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 2G 退网,两年前的小天才手表不能用了

近日,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名家住在湖南长沙市芙蓉区的小学生与近日开学,9 月本是天朗气清的好时节,却发生了一件让家长着急上火的事。

原因在于这个小朋友在想联系父母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戴着的某型号小天才手表已经无法拨出电话,一直显示没有信号,仿佛这个功能突然之间不存在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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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涉及的小天才手表 XTC Y01S. 图片来自:京东

好好的小天才手表怎么就不能用了

根据新闻看到,这款手表的出厂时间是在 2018 年 4 月份,距今也就两年多点的时间,手表在今年暑假的时候还能够拨打电话,但是在临近开学这两天突然出现了没有信号的情况。

经过一番排查,最后发现是这台小天才手表是一款 GSM 终端,使用的是 2G 网络进行拨打电话,而手表中插着的 SIM 卡是她妈妈使用的联通卡副卡。小天才的客服表示如今该地区联通已经关停了 2G 网络,所以该手表已经无法拨打电话。

仅仅两年的时间,儿童手表最大的功能通话就在某些地区被废掉了,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这件事是运营商决定的并非手表厂家的问题,家长碰到此类事情也只能吃个闷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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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要怪的话,也只能怪这个出 2G 儿童手表的厂商没有早点支持 4G,在知乎上其实也在 2018 年 7 月份的时候已经有类似的提问,可见当时市面上主流的儿童手表的确还是以 2G 为主,消费者也只能选择有限的产品。

而在当时的回答中,也有人认为运营商并不敢真正的清退 2G,因为保通话功能还是很重要,当然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清退已经在各地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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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感觉今年清退 2G 的速度变快了,其实查阅新闻可以发现,去年 10 月 22 日,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国移动通信的网络面临着 2G、3G 退网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了。

2G 乃至 3G 退网已经进行中,有必要吗

在我开始使用手机的年代已经处于 2.75G 的时代,也就是可以使用 edge 进行上网,配合当年 5 元 30M 的套餐和 WAP 网页,一个月聊聊 QQ,刷刷新闻勉强也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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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 3G. 图片来自:WJBR

随后国内的移动通讯技术开始进入了大跃进,3G 时代一夜开花,加上行货终于不再去掉 Wi-Fi 功能,iPhone 和 Android 设备开始发力,移动物联网的风口暴涨。虽说当年的「电信 3G 天翼,冲浪就是快」今天经常被拿出来调侃,但确实 3G 速度似乎一夜之间就普及了。

后面跑步迈入 4G 时代,在世界范围内抢先部署 5G 都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速度」。

如今的 2G 乃至 3G 网络的确在非偏僻乡村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感,但因此就清退 2G 网络有必要吗?像上面所说,2G 保通话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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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三元桥站联通就落到 2G.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首先要承认,即便是在北京这样的地区,可感知的 3G/4G/5G 覆盖死角就不止一处,比如去年的地铁 15 号线西段(今年没坐了不太清楚),10 号线的惠新西街南口站附近以及三元桥站附近,三家运营商的信号似乎都不太好,尤其是作为我主力号码使用的联通,往往直接会掉到 2G 网络,打不开任何的网页。

但从整体布局上来说,清退 2G 和 3G 依旧是有必要的。

要清退 2G 网络,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 2G 网络的存量用户,这种用湖主要分为三类,除了我们认知中的那种偏远地区的老 2G 手机用户,还有一小部分像前面说的小天才手表这种智能穿戴设备用户,以及面向企业的物联网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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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description. 图片来自:知乎用户@小奇

知乎用户@小奇 在相关问题中回答道,他们公司从 2015 年开始采购物联网设备,但是到 2018 年之前采购的设备都只支持 GSM 网络,去年开始采购的才是支持 LTE 的,这部分设备还是需要依赖运营商来维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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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的更新部分中,他表示武汉联通已经通知他们,6 月 9 日后逐步关停武汉地区的 GSM 网络。而他们单位差不多 200 台仅支持 GSM 网络的物联网设备将进入淘汰阶段。

如果说物联网的规模还比较难以估计,但我国的移动用户数量是有工信部数据的,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来看,全球移动通信用户数量达到了 15.98 亿,其中,4G 用户数量为 12.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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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8 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 图片来自:工信部

那么就是有不到 3 亿的用户依然在使用 2G 或者 3G 网络。另外有一些数据表示,全网 2G 存量用户大约在 2.73 亿左右,在 2G 退网上推进最积极的中国联通,自身也有 5000 万规模左右的 2G 用户。

显然这个数量还没达到自然淘汰的标准,基数依然非常大。而从三家的态度来看,联通退网最为积极,电信其次,拥有最多 2G 用户的移动则更加谨慎,暂时不退 2G 网络但也宣布不再新增用户,反而清退的是当年下任务上马的 3G 网络 TD-SCDMA。

但总体上说,2G/3G/4G/5G 它不是一个高低组合套餐,而是技术演进迭代之后,先进技术取代落后的技术的关系,2G 和 3G 的退网早已开始,只是各地根据当地的情况时间表不同罢了。

2G 退网之后,运营商能得到什么好处

退网势在必行,但问题就来了,清退 2G 乃至 3G 网络之后,好处在哪里?

从最简单的方面来说,相比起 4G 用户和 5G 用户,2G 用户的价值几乎已经没有了,这几年运营商的盈利能力都在下降,而 2G 网络不仅设备维护需要维护,用户也无法带来什么收益,整体上已经赔本运营很多年,运营商自然希望从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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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个好处就是频段释放,2G 网络当年为了做网络覆盖,选择了 800M、900M 等低频段,这个频段的穿透力强,不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站就有很好的覆盖能力。将这些频段释放重耕,用于 4G、5G 等网络能有效提升覆盖,也利于攫取更多的 5G 用户和收益。

有人喊着 2G 不能退,不敢退,但从世界范围内来说,早就有比中国退的更早的。2017 年 1 月,美国无线运营商 AT&T 在官网发出新闻,表示为了给新技术腾出更多的频谱,他们已经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停止为 2G 网络提供服务。而这个计划早在五年前就开始了。

除了 AT&T 之外,加拿大运营商 Bell、Telus 也在差不多同一时刻关停了 2G 网络,4 月份,新加坡运营商 M1、Singtel、StarHub,以及澳洲运营商 Optus 也对 2G 网络进行了清退,7 月初,我国台湾地区和加拿大另一运营商 SaskTe 关闭了 2G 网络,同年 9 月份,澳洲沃达丰也关闭了 2G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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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是支持加速 2G 网络清退的,因为这样运营商才有更多资源去提供更优质的 4G、5G 网络服务,当然最终还是想从你我的口袋里掏钱。

但同时我国人口基数非常大,移动终端分布时空非常不均衡,导致很多 2G 设备自然淘汰会很慢,如何保证这些用户的需求和升级换代,也是一件值得谨慎对待的事。比如能够在 4G 网络下实现通话的 VoLTE 功能现在覆盖了多少地区,最低廉的功能机有多少支持 VoLTE,以及 2G 存量用户的分布情况,都还需要得到更多保障。

我们也可以问问周围的长辈,或者老家的亲戚,是不是至今还有在用 2G 终端的。如果有,也就劝说早日更换成支持 4G/5G 的手机吧。

来源:爱范儿

美团滴滴“围攻”哈啰,共享电单车的下沉新战事

文/王琳

来源:Tech星球(ID:tech618)

美团要做第一。

一辆4.2米长的大卡车,踩着夜色从仓库中缓缓开出来,车上一批共享电单车整装待发。城市的夜晚静悄悄,但老徐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的任务是将这批共享电单车投放到城市的街道上。

这份工作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想要做好却着实需要动一翻脑筋。老徐一般选择在深夜出动,因为城管很少在深夜上班,车子被拖走的概率极低,而投放的成功率直接关系到他的收入,一切不容有失。

像老徐这样的夜行者不在少数,在每个夜晚的11点左右,他们在泉州、合肥、长沙、宁波、青岛等二三线城市鱼贯而出,载着巨头的出行梦,一股脑涌入城市的街头。

他们的背后,一场共享电单车的新战事正在悄然上演。

曾经,共享电单车只是小玩家的战场,但经过三年的洗牌,小玩家所剩无几,只留下小遛共享、松果出行等顽强活着;如今,由于政策松动、盈利可期,美团和滴滴都来搅局,他们要从先行者哈啰嘴里抢下一块肉。

这是哈啰的生存保卫战 ,也是美团和滴滴向超级独角兽进阶的必经之路。在这场重政府关系、重资产、重运营的游戏里,他们注定还会遭遇多维挑战。

较量开始,补贴复活

在全面盈利后的第二年,有了足够多弹药的王兴,再也按捺不住对出行版图的野心。

2020年3月,黄色的美团电单车开始大规模出现在市场。

“4月的时候,美团的价格非常便宜,基本上就是免费骑行,再加上车型比较新,一推出就很受欢迎。”美团电单车运营徐亮亮告诉Tech星球。

入局共享电单车,美团可谓谋划已久,“美团其实去年就开始小规模投放”。

1月15日,美团摩拜助力车在全国开始招募渠道经理。据Tech星球了解,美团电单车业务在全国采取直营和加盟并存的模式,加盟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代理商全资购买美团的电单车,价格约2000元,收入全部归代理商,另一种是美团总部提供车辆,代理商负责投放,最后按照7:3的比例分成。

加盟是抢占市场最快的办法。“3、4月,美团开始大规模铺渠道了,”哈啰出行助力车城市群经理黄鹤告诉Tech星球,“4月,美团已经开始大规模投车了”。

4月底,美团在内部发起了百日战役。“目标就是今年年内,做到全国第一”,徐亮亮说。彼时,电单车市场的老大是已经深耕该赛道三年的哈啰出行,其市场份额一度占据行业的70%。一位哈啰出行内部人士表示,去年哈啰助力车创造了7亿的净利润。对此,哈啰回应称:不予置评。

美团的到来打破了这种格局,它直击对方要害,“美团最先打得是哈啰的头部城市,明星城市,比如,泉州,合肥,长沙。二季度结束的时候,哈啰的很多头部城市,市场份额都缩减了很大了,最多的超过一半”。据美团第二季度财报显示,二季度已向市场投放电单车30万辆,而今年,它的目标是投放规模达到百万级。

“这个不光是因为美团,滴滴也没有闲着,滴滴跟其他品牌加起来,也是不小的市场份额。”上述哈啰人士表示。

4月,美团向富士达、新日等电单车生产企业下单百万台共享电单车的消息传出后,而滴滴青桔单车随后被曝融资超10亿美元,这也是共享单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融资。

今年8月,滴滴青桔推出了三款新车型。滴滴表示,未来不仅会延伸青桔IP化属性,同时会更细化拆分使用场景,推出较传统共享单车更加小巧轻盈的新车型等精准需求产品。而在补贴上,滴滴几乎是三家力度最大的。电单车成为青桔今年重点发展业务,两轮也成为滴滴如今扩招最多的部门。

这让哈啰多多少少感觉到了危机。据Tech星球了解,哈啰从今年6月底开始对助力车和单车进行合并,一位哈啰员工表示,合并至今还没有完成,“这其实是参照滴滴,之前滴滴不就成立了两轮车事业部嘛”。

新冠疫情外加巨头的冲击,哈啰的计划被打乱,“我记得当时说的是今年要有20个亿的净利润,但现在肯定不行了,美团和滴滴都在大规模投车”。对此,哈啰回应称:不予置评。

在美团和滴滴的步步紧逼下,哈啰调整了策略。据Tech星球了解,如今哈啰也正在大规模发展渠道,采取加盟模式。过去,在单车战争中,哈啰全部采用直营模式。

“今年主要是更重渠道发展,但毕竟哈啰的渠道体系才刚刚开始搭建一年多,很多管理方面的抓手还不具备,美团有完成的渠道招商,运营管理体系。”一位哈啰中层分析道,“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多投车,但是也尽可能的保证骑行频次不会被拉低”。

不止滴滴和美团,区域玩家也开始频繁发力。据Tech星球获得的一份小遛共享BP(Bussiness Plan)显示,在宁波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遛共享,今年的目标是增加投放100个城市的覆盖,新增投放37万辆车。

更多的玩家,更多的资源涌入,共享电单车一下子热闹起来。

大厂游戏,下沉市场的充分竞争

共享电单车并不是一门新生意。

2017年,当共享单车进入“彩虹大战”时,成本更高的共享电单车也开始入局,不过当时主流VC几乎全部缺席,投资者大部分是传统电动车的上下游制造商。

2018年,一级市场钱荒来袭,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的玩家因此退出市场。

“本来我们融资了几百万,后来也有一笔新融资进来,但是就在投资方要给我们打款的时候,他们的P2P项目暴雷,投资方创始人被抓,我们的资金链就断裂了。”一位共享电单车项目创始人告诉Tech星球,如今,他已经转型共享充电柜了。

2018年,国内市占率最高的电单车品牌享骑电单车遭遇经营危机,用户挤兑299元“诚信押金”之后,公司停运,最终被迫变卖电瓶发放员工工资。

少数幸存者,也并不受资本青睐。目前,宁波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遛共享至今没有披露融资消息,松果出行获得过一笔天使轮融资后,也再也没有新融资披露。

可以说,2018年-2019年,整个市场,哈啰一家独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蓝海。“共享单车早就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大部分城市,有哈啰就有美团和滴滴,一旦这个城市的政府没有指定合作商,或者没有指定给哪一个独家合作商,那基本就是挤占原有小玩家的市场份额。”

除去小遛共享、松果出行,还有很多地方的区域性品牌。“他们一般和政府关系很好,因此可以拿到投放指标。”一位共享电单车行业人士表示,“他们的盈利能力比谁都强,只是没有钱,所以没有办法做大”。

因此,新的共享单车战事又变成了大厂之间的博弈。“它的潮汐效应太过明显,久而久之就剩下滴滴、美团、哈啰这样本来就有大量的用户,边际成本越来越低的企业,它还可以与原有的业务做一些协同,这种的模式才更有意义。”一位共享电单车创业者表示。

美团依旧在延续高频打低频的策略,王兴在最新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共享电单车具有高频消费场景的特征,可以弥补美团用户对于平台业务需求频次不足的问题,对于美团的长足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对于滴滴而言,两轮车承担的不仅仅是其完善出行版图的野心,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滴滴更想实现订单量上的增长,借此来挽救持续下跌的估值。

眼下,美团和滴滴都在通过补贴来换取一定的市场份额,这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来说,增长的需求远远大于盈利。

对于哈啰来说,情况全然不同。从公司规模上来看,哈啰明显处于劣势。一位哈啰出行中层对Tech星球表示,打仗是对组织能力的考验,美团的组织能力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具体到业务上,也是其地推核心能力的扩展。

在资金储备、组织能力上,哈啰虽然处于劣势,但是作为行业先行者,哈啰的优势在于其长期积累的精细化运营能力,比如,哈啰要求所有的共享电单车在停放时与马路边界成90°角摆放。

更重要的是,由于政策原因,共享电单车没有办法像单车一样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投放,换句话说,共享电单车的战争大部分都在三四线城市,也就是所谓的下沉市场。

这正是哈啰起家的,也是其擅长的市场。

三四线城市的运营逻辑和一线不同。“电单车在一线城市因为政策在逐步放开,所以在这个放开过程中,大城市相对比较少一点,在大城市中在比较复杂的核心热点环境中,第一去抓上下班的具体潮汐热点,同时要配合城市管理的治理。小城市的峰值和大城市并不完全一致,大城市典型的集中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小城市是更平的曲线,它会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有出行的需求,而且去的这些地点会和大城市明显不同。”哈啰出行单车事业部总经理褚轶群表示。

据褚轶群介绍,哈啰早期在合肥试点,就是通过哈啰大脑来提高运营效率的,而哈啰大脑帮助他们在电单车的前几个开场中,省去了大量的规划和试错的时间,“很快就把这个模式建起来了”。

一位哈啰出行运营人员告诉Tech星球,哈啰电单车的使用频次为旺季每天5-8次,淡季每天1-3次。

“一个城市好的位置有限,这几家也会竞争,比如当地的运营经理就会PK,比如拆掉你的电池,或者把你的车推到其他地方。”一位共享电单车创业者表示。

美团的城市经理周杨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根据后台位置去找车,去的时候发现没有电池了,明显是被盗了,因为每个电池里面都有追踪器。”

不管美团、滴滴们最后的结果如何,他们的需求切切实实带动了共享电单车的热浪。

“最近两轮疯狂立项,平时正常的开发流程要几个月,美团这个项目就只有一周。今年的订单是我们亏本也要做的,因为其实美团我们介入比较晚,我们也想以价格做筹码,这样明年我们才会有订单。”一位宁德时代参与美团项目的人员告诉Tech星球。据他的消息,美团明年的订单都在百万级。

赚钱,并没想象的容易

哈啰用过去两年的经验告诉从业者,相比于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是一个更容易赚钱的生意。

这或许和当时的竞争环境,以及哈啰的投放策略有关。2020年以前,哈啰一家独大,其一度占据市场份额的70%以上,一位哈啰出行内部人士告诉Tech星球,当时哈啰的投放策略讲究的是获利能力,投放数量有限,这也就造成了单个电单车的盈利空间非常大。

但滴滴和美团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模式。一位在美团和哈啰都工作过的员工表示,美团电单车的采购成本要远高于哈啰,因为哈啰更多是助力车,只能一个人骑,而美团的座椅更长,前者采购成本不低于4000元,而后者的价格在3200-3700元左右。这意味着,这是有钱玩家的游戏。

更高的成本来自运营。“运营成本主要在换电部分:正常换一个电池4.5元,实际上目前5块一个电池都没有人去换,因为大部分换电师傅都要集中在凌晨工作,还要自带三轮车,冒着被交警抓的风险,不是每个城市都像长沙一样好运营,交警,政府问题都很难处理。”一位共享电单车行业运营人员表示。

“在佛山,美团运营的所有城市中,第一月订单总量破100万的城市都在亏钱,更别说其他城市了。”美团佛山运营人士乔迈表示。

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政府。“今年年初,原来哈啰在上海闵行区投放的上万台电单车被要求撤离,当时哈啰已经运营了大半年时间,这是一笔很大的损失,所以共享电单车只能往三四线城市投放。”共享电单车从业者麦昆表示。

如今,三四线城市的管控力度也在加大。8月中旬,汕头几家共享单车、助力车的品牌陆续发布公告,称共享助力车、共享单车要陆续回仓、保养;9月3日,江门市要求哈啰、美团等平台全部回收投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

乔迈明显感觉到政府的管控越来越严格。“一次性上百辆车被扣,一线员工要被扣钱,扣绩效的,美团这边安排城市经理去赎车,一辆车100块,交给城管。”

“城市的管理能力有限,其原有的公共出行体系原本就已经可以完全满足市面的出行需求,新的出行方式或者新的品牌入驻,城市只会更加拥堵。”麦昆坦言。

更重要的是,共享电单车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会和原有的出租车体系形成对冲,这也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9月20日,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出租车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一辆车的后备箱里都装有一辆共享电单车,他们要把城区的共享电单车运至郊外。而在四川内江市威远县,当地出租车已经两次抵制共享电单车投放,在南充市南部县城上千辆共享单车被出租车司机拖到城边……

如何平衡好新旧玩家之间的关系,这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的管理水平。

这是一场重资产、重运营、重政府关系的游戏,主流玩家在有限的空间里抢夺不多的时间窗口。一个可以确定的结论是,电单车的战争结束得远比单车要迅速。

(文中周扬、乔迈、徐亮亮、黄鹤、麦昆均为化名。)

来源:http://tech.sina.com.cn/csj/2020-09-21/doc-iivhvpwy7891960.shtml

甲骨文公司的传奇历史

字节跳动与甲骨文、沃尔玛对 TikTok 的合作形成原则性共识。沃尔玛这家公司,大众比较熟悉,但是甲骨文公司是干什么的,大多数读者可能并不了解。

分享一下我多年前写的一份关于甲骨文公司的发展记录。或许对各位能有参考。

你读到的这篇文章是我在 2009 年年底修订的版本,从成稿以来经历过至少三次以上大规模的修订,补充了若干新了解到的信息。网络上有不少写甲骨文公司的文章,应该都参考或抄袭过我这份文档,一直到现在。如果你看到一篇类似的内容,要么是我写的,要么是别人抄我的。

本文仅供参考,如有谬误,敬请指正。所有信息来自公开资料,恕不负责信息准确性。

文中的 ORACLE 指甲骨文公司,Oracle 指甲骨文公司的数据库软件产品。

第一章
ORACLE 公司之起源

很难想象,ORACLE 公司的这一段传奇历程居然要从 IBM 公司开始说起。

1970 年 6 月,IBM 公司的研究员埃德加·考特(Edgar Codd) 在 Communications of ACM 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论文,《大型共享数据库数据的关系模型》(A Relational Model of Data for Large Shared Data Banks)。这是数据库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要知道,当时还是层次模型和网状模型的数据库产品在市场上占主要位置。从这篇论文开始,拉开了关系型数据库 (RDBMS) 软件革命的序幕。

虽然业界早在 1970 年就诞生了关系模型理论,但是市场上迟迟不见关系型数据库管理软件的推出。主要原因是很多反对者认为关系型数据库速度太慢,比不上当时的层次式数据库。值得好笑的是 IBM 虽然 1973 年就启动了 System R 的项目来研究关系型数据库的实际可行性,也没有及时推出这样的产品,因为当时 IBM 的的 IMS(著名的层次型数据库)市场销路不错,如果推出关系型数据库,牵涉到 IBM 很多人的自身发展利益。再者,IBM 庞大复杂的官僚机构在决策上远不那么灵活。

1977 年 6 月,32 岁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 与 Bob Miner 和 Ed Oates 在硅谷共同创办了一家名为软件开发实验室(SDL)的计算机公司,也就是 ORACLE 公司的前身。

那个时候 Larry Ellison 还是个硅谷普通的软件工程师,他过去的经历也没什么辉煌之处,读了三家大学都没能毕业,是个辍学生。

公司创立之初,Miner 担任总裁,Oates 为副总裁,而 Ellison,因为一个合同的缘故,还在另一家公司上班。没多久,第一位员工 Bruce Scott 加盟进来。用过 Oracle 数据库软件的人都知道有个 Scott 用户的吧?没错,就是这个 Scott,至于 Scott 用户的密码 Tiger,那是 Scott 女儿养的猫的名字。Scott 的工号是 4。

在 Miner 和 Oates 有些厌倦了那种合同式的开发工作后,他们决定开发通用型软件产品,不过还不知道自己能开发出来什么。Oates 最先看到了埃德加·考特的那篇著名的论文以及其他几篇相关的文章,并推荐 Ellison 和 Miner 也阅读一下。Ellison 和 Miner 预见到数据库软件的巨大潜力,于是,SDL 开始策划构建可商用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RDBMS )。

IBM 这家公司在今天有些失去了存在感,但在当时,是神一般的存在。跟着 IBM 走,总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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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左起 Ed Oates、Bruce Scott、Bob Miner、Larry Ellison

很快他们就弄出来一个不太像样的产品。与其说是个产品,不如说更像一个 Demo。根据 Ellison 和 Miner 他们在前一家公司从事的一个由中央情报局投资的项目代码,他们把这个产品命名为 Oracle。因为他们相信,Oracle 是一切智慧的源泉(字典解释有「神谕」「 预言」之意)。1979 年,SDL 更名为关系软件有限公司(RSI,Relational Software Inc.),毕竟「软件开发实验室」不太像一个大公司的名字。

到了 1983 年,为了突出公司的核心产品,RSI 再次更名为 ORACLE,全称为 Oracle System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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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 Oracle 公司总部一瞥

关于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开发过程,现在能知道的是 Bob Miner 负责写数据库引擎,而 Scott 负责开发 SQL 的部分。Oracle V1 是在 PDP-11 上开发,用的 PDP 汇编语言,机器有着「高达 128KB」 内存。Oracle V2 也是在类似的开发环境下写出来的,编译后的文件有…100K 之巨。

要知道,那是个内存稀缺的年代。

注 1:关于 Oracle 最初和 CIA 合作的项目,根据 Bruce Scott 的回忆,项目代号是「ORACL」,没有字母 「E」。

注 2:关于「甲骨文」这个译名的来源,根据甲骨文前员工刘松先生的回忆:

这个译名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看到中国的甲骨文英文译名是 Oracle,考虑到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用来占卜的,这和用户利用关系型数据库存储数据,并预测未来有隐喻的类似之处。不过,发展到今天,企业 IT 更趋向一种精确的占卜工具。

第二章
发展与壮大

RSI 在 1979 年的夏季发布了可用于 DEC 公司 PDP-11 计算机上的商用 O racle 产品,这个数据库产品整合了比较完整的 SQL 实现,其中包括子查询、连接及其他特性。但不得不说,软件不是很稳定,并缺少事务处理这样的重要功能。出于市场策略,公司宣称这是该产品的第二版,但却是实际上的第一版。之所以被命名为第 2 版而不是第 1 版,是因为 Ellison 认为潜在的客户更愿意购买第 2 个版本,而不是初始版本。

虽然这样做有些不太诚实,还是要承认这是个十分高明的技巧。到现在还有一些公司把自己卖给客户的版本叫做 1.0 ,学学 1979 年的 ORACLE 吧。

多年以后的今天,ORACLE 公司声称是他们第一个提供了第一个 SQL 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虽然软件不是很好,但却不缺客户。美国中央情报局迫不及待的想买一套这样的软件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在咨询了 IBM 公司之后发现 IBM 没有可以商用的产品,他们联系了 RSI。于是 RSI 有了第一个客户。在当时,政府和军方的机构往往同时有几种计算机,而那时还没有什么「软件可移植」这样的说法,当然,也几乎没有具有这样的能力的应用软件。也就是说,给 PDP-11 系统开发的 Oracle 数据库不能用在 IBM 主机和 DEC 的 VAX 上。很快用户就有了这样的需求:Oracle 能否同时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运行?这给 RSI 带来了新的挑战。当然活儿主要是 Miner 和 Scott 来干。

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早期的软件一般都设计成在单一操作系统上运行,具有可移植能力的软件很少。

1983 年 3 月,RSI 发布了 Oracle 第三版。Miner 和 Scott 历尽艰辛用 C 语言重新写就这一版本。出于移植性的考虑,Bruce 向 Miner 推荐 C 语言,要知道,C 语言当时刚推出不久,用它来写 Oracle 软件也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的,尽管 Miner 不是很赞同,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很快就证明了这样做是明智之举:C 编译器便宜而又高效,移植性相当的好。用 C 重写 Oracle 的大部分工作由 Bruce 承担,而 Miner 精力主要仍放在 PDP 汇编上。从这个版本开始,Oracle 产品有了一个关键的特性:可移植性。

Oracle 第 3 版还推出了 SQL 语句和事务处理的原子性 — SQL语句要么全部成功,要么全部失败,事务处理要么全部提交,要么全部回滚。Oracle 第 3 版还引入了非阻塞查询,使用存储在 Before Image File 中的数据来查询和回滚事务,从而避免了读锁定(Read Lock)的使用(虽然通过使用表级锁定限制了它的吞吐量)。同样是 1983 年,IBM 发布了姗姗来迟的 Database 2(DB2),但只可在 VMS 上 使用。不管怎么说,Oracle 已经占取了先机。

在第三版的开发还没有结束的时候,Scott 离开了公司。当时用 C 语言重写 Oracle 的压力很大,无休止的软件调试终于让 Scott 不堪重负,选择了一走了之,把剩下的重担交给了 Miner 一个人。在出售了自己的 4% 左右的股票之后,Scott 后来参与创建了 Gupta 公司(后更名为Centura Software)和 PointBase 公司(提供百分百纯 Java 嵌入式数据库),都是开发和数据库相关的产品。多年后有人问到他 4% 的 ORACLE 股票的时候,Scott,这个曾经给 Oracle 写出第一行代码的技术高手,也只能报以一笑了。如果能坚持下来,那至少是一笔几亿美金的财富。不过当时的 Scott 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他只是太累了。

相比竞争对手而言,ORACLE 最先将其软件移植到 DEC VAX计算机上的VMS 操作系统上。回过头来看,在 Oracle V2 发布之后,VAX 已经抢占了本属于 PDP 的大部分市场,要赢得先机,就必须尽快的让 Oracle 支持 VAX 。

最初 Oracle 跑在 VAX 的模拟模式下,效果不佳,所以移植 Oracle 到 VAX 平台是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早在 1979 年公司就已经雇了一位 DEC 公司的技术高手 Robert Brandt 进行 VAX 上 Oracle 的开发。开始的时候资金有限,只能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蹭机器进行开发,后来好一些,但机器也是借来的。尽管困难重重,Brandt 还是比较成功的完成了移植工作。随着 VAX 小型机的大量销售乃至供不应求,Oracle 软件也成为 VAX 上最受欢迎的程序。

这一点可能要归功于 Larry 对市场的先知先觉。如果说,是 IBM 引领着 ORACLE 公司走上数据库的大船,那么 DEC 公司的 VAX 则是带着他们扬帆出海了。短短的几年之后,Oracle 数据库被移植到各种主要平台上。ORACLE 公司的产品也一直因为有可移植性这个关键特性而被那些潜在的客户关注。

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司研发由 Miner 独力承担。Miner 这个人视金钱如无物,为人低调,和 Ellison 的锋芒必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公司里,大家一致认为他是老好人,他也深受员工爱戴。「Ellison 是公司的大脑,Miner 则当之无愧的成为公司的心脏」。他是个沉默的英雄,正如 Steve Jobs 背后的 Steve Wozniak 一样。

公司的另一位创建人 Oates,这个时候因为婚姻趋于破裂而情绪沮丧,已经不能把精力全部放到公司上,不得不离开公司。几年后,他又重返公司,重新为 ORACLE 做出巨大的贡献,他许下诺言,在公司员工超过 1 万人的时候会再度离开。1999 年,他完成了心愿。现在他正在纵情于音乐(组建了一个乐队),自得其乐。

1984 年 4 月,ORACLE 拿到了 Sequoia Capital (红杉资本) 的投资。同年 10月,发布了第 4 版产品。从第四版开始,产品的稳定性总算得到了得到了一定的增强,用 Miner 的话说,达到了「工业强度」。但是还不够令人满意,用户对产品的抱怨似乎永无休止。这一版增加了读一致性(Read Consistency),这是数据库的一个关键特性,可以确保用户在查询期间看到一致的数据。也就是说,当一个会话正在修改数据时,其他的会话将看不到该会话未提交的修改。可以看到,在 Oracle 第四版之前,产品始终是不稳定的,但是 ORACLE 公司的销售人员,尤其是埃里森,他在宣传 Oracle 的时候总是不乏夸大其词,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软件卖出去,而且,还卖得很好,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有些神奇。

根据 Scott 的回忆,拉里·埃里森曾亲口对他严肃的说:如果我们不对客户撒谎,我们就永远也不能成功。

让我们看看 1984 年软件市场的情形,数据库市场上的霸主是 Ashton-Tate 公司,他们的拳头产品是刚推出不久的 dBase III。确切的说 dBase 是 PC 上的数据库软件霸主,刚刚成为全球第三大的独立软件公司。第一和第二分别是微软和 Lotus,而 ORACLE 在当时还排不上号。这一年,也是苹果公司 Macintosh 诞生的年度,Steven Jobs 用这个拳头产品挑战老大哥IBM,苹果的那个广告成为业界的永恒经典。同样在这一年中,ORACLE 公司的开发人员刚刚把产品移植到 PC上。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数以千计的小公司在软件领域里争斗不休,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ORACLE 如何才能于不败之地?

在 1985 年,Oracle 发布了 5.0 版。有用户说,这个版本算得上是 Oracle 数据库的稳定版本。这也是首批可以在 Client/Server 模式下运行的的 RDBMS 产品,在技术趋势上,Oracle 数据库始终没有落后。这意味着运行在桌面 PC 机(客户机)上的商务应用程序能够通过网络访问数据库服务器。1986 年发布的 5.1 版还支持分布式查询(distributed query),允许通过一次性查询访问存储在多个位置的数据。

那是在 1985 年,当时曾经的最大的独立软件公司 Cullinet (主要销售网状数据库)已经如流星般陨落。Oracle 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Ingres 数据库。Ingres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诞生,主要的设计者是当时鼎鼎大名的Michael Stonebraker 教授。可以说 Ingres 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技术上最好的数据库软件,Ingres 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已经给 ORACLE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巧的是,这个时候,IBM 公司再一次伸出「上帝之手」。

Ingres 采用的是 Stonebraker 教授发明的 QUEL(Query Language)的查询技术,这和 IBM 的 SQL 大不相同。在某些地方 QUEL 甚至要优于 SQL。IBM 当时担心 Ingres 把 QUEL 变成标准会对自己不利。经过一番衡量,决定把自己的 SQL 提交给数据库标准委员会。而 Stonebraker 教授可不打算把 QUEL 提交给数据库标准委员会,学院派的他认为这麽做实际上是扼杀了创新精神。鹬蚌相争,渔翁得利。ORACLE 看到并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机会,大肆宣布 Oracle 全面与 SQL 兼容,加上 Oracle 当时对 Ingres PC 上的版本的攻击(弱化对手优势,化解自己弱势是他们最拿手的本领),再加上 ORACLE 公司销售上的强势,Ingres 不断丢城失地,等到后来推出支持 SQL 的数据库的时候为时已晚。

虽然 Ingres 在商业市场上失败了,但是 Ingres 技术并没失败。基于 Ingres 技术的 PostgreSQL 在开源软件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紧跟 IBM 让 ORACLE 得以成长、壮大,拥抱标准,拥抱开放,拥抱变化,让 ORACLE 立于不败之地。

1986 年 3 月 12 日,ORACLE 公司以每股 15 美元公开上市,当日以 20.75 美元收盘,公司市值 2.7 亿美元。仅仅相隔一天,3 月 13 日,微软以每股 21 美元的发行价上市,以 28 美元收市,公司市值达到 7 亿美元。远远超过了 ORACLE。微软和盖茨成功的光环遮盖住了 ORACLE 和 Ellison 的光芒,既生瑜,何生亮,可能这也是 Ellison 敌视微软的开始。

系列文章,未完待续……

人物命运:

埃德加·考特,因在关系型数据库方面的贡献获得了 1981 年的图灵奖。2003 年去世,终年 79 岁。

迈克尔·斯通布雷克(Michael Stonebraker),因为在数据库领域的研究贡献获得了 2014 年度的图灵奖。

Bruce Scott,身家依然不菲,超过 5000 万美元。

Robert Brandt,我以前的文章把这个名字写错了,写成了 Robot Brandt,那些抄我的人也都在以讹传讹。不了解他的现状。

拉里·埃里森,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大佬之一,2020 年财富超过 800 亿美元。

Bob Miner,1993 年死于肺癌,终年 52 岁。

来源:小道消息 微信号:WebNotes

芯片卡的江湖故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金捷幡(ID:jin-jiefan),作者:金捷幡,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半导体领域,美国有没有一直处于劣势的门类呢?

这就是本文主角:年发售100亿张的芯片卡(Chip Card或IC卡)。

什么是芯片卡呢?各种银行卡、身份证、手机SIM卡、交通卡、门禁卡和NFC等等,全都是。

厂商们更喜欢把它叫智能卡(Smart Card),这个词应该是从智慧城市(Smart City)来的。智慧的意思可能是你不管在哪儿,总有人知道。

目前主流的芯片卡是CPU卡:这里面有CPU、内存(RAM)、“硬盘”(ROM)还有操作系统(Card OS或COS)……

一张小小的卡片,就是一个完整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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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芯片卡半导体五强:恩智浦、英飞凌、三星、意法和华大。华大主要由华虹代工。

为什么没看到美国厂商呢?因为美国人数学不好。

哈,开个玩笑。我只是感觉有点巧合。普通美国人不会理财,去年信用卡债务高达1万亿美元,有一半的人在愚蠢地使用各种分期延期高利贷。

美国人还死活不爱用芯片卡,超爱刷磁条。

那么,世界上哪里的人数学最好呢?肯定是说法语或德语的:拉格朗日、拉普拉斯、伽罗华、庞加莱、高斯、莱布尼茨、希尔伯特、欧拉……

芯片卡的基础是数学,主要是密码学。

也许不是巧合,法国和德国在芯片卡领域一直遥遥领先,除了近些年被德语系的荷兰和奥地利逆袭。

芯片卡除了半导体厂提供晶圆外,还有一些模组厂制造成品卡。这有点像内存条或手机的相机模组。

这样的模组厂非常非常多,他们同时提供COS软件和客户定制服务。其中遥遥领先的大厂是Gemalto(现法国泰勒斯旗下)和G+D(德国捷德)。

Gemalto的故事源远流长。

1968年两位德国发明家申请了塑料卡片塑封芯片的专利,1970年日本有村博士注册了IC卡的概念,但两者都没有产业化。

直到1974年,法国人 Roland Moreno申请了电子付款芯片卡的专利,这时人们才明白芯片卡应该是用来支付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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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no的原型卡是焊在一枚戒指上的,这个插拔的体验确实天马行空

接下来,一堆法国公司开始设计标准并推出产品。其中的先驱包括布尔公司、SGS Thomson和斯伦贝谢。

1979年布尔CP8公司的Michel Hugon开发出第一个带处理器的芯片卡。

80年代的芯片卡主要应用领域是电话卡还有一些银行卡,Gemplus开始就是SGS Thomson的几个员工出来创办的电话卡公司。

以油田服务闻名的斯伦贝谢和芯片卡的关系也是环环相扣。简单说,斯伦贝谢的卡分部收购了布尔后来独立成Axelto,然后再和Gemplus合并成为世界第一的模组公司:Gemalto,然后再被法国军工巨头泰勒斯收购。

90年代开始芯片卡的主力变成了手机SIM卡。CPU卡的增长率开始超过Memory卡,这时拥有强大微处理器和单片机的半导体厂商意法半导体、英飞凌和摩托罗拉(后卖给Atmel)占据了主导地位。

我2000年代初进英飞凌的时候它的中文名字还叫“亿恒科技”,是Infinity的意译。

当时英飞凌的芯片卡如日中天,按出货数量高达全球的一半。不过,同事们都感受到一家强大对手的气场:飞利浦(后来的NXP)。

英飞凌在内存领域力抗Micron的时候,飞利浦则靠另一家发音一样的公司Mikron开始了逆袭。

奥地利公司Mikron的Mifare非接触芯片卡技术堪称独孤九剑,一出江湖便独步天下。飞利浦、西门子(英飞凌)和Atmel纷纷买了经典秘籍(Classic版)苦练。

眼光毒辣的飞利浦为了独占后面的秘籍,果断收购了Mikron。

2000年代,非接触式银行卡大幅度增加,各种交通卡、门禁卡等也如雨后春笋。2010年代,NFC更是大行其道。

飞利浦压中了金元宝,天上狂掉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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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卡的内藏天线

索尼的Felica技术其实不相上下,很多人都用过香港八达通,但因为成本相对较高生态圈较小难以和飞利浦抗衡。飞利浦甚至授权Mifare给日立在索尼老家搅局。

在国内,飞利浦独揽很多银行的业务,不少英飞凌同事也跳槽去了飞利浦(NXP)。屋漏偏逢连夜雨,英飞凌还爆出几次安全漏洞,市场份额大跌。

提到安全,我想提一下另一个产品:TPM。

如果说IC卡身份证是人的证明文件,那TPM就是机器(主要是电脑)的IC身份证。TPM的原理和芯片卡是非常类似的。

通过TPM,一个企业可以确保没有公司外的电脑可以登录本公司的域。TPM还可以加密整个硬盘,让你拆走硬盘也无法读出数据。

我当年做了国内第一个TPM的项目。但后来,TCG1.2标准因不符合密码条例被官方否决,只出了几K货就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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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G组织囊括了世界IT业顶尖巨头,但TPM推行十几年仍旧不温不火。各国对安全的政策也是让人一言难尽

英飞凌积极参与的二代身份证项目,同样因素竹篮打水。二代证通过CPU卡实现了防复制,但是没有注销功能成为一个很大的bug,失窃的身份证也被犯罪分子拿来利用。

安全总是双刃剑。

芯片卡的技术仍在不断进步中。

除了不断引入更高等级的加解密技术和规范,容量也在增加。比如电子护照芯片里可以存高清照片和指纹等大量信息。新的5G SIM卡还有高达64G的,这么大容量的存储如何加密倒是个很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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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泰勒斯

芯片卡的存储逐步从EEPROM转到先进的Flash,在此过程中韩国三星电子成为另一个逆袭者。

毋庸置疑,三星的微处理器和Flash技术是第一流的,生产技术更是藐视群雄。因此三星成为新时代的大黑马。

最后再八卦一下吧。

不同模组厂的芯片图案经常是不一样的,有的图案能看出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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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这些设计越来越丑,直到苹果Apple Card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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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钛金属的卡本身,连触点都能做成完美的圆角矩形,这就是无畏者的创新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金捷幡(ID:jin-jiefan),作者:金捷幡

快充离爆发还有多远?

作者:高雅
编辑:董指导
支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OPPO是靠什么出圈的?不只是李易峰的迷人微笑,更是他读出的那句广告:“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

先发布快充的是小米,但是,大肆宣传而且作为开局利器的却是OPPO。2014年的智能机市场也是八仙过海:小米用参与感做生态、华为走美感和芯片硬核、锤子在秀UI科技感、苹果则在高端毫无对手。痛点似乎都快不够用了。

一番思索后,OPPO推出了VOOC闪充,把最快充电速度提高了4倍,颠覆了“五伏一安”的传统充电方式,再靠着渠道体系,终于把OPPO带上了手机市场的排行榜。

然而,通话两小时只是击中了部分客户的痛点,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煲电话粥。因此,快充这个黑科技,尽管友商也都相继有发布产品,但和三摄、四摄相比,几乎没有存在感。

但是,今年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小米、华为相继发布了快充产品,资本市场也是热烈追捧。这不禁令人想问:快充会像TWS耳机一样掀起下一场产业风暴吗?

风暴有多大尚未可知,但快充市场,确实正在喜迎“三重礼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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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手机已经不是手机,而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而手机没电,就如同器官丧失机能一样,令人无限焦虑担忧。

悲剧的是,“三箭齐发”、重压而来,手机耗电量会更加严重。

第一根箭,来自于视频。让大部分人通话两小时很困难,但是刷抖音刷姐姐刷脱口秀却很容易。

2020年,主流视频平台爱优腾的月活用户量均超过3.5亿,直播用户占比达网民总体的62%。90后每月上网使用时长超过一万分钟。而抖音短视频的月人均使用时长也接近2000分钟。越来越多的视频使用,比图文耗电量大得多了。尤其这两年火爆的直播,也是耗电大户。

第二根箭来自于5G。虽然5G技术更进度,但也导致手机本身就比4G多耗电20%。

一方面,5G手机内部采用MassiveMIMO天线技术,这意味着手机至少要内置8根天线,每一根天线就会增加一些功耗;而由于5G网络还不完善,无法持续连线,这也导致手机会不断搜寻5G信号,增加耗电量。

最后一根箭,则来自于屏幕。手机屏幕越来越大、分辨率越来越高,这都会增加耗电量,比如升级了屏幕的iphone6就比iphone5多耗能330mW。而且用户拍照的频率也在增加,拍自己、拍美食、或者直播。

这三箭之下,耗电量飞涨,用户怎能不焦虑。

而应对耗电问题,解决方法有三种:电池做大,加一个充电宝,或者提升充电速度。

但是电池目前已经处于瓶颈期了,做大很难、做厚难看,能量密度也提升有效。充电宝租的贵、自带的沉;因此,全村的希望,自然就落在了快充之上,毕竟帮用户节省的时间,是个稀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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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充市场前两年就在预热了,发展慢的一个原因就是:协议不统一。

谁主导标准,谁就能把握利润的道理,各大厂商都懂,所以在面对新的赛道时,谁都不肯轻易让步。

目前的主流手机厂,除苹果外,全部都有自己的快充协议。比如,华为使用SCP协议,VIVO出品的FlashCharge,OPPO自研的SuperVOOC,以及已经更新到3.0版的高通QC协议等等。

协议看起来很多,但无非就是电压和电流上做学问。通俗来说,充电的过程就像是从大水库向小水库注水,电压相当于水压,电流就相当于水流,水库来代表电池。提高电压就是通过增大水位差来增加水流速度,增加电流就是拓宽水库间的水管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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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协议不统一,混战不断,自然市场就没法形成合力来推进。

经过多番磨合、谈判后,终于在2019年,国际组织USBIF发布快充协议USBPD3.0 。

这一突破性的协议既能协调不同充电速度,还允许多种设备快速充电,甚至添加了可以双向充电的惊喜。疲于混战的苹果、华为、三星等主流手机厂商,纷纷点头说yesok,一起来服务(ge)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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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充列车轰轰行驶之时,苹果又踩了一脚油门。

随着手机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再加之华为等公司的冲击,苹果也玩起了“降价”的反击套路。

iPhone11的起售价降到5499元,iPhonese低至3299。售价虽然打折,但利润还想保持。于是,苹果只能在成本上减压。比如,对于将要发售的iPhone12,便有消息称,苹果可能会取消赠送充电头。

如果证实,这可是一个大消息。会对快充供需端带来影响。

首先,苹果作为行业标杆,一举一动都会对产业产生震动,引来其他友商的模仿。比如苹果取消3.5mm耳机插孔、取消指纹识别、增加“刘海”屏等等。

而取消了赠送充电头,则会激发用户对“快充”产品的需求。之前苹果有送普通充电头,一般消费者也不会再额外买快充。而既然不送了,那何不尝一尝快充香不香呢,去第三方购买试试看。

而且,苹果的举动或许也会提升快充产品的价格。毕竟,苹果原装普通的也卖到了150元以上,这要比现在七八十元的快充,还是高了不少。从替代效应而言,快充也不是不可以涨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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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先不计算未来的快充市场有多大,单论苹果的举动,就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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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礼炮背后到底是多大的市场呢?根据民生证券的测算,GaN技术设计的充电器,2020年市场空间将达到327亿元,复合增长率达109%。

而这个蛋糕,主要分为几个环节:上游是快充方案设计、电子原材料或电子元器件,中游为充电器模块、快充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电芯和电芯PACK,下游则为各类充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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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核心的GaN,产业链包括衬底、外延片以及器件制造等主要环节,市场上主流的GaN生产厂商集中在欧洲和日本等地区。材料方面,国产公司仍需要大力提升。

据测试,使用苹果标配的传统5V/1A充电头给iPhone11充电,完全充满需要3小时45分钟。而使用苹果的18W快充套装,充满电将缩短1个半小时。

可谓是,快充一时爽,一直快充一直爽。至少,这在当前存量时代,是个非常不错的“增量”市场。多关注一下,大家说“吼不吼啊”。

来源:远川科技评论 微信号:kechuangych

大反转!TikTok不卖了

TikTok不卖了,将以与甲骨文合营的方式解决当局对TikTok数据安全的担忧。如果这个方案最终获批,可以说字节跳动为中国出海企业做出了表率。

TikTok美国业务不用卖了?

9月15日早上,央视新闻报道称,甲骨文已和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成为其“可信技术提供商”,但该协议仍需美国政府批准。

这和昨夜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所表述一致。姆努钦说,周末收到提案,即甲骨文作为TikTok可信赖的数据安全合规合作伙伴,代表解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TikTok将继续把美国作为总部,并为美国创造2万个工作岗位。

现在的进程是,TikTok最终解决方案的截止日期延长5天,到9月20日。同时进行两个程序的审查,一个是美国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对TikTok的审查,另一个是基于总统行政令的国家安全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姆努钦谈到的解决方案,是甲骨文作为数据合规伙伴,类似苹果在中国由云上贵州进行数据合规的方案,TikTok云上加州(甲骨文总部)。这个合作并不涉及之前特朗普提到的要求TikTok出售,也不涉及TikTok的核心技术转让。

此外,据财新网报道,TikTok和美国企业的合作不仅限于甲骨文,还包括沃尔玛:“和沃尔玛的合作主要是电子商务方向。”

截至发稿,字节跳动对此尚无回应。不过,受此刺激,甲骨文9月14日盘前股价一度飙升16%,但在开盘后增幅收窄,最终收涨4.32%,一夜之间市值增长75.6亿美元。

甲骨文成为“可信技术提供商”,对谁是最好的结局?
对于字节跳动来说,如果交易能够顺利完成,也许,这是当下最好的结局。

根据外媒的说法,该交易不会以直接出售的方式进行,甲骨文将在TikTok美国占据“重要”股权,这也意味着字节跳动将保留部分TikTok美国业务股权。

此前,字节跳动前员工、内容创业者Stephen告诉投中网,他认为TikTok有三种命运:被美国禁止出售、完全剥离和保留部分股权。在他看来第三种结局最好,但也最难。

《华尔街日报》称,字节跳动背后的三大股东——泛大西洋投资、红杉资本、以及Coatue Management——是甲骨文背后的推手,这三家机构都是字节跳动的董事会成员。此外,甲骨文公司和其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良好的私交也是促成交易的有利因素。

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今年早些时候在他的家中为特朗普举行了一次筹款活动。首席执行官萨夫拉·卡茨(Safra Catz)还在2016年时为特朗普过渡团队的执行委员会工作,并为他的连任竞选捐款。

此前提供远程视频会议的Zoom因为数据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甲骨文顺势成为Zoom的云服务提供商,并在最近一个季度中为甲骨文的销售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或许,这是字节跳动三大股东看中甲骨文原因,可以解决TikTok美国业务数据敏感问题。

实际上,成为TikTok的“技术提供商”对甲骨文来说,意义匪浅。对于近年来走弱的甲骨文来说,参与字节跳动交易的意愿要比微软更加迫切,也更愿意做出更多让步。

根据Garter的数据,2019年甲骨文已经不在云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商的前五名之列,而微软排在第二位。目前甲骨文1800亿美元的市值,也与FAAMG等美国科技巨头拉开了较大差距。

今年,甲骨文为获得更多市场份额,也十分积极。在成为Zoom提供商后,它还成为另一家视频会议公司8X8的云服务提供商。Zoom与TikTok,无疑是2020年最受欢迎的两大线上应用。

有人欢喜有人愁,甲骨文“庆祝”胜利之际,是微软的“独自落泪”。

辛苦三月败北,“常胜将军”纳德拉的滑铁卢?
昨天,微软在自己的官方博客宣布,字节跳动拒绝了他们的收购要约,其声明难掩失意:

“字节跳动今天通知我们,他们不会将TikTok在美国的业务出售给微软。我们相信这笔交易对TikTok的用户有益,同时又能保护国家安全利益。为此,我们提出进行重大更改,以确保TikTok的服务满足安全性、隐私性、在线安全和打击虚假信息的最高标准,并且我们在8月的声明中明确了这些原则。我们期待看到TikTok在这些重要领域的发展。”

微软在几个月前就与TikTok展开秘密谈判。最初计划收购TikTok部分股权,以合营的方式解决美国当局对TikTok的担忧。随着8月初特朗普公开威胁封禁TikTok,微软的策略也发生调整。

根据此前报道,微软打算以200亿美元-300亿美元的价格,完整收购TikTok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的业务,以符合特朗普政府要求TikTok完全从字节跳动剥离的要求。后来沃尔玛公司也宣布与微软合作展开对TikTok的竞购。

前后筹划数月的交易最终以失败告终,对于微软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将成为现任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的标志性失败,后者于2014年从史蒂夫·鲍尔默手中接管了微软。在鲍尔默时代,微软较广为人知的收购案是雅虎,但雅虎拒绝了。

纳德拉带领的微软是成功的。在鲍尔默时代日渐式微后,微软近年来重新迎来黄金时期。目前微软的市值高达1.5万亿美元,在全球科技公司中仅次于苹果,2014年纳德拉上任至今涨幅超过4倍。纳德拉此前领导的Azure云计算部门,则是微软股价屡创新高的关键。而收购TikTok或许可以为微软带来新的市值高峰。

TikTok目前美国用户超过1亿,是美国App中对于云计算需求最大的服务商之一。外媒认为微软参与TikTok交易的目的之一,是将TikTok的云计算业务从目前的竞争对手谷歌云手中抢走,字节跳动今年7月宣布从谷歌云购买价值8亿美元的云服务。

此外,TikTok也将补足微软在消费者业务和广告板块的不足。微软此前收购过领英这样的社交媒体,也拥有自己的广告业务,包括Bing搜索引擎。在成为微软CEO之前,纳德拉同样领导过Bing部门。

就在8月3日传出与字节跳动谈判当天,微软股价大涨逾5%,市值增长超过800亿美元。

但实际上,收购TikTok能否发挥作用,其实要打个问号。MSN、Skype等过去被微软收购的15项大收购中,多数以失败告终。有媒体甚至称,大型收购低成功率已经是微软的标签。

另一方面,收购TikTok也在微软内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微软内部的一个有250名员工参与的调查显示,有63%的员工反对微软收购TikTok。这些员工认为,在美国政府胁迫TikTok的情况下,微软寻求该交易“不道德”,将让其信誉受损。

现在,距离姆努钦谈到的期限还有一周,TikTok的交易也许还存在变数。

首先,特朗普政府能否批准还有一定变数。此前特朗普多次强调要求字节跳动完全剥离TikTok。按照目前的方案,字节跳动将保留部分股权,能否得到特朗普政府和主导交易的CFIUS批准存在疑问。

此外即使部分出售TikTok或与甲骨文合营,如果被认定涉及核心算法交易,或许还要得到国内监管部门的批准。

几天前中国商务部门更新的《出口限制目录》中,新增了一项“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让一度接近达成的交易增加变数。随后,字节跳动官方发布声明称,已注意到上述目录调整,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处理关于技术出口的相关业务。

如果能够顶住特朗普政府的压力,在保留核心利益的情况下达成交易,字节跳动全球化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将得到大幅缓解,而对于众多出海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字节跳动涉险过关也将给他们带来更多信心。

饿了么的5分钟没诚意,美团的8分钟太鸡贼

文/秦安娜

来源:略大参考(ID:hyzibenlun)

外卖小哥们的今日之困,在于他们并没有任何可以同平台周旋甚至是抗衡的筹码,他们的全部身家都依靠平台赐予,他们想要对平台的压榨说不,只有用脚投票这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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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拿到外卖时,我强烈抑制了自己给外卖小哥鞠躬的冲动,总觉得对方是生死时速送来的,得有所表示。人呢,就是不能当“懂王”,自从看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现在点个外卖,心里都有亏欠感了。

一餐一饭,来之不易,每一餐的配送路程,都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跟交警、跟电动车、跟红绿灯博弈的故事。

所以,现在走在路上遇到外卖小哥,我的身体会自动避让,不想耽误小哥们的电动车加速度,毕竟他们每一段道路,都骑行得跟秋名山冲刺的第四弯路一样,风驰电掣。也怕万一躲闪不及,相撞在一起,人跟外卖一起“报废”。

让一步,他好,我也好。

原本以为,作为用户能做的最实用的举措,是在路上不与外卖小哥争抢,建起一条“绿色通道”。没想到,平台赋予了我更重要的责任。

饿了么公众号今天发布《你愿意多给我5分钟吗》的文章称:

在结算付款的时候增加一个 “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小按钮。如果你不是很着急,可以点一下,多给蓝骑士一点点时间。饿了么也会为你的善解人意做一些回馈,可能是一个小红包或者吃货豆。

饿了么创造性地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按钮,只需“点一点”,用户就能够“尊重每一个生命”。

乍听之下,是不是特别有人文关怀,特让人热血沸腾。但是,它能解决问题吗?

真正驱使外卖小哥“风里雨里,无条件为你”的,真是用户吗?

不是!是配送系统设定的预计送达时间、缩短配送时间,逆行线路、超时惩罚、外卖员评价体系……这些都不是用户制定的。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就有多处谈到了美团外卖的系统是如何控制外卖员的。

系统说,这一单的配送时间是30分钟,超时就会受到惩罚,整个配送站也会因为外卖员的超时受到“连坐”式惩罚,外卖小哥就会分秒必争。

系统说,逆行、驶上天桥,穿墙而过,这样行驶的路程最短,外卖小哥就得把电动车开出直升机的气势。

饿了么的具体措施,没有被那篇文章过多提及,但不管是美团外卖还是饿了么,两家平台的基本商业逻辑是相通的,即:

决定外卖小哥超时与否的,从来都是系统,决定外卖小哥是否需要被惩罚的,从来都是系统。

不思考如何解决内部问题,而是一味给用户增加“工具人”任务,饿了么的声明,问题就在于此。表面温情脉脉,打着感情牌的名义,回避了核心问题,实际呢,除了恳请用户多体谅,把平台的反思,撇得干干净净。

要我说,就让行业的归行业,平台的归平台,效率归效率,恰饭归恰饭,让用户和外卖小哥都消停会吧,别总被系统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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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是外卖生意的核心,资本几十亿美金,一轮轮投入,不就是押注用户的懒吗?

饿了么还是不懂用户,真正在外卖平台上投诉的,也就是一小波不够懒的人。一个真正的懒人怎么可能勤快地去投诉,甚至是勤快地去点击5分钟按钮?

也正是因为用户懒的程度不统一,这种5分钟或10分钟的豁免权要不得,它会形成两个评价体系,它从要求外卖小哥的配送效率,到依靠用户的宽容度。而用户的宽容度是不同的,有的用户愿意“点一点”,有的用户不会。

以此来反向考核外卖小哥,就是不公平,因为不处于同一个评价标准,受到用户“点一点”的,得到了爱心豁免,没有得到的,就能说遇到的状况不值得额外对待吗?

如果不作为考核指标,那这个“点一点”除了让用户,误以为能够为外卖小哥做些什么外,毫无实际用处,设置出来浪费效率有什么意义呢?

更何况,不解决系统派单的问题,即便是用户愿意多等5分钟,接了众多单子等待派送的外卖小哥,也会非常在意超时的5分钟和10分钟对后续订单配送的影响吧。

饿了么好懒,用表面上的共情,去掩盖“系统”深层次的问题。

而靠用户松口或者是同情心来缓解问题的企业,不会很值钱。激发用户的共情很容易,但也很廉价,来得快去得快,这种方式不解决核心问题。

用户与外卖小哥只是一手接餐,一手交餐的几秒钟交接关系,没有哪方想背负道德上的沉重感。

创造核心价值的企业都是要去解决最难啃的骨头,造成外卖小哥今日困局的是系统,而非消费者,也并不是偶有发生的极端天气或是路况信息,费心于例外情况,十分没意思。

外卖小哥们的今日之困,在于他们并没有任何可以同平台周旋甚至是抗衡的筹码,他们的全部身家都依靠平台赐予,他们想要对平台的压榨说不,只有用脚投票这一条道路。

没有议价能力,非鱼死网破不能改变,是这个群体面临现状中最悲惨的处境,没有第三方力量的介入,比如行业协会,仅仅依靠用户对个别订单的偶发性额外宽容,只不过是一场“圣母情结”的虚幻梦境,没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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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上的竞争都是纤毫之争。

区分饿了么和美团外卖之间的效率高低,可能就是配送的5分钟之争,甚至是3分钟之争,1分钟之争。

作为行业第二名,饿了么怎么一点不上心呢?别误会,不是说第二名不好,关键现在行业里就两个企业呀。

当年市场第一的饿了么收购了行业第三的百度外卖,现在市场份额还让美团外卖给落下这么多,是不是做了太多没必要的事情?

饿了么跟美团打了这么多年,或许应该适当地学一学后者的冷血。

2016年春节前后,百度外卖选择花钱送骑手回家过年。美团外卖则是加大补贴在春节留住骑手继续配送,并在春节后大肆招聘骑手。美团对百度外卖发动的这场奇袭,抢占了后者大部分市场份额。

有的时候,一家没什么温度的企业很符合商业效率的需要。

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被反复提及的美团,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应,表示一周之后会召开沟通会。

但是在饿了么被群嘲后,美团选择回应骑手事件,认错态度良好:“没做好就是没做好,没有借口。系统的问题,终究需要系统背后的人来解决,我们责无旁贷。”

美团表示,将优化系统,每一单外卖,提供准时配送服务的同时,美团调度系统会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恶劣天气下,系统会延长骑手的配送时间,甚至停止接单。

另外,骑手申诉功能将升级,对于因恶劣天气、意外事件等特殊情况下的超时、投诉,核实后,将不会影响骑手考核及收入。

配送时效是美团外卖的核心,甚至是美团成为本地生活电商平台的重要筹码,没有庞大的SKU储备,再没有配送效率,跟阿里争个寂寞呀!

美团现在的退让,似乎也说明当初对配送员的提速要求是没必要的。8分钟的弹性时间也没有讲清楚是一单的弹性时间还是一天的弹性时间。而意外天气甚至会停止接单的表述也过于乖巧了。真的会执行吗?

商业归商业、道德归道德。舆论给点压力就松口,这种应对方式太廉价,也是对商业效率的不尊敬。用户需要30分钟送到,那对外卖平台来说,需要解决配送的时效性和以此产生的社会问题。

表面的关心不触及深层级的变革核心,与其抖机灵,不如直面核心。

其实,配送时效反应的是现代企业的通病,快的要更快,增长的要更增长。这几乎是是现代化进程的通病,大到国家,小到个人。一个国家的GDP要保持长期增长,个人的收入要保持长期增长。总归是永远要有突破。

任何追求速度的个体或组织,都需要承担“超速”可能带来的风险。

这就是命,谁也躲不掉。

不想当产品经理了

进入2020年,许多产品经理们发现,曾经也是天之骄子的自己,找不到工作了。

媳妇儿出门上班了。看着门关上,做了近10年互联网公司产品经理的于益虎卸下一口气,松弛下来,接下来的一天,他都会在家里呆着,“吹着空调,溜溜狗,想玩就玩,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于益虎曾经相信,产品经理做好了,下一步自己就是CEO。但现在,这已经是他没有工作的第四个月。

2017年之后,他以一年一换的频率分别供职过外包公司、新能源和人工智能公司,最后分别因为要常驻西藏、“p2p炸雷高层都进去了”、“发不出工资”而告吹。“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有些丧气。

他快40岁了,在往前的十多年里,于益虎踏着移动互联网初期的浪潮,在新兴的创业公司成为持股的产品经理。一切都曾光鲜亮丽。

那十年,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崛起和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智能手机iPhone进入中国市场,又诞生了一批微信、360这样的国民级产品,它们背后的掌舵人乔布斯、张小龙和周鸿祎们,被奉上神坛。他们以产品经理的身份走上舞台中央,也让产品经理逐渐成为令人艳羡的工作。这个岗位一度意味着在拿高薪的同时,又拥有“用产品和技术改变世界”的机遇。简直是互联网行业的完美工作。

但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行业增速的放缓,产品经理这个对比其他技术岗位多少显得有点“虚”的工种,开始重新受到审视。互联网行业内,包括曾经把产品经理作为职业发展目标的从业者们,都开始认清现实:这是一个严重依附整个行业浪潮的工种,而现在他们必须要面对退潮后的至暗时刻了。

工作十年,薪资六千

不久前,于益虎接到一个面试邀请,跟部门负责人讨论工作内容时“聊得挺不错”,网站上给出的薪资范围是1万8到2万,结果谈到最后一轮,人力突然开口,刚开始就给六千吧,于益虎回忆自己当时的反应,“被吓得一愣”,在前一家公司,他担任高级产品经理,拿着两万多薪资。

于益虎望了望谈判桌上开着的电脑,上面正在展示他在上一家做过的案例。“考虑考虑吧”,人力脸上“微微一笑”,劝道,“我觉得这个价格挺合适,你年纪大、公司要求的业务经验不足、又不懂技术,现在行情不好,大家都在低薪工作啊”。于益虎听完站了起来,“不好意思”,合上电脑走了。

“这是互联网行业,如果我在北上广的话,起码能拿到3字开头的工资,有十多年工作经验的话,能到4或者5开头,还可能更多。就是在南京,我也没想到他会提2万以下。” 于益虎说。

跟互联网公司里数量众多的程序员不一样,产品经理不负责具体的产出,而是产品或者业务线的大管家,理解领导的要求,整理成需求文档、ppt,交给开发和技术同事去实现。技术门槛低,依靠互联网红利带来的高薪,加上一点点想用互联网产品“改变世界”的梦想,许多年轻人将产品经理视为敲开职场上升通道的第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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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今年五月,产品经理经韬也离职了。2014年,他从Top 10高校物理类硕士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型国企做光学开发,新鲜期一过,便发觉这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

“我的骨子里隐藏着一股不安于现状的冲劲,总期望做一些什么事情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经韬想起自己脑海里曾经浮现出过一些小创意,思索创业的过程中,他注意到了产品经理——“某些人口中,CEO的学前班”。

从国企离职前,他在公号文章里写道,“随着对产品经理岗位认知越深刻,我越发地发现,自己简直就是为这个岗位而生……如果能够成为一名产品经理,在这个行业奋斗,播撒热血,那将是我这辈子在职场所选的,最最正确的方向”。

一年又三个月过去,经韬辞去了他的第一份产品经理工作。接受采访时,他正在辗转于各家公司的面试之中,“面了十几家,整体感觉机会较少,市场和薪资机会都不理想”。

最近两个月,他重新启用微信公号,在上面规律地更新学习笔记“产品经理学商业分析”,每周一篇,“用来拓展产品生涯的知识面”。

他朋友圈大多数的动态都是学习笔记的链接,偶尔,拍一张两台电脑、一本书的照片,配上文案“认真准备,生活才有希望”,朋友圈壁纸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山路,写着:拼搏过,青春才无悔。他试图学习和自我激励的方式来抵御遇冷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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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制造产品经理

如果能再做一次选择,于益虎还是愿意在十多年前进入产品经理这一行。

在中专毕业的同学圈子里,他现在称得上工作稳定,收入光鲜。除了几个要好的社团成员,他已经鲜少和同学来往,他们大多数留在家乡做了公务员,或者跟着家里做点小买卖,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毕业后,于益虎去了上海,在一家培训学校学习用户界面设计,而后留在上海工作。

2009年,iPhone3GS发售,于益虎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他托人从美国带回一部二手的iPhone3GS,花了两千多块,回国刷机又花了两百多,用去他一个多月的工资,这在当时能买下1/10平米上海地铁口的房子。“拿着手机出去相当于大户人家啊,但最重要的是,苹果手机上有很多软件应用,我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移动互联的技术”,提起这款最初级的智能手机,于益虎语调上昂,掩饰不住地兴奋。

第二年跟同事聊天,一位跑销售出身的同事提到“产品经理”,他经常往来于各家公司推销业务,听说过不少新鲜事儿。同事建议他试试做产品经理,“我说产品是个什么东西,我做设计做得好好的,而且当时我自学了摄影,还在管摄影(摄影当时是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

那是2010年,iPhone4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移动互联网同时在国内兴起。3Q大战、千团大战打得不可开交,新经济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头,流量爆发式增长,互联网进入高速发展期,需要懂技术、懂商业、强沟通能力的人才,来衔接软件产品的设计、开发、测试、运营迭代和流量变现,在这个背景下,互联网产品经理应运而生。

同事劝他,“产品经理相当于半个CEO,做好了,除了老板和财务,其他的都可以管”。于益虎信了,他想起第一次使用iPhone的震撼,想起乔布斯,还有刚把QQ邮箱做到腾讯七星级产品的张小龙。于益虎开始在网上搜课程来学习。

内地互联网蓬勃发展之时,刘文智已经在外企做了三四年产品经理了,工作之余,他在网上开课讲解如何做产品经理。“第一堂课只有不到100人,但是很快就收不住了,课堂里涌进来四五百人”。

市场的疯狂让年轻人也随之感染,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在校生还是已经工作了几年,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都想在这时代的红利里分上一杯羹。

好的产品经理也许千年一遇,但在行业对这个工种的需求井喷之时,“填坑”一样培养出一些满足基本需求的产品经理,也变成可以流水线操作的生意。

“那些年,学生提的问题都是千篇一律的:老师,你觉得我能转行吗?老师,产品经理难学吗?老师,我这样的学历行不行啊?”

刘文智随口能举出大堆案例:有发传单的女孩来参加培训,“不停地问问题,非常刻苦,成长得非常快,现在已经年薪3万了”;有退伍军人来上课,“张口就是老师好,很有礼貌”;还有人培训后并没有成为产品经理,而是去搞传销了,“挣了不少钱”…… 刘文智说,后来,他的女儿生日、儿子出生,还有每一年的教师节,都能收到许多快递来的礼物。

到了2014年,每节课的学生人数破千。2017年,平台收入超百万。刘文智意识到,“产品经理的工作形态和内容,与互联网行业的周期关系非常密切,从PC到移动端,实际上最大的变化也就是这个跨度了”。2017年下半年,刘文智卖掉了公司,套现上亿。

多名产品经理告诉我,2010年之后,大量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崛起,对产品经理的需求量急剧上升,但大学里没有产品经理相关的专业,市面上的各种短期培训班又撩拨着欲望,“60天实战快速拿60万高薪”、“黑马程序员打造实战型产品经理,助你从产品经理迈向CEO”。

早年间,只要上个速成班,学会几项基本技能——画原型图和流程图、会写需求文档,无论工作背景和学历,基本上都能找到产品经理工作。

阿镜从大三就在互联网公司实习做产品经理,上家是美图秀秀,现在供职于一家著名的在线小游戏公司,入行之初,他就算过一笔账:在互联网的工作链条里,开发的薪资最高,大约比产品经理多10%。

“但开发太难了,要啃很多技术书,每天的思考强度也很大”,薪资排名第二的是产品经理,据阿镜打听,毕业一年,产品经理在北京的月薪可达1万2到1万5,毕业五年能够拿3万到5万,再往上还有年薪60~80或者60~100的上升阶梯,“测试、运营、设计的薪资都在产品经理之下。

“这是个性价比挺高的工作,换句话说,产品经理没有手艺,还能拿挺多钱,岗位的水分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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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校招薪水公众号整理得出互联网排名前12的公司2020年的薪资水平

段子在不经意间流传开来:不会做设计,不会做开发,不会做测试,什么都不会做,那就来做产品经理吧。

退潮后的尴尬

几乎每个产品经理都会遇到辗转来加好友咨询职业前景的,阿镜也是一样,但他经常试着劝退冲着高薪来的大学生,“互联网的薪水都是有一定泡沫的,现在是还在红利期,但肯定有一天会过去的。”

事实上,这些敏锐的、乘着红利站在互联网浪尖潮头的产品经理们,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人人自危,时刻感受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

市场明显不再像前几年那样疯狂,只有一小撮人如愿进入了稳定的大公司,为绝大部分产品经理提供岗位的互联网创业公司遭遇资本寒冬,融资难、上市受阻,随之而来的是岗位数量收缩、发不出工资、直至倒闭。

在百度上搜索“产品经理”,联想出来的关键词显示“转产品经理后悔了”、“未来五年产品经理必死”、“产品经理频繁失业”、“大龄产品经理失业”、“产品经理太累了”。在知乎,除了询问薪资和怎么入门,还有大量围绕产品经理职业的讨论,“出路在哪里?”“职业生涯如何规划?”

这是产品经理在中国兴起的第十年,也是移动互联网在中国崛起的第十年,个人和行业都在摸索中前行。当行业发展减缓时, 产品经理这个职业的诟病和悖论也逐渐显现出来。

在工作流程中,产品经理是唯一一个靠其他人员辅助才能有输出的岗位。在于益虎办公室的三层抽屉里,永远有一层放的是小零食,糖果、麻花、辣条,同事过来评需求,他先抓一把吃的放在桌上,另一位产品经理也有类似的习惯,他还会把小零食带到气氛沉重的需求会上,“这招在跟人沟通上特别有用,吃人家嘴短嘛。”

“有时候一天要改三遍需求,嘴巴的活儿好比其他什么都强”,于益虎总结十多年工作中的观察。在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公司里,产品经理不用整日苦学快速迭代的新技术,而是要起到粘合剂的作用。

有一次,于益虎的老板在登录方式上跟开发产生了分歧,老板每要求修改或新增一个登录方式,工期就被开发相应地拉长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老板找到于益虎,让他想办法,“肯定是老板的面子挂不住了,所以我不能再激化他跟开发的矛盾了”。于益虎想了个缓兵之计,“老板,咱们迭代着来”,他先把用户群体分类,然后引入了数据模型,给各个选项设置了分数值,然后告诉老板,最好的方式是按照这个模式走,“如果老板一定要加某个登录方式,那没问题,你是老板你说了算,只是时间上可以分成几期迭代来实现,不一定一次就要都完成”。

沟通很重要,遇到分歧时,于益虎会先尝试去“正常对话“,对话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就用数据去说明,再给出几种方案选项,不能硬杠。产品经理对上要承接领导的要求和期待,然后传达给开发的同事去实现。

过程中,产品经理要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领导意志和技术落地,这其中的微妙关系并不是那么好平衡。“要学会拿捏同事和老板的度”,于益虎说,领导的预想如果很难在技术上实现,“可以去跟老板商量,但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第二次再去找老板,代表产品经理的无能”。

然而,对于工作内容是100%需要把代码写好的程序员,和100%需要把图画好的设计来说,产品经理不免留下了“玩儿嘴的”、“靠嘴混饭吃”的印象。一位测试说,同事们私下里称呼产品经理是“产品狗”——“嘴巴甜、会哄老板开心,经常在老板面前露脸,升职加薪也容易。”

听到这样评价的产品经理有些委屈,“沟通技巧只能解决50%的问题,剩下50%是接受问题,然后干活解决掉”。

“如果只会写需求文档、画流程图,那产品经理就沦为工具人了,好的产品经理会对产品有更多的衍生思考,比如产品的生命周期、整体的规划,甚至是在这一生命周期结束后,怎么开启一份全新的生命周期,然后形成业务的循环。”一位产品经理表示。

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考虑得这么全面。身为产品经理的阿镜,曾经面试过工作了七八年的同行,“一些很基础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他根本就没搞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而是老板怎么想,就顺着老板怎么来,我问他如果老板的想法是错的呢,这个面试的老产品经理回答,损失的是公司又不是他”,阿镜非常不满意,“应届生也不应该这么回答啊,这就是去混工资,简单完成老板想法的产品经理。”

于益虎理解这样的声音,但颇为无奈,“产品经理不做设计,不写代码,也不做运营和销售,定位太尴尬了,产品经理甚至称不上是真正的‘经理’,不能命令团队,只能不断地去沟通协调,嘴活儿好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尽量理解产品的需求”。

有时,于益虎也会产生自我怀疑,“我不觉得产品经理是个必要的角色,这就是个承上启下、解决问题的工种,可以叫项目经理,可以叫技术经理,可以是老板的秘书,甚至可以是任何一个客服。”

一位小型互联网公司的员工说,他们公司不到两年时间里,已经换了4个产品经理,“前三个都顶不住走了”,每次开会前,这位第4任产品经理依然会跟她吐槽,“我要死了,直接对接董事长和部门老板,我压力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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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产品经理”显示的关键词联想

一座围城

采访进入尾声时,于益虎提出可以加他另一个微信。

他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白色纸飞机,朋友圈没有任何个人生活的信息,全是格式统一的长文图片,最新一条是:每日一抛,2020年9月2日,星期三,第841次,关于产品思维12。此前还有“产品商用定义7”、“需求优先级2”、“GTM思想模型解读”等等。

“这是我专门做输出的账号”,除了朋友圈的输出,他还运营着微信社群和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分享自己的工作心得、读书笔记,以及点评业内新闻。八小时之外,产品经理正在尝试寻找更多潜在的可能和机遇。

像于益虎这样坚持输出的产品经理不在少数。在这个BBS早已衰落、崇尚140字分享新鲜事儿的时代,以“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和“产品100”为代表的产品经理业务交流平台,每天都能看到大量新帖涌现,都是思维缜密的长篇复盘和分析,还包含有表格、思维导图、爬虫词云等辅助说明,

一条条点进这些文章去看,绝大多数的格式是令人出乎意料地统一,首先是文字版的“一、二、三、四”,接下来是阿拉伯数字“1、2、3、4”,然后是打着括号和圆圈的数字,看起来条理分明,思路清晰。这与接受采访时,产品经理们的口语说话方式是相同的,“首先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对吧?至于你说的第二个……是这样子。”几乎不带语气词,也没有过长的停顿和磕磕绊绊,长年累月产品的工作,让他们养成了快速反应和划分问题层次的习惯。

当于益虎被问到,公开复盘内容,不担心自己观点肤浅被资深的同行笑话么?谈话出现了短暂的停顿,这也是采访过程中的唯一一次停顿,他似乎从来没有担忧过这种情况,“这当中会有问题,让我知道了是对我经验的提升,对我的成长有帮助,但你只会嘲笑,这是每个人对自己不同的认知。”

在长长的文章末尾,产品经理们通常会留下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和私人联络方式,再辅以公司类型和产品领域的介绍,以此来获得潜在的人脉和机会。

采访中,饶有兴致的产品经理们还不止一次的反问:现在新闻业是不是受互联网冲击很大,你怎么看待人人都是自媒体的观点?采访和写作的流程是什么,有什么资料需要我帮你整理吗?…… 采访结束后,在清晨八点或者凌晨一点半也会收到过产品经理们发来的业务分享PPT,以及产品相关的电子书。

这个群体在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期待业务交流和获取更多的行业信息。

“产品经理是吃青春饭的,三十岁以后,要么做到公司的中高层,要么出来创业,再就只有转行了。”这句充满危机感的话,从即将40岁的于益虎嘴里说出来并不违和。但刚毕业两年的阿镜也表达了这份职业带给他的不安全感,“互联网岗位的薪资有点虚高”,他预想过,如果自己过几年自己没有竞争力了,就去做讲师,像当年自己听课那样教年轻人怎么做产品经理,或者去小公司当个领导。

“一家小公司做一两年,老板觉得不行了就再换一家,小公司还是愿意为互联网大厂的光环买单,薪资也会给的比大厂高”,他算了笔账,以上面任何一种形式度过职业生涯,哪怕有风险和过于辗转,都比在传统行业一辈子做安稳的会计、法务等收入总和多。

市场正在逐渐趋于理性,但放眼望去,市值最高的公司依然是清一色的互联网公司,这个行业仍在崛起和发展,产品经理也仍然是刚需,围城里的人们感到焦虑、纷纷寻找后路的时候,年轻人们怀揣着对高薪的向往,和一点点“互联网产品改变世界”的热血,像他们当年那样,期待着成为产品经理。

耀焰刚找到一份产品经理助理的工作,此前,他是一名城市规划工程师,从提出新理念到落地执行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中间还需要人脉和社会关系的支撑,“虽然工资不算太低,但是付出和收入还是差了太多。”

今年过完年,他辞了职,背着家里偷偷准备产品经理的招聘,新的公司嫌他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只肯给出原来2/3的薪资,让他从助理做起,除了爱人,他对家里从来没有抱怨过,只说“比上一份工作轻松不少”。

他也提到那句著名的“产品是CEO的学前班”,但又觉得自己目前的级别还不够参加大型活动,创业的失败几率又太高,“慢慢来吧”,耀焰说,“可能我还是比较喜欢28岁就退休那种生活,赚了钱之后就溜了,钓鱼去了。”

*耀焰为化名

来源:品玩网

吃完红利抄后路,戴森的中国门徒们开始围猎戴森

文丨商业街探案

戴森这一年都很烦:去年10月宣布造车计划失败,至于已经扔进去多少钱,坊间有两个版本:一为40亿元、二为超过100亿元。今年7月底,戴森又宣布全球裁员900人。

在中国市场,虽然“中产收割机”的名号还无可动摇,但一大波国产小家电,正在各自的细分领域努力蚕食戴森的份额。

8月12日,清洁电器品牌小狗电器创始人檀冲在朋友圈po出一张图,显示有“人”要做一个戴森和小狗吸尘器的评测,褒戴森贬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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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真伪不论,小狗电器确实和戴森积怨已久:戴森曾在2017年9月起诉小狗无线吸尘器D-535涉嫌侵犯自己的设计专利。彼时,也是小狗电器冲击IPO的档口。

此后,小狗IPO未果、诉讼未结,但一直强势对标戴森。如今,檀冲在朋友圈火药味十足的po图,这是要从对标到正面刚的节奏了。

除了吸尘器领域外,吹风机、卷发棒、无叶风扇……但凡戴森的一个爆品,必然有数家国产品牌在强势跟进,套路都差不多,基本都围绕“你还在被几千元的戴森收智商税吗?这款平价国产满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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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感情色彩来说,这其实有点恩将仇报的味道,因为在高度成熟的小家电领域,这些后起的国货品牌吃的其实是戴森的红利。

“美苏九”阴影下,国货后浪只能另辟蹊径

从时间刻度来讲,小狗电器不算后浪。小狗电器成立于1999年,核心产品是吸尘器,但在线下渠道发展的一直不顺利,所以在2007年关掉线下店铺,专注线上渠道。

今日,阿里系平台、京东是小狗电器最重要的两个渠道,其在2017年发布的招股说明书显示:两大平台分别占据小狗销售收入的52.17%、33.66%,合起来超过 85%,集中度非常高。

从销售收入上看,小狗电器在2016年有了个质的飞跃:15年的销售额在2.3亿左右,到16年跃迁到5.1亿,挂牌新三板。

小狗电器的发展是小家电赛道的“第四极”势力曲折发展史的缩影。

小家电赛道有两个典型的特征:

1、行业集中度高。

小家电领域有“美苏九”三巨头说法,即美的、苏泊尔、九阳三大品牌的龙头位置非常稳固。

拿美的来说,2019年营收2782.16亿元,消费电器(冰箱、小家电等)占据的营收比为39%,大概就是1000多亿的规模,而小家电一年的市场规模,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在4000亿左右。

除了国产三巨头外,飞利浦和松下的优势也很明显,如电吹风和电动剃须刀两个市场普及率很高的品类,相关数据显示,飞利浦、松下、飞科就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

2、金字塔底部企业数量庞大。

“某企业信息查询平台”数据显示,我国共有近60万家小家电相关企业,其中在业存续的企业有40万余家。在疫情中的2020年3月, 小家电企业注册量就达到了4874家。

这对想再造一个优秀品牌的后来者简直是地域难度:高端市场有飞利浦、松下,中低端市场被“美苏九”牢牢把持,尾部市场充斥大量低价品牌。

尤其是在新世纪初,国美、苏宁跑马圈地,线下渠道圈地为王的时期。一位前传统小家电企业负责人回忆:“那时候线下各种进场费、装修费、账期等等的成本非常高,你会发现只有大品牌在里面能站住脚,其他小品牌,特别是新品牌,都是铁打的苏宁国美流动的韭菜,不进是等死,进去是找死。”

唯一的出路是:做精某一个全新细分品类,然后等消费趋势发生进化、渠道经历迭代的大变局,才有机会。

就像2006年成立的小熊电器,就是抓住了淘宝等电商渠道代替传统线下渠道的时机,以新需求酸奶机起家,再主打“萌家电”定位,建立足够的品牌区隔与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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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小狗的营收数据看,从2007年转战线上渠道,直到2015年,发展地不温不火,这可能和家用吸尘器的产品及需求还没被引爆有关系。

这儿有个有趣的细节:小狗最开始的绝对主力渠道是京东,彼时京东还主打家电,目标客户群体以直男为主;此后更生活化、主妇更多的阿里系开始成为小狗电器最重要的阵地,说明小狗电器也在慢慢摸索如何找到更合适的消费群体。

当然,到了2016年,小家电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戴森的吹风机来了。

对标戴森,连追带踩

戴森从2012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真正名声大噪的时间是16年,戴森终于发布了Supersonic 吹风机。这款吹风机让所有人,尤其是女性消费者惊叹,包括它那接近3000元的售价。

戴森的横空出世,极大扩展了小家电设计、价格、消费群体的上限。尤其是吸尘器、电吹风与卷发棒三个主力产品,各自带动了一批国货品牌的诞生或脱胎换骨。比如看下图,小狗电器从2012年到2016年间的产品迭代过程,也是在2016年推出了第三代无线家用吸尘器,告别了过去笨拙、不够方便的有线吸尘器,销售额有一个质的飞跃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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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戴森在2017年9月21日,诉称小狗电器生产的、由明星杨洋代言的小狗D-535“手持/杆式无线真空吸尘器”,涉嫌侵犯戴森两件外观设计专利来看,小狗电器对戴森的“借势”还是很深入的。

不过小狗态度一直比较强硬。诉讼发生后,小狗电器CEO檀冲称:“戴森树立的专利壁垒和频繁的诉讼手段也无法阻止众多国内品牌的高速成长。”有相关文案称戴森的诉讼为“伸出魔爪”,这个读者可以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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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2020年4月,小狗发布T12智能无线吸尘器,售价2999元,号称性能参数超戴森,强势对标。檀冲称,戴森多年来尝试多元化布局,但小狗专注吸尘器领域21年,在智能化设计、操作和切实满足消费者需求层面,走在了戴森前面。

小狗电器是不是真走在了戴森前面不论,但至少在宣发上,已经牢牢绑定了戴森。

在吹风机领域,戴森的崛起也有直接受益者。比如成立于2017年的直白就是借着戴森的“势”诞生的。

直白创始团队从2016年开始就在看小家电赛道的机会。现在业内一般把小家电领域分成“3+1”个大类。前三类是厨房小电器、家用生活品、个人护理,“1”是指净水相关设备,其原本包含在厨房电器类目,但近年来增长很快,客单价高,被认为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品类模块。

这里面有一些赛道是后来者完全不需要考虑的,比如厨房里的电器品牌都太强,门槛高,根本插不进去。

直白CEO喻金明曾提到,从他们掌握的数据看,除净水设备外,最有增长前景的品类分别是吹风机和电动牙刷,都集中在个人护理领域中,因为人们解决温饱、家居问题后,就轮到和人使用场景的升级了。团队对个人护理领域的规模预计是:每年大概有300亿左右的盘子。

不过和电动牙刷这种新物种不同,吹风机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和稳定的品类。戴森公司产品开发主管汤姆-克劳福德在Supersonic 吹风机时,直接说传统电吹风设计在 60 多年里都没有变化,因为要配大马达安装在吹风机的头部,导致吹风机都十分笨重。

从16年往回看10年,家用吹风机几乎没什么革命性的变化。一位从业人士告诉【商业街探案】:最明显的“迭代”就是功率的提升,比如从1000瓦提升到2000瓦,温度越高,头发表面干的越快,但里面很可能是湿的。整个行业也有点躺在功劳簿上睡觉的意思,像飞利浦有款吹风机的型号是HP8203,十几年前的模具,现在还在卖。

这种市场一般需要鲶鱼搅动,而16年整个品类迎来了更新换代的机会时,来的不是鲶鱼,是鲨鱼。

除了设计、营销、品牌这些外界老生常谈的戴森经验外,戴森对吹风机行业最大的贡献是做了跨界创新,把用在吸尘器上的马达技术移植到了吹风机,让过去产品的转速从普通的一两万转提升到了十几万转,极高提升了风速、风量、风压,也就解决了传统吹风机风温高伤头发、外干内湿的问题。

同时,戴森敢于定价,并印证了中国市场高端家用吹风机的消费潜力。在戴森获得成功后,松下很快把自己高端吹风机引入到中国,也卖得不错。

因为高端市场有了价格锚点,直白等品牌就找到了200元-2000元的中间市场,等于说戴森帮着直白在吹风机红海中开创了一片蓝海。直白的产品系也都集中在这个价格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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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戴森?还有这些坎儿

尽管国货后浪们在气势上已经开始围剿戴森了,但都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破圈。所谓破圈的意思就是,如何从自己的细分领域杀出来,真正成长为大众优质品牌,这意味着,至少要在品牌、品类、渠道三个维度都有所突破。

先说渠道。

小狗在招股说明书坦承,销售渠道集中度较高存在风险。从小狗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数据看,小狗在线下渠道几乎是失声的,线上销售也集中在阿里系和京东,招股说明书中提到:“如果公司与该等第三方平台的稳定合作关系在未来发生重大变动,亦可能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

直白限于自身过于年轻,只能在创立时专攻网络渠道,基于社会化营销带货,后续有计划再补戴森的推广课——戴森在中国推吹风机时,先从高端沙龙发廊开始推,让造型师、理发师们先用上,打下第一波口碑后才开始铺设其他渠道的策略,所以,直白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加大对发廊沙龙的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渠道的高集中度是小家电领域内,“美苏九”和松下、飞利浦外的品牌们共同存在的问题。

如长帝、柏翠、海氏等专注家庭烘焙领域,主打烤箱、厨师机等产品,兼顾商用与民用,在圈内也属于“名牌”。像海氏烤箱虽然被诟病温控不准,但因为颜值能打,也比较受欢迎。

但他们在线下也非常弱势,拿海氏烤箱来说,一位烘焙爱好者告诉【商业街探案】:家门口的苏宁里,海氏只有两款低端烤箱,和美的、格兰仕的各种高端烤箱们挤在一起,非常憋屈。同时价格比线上贵出一倍,简直是迷之操作。

未来,新国货们要成长为全民品牌,需要再拓展一些能够站得住甚至有优势的渠道。如果对传统线下渠道有阴影,不妨参考一下摩飞的案例。

摩飞号称英国品牌,但其对标日本网红锅Bruno的多功能锅由广东一家叫新宝的企业操刀。摩飞的火爆和其在社交电商的耕耘有更大关系。举一个真实场景的案例:在某牛排美食群,网友们讨论Bruno时,一位平时和大家关系不错的微商说自己有摩飞的渠道,可以组织团购。价格当然要比Bruno便宜,遂成交十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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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类层面,戴森的中国门徒们还不具备戴森“做一个红一个的能力”。

小狗电器的主力产品是吸尘器,除螨仪和扫地机器人。除螨仪在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但该品类比较小众,至于扫地机器人,小狗电器自承投入不高,市场份额也不高。

单一的产品结构无法支撑小狗电器的利润。去年9月,小狗电器IPO终止,当时有分析称:”最近一期扣非净利润5000万元以上被认为是创业板IPO审核的“红线”,而小狗电器2017年扣非净利润为4739.1万元,净利润规模尚未越过红线。”

此外,小狗电器采取外包模式,外界也有一些关于营销费用过高、研发投入不够的质疑,这对企业的未来并不是什么利好消息。

至于直白,直白对吹风机的投入不可谓不重:在国内满地代工厂的情况下,因为认为多数代工厂资质不足以生产下一代吹风机,决定自建工厂。同时也重金投向技术,将水离子吹风机技术攻克,也形成了自己的专利池, 所以敢于推出价格在1699元的产品。

但直白目前走量最好的产品还是200元左右的吹风机。未来,考虑到品牌一般会有一个高价、低价的价格锚点,如果未来直白在699-1299元区间内产品成为走量最好的产品,才能说明品牌力有了一个飞跃。

当然,展望未来,小家电后浪们可能错失了国美、苏宁跑马圈地的消费增长的黄金年代,也可能错过了淘宝、京东崛起时的流量红利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机会就一定少于过去:

外部看,疫情导致了逆全球化、民族情绪高涨,这是天时;商业设施层面,新消费和新营销在崛起,这是地利。能不能抓住机会,在各种真伪机会的诱惑中精准卡位,采取合适的策略从麻雀到凤凰,就是考验各家品牌老大的战略和格局能力了,这是人和。

来源:钛媒体

刘作虎能“拯救”OPPO吗?

文/钟微

来源:连线Insight(ID:lxinsight)

刘作虎重新回归OPPO了。

四个月前,OPPO副总裁沈义人卸任,被视为OPPO告别营销时代的标志,如今,刘作虎成为了补位者,他将给OPPO带来什么?

刘作虎是手机行业历经了数十年风云的老兵。1998年,刘作虎大学毕业后加入OPPO,曾历任OPPO开发部长、蓝光事业部总经理、营销负责人。

直到2013年,刘作虎离开OPPO,创立一加科技。

如今,刘作虎回到OPPO,新职务是欧加控股的高级副总裁,全面负责欧加旗下产品规划与体验,但与此同时,他作为一加创始人和CEO的身份,并不改变。

欧加控股是OPPO的母公司,掌握了OPPO、一加和Realme三大智能手机品牌。

刘作虎此番回归,已经过去了7年。7年间,OPPO站到过霸主的位置,通过线下渠道的优势,营销推广的成功,其出货量曾在2016年问鼎国产手机第一。

图源OPPO官网

但近两年,OPPO的日子过得不太好,海内外市场销量下滑严重。在国内手机市场涌起高端机潮流时,OPPO的高端战略实行得并不顺利,Find X系列并没有获得市场的太多关注。

曾经引以为豪的自拍、外观等也渐渐失去优势,被质疑创新能力与技术实力欠缺。如今,它面临着两难,一面是线下市场受到侵蚀,一面是线上市场拓展不力。

在OPPO经历漫长的转型与变革之时,刘作虎带领的一加手机势头颇猛。这也是刘作虎此次回归备受外界期待的原因。

过去几年,一加渐渐在海外崛起,通过主攻线上的方式,成功突围了高端市场。无论是在产品、渠道或是营销策略上,一加都与OPPO有着差异性,刘作虎在一加的经验,或许可以成为OPPO突围的助力。

沈义人离开,刘作虎回归,对于外界而言,这是一个颇为出人预料的变动,刘作虎能够顺利“拯救”OPPO,挽回颓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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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难突围高端市场

2013年11月,刘作虎在微博上宣布离开OPPO,创立一加品牌。更早之前,刘作虎接到了欧加控股总经理、OPPO CEO陈明永的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做一个互联网新品牌,而这个品牌是独立于OPPO的。

直到后面,人们才知道,这是欧加的策略,通过分化出新的公司,做OPPO不擅长的事,比如刘作虎带领的一加手机,主打高端和线上销售。而前OPPO副总裁李炳忠带领的realme,则主打性价比。

之后,一加逐渐在海外市场崛起,实现了高端市场的突围,在全球高端手机市场也能排上名号。

在一加崛起之前,OPPO曾是手机消费市场的宠儿。

2015年,OPPO开始主打R系列,定位年轻用户和女性群体,不久后便成为当时的爆款。销售最火爆的时候,产品一度处于缺货状态。

IDC数据显示,2016年OPPO在国内手机的出货量达到9500万,问鼎国产手机第一。

这样的销售奇迹没能维持太久,当时国内手机市场已经是一片红海,OPPO周围布满了虎视眈眈的对手们。

华为在2019年发布了nova系列,被认为是狙击年轻用户群体。小米则在2017年开始重视女性用户,雷军曾在当时的小米MIX2S发布会上表示,新产品代言人还是吴亦凡,因为他让小米的女性用户变多了。

在对手纷纷奔跑之时,OPPO没能守住自己的市场地位,自2018年以来,OPPO在国内市场的销量开始下滑。2018年国内市场销量下降到第二名。2019年下滑到排名第五。

这两年,同样是手机市场暗流涌动的两年,国内玩家纷纷进军高端市场。2018年6月,OPPO推出第一款旗舰机Find X,打响了进军高端市场的第一枪。

遗憾的是,被寄予厚望的Find X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而在往后的两年间,OPPO没有停止对高端机的研发,却再也没有推出过新的高端机,外界认为,OPPO在高端市场过于谨慎保守。

直到2020年3月,OPPO推出第二代Find X2系列。但近期,OPPO官方宣布Find X2 Pro机型降价1000元至5999元。Find X2发布4个月就宣布大幅度降价,是为了拯救当下低迷的销量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图源OPPO官网

在海外和国内市场,高端手机的格局基本已定,前三名掌握了绝大部分份额,OPPO没能突围。

尴尬的是,OPPO和“兄弟”一加越来越相似了。虽然两者彼此独立,但在资源上一直共享,而一加手机和OPPO手机部分型号相似度很高。比如同样在2020年推出的一加8 Pro和OPPO Find X2 Pro,只在部分配置上有所不同,甚至被称之为“套娃机”。

如今OPPO在高端市场陷入僵局,刘作虎的回归会打破僵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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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义人走后,营销等待补位

刘作虎归来,担任的是欧加控股的高级副总裁,全面负责欧加旗下产品规划与体验。这意味着OPPO、一加和Realme三大智能手机品牌都将由刘作虎主导。

而2020年4月,沈义人刚刚宣布因个人身体原因离开。

沈义人曾被称之为“开启了OPPO营销时代”。OPPO需要一名营销大将来补充沈义人的位置。

营销一直是OPPO擅长的事。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在《参与感》一书中提到:OPPO的媒介资源整合非常彪悍,几乎把所有卫视与音乐、娱乐相关的节目都冠名了;明星策略,找巨星不找偶像,比如莱昂纳多的代言就非常成功;品牌包装很取巧,很多人以为是韩国品牌、法国品牌,从品牌的名字到品牌的设计都偏韩范、国际范。

不过,这也导致外界对OPPO的印象是重营销、轻技术。比如,OPPO长期定位为音乐手机和拍照手机,但很多消费者更认为这是营销定位,而并非拥有核心技术。这导致OPPO手机一直遭受“高价低配”的质疑。

图源OPPO官网

事实上,OPPO在技术上也有过不少钻研。2014年3月19日,OPPO在行业内首次推出自主研发的VOOC闪充技术。当时,VOOC闪充是全球第一个商业化应用的手机快充技术,这换来了大量用户的簇拥,但很快华为、小米等手机厂商也开始推广闪充。

从闪充,到自拍和外观,OPPO的核心功能和技术亮点没有独特性。同时,OPPO的很多努力有时并没有产生好的效果。

2014年OPPO推出R5时,以4.85mm的机身厚度作为卖点,但为了追求薄度,把耳机接口集成在充电接口上。因为损失了用户体验,受到了质疑。

OPPO副总裁吴强曾对媒体采访时提到,2013年,OPPO曾推出搭载旋转摄像头的N1,但他认为N系列过于强调创新而只赢得少数用户,“投入大量的研发和精力,最后证明只满足了一部分用户”。

这些年,OPPO正在试图重塑品牌形象。

OPPO正在减少明星的代言,也在加深自身的科技感,但目前为止消费者的认知还没有太多的改变。它需要一个全新的营销模式,以获得品牌的重生。

沈义人走后,OPPO营销转型的重任便压在了刘作虎身上。虽然刘作虎一直给外界的形象是产品经理,但在营销上也积累了不少战绩。

早在15年前OPPO早期做蓝光机时,刘作虎就通过互联网口碑营销,带着OPPO DVD团队在美国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让用户参与产品的迭代,促进了OPPO DVD的销量。

2011年6月,OPPO推出了首款智能手机OPPO x903,这也是国产第一款侧滑式安卓智能手机,刘作虎开始接手OPPO手机营销系统,期间参与了OPPO Find等多款机型的营销。

刘作虎,图源OPPO官网

在一加时期,刘作虎多次表示他们不擅长营销,实际上这也是另一种营销策略。

据福布斯报道,一加早期在营销上只花了300美元,在Facebook发了几个帖子,但效果奇佳。更重要的是,即便用户知道了一加的品牌,却很难买到货。因为一加的产品最初只能通过获得邀请码来购买。一加不承认是饥饿营销,解释说是产品库存有限,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在借鉴小米这件事上,一加做得比大多数手机厂商都要好。OPPO在发展中有时不能轻易尝试的事情,一加反而能果敢地探索。

刘作虎在不断尝试利用互联网的新手段进行营销,同时也不放弃利用广告代言等传统方式推广产品。这些经验,最终能够给OPPO带来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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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打开OPPO的线上渠道?

一加在线上渠道的成功经验,让刘作虎给OPPO在渠道层面的改革带来了想象空间。

OPPO的销量大部分是由线下渠道支撑的。OPPO在线下渠道上有着数量庞大的代理商和大量销售人员,也乐于与渠道商分利,这让OPPO在线下形成了壁垒。但随着华为等厂商大力进军线下,这块市场也遭遇了对手的分食。

2020年,疫情给线下造成巨大冲击,消费者大量转移到线上购买,但线上一直是OPPO的短板。

在几个月前的618大促中,OPPO在京东618手机品牌累积销售排名、天猫618手机品牌销售件数及金额排名中仅为第6名。

OPPO没能在2020年拿出好看的成绩。IDC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2.758亿部,同比下降11.7%。其中,长期排名第五的OPPO被vivo超越,掉出前五。

在线下,三四线城市一直是OPPO的根据地。小米CEO雷军曾在采访中提到,OPPO之所以能在2016年爆发,是因为遇上了三四线城市的换机热潮。

直到现在,OPPO也守住了三四线城市的根据地,但在一二线城市,OPPO面临着华为和小米的激烈竞争。缺失了一二线城市的用户,也给OPPO的高端之路增加了阻碍。

OPPO线下门店,图源网络

过去数年,OPPO的线上渠道一直没能完全打开。

这也是OPPO与一加最大的区别,可以说,一加就是为线上渠道而生的。

2011年8月16日,小米发布第一台手机,采用线上销售模式,冲击了整个手机行业。刘作虎曾提到,小米成功后,不管是手机产业还是其它产业都一夜之间被“互联网思维”所包围,走到哪都能听到这个词,有的企业真的是下了血本在学习所谓的“互联网思维”。

一加诞生之初,手机便定位的是互联网品牌,主推线上销售渠道。这些年,一加虽有布局线下,但一直集中资源专攻线上电商销售市场。

刘作虎回归OPPO后,压力不小,担负着带领OPPO完成品牌重塑、线上突围和进军高端三大重任,在OPPO下一款旗舰机发布时,刘作虎能带着OPPO逆风翻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