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安庆包子帮”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罗欢欢

责任编辑 | 顾策

一家上海的包子铺,年营收超10亿,一个月前成功上市。

这不是天方夜谭。2020年10月12日,被称为“包子第一股”的巴比食品(605338.SH)登陆A股,连续11个连板,到了11月17日,其股价已经翻了四倍,总市值超过130亿元。

巴比食品的创始人名叫刘会平,来自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江镇镇。他被业内视为“安庆包子帮”的龙头老大。

在江镇3.7万人中,就有1.5万人从事面点行业。其实这里并非小麦产区,当地餐桌上鲜有面食,却成了闻名全国的“面点师之乡”。

江镇人外出做包子,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代末。经历30年闯荡,足迹遍及全国,连陕西、山西这些以面食为主的地区,都出现了江镇人的身影,北上广深也多处可见安庆包子。

广州自洲包点、北京蒸功夫、杭州包客里、苏州天添,这些独霸一方的包子品牌的老板,都是安徽安庆人,更准确地说,是怀宁县江镇人。

与沙县小吃、兰州拉面不同,安庆包子从不强调自己的地域。当地人喜欢什么名字,安庆包子就叫什么名字。当地偏爱什么口味,安庆包子就做什么口味。

image

如今行走在江镇,空气中寻不到麦香,反而弥漫着竹子的清香。当地没有小麦,随处可见的都是蒸笼店。(南方周末记者 罗欢欢/图)

1 “发馍馍”发成了万元户

土墙上密集出现安琪发酵粉广告时,江镇就到了。这是长江支流皖河边的一条狭长地带,南面是皖河冲击而成的滩涂围场,北面是大熊山余脉,连绵不断的低矮丘陵。江镇耕地极少,曾是怀宁出了名的穷地方。

巴比馒头创始人刘会平对当年的贫穷有着深刻记忆。他在家中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全家六口人,靠着两亩贫瘠的土地糊口。每天清晨四五点,父母就会外出劳作,夜里七八点才回到家中,“晚上就是菜泡饭,中午如果能吃上一点米饭,那都是不错了。”刘会平说。

这几乎是大多数江镇人的生存状态。江镇人大主席刘宏生当年在镇里财政所上班,江镇农业税比周边都难收,“大家都揭不开锅,只能套了猪去抵税,天天和农民吵嘴”。

江镇过去是安庆重要的水路码头,也曾繁华一时。董红军曾在江镇当过党委书记,在他看来,江镇人骨子里有种敢闯敢拼的冲动,“甘肃宁夏这些西北地区,很多人穷苦一生,也不愿意出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江镇人一直都在谋出路”。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江镇男人去黄山市祁门县扛木料,女人们则去江南采茶。1980年代中期开始,又出现一批回收废品热,很多人到城市拾荒回收废品,也有一部分人到广西开二手手机店。

1987年,19岁的何晓红和哥哥一起去歙县开了家馒头铺,他是镇里公认第一个外出做馒头的人。他的这次冒险改变了江镇的命运。

创业前三个月,何晓红因为不会生火,没有成功做出过一锅馒头。他解释,“在家里都烧柴火,压根儿没见过煤”。花了三个月,何晓红才将火候摸清楚,“一开始放十个,后来二十个,最后加到三十个,倒金字塔层层码起来蒸馒头刚刚好”。

油桶里煤球熊熊燃烧,馒头生意也跟着蒸蒸日上。村里人留意到了何晓红的变化。江镇村现任村支书朱学平是何晓红的表弟,他记得那年过年,何晓红“就不得了了,手表、收音机、自行车都买了”。一开始问他在外面干啥还不说,后来才说是“发馍馍”。

何晓红“发馍馍”发成了万元户,这个消息在赤贫村庄不胫而走。不少人想要跟着他“发馍馍”,朱学平是何晓红的第一批学徒,依葫芦画瓢在歙县开了家馒头店。馒头档口、房租、水电,加起来一个月才130元,但是仅一天的营业额就能达到三四百元。朱学平是端午节过后才开的店,过年回家已经结余了一万多。

朱学平买了一台10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成了江镇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人。他把电视机放到了家门口的谷场前,“每天川流不息的都是来看电视的人”,致富故事也随着人流在镇里口口相传。

致富效应下,江镇人亲戚带亲戚,掀起了一股“馍馍热”。这门生意似乎是为江镇人量身定做,卖包子几乎不用成本,早上支一口锅,夜里就能躺在床上数钞票。据朱学平回忆,那段时间外出发馍馍的,鲜少有人赚不到钱。唯一的门槛就是辛苦,“十二点就要起床发面,忙到第二天晚上七八点才能入睡”。2000年,朱学平关掉了馒头铺,干起村干部,原因就是实在太累了。

1995年前,江镇主流还是做馒头,后来才开始做包子。最初是在安庆周边做,后来随着打工潮分散到全国。

一位当地人对此分析,2003年前,江镇人主要去向是上海和南昌。选择上海是因为这是华东地区经济最发达、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南昌的经济水平比安徽省会合肥要高很多,从安庆坐客轮沿江而上,就能到达九江,转一趟车就能到南昌。

2003年后,江镇人往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走。沿海地区工厂多,消费能力强。另外,合九铁路开通后,从怀宁可以直达广东。

2008年到2015年,金融危机暴发后,沿海倒闭了很多工厂,江浙地区和省会合肥经济慢慢崛起,年轻的包子店主又纷纷回流来开店。

30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江镇人选择外出做包子。对江镇的年轻人而言,结束学业意味着包子生涯的开始。阿慧石磨坊的董事长丁陈林如今已经做到了800家加盟店的规模,他打趣说,“包子就是我们的大学,江镇人读的都是包子大学”。

image

刘会平的父母依然居住在老家,父亲劳作后扛着锄头回家。尽管已经身家几十亿,但刘会平家依然是简陋的三层小楼。他说,和邻居们保持一致,是对别人基本的尊重。(南方周末记者❘罗欢欢/图)

2 “那你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1995年,17岁的刘会平初中辍学后也进入了“包子大学”,跟着姐姐来到贵阳做学徒。包包子枯燥单调,他当时唯一的消遣就是胡思乱想。刘会平反复挂在嘴边的是,“我19岁就思考清楚了我的人生意义,就是这辈子一定要活得精彩”。

学成归来后,他怀揣着攒下的4000元,独自到上海闯荡。仅仅半个月时间,第一家店面就因付不起房租草草收场。他又尝试做生煎包子,也以失败告终,欠下上万元债务。不过,他反而越挫越勇,选择在投入更高的河南中路开店。

当时江镇包子主流开店思路是低投入,绝大多数人都选择挂靠在饭店。租档口成本太高,给饭店交一部分租金,在饭店门口卖包子。“不仅仅是省了租金,还可以借用饭店的食品卫生许可证,省了上万元的办证费用。”比刘会平创业更早的包子师傅李兵认为,刘会平这个开店思路有些反常。

交了一万多元学费之后,刘会平笃定自己一定能成功。他总结了三个道理,“首先位置很重要,河南中路上都是白领,他们要买早饭上班。另外,口味很重要,馅料要适合当地人的口味。最后卫生一定要干干净净,过去做土包子没有重视这块”。

刘会平至今都记得开业前的一个细节。当时,他正忙着将蒸笼搬到店面里,一位过路的交警很好奇,问是什么店铺,当知道是卖包子之后,他不能理解,“那你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这家开在《新闻晚报》楼下的“刘师傅大包”,不知道从何时起排起了长队,名字也从“刘师傅大包”换成了“巴比馒头”这个洋名字。

当时,王凤梅刚刚大学毕业,在楼上的《新闻晚报》当记者,她注意到楼下这家包子铺常常排起长队,很好奇,“这种馒头怎么卖得这么好呢,是不是取了个洋名的原因?上海人崇洋,这边有海派的心理嘛,基于这个原因我就去接触了一下。”

25岁的包子师傅刘会平很认真地反问她,“为什么西方的肯德基、麦当劳可以卖到全世界,中国的点心不可以?”王凤梅听完之后瞠目结舌,“没想到碰到一位如此有世界格局的小馒头店老板”。

据她回忆,“报道一下子引发了诸多媒体追踪报道,多家电视台来拍摄”。

面对记者采访时,刘会平将品牌化发展的思路归功于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影响,按照他的讲述,这是一个小人物大梦想的励志故事。不过,更接近现实的版本是,包子品牌化的出现,更多缘于同乡之间的互相借势。

刘会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初挂上巴比馒头招牌的,都是来自江镇的同乡。正是看到生意红火,不断有同乡提出要挂上他们的招牌。连锁店越开越多,为了节省人力,后来才建起了中央厨房,集中一个地方调制馅料,再送到连锁店。

受江镇人影响,隔壁孔城镇的赵海也来到上海创业。赵海并不看好刘会平的连锁店模式,他另辟蹊径开起了包子培训学校。“这比开店来钱快,一个学员就能收五千块。”

不过,干了几年,他发现刘会平开连锁店,靠卖馅料赚钱,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开培训学校的生意招生却一年比一年困难,“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2004年,开了9家连锁店的巴比馒头其实还没有大规模开店计划,真正促使其走向快车道的,是一次侵权事件。

一个叫耿德伍的人创立了上海科比食品有限公司,以巴比馒头的名义对外招募加盟店,招商的宣传单甚至发到了刘会平的手里,总共招募了14家加盟连锁店。比起来,科比似乎更像一支正规军,“对方有自己的网站,有自己的宣传册,在形象设计上新颖好看”。

随后,真假巴比的官司被媒体轮番报道,巴比馒头的名声也在这次维权事件中声名鹊起。刘会平从这次侵权官司中总结了教训,对品牌进行了全面升级。他找了几家公司设计logo,同时将自己的名字印在上面,防止任何人盗用其品牌名。

传帮带是江镇人外出做包子的传统,对新进入上海的面点师傅而言,加盟巴比几乎是不二选择。从选址到馅料配送,都可以背靠老大哥。怀揣着致富梦的江镇面点师们,为巴比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有位被抢了生意的亲戚曾带着把匕首来找刘会平,在他眉骨的位置划了一道。对此事的细节,刘会平不愿多讲,他坦言创建初期,类似挑战一直都有,“如果和我讲道理,我会耐心和你讲道理。如果要找事,那我也不怕事”。

据刘会平父亲透露,当年的行刺者与刘会平早已握手言和。如今,刘会平成了全镇的明星,但他依然保持着江镇面点师的低调。他家的房子门口是一个倒漏斗形,两边被邻居占去了一部分,比起两侧修得别墅一般的豪宅,刘会平家的三层小楼显得有些寒酸。

江镇村支书朱学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前段时间,刘会平回来待了几天,“这么大一个老板,还是搭别人的摩托车来的村委会”。

见到刘会平父亲时,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肩上扛着锄头刚刚从菜地回来。江镇馒头师傅绝大多数都是苦出身,他们安守“闷声大发财”的哲学。

李兵略显神秘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别看包子生意不起眼,“一年至少可以赚个50万,”他又交代道,“你写稿子,千万少写点。”

image

1990年代,刘会平在上海开的包子铺名叫“刘师傅大包”,后改名为“巴比馒头”。(受访者供图/图)

3 “土包子”没了

湖北监利也是1980年代末崛起的面点师之乡,从业者规模比江镇多出一倍,有3.5万人。不过,江镇却先监利一步拿到了面点师之乡的称号。2008年,江镇被中国粮油学会发酵面食分会授予首个“中国面点师之乡”的美誉。

湖北监利毛市,一年后成了第二个面点师之乡,与后来新增的福建仙游园庄和山东乐陵黄夹镇并称为四大“中国面点师之乡”。

江镇能够成为首个中国面点师之乡,与江镇的品牌化发展密不可分。2010年后,江镇包子进入了品牌化发展的高潮,涌现了一大批品牌包子。与巴比馒头类似,这些品牌崛起的背后都是江镇人之间的相互借势。

上海众立包子创始人詹善文曾潜心研究过一款冷门馅料——梅干菜包,这款产品意外走红后,同乡都来向他购买馅料。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同乡之间就互相支持创立了一个品牌,中央厨房集中提供馅料。

李兵当年加入自洲包点,也是由于刘绍洲在广州做火了两家门店,附近同乡就商量着挂上了自洲包点的招牌。

江镇人在各个城市创立包子品牌,占领了先机。无论是来自福建仙游、山东乐陵抑或湖北监利,都愿意选择加入当地成熟的面点品牌,风险远小于单打独斗。上海甚至出现过监利面点师成建制加入巴比馒头的盛况。

江镇人大主席刘宏生号称吃遍了全国的江镇包子,“广州、武汉、苏州、上海、徽州,每个地方的江镇包子口味都不一样”。在他看来,包子这种东西强调的是随行就市,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包子品牌,其他包子品牌很难跨过那条护城河。巴比馒头也曾有过对外扩张计划,但走出上海滩并不容易。

刘宏生曾做过一次粗略的统计,目前江镇加盟店数量在100家以上规模的品牌已经有一百个以上。过去,没有品牌挂靠的包子店,江镇人称之为“土包子”。2003年,刘会平创立巴比馒头之前的时代,也被江镇人称为“土包子时代”。后来,加盟或自创品牌盛行一时,“土包子”已经在江镇销声匿迹。

如今行走在江镇,空气中寻不到麦香,反而弥漫着竹子的清香。当地没有小麦,随处可见的都是蒸笼店。

对于出门在外的江镇师傅而言,蒸笼就是区别敌友的暗号。李兵如今已经改行做司机,他走进一家蒸笼店,操起一个蒸笼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江镇人一眼就能看出江镇蒸笼,“这种竹子做的、窄把手的小蒸笼就是江镇产的,都是自己人。找档口就要绕开它,如果是湖北人架的大蒸笼,二话不说只管支摊子”。

李兵点起一根烟深吸一口,回忆起当年。买了包子一掰开,“面皮像棉花絮一样,馅少皮厚的,那在它旁边架摊子绝对能干掉它”。他带着一股狠劲说,“江镇人对吃早点人的心理研究已经深入骨髓了,但凡江镇人来做包子了,本地包子铺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就拿杭州小笼包来说,如何做成有汤汁的发面小笼包,他自己就研究了一套秘方。类似这样的绝招,江镇人家家户户都是口耳相传。只是现在年轻人已经很少自己包包子了,机器已经全面代替了人工。

80后的新一代江镇创业者汪敏,最近正在苏州研发一个互联网包子项目,“和美团外卖有点像,在网上预订包子,第二天早上把包子送到门口安装的专用保温箱”。他给南方周末记者发来一个包子生产的视频,从和面拌料到包包子,机器可以一气呵成。他对比了这种差距,“过去3到5个人包一个小时,最多是5000个包子,现在机器一个小时可以生产25000个包子”。

老一辈包子人,大多有鼻炎和腰椎病,这都是包包子留下的后遗症。众立包子的老板詹善文对此感叹,“年轻人再也不需要起早贪黑起床包包子了,成品化发展是未来的趋势”。

刘会平也是这样的思路,在他看来,无论是从人工成本还是食品安全的角度考虑,未来对店面的要求是将人工降到最低,只需要会蒸包子即可,“手工包子将成为奢侈品”。

30年前,江镇包子刚刚兴起的时候,邻镇的黄金贵推着一辆自行车来到了江镇,在这里开了江镇第二家蒸笼店。当年一辆自行车就能装下制造蒸笼的家当,如今来辆卡车也未必装得下。一切都机械化了,只有压竹片仍然依赖手工。

黄金贵的手因为常年压竹片而显得尤为厚实,他一边把竹片压进蒸笼圈内,一边摇头感叹,“这门生意好了三十几年,好像就是今年有点不行了”。

来源:南方周末 微信号:southernweekly

携程四君子:中国最美创业故事

文/何加盐

来源:何加盐(ID:ihejiayan)

在中国,朋友之间合伙创业的公司并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有“新东方三驾马车”、“腾讯五虎将”、“阿里巴巴十八罗汉”、“万通六君子”等。

不过,新东方的三驾马车和万通的六君子,最后闹分家的时候都有点不愉快;腾讯和阿里巴巴,则由于核心人物的地位太突出,其他共同创业者基本上从朋友变成了下属。

几人一起创业,以朋友始、以朋友终,不仅共同的事业很成功,分开之后各自闯出一片天地,且还保持很好的友谊的,我看来看去,只看到一例,那就是:

携程四君子。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梁建章、季琦、沈南鹏、范敏四个人,以及他们共同的创业故事。

1

梁建章

互联网圈子里天才很多,但梁建章是这些天才之中的天才。

1969年,梁建章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国企员工。他从小有“神童”之称,又由于脑袋大,得名“大头神童”。

1981年,12岁的梁建章进入上海育才中学读书。当时,育才正在搞教育试点,学校基本不布置作业,每周有两天可以不用上课,只要考试能通过就行,所以课余时间非常多,学生们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爱好。

13岁时,梁建章加入了一个计算机兴趣小组,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师从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朱鸿鹗教授学习编程。

梁建章遇到计算机,就像鱼儿遇到水一样,不分日夜地泡在里面。半年以后,他的编程水平突飞猛进,设计了一个利用程序写格律诗的软件,获得了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金奖。

在学编程过程中,他遇到很多数学方面的难题,父亲用高等数学帮他解出来了。他问父亲,要学会这些高等数学需要多长时间?

父亲回答:至少五六年吧,要等你上了大学才能学会。

梁建章说:太长了,我等不及。

然后用几个月时间就学会了。

除了高等数学以外,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诗词格律和人工智能、数据库等知识。这些知识,每一个领域要弄懂,都不是几月之功,而梁建章能在短短时间内就把这些学通并开发成软件,其智商之高,学习能力之强,可见一斑。

1985年,16岁的梁建章以初中生的身份,直接考入了复旦大学少年班,半年后进入复旦计算机系。

与很多人印象中“少年班的孩子在大学会遇到生活和社交上的问题”不同,梁建章在大学里广泛参与各种活动,交了很多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谈恋爱,其他活动都可以参与。”

不过,他在复旦只待了一年。1986年,他又考入了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并且用四年时间,读完了本科加硕士。

1991年,正在攻读博士的梁建章,觉得在学校已经没法学到最先进的东西,便放弃了读博,进入甲骨文公司工作。

最初几年,梁建章担任研发工程师,做的是技术工作。但是1996年的一次回国探亲,让他心态发生了变化。

他发现国内出现了火热的创业浪潮和无数商机。回到美国后,他马上向公司申请转岗,从研发部门转到了ERP部门,并于1997年顺利被派回中国,担任了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的职位。

1999年,在一个名叫万超的朋友介绍下,梁建章认识了季琦。日后,他们将一起开始一段辉煌的创业旅程。

2

季琦

季琦是另一类型的天才。

他在学习上没有梁建章这么突出(但对普通人来说,也已经是妥妥的学霸),但是在创业的成功率上,可能整个中国都无出其右者:

他曾经十年内创办三家公司,全部登陆纳斯达克并冲上百亿市值,被称为“创业教父”。

季琦比梁建章大三岁。1966年出生于江苏南通如东县。

他是四君子中唯一一个非上海人,也是唯一一个农村家庭出身的。小时候家里很穷,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读初中时,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冷冬天,季琦走了一个小时回到家里吃中饭,妈妈告诉他,家里已经没饭了。

季琦只好又空着肚子走一个多小时回到学校,边走边抹眼泪,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逃离这个穷地方。

高考时,季琦如愿以偿,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上海交通大学。他本想报考自动化或者计算机这种一听起来就很时髦的专业。不过老师告诉他:那些专业没前途,报工程力学吧,以后帮包工头算土方,算好了能多拿奖金。

于是季琦就报了工程力学。到了学校才知道,这个专业和算土方一点关系都没有,学的都是怎么计算潜艇的受力、导弹的起飞速度等问题。

当时交通不便,季琦是先坐车到南通,然后从南通港坐了一晚上船到上海的。

当轮船于凌晨时分在十六铺码头靠岸时,这个从农村来的小孩,被大上海的繁华惊呆了。这种冲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日后在几次人生重大决策关口,“留在上海”都成了季琦做决定的重要理由。

作为一个“乡下人”,季琦在上海的校园里,又穷又土,什么都不如人。大二时,他经历了一次人生的至暗时刻。

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就是突然觉得人生好无趣,觉得自己就像个行尸走肉,所有东西都是外界安排的,没有任何自由意志。

为了排解苦闷。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图书馆,从哲学、文学、诗歌中去寻找人生的答案。最终思考的结果是:人生无所谓意义,只有过程和经历。

1989年,季琦大学毕业。他手里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在本校读研;二是到南通第二设计院工作。

那年由于特殊原因,大学生的分配情况普遍不好。季琦能有单位接收,非常不容易。这也是找了很多关系,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而且他们家的家庭情况,也等着他去尽快赚钱。

但是季琦思前想后,最终还是放弃了工作,选择了读研。

他心想,我如此艰难才离开南通,去到上海,难道就这样回来吗?

这回,对大学专业已经有足够了解的季琦,选择了机械工程系的机器人专业。读研之后,他开始接触计算机,并了解到这个新兴行业的“暴利”,于是下了狠功夫扎进去。

很快,季琦从一个连开机都不知道怎么开的菜鸟,成长为一个熟练掌握电脑使用、装机等技能的达人,甚至还学会了组网技术。

随着找他装电脑和组网的人越来越多,他干脆和同学开了一家电脑公司,搞起了兼职。等1992年硕士毕业时,他手里已经攒下了好几万块钱。

兼职的同时,季琦的学业也没有放下。他的论文在1992年的国际机器人年会上发表。系主任希望他能留校任教。

在教师办公室里,系主任目光殷切,而季琦却眼盯着那陈旧而凌乱的办公桌,想着如果留校的话,这可能就是自己未来几十年的日子,心里不禁升起了深深的恐惧,赶紧拒绝了主任的好意。

他把简历投给了美国日化巨头宝洁,通过层层筛选,拿到了最终的offer。但得知签宝洁就要把户口迁到广东南海时,他犹豫了。

对留在上海的渴望,最终让季琦放弃了宝洁的机会,而是随便找了一家能落户的上海企业——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

季琦很清楚,自己是不会在这里长待的,就是过渡一下,把户口落下,混几个月就走。

在入职报到那天,他手握大哥大,腰揣随身听,拍着公司总经理的肩膀说:“胡老板,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就会走人,公司的这点工资对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

这位胡老板没有计较季琦的嚣张,反而重用了他,任命他为大项目经理,负责公司大项目业务拓展。

季琦的销售才能在上海计算机公司得到充分的发挥。他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通银行总行、甲骨文公司等单位,拿下一个又一个大单,很快成为销售冠军,并当上了市场部和销售部经理。他和助理两个人,贡献了公司80%以上的销售额和利润。

更厉害的是,那些给他业务的人,不仅仅是生意上合作的关系,还一个个被他处成了朋友。这一点,让人不得不服。

原本说待两个月就走的季琦,过完两个月又是两个月,一直到两年以后才离开。

离开不是因为混不下去,而是因为要出国。那年头,在国内混得好不算本事,能出国才算本事。更何况季琦的老婆在美国上学。1994年,他放弃了单位分的房子,带着1万美元,以陪读的身份去到美国。

1994年9月17日,季琦遇到了他人生的“震撼时刻”。那天,他去硅谷甲骨文公司找同学玩,第一次见到了互联网。当他看到要查询的信息从电脑上显示出来时,不禁惊叹道:“这也太神奇了吧!”

如同马云第一次见到互联网的反应一样,季琦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心里激动万分,模模糊糊觉得,自己未来的生活也许会和这个东西息息相关。

他在美国没有待多长时间。虽然也在那边上学、打工,但是却发现,如果留在美国,日后几十年的日子可以一眼看到底,这和当初留在学校当老师又有什么区别呢?而反观国内这边,正在风起云涌,创业大潮已经袭来。

于是,1995年,季琦回国了。回国第二天,一位以前做业务认识的老板正好来上海,晚上叫他一起出去娱乐,听说他刚回国还没工作,就让他到自己的公司来上班。

就这样,季琦成了中化英华公司华东区总经理。他用了一年半时间,以公司给的10万元资金启动,做成了3000多万的生意。成为公司的一棵摇钱树。

但是后来,随着公司整个被别人收购,季琦只好离开。

1997年9月,季琦决定自己创业,不再寄人篱下了。他成立了一家名为“协成”的公司,做系统集成业务。

公司的第一个单子来得很顺利。季琦给原来的客户打个电话,说我现在出来自己干了,有业务的话帮衬一下。客户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一个百万大单。协成的业务,就这么做起来了。

1999年,季琦在甲骨文工作的同学万超介绍了梁建章给他认识,俩人一见如故,很快谈起共同的创业理想。

对于创业,他俩倒是很搭配——梁建章懂技术,季琦懂销售和管理。但是还缺一个人,就是财务和融资。

梁建章说:我有一个很好的人选。

季琦问:谁?

梁建章说:你的校友,沈南鹏。

3

沈南鹏

沈南鹏与梁建章的关系,比和季琦还要久远。

在梁建章13岁获得计算机编程大赛一等奖的那一次,同台领奖的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学生,不过得的是三等奖。那个学生就是沈南鹏。

1967年,沈南鹏出生在浙江海宁。他母亲担任一家大型国企的厂长,平时工作非常忙,没时间照看他,所以7岁那年,他被送到上海姑姑家居住。

沈南鹏小时候特别喜欢做数学题,他的愿望是当一个数学家。当梁建章在福利会少年宫学编程的同时,沈南鹏每天都在上海市少年宫奥数班刷题。

尽管他在计算机编程比赛中只得了三等奖,但是数学方面的比赛,却拿一等奖拿到手软。不仅是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还参加了美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获得海外赛区冠军。

1985年,也就是季琦坐船到上海交大上学的那一年,沈南鹏也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不过他不用考试,是直接保送进入教育改革试点班,后来选择了应用数学专业。

沈南鹏在大学并不是那种“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而是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还当了交大的学生会主席。

1989年,为了追逐数学家的梦想,沈南鹏继续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去读博。

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在数学上有天赋,但是到哥大见识了真正的天才,并且被几次考试成绩打击了之后,他发现,自己靠刷题刷出来的成绩,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数学家的梦想。

一年后,在一位教授的指点下,沈南鹏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转到耶鲁大学商学院去读MBA。

在进入耶鲁大学之前,沈南鹏对商业的了解完全是一片空白,甚至连《华尔街日报》都没有看过,在美国同学看来,几乎不可思议。

1992年毕业,沈南鹏开始了艰难的求职之路。虽然有耶鲁的MBA金字招牌在手,但是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商业实践的中国人,要在华尔街谋得一份好职业,并非易事。

他被拒绝了无数次,最终还是凭借数学方面的优势,进入了花旗银行工作。

两年后,随着中国概念在美国资本市场开始吃香,沈南鹏进入了职业发展的快车道,中国背景+耶鲁商学位+华尔街履历,让他成为被华尔街公司争夺的香饽饽。

在先后经过雷曼兄弟、汉华银行的过度后,他最终于1996年进入德意志银行,担任德意志摩根建富的董事,负责中国资本市场业务。

在上海,也是经过校友万超介绍,他认识了季琦。

当梁建章和季琦开始讨论创业的事情时,沈南鹏成为俩人共同想要拉入伙的最佳人选。

沈南鹏此时已经做投资8年,但是没有自己创过业。他非常看好当时已经风起云涌的互联网行业,只是一直都没有好的机会切入。梁建章与季琦和他一谈,他立马就怦然心动。

1999年2月22日,在季琦的家中,三人凑到一起,开始正式讨论创业项目。

他们也考虑过网上书店、网上宜家等方向,但最终都因为物流和网络支付的难点而放弃。

最终梁建章提出,可以做一个旅游网站。

三人一拍即合。沈南鹏出资60万,占股40%;梁建章和季琦各出资20万,分别占股30%。

由于季琦是自己创业,时间比较自主,由他来全职负责公司的建立,并领每月3000元的工资;沈南鹏和梁建章还在原公司上班,兼职参与公司运营,不领工资。

携程由此开始起步。

但很快他们又发现一个重大问题:由于三人都不是旅游行业出身,除了自己喜欢旅游以外,对旅游生意上的事情一无所知。

必须再找一个旅游行业的合伙人才行,而且这个人必须很牛!这是三人的共识。

于是分头去找,最后他们找到了“三缺一”的那个“一”:

范敏。

4

范敏

范敏的履历不像前面三人那么光鲜,在大众中的名气也没有那么大。在四人组当中,他一向甘居隐形人的位置。他的座右铭很有意思: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但在当时,面对梁、季、沈三人,范敏是有优越感的。作为一家国企的老总,他入有房、出有车,走哪都有司机开路,偌大的总经理办公室门庭若市。

范敏在四人中年龄最大。1965年,他出生于上海。由于其刻意低调,外界从来听不到关于任何他小时候的故事。在公开资料上,他的人生经历从1983年开始,那一年,他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

在大学,范敏当过学生会主席,是沈南鹏的前辈。大四曾经创办过一家公司,但是无果而终。

1987年大学毕业,他直接保送本校管理学专业读研。当年全校1000多名应届毕业生,免试读研的只有2人,他是其中之一。

1990年硕士毕业,作为上海交大管理学研究生,他有的是好单位可以选,却选择了当时并不吃香的旅游行业,进入上海新亚集团。当时该集团几万人,范敏是学历最高的两人之一。

他的理由是:越是人才稀缺的地方,越是容易冒尖。

于是,他就进入了新亚旅行社的计调部,负责收发传真、安排旅游团行程、联系供应商等杂活。

仅在计调部干了几个月,他就被调到集团办去了,担任办公室助理。虽然名字听着不高,但却是领导身边的人。

而范敏在这个位子待了一年半以后,却主动要求调离。他的目标岗位是:新亚集团下属的海伦宾馆见习管理生。

在基层干了四年后,范敏作为集团代表,被上海市旅游局派往全世界知名的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学习一年。

留学回来,范敏开始官运亨通,先是被提拔为新亚集团酒店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后来又进一步升为上海旅行社总经理兼大陆饭店总经理,出入都配备专车和专职司机。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人物,又怎会轻易放弃这一切,加入一家新成立的创业公司呢?

1999年3月,上海徐家汇鹭鹭酒家,在朋友介绍下,梁建章三人第一次见到范敏。可惜的是,经过一番游说,范敏不为所动。

范敏走后,梁建章和沈南鹏都觉得没戏,说算了,换个其他人吧。季琦说:如果我们自己的校友都搞不定,那其他人更不行。

他们也不是没试过其他人,之前想请春秋旅行社的王正华,就碰了一鼻子灰。如果像范敏这样正值34岁,处于人生最容易焦虑和动摇的年纪,且又是交大校友的人都请不动,那其他人也都不用想了。

季琦拿出之前跑业务的尽头,隔三差五往范敏的办公室跑,和他谈人生,谈梦想。

当时范敏作为两家国企的总经理,公务繁忙,季琦每次去都要等半天,才能见上一面。甚至有时候,明明办公室没有人,范敏也让季琦等上10分钟,才让秘书叫他进去。

不过去的次数多了,季琦发现,自己等待的时间越来越短。后来基本上只要5分钟,就能见上范敏。

季琦不失时机地问:校友,考虑清楚没有?

这回范敏说的是:好吧!

从那一刻起,后来被誉为中国企业史上“第一团队”的携程四君子,终于组队成功。

4人的分工是:沈南鹏担任董事长兼CFO,梁建章担任CEO,季琦担任总裁,范敏担任执行副总裁。

5

起步

1999年5月,在上海南丹路天文大厦,携程公司正式成立。150平米的办公区,十来号人。除了季琦为了对外交往的需要而拥有单独的总裁办公室以外,梁建章三个兼职的人,起初连办公桌都没有。

刚开始设想的产品,是一个大而全的产品,框架包括三C:Content(内容)、Community(社区)、Commerce(商务)三个领域,内容涵盖了旅游所涉及的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几乎等同于今天的携程+大众点评+美团+马蜂窝的总和。

携程早期网页,见《上海微型计算机》1999年12月

携程早期网页,见《上海微型计算机》1999年12月

梦想非常美好,但是要做这么一个综合型的平台,网站开发、内容建设和业务拓展,所需的成本都是巨大的。原来凑的100万资金,很快就见底。

摆在创始人面前的第一个巨大难题,就是资金。

沈南鹏虽然在投资圈已经工作多年,但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认识的人,此前开口都是几个亿的生意,对这种初创企业的融资,也帮不上太多忙。

最后还是季琦找来一位熟人,IDG的章苏阳。此前他担任中化英华公司华东区总经理的时候,就认识了章苏阳,互相在业务上帮过对方的忙,关系比较熟。

季琦向章苏阳介绍了创业方向、产品和团队,梁建章写了10页的商业计划书。后来,章苏阳又叫上另一个合伙人周全,加上一个技术专家,跟四人组吃了个饭。

席间,章苏阳三人没有问任何关于商业模式和盈利预期的事情,反而都是问一些“创办携程的目的是什么,10年以后如果携程做大你们想干什么”这些问题。

季琦等人便大谈对互联网的认识,以及想在互联网领域大干一番的梦想。

一周后,章苏阳给了准信:IDG决定投资50万美元,给携程的估值是200万美元,IDG占20%股份。

事后,章苏阳说,他根本就没仔细看梁建章写的BP,因为他投资的风格是:第一是投人,第二是投人,第三还是投人。

一个抱着这种投资理念的人,看到这样的梦幻创业组合,还有什么别的可说的呢?只有“投”一个字啊。

不过,章苏阳认的人不是梁建章,而是季琦。

在投资人的要求下,季琦担任CEO,梁建章改任COO。

梁建章听从了安排,交出了公司管理大权。

1999年10月28日,携程网站正式面世。

1999年11月4日,携程拿到了第一张网上酒店订单。当工作人员再三确认这个消息时,整个办公室顿时成为一个狂欢的海洋。

但是很快,携程的业务进展,就陷入了困境。

6

磕绊

1999年,互联网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

对消费者而言,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也不相信可以在网上预订酒店、机票或者旅游行程;而对酒店、景区、航空公司、旅行社来说,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以及这个东西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当时的情况往往是:携程的推广人员刚开口介绍自己的业务,就会被酒店或旅行社的经理轰出去。

好在范敏在旅游行业已经多年,且还担任着上海旅行社的总经理,旅游资源比较充足,为携程初期的业务开拓提供了很多便利。

但问题是,有了资源,卖不出去也白搭。一个特别狼狈的例子是:当时携程好不容易拿到了上海龙华寺千禧年敲钟门票的网上分销权,但是在携程网上一张也没卖出去,最后全体员工只好到冒着寒风到现场去充当“票贩子”。

到2000年初,携程面临的情况是:业务进展非常缓慢,盈利根本看不见曙光,50万美元的融资很快将要花光。如果不能解决业务拓展和融资两个问题,公司马上就要倒闭。

不知道一般的创业公司面对这种情况,会采用什么办法解决。而携程四君子的救亡之道,则充分展现了这支梦幻团队的魄力和想象力。

他们想出的办法是:直接收购全国最好的酒店预订服务公司,并且用这个作为筹码,去做新一轮融资。

2000年1月,携程账上已经没剩几个钱,季琦却开始去和当时中国酒店预订服务的前五强——现代运通、商之行、金色世纪、国信商盟、百德勤,一家家地谈收购事宜。

这五家公司,每一家的业务量都远超刚刚成立几个月的携程。

与此同时,携程正在和软银谈第二轮融资。目标融资额是450万美元,前提是,携程能够收购成功。

季琦第一个去谈的是现代运通。对方觉得这就是个笑话,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卖,况且携程刚刚成立不久,业务量在业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季琦不死心,一直追着谈。同时也在谈第二家:商之行。

刚开始,商之行的老板吴海也是对携程根本看不上眼。但是季琦锲而不舍地找了一次又一次,吴海终于动心,说:那就到携程看一看吧。

吴海到了携程,季琦骄傲地向他介绍说:我们每个月的预定间数已经达到900间啦。

吴海顿时无语:我们可是3万间啊。

尽管瞧不起携程的业务数据,但是季琦的坚持、携程的团队以及互联网的概念,却让吴海最终还是接受了收购邀约。

3月份,双方签下合约,随后软银领投的450万美元立即汇入了携程的账户。

一直处于兼职状态的梁建章、沈南鹏、范敏,在收购案完成和融资到账后,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才终于分别辞去了原单位的工作,全职进入到携程来。

日后看来,这个时间点极其惊险。因为正是这个3月,互联网泡沫破裂,全球互联网公司开始大批倒闭,投资市场风声鹤唳。

携程在最后时刻搭上了繁荣期融资的末班车。如果再晚个几天,也许就没有了后来的故事。

收购“商之行”,以及搞定450万美元融资后,携程的主业终于确定为酒店预订业务(后来又拓展了机票预订等其他服务)。从此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

又过了半年,经过季琦长时间的紧追不舍,现代运通也终于松了口,在《婚礼进行曲》的乐声中,与携程完成了合并。

值得一提的是,两笔收购,携程花的现金并不多,主要是凭借互联网的概念,利用携程高估值的股票去置换。

而收购现代运通,不仅让携程成为酒店预订行业当之无愧的老大,更是让携程又拿到了以美国凯雷为主投资的1200万美元。

这是互联网寒冬时期罕见的一笔巨额融资。

对于为什么携程能拿下这1200万,日后沈南鹏解释道:我们不需要去说服投资商。当时我们给了风险投资商一个财务报表,那上面显示半年以来公司的费用是持平的,但营业额却以每月30%的速度在增长。风险基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愿意追加投资。

此后,随着互联网在中国逐渐兴起,以及旅游的火热,携程的业务数据大幅上涨。到了2001年10月,携程首次实现了盈利,也成为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第一家盈利的互联网公司。

2003年,携程在经历过非典的短暂影响后,下半年业务开始报复性反弹,一举把携程送上了纳斯达克股市。

尤为令人“嫉妒”的是,携程的财务数据如此之好、沈南鹏的准备工作如此充分,以至于原本应该无比忙碌和紧张的路演期间,沈南鹏和梁建章无事可干,还在四处约人打桥牌。

从1999年2月提出创业想法,到2003年12月上市,携程四君子仅仅用了4年10个月的时间。

他们曾经放弃的国企和外企职位、房子、车子、高薪,此刻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四个人都成为了亿万富翁。

7

裂痕

与所有的朋友之间共同创业一样,携程四君子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争吵。

2000年,携程业务走上正轨后,管理的短板凸显出来。梁建章觉得季琦的开拓能力很强,但是管理能力不行,于是要求公司设立联席CEO,由他与季琦共同担任。后来又进一步要求季琦让出CEO的位置。

我们不知道其中运作的内幕如何,只知道结果是:季琦让出了CEO的位置,回归到总裁的角色。梁建章再次独揽大权。

后来,携程决定内部创业,孵化出如家酒店,季琦离开携程,担任了如家的创始CEO,沈南鹏兼任如家董事长。

但是把如家酒店做起来以后,季琦又遭遇了沈南鹏的放逐。

2004年底,以沈南鹏为董事长的董事会提出,为了顺利上市,如家应该由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职业经理人来担任CEO,季琦被迫离开,由孙坚接任。

虽然季琦仍然是如家的股东和董事,但是作为一个创始CEO被放逐,他的心里受到沉重打击,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一度想到过自杀。后来是莫扎特的音乐把他挽救回来。

当时他听到莫扎特第三十一号交响曲,觉得人世间还有这么美的东西,还是值得留恋的。

平心而论,以季琦对携程的贡献而论,他在携程和如家,两次被夺去CEO职位,似乎很不公平。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携程这帮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是以完全商业化的逻辑,在理性地处理这些事。

感情再好,公司的前途,永远放在第一位。

季琦充满干事创业的激情,适合创业初期的冲锋陷阵,但是未必适合业务稳定之后的精细管理。无论梁建章的夺权还是沈南鹏的放逐,都是从公司利益方面出发做出的决策,不是为个人私利。

所以,尽管季琦经历了至暗时刻,但是从感情上,他们几个依然维持了很好的朋友关系。

8

珍重

卸任如家CEO不久后,季琦又振作精神,做起了汉庭。

2006年,如家在纳斯达克上市;2010年,汉庭在纳斯达克上市。

2020年,由汉庭更名而来的华住,再次在港交所上市,季琦经历了人生第四次敲钟。

在连续创业之路上,季琦已经是一个传奇。

其他三个兄弟,也不遑多让。

沈南鹏

沈南鹏于2005年功成身退,创建了红杉中国。有了做携程和如家的经历,他与合伙人张帆,不到两个月就募资两亿美元。

此后,沈南鹏在风险投资的路上,一路颠覆一路开创,成为中国风投之王。阿里巴巴、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等背后,都有沈南鹏的身影,号称“凭一己之力,投出大半个中国互联网”。

201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The Midas List),沈南鹏名列全球第一。

梁建章

2007年,携程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当之无愧的第一。梁建章把CEO的位子交给范敏,自己跑到美国斯坦佛大学去读经济学博士。

2011年,他拿着博士学位,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回到中国,极力推动中国人口政策改革,成为知名的人口学家。据称中国二胎政策的放开,其中有他的一份功劳。

2013年,携程在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遭遇危机,梁建章回归携程力挽狂澜,在携程重新站稳第一的位置后,又飘然而退,把CEO位子再次交给孙洁。

目前,梁建章是携程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范敏

范敏一直坚守在携程的位子上,任劳任怨。

他做的是最细致却又最不可或缺的管理活。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却长期隐居幕后,甘做隐形人。

当其他人一个个离去时,他默默出来担起了CEO的重担。6年之后,当公司发展需要时,他配合地退位让贤,让梁建章出来“拯救携程”,自己甘愿承受“发展不力”、“无能”的骂名。

2014年起,范敏担任了携程孵化的天海邮轮公司董事长兼CEO。

2019年,他以28亿元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1385位。

携程15周年再聚首

携程15周年再聚首

9

余音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好朋友能不能一起创业?

新东方和万通的经历,似乎在告诉我们,好朋友最好不要一起创业。

但是携程的故事提供了另外一个范本。

朋友创业,最难处理的是感情、理性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携程四人之间,一开始就建立了最高的原则:以共同的事业为大。

对于个人利益和权力,他们有足够的格局和智慧,来作出对公司最有利的选择。无论是股权分配还是权力配置,都是如此。而利益和感情被损害者,也能大度地接受结果。

季琦曾经说过:(创业要)先把最危险、最有争执的利益说清楚,才能坦诚相见。如果连把利益问题算清楚的胆量都没有。那还叫真朋友吗?

范敏也曾经说过:(对于利益)刚开始不要计较,杀出一条血路再说。但是到后来,公司上了轨道,就要真计较,不能假计较,一切以商业规则来办事。真计较的一个原则,就是以公司利益为重,而不是个人利益为重。

他们都做到了这一点。

此外,他们四个人之间既有共同的梦想,又各有特点和专长,形成了完美的组合。

梁建章曾经在一个节目上总结携程四君子的特点:季琦激情、范敏专注、南鹏严谨。他的同事帮他补充了一句:建章纯真。

有纯真,才有伟大的理想和长久的坚守;有激情,才有锐意开拓的无惧和锲而不舍的坚持;有专注,才能把那些纯真和激情落实下来;有严谨,才能保证干成事而不出事。

难怪携程四君子被人称为中国创业的第一团队。

若干年前,携程四君子曾经有一个内部约定:谁都不能单独代表携程写一本书。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因为携程四君子的创业史,是现代中国最浪漫的创业故事之一,应该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正如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评论:

“青春激荡,拍马相聚,商场当歌,所向披靡;一战即胜,呼啸而散,相忘江湖,余音荡漾。这样的创业故事,像不像一个充满了东方侠客气韵的‘中国梦’?”

好在,他们那个约定“不能单独写书”的期限,是20年。

现在已经是第21年了。

我很期待,梁建章、季琦、沈南鹏、范敏中的某一个人,能够把那段青春激荡的历史写出来。

这个故事,一定会很美。

主要参考资料:

【1】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斯文的“狠角色”,尹洁,《环球人物》,2014

【2】创业四人组:第一团队,朱瑛石,《中国新时代》,2008

【3】这才叫创业合伙人:从携程、如家到汉庭的启示,高慕,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

【4】行天下:携程十年,应长天,周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5】创业者手记:一个企业家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季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

【6】做最擅长的事:沈南鹏传,张笑恒,现代出版社,2016

【7】百佬会·携程网董事长兼CEO梁建章(视频),深圳卫视百佬会

【8】舍得·梁建章(视频),舍得智慧讲堂

【9】波士堂·季琦(视频),宁夏卫视波士堂

消失的日本大亨

每一次消失都有因果。

日本泡沫破碎之后,百业俱废,唯有消费贷一路狂飙,行业霸主武富士冲刺着上市,并喊出放贷万亿的豪言。

1992年,泡沫破碎隔年,武富士在东京西新宿地铁站边,建了新的总部大楼。

摩登大厦底部,修有钱币状圆孔,圆孔上是连天玻璃幕墙。武井保雄站在幕墙后俯视,众生皆如蝼蚁。

他也曾是蝼蚁一员。武井保雄出身日本琦玉县,母亲是杂货店店主。中学毕业后,他卖过窗框,贩过假酒,当过弹子房小弟,最后在东京黑市倒卖大米。

1966年,他用倒卖大米所得,在东京板桥开了间小公司。公司只有12平米,但他豪情满怀。

马蹄声像闷雷般从远方传来。东京奥运会刚结束两年,日本电视24小时轮播已持续三年,《时代》封面上日本券商正骑火箭飞天,饭店餐巾纸上印满高利贷广告。

武井保雄做起高利贷生意,他放贷目标锁定家庭主妇,“女人信用比男人好”。

他有独特辨识客户方法,每天上午十点,他会游荡高档小区,观察哪家主妇晾出干净衣服。

他还会挨家挨户敲门,以借厕所为由,观察各家卫生间。

“不能借给不打扫厨房、厕所的主妇,而要借给孩子穿着干净衣服的主妇。”

住在高档园区意味着收入稳定,讲究卫生牵连着阶层体面,武井保雄以此风控,放贷生意开始一路狂飙。

即便遇到拖欠,他也不在意。混迹黑市时,他早与黑帮关联。开公司后,他高薪聘请警届高层当作顾问。

他通吃黑白,左右逢源,曾直言:右翼怕黑帮,黑帮怕警察,警察听命右翼,三者利用得当,万事可成。

帝国在阴影中铺开。1974年,武井保雄将公司更名为武富士,外号日元商店,意思日元在这里是商品。

那是一个追钱又撒钱的年代,人人都信暴富神话,都敢透支未来,日本银行领导放话:从现在起转变思维,过去你们增加储蓄,现在请拼命贷款。

无数普通人的梦境,叠成了潮水,摩天大楼淹没其中,像一个个孤单的岛屿。岛屿上,日本全民创业,能提供贷款的武井保雄被捧为罗宾逊式的好汉。

武井保雄看得很清楚,人们爱他,只是因为他有钱,他最爱和友人说:

“如果留下很多钱,后人就会认为那个人多么伟大。”

八十年代,日本消费贷增速高过GDP增速,银行员工背上一年放贷一亿的KPI,刹那主义流行全国,通俗说就是及时行乐。

那一代年轻人爱说:消费即美德。

斐济和巴厘岛上,到处是等拍婚纱照的日本人;纽约第五大道店内,挤满了日本海淘客,他们一年消费了全球70%奢侈品。

1990年,泡沫开始破碎,但日本国民仍惯性向前,消费贷支撑起坍塌的繁华。

1991年,武富士在全日本播放电视广告,12位穿着紧身黑衣的窈窕女郎,跳起爵士舞,舞姿中还有过往的纸醉金迷。

两年后,武富士放贷总额突破1兆日元,公司成为行业代名词,而武井保雄成全国纳税第一人。

武富士在街边放了许多台无人签约机,贷款和取款一样简单,只需在线填表格,对着摄像头完成问询即可。

那些无人签约机浸泡在黑沉夜色中,偶尔屏幕会亮起,代言女星细川直美唱道:

我最喜欢闪耀的你。

武富士的一天,从员工向武井保雄照片鞠躬开始。

武井保雄强令全国所有门店,都挂上他的照片,员工上下班要向照片行礼,并大声背诵他的名言警句。

公司成为日本第一后,他招聘了七名社长,号称七大金刚,但人们都知道武富士依旧由他统治。

他喜欢人们喊他爸爸,而且那些年,有些员工喊得也真心实意:

当时很多社员都说他像父亲一样对我们,我们一定要为了父亲而努力工作。

他崇尚加班,鼓励周末办公,但反感给加班费,一度拖欠加班费35亿日元,被告上法庭才结清。

他带队团建,会怒斥酒里兑水,带高管去银座,要力争半价才得意,母亲葬礼上,他给送礼金的员工回礼,回的是公司纪念品,价值300日元的手表。

成为顶级富豪后,媒体开始聚焦他的出格言行。他极度迷信,常问算命师发展策略,桌上摆着日本六曜历,每天要按吉凶安排工作。

他唱歌五音不全,但热衷拉明星演唱,比如曾拉男星合唱《北国之春》。

当然, 报道最多的还是他的财富,那些奢华生活让他成为全民偶像。

八十年代,武井保雄花费80亿日元,在东京西郊修建别墅。豪宅占地1840平方米,一根柱子便值300万。

别墅温水游泳池边,总是名流云集,一层客厅内,天价洋酒随意摆放一地。

每月,他要乘防弹奔驰,去两次山梨县高尔夫球场,当越来越多日本人藏起高尔夫杆时,他击飞的白球正飞越山峦。

在大时代惊梦的日本人,艳羡地望着云上的武井保雄,却常常忽视云下的灰暗。

泡沫破碎后,日本失业率激增至4.5%,即便找到工作,收入也滞缓不前。1991年到2000年,被日本人称为失去的十年。

失去十年间,日本个人消费占GDP比重超一半,难止欲望和停滞收入之间,拉扯出巨大的空白,消费贷成为填充物。

同时,坏账比例也随之攀升。武富士催收电话中,开始出现卖血、卖肾、卖眼球字眼。许多人为躲债出走,流浪街头。

那几年,东京地铁JR中央线,一度成为最热门自杀地点,车厢里沉默的人们在晃荡中急停,便知又有人跳轨了。

在日本经济坠入谷底时,消费贷却迎来巅峰。1998年12月2日,武富士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二年,福布斯富豪榜上,69岁的武井保雄,压过孙正义,成为全日本首富。

上市之初,便有传言称,武富士将未公开股票卖给了银行局长、关税局长、议员和媒体专家,以此交织灰色网络。

灰影中,武富士早已是庞然大物,2001年,武富士拥有1900家分公司,员工15000人,等待收息贷款有1兆7000亿日元。

武井保雄志得意满,《日经商务》采访他,他说:经营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大家却没成功呢?

然而风光之余,武富士的命运却悄悄扭转。

2002年,一名56岁出租车司机,在武富士借贷超1000万日元,最终闯入武富士分店,洒汽油放火。

大火最终烧死5人,烧伤4人,轰动日本。

媒体深挖纵火案,推出后续报道《武富士残酷物语》,讲述失控杠杆架起的残酷世界。

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给这一代人起了名字“饱食穷民”,不为温饱发愁,却债务缠身。他在书中说:

咱们都生活在大量消费的社会之中,刺激欲望的宣传像洪水一样席卷着我们。我们甚至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入其中。

消费贷能扩大内需,作为工具并无过错,然而失控之后,却能改变一个国家的走向。

那些年流行的漫画《暗金丑岛君》便以放贷为主题。

主角丑岛君同样放贷给主妇,他有句名言:钱可以借你,但你会进地狱的。

舆论旋涡中,武井保雄自乱阵脚,反而成为丑闻的主角。

2000起,武井保雄雇佣侦探,窃听财经记者,后续发展为窃听公司所有员工。此后,武富士又被爆出曾给警方送啤酒代金券。

2002年12月2日,武富士上市四周年纪念日,武井保雄被警方押上白色面包车。

6天后,武井保雄认罪,辞去董事长,最终被判三年监禁,缓刑四年。

对武富士而言,武井保雄的隐退,并非致命一击,真正终结在2006年到来。

2006年开年,日本最高法院规定,所有消费金融公司年利率必须在20%以内,且贷款额不得超过借贷者年收入三分之一。

同时,规定还要求,以前超收的利息,要退还给借贷者,仅此一项,武富士便要向约200万人,退还240亿美元。

骨牌轰隆倒下,当年夏天,《朝日新闻》带头,拒绝刊登高利贷广告。

2006年8月10日,武井保雄因肝衰竭去世,终年76岁。

葬礼上,日本商名流悉数到场,但谈论更多的是“武富士可以抄底,是一块蛋糕”。

第二年,武富士收起了黑衣女郎广告,新版广告中多了“停止过度借用”、“正确使用贷款,不要忘记”等句子。

然而,一切已风云流转,日本消费信贷如被按下暂停键,一年之间,日本信贷公司数量从1.18万锐减至1926家。

梦潮退去,飘浮的蚂蚁回到地面钻入蚁巢,而挥舞杠杆的大亨,则成为第一批消失者。

弄潮儿再风光,终究要服从海水的意志。

2006年,被称为日本消费贷改革元年,那一年也是许多漫长故事的起点。

无未来透支的年轻一代,成为啃老的飞特族,蜗居的御宅族,以及佛系的食草族。而低迷的消费欲望,引发长达30年的消费通膨。

那些曾经心有狂潮的人,越跑越慢,越跑越沉,最后凝在时间的琥珀中。

2009年,武富士停止提供新贷款,资本市场上,国际评级机构将其信用调为垃圾级。

2010年9月,武富士申请破产,一个月后摘牌退市。两年后,那座修有钱币孔洞的摩天大厦,启动拆迁。

而今,有关武富士的所有痕迹,只余一条电话热线,等着曾经的借贷人打电话去拿多交的利息。

那一片灰影中的帝国,残墟隐去,只剩最后的铃声。

来源:摩登中产 微信号:modernstory

直播带货这场风

文/董指导

来源: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

出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也许是史上最成功的一届双11落下帷幕。

尽管有疫情冲击,但靠着延长周期等方式,今年双11再次创下GMV新高,天猫、京东两大平台合计拿下近8000亿销售。电商,这个线下渠道颠覆者,在寒冬里充分秀了把肌肉。然而,在这空前高涨的数字背后,电商也正迎来新的颠覆者:直播带货。

江苏、东方、芒果等各大卫视,纷纷举办了“6·18晚会”,彰显直播带货的实力;薇娅、李佳琦等直播达人不断创造销售新高;各大明星纷纷下海直播间,让手机屏幕成为娱乐圈华山论剑的新战场。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快手宣布上市,则为双11添上一把火:今年上半年电商GMV达到1096亿。

这是直播电商行业的一次强势发声。仅仅两年时间,一个新的万亿市场正在出现。明星品牌下场、销售数据迭高,让传统电商、传统制造业甚至整个商界都不得不重视这股新力量。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观察切口是大家电行业的销售变迁。

作为最依赖渠道的行业之一,大家电行业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从线下到线上的大规模转向,并直接成就了京东与阿里的分庭抗礼。而今年,曾表态重视线下不愿直播的格力董事长董明珠,亲自加入直播大军,而且越做越大。今年5月快手单场销售破3亿,一战成名,后续销售额更飙升到几十亿。

有人指责董明珠“心口不一”,这就有点酸柠檬了。对企业家而言,首要保证的就是,“消费者在哪里,企业就跟到哪里”。而董明珠是“骨灰级”业务员,经历了国内销售渠道的历次变革:从“个人业务员”、到“经销商、连锁店”再到“电商线上”。销售型特色的董小姐,怎么可能错过“直播带货”这场变革。

学者刘润曾评价“可能只有董明珠找到了直播带货的本质”,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董明珠、格力电器,几乎见证了所有渠道建立、发展、壮大甚至衰弱的种种历程。格力的改变,也说明直播带货,正成为销售领域的新浪潮。

如今,直播带货到底行不行,已经不再是一个疑问。然而,业内不时爆出的“出10万坑费、换三千销售”的状况,却带来了新的核心问题:企业、品牌,应该如何迎接这场机遇?这个答案,其实可以从历次销售渠道变革与碰撞的历史中寻找。本文也将从四个角度进行探索:

01. 缺:业务员单打时代

02. 好:代理与连锁之争

03. 多:电商的摧枯拉朽

04. 逛:直播带货的奥秘

缺:业务员单打时代

1990年,36岁的董明珠离开老家南京,来到珠海加入“海利”空调厂(格力前身),并挑战了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销售员。

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商品供应和老百姓的需求,都在快速爆发。然而,这个时期的商业用一个字概括的话,依然是“缺”。

大部分商品缺少品牌形象、各个厂家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到1994年达到国际ISO标准认证的产品仅为20%;再加上通信网络不发达、信息传递不充分,无论消费者还是商家,对商品的认知都不健全。因此,厂家的业务员,便成为了销售渠道的重要环节。

他们既是市场的听诊器,即时获取消费者反馈;也是企业行走的宣传单、收入的抓手;可谓是商业运转的润滑剂。草莽年代,业务员各施才能。有人靠着酒量;有人靠着石榴裙,而刚入行的董明珠只能穿着黄球鞋、背个黄书包,选择勤奋、执着。

高强度学习,令她快速熟悉了各家产品优劣,也掌握对付不同客户的技巧。一年多后,她的销售才华便爆发了,销售额从占公司总额1/8攀升到1/6,还开了几场报告会传授经验。

董明珠的成功不是个例。70年代,健力宝之父李经纬也在36岁那年转行业务员,每天背着厂里的米酒从三水到佛山等周边城市,沿街推销,将濒死的酒厂救了回来,并在日后靠着健力宝一举成名。

80年代,宗庆后在校办厂做业务员,蹬着三轮车推销几分钱的文具、汽水,一脚一脚蹬出了第一桶金。创办了娃哈哈之后,宗庆后仍然冲在销售前线。史玉柱、任正非、刘永好等,一批企业家靠着前期跑业务奠定了基业,也被趣称为“业务员派”。

一个个业务员就像蚂蚁一样,看起来弱小,但在缺货的时代,却成为产品和消费者的关键桥梁,把货物一批批送到千家万户,成就了自己的财富,也成为制造业的重要力量。然而,“蚂蚁送货”的春风,很快就要转寒了。

好:代理与连锁之争

1994年,格力销售额达到3亿元,业绩越来越好,但队伍却不稳定了。

业务员自认功劳大,希望得到更多奖励。但公司却认为产品小有名气、技术研发重要性在增强,打算下调销售提成比例,将财富分给其他部门。最终,十几个销售骨干集体辞职。留下来的董明珠成为销售部门主管,发起一场关于销售体系的变革。

摆在董面前有三个选择:“省市县”层层代理、连锁门店、自建渠道。

代理模式尽管有“中间商赚差价”,但好处有三。彼时,企业主要目标依然是做好研发、提高质量、形成品牌,依靠经销商可以减少渠道建设的精力和资金;同时,层层代理可以实现“省市县镇村”的“主动脉+毛细血管”的销售网络。另外,各地经销商更熟悉本土人文,发挥主场优势赢得消费者信任。

简言之,代理商就是生产企业的杠杆,翘起无数消费者。

经销商的好处,谁用谁知道。1995年创立的爱多VCD,靠经销商预付款有了扩产的本金;食品饮料的糖酒会上,更是经销商人头攒动,得经销商得天下。美特斯邦威、匹克等等,都是以每年几百甚至上千家经销商的速度,攫取城镇化红利。就连如今大卖的OV手机,也在依靠下沉到三四线的代理门店们。

变革后的格力,不再依赖所剩的20来个业务员,仅靠着数十个“大户”经销商就完成了几十亿销售。但“国王”格力和“贵族”大户们之间的冲突也随之而来。2001年起,格力先后与湖北、安徽等多地行为不规范的大经销商冲突博弈,但“贵族”闹事并不算什么,真正的危机来自于“平民渠道”的冲击。

自90年代初,国美、苏宁等连锁店因聚焦在家电消费需求而快速发展。而他们从层层代理商体系中厮杀出来的的秘密武器之一,便是“好”,即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

比如国美对北京及郊县范围内提供免费送货,而顾客上门后,三米之内必须要有“欢迎声”、“问答声”、“送别声”。与此类似,苏宁也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在弥补“缺失”的信息对称方面,苏宁也做足了功课,曾在报纸上,详细刊列了各大品牌、各型号空调的批发价和零售价,并承诺最低价销售。

这个做法,打破了商家“混沌”让利的状况,与消费者坦诚相对,很快200多平的店铺里便挤得水泄不通。连锁店的发展,自然也受到代理商们的拦阻。国美进驻天津,被天津十家商场组建了“联合体”进行封锁;苏宁在南京也被八大商场组成的联合舰队封杀。

但消费者对低价的热爱、对服务体验的感觉是真实的。格力、春兰等也相继把产品送到连锁店内。尽管随后国美、苏宁和格力、春兰们因为价格、渠道冲突不断,然而,连锁店靠着“好”体验无疑已成为重要的终端渠道,和代理体系不分伯仲。但是,消费者的需求并未满足,一股科技力量即将搅动销售江湖。

多:电商的摧枯拉朽

复盘电商历史,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毫无疑问,那场疫情催促了在线购物需求的爆发。但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线下购物的体验,已经逐渐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和1992年相比,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3倍,物质丰富度大幅提升。比如手机市场,1997年时仅有5家生产企业,销量不过2000万部,但到2002年高达37家,手机销量达1.3亿部。商品不再稀缺,“买到”不再值得炫耀,“买对”才是关键。因而消费者的需求焦点也逐渐转向了“多”:多品牌、多比较。

那个时候的消费者,为了买部手机、买台电脑,骑着自行车逛遍全城,在中关村、华强北里泡三四天打听比较,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显然,线下门店无法满足消费者对“多”的需求。于是,“非典”之际,面向全国小商品供应的淘宝、面向全国3C供应的京东,相继成立并伴随着互联网和电脑的普及,快速发展。

尽管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但第二年初,京东还是获得了2000多万美元投资,成为当年业内最大的一笔融资。刚打赢了中关村“海龙大厦们”的刘强东拿到钱后,立刻将品类从数码扩张到大家电,剑指苏宁国美等连锁店的腹地。

张近东也没闲着。2009年8月,苏宁网上商城正式更名为“苏宁易购”,全面开启互联网战略。

2010年,电子商务被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中,产业界、投资界,对电商取代线下渠道的共识不断加强:颠覆了线下书店的当当网年底上市、“我是我不是,我爱我不爱”的凡客体红遍媒体,硅谷风险投资王者红杉资本也相继投资了取代线下鞋店的好乐买,以及网络服装品牌Masamaso。

线下零售增速连续下滑,而京东正在酝酿着一场“大杀器”。京东认为苏宁大家电高达25%的毛利率,是不合理的。就如当年连锁店压缩销售层级取代代理商一样,京东也要取代线下连锁,进一步压缩销售费用。于是,8月14日,京东对苏宁大家电发起猛烈的价格战。

京东成立“打苏宁指挥部”,一样的货品,京东售价全线低于苏宁国美。价格战,京东并不吃亏。少了房租等费用,成本本来就要低10%左右;而且也可以通过高周转来提高经营业绩,一块钱跑百次,也高于十块钱跑五次。

而苏宁却在线上、线下的左右互博,以及产品定价冲突等因素中,不断错失机会。在苏宁拼命抵御的同时,其他线下渠道商们也迷茫又焦急。

线下生活巨头万达豪掷千金、层层加码。2012年,启动“万人招聘”在电商圈搜罗人才,2103年底,万达“万汇网”上线;2014年腾讯、百度也前来捧场,“腾百万”合资发起电商飞凡网。

2013年双十一前夕,家居行业冲突爆发。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等在内的19家大卖场联合发布声明,严格禁止商户使用电商POS机给线上做销量,不许展示电商标识。大家愤怒道:电商白嫖场地就算了,还要来抢钱,太不仗义了。

随着物流体系、信息网络、品牌形象、消费者认知等多因素的完善,以及消费者对在线购物便利性的习惯,销售渠道必然会被压缩、电商时代的洪流谁也挡不住。

2016年初,中国电商销售额高达3万多亿,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国。同年,腾百万不幸散伙,万达电商战略了无所成;陷入牢狱的国美,已经错过了战场;而工信部赛迪网的数据显示,京东已超越苏宁,成为全渠道最大的家电销售商。

然而对传统销售渠道摧枯拉朽,在纳斯达克享受着追捧光环的电商巨头们,可能没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也有被超越的一天。

逛:直播带货的奥秘

电商爆发的2010年,雷军拉着几个同事在办公室里举碗喝了小米粥,拉开了国内智能机翻滚的浪潮。伴随着4G基站林立,网民手机上网的时长也在不断增加、并在2012年时超越了PC端。大佬们惊叹:移动互联时代来了。京东、淘宝都纷纷推出APP版本,然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改变远不只是上网形态的改变。

智能手机使得触网的时间更加碎片化、使用场景更加多元化、信息传递也更加快速;同时,历经30年发展,我国商品供应已经非常丰富,消费者的普通需求充分满足。在移动互联和物质供应的融合下,消费者的购物逐渐进入了新的阶段:从确定要买什么到不确定要买什么,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要“逛”。

购物的需求,从各个领域跨界而来:刷朋友圈看到朋友的包包,会问哪里购买;看别人分享使用体验的文章,会想买同款。而最大的需求“新发地”,当属现在最大的风口,手机直播。手机直播最初只是以娱乐为主,但完美满足人类视听需求的场景,加上互动基础上形成的好感与信任,天然派生出导购与购买需求。

事实上,此时的购物需求,早已不同于之前几个年代的购物底色了。马斯洛在人类需求金字塔里指出,当基本的生理得到满足后,人类更高级别需求就会不断释放,成为主要因素需要被满足:比如娱乐、尊重、快乐、归属。当这些要素被满足时,“游走的”购物需求,也会被激活。

在直播带货代表之一快手上,主播和粉丝之间经常会有“老铁”、“家人们”之类的称呼,有特定的庆祝方式、有特定的直播主题、有些播主甚至会按照粉丝建议进行装扮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满足“娱乐、尊重、快乐、归属”的需求。

直播带货,由于庞大的用户基数、以及更能满足用户需求,正成为快速发展的销售渠道。最显著的就是在大家电领域的变化。今年5月10号,董明珠在快手举办格力专场,联合快手主播二驴夫妇同台卖货。3.1亿的销售额,接近董明珠网店去年全年的业绩,可谓打响家电3C直播带货的第一枪。

在这之前,董明珠一直重视线下,曾表态“还是不太认同直播带货”。推动点在于疫情,其第一季度线下销售几乎是停滞的,对于此,董明珠在公司号召,“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就是下面怎么办?这时你要走出去,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变。”

在快手带货成功过后,董明珠开始在多平台密集直播,并举办了格力全国巡回直播带货,在今年618当天的成交额超过100亿,成为“带货女王“。

但董明珠带货最大的意义不在于GMV,而是对行业进行“教育”,正如她所言,我最大的改变是让我们几万家专卖店经销商慢慢清醒起来,知道未来必须把线上线下结合的更完美,很多经销商已经感受到线上价值所在。

理论上来讲,直播带货其实是低效的。因为用户购买需求不确定,没有必须买的理由,只是在“逛”,直到碰到好的品类、有趣的场景、触动的因素、值得信任的主播。也许十次甚至百次的直播,才能激发一个用户的购买欲、获取一个用户的信任。但长期来看,却又是高回报的,可以为收获一批忠实粉丝。

一批批普通主播快速崛起,就如当年的业务员,再次组成了蚂蚁雄兵。今年双11期间,拥有148万粉丝的快手数码类主播杨百万,单场直播GMV超1700万,仅RedmiNote8 Pro 一款手机成交就达到1145万。主播正在成为新时代的“业务员”,相比之前,直播实时互动性更强、触达用户更广。

而基于大家电无法寄样的痛点,快手还在杭州九堡设立3C数码家电直播基地,让中小商家在基地选品直播。主播“临沂空调姐”是在山东临沂拥有两家电器商行的老板娘,有18万老铁粉丝。此前,她都在自己门店直播,单场销售不足1万。但在九堡基地,11月10日当晚,就实现了单场销售超过5万元。

可谓是,过去经常直播,一场不到一万,心累;现在有了快手、有了基地、有了老铁们,一场直播顶过去五场,兴奋。浑身上下都有劲儿,顾客逛得也开心。

尾声

虽然我国古代一直是重农抑商,但每次松绑之后,商人的热情、积极性就会迸发,于是有了陶朱公、端木子贡、沈万三、乔致庸等巨商。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三十余年,我国相继形成了业务员、代理制、连锁店、自营店、电商、直播电商等多种销售渠道、模式。

而每个渠道的形成、发展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提升生产商的效率、改善用户消费体验。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好品牌好质量的商品是稀“缺”的,因此业务员们各地奔波,把产品介绍出去、把消费者反馈收集回来;而层级的代理制,又可以帮助生产商减少渠道成本、扩大生产杠杆,更“快”得把产品销售出去。当商品逐渐丰富后,消费者希望得到更“好”的购物体验,因此线下连锁店应运而生。

电商平台,借助物流体系、减少房租等成本,压缩销售层级,让用户足不出货可以挑选更“多”的商品;而当物质极大丰富,用户喜欢在移动互联网里“逛”着的时候,快手等直播带货,则进一步拉近了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让用户“逛”得有趣,也让产品不再冰冷,而是有温度的品牌故事,触动消费者。

从消费者拿着粮票布票抢购商品,到如今商家用各种方式来“抢”消费者,这是对我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映证。而在发展中崛起的一批批勤奋拼搏的企业家、一代代需求旺盛的消费者,他们都成为我国发展内循环的底气。哪怕外部风浪再大,也挡不住我国民众对美好生活孜孜不倦的追求。

彻底翻车后,瑞幸为什么还能撑到今天?

从没有哪个餐饮品牌像瑞幸一样,把做餐饮变成了坐过山车。

财务造假爆雷之后的6月29日,瑞幸咖啡在纳斯达克正式停牌,进行备案退市。围观者一致的看法是,这下完了,瑞幸真的要完了。

眼看2020年即将过去,瑞幸不但没有大规模溃败的迹象,甚至还传出了盈利的消息,实在是令人好奇。

01
瑞幸宣布盈利是真的,还是“忽悠”接盘侠?
就像“追剧”一样,外界一直关注着瑞幸的“大结局”,只是最近传出的消息让人挺意外。

综合几家媒体的报道来看,8月8日,瑞幸召开了一场“年中全国会议”。会议上,瑞幸对内公布了部分业务情况:截至7月,单店现金流已为正数;除去未营业的门店,已实现整体盈亏平衡;管理层预计,根据目前的经营状况,2021年将实现整体盈利。

议论声随之而起,一些懂财务的餐饮人评论,“盈亏平衡”的说法非常模糊,其使用的“单店现金流”和“单店利润率”等财务指标不够严谨。

更有人揣测,这些报道是瑞幸故意放出来的风,“目标应该是潜在的接盘者或者投资机构”。

为了侧面考证“盈利”的说法,内参君接触了数位瑞幸门店的运营管理人员,他们大多表示,从自己管辖范围门店的运营数据来看,现金流真的还不错。

北京一位运营管理人员称,10月份北京的瑞幸门店日平均杯量在550杯左右,“卖到这个杯量怎么会不赚钱。”

彻底翻车后,瑞幸为什么还能撑到今天?

公司内部有一个大致的盈亏平衡指标,即单店日均销量200杯,日流水2600元,北方市场只有少数城市如石家庄、兰州等达不到这个标准,而南方市场则整体更加乐观。

瑞幸的一位店长告诉内参君,店里的咖啡饮品,算上房租水电人工等支出后,单杯综合成本在9到10元,“现在大额折扣券已经没有了,买一杯瑞幸最少13、4元,门店养活自己没有问题的。”

这些内部运营数据,一般来讲没有水分,看来瑞幸只靠卖咖啡,真的能赚到钱。当然这些数据都刨除了前期扩张过程中的巨额“基建”投入,但是从“活着”的角度出发,这样的运营情况已经非常不错了。

02
为“投资人而生”To VC 模式,竟然救了自己的命
瑞幸的单店生存能力为什么这么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先用一句话概括,瑞幸为了让资本市场相信自己能开10000家店,从一开始就按照“万店规模”搭建了运营管控体系,不惜成本地追求超高标准的运营质量,这反而在资本神话破灭之后,成了瑞幸最后的傍身之技。

瑞幸在门店扩张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来自麦当劳、肯德基等大型连锁餐饮集团的成熟运营管理人员,一些人称,“本来以为麦肯的SOP已经够变态了,没想到瑞幸更上一层楼。”

根据他们的描述,门店的日常运营SOP极为细致,且有全天视频监控,考核也相当严格。

举个例子,做拿铁的牛奶,自开封后就要开始计算有效期,除了往杯里倒牛奶的时候,这瓶牛奶绝不允许出现在冰箱以外的地方。一旦店员乱放牛奶被视频监控发现,就会被定性为食品安全事故,整个运营条线的绩效奖金都会泡汤。

彻底翻车后,瑞幸为什么还能撑到今天?

瑞幸有专门的稽查部门随机出没于全国各门店进行飞行检查,他们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能挑出多少毛病,到门店后都恨不得拿着放大镜看,冰箱里的一点污垢,操作台面上的一丝缝隙都会成为扣分理由。

管理是有成本的,变态的管理自然会产生变态的成本,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这样根本没必要,瑞幸到底是图啥?

作为中国商业史上“to VC模式”或者说“to IPO模式”的巅峰之作,瑞幸所有的品牌故事、商业模式、战略布局,都是为了在路演台上征服投资人而生。

投资人不是傻子,瑞幸夸下的海口,必须有相应的顶层设计来支撑,看似变态的高标准,保证了瑞幸开店大军如同坦克一般,迅速占领了全国高地。

也正是这种旁人难以企及的运营质量,使得消费者的体验极佳,即使是在内部已经翻江倒海之后,依然能保持门店的上佳状态,保持良好的现金流,反过来保住了企业的性命。

03
剧变之后,瑞幸做了哪些有效动作?
从根本上来讲,瑞幸在资本市场的翻船,对于消费者端的体验没有任何影响,“割美国韭菜”的梗反而成了一个具有传播性的话题,无形地为瑞幸带来了流量,再加上运营端给力,瑞幸在今后的生命力仍然旺盛。

经此一役,瑞幸老老实实卖咖啡的动机也更加明显,今年一直在积极地调整市场策略,优化运营成本,在饮品赛道上稳扎稳打。

进校园

去年春天,内参君回母校郊游,意外发现学校食堂的顶楼开了一家瑞幸咖啡。走进去一看,环境令人惊艳,宽敞明亮的座位正对校园主楼,学校风景一览无余,店内坐满了来自习或休闲的学生,一个座位都找不到。

彻底翻车后,瑞幸为什么还能撑到今天?

洞察到了校园细分场景的机遇,使瑞幸燃起了争取年轻群体的野心。今年,瑞幸已经将进校园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目前已经开店300多家,目标是进驻全国所有高校。

校园市场巨大的饮品需求和庞大的消费群体无疑是瑞幸前进的动力,校园店有学生专属的新品,近期先后上线了小鹿招牌奶茶、自习啵啵奶茶、下课布丁奶茶、姐妹仙草奶茶、宿舍椰果奶茶等,从产品设计到命名,都投大学生所好。

瑞幸针对学生开发的营销活动和社群拼单活动,很对年轻学生的胃口。这些年轻消费者对于品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更是引人遐想。

控成本

据报道,瑞幸咖啡门店战略由原来的“快速扩张占领市场”调整为“精细化运营创造盈利”。

各大区独立核算,见不到回头钱的项目也逐一被砍,无人咖啡机“瑞即购”和无人售卖机“瑞划算”已经停止,小鹿茶也正在被边缘化。

彻底翻车后,瑞幸为什么还能撑到今天?-20201106早读课

这意味着,瑞幸扩张会更加谨慎,门店新增速度将会减缓,但每一家门店都将通过精细化运营提升店效,挖掘更大的潜力,这一点也在店长们的运营考核指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瑞幸每家店的饮品原料成本、包装成本、低值耗材成本,都会有统一测算,甚至顾客要求咖啡去冰后补充进去的牛奶,都会单独列出一项。这样的成本测算由来已久,却在战略调整之后更加受到重视。

推新品

在产品端,瑞幸正在持续发力,内部的产品研发团队一直在扩充,新品全面出击,既有叫好叫座的独创爆品,也有“拿来主义”的模仿之作。

彻底翻车后,瑞幸为什么还能撑到今天?-20201106早读课

9月份,瑞幸推出“厚乳”系列,将常规的牛奶升级为冷萃厚牛乳,醇厚的口感立刻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而“小鹿料多多”则和CoCo的拳头产品“奶茶三兄弟”高度相似,同样销量不错。

加上瑞幸专攻学校场景的系列新品,整个推新品节奏显得十分有活力。

04
想走得更稳,先治好互联网公司常患的“云端病”
仅从运营层面上来看,瑞幸是相当有活力的,照此发展,在餐饮赛道上将始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内部人士称,明年瑞幸新开店计划是800家,总店数将达到5000家。

由于商业模式实在特殊,瑞幸也带有互联网公司的一些常见通病,最突出的就是过度依赖线上,运营和营销不落地的“云端病”。

比如,瑞幸近期所有的新品发布和营销都在网上进行,营销号上狂轰滥炸,线下门店连一张新品推荐海报都很难见到。

今年以来,瑞幸经常被吹爆的私域流量建设,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截止今年7月下旬,瑞幸企业微信用户数量已超180万,用户福利群数量9100+,并且一直在高速攀升,但是这些私域流量却全部被总部统一管控。

彻底翻车后,瑞幸为什么还能撑到今天?

群里只有首席福利官在不停地推新品,发优惠券,店长不允许直接与顾客互动。过去瑞幸的店长会以个人名义组织一些顾客群,群里抢券、聊天、预定饮品,十分热闹,而现在的群主却是一个“没得感情的发券机器”。

从效率和秩序上来讲,这样做无可厚非,只是餐饮历来重现场,缺了门店的高度配合,很多策略的效果都将大打折扣。再具有互联网思维的餐饮品牌,都必须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并找到平衡点。

来源:餐饮老板内参。

薇娅们一年究竟能挣多少钱

近期,主播薇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在2019年的销售额已超过100亿元。然而,谈及自己能从中获利多少时,她笑称“钱的具体数字是我老公在管”,并对媒体猜测的50亿元收入表示“没有那么多”。对于带货直播的佣金,薇娅称越大品牌自己所收佣金越低,有的品牌甚至不收钱。

创业失败后转型做直播的罗永浩也曾在脱口秀节目上透露,自己此前欠的6亿债务已还了4亿,剩下的大概再用一年左右时间就能还清。数据显示,截至11月12日,罗永浩直播间双11当晚支付金额超过1亿元。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中预测,2020年直播电商整体规模将达10500亿元,2021年或将接近2万亿元。带货主播究竟有多赚钱?经纬君与圈内人聊了聊。

01 “直播当天销量不能准确体现带货能力”

刘月(化名)是抖音上某二线主播的团队成员之一,她主要负责团队财务。据她介绍,许多带货主播都先是从一两个人、一部手机做起,而随着疫情的影响,直播电商行业在2020年迎来飞速发展,她所在的团队日益壮大。这次双十一,团队更是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辗转,平均两三天便要换一个城市进行专场直播。

“我们并不为抖音工作,只是主播利用抖音的平台进行直播带货,随后抖音再从主播的提成中收取手续费。”刘月称,自己所在团队主要合作对象为奢侈品、服装、日化等领域的渠道商。

她向中新经纬记者介绍道,主播会在选品后与商家或渠道商签订合约,酬劳大多分为“出场费+提成”的模式。其中,提成比例可在主播的抖音平台设置,随后由电商平台打款至抖音,供主播提现;而提现的账期也因各平台而异,一些头部电商平台的提成到账时间往往在直播后2、3个月以上。

“目前我们这边的提成比例一般为10%-25%。有些合作方会要求卖出一定销售额,也有些不会作要求,双方对主播的带货能力都有估值。”刘月称,提成比例不光取决于选品团队的预估和品牌知名度,也取决于主播的审美和个人倾向。从她的经验来看,品牌知名度越大,提成比例反而会更高。

不过,刘月指出,并不是当天直播间卖出多少件货,就能简单算出销售额和提成金额,因为还会涉及到部分消费者的退货问题,所以一般会以最终抖音后台提成为准。

近日,网络流传称“汪涵在某专场直播带货退款率达70%以上”,据红星新闻报道,涉事当日汪涵合作的商家中,有一家证实当天许多客户订货后又联系撤销,第二天便已退货。

随后,汪涵签约方银河众星回应称,公司从未有任何虚构数据或购买流量的行为,此次大量刷单后退单的行为具有恶意攻击特征。

1

▲银河众星官方微博截图

02 高额收入下主播“省钱有道”

在刘月眼中,直播行业总体仍呈现发展壮大的趋势,然而这对于主播来讲则代表着更激烈的竞争,以及更加不稳定的议价能力。“我所了解到的二线带货主播平均月收入大致有100-300万元,而尾部的小主播则可能2、3万元都达不到。更多主播入局,代表着商家的选择变多,主播议价能力或许会降低,但如果抢占先机并保持好口碑,则有可能跻身头部。说到底,直播是个创意性的工作,对主播个人来讲变数也挺大的。”

在高额的收入之下,带货主播需要缴纳多少税额?据刘月介绍,目前绝大多数主播普遍注册了个人工作室,属于个人独资企业,根据相关法规,工作室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核定征收税率相对较低。

“有些收入较高的主播还会成立多个工作室,每家工作室的人员不多,而由同一人成立的多家工作室可以分别纳税,不合并缴纳。”刘月指出。中新经纬记者在天眼查app查询到,李佳琦在其100%持股的上海恺望品牌策划工作室、上海遇标文化传媒工作室等四家工作室担任法人,其中一家工作室成立于2017年9月,其他三家先后成立于2019年9月和11月。

在用人方面,刘月称自己所在工作室员工中大部分为兼职。“直播不需要每天按时按点上班,聘请灵活用工人员不仅可以按需完成工作,关键是可省去五险一金的成本。一些工作人员原先是直播间粉丝,因为对行业感兴趣所以加入进来。”她同样表示,随着业务量加大,工作室也在增添人手,以及聘请外包团队完成部分工作。

2020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765号建议的答复中指出,灵活用工人员在平台上从事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告等劳务取得的收入,属于“劳务报酬所得”应税项目。此外,灵活用工人员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或者虽未注册但在平台从事生产、经营性质活动的,其取得的收入属于“经营所得”应税项目,“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经营所得税率表,按年计税。

03 业内:直播电商行业马太效应明显

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背后,灰产也在悄然兴起。近日,多家媒体就带货直播间人气造假、销售业绩“注水”的现象进行报道,国家相关部门也针对直播行业不良现象出台了管理规定。

中新经纬在电商平台查看到,搜索“直播人数”关键词,可显示出多个包含“直播人气优化”的商品。此前据工人日报报道,直播间内的粉丝数、点赞、评论等数据均可购买,购买1000个赞只需1.96元。据相关销售人员介绍,上述数据的修改通过电脑程序就可以完成。

近日,国家网信办针对直播间数据造假等问题在11月13日发布的《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指出,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从事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不得出现虚构或者篡改关注度、浏览量、点赞量、交易量等数据流量造假的行为,不得发布虚假信息,欺骗、误导用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杰英表示,作为电商中的新型销售模式,如何计算直播中的金额、互动数量,市场会逐渐明晰,需要注意的是,不管用哪一种统计口径,披露的信息一定要是真实、准确、及时的,否则对线上经济会是一种损害。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中新经纬(微信号:jwview)采访时表示,目前直播行业马太效应较为明显,头部主播掌控大量资源。“从可预计未来来看,随着更多主播入局,头部主播的议价能力也暂时不会减弱。另一方面,新入局主播若想提高自己的议价能力或影响力,除了自己提升行业专业性外,直播平台的扶持也将起到很大作用。”

谈及数据“注水”等直播行业存在的问题,付一夫表示,这些问题不仅会伤害消费者对于主播、商家乃至直播平台的信任,加剧行业的泡沫化程度,还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和其他商家的合法权益。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直播平台的商业生态和发展空间。

来源:中新经纬 微信号:jwview

30来人的公司,一年大概赚多少?

作者:幽哥

我接触过上千家供应商,尤其在做采购员时,有时一天跑几家公司。

我们现在出去面试,一天安排两家就排不过来了,号称赶场子。我记得有次一个电气项目,需要买大概每年20万套公母插头,当时的供应商是南非的,价格死贵,急需国产化。那次开发新供应商,某天我一个人去浙江慈溪一个镇上,第一次考察昨天首轮报价过的新供应商,当天要跑四家。

那时候年轻,好面子,到了车站就请第一家来接,差不多俩小时看完一家,各种参观、丈量、拍照、询问、询价、了解行业和产品信息,回去是要做报告的。然后请第一家送我去汽车站,说回上海,假装进去买票。

等人家车开走了,再打电话给第二家,“我在汽车站,刚到,你们派车来接我下。”就这么演戏,一天看四家。

实际上同时参观同一款产品的多个厂家,也能够迅速了解行业内幕,那时阿里巴巴即将开始流行,我有时还建议他们买个诚信通,一年是2400后来涨到4300好像。

每次出去当天看3-5家,大多晚上5点能看完,6点打个票回上海,9点到家。早上6点就出门了,时间也早就超过现在所谓的996,日行500里,第二天再到临安某个加工区的几家竞品去考察,第三天去安吉,第四天无锡太阳镇……都是当天往返上海,所以说,采购员也不容易。

基本一家公司无论多大,一个小时能走完全程,对这家公司已经大致有个了解,回去再做风评调查、每家的报告、竞品比较、优劣势分析。

但是,这些经验还是有用的,未来无论哪家还是某个亲友开公司的,我只要一问,两三个问题,就知道对方的生意情况,赚不赚钱,一年赚多少。当然,越小的公司越吹牛,做得越大的越保守。

后来我带了徒弟,就徒弟去做这种陌生拜访了,再后来采购主管一路继续到总监,连副总都做过,又开店开公司,投资过十几种副业,所以,接触的商家范围也从供应商扩充到友商、客户等等。现在,光每年因为我而改行做了采购的,知道的就两三百人,不知道的则更多。

其他不多聊了,你记住如下这几个规律,无论你怎么百度都是找不到的,没人写。今天讲的也是不外传系列,连我手下这么多采购员我都不跟他们讲,有悟性的人经过多年的历练自己能摸索出来。

先看年数判断法,主要用来判断赚不赚钱。

无论你去哪家公司,或者某人说她、他家开公司的,你直接问“公司叫什么名字”即可。

我给你一个判断标准。

2020年当下,一家企业注册之后,能够在第4年还继续运营的,100家里剩下10家,也就是36个月淘汰率90%,这叫市场检测,也叫行情大考;继续,活到第6年的概率大概2%,也就是剩余的10家中能挺得过这第四第五年政策大考的,几乎是百里挑一,这叫政策波动考验。

第一个叫市场考验,主要在成立初期的第一第二第三年,实际上还可以拆分,比如第一年淘汰率就接近50%,第二年继续淘汰剩余50家里面的30家,第三年淘汰10家还剩10家,这前三年叫做杀青期,也叫止损期。

比如你投资了一个100万的项目,到了第四年才开始赚钱,销售额纳税后减去成本>0,这才是赚钱。这里没做过生意的人是不能理解的,包括做财务的人,纸上谈兵等于个屁。

为何呢?

因为你原始投资100万,正常情况下第一第二第三年你要分别继续追加50万、30万、20万倒贴进去,才能期待第四年的盈利比如50万、第五年的大赚比如150万,到了第六年你的状况才是之前的200万成本都收回来了,还多了家年盈利能力≥150万的公司。这才叫老板;否则,之前都是花你自己的钱让别人叫你“老板”,好听一点。

当然,这前三年的市场考验结束之后,第四第五年也不是那么容易度过的。

前三年为难你的是行业风险、项目变化、产品升级、市场波动、价格行情、竞争对手的举报和价格战、员工举报和官司诉讼等风险。

后面这两年的之所以叫做政策风险期,则是工商、税务、环保、教育、消防、城管、市容市貌、劳动保障、大政方针等,包括你这生意所在的行业政策、行业标准的变更、所在地拆迁、市政等等。

比如你开地摊,前三年还行,第四年又开始捉你了,你怎么办?你躲起来了,但之前每天200人的客户流量还会来,只不过找不到你了,取代你的是另一个刚开始做的商家,之前眼红你的人,你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也可能“一刀杀”谁都不让开,这都叫政策风险。所以,政策考验的后两年,也叫杀猪期,政策考。

通常来讲,前三年是最重要的,我们判断一家企业会不会突然倒闭,主要就是看它注册时间有没有超过36个月,第二参考则是有没有超过60个月。

过了5年后,此后的才是运营风险、转产可能、行业颠覆、口碑管理、公关危机以及现金危机等等自己生意不作为以及上当受骗的风险,这些好多了,大多数自己可以把控,甚至提前布局,不会动不动倒闭了,还能通过再融资和上市以及兼并和出售等方式,将自己的公司当作金融资产卖出去,亏损你也当作盈利包装下,会有人买的。

大家别弄错了,以为刚创业才有人来投资你,不对,你一家企业运营到第六年时还活着,这才会一直有人要来跟你谈合作、买你的股权、整体买走你的公司。创业公司怕自己活不下去,才见人就说自己吸引了第几轮融资。

现在查谁都很方便,让你问你开公司貌似大老板的亲友公司名字,或者让你面试前查下即将去面试的这家公司,用企查查等一查即可,主要看“企业注册年数”。

1

我是企查查终身会员,大家也可以注册下,或者我的职场弟子和徒弟想用的时候,可以直接跟我联系,我告诉你账号。

所以,任何一个人告诉你他做啥生意,你直接问他的公司名,一查就能知道他的老底了。

成立1-3年内,都叫岌岌可危,随时倒闭,也就是老板跑路。你记住,3年内,都是创业,基本都在倒贴钱,不叫生意。

成立了4-5年,这才勉强叫做生意,不过也得看他能不能挺到第六年。

以后你遇到任何同学,说他做生意的,做了七八年了,那他是老板,无论大小,赚钱了,早过了市场考、政策考。

再另一位同学说“今年我刚开始做XX行业,”那这位同学做的不叫做生意,他和他老婆正处于夫妻老婆店创业阶段,随时倒闭。老婆如果不参与他的创业,他就是随时会离婚。没有办法,创业很多风险,25岁的女朋友会跟你一起摆地摊,35岁的老婆可不会跟你创业去,别说摆地摊了。

2

扯远了,除了以上年数判断法之外,还有人数评估法,这主要是用来判断销售额和利润的,也就是“赚多少”。

你要去面试了,一查,该公司在上海大致有100名员工,从小兵甚至操作工,到经理、总监和总经理,总计大概100人。则该公司年营业额按照5千万-1亿元来算,你心里有个数,也就是大概7500万年销售额的规模,对应的人均年销售额是75万上下。

在你老家呢?比如该公司开在省会南京,则平均一个员工对应大概50-60万的年营业额。假设开在甘肃庆阳,又是多少呢?大致是年销售额20-40万/员工。

接下来看利润。

利润率这里主要看时代,不同年份平均利润率不一样,这些年来持续下行,而且利润率又分地区的差别,上市和未上市的区别,表内表外利润,毛利润和净利润,甚至对内对外的报表,等等,真实的利润没几个人能知道。所以,这个中国,你能看到、听到的企业年利润,如果对方说他是“赚钱”的状态,则从年利润率1‰到利润率50%甚至更高都有,当然大多数告诉你是5-20%的利润率。

我教大家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吧,一家公司,正常生意做得好好的,则你看该老板所开公司名下员工有多少人。比如还是在上海开了一个百人公司年营业额7500万的那个老板,这100名员工年平均工资比如是10万,则该老板一年大致赚1000万,也就是员工年工资的总和。

你别以为在上海、大家都是大学生,不对,一线作业人员更多,何况很多“底薪+提成”工资结构的人,一年大多数根本拿不到10万。

甚至各区的平均工资也不一样,比如你们公司在黄浦区。

3

要么注册在静安区。

4

但特么主要办公地点跑松江区去了。

5

这种情况,你就按两地公司各自人数加权平均吧,不会的话,就直接俩数取平均值来算。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按照上海官方公布的社保基数,社保局每年会公布一次平均值。

比如:

2014年,上海平均工资,月均5036元;

2015年,上海平均工资,月均5939元;

2016年,上海平均工资,月均6504元;

2017年,上海平均工资,月均7132元;

2018年,上海平均工资,月均7832元;

2019年,上海平均工资,月均9580元。

估计这平均工资每年都在上涨,撑不住,碰到疫情正好等一等再涨。

你当下2020年,按照9580*12个月来算吧,114960取整算年薪11.5万。

所以,你有个同学在上海做老板,开了个公司,名下员工比如30人,则他一年大概赚345万。

她说她公司有300人,那就比较大了,这位算富婆了,年发工资大概3500万,自己年入也3500万的样子。

另一个同学也上海开公司,说他还有其他股东,比如50人的公司,他占股20%,理论上算就是50*11.5万*20%=115万,他一年应该赚100万出头,算分红;但50人也算小公司,屁大的公司,只要不是大股东,财务就不是公开核算,你这位同学很可能一分钱拿不到,当初入股是被大股东忽悠了融资。

做得最大的,当然就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可是真实可查的,能兑现的市值上百亿都很有可能。

所以,老板同学也有不一样的,收入有高有低。

同样的方法,你也可以算你老家的某个亲戚,在当地雇了多少个员工,用总人数乘以当地平均工资,算出来的就是该亲戚一年大概赚的钱。

甚至哪怕她、他都没注册公司,也可以这么算,比如你的同学在安阳开了个早教中心,没注册公司,所有员工加起来10个人,当地比如社保基数也就是平均工资官方公布的是月均3500元,则这位同学大概一个月赚3万5,一年42万的样子。

但这位一年赚42万的同学,可算不上富人,因为她还要送出去大概10万好处费,各种吃喝迎逢再花出去五六万,实际上一年也就赚个25万。这算当地的中产收入,可惜开了不到5年,大概率她这店已经关门倒闭了。

再看另一位同一个城市的同学,在体制内比如学校,虽然名义工资一年也才10万,但人家奖金一年加起来也有个七八万,算年薪18万,再搞点外快一年几万算保守的,加起来都快超过你老板女强人同学的年收入了。女强人自己创业,工作制类似007,后者学校工作的同学可是五天八小时,还有寒暑假。

老板不好当,尤其小城市的老板。

6

最后,你问:我同学开了个30来人的公司,他一年大概赚多少?

当地平均工资乘以30,就约等于他一年赚的钱,无论开什么公司,哪怕天猫店、培训班、工厂、饭店、互联网公司,都大致可以这么算;并且,必须开了5年以上,否则大概率是亏的,别谈赚钱了,随时倒闭。

最后,祝大家人人都是大老板!

来源:知乎日报

双十一“边缘人”

文/星晚

来源:锌刻度(ID:znkedu)

双十一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洪水猛兽。

11月10日下午3点,薛华扣好厂房的门闩,回到车里。随后在两个微信群和一个淘宝群里发出了一则消息:双十一全员放假,群内停更至13号。

一千公里外的林青青做了同样的决定,每年的双十一都是全厂上下休假的日子。林青青今年决定与往年一样,趁这个假期好好休息调整一下,也让仓库把库存整理出来,等双十一过后重装上阵。

当双十一变得越来越长,“尾款人”的钱包越来越空,商家们却开始卸下重担,出逃双十一。有人说,双十一本就是大商家的狂欢,小商家的落寞。

一面是流量和销量,一面又是利润和退货率,如走钢索般的体验让一部分小商家陷入了两难境地。

这部分双十一“边缘人”各自为阵,在狂欢盛景下有了一线新风景。

与其亏本,不如休假

薛华的木作工坊店铺是一家刚过两岁龄的小店,但他做这行已经快小十年了。

“我们自己做工厂的,平时的价格就是出厂价,开电商平台其实是为了让顾客方便付款。”薛华是个憨厚型的生意人,木头、普洱和好妹妹乐队是他的三大爱好。

当他在工厂里做椅子、桌子的时候,活脱脱一副木工匠人的样子,而走出工厂,换上卫衣和短裤,搭配一只欧米茄手表,他又是一个喜欢聊设计、聊音乐和艺术的中年人。

他喜欢别人直接叫他“薛大板”,因为对木头的由衷热爱,所以连家里的猫也被命名为“木木”。他一直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其实饱含着浪漫色彩,只是这种色彩都凝聚在器物里了。

一木一物,既是他经营的买卖,更是他心中的浪漫。

放弃参加双十一活动,对于他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虽然根据往年的经验,双十一带来的流量的确比平日大几倍,但同样,也带来了诸多难以接受的困难。“一是工厂身份和定价规则其实并不适用于活动要求,二是因为在物流高度紧张的时期运送原木大板会出现很多问题,到最后不仅没赚吆喝,还会亏本。”

薛华回想起去年的双十一,仍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因为原木大板自重过重,本来就容易出现货损情况,加之双十一是物流配送的高峰期,各个环节之前的问题都会随着订单数的激增而被放大,所以去年处理售后问题就耗费了薛华太多心神。

思虑再三,薛华决定今年索性直接休假,工厂从11月9日至11月13日停止对外发货,仅留几个客服解决之前的售后问题。

双十一当晚,薛华的手机没有叫嚣个不停,也不需要他在工厂、物流、客服、经销商等环节中间来回周旋。带上一家老小,薛华自驾去了广州,这是疫情复工后的首次休息,“避开高峰期,所有的风景好像都更美了。”不出意外的话,明年双十一的狂欢仍然与薛华无关。

2

双十一之前,薛华抓紧送出之前的订单

薛华的福建老乡林青青十年前从老家跑到江苏常熟做起了服装生意,双十一的热闹往往对应着她的冷清。

11日,林青青和老公、孩子逛了一整天商场,晚上在当地十分火爆的饭店“哥佬倌”胡吃海塞了一番。她与双十一的唯一瓜葛,不是店铺的任何事项,而是作为消费者抢购的一批生活用品。

因为在这几年转型做库存清销类卖家,所以从双十一前一个月开始,林青青就几乎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双十一前,厂家们备货本来就很紧张,哪里还会有清仓库存留给我呀。”林青青对锌刻度感慨道。

所谓清仓生意,其实就是等厂家卖掉绝大多数库存,再把剩下断色断码的库存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打包给清仓卖家。

用林青青的话说,做清仓生意特别受市场影响,永远只能被动地做选择,为了能够拿到更低的价格,也只能每件加上5至10元的利润,跑跑销量。

因此,对于双十一这样需要玩流量、拼投放的促销活动,林青青是无力招架的。反倒是双十一过后,林青青会迎来“丰收”。

“大概半个月过后,囤货太多压手里的厂家和退货率太高的厂家就会开始找我谈价格,为了尽快回血,解决库存,这时候的价格会比较好谈。”林青青的经验告诉她,趁双十一期间好好休息,是为了等待接下来属于自己的狂欢节。

销量之外,去库存任重道远

双十一的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对于商家来说,是一次赚够一个月,甚至一年的天赐良机。

可行至今日,这样看似双赢的局面却悄然改变了。如薛华、林青青一样的卖家陆续退出舞台,一路狂飙的成交额背后,却的确有着另一番不同的光景。

尽管有人抱怨,“双十一是大商家的狂欢,小商家的落寞。”但也有一些大商家叫苦不迭,大量的囤货和前期铺设得高昂宣传费,都是肩上的沉重负担。微博上粉丝数778万的博主“战甲装研菌”直言,“我们也很郁闷,利润可怜、退货率狂升,但不参加又没销量。”

3

甚至,如海澜之家这样的上市企业也遇到了相似的难题。自2014年从线下走至线上,海澜之家的线上销量的确一路走高,但双十一的频频加码出击究竟赚钱了吗?

有媒体曾经分析,“以海澜之家拿下男装销售排行榜第一的2017年来看,海澜之家当日总销量为4亿,但排除退货等因素,实际销量预计在3.7亿左右,而营业利润却不足8%。”

“对于海澜之家这类从线下起步的品牌来说,维持线上增速就基本绕不开各大狂欢节点对全年销量带来的刺激。”某电商观察人士对锌刻度谈到。但狂欢节带来流量不假,耗费大量精力,增加大量弹性运营成本的同时,微薄盈利、保本甚至亏本的买卖又给商家带来了新的考验。

也有商家向锌刻度表示,即便不挣钱,能够将积压的库存迅速清掉也是变相减轻成本的一个好方式,去库存直至今日仍然是商家们不会放弃的的诉求。

仍然以海澜之家为例,其2017年参与双十一而实现的4亿销量对去库存工作意义重大。

于海澜之家而言,线下7000多家门店累积起来的库存压力令人无法想象。平衡线上线下的左右互搏,对于缩短存货周转时间,解决服装行业长久的库存“堰塞湖”难题,有着重要意义。

逃不逃出双十一?

双十一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洪水猛兽,无论哪个战场的胜负都是取决于人,而非武器。

不同行业对双十一有着不同的需求,自然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如薛华、林青青一样的双十一“边缘人”通常是因为自身行业的特殊性,规避部分不必要的风险,权衡其中利弊,才选择告别双十一。又如海澜之家这样的上市品牌,即便少赚甚至不赚,也要借由双十一完成去库存的任务。

只是,双十一的意义不止于此。除了去库存、赚流量之外,全民狂欢的盛景下,打造品牌,扩大影响力也成为了新零售行业黑马们的战斗方向。

数据显示,2019年天猫双十一销售额破亿的品牌中,包括回力、云南白药等在内的国货品牌占57.9%。

线上和线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玩法,大数据带来的力量不止体现在成交额上,更体现在后续对品牌力的爆发式助力上。新零售时代下,玩转品牌门匾下暗藏的价值和粉丝经济,或许才能在短暂的狂欢节点后,收获持续影响力。

当商家面对愈演愈烈的双十一营销战,可靠的营销策略和强大的资金储备才提前备战的完美状态。一部分已经将双十一备战视作负担的商家,或许也可以试着思考销量无法匹配投入的原因,是否是方法论的方向有误?

商业化生态的完善,对于帮助品牌建设、产品设计、市场推广与销售等各环节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全面战略升级,才是在狂欢的销量数字背后,更值得挖掘的品牌发展潜力。

一次有名的清华创业失败

引子

1996到1999年,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纳斯达克指数从1000点到4000点一路狂飙。

网景、雅虎、思科等传奇故事,让中国第一代学生网民激动不已。

清华大学在1999年出台了一个在当年非常前卫的决定,允许学生休学创业。

这个决定的起源得说起自发成立的清华学生创业者协会,及其开办的热火朝天的创业大赛。

创业协会的前几位创始人在后来都出人头地:

-慕岩和田范江创立了百合网
-倪正东创立了清科集团
-杨锦方则成为美团的核心当家

而那时的王兴,是协会里面跑腿的小伙计。

慕岩和杨锦方是前两任会长,他们很“有趣”地参与了清华那时最有名的休学创业项目:视美乐。而视美乐后来和我产生了时间不长但印象深刻的交集,所以拿出来八一八。

一、缘起

当年被公认为清华“爱迪生”的邱虹云,97年考入清华材料系,连续N年霸榜清华最高科技竞赛“挑战杯”。

他99年的项目是“使用边缘弥散技术的彩色液晶视频投影装置”又获得头奖。

这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一种投影机。

投影机有什么好得奖的?因为当年液晶电视还远未进入家庭,结婚标配也不是房子而是所谓“21遥”。

21寸”遥控”CRT电视。有意思吧,以前遥控器都曾经不是标配。

那时拥有32寸索尼平面直角彩电的财力相当于今天有一台高档奔驰车。这家伙重量上百斤好几万块,搬家都得另给钱的。

邱虹云的设计,让同学们看到低廉的成本可以做到100寸的电影效果,在当年是很震撼的。

自动化系的王科,来自商业气息浓厚的浙江宁波,对这个东西一见倾心。他说服了邱虹云、慕岩和杨锦方,共同组建了视美乐公司。

那时前后脚成立的清华学生公司还有易得方舟和火神网等几家网络公司,童之磊、周亚辉、叶滨等创业者虽然都经历了前期探索互联网盈利模式的痛苦,但后来随着大潮到来都笑傲江湖。

(不同于搞互联网的同学,一开始就投身制造业的视美乐,其故事却几经起伏,逃脱不出时代的宿命。)

视美乐的早期创始人里,慕岩和杨锦方打了酱油,拿到美国签证就立马退出公司留学去了。

那时美国留学绝对是清华学生的第一选择:因为毕业在美国工作的收入是中国的几十倍,而国内也还没有科技造富的诱惑故事。

王科是视美乐开始绝对的灵魂人物:创建公司是他的主意,注册公司也是他家出的钱,甚至公司核心团队也是他找来的。

王科人非常聪明,整合资源能力强,英语还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大三开始就在外企兼职,并在新东方做GRE老师。这理论上和罗老师还有交集。

难得的是,王科知道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他知道自己缺乏管理经验。在慕杨二人退出后,他开始给视美乐寻找管理者。

这时,王科碰到了有国企经验正在清华读MBA的徐中。徐中热爱读书,对管理学甚为热忱,口才极佳,可以滔滔不绝脱稿讲几个小时。

王科被打动了,请徐中来做视美乐的副总经理,协助他进行管理。

王科的英语班有个学生叫李益斌,为人热情很有亲和力。不像其他人都是学生,他有企业工作经验,所以王科请他管理财务。

此外,王科从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挖来田益飞,作为管理人事和协调清华资源的大管家。

二、融资

视美乐核心团队搭建好了,接下来是融资。

当年的中国,几乎没有像样的本土风险投资。

A股上市公司,也正是从视美乐开始了后来被一再重复的风投概念炒作。

经清华的潘福祥牵线,上海一百号称董事会只讨论了半小时就敲定了投资视美乐的提案。

这个投资被称为中国本土化第一例风险投资。

1999年7月底,双方敲定投资总金额5250万元,但是被有意地分成了两期。

第一期是250万元用于开发产品原型中试。这是个不可细思的数字。

第二期是5000万元,实现投影机的量产和销售。

最终结果是,上海一百没有再投那5000万,只用了250万元拿走20%股份,完成了第一例A股公司的风投。

此事在资本市场引起轰动,获得了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报道。

有意思的是,当天一百的股票交易量达到年内天量,而从事后看似乎主力借利好完成了5.19行情的出货。

一百的投资还配套了一个结果,就是王科主动让贤,把总经理(CEO)的职位让给了徐中,自己任总裁。

这和很多国外大企业模式还挺像的,就是CEO是一把手负责企业管理,而总裁职位更多是对外形象交流用。

应该说,在当时这是个积极的决策:徐中更成熟稳重适合主持大局,而王科更向往自由的工作形式。

不久,李益斌离开了视美乐,日后成为户外越野界的大咖。

三、研发

视美乐第一代投影机的研发,并没有站在前人肩膀上,包括外形到所有模块完全从零设计。

这个奇怪的思路是为什么呢?

1999年中国的GDP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家电都是国外引进成套技术,本土研发和配套能力可以说无比弱鸡。

对比冰箱彩电洗衣机等产品,投影机的技术难度无疑高了几个数量级。

而视美乐在电子、光学、机械结构等各方面都请到清华教授、高工还有他们的研究生加盟。

全部清华系设计,这无疑是当时中国一流工程能力的一次有意思的检验。

为什么说视美乐投影机从零开始研发难度极高呢?

首先说电子部分:完全自己设计带通用处理器的主板,甚至嵌入了电视机Tuner。当年可是纯模拟电视呃。

也就是插上易拉罐天线能看电视,这样的投影机后来几乎再没人做。

同时通过程序控制,设备做到全软件控制包括屏显菜单和对光学部分进行数字校正等功能,比如肤色校正和梯形校正等。

这已经等于全新独立开发一台高档电视的全部软硬件功能了。而当时国内彩电厂商的板子完全自主研发的并不多。

其次说光学部分,要实现超高亮光源的反射、折射、遮光、均匀化以及透镜调焦等功能。

所有光学器件都是视美乐自行设计:包括反光碗、菲涅尔透镜,非球面镜头等,甚至镜头都是找人浇注玻璃磨出来的。

最后说结构部分,不仅要配合光路设计,单看因成本低而采用的卤素灯,巨大的热量就使结构设计成为难点。

视美乐第一款投影机是自己开模的立式弧形结构,从侧面看是四分之一个圆的扇形,内装一个风量极大的巨型柱形风机散热。

空气流体设计还要解决裸露液晶防尘问题,因为里面有一片很大的夏普液晶面板。

毫无疑问,这个结构设计没有参照任何其它产品,后来再也没见过类似的设计。

640

(图)徐中、米卢和姚征;国足杨晨和视美乐第一代投影机。

八卦:中国足球队当年同意采用视美乐做战术分析,然后居然唯一一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而下一次冲出亚洲,也许不在有生之年了。

小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当时那支国足在今天看来算是全明星天团。

而国足这个合作,几乎没花钱,这在今天也是不可思议的。

四、二次融资和量产

样机包括各种开模打板只用了一年就开发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团队有多拼。

不过上海一百表示自己不擅长把产品量产,不再继续投资。

幸运的是,冰柜大王澳柯玛的董事长鲁群生得知此消息,由于他正在努力避开同城的海尔海信直接竞争,拍板决定投资3000万元实现投影机量产销售。

“澳柯玛视美乐”诞生了,这个公司被简称为“澳视“(ASEE)。

鲁群生绝对是实干家,自从把澳柯玛起死回生后十几年间一直是中国冰柜(非冰箱)产业的霸主。

然而,冰柜市场的饱和使得鲁总迫切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他对澳视的投资也是没玩一点虚的,他派得力干将在青岛建设了10万台产能的投影机组装生产线,并充分放权给视美乐的几个小伙伴自行管理。

image

(图)澳视全家福,前排中央是徐中、邱虹云和王科

五、市场

2001年初,澳视的第一款产品ASP-2100上市后很快证明了自己的不成熟: 亮度低、灯泡寿命短、噪音大、不稳定等问题纷纷暴露。

这就是研发和量产的区别。

虽然研发人员在半年后的第二代ASP-2150解决了其中的主要问题,但是它仍属于低端的大尺寸单片液晶产品。因为这款夏普液晶透光率不高,这台机器的亮度只有800流明。

如果要进一步提高亮度和色彩饱和度,需要使用三片袖珍液晶的技术。

这需要红蓝绿三束光透过三片液晶最终再合在一起没有分毫错位,这不仅成本大大增加,研发难度也再升一个数量级。

德州仪器(TI)的DLP也许是更适合当时澳视技术水平的方案。但是可惜那时候DLP商用仅三年,各种因素导致澳视未能涉足。

澳视的管理团队也意识到,自己的产品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远不在一朝一夕,因此决定引入ODM的产品作为补充。

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澳视因为媒体频繁曝光有很强的知名度,在教育市场也有很强的吸引力。

在引入贴牌产品的同时,提高自身研发能力主打低端市场是个合理的选择。

不幸的是,当时找的两家台湾代工厂商本身技术不够成熟,产品故障率高达30%以上,导致售后疲于奔命也影响了品牌。

屋漏偏逢连夜雨,库存也导致了现金流问题。

最贵的核心部件袖珍投影液晶掌握在索尼手里。索尼的订货周期长和当初乐观的预测使得澳视库存积压。

六、冲突

不同于互联网类公司,澳视是一个不大烧钱的公司,因为自带媒体流量。几个创始人都拿着不高的工资骑着自行车上班。

老教授和高工们要的工资也很低,加上一帮年轻人为了理想热火朝天,大家都没怎么在钱上面计较过。

但是,由于质量问题导致的销售受阻,自行开发3-LCD技术的不顺利和进一步研发资金的匮乏,使得原本和谐的团队开始起了隔阂。

2001年秋,公司管理层和各部门负责人在北京怀柔著名的山吧召开了“小庐山会议”,各部门对目前的状况表示了很大的担忧并希望进大刀阔斧的改革。

是继续技工贸还是转型贸工技,并未在会上达成一致。

接下来澳视的销售业绩持续不佳,一个月只能卖几十台,鲁群生的焦虑越来越深。

到了年底,董事会宣布由王科接替徐中管理整个公司,并从澳柯玛派来CFO接管了财务并严格控制支出。

当时某财经媒体用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为标题来描述当时的情况。

仅几个月时间,澳视研发的60多人被缩减为10来人,骨干和中层员工也纷纷离开。

邱虹云和徐中从此淡出,而被视为团结澳视核心人物的人力资源负责人田益飞也离开了公司。

七、尾声

新澳视全心开始了“贸工技”的贴牌销售之路,而王科不久以后离开了这家充满荣耀和伤心的公司再无音信。

徐中回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读博和任教,后专注他最擅长的管理培训领域创业,反哺成为王兴等团队的讲师。

邱虹云继续在清华和哈佛深造后,厚积薄发再次创业做了今天在天文级CCD相机领域知名的专业公司“光速视觉”。

image

(图)国外网友用邱虹云产品拍摄的星云和木星照片

原视美乐员工在投影行业开枝散叶,比如陈龙后来打造了无锡视美乐,成为激光投影的生力军。

新澳视从2002年后因大多数清华员工离职应该改算澳柯玛系了。随着鲁群生在2006年因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被免职,澳视也淡出了公众视野。

八、感想

今天回首视美乐的历程,应该说并没有犯致命的错误,我认为并不像当初外界评论说的学生公司管理能力不行。

正相反,视美乐展现出的活力、氛围和执行力,对比我经历过的优秀国企外企都不逊色。

那个年代各种自发加班、可以在办公室打乒乓球和有咖啡午休的公司可不多。

那么,视美乐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20年前,中国的制造业和配套水平比今天不知落后多少代,想只花两三年就成功几乎不可能,即使视美乐调集了当时中国一流的清华专家。

我还记得为了催磨不出来的镜头跑到朝鲜边境的丹东;为了某个电路板跑到河北沧州;做3C认证时才发现电源的陶瓷电容都不合格(对,为了配合结构设计连开关电源这种标准件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做)。

那时飞机票很贵,所以交通主要以绿皮火车为主,供应链半径也相应受到很大限制。快递行业还几乎不存在,中铁快运这种一两周的送货就算神速了。

工程技术的研发是迭代演进的,液晶电视不可能一年从32寸升级成100寸,iPhone 1代也不可能第二年就变成iPhone X。整体配套产业更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那个年代视频都得看盗版碟,技术资料也不像今天这样点点鼠标可得。视美乐的尝试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资金。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基础工程能力上,即使是清华大学,依然和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

互联网也许是我们和世界同步最快最容易的。但是在视美乐相关的光学、材料学、精密仪器等领域,我们想一步跨过技术迭代而直接达到世界顶尖,则是难上加难。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半导体业感到卡脖子的主要原因。

对于尖端芯片设备,我们不缺人才和奋斗者,只是需要撸起袖子干的决心和多年不赚钱的耐心。

离开视美乐后,我去了外企做了走狗:挣钱结婚贷房买菜浇花,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心中的玻璃弹珠越来越少。

去年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真正优秀的人,都渴望什么激励”,当时脑袋一短路便回答道:“可能是能和其他优秀的人一起天天打牌吃食堂吧。”

虽然视美乐的故事听起来蛮让人悲伤的,但我自己还是有幸成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也许追逐过梦想才是青春。

来源:金捷幡 微信号:jin-jiefan

洪门与快手:江湖处处是陷阱

作者| 颜宇

01、江湖有儿女

快手的底层逻辑不是算法,其实是江湖。

2016年的一个晚上,快手CEO宿华坐在办公室里,沉默地看完了X博士写的爆文《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该文章一经发布,频繁在社交网络刷屏,但写来写去都在讲一个事:快手里展现了中国的魔幻乡村。

《人物》在之后的报道里评价过这篇文章,“以一种精英视角审视了快手用户。”毕竟,喊麦、黄段子、自虐视频、涉黑暴力,都讲的是现实主义,北上广也少不了这些东西。

不过,这篇文章虽然“带火”了快手,但宿华之后接受了几家深度媒体的采访时,他解释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魔幻乡村”不是快手的全部。

魔幻的真不是快手,也不是农民,而是一款直播软件,叫做YY。当时这个软件在媒体的通稿中经历很简单:2008年成立,最初是语音即时通讯软件,由用户自发形成唱歌等内容表演,两年后开始直播表演商业化。

大多数年轻的互联网用户,尤其是00后,都未经历过YY塑造互联网基因的年代。

YY如何做到的?作为一款即时语音软件,它成了很多游戏公会战争的指挥利器,在用户的探索中,它又成了网络水军的总基地,除了被互联网永远记忆的“69圣战”,还成立了不少水军原型:爆吧组织。

当然,YY上生命力周期最长的还是五项(散磕、套词、说唱、另类、MC)和直播。前者让MC天佑一时风头无两,后者开启了一个千播时代。而快手,也正是二者的受益者。毕竟,YY当年是特许MC天佑到快手上发布短视频,甚至是直播的。

2

而快手由于喊麦与直播的盛行,形成了一个真实的江湖。

当时,快手主播大多来自文艺复兴的东北,有很深的社会性。作家孔二狗所写的《东北往事:黑道风云二十年》,描写了消失在国人记忆里的另类时代,铁饭碗、下岗潮、待业青年以及刻在骨子里的暴力纹身。

但如此荒诞且神秘的背景,在遇到信息流革命后,向普通人无限放大了。

对年轻人具有致命吸引力的江湖文化,诞生于快手在短视频领域没有对手的2013~2017年。在那几年,大大小小的主播集体交出内容答卷,喊麦、社会摇、网黑这三部曲,是让快手用户数爆发的重要力量。

几年过去了,快手上能被主流价值观认可的主播凤毛麟角,被点名封杀的不在少数。而他们与快手一起,走出了一条又一条别人走过的江湖路:

喊麦就像开舞厅,各种“低俗”下展现人性的原始美态;社会摇就像麻将馆,用来给劳动阶级老铁舒缓压力;推荐算法应用到短视频分发更像是代客停车,让用户停的放心玩得开心;直播变现其实是让各个堂口去收保护费,维持社区的安宁,一起发财。

这江湖表面上是刀光剑影,背地里却是人情世故、利益纠葛。

02、快手无故人

2019年,宿华有点管不动快手了。

快手开了场名为重庆会议的闭门会。原因是面对抖音的冲击,快手高层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派认为坚持快手价值观做产品,另一派倾向调整策略去和抖音厮杀。随即,快手到抖音重镇重庆做了调研,他们得到了两个答案:

不激进增长将会把用户拱手让给他人、不团结作战等于默许团队战斗力减退。

快手开始重装上阵,在电梯、走廊里贴满标语:事情不搞大,怎么做老大。并为此成立了三人组指挥部:连乔、徐欣、马宏彬。角色分别是技术、产品和运营,高级副总裁马宏彬担任总指挥。讲到这里,快手的野心其实不言而喻。

这场攻坚战被快手命名为K3战役,目的是为了冲击3亿DAU。大目标的背后,其实是快手面临商业化的巨额压力。有个现象值得注意一直强调价值观的快手上,开始出现了现金贷的广告。据《界面》报道,这是争论了很久的结果。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马宏彬接管了快手的商业化部门。他改变了之前“抖音有,我也要有的”大生态理念,揭开了快手对于商业化羞答答的盖头,打通一切为广告服务。同时,除了在广告上投入巨额兵力,快手还为电商成立了独立部门。

快手的流量逻辑一直是私域流量为主。到了电商业务上,依然如此。彼时,在快手看来,电商业务是变现的一部分,给KOL维护私域流量,相对来说粉丝粘性高,让他们带货能力更强。但流量,是在往合作的第三方平台上跑。

2019年,电商直播在快手眼里,还是比拼流量,讲究好内容。

image

这样的商业规则,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流量都是像头部主播倾斜的,并且问题很大。而辛巴正是快手模式下的“大捞家”,他左手执供应链大旗,右手高打家族王牌,直播间怒骂品牌方,致力为自己的粉丝谋福利,以增热度为主要营销手段。

但请不要忘了快手身上的江湖基因,即便新时代诞生的电商业务,也不可避免的沾染上这种色彩。

首先是换汤不换药的“堂口制”。MC天佑时代把自己的粉丝称为佑家军,以军团出击的方式进行网络暴力;辛巴时代则把粉丝称为818家人,以家族感情式捆绑登上带货一哥宝座。据不完全统计,快手前六大家族的粉丝数为5亿。

其次是特有的师徒制。加入师父(知名大主播)门下,联合多个快手主播共同组成家族团队成为底色,他们往往自成矩阵、互相帮忙引流,名称和简介也多以家族标签作为后缀或者备注。他们家规森严,组织严密,师傅大于天。

最后是中心制。据媒体报道,今年快手电商全年目标是2500亿GMV,辛巴的目标则是1000亿GMV。这种强者越强,弱者无路的画面,是江湖,也是现实。

03、向“精英”看齐

2020年9月,马宏彬站出来讲了快手的战略改变:流量从私域到全域,推荐模式从双列变成了单列。

外界除了评价快手越来越向抖音外,更深刻的去理解其意义时发现,这种规则性的改变是制约快手家族化的一步棋。据《天下网商》报道,快手直播负责人表示,他们并不否认快手主播寡头化的情况,尤其1000万粉丝以上的主播容易流量集中化的,比如辛巴等。

因为只有治本才能让平台跑起来。

快手也想创造相对均衡的状态,于是行动,但阻力甚大。快手曾想过邀请明星入驻带货。6月,周杰伦、张雨绮相继入驻快手,其中周杰伦首秀半小时超过6800万人围观,打赏超2000万。但之后,周杰伦就没了下文。

凭借《乘风破浪的姐姐》大火的张雨绮则与辛巴开了场直播。途中辛巴出去抽了根烟。在直播结束后,辛巴向粉丝诉苦,说张雨绮装大方、擅自降价,结果由自己来补贴。快手官方之后站出来打了辛巴的脸,大致意思是:降价的事情你是知道的。

真相到底如何,除了当事人没人知道。但主播与平台本是双赢的局面,在快手这里却成了勾心斗角。历史告诉了我们,最坚固的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快手也许会陷入成也“江湖”,败也“江湖”的局面。

而我们如果把各大平台的头部网红拉出来“晒马”,辛巴一定是最张扬的那个。

他三十而已,在快手上有6600万粉丝,是两家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性情耿直,敢明说某竞对头部主播造假、刷单,还让快手官方擦亮眼睛,认清自己的价值。6月14号一场直播中,他带货12亿元,刷新了行业记录。

他身上底层色彩很重,出身东北小山村,中学时不学无术被学校开除,功成名就后回去捐了60万。他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但出门总是劳斯莱斯代步,四名保镖护行。教训员工时,他喜欢站在桌上,背着双手,霸气十足。

他口才极佳,擅长营销与制造话题。快手上初出茅庐时,他就耗资千万给大主播刷礼物,为自己引流。鸟巢办世纪婚礼花了8000万元,他却能卖货1个亿。疫情期间,更是捐款1.5亿元引爆网络,破圈而出。近期,在上海某酒店发生冲突一事中,也频上热搜。

image

仅两年时间,他靠着自己的带货能力和6000万“家人”,做到了和快手官方平起平坐。2019年电商直播GMV133亿,占了快手全平台的三分之一。所以,即便与快手其他主播发生冲突,短暂退网,他还是能重出江湖。

在他身上,流淌着一股“以武犯禁”的草莽和“明星没一个好人”圆滑。他怒怼平台、商家,讨好粉丝,对上过火,对下讲感情,好似任何事都做得游刃有余。但这样的“不听话”,不应该是作为大平台快手所需要的。

所以,辛巴身上有两个快手最的严重问题。如何去家族化?如何让刺头如何安静挣钱、乖乖听话?答案必定是从头到尾都换一遍。不然,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会听到这样的感慨:很遗憾,快手只有辛巴。

但向精英看齐的快手,还会被老铁承认吗?

*头图来自豆瓣电影《黑社会:以和为贵》
其他配图来自网络

来源:真心编辑部 微信号:huchen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