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科技

@庄时利和：科研真的可以很快乐。

刚才那条霸总捐款无亿美元给老婆搞实验室的微博，让我想起了我六年前写的一个文章。带大家感受一下科研的快乐。

【民科之神】

一

让我们从一种鱼开始说起。

这种鱼叫做虾虎鱼（图 1），在动物学上属于虾虎鱼科，再上一级的话属于鲈形目，跟鲈鱼和金枪鱼都是一个目的，算是远房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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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跟体型庞大的金枪鱼相比，虾虎鱼体型要小得多，2000 种虾虎鱼中，绝大部分只有几厘米长，是世界上最小的脊椎动物之一，广泛分布在除南北极以外的浅海区域，其中少数虾虎鱼还能在淡水中生活。

在 2016 月 6 月的期刊 Gene 上，有这么一篇论文，题目叫做【Speciation of two gobioid species, Pterogobius elapoides and Pterogobius zonoleucus revealed by multi-locus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es.】，讲的是两种虾虎鱼的细胞核与线粒体 DNA 分析。

这个论文有九位作者，分别是【Akihito, Akishinonomiya F, Ikeda Y, Aizawa M, Nakagawa S, Umehara Y, Yonezawa T, Mano S, Hasegawa M, Nakabo T, Gojobori T】，通过元音辅音的名字大家也许很容易看出来，这些都是日本科学家。举个栗子，工藤新一的名字（くどう しんいち，Kudou Shinichi），在期刊发表的时候就写作 Kudou S。

但有一点可能不少人不会留意，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叫 Akihito，只有名字，没有姓氏。

他叫明仁。他是日本天皇。

自古以来，历代日本天皇皆是有名无姓。

明仁天皇是虾虎鱼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和绝大多数皇室成员一样，明仁天皇毕业于东京著名的贵族私立大学 —— 学习院大学，然而他在大学里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并非生物学出身。明仁天皇研究起虾虎鱼，纯属对于海洋生物学的强烈兴趣。

作为日本的国家象征和一亿多人的君主，明仁天皇需要履行诸多礼仪性的职责，例如召集国会、正式任命首相和出访周边国家等等。然而一旦有空，他便会专心自己的研究工作。明仁天皇在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皇居内建立了海洋生物实验室。迄今为止，他已经在期刊上发表了将近 40 篇专业论文，所有论文都经过同行审议，并非由于他的天皇身份网开一面。

明仁天皇发表过这么多论文，最重要的是他在虾虎鱼研究领域确实有诸多突破性的发现。为了采集虾虎鱼标本，明仁天皇亲自到日本各地捕捉，北至北海道，南到冲绳岛。

在 2002 年出版的日本鱼类图鉴中，明仁天皇负责其中 350 页的内容，并且亲手绘制了很多鱼类插图。2010 年，东京海洋大学特地举行了一个展览，展示了多年来天皇在鱼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明仁天皇与中国的科研人员也保持了长期的良好合作，他与一位中国鱼类学专家 —— 上海海洋大学教授伍汉霖保持了长达 40 多年的「虾虎鱼之谊」。

在 2006 年，明仁天皇还发现了一个虾虎鱼的新物种，后来学术界为了向他致敬，将这种虾虎鱼命名为明仁樱虾虎鱼（Exyrias akihito）（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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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仁天皇并非生物学科班出身，也算是「民科」的一个。是否民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研究成果能否经得起同行评议。

二

说完水里的鱼，我们再说说天上的鸟。

1861 年，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侏罗纪末期的地层中发现了一块独特的化石，化石中的脊椎动物长着超长的尾椎骨，翅膀上长着爪子，这种动物后来被命名为「始祖鸟」，成为了爬行动物进化成鸟类的关键性证据。

然而，鸟类是由爬行纲中的哪一类动物进化过来，又是如何进化的，这几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古生物是证据科学，研究远远难于现代生物，因为它高度依赖于化石的发现，而某些动植物化石更是凤毛麟角。关键化石缺失，有的问题就很难获得解答，比如鲸的进化。鲸的祖先是陆生哺乳动物，DNA 实验表明鲸的祖先和食草的偶蹄哺乳动物相关，然而以往这个观点并没有获得化石证据。直至科学家在巴基斯坦发现了鲸祖先的完整化石，才对这个问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巴基斯坦古鲸的中耳的折叠情况及臼齿上小齿的排列，都是与今天的鲸相似乃至独有的。

（图 3：巴基斯坦古鲸复原图。第一次听说这玩意还是我考托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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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依赖化石，对于古生物研究来说既是困难，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能是幸运的 —— 因为存在很多未知，只要你发现了重要化石，你就有可能推翻以往的学说。对于鸟类起源这个问题来说，学术界主流看法是鸟类起源于手盗龙类恐龙。然而庞大的恐龙如何演化为灵巧的鸟类，尚且存在诸多未解之谜。

2013 年 3 月，Science 发表了一篇论文，通过对 11 件早期鸟类的研究标本，解释了早期鸟类的进化过程。今天的鸟类只有两个翅膀，而早期的鸟类四肢均有翅膀，后来后肢退化，仅保留了带羽毛的前翅膀。

Science 上的这篇论文发表之后三天，Nature 也在线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通过研究早期鸟类卵泡揭示乐鸟类的生殖演化。这个论文有几点重要发现，一是早期鸟类和恐龙一样，性成熟早于骨骼成熟；二是早期鸟类虽然和恐龙等爬行动物一样有着两副输卵管和卵巢，但只有一副生殖系统是有效的，这个变化可能与需要减轻体重适应飞行有关。

这两篇重要论文，作者都是来自中国的郑晓廷。三天之内，在 Science 和 Nature 两个顶级期刊上连续发表论文，这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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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让很多行外人诧异的是，郑晓廷并非科班出身 —— 他是初中肄业。

郑晓廷对于自己的学历从不隐瞒，他是初中肄业，英语不会，原本是矿工出身，后来成为了金矿矿长。但和传统的土豪们不一样，郑晓廷对于古生物存在着极大的爱好，不仅虚心向专家教授系统学习古生物的知识，还倾尽全部财力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自然地址博物馆 —— 天宇自然博物馆，收藏将近 40 万件标本。原本辽西的化石走私猖獗，现在辽西化石已被天宇收藏了大半。

巨大的标本量对于古生物研究来说极其重要的，郑晓廷不仅仅建立了博物馆，还根据一些教授的建议，组建了自己的科研团队，以便更好地研究这个宝藏。郑晓廷团队中，拥有 5 名分子生物学和地质学的博士，郑晓廷作为团队领导者，主要负责化石的采集和复原工作。

迄今为止，初中肄业的郑晓廷带领他的团队，通过与各个高校和研究所的合作，已经发表了十几篇论文。为了感谢郑晓廷对于鸟类起源的突出贡献，古生物学界将一种与始祖鸟有关的恐龙命名为郑氏晓廷龙（Xiaotingia zhengi）。

（图 5：郑氏晓廷龙，本文题图为郑氏晓廷龙手绘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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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天皇到矿长，虽然并非科班出身，但这都无法阻挡他们为生物学研究做出重大的贡献。明仁天皇和郑晓廷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他们的经济情况都不错，可以心无旁骛地研究自己热爱的东西，生物其实是真正的高帅富专业，屌丝读博纯属那啥。

其次，他们会系统地学习研究方法，脚踏实地，不吹牛不空想，不瞎扯那些看似高深的专业名词来吸引眼球，这是他们区别于广大民科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都有成为科学家的梦想，但梦想并非可以轻易实现。

脚踏实地，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地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普通人也有可能在最顶级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无论时光如何流转，科学永远属于尊重并且热爱他的人们。

文 | 邓思邈

来源：智能车参考

特斯拉开始严查考勤了。

一个月出勤到岗不足 16 天？不管是生病、度假、出差旅行，请你主动向上级汇报。

一周在办公室不足 40 小时？给我立马走人。

但这只是一系列行动的最新进展。在此之前：

加州自动驾驶团队近 200 人被裁，新加坡经理被开，中国三场招聘会还被临时取消…

更蹊跷的是，特斯拉的传闻满天飞，马总却在线隐身了一周。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斯拉严查考勤？

两条匿名帖子，发在国外职场社交网站 Blind 上，均来自特斯拉员工。

一条帖子曝出了自己收到的警告信：

这是一条系统自动发出的通知。你之所以收到这封信，是因为截至 6 月 28 日，你一个月出勤到岗不满 16 天。友情提示一下，所有员工都应该回到办公室工作。我们发现，你没到岗的原因一般是生病、度假、出差旅行，不管怎样，请你以邮件形式向上级交代清楚原因。

帖子底下有网友调侃说，这是为了让大家通勤上班，然后才有买车的欲望：

也有网友认为特斯拉对员工管得太宽：

还有人质疑马斯克的到岗出勤率：

另一条帖子里，特斯拉员工对这一出勤到岗 “新规” 提出强烈控诉：

字里行间充斥着 “让我很不爽”、特斯拉这是在 “越界”、“控制我”、“不尊重人”、“不公平”… 甚至还动了辞职的念头。

帖子底下大多数评论，都对这一新做法表示不满：

更有人因为这个，推测 “特斯拉正在走下坡路”：

除了这两条帖子外，一个月前特斯拉员工还被警告每周必须在办公室工作 40 小时，否则辞职走人。

两件事放到一起来看，都对员工出勤到岗时间定下了明确的规章制度，以周、月为单位。

　　自动驾驶团队裁员近 200 人？

除了在员工管理上更加严格，特斯拉最近在全球各地都加紧了裁员。

离得最近且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发生在加州圣马特奥办公室，裁员人数接近 200，大多数都是小时工。

之所以裁员，一方面因为办公室租期结束，另一方面也与特斯拉愈演愈烈的裁员计划有关。

具体来看，裁员涉及的岗位大多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有关，他们主要负责给视频（图片）中的汽车、路牌、车道等重要物体打上矩形框，有助于后期训练深度神经网络。

有媒体称，这一工作技术含量不高，操作起来比较简单，所以薪资待遇比较低。

然而虽然圣马特奥办公室解散了，特斯拉布法罗办公室对这一岗位还将扩招，但给出的时薪要低一些。

被裁之前该办公室的员工总数，一种说法是 350 名员工，另一种说法是 276 名，剩下没被裁的都调往了其他办公室。

除了这次大刀阔斧的裁员外，之前在领英上更是有数位员工自曝被裁，有的发出新求职信，还有的对特斯拉提起法律诉讼。

比如特斯拉新加坡地区经理 Christopher Bousigues，被裁后简单回首了一番自己的功绩：

“作为特斯拉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位经理，一手建立起新加坡业务。”

“眼睁睁地看着特斯拉 Model 3 在新加坡越来越受欢迎。”

“打造了 2 家展厅、1 个服务中心、7 个超充站，昨天还成功推出 Model Y。”

然而就是这样战绩颇丰的人，也要被特斯拉辞退，最后落下这样的结局 ——“回到欧洲或法国南部老家”。

中国这边也不例外，陆陆续续开启了裁员和停招，比如脉脉上就被曝出交付员工被裁：

而且还有人貌似拿到了 N+3 的补偿：

更早的一则消息是，特斯拉中国地区三场线上招聘会被临时取消，原因未知。

马斯克失踪了？

又是严查考勤，又是大刀阔斧全球裁员，特斯拉最近真是深陷舆论中心啊…

可就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下，“发博狂人” 马斯克却一反常态地在线隐身了一周。

连最近 51 岁生日、推特粉丝过亿这样双喜临门的好事，马斯克也没有出来表态。

这是他消失前的最后一条微博：

一句话也没说，只有一张黑夜里加油站的照片。

在最近的一次特斯拉硅谷车主俱乐部采访中，对于特斯拉的经营状况，马斯克表现得有些忧心忡忡。

采访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

其一，新工厂产能。

马斯克披露，特斯拉在不久前相继投入运转的得州和柏林两座工厂，因受供应链和电池短缺问题，正在面临产能提升的困境。

更严重的是，产能瓶颈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因为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特斯拉在这两座新工厂上已经损失数十亿美元。

用马斯克自己的话说就是：

柏林和奥斯汀工厂现在都是巨大的 “烧钱熔炉”。它们正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那是金钱燃烧的声音。

其二，电池。

马斯克表示受供应链影响，得州工厂负责生产的 4680 电池产能也存在挑战，这也间接导致车辆产能的提升。

而特斯拉上一代 2170 电池也受到波及，生产陷入困境。

不管是电池还是工厂产能，所有的问题归根溯源都是因为供应链，马斯克表示，特斯拉在过去两年深陷供应链中断的噩梦，至今仍没有走出困境。

最后，马斯克用一句话总结了特斯拉目前的状况：

特斯拉目前最关心的，是如何让工厂继续运转，这样我们才能付钱给员工，而不至于破产。

至于马斯克何时会回来、是否会回来，一个疑似官方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账号，似乎给出了一针强心剂：

会回来的，现在很忙。

对了，按照特斯拉现在的考勤标准，有一个人肯定是不符合的 —— 安德烈・卡帕斯（Andrej Karpathy）。

一位跟 OpenAI 闹掰也要挖过来的人才，后来成了马斯克的左膀右臂。

他不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还是特斯拉的人工智能主管、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专家，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也有他的巨大功劳。

不知一个月后回来，他的工位还在吗？铁面无私的马斯克又会如何抉择？

文 / 卫夕

来源 / 卫夕指北（ID：weixizhibei）

一、

先来看一看一些简单的事实 ——

1. 我国有世界最多的移动互联网网民，但我们的手机中的操作系统几乎 100% 是苹果的 iOS 和谷歌的安卓，手机的核心 —— 芯片也几乎依赖进口，2014 年，芯片超越石油成为我国进口中占比最大的品类。

2. 我国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计算机工程师，但几乎没有发明任何编程语言，来自中国并在世界广泛应用的开源框架、协议、标准也寥寥无几。

3. 我国有全世界产值最高的游戏公司，但游戏行业的 “卖铲人”、两大游戏引擎 ——Unreal 和 Unity 全部诞生于国外公司。

4. 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高端数控机床、工业设计软件、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设备却严重依赖进口。

5. 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但我们的玉米、土豆、蔬菜种子大部分依靠从拜耳、孟山都等国外巨头引进，全球十大种业公司，我国只有先正达和隆平高科两家，其中前者还是收购。

6. 我国养殖并吃掉了全世界最多的猪肉，但被称之为 “猪芯片” 的 “种猪” 超过 90% 依赖从美国、丹麦、法国进口，而鸡肉中占比最大的白羽鸡的 “种鸡 “也全部依赖进口；

7.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药品消费国，但我国的创新药产业离发达国家的差距极其巨大，全球十大制药巨头里中国公司没有一家上榜。

8. 我们还造不了高端的光刻机，甚至我们连牛奶包装的纸盒子极大比例都只能用欧洲的利乐。

……..

这个清单其实还可以列很长。

毫无疑问，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 —— 今天中国在诸多核心技术领域离世界水平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硬科技还太少了。

我们津津乐道的中国新四大发明 ——” 扫码支付、共享单车、高速铁路、网络购物 “，在本质上还是应用层和商业模式的领先，而非底层技术的领先。

归根到底，我国的硬科技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少距离。

先简单解释一下 “硬科技” 这个词，它并非指硬件的科技而是硬核科技（Key & Core Technology）。

一般是指基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产生的技术产品、设备和系统，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难以被复制和模仿，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2010 年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米磊最早提出硬科技的概念，“硬科技” 主要包括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八大方向。

二、

那么造成中国硬科技和世界差距较大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本质原因在于我国过去的发展一直在摘 “低垂的果实”。

“低垂的果实” 是西方社会学里一个常用的比喻，意指 “容易完成、成本很低的任务。”

如果你由此认为 “摘低垂的果实” 是一个贬义词，那么你就错了，相反，这一策略是我国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

这背后的核心背景在于 —— 中国经济建设的起点实在是太低了。

低到什么程度？

我们从两个简单历史细节中感受一下 ——

1.1978 年，时任副总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在这一次开眼界的访问中，我方代表团成员在考察过程中多次出现了撞上透明玻璃门的尴尬情节。

期间，法国人在午餐时招待给代表团成员冰淇淋，结果有一位代表说：” 这个太凉了，能否加热一下？“

2. 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梁衡分享过一个经历 ——

“1984 年我任某大报驻省记者一次到办公室，看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来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还印着极精美的花纹，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的擦手纸。

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阔气，又这样浪费啊，我把这纸带回去，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没错，这就是 40 多年前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其起点之低甚至今天的 Z 世代都无法想象。

1978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1.7%，无论是在资金、技术还是其他要素层面，当时的中国连现代经济的门都没有摸到。

彼时的中国没有发展 “硬科技” 实力，更没有发展 “硬科技” 的需求，它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人民尽快吃上冰淇淋、用上纸巾。

三、

中国摘 “低垂果实” 的策略具体就是通过合作引进技术，利用人力成本优势扩大生产。

这在经济学上也是有重要依据，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 “后发优势” 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策略的合理性。

“后发优势” 理论的核心，简单地概括是以下三个逻辑 ——

1. 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取决于三个因素 —— 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其中技术水平是三因素中的核心。

2. 提高技术是有成本的，而引进技术的成本远低于自主研发新技术的成本。

3. 技术水平低的国家由于有现成的先进技术可以引进，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占有 “后发优势”。

所以，根据 “后发优势” 理论，我们面对的是一颗既有低垂果实也有高挂果实的果园。

毫无疑问，先摘 “低垂果实” 是最优选择。

毕竟搭梯子去摘高处的果实费时费力，甚至连搭梯子的木头我们当时都买不起。

先赚钱再说。

四、

马云和柳传志的两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策略 ——

1999 年 8 月日，35 岁的马云在杭州的湖畔花园开启了他既黄页中国之外的第二次创业 —— 创办阿里巴巴。

为了鼓舞员工的士气，马云当时在湖畔花园的房子里慷慨激昂地演讲，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 ——

“美国人强就强在他们的硬件，强就强在他们的系统，这方面的确他们做的比较早，但玩信息玩软的，中国人的脑袋绝不会比外国人差，我们在座的各位绝不比别人差。”

“玩信息玩软的” 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后来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模式。

不用去做底层创新，应用层面的巨大市场已经够创业公司

无独有偶。

1998 年 3 月，《计算机世界》杂志发表了柳传志《贸工技、三级跳》的文章，以此为转折点，联想抛弃了技术优先的原则，选择了先做产品贸易、再做工业生产、最后做技术研发的 “贸工技” 路线。

马云和柳传志二人不约而同采取类似的策略并非偶然，而是在当时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的客观条件下做出的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人家摸着石头过河，咱们摸着人家过河。

在博弈论中，也有一个著名 “智猪博弈” 的模型，大概描述是大猪和小猪按管道的一头的按钮，另一头就会出来食物，如果同时按，大猪的收益会比小猪大，但按这个按钮是需要付出时间成本。

此时小猪的最优策略是 —— 站着不动，等待大猪去按。

我们曾经就是那头聪明的小猪，只是一直积蓄力量的我们今天慢慢变成一头大猪。

于是，策略也需要随之发生改变，摸着别人的石头过河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五、

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硬科技落后的核心原因在于两点 ——

1. 从主观上，中国的发展起点低，引进而不是自主开发对国家和企业而言是经济上更合理的主观选择。

2. 从客观上，硬科技资金要求大、开发成本高、前置条件多，过去很长时间中国不具备发展的条件。

中国过去高增长主要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红利的扩散，我们合理地利用了国内大规模人口红利和引入了国际技术，在全球分工中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完成了经济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原始积累。

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用 “中心 – 外围” 理论 (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 来解释之前世界的全球化分工 ——

美国等发达国家是模型中的 “中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居于模型中的 “外围”。

“中心国家” 占据产业链的高端部分，“外围国家” 占据产业链低端部分，二者通过贸易相互获利。

然而随着 “外围国家” 的技术不断进步，其产业链也会由低端走向中高端，这样的结果就是外围国家产业链越来越长，而中心国家产业链越来越短。

这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过去产业变迁的全部历史。

在全球进入存量博弈、本轮技术周期进入末端、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的历史背景下，各产业大国都不约而同地将战略目标锁定为硬科技 ——

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 2025》、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强调工业 4.0 战略。

作为曾经的 “外围国家”，我们已经逐渐开始成为东南亚等小区域内的 “中心国家”，而要进一步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更加战略的地位，中国必须啃下 “硬科技” 这块最后的硬骨头。

而这必然是一条不平坦的路，其过程并不像很多键盘侠说的那样简单。

六、

任何一个先进技术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依赖诸多条件、生态和时间。

以芯片所在的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它涉及的上下游链条非常长，从大的环节上看至少包括芯片设计、制造、设备、材料、测试、封测以及工业软件等，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极为复杂的技术。

以媒体曝光度较高的光刻机为例，它只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却极为关键，目前 5nm 及以下的先进制程芯片制造只有荷兰 ASML 公司的 EUV 光刻机才能胜任。

而这一样一台价值 1.5 亿美元的机器整整需要超过 100000 + 个零件、3000 + 根电缆、40000 + 个螺栓。

这些零件来自多个国家超过 5000 家供应商，核心的光源来自美国，光学透镜来自德国，其中美国光源占 27%，荷兰腔体占 32%，日本材料占 27%，德国光学系统占 14%。

一台 EUV 光刻机机器重 180 吨，需要 40 个集装箱才能完成航运装载，其调试过程就超过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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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光刻部门主管 Sam Sivakumar 曾表示 ——

“高端光刻机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技术，就复杂性而言，它可能属于曼哈顿计划的范畴。”

很多人说，我们当年原子弹都能造出来，难道还搞不出一台光刻机？

没错，它的难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原子弹这样级别的，在短时间内突破几乎没有可能，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硬科技突破的难点在于专利等技术本身的壁垒、产业链壁垒和时间壁垒。

而这些壁垒都并非仅靠简单的短期资金和技术投入就能快速突破的，中国的硬科技之路任重道远。

七、

国内许多底层技术之所以发展动力不足，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特征是 —— 相对于应用层，底层技术的绝对产值通常较小。

比如，数字经济是一个全球产值 32 万亿美金的大市场，而下一层的电子信息产业（包括计算机、通信、电子）为 5 万亿美金左右。

再下一层的芯片行业，全球规模就只有 4400 亿美金左右，再到更底层的光刻机细分赛道，就仅仅到了百亿美金的级别。

当整个赛道的产值只有百亿美金的级别，且存在稳固头部公司的情况下，资本通常是不愿意下注的，因为想象空间太小，即便占据了 100% 的份额，其吸引力也不大。

与此同时，底层技术的回报周期也比应用行业要慢得多，它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冷板凳积累。

比如芯片行业的王者台积电诞生于 1987 年，光刻机龙头 ASML 诞生于 1984，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长期技术积累的结果。

这和互联网项目用烧钱的方式几个月结束战斗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资本不愿意等，中国资本更是缺乏耐心，根据 Pitchbook 数据，中国 VC 项目持有期平均只有 3.3 年，相比之下，美国 VC 平均为 8.2 年。

因此，垂直细分行业产值小、回报周期长也是国内资本不愿意下注硬科技细分领域的重要原因。

八、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硬科技层面一些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来自于多个层面 ——

首先，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不遗余力。

中国的国家战略已经制定了到 2035 年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2050 年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在这个大的框架下，《中国制造 2025》推出、科创板的推出集成电路国家基金的推出都是加码硬科技的具体措施。

事实上，美国、欧盟、韩国、日本的硬科技产业崛起的过程，都得到了政府长期大力支持。

74 年前，美国科学家范内瓦・布什给时任总统杜鲁门写了一份关于国家科技政策的报告 ——《科学：无尽的前沿》。

在这份有着开创意义的报告的指引下，美国摆脱对于欧洲基础研究以及科研人才的依赖，成就了美国今日的科技强国地位。

其次，产业界在投资取向上，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进入硬科技领域。

近几年甚至进入到了一个硬科技投资高潮，其中，2020 年是一个历史性拐点 —— 半导体投资首次超过互联网，成为中国的第一投资赛道。

资本的大量投入是好事，但其实也要防止过热的负面效应，比如某些细分领域本身可能需要集中高技术人才饱和式研发才能图片，但过热的资本会分散部分企业的人才密度，有可能影响行业的整体健康度。

再次，有一些产业存在 “换道超车” 的机会。

科技行业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不连续性，即有一些技术不是渐进式改进的而是跳跃式发展的。

比如汽车产业，如果让中国汽车产业在燃油车发动机领域达到并赶超宝马、奔驰的水准，可能给 20 年时间都不够。

但在电动车领域，国内企业和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其实就要小的多，而且在电池等核心环节我们甚至还有领先优势。

今天，在各国都在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大背景下，从政府到资本、从产业到公司，整个硬科技行业都被动员起来了。

硬科技的征程开始了，这注定是一段漫长和艰难的路，其中会遇到比想象中更多的困难，产业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勇气。

九、

从本质上讲，经济是不断熵增的体系。

今天很多行业内卷现象其实是技术停滞不前导致熵增的具体表现，而减小经济系统的熵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为经济系统中注入新技术。

创造新的生产函数，不断技术进步是对抗熵增唯一解决之道。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很多贡献，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在中国发生？”

这是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著名的 “李约瑟之问”。

的确，前三次科技革命都没有发生在中国，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应该成为旁观者。

加油，中国的硬科技人。

文 / 吴翠婷

来源 / 远川出海研究（ID：aotekuaitan）

Elon Musk 同志常在大洋彼岸成为座上宾，但在老家美国，却不怎么受白宫干部待见。

2021 年 8 月，拜登在白宫草坪上宣布美国新能源汽车的 “2030 计划”，一时媒体云集无比热闹。拜登特意邀请了福特、通用、Stellantis 等公司的老大，但唯独没邀请马斯克 —— 后者专门发了条推特吐槽：Seems odd that Tesla wasn’t invited。

接着在 2022 年 3 月，拜登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大篇幅提到了新能源汽车行业，又重点表扬了福特和通用，但对特斯拉却只字未提。马斯克闻讯后大怒，在发给 CNBC 的邮件中讽刺道：没人看国情咨文。并在推特上评价拜登是 “人形木偶”。

如此偏心，估计马斯克也有话说：“美国电动车现在什么水平，就这么几个厂家，你福特什么的都在站 C 位，他能站吗？站不了！没这个能力知道吗！电动车渗透率再下去要输日本了，中国队输完输日本，再输印度，接下来没人输了。”

更猛的嘴仗还在后面。在刚刚过去的 6 月，马斯克公开宣称他对经济有一种 “超级糟糕的感觉”，并决定特斯拉裁员 10%。拜登被记者问及此事，照老习惯先是表扬了福特和通用，然后狠狠地 “祝福” 道：“希望马斯克的月球之旅一路顺风。”

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和掌握最多财富的人相互攻击，成了美国精英圈茶余饭后的助兴节目。白宫发言人将其定性为：“一位反劳工的亿万富翁，在寻找任何机会扼杀现代历史上「最亲工会和最亲工人」的总统。” 有种洛克菲勒大战列宁的感觉。

简单总结，就是拜登虽然很擅长打牌，但似乎从来不屑于打马斯克牌。

这些隔空骂战，跟工会势力和驴象之争有关，但同时也折射出了一个事实：对于这么一位几乎用一己之力带动电动车行业狂飙的马某，其在 “车轮上的国家” 美国国内，反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被众星捧月，远没亨利福特当年的地位。

而整个美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也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在生产端美国虽然引风气之先，孵化出特斯拉这根独苗，但在消费端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2021 年美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约为 4.4%，同期中国是 14%，英国是 20%，德国是 26%。

美国 2021 年卖出了约 1500 万辆汽车，只有 65 万辆是电动车，而今年一季度在拜登吆喝油价飙涨的背景下，美国纯电车销量费了老鼻子劲才增长 60%，而同期中国即使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电动车销量仍然增长了 147%。

总统不待见马斯克，老乡们为什么也拖马斯克的后腿？

发展新能源汽车，对中美来说都有能源诉求，但在中国像是一个产业问题，在美国却更像是一个政治问题：石油 + 美元不仅构筑了皮卡 + 大 House 的 “美式生活方式”，依附于石油之上错综复杂的利益团体，也牢牢绑住了新能源的手脚。

特斯拉在美国的冲塔对象，是一套花了百年时间构建的 “能源生产 – 消费 – 文化” 体系，围绕着这个体系进行利益生产和分配。在过去百年里，曾经不止一股力量向其发起过冲击，但都被 “我大美利坚自有国情在此” 的空气墙所阻挡。

那么，利益集团如何影响美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对我们中国又有什么启示？这是本篇文章要解答的问题。

惹不起的百万漕工

关于亨利・福特，有一个冷知识：他曾在爱迪生实验室作为汽车工程师，专攻电动车的研发。

20 世纪初美国的汽车市场 “三足鼎立”。蒸汽车、电动车、燃油车分别占 40%、38% 和 22%。电动车优势突出：比如不用换档，没有震动和汽油味，虽然一到冬天也会化身电动爹，但相比需要花 45 分钟启动的蒸汽车，并非毫无竞争力。

20世纪初的电动车和充电桩

20 世纪初的电动车和充电桩

直到 1908 年，亨利・福特通过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 T 型车，把汽车价格从 2000 美元直接砍到 300 美元，成为了燃油车普及的里程碑事件，也彻底将电动车拦在了市场之外。不过作为曾经的电动车工程师，福特选择燃油车的原因恐怕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当时，给铅酸电池充电的成本大约是每千瓦时 20 美分，而每加仑汽油只需 5 美分。如果要把汽车定位在大众消费品，那么不但生产成本要低，燃料也要足够廉价。随着 T 型车的普及，通过原油（开采）- 铁路（运输）- 汽车（使用）这个链条，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

自此，石油的世纪拉开了大幕，美国的世纪随之开始。

1914 年一战爆发时，由于机动装备的引入，坦克、卡车和燃油船的数量成了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也让 1917 年美国的参战显得尤为重要 —— 当时的美国，生产了全世界 70% 的石油。

二战期间，整个战争消耗的 70 亿桶石油中，有 60 亿都来自美国。无论是战争期间的战略自由度，还是战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背后的基石都是美国庞大的石油产量。

虽然美国一度也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它在产量上的比较优势依然巨大：德国和日本石油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石油对外依存度常年高居 80% 以上，中国也在去年达到了 73% 的历史峰值。反倒是美国随着页岩油技术的成熟，石油产量重回全球第一，重新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石油所确立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国际地位，也是支撑 “美式生活方式” 的核心因素之一。最典型的代表便是低油价：

2021 年 10 月，北京地区 92 号油价是 7.04 元 / 升，同期美国大约只有 5.45 元 / 升。从美国兴起的 “喝瓶装水”，水瓶就是用石油制成的塑料；在雪天也可以穿短袖的美式大 House，有不小的比例需要取暖油来保暖，同样离不开廉价的石油。

不过在过去一百年里，这种 “皮卡 + 大 House” 的生活并非没有受到挑战。

二战期间，洛杉矶就曾出现过严重的雾霾，当地人一度认为是日本的 “化学战”，结果直到日本投降雾霾也没有消失。五十年代，当地研究机构排除了化工厂、发电厂和炼油厂等一系列疑凶后，才发现雾霾的罪魁祸首是汽车尾气。

1954年，洛杉矶人戴着防毒面罩参加宴会

1954 年，洛杉矶人戴着防毒面罩参加宴会

与此同时，“温室效应” 也开始在科学监测上得到体现。1958 年，美国一所海洋研究所在夏威夷建立了一座监测站，通过计算机建模分析监测到的数据，揭示了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气温上升之间的关联。

随着研究深入，气候变暖的 “凶手” 进一步明确：交通部门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21%。

随着 “气候变化论” 兴起，石油在民间的形象慢慢从英雄走向了反派。而更大的不安全感，来自 “能源安全” 的威胁。

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欧佩克发起了石油禁运。之后短短三个月内，油价从每桶 3 美元涨到 12 美元。为了缓解石油紧缺，美国不得不出台政策，禁止加油站周末卖油，又实施了汽油 “单双号限购”。堂堂产油大国居然会被人 “卡脖子”，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

石油危机期间，司机持枪警告，“偷汽油的人会受到惩罚”

石油危机期间，司机持枪警告，“偷汽油的人会受到惩罚”

1977 年，以 “心系百姓疾苦” 形象的新总统卡特上台，打响了能源革命的第一枪：从我做起，用清洁的新能源，来代替石油。为了给太阳能造势，卡特还专门在白宫的屋顶上装上了太阳能电池板，搞了个新闻发布会。

1979年，白宫屋顶的发布会

1979 年，白宫屋顶的发布会

在发布会现场，雄心勃勃的卡特表示，太阳能是 “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激动人心的冒险的一部分。” 但事实上，这个造价 28 万美元的太阳能系统，只能给楼下的餐厅和洗衣房烧热水，离能源的 “自主可控” 差了十万八千里。

对美国来说，无论是当年的太阳能，还是如今的电动车，它们面临的最大阻力既不是自身的技术水平，也不是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而是一个依附于石油工业的庞大利益团体。

洗脑要从娃娃抓起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有两任国务卿，一位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反华急先锋蓬佩奥，另一位是他的前任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进入特朗普政府之前，蒂勒森还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 CEO，一个是美国石油协会（API）的董事会成员。

API 成立于一战前后，前身是一个帮助美国保证石油供应的行业组织。一战期间，这个组织和政府密切配合，对石油生产进行了控制，集中调度燃料油，还保持住了石油的价格稳定，可谓劳苦功高。

战后，API 继续在产业和政府中发挥作用，不但一手推动了美国石油行业标准的订立，也日益成为美国能源决策的智力来源。作为一家准政府机构，从 1920 年开始，有关美国石油消耗和库存水平等重要数据，几乎都是由 API 提供给美国政府的。

但蒂勒森同志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个协会从来不是中立的：其董事会一直由石油行业的重量级人物主导，办公地点也经常会搬到华盛顿。不难想象，当美国人民开始出现 “想和石油分手” 的苗头时，API 作为石油行业的代言人，会当仁不让地站出来，挽回这段爱。

从 1940 年开始，深谙 “从娃娃抓起” 的 API 就把中小学生作为了主要的 “宣传对象”。俄克拉荷马州能源委员会曾制作过一本名叫 “彼得石油大噩梦” 的绘本故事：故事里的彼得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的牙刷、安全帽甚至自行车上的轮胎都不见了。然后彼得意识到，这些都是石油副产品，自己的生活离不开石油。

这本小册子里的故事来自一部电影，而电影的制作方也是 API。60 年代，API 还开发过一档名叫 “魔术桶” 的电视节目，节目的形式是展现 “化学实验” 的神奇，但实际目的其实是宣传石化产品氟利昂。

俄克拉荷马州议员给小学生讲“彼得石油大噩梦”的故事

俄克拉荷马州议员给小学生讲 “彼得石油大噩梦” 的故事

到了 60 年代，API 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温室效应理论。于是，API 发起了一个名叫 “全球气候联盟” 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年投入几百万美元搜集各种证据，证明气候危机是一场骗局。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依据之一，就是 API 资助出台的一份研究报告。

2013 年，美国一项民调显示，有近 40% 的人相信，“气候变化论” 是邪恶力量对民众生活进行干预控制的阴谋手段，API 大力公关成果喜人。而产油大州的老百姓，更是深深相信石油产业的衰落，是自己贫困生活的开端。

民众举着“全球变暖是谎言”的牌子，呼吁立刻开采化石燃料

民众举着 “全球变暖是谎言” 的牌子，呼吁立刻开采化石燃料

有财大气粗的石油巨头输血，API 影响力的不断强化，最终将手伸向了华盛顿。在华盛顿，有一条著名的 “K 街”，这条街上驻扎着各行各业的政治游说公司，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特色产业。

在美国，企业或行业协会可以合法的雇佣 “说客”，和政府官员和议员进行 “沟通”。像 API 以及石油公司这样的金主，是这条街的常客。

2001 年，曾经受雇于 API 的职业说客菲利普・库尼加入了布什政府，担任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的主管。此后几年，白宫的多份气候研究报告中，都留下了库尼 “润色” 的痕迹：比如将 “把气候变化归为生态问题的原因‘比较难’” 被改成了 “极端难”，在对温室效应表达怀疑的结论前加上 “肯定”、“显然” 等形容词。

库尼的行为在 2005 年被《纽约时报》曝光，之后库尼辞去了政府职务，扭头加入了埃克森美孚。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之前，API 取得的最大战果就是在布什政府期间，让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布什政府与石油的关系远不止于此，布什家族本身在石油产业盘根错节，副总统切尼也是石油商，国务卿赖斯是雪佛龙石油公司董事，甚至拥有一艘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油轮。有人戏称，“布什政府血管中流动的是石油，排出的是二氧化碳”[3]。

以“康多莉扎•赖斯”的名字命名的油轮

以 “康多莉扎・赖斯” 的名字命名的油轮

因此在美国，石油与新型能源绝不仅仅是一个工业领域的路线问题，而是一个事关立场、选票与政策制定的政治风向标。

浑身油污的共和党

2020 年，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三周时，美国爆发了一场 “艳照门”：拜登的儿子亨特修电脑的时候，不小心暴露了硬盘里的内容。硬盘里的亨特老师，是多个爱情动作片的男一号。

一年后，纽约时报又挖出了一个大新闻：亨特老师不但情场得意，其创建的一家投资公司曾作为掮客，帮一家中国公司洛阳钼业撮合了一笔 10 亿美元的钴矿收购交易。钴矿作为动力电池的关键原材料，一直被美国列入 “关键矿产资源”，事关 “国家安全”。

“拜登儿子”、“钴矿”、“中国”、“新能源车” 几个关键词凑在一块，经过右翼媒体的添油加醋，变成了 “拜登资助中国新能源车”。

美国媒体报道拜登儿子“帮助中国占领电动车市场”

美国媒体报道拜登儿子 “帮助中国占领电动车市场”

时值拜登政府决定暂停水域的油气钻探，临近墨西哥湾的路易斯安那州带头反对。当地共和党议员 Stephen Scalise 率先贴大字报，称 “海上钻井行业在路易斯安那州支持着 9 万多个工作岗位，每年能贡献 67 亿美元的税收，是沿海飓风保护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

除了路易斯安那，诸如德克萨斯、北达科他和科罗拉多这样的产油州，往往都是共和党的铁票仓。对于共和党州议员来说，要保住自己的选票，就要保住产油州的工作岗位；要保住工作岗位，就要保住 “企业在政治上发言的权利”。

绝大多数共和党议员背后都有油气产业的捐款支撑，仅 2019、2020 两年，Scalise 就从油气行业获得了超过 75 万美元的政治捐款。据统计，自 1990 年以来，油气产业一共为两党捐献了约 8 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其中 80% 流向了共和党。

有这样一层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油汽建设项目会成为两党之间漫长的拉锯战：比如产油大州北达科他的 Keystone XL 石油管道项目，从小布什时期开始立项，被石油企业给予厚望，但由于管道经过了原住民聚居区，遭到当地印第安部落的强烈反对，在奥巴马任期内一直没被批准。

抗议Keystone XL管道项目的印第安原住民

抗议 Keystone XL 管道项目的印第安原住民

2016 年，特朗普上台后不到两个月就批准了这个项目。这背后的原因有一个明显原因：埃克森美孚给特朗普的竞选捐了至少几十万美金。但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能从这个项目里直接受益的北达科他州的石油管道运营商公司，有特朗普本人的股份。

在共和党的理念里，石油工业的强大，会增强美国对抗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石油国家的相对实力。在国际油价高涨时，本土石油生产能够帮助美国制造商降低能源成本，并吸引能源密集型的产业来到美国投资，使迁移到亚洲的制造业岗位回归美国。

因此，美国非但不应该推广新能源，反而应该扩大油气钻探、页岩油以及煤炭开采。

利益和理念的驱动下，共和党政府任期内批准开发的石油项目越来越多。小布什政府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解除了老布什亲自发布的近海石油开采禁令，即使到了 2008 年大选结束后最后的总统任期，还批准了横跨数州、面积近 8000 平方公里的油页岩矿床开发。

之后的特朗普直接放开了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油气钻探，在他的任期内，白宫提议终止了对电动车消费者的 7500 美元税收抵免。

BP在阿拉斯加的油田直面北冰洋

BP 在阿拉斯加的油田直面北冰洋

在被石油公司和油气产业工人大肆拥戴的同时，小布什和特朗普也是民主党与形形色色的环保组织口诛笔伐的对象。但石油产业庞大的就业规模、随之而生的利益集团以及与政治的深度绑定，促成了石油在美国政治中强大的影响力。

相比 “清洁能源” 和 “环境保护” 这些理由，显然是 “税收” 和 “就业” 的政治号召力更强。但当新能源车开始大范围普及后，站在石油对立面的民主党有了一个更实际的理由：欧洲和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已经超过了美国。

既要又要的民主党

民主党对电动车的关心，不仅仅在于美国有没有特斯拉。

美国的 50 个州里，有些是 “化石能源净出口州”，比如德克萨斯和北达科他；有些则是 “净进口州”，比如加州、纽约和马萨诸塞，后者在经济上并不依赖石油，选民也会关注气候变化议题，这些地方往往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另一方面，相比特斯拉的成功，民主党更看重的是能否在美国创造一个庞大的电动车消费市场，既实现自己设定的碳中和目标，也能刺激本国的传统车企 “电动化”—— 一旦传统车企失去竞争力，很可能牵连几十万产业工人，而他们所在的选区往往是决定大选走向的关键选区。

具体措施上，民主党也有中国和欧洲现成的作业可以抄：补贴。

上任第一天，拜登就提出的 “公车采购” 全部变成电动车。之后民主党内又拟了两个法案，一个是要对电动车产业给予 1740 亿美元的刺激政策，用来补贴消费和建设充电桩等等；一个是向电动车消费者发放最高 12500 美元的税收优惠。

美国邮政局公车

美国邮政局公车

但在美国，新能源的补贴政策会遇到一个 “美国特色” 的问题：燃油车也有补贴。

长期以来，美国对石化行业的政策倾斜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即美国石油业有非常多隐性的补贴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汽油的低税率。

国内曾有研究机构调研过汽油税收占最终零售价格的比例，美国是 11%。在中国，这个数字是 30%，日本是 39%，德国是 57%。全美畅销车型前十的榜单中，至少有一半是 SUV，“美国五菱宏光” 福特 F-150，车型是更耗油的皮卡。这些现象背后，本质上都是低廉的油价。

一旦取消税收优惠、收缩石油开采许可，最终导向的结果便是油价上涨。能源支出又是美国普通家庭最大开支项之一，加上 2021 年的严重通胀，受影响最大的不是石油巨头，反而是以中产家庭和有色人种为代表的民主党铁票仓。

所以，“取消石油补贴” 成了一项投鼠忌器的操作：不取消，新能源车就算有补贴，使用成本也很难取得优势；取消补贴，与号称要 “重振蓝领和中产”、“代表有色人种权益” 的民主党口号并不相符。

而民主党来势汹汹的补贴政策，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下也很难推行：第一项 “公车采购” 命令出台后没多久，美国邮政部带头打脸，在其新采购的公车里只有 10% 是电动车。这位特朗普任命的邮政部长理由也很充分：电动车比燃油车贵，买电动车要先给财政拨款。

另外两个刺激法案也倍受挫折。第一项 1740 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在共和党的轮番阻挠之下不断缩水，最后只剩下 150 亿美元。第二项 12500 美元的税收优惠，情况更加复杂。

这项政策包含一个重要细节：12500 美元的补贴里，有 4500 美元是补给 “有工会的车企” 生产的电动车。所谓 “有工会”，本质上指的是 “由美国企业的美国工人生产”。虽然民主党意在贴合 “重振美国制造业” 的政治主张，但也把美国电动车市场最重要的两个玩家 —— 特斯拉和丰田拦在了外面。

最终，能享受这 4500 美元补贴的车企精准锁定在三家企业，也是为拜登 2030 计划站台的企业：通用、福特、Stellantis。

由于争议太大，这项法案在民主党内部都出现了分歧。2021 年底，弗吉尼亚州参议员 Joseph Manchin 公开表示，不会对法案投赞成票。有意思的是，当时 Manchin 正在出席丰田在西弗吉尼亚零部件厂的公开活动。另一个细节是，Manchin 每年能从煤炭行业获取 50 万美元的收入，他也是民主党内少数获得油汽产业政治捐款的人。

曼钦(左）反对税收优惠后，与丰田北美区总裁小川哲夫同框

曼钦 (左）反对税收优惠后，与丰田北美区总裁小川哲夫同框

一方面，民主党的施政目标太多，既要大力推广新能源，又要照顾少数族裔利益，还要重振美国制造业，在很多政策议题上互相掣肘。而在缺少通产省和发改委这种强力部门的情况下，美国独特的两党政治和政治献金体系，又会极大干扰产业政策的施行。

比如每当民主党提出新能源法案，共和党就会掏出 “破坏市场公平竞争” 和 “保护美国石油产业工人” 两大法宝。对 “气候问题” 的看法变得和反对堕胎一样，逐渐成了两党的 “核心身份问题”，难以找到任何共识。欧洲大陆虽然也有选票政治，但比例代表制度意味着执政联盟势必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和共识。

另一方面，在美国屹立百年的石油产业依然深刻的影响着美国政治，即使美国石油资源丰富，也不代表每个州的石油都丰富。

即使美国有特斯拉，不代表每个州都有特斯拉。这些整体之下的个体，有他们的私心、欲望和诉求。在以选票为导向的机制下，所有诉求都被无限放大，致使每一个前进的步伐，背后都拖着沉重的镣铐。

而规模庞大的石油产业也在实质上让美国人享受了廉价的石油供应，美国老百姓现在依然认为：“也许全球变暖是真实的，但不值得为此牺牲我的 SUV。”

尾声：美国掉队了吗？

当资本市场大多数公司还在艰难爬坑时，比亚迪在上周突破万亿市值，站上了全球汽车公司 No.3 的位置。

“万亿” 是一个自带传播流量的词汇，它意味着一种用货币流动性堆砌起来的肌肉感，输出了一种利维坦式的庞然。比亚迪的逆势冲线是自 “宁王” 崛起后，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在中美新能源博弈的棋盘上，给中国队增添了几分筹码。

而此次比亚迪大涨，据传是因为向特斯拉提供电池。这侧面巩固了一个论断 —— 中美新能源早已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真正的产业链竞争和合作，而不是 “美国向我们输送了马斯克，我们向美国输送了贾跃亭” 这么简单。

其实，马斯克曾经极为看不起比亚迪，曾经在采访中直接喷道：“比亚迪是一家没有技术，且车价对于产品而言太高的公司。” 并数次露出嘲讽的笑容。但就像国与国一样，昔日看不顺眼的敌人，可能转眼间就成了勾肩搭背的朋友。

美国国内的新能源政治议题也一样，它没有绝对的立场，只有永恒的利益。

比如 2019 年还在嘲讽电动车续航差的特朗普，曾经一度想要取消掉美国的新能源购车补贴。但到了 2020 年，特朗普就改了口，不但在推特上盛赞马斯克是个天才，还亲自在白宫展示了一辆来自俄亥俄州生产的电动皮卡。

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院布莱克，在 2021 年 8 月还投票反对 1740 亿的电动车刺激法案，到了 9 月就改口。这当中主要的变化，是福特和 SKI 将在田纳西投资 56 亿，生产电动皮卡和动力电池，直接创造近 6000 个工作岗位。

变色幅度更快的是共和党大佬、参议院议长麦康奈尔。2021 年 7 月，他带头谴责民主党 “对化石燃料发动战争”。两个月后，当福特宣布在他的家乡肯塔基洲建设新的电池工厂时，他立刻发表了一份声明：“我为福特喝彩”。

麦康奈尔的夫人赵小兰也不遑多让。这位特朗普任命的交通部长，从政府辞职后，转身加入了一家电动车充电公司。

因为电动车采用的零部件比燃油车少，因此产业链短很多，这也就意味着它能带来的工作岗位更少。美国汽车的电气化转型，势必会带来汽车制造工人的失业。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把电动车产业链的在上游也引进美国，但上游的电池生产和锂钴矿开采，则又会引发新的环保担忧。

不难想象，每一个环节，都是新一轮的政治博弈。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是线性的。这当中一定会有纠缠、有反复、有 “创造性破坏” 后的阵痛与修复。

而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无论是石油产业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还是选票体系下被政治化的能源议题，都没有杀死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美国虽然在新能源车的消费市场裹足不前，但并不妨碍特斯拉在全球市场大杀四方。

即便面临种种掣肘，美国在这场汽车工业的新一轮竞赛上并没有掉队，反而仍然在引领行业的创新。马斯克被拖住的可能是 100 条后腿，但只要「创新」这条前腿仍然粗壮，就能始终保持一夜之间颠覆对手优势的能力。

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长路未尽，我们切勿总是沉浸在秦始皇摸电门 —— 赢麻了的快感之中。

今天亚马逊官宣将停止 Kindle 电子书店在中国地区的运营。社交平台上有说他们竞争不过就跑了，还有人说书店关了以后 Kindle 就真的只能拿来盖泡面了。最离谱的，得出了都怪中国人不爱读书的结论。

说这种话的人大概立论在一篇来源不明的新闻上，这篇新闻说，以色列人平均每年读书 52 本，美国人读 30 本，中国人:

不到 5 本。

开什么玩笑？大星看过 Kindle 竞对的数据，中国人一年平均阅读 22.6 本电子书，还不包括听书和纸质书的数据。

大星看过抖音的一份报告，去年在抖音平台上，每天能卖出的书有：

450000 本。

抖音上有关书籍的内容，每个月能更新 3000 万条，制作这些内容的，有一般的知识博主，也有莫言这样的作家。

去年抖音开了个电商生态大会上，他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兴趣电商”，对这个词他们的阐释是兴趣电商是一种基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用户潜在购物兴趣，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的电商模式。

昨天，在第二届抖音电商生态大会上，抖音电商总裁魏雯雯又讲起了兴趣电商，说现在叫全域兴趣电商。

兴趣这两个字，抖音电商用得好传神。

是人都有兴趣，鲁迅的兴趣不止有买书和花草，还有抽烟喝酒和饮茶；爱因斯坦的兴趣不止有物理，还有扣脚，他说这可以刺激脑细胞。

中国有 10.32 亿网民，9.34 亿短视频用户，8.42 亿短视频用户，大家都有自己的兴趣，互联网公司们都努力地在其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每找到一个，就能成就一个行业巨头。即便是卖书这样的 “过气” 行业，现在也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做得风生水起。

可是大家很少会想这些公约数意味着什么。

大星读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讲碎片化时代的个体不容易有目标感和归属感，个人存在的意义往往会被不断削弱。用大白话就是找不到北了。

我觉得抖音电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几千万人跟着刘耕宏跳操，几百万人一起看邓刚钓鱼直播，上百万人点赞无穷小亮鉴定身边的热门生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看戴建业教授讲唐诗，其实都是平台在引导大家关注优质内容。

内容平台汹涌的流量被标签逐步细化后，满足用户的潜在购物兴趣就成了顺水推舟的事。大星觉得被售卖的已经不仅仅是商品，而是一种生活态度甚至精神内核。举个例子，去年我看了一场钓鱼直播，邓刚两小时卖了 700 万的鱼竿。

所谓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换句话说就是：

我想和 ta 一样。

如果抖音只是想做生意，那么做到引流抽成这个程度就可以了，但魏雯雯说他们还想做更多。

2021 年，抖音电商的 GMV 同比翻了 2 倍多，这其中，国货的销量同比增长了近 7 倍。大星仔细研究了一下他们的策略，发现平台对国货品牌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大星问了一个在江西的商务衬衫工厂老板，他说今年加入了王牌工厂后，单场直播销售过百万轻轻松松，爆款总裁系列衬衫卖了 1000 万。

大星问他今年有什么计划，他说和当地政府谈好了建直播大厦，造智能智造服装工厂，智能仓储和物流：

还要带动我们当地 800 家服装工厂一起搞。

大星翻了翻《2021 抖音电商国货发展年度报告》，除了国货新品牌能取得销量爆发外，老字号的表现也很不错。比如回力，销量同比翻了 180 倍；海天翻了 134 倍。

电商行业发展了这么多年，离不开 “人、货、场” 三个字，可提出要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还真只有抖音。

让大家喜欢看书，喜欢自己国家的酱油、衬衫、球鞋代表了一种态度，引导年轻人摆脱沙发拿起瑜伽垫跳操，也代表了一种态度。

这已经不能简简单单说人家会做生意了。

来源：星球商业评论 微信号：xqnews

OV 在发展初期强力绑定省代，奠定了线下的销售能力。但是荣耀和各地最牛的渠道商股份绑定，加上小米依靠 IoT 强攻线下，OV 如何应对这场恶战？

不久前，各大机构发布 2022Q1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报告，OV 的渠道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根据 IDC 的数据，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销量下滑 14%。

荣耀市场份额从 2021 年 Q1 的 4%，提升到 18.2%；苹果跑赢大盘，小米略有降低；OPPO 份额为 18.5%，同比降低 33.5%，vivo 份额 17.9%，同比降低 35%。

荣耀抢回了 OPPO 和 vivo 在 2020 年短暂占据的份额。OPPO 和 vivo 市场占比，基本回到 2019 年华为未出事之前。

市场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渠道之争。

OV 当初的崛起，得益于和省代的股权绑定，但也因此一直无法和各地大商建立很好的关系。

这次荣耀回归，持股的各地大商发力，再次压迫 OPPO 的渠道，暴露了这一问题。

线下渠道之战已经开始，荣耀小米来势凶猛。稳固线下，扩充品类，陈明永和沈炜面临新的课题。

被荣耀抢回市场
数据显示，荣耀正在抢回曾经丢给 OV 的市场。

下图为 2022 年一季度和 2021 年一季度各手机品牌市场占比，可以看出，2021 年一季度到 2022 年一季度，荣耀销量占比直线上升，OPPO、vivo 下降幅度超过 30%，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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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市场的快速收复，和强大的渠道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报道，荣耀股东中，包括 30 余家代理商与经销商，其中不乏天音通信、苏宁易购、北京松联、四川龙翔等有实力的渠道大商。

这些大商实力不可小觑，比如龙翔通讯，公司已经有 20 多年历史，有线下连锁门店、线上电商平台零售、通讯运营商业务服务、分销渠道批发、售前售后综合服务，非常全面。自己的连锁门店有 300 余家，与本地运营商关系也很深。

“像广州龙粤、四川龙翔这些经销商都是荣耀股东。首先他们的渠道非常强，他们的经济实力、运营实力、团队能力都很强，包括他们的铺面位置，都是黄金地段。像四川龙翔，成都有个通讯一条街，街上的铺面都是他的。荣耀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产品布齐了之后，就会拿回他的江山。” 潮电智库董事长孙燕飚说。

“华为荣耀拆分的时候，大概是从 2020-2021，中间有 6-9 个月的断档期，消费者市场的需求就会转向，造成自然的流失。其实也不能说荣耀是从 OPPO 和 vivo 抢市场，因为消费者原来没有荣耀可买，现在是顺理成章地承接。” 孙燕飚认为，荣耀未来的市场占比到 30% 都不为过。

孙燕飚认为，这是因为经销商的实力不一样，而且经销商的目标和愿望完全不在这个 30%。

在他的分析里，荣耀的这些经销商股东的玩法，相比 OV 的省代模式又进了一层。“他们分享了几层红利。第一，卖手机硬件的红利；第二，荣耀全国拓展的红利；第三，海外市场，中国根据地打深打坚实了，他还要分享荣耀全球的红利。这三重红利，谁能扛得过啊？最近又传出荣耀要进行股改了，他们还要分享 IPO 的红利啊。”

“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一线城市的，很难撼动。而且这一帮人有钱，华为荣耀中间 9 个月没有货，他都能扛。对一般经销商来说，9 个月没货，他怎么活？他们已经不仅仅看那点手机的利润了。”

手机代理渠道是一个江湖。孙燕飚认为，除了利益，最终还有一个交情的问题。

“并不是说所有的好事都轮得到你，这些 OPPO、vivo 的省代，过去赚得盆满钵满。现在生意也不差，为什么要进荣耀？荣耀也不一定要他。这就是销售代理商的阵营。”

大商，省代无法渗透的地盘
正是因为 OV 省代干不过各地大商，让深度绑定各地大商的荣耀，在 2022 年下半年卷土重来。

所谓省代，以 OPPO 为例，指的是线下渠道的第一级代理商，通常以省为单位，操盘 OPPO 在本地的整体销售。省代个人在 OPPO 各省的分公司持股，同时还是 OPPO 的副总裁。

通过这种利益的绑定，OV 的省代，和 OV 有着最稳固的关系。

所谓的大商，指的是一些省本地影响力大的经销商和渠道商。

“这种大商在全国每个省都有，以前华为管他们叫蓝血客户。全国加起来，可能就 60 多个不到 100。” 手机行业资深人士赵小智（化名）说，“这些大商都是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做手机，经历过摩托罗拉、诺基亚时代，盘踞本地，资力雄厚，全国各个省份，很少有捞过界还能活下来的。他们是各个省的龙头，在任何品牌那里都是贵宾，都很有话语权。”

省代的模式，使得 OV 与这些地方的最佳代理商渠道绝缘。一些地方大商的资源区域，OV 一直无法渗透。

赵小智说，这些地方大商，一般都是直接面对品牌的，不会去见一个省代，也接受不了去跟一个省代做生意，自降身段，甘当一个二道贩子。

任何一个大商下面都有分店，背后都有无数的小商，他们在三四线城市也有自己的店。这些大商和 OPPO、vivo 的省代或者渠道商，是事实上的竞争关系。

“OV 全省的货都是由省代去铺，如果 OV 跟这些大商合作，这些大商也会自己去铺。除非省代不做了，只做分货，如果合作的话，相当于渠道就交给大商了。” 赵小智说，“但是 OV 的渠道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些大商都是在省会城市，导致了 OV 在很多省会城市久攻不下。

2017 年，OPPO 在上海曾经开过全球首家超级旗舰店，装修极具科技感，2021 年初关门。据报道，OPPO 对外称，关闭是因为要重点发展线上市场，线下成本过高，要进行一定的收缩。“其实按道理说，很多品牌的旗舰店，更重要的作用是 Marketing。你想想，OPPO 全球旗舰店都可以关门，其实也证明了他们在这种一线城市的地位。”

“大概在 2019 到 2020 年，重庆市场，苹果占 20%，华为加荣耀一共占 40%，小米占 20%，OPPO 和 vivo 加在一起，一共占 20%。” 赵小智说，这就是在大的一线城市，OV 的地位。“这些城市是 OV 的非典型市场。”

赵小智认为，三四线是 OV 的典型市场。而在一线市场，OV 一直打不开局面。“除了他们因为产品局限，不擅长在 Shopping mall 运营之外，我认为还跟他们的现有的机制有关。”

赵小智说，有一年他去嵩山，在少林寺大道的通信一条街，全是运营商的牌子和手机店的牌子。“700 米的一条街，OV 的店达到了 52 家。三四线城市，遍地都是 OV。”

“下面的成本低，OV 高毛利的手段就价差大，他能玩得转。”

省代，OV 无法舍弃的基本盘
省代是 OV 渠道的基本盘，这种模式让 OV 成为线下之王。

“比如，这些省代经常是给 OV 打 10 个亿，告诉 OV，你有货就给我发，主推什么机型，物料弄过来，我就开卖。所以 OV 没有销售库存的压力。” 手机业内资深人士赵小智说，“OV 的省代都是其副总裁，所以他们都当成是自家的生意在做。”

OV 和省代这种关系，是在很早就固定下来的。

赵小智说，OPPO 最早做 mp3、mp4 起家，代理商都跟着一起赚了钱。到了后面，OPPO 审时度势，决定做手机，代理商也很支持，说答应和 OPPO 一起转型。

OPPO 马上做出了第一款手机，当时那款手机做得很前卫，产品力是足够的，但卖不动。“这里面有产品的原因，也有这些渠道商的原因，因为渠道商刚开始做手机，也没经验。”

赵小智说，陈明永这时做了一件事，现在看来依然经典。

“陈明永跟代理商商量，说这个手机不行，是我们的产品问题。当时给你们进货价 2000，零售 2500，我现在零售价把手机收回来。不能亏待你们，你们该赚的钱赚。” 赵小智说，这么一说，经销商反而不好意思要了，“后来双方在深圳开了个大会，最后折中，经销商以这笔钱入股，全部成了 OPPO 的股东，省代们从此多了一个副总裁的抬头。”

在宣传上，总部做综艺冠名，找大量的小鲜肉代言，地方经销商自己投户外广告。“概括起来就是，总部赋能，地方线下地推，双向加持。” 赵小智说。

“过去的时候，OPPO 和 vivo 的渠道进行了非常夸张的变革。” 孙燕飚表示，“大家都知道 OPPO 和 vivo 的毛利差不多在 13% 左右。除了这个零售利润分享之外，还有一个红利，就是分公司的红利，OPPO 和 vivo 让省级代理商赚了手机差价以外的钱。这也是在过去的时间，他们捆绑的比较好的原因之一。”

比如 OPPO，在全国的线下店达到 20 万个，根据 Canalys 在 2019 年的数据，OPPO 的线下销售占比 90%，是绝对的线下之王。

渠道 + 产品，OV 如何破冰？
渠道为王，省代又在集团担任副总裁，所以在 OV 的话语权很强，甚至可以影响高层人士的任免。

比如 OPPO，因为省代的强大影响力，OPPO 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做电商和运营商渠道。

“有段时间 OPPO 想做运营商渠道，当时运营商渠道很强，零元购机，遭到省代反对。因为运营商是全国终端公司采购，省代的角色就剩下了配货发货。省代说，我的生存空间还有吗？所以这个事也迟迟没做。” 赵小智说。

OPPO 做电商，也一再推迟。

“OPPO 要做电商，这些人也反对。因为电商是全国发货，比如你在京东向四川的用户卖了一部手机，这算四川省代的还是算京东的？” 赵小智说，“省代的逻辑是，我是四川省代，四川所有的用户都是我的。你通过京东给四川用户发了一手机，那我就少了一个用户。”

直到 2018 年，OPPO 才针对电商出 K 系列手机。2018 年上半年，OPPO 线下市场的销量下滑，进入瓶颈期，OPPO 推出了价格 1500 元左右的 K 系列。vivo 主打线上渠道的互联网品牌 Z 系列，也是在 2018 年才推出。

“当时的 K 系列就是所谓的电商特款，这一款产品只做电商，规避了之前省代担心的问题。” 赵小智说。

“OPPO 后来成立了一加品牌，刘作虎出去的时候带了 1 个亿，其中有 5000 万欧家电子给的，其实都是 OPPO 的。也是因为内部做不了，只能做外部。” 一加手机成立之后，主要做的是线上渠道。

除了一加手机，Realme 的模式，也是 “出口转内销” 的模式。2018 年 8 月份，OPPO 在东南亚市场推出了 Realme 手机品牌，2019 年 5 月份，Realme 迅速在中国进行销售。从国外杀回国内，先做线上，然后再回线下。一加从 2020 年底开始大规模进入 OPPO 的线下渠道。2022 年 1 月起，OPPO 全国售后网点也开始向一加开放。

和一加相比，Realme 回归略有不同，Realme 共享了 OPPO 的售后体系，但并没有大规模利用 OPPO 的线下渠道。

2021 年 11 月份，在 2021 国际数字科技展暨天翼智能生态博览会上，Realme 全球副总裁徐起表示，Realme 未来要大力建设线下渠道，线下渠道主要绑定两个点：第一，运营商，第二，大客户。

通过这些模式和做法，如今 OV 系的产品，也实现了线上渠道的覆盖，做到了线上线下的融合。

但是，OV 线下的固有渠道，正面临一场新的战争。

除了荣耀的冲击之外，OV 还面临着小米的冲击。后者通过丰富的 IoT 产品确保代理商利润，正在大力发展线下，而且渠道商对小米模式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陆玖财经询问 OPPO 如何应在新的局面下部署线下渠道，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相关人员说，现在 OPPO 很少对外讲渠道策略。

线下渠道，荣耀小米来势汹汹；在品类，丰富度又不如小米，难以进入一线城市的 Shopping Mall。OV 面临着持续发展的新局面，需要一次新的破冰。

来源：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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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ox 首先进入中国大陆的是生产线。

2001 年，Xbox 发售时，全球仅一家制造商，新加坡的伟创力公司。伟创力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匈牙利沙尔堡和佐洛埃格赛格设有工厂，分别向美洲和欧洲供货。匈牙利媒体报道，生产 Xbox 的工厂为当地创造了一千多个就业机会。然而短短一年后，2002 年，伟创力就将匈牙利的这条生产线，包括注塑制模、金属板压模、线路板组装，以及最后的整机组装及测试等工序，搬至中国广东珠海斗门。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纬创资通公司设在广东中山的工厂也开始生产 Xbox。

珠三角成为 Xbox 的全球生产基地之一。

将工厂转移至中国大陆，一是为降低制造成本，另一个原因，不那么直接：2002 年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访华时，与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签署关于加强软件产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投资总额逾 62 亿人民币，是当时中国在软件领域最大的对外合作项目。条款之一：未来三年，微软向中国境内企业提供总价值超过七亿美元的软件开发、服务外包订单和基于嵌入式软件的硬件产品出口订单。这七亿美元订单，主要来自在广东生产组装的 Xbox 游戏机。

这份谅解备忘录被视作一次成功的政府公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因过高的产品定价、强硬的反盗版手段，微软在中国大陆遭遇激烈的抵制情绪，政府关系也趋于恶化。为改变负面形象，修复与政府的关系，从吴士宏、高群耀到唐骏，三任微软中国总裁致力于 “将微软中国做成中国微软”，一面与信息产业部及各级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一面加大同本土产业的捆绑。鲍尔默带来的 62 亿订单，就是这样一种表态。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不久，2002 年夏天，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唐骏说过一段话：“中国的方式与美国的方式对一个软件企业的纯粹研发是没有差异的，但对于市场的理解、客户的沟通、政府的关系，包括公司内部的管理，就有很大差异。比如，在美国，微软与政府部门是‘平级关系’，我是你的纳税人。但在中国，不能按这种姿态，因为这是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计划与市场。你是我的领导，我是来听指示的，这才是真正的一种交流方式。不能说，我是外商投资家，政府你要对我好一点。领导就是领导，领导对我不好是正常的。微软要摆正位置，为什么中国企业是这样，而微软不是呢？现在我来改。对于信息产业部、计委、科技部、北京市、各个省的政府都是这样。领导的话要听，领导凌驾于你之上是应该的。”（《微软中国 “变形记”》，袁卫东》）

一年后，2003 年 9 月，陈永正出任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陈永正是公认的政府公关高手，在他的四年任期内，微软与中国政府关系融洽。什么是政府关系？按陈永正的说法：“政府关系不是某一个人的关系，政府关系是这个公司的政策是否符合政府发展的方向。”

Xbox 只在中国生产，而不在中国销售，也是为顺应政府的政策法规。2000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七部委《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第六条规定：凡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的生产销售，一律禁止；除加工贸易方式外，严格限制以其它贸易方式进口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

禁令出台后的第三年，索尼在上海成立 PS 本部，试图引进 PS2 游戏机。为绕过禁令，PS2 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宣传统一使用 “电脑娱乐系统” 的称谓。索尼以为已获得政府颁发的通行证，没想到临发售前，被卡在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之间，进退维谷，手中仅握有新闻出版总署审批通过的两款 PS2 游戏的发行许可，而无文化部允许 PS2 主机在国内上市的批文。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延期后，PS2 国行不得不低调上市。

同一时间，颜维群与任天堂合资的神游科技推出一款名为 “神游机” 的游戏机，以任天堂上一代主机 N64 为原型，对其进行改造，一是为应对盗版和渠道等问题，二是作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三维互动游戏系统”，绕过当时的政策。有传闻称，当时某位高层支持神游机申报自主知识产权，所以，尽管神游是一家外资企业，神游机是一台由海外团队研发的游戏机，审批时却一帆风顺。这是禁令颁布后，第一台在中国大陆正式发售的游戏机，但销量惨淡。

当时的政策阴晴不定，市场也尚未成形。因此，微软的第一代 Xbox，只是在广东生产组装，离开生产线后，便被运往海外，组成七亿订单的一分子。其中一小部分，兜兜转转，又以水货身份回到此处，依然是从广东入境，借由水货渠道，发往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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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1 月 22 日，Xbox 360 在北美首发。继伟创力、纬创资通之后，加拿大的天弘科技成为第三家为微软代工游戏机的制造商，它的工厂设在广东东莞。
Xbox 此时已停产。对微软来说，Xbox 不算成功，截至 2006 年，全球共售 2400 万台，远低于竞争对手 PS2 的 1 亿台，也低于微软预期的 5000 万台。要与索尼和任天堂展开新一轮较量，中国大陆这块处女地不容忽视。时值网游兴起，市场急速膨胀，盗版问题似乎也迎刃而解，人们从这里窥见了真金白银。Xbox 360 尚未上市时，陈永正便向媒体透露，微软有意将这台游戏机引进中国。

此时的 PS2 国行已折戟沉沙。2006 年夏天，索尼中国 PS 本部裁撤，员工或被遣散或转入其它部门。神游科技则依靠 “小神游” 系列掌机打了个翻身仗，摩拳擦掌，正待引入任天堂新一代主机 Wii。

微软开始有所行动，依然从政府关系入手。这次是与文化部合作。2006 年 9 月，微软与四川省文化厅、成都高新区及四川华创天府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微软游戏技术平台。这是微软与中国政府合作成立的第一家主机游戏孵化中心。

合作背景是文化部制定的《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计划》。200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 “要积极鼓励、引导、扶持软件开发企业，开发和推广弘扬民族精神、反映时代特点、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游戏软件产品”。以此为指导，文化部成立支持动漫和电子游戏产业发展专项工作小组，制定《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计划》，计划在三到五年内，让 “既有自主价值取向、又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原创精品” 占据国内市场主流，然后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让 “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彩的动漫游戏产品” 占据中国市场，让中国动漫游戏产业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进入世界领先国家行列。

建设一批国家级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和产业园区，孵化一批国际一流的民族动漫游戏企业，这是《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计划》提出的具体举措之一。2006 年，文化部批准建立成都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微软与之合作。陈永正表示，中国的游戏公司多开发网络游戏，对主机游戏缺乏经验，微软成立此平台，是希望培育本土的主机游戏开发商。

平台成立后，举办了一场游戏创意比赛，报名团队提交创意，由微软组织评审。获胜者，微软向其免费提供主机游戏开发工具及相关培训，并定期予以指导。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成都和哈尔滨等地的十五家公司报名，入选的九款游戏分别为：上海灵禅的《疯狂老鼠》、北京联众的《中国象棋》和《斗地主》、北京豪峰的《农场海盗》、上海唯晶的《桌上足球》、成都斯普的《极限网球》、广州网易的《热血旋转》和《PetGoLive》、北京国技传世的《中国麻将》。

七个团队，共五十多人，入驻平台。按最初规划，这个平台将在两年内孵化二十家主机游戏开发商，出品十五款 Xbox 360 游戏，培训两百多名主机游戏开发人才，最终形成两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产业规模。

两年后，2008 年 10 月，平台孵化的第一款游戏 —— 上海灵禅的《疯狂老鼠》，在微软的 Xbox Live Arcade 上发售。时任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的窦维平称，这些成果意味着利用技术平台，借助微软最新的技术，开发了具有本土知识产权的游戏，通过微软的网络在全球发行，为本土游戏开辟了走向世界的通道。
游戏媒体却给这款游戏打出低分。GameSpot 的评分为 3 分（满分 10 分），IGN 的评分为 2.5 分（满分 10 分），后者评论道：“本作最疯狂的地方是这种 Flash 水准的东西竟然还要收费，而它的素质不值得玩家付出的每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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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孵化中心建立后不久，2006 年 12 月，微软在北京故宫东门边的清阁餐厅举行媒体见面会。这是 Xbox 360 在中国大陆的首次正式亮相。

主持见面会的是微软中国娱乐产品事业部 Xbox 市场总监李京，她向到场媒体介绍了 Xbox 360 的主要功能，特别提及，这台机器拥有面向儿童及教育方面的软件，适合不同年龄层，并强调了家庭娱乐的概念，家长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孩子的游戏行为。李京提到一个数字：460 亿美元，陈永正之前在成都也提起过，这是调研机构预测的 2010 年全球电视游戏市场的总值。另一个被多次提到的话题是：扶持本土产业，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游戏。

关注未成年人、扶持本土产业、弘扬民族文化，这些均符合政府的发展方向。

这一年，微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更进一层。4 月 18 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访美，首站即选择西雅图，走访位于雷德蒙德的微软总部，参观比尔・盖茨的高科技豪宅。陪同胡锦涛访美的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与微软签署关于继续加强软件产业合作（二期）的谅解备忘录，微软同意在未来五年内加强在华技术研发、硬件采购、软件外包、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加大向中国软件企业的投资。胡锦涛出访前，信息产业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计算机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我国境内生产的计算机在出厂时、进口计算机在国内销售前，应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

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到访，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微软的认同和欢迎。但在游戏机入华这件事上，微软依然遇到了阻力。成都孵化中心的建立，只是表明微软对进军中国游戏市场的兴趣，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承诺。媒体见面会后，微软的公关代理爱德曼公关公司组织 Xbox 媒体俱乐部，定期与国内媒体沟通。微软官方则谨言慎行，否认任何上市计划，以免被理解为对政府施压。当时有传闻称，微软签定同方作为 Xbox 360 的中国大陆总代理商，软件则是与当时《魔兽世界》的运营商第九城市合作。微软予以否认，称 Xbox 360 尚无进入中国大陆的时间表，只是在作评估。当被问及何时入华时，陈永正说：“中国对游戏机进入有严格的政策管制，微软会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要求，在合适的时机才会在中国市场发售。”

2009 年，Xbox 360 游戏《光环战争》海外发售后不久，一段普通话配音版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的游戏角色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字幕为简体中文。这些配音演员来自北京，由微软挑选确认，在北京配音制作。舰长及旁白配音是贾小军，弗吉军士为芒莱，祭祀长为姜广涛，塞琳娜为陈曼曼，安德斯为伍凤春。视频引来玩家的诸多猜测，但期待中的简体中文版《光环战争》并未出现。

对游戏业而言，那是充满变数的一年，很多事情介于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中国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信产部与工业部合并为工信部，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也在划定彼此的职责范围。国务院办公厅分别印发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三定” 规定》，但围绕游戏市场的管理权如何分配，三个部门对政策的理解各不相同。《魔兽世界：燃烧的远征》成为 “牺牲品”，历时八个月才通过审批。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网络游戏。筹备近两年的神游 Wii 虽以 “神游影音互动播放器” 的名称通过 3C 认证，却无法面市，最终胎死腹中。

2010 年夏天的 ChinaJoy 产业高峰论坛上，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再次表达希望与中国政府合作，尽早引入 Xbox 360 的意愿。他说：“Xbox 360 完全是中国制造的，每年在广东制造，这为广东带来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也创造了 40 亿美金的出口。这个过去讲得比较少，其实微软在游戏方面，在国内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唯一就是 Xbox 360 的产品还没有进入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和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希望赶快把这个产品引进国内，不仅是让用户用到它，更重要的是为产业带来更多的活力，也增加更多的软件和硬件的出口。”

在微软看来，Xbox 360 不只是一台玩游戏的机器。张亚勤是国内云计算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在 2008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打过一个比方：今后用户获取计算资源会像用电那样简单方便，只需插上插头，数据、服务和应用就会从云端飘来，但光有电不行，插上插头后，用户还需要电饭锅和微波炉这些电器，才能烹制出美味佳肴。

Xbox 360 就是这样一台连接云计算的 “电器”，只不过它被摆放在客厅，面对的是玩家，烹制的美味佳肴是游戏。2008 年，梁念坚接替陈永正，出任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推动云计算业务，拓展消费者市场，是微软当时的两个方向。介绍 Xbox 360 时，梁念坚总会提及 Xbox Live，将它作为云计算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应用。梁念坚在位时，微软大中华区首席云计算战略官是谢恩伟，即后来的 Xbox 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

对中国政府而言，游戏也并非玩这么简单，它被赋予了一系列更宏大的意义 ——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与文化传播、自主知识产权与创新，游戏机入华也因此被附加了更复杂的条件。

Xbox 360 最终未能在中国大陆上市，随着微软新一代主机 Xbox One 投入研发，Xbox 360 的入华计划偃旗息鼓。2012 年春天，梁念坚在 Windows Phone 7.5 中文版发布会后谈到，因政策限制，无法将 Xbox 360 引入中国，令人遗憾。

一个月后，梁念坚离职。这时，契机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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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生产线、成都的孵化平台，最终落地则是在上海，后来被纳入自贸区的外高桥保税区。

2011 年 11 月，文化部命名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在外高桥保税区揭牌，其前身是 2007 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浦东新区政府设立的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旨在利用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贸易便利，推动国内的文化企业、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次年 6 月，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组织一批国内游戏公司前往洛杉矶参加 E3 游戏展，搭建中国游戏展区，举办题为 “中国文化，全球共享” 的中国游戏推介会，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宗明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推介。会后，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就微软在中国区的未来发展与合作，同中国游戏展团作了交流。

此时的微软已经在物色合作伙伴，寻求将尚未面世的 Xbox One 推向中国大陆的途径。微软副总裁、硬件及设计工作室部门主管尤瑟夫・梅赫迪在后来的一次媒体采访中提到，微软前后谈了二十多家公司，最后选中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百视通”）。张亚勤当时是百视通的独立董事。

为何选择百视通？一是背景。百视通背后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控股的东方传媒集团，在政府层面拥有较多资源和公关经验，熟悉政策动向，审批时的对接可能更为顺畅。二是内容。Xbox One 的宣传方向是家庭娱乐终端，不仅玩游戏，还可以看电影、看电视，而百视通拥有丰富的在线影视资源，包括深受年轻人喜爱的 NBA 和英超等体育赛事节目，与之合作，优势互补。三是牌照。2011 年，国家广电总局下发《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即 “181 号文”，规定机顶盒等电视机附属产品如果要接入互联网，向电视机终端用户提供视听节目服务，须持有互联网电视（OTT）牌照或与牌照方合作，以确保内容的可管可控。全国持有 OTT 牌照的广电企业仅七家，百视通是其中之一。

为满足政策监管的要求，与本土企业合作，微软的云业务也是如此落地。微软云计算平台 Azure 因政策法规对外资的限制，迟迟无法进入中国大陆，梁念坚谈及流程之复杂，四处奔走却依然不清楚该拿什么牌照。直到 2012 年年底，微软 Azure 才借由世纪互联在上海落地。微软向世纪互联授权技术，由后者在浦东建立数据中心，运营微软 Azure 与 Office 365 云服务。

云业务涉及数据安全，而文化领域的此次合作，除内容监管外，另有用意：借助微软的能量，带动本土企业的发展，再通过微软的全球发行平台，将中国文化输出海外，扩大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从六年前成都的微软游戏技术平台 —— 其孵化效果姑且不论 —— 到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成立，以及微软与百视通的这次合作，政府初衷明确：引进来，就是为了走出去。后来微软的 ID@Xbox 计划、索尼的 “中国之星” 计划，均服务于此目的。

微软与百视通谈判的过程中，上海自贸区传来消息。2013 年 3 月底，李克强总理考察外高桥保税区，表态 “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 28 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八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具体内容未公布，但已有消息称，自贸区正式挂牌后，将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善于捕捉政策信号的微软走在了前头。六月的 E3 游戏展期间，微软与百视通达成合作意向。9 月 23 日，百视通发布公告，宣布将与微软共同出资 7900 万美元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合资公司，百视通持股 51%，微软持股 49%，新公司名为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百家合”），双方将合作打造一流的 “新一代家庭游戏娱乐产品” 和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 “家庭娱乐中心服务”。

四天后，9 月 27 日，国务院在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其中《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的第三条 “商贸服务” 明确列出：“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通过文化主管部门内容审查的游戏游艺设备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 至此，长达十三年的游戏机禁令被打破，虽然范围仅限上海浦东这片 28 平方公里的区域。

政策有了，具体如何操作，没有先例可供参考。与相关部门讨论后，微软拿出一套方案：硬件引进方面，由微软在自贸区成立一家独资公司，租赁厂房，将部分加工环节放在自贸区内；内容审查方面，由微软与百视通合资的百家合负责游戏的引进和汉化。百家合的业务范围是 “游戏、娱乐应用软件” 的开发和销售，以及 “游戏机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不涉及游戏机的生产与销售。

自贸区实行备案制而非审批制，先照后证，企业可在取得营业执照后，再向主管部门申报相关产品的审批。一周内，百家合就完成了自贸区的备案和注册。
2013 年 9 月 29 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开张。首批入驻二十五家企业，百家合拿到 “001 号” 营业执照。公司法人是时任上海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台长的裘新，注册地址是马吉路 2 号，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所在地。在后来的宣传中，百家合多次被作为文化领域扩大开放、政府服务高效便利的自贸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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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合成立两个月后，2013 年 11 月 22 日，Xbox One 在海外正式发售。此时的百家合尚未实际运营，也未提交任何内容审查的申请。

从硬件到软件，游戏机的审批涉及多个监管部门。机器的生产和测试等 3C 环节由工信部负责，机器的销售和内容审查归属文化部门，游戏软件的审批则须通过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 2013 年合并而成）。其间，诸多细节有待落实。例如，是裸机销售还是预装游戏销售，此前从未有明确规定。裸机销售可以暂时跳过一道审批流程，加快上市速度，但谁会愿意购买一台没有游戏的游戏机。这又牵扯到首发时成为焦点的锁区问题。

2014 年 4 月，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等部门颁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文化市场开放项目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规定：申请内容审查的外资企业，应当向上海市文广影视局提交预装游戏内容的游戏机，取得《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确认单》并报文化部备案后，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审核周期为 20 个工作日。在网络上提供游戏内容，需遵守文化部《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和《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游戏产品应取得文化部的批准文件。
与此同时，游戏作为电子出版物和互联网出版物，审批权仍然握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手里。2008 年新闻出版总署《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申请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须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2009 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 <“三定” 规定 > 和中央编办有关解释，进一步加强网络游戏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审批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新闻出版总署是中央和国务院授权的唯一负责网络游戏前置审批的政府部门，进口网络游戏由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审批。这里的 “网络游戏” 并非一般所指的 “网络游戏”，根据《通知》解释，单机游戏的网上下载、具有联网功能的游戏、联网的对战游戏平台，皆包含在内。

此外，由于 Xbox One 国行内置百视通视频，属于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须遵守广电总局 “181 号文” 的监管要求，例如，只允许连接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不得有其它访问互联网的通道。这也影响了 Xbox One 的部分应用。

《细则》颁布当月，4 月 30 日，微软与百视通在上海举行发布会，宣布 Xbox One 国行版将于九月在中国大陆发售，但未提及售价、首发游戏以及锁区与否。尤瑟夫・梅赫迪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微软原打算在一年后，2015 年 6 月，将 Xbox One 引入中国，而百视通认为太迟，希望加快步伐，商议下来，决定将上市时间提早至 2014 年 9 月。但问题是，距离发售仅数月时间，首发游戏的引进和审批速度能否跟得上。谢恩伟后来回忆，当时内部做过评估，也有点纠结，是不是再等等，保证首发阵容足够庞大。讨论后认为，Xbox One 海外首发时的游戏数量也不算很多，国行首发能够确保一两款有代表性的大作顺利引进即可。
此时，竞争对手也已开始行动。四月初，索尼电脑娱乐发布公告，设立中国战略部，任命添田武人为中国战略部部长。

首批入驻自贸区的游戏相关企业，除百家合，还有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同样注册于马吉路 2 号，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所在地。它是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游戏和娱乐为主业，成立当月，即与第九城市签订协议，投资 2500 万美元，获得九城控股的游戏开发商 Red5 工作室 20.01% 的股权。

2013 年年底，东方明珠董事长钮卫平、总裁徐辉和集团旗下文化及旅游板块负责人，拜访日本索尼电脑娱乐有限公司，与该公司亚洲区总裁河野弘洽谈。当时已有传闻称，索尼将与东方明珠合作，采用与微软相似的路径，在自贸区成立合资公司，将 PS4 游戏机引入中国大陆。

索尼是一个强劲的对手。游戏机销售属于传统零售业，需要直接与终端消费者打交道，而微软以往在国内的业务，无论操作系统、Office，还是云计算，服务对象多为企业和政府。微软的其它硬件产品，例如 Surface 系列平板电脑，也只是比 Xbox One 早两年在国内起步，很多时候是借鉴亚洲其它国家或北美市场的经验。而索尼作为一家消费电子企业，耕耘中国大陆市场多年，无论渠道建设、零售市场的营销经验、对零售终端的敏感度，还是在消费者中间的口碑，均胜过微软。

微软先行一步，5 月 22 日，在自贸区成立第二家公司 —— 微软游戏游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340 万美元，经营范围包含 “生产游戏游艺设备及销售其产品”，法人代表是时任微软大中华区法律及公司事务部总经理的陈实。微软又租赁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的厂房，用作保税加工。这家独资公司仅用三个工作日即完成备案和登记手续，5 月 23 日，领到营业执照。当天下午，中央高层实地考察上海自贸区，有媒体报道，这张营业执照被作为快速办照的典型，向高层汇报。
索尼紧随其后。5 月 25 日，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索尼（中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宣布将成立两家合资公司：一家名为上海东方明珠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位于自贸区，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东方明珠文化持股 51%，索尼中国持股 49% 股权，主要负责软件的发行和销售以及网络平台的搭建；另一家名为索尼互动娱乐（上海）有限公司，位于黄浦区，注册资金 4380 万元，东方明珠文化持股 30%，索尼中国持股 70%，主要负责游戏机硬件的生产和销售。索尼又在外高桥保税区租用五百平方米的仓库，用于游戏机的包装箱拆封、型号检验以及包装销售。

适逢上海文广系改革，大文广改制，小文广并入。“大文广” 指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小文广” 即东方传媒集团，两者分别是东方明珠和百视通的控股股东。2014 年 3 月底，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的事业单位建制被撤销，转型为国有独资的上海文化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百视通与东方明珠均划归其旗下。年底，百视通与东方明珠实施换股吸收合并，重组后变更为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自此，微软与索尼的在华游戏机业务被纳入同一体系，拥有相同的实际控制人，但因用户定位及产品链有别，未被认定为同业竞争，各自依旧保持独立运作。

这一年的 E3 游戏展期间，微软公布了 Xbox One 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售日，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定于 9 月 23 日，中国大陆未被提及。E3 结束后不久，6 月 27 日，Xbox One 国行通过 3C 认证，产品名称为 “家庭娱乐游戏机”，申请人是微软游戏游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生产厂是伟创力制造（珠海）有限公司。

一个月后，在上海举办的 ChinaJoy 游戏展期间，微软正式公布 Xbox One 国行的发售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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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30 日，ChinaJoy 正式开幕前一天，微软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发布会。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百家合董事长张大钟上台，现场展示允许 Xbox One 国行上市的政府批文。随后，微软公布 Xbox One 国行的售价、发售日，以及未来将要引进的游戏。发售日定在 9 月 23 日，与港版和台版相同。价格分两种：普通版，不含 Kinect，售价 3699 元；Kinect 套装版，售价 4299 元。游戏价格从 99 元至 249 元不等。用户还可通过内置的百视通应用，免费收看为期一年的英超高清直播以及每月两部电影。

这一定价远高于外界预期，无论同水货还是竞争对手相比，均无优势，招致玩家质疑。

谢恩伟同他领导的 Xbox 中国团队，行政关系对应的是微软中国，具体业务则是听从微软美国总部的指挥。中国大陆的产品策略和价格策略如何制定，关键事项的决策，美国总部握有主导权，中国团队更多地是提供建议。在后来的一些采访中，谢恩伟谈到，当时对市场的判断确有偏差。总部看好中国市场，认为这里拥有数量庞大的玩家，这些玩家对主机游戏或者说大屏体验的需求未被满足，是个机遇。初期制定规划时，调研数据主要来自水货市场，以此分析玩家的购买力和消费偏好。当时以为，中国玩家对 Xbox 这个品牌，更宽泛些，对游戏机这类事物，并不陌生。他们需要的是本土化的内容，需要的是更酷更炫的技术和创意，以及更多样化的体验，如果将游戏软件和 Xbox 金会员的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且后续有足够的内容保障，主机的购买作为一次性消费，其价格应该不会构成太高门槛。

后来才发现，并非如此。所谓核心玩家，在国内只是一个小而孤立的群体。事实上，很多人从未听说过 Xbox，不知道这是微软出品的游戏机。一些在海外家喻户晓的游戏作品，例如《光环》，在大陆市场的认知度并不高。不少玩家甚至从未接触过游戏机，从未摸过手柄，只会用鼠标键盘或触屏操作游戏，对画质也没有更高要求，所谓的大屏体验对他们而言显然并不重要。而这部分群体，已经习惯了免费游戏的商业模式，对价格往往更为敏感。直到 Xbox One 国行发售后，微软才开始逐步调整市场策略。

但历经十数年的断层，主机游戏在大陆市场已无生存之土壤，要将这块市场培育起来，谈何容易。

相对价格，核心玩家更关注锁区问题。不锁区，意味着可以通过非国行渠道购买海外游戏，而无需等待引进审批的漫长流程。对微软来说，也可以借助海外游戏的庞大阵容带动国行主机的销量。这是最易摘得的果实，但存在政策风险。百家合作为上海自贸区的 001 号企业，身份特殊，行事更需谨慎。发布会上，微软只字未提锁区问题。会后，微信以及京东与手机 QQ 合作的预约活动页面标注 “不锁区”，而尤瑟夫・梅赫迪与谢恩伟在接受采访时则暗示锁区。谢恩伟说，游戏引进是 “通过正规的渠道”，“因为政府有规则，否则我们没必要做这么多的审批”。

此次发布会，微软还公布了独立开发者计划 ID@Xbox。扶持本土团队，可以填补海外游戏引进的空档，可以向海外市场讲述中国故事，同时也是一种姿态。长远来看，只有与本土产业利益捆绑，才可能扎根。对政府而言，借助微软的平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政绩。无论于哪方，这都是一项值得投入的工程。此后数年，ID@Xbox 在国内组织一系列开发者活动及校园行活动，给予中小团队以硬件、技术和推广的支持，帮助国内优秀作品参加海外的游戏展和商务展。
但这无法一蹴而就。国内团队缺乏的不仅是主机游戏的开发经验，更缺乏投入的动力 —— 倘能从手游、页游和端游处获得更高收益，为何要冒险转向完全陌生且前途未卜的平台？没有厚实的土壤，所谓的健康生态环境只能是空中楼阁。

微软的这场发布会是在 7 月 30 日的傍晚时分举行，主持人是谢恩伟。三个小时前，谢恩伟在另一处会场，二十公里外的 ChinaJoy 产业高峰论坛，作了题为《Xbox 中国情》的演讲。演讲中，他提到一个小故事：在微软工作的这些年，他的儿子一直搞不清楚父亲是做什么的。软件开发、服务器、云计算这些，儿子听不懂。这次他接手 Xbox 业务后，儿子一下就明白了，老爸是做什么的，也有了跟老爸聊游戏的机会。这个小故事，谢恩伟后来在不同场合谈起，由此引出 Xbox 所倡导的家庭娱乐的理念。

短发，声音低沉，发表演说时习惯双手握起，谢恩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练。就任 Xbox 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之前，他在微软工作二十年，但并不熟悉游戏，也从未与玩家打过交道。他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更多地是来自咨询公司或市场调研机构的报告。

谢恩伟出生于上海，留学美国，1994 年实习期间进入美国微软，从软件测试做起。2002 年，转入做存储系统的初创团队，认识了当时微软服务器与开发工具事业部（STB）副总裁鲍勃・穆利亚。2005 年，谢恩伟带着 STB 的五百万美元种子基金、三名经理级员工和两个项目，返回上海。次年，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后来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成立，谢恩伟出任服务器及开发工具事业部总经理。梁念坚上任后，2009 年，谢恩伟被任命为大中华区首席云计算战略官，2011 年，又被任命为大中华区市场战略部总经理。

接手 Xbox 业务，对谢恩伟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职业转型。无论游戏还是消费者市场，均非他熟悉的领域。尽管中国大陆游戏市场被寄予厚望，但充满未知数，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依靠团队自行摸索。而周旋于总部、政府官员、海外工作室、国内厂商与玩家之间，充当桥梁，听取各自的诉求，协调彼此的关系，更非易事。

开发者关系，这是谢恩伟熟悉的领域。以往的工作经历中，他与技术人员和商务人士打交道较多。或许正因为此，同玩家打交道时，他往往显得过于严肃，不那么放得开，亲和力不足。Xbox One 国行上市前后，他的个人微博被一些玩家以污言秽语辱骂，毫无缘由。他因此心情郁闷，有一段时间，不愿看微博里的评论。他说，后来想通了，社交媒体是开放平台，无法管控，有人只是为了发泄情绪，也有人是真的恨铁不成钢，后者的发言才真正值得重视，如果连这些人都不愿说话，反而令人担忧。

现实中，谢恩伟也在努力贴近玩家，尝试融入这个群体。从光环之夜、游戏上市发布会、Xbox 奇妙夜到后面的一系列 Fanfest 活动，他亲自到场，与玩家面对面互动。有熟识谢恩伟的媒体评价他是个实在人，埋头做事，不擅长公关，语言表达能力也一般，有时用词不当，被故意断章取义，造成大众误解，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那句 “中国的市场和玩家仍然需要被教育”。

如今回头再看，谢恩伟和 Xbox 中国团队的功劳是被低估的。

作为市场的先行者，在有限的可施展空间内，他们促成了不少事。“最大的贡献在于探路，尤其是政策方面，会遇到怎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包括游戏的审批流程怎么走，微软是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有微软在前趟路，索尼跟在后面，可以避开很多坑，可以提前观察市场的反应，调整策略。” 爱德曼公关的一位前员工说。

7 月 30 日的 ChinaJoy 产业高峰论坛，谢恩伟被安排在下午第一个演讲。上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孙寿山作了题为《勇于担当，不负使命，共同促进中国游戏出版产业健康繁荣发展》的讲话。针对上海自贸区设立后的主机游戏审批管理办法，孙寿山特别强调：“依据总局工作职责，对于游戏机内置的游戏和通过磁卡、光盘等介质导入的游戏，其著作权若属外资企业或者外国公民，将按照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其著作权若属内资企业或者中国公民，则由电子出版社出版。对于通过网上下载的游戏机游戏，则按照网络游戏出版审批管理办法进行内容管理。”

这是一个提醒。

就在这届 ChinaJoy 举办前不久，7 月 22 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其中第 31 项，取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与境外机构合作出版电子出版物” 的审批职能，被外界解读为 “海外游戏的引进无需审批”。若果真如此，锁区与否便不再成为问题。

事实上，取消审批的项目仅限国内厂商参与研发的电子出版物，对此，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再审批，只需经文化部等其它监管部门审核。而由国外厂商研发和进口的电子出版物，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依然握有审批权。并且，此次松绑的对象仅限于电子出版物 —— 按照《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的解释，即存储在固定物理形态介质上的游戏，包括预装游戏、卡带游戏和光盘游戏等。而通过网络下载的游戏，仍需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

八月底，首批 Xbox One 国行在上海自贸区完成报关手续，总货值两百三十万美元。这批产自珠海工厂的机器，以保税方式进入自贸区，在自贸区的仓库内作简单的保税加工，重新张贴条形码，将随机附带的游戏激活码和说明书装入包装箱，并在封口处贴上 “XBOX CHINA” 的绿色圆形标签。报关完税后，装车出货，离开上海自贸区，发往国内各大分销仓库。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9 月 17 日，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谢恩伟称赞上海自贸区的高效运转，并重申国行版 Xbox One 将于 9 月 23 日上市：“Xbox 汉化版，比我们在任何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筹备效率都要高。可以说，在上海自贸区，我们实现了微软的‘最快项目’。…… 今天，我们也已经打消了当初刚刚参与上海自贸区建设时的一些不安。”

然而短短两天后，9 月 19 日，微软突然发布公告，宣布推迟发售：“目前各项进展稳步推进，但为了确保中国玩家能够尽享 Xbox One 最佳的精彩游戏与娱乐体验，我们可能还需一些时间做最终准备。对于 Xbox 带来的一流游戏与娱乐体验，我们相当自豪，也正因如此，我们决定调整 Xbox One 国行版的推出时间，以更好地践行对玩家的承诺。我们正在与百视通共同努力，期待在年底前发售国行版的 Xbox One。”
这很难不让人联想起十年前索尼 PS2 国行上市前的那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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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延期，微软未作解释。外界的猜测，一是首发游戏在送审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导致不得不延期。国家新闻出版署《2014 年进口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显示，Xbox One 国行首发的《极限竞速 5》等八款引进游戏，过审时间为 9 月 25 日至 9 月 26 日，也就是说，在预定发售的 9 月 23 日之前，这些首发游戏尚未获得上市的通行证。
另一说法，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互联网电视市场的严厉整顿有关。2014 年 6 月，广电总局下发立即关闭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中违规视频软件下载通道的函，百视通的 “小红酷盒” 被点名。随后，广电总局约谈七家牌照商，要求未取得播映资质的境外影视剧、微电影和网络剧必须在一周内下线，未经批准的终端产品不允许推向市场。9 月 18 日，Xbox One 国行宣告延期的前一天，广电总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一周内所有视频网站开发的电视端 App 必须下架，否则将取消其互联网视听牌照。
内置百视通视频的 Xbox One 国行，也在广电总局 181 号文的监管范围内，按要求，须事先向广电总局提交申请，获得互联网电视客户端编号后，方可经营互联网电视业务。Xbox One 国行发售时，内置的百视通影视和英超直播均未上线，直至 2015 年 1 月 21 日，取得广电总局发放的客户端编号后，才正式开通。
因发售延期，原定于 9 月 22 日夜间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广场举行的国行 Xbox One 上市庆典，临时更改为粉丝欢庆活动。屋漏偏逢连夜雨，9 月 21 日傍晚，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台风预警，强热带风暴 “凤凰” 将于次日影响上海，届时可能出现六至八级大风。此时，应邀的媒体和玩家正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往上海。9 月 22 日上午，微软美国总部、中国团队与爱德曼公关公司的人员紧急开会，中午时分，决定取消活动，已搭建好的部分舞台和灯光器材被冒雨拆除。
首发因不可抗力而延期，庆祝活动因不可抗力而取消，Xbox One 的入华之路似乎变得扑朔迷离。但好消息随即传来。9 月 23 日，微软与百视通宣布，Xbox One 国行的发售日调整至 9 月 29 日，仅比原计划延迟一周。
9 月 29 日，Xbox One 在中国大陆正式上市。当晚，东方明珠电视塔等外滩地标建筑被妆点上 Xbox 的标志性绿色。这一天，也是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纪念日。
如外界所料，Xbox One 国行采用双向锁区的措施：国行游戏仅可在国行主机上运行，国行主机也无法下载和运行非中国市场发售的游戏，无论光盘版还是数字版。这意味着，今后这台机器上运行的所有游戏，必须事先经政府部门审批，才能到达玩家手上。

微软宣布 Xbox One 国行延期发售的前一天，9 月 18 日，李克强总理前往上海自贸区调研并召开企业座谈会，在一个由食堂临时改成的会场内，与十家中外资企业代表进行交流，听取他们的建议。据澎湃新闻报道，百家合董事长张大钟第一个发言，他总结了五个 “没想到”：没想到作为一家文化企业，能够成为自贸区的 001 号企业；没想到游戏机开放政策创造了近千亿的产值，模式迅速被复制；没想到国内多家企业涉足家庭游戏机业务；没想到革了自己的命，促进了上海文广自身的改动；也没想到创新很难，开放任务艰巨。

“游戏内容能否一站审批，下放到自贸区，实现备案制，使得鸡和蛋成批量出来。” 张大钟建议。

Xbox One 国行发售后的长达半年时间内，再无新作上市。以游戏带动主机销量，再以主机销量吸引本土开发团队加入，这个计划从第一步就落了空。那边，玩家空守着机器，却玩不到自己想玩的游戏。

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游戏审批，谢恩伟主要提到两个障碍：一是海外工作室不熟悉国内情况。审批过程中，政府部门出具意见往往较快，而向海外工作室传达这些意见，解释为何修改、如何修改才能达到审批的要求，较耗时间。修改后，又需重新送审。复杂些的游戏，无法一次通过，不得不在政府与海外工作室之间来回沟通，多次修改多次送审，周期自然拉长。而且，主机游戏的二次修改有一定难度，会产生额外成本，也得权衡。

在机核 2015 年的一次采访中，谢恩伟以首发游戏《极限竞速 5》的本地化为例：“国内有这么一个法规的，文字需要做完全的翻译。主机游戏在这方面有些复杂，比如《极限竞速》里面的赛道和赛车的品牌都要求翻译，这就需要拿到每一个车商的授权。在《极限竞速 5》里，要对八十多家公司，一个一个去谈授权。而且有的车在中国其实是没有中文名字的，包括一些定制化的车也是如此。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困难。…… 还有一点，很多国外游戏开发工作室在做完某一款游戏后，要么是去度假了，要么是去做别的游戏了。这样一来，在沟通方面就会出现不确定因素。”

另一个障碍是，审查标准不明晰，只有指导性的原则。例如，不能过于暴力、不能过度暴露，但究竟什么程度的暴力、暴露到什么程度是被允许的，底线之上，是巨大的模糊地带，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增加了审批周期的不确定性。谢恩伟回忆，Xbox One 国行上市之初，曾尝试送审某款游戏，但这款游戏在暴力和意识形态方面不符合审查要求，很难操作，最后内部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送审。所以，引进哪些游戏，事先也需仔细筛选，不仅要考虑市场反应，更要衡量过审难度。
如何在政策监管与市场之间，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这是所有文化产品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刚刚起步的主机游戏来说，更难。除非市场足够大，海外工作室才有可能将面向中国市场的本地化内容以及审查所需满足的条件，事先整合入开发计划。但在严厉的监管和其它娱乐方式的挤压下，这块新生市场又很难获得成长空间。

2014 年 12 月，索尼在上海举办发布会，宣布 PS4 国行将于 2015 年 1 月 11 日发售，普通版售价 2899 元，含摄像头和底座的套装版售价 3299 元。有媒体提前拿到国行机器进行测试，发现未锁区。这意味着，PS4 国行可直接运行海外游戏，而无需像 Xbox One 国行那样按部就班地等待海外游戏的引进审批。很快，有玩家实名向北京文化局举报 PS4 国行未锁区，“可以随意运行管制级别游戏”，“各种未经中国文化局审核的其他国家发售的游戏”，“严重影响中国文化建设”。

对于无力改变的事物，人们的态度往往会由最初的怀疑、排斥，逐渐转为适应、接纳，最终视其为理所应当，甚至赞许。而情绪总要有出口，选择某个具体且无反抗能力的个体作为对象，“再合适不过”。从这个角度看，被举报对象是受害者，举报者也是受害者。这起事件在网上迅速发酵，举报玩家成为众矢之的，被人肉搜索，原本藏于暗处的锁区问题也因此被端上台面。

2015 年 1 月 8 日，距预定发售日还有三天，索尼宣布 PS4 国行推迟上市，具体发售时间待定，预售活动也被叫停。延期的原因与 Xbox One 国行相同：索尼已向政府部门送审多款海外游戏，尚无一款过审，如果最终不得不锁区，将面临主机上市后无游戏可玩的尴尬境地。

一周后，《钠克大冒险》过审。一个月后，第二批游戏过审，包括《最终幻想 X/X-2》《讨鬼传・极》《真・三国无双 7：猛将传》等七款。同时过审的，还有 Xbox One 国行的三款游戏：《水果忍者：体感版 2》《光之子》《型可塑》。

2015 年 3 月 20 日，延期两个多月后，索尼 PS4 国行在中国大陆正式发售，锁服但未锁区。次月，Xbox One 国行更新系统，同样解除了锁区限制，更新后的国行机器可正确识别和运行海外版光盘游戏，但依然只能进入国服和国服商城，而无法切换至外服。

此时距离故宫附近的那场媒体见面会，已经过去九年，中国大陆的游戏市场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在年轻人中间流行，电视作为内容承载平台从年轻人家庭中消退，人们的生活被更快速更易获取的娱乐方式填满，客厅娱乐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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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 Xbox 游戏机原定于 2001 年 11 月 8 日在美国举办首发庆典，负责策划的是爱德曼公关公司。他们遇到一个难题：9 月 11 日，纽约世贸中心遭遇恐怖袭击，阴影尚未消散，在这个敏感当口，是否应该继续推进原计划。

原计划是在纽约和旧金山两座城市同步举办活动，纽约会场设于时代广场的玩具反斗城旗舰店，比尔・盖茨将到场助威，并邀请数千玩家投入一场持续 24 小时的游戏马拉松。如今，计划陷入两难：如果继续推进，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典，是否会被公众指责为麻木不仁；如果取消，是否又会被认为是被恐怖分子的行为吓倒了。

爱德曼公司联系时任纽约市长的鲁道夫・朱利安尼，征询他的意见。朱利安尼建议活动照常举行，纽约市民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这座城市也需要更多的笑脸、更多使人快乐的东西。

因供货问题，首发庆典推迟一周至 11 月 15 日。当晚，时代广场被绿色点亮，玩家从全国各地赶来。比尔・盖茨身穿印有 Xbox 标志的黑色夹克，与巨石强森一同出现在活动现场，两人共同玩了几局《死或生 3》。凌晨，倒计时结束，比尔・盖茨将第一台 Xbox 递给二十岁的玩家爱德华・格拉克斯曼。后者特意从新泽西驾车前来，排了十六个小时的队。

第二年春天，Xbox 在日本、欧洲和澳洲先后上市，年底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发售。中国大陆不在发售计划之中。当时，这是一块封闭的市场，购买力不足、盗版泛滥，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它地方或多或少也存在，而在这里，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游戏不完全是带给人笑脸使人快乐的东西，公众抱着轻蔑甚至敌对的态度看待游戏，政府对游戏也有着极为严格的管制。

所以，首先进入中国大陆的，是生产线。

来源：机核网

今年年初，彭博社公布了一组数据，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以周产 8550 辆的成绩力压丰田、宝马、福特等对手成为 “北美生产效率最高” 的工厂。

要知道，这座工厂已经有 60 年历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臭名昭著，生产线上充斥着烟、酒、性和毒品，也一度被认为是通用旗下 “质量、生产效率、出勤率 “最差的工厂，有时候因为出勤率不足，经理甚至需要把醉醺醺的工人从工厂对面的酒吧里拽出来。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八十年代，当时准备在美国大干一场的丰田和想要学习精益生产的通用一拍即合，成立了一家名为 NUMMI 的合资公司，重新启用了这座工厂，在丰田的精心调校下，这座差点被淘汰的工厂重新焕发了生机，2006 年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的 42 万辆。

然而，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通用不得不将 NUMMI 工厂摆上了货架，当时这座年产能达到 50 万辆的工厂建造成本超过 10 亿美元，但最后却在加州政府的斡旋下仅以 4200 万美元卖给了当时刚刚上市的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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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

捡了大便宜的马斯克回来回忆道：“当我第一次踏入这座工厂时，感觉就像是一个小孩子穿了父母的鞋子 [1]”。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和准确，因为当时的特斯拉的货架上只有 Roadster 一款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 Model S/X/3/Y 四款车都大获成功之后，特斯拉的 “体型” 和 “鞋码” 越来越不协调，所以过去三年，一座座庞然大物在上海、柏林和得克萨斯州相继拔地而起。

这些工厂一座比一座大，上个月正式开业的德州工厂占地面积达到 1.2 万亩，相当于 1120 座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如果竖起来，这座工厂比有世界第一高楼之称的迪拜哈利法塔还要高，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 “宇宙第一大厂”。

这些工厂之所以令人赞叹不已绝不只是因为面积和产能，按马斯克的说法，工厂不仅是生产空间，而且是特斯拉最重要的产品之一，是 “制造机器的机器”，这些产品和特斯拉的电动车一样不仅可以” 批量化生产”，还可以升级迭代，也是特斯拉制造的秘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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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形：从车间二楼到内华达沙漠

虽然弗里蒙特工厂是特斯拉买的，但这绝不意味着特斯拉在生产制造方面奉行 “拿来主义”，恰恰相反，从这里开始，特斯拉就走上了自研之路。

和传统整车厂不同，特斯拉从一开始就强调以机器为中心和自动化，在接手 NUMMI 工厂之后，特斯拉花了一年半时间训练了 130 多个生产机器人，让它们能在冲压、焊接、涂装等车间同时执行多种不同的任务。

整个弗里蒙特工厂，最神秘的地方莫过于二楼。在这里，特斯拉开始对产业链不同环节进行垂直整合，大到电芯、电池模组和自动化系统，小到高压线束、显示屏和保险丝，都开始自研。

特斯拉前生产副总裁 Greg Reichow 曾解释道，当一个产业处于发展初期时，自研自产关键零件有三大好处，第一：避免了外包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开发速度更快；第二：缩短产品升级改进的周期；第三：亲力亲为更有利于积累 knowhow，从而构建更深的护城河 [3]。

发布 Model S 之后的一年时间里，特斯拉在全球卖出了 2.2 万辆电动车，但马斯克显然并不满足于此，根据他在 2006 年发布的 Master Plan，特斯拉的下一步是要推出一款价格更加亲民的车型，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瓶颈在于电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扩大规模效应来降低单位成本。

2013 年 11 月，马斯克对外公布，将打造一座名叫 Gigafactory 的超级电池工厂，“Giga” 直译为 “千兆” 或者 “十亿”，代表规模巨大。次年，特斯拉正式宣布联手松下在内华达建厂，目的很简单，一方面是为了保供，另一方面是降本。

当初特斯拉从松下采购电池时，马斯克成天吐槽松下的扩产速度慢、成本又高，是特斯拉前进路上的阻碍之一 [3]。为了把控电池的成本与生产节奏，特斯拉干脆拉上松下共同投资了这座耗资约 60 亿美元的工厂，让最核心的供应商在眼皮子底下生产。

这座工厂也初步体现了特斯拉垂直整合以及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理念。

比如距离这座工厂 300 公里之外就有一座锂矿，更容易获得生产电池所需的原材料；生产电芯的车间内笔直的通道更方便无人驾驶 AGV 车辆通行；此外， 这座工厂还生产包括电机在内的驱动系统，自动化水平已经超过 90%，经过测试之后，它们会和电池包一起被送到 4 小时车程之外的弗里蒙特。

特斯拉负责内华达工厂生产的副总裁克里斯・李斯特表示：“这就像在一座工厂里装了十座工厂 [4]。”

2017 年，内华达工厂正式投产，次年 8 月，一期工厂产能爬坡完成后，特斯拉实质上成为了拥有最大电池产能的整车厂，年产能多达 20GWh，几乎同时，特斯拉拿下上海临港一块 86 万平方米的地块，准备建设第一座海外的超级整车厂。

如果说内华达是特斯拉在生产制造上的一次小试牛刀，那么上海工厂则是一次效率至上的极致演练。

02
上海：效率至上的极致演练

上海工厂的关键词只有一个：效率，这种特点不仅体现在施工速度上，同时也体现在厂房设计、物流系统以及生产工艺等方方面面。

在厂房设计上，众所周知，一辆车的生产由冲压、焊接、油漆和总装四大环节组成，一座整车厂的生产动线都是围绕这些工艺展开，弗里蒙特因为历史悠久等原因在车间布局上过于分散，互相之间衔接得不够紧密，再加上不同厂房之间的高低差，导致物流成本增加，同时也会降低生产效率，这是马斯克绝对不能忍受的。

上海工厂果断放弃了这种分散布局，而是将四大车间集中在一个巨大的空间内，使得零部件的流转效率以及土地利用率都有显著提高。

在空间布局上，上海工厂另一大特点在于新增了一个压铸车间，里面有多台 IDRA 生产的 6000 吨巨型压铸机，可以用于生产 Model Y 的车身后地板，将原本需要花费 1-2 个小时把 70 多个零件焊接起来的繁复过程，直接压缩到仅需几分钟的一道工序，省掉了上百个机器人。

最令外界惊叹的莫过于 “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 的壮举。实际上，最初马斯克原本预计上海在工厂两年内投产，但实际上，整个项目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土地平整，六个月就搭好了厂房结构，或许是 “基建狂魔” 的效率过于惊人，特斯拉柏林工厂的总装线也交给了一家中国供应商负责。

3

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早期布局

4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在供应链上，全球车企一直把丰田的精益生产作为标杆，特斯拉也不例外，这种生产模式以准时制和全员参与改善为特点，通过对上游零部件，现场生产细节以及终端消费市场的精细化管理和预测，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库存。

为了减少库存，特斯拉上海工厂采用了一种高效的物料对接系统。在工厂外围，密密麻麻排列了 80 多道对接集装箱的装卸门，距离产线只有 10 米，源源不断进厂的集装箱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流动库存的功能，通过这种方式，从长三角等地采购而来的零部件可以及时被送上生产线，进而实现零库存。

凭借极高的效率，上海超级工厂在建成后两年内产能迅速爬坡，2021 年第三季度在产量上已经超过弗里蒙特，到 2021 年底，上海工厂总产量超过 47 万辆，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其中 16 万辆出口到了海外市场。

上海工厂作为特斯拉成立以来第一座海外整车厂，除了肩负撬开中国市场的历史重任之外，本身也是一次验证自己能否批量制造超级工厂的机会，在上海验证成功之后，特斯拉很快就在德国柏林和德州奥斯汀开始建立规模更大的工厂。

03
终极：全能的综合体

2017 年，马斯克曾公开表示，他本人对于超级工厂的推崇，来自于 1913 年亨利・福特的流水线革命与之后诞生的胭脂河工厂 [11]。

胭脂河工厂是汽车被发明以来最全能的工厂，里面有一百多座建筑，面积有 540 个足球场大，除了发动机、底盘、轮胎等各式各样的零部件车间之外，还有发电厂、炼煤厂、炼钢炉、轧钢厂等，甚至包括 100 多公里的铁轨，人数超过 10 万，规模相当于一座小县城。

在这里，亨利・福特将垂直整合模式玩到了极致，控制了从原材料到整车的所有环节，在装配线上，平均每 49 秒钟就能下线一辆 Model A，并且把一辆车的价格降到 500 多美元，福特通过这种高效的生产方式以及走量的定价策略攫取了巨大财富，成为第一代 “汽车大王”。

5

弗里蒙特工厂的分散布局

6

特斯拉得州工厂 “Under One Roof” 布局

上个月开业的德州工厂效仿的就是胭脂河，虽然自制的零部件不像当初的胭脂河一样无所不包，但垂直整合的效率却要甩对方一条街。

从上面两张图可以看出，弗里蒙特工厂是不规则形状，德州工厂是左右对称的八边形，前者的空间布局十分零散，后者的空间利用率显然更高，生产环节更多，但不同环节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凑，用马斯克的话说，就是 “一切都在同一个屋檐下”，能够实现 “工厂的一端输入原材料，另一端输出整车。”

具体来看，在弗里蒙特工厂，压铸车间只有一个小角落，但在德州工厂却变得和冲压车间一样大，这种变化和特斯拉近年来的技术突破有直接关系。

2020 年 8 月，特斯拉在弗里蒙特工厂开始安装一台 6000 吨级的压铸机，当时它还只能生产 Model Y 车身的后底板，但是不到两年时间，技术取得进展，车身前底板也可以 “压” 出来，大大减少了车身零部件的数量，而这无疑会增加压铸机的需求量以及车间的面积。

公开资料显示，弗里蒙特工厂目前拥有两台压铸机，上海有三台，年产能 50 万辆柏林工厂有八台（暂时只有两台），而前不久刚开业的德州工厂即将启用 8000 吨级的压铸机，用于 Cybertruck 的生产，数量增加、吨位增加，因此也直接导致压铸车间面积成倍扩大。

除此之外，德州工厂也将会同时生产电芯和 pack，而且面积丝毫不逊于四大工艺，这是因为特斯拉即将在这里生产 4680 电池。46、80 分别代表电池的直径与高度，多出来的一个 “0” 则代表圆柱电池。这款电池采用全极耳技术（也可称为 “无极耳”），通过增加正负极与外部导体的接触面积，可以有效增加充放电时的电流大小并减少发热。

马斯克在开业典礼上表示，2022 年德州工厂的主要任务就是产能爬坡，而在高效车间布局以及一系列新技术的加持下，德州工厂有望冲击史无前例的，年产百万辆的目标。

04
尾声

一百年前，福特引领了传统燃油车时代，但随着供应链的分工和发展，大包大揽的垂直整合模式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金字塔式的供应链层级结构，如今，在新的电动车时代，垂直整合模式又在卷土重来，特斯拉无疑是其中的翘楚。

但这种模式就一定是唯一解吗？

或许不一定，至少在中国，电动车领域出现了很多玩家，有人可以不要灵魂专门替人代工，有人不造车但是一心想给车企 “交钥匙”，有人想通过底盘来切入，各种模式层出不穷，留给不同玩家的选择也就更多。

来源：远川研究所 微信号：caijingyanjiu

文 / 小灵 半佛

来源 / 半佛仙人（ID：banfoSB）

1

这两天有个新闻，很有意思。

有位互联网招聘服务网站的 CEO，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说有位互联网从业者来面试，居然要求工资比上一家高，简直是被惯坏了。

这视频在网上可以找到。

做了 CEO 还亲自面试非管理岗位的员工，也是挺接地气的，不过说的话就不太接地气了。

先是说哎呀，被大厂裁员下来的人。

然后说之前 2 万块钱月薪的产品经理职位凭什么就要涨薪 30%，原话是，

“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这代的年轻人都是被互联网行业惯坏了”

“你想一个工作三四年的产品经理为什么会值 2 万块钱，他有什么能力”。

最后总结了原因，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互联网，不是你厉害，是行业厉害。

他这话。

既对，也不对。

2

首先，这套逻辑是可以说得通的，至少站在他的角度是自洽的。

第一层，都被裁员了，证明过的不好。

有个饭碗就不错了，还敢要求涨工资，属于有点没数。

第二层，之前收入高是因为行业好。

第三层，互联网行业给的工资高，养成了从业者的思维惯性，觉得高工资是常态，没有考虑到自己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推导到前三层，都问题不大，也是事实，毕竟有个人的奋斗，也有时代的红利。

可惜在第四层还没有讲出来之前，就下结论了。

这第四层是。

不是员工 “要” 高工资，而是行业 “要给” 高工资。

不是员工没数，是行业里的公司没数。

商业社会是不讲道德判断的，蒙圈的生意有人做，缺德的生意有人做，犯法的生意有人硬着头皮做，但亏本的生意没人做。

说到底，员工自由流动，大厂自主招聘，工资开多少，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

你就是说大厂在做慈善，故意给从业者高工资就因为心情好，也没人信啊。

一个个平时嘴上都讲市场经济。

怎么一到给人开工资了，不谈市场经济了？

给高工资不是惯着员工，而是不给就招不到人，这就这么简单。

公司计算之后，发现比起招不到人，还是多出点钱效率更高更划算，就是这么简单。

都是打算盘的妖精，装什么纯洁善良？

3

互联网早期发展是个速度竞赛，广袤市场无限作为，比拼的就是跑马占地的节奏。

好，要速度就要多给钱，寄快递加急都要多给钱呢，更何况员工。

高工资带来的高速度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速度，烧胎起步，大干快上。

面对蓝海，谁先动手谁就有先发优势，这时候需要皮糙肉厚的员工来肝。

给普通工资也行啊，那企业就享受 965 的工作节奏嘛，要想马儿使劲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马儿要么用脚投票逃走，要么就出工不出气的摸鱼。

给多少钱，办多少事，自古同理。

隔壁家灯火通明的上项目，你家除了看门大爷其他人都自由活动了，野蛮生长的市场里面是一步慢就步步慢，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关门大吉了。

所以要想在早期互联网行业立稳脚跟，就必须给高工资让员工的 “每日效益” 提起来，抢先一步上线，快人一步布局，决定企业生死。

第二个速度，在于快速吸引人才，同时抢对手的人才。

每家企业都想要有创新能力和战略眼光，做事还非常务实，情绪稳定人见人爱的员工。

这样的员工可以高效的把手上的任务做好做快，但是如今是个分工细化的年代，企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也不是独狼就可以完成的。

那就需要一个团队来推进，构建团队就要花时间，不完整的团队效率是拉胯的，这就要大规模的吸引人才。

人才都知道自己是人才，干嘛来你公司呢？

掏钱呗，来了以后让你工资比以前多 50% 好不好，50% 不开心 100% 好不好，用钱砸出吸引力。

别说期权这些的画饼疗法，那都是已经做大做强之后的模式了，早期谁知道这家互联网公司能不能熬到上市啊。

大家都是明白人，真金白银的每月结算吸引力最大。

每年顶尖高校那么多学生选择互联网行业，看重的就是性价比高嘛；

那么多其他行业的人涌入互联网，也就是看重工资高嘛，在哪里都是打工，还不如去互联网行业这个来钱快的地方奋斗。

不给高工资，就没办法大规模快速地吸引到这些人才，那别说通宵干活了，组织架构都起不来。

扣扣索索的压预算导致一个岗位放出去几个月吸引不到合适的人，累死已经进组的，反过来又吓退准备进组的，拖累效率下来的收益不是节约的几个工资钱就能弥补的。

谁还不会算账了？

4

第三个速度，在于赶快做大摊子好从投资者那里薅钱。

咱们见证了互联网行业前些年的快速发展，成本在扩张期从来都不是战略制定的核心考量。

只要摊子做得大、铺的快，哪怕成本高翻天，利润负的好几亿，又如何？

投资者能看到前景就好，要么相信有一天能统一市场，要么相信有一天会有人接盘，亏损？这是扩张的证据。

所以我看到过街头拉人下载 APP 直接送米面油的线下反哺线上模式，还看到过几十块甚至百块钱的天价关键词搜索报价。

那这些都要员工赶快来，来了使劲干，工资多几千多几万无所谓赶快把摊子铺开才是王道，好实现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模式。

这三层不计成本的对速度的要求，大家品，没有一个是站在员工角度出发的，没有丝毫发福利的意思，就是单纯的、直白的、理性的商业权衡。

我要快，我加钱。

其实不光是互联网，任何行业在快速扩张的时候，都会为了速度给出高工资。

互联网员工没有用胸肌夹住大厂的头，逼着在合同上给出高工资，而是在供需关系这个亚当斯密心心念念的无形的手下，企业只有给高薪，才能在快速迭代的互联网市场里面活下来、做得大、从投资者手里圈到钱。

不存在惯坏，只有你情我愿。

因为你可以不招，你可以卡着低价来招。

没人拿刀逼你开高工资。

5

我知道有人会觉得，那现在互联网流量见顶了，增长减速了，薪酬是不是应该如同这位 CEO 所说的回归常态呢，互联网从业者是不是应该要降低姿态呢？

说法是没毛病的。

但依然是用固化的思维在讨论市场活动。

因为不存在 “应不应该”。

如果互联网企业都不需要快速扩张了，那 “自然而然” 就不会再给出高薪，那整个行业的薪酬 “顺水推舟” 的就会降下来。

公司不傻。

应聘的人也不傻。

公司知道不开这些钱，也能招到人了。

对方面个几次自己也知道市场现状和自己的斤两了。

市场会自然调节价格。

不是应该，而是自然现象。

还是那句话，没有强迫就业选择的时候，市场决定一切。

市场的手深的很远，咱们再举个例子。

刚才聊得是企业面对员工的博弈，咱们还可以引入另外一个变量，其他企业的招聘导致的人才挤兑。

因为互联网行业摊子铺得大，再加上各种大厂中厂小厂把蓝海早就卷成红海了，所以又是人才供需失衡又是相互竞争激烈，这就催生出一种很神奇的竞争手段。

把路都抢过来，让别人无处可走。

在业内，有的把这个叫做防御性招聘管理，有的叫做储备式人才计划，总归就是尽量垄断一个特殊领域的人才，让竞争对手要么招不到人，要么招不全团队。

这些招来的人甚至都不需要给公司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就是养着，只要你不出去，就能让竞争对手减速。

不光要比谁的速度快，还要比谁会让对手慢下来。

以前制造业发达的时候，很多真 * 大厂是通过和学校联手进行定向培养的模式来进行防御性人才培养的，互联网时代没那么多时间来培养，就直接用扫货的形式把市面上的特定人才都网络进来。

为什么要提这个竞争方式呢？

因为这样招来的员工，产出并不高，但是价值很高。

这就回到了招聘网站 CEO 第三层逻辑里面的一个漏洞，“没有考虑到自己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这是在谈定价，在管理学上也是个显学。

直观的感受是价格取决于成本，成本高的自然卖得贵，成本便宜的就价格低一点，然后搭配上合理的溢价作为利润，最终价格就出来了。

套用在人身上，那就是算一算辛苦读书这么多年，交了多少学费、生活费、择校费、补习费，然后根据学历和经验的稀缺程度给个溢价，好学校的就多给点，五年工作经验的就比三年的再多给点，最后就能确定了人才的使用价格了。

6

不过这套理论早就被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看法是，价格就应该是 “放在一个开放和竞争的交易市场中的价格”，别反思自己值不值这个价，市场自然会告诉你应该值多少。

换到人才身上也是一样，行业的薪酬水平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不会因为一个 CEO 的吐槽就降低，除非他能重塑行业供需关系和业内竞争态势。

既然是市场博弈，那谈微观个案就没有意义，要看大趋势。

这位招聘网站的 CEO，也算是熟悉互联网和人力资源的人了，他面对一个来面试的产品经理，觉得对方不值这个月薪，我不怀疑他的专业眼光。

他可以拒绝这个面试者，然后去找其他人，能几千块钱的找到十年工作经验的产品经理是你有本事，可惜这在统计学上只会是一个需要剔除的离群值。

而被拒绝的这位产品经理也不需要气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要因为这次面试说你被宠坏了就真以为行业都是这样了，要流动起来。

只有流动起来，才能感受到自己在 “开放和竞争的交易市场中的价格”。

所以，不是互联网大厂惯坏了员工要高薪，而是高薪是供需决定的，也是互联网行业特性决定的。

你看从业者工资拿的多，其实公司通过快速扩张捞的更多，从投资者那里拿钱更多，挤压竞争对手获得收益更多。

商业世界从来就不存在溺爱，更不存在该不该。

一切操作背后都是赤裸裸的商业逻辑。

大家职业一点，商业一点。

就够了。

文 / 汪小楼

来源 / 银杏科技（ID：yinxingcj）

春节，本该悠闲的假期，对中国科技公司而言，是一段极其危险的日子。

暗中等待多时的专利猎手们，会给中国企业发出致命一击。此举屡试不爽。

2017 年 2 月，刚刚过完春节，康文森突然以单方面声明公开信的形式向华为致函，要求华为获得其全球专利打包许可。

在国际上，像康文森这种几乎没有实体业务，主要通过发动专利侵权诉讼而生存的公司俯拾皆是，业界也给他们起了十分形象的外号：专利流氓、专利蟑螂、专利鲨鱼。

2018 年，小米雷军就因为 Dareltech 的四项专利侵权诉讼，被邀请于 2019 年的大年初四到美国去 “过年”，大有红拂夜奔雪夜上梁山之苦感。

2020 年春节假期，夏普也对 OPPO 发起了专利侵权诉讼。

得知这一消息，OPPO 知识产权部高级总监冯英，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几个月前 OPPO 已经在和夏普进行谈判，按照一般的专利谈判流程，两家公司会先进行充分的磋商。

围绕着技术和价格，有些公司甚至可能谈上五六年都不会起诉。毕竟，如果能够协商出合理的费用，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得收益。

夏普在制造业里，有过近百年的辉煌历史。

在 4G LTE 专利技术排名上，它仍旧稳居全球前十之列，光是起诉 OPPO 的部分 “标准必要专利” 城墙，就足以让业界望而生畏。

掀翻谈判桌后，夏普马上开始要求 OPPO 上缴高额专利费：每台手机 1 美元左右。按照 OPPO 当时的销量，一年就要上缴 1.5-2 亿美金的专利费用。

顺从夏普的条件妥协和强硬应战两个选项，对于 OPPO 来说，不论怎么选，都很头痛和棘手。

智能手机利润微薄，选择顺从夏普的要求，就意味着 OPPO 要交的专利费，十年都不一定赚得回来；如果强硬应战，OPPO 一旦败下阵来，最终确定下来的专利费，也有可能比顺从妥协来得更高，而且它一定会成为夏普跟国内其他手机厂商谈判的标准。

华为手机业务回撤之后，OPPO 幸运又无奈的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令国内很多知识产权律师都为其捏了一把汗。

这不由让很多人，联想起了多年前中国 DVD 产业覆灭的那段辛酸往事。

DVD 产业之殇

甄文先是国内较早从事 VCD 和 DVD 软件开发的工程师。

他从 1995 年进入爱多，参与开发第一台 VCD 到 1998 年进入步步高，再到后来亲身经历了 DVD 那场产业灾难。

甄文先至今想起都心有余悸，最令他难过的莫过于，这场产业 “灾难”，原本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只因当时没有人重视。

“物理上专利是他们（外资企业）的，但要说编码的发明人其实还是中国人，是万燕公司发明的。”

甄文先口中的万燕公司，是由姜万勐和 “MPEG 之父” 孙燕生 1993 年创立，并在当年研发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 VCD 机。

但两位创始人并没有去申请这项专利，这也导致万燕公司生产的第一批 1000 台 VCD 机被抢售一空后，成为了国内外家电公司早期的解剖对象。

不久之后，万燕公司又将 VCD 生产技术和解码芯片公开，一些国外公司很快便掌握了解码芯片和机芯（光盘读取与驱动系统）这两项核心技术，并进行了技术升级。

包括后来国外公司在 DVD 上采用的激光视盘技术，正是基于 1994 年万燕公司制定的 MPEG-2 标准演化而来。

尽管我们不能单纯地将 MPEG-2 标准定义为 MPEG-1 的简单升级，但这个标准却是实实在在由中国制定，专利权已经不属于万燕公司。

专利权一条通用的国际法则是：谁先申请专利权就归谁。

2001 年，中国的 DVD 出口量已经占世界总产量的 70％。

由日立、松下、JVC、三菱、东芝、时代华纳几家巨头组成的 “6C 联盟”，以及由索尼公司、先锋公司、飞利浦公司组成的 “3C 联盟”，开始以收取专利费的方式，向中国 DVD 产业发起了 “进攻”。

一开始是 6C 联盟要求，中国公司每出口 1 台 DVD 播放机，需向支付 6C 联盟 4 美元的专利使用费，接着 3C 联盟也扣动了扳机。于是谈判条件变成了：中国公司每出口 1 台 DVD 播放机，需支付 5 美元的专利使用费。

6C 联盟从 1997 年就公布了专利，1999 年开始向各企业发函告知缴纳专利费。

在与中国的 DVD 进行专利谈判的一年多里，6C 联盟一直按捺不发，却突然在全球 DVD 市场需求量达 4000 万台，中国制造占 90％的 2002 年发起攻势。

这颇似一场放水养鱼的游戏。

外国公司对专利保护，早已经有了专业的防范应对策略，它们时刻盯着产业界的一举一动。如果没什么油水，就不会打扰你，即便有所 “冒犯”，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等鱼养肥了再捞，这是专利攻防的惯用战术。TD-SCDMA、机顶盒以及 MP3CEBIT 案和 LG 在美国起诉 TCL 侵犯其数字电视专利等，具是如此。

据商务部调查显示，仅 2002 年，我国有 71％的出口企业，遭遇到国外技术型贸易壁垒的限制，有 39％的出口产品因此受到影响，最终的经济损失达 170 亿美元。

当时那些对 DVD 产业发起诉讼的海外企业联盟，则被媒体称为 “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 出击的时间，恰好是 2002 年春节前后，那一年的 1 月和 2 月，数千台 DVD 先后在海关被扣押。

毫无还击之力的中国 DVD 企业，拿不出任何筹码去应对，只能对所有谈判条件言听计从。

2004 年，同为 DVD 论坛成员的汤姆逊公司和 DTS 公司，又发起了新一轮专利诉讼。接二连三的溃败，国外 DVD 依然存在，国内 DVD 行业早已举步维艰。

到 2005 年，一边是我国的 DVD 产量依旧占全球总产量的 90% 以上。另一边却是 DVD 制造商在不断合并、关停，从 400 家迅速锐减至 150 家。

就这样，中国 DVD 产业一步步地沦为了海外的代工厂。

在甄文先看来，中国 DVD 起步较早，万燕公司作为行业领头羊，但凡重视一下专利技术，在那场 “围剿 “中，也不至于到最后，都拿不出像样和对等的谈判筹码。

“专利技术就像战略核武器一样，对企业而言，你可以选择不用它，但必须要拥有它，不然连挨打的选择权都不具备。”

就如原子弹自二战之后一次都不曾用过，它却能在大国博弈中牵制着各方势力，让世界始终保持微妙平衡。

悲剧从未停止

DVD 这段产业辛酸往事，在回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可看作是专利法案的摸着石头过河。

1978 年 7 月，党中央在批复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的一份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 “我国应建立专利制度”。

直到 1984 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专利法》。彼时，距离美国颁布第一部专利法，已经过去了近两百年。

中国那时刚刚脱离计划经济，短视与浮躁依旧盛行，申请专利只图数量不看质量，是中国知识产权体系建立初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甚至《专利法》被很多人看作 “多此一举”。

在企业层面，无论你有多少前瞻性思考，抵不上老板的一句 “申请这个专利有什么用？”

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从迪士尼发言人欧文・奥肯 1989 年的言语中可窥见一二：“我们总是在打官司。”

这句话背后不容忽略的事实是，西方企业早已将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纳入常态化管理。

坊间甚至流传过一个段子：假如有天你被困孤岛，获救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岛上画一个米老鼠，迪士尼的法务将以最快的速度赶来起诉你。

中国不可能独居于孤岛，融入全球化进程，熟悉规则、参与游戏才是正道。1992 年，伴随着复关谈判，我国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在中国专利局专利法研究所的学术性年刊《专利法研究》中，一篇题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修订》的文章中记载到：

“专利法实施七年来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制定专利法是正确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鼓励发明创造，使我国专利保护水平进一步向国际标准靠拢，修订专利法是必要的。”

无奈的是，知识产权这个 “舶来品”，中国和中国企业并没有拥有太多时间去从容消化。

WTO 入世规则、全球经济一体化，虽然加强了国际贸易联系，能让中国企业获取的市场空间更为广阔。但竞争法则的改变，让很多中国企业来不及应对，就已经轰然倒下。

在某种程度上讲，DVD 行业的全军覆没，是中国企业 “向国际标准靠拢” 的一体两面：既要时刻准备挨最毒的打，还要努力拥抱，说最美的情话。

DVD 行业的悲剧故事并未停止，令无数人感到惋惜的 HTC，也是一个因专利而倒下的巨人。

2011 年，苹果公司以侵犯专利为由，将 HTC 告上法庭，要求在美国禁止销售关于 HTC 的 29 款手机。

彼时的 HTC 在北美如日中天，创始人王雪红甚至表示 “如果将来只有两家手机厂商，那 HTC 肯定是其中之一。”

这并非狂妄，因为最辉煌的时候，连苹果都公开承认：HTC 是第一大竞争对手。

但由于 HTC 在专利上 “裸奔”，在与苹果的对决中元气大伤，最终苹果胜诉了，HTC 用了将近一年时间与苹果和解。

随后，“八国联军” 的故事再度上演。

黑莓、三星、诺基亚、微软也纷纷仿效苹果发起专利诉讼，对 HTC 进行全球范围的大 “围剿”。一次又一次的专利纠纷，接二连三的禁售，导致 HTC 的全球市场不断缩小。

时至今日，几乎已经没有人记得，那曾在美国市场上，能与苹果平分秋色的销量冠军。

围猎中觉醒

这些年，几乎所有的出海企业，都遭遇过专利 “围剿”，手机产业更是首当其冲。

2013 年，小米在海外的第一战，便是与有专利流氓之称的 Blue Spike 对决；2014 年小米在印度又被爱立信起诉侵犯专利，并且遭遇禁售。

2016 年，魅族与高通之间又掀起了专利诉讼，面对高额的专利费，魅族一度高调喊冤，大打 “苦情牌”。

在坚硬 “专利墙” 面前，不仅仅是互联网思维不堪一击，就连拥有自研麒麟芯片的华为也无法绕过。

但即便高通再怎么强势，手机厂商在没有找到替代方案之前，也不得不上缴交专利费用。

缺乏专利风险应对能力的中国手机公司，仿佛在最陡峭的悬崖上徒手攀岩：华为、中兴、联想、小米、魅族…… 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接连卷入跨国专利诉讼。

为什么专利战争会集中于手机行业？

手机行业正处在一个时代潮流之上，是各种硬核新技术的集大成者。一部智能手机大概有四十多万专利技术，没有任何一家手机厂商，能做到完全通吃。

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专利可量化，必然会带来手机厂商之间，手机厂商与其它拥有专利技术的公司之间，一场场无尽头的博弈，永不停歇。

也正是一场又一场的残酷血腥专利战争，打醒了无数企业和企业家，他们前赴后继地在拥抱中学习、在隐忍中成长、在发展中壮大，等待时机并反戈一击。

到 2021 年，中国已经成为了真正的专利大国，位列世界专利申请量的前五名。可是专利质量不高，依然是专利侵权保护中的硬伤。

我国专利数量的 80% 以上，都由专利代理机构完成申请，许多企业基于上市等目的申请专利，浮躁与短视也推动着，这些代理机构忽视了专利的申请质量。

在国外，专利授权是专利工作的开始；而在国内，专利授权往往是专利工作的终结。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上大量产品的知识产权都在美国。

任正非曾在公开场合说过，美国科学技术的深度和广度非常值得学习，尽管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在个别领域领先，但中国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

归根结底，专利战争的核心还是在于专利技术本身，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一切只是徒然。

任正非是中国为数不多，头脑一直保持清醒的企业家之一，华为能有今天的江湖地位，离不开他的高瞻远瞩。

《华为的冬天》已成绝唱，海思 “备胎” 计划最热血的时候，甚至也被他泼过冷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冷静、沉着，热血沸腾最终打不赢仗并不管用”。

任正非认为，创新精神值得鼓励，但不要盲目，一定要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或者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

外界所熟悉的华为海思 “备胎” 计划，也并非从源头上开始创新，也给别人交过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是永久授权。

因此，我们要排除一种认知误解：专利权并非垄断，专利战争大多数本身也不属于恶意竞争的范畴。它反而是在以相对公平的方式保护、鼓励创新，推动着世界科技进步和发展。

就如让美国人发怵的 5G 相关标准，源于十多年前一位土耳其教授的数学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两个月后，华为投入了上千人，开始以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

土耳其教授 Arikan 虽不是华为在编员工，华为便拿出大量资金，支持该教授的实验室，让他可以招收更多的研发人员。

十多年时间下来，华为的 5G 基本专利数量排名世界第一。在前两年闹得沸沸扬扬的 5G 专利争夺战中，华为始终不落下风。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拥有的专利技术数量越多就可以稳操胜券，业界有句老话，“没有无效不了的专利”，也往往能决定专利战争的胜负。

第一个 SEP 禁诉令裁定

“无效” 是知识产权界里的一个专业术语。

具体的做法就是从海量的专利文件等公开资料中，找到在先披露专利技术方案的证据，质疑起诉方专利的原创性，撼动其赖以发起侵权诉讼的基础。

在起诉华为的几年前，康文森从诺基亚手里买来了部分标准必要专利，也就是 SEP（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它作为战略性储备资产价值巨大，企业一旦拥有，相当于 “家里有矿”。

最近 10 年里，一个真实且稳定性较高的 SEP 专利族交易价格均价，常常在数十万到数百万美元之间。

在通信领域，每一件终端产品都汇集着上万个专利技术，SEP 许可费已经成为通讯企业绕不开的 “入场券”。

但在 “技术锁定” 的背景下，SEP 同样是一堵高墙：它可以决定是否允许他人使用专利，还可以决定他人能否进入相关技术领域与市场。

SEP 费率怎么收？收多少？此前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面对海外的长臂管辖，常常只能被动应对。

围绕着许可费率，华为和康文森其实也磋商了很多年，但谈判只是常规流程的第一步，康文森还是在英国和德国，将华为告上了法庭。

当时康文森给华为提出的中国许可费率，比南京知识产权法庭裁决的，高出了十几倍。

在与康文森沟通的 3-4 年间，对方 11 个带 CN 专利的专利族的专利许可费，有 8 项中国专利被华为 “无效” 掉了，随后华为又发起了反击诉讼。

在华为的申请下，2020 年 8 月，中国最高法院裁定，康文森不得在最高法院下达最终判决之前，申请执行德国杜塞尔多夫做出的一审停止侵权的判决。

这是中国做出的第一个 SEP 禁诉令裁定，入选 “2020 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此前由于中国未曾引入禁诉令制度，且对禁诉令没有任何反制措施。

面对这种国际专利争端，只要境外法院发起一纸禁诉令，中国企业立刻就会失去司法保护，只能选择撤诉或私下和解。

这种被动押上谈判桌的经历，中国科技公司过去习惯了。

如今，中国法院也开始使用禁诉令了，无疑给之后处理此类国际诉讼的中国法院，带来了指导性意义。

而华为与康文森一案的最终裁定，为接下来 OPPO 与夏普的专利拉锯战，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华为之后，OPPO 反击

围棋宗师吴清源讲过一个著名的 “围棋理论”：你围你的地盘，我围我的地盘，没有任何厮杀，最终高下立见。

OPPO 创始人陈明永很喜欢吴清源这句话。更重要的是，作为曾经 DVD 行业的从业者，他亲眼见到过一个行业因为知识产权而倾覆。

他明白，如果在专利布局与研发上不能加大投入，OPPO 迟早会为他人作 “嫁衣”，失去根基。

2014 年，在海外市场飞速扩张的 OPPO，引入了一位知识产权负责人，就是前文所讲的冯英。

冯英职业经验丰富，华为曾是他的老东家，在华为任职期间，参与过各种各样的专利战争，也喜欢将 “围棋心法” 运用于知识产权诉讼的战场上。

华为手机业务不再是重点后，他明显能感觉到专利火力朝 OPPO 头上集中了过来。2022 年第一季度，他和团队在处理着数百个专利案，其中诺基亚一家就有 40 多个案子。

全球的知识产权诉讼战涉及多个维度，在他看来，赢面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预见的，需要苦练内功，统筹全局步步为营，以链条式的布局制造化学反应，制衡对方。

夏普发起诉讼后，几经权衡 OPPO 迅速做出了决策：不能一味妥协任人宰割，也不能鱼死网破，最好的方式是边打边谈。

而夏普在专利战场上，战斗力一直强悍。

熟悉我国面板生产线建设的人可能会记得，2007 年前后它在深圳、上海的两次 “搅局”，将我国高世代显示面板生产线的建设，推迟了 2-3 年。

尤其是被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收购后，夏普的终端产品变少，大规模的对外专利诉讼逐渐增多。

夏普起诉 OPPO 的部分专利技术，之前已经立下过赫赫战功，其中就包括已经与奔驰母公司戴姆勒集团，达成授权许可的 LTE 通信标准专利。

富士康的 IP 负责人周延鹏甚至在媒体上表示，大陆企业这边 “不打是不会服的”。

据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宋献涛回忆，夏普刚开始就拿出了标准必要专利这个 “核武器”，意欲快速解决战斗。

夏普在德国慕尼黑起诉 OPPO 时，深圳中院也在 OPPO 的申请下签发了禁诉令。然而仅仅在禁诉令发出的 7 小时后，慕尼黑第一法院便签发了 “反禁诉令”，责令 OPPO 公司申请撤回深圳中院的禁诉令。

但深圳中院并没有通过保全裁定，要求夏普撤回 “反禁诉令”，而是发起了世界上的第一起 “反反禁诉令”。

一个禁、一个反、一个再反…… 这一来一回，像极了 “反弹 + 反弹无效 + 再反弹……” 的弹珠游戏。OPPO 与夏普在欧洲战场上 “无限套娃”，在日本东京和中国台湾，OPPO 也向夏普发起了反诉。

2020 年年底，在夏普发起诉讼不到一年时间，深圳中院针对 OPPO 诉夏普案做出管辖异议裁定，确认了中国法院对标准必要专利全球的许可费率具有管辖权。

这是国内法院首次以成文裁定的形式，确认中国法院对于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

此时，夏普在主战场上的颓势已经显现，假如全球许可费率再继续判低，全球收费标准也将随之降低，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于是，夏普又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

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全球许可费率” 一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一方面代表着管辖权，另一方面又与国家自身经济实力相关。

在此前的跨国专利博弈中，制定国际标准的主动权一向是被发达国家所把持。直到近两年，中国知识产权界才演化出一个新的话题：全球许可费率。

如今，中国开始主动对海外法院的长臂管辖做出反制。

2021 年中国《专利法》又作出了最新修改，这意味着中国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规则的制定。

对这场争端的发起者夏普而言，被判 “全球许可费率”，则意味着理论上将在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应按照统一费率收费，而夏普所要求的过高的专利费，一定不会得到中国法院的支持。

8 个月后，夏普向最高院提起的上诉最终被驳回。

此时，形势已经彻底逆转。来自全球各地的捷报纷纷传到 OPPO 总部。在双方一年零九个月的专利纠纷期间，OPPO 一共无效掉了数十件夏普涉诉专利和中国同族专利。

OPPO 发现夏普在日本销售的手机用到了 OPPO 的快充技术，因此又反诉反击攻下了夏普最重要的两座城池，日本和台湾。

和平终究是打靠出来的，据业内人士告诉银杏科技，夏普与 OPPO 目前已经达成了和解。

未来不再让人惧怕

往事并不如烟。

纵观这些年的专利战争，中国企业从被动挨打到寄人篱下，从积极参与到制定标准，再到与日俱增的专利话语权。

激励人心和九死一生的故事，在不断交替拉开和落下帷幕，虽然有太多人已经远离舞台中央，但属于专利战争的金戈铁马还会一直书写，历史不会遗忘他们。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利战事被写入教科书，华为、OPPO 等中国企业纷纷选择拿起 “枪” 的同时，也在扩充自己的专利 “武器库”。

据中国通信院最新发布的《全球 5G 专利活动报告（2022 年）》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球声明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超过 6.49 万件，有效全球专利族超过 4.61 万项。

有效全球专利族数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依次是华为、高通、三星、LG、中兴、诺基亚、爱立信、大唐、OPPO 和夏普。华为有效全球专利族数量占比为 14%，以较大的优势排名第一位。

如今 OPPO 全球的专利申请达到了 77000 件，授权专利大概有 38000 件左右，5G 专利全球排名第九；OPPO 和苹果也在推动下一代的视频专利池建设，形成 “专利联盟”。

这也意味着 OPPO 已经开始思考 “专利变现” 和付诸实践了，目前看起来其策略相对比较保守，没有 “点对点” 狮子大开口，而是放进专利池分成。

OPPO 的快充技术已适度向 40 多个公司收取专利费，在影像、AI、天线和折叠屏（Find N）这几个重点领域 OPPO 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不过，夏普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OPPO 又被诺基亚拉向了另一个新战场。

2021 年，诺基亚以一项关于蜂窝标准必要专利的更新协议，以 OPPO 为突破口，发起了诉讼，向整个手机行业索要包括 3G、4G 和 5G 在内的高额专利费。

在手机行业看来，这个做法有些 “狮子大开口”。

在诺基亚的这一波专利诉讼中，小米公司也赫然在列。vivo 则在一些地方向诺基亚提出反诉。

据可靠消息，小米已经妥协递交了投名状。OPPO 于今年 3 月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提交了一项针对诺基亚 US10,701,588 专利的复审 IPR，用行动挑战这件专利的有效性。

入世 20 年， DVD 的产业悲剧早已埋入故纸堆，一场场专利战争仍然历历在目，血腥中总是充满 “落后就要挨打” 的警示预言，中国企业不应该也不会忘记那些伤痛。

但也不要因此记恨，丛林法则它也总是推动着商业文明稳步向前，电影《教父》里有句经典台词：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

唯有敬重对手，持续投入科技研发，未来才不会让人感到惧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