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货 iPhone 的 4 手生意 华强北走向衰落

来源:锌财经

在华强北水货市场摸爬滚打 10 年之久的小林,终于决定结束自己的华强北生涯,选择回家乡发展。

“现在根本干不下去了,抓得严、也不好卖,以后华强北不会再有水货机了。”

“以前的华强北卖水货手机太赚钱了,随随便便从香港背回来几台手机,就能日赚大几千,不知道多少人赚得盆满钵满。“小林非常怀念曾经的峥嵘岁月,和如今有着天壤之别:“现在抓走私太严格,抓住就是判刑,谁还敢做水货手机哦!”

和他相同处境的水货机商户不在少数,华强北似乎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萧条与冷清。

从人声鼎沸到门可罗雀

飞扬时代大厦,是华强北租金最高的档口,也是水货手机的中心。在这里很少有办公室,都是一排排玻璃柜台围成一个片区,摊主一个挨着一个,像动物园关起来的猴子。玻璃柜下摆满了没包装的 iPhone 手机和一叠叠红色钞票。

过道上来来往往淘金的背包客,看到好成色的水货 iPhone 就快速和老板谈好价格,并且讲价时候不能让旁边的同行听见,都随身带一个计算器,想要什么价就按下数字给卖家看,报出来的价格一成交,就把没包装的 iPhone 用塑料袋裹起来,往背包里一塞。等到第二天,背包里的 iPhone 就会发往全国各地的二级经销商或者顾客手里。

小林的铺子就是位于四楼的一个小办公室里,门口还欲盖弥彰贴着 XX 手机维修售后的招牌,其实他完全不会修手机。

“我基本不做散客生意,都是大批进货大批卖货。“小林回忆起曾经的峥嵘岁月,不由开始指点山河:“在飞扬大厦卖货的分三种人,最上游的是掌握着货源和渠道的批发商,中游是租个一米柜的摊主,最下游就是背包客或者散客,而我只做上游生意。”

小林告诉锌财经,他的 “水货生意” 做得很大,作为最上游的批发商,他的进货渠道有两种:一种是 “小打小闹”,每天雇佣背包客去香港,人肉背回来 iPhone。这种虽然风险较小,但一次最多也就带回来 3-5 台 iPhone,多的话容易被海关发现。

第二种就是大买卖的走私生意,在深圳湾、深圳河或沙头角货运的船上,安装多个大马力引擎和河船暗格,通过各种 “黑色手段”,一次性将成百上千台 iPhone 从香港带到深圳。这种 “大买卖”,小林非常谨慎,每隔好几个月才会做一次。

“每次货到了的时候,那就是最膨胀的时候。我立马通知飞扬大厦熟悉的摊主,让他们一个个来我办公室。然后我拿着计算器一个个按出每台 iPhone 的价格,总价是多少。如果他们不接受,我就让他们走人,继续喊下一个来。”

当时的水货 iPhone 非常热销,小林往往刚从码头搬过来货,一会就能全部卖光:“一般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全部卖出去,而且都是当面交钱当面交货,不能发快递。给完钱后,那些摊主就搬着一箱箱 iPhone 自己拉回去。”

好景不长,这样的 “辉煌岁月” 并没有持续太久。从 2022 年年初开始,受境外疫情输入影响,深圳开始严厉打击走私和偷渡行为,严查进货渠道或快递物品来源,严厉查处销售无合法来源进口物品等行为。

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飞扬大厦,如小林这样的批发商都不敢再进货,导致水货 iPhone 的数量出现断崖式下跌。摊主没有货,背包客也没有货,最终水货生意逐渐消失。

目前,飞扬大厦大部分一米柜都已清空,大量店铺转租或出租。

水货 iPhone 也不便宜

水货 iPhone 存在的最大购买价值,就是因为价格便宜。但是近些年这个底层逻辑,却被一点点颠覆了。

上文提到,水货 iPhone 的进货分为批发商、摊主、背包客,这也意味着一批从香港走私来的 iPhone,先是被批发商抽了一笔钱,然后转给摊主,摊主再抽了一笔钱接着转给背包客或者二级经销商。最后,背包客和二级经销商卖给消费者,他们同样会抽一笔钱。

小林告诉锌财经:“水货 iPhone 其实和二手机差不多,从香港的苹果专柜出货,到我这里是第一手,卖给摊主是第二手,摊主再卖给背包客和二级分销商是第三手…… 到了消费者手里,都已经中转了第四手。”

如此抽丝剥茧,一环接着一环,再扣除中间的物流费用,等到消费者拿到水货 iPhone 时,价格已经比真正的香港 iPhone 高出来太多。对比国行版本的 iPhone,在价格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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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也将 iPhone 视为最重要引流商品,频频上架各种降价活动。例如拼多多的 “百亿补贴”,从 2019 年就持续为 iPhone 提供大额补贴,不断压低国行 iPhone 的入手价格。

同时,在双十一、618 为首的电商大促上,国行 iPhone 都会推出 24 期分期免息的活动,比起水货 iPhone 需要一次性付清数千元的 “巨款”,消费者购买国行 iPhone 门槛更低。

除了价格不占优势以外,电商平台也开始抵制水货手机。2020 年底,淘宝网明文要求卖家不得发布 “美版、亚太、欧版、日版、韩版、有锁” 等非中国大陆版本机型的描述用语;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也相继出台限制水货手机的规定。

面对市场的不断收紧,水货 iPhone 最大的盈利点就在每年 9 月苹果发布会前后。新款 iPhone 发布后因新品备货量问题,往往第一批新 iPhone 的价格会大幅度上涨,能为沉寂已久的华强北带来一股生气。

但今年的 iPhone 14 系列却因为基础版本的 14 和 Plus 继续沿用上一代 A15 芯片,被消费者抵制,直接导致 iPhone 14 系列的需求低于预期,出现大量囤货,让华强北的水货生意更加雪上加霜。

“苹果也救不了华强北了。” 小林给自己十年华强北生涯下了最后一个定语,随即登上返程归乡的高铁。

转型依然离不开苹果

当一个公司出现生存困难时,转型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华强北的水货 iPhone 逐渐消失,苹果配件就成了最大的生意。

近几年苹果的智能穿戴设备引起了行业震动,不论是 iWatch,还是 Air Pod,均是年销过亿的现象级产品。但也滋生了华强北的 “白牌电子设备” 灰色产业链。

所谓的 “白牌” 其实就是无品牌的山寨货,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低廉和外观与 Air Pod 极度相似。比起 Air Pods 动辄上千元的售价令人望而却步,50-200 元不等的白牌耳机似乎更能符合消费者的预期。

不仅外观相似,华强北出品的白牌耳机甚至还做到了支持 “改名定位、弹窗连接、入耳检测” 等苹果 Air Pods Pro 标配的功能。

便宜低廉、和 Air Pod 外观和功能相似的白牌耳机成为行业的销量冠军。据上海证券研究所数据显示:2020 年白牌耳机出货量达到 2.92 亿部,出货占比高达 49%;而苹果 Air Pod 出货量为 7800 万部,出货占比为 21%。

近 3 亿的出货量,让华强北生产白牌耳机的厂商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水货手机,成为华强北的新名片。

虽然白牌耳机销量不错,但过于依赖于模仿的白牌耳机,始终面临专利侵权风险。另一方面,白牌耳机定价过低,也导致厂商能获取的收益有限。虽然出货量高出一半,但净利润无法跟苹果 Air Pod 相比。

从 iPhone 水货和走私,变成 Air Pod 的山寨和抄袭,如果华强北一直将白牌耳机作为核心经营,那只会将名声进一步降低。

坐拥 1.45 平方公里的商业区,一年 2000 亿销售额,成就 50 多位亿万富翁等华强北商业传说,未来会走向哪里,恐怕无人知晓。

“不造车”的大疆和华为,抢起了车企订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盒饭财经(ID:daxiongfan),作者:于师兄,编辑:赵晋杰,原文标题:《大疆反华为之道而行》,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中国,有两家公司的出身、现状以及未来都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是成立于深圳的中国公司,都没有上市计划,且都被美国制裁。一家是全球通信设备巨头,另一家则是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的巨头。

没错,一家是华为,另一家就是大疆。

如今,华为和大疆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以软硬件一体解决方案商的角色,进入到汽车行业中:不造车,帮助车企造好车。

前段时间,上汽通用五菱就宣布了与大疆车载深度合作的阶段性成果——“灵犀智驾系统”正式发布,这套系统号称“实现了任意类别障碍物识别与应对”。

但是,与现在市场上几乎所有厂商不同,搭载大疆车载这套系统的五菱神车,并没有采用激光雷达感知硬件,甚至连大算力自动驾驶芯片都没用,而是大疆凭借着自己在无人机上积累的算法优势,把智能驾驶功能的门槛拉低到了10万元级别的小车上。

相比之下,与华为合作的北汽极狐、长安阿维塔、长城沙龙无一例外都是高端车型,动辄三四十万的售价,并且依靠强大的硬件基础,如激光雷达,来实现高级别辅助驾驶功能。

如此一来,大疆与华为,一个依托性价比,一个依靠自动驾驶技术拉高产品附加值,两种截然不同的打法,开始在愈发激烈的自动驾驶领域争夺车企订单。

“我很欣赏史蒂夫·乔布斯的一些想法,但世上没有一个人是让我真正佩服的”,2015年接受福布斯采访时,大疆创始人汪滔如是说道。

不过,除了自己,还有一个人被汪滔视作聪明人。他曾在朋友圈写道,这个人创办的公司“比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强十倍,也比苹果强”。而汪滔说的这个人,就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从昔日偶像到如今的对手,大疆与华为在汽车行业的较量,始于2021年的上海车展。在这一届上海车展上,除了“特斯拉女车主车顶维权事件”引发热议之外,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华为把展台搬进了整车展馆。

华为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网联、智能电动和智能车云五个方面的全套软硬件技术解决方案,在这届车展上全数展出。同时,华为展台上还摆了一台极狐阿尔法S华为HI(Huawei Inside)版的展车。虽然,华为喊着“不造车”的口号,但与展台对面的宝马、蔚来争奇斗艳,也是不争的事实。

相比之下,第一次将“大疆车载”的品牌推向台前时,大疆老老实实待在了供应商展馆里。展台左侧是全球顶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法雷奥,右侧是中国激光雷达公司速腾聚创。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大疆在那次车展上没有高调地抢车企的客流,但也收获了来自大众汽车、上汽通用五菱的订单。

对于华为和大疆而言,进入汽车行业的动机几乎是一致的。

由于美国方面的制裁,2020年华为手机业务受到重大打击。IDC数据显示,2020年华为手机全球出货量为1.89亿台,同比下跌21.5%。受此影响,2020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收入4829亿元,同比仅微增3.3%。

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大疆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了90%,堪称垄断地位。然而,由于行业管控、禁飞等原因,大疆的无人机业务也开始走下坡路,其营收也有所放缓。相关数据显示,大疆的营收和净利润在2018和2019年只有个位数增长,直到2020年才实现同比30%的营收增速和33%的净利润增速。

相比之下,智能汽车这条赛道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谓是前景一片大好。根据《2022中国智能汽车发展趋势洞察报告》预测,到2025年,中国L2及以上智能汽车销量有望突破千万辆,对应智能汽车渗透率将达49.3%,智能座舱市场规模预计突破千亿元。

在分食智能汽车这块肥肉时,两者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华为从高端入手,而大疆走的是性价比路线。

与华为合作的品牌,几乎就是冲着拉高溢价去的。

比如,曾经单车均价仅8万元左右的长城汽车,推出了售价高达48.8万元的高端品牌沙龙机甲龙,全靠华为的激光雷达感知硬件和计算平台来支撑智能化属性。再比如,以前单车均价才10万元的长安,抱上华为的大腿后,推出了高端品牌阿维塔,并直接把限量版车型的售价定在了60万元的高位。

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与大疆合作的多为中低端车型。比如在售价20.99万元的小鹏P5顶配版车型上,搭载了2颗来自大疆Livox览沃的HAP激光雷达。而第二款落地的合作车型,是五菱旗下的宝骏KiWi EV。其中,售价10.28万元大疆版车型,搭载五菱和大疆车载合作的灵犀智驾系统。

“上车姿势”的不同,与双方一直以来的定位差异有着一定关系。要知道,华为在手机行业里的Mate系列和P系列都是旗舰级的存在。去年,华为全屋智能解决方案刚问世时,其起步价更是高达99999元,远超同行其他玩家。

大疆这边,在2012年年底精灵系列发布之前,民用无人机市场长期处于空窗期,各类无人机的售价动辄过万元。而大疆通过深入洞察用户需求和自主研发,将产品的重点放在了航拍性能、质量、性价比和易用性上。

简单来说,华为在汽车产品上依旧秉承着“堆料就是好”的原则,而大疆采取的则是“硬件不够算法来凑”的产品逻辑。在电子消费类产品上,性价比路线确实能够带来可观的销量,但放在汽车行业里,成本往往与性能和可靠性难以同时兼顾。

果不其然,大疆的性价比路线之前就遭遇了挫折。

大疆旗下的Livox览沃,用的是“非主流”的双楔形棱镜方案,也是业内唯一采用这一方案的激光雷达供应商。与常见的MEMS振镜、转镜式方案相比,双楔形棱镜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因为,双楔形棱镜方案的光电发射、接收器件不旋转,只有楔形棱镜转动,从而减少了一定的构件成本。

但双楔形棱镜方案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实时性,点云密度会受扫描时间影响,往往呈现出中间的密度最高,周围逐渐较低的点云特征(菊花状)。

这种方案,最早是被大疆用于测绘、工业、安防等市场。不过,这些产品多为静态场景。然而,自动驾驶系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速行驶,并且要应对千变万化的复杂路况,这也就对感知系统的反应时间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大疆的双楔形棱镜方案,显然无法完全胜任自动驾驶系统对时效性的要求。

出现了水土不服之后,小鹏在P5之后的旗舰级车型G9上,就放弃了大疆的激光雷达,转而选择速腾聚创的MEMS激光雷达。而到目前为止,再也没有第二家车企选择量产大疆的激光雷达方案。

激光雷达业务受挫之后,大疆开始卖起了“全家桶”,同样还是走性价比路线。

目前大疆车载提供的软硬件一体的智能驾驶产品,主要包括有D80、D80+、D130、D130+,其中D80、D130主要为基础L2级辅助驾驶功能,包含ACC自动巡航、自动跟车、自动泊车等功能,而80和130则代表系统运行的最高时速。D80+、D130+是指进阶版辅助驾驶,增加了激光雷达、驾驶行为识别预警摄像头、4个环视摄像头,可以达到准L3级智能驾驶。

在与五菱合作的2023款KiWi EV车型上,大疆只用了一套“1颗前视双目摄像头+4颗环视鱼眼+1颗前向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的极简硬件组合,也就是D80系统。这意味着,KiWi EV车型只能在时速80km/h以下启动辅助驾驶,功能可覆盖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区和城市快速路。

大疆给五菱做的这套D80系统,属于是大疆车载系列产品中的“丐中丐”产品,不仅没有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地图,就连整套系统的算力也仅有16TOPS。

作为对比,与华为合作的极狐阿尔法S HI版,采用了算力达400TOPS的华为MDC智能驾驶计算平台,长安的阿维塔11、长城的沙龙机甲龙也用了这套计算平台。而主流的大算力平台,则是用两颗英伟达Orin X芯片,比如理想L9、小鹏G9、上汽非凡R7等车型,更是实现508 TOPS的算力储备。

大疆的思路就是:相同智驾体验,用更低门槛的硬件实现。

实际上,大疆把五菱上面这套低成本方案,称之为灵犀智驾系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需提前学习,可针对驾驶安全有威胁场景,包括动静态的任意随机障碍物进行识别避障。

从技术路线来看,大疆走的是与特斯拉类似的纯视觉方案。大疆将其在无人机领域所积累的双目视觉技术,转移到了自动驾驶系统上,基于双目融合点云的算法,得到一个带有包括深度信息在内的几何信息,以此来判断前方障碍物是否会威胁行车安全,从而摆脱对激光雷达的依赖。

纯视觉方案的好处就在于成本低、规模化能力强,但是由于车端感知和计算能力有限,系统的边界也是比较明确的。比如,大疆的这套灵犀智驾系统,在出现未开发或确实无法应对的场景时,将按照预设的降级策略进行层层降级,并主动提醒用户接管。

但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把问题转移了。对于当前的智驾系统,可能用户们更希望车辆更多地自行处理问题,但实际情况是,系统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会把车辆的控制权交还给用户。

一旦用户出现分神、玩手机等情况,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当前软件版本的灵犀智驾系统,还无法识别红绿灯,在路口处仍需要人工介入。而且,由于没有高精地图支持,在错位路口、施工道路时,也需要人工接管。

作为对比,华为在极狐阿尔法S HI版上,引入了全冗余架构——在感知、决策、转向、制动、架构、电源六大方面均有一套备份系统。冗余架构的设计,意味着华为在成本和安全之间选择了前者。但高成本换来的是,备用系统可以在极端情况下支持车辆靠边停车,最大限度确保系统全天候全场景运行。

目前来看,大疆的纯视觉也仅仅是配合五菱汽车走量而来的,后续可能还会有下一代激光雷达的产品上车。而华为目前的激光雷达产品也只是硬件量产上车了,未完成软件部分的升级。往后走,不管是什么技术路线,最终落地到量产车上以后,拼的都将是体验和系统可靠性。

可以预见的是,大疆与华为这场争夺车企订单的正面对战,一触即发。

互联网人重返外企

十年前,人们从外企涌向遍地黄金的互联网,十年后,当互联网的发动机转速变慢,财富自由的希望愈加渺茫,人们又把职业的价值、生理和心理健康、亲密关系、个人尊严放在天平上重新考量。综合下来,外企又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既可以是缓冲带和避风港,也可以是职业生涯的归宿。

文 | 常芳菲

编辑 | 赵磊

运营 | 栗子

缓冲带

几个月前,某跨国快消企业的 HR 李梦收到了一份简历,毕业院校一栏写着宾夕法尼亚大学,专业是会计。宾大是美国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培养了全美最多的亿万富翁,会计专业是宾大的一个王牌。李梦已经忘了上一次看到 “藤校” 背景的候选人是什么时候,她甚至有种 “高攀了” 的感觉。

李梦在业余时间也是一位小红书上的职场博主,她每周会更新一个城市的外企信息、基本福利待遇、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从今年开始,她收到越来越多的留言和私信,粉丝也从 0 涨到了 10 万。她的感觉是,外企越来越受到求职者的关注了。

浙大日语系的田甜刚刚收到来之不易的秋招 offer,是一家日企。为了从今年竞争极其惨烈的秋招中胜出,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前段时间,她的面试精确到每小时,安排得密密麻麻。从 6 月开始,她每一条微博几乎都是转发 “锦鲤”,愿望只有一个 ——“上岸” 日企,为此经常焦虑到凌晨 4 点还睡不着觉。为了面试,她咬牙花了大半个月生活费买了一套西装,又求着室友给她化了全妆,“日企很在乎候选人的外表和礼仪”。

最终,她如愿收到了这家企业的录用通知,第一时间把 offer 截图发到朋友圈,配上老早想好的文案 ——“我有班上了!” 有人问她待遇如何,她觉得特别 “香”:起薪 7500 元,半年调薪一次,工作时间早八晚五,休息日加班给双倍工资,三餐免费,五险一金按照最高 12% 的比例缴纳。实际上,这家日企的应届生薪酬标准从 2017 年起就没有变过,但田甜觉得,跟眼前的喜悦相比,这一点都不重要。

从互联网大厂跳槽到外企后,周语心也感受到了外企的好处。下午六点,她准时走出公司,天还亮着,导航显示回家的路堵得 “血红”,“原来六点真有这么多人下班”。她习惯了互联网大厂的加班文化,还有点不适应朝九晚六,一次她写完邮件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下午六点,没有注意就点了发送。这时 Outlook 弹窗给她一条消息:“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是否定时明天发送?” 为了避免成为团队里讨厌的 “大厂人”,周语心赶紧把时间换到第二天。

▲ 图 / 《我,到点下班》剧照

不管是田甜这样的应届生还是周语心这样的大厂人,来到外企,似乎都得到了一次喘息的机会,可以暂时远离残酷的竞争和内卷。而外企像一个缓冲带,既能满足年轻人对都市白领和脑力工作者的体面想象,同时又不用他们搭上全部个人时间和健康。

尤其今年,外企正在迎来一股 “回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应届毕业生签约民企(互联网企业)的比例从 2021 年的 43.5% 下降到 31%,而签约三资企业的比例从 12.8% 上升到 19.3%。

这种感觉,像是回到了十几年前。同样今年入职一家快消外企的刘萌还记得当时学姐在社团宣讲提及自己 GE 医疗集团管培生的身份,台下那些羡慕的声音,“那满足了大学生对白领的全部想象”。

当时成绩最好的学长学姐们无一例外加入了外企的制药公司做医药代表,就像当年上映的电影《杜拉拉升职记》里演得那样,白领们穿着套裙西装,超过 4 小时航程就可以选择商务舱,住的都是五星级酒店。

2013 年,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被曝多名高管涉嫌在华商业贿赂和犯罪,最终罚款高达 30 亿人民币。刘萌清晰感知到这个 “信号”,对外企的审计变得更严格,“属于外企的风光时刻可能要过去了”。

离开外企的人,大多去了互联网公司,现在,情况变了。有猎头干脆从互联网技术招聘转型去做了外企项目,“一年前互联网的职位比看机会的人多,现在供需关系变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互联网的人重新开始考虑外企。

作为资深 HR,李梦说起外企的性价比鄙视链:第一级当然是欧洲企业,钱多、舒适;其次是 Amazon、Google 这样的美国互联网企业,待遇比国内好,卷度和大厂持平;日企韩企加班多、钱还少,尽量别去。

选择外企,对于在职场中随波逐流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职业的价值、生理和心理健康、亲密关系、个人尊严都被再次放在天平上重新考量。

发动机变慢了

中国互联网迅疾发展的 20 年,期权变股票的造富运动是每个员工拼命加班、“卷生卷死” 的发动机。但如今,这个核心发动机的转速正在下降。

周语心在离开腾讯之后曾短暂加入了创业公司,对方很直接地告诉她要接受加班,没有个人时间。她想着这家公司给出的百万总包和远处财富自由的可能性,牙一咬,“我大不了卷两三年直接退休”。

但入职的第一个礼拜,公司业务数据就陡然下滑,公司 CEO 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拆解环节,而是 “运动式” 排查 Bug。要求每个岗位的人,包括设计师、行政,一起去看数据库寻找原因。

沉重的业务压力下,老板的脾气也渐渐坏起来,常常在办公室指着鼻子骂同事:“你下次再犯这种错误就别干了。” 周语心在此前的职业生涯里从没有看过这样的场面,她当即有了离职的想法。“创业本身就风险很大。财富自由这个预期可能实现不了。” 她说,“我得重新想一下自己到底要什么。”

▲图 / 《我,到点下班》剧照

另一个 HR 安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外企和互联网金融创业公司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她看中的就是这家创业公司的高成长性和上市之后财富自由的可能。

“我肯定不甘心只当一个打工人。” 这家公司的融资速度也并没有让她失望。从 2018 年到 2021 年三年时间,就完成了 B 轮到 E1 轮融资,背后站着腾讯、红杉等一线资本,估值超过 50 亿美元,IPO 似乎近在咫尺。“我是有可能实现财富自由的。” 安宁想。

这种 “财富自由” 的希望,也经由安宁传递给每一个前来应聘的人。

这家独角兽筛选员工有苛刻的掐尖标准,几乎只看 C9 的计算机技术毕业生。“C9 指九所顶尖 985 高校组成的联盟,包括清北和华东五校……211 学校毕业生的简历压根不看,比腾讯还严。”

哪怕是社招的候选人也要足够年轻,最好是 25 岁~30 岁的阿里 P7 以上。她曾经把一个 34 岁的 P7 简历拿给老板,对方冷冷地说:“潜力不够高。岁数这么大了还没升到 P8,那技术水平肯定很差。” 最后,还要求英语达到自如沟通水平。把所有要求交集处理之后,剩下来的人少之又少。

吸引这些顶级人才加入一家创业公司并不容易。她常常要打电话直接联络候选人,在电话被对方挂断之前,安宁的说服术只有两句,你将拥有更快的职业成长速度和更大的财富自由可能。她也承认后面这点更吸引人。

为此,安宁也忍受了超长的工作时间。最累的时候,每个月工作时长 360 个小时起,绝对比 996 更恐怖。她经常早上 9 点就第一个到办公室,中午简单坐在工位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干活,结束工作一抬头,第二天就已经开始了。每年 9 月为了完成招聘任务,周末得做 Google 开发者社区的线下活动,安宁一边搬海报、搭台子,一边眼观六路抓合适的候选人聊天。她每周只有礼拜天可以睡到早上 10 点,醒来之后还得继续处理工作。

高管层一直透露 IPO 万事俱备,但那股东风直到现在也没有来。

▲ 图 / 视觉中国

而对在蚂蚁金服工作了 5 年的李其来说,意外来得更突然。两年前,李其和父母借钱在杭州买了一套小户型,他算得很清楚,按照蚂蚁集团彼时 3000 亿美元的估值,半年之后李其解锁的期权,全款买下这套房子完全没问题。但他没等来上市的钟声。

就在距离 IPO 只剩 2 天的时候,他的手机推送里突然收到上交所、港交所宣布蚂蚁 IPO 暂缓的决定,“我已经不想知道公司之后的安排了”,他飞快按灭屏幕。深秋的杭州已经有了一些凉意,李其走在回家路上,想了想接近 40% 员工的持股比例,还有加了高杠杆,每月即将还 3 万~4 万房贷的同事,又有一点从暴富云端坠落后的庆幸,局面还不算太坏,“起码我不至于断供,上失信名单”。

比起财富缩水,李其和其他互联网大厂员工更在意的是一种共识的破碎 —— 千禧年由互联网上市开启的员工期权变现、财富自由通道变得充满不确定,在互联网公司拼命奋斗就能财富自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随后,京东数科撤回了上市申请,抖音也搁置了 IPO 计划。

周语心的学长 2017 年加入腾讯,按照每股 700 港元的高点计算,他手里的股票少说已经翻了 4 倍,“在深圳全款买房很容易”。但轮到了周语心,已经没有高增长的可能性。

财富自由的梦想破碎,互联网大厂的光环也开始褪色。从大厂离职的人不约而同地说:“跟几年前比起来,现在进大厂的性价比很低。” 当互联网公司也只能拿着定薪 “卷” 之后,他们重新看见了外企的优势。

天平另一端

当天平一端没有了财富自由,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另一端押上的健康、生活、尊严是否值得。

面对宾夕法尼亚大学会计专业的候选人,李梦一口气说完了自己公司的全部劣势:起薪只有互联网企业的 50%,晋升时间不确定,“一个萝卜一个坑”,想要升职就得看高级别的 “萝卜” 什么时候走。李梦说完,旁敲侧击地问对方是不是同时在考虑大厂财务部门的机会。对方听完立刻笑了,“你放心,比起让字节跳动,我还是更想保持自己的心脏跳动”。

几乎同一时间,在门户网站工作的汤琳收到了部门的工时排名表。

2021 年下半年开始,这个老牌互联网公司也卷了起来。在办公区挂上励志条幅是 “卷” 起来的第一步,挂在汤琳工位上方的条幅用加粗黑体写着:年轻,不要躺平!

“卷” 工时是第二步,HR 会根据每个人上下班打卡记录的时间差,再减去午休一小时,算出每个人实际在工位的时间。部门领导每个月都会收到 HR 发来需要特别关注的名单 —— 工时排名的最后 10% 员工。部门例会上,领导告诉大家,工时排名和年底绩效高低、优化先后顺序有关。因为有排名,谁也说不出安全的时长是多少。她一边觉得只有大势已去的公司才搞这套,另一边心里也打鼓 “八小时工时肯定很危险”。

这还不算什么,汤琳在 TikTok 跨境电商部门工作的朋友,最常给她发信息的时间是夜里 3 点,经常在早晨 7 点,汤琳醒来打开手机就会看到一条留言 ——“真的受不了了。” 对方在这家员工平均在职时间 7 个月的公司,工作了 18 个月,跨境电商业务 GMV 性感增长曲线的背后,是员工高强度的劳动。

汤琳的朋友因为配合海外团队工作时间长期熬夜而患上了惊恐症,急性发作时会心悸、颤抖,引发过度通气和强烈的濒死感。但她从不敢告诉其他同事,怕别人觉得她太脆弱,“连生理问题都不在乎更不要说心理问题,大家只会说些场面话劝她,你心大一点、想开一点,频繁请假还会让领导怀疑她是不是工作态度有问题”。汤琳想不起这是第几次劝她:“你赶快换工作。”

▲ 图 / 视觉中国

在朋友离职之前,汤琳先去了一家管理咨询跨国公司,她才发现员工的休息时间是这样神圣不可侵犯。

午休时间一般在中午 12 点开始,她有一次在 11: 50 想和同事沟通项目进展,信息刚发过去,对方就在办公软件上把状态调整成离线(off-line)。1 点半之后,对方才回复:刚才是午休时间,现在我们可以聊项目了。汤琳觉得不可思议,“这如果在大厂,宁可晚点下楼休息也要听我把工作说完”。

她不自觉保持着互联网公司的节奏。直属领导布置一个调研题目,3 个小时之内,汤琳的 PPT 就已经做好了。她习惯性地发邮件实时同步给海外团队,对方显然被 “中国速度” 吓到,立刻回复:“放松点(Relax),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这么着急。”

作为留学生,她原本不觉得英语会成为工作的障碍。直到她看见同事把自动回复设置成了 “ooo”(out of office),汤琳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同事养的猫碰了键盘。

入职外企之后,刘萌的脸上再也没长痘。

在组里做方案汇报的时候,刘萌全程声音都微微发抖,她知道自己完成效果不会好。会议结束,她面对上司就开始道歉和自我批评,“对不起,我可能真的不会做 PPT”。她预想中上司的愤怒和否定并没有到来。相反,领导肯定了她之前的工作成果。“上一次方案的 PPT 就很好,这次你只是还没想清楚方向。别紧张。”

勉强按下沮丧的情绪,当天晚上 7 点,她就更新了一版方案发给上司。对方收到后没有评价工作,只是回复:“快回家休息,不要总加班。” 收到消息的时候,她还等在工位上,突然想到了自己在大厂的最后一个绩效面谈现场。

这些话术很容易在职场社区中找到,但刘萌没想到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上司直接告诉她,去年给她打了 3.75 分,在大厂 361(30% 优秀、60% 合格、10% 待改进)的评价体系里,这已经是前 30% 员工能拿到的绩效。“但你要知道,你不值这个分数。” 她没想到上司会直接这样说,大脑空白了两秒,她才追问,“为什么?”

上司用活动策划没能上热搜,也没能盘踞各大榜单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刘萌试图解释团队已经复盘过的诸多原因,但在对方看来这只是在找理由逃避责任。否定是全方位的,“我觉得其实你没什么传播上的能力”。刘萌听完,声音一下高起来,“我全部工作围绕传播展开,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留在这个团队还能做什么”。

领导偶尔的激励也可能是包裹着糖衣的否定。有时候,对方会把刘萌单独拽到小会议室里说:“你 KPI 完成得怎么样呢?这个季度要加油,你得用 P8 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通过升职答辩。” 她听完明白了上司的弦外之音 —— 她现在能力达不到标准。

刘萌也曾经反馈过这种否定带来的压力,但对方不以为意。“我给你一个好的绩效,当然比我红口白牙肯定你,但害你绩效不达标好。” 在领导口中,绩效和下属只能二选一。

▲ 图 / 《我,到点下班》剧照

对另一些女性来说,除了成就感之外,外企能给予的,是另一样她们需要的东西。

从大学毕业就在外企工作的宁燃,曾经见过在公司供职了 25 年的女主管,司龄比当时宁燃的年龄还大,那一刻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你不是一个用完即弃的耗材,年纪不是缺点,反而代表着经验。在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互联网大厂男性工程师的焦虑顶峰在 35 岁,那么属于女性的时钟走得更快,“29 岁就是一道坎”。李梦迟迟不敢结婚的原因并不是和男友的感情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她还没有拿到心仪的大厂 offer。她担心已婚未育的身份会阻碍她实现职业目标。“你等我跳到腾讯,过了试用期咱们再结婚。” 她这样安慰男友。

今年汤琳 30 岁,在过去一年里几乎面试过所有第一梯队的互联网公司,每个人都要问她同样的 3 个问题:你结婚了吗?你有男朋友吗?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女性 HR 问到这个问题,她已经感到不适,同样身为女性,怎么愿意配合明显的性别歧视?直到某个国内知名快消创业公司的男性总监问她:“你有男朋友吗?” 汤琳给出否定的回答之后,看着对方还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她决定不再考虑本土互联网企业。

而在此后所有跨国企业的面试中,没有任何一个 HR 问及这类私人问题。“外企会对你有一个基本的尊重,而不是把你当工具看待。” 汤琳说。

浪潮之外

在本土互联网大厂的四年,周语心觉得自己一直站在浪潮之上。

2019 年,她以 50 进 1 的淘汰率加入了这家互联网企业,参与了整个跨境业务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尽管她一个人要做三四个人的工作,但 “那种成就感很难形容”。

在大厂里推动新的业务,背后是无数杯咖啡、无数个会议。周语心的同事们不愿意放低身段迁就一般体量的客户需求。“我们 Brand(品牌)这么好听,应该有很多人排队来跟我们合作。” 但周语心在一线了解到的现实是,让客户愿意听产品介绍是一回事,敲定合作细节是另一件事。更棘手的是说服后台支持部门,“上线一个业务的第一年通常不会给财报带来亮点,反而会让整个公司暴露在风险中”。

但周语心还是乐此不疲,她用 “欣欣向荣” 来形容这个全新的业务。她依然清晰记得交易网络搭建完成,交易量超越竞品的那天,“事儿成了”。她把握住了每个大厂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也因此拿到丰厚的回报。周语心连续 4 次绩效评定都是最高等级 5 星,而她还只有 26 岁。

她几乎把整个世界握在手里。如果一切顺利,30 岁之前,周语心就可以拿到百万年薪,成为整个产品小组的负责人,顺理成章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家庭。她亲手打碎了这个想象。P10 晋升答辩的前几天,她提出了离职。“我怀疑要不要为了所谓稳定的中产生活,努力到除了工作只有力气睡觉的地步。” 很多朋友为她可惜,但就在离职的第二个月,她所在的小组传出了裁员的消息,大家又转过头称赞她的先见之明。

来到外企之后,大厂的经历更像是上辈子的事。时间才过去不到一年,周语心已经想不起自己怎么会那么热爱加班。“每天 10 点到公司,晚上 10 点半回完最后一封邮件,在健身房待到 12 点才走。虽然请假只是换个地方工作,但也不想请,我会内疚。”

现在她再也不用斟酌和领导请假的措辞,但要面对一种新的失落 —— 离开浪潮之巅。

“我会担忧在制度化的企业里做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了。” 为此,她特意在众多外企的 offer 里选择了老牌酒旅外企的新产品岗,“在很多场景里,它是有机会的”。但她也承认,业务短时间内很难起量。制造上亿用户量的全新产品,大概与她无缘了。

物质上的落差也真实存在。刘萌从杭州来到上海,虽然相较于大厂的基础薪资有一定比例上浮,但算上转换城市的搬家成本和她放弃的期权。这笔换工作的经济账怎么都算亏了。光是疫情后上海租房的成本,一个月就超过 5000 元。“外企跟大厂的薪水和期权肯定不能比,但我没有那么在乎这些,我还是更喜欢好好工作,然后得到身边人的肯定。”

外企不是养老的地方,在酒旅企业,周语心每天和 4~5 个团队开产品会议是常规状态,“只要想把工作做好,没有人可以躺得那么平”。一个月之后,她即将踏上去泰国曼谷的飞机,驻外工作 1 年。相比起这样世界各地游荡式的工作,大厂和创业公司快节奏的 4 年反而更像是一段岔路。

2019 年刚刚进入互联网大厂的时候,周语心在朋友圈许愿:即便跌跌撞撞,也要见到更大的世界。现在,她才真正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

▲ 图 / 视觉中国

(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每日人物

国产电池,十年改运

作为电动汽车技术含量最高的零部件,动力电池的成本可以占据整车成本的将近一半。既然选择了纯电路线,电池技术毫无疑问成为了其中最大的关键,当时如果不能在电池技术上有所突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很可能将再次走上燃油时代的老路,只能给日韩企业打工,在动力系统上继续被卡脖子。

撰文 / 曾广
编辑 / 董雨晴

2012 年的夏天,美国加州的特斯拉工厂里,一伙人正在为即将交付的 “首款量产车型 Model S” 发愁,当时出产的 Model S 在电池冷却装置上存在一定隐患,可能引发短路甚至起火的情况。

不过交付活动还是如期在工厂里顺利进行了,这一天,最终成为了特斯拉电动车正式批量生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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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同一时间,在大洋彼岸,中国正式出台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自此站上战略高度,其中,纯电驱动成为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核心方向,产业革新之战就此埋下伏笔。

燃油车时代,中国已经错失了先机,在动力系统、传动系统方面一直受制于人,只能采取合资方式引入国外品牌提升技术水平。到了新能源时代,为了避免核心动力上继续被 “卡脖子”,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专门提到,为了支撑纯电动汽车的底层技术发展,未来要大力推进动力电池技术创新,在电池安全性 / 可靠性 / 电池材料等方面进行关键性技术突破。

就这样,一场宿命的较量正式开启。十年悠忽而逝,转眼来到 2022 年,到了检验国产动力电池行业成果的时候。

今年 8 月,据 SNE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前十大厂商中,中国厂商独占六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 56%。和去年上半年相比,今年六家国产动力电池企业装机量均实现了三位数以上的增长,其中增速最低的宁德时代实现了 111% 的增长,增长最快的欣旺达更是实现了 651% 的增长。

在行业狂奔之中,国产动力电池向全球市场的进击还在进一步加强。

上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德时代份额从去年的 28.6% 提升至 34.8%,已占据全球三分之一的市场,比亚迪的市场份额从去年的 6.8% 提高到 11.8%。相比之下,国外厂商的表现都不算太好,LG 新能源、松下、三星 SDI 虽然都实现了一定增长,但是由于增速不及中国厂商,导致市场份额不同程度下跌,其中第二名的 LG 新能源市占率从去年上半年的 24% 降至 14%。

十年时间,从蹒跚学步到统治市场,是什么促成了国产动力电池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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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辆 “新能源” 汽车

2008 年北京奥运,当来自 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 万多名运动员和其他外国友人纷纷前往北京,欢迎他们的除了鸟巢、水立方和奥运村以外,还有 505 辆新能源汽车。

这五百多辆新能源汽车中,既包含纯电动车,也包含混合动力车,甚至还有如今几乎被市场遗忘的燃料电池车,几乎云集了当时新能源汽车所有的技术路线。

据媒体报道,这是当时奥运历史上种类最多、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运输服务,目标是为了实现奥林匹克中心区域交通 “零排放”,中心区域周边及奥林匹克交通优先线路 “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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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电动客车是世界上最早将锂电池安装在电动客车上的,实现了锂电池的大规模应用,图 / 视觉中国)

当时参与奥运会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厂商肯定不会想到,仅仅 14 年后,中国新能源产业就在全球市场掀起了新的风潮。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国内的新能源汽车技术还不够成熟,路线也不统一,这批产品中很多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

作为电动汽车技术含量最高的零部件,动力电池的成本可以占据整车成本的将近一半。但彼时中国动力电池行业所面临的环境,用群狼环伺来形容也不过分。凭借着多年的技术积累,日韩企业的动力电池良品率已达 90% 以上,而国内做得最好的也不过 60%。凭借着技术优势,当年 LG 化学曾一口气拿下了长安、一汽、上汽的订单,电池销量占据了国内市场的 6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小虞曾在 2012 年接受采访时提到,当时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核心部件 80% 以上要靠进口。

除了技术受限,第一批新能源产品的造价也很高,整体还处于摸索阶段,很难大规模量产。据业内专家介绍,当时投放的氢燃料电池客车的单车造价在 300 万元左右,中通客车的纯电动客车造价近 500 万元。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正是靠着奥运会这批示范产品的两年试运营,国内还是逐渐摸清了适合自己的新能源路线。2010 年 8 月,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草案曝光,纯电动汽车成为国家最终支持的路线,2012 年 6 月,国务院正式出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开始对新能源汽车行业进行政策补贴。

既然选择了纯电路线,电池技术毫无疑问成为了其中最大的胜负手,如果不能在电池技术上有所突破,实现核心技术自主,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很可能将再次走上燃油时代的老路,只能给日韩企业打工,在动力系统上继续被卡脖子。

内有政策支持,外有竞争忧虑,大量动力电池企业最终奔涌而出。国内迅速催生出了将近 1500 家动力电池公司,其中不仅包括现在的行业龙头宁德时代,也包括了有着国资背景的中航锂电(现改名中创新航)等厂商。

而围绕电池这个最核心的技术,一段漫长的探索征程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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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生的逆袭

谈到中国的动力电池产业,两个核心人物始终无法绕过。

一个是曾毓群,他创办的宁德时代自 2017 年开始已经连续五年登顶全球动力电池市占率第一。

另一个则是王传福,他创办的比亚迪今年上半年刚刚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电动汽车出货量冠军,今年截至 9 月 5 日,比亚迪已经卖出了 100 万辆车,成为第一家年销百万的新能源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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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力电池的崛起史,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的逆袭史。

作为国内最早的电池巨头,比亚迪选择的方式是另辟蹊径,从海外厂商不看重的磷酸铁锂路线突围。同样是锂电代表的纯电模式,其实也分为了两大路线,分别是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正极材料的不同,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更高,能实现更长续航,而磷酸铁锂电池则在安全性能上更出色。

国产动力电池行业起步之初,松下、LG、三星等日韩企业就已经掌握了三元锂技术,而国内三元锂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为了实现弯道超车,2005 年,作为国内首个电池巨头的比亚迪,在刚刚涉足汽车行业之初,就选择了磷酸铁锂作为研究方向。

2006 年,比亚迪的第一款搭载磷酸铁电池的 F3e 电动车研发成功,其续航能力达到 300 公里。2010 年以后,依靠安全性和成本方面的优势,在政策的支持下,磷酸铁锂电池迎来了大爆发,由于国外厂商基本都押注三元锂电池,国产厂商在磷酸铁锂方面反而实现了弯道超车。

而另一大巨头宁德时代,则选择了三元锂电池作为突破方向,一方面,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此前创办的 ATL,曾是宝马的动力电池供应商,在建立之初就具有三元锂电池的技术积累;另一方面,曾毓群一直坚定相信,国家会对国产动力电池行业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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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宁德市宁德时代办公大楼,图 / 视觉中国)

时间并没有让宁德时代等太久,三年后的 2015 年,为了扶持国产动力电池行业,国家真的出台了《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开始推出 “动力电池白名单” 制度,对外资动力电池进行补贴限制。在补贴政策的推动下,宁德时代当年便进入了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三强,并于 2017 年成为全球动力电池老大,一直保持至今。

但是政策的东风并不能乘太久,政策的初衷也是为了培育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而非只是为了让大量的企业吃补贴。所以到了 2019 年,随着国内动力电池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国家正式废止了《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取消了动力电池白名单制度,国产动力电池开始和海外巨头同台竞技。

同台对垒,不落敌手。

四年的市场培育,让国产动力电池厂商已经不再是襁褓中的婴儿,在市场份额不断提升的同时,凭借着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迭代,已经培养起了强大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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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突围战

对于动力电池行业而言,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两个技术难题,一个是安全,一个是续航,能否在这两个方面实现突破,成为动力电池企业技术能力的最大考验,也直接决定了企业在补贴政策逐步取消后能否直面市场竞争。

随着 2019 年电池白名单制度的取消,国内动力电池企业终于要正式直面海外巨头,作为行业的两大领头羊,为了和海外巨头进行正面对决,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分别祭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2019 年法兰克福车展上,宁德时代首次公布了公司研发的第一代 CTP 技术,同年九月宣布,采用该技术生产的电池包将搭载于北汽新能源的 eu5 车型。该技术直接将电芯集成为电池包,极大提升了电池包的空间利用率,从而大幅提升续航。

一年之后,另一大电池巨头比亚迪也不甘落后,推出了具有同样是 CTP 技术封装的刀片电池。据比亚迪介绍,刀片电池除了极大提升续航以外,在安全性上也比普通磷酸铁锂电池进一步提升,针刺后依旧无明火、无烟,表面温度仅 30 到 60℃,而三元锂电池针刺后剧烈燃烧,表面温度超过 500℃。

历经十四年,磷酸铁锂和三元锂依旧未分胜负,但不管是哪个路线,国产动力电池行业基本都走在行业前列。

今年上半年,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分别站稳了第一大动力电池厂商和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厂商的位置,而就在 7 月份,在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厂商之后,比亚迪又超越 LG 成为了第二大动力电池厂商,中国厂商成功坐上了全球动力电池行业的前两把交椅。

除了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两大巨头以外,凭借着国内新能源市场的不断迭代,国产动力电池续航和安全都在进一步提升,第二梯队的中创新航、国轩高科、蜂巢能源等动力电池企业也前赴后继登上舞台。

SNE Research 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全球电动汽车(纯电、混动)销量同比增长 65%,达到了 435 万辆。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260 万辆,占全球市场的比例接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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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方面,国产动力电池几乎垄断市场。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的 2022 年 8 月动力电池月度数据显示,2022 年 8 月国内动力电池企业装车量前十五名的企业中,宁德时代以 46.79% 的占比稳居第一,比亚迪、中创新航分别以 21.91%、5.62% 的占比位居二、三位。

白名单取消三年后,国产动力电池的市占率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并且得到了更多头部汽车巨头的认可。据宁德时代 2021 财报显示,特斯拉是其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达到了 10%,公司同时还和现代、福特、戴姆勒(奔驰母公司)等全球客户达成长期战略合作。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比亚迪磷酸铁锂电芯也已经上线特斯拉柏林工厂的 Model Y 生产线。

国产动力电池来势汹汹,现在反而是海外厂商慌了。今年 8 月,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正式落地,其中也对动力电池行业采取了限制条款,被称为美国版的 “动力电池白名单”。该法案在国际社会中引发的质疑声本就不断,欧盟正在评估该法案中关于电动车补贴的政策是否违反了 WTO 的规则。

且随着全球动力电池市场格局的稳固,这一政策的效果本就有待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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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换市场的时候到了

2020 年年初,一则传闻扰动整个新能源市场,传闻称宁德时代将为特斯拉供应锂离子动力电池,一边是全世界最大的动力电池厂商,一边是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厂商。不久后传闻被证实,宁德时代正式为特斯拉代工电池,这也意味着国产动力电池不管是在续航上还是安全上都已经能够满足特斯拉严苛的技术要求。

不仅如此,作为曾经的三元锂电池的坚定拥趸,随着国产磷酸铁锂电池的续航快速进步,特斯拉已经开始在其 Model3 上搭载宁德时代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据媒体披露,这帮助特斯拉每辆车节省了上万元成本。

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引领者,特斯拉也一直力图自研电池,2020 年,特斯拉就推出了一款大圆柱电池,直径 46 毫米、高 80 毫米,因此得名 4680 电池。据特斯拉披露,具有续航里程高、成本低的优势,是特斯拉未来的主导电池技术路线。

然而推出两年来,4680 电池一直迟迟不能大规模量产。

“我们会在年底之前实现 4680 电池的量产,但这很难预测,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新的技术。” 在 8 月初的特斯拉(Tesla Inc)2022 年股东大会上,马斯克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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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特斯拉电池的供应方,松下和宁德时代似乎都对 4680 的量产计划不太乐观,松下前不久表示 4680 电池目前仍在测试,可能要 2023 年 4 月才能大规模生产,宁德时代方面上个月也对媒体表示,没有关于 4680 电池的信息需要披露。

与特斯拉 4680 量产艰难形成对比的是,国产动力电池还在继续跃进。

一直以来,行业普遍认为,磷酸铁锂续航不行,但比亚迪作为磷酸铁锂电池的最大拥趸,如今基本已经摆脱了磷酸铁锂的续航焦虑,成功实现了 700 公里以上的续航。

而在能量密度更高的三元锂电池方面,宁德时代宣布将于明年年初开始量产采用第三代 CTP 技术的麒麟电池,可以让电动车的续航突破至 1000 公里以上,比特斯拉尚未批量生产的 4680 电池电量提升 13%。

如果说,曾经中国的汽车行业是以市场换技术,如今随着国产动力电池行业和汽车厂商的不断强大,曾经的角色反而正在逆转。现在到了我们以技术换市场的时候了。

就拿宁德时代首创的 CTP 技术来说,去年国内销量前十的电动车中,有四款采用了 CTP 技术封装,分别是特斯拉和比亚迪的车型。如今,宁德时代正在对该技术进行海外输出,从去年 10 月至今,宁德时代先后授权现代摩比斯、泰国国家石油公司等企业使用 CTP 技术。

就在不久前,一则关于中国汽车出口的消息登上知乎热榜,据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过 120 万辆,仅次于日本,而到了 8 月份,中国汽车出口 30.8 万辆,超越日本登顶月度汽车出口第一大国。在三电系统、智能联网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成为推动我国汽车出口的一大动力。

国产电池,十年改运。仅仅十年时间,整个新能源行业已经彻底变天,作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在核心动力系统上,中国汽车行业早已不再受制于人。

随着世界各国双碳政策的不断深入,以及新能源汽车销量的爆发,国产动力电池未来还能交出怎样的答卷,相信每个人都很期待。

来源:AI 财经社 微信号:aicjnews

“水货” iPhone 沉入水里

撰文 / 李贤焕

编辑 / 董雨晴

随着 iPhone 14 正式发售,第一批手快的用户已经上手了最新的苹果手机。其他人还需等待,9 月 19 日,苹果官网显示,最新的 iPhone14 Pro 的发货周期已经达到 5-6 周。

苹果店门口的黄牛也扯起了嗓子,一边向刚提货的首批消费者加价收购手里的新机,回头再加上几百元钱转给另一群等着加价收新款的人。正是产能和需求之间的错位,给黄牛留出了做生意的空间。

不过,这几年倒卖手机的中间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一方面,技术的变革给手机商贩设置了新阻碍。苹果宣布最新销售的美版 iPhone 14 系列将取消实体 SIM 卡,虽然 iPhone XR 开始苹果就开始支持 eSIM(电子 SIM 卡),但取消实体卡槽,苹果还是头一次。这意味着,原本畅销在华强北市场的二手美版 iPhone,等到 iPhone14 这一代,还得优先解决没有实体卡槽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市场也在逐步规范。据界面新闻报道,在深圳市多次严厉打击走私违法犯罪行为的背景下,过去在华强北飞扬时代大厦里卖 “水货” iPhone 的档口,如今正面临着转换营收思路的局面。

这也意味着,二手 iPhone 市场的变革,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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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二手 iPhone 集散地

9 月 14 日,深圳华强北恢复营业。

华强北小正坐在大亚湾的家里,作为背包客的他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去华强北了。同行从 “前线” 发回的视频显示,飞扬时代大厦 —— 华强北二手 iPhone 交易的聚集地 —— 没有了往日的繁荣,整层手机市场只有零星几个买主,几个档主则站在柜台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飞扬时代大厦曾经是全国最大的二手 iPhone 交易市场,更精准地说,是二手 “水货” iPhone 的集散地。其中,大厦一楼和二楼以手机配件和维修业务为主,二手 iPhone 业务主要集中在三楼和四楼。

有人说,这里曾用十余年的时间,建立起了 iPhone 买卖的新秩序。

走进大厦内部,俗称 “一米柜” 的玻璃柜台一字排开,每个柜子里都会有一个档主。粗略估计,飞扬时代三、四楼的柜台加起来有几百个。过道上来来往往的,多数是到这里淘金的 “背包客”,这些人的主要业务,就是帮买家找合适的手机。

行情较好的时候,档主也是一个挨着一个,距离之近,隔壁给的报价都能清楚听到。也正因此,尤其是在降价出售时,悄悄在计算器上按下几个数字是一种常见的报价方式。

每个手机根据不同的版本和成色,报价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包着塑料袋以最朴素的方式出售。以往,手机市场每年会营业超过 350 天,成百上千来自各地的二手手机商贩穿梭其中,一同构成了这个全国最大的二手 iPhone 交易市场。

事实上,作为二手市场里的畅销货,全球每天都有上万台旧 iPhone 通过各种渠道被回收,透过全球化的运输、处理、销售,卖到不同国家地区的人手上。因此,华强北售出的二手 iPhone,很多都来自于海外。

多位华强北人士也都表示,华强北里交易的二手机里,八成以上都是外版手机。这其中,来自美国的机器又占了九成以上,剩下的则是少量的日版、欧版和韩版机器。“飞扬三、四楼都是外版机器,国行的你可能一台都看不到;长城市场相反,都是国内回收的二手机,什么品牌都有,但外版的基本看不到。” 一位华强北人士表示。

业内人士分析,美国的售价低、机器数量多、二手回收体系完备,构成了最大二手 iPhone 出口地区的要素。

而深圳华强北的另一个优势是紧邻香港,中国经营报在 2017 年的一篇报道里提到,这个地球上每天约有五到六万台旧 iPhone 被回收,其中八成流向香港,继而再次流入内地,或者是流入其他国家。

另外,一些平台无法消化的手机也会被直接发往华强北。从拆解到翻新、零部件生产,华强北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手机再加工产业链。即便是那些没有直接使用价值的废弃手机,也可以通过被拆解,将零部件再次对外销售。

在这个意义上,华强北不只是简单的买卖,而是通过维修、翻新、拆解等工序,深深潜入到这个全球生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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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的 “水货” 江湖

中间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时代的阶段性产物。水货,更是如此。“水货”,指在某国家或地区没有经过原生产厂家所指定的销售代理而进行销售的产品,优势是价格低,但问题是不合法,没有保障。在全球流通的二手 iPhone 里,美版机器因为价格更低、出货量大,成为最重要的二手机来源。

虽然手机本身的配置大同小异,但同样的机器在不同国家 / 版本的官方售价几乎都不相同,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关税。

比如最新的 128G 版本 iPhone14 Pro,以 9 月 16 日汇率计算,中国大陆、美国和日本三地的官方售价分别为 8999 元、7710 元和 8049 元。这种价格差为 “水货” 链条留下了空间。

相比于今天,“水货” 畅销的时代要追溯到更早之前。早期的手机、相机甚至汽车等都是 “水货” 市场上的常见品类。

在中国手机市场上,“水货” 机曾占有相当份额。赛迪顾问曾在 2007 年发布一份手机市场报告,显示当年上半年,“黑手机” 销售规模达到 2343 万台,占据当时国内手机 25% 左右的市场份额。

当时的这些 “黑手机” 里,以三星、诺基亚、索爱占大多数,而国内杂牌仿冒手机和翻新拼装手机占少数。

到了智能机时代,iPhone 成了 “水货” 市场里最重要的品类。

在 iPhone 进入中国市场的历史里,“水货” 机商人曾让一波又一波急于尝鲜的人更早拿到新款手机。事实上,早期的 iPhone 黄牛就是 “水货” 产业的一部分。

在 2014 年以前,也就是 iPhone 6 及更早的版本发售时,由于产能限制等原因,中国大陆并不在苹果全球首发名单内。(注:2013 年秋季发布的 iPhone5S/5C,中国大陆为首发地区,不过仅为中国电信发售。)

因此在新 iPhone 发售后,第一批大陆消费者拿到全新国行手机,可能已经在第二年初,距离 iPhone 在美国发货已经过去了一两个月。

于是在那几年的 9 月中旬的某个清晨,美国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的街头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画面:上百人排在苹果店门口,只为第一时间买到新款 iPhone,相当部分人在买到机器后会直接在街角交给一个拎着蛇皮袋的人,一手交钱一手交机。

一批近乎职业化的运输团队将手机送抵国内市场,再分销往各个城市。那时候时不时会出现高达 15000 元甚至更贵的 iPhone,都源自于此。

不过,从 2015 年起,“水货” 全新 iPhone 在市场上的声量越来越小。一方面,从 iPhone 6s 起,中国大陆成为每年 iPhone 的首发地区;后来,苹果开始严格执行 iPhone 行货和澳版、港版的不同保修政策。

市场也在不断规范,国内电商平台也逐步限制外版手机的销售。2020 年底,淘宝网发布公告称,卖家不得发布 “美版、亚太、欧版、日版、韩版、有锁” 等非中国大陆版本机型的描述用语,京东、苏宁等大型电商平台也出现了限制 “水货” 手机交易的规定。

另一方面,以拼多多百亿补贴为代表的平台补贴活动,也开始将 iPhone 视为最重要的补贴品类,压低了国行版本的售价,与 “水货” 版手机价差进一步收窄,加上售后、渠道等多方面因素考量,大多数用户已经开始全面倒向国行 iPhone。

现在,只有二手 iPhone 市场还保留着拿 “水货” 的传统。但这个盘根错节、充满不规范性的市场,眼下也正面临着新一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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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扬时代大厦变天

有业内人士表示,过去这么多年,尤其是美版二手 iPhone 在华强北货源充足,从来没有缺过货。但如今随着市场不断规范,“水货” iPhone 或许就要走向消亡。

据界面新闻报道,2022 年年初开始,受境外疫情输入影响,深圳开始严厉打击走私和偷渡行为。

据深圳市口岸办消息,近期,深圳市对走私违法犯罪行为开展全方位、全链条严厉打击。本次行动加大了对无合法来源进口商品的打击力度,严查进货渠道或快递物品来源,严厉查处销售无合法来源进口物品等行为。

正因为这样,坐落于深圳华强北的飞扬时代大厦也面临起新的变化。

一位华强北人士表示,以往行业内的规范行动也时有发生,平日在市场里也能看到有档口和货物因不合规被查封。不过,今年年中以来,规范力度明显更大,市场里只剩少数档口还在营业,“外版机器在那里基本是消失了”。

界面新闻称,在接受采访时,部分档口老板还在观望行情,也有部分则直言卖完就不做了。少数仍在继续做生意的档口老板表示,已经不再销售外版机,目前只有国行机在售。

目前,飞扬时代大厦三、四层的档口多数都已清空,并贴出转租信息。

一位华强北人士表示,上半年之前,飞扬时代的行情是每个柜台租金六七千元 / 月,长宽都为一米的小房间,每月租价则要过万。近期,大量档主为了将柜台转租,不仅可以不要转让费,甚至有人提出可以免一两个月租金。

有二手机商贩表示,从 7 月开始,所有外版机器不再好拿货,面对找上门的购机需求,常常需要和同行调货,自己的利润也因此整体下降了一半。

小正原本在飞扬时代楼上租了一个公寓作为住处,平日下个楼就能开始挑机器做生意。行情变化后,他把单间退掉,回到了大亚湾的家里。据小正介绍,飞扬楼上的单间月租金超过 4000 元,一室一厅则要 5000-6000 元,如今房租已经降了四分之一。

这一次的市场规范固然有一定推动作用,但飞扬时代大厦真正的变革早在过去几年就发生了。

曾有背包客表示,最早一批手机商贩因为利润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卖一台手机可能赚 800 元至 1000 元,甚至是 2000 元。但如今跟过去不一样了,价格透明,每一台 iPhone 的利润只有 200 元左右。利润的快速压缩,早就提醒了华强北的背包客们,曾经的暴利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尽管 “水货” 的生意正在走向落幕,但华强北的创造力似乎一直存在。

比如应对美版 iPhone 14 没有卡槽的问题,解决方案已经在路上了。一位华强北人士表示,目前业内已经在传闻一些可能的应对方案,比如把充电口作为接口,通过外接卡槽的方式把 SIM 卡装上,虽然听起来有些许怪异,但技术上存在可能性。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在手机内部改造,后期加装卡槽。

这并非没有先例,iPhone X 美版只有单卡槽,国行版本则配备了双卡槽。但两者在内部结构上区别不大,意味着美版在卡槽位置留有空位,当时不少人通过改造卡槽的模式实现了对美版机器的改造,支持双卡模式。

同一个原理,目前也有人在思考其中的可能性,所谓苹果不给卡槽,那华强北就 “帮” 苹果把卡槽装上。“华强北的大老板们应该都在想办法。” 小正称。

二手 iPhone 的市场依旧会活跃。有业内人士认为,由于二手手机属于非标品,极度依赖线下市场,没法完全通过网上交易。尤其是交易双方对于手机新旧成色的定义不一样,所以目前很难完全被互联网代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长时间里,电商平台对线下新机销售的影响较大,但二手手机市场依旧蓬勃。这意味着,二手 iPhone 江湖或许不会就此沉寂。

来源:AI 财经社 微信号:aicjnews

“野生果链” 从华强北快步跑向小镇

文 / 神乐

来源 / 懂懂笔记(ID:dongdong_note)

在很多人眼里,iPhone 14 的发布又将是一场手机商家与黄牛的狂欢。

那么,对于 “中国电子第一街” 华强北而言,这一轮 iPhone 14 的热潮是否会掀起消费高峰呢?的确,每年苹果秋季发布会前,华强北商家总能抢先一步,发布最新款 iPhone 、Apple Watch 、Air Pods 等,很多在专卖店空手而反的果粉也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最爱。

不过,最近两年苹果秋季发布会之后,华强北商家 “抢先版” 翻车一度成为网友茶余饭后的笑料。9 月 8 日,苹果发布 “药丸” 屏的 iPhone 14,被苹果背刺的寨厂 “感叹号” 屏版本瞬间晕菜,一些钢化膜商家也哭晕在厕所。

至于提前收到消息,证实新款 Apple Watch 仍旧不是直角边框设计的华强北手表商家,据传也是连夜打磨 “抢先版” S8 的边框。或许今年唯一能笑到最后的,只有寨厂的 Air Pods 商家了。

尽管华强北的景气一度与苹果发布的产品高度捆绑,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几年,随着用户消费观念的改变、国产手机的强势崛起,当地不少手机配件专柜、iPhone 周边等 “野生果链” 都陆续离场了。

其中,一部分 “野生果链” 则下沉到市场需求更大的三、四、五线城市,寻找新的商机。随着 “野生果链” 的下沉,这个行业又会折射出哪些消费新变化、新趋势?

大城市不需要 “野生果链”?

“现如今,华强北 iPhone 零配件生意可以说越来越难做了。”

今年五一长假前,扎根华强北六年多的郭哥,决定回老家汕头潮南陈店开设一家手机配件店。郭哥坦言:最近一两年时间,和他一样 “知难而退” 的华强北配件商家有不少,几乎都是 “转战” 小城镇延续以往的营生。

郭哥回忆,自己刚到华强北打拼是在 2016 年,当时的 iPhone 手机,还是不少一线城市消费者眼中的奢侈品。尽管当年 9 月份 iPhone 7 已经发布,然而在他的店里,需求最大的业务仍是给 iPhone 4S 换电池、修爆屏。

“我记得,当时深圳的平均工资才 5000 多,可 iPhone 7 起步价就 5400 元。” 加上彼时分期消费尚未爆发,用户省吃俭用好久才敢花大价钱买一台新 iPhone,因此,很多年轻人消费者都希望自己手里的 iPhone 能多用几年。

郭哥打趣地说道,正是因为早期果粉 “一机传三代,人走机还在” 的消费理念,不仅养活了整个华强北的二手机商家,还养活了大量和他一样的 iPhone 专修、配件店。

“不过,近几年深圳人工资涨了不少,而近几代 iPhone 的起步价几乎都不到 6000,比不少安卓机还便宜。很多深圳人花半个月工资,就可以用上最新一代的 iPhone,换机频率自然也高了不少。”

这种趋势从 Strategy Analytics 的数据中也可略窥一斑:中国用户平均换机周期为 28 个月。

但拥有近六年 “野生果链” 经验的郭哥认为,最近几年,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果粉,无疑拉高了国内消费者换机周期的平均值,年年都 “追新” 的果粉也不少见。

在转转发布的《2021 秋季二手苹果 iPhone 交易报告》可以看到:二手 iPhone 仍由高线城市流向下沉市场。而今年各电商平台 618 手机战报中,iPhone 13 销量可谓是一骑绝尘,新一线、一线用户依旧是高端机的消费主力。

“大城市的 iPhone 用户换机频率高,对于华强北的配件商家、维修店而言,可不是啥好事。果粉手上的 iPhone 电池还来不及损耗,屏幕还没有机会碎裂,手机已经卖了,做配件、搞维修的,自然都赚不到钱。”

对于大量果链商家开始涌入下沉市场,郭哥这样解释,近几年影响 “野生果链” 生意的因素,除了有一线城市果粉换机的频率高之外,国产手机、高端旗舰的崛起,同样让华强北 iPhone 专修、配件商家无利可图。

中国信通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为 1.34 亿部,其中,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累计 1.15 亿部,占比超过了八成,苹果等国外品牌手机的份额占比不足两成。
而从巨量算数公布的《2021 手机行业人群洞察白皮书》中也不难发现,有超过 30% 的 iPhone 用户在换手机时,选择了其它安卓品牌。
换言之,不少果粉的下一台手机不一定都是 iPhone 了。

那么,国产手机崛起,华强北的 “野生果链” 为何不转型做国产机零配件?对此郭哥的解释是,绝大部分国产机配件价格较透明,利润也不及 iPhone 配件高,“很多国产手机出厂送壳膜,到手即用,还有华强北商家什么事儿?”

渐渐地,不少华强北 “野生果链” 商家的身份,变成了低线城市手机维修店、配件店的供货商。

他们付着一线城市核心区的高昂租金,做着只需要仓储的批发生意,对于精明的华强北商家们而言极不划算。于是乎,“野生果链” 批量下沉也成为必然。

下沉市场掘金 “钉子户”

“你信不信,在小城市里,居然还有一些人拿着 2013 年发布的 iPhone 5s。”

郭哥坦言,最近几年苹果发布的 iOS 几乎都不支持 iPhone 6 以下的旧机型升级,借此 “强拆” 所谓的钉子户。

而去年年底,苹果将 iPhone 6Plus 列为 “过时产品” 并停止提供硬件服务的消息,坚定了他下沉的信心。

数据显示,iPhone 6 系列累计销量高达 2.3 亿部,更是苹果销量最高的机型,在国内市场,算上正品行货 、“水货”,iPhone 6 的保有量也不低。时至今日,三四线城市仍然有大量 iPhone 6 手机的用户。

当中,既有当年三四五线城市消费者用不菲价格购买的新机,也有部分一线城市淘汰而流向下沉市场的二手机。机龄最短的,估计也已经六七年了。

“小城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当年五六千买的手机,自然不能说换就换。” 正因如此,郭哥认为在下沉市场的用户,更希望通过给旧 iPhone 换电池、修爆屏,这类 “续命” 旧 iPhone 并多用几年的需求,其实并不低。

加上不少年轻人换新机后,会将替换下来的旧 iPhone 给父母或家人使用,习惯 “勤俭持家” 的长辈,手机修了又修,电池换了又换,也不舍得买新机,“上周我修了一台 iPhone 6,电池已经换了四次,屏幕换了两回。”

当然,由于一部分 iPhone 型号比较旧,早在官方宣布停止提供硬件服务之前,市场上已然很难找到所谓的原装零配件。因此,成本低廉的副厂件也给下沉的 “野生果链” 提供了十分可观的利润空间。

因为部分四、五线城镇没有正规的苹果官方授权服务商,仅仅使用了两三年、已经脱保的 iPhone 产品,一旦出现故障或配件丢失,也需要寻求 “野生果链” 的服务。

有行业调研数据显示:智能手机保内维修市场占据占整体维修市场的 16%,保外维修市场占整体 84%,手机维修市场整体规模在 300~500 亿。

正因如此,瓜分智能手机维修市场的,除了个体维修店,还有 o2o(Online To Offline)维修平台。

有行业分析称,在一线城市维修需求减少的情况下,手机维修平台应当加速布局下沉市场业务。在郭哥眼里,手机维修 o2o 平台与 “野生果链” 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向了低线城市。

“好在下沉用户,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都习惯到线下修手机、买配件。” 为了尽可能满足 “小镇用户” 的消费需求,郭哥的门店也从原先只做 iPhone 配件,拓展到大量国产品牌。

然而,随着拥有批发货源、一线资源的 “野生果链” 下沉,三四线城市手机维修市场开始 “内卷” 了起来,曾经活得相当舒坦的 “地头蛇” 遇上了降维打击的华强北商家,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野生果链” 的降维打击

“很多之前在华强北‘发财’的乡里人都回来开店了。”

距离郭哥的店不到 100 米,开着另外一家有点儿 “年代感” 的手机店,从店招上标注的业务范围得知,这家店集手机买卖、维修、零配件销售于一体。经营门店的阿才表示,他家的手机店在镇上已经开了快十年了。

与 iPhone 曾经养活深圳华强北一样,买卖、维修在 “小镇青年” 眼中仍然高端的 iPhone 手机,的确是不少当地个体手机店的主要收入来源。而阿才的门店,自然也不例外。

当提及那些从华强北回乡开店的同行时,阿才气便不打一处来,原因也相当简单:华强北的同行商家 “搅黄” 了小城镇手机市场固有的行规,毁了本地店铺原本安逸的经营模式。

“咱也不说其他的,凭啥我换电池收顾客 80 块,你换电池只收人家 60 块?” 阿才气愤地说道,原先方圆三公里只有他一家手机店,因此,维修手机的费用、手机配件价格,的确比一、二线城市贵一些。

在他看来,自己向经销商拿货,iPhone 6 电池成本大概 40 元,给顾客换上,赚个 40 元的手工费其实也并不过分,“可华强北回来的这些人,一手电池货源成本才 30 块,换电池收顾客 60 还能赚 30 块。”

因为手握一手货源,维修手机、配件的价格便宜,那些降维打击的 “野生果链” 快速抢走了 “地头蛇” 大量客源。为了能留住熟客,包括阿才在内的本地商家也不得不降价,加入 “内卷” 行列。

本地商家原以为,如此 “内卷” 的做法,能让一部分 “强龙” 知难而退,但让阿才没有想到的是 —— 下沉开店的华强北商家却越来越多,如今在镇中心的位置,甚至形成了一条手机街,路两边都是维修手机、卖配件的店。

“很多手机店转租,有的还是本地的老铺,再这么下去,我也要关店了。” 他苦笑着说道,一线城市智能手机维修需求减少,无疑挤压了华强北 “野生果链” 的生存空间,但 “一米柜台” 的下沉,或将断了小镇手机店的生路。

结束语

可以说,不少华强北商家因 iPhone 而发家,伴随着 iPhone 的升级、迭代,改变了自己业务经营的模式。而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消费方式开始改变,国内手机市场的不断变化,大城市对于 “野生果链” 的依赖也越来越小。

一个 iPhone 14 的发布改变不了华强北商家的命运,对于越来越多扎根于一线城市的 “野生果链” 而言,下沉或许是最佳选择。

11 年膨胀了 575 倍,手机 App 安装包为什么越来越大?

文 / 张晨阳

来源:DT 财经(ID:DTcaijing)

前段时间,B 站 UP 主科技老男孩在视频中提到,他发现 2011 年 1 月份发布的微信 1.0 版本,安卓 APK 安装包只有 457KB,现在的微信安装包则是 257MB,相当于 11 年膨胀了 575 倍。

不止微信,在评论区,人们吐槽这些年几乎所有手机 App 安装包都在飞速变大、占用内存。

为了更具体搞清楚这些年 App 安装包的大小变化,我们在豌豆荚(一家提供安卓软件、安卓应用和安卓游戏下载资源的市场)查看了常用 App 的历史版本数据。

今年 6 月,Questmobile 公布了 2022 年上半年用户规模过亿的 58 个手机 App,其中有 50 个 App 可以在豌豆荚中找到历史版本数据。

以下是针对这 50 款 App 的分析。

下载常用 App,光安装包就要占用 7 个 G

2017 年,极光数据发布了 App 内存报告,统计显示,国内手机平均安装的 App 数量已经达到 50 个以上。到了 2020 年第三季度,这一数据增加到 56 个。

然而根据我们的统计,如今仅仅是把 50 款常用 App 全部下载下来,光安装包的体积就达到了 7180.51MB,也就是 7.01G。

但如果按照豌豆荚上能统计到的初始大小来算,这些 App 的初始安装包只需要 1143.46MB,也就 1.14G。

如果只看排名前 20 的 App,它们的安装包体积和从 0.58GB 变成了 4.98GB,大概是原来的 8 倍。

不仅如此,在安卓应用商城中,显示的安装包大小都是被压缩过的文件包大小,真正把 App 下载到手机中,会有一个解压的过程。再加上许多 App 在下载过程中会自动写入默认信息。这意味着,手机里需要预留比 App 安装包体积更多的空间才能下载成功。

通常情况下,一个 App 占用空间是它安装包大小的 1.5 到 3 倍。以微信为例,应用商城中显示微信安装包大小是 230MB,但是解压之后变成了 500 多 MB。

按照占用空间 = 安装包大小 * 2.5 来计算,大约需要 17.6G 才能放得下这 50 个常用 App,这还不包括使用 App 带来的各种缓存,也不包括你需要用到的其他小众 App。

8 年间 QQ 安装包增长 37 倍,抖音极速版每年增长 79%

50 款常用手机 App 中,谁占用空间最大?谁变化最大?

我们首先从中找出安装包大小排名前五的 App,并统计了它们自上线以来历年安装包大小变化。安装包体积大的主要是游戏 App 和社交 App。

如果从安装包体积的年平均增长率来看,排名则不同。

抖音极速版安装包大小增速最快。2019 年 9 月 2 日极速版 App 问世,上线三年后安装包大小就从 13.13MB 增长到 75.11MB,平均每年增长 79%。

其次是农行掌上银行、QQ、UC 浏览器和抖音。

不同类型 App 的增长不太一样。

游戏 App 的安装包通常初始状态就不小,更新迭代也不慢。以手游代表王者荣耀为例,2015 年上线时它的安装包是 207.02MB,因为不断上线新英雄、新皮肤,增添新的玩法、模式,加上优化游戏体验等,7 年后的现在,王者荣耀光是安装包就有 2 个 G。

社交 App 的初始安装包比较小,但更新频繁,“每次变大一点点”,导致最后安装包体积也很大。

以 8 年安装包体积增长 37 倍的 QQ 为例,QQ 的每次更新,主要变化在于功能的增加。以 2020 年 QQv8.4.18 这一版本为例。对比过去,它的主要变化是:

在线状态新增 “我的心情”,向好友传递心情信号,分享快乐时光;

群聊新增字符,抽卡集字符,点亮佩戴更酷炫;

群聊消息可多选设为群精华,并展示在群聊资料卡,查看更便捷;

群聊新增王者战绩,段位成就轻松查看,邀群友开黑上分。

(豌豆荚上显示的QQ历史版本)(豌豆荚上显示的 QQ 历史版本)
与社交软件不同,增速最快的抖音极速版,自上线以来主要就只有两大功能,一是刷短视频,二是做任务(如观看视频)领金币。它基本上不增加额外的功能,几乎每次更新都是为了提升视频速度、优化观看体验。

银行类 App 功能更垂直一些,安装包体积变化的原因在于实际需求的增加和互联网的发展,比如增速排名第二的农行掌上银行,几次更新都是和技术相关:线上实名注册、AI 人脸识别、App 端与相关小程序联动等。

App 从 “小而不同” 到 “大而相似”

安装包变大意味着功能的更新迭代和体验的优化。

但是,这些增加和优化对于使用者来说,真的是需要的吗?

以人们常用的微信为例。

张小龙形容微信是一款 “小而美” 的 App,2011 年微信 1.0 的时候安卓 APK 安装包仅有 457KB 大小。2014 年微信安装包还只有不到 25MB,到了 2022 年,微信安装包就已经超过 250MB 了。

我们整理了 11 年间微信主要新增功能:

可以看出,在 2011 年到 2015 年,微信主要开发和完善的功都围绕社交,最核心的就是聊天功能:微信群、表情包、语音、摇一摇等。到了后来,逐渐增加支付、收款、发视频、视频号等功能。还有一些受争议的功能,比如:聊天消息撤回、拍一拍……

“小而美” 的微信,如今变得 “大而全”:支付功能让微信变成 “移动的钱包”,视频号让它变成 “另一个抖音”,小程序让它成了 N 种小游戏和常用 App 的合集……

B 站 UP 主科技老男孩用过逆向工程微信安装包,发现在微信 1.0 版本只凭借 199 个文件就实现了核心功能 —— 聊天。而 2022 年 7 月 8.0.24 这一版本,文件有 12639 个,所有代码都暴涨了 500 多倍。

也就是说,大部分文件和代码都是用来实现其他功能:视频、游戏、打车、外卖、快递……

(B站UP主科技老男孩《逆向工程微信安装包,11年膨胀575倍到底更新了啥?》)(B 站 UP 主科技老男孩《逆向工程微信安装包,11 年膨胀 575 倍到底更新了啥?》)
在如今,你想用手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未必要下载一个对应的 App。

如果你想买菜,其实不用专门下载盒马、美团买菜、叮咚买菜这样的 App,你可以从微信小程序或者支付宝界面直接进入。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下载另一个 App 的麻烦,但问题是,虽然微信限制了小程序的大小(2MB),却没解决只要启动小程序就会产生的缓存。

此外,对于那些割舍不了微信社交功能但不需要小程序、视频号等功能的人来说, 微信的 “更新迭代”,都是手机空间的负累。

如果你仔细观察也会发现,许多安装包飞速变大的 App,其实来源于头部互联网大厂,或者是由它们控股:腾讯旗下有微信、QQ、王者荣耀、QQ 音乐…… 阿里巴巴有淘宝、支付宝、钉钉、UC 浏览器…… 字节跳动有抖音、今日头条……

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飞速发展,功能正常迭代;另一方面,App 不断更新和改版,越来越大、越来越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用户的抢夺和留存。

于是你能看到,主打短视频的抖音、以种草出名的小红书,都出现了群聊功能;音乐软件 QQ 音乐,有 “弹一弹” 游戏;购物软件拼多多,本来底部有一个 “推荐” 的入口,今年年初变成了 “多多视频”……

或许正如网友说的那样:“有一天你的手机空间不够了,只能删除一些 App,但是第一时间要删除的肯定不是微信这样的刚需软件,就比如微信里面有个视频号,你说不定就会去把抖音卸载了。再比如你的美团里有买菜、买电影票、扫共享单车、打车的入口,又可以把盒马、滴滴之类的 App 卸载……”

防窥膜,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近日,一张小小的手机防窥膜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多次登上微博热搜。

不久前,一则 “防窥膜,伤眼睛” 的微博话题冲上热搜榜首位,获得 1.5 亿人次的围观阅读,关于 “防窥膜” 的使用感受、利弊功效引起了众多讨论,有网友称,“不仅防止别人看不见,我也看不见了”。此后两天,“医生提醒长时间用防窥膜会视疲劳” 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榜。

(图源 / 微博)

防窥膜采用 “百叶窗” 原理,将防窥层置于屏幕层中,以达到收窄可视范围的效果。但与此同时,它也会大幅降低手机屏幕的清晰度与使用感受,并进而影响到用眼健康。

人们热衷于给自己的手机屏幕贴上一层防窥膜,核心诉求是保护自己的手机隐私,不让其他人随意窥见屏幕上的内容。相关数据显示,防窥膜已经成为一门大产业,包含防窥膜在内的钢化膜市场规模已超过 600 亿元。

那么,防窥膜究竟该不该贴?

为了不让人窥视

一年多前,李美是在一次偶然中了解到防窥膜的存在的。

那时,距离公司会议的开始还有几分钟,李美悄悄看了一眼坐在身旁的部门领导,发现对方正紧盯着自己屏幕发黑的手机。李美心里很是疑惑,手机这么黑能看得清吗,出于好奇,李美随口问了一句,自此打开了她的新世界。

领导告诉李美,这是贴了防窥膜,贴了后,用手机的人只有从正面看才能看清楚手机屏幕上的内容,如果从侧面看会是漆黑一片。看完后,李美连连感叹,好神奇。领导直接建议:“你要不要也贴一个防窥膜?这样和客户开会的时候,别人就不能随意看清你在干啥了。”

(图源 / 视觉中国)

从事商务工作的李美动心了,没过几天,她在一家商场的手机门店里,花了 80 元为手机贴了防窥膜。自此以后,她开会、在地铁里玩手机,再也不用担心别人会偷窥了。

相比李美,方雯雯对于信息保护的感知更加敏感而具体,长时间的地铁通勤过程中,她养成了看视频打发无聊时间的喜好,往往是上地铁就打开视频 APP,看会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等下地铁正好看完,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别人站在她身边偷看,让她很是心烦。

方雯雯说,那一次视频结束的早,她的手机随之提前熄屏,那一瞬间她从黑色屏幕上看到了一双倒映的眼睛,她才发现有人一直在偷看她的手机屏幕。想到整个视频播放的过程中,有个陌生人和自己一同观看,她的内心涌起一阵烦躁与厌恶。

即便是出了地铁,不时被窥探的可能仍然令方雯雯不舒服。在办公室,她总是感觉有人把目光时不时落在她的手机上。“我是一个很需要个人空间和个人隐私的人,即便是关系再好的朋友或者同事,我也不希望她看到我手机上的内容。”

为此,两年前,当方雯雯第一次听说防窥膜时,就毫不犹豫地买了回来。效果很明显:防窥膜为她制造了一种安全感,“我很信任它的功能,后来就不会太在意周围人的反应,是不是有人偷看了。” 这种安全感被李美多次用四个字概括,“无所畏惧”。“贴上防窥膜,心里真的会轻松很多”。

当然,也有人 “用过即弃”。今年 4 月,赵舒在小红书上随手发了 “一个给想买防窥膜的人的忠告”:不要买防窥膜!这条笔记为她带来了史上最高的热度:点赞数超过 6000 个,评论超过 3000 条。对于以往互动数不过百的赵舒而言,这个 “意料之外” 的局面让她 “受宠若惊”。“到现在帖子的热度依然有增无减,有时半夜也会有三三两两的评论出现”。

和李美、方雯雯一样,赵舒贴防窥膜,也是为了保护隐私。事实上,当手机越来越深度的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人们无法割舍防窥膜的 “最佳理由”。在赵舒的帖子下面,不断有人留言被偷窥的经历或感受,“有谁是因为喜欢才用的,还不是被喜欢窥视的人给逼的”。

(图源 / 小红书网友)

唐佳承认,有时她会成为那个 “窥视” 别人的人。在坐公交车或是坐地铁时,视线会时不时飘到别人的手机上,看看大家都在干啥。有时会看到别人在与自己的亲朋好友聊天,打出了一长串的字,在聊家长里短;有时会看到恋人们正在分享甜蜜时刻;有时会看到大家正在追时下最热的剧;有时会看到对方在刷短视频。好似每个人的手机里都藏着不一样的人生,偷看让她感觉无聊的时间会过得很快。

“我也不是有意如此,实在是上下班高峰期时,公交、地铁上人太多了。” 唐佳说,为了不让别人偷看自己的手机,她会减少在路上看手机的时间和频率,经常是戴着耳机听听歌、听听书。她也曾想过,要不要买个防窥膜,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本来就近视,如果视力变得更差,得不偿失。

防窥膜的缺点确实很明显。赵舒为 iPhone 13 的手机贴上防窥膜的瞬间,屏幕就暗了下来。使用没多久,她就觉得眼睛酸涩、干疼,把手机移开,视野会有短暂地模糊。有些时候,“脑袋还会晕晕的”。在阳光下,就更难看清手机屏幕了。

68 元两个防窥膜的价格也让赵舒觉得不值。“又贵又伤眼”,让她把 “不要买防窥膜” 的 “忠告” 在帖子中连续写了三遍。“当我看到帖子发出的反馈,就知道了很多人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确实,贴防窥膜会伤眼睛的现象已经引发关注。9 月 2 日,一则 “防窥膜,伤眼睛” 的微博话题登上热搜,阅读量达 1.5 亿人次。有网友戏称,“挺好用的,不仅防止别人看不见,我也看不见了”。也有人坚决表示,“即便视力下降,我也不想被人偷看”。

防窥膜真伤眼睛吗?

使用防窥膜真伤眼睛吗?这或许要先了解它的工作原理。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防窥膜相当于在屏幕层中搭建了 “百叶窗”,通过光线角度的调整,将屏幕的广视角度变为窄视角,从而达到降低屏幕显示角度,阻挡外界视线的目的。有数据显示,防窥膜的可视区域为 60 度。现有的防窥膜产品是在原有防反光膜、防紫外线膜、镜子膜、防辐射膜基础上添加了防窥膜功能组合而成。据了解,防窥膜也被用在 ATM 机的屏幕中,以保护取款人的个人信息。

当防窥膜贴在手机屏幕上,则会对屏幕的透光度、清晰度产生影响。最直观的表现是,贴上防窥膜的手机亮度明显变暗。方雯雯看到,贴上防窥膜后的手机屏幕会呈现黑色的小网格,“如果不细看的话, 很难会看到它们的存在”,她猜测,这或许和防窥膜的材质与功效有关。

“在相同防窥效果的情况下,国产防窥胶透光率只有 30% 左右,进口防窥胶在 50% 左右。而透光率越低,意味着对于眼睛的影响越大。” 有数码博主曾在微博中如是谈到防窥膜的效果。

(图 / 视觉中国)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眼科主任夏朝霞在采访中透露,防窥膜是利用光栅原理的透光差异,达到在一定角度下看不见手机屏幕的效果。而人们长期看较暗的手机屏幕,会引起睫状肌调节功能(时)持续痉挛,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视疲劳,视力也会慢慢下降。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屈光外科副主任医师季鹏也在采访中公开表示,“虽然目前,并没有明显证据表明,防窥膜对眼睛存在伤害。但由于防窥膜降低手机分辨率,长时间使用会容易引发视觉疲劳。”

一位互联网科技博主从手机显示屏的角度解释亮度变低引发视疲劳的可能性。她表示,现在的 OLED 显示屏几乎是 PWM 调光,而 PWM 的调光原理是,通过对背光高电平、低电平切换,来达到亮度调高或降低的使用效果。而当屏幕亮度变低,低电平时间变长,就会出现频闪状态,用眼压力就随之变大。

“手机厂商调屏工程师最大程度地调出色彩,最大程度地下调屏幕频闪问题,就是为了给用户呈现一个真实的画面。” 上述博主总结,一张防窥膜贴到手机上,手机的显示色彩以及亮度都会大幅度降低,即便手机亮度拉到 Max,亮度也不会太亮。

一位网友总结称,屏幕生产厂家和手机厂家,费尽心思给消费者最好的屏幕,防窥膜一贴秒变低端屏,效果全毁了。

另一方面,由于防窥膜带来的亮度降低,用户将会手动拉升屏幕亮度,在无形中增加手机的耗能。在贴上防窥膜后,李美感觉自己的 iPhone 12Pro 似乎 “更费电了”,“平时手机使用一天需要充电两到三次,贴膜后充电频率增加明显”。

使用场景的局限性也逐渐显露。李美的烦恼是,在开车导航的时候,如果屏幕稍微侧放了一点点,就完全看不到导航地图,需要有人及时调整它的角度。“这时我老公开车的话,就会特别烦躁,吐槽我贴的什么膜”。

有网友称,贴上防窥膜后,感觉自己的眼睛变得更累了,所以没多久就换成了普通膜。

秦月也曾短暂追赶过贴防窥膜的风潮,但她很快就体会了防窥膜的 “不便”,每当去公司楼下的 711 买东西,不够亮的屏幕让扫码的动作变得很不灵敏。便利店店员不得不提醒她:请把亮度调一下。“一般情况就是,我先把手机递给她,扫不上二维码后拿过来调亮度,然后再递过去。三步骤下来才能成功付款。” 很快,秦月就厌烦了防窥膜的遮挡,仅仅使用了一两个月,她就换下了防窥膜。

防窥膜该不该贴?

秦月用防窥膜来自明星的带动效应。2019 年起,王一博、赵丽颖等明星使用手机防窥膜的场景在网上传播,并引发了关注与效仿。此后,用防窥膜的人越来越多。

根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 2021-2025 年中国手机膜市场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手机膜市场规模约为 625 亿元,手机膜需求量达到 8.6 亿张以上。材质方面,手机膜材质包括 PP 材质、PVC 材质、PET 材质、ARM 材质、TPU 材质以及纳米氟材质等;从功能方面来看,手机膜功能逐渐由最初的保护功能演变为防偷窥功能、防蓝光功能以及装饰功能等。

华经产业研究院此前统计显示,2016-2019 年,中国天猫商城和淘宝商城手机膜销售总量逐年增长。不过,天猫商城 (B2C 商城) 中的手机膜销售量逐年上升,而淘宝商城 (C2C 商城) 销售量却逐年下降。这说明,手机膜行业集中度不断增加,作坊式小微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被拥有旗舰店,规模化生产的企业占据。

截至目前,在手机膜这个细分市场里已成长出品胜、图拉斯、闪魔、蓝猩等行业品牌。其中,闪魔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其钢化膜累计销量超过 2.24 亿片。

在淘宝上,防偷窥售价最低的只要几块钱。在拼多多上搜索防窥膜,能出现上万件商品,满屏都是卖了 10 万多件的。在京东上搜索防窥膜,排名靠前的评论数能有 50 多万。

(图 / 视觉中国)

一位手机配件经销商透露,防窥膜作为钢化膜的一个分支,价格比普通钢化膜贵上几倍。最近几年,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升,防窥膜变得越来越轻薄,一般厚度约在 0.26mm,所以他觉得对于手机屏幕的影响其实没那么明显。但他也补充称,由于钢化膜、防窥膜等并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市面上的产品质量良莠不齐,贴用料差的防窥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如果仔细推演,手机膜的形态与功能演化也同手机发展的进程相伴而生。事实上,当曲面屏不断被手机厂商所选择时,唐佳也注意到了水凝膜 —— 一种可以更贴合弧面边缘、弹性更好的手机保护膜。

赵舒的帖子下,一些觉得是她买的防窥膜质量差的人,就向她安利起了其他品牌的防窥膜,让她试试看。但更多的网友则在网上劝别人千万别买防窥膜,别贴防窥膜。

“我又不是明星,也没有几个亿的大生意要谈,没啥好防的。”“防窥膜真是智商税,厂商辛辛苦苦努力十几年,给你造了那么好的屏幕,你不用,非要贴一个差的。”“防窥膜费电又费眼,我用了没多久就撕掉了。”“建议别贴,用了防窥膜半个月,我眼睛都快瞎了。” 无数网友吐槽说。

不过,也有网友说出了自己的无奈,在 “防窥膜,伤眼睛” 的热搜下,评论点赞量排名第一的是,“可别人的窥探欲总是很强,真的好难。”

一些手机厂商已经看到了市场的防偷窥需求。目前包括 OPPO、华为等国产手机厂商已关注到消费者愈发强烈的隐私保护需求,并在一些产品中添加了防窥功能。

网上也出了一堆教程,在教别人如何利用手机本身自带的功能来防止偷窥。就有热心网友发文介绍,可以打开华为手机的生态识别和密码,点击人脸识别,然后设置访问应用锁,这样别人就看不见手机上的内容了。

“每个产品都会有它的市场和群体,有需求的人始终都会用,怎么样都会用,市场销售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状态,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上述手机配件经销商称,虽然防窥膜被指伤眼睛,但该用的人还是会继续用。

一位网友现身透露,她曾经劝过身边的朋友别用防窥膜,但是对方并没有采纳,在她看来,自己的隐私大于一切。

“如果说伤眼睛的话,手机只要用的时间长了都会伤眼睛,想要不伤眼睛,最好的办法是减少手机的使用频率。” 一位网友如是说。

来源:AI 财经

“小个子” 爱美客为何比华熙生物更赚钱?

2022 年上半年,中国两大头部玻尿酸企业爱美客和华熙生物均实现了营收、净利的双位数增长。相较于华熙生物上半年 29.35 亿元的总营收,爱美客 8.85 亿元的总营收还不及华熙生物的三分之一,但在资本市场上,爱美客的市值却几乎是华熙生物的两倍。

得益于颜值经济的兴盛,爱美客创始人简军也与华熙生物创始人赵燕,一同挤进了 “2022 年福布斯中国杰出商界女性” 的榜单,其中赵燕排名第 11 位,简军紧随其后排在第 13 位,而中间的第 12 位则是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

在此背景下,一场争论也在持续发酵。“玻尿酸女王” 这个称号应该属于爱美客的创始人简军,还是华熙生物的创始人赵燕?外界对此议论纷纷,但始终没能落下最终定论。

两个跨界玩家

在成立玻尿酸公司之前,今年 59 岁的简军和 56 岁的赵燕都是彻彻底底的门外汉,虽然彼时的她们还没有任何交集,但都已经显露出了敢赌、敢闯、敢拼的创业气质。

21 世纪初,名校毕业的简军毅然放弃了央企的铁饭碗,选择了出国工作,同一时间,赵燕则是从海南辗转来到了北京的长安街,从普通的服装厂老板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

后来,两个女人的直觉,不约而同地瞄准了玻尿酸赛道。

简军在国外偶然目睹了一个名叫 “午餐美容” 的注射美容类项目,亲眼看到满脸皱纹的老人在注射玻尿酸后肌肤有了明显改善。意识到玻尿酸的神奇力量后,简军于是选择回国创业。2004 年,简军与丈夫姚京及朋友一起,共同成立了一家名为英之煌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便是爱美客的前身。

赵燕则是在北大进修 MBA 的时候,偶然认识了从事玻尿酸行业的凌沛学,听到对方介绍 “一个玻尿酸分子能锁住 1000 个水分子” 后,立即判断出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商机。2001 年,她用 1200 万元,溢价 1.5 倍买下了山东福瑞达生物 50% 的股权。

比简军小三岁的赵燕,在玻尿酸这门生意上比简军早干三年,得益于先发优势,华熙生物在起始阶段发展十分迅猛。当爱美客还在蹒跚起步研发新品,赵燕收购的福瑞达生物已经依靠先进的研发技术成为国内最大的玻尿酸生产和研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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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华熙生物进一步成为全球最大的透明质酸研发生产企业,一举改变了国内玻尿酸依靠进口的局面。2008 年,华熙生物赴港第一次上市,最高市值达到了 62 亿港元。

而此时的爱美客,还在苦苦等待漫长的审批过程。由于爱美客研发的注射类玻尿酸产品属于 III 类器械,必须要经过审批后才能进入市场,在华熙生物上市的时候,简军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赵燕风光敲钟。

爱美客的关键时刻

不过,简军的苦等是值得的。2009 年,拿到审批的爱美客推出了国产玻尿酸第一针产品 “逸美”。此后,爱美客更是 “all in” 医美,先后推出了 “宝尼达”、“爱芙莱” 和 “嗨体” 等产品。

“爱美客主营是做注射用产品,这种药械类产品获得审批有一定门槛,而且作为终端机构的医用产品,受到面向消费者特性的影响,其产品价格也会更高。” 头豹研究院医疗行业首席分析师郝世超说。

2016 年 12 月,爱美客旗下 “嗨体” 拿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批准认证,成了当时唯一一款 “有证” 的颈部玻尿酸注射产品。在此之前,各大玻尿酸玩家还都只是在围绕 “脸部” 做文章。

切入空白市场,再加上有证加持,“嗨体” 一经问世,便 “无敌且寂寞”。在我国,凡属 III 类医疗器械产品(包括所有的注射产品),必须获批才能上市,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几年不等。这也意味着,要等到潜在竞品走完从研发到注册审核的全过程,“嗨体” 至少还能享受 3 到 5 年的红利期。

即便如此,爱美客丝毫没有懈怠。2017 年 1 月,距离获批刚过去一个月,爱美客就火速将 “嗨体” 推向了市场。彼时,虽然市面上已经有主打颈纹修复的产品,但主要以护肤品、超声刀为主,效果、口碑都差强人意。于是,“嗨体” 便以玻尿酸注射至颈部皮下、24 小时见效等为卖点,逐渐渗透市场。

成功占领消费者心智之后,“嗨体” 给爱美客带回了逐年上涨的销量和营收。2017 年到 2019 年,“嗨体” 的销量连年翻番,从 11.97 万支增加到了 68.8 万支。相对应的,其给爱美客贡献的营收也从 0.34 亿元大幅增加到了 2.43 亿元,涨幅超过 600%。2019 年,“嗨体” 占公司营收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43.5%。

此后,爱美客甚至主动放弃其他产品,专注于 “嗨体” 的生产与销售。2019 年到 2020 年,爱美客的凝胶类玻尿酸销售量从 76.47 支下降至 61.03 万支,同比下滑 20.19%。与此同时,溶液类玻尿酸(主要是 “嗨体”)销售量则从 69.1 万支上升到了 124.19 万支,同比增长 79.73%。

爱美客重视 “嗨体”,主要是因为 “嗨体” 能挣钱。爱美客招股书显示,一支 1.5ml 的 “嗨体”,平均出厂价为 352.61 元,按照 92.99% 的毛利率来计算,其成本仅为 24.72 元。而在目前的医美平台上,每毫升 “嗨体” 的售价约在 3000-4000 元。

在 “嗨体” 的拉动下,爱美客的毛利率一直位居玻尿酸三巨头之首。2019 年,爱美客的毛利率高达 93%。同一时间,华熙生物和另一家同样做玻尿酸的昊海生科的毛利率分别为 79.66% 和 75.7%。其中,爱美客旗下被称为 “填充界的爱马仕” 的宝尼达系列,毛利率则每年都能高达 98%。

这一情况延续到今年上半年,爱美客营收贡献度在七成以上的溶液类注射产品毛利率为 94.07%,凝胶类注射产品毛利率更高为 96.05%,而华熙生物和昊海生物的毛利率分别是 77.43% 和 69.73%。

赵燕的选择

正当爱美客充分掘金玻尿酸赛道之时,早已登陆资本市场的华熙生物,却在极力撕下玻尿酸的标签。为此,华熙生物甚至选择了从港股私有化退市。

赵燕后来在采访中回忆,2008 年赴港上市时,她给华熙生物的定位是 “生物科技和生物材料公司”。之所以这么强调科技主要是为了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同。但与赵燕的期待不同,市场将华熙生物归类为制药企业,因此估值并不高,最高只有 62 亿港元。

股价长期低迷,影响了华熙生物在市场上的口碑,对公司士气也有不小打击,赵燕因此做了一个选择。2017 年 11 月,华熙生物以 31.29 亿港元的代价从港股私有化退市。退市后,赵燕带领华熙生物向 C 端转型,当时的解释是公司需要找到第二增长曲线。

华熙生物的这一选择也有着一些无奈,它的玻尿酸生意,随着技术的成熟,竞争优势越来越弱。为了巩固地位,2017 年,华熙生物全资收购了法国 Revitacare 实验室,以提高对欧洲市场的覆盖率。2 年后,华熙生物又花了 2.9 亿元收购了东辰生物。

尽管如此,华熙生物也不再享受对应的议价权了。玻尿酸发酵法发明人凌沛学曾坦言,随着原料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玻尿酸原料的价格在以平均每年 5% 的幅度下降。事实也的确如此。从 2017 年到 2019 年,华熙生物注射级原料的销售单价从 122.62 元 / 克降到了 111.69 元 / 克,年均降幅 4.5%。

华熙生物与爱美客的一次小 “交锋”,也能说明它转型的无奈。2014 年至 2016 年,即便两者有很强的竞争关系,但爱美客也不得不找华熙生物拿原料。到了 2017 年,华熙生物却从爱美客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名单里消失了。对此,爱美客解释称:“公司出于产品性能、价格等因素考虑,在不同的合格供应商之间分散采购。”

业内人士说,华熙生物转型 C 端市场,一方面能发挥好原料生产的低成本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布局化妆品,又能增加玻尿酸的使用场景,消化自身的产能,甚至于带动上游的原料生产。

以 2018 年为分界线,可以清晰看到华熙生物的 C 端业务被按下了加速键。同年,主营业务为 “食品级、化妆品级、医药级透明质酸原料产品” 的华熙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成立。当年 12 月,有 “中国化妆品研发第一人” 之称的李慧良加入华熙生物,主要负责功能性护肤品业务的研发。

2018 年到 2019 年,华熙生物又相继推出 BioMESO 肌活、夸迪、颐宝、米蓓尔等功效型护肤品牌,以覆盖不同年龄段和需求的消费者。彼时,坊间有言,华熙生物把最优秀的原料、技术团队,最大的实验室都毫无保留给了护肤品研发。

如今护肤品已经成了华熙生物的业绩增长引擎。华熙生物过去几年的财报,大多将业绩增长的原因归功于护肤品业务的高速增长。如今年上半年就强调,收入同比增长 51.58%,是因为功能性护肤品收入增长 77.17% 所致,与之相比玻尿酸原料收入仅增长 10.97%。

至此,爱美客和华熙生物这两大 “玻尿酸巨头”,虽说仍然做着玻尿酸生意,但已然走向了分化的发展路线:前者深挖玻尿酸注射产品细分赛道,快速拿证,然后占领市场;后者则越来越像一家以玻尿酸为原料的化妆品公司。

谁才是玻尿酸女王?

那么,爱美客创始人简军和华熙生物创始人赵燕究竟谁才是玻尿酸女王?

目前,在网上搜索玻尿酸女王,会有两个版本,有的将这一称号送给了赵燕,有的则认定简军才是。

答案不同是因为视角不同。从玻尿酸市场占有率上看,赵燕是妥妥的玻尿酸女王。数据显示,华熙生物在我国市场的占有率为 70%,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有率为 47%,是当之无愧的行业老大。

从营收上看,赵燕被称为玻尿酸女王也名副其实。今年上半年赵燕领导的华熙生物创收 29.35 亿元,是爱美客同期的 3.3 倍之多,两家相差 20 多亿元,相当于差出了 2.14 个昊海生物,今年上半年昊海生物收入为 9.56 亿元。

而从过去五年的发展看,华熙生物的营收一直遥遥领先于爱美客,当爱美客营收体量还在几亿元徘徊时,华熙生物已经跃升至 20 多亿元。2017 年到 2021 年,华熙生物的营收从 8.18 亿元飙升至 49.48 亿元,同期爱美客的营收从 2.22 亿元增至 14.48 亿元,五年之间两家的差距分别是 5.96 亿元、9.42 亿元、13.28 亿元、19.24 亿元和 35 亿元。

不过,从资本市场层面看,结果会截然不同,玻尿酸女王则变成了简军。

图源:爱美客官网

2020 年 9 月 8 日,爱美客正式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首个交易日,股价从 118.27 元 / 股的初始发行价迅速飙升至 320 元 / 股,涨幅达 170.57%。此后,爱美客股价接连攀升,2021 年 2 月,爱美客股价曾一度飙涨至 1331 元 / 股(不复权),成为 A 股市场继贵州茅台、石头科技之后的第三支 “千元股”。

彼时,爱美客的年营收只有 7.09 亿元,相比于贵州茅台 977 亿元的预计营收,连对方零头都不到。即便如此,爱美客依然大受资本追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所处的医美赛道极具 “钱景”。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2020 年,按照服务收入计算,中国医美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1549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8.9%。在不少投资人眼里,医美赛道兼具 “医疗 + 消费” 双属性,是门复购率高的好生意。

后来受医美行业监管趋严等因素影响,爱美客股价回调,目前其市值跌到了 9 月 2 日的 1162 亿元左右。尽管如此,更早些时候登陆科创板,体量和营收数据都更好看的华熙生物,估值却一直不如爱美客,9 月 2 日收盘华熙生物市值为 680 亿元,比爱美客少了 482 亿元。

就连华熙生物最高点时,也比不上爱美客。2019 年 11 月 6 日,从港股退市两年的华熙生物在科创板挂牌上市。二次上市后,华熙生物股价一路走高,到 2021 年 7 月,华熙生物股价一度创下 313.36 元 / 股的新高,市值一举突破 1500 亿元,那时爱美客的市值为 1816 亿元。

差距背后,是资本市场给予了爱美客更高的市盈率,目前爱美客市盈率为 103.5,而华熙生物只有 76.05,也因此营收只有华熙生物 1/3 的爱美客,撑起了比华熙生物更高的估值。

资本市场青睐爱美客,似乎是因为其挣钱能力更强。今年上半年,爱美客的净利润为 5.91 亿元,比华熙生物的 4.67 亿元高不少。这一情况是从 2021 年开始出现的,这一年净利润一直领先的华熙生物被爱美客赶超,前者净利润为 7.76 亿元,后者接近 10 亿元为 9.57 亿元。

尽管华熙生物和爱美客在收入规模、盈利能力、估值上各有优劣,玻尿酸女王也没有定论,但从目前的发展看,两大玻尿酸巨头已经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开始显现出分化的局面。

爱美客现如今的发力重心是肉毒素,已经开始与韩国公司合作,想要找到下一个医美增长曲线,而华熙生物则想吃透玻尿酸产业,不断把触角往护肤品、食品上延伸。

来源:AI 财经社 微信号:aicjnews

上汽的问题,燃油车的问题

2018 年,国内汽车市场哀嚎遍野,上汽作为中国第一大车企,在下行的 β 中证明了自己的 α。

当年,上汽集团新车销量超过 700 万辆,约等于一汽与东风之和。每四辆新车中,就有一辆来自上汽的生产线。从营收看,上汽收入 9000 亿,约等于三个半阿里。在上海本地企业中,百强企业 40-100 名全加起来,才赶得上上汽。

公司靓丽的业绩一度吸引了一百余家基金重仓,在当年满目愁云的整车行情中,上汽成为唯一能给板块长脸的角色。

2018 年是上汽最繁荣的时刻,很可能也是燃油车的巅峰。

在此之后,上汽业绩连年下滑,曾经的黄金坑埋葬了不少造富梦。上汽近年的遭遇也表明,无论中外,大象转身都同样困难。

01

合资:变瘦的现金牛

和大多数同行一样,上汽的利润主要来自合资品牌。

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为上汽贡献了几乎 90% 的利润,2018 年,两大合资品牌合力贡献了 400 万汽车销量,伴随气势如虹的业绩,上汽发 20 个月年终奖的消息不胫而走,上海东边的金桥(上汽通用生产基地)与北边的安亭(上汽大众生产基地)的房价闻风而动。

两地的房价如今依旧坚挺,上汽的豪迈却已不复当年。

2019-2020 年两年时间,大众与通用总销量从 400 万台降至不到 300 万台。伴随两者下降的,是一汽大众的登顶,日系品牌的进击,国产品牌的成熟。

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在 2019 年底,帕萨特和途观 L 在中保研碰撞测试中表现差劲,其中帕萨特在 25% 偏置碰撞中 A 柱被撞断,刷新了中保研最差成绩,上汽大众品牌形象遭遇重创。彼时恰逢兄弟公司一汽大众 SUV 新品集中投放,一增一减之间,一汽大众取代上汽大众成为新任销冠车企。

另一条大腿上汽通用则因为双积分压力,只能在主力车型上批量启用不被中国车主待见的三缸机,换来了平淡的市场反应。

而此时,国产车开始批量杀进 10 万元级别的市场,冲击了上汽旗下的中低端品牌,斯柯达和雪佛兰首当其冲,两年时间销量分别跌去 50%、40%。

2019 年底,特斯拉开始了十倍涨幅之旅,似乎预示着燃油车的辉煌行近尾声。在一个下行的市场中,每一个不那么正确的举动,付出的代价都会成倍提高。2021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350 万台,同比大涨 157%。

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也在这一年开始重整旗鼓,但问题是,被大众被寄予厚望的 I.D 系列当年销量不如预期,只能含泪打骨折,通用的新能源王牌凯迪拉克锐歌今年才姗姗来迟,然而在预售阶段,便遭到车主集体维权。

举目四望,充当了多年现金奶牛的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俨然张爱玲笔下孤独的中年男人 —— 一睁开眼,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

02

自主:未到扛旗时

合资品牌在过去几年的另一个贡献,是滋养了上汽的自主品牌。

目前,包括上汽通用五菱(名义上是合资,但上汽将其归于自主)、上汽乘用车(荣威、名爵)、上汽大通,都在增长。

上汽乘用车销量从 2017 年的 52 万辆上涨至 2021 年的 80 万辆,五菱去年则卖了 166 万辆车,贡献了全球最畅销电动汽车宏光 MINI EV。

尽管销量规模追上了下滑后的合资体系,上汽的自主体系在盈利能力、品牌塑造上还难以独自扛起大旗。

2020 年,上汽通用五菱的宝骏品牌销量从曾经的超百万台跌至 40 万台,当年卖了 160 万辆车的上通五利润仅有 1.4 亿元 —— 每辆车含泪赚不到 80,在五菱的故乡柳州,这只够吃三天不加料的螺蛳粉。

2021 年震惊了日本汽车产业的宏光 MINI EV 一年大卖 42 万辆,也只将利润提升到 11.35 亿元,只能算上汽大众的零头。

相比上汽通用五菱还能自负盈亏,上汽乘用车就是销量不太能打还亏钱,2021 年产生净亏损约 83.5 亿元,较去年同期(75 亿元)继续扩大 [9]。

盈利的车企通常都有热销的大单品,而上汽乘用车的上一个爆款是 2016 年推出的 “全球首款互联网汽车” 荣威 RX5。

在其短暂的网红生涯结束后,一大批比上汽更善于拥抱互联网的对手踩着 RX5 的肩膀上位。而荣威在纯电市场发力时,又过于依赖 B 端市场。如果在长三角的小区里开荣威新能源,要做好被认成网约车的准备。

荣威之下,定价低一档的名爵主打年轻化与操控,但国内销量平平。上汽大通则在 MPV、房车等较小的细分市场艰辛刨食。

在强势的合资品牌光芒下,上汽自主体系找不准定位和核心竞争力。

上汽很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董事长陈虹 2014 年就率先提出进行 “新四化” 转型。为了弥补自主体系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上汽一方面在国内最早与互联网巨头深度合作,比如和阿里合资成立专攻车联网的斑马,另一方面,则在 2014、2015 年于硅谷设立了风投基金和创新中心,尝试从大洋彼岸吸纳先进技术。

但上汽还没来得及转化,风云莫测的中美关系就让这一路径变得困难重重。

面对总体被锁在中低端市场的情况,上汽近两年果断走高端智能电动汽车路线,抬出飞凡、智己两个纯电品牌。而目前两个处于投入期的中高端品牌,都是烧钱大户。

至此,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市场早已人满为患,而让上汽能够大肆撒币的现金牛,也不再丰腴。

03

出海:卷出来的竞争力

与上汽国内业务日渐式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汽在海外呈现着势如破竹的姿态。

从 2018 年到 2020 年,上汽出口销量从 27 万辆增长到 39 万万辆,去年更是一口气增长到了 69.7 万辆(其中出口 59.8 万辆,海外基地产销 9.9 万辆 ),持续排名国内第一,占据了国产车出口的三分之一江山,相比之下,排名第二的奇瑞出口量 “只有” 27 万辆。

和奇瑞、长安一样,上汽在海外也建了整车厂,分布在泰国、印度和印尼,但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名爵。

名爵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公司。上汽在 2007 年收购名爵(与南汽合并获得) ,一方面获得了关键技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品牌。名爵此前是英国的国民汽车品牌,具有百年历史,也向英国皇室提供座驾。

这笔十余年前的收购直接帮上汽绕过了国产车出海的关键难题:没人认识。名爵出海的主要市场印尼、印度、澳新等国,不是英联邦国家,就是曾经的英国势力范围,因此对名爵很眼熟,甚至不少欧洲人会排队去购买名爵的电动车。

同时,名爵的英国品牌身份也帮助上汽解决了一些地缘政治难题 —— 长城汽车曾想进入印度市场建厂生产,但在中印冲突后,这一计划被迫搁置,与此同时名爵在印度的工厂运转正常。

除了名爵之外,上汽大通 Maxus 也是收购自英国的 LDV,英联邦成员国与欧洲对其并不陌生,两个品牌顺理成章地组成了上汽的出海双子星。

2021 年,上汽仅名爵就出口 31 万辆,几乎赶上奇瑞 + 长安的出口量之和。

有业内人士透露,上汽每出口一辆车,销售利润大概在一万元左右,以此计算,去年上汽单出口业务就创造了几十亿的利润,成为整个集团为数不多的利润增长点。

因此,上汽的出海是一个完整的 “师夷长技以卖夷” 的故事,而在如今的国际环境下,类似的故事很难再上演。

另一方面,上汽也有一个其他车企视作包袱的优势,自建(海运)物流。

一般来说,普通车企为了节省成本,不可能经营一家重资产的海运物流团队。但上汽旗下安吉物流拥有 6 艘外贸汽车专用海船,并与中远海特(中远海控兄弟公司)成立汽车船运合资公司,2021 年内外贸运输量 150 万辆,市场占有率达到 40%。

在疫情后的跨洋运力紧张中,其他车企找不到足够的滚装船,而上汽靠着自建物流的优势攻城拔寨,甚至紧急调运了一批内贸船支持出口,今年还顺便新下了两艘 7600 车位滚装船的订单。

来源:远川科技评论 微信号:kechuangy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