释历史，尤其是强调“直觉”。汤因比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立志成为“伟大的历史博学者”，要效法德国史学家爱德华·迈耶（Eduard Mayer）的五卷本《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将超越一般学者的丰富细节编织成令人炫目的画卷。他要不断地规划自己未来的事业，下决心成为本专业的大师，“成为年轻有为的系主任、训练有素的教师和历史学家”，要真正地干出一番事业。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汤因比，约1925年。

挥之不去的经济忧患感
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叶的英国人，即使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随时都面临着被意外吞噬的危险。向下流动的通道一直打开着。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曾经也想效法自己的哥哥在大学中谋求一份教职，但那位巴利奥尔的讲师却对弟弟说，大学的教员和卖茶叶的生意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哈利最后在一座小城担任慈善协会的部长，在帮助穷人自力更生的同时，领取微薄的薪水。他们的家庭收入甚至都没有独立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维持基本的中产阶级身份，他们只能同小汤因比的叔公生活在一起。

汤因比的爸爸哈利无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传统的济贫理念正被日益流行的社会主义大加鞭挞，认为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所谓“慈善”行为终将徒劳无功。在英格兰北部的长期考察使他深陷抑郁，直到1909年住进精神病院。那一年，汤因比正好二十周岁。老哈利在精神病院中生活了三十二年，直到1941年去世，汤因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父亲的状况和家庭经济的拮据在汤因比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一直非常担心，这种发疯的病症有遗传性，害怕自己有天也会变成那个样子，特别当他身处困境之时，这种念头更是挥之不去。

毫无疑问，缺钱是汤因比一生忧患的主题。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应当特别能感同身受。比如，汤因比热爱旅行，一生多次在希腊、小亚细亚进行旅行。但在每次旅行时，他都会非常详尽地记载自己的花销，甚至算好返回英国所需花费的备用金。他特别厌恶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更害怕被人欺骗而多花了钱。终其一生，对入不敷出的担忧一直萦绕着他。在担任科拉伊斯教授期间，他为了自己的薪水讨价还价；在查塔姆楼写作国际事务报告时，他仍然不肯放弃为《泰晤士报》等刊物撰写文章，因为这些稿费对他来说是“生活中意外之喜相关花销”的保障。

汤因比一直在不停地写，为了获取更多的稿酬，也同编辑们斤斤计较版税的问题。在二战后，汤因比被视为先知一样的人物，在美国名声大噪。他不仅号召美国“自觉地替代英国”，以充当“基督教文明残存部分的领袖”去抗击威胁的力量，同时在《生活》杂志拒绝发表他关于美国命运的约稿后，仍然要求对方支付了一千五百美元的高昂稿费。他特别愿意去美国讲座，而且总是要求主办方在系列讲座中给他足够长的休息时间。这样，他可以用主办方提供的车辆、机票和住宿，到其他地方进行同一个题目的讲演，以赚取额外的收入。在退休后，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继续学术工作、赚更多的钱、看更大的世界。《历史研究》获得巨大成功后，版税源源不断，但汤因比仍对财务问题十分焦虑，尤其是害怕税务官会突然对他处以高额的罚款或征收极高的税金。
1947年3月17日，汤因比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为他在亚洲赢得了大名。在1972年进行的五天采访，创价协会除了付给汤因比三千五百英镑的“咨询费”外，还要付给他当时的妻子和助手维罗妮卡同样数目的“答谢费”，同时池田大作还带了一些日本艺术品作为“微薄的献礼”。尤其是随着年龄的衰老，汤因比在金钱上的执着损害了他的形象和风度，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举止。当我们翻阅那些讨价还价到强词夺理的书信时，不禁会想到在聚光灯下的汤因比，是如何义正言辞地谴责贪婪、赞美圣方济各的贫穷理念。汤因比自己，也展现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
婚姻与家庭

与罗萨琳德的婚姻对于汤因比来说，既是他所愿望的，也是他许多痛苦的来源。这段婚姻曾遭受汤因比家族的反对，因为罗萨琳德出身传统的自由党贵族，是吉尔伯特·穆雷的女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成分太高”。穆雷本人也是一位古典学者，编译的古希腊戏剧作品在二十世纪初的伦敦舞台上风靡一时，还曾在1908年到1936年间担任牛津大学的钦定希腊语教授。在将近三十年任教牛津的时间里，穆雷着力对牛津大学的古典学教育和研究进行改造，力图将古代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穆雷在汤因比求学牛津的生活中就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并最终成为了汤因比的岳父。
吉尔伯特·穆雷晚年照片及签名

1913年，汤因比和贵族小姐罗萨琳德结婚。作为一位很不成功的小说家，罗萨琳德性情有些尖刻，且比较虚荣。出身富贵之家的她在面对经济困难时，绝不会像汤因比家那样省吃俭用。在他们婚后，汤因比作为教授的工资很高（和现在的教授很不一样），而且还时常能为报刊写文章以换取不菲的稿酬，但始终难以接受罗萨琳德利用银行透支以维持极高生活水准的做法。欠债让汤因比极度痛苦。尽管如此，汤因比“宠爱”罗萨琳德，并忍受着罗萨琳德给他带来的经济压力。然而，他却并未真正参与到家庭的管理中，或者帮妻子分担照料孩子的具体事务。因为，他有一部大书要写，这部书就是《历史研究》，被罗萨琳德称为“胡说八道的书”，汤因比自己在书信中也常以这种称呼来自我调侃。在《幸福树》（1926年）这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中，罗萨琳德描述了她对这段婚姻的不满。她毫不掩饰地以“文学手法”描绘了自己的生活。小说中的女主角成长于一座乡间城堡中，婚后有三个孩子，有钱的外祖母拒绝给他们额外的经济帮助。这与罗萨琳德的生活一模一样！女主的丈夫（影射汤因比）是一位研究古代铭文的专家，生性吝啬，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军。这也是真实的生活。而在小说的结尾，时年三十六岁的罗瑟琳德借女主之口说：“我的童年十分快乐；我嫁错了人，自己深爱着的那一位却在战争中牺牲了——就是这样。”除了汤因比的家庭与罗萨琳德的家庭并不门当户对之外，这种不满或许也与两人过早中断房事有关。在结婚前后，他们都是精力比较旺盛的人，但大约在1922年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他们认为只有完全断绝房事才能避免罗萨琳德不断怀孕，家庭生活的负担使他们也不想要更多孩子了。
汤因比的第一任妻子罗萨琳德·穆雷

在和罗萨琳德彻底决裂前，汤因比还曾迷恋过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艾琳·鲍尔。鲍尔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著名的妇女史、中世纪经济史专家，可惜在1940年英年早逝。她的《中世纪的人们》和《中世纪英国女修院》这两部著作，被视为剑桥经济社会史的代表性研究。1929年，两人凑巧都在中国游历，艾琳惊人的美貌、考究的衣服和两人在远东冲突观点上的契合，都使汤因比神魂颠倒，以至于夜闯艾琳的酒店房间，要求她不要嫁给已经订婚的未婚夫。相对于汤因比，艾琳更加冷静。两人最后的通信中，汤因比署名是“永远属于你的”，并用希腊语写了一首诗《文人米诺牛》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艾琳·鲍尔（1889-1940年）

1939年是汤因比的黑暗之年。2月份，他的母亲去世了；3月份，他的长子托尼在和未婚妻的争吵中向自己开了一枪，几天后去世。这一年，也是二战爆发之年。在二战期间，罗萨琳德独自住在伦敦，时常写信痛斥在牛津工作的汤因比是“懦夫”，说他是因为害怕对伦敦的空袭，才以为政府工作当借口，自己一个人躲在牛津。1942年秋天，罗萨琳德和汤因比的关系已成僵局，并正式分居。汤因比在离婚之前曾询问自己在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秘书维罗妮卡·博尔特，如果自己被妻子抛弃后她是否能够嫁给他？博尔特答应了。从1925年起，汤因比以一己之力撰写《国际事务报告》，博尔特就长期以来就是汤因比最得力的助手。毋庸置疑，汤因比具有无与伦比的天赋，能够将一年各种繁杂的时事构建成条理清晰的论述体系。于是，汤因比与罗萨琳德最终在1946年8月离婚；同年的9月，57岁的汤因比和博尔特再婚了。
对世界的悲观与热爱

除了对家庭生活，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忧患之外，汤因比也常常忧心西方文明的衰落。汤因比在1920年夏天阅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后大受震动，开始更为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鸿篇巨著。他最早的出发点是两条公理：第一，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应当是完整的社会，而非任意割裂下来的一部分。第二，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可通约的。一个变量，则是各个民族传统的差异性。在那个暑假里，他在《人之秘仪》手稿中罗列出了文明社会的十大特征，这些都是以爱琴海到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为基础的。

毋庸讳言，虽然传说中的汤因比总说自己希望能够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中国新疆，但23岁的汤因比曾给母亲写信说，“在目前这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崛起直到吞并我们为止），英格兰的公学学生将同德国的青年精英争夺世界的领导权”。他害怕“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我们就成为‘南方佬’了”，所以英国应当“武装到牙齿”，要统治印度、开发西非，甚至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如同古希腊人曾统治亚洲一样。在《民族性与战争》中，汤因比甚至流露出“黄祸论”的思想倾向。他认为，中国必将同“新大英帝国”竞争，这个新大英帝国主要由英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南美的各个共和国所组成，并预测“俄国将会成为组建这道防线的主要推动者”。不过，年轻气盛且觉得 “战争令人心驰神往”的汤因比，最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并未服兵役。他本人一直坚持是因为痢疾，并且一直保存着当时医生所开具的证明。

后来，见证了战争残酷的汤因比发生了变化，并终生痛恨战争。在一战后，汤因比受聘于伦敦国王学院的科拉伊斯教授席位。汤因比对希腊有特殊感情，在科拉伊斯教授就职讲演中，他认为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现代世界，希腊一直是欧洲在东方的前哨，其历史中充斥着不同类型的独特苦难。从希腊开始，汤因比开始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囊括其中。在那个时候，汤因比的思维框架仍然处于东西方分立的二元框架之内。在讲述1920年代初希腊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之战时，汤因比明显的亲土耳其论调，让支持这个教授席位的希腊赞助者大为不满。享受着希腊人捐赠的高额薪水，而痛斥希腊政府、盛赞土耳其人，这就威胁到了汤因比的职位。汤因比一直试图劝说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府，要认可穆斯林希望同欧洲诸民族平起平坐的诉求。在汤因比看来，穆斯林所受的苦难比希腊人和东方基督徒要多得多，土耳其人的罪行是“这个文明土崩瓦解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行凶者的过错”。而且，他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因此无需挂虑。

《历史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也迎合了当时的焦虑情绪，尤其是在前三卷中，汤因比将战争视为文明解体的决定性要素。以带着“先知语调”的文字，汤因比将历史学的视野延伸到了前所未有乃至未曾想象过的广阔视野。毫无疑问，所有的研究者都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冲击。汤因比认为，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将不可避免，这也许会是全人类的最终归宿。一方面，他欣悦于见到这样一个帝国，因为在涵盖全球的帝国内，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世界大战了。另一方面，全球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暴力，则让汤因比感到痛恨。在动荡时代中，汤因比开始重新回归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将基督教视为最高的信仰。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家庭关系破裂的痛苦逐渐弥合后，汤因比又从那种对苦难的崇高感中解脱了出来，转向了更加洒脱的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
汤因比的写作法门：写，不停地写。

在重重压力之下，在时时刻刻的隐忧之中，汤因比仍然完成了《历史研究》这样的巨著。他的工作效率及工作强度之高，无人能及。比如，接替他在国际事务研究所撰写报告的是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不但没能按时完成报告的撰写，一再拖延后只得在绝望中辞职了。在下笔千言而又关切主题上，汤因比堪称不世出的天才。但除了他得天独厚的天才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自己所选定的目标的执着。不管什么事发生，无论是罗萨琳德的抱怨、孩子们的喧闹乃至儿子自杀的消息，在怎样的震惊和痛苦中，汤因比还是能够踏实地坐在桌子前继续写他的书，一行行地构建他脑海中的世界历史体系。这种自制力是他成功的保障，同时也使他无法扮演好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这些都在后来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者：毛姆

我想冒昧地谈一谈，在我看来一部好小说应该具有哪些特性。它的主题应该能引起广泛的兴趣，即不仅能使一群人——不管是批评家、教授、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还是公共汽车售票员或者酒吧侍者——感兴趣，而且具有较普遍的人性，对普通男女都有感染力。主题还应该能引起持久的兴趣，一个选择只有一时兴趣的题材进行创作的小说家，是个浅薄的小说家，因为一旦人们对这样的题材失去兴趣，他的小说也就像上星期的报纸一样不值一读了。作者讲述的故事应该合情合理而且有条有理，故事应该有开端、中间和结尾，结尾必须是开端的自然结局。情节要具有可能性，不仅仅要有利于主题发展，还应该是由故事自然产生的。小说中的人物要有个性，他们的行为应该于他们的性格，决不能让读者议论说：“某某人是决不会干那种事的。”相反，要读者不得不承认：“某某人那样做，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我觉得，要是人物又很有趣，那就更好。福楼拜的《感情教育》虽然受到许多著名批评家的高度称赞，但是他选择的主人公却是个没有个性、没有生气、也没有任何特点的人，以至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法使人产生兴趣。结果，虽然想说中有许多出色之处，但整部小说还是令人难以卒读。我觉得，我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人物必须具有个性。因为要求小说家创造出完全新型的人物，是强人所难，小说家使用的材料是人性，虽然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人性千变万化，但也不是无限的，人们创作小说、故事、戏剧、史诗已有几千年历史，一个小说家能够创造出一种新型人物的机会，可说微乎其微，回顾整个小说史，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具有独创性的任务，就是堂·吉诃德。然而，即便是他，我还是毫不惊讶地听说，有个知识渊博的批评家已为他找到一个古老的祖先。因此，只要一个小说家能通过个性来观察他的人物，只要他的人物个性鲜明，而且鲜明到足以让人错以为他是一种独创的人物，那么这个小说家就已经是很成功了。

既然行为应源于性格，那么语言也应如此。一个上流社会女子，谈吐就应该像个上流社会女子。一个妓女的语言，就得像个妓女。一个赛马场招徕顾客的人或者一个律师，讲话也得符合各自身份（我不得不说，梅瑞耿斯或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就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的人物都千篇一律地用梅瑞耿斯或亨利·詹姆斯的腔调说话）。小说中的对话不能杂乱无章，也不应该用来发表作者的意见。它必须服从于典型化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叙述的部分应该写得直截了当，要生动、明确，只需把人物的动机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令人信服地交代清楚，而不应过于冗长。文笔要简洁，使一般文化修养的读者阅读时也不觉得费劲，风格要和内容一致，就像式样精巧的鞋要和大小匀称的脚相配。最后，好的小说还应引人入胜。我虽然把这一点放到最后说，但却是最基本的要点，没有这一点，其他一切全都会落空。一部小说在提供娱乐的同时越发引人深思，就越好。娱乐一词有多种含义，提供乐趣或者消遣只是其中之一。人们容易犯的错误是，认为娱乐就其含义而言，消遣是唯一重要的。其实，《呼啸山庄》或《卡拉马佐兄弟》和《特里斯川·项狄传》或《康第姐》同样具有娱乐性。虽然感染人的程度不同，但同样真实。当然，小说家有权处理那些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重要主题，如：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朽、生命的意义及价值，等等。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最好记住约翰逊博士的至理名言：”关于上帝、灵魂或者生命这样的主题，没有人再能发表新的真实见解，或者真实的新见解。“即便这些主题是小说家所要讲述的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人物的典型化是必需的，会影响到人物的行为举止——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有那样的行为举止——小说家也只能指望读者对他所涉及到的这些主题感兴趣而已。

即便一部长篇小说具有我提出的所有优点（这要求已相当高），它在形式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就如白璧微瑕，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因此，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是十全十美的，一个短篇小说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根据它的篇幅，大约在10分钟到1个小时内就能读完，它的主题单一、明确，完整描写一个精神的或物质的事件，或者描写一连串密切相关的事件。它可以做到不可增减的程度。我相信，像这样完美的境界，短篇小说是可以达到的，而且我认为要找到一批这样的短篇小说也不难。但是，长篇小说却是一种篇幅不限定的叙事文学，它可以长得像《战争与和平》那样，同时表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又同时表现许许多多人物。也可以短得像《嘉尔曼》那样。为了把故事讲得真是，作者总要降到与故事有关的其他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并不总是很有趣的。事件的发展往往需要有时间上的间隔，作者为了使作品得到平衡，就得尽力插入一些内容来填补因间隔而留下的空白。这样的段落称之为”桥“。大多数小说家虽然都天生有过”桥“的才能，但在此过程中，枯燥无味却是难免的。小说家也是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更何况小说家的感受性还胜过一般人，因此他时常会不自主地写出一些追随世风的、昙花一现的东西。举例来说：19世纪之前的小说家是不太注意景物描写的，写道某物也至多一二句话。但是，当浪漫主义作家，如夏多布里昂，受到公众喜爱后，为描写而描写就成了一时的风尚，某个人物上街到灶火点去买牙刷，作者也会告诉你，他路过的屋子是什么样子，店里出售的是什么商品，等等。黎明和夕阳、夜晚的星空、万里无云的晴天、白雪皑皑的山岭、阴森幽暗的树木——所有这一切，都会引来没完没了的冗长描写。许多描写固然很美，但离题万里。只是到了很久之后，作家们才明白，不管多么富有诗意、多么逼真形象的景物描写，除非它有助于推动故事的发展或者有助于读者了解人物的某些情况，否则就是多余的废话。这还是长篇小说偶尔才有的缺点，另一种缺点则是内在的、必然的。要完成一部洋洋洒洒的长篇巨著是很费时日的，至少也得几个星期，一般需要好几个月，有时甚至要好几年。作家的创造力往往会衰退，这是很自然的事。这样他就只能硬着头皮坚持写下去，而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东西，如果对读者还会有吸引力的话，那简直是惊人的奇迹了。

过去，读者总希望小说越长越好，因为他们花钱买小说书，当然想读出本钱来。于是，作家们就挖空心思在自己讲述的故事中添加许多的材料，他们找到了一条捷径那就是让小说中插入小说，有时插入的部分长得像一个中篇小说，而和整部小说的主题又毫无关系，即使有也是牵强附会的。《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其大胆程度简直无人能与之相比。那些插入的文字，后来一直被视为是这部不朽名著的一个污点，现在也不再有人会耐心地去读它们了。正因为这一点，塞万提斯受到了现代批评家的攻击。不过，我们知道，他在后半部里避免了这种不良倾向，因此要比前半部好得多，写出了那些被认为奇妙得不可思议的篇章。遗憾的是，他的后继者（他们肯定不读批评文章）并没有停止使用这种方法，他们继续向书商提供大量的廉价故事，足以满足读者的需要。到了19世纪，新的出版形式又使小说家面临新的诱惑。月刊因为用很大篇幅刊登消遣文学而大获成功，对此虽有人嗤之以鼻，但它却为小说作者提供好机会，即：在月刊上连载小说可得到丰厚的报酬。几乎与此同时，出版商也发现，在月刊上连载知名作家的小说是有利可图的。作家要按合同定期向出版商提供一定数量的小说，或者说要写满一定的页数。这样一来，就逼着他们慢吞吞地讲故事，一写就是洋洋万言。我们从他们自己说的话中就得知，这些连载小说的作者，甚至他们中最杰出的如狄更斯、萨克雷和特罗洛普等人也不是感到，要一次又一次定期交出等着连载的那部分小说，实在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无怪乎，他们只好把小说拉长！无怪乎，他们只好用不相干的内容把故事弄得拖泥带水！所以，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小说家有那么多的障碍和陷阱，那么当你发现当时最优秀的小说也有缺陷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实际上，使我觉得惊讶的倒是，它们的缺陷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

有清一代之学，乾嘉考据最具特色。然而，清末以来一直饱受批评，甚至曾为清亡背锅。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对于乾嘉考据学的看法有了变化。如何看待乾嘉考据学在学理上的得失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勾连？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漆永祥教授专治清代考据学，最新出版了《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一书，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采访中，漆永祥教授指出：我们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至少在资料占有上和学术研究的深度上，大大超越前贤，但对乾嘉学术的评价，仍然笼罩在清末“大师效应”的光环之下，值得扪心自省。《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漆永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548页，110.00元
《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漆永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548页，110.00元

一般人在谈乾嘉考据学时，往往对其界定比较模糊，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对乾嘉考据学的界定。
漆永祥：谈到“考据学”，人们往往要么说得很复杂很神秘，要么不屑一顾。其实从我国纵向的历史长河来看，考据学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并称，各自代表其时代的特色学术，因为考据学发达在乾隆至嘉庆时期，所以被称做“乾嘉考据学”。
考据学指的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至于是不是一定要用“考据”这个词来命名其学，清代学者就有激烈的争论，另有朴学、实学、汉学、考核学、考证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说法，如焦循、龚自珍等人认为“经学”一词足以概之，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当然，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比勘异同、考校得失的学问，则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考据学，也未尝不可吧。
考据学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以传统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相当于发动机。乾嘉考据学之所以研究者少，贤者唯恐避之不及，就是没有小学的基本功，这辆老爷车就发动不起来，更不要说上路了。所以，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指指点点，说这车又老旧又破败，早该被历史淘汰，然后抢着去开一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时髦小跑车了。
晚清以来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乾嘉考据学有相当激烈的批评，甚至有污名化的趋势，这些批评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出于历史情境的，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批评？您会如何为他们辩诬？
漆永祥：“考据学”这个词，长期以来与“落后”“反动”“务虚”“琐碎”等相联系，甚至清季将亡国挨打的原因，也部分归结到考据学上来，认为清儒钻训诂搞考据，导致我们没有发明出飞机大炮，终被西方的洋枪洋炮打败，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我们放眼望去，历史上最不受待见的两个短命王朝，就是秦朝和隋朝；还有两个最背着骂名的朝代，就是元朝与清朝，所谓“崖山以后无中国”之类的怪论，流行于网络间。秦、隋两朝之所以被视为暴政，除了自身确实有暴政因子外，他们没有当朝史，没有人替他们歌功颂德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而元、清两朝被否定与轻蔑，则与他们是少数民族政权有极大的关系。
就历代学术而论，乾嘉考据学所受的待遇，与清朝相当，且互相拖累。于是，最不被认可的学术与最不被肯定的朝代出现在同一个时期，就非常悲催，演化成了双重的否定，但这种双重的否定并没有负负得正转为肯定，而是几何倍数更加放大了的否定。
当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时，所面临的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清以前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那样简单的事情——易姓易王了之。清末，至少有两种变化为历代所无：其一，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关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皆空前激烈，日益高涨；其二，传统社会行将崩溃，社会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皆处于转折的关口。因此，在此特殊的易代前后，清廷所受到的攻击远比任何时期的亡国之朝要多，而又适遇其为东北一隅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遭到的炮火更为猛烈。反清者、排满者、反封建者、反列强侵略者、革命者、学者乃至普通百姓，莫不视清廷为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
反清排满的言论，体现在学术界，就是摭拾“学术误国”的老话题而加进新内容，如清初人批判宋明理学空疏误国导致明朝灭亡一样，将清王朝之落后与衰亡的原因归咎于考据学家之倡言复古，治无益之学而不问国事。而革命者出于反清需要，反清则必排满，排满又必排击清室，排击清室又必揭斥禁书与文字狱的破坏性和残酷性，而这样又很自然地将禁书与文字狱同考据学挂钩，推导出考据学的兴盛是学者迫于文网、偷安苟活而钻故纸堆的结果，使二者间形成必然的因果关系。自龚自珍、魏源、曾国藩等人始，后为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钱穆、鲁迅等人论证成之，遂俨然成为定论而为天下所共信。其实，当时出于反清排满的需要，如刘师培以“光汉”为字，又以“韦裔”为笔名著《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这种“汉族唯一”的种族局限，言颇失据，语多偏激，故他们不可能客观公允地探讨清代学术与政治之关系，也不可能公正地评价清代学术。
尽管陈寅恪、孟森等前辈学者也对“文化高压说”提出怀疑，认为清代史学不振的原因，“必别有其故”；而清一代文治武功，幅员人才，皆有可观。“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先是批判胡适的实证主义，后又兴理论热而以论代史，“文革”中批判封资修，视古籍为毒草，文献整理与研究扫地无余。而以文献整理与研究为职志的考据学，就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并成为学术界的反面典型。所以，我们一方面尽情地享用着乾嘉学者的考据学成果，一方面肆情地对他们进行批判讽刺，可以说是“吃奶骂娘”的典范。
近二三十年来，清代学术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如果考察一下关于乾嘉考据学权威著述的引用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与梁、钱二氏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仍然拥有高引用率。这一方面要归结于两部著作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研究或许还未超越他们。但如果换个角度讲，他们的著作撰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国家多事之秋，流离颠沛，资料难备，书有寄托，言多激越，亦时代使然。尤其梁书在谈到“音韵学”时自称，“我素来没有研究，完全外行”；谈到“天算学”时，又谓“极惶悚极忸怩，盖吾于此学绝无所知，乃不敢强作解事”。但迫于需要，又不得不写，长篇大论，泛泛而谈。梁氏深知其短，而今天学术界对他谈音韵、天算等的言论，仍反复称引，以为典据。今天我们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至少在资料占有上和学术研究的深度上，要大大的超越前贤，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却仍然笼罩在“大师效应”的光环之下，这确实是既令人尴尬，又应该深刻地扪心自省的。乾嘉考据学与清代文化高压是否有关系，我们知道“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文化钳制对学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都在。
漆永祥：前已述之，关于考据学的成因，在谈到政治原因时，人们往往强调清代大兴“文字狱”，导致读书人不敢过问时政，不关心现实，只好埋首故纸堆，向死人讨生活，与古籍为友，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句诗化语言，被当成了史实来传播。我们知道历朝历代这些作用都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都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在研究中强调这种作用既合情合理，也最宜让人们接受。
但我个人认为，对“权力的毛细管”所起的作用，不能强调得太过分了。因为稍微纵览历代，可以看出在“文化钳制”最力的时候，或者改朝换代腥风血雨之际，学者采取的自保之策，多是或埋名故园，老死沟壑；或高蹈山林，吸风饮露；或遁入释道，空壳度世；或放浪形骸，梦死醉生。也就是说，历来很少有人以读书治学为全身避祸的手段，更没有人愿意皓首穷经考订古籍来跟时代和自己较劲，读书著文其实有着更大的风险，因为“以文字罪人”也是历代统治者惩处读书人的常用手段。从这个层面理解，清代学者“以学为隐”并不是聪明的办法，而且清人攻考据的大部分学者，并没有谋得“稻粱”，而是穷迫困厄，艰难度日。例如江藩家中本来是在扬州开药铺的，他自己也通医术，还常常给人治病，如坐堂问诊，必生活裕如，但自从迷上治经学搞考据后，就放弃家业，由富返贫了。
所以，我更愿意认为，到了清代中叶随着国民经济的兴盛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刻书购书读书著书的热潮随之而起，但传世古籍长时期无人董理，已经错讹到了不可卒读的地步，亟需一批有志之士来做一场掀个底儿朝天的全面清理与校勘，而民间考据学的兴起与朝廷“四库馆”的开设，却适时地与时代潮流相吻合，烘托出了乾嘉考据学的鼎盛，学术内因仍起着主导作用。“权力的毛细管”固然还在，但并未达到大动脉贲张奔流的效果。
您认为乾嘉考据学的发达，与清廷高压无直接关联，但乾嘉学者似乎不大关注社会现实，不过问时政，也不编纂当代史，皓首穷经，与古为生，这又该做如何解释呢？
漆永祥：我自己也一直有这个纠结，所以前后花了很长时间来梳理考证，试图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看乾嘉考据学家有无“事功之学”，即考据学之外他们对国家社会有无其他贡献。近代以来，学界在论古贤所谓“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有用”与“无用”时，所依据的标准无非是：从心态上看是“入世”还与“出世”的，从科举功名看是入场应试还是放弃举业，从入仕行为看是积极入仕还是避居乡野，从居官实绩看是贪黩祸民还是廉洁有为等。
依上述标准，我对清中叶从惠士奇（1671-1741）到刘文淇（1789-1854）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找出两百位考据学家进行量化分析，这些学者从时间跨度与横向的学者地域分布而言，皆具有广泛的客观性与代表性。
此两百人中，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不同等级功名的人占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五，而高中进士者近二分之一（其中前三甲几占十分之一），举人占近四分之一，两者与特科相加共一百四十一人次（八人有重复计算），几占四分之三。如此高的科名比例，放在任何一个封建时代，都是比重极高的。即各类生员六十四人，也是或屡考不中，或奔波衣食，并未放弃对科举功名的渴求。从这一组数据中反映的情况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汲汲焉功名是务”，但绝不能说他们是埋头故纸而“隐居苛活”，则断断焉甚明！
乾嘉考据学家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者有四十一人次，占全部两百人的百分之二十点五；地方官员多达五十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在各类文教机构中任职者有二十八人，占百分之十四。也就是说在两百人中，有一百一十九人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五的学者曾入官为宦，占到总数的近三分之二。即未曾入仕的其他六十五人，也分多种情形，或因个别原因放弃为官，或得官不能赴任，或未仕而卒，或身残不仕，但没有一例是因为感受到政治高压或对当政不满而放弃入仕的机会。
此两百人中，有执掌中枢、为国之幹臣者，有秦蕙田、纪昀、汪廷珍、胡长龄、阮元、王引之与戴敦元等；有为总督、巡抚、布政使等方面重任，治世能臣者，如毕沅、王绍兰、李赓芸、谢启昆、胡克家、孙星衍、梁章钜与阮常生等；有任职地方而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者，如汪辉祖、张敦仁、汪喜孙、胡秉虔、武亿、邢澍等；有刚正不阿，直声立朝者，如王念孙、洪亮吉等；有倾心文教，兴学育才者，如惠士奇、卢文弨、钱大昕、程瑶田、翟灏、丁杰、马宗梿、李道平、严可均、汪莱、钱东壁、沈钦韩、朱骏声等。他们信守“学问、人品、政事，三者同条共贯”的理念，“以实学、实心而行实政”。在各自的职位与环境中，洁身自爱，矻矻不休，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康乾盛世”的到来与繁荣，也与他们的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即未入仕途，久处乡闾者，无论贫富，也往往以儒风耆德，垂范乡里，德被四邻。如焦循虽中举，但以有足疾而弃仕，但他平日也是“尚论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为亲民官。虽以疾跧伏乡里，时时静察夫民之情”。毫无疑问，他的目光是入世的，是关注现实民情的。因此，乾嘉考据学家对现实持有热切的关注，从国家政事，至民间疾苦，都在他们所关注的视野之内，他们并没有远离现实社会，他们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他们董理古籍，也有着浓厚的法古致用思想。
如果放眼全球，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进入蒸汽时代；而中国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当西方已经乘着火车飞速发展时，“天朝大国”仍在坐着马车晃晃悠悠地缓慢蠕行。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帝与戴震、纪昀、钱大昕、阮元诸人，从未料到“天朝”会出现亡国灭种的危机，没有料到西方侵略者会从海上乘船攻入中国，没有料到考据训诂不可能发明电化声光，更没有料到他们在后世背上误国祸民的罪责。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一方面对外部世界懵盹无知，另一方面国内局势安定富足，他们也对此没有太大的需求。中国落后西方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治国行政与经济文化系统的问题，而不只是某一环某一节的问题。而睁开眼眼看世界并明白中国已经落后，还要等到“鸦片战争”后强敌环伺、国门洞开局势下的林则徐、魏源等人。对于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而言，他们只是在他们的国度他们的时代做了他们应做的合理的事情。
至于乾嘉考据学家不著当代史，假如我们对两千年史学史进行考查，在史著编撰上有如此规律：其一、史学活跃与史著尤其是当代史著大量涌现的时期，一般正是国家动荡分裂或国势日见蹙迫的时期；其二、在国家承平时期，有关当代历史的史著不多，此当然不包括国家史馆所编国史。在我国古代史上，大规模的著史尤其是著当代史的高潮曾出现过四次，一是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如果以诸子皆史的观点看，则当时大量出现之著述，皆可称为当代史；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割据，也出现了大量当代史著；三是南宋时期，国势日蹙，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南下，给南宋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此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当代史学名著；四是明末清初时期，朝代更易，围绕明史尤其是南明史在民间出现了大批史著。之所以如此，这同史学的功能与现实社会对史学的亟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在国家承平时期，如汉、唐、明、清的繁荣时期，则是史学与史著相对较少而趋于平淡的时期，学者也不大留意当代史事。就清乾嘉时期而言，当时随着官修《明史》的告成和民间修史的被镇压，明末清初的历史已不再是史学界万众瞩目的议题，就以史学为职事的浙东学派而言，章学诚曾论从王阳明到万斯同兄弟间所治史学之变化说：“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章氏此语，是对我们上述观点的最好证明，史书编纂与时代兴衰戚戚相关，甚至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晴雨表。乾嘉时期史学家以对前代史籍进行大规模整理与研究为主要职责，一方面是考据学兴盛造成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正是史学自身发展之规律所致，一味归之于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显系偏颇之论。
今天的研究者或者说好事者，总希望历史按自己想象或满意的路线发展，否则便对古人进行鞭尸，要么先知先觉般地对历史进行所谓的裁定与纠偏，要么像事后诸葛亮对古人加以苛责，恨不能让戴震、钱大昕辈扛起红缨枪，进山打游击。其实，如果把今天的这些假诸葛们放在历史情境中的乾嘉时期，他们能够放下古籍，去研治火炮吗？他们能丢弃马车，去起造战舰么？如果以他们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要求加诸自身，既撰写不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那样的名著，又浪费国家公帑，岂不更为无用而有害，恐怕连说自己是“以学为隐”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吧。
汉宋之争大多表现为义理与考据之争，有点像我们以往常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如您所说，乾嘉学者也追求义理，那么乾嘉学者反宋学，究竟反的是什么？而方东树等人的反击，反的是什么？
漆永祥：“汉宋之争”和“考据”与“义理”之争、“道问学”与“遵德性”之争、“古文”与“今文”之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重叠的，确实很像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近些年来流行的观点是，从学术内部变化来看，宋明理学“反知识主义”运动的末期，儒者鞭辟向里、闭门思过，结果此路不通，撞了南墙，然后再猛回头，重新捡起书本，开始“重智”，由此导致了清代考据学的兴盛。
但窃以为这一说法，不一定与历史事实相符。实际上“义理”与“考据”之争，貌似你死我活，但又共存共融，相互依赖。清代考据学家在追索自家学问源头的时候，就一直追到孔子、子夏那里。上古时期，有了文字，就有了文献，有了文献的积累和重复，就有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证，二者犹如一车之两轮，时而左偏，则可能义理盛行；时而右倚，则可能考据发达。义理走向虚炫，则以考据求实；考据趋入琐屑，则以义理归简。先秦、魏晋、宋明以义理取胜，东汉、隋唐、清代则考据兴，一盛一衰，一兴一废。至于晚清近代以来一直到今日，则是各种“主义”尤其是国外理论的天下，因此导致义理独大横霸之局。正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近年来渐有“黜虚崇实”的风向，也可能是由“五阴之剥”趋向“一阳复始”吧。
从治学方法上来讲，“义理”与“考证”二途，切入点不同，也就是朱熹所讲的“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但自古以来能将二者结合得很好的人，却少之又少。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最常见的说法是义理、考据与词章三分说，清人也多持此说，王鸣盛更增加了“经济”为四分说。从来没有人说“义理”可有可无，“学以明道”，而“道”何尝不是“义理”，也就是戴震所讲的“大本”。乾嘉学者最常见的说法是“训诂明则义理明”，即如果连文字音义都搞不懂，那就谈不上对“义理”的深解；而如果音义诂释讲明了，则“义理”自显，也用不着像宋儒那样非要高设讲坛，阔谈高论，才能讲明“义理”，才能闻道。清儒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人，皆不好为人师，更不愿讲学结社，呼喝而行，就是这种思想影响的结果。
乾嘉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对立，是惠栋倡导的。惠栋主张追求根本之学，也就是尊从汉儒，讲究师承家法之学。即“明师承”与“重源流”，这是清中叶学术风气转变的关键。学术如同政治，要扶起一派，必然要打倒一派。要修起一座新庙，树立新的神灵；必然要拆毁一座旧庙，打落旧的魍魉。惠氏将汉、宋对立，褒一贬一。他对宋代经学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惠栋认为宋儒不重小学训诂，空疏无本；以理释经，凿空无据；援据释道，淆乱六经，以伪乱真，经学不纯，他甚至说“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这与戴震高喊“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同样激烈决绝，惠栋对宋学之批判影响戴震、钱大昕等人甚大，乾嘉时人攻驳理学，愈演愈烈，皆承惠氏之绪余而起。
但惠栋对宋儒正心诚意、立身制行之学，却采取肯定的态度并树为楷模。他家传楹联有“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所法即正心诚意之学，而决非天理人欲之学也明矣。
到了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总结考据学家成就并为他们立传，纂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当时龚自珍认为“汉学”二字有“十不安”，如果改成“经学”则“浑浑圜无一切语弊矣”。但江氏既要为汉学争地位，更要为考据学家争地位，与宋明理学家争“道统”不同，乾嘉考据学家所争的是“学统”，即儒学正统，这才是江藩坚持不改书名的主因。
乾嘉时期，站立在考据学家对面，以维护宋明理学的样貌出现的，有袁枚、姚鼐、翁方纲、程晋芳等人，而江藩《汉学师承记》的刊行，则激起了与他同在广东阮元署中修《广东通志》的方东树的不满，于是著《汉学商兑》向考据学家发难。方东树自宋代黄震以降，到清代顾炎武、阎若璩、惠栋、戴震、钱大昕、阮元、江藩等，一一指名痛责。方氏书中充斥着讥刺怒斥、谩骂毒诟之语，他认为汉学家反对程朱理学，“支离誖诞”，“粗谬已极”，“欲自绝于日月”；咒骂钱谦益为“誖畔之徒，人头畜鸣”；怒斥戴震“为论披猖至此，肆无忌惮”。“所谓兽死不择音者也”。最失厚道者，他还在批评茅星来、施朝幹时，特意注明二人“无子”，以证其不宗程朱之学之报应。
桐城派学者，康熙时方苞称“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姚鼐更以为“程朱犹吾父师”，因为诋毁讪笑程朱，“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杨向奎先生严斥方苞曰：“此不类学者言，乃巫祝语，是在巫祝间亦文网密布，一如康雍乾三代之罗致文人入狱者！”方东树完全继承了方、姚文风，且可谓后来居上了。
方东树以卫道的面貌出现，所卫之道当然是程朱理学之道，但他又无自己的见解，了无新意，只是一味谩骂。所以自称以“鹦鹉灭火”的精神，向汉学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他洒向这场熊熊烈焰的“翼间水”，方宗诚等人夸赞起到了扑灭考据学熊熊烈焰的作用。其实，清代汉学发展到江藩、方东树的时代，早已过了全盛时期，加之“太平天国”的扫荡，江南的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藏书之家经兵燹焚余之后，书籍流散，故家毁亡，汉学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汉学早已不复乾嘉全盛期的光景，已经走向了衰微。所以，汉学不振与《汉学商兑》的攻驳，不存在任何的必然联系。乾嘉考据学者对汉唐以来注疏之学的继承和突破主要表现在哪里？现代学术对于作为传统学术的乾嘉考据学，有哪些继承或超越，换句话说，乾嘉考据学的学术合理性、客观性表现在哪里，其致命的缺陷是什么？我们今日治古学者，又该注意些什么？
漆永祥：唐人义疏之学，承上启下，是经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经典。但宋明以来，不重注疏，束之高阁，到了清中叶，考据学家主张治经须从读注疏开始。但注疏的体例有两个特征：一是所谓“疏不破注”，如果注疏被驳得体无完肤，那就是自乱其例；一是注疏具有前代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性质，也不容许掺入整理者过多的个人观点。再加上纂成于众手，导致注疏体例不一，曲徇株守，疏文冗繁复沓等弊端，使人不满。同时，在清人看来，就“五经”而论，《诗经》是毛郑之学，《三礼》有郑注，这是汉学，没有问题；《左传》杜预注，十之六七采自汉儒，汉学尚存其间；而《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传，汉学尽失，问题严重，亟需更革，以恢复汉学，使经学纯正，而直接七十子之“微言大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注疏疏于训诂而不明假借，而明假借，通训诂，因音求义，正是乾嘉考据学家的最大利器。在他们眼中，注疏的弊端千疮百孔，得到充分暴露，这就引起了更大的不满。
于是，清儒对唐人义疏一方面做纠谬正讹，剔伪立真的工作，另一方面抛开注疏，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别立新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经学之外，他们校勘正史，补表补志；董理诸子，疏通证明；辑佚辨伪，掇编别集。简单来说，他们把当时能看得到的古籍，搜求考辨，一一校勘，做出了绝大的贡献。我们今天的研究，如果没有清人打下的基础，有些工作可能寸步难行，例如宋诗的整理与研究，如果没有清代吴之振、吕留良等编《宋诗钞》，厉鹗编《宋诗纪事》和陆心源编《宋诗纪事补遗》等的铺垫工作，则《全宋诗》的编纂是不可相像的事情。
如果要总结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手段与方法，我认为首先一点就是小学研究方法的先进性与科学化，尤其是音韵学的发达带动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其次是古书通例归纳法的客观化与规律化，“读书必求其例”成为他们自觉的治学方法；再次是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求证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事必有证，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第四，博涉专精与综贯会通的方法，上下千年，纵横四部，既博且精。我认为还有一点值得特别强调，就是他们不嗜声华，耐得住寂寞，有着为董理古籍而献身的精神。例如卢文弨发愿校遍天下书，以为这是他最大的兴趣与动力；段玉裁后半生治《说文解字》，体衰力弱，全力以赴，惟恐不能完成；钱大昕老来昏眼，但读书著书，尚能写蝇头小楷；王念孙抱病在身，陈奂前往探视，王引之嘱咐不要和其父探讨学术，因为他会兴奋，“论书眠不得也”。这种坚定信念与奉献精神，难得不值得我们提倡与学习么！
就乾嘉考据学来说，其自身的缺陷也极其明显。一是尽管他们也疑经辨伪，但他们从来没有将孔子打翻在地，把六经视作平常资料，经学仍是高高在上的“万世教科书”；二是他们赖以立身的传统考据之法，以音韵学为先导，而究之这种“因音求义”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并不是治疗百病的万世良药；三是他们口口声声倡导的“实事求是”，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客观求实，而是以打倒“宋学”扶持“汉学”为基础与底线的，他们不提倡“理学”，反对“道统”，但尊崇“汉学”而扶护“学统”，实际也是有弊的偏方；四是他们反对释道，对佛、道持排斥态度，而中国学术自唐以来就已经逐渐成为儒释道合流的产物，没有所谓纯粹的儒学，故为清末人所讥刺；五是他们不求格致之学，这是后来最受批判与攻驳的。
自清季至今，随着新资料的出现，乾嘉考据学成果受到空前的怀疑。例如从出土文献与考古成果来比勘研究，对诸如《老子》《诗经》甚至河图、洛书等等，清儒一些俨然成定论的成果，有翻案的嫌疑；同时，传统经史文献的大量现世，让我们看到了清儒所难以看到的大量经史版本，包括简牍、唐写本、敦煌钞本、日本钞本，对清人版本学研究成绩提出了质疑；再比如文献的电子化，对清儒赖以立身的记诵考据之学，形成了空前的威胁，一字之变化，可以秒得，“e考据”似乎有取代传统资料搜集与整理之势。
而新方法新思想的介入，也引导今人走不同于乾嘉考据学派的道路。一是西方包括阐释学以来的解释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学路径不同，方法有异；二是新思想新观点的侵袭，如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新清史”等观点的影响；三是海外中国学家的介入，如余英时、孔飞力、艾尔曼等人的研究，都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力；四是接受新方法新观念的中国八○后、九○后研究者，在经学、史学、哲学乃至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天算、职官、舆地等方面，都有着与前人以及时人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成果。
但我们也要看到，近些年来传统考据学或者说传统国学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资料获取与阅读上，原始资料的利用与研究少，不肯花大力气下大功夫，过分倚重电子资料，不能深挖发掘，而电子资料的选择与判断更少，见异文异言则视如宝藏，轻易推翻前人结论，视为定论；二是在研究问题上，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放弃大课题大问题的研究，转而趋向微小、零碎、片断甚至支节末叶的问题，不大气，不酣畅，既放开了大路，也不去占领两厢，而是钻进小胡同而一往无前；二是研究成果与结论的速成化、随意化、泡沫化与无效化，越来越明显，这是功利威逼催迫的结果，让人充满了无奈。而且在学术上有急于和西方对抗或者说比赛味儿的焦虑，恨不能站立潮头，引领世界。乾嘉考据学家固然有著作等身者，但许多学者一生只有一部代表作，今日有一年就出版多部著述者，而项目又三年必须结项，短平快工程，只能是粗制滥造，这就违背了学术的规律，实在是可堪忧虑！
您将乾嘉学者分为惠栋、钱大昕、戴震三派，在您心中，这三位学者能排座次吗？
漆永祥：我将乾嘉考据学划分为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是对章太炎、梁启超以来吴、皖、浙东、扬州等分法不太满意，认为这些分派既不能反映学者的师承渊源，也不能准确反映学派特点，也忽略了当时北方的考据学家，我也反对过于强调地域特色对划分学派的作用。除了上述原因外，钱大昕是我最为佩服的清代学者，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确实与惠、戴不同。因江藩《汉学师承记》言其曾从惠栋、沈彤游，故后人将其归入惠派。然而，深入考察钱氏之学，则并不如此简单。
嘉定一地，明以前寂然无闻。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归有光移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讲学，故当时嘉定人士师承归有光。如徐允禄、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等并一时之雄。归有光治学经史兼通，故嘉定学者也多留意于史。至明末清初，尚有严衍、黄淳耀、李宜之等人治史。至清中叶王鸣盛、钱大昕等人，终于继往开来，发扬光大，成为具有嘉定特色的一代学术。可以说，归有光之于嘉定，真可谓“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如果我们要给惠栋、戴震、钱大昕三人排座次，还真是有点儿意趣。惠栋是乾嘉考据学扭转风气的先导者，戴、钱受其影响，承风而起，是晚辈，是后学，如果要排座次，论齿论德，皆让惠栋一先可也。
至于戴、钱之座次，其实戴震早已经排过了，他说“当代学者，吾以晓徴为第二人”，毅然以“第一人”自居。当时钱大昕著述尚少，戴以钱氏居次席，也足见其对钱氏之重视与推奖。后来，李详尚替钱氏抱不平，称戴震穷走京师，因钱大昕游扬之言，其名始著，而戴氏以其为第二人。“钱学之博，非戴君所可望，少詹且甘之，为作《戴先生传》附于潜邱、定宇、慎修诸先生后，其度真不可及”。
推而论之，戴、钱之学，各有千秋。而戴学未显时，钱氏为其扬名；戴学名天下，钱氏又引为知己，礼敬推服不已；戴氏殁后，钱氏又盖棺论定，推阐表彰其学。即此点而论，钱氏虚怀若谷、不计名利的高风亮节，却超迈戴氏远甚。前代大师之气度风范，可为万世之楷模！上海嘉定钱大昕故居潜研堂
上海嘉定钱大昕故居潜研堂

最近一些年来，儒学的公羊学一脉甚为兴盛，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漆永祥：儒家“十三经”中，汉代何休曾贬斥《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王安石讽刺《春秋》为“断烂朝报”。就是《周礼》中的制度实在是太详细周至，后世都不能备，令人不可思议；而《春秋》则时断时续，史实语意，常有不贯。所以有了《谷梁》《公羊》与《左传》为之注，三家之中，以《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为多，最为悬怪莫测。但《公羊传》经董仲舒、何休等人的释解演义，遂生出天人感应、大一统、三科九旨与夷夏大防等大关节来，即借经义谈政事。到了清末的龚自珍、魏源等人，以《公羊传》“微言大义”指点时政；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更是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说，作为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其实，经术治国益身，是老生常谈，所谓“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往远了说如“汉儒以经术饰吏事，故仲舒以通《公羊》折狱，平当以明《禹贡》治河，皆可为后世法”；即在中古也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些远景近影，令多少人心中憧憧，血脉喷涌，白昼永夜，意绪难平，通一经而为帝王师，也是千古儒者的大梦。
窃以为经学的核心是人学，人学的核心是为己之学，也就是修己求仁，忠恕向善之学。往高大上了说就是调节人与自然、国家、社会、邻里、友朋、戚属之间的关系之学。如《周易》三复谆谆，无非是着力调和天、地、人的关系。三者和合，则家国鼎旺，安居乐业；三者失调，则天怒人怨，祸殃必及。清代惠栋称《周易》是“赞化育”之书，他认为釐清与谐和天地人的关系，神鬼来歆，民物安详，就能达到“阴阳和，风雨顺，五谷熟，草木茂，民无鄙恶，物无疵厉，群生咸遂，各尽其气，威厉不试，风俗纯美，四夷宾服，诸物之福，可致之详，无不毕至，所谓《既济》定也”的效果。这当然半是言学，半是理想，也是古人的“中国梦”而已。
就今天而言，经学不是自然科技之学，家国和宁，人心安定，有助于科技的创新与发明，但经学无法开出如清末人所想象的“电化声光之域”，造不出芯片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来。如果畅想在今日再闭关锁国，从经术考据中找寻人工智能与未来科技的秘钥，那就真成了“国将不国之学”。更有甚者，欲以经学进身，拾取公卿，为帝王师，只不过是痴人寐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