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社会

来源：时代周报

　　编者按：7月22日，时代财经迎来了5周年。从“呱呱坠地”到跻身主流财经媒体阵营，时代财经用5年的时间诠释了“向上的力量”。过去5年，经济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品牌集中涌现。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我们见证着变化，也主导着变化，正是这一股股“向上的力量”成就了更多的美好。值此5周年之际，时代财经推出“向上的力量”专题策划，从微观视角呈现各行各业的发展之势。

　　“叮~叮~叮”，在余宏一只脚刚踏进地铁站时，手机不断传来微信的提示音，紧随其后的是好几条语音。他从兜里掏出手机听了一会儿，接着便回头，一路小跑至自己上班的宠物医院。

　　清洗消毒，穿上白大褂，从猫主人手中接过猫，一番检查和治疗，在说服猫主人同意让猫住院观察几天后，余宏终于舒了口气。等他再次走出医院大门，进入地铁站时，地铁内已经没有几个乘客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余宏已经不太记得，这是第几次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因为急诊返回医院，但这种被工作打乱的生活节奏，他已经习以为常。

　　余宏忙碌的生活只是当今“宠物经济”巨大图景里一处浮光掠影。“小猫小狗都是家人”“主子的事才是大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宠物身上，后者从降生到离开这个世界，处处都是巨大的生意。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宠物市场规为978亿元（人民币，下同），但随着市场服务的不断完善，5年后，这一数据已经变为2953亿元。

　　时代财经近期采访了数位宠物行业从业者，他们的讲述中，有这个行业鲜活的轮廓。

　　余宏的职业是一名宠物医生。2017年5月，他结束了在广东东莞一家畜牧所的兽医工作，来到广州做起了一名专职宠物医生。在不同的几家宠物医院辗转实习后，余宏最终在的天河区长兴路的一家宠物医院入职。这家医院不算大，有3名医生和3个助手。

　　每天早上9点，余宏会跟其他医生开会，然后再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小至给猫咪接生、打疫苗、大到给乌龟取出膀胱结石、给狗狗接骨动手术，余宏的工作要比正常的医生繁杂不少，这也迫使他成为一名“全能战士”。

　　除了提供疾病治疗、绝育手术、疫苗接种等医疗服务外，余宏所在的宠物医院还提供宠物美容、寄养等服务。在这里，时常能看到护理人员在为金毛犬“理发”，还有护理人员在为刚洗好澡的柴犬吹毛发，而旁边的笼子里，则有几只宠物猫和宠物狗，它们或卧、或立，正排队等候“服务”。

　　带着一只柴犬来看病的莫鸣告诉时代财经，自己养狗已经5年多，已经把它当成家人，他每天早晚会领着它在小区周边遛弯，并时刻关注它的饮食和健康状况。“每年的狗粮、疫苗、洗浴、剃毛等费用在6000元左右。”

　　这是一只宠物犬的正常花费，一旦生病，平均每个病例每次消费四五百元。“比如犬瘟检查，简单的抽血化验，就需要700多元，重症或者手术，费用更高。” 余宏告诉时代财经。

　　也是因此，几乎每个宠物主，都坚信宠物医院是个暴利行业。但余宏指出，宠物治疗费用过高，关键在于药品价格本来就相当高昂。为了保证治疗效果，目前大量国内使用的宠物药基本上都是由国际知名宠物药企生产。这类药品效果更好，但价格要高出国产药品不少。

　　另外，在设备和人力成本的影响下，余宏所在的医院也只能勉强做到收支平衡。

　　“一台拍X光片的宠物DR设备，价格在20到50万元左右。一台设备使用3到5年，就会老化。这仅仅是一台设备的成本，而且是一次性投入。另外，愿意学兽医的人并不多，现在宠物医院的数量增加很快，人才更为紧缺，工资已经占到了医院支出的大头。”

　　两年间，余宏所在医院招人的月薪门槛已经从6000元上浮至10000元。

　　根据《2019年中国宠物医院发展报告》，能维持良好盈利状况的宠物医院，占比不足30%，有31.9%利润率在1%到15%之间，还有14.2%处于亏损状态。

　　这两年，余宏感受越来越明显的是，周围的宠物医院越开越多。“这条街过去几年只有我们一家宠物医院，今年又多了两家。”

　　他的感觉是敏锐而正确的。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宠物医疗市场规模达到了2670亿元，其中宠物医院市场规模在2019年约202亿元，2023年预计达到376亿元。随着宠物数量的增加，未来宠物医疗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年均超过10%的增幅。

　　黄锐曾经是一名资深“猫奴”，不过如今的身份已经变成了一家猫舍的老板，他手下有3名员工，还有1个做直播和录制短视频的助手。

　　7月20日晚上，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前，黄锐刚刚将一只布偶猫从自己猫舍送上去东莞的顺风车。“养猫养了七八年，知道了一些门道，后来发现喜欢猫的人越来越多，才开始养猫和卖猫。”

　　黄锐是广东潮汕人，三年前他在广州番禺的一个城中村租了一层大概200平米的村屋。租在这里的理由很简单——“房租便宜。”

　　找黄锐买猫的一般是年轻白领。由于自己猫舍的猫价格比正规猫舍低出不少，很多人都愿意找他。最近黄锐还代理了一些猫粮和宠物零食品牌，白天带人看猫卖猫，晚上在抖音直播，试着卖些东西作为猫舍的补贴。

　　黄锐这两年花了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做猫舍，招人、配种两不含糊，但生意却越来越难做。“现在养猫的人确实很多，但新开的宠物店也不少。”与此同时，黄锐的成本也在不断提高，“我在城中村的房租每个月也就一两千块，但人力成本很高，一个打下手的月薪就要四五千，我每个月最少要卖10只猫才能回本。”

　　除此之外，竞争对手的增加也让黄锐措手不及，“最近的东北猫，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东北猫”是最近猫舍经营者们的常用术语，指的是东北沈阳等地近几年兴起宠物猫养殖潮后，布偶、金渐层等名贵猫种数量大增，直接导致当地猫咪价格下跌。而在近两年，由于宠物托运业务的兴起，“东北猫”的市场被拓展到全国其他地方。不过，“东北猫”的卖家往往都是个体，繁育技术并不专业，猫舍的卫生情况、宠物的健康也难以保证。

　　时代财经在抖音等平台看到，市场上一只品相尚可、售价在五六千元的布偶猫，在沈阳的露天猫市，两三千元就能买到。

　　黄锐也在考虑给相熟的东北猫舍充当中介和担保人，赚一点中间费用。“如果我这里没有客户想要的猫，我可以推荐其他猫舍的猫过去，只要能保证猫咪的健康，做中介应该比自己养猫更赚钱。”

　　黄锐希望猫舍的生意能越来越好，自己可以再开一间温暖有情调的猫咖。

　　家住广州天河区的张也在今年参加了一场此前从未经历过的宠物葬礼。

　　“晚上11点，我的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是猫去世了，需要火葬，地点在广州增城区的新塘，非常偏远，那天又下着大雨，她担心去完之后回不来。”

　　张也的朋友爱猫如命，养猫5年有余，即使平日里生活开支不小，但对猫咪的吃喝拉撒，花起钱来毫不含糊。前段时间，因为猫咪突发尿毒症，在救治无效后，这只猫告别了这个世界。

　　宠物医院的医生告诉张也的朋友，可以支付500元，留下猫咪遗体，等殡葬场的人处理；或者带走猫咪，在山里或者公园埋葬。但张也的朋友认为，5年多的陪伴，猫咪早已经是自己的家人，还是要给它一个体面的告别。

　　在医生帮忙联系好殡葬场后，张也一行人便驱车前往殡葬场。在这个5月初的深夜，他们要在这里火葬一只美短猫。

　　宠物猫狗的寿命大多在10-15年，如何体面地处理宠物的后事成为了一门生意。张也透露，这次火葬一共花费1100元，在她看来，这是一门赚钱的生意，“一个人一个炉子一个灵堂，这几乎是全部成本，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葬礼，收费上千元。”

　　而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盯上了宠物殡葬这块“蛋糕”。天眼查在2020年11月发布的《宠物行业企业数据报告》显示，我国已有1400家经营范围包含“宠物殡葬、宠物丧葬、动物无害化处理”业务的宠物殡葬相关企业。而一年前，这一数字还仅是200家。

作者 / 王煜

曾经的经体班学生，专项短跑，就体育特长生的问题来答一下

经体班是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集中班，主要是 A 类队队员（目前是男女篮 + 田径 + 射击，过去有一段时间是男篮 + 田径 + 射击 + 赛艇），这部分同学会被集中编班到经管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虽让我们名义上属于经管学院，但我们其实是处在校团委、体育部以及经管学院多重管辖下的，在我的印象里，校团委和体育部对我们的管理优先于经管学院。我们这个群体在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为校争光、塑造清华体育精神的使命，其中部分优秀的同学还承担着为国争光的任务。

下面说一下我们的入学方式，理解了这一层，可能就方便理解我们之间的 “差距”。

高水平运动员是我们主要的入学渠道，即在入学前一年参加清华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冬令营测试，获得高水平运动员认证后即可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一般分为两类：二本线和二本线 65%。

因为测试成绩基本都是一级运动员以上的水平，大多数考生都会拿到 65% 的降分优惠。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当地二本线是 500 分，那么你只需要考到 325 即可上清华。记得当年我高考的时候，理综选择题做完我就知道我分数差不多够了。

另外，如果测试成绩特别优秀，比如接近运动健将水平，考生还可以享受免试入学的优惠，类似于 “保送”，不过要参加另外的考试，过去这个考试是清华自己组织，现在是国家体育总局出题，具体考核标准我不太清楚，但不会很难，只要满足 “高中同等学力” 的标准即可。

叶诗文和柯洁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渠道，他们享受的是国家体育总局的 “优秀运动员免试就读高校” 的政策，这个要单拿出来说，不是高水平运动员的升学渠道。

所以，我们这个群体，以高考分数为标准来评价的话，差异性特别大，其中不乏高考成绩非常优异的， @Richard Xu 嘉神已经在回答中列举了好几位，比如胡凯高考 580+，11 级周文师兄 600+。

那位汽车系的男篮师兄叫吴添，他第一年没有获得高水平认证，第二年复读自己考上了清华，后来加入男篮打成了首发主力，自己 GPA 还经常拿全系第一，被我们奉为传奇。（他还可以打校运会的普通学生比赛，我听说他在的时候汽车系男篮连续两年冠军）

不过更多的是学习非常吃力的同学，除了他们自己对于学习的态度外，也因为基础实在是太差了。二本线 65% 的分数基本上只能去一个高职高专院校，而保送的那一批同学基本上从小到大都是在体育系统里成长的，训练占据了他们大多数时光，文化课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 “负担”。我曾经担任过好几年的经体班微积分的答疑老师，我发现对于这部分同学来说很多内容要从初中开始讲起，甚至是小学。

下面说一下我们的日常学习训练

我们的专业也算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叫工商管理。这是一个不需要太多理科素养的专业，我们的学习内容基本上掌握了高中数学知识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胜任。但很遗憾，教学的质量上参差不齐，部分同学觉得讲的很浅薄，部分同学又觉得难以理解，最后老师不得不找一个折中的方法来尽可能满足所有的同学，因此我们的课程比较通识，一般不会讲得很深。但这样一来，整体的学业上我们和经管普通的学生差距就变得很大了。

学校对于我们定位是：体育优秀，全面发展。体育优秀优先于全面发展，以田径队为例，我们之中出现过全国纪录保持者（滕海宁、李俊霖、游俊杰、王宇）、世界冠军（胡凯）、当年国内最好成绩（宫克威、江亨南）等国家队选手，2017 年全运会经过统计发现清华的学生运动员整体成绩优于全国二十多个省队。

运动成绩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们有一个运动训练课程，10 学分的必修课，极大影响我们的 GPA，第二是我们的评奖评优，以及推免研究生都和运动成绩直接挂钩。

训练比赛占据了我们主要的时间，每天下午三点我们会准点开始训练，在校期间几乎每天如此，假期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是专业队的训练模式，有的时候一天两练，像中长跑队他们还会去外地高原集训。到比赛的时候，我们就是几乎没有时间投入到学业中了。

因此在这个环境中，能做到学业优秀真的很难，但不是没有人做到，比如 2014 级的男篮队员王子宁，他的课程基本上是全优（百分制 95+），而且他选修了很多普通的学生课程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他是男篮主力大前锋，基本上场场首发，后来帮助清华获得了 cuba 总冠军。他因为很好地诠释了体育优秀、全面发展的精神，获得了经体班中历史上第一个特等奖学金。另外，之前说到过的周文学长，导师对他毕业论文的评价是几年也遇不到这样一篇优秀的本科论文，本人去拜读过，确实写得非常精彩。

经体班更多的是以体育代表队队员的身份和校内同学接触，我们也会参加到清华校内的学生活动中，不过这都有一个前提，不能影响训练比赛。整体上我们和经管的同学还是联系得不够多，虽然同属一个学院，但因为生活、学业（还有成长经历）太不一样了，平时见面也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但也有一些活动会给我们交流的机会，比如校运会前的训练我们去当教练，比如大家都关注的男女篮 cuba 学院同学也会成为拉拉队，也比如学院的学生节筹备我们会去帮忙。

关于我们未来的方向，部分体育优秀的同学会选择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方向深造并继续从事他们热爱的运动员事业，部分同学会和经管同学一样选择金融方向深造，还有选择心理、新闻、公共管理方向的，也有选择直接就业的，总的来看，也算是多元发展。

经体班同学的发展路径会被限制一些，毕竟降分到二本线 65% 甚至免试，理所应当我们应该遵循契约精神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也很开心因为我们的存在，清华的校园体育发展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了。

而且事实证明在清华，只要你努力，你也可以做到和那些状元们一样优秀。而且运动训练这个背景在某些时候会给你带来额外的加分。体育优秀，全面发展。前面四个字是作为经体班学生的基本要求，后面四个字是经体生们的努力方向。

总结一下，差距大么，一开始感觉还是挺大的，但路大家都是越走越散，慢慢也就觉得这些差距不过是人生选择的不同吧。

来源：知乎

名校外企背景的北京夫妇决心开一家小吃店 —— 妻子是金融行业的业务骨干，丈夫是北京一家外企的中国区负责人，却在小吃店经营上左右支绌，终于破产。

一个小吃店的败局里，夹杂着老板与店员的计较，透视着阶层观念差异。

01

我是北京一所 985 院校的硕士，毕业后进入一家金融机构任职，很快上升成为部门副手，属于典型的 “从象牙塔到金字塔”。我丈夫是北京本地人，一直在全球几大石油服务公司工作，经过几年打拼，现在是北京一家外企的中国区负责人。从外人看来，我和丈夫都是职场精英。

在京有房有车，没有贷款压力，婚后不到一年儿子出生，我们家节假日就是逛公园玩、逛商场、逛郊区，偶尔去外地出游玩。日子平静到 2015 年，我和丈夫冒出一个创业想法，想开一家小餐馆。

事情起因是朋友的一句赞美。一天，我做了一道家乡小吃招待朋友，她边吃边赞叹，玩笑说，要是在北京开一家这样的店，一定火。此后，这句话像猫爪子似的，反复挠着我的心。一直以来波澜不惊的生活，让我对拥有一家餐馆无比期待。自己做老板自己说了算，没有领导，没有甲方，只有朋友与欢笑，我穿着漂亮的衣服穿梭其间，与新朋故交把酒言欢，迎来送往，那该多有意思。这哪是餐馆，这就是我和丈夫的小型乌托邦。

说干就干，我和丈夫一拍即合，开始分头筹备起来。过往事业的成功，一直以来人生的顺风顺水，让我和爱人对开小餐馆这件小事特别有把握。毕竟，一个是混迹金融圈、整天分析国家经济金融形势的都市丽人，一个是大型外企具有专业权威的高管，攒一个小馆子还不是手到擒来？杀鸡焉用牛刀，何况还是两把金光闪闪的牛刀。

筹备期间，我与丈夫常常相视而笑，梦想甜美诚不欺我。人声鼎沸、八方好友齐聚、格调高雅的餐馆，仿佛已近在我俩的眼前。

02

餐馆计划经营的食物，叫 “米饺” 或 “饺子粑”，是一种南方传统小吃，也是我最爱的家乡小吃。饺子粑外形虽似饺子，工艺和口感却与饺子相差很大，且制作繁琐，稍有差池，味道就会大变。

2

图 | 餐馆主营的 “饺子粑”

开餐馆，第一步就得生产标准化，否则很难持续经营。为了研发产品，我和丈夫在家做起实验，一方面精准计算每个饺子粑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烹饪方法的突破，我们想着，不光要把店开起来，还要把这道家乡美味在京城推广。

搞实验那一阵，我和丈夫像大学时做化学实验和研究课题一样，精准计量，详细记录，反复调试。为了节省粮食，实验品成了我们家饭桌上的常客，一到周末就吃饺子粑，一家人吃得都快吐了。后来丈夫听到饺子粑三个字就皱眉，一直没缓过来。

接下来，就是选址、装修店面。我们将店面选在了居住的小区里，一者离家近方便利用业余时间打理，二者小区人口密集，年轻人和外地人多，想来不愁客源。我们盘了一个二手店，之前也是个小餐馆，由 80 多平米的两居室改装而成，价格倒不贵，跟对方商量的是 4000 块转让费，包括剩余租金和店里面的所有东西。

本着一种淳朴的信任，我们没有签纸质合同，当天给了前老板 3000 块，剩下 1000 约定待水电查清后再结算。查水费那天，因为对方迟到，我们没能查成。他信誓旦旦保证已缴清了所有水电费，明天有事不能来，让我们把剩下的 1000 先给他。我和丈夫没多想，就爽快给了。结果去物业查看时，发现他欠了 700 多块水费没有结清，再打电话，这个人就失联了。

万事开头难，不过这点坎坷我们没放在心上，我与丈夫依然对开店的前景志得意满。殊不知，接下来的事情更难。

03

墙上、地板上、灶台上、操作台上、菜板上，都粘着厚厚的油腻污垢，厨具大部分都黑乎乎的，抹布又黑又粘，发出一股馊味。我和丈夫捂着鼻子讨论装修方案，想着把它变成一个清新雅致且能与我们的审美相匹配的餐厅。

于是厨房改成了明厨，软装以青花瓷为主调风格，壁纸、餐具和吊灯全部统一风格。我彻底着魔了，像打扮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装饰着这个小店，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让它看起来清新文艺，甚至还咨询了设计师朋友。经过半个月没日没夜的投入，店面终于呈现出了令人满意的样子，我们给餐厅取名叫 “江南米香”（后来经常被误解为卖米的）。完工那天，我和丈夫驻足在店前欣赏着眼前的一切，像孩子一样满足地傻笑，默契地给了彼此一个拥抱。

3

图 | 店内的青花灯具

人手也同步在集结着。姑父姑母曾做过餐饮相关的小生意，虽然主要是包子和馒头，但似乎老家也没有别的好选择，刚大专毕业不久的表妹，也被我们以餐厅经理之职 “蒙骗” 过来，加上我和爱人，下班后能速速赶来帮忙，这家梦想中的餐厅终于开起来了。

开张前夕，我激动得睡不着觉，设想了种种火爆的场景，结果真到开业那天，除了几个朋友赏脸光顾，店内短暂出现了一片 “繁荣” 景象，其他时间都是冷冷清清。我心里开始埋怨起北京的政策，为什么不让放鞭炮，这要是在老家，噼里啪啦几挂鞭炮一放，怎么也能引来一群看热闹的。

可就那么几个朋友和零星客人，也让我们五个人手忙脚乱的，大概因为太紧张、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招呼客人，像个无头苍蝇来回乱撞做无用功。客人吃完后，我特想问他们感觉怎么样，特想听到一句 “不错，很好吃”，但常年坐办公室的我可抹不开脸，也开不了口，只好客客气气把人送到门外。

晚上闭店后，我爱人召集大家开总结会议，通报了当天的营业额 ——100 块。大家心里都有些失落，但并没有丧气，脸上还都挂着笑容，在这之前，我就听人家说，开饭馆前半年需要养人气。

当晚，我们还重新强调了每个人的分工，进一步优化了下服务流程，丈夫也恨不得把每个动作都标准化，他说只有标准化才能达到最高效率，俨然把这当成了一个公司团队在管理，不断强调他那一套大理念。大部分时候，只有我听得懂他在说啥，姑父姑母和表妹，经常听着听着，就憨态一笑。

04

很快我们意识到，可能选址是一大失误。饺子粑作为很小众的南方小吃，在我们这个北方人居多的小区，很难迅速推广开来。

老公据此提出两个导流方案，一是做免费促销活动，二是在小区以及周边写字楼发传单，但都收效甚微，我们把饺子粑五六个装一盒，送给路人，他们有时也不接，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有那么几个时刻，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发宣传单时，我就像做贼一样，生怕被人家发现，相比之下表妹就利索多了，她把传单卷成一个冰淇淋形状，快速插到门把手内。我老卷不好这个 “冰淇淋” 形状的大小，插在把手里的传单经常卡不住，溜下来掉到地上。

有一次，正当我捡起掉在地上的宣传单时，被刚下电梯的主人逮个正着，场面尴尬至极，我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所谓精英背景，某些时候不但没啥用处，反而制造了障碍。

辛辛苦苦折腾了一个多月，营业额仍少的可怜，一天几百块钱，只勉强够租金。姑父和姑妈脸上开始出现不悦，话也比开始少了。我和爱人很受挫，开始焦虑起来，这种焦虑不是无法承受经济上的亏损，而是骨子里的高傲和自信消退，说服不了我们接受眼前的现实。

经营分歧导致我和丈夫爆发了婚后第一架，吵得非常凶，我指责他把小餐馆当成公司来规范，太理想化了。他也不听。吵架第二天，姑父姑母借机提出回老家。我没有挽留，结算完工资后，请他们去看了场电影，吃了顿大餐，买了机票让他们回家。

05

餐馆一下走了两个核心成员，饺子粑是做不下去了。我和丈夫冷静下来，决定转变战略，把餐厅改成火锅店（主要是看小区另一家火锅店生意比较火）。我们仍然不怀疑自身的经营才能，想着一定是客观条件造成了发展困境，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我两个聪明才智，必定能把转型后的火锅店开好。

4

图 | 店内景象

通过网络招聘，我们招到了新主厨阿杜和助手小高。

阿杜是个有想法、有干劲、有能力的年轻人。在火锅店干了几年，技术扎实，经验丰富。为提高阿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我们提出底薪加提成方式计酬，提成的基础为每月净收益。阿杜觉得这种方式算得上是半自主创业，风险小有保障，收益也不错，于是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协议。

火锅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我平常就爱吃，尤其爱吃四川火锅。但它对我来说，又有点神秘，火锅食材摆盘都特别精致，后来亲眼见阿杜操作的时候，我有一种揭秘的快感，哇，原来这个腰花是这么拧的，这个菜是这么切的。

按照阿杜的建议，我们购置了十几个涮锅和酒精炉。头几天，阿杜干劲十足，跟老公一起琢磨菜单，推出了一些 “98 元、198 元” 之类的套餐，套餐内容都是经过他和老公详细计算过的，比如 98 元的套餐包含什么配置，每种肉几两等等。

以前，我真不知道一份火锅涮肉份量一般在 3 到 4 两之间，原来那看似满满一盘，才这么点斤两。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突然觉得自己成了餐饮行家，至少是金融圈里最懂火锅的，想到这一点，我还挺得意。

阿杜的到来，让我和老公看到了希望，我们心想，饺子粑小众卖不出去，我们认了，这回火锅总行了吧。

但一个多星期后的早上，阿杜突然没来上班，我担心他出事，不停地给他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直打了十几个后，才听到那端他懒洋洋的声音。我问他在哪，他说在自己的租房内，问为啥没来上班，他说，姐，对不起，我觉得你这生意太差，我不干了。

听完阿杜的话，那种强烈被耍、被全盘否定、被宣告失败的感觉，让我顿时火冒三丈，吼着对电话说：“阿杜，你这年轻人，咋这么没诚信呢，耍着玩是不是，我刚买完设备，你就撂摊子，能不能靠谱点？”。等我骂完，电话那头一阵沉默，随后传来一声微弱的 “对不起”。

又过了半个月，原本给阿杜当助理的小高也辞职走了，店里只剩下表妹一个人。

06

阿杜走后不久，本店迎来第三位师傅，姓吴，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有着浓重的地方口音，最拿手的是炒菜，也会弄火锅，于是我们店再次改革，变成了火锅和炒菜一应俱全的川菜馆。

经过前两次主厨辞职，我已经折腾得有些疲惫，开始对遥远的乌托邦乐园不存幻想。房子签了三年，现在还不到三月，就此收手，损失太大，只要能经营下去，开啥馆都行。只要我还是老板娘，穿不穿漂亮衣服、把不把酒言欢，不再那么重要了。

吴师傅是个老实而勤快的人，做菜手艺尚可。他此前一直在小川馆当厨师，炒菜的特点总结起来四个字：油多量大。大概川菜原本如此，但吴师傅的菜量真是不普通，他非常执念于此，一份盖浇饭的菜量跟一份正菜基本无异，他说一定要让客人吃饱吃好了才行。

菜品多了，加上东西太实惠（价格也是吴师傅主导定的），店里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到了正饭点，有时候座位都不够，我们增加了外卖，那时候美团和百度之类的平台刚兴起，我们还没有加入，所以都是自己送，仅限小区内，再远就兼顾不了了。

为了节约成本，店里员工只有吴师傅和表妹，我和丈夫休息时间去帮忙，洗菜、洗碗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每到周末，我们开着家用的 SUV 车去八里庄批发市场采购物料。

第一次进粮油批发市场，我问老板有没有金龙鱼食用油，因为我们家常吃这个牌子。老板给我们拿来一桶，我说我们要十几桶，能不能便宜点。老板随口问了句，要这么多油干嘛，我说我们是开饭馆的。听完这句话，老板噗嗤一笑，说妹子啊，你家饭馆是多高级的餐厅？用金龙鱼还能赚钱么？听完这句话，我和我爱人面面相觑，反问老板那应该用什么油？

老板拎起一个超大的油壶，初看至少能装 10 公斤，外面什么标签都没有，指着它说，饭馆都买这个。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油桶，弱弱地问价格，发现不到金龙鱼的一半。老板说，这个油算不错的，很多人买更便宜的。

我第一反应是，更便宜的该不是地沟油吧。旋即赶紧摇摇头，买了老板推荐款。除了油以外，五花八门的调料，便宜得超出我想象的饮料，更是让我大开眼界。一方面谴责于自己不接地气，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涨了不少知识而感到高兴。同时，又因为自己变成了一个双面人而感到错乱和失落。我们原本还算高档的 SUV，变成了一个货车，后备箱里面载买了肉、菜、米面和调料，车里一股腥味，如果拉货后没时间洗车，就得上下班忍受一星期。

不仅是车，我人也成了一个 “油腻” 的人，头发、身上都是一股油烟味，手也变得越来越粗糙，敲键盘时我都无法直视自己的手。精神上，我感到自己也有些分裂。白天穿着套装坐在明净敞亮的办公室里写着高大上的报告，晚上却系上围裙成了服务员、洗碗工以及外卖员，忙忙碌碌到十二点。

丈夫更搞笑，前一分钟刚用英语跟外国老板汇报完工作，下一秒就拿着小本给客人点菜去了。

07

我和丈夫为餐馆付出越来越多。月底算账，除去房租、工资和水电杂费、原材料费，还是没有盈余。

店里生意繁忙，每天流水增长到了 1 千多块，可是吴师傅给的菜量太大了，不光满满一盘卖相不好看，一点不精致，另一方面也经常浪费，很多客人其实是吃不完的。吴师傅却非常执拗，任凭我们怎么说，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烹饪，他说东西一定要实惠，客人吃不完是客人的事，我们不能少人家的。

坦白来讲，作为一个学了 6 年财务的研究生，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控制一个小饭馆的成本，对这些日常进出用度一筹莫展。我和丈夫觉得应该有底线，不作假，不以次充好，食材总得新鲜，服务力求周到。可做到这些价格却卖不上去，因此没生意的时候赔，有生意的时候也赔。

餐馆艰难维持了一年，直到那天，突然来了几个自称街道办的人，告知说这是居民楼，不可以用明火做生意，让我们整改，后来又来了一次，我们才意识到，这个馆子是开不下去了。算了，放弃吧，太累了，我和丈夫彻底沮丧。我们所谓精英优越感，在这家小餐馆上被消磨殆尽。

看着这家苍蝇川菜馆，青花瓷碗里那厚厚的油层，如同理想融化了一般。第一次创业就这样在一地鸡毛中落幕。回想整整一年的折腾，竟有些庆幸结束。

来源：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

熬夜的本质，是一种心理补偿。

爱熬夜的人中，绝大多数人做的都不是自己真正热爱的工作，没有发挥天赋才华，走上天命之路。都在用身心灵暴力去换钱。

白天，你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没有任何乐趣和成就感可言。你过得不快乐，不满足，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所以，每天晚上，你必须通过刷手机、追剧、打游戏等奶头乐方式，释放掉负面情绪，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

你还没让自己快乐呢，怎么舍得睡觉?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你来说，白天的时间都是属于别人的，受他人支配的，你不喜欢，但你无能为力。所以晚上，你想补偿自己。

而黑夜，给了你无拘无束的，短暂的自由。

熬夜，还因为精神世界的贫瘠，匮乏，麻木，空虚，自卑等。

总之，身心灵越不平衡、越不健康的人，越容易熬夜。

而身体和心灵状态非常健康的人，上述问题统统不会有。比如，我一直都有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我从不熬夜，一般十点左右睡觉，很少超过十一点，有时甚至会提前到八九点，每天早上五六点会自然醒，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若你也有熬夜的习惯，希望你明白，熬夜只是表面现象，解决身心灵暴力问题才是本质和核心。

近日，河南中烟的一份招聘拟录用名单引发争议。在 “一线生产操作岗” 录取的 135 人中，不乏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毕业生，其中硕士学历共 41 人，高达录取总人数的 30%。

一直以来，烟草行业都颇有神秘意味。无论是薪酬待遇，还是工作性质，引起外界猜测的次数并不鲜见。当烟草迎上了当下的 “内卷潮”，这 135 位年轻人再度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主要争议点是，名校毕业生去卷烟厂所谓的 “一线操作岗”，是学历贬值？又或者是年轻人为了稳定、高薪愿意投身车间流水线？

每日人物联系了 3 名正在以及过去在卷烟厂一线工作的从业者。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试图呈现真实的卷烟厂车间的样貌，以及他们真实的选择与状态。有人在这里得到满足，找到了自我价值。有人在温水中挣扎十余年后，终于跳出。有人干脆 “接受平庸的自己”，选择与机器相伴。

他们为什么选择卷烟厂？卷烟厂是否满足了他们的初始之意？他们留下与离开又为了什么？

文 | 钟艺璇

编辑 | 楚明

运营 | 月弥

“温水煮青蛙，我一直在挣扎”

王通 东南地区某卷烟厂 工龄 11 年

我上个月刚从卷烟厂辞职，全家都反对，我父亲甚至气得几天吃不下饭。

这份工作，一直是我家里人对外侃侃而谈的话题之一。“我家小孩在烟草”，我的父亲常说这样一句话。我家人是有面子了，但我们这些在里头的人，待了几年，早就认清真实现状。

我 2010 年从东南沿海的一所大学毕业，热能与动力专业。一毕业就考上本省的一家卷烟厂，岗位是锅炉，属于动力部门。简单来说，这个工作需要通过操作按钮控制风压与温度，对我个人而言，没有任何难度。

上午 8 点上班，下午 4 点下班，两班倒。上班时间除去吃饭、上厕所以外，原则上不能离开设备，离开也需要找同事帮忙盯着。

我们这一批大学生一共 81 人，研究生 9 个。包括我在内的 20 个倒霉蛋，被分在工业系统，也就是你们认为的和机器打交道的工人，2 个研究生被留了下来。

进来的时候，我身边同事的文化水平基本是初中高中，因为卷烟厂老龄化严重，这些人年纪很大了。其实心理不平衡的不是我们，反倒是他们。大家都做着一样的工作，却同工不同酬，他们的工资比我们低 1/3 左右。

我干了 2 年锅炉，接下来去了商业系统，销售、采购都做过。网上传的 15 万年薪，不是只有一定真实性，它就是真的。2015 年左右，我到手就有 15 万年薪。我进去的第一年，月薪 3500 左右；第二年，5000；第三年，6000 多；第四年，8000 多。离职前，我到手年薪 25 万上下。烟草行业的确会比同类国企高一些，如果换算成公务员，烟草普通员工年薪，差不多对标税务局。

但这是我工作 11 年才有的工资，我相信我去其他行业，收入只高不低。我现在的新工作，做销售，收入就更高一些。

过去在卷烟厂的工作，不夸张地说，只要有一点点学习能力的人，都能胜任。

这么多年，我们招收了不少的研究生，这些研究生，除了极少数走学术方向，剩下的研究生都受不了，离职了，因为他们需要做大量打杂或者枯燥的工作。我所在的烟厂，研究生离职率，超过 90%。

但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来。一是这里稳定，来这里好几年不用担心换工作的问题。二是他们相信这里有上升空间。

▲ 中烟工业公司郑州卷烟厂生产线。图 / 视觉中国

可我在这里是煎熬啊，温水煮青蛙的感觉你懂吗？我一直在挣扎。这些年，我参加过司法考试，也考了 CPA，都没有通过。在没有任何技能的前提下，我真的很难跳出去。

你要说我喜欢什么工作，其实我喜欢做文案，会自学视频剪辑，喜欢和别人打交道，但我已经不是年轻大学生，没有任何竞争力。

我已经 33 岁了，或许会有人说这个岁数不该再冒风险。但我考虑过了，过去 11 年，我结婚买房生子的任务已经完成，小孩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我现在到了可以跳出来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也认为我有能力可以在新工作中获得成绩。

那份编制也算不上什么，有的人很看重，但我觉得没用。我工作后没几年，烟草的福利已经大打折扣，内部也查得很严格，但烟草的管理模式依旧停留在过去，我不愿意留在里头养老。

我身边的同事绝大多数都选择留在这里，一直待到退休，大家都无能为力。所以我的离开，也让他们炸锅了。

但我至今不后悔进卷烟厂，因为当时我根本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我这个专业如果在其他行业，在当时，一个月拿两千块就已经不错了。过去在烟厂的时候，我没有任何规划，一直就想着手头干着一份工作，一边考公务员，但我发现公务员工资也不高，而且我的确一直没考上。

不过这个想法到现在还没有放弃。还有 2 年，我可以再试试。

“我不担心机器会把我替代”

刘静 西南地区某卷烟厂 工龄 11 年

来到卷烟厂前，我已经考上了事业单位，有编制。

但我看好烟草这个行业，这里有企业编制，除了稳定以外，发展空间也大。

我所说的稳定，不是指工作稳定，而是行业稳定。从理论上说，这个行业不会倒，不会有大起大落的风险。在一个稳定的平台上，对个人的成长和培养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 烟草被许多人认为是 “稳定 + 福利待遇好” 的理想行业。图 / 视觉中国

大概是 11 年前，我们这一批人经过考试被招进卷烟厂，是大类招聘，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细化，没有明确岗位，只说卷烟厂需要多少人，限定了年龄和学历。我所在的这个厂当时招了三四十个人进来。

进来前我就被告知要去一线，但我抱着侥幸心理，我毕竟研究生毕业，还是国内一所知名政法类院校的王牌专业。随我进来的这一批人里，研究生 1/10 不到，我的理解是，烟厂只是对外宣称所有的新人下工厂，内部会根据专业或者个人水平再分配部门。毕竟我是一个文科生，我对文科生的定义还停留在后勤或者文字这些岗位。

但很快我发现我错了。所有新人必须去一线，还不能被替代。当时还不像现在，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年限，所有人都不知道要在一线待多久才能转岗。我心里难免有落差，但没有持续很久，因为我发现身边所有的同事都是高学历，这里的最低学历是本科。

我们有非常严格的岗前培训。我被安排到云南理论培训了 1 个月，从早学到晚，难度一点也不比高中或者大学的那些期末考试轻松，考试合格才能入职。中途也有人选择放弃了。但我感觉自己的学习状态还不错。

卷烟厂主要部门是制丝、卷包和动力，我被安排到制丝。进厂以后，每道工序都要进行 3 个月的实习，也就是实操，过关还不行，成绩良好以上才能上岗。上岗以后，会有工龄 10 年以上的师傅带着，实习至少半年以上，确保能够独立操作、考核完成后，才算正式上岗。

我先后待过微波松散、加料回潮、中央控制这些工序。对于新人而言，初上手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记得我在加料回潮工序学了 3 个月，考核都没有过关。师傅又带了我几个月，才考过了。加料回潮简单来说，就是给烟丝加湿。面对源源不断的烟丝，我需要控制参数。在什么时间点加湿，不同品种的烟分别加多少湿度，很考验工人的实操经验。

很多人说我们这份工作不需要高学历，我觉得不是。烟厂招聘研究生，并不是说这个岗位有多难，只有研究生能胜任，而是企业赋予了研究生更多的期待，高学历的人可能带来比这个岗位更多的东西。所以一个研究生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超越这个岗位的基础价值。

一个工人的归宿，有很多条路。我简单从两方面来说，如果你想走技术线，那你最后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技术骨干，要么走研发，要么做维护，要么做技术革新。现在公司以及行业给予的选拔机会也很多。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走技术这条路，选择还是很多的，就像我在一线工作 3 年多，之后逐渐转岗，现在是销售。

我为什么转岗，无非是发现我成不了一个技术骨干。我考过了初级工程师，但是越往上走我越吃力。这种吃力，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来源于知识构成以及思维方式局限。不过国企这样的大企业，它对待员工更加人性化，现在这份工作就挺适合我，不然我也不会留到至今。

我不知道为什么河南卷烟厂会上新闻，这根本不应该成为一个新闻。或许大家对一线的定义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但自动化、机械化、智能化绝对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对学历提高要求自然很正常。

我不认为这是学历贬值。但如果你仅仅满足一辈子操作机器的话，这肯定是贬值。我认为我们和机器是一种相互进步的关系，我不担心机器会把我替代，一个工种消失了，另一个工种又会诞生。

我还想纠正两个误解。第一是大家对一线的误解。所有属于工厂、属于车间的业务范畴，无论是设备、技术还是工艺，都叫做一线。一线并不只是流水线操作。一线是核心，同一级别里，肯定是保障一线的待遇，我刚刚转岗的时候，工资还没有之前高。

第二个是对烟厂轻松混日子就可以拿高薪的误解。我承认，十几年前，烟草行业也许算高薪，但我们的薪水已经很久没有变化了。目前我的收入水平和本地的公务员差不多，五险一金会比他们略高一些。工资会根据工厂效益而浮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方、或者品牌悠久的厂，工资会高一些，不能一概而论。我所在的厂效益一般，在全国算靠后。

负责任地说，我第一年跟着师傅做学徒的阶段，一年的工资到手也就不到 2 万块，每个月才几百块钱。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因为我到手的工资实在太低了，我不敢看，一直靠家里扶持。直到听同事说要发年终奖了，我赶紧跑去 ATM 机查询余额，结果看到这么点数字，辛辛苦苦一年我就挣这么点钱。我很失落，也很生气，走的时候甚至忘记退出页面，忘记拔卡，等我反应过来，钱和卡全没了。

当然，转正之后会好一些。但至于网上所说的一进卷烟厂年薪 15 万，也许每个厂的情况不一样，我只想说，我在一线 4 年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在我们这里，转行的人的确很少。但如果你要说是转型有困难，那么所有行业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你让一个写代码的做销售，他也未必做得来。

我觉得近几年，尤其是最近，存在一个倾向，就是年轻人流行丧了。我能理解大家要反对所谓的 “压榨”，但这绝对不能意味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无能的人。不能用无能来抵制。

▲ 图 / 韩剧《18 Again 》截图

不管你是研究生也好，博士生也罢，你到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都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你必须要放下那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如果你不能为公司或者行业创造价值，你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我才 25 岁，基本已和社会脱节”

何俊杰 中部地区某卷烟厂 工龄 2 年

只要不倒闭，我大概率会留在卷烟厂，一辈子。

我是 95 后，学的仪器仪表专业，前年进入卷烟厂，负责卷包。简单解释一下，卷包做烟，制丝做烟丝，动力提供配套电力、压力。因为设备原因，卷包最累。

我一个操作人员，在这上班没什么需要规划的。现在想出车间，能力和关系都要，身边一辈子待在车间的人多得很，我也大概率会是其中一员。

我不想去 “卷”，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不喜欢去和别人打太多交道。操作岗虽然累，但是不需要考虑操作以外的事情，而且我是本地人，有房，不用考虑太多。

来之前，我在施工单位待了 1 年多，工地没有想象的简单，要应付很多单位，要应酬，比较烦，我就考上卷烟厂离开了。卷包车间一共 5 个工序，我目前负责 2 个主工序，卷接和包装。卷接把烟丝做成烟支，包装则把烟支做成条包。

我是本科，这里也有硕士，只有博士可以不来车间。其实一线生产操作，是需要硕士这类高学历人才的，尤其传统工科机电学科出身的。因为厂里的设备不仅操作就行，买回来要调试、改造升级以及日常维修。这些东西要么有经验、要么有学历。你不可能指望那些刚毕业的人有这么多年的经验，只能要求有较高的学历。学历高的人，从概率上来说学习能力会好些，很多提质改造的东西需要高学历的人来做。

所以不要被带偏了，觉得流水线上只有操作岗。

收入的话，操作岗的确高一些，其他岗位就普通国企水平，和铁路差不多。我们工资高一些，是因为需要承担质量风险和安全风险。其实主要是质量，安全不乱来出不了事。凡是经手的香烟，每包烟是谁做的都查得到，就算去年的东西，今年投诉一样找得到人。

我没有接到过投诉，但同事有。被投诉了，基本上一两个月白干，需要下岗重新培训，有时候领导也要负连带责任。这里的下岗不是指离厂，而是指暂时从岗位下来接受培训。培训至少 1 个月，期间只能拿最低工资，最低多少不知道，但我同事有拿过 600 多元的情况。

我还有半年转正，现在一年收入 7 万元左右。转正了可能有十多万，基本已经到顶了，更别说制丝、动力这些辅助工序，十多万基本上是工人工资最高水平。

我们这每年还招大专，不过招得少。大专、本科生、研究生都做一样的工作，但是大专往其他方面走很难了。研究生在设备提质改造的时候会参与课题，还能有别的发展空间。例如我们现在的一些课题，需要在电脑上做仿真，很多大专需要重新学，但研究生以前操作过，他们的优势很大。

我没参与过这些课题，觉得很耗时间，一周 6 天班，本来空余时间就少，我下班有自己的事。其实参加课题就是一个调岗的思路，但是我当初报的就是这个操作岗，也没想过调岗。

因为进厂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们，只要不犯法就不会开除。未来几十年看，虽然烟草可能走下坡路，但还不至于完全倒闭。所以，厂子不倒闭的话，我大概率会待一辈子。

进了里头，待久了就出不去了。我学到的操作技能，放在社会上基本没什么用。我才 25 岁不到，基本就和社会脱节了。

其实流水线哪有不枯燥的呢，只不过我和大家都能忍。我认清了平庸的自己，也接受了平庸的自己，这里没什么自我提升可言。我知道，我们只是操作机器的人而已，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所以那些所谓的面子，办公室有，我们这些一线工人没有。

我愿意一辈子留在这里，毕竟外面我能找得到的工作，都没这钱多。我的对口专业，本省没有比较好的工作，传统制造业不景气也没得选。

但我和父母是经历过下岗潮的人，我们都在给自己留后路。我出生没多久，父母的厂子倒闭了。我爸妈先去广东打工，后来去了工地上赚钱，直到现在还没退休。我从小跟着他们在工地干活，那可比我现在车间上班累多了。

因为他们经历过，所以给我在经济上留了准备。我也在自学 CPA、摄影、炒股，笔译也学习过一段时间。其实我不出去玩，就是为了自己学东西。今年 8 月底我要参加 CPA 考试，第一年先试试手，顺利的话，再考初级经济师。

不过这些准备，是为了最坏情况打算的。我并不会辞职，没这个必要。

而且我一点都不羡慕其他人，因为我和外界接触少，我也根本不知道同龄人在做什么。

01

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沿海的一个小山村。直到 1991 年高考后，我才第一次走出县城，去青岛读大学，学的是应用物理专业。

4 年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力学、光学、理论物理等学科打交道。其实，除了少数可能从事高精尖的学霸，这些科目难以让普通人养家糊口。好在到了大三，系里零星开设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信号检测与转换等较为实用的课程。

大学毕业时，我原本有机会留在青岛，去一些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混日子。奈何当时目光短浅，接受不了这些企业开出的三四百元的标准档案工资，转而回到县城一家规模较大、做大型中央空调机组的乡镇企业 —— 因为工资可以开到六百多。

力学、电磁学、理论物理在这里用不上，得益于零星的电子电路知识，我被分到了电气自动化控制部门。部门的整体职责是负责空调机组的电气自动控制系统，研发用不着我，有高薪从上海的专业研究所聘请过来的工程师，负责画图纸、出元器件型号清单、编程序。我的职责与一批没读过大学的员工一样：售后服务，也就是去工地调试维修保养设备。

然而，一开始工作时，我就发现售后调试 —— 把乱七八糟的线接到正确的位置，保证它们别出险情，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 我也不一定会。没办法，必须从头开始学。

中央空调机组电气控制系统的核心元件，是 “可编程序控制器”，简称 PLC。在 90 年代初的大学里，还没有相关的课程。整套程序如何开始、结束以及实现各种功能，都是工程师在厂内编好的，调试人员没机会上手。偶尔现场遇到一些编程的细微改动，工程师远程指导就行。

熟悉套路后，这份工作倒是清闲，但明显对自身的职业发展益处不大。随后几年，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企业效益逐年下滑，工资优势也逐渐消耗殆尽。

2001 年前后，我回到青岛，进了一家民企，也是做机电一体化设备的，不过实力有限，大型设备做不了，只能做一些小型的机电设备 —— 小型设备不需要成熟的电气工程师，所以我来了。

没想到几个月后公司居然揽下一条全新的空调生产线。老板明白我还是 “半成品”，特地从南京聘请了一个老朋友负责电气设计，要我配合就成。

配合初期大家热情都挺高涨，老板的朋友也是隔三岔五就来一趟。不久，估计老板对朋友的 “意思” 没到位，渐渐就来得少了。老板当然明白个中缘故，冠冕堂皇地宣讲了一番 “公司长期利益” 后，顺水推舟把皮球踢给了我，之后再也不提从外部聘请工程师的事情。压力也是动力，我迅速成熟起来。

两年后，我又应聘进了青岛的一家意大利独资企业，主要是生产各种燃油燃气锅炉。我的岗位是电气工程师，职责是燃油燃气锅炉的电气控制系统设计。外国资本家节省成本的本事一点不比中国老板差 —— 整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负责电气。

从售前投标方案开始，我就得介入，然后绘出相应的电气图纸，列出所选用的元器件型号规格，联系外协厂家加工制作，编制控制程序。最后，还得参与或者远程指导现场调试维修。

岁月一下就溜走了好几年。在这几年间，我在青岛买了房，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当时想，这是一个从山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能打拼到的最高境界了。

02

2008 年，我 35 岁。

总部在英国的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决定在青岛建设新工厂，招聘机电设备工程师，要求从前期土建开始介入，一直到整个车间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并交付使用。我跳槽过去才知道，整个项目是要关闭一家欧洲的生产工厂，将所有的设备全部搬迁到青岛来。我要负责其中一个车间，还需要去欧洲现场完成一些工作。

在这之前，作为售后服务技术员，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但从来没踏出过国门。当然，生活里有各种焦虑时，比如孩子教育、空气污染，我也听别人谈起过国外的种种利好，但也仅限于听听而已。出国？移民？那都是别人家的事情。忽然这一天，出国的机会居然来到了我跟前，而且不用自己花钱，不是去非洲、东南亚，不是去伊拉克、阿富汗，是去欧洲发达国家，

真的像做梦！

踏上欧洲土地，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 原来我们小时候的蓝天白云并没有消失；原来并不是只有狂按喇叭才能勉强通行；原来并不一定非得焦虑浮躁才能过完一天…… 原来，生活可以这个样子！

回到国内，我免不了会跟朋友聊起国外的事情。聊的次数多了，戏谑的话语就形成了空想：“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移民啊！” 闲暇时做了些功课，发现空想并不是幻想 —— 以我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工作经验，申请技术移民可能性非常大。

请示了一下专业英语八级的媳妇儿，当场热血沸腾：“好！好！好！”

问问 3 岁的闺女：“带你去国外吧？”

答曰：“我不去，我又不会英语。”

小孩子的话是不能影响大局的，道理说给她也不会明白的。我只能在心里合计：等你见识到了压根儿不知作业为何物的外国学校时，你就会知道老子的良苦用心了。

多方打听后，我重新联系上已经移民到加拿大的大学同学，反馈是：“你这水平来加拿大，一点儿问题没有，来吧！”

彼时加拿大接受境外申请，试试呗，啥也不耽误。我担心中介有坑，没找他们，自己大体上能看懂加拿大官方网站上的要求，结合一些移民论坛里真真假假的经验，摸着石头一步一步走。经过了大半年的准备，在 2008 年 11 月中旬，我凑齐了自认为比较完美的资料，按照加拿大官方要求的地址，邮寄了出去。邮寄之前，还按要求电汇了申请费。

然而到了 11 月底，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就发生了变动，我的职业被排除在了 “紧缺职业列表” 之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既没收到加拿大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的信息，也没收到明确说明被拒签的信息。我的材料和电汇出去的钱，就好像石头掉进了大海。

移民是需要语言成绩的，那时候加拿大不要求一开始就提交语言能力证明材料，可以在补材料时候提交，通行的标准是雅思 6.5 分以上。雅思考试成绩有效期两年，不参加考试，怕到时候来不及，参加考试，又怕考过了在成绩有效期内收不到加拿大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的信息。在焦虑地等消息期间，我不是在考雅思，就是在准备考雅思。

一直到 2011 年的年底的时候，我才收到了加拿大移民局退回来的申请材料，正式宣告移民加拿大的企图失败。

时至今日，我也没收到声称会退的申请费。

2012 年，公司的整体搬迁项目进入了尾声。因为公司的产品是乳胶类产品，一旦设备投入了生产，我们这一群机电设备工程师就有了尾大不掉的意思。

此时，比我早两三年申请加拿大技术移民的一个女同事成功了，她来辞职时笑靥如花，这又刺激了我一下：还是得再努力一把呀！加拿大不行了，可以把目光转向南半球。当然，欧洲一些小国家，时不时爆出个买房子就可以移民的消息，可是语言不通，去了没法生活。英国倒是讲英语，可是日暮黄昏的日不落帝国自恃清高，没有让我明确可及的移民政策。

研究南半球许久，目标锁定新西兰。以我的年龄，申请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难度太大，雅思成绩就高出半分。39 岁了，最好选一个稍微有把握的。新西兰移民局比加拿大灵活，可以在网上申请。无论接不接受，几周就会有消息，痛快干脆。而且，初审通过后，整个的审理过程，也不过 6 个月。

我登陆新西兰移民局官方网站，按照它 EOI 系统（Expression Of Interest，表达意向，也称 “入池”）的要求，一步一步填入自己的实际情况，顺利达到了分数要求，两周后自动入选。我忍不住窃喜了一下，以为这事儿就这么成了。然而，我认为我的工作经验可以加分，可移民官却不这么认为，对方不久就发来了婉拒的邮件，在拒签的同时委婉地表示：申请费收下了。

不过，移民官的邮件还留下了余地：如果有新西兰雇主愿意为你担保，给你出具雇佣证明，你的这次申请还可以有效。

为此，我赶紧越洋发简历。我的工作经历、技术水平吸引了好几家新西兰公司的青睐，可是一到关键点，他们口风就转向一致：欢迎你登陆新西兰以后跟我们联系。

怎么登陆？他们不说。

事情论证到最后是这样 —— 当时 35 岁以上的人要移民新西兰，只有一条路：申请学生签。待毕业后（至少是就读于学时 1 年以上的本科院校），可以申请工作签，其后才能合法工作，进而才能谈到雇主担保事宜，拿到新西兰的居留签证。

这意味着，我要么立马辞职去读书，要么放弃移民。

那时候我还是远远低估了移民路上的荆棘坎坷，一门心思地认定了眼前的生活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 我不是机关事业单位编制，也不是国有企业工程师，只是个外资企业目前还有用的工程师而已，还能有用几天？一旦移民成功，那曾经见过的和传说中的各种好，就可以握在手中了。即便到头来还是被拒签，也损失不了什么，换家公司做回从前就是。

辞职吧。

03

以我国内的本科学历申请新西兰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一点问题没有。尽管我当时没有语言成绩（我在国内考过几次雅思，都没考过 6.5。不过就算考过也没用，读书跟移民需要的雅思成绩种类不一样），但还是顺利拿到了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通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奥克兰理工大学附属的语言学校的入学通知书，立即有效（后来我知道，所有的语言学校，通俗地说，都是随到随学）；第二部分是专业课的通知书，只有语言学校顺利毕业（或者考出 6.5 分的雅思成绩），它才生效，这种通知书有个名称叫：condition offer。

有了通知书，就可以申请签证了。

新西兰并没有申请学生签证的年龄限制，但是，意料之中，签证官对我的出国动机表示了怀疑 —— 尽管怀疑，也没有拒签，而是 “打个折扣地” 批准了，批了我一个限制性的学生签证，有效期只有几个月。这意味着，读完语言学校，我需要重新申请学生签证。

这也拉开了我与新西兰移民局打交道的序幕。前前后后，我一共申请了七八次各类签证。每申请一次，就得交一次申请费。最便宜的学生签也得 1500 元人民币左右，最贵的移民签收了 1 万多人民币。我很怀疑，某些时候新西兰移民局是不是有意为之，目的是创收。

2012 年 9 月 18 号，我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出国，登陆新西兰奥克兰。

走之前跟各路朋友聚了一下，被喷得几乎生无可恋：老家的朋友说我不顾父母感受 —— 留着面子没说我不报效国家；以前的同事说我不务正业 —— 公司要上新项目了，不辞职的话，我还是大拿。

此时，闺女已经上小学了，移民还没眉目。因为双方老人都不方便来青岛帮忙照看，媳妇儿只好全职在家带娃。第一次登陆新西兰不可能全家一起出动，我一走，家里就她们娘俩儿了。我必须得尽快把专业课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变成无条件的，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快参加雅思考试并且考过。

入境后，我第一时间就去奥克兰的雅思考点报了名，然后在指定的日期参加了考试。因为雅思考试全球同步，所以这里的考试与国内一早开考不同，是在下午开考，口语抢在了第二天。

经过数日的等待，我拿到了本次考试的成绩，先是有些吃惊，继而心里凉了半截 —— 我最没把握的口语居然一考而过，我最有把握的听力居然差了半分。半分，也就是一个选择题的差距。要是在国内，估计这又是白费了，可是这次听过来人说，可以拿两次的雅思成绩到系里去申请试试，碰碰运气。

这次我碰了好运。我拿着这一次的雅思成绩单，和国内一次听力合格的雅思成绩单，换来了专业课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老师高抬贵手，还是疏忽 —— 我国内的雅思成绩，是移民类别的。

拿到通知书的我信心爆棚，改签机票，回到了青岛。回到家我就撺掇媳妇儿：“别找工作了，申请陪读签证，跟我一起拥抱新西兰吧。”

媳妇儿蠢蠢欲动，然而还是回绝了：“我才不跟你去坐吃山空呢。”

专业课在 2013 年 2 月份开学。

那之前我除了再次申请学生签证，别无他事。申请学生签证只是走形式，交钱而已 —— 外国人非常重信誉，我在初次登陆新西兰的过程中，既没有像被怀疑的那样打黑工，也没有逾期不离境，而是迅速地为新西兰经济做了贡献，然后迅速地离开了，这无疑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重新回到新西兰进入专业课程学习，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离开校园 18 年了，很难让 40 岁的自己迅速回到 20 岁的状态。从小到大，我接受的都是纯中国式教育，老师教一就是一，教二就是二，老师没教三，不会，而眼下，一下子撞进了纯外国式的教育，老师们不会面面俱到、反复强调，而是能不讲的一概省略，坐等学生带着问题上门求教 —— 问题是，我连问题还都提不出来。语言也是个障碍，连蒙带求人地绕过了雅思关，以为捡了个便宜，可真到专业课堂了才明白，蒙过了雅思，不等于能搞明白专业课老师在讲什么。

第一学期结束时，我还没有完全搞明白要求的课程作业需要怎么去完成，进而收到学校发来的警告邮件，大概意思是：我在第一学期项目课上的表现比较差，这可能会导致我难以毕业，为此，请在第二学期加倍努力。

“项目课” 是一门贯穿两个学期的实践与理论结合课程，要求学生在一个学年里首先制作出一个 “产品”，然后写出相关的项目报告，最终还要集中展出。这门课 45 学分，占总分（120 分）的 1/3 还多。第一学期，我没太把这门课当回事，相比我在以往工作过程中完成的各种项目来说，它实在很小儿科，就想着第二学期再说，因此很少出现在实验室，也很少去找导师。

收到邮件时，我愣住了，又担心又惭愧 —— 自己一个在世界 500 强企业里负责过整个车间搬迁项目的高级工程师，难道要在新西兰大学课堂上翻船？

第二学期，我整天都战战兢兢的。真有问题当然得去找导师，没有问题也得找个问题在老师跟前露个脸，有事没事都得去实验室转一圈。实验室有专门的技术老师协助指导学生项目制作，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水平不如以前我手下的技术员。可是时空改变了，在这里我就得恭恭敬敬聆听人家 “指导”—— 我想，我收到的警告邮件应该有他们的 “贡献”，当然，我既不敢问也不敢分辨。

忙忙活活走到学期终了，苦心人，天没负，我如愿拿到 45 学分，当然是以及格线通过的 —— 警告之后，再好的成果也只能被划入及格。

及格就及格吧，通过了就表示我顺利毕业，可以申请新西兰工作签证了。

04

在本土大学本科毕业以后，申请新西兰工作签证（OPEN VISA）的拒签率基本为零。想象中从此就该一帆风顺了 —— 凭着新西兰紧缺行业 18 年的工作经验，凭着新西兰合法的工作签证，找一份相关的技术工作，申请新西兰的技术移民。

跟国内类似，新西兰的大型企业也会到大学开推介招聘会，我很积极地递交了求职信，均石沉大海。后来听说，这种大型本土企业根本不理会担保移民这一套。

我投给猎头的简历倒是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反馈，紧接着就安排了面试。从面试环境看，公司类似国内那种暴发户式的民营企业。没等到第二天，猎头就转述了公司的意见：不合适。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里，英语就基本上是工作语言，我在其中工作了近 10 年，又专门读过新西兰的语言学校，考过了雅思，在纯英语的授课环境中学习了 1 年。可现在公司认为不合适的理由，竟然还是语言能力不够。

那之后，我又接二连三又收到了一些被拒绝的理由：没有本地工作经验、没有新西兰电工上岗资格证、年龄偏大…… 最奇葩理由是：你以前使用的都是日本品牌 PLC，我们公司主要使用欧洲品牌 PLC。这相当于说，你会开日本车，不会开欧洲车，所以不合适。

隐藏在背后的种族歧视若隐若现，刺得人心疼。

于是，我想着试试华人公司吧，做生产的企业也不少。前期投简历、电话沟通、约定面试都比较顺利，见到负责人面谈时候也不存在语言障碍。负责人也明确表示，公司确实可以提供担保，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负责人开出的条件：新西兰法定最低工资。然后，从上班开始扣押部分工资，顺利干满 3 年才返还。而且，至少先工作半年以后才能开始担保。

我不知道假如我当时接受这些条件，一直干下去会怎么样。那时我觉得这些条件太过苛刻，于是提出了比最低工资高一半的待遇要求 —— 我觉得，按照我的技术水平应该可以得到。可是老板不觉得，只好擦肩而过。

我的简历后来还被拿在了加油站、零售店之类的老板手上。老板们一边浏览我的简历一边感叹：“不错！人才啊，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怎么合作？”

“你到我这里上班，我帮你打税，帮你提供移民局需要的各种证明文件。你除了定期把税转给我以外，另外一次性支付我 3 万纽刀。”

我从事了 18 年工程师工作的大脑，忽然自觉脑洞实在太小。

2014 年都到了下半年了，我在奥克兰的工作还没有头绪，移民更是无从谈起。无可奈何之下，跟媳妇儿摊牌：“要不咱放弃吧？”

不是亲自实干的人，总以为凡事手到擒来：“花了 30 万学费（这还仅仅是学费，还不算那些杂七杂八的申请费、考试费、交通费等等）你现在要放弃？开什么国际玩笑！”

退而求其次，跟闺女寻求些支援：“爸爸不带你出国了，好不好？”

“不好，我要去新西兰！”

“为什么呀？”

“老师布置了太多作业……”

防患于我先斩后奏，老婆很快给闺女办理了休学，一纸机票飞来了奥克兰。

我的工作签证还在有效期内，所以她们可以申请工作签和学生签。入境第三天，只凭着一封带着地址的信和学生签证，闺女就进了附近的学校。进学校第二天回来就跟我说：“爸爸，我再也不回中国的学校了。”

“嗯？你会英语了吗？”

“虽然现在还不太会，但是我很快就能学会的。”

孩子果然很快就完全适应了英语教学环境，奈何移民还是没有头绪。这意味着顶多半年以后，我们就得打道回府。一家三口蜗居在租住的公寓里，我忍不住怀念起青岛小房子里以往被忽视掉的各种好。

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我也琢磨：万一工作签证到期了以后还没有公司担保，怎么办？难道还得继续申请学生签证继续读书吗？学费从哪来？

不知道。

老婆从一入境开始就加入了找工作行列，两个人有一个能突围就解决大问题了。只不过我这工程师不行，国内英语八级基础上又磨炼了十几年的专业英语人才也没好到哪里去。工作有的是：零售店员、加油站前台、饭店服务员、按摩店技师（正规中国按摩店，几乎跟中餐馆一样流行）等等，可是想让老板担保移民，难！难！难！

而且这些地方，其实大部分也根本没有担保资格。

山重水复之时，终于见一丝柳暗花明。

2014 年 9 月底，我收到了一家牛奶灌装公司的工作邀请。公司不在奥克兰，在 5 个小时车程之外的霍尔湾。工作岗位既不是电气工程师，也不是电气技术员，是灌装机操作工。灌装机是从中国进口来的，老板不在乎语言，不在乎本地工作经验，只在乎是不是能把中国产的牛奶灌装机操作好，这个我在行。

我必须得去了，可是孩子不能跟着。折腾到现在，唯一没偏离初衷的，就是孩子的教育。离开奥克兰的教育环境，到偏远地区的学校就读，还不如留在青岛的学校呢！

于是，在奥克兰汇合没多久，我们又开始了分离生活。

经过了 4 年大学本科，18 年电气项目工程师，1 年多新西兰国立大学研究生教育之后，我在离奥克兰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从事了这样的工作：日常无固定工作时间，无论多晚，灌装完毕下班；定期参与设备拆卸维护，不分技术工作体力工作，必须参与；按需要提出设备改进计划，并给出图纸，编制调试程序，无额外工资。工作地点是充满了噪声弥漫着消毒液的车间。

身体受损，少活几年的事情已经顾不得了，只要公司出具担保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洋老板倒是比较配合。虽然起初只是签了份临时合同，但是 1 个月以后就同意换成了移民局认可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这意味着，我可以正式递交移民申请了。

因为找工作签证的有效期剩下的时间不足以完成移民申请，我不得不又申请了另一种雇主担保的工作签证，再次给移民局贡献了若干申请费。

移民局有不少默认的潜规则，其中之一是中国的申请人一般会分到印度裔申请官那里。反过来，印度的申请人通常由华裔申请官处理。我暗暗期盼自己成为例外，自己人毕竟好办事，可到底还是掉入了潜规则。移民官首先又质疑了我的语言能力，要求我提供有效的雅思成绩，我一边晕头转向地在车间劳作，一边搜肠刮肚酝酿给她的解释：我有正规的 1 年以上本地学历，现在又在正规的本地公司内工作，按照规定，这不需要雅思成绩。

移民官也怕投诉，不提了。跟着又质疑我的配偶关系，真是又挑战了我的脑洞啊 —— 我有经过中国公证处公证过、经过新西兰太平绅士签过字的结婚证，有持有正规中国护照、正规新西兰学生签证、在奥克兰上着学的孩子，就因为我们暂时没在一起，就是弄虚作假？

不搭理她肯定坏事，只好紧急搜集紧急拍摄一些照片奉上。

2015 年 5 月 8 号，我们一家三口拿到了新西兰的居留签证。签证不是卡，更不是传说中绿色的卡，只是一页纸而已。

那一年，我 42 岁了。5 月 9 号，我辞职，月底回到了奥克兰，准备拥抱全新的生活。

05

我自信满满，以为既然申请到了新西兰的居留签证，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获得跟在国内时候类似的工作了。因了这份自信，我首先安排了一次回国，潜意识大概是想嘚瑟一下。

嘚瑟当然就要大肆鼓吹各种好处，没想到跟谁提，谁都不愿意听我说。

跟父母说，迎头遭到母亲一顿痛骂：“用到你的时候你跑去天边。”

跟老家的朋友说，朋友一脸嫌弃：“一个蛮荒小岛，有什么意思。”

跟以前的同事说，同事转移话题：“下个月我要去英国培训了，新西兰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吧？”

从那时候起到现在，我在国内闭口不提新西兰，提也往坏里描述。

从国内返回奥克兰后，我就开始四处发简历，满心以为不用多久就会有若干公司打电话要求面试，之后发来工作邀请。可是，越发简历心越慌，我就像被列入了黑名单的人一样，要么收不到任何信息，要么就是收到了非常客气、千篇一律的婉拒邮件。偶有电话来，简单沟通以后，接着就再无音讯。

翻看本地论坛的帖子，发现跟我同样境遇的人大有人在，一句牢骚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没上岸盼着上岸，上岸了才发现，还是没什么好工作。”“上岸” 是通行于中国人中，对拿到居留签证的称呼。

我自己不断地反思这些事情，间或也跟有限的几个朋友聊起可能的原因。担保签证肯定不是问题了，剩下的无非就是：工作经验、年龄、电工资格证。我是有了一些本地的工作经历了，然而工作经历仅仅只是 “操作工” 而已，离电气 PLC 工程师差得好远。老板们看重的本地工程师的工作经验，我还是没有。

42 岁的年龄也许可以说还是好时候，但任何一家公司招聘这个年龄的员工，肯定是希望人来了马上就能独当一面。而一个根本没有本地电气工程师工作经验的人，是不足以让人信任的。还有电工资格证 —— 新西兰很多行业都非常严格地讲究持证上岗，存在着各种风险的电气行业更是不能例外，老板宁肯停工，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出点问题，就是关门的后果。

新西兰的电工资格证可不是像国内那样，简单到甚至交上钱就可以拿到。首先得上学培训，其后得先从事学徒工作，前前后后至少得 3 年才能获得具有独立操作资格的电工资格证。学徒就是我干活，持证人签字。我可以很自信地说，签字的人，没有我技术水平高。

走投无路，从头开始学电工证吧。

跟朋友聊起这想法的时候，朋友的一句话无意中开启了另一种思路：在这里花那么长时间学电工证，你还不如回国内 XX 技校学开挖掘机呢。新西兰奇缺修路工人，不但工资高，而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 没有夜间施工，正点上下班；周末休息，公共假日休息；而且，下雨刮风也休息。新西兰的冬天可是十日九风雨呢。

这么一说我才知道，XX 技校居然在国外的我们这些人中提及率很高！整体考量一下，回国内，不一定学开挖掘机，可以考虑手机电脑维修呀、车载 GPS 倒车雷达安装更换呀，以我的专业基础，学这些用不了太长时间。

2015 年春节期间，我在青岛参加了某技校的汽车电器培训班，历时 3 个月。

如果可以自己当老板，没有人愿意给别人打工。从事电气技术工作出身的我，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老板的大心脏。可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好歹也得尝试一下。2016 年春节过后，我回到新西兰，别无他法，尝试着自己联系帮别人安装更换车载电器产品。车载电器都是 12V 直流电的，没有生命危险，不需要电工证。

半年下来，差点饿死。

本地有很多年一直从事这一行的专业公司，进货、报关、安装售后，一条龙服务，各种汽车电器产品随时有货随时安装。本地网上论坛里常年布满了 “专业汽车电器更换、维修、维护” 的各种广告帖子，开出的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我要从这分一块蛋糕糊口，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期间，尽管我媳妇儿没断了找工作，但也都是没有下文。反正也得开车接送孩子上学，干脆干起了机场接送，说白了就是黑出租。

“被警察逮着怎么办？被人家持牌司机投诉怎么办？”

“那我就做个刁民！” 跟我时不时就后悔一回不一样，这位女司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不会后悔的，至少我出来见识过！”

1

登陆新西兰，女儿入学的第一天（作者供图）

生活再坎坷也得照顾孩子的教育。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搬来了奥克兰北岸地区，在口碑比较好的学校旁边落了脚 —— 新西兰各类中学的入学条件，只要求租住附近即可。

既然没有条件、没有能力独自创业，只能继续寄希望于给别人打工。可能是得益于那 3 个月的汽车电器培训经历，我被奥克兰北岸一家房车制造公司相中了。职位是 ASSEMBLER（安装工人）。

2016 年 9 月份，我入职。工作任务是在生产线上负责房车里里外外各种电器的安装接线。工作时间是早晨 7 点到下午 5 点半，周五到下午 3 点。如果在国内，我是怎么也不可能去应聘这种职位的。可是，几年来的经历，彻底消磨掉了我处处跟国内曾经的生活相比的勇气。

我的师傅是一个欧洲白人，没出三天，我就从他嘴里学会了外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骂人词汇，还有他的口头禅：“我早就不想干了！” 半说话半比划外加文字的沟通过程中，这位老兄告诉我，他来自马其顿，在欧洲也是有几十号手下的老板，来到新西兰居然从事了他以前的手下都不干的工作 —— 难怪这老兄动不动就开骂。

跟他不一样，我觉得这份工作还挺优越：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一刻钟的休息，不扣工资；每天中午，有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老板是本地人，温文尔雅，循规蹈矩，严格遵守新西兰本地的劳工法规，不必担心会像华人老板那样动不动克扣薪水。

自打我在新西兰谋生以来，无论是面试过的还是曾经干过的工作，无一例外，全部只给予新西兰法定最低工资 ——2016 年是 15.25 纽币 / 小时（新西兰是论时薪）。而在这家房车公司，我第一次脱离了最低工薪阶层，入职工资就比最低工资高了 3 块钱。

2018 年上半年，看看工作比较稳定，可以负担房贷了，东挪西凑了首付，在奥克兰北岸买下了自己的房子。新西兰自然灾害比较多，常住居民很少住高楼大厦，习惯住平地上的房子。与中国农村不同，他们习惯把房子建在一片地的中央，然后把整片地用篱笆围起来，我们的房子也是这样。房子不靠马路，只要回到家，就远离了尘世喧嚣。房子外围，有草坪，有青菜，有果树，有鲜花。在篱笆下弯腰摘一片花瓣，抬头就看到远处的青山。不上班的早晨，唤醒我的，只有鸟叫声。

邻居们有本地人，有韩国人，但没有中国人。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但也鲜有往来。

2

窗外的小鸟（作者供图）

06

我在房车公司做安装工人的日子，渐渐就数进了第 4 个年头。

最如鱼得水的就是闺女了。她已经从小学进入了高中，改变的是年级，不变的是作息 —— 所有中学早晨 8 点半上课，下午 3 点放学。高中阶段，周三 9 点半上课，还是 3 点放学。作业方面，小学没有，初中象征性地开始布置，高中算是正式有作业，那跟国内也没法比。老子以为大好光阴该学些中国文化，已进入叛逆期的丫头一句话就把我怼住：“我又不在中国，学什么中文！”

出国以前已经是 “副总” 级别的老婆，辗转三四年，混了个 “家政服务员” 的正式工作 —— 供职于政府出钱的机构，开着车东跑西窜上门去给老年人、残疾人服务。我觉得甚是委屈，本尊倒是不太在乎：“挺好，可以赚纽币！”

我自己清楚，不可能再干安装工人干到退休，就算思想愿意，每天 9 个小时的体力工作也早晚会让身体受不了的。可是我又无力挣脱，孩子渐渐长大了，不再非要我照顾，有时候也想：要不，回国内去工作吧，不管怎么说，至少身体能承受得住。

可现实很打脸：这几年工业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而我离它们越来越远。

我又想，朋友就是致富门路，回国去跟原来的同事混呗，几年下来，他们肯定为官一方了。最先想到那个曾经去英国培训的同事，未敢唐突，先侧面了解一下，结果是：这朋友先是离开了公司，后来又二进宫回到了公司，现在的上司是原来其他部门的年轻小孩升职过来的，动辄就被训得哑口无言，却已不能拍屁股走人。

可想而知，我回去会是什么情况，肯定还不如这朋友。

3

2020 年初在车间（作者供图）

2020 年，百年不遇的特大疫情席卷了全球。新西兰有着得天独厚的防疫地理优势，政府在 3 月底果断 “封国”，除了必备的超市、药店之类以外，全部学校停止开放，全部工厂停产隔离。

病毒没对民众生命安全造成太大威胁，可经济就难逃浩劫了。我们公司的高层在居家隔离期间频频开会，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唯有重组，重组也就是裁员。

实事求是地说，入职三四年以来，我的工作一直是备受好评的。按照工作业绩来评估的话，裁员是裁不到我的。可是，这不是在中国，这是在新西兰。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司在面临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不得不考虑政府的意思。而政府的意思，当然优先保证本地人的利益。

意料之中，我失去了工作机会。如果只是我个人，也许我还会和老板谈谈，可这是一半以上的员工同时被裁，我谈不谈，也没什么意义了。

半年过去，事情好像也没有一开始预料的那么糟，时不时传来的消息显示，公司的业务并没有萎缩多少，不少房车还被新西兰政府拿去做了隔离设施。我预感会有这么一天，却也并不太盼望，但这一天还是来了：公司打来了让我重新回去上班的电话。

我犹豫了犹豫，放弃了。

转天就接到了欧洲老兄的电话：“我要回去上班了。” 我想告诉他前几天的公司电话，顿了顿还是不说了 —— 公司原来就不需要那么多电器安装工人，经过疫情这么一折腾，显然趁机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我要是答应回去，就没欧洲老兄什么事儿了。

未来怎么样？不明朗。

新西兰政府的失业救济金再有几个月就领完了，老婆那时而长时而短的工作时间保证不了稳定的收入，国内的猎头时不时地发来几个招聘的信息，初步接触之后都没有了回音。在这个国内同龄人都已经稳稳当当的中年时代，我又一次站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如果时光倒流，一切可以重来一次，我还会不会选择抛弃稳定的工程师生涯、走上始终跌跌撞撞的移民道路呢？

此问终究无可答，只是当时已惘然。

后记

转眼就是 2021 年下半年了。

经过了无数次锲而不舍的申请，媳妇儿终于成为了新西兰翻译协会的正式会员。这 “护身符” 很是管用，接二连三就签约了几家翻译公司，能正儿八经地居家工作了 —— 电话翻译，聊着天儿就把钱赚下来了。

已进入高三的闺女完全适应了高中的生活，各门功课都是优秀，两年后不用经受高考就至少可以进入新西兰的顶级大学深造，是否去其他国家得看将来的情形了（新西兰初中两年、高中五年，然后不用高考，凭平时的成绩申请大学即可）。

数我最不给力，依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人生不都是起起伏伏的嘛！焉知蛰伏过后，不是另一次涅槃？

来源：在人间

我们将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这实在是人生中最难回答的问题，那意味着我们要如何认识自己。说到底，不是学识、性情、成败输赢，而是 “选择” 定义了 “我是谁”。有时 “选择” 是随波逐流，是生活重压下的身不由己，有时就代表着放弃，仅仅是认输的表现。但人生中总有些真诚的向往，总有些不甘之心，生活愈是动荡愈是不可磨灭，如耳语般催促着我们，去冒险，去耗尽心力，作出独属于 “我” 的选择。

以下这篇文章来自维舟，他有着多重身份，既是大都会中的职场精英，又是书评人、专栏作家，他的职业身份让他受益于经济的奋进，那暗含着 “生活必将越来越好” 的信念，而诚实的讲，所谓人生的未来其实也建基于此。他的书评人身份（他对历史和学理情有独钟），又让他常常回望过去，潜沉于和 “奋进” 保持距离的精神空间，那里智识生活值得怀念，一切值得怀疑。他是人到中年的父亲、丈夫，也是年迈母亲的儿子，还是尝试在公共场域发出声音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既有的轨道中运行，有时 “左右逢源”，有时 “左右为难”。直到疫情后，他失业了，然后是失业后的失业，在一切坚固之物都烟消云散的时代，物质生活遭到挑战，精神生活也遇到危机，在不可测的人生之海上，他努力寻找新的方向，作出新的选择。他的故事，也可以看成 “大历史” 之下，个人的载沉载浮之余，当千钧之力压顶，我们可以做出怎样的回击和求索。

撰文丨维舟

编辑丨张瑞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失业

我曾无数次想过什么时候换个活法，但都不曾料想到最后会是这样开始。

去年 4 月 14 日黄昏，正要关上电脑下班，公司人事忽然来找我，说要谈谈关于 “结构调整” 的事。疫情之下，我也有预感，毕竟此前集团已裁了一波，四分之一的人都走了，上海总部这边的同事间早就在议论纷纷是否还有第二、第三波。作为一家广告公司，受疫情的打击，公司几乎所有客户的销售额都大幅下滑，广告支出自然也随之削减。我只是没想到 “失业” 这么快落到自己头上，毕竟五年多来，我也没什么失职的地方，而这个职位也是需要人的。

回头想想，那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侥幸与乐观。平心而论，东家给出的大礼包已算得仁慈：月底离职，N+2 的赔偿；如果集团经营好转，将优先返聘（这当然听听就好）；也可以待岗两个月，但如果两个月后仍无法在内部找到合适的职位，赔偿方案会比现在差。

走出大楼的时候，我就已准备好了接受：就算勉强留下来，我的处境也不会变得更好。有些幸存下来的同事后来还说，倒是羡慕像我这样走了的，因为留下来的也不知何时会上清单，何况人少了，工作量却没减，这意味着每个人分摊到的活更多了。这不全然只是宽慰人的话，至少确实有几个同事后来忍受不住工作压力，自己提离职了，那样连一分钱赔偿都拿不到。

回家说了，妻子的反应很平静，只是说了句：“穷也有穷的活法。” 她多年来一直是自由插画师，没多少收入，如今我的活法眼看着也跟她一样了，谁都知道这要维系原来的生活是不可能了。深夜里，她悄声和我说：“谢谢你，这些年幸亏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这么任性。” 她只是怪我不该在朋友圈发了一条 “在公司的最后一天”，因为岳母看到后很紧张，再三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向来不喜欢跟家人隐瞒这些，过了些天，回崇明老家，晚饭后去散步，也跟母亲说自己失业了，但告诉她，“你不用为我担心”。她淡淡地说：“我担心也没用啊！妈妈对你有信心，不愁你会饿死，怕只怕现在疫情之下，你一时之间找不到以前那么好的工作，到时自己心里有失落感。”

image

说实话，起初甚至有一种难得的轻松感。工作收入固然没了，但由此而来的重荷也因此骤然消失 —— 本来，人到中年之际，日程表几乎不可避免会被排得密不透风。最忙碌的时候，我每天早晨醒来，都无法预料今天又会突然冒出来什么事，想到这就头痛欲裂。由于事务太多，不得不借助于报事贴，一件件记下来，按优先排序，做完一件勾掉一件 —— 但不止一次，直到母亲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我才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生日。

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这种 “轻松” 更像是 “失重”，在没有重力束缚的情况下，整个人可能会轻飘飘地失去方向。以往，我工作和兴趣的边界十分清晰，如今却变得极为模糊：原本在网上写作算是我的 “兴趣”，现在慢慢地更像是每天固定的 “工作” 了，而这甚至还谈不上有什么稳定的收入。

八岁的老二有次看了《哆啦 A 梦》后跟我说：“里面的妈妈不管多忙，每天都要抽出一点时间陪他们，你听到了吗？虽然你是爸爸，也要像那样。” 他比哥哥更需要陪伴，每天都要缠着爸爸 “讲故事”，有一次我赶稿实在来不及，他冲着我生气了：“你是不是觉得赚钱养家就够了？” 我也不免歉疚。那天黄昏，跟他们兄弟俩一起骑车去江边，老二忽然问：“爸爸，你现在赚多少钱？” 这是他第一次问这样的问题。

在度过最初那两三个月后，一个事实逐渐明确了：我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找到一份满意的全职工作，必须做好长期打算了。

考虑到这一点，我第一次踏进社区中心的大门去领取失业金。按照上海市的规定，我最多可以领取 24 个月，每月约两千元。尽管这是我应得的，但在窗口办手续的那一刻，不知何故，内心还是不自觉地涌起一阵羞愧感。这似乎是长久以来的工作价值观内化的结果，让人相信 “工作” 比其它任何状态更有价值，仿佛领取救济金是在不劳而获。

这一年我 43 岁。

双重生活

多少年以来，我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在日常工作中，我是一个入行二十年的广告人，近十二年来专注于数字营销领域，不谦虚地说，也算是身处行业前沿的 “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但在工作之余，我是 “维舟”，以书评人、时评人和专栏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公共空间，那是我从小兴趣的延伸，我为自己在重负之下保留的精神生活 —— 网名取自少年时癖好的姜夔词一句，“维舟试望故国，渺天北”。渐渐地，这不仅成了我工作之余的镇定剂，甚至像是一个避难所。广告常常都聚焦于那些最新潮和快速变动的事物，因此不免被讥讽为功利和肤浅，而我私底下像鼹鼠一样向内挖掘的文史，却尤为需要沉静、耐心和非功利。

我在大学里就已明白，有必要隐藏自己的爱好，因为广告人通常都是不看书的，他们要捕捉的前沿信息，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印刷成书。更何况我爱读的那些书看起来与本行反差太大，即便同事不怀疑我耽误了工作，大概也难免会觉得我是个怪人。我还记得那时午间在楼下书店买了一本余太山的《古族新考》，被一位同事偶然瞥见，他惊诧地怪叫一声，似笑非笑地说：“大哥，你还对这种书感兴趣？”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我这样的生活是 “左右逢源”，但我自己却不免会感觉 “左右为难”。我当然不会让自己的兴趣妨碍工作（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但工作却不时会突入到我的业余生活中来 —— 有时晚上到家，吃完饭、洗好澡，正准备写点什么，突然就接到同事打来的紧急电话，请求协助解决某个棘手的难题，客户第二天一早就要看到结果。任你定力再好，在这时候也是无法静下心来再写什么了。

自然也有无数人劝我，不如下决定辞掉工作去读研或专心读书写作，但年复一年，我都拖下来了。

image

如今回头来看，那是一个乐观的年代，经济腾飞培育了公共言说的兴起。当然，如今 “斜杠青年” 也并不鲜见，甚至都多到足以构成一种社会现象了。

2017 年底，我从一家杂志创刊起写了整整八年多的评论栏目关了，到今年，另一家报纸的书评版也没了，编辑被辞退（他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编辑之一），当初他们还曾给我颁过 “2018 年度致敬书评人”，我现在有点后悔那时没腾出时间去北京领奖。

在失业之前，我并没有感受到什么 “中年危机”，甚至不谦虚地说，当时我不但兼顾职场和兴趣，而且两方面发展得都不错。有时专栏被停掉，这尽管遗憾，但对我而言，毕竟还有其它选择。然而，我的选择在一点点变少，退路似乎也渐渐退无可退，不得不在人到中年之际，面临极其不利的处境。

我当然谈不上幸运，但或许也未必有多倒霉，在这个充满不确定风险的时代，可能或迟或早，我们每个人都得意识到：所谓 “安全” 并不是自己在生活的海面上紧紧抱住那段浮木所能带来的，而只能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准备、愿不愿调适、又能不能挺住。要克服这个危机，与其说是找 “退路”，不如说是设法 “前行”。

那天接受了离职补偿，走出写字楼，在回家的渡轮上，我感到一阵奇怪的如释重负。夜里沉沉的东风从江海深处涌来，迎接我走上未知的旅程。那一刻，我放下了厄运突然临头的惶惑，意识到这也是在推动着我做出选择。我终于得到了一次机会重新开始。尽管就像许多老人为主角的童话里那样，故事往往是在一种典型的阴郁情景下展开。

寻找自己的 “正业”

有许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向我伸出援手。比较可行的还是找找和我本职接近的机会，但几次聊下来，发现也都很不容易。

有一家新媒体，去之前我抱着很大期望，引荐人虽然早先未曾谋面，但他读过我写的不少文章，很欣赏我的才华，认为我无论哪方面都是可胜任而绰绰有余的。他这里已没问题，只是需要我和他上面的运营副总裁再面谈一次 —— 那次谈得也很愉快，到最后，那位副总裁说：“你的资历和能力都没问题，只是我们这儿大多都是 90 后的年轻人，加班加点多；听说你业余还写很多文章，那到时候你顾得过来吗？”

这是不少老板的视角：他们并不认为你在工作之余所表现出来的才华能证明你的价值或有助于工作本身，相反，他们认为这两者是冲突的，如果你能全身心放在工作上会更好。毫无疑问，我并不想做这样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实在要选，那我宁可选择放弃那样一份工作，保全自己的精神生活。

那一阵谈了好几份工作机会，大多都是如此。有一家是行业巨头，看起来也是挺前沿的领域，但前提是我 “愿意考虑强度更大（责任也更大）的一份新工作”；另一家同样是业内领军的新媒体，前面都相谈甚欢，到最后问到薪资，就再也没下文了。在 “后疫情时代”，很多企业想要的都是能 “996” 且任劳任怨、又廉价的新鲜血液，“35 岁以上免谈” 已经是应聘时公开的秘密了。

4

和老同学们聊起，才知我们班高考榜眼的那位高材生，工作了 20 年后，也失业了。对于像我们这样 40 岁以上的人来说，倒是想过上以往父辈那种 “一眼能看到老” 的安稳生活，却发现没这个机会了。有一位大学师兄说，他还不甘心就此到老，想趁未到知天命之年，最后搏一下创业试试，要不然能收留自己的地方不想去，想去的地方又没机会空出来 —— 他自嘲说，人到中年，都是 “被逼创业”。

有一次老同事聚会，各自说起近况，有一位谈及自己在本职之余投资了一个儿童游泳池项目，谦称自己 “不务正业”。我们原先的老板认真地说：“我看这才是你的正业 —— 应该说，我们都在找自己的 “正业”。老同学、老同事见面，前些年还热衷于谈房子、孩子，这一年里最多谈及的却是自己面对中年危机。有几位半是感叹、半是宽慰我，都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你还好有写作这门手艺，像我这样要是失业了都不知道靠什么活，所以就算老板再压榨，也只能咬紧牙关忍下去。”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也应该想清楚了：人生至此，读书写作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才是我的 “正业”，也正是这赋予我的生活以意义。就像小说《斯通纳》里的主人公，成长于一个崇尚道德律己的年代，在经历了最压抑的中年后，终于无所顾忌地恢复了对文字、语言的热爱，他内心的自我也一点点苏醒过来：“他曾经深藏不露，好像那是非法和危险的，现在开始表现这种爱了，起先还是试探性的，接着大胆勇敢，最后就完全是自豪地表现了。”

自我改造是人的后半生使命

这种逆势而为的倔强，部分或许是我性格使然，更多地则是我渐渐看清，这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过，之所以能这么做，另一个因素恐怕也同样关键：由于身在外资广告公司多年，我一直是体制外的身份，不必有那么多顾忌，而本职的收入，也尽可以让我不必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做的事。尽管读书写作对我而言非常重要，但在内心深处，多年来我几乎从未想过靠这养活自己，也就不在乎它给我带来多少收入，我只需要执着于记录、表达就行了，而这归根结底，是我相信中国人应当享有更好的公共智识生活。

之前我也知道，在国内的现实生活中，要单靠写作养活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中国极少有专业的独立书评人、影评人，他们几乎都是 “兼职” 的 —— 因为单靠写这些稿子根本养不活自己，遑论家人。如今，我算是以自己的生活实践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自由撰稿人” 的 “自由” 二字，乍看带有令人羡慕的气息，但事实上是需要你做好准备承受代价的。我自愿选择这样的活法，只是有时未免对家人心怀歉疚。

2 月 5 日我被迫重开了被自己久已荒废的公众号 “维舟”。若不是因为失业，我很可能没有时间精力维持日更的频率。

在不知不觉之中，我的生活结构发生了重组：每天一早送孩子上学后，买菜回来，通常就写一篇公众号文章，起初写完就发，慢慢地固定在 12 点发送，午后就看会书或做做笔记，不下雨的话去公园散散步，晚上再陪孩子们讲讲故事。

image

但这也并不必然意味着陪伴家人，因为在失业之后，我要写的稿子也更多了。以前反正白天去上班，倒也眼不见为净，如今爸爸每天就在家里的小房间里码字，说是在赶稿，但也不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会有忙不完的事。

怎么说呢，这是我在失业之后不时都需要面对的坚硬事实：在失去了稳定的收入之后，拿什么来填补那个窟窿。在失业后的半年里，公众号每个月赞赏、流量分成带来的收入平均还不到五千，抵不上原先本职的一个零头，如果纯从收益的角度来说，我似乎根本就不该坚持写下去，还不如给媒体撰稿得来的稿费更有保障。我只是被一股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力量推动着，想把自己在这个时代浪潮中所看到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

在家 “赋闲” 的日子，有时竟比以前不时加班的那些年更容易感到疲惫、腰酸和颈椎痛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安排时间去做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有必要时站立写作 —— 以前我很少真正考虑这些，仿佛那总显得有几分大惊小怪的做作。事实证明，这么做是值得的：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倒是从 141 斤掉到 134 斤了，连原先的肚腩都小了一些。

一点点地，我逐渐适应这新的生活步调。久而久之，我甚至觉得就算一直这样下去也不坏，也未必非得找一份全职工作 —— 如果那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现有状态的话。我想起心理学家荣格曾说过的，自我改造是人的后半生而非前半生的使命，而根据心理学的分析，诸如工作失败之类的非常事件，在强迫人自我改造和发展上常常是必要的。

挺住意味着一切

去年秋天，由我公众号的一位读者引荐，我正式到一家线上教育机构开始自己的兼职生涯。作为特聘顾问，我每周去半天，参与他们的教育选题讨论、网上话题传播和各地教学调研。这既能用到我本职的知识，又和自己对社会观察的兴趣一致，尤其是去昆山花桥、京郊北三县的访谈，和教辅机构的老师、家长、学生面对面，让我看到很多来自第一线的洞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教育” 在中国社会绝不仅仅只是教育本身而已，还牵涉到社会、家庭问题的方方面面。

有了这份兼职的收入托底，我也安心了许多，虽然此后有两次全职的面试机会没能成功，也并不在意了。这至少给了我一个选择的自由权，不必勉强自己去做自己并不真正喜欢的事。

但生活毕竟不是浪漫故事，它仍然一如既往地危机四伏。正当我调整好了节奏，放下心来，5 月 9 日晚上，又接到兼职这家的新通告：公司为了上市，将专注于做产品，调研、策划等部门预算都被砍了，鉴于我是 9 月 17 日入职，合同将到 5 月 16 日中止。后来我才知道，在这背后更深一层的因素是考虑到 “市场乱象”，“在线教育正面临着最强力的监管与整治”，此时减少抛头露面，悄悄 “做产品” 当然是更明智的选择。

经历了这 “失业之后的失业”，我一半的收入就此凭空消失，剩下就只能靠公众号和稿费了。兜了一圈，仿佛我的人生又回到了一年前，且需要从更低的谷底重新开始往上走 —— 毕竟这一次没有赔偿金托底几个月。

image

如果要问我，失去原本用以谋生的工具与公共言说空间的逼仄，哪一种给我带来的冲击更大，那我的回答是：后者。我知道，大部分人恐怕会选前者，毕竟发点评论不能当饭吃，没了饭碗才活不下去。但对我来说，失业大不了只是少点收入，并不动摇我的生活根基、危及我的自我认知，我仍然可以换个方式活下去，甚至可以活得很好；然而，收窄的公共空间，不仅打击了我的精神生活，甚至也打击了我最后的收入来源。在这一意义上，专注于公共言说需要双重的勇气：既承受不确定性，又承受经济压力。

好在也不是头一回经历了，至少自己能看清楚方向，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正的精神生活是不可能灭绝的，至少还有内心世界。反而是在这样的挤压之下，让我更加想清楚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准备付出什么代价 —— 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它也就不值得我们去追寻。

这既是 “如何坚守精神生活” 的问题，反过来，也是精神生活本身给予了我坚守的力量。历史学家刘浦江先生中年罹患绝症，在病院里听到有病友整天哀怨，他对学生们说：“这就是因为没有精神寄托，而我和他不同。一个人文学者， 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

我很能体会他内心那种无惧的平静。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觉得精神生活没什么用，又或者是昂贵的奢侈品，但事实上，它构成了我们身上最重要的部分。这可能是这一年多来我的最大收获：天无绝人之路，换个活法，总能过下去，借用里尔克的话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图片（来源：腾讯新闻）

来源：谷雨实验室 – 腾讯新闻 微信号：guyulab

快速发展的在线教育突然踩了急刹车。

6 月 1 日实施的修订版《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第 33 条规定：“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教育。” 同一天，市场监管部门对作业帮、猿辅导、新东方、学而思等 15 家校外培训机构予以顶格罚款，合计 3650 万元，理由是存在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高途集团董事长、CEO 陈向东在公司会议上向员工表示：“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最新一轮宣贯，我们才猛然醒悟，今天做的事情是法律层面严厉禁止的。”

说这话的时候，高途的市值相比今年 1 月份 380 亿美元的高点，已经急剧缩水了 90%。其他公司也好不到哪去，例如好未来的市值相比于 2 月也腰斩；有的公司开始裁员并停止了广告投放；一些应届生前脚刚接到 offer，还没来得及签约就被告知岗位不再招人。

过去 2 年，在线教育经历了一段发展迅猛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生长的时期。新东方、好未来等传统教育机构在线上不断加码，猿辅导这样的新玩家异军突起，互联网巨头也不断涌入，百度孵化分拆了作业帮，字节跳动从 2018 年起推出了多个教育业务产品。但如今一下似乎就进入了冷却期。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在线教育发展的轨迹，回答两个问题：

1. 在线教育这个行业有什么特点？

2. 对它的监管意味着什么？

image

在政策限制在线教育之前，也是政策为它打开了市场大门 —— 在线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由政策主导的行业。

K12 在线教育受到政策的影响尤为明显。一系列中小学减负的政策，带来了两个影响：学校教的东西少了，学生在学校待的时间少了。

一方面，学校教的东西少了，自然就得求助校外培训。以前，该学的学校都教差不多了，校外培训需要寻求差异化，再加上不同地域的课程要求不同，导致校外培训的普适性很低。如今，学校教的内容少了，反而有利于校外培训机构在各地提供相对标准化的培训，解决了以往难以异地扩张的问题。

另一方面，学生在学校待的时间少了，家长会想要通过报班填充孩子的课余时间。把孩子的课余时间尽量填满其实是一个看涨期权，既可以防止孩子把这时间用来做其他事情，也有一定概率提高成绩。

2017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 规划》中明确写道 “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还首次出现了 “互联网 + 教育” 的提法。这些都被视作对在线教育的利好。

如果说减负和鼓励的政策，对线上线下的校外培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那么疫情这个黑天鹅事件，则让 K12 在线教育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2020 年 1 月 26 日，国务院提出延长假期，调整开学时间。三天后，教育部发布了 “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停学” 的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中小学和一些校外机构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提供免费线上课程。

好未来、猿辅导、高途等机构纷纷推出相应的课程。猿辅导把课程从原来辅助性质的每周两节改为了全日制。2 月 3 日上线，最高峰时超过 500 万用户同时在线，系统一度崩溃。

激增的业务量，让这行业又讲了风口的故事，随之而来的就是频繁的融资。

例如，猿辅导 2012 年创办，到 2018 年，都是一年融资一轮的节奏。但在 2020 年 10 月，公司宣布同时完成了两轮共计 22 亿美元的融资。而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20 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 2573 亿元，同比增速 35.5%。这一年，K12 在线教育吸引了超过 500 亿元的资金流入。这个数字是前一年的五倍，超过了前 10 年融资总和 [1]。

3

但在融资、推广迅速铺开的时候，政策的限制依然如影随形。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该文件指出，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收费管理方面，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

这意味着用户与培训机构的绑定是很弱的。每一个学期或者付款周期结束，机构就面临着重新获取客源的问题。加上培训的效果往往因人而异、短期难以体现，这就加大了提高复购率的难度，也迫使培训机构不得不做出两种应对策略：

（1）开特色班；（2）打广告战。

image

K12 培训的供给和需求都很繁杂。在供给上，不仅存在诸多科目，还有大量的场景，比如完整课程教学、题目答疑、专业题库等等。在经过大量尝试后，课程教学形成了 1 对 1、小班、大班三种主要模式。

其中，“双师在线直播大班课” 模式，有两个老师，主讲教师上课，辅助教师负责批改作业和指导答疑。该模式续费率一度在 70%-80% 之间，比学而思网校录播课的续费率高了将近一倍 [1]。

它的出现，让在线教育看到了盈利的路径。

例如，跟谁学（后改名为高途）的招股书显示，2018 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 307.1% 并扭亏为盈。其中的关键便是双师大班直播的高途课堂。根据多知网的调查，高途课堂的定价比相比其他公司要贵了不少，以初二升初三的暑期课程为例，作业帮定价 399 元，猿辅导 499 元，学而思 900 元，而高途课堂优惠之后 1199 元。

相比之下，1 对 1 受制于对大量教师的需要，无法扩大规模摊薄成本。在线小班扩大盈利规模的关键是在不影响教学效果的前提下扩大班容，也就是走向大班。所以，综合来看，对培训机构来说，大班直播是最理想的方式。

但好生意往往伴随着毁天灭地的竞争强度。大班模式一走通，竞争就立刻进入白热化。

越来越多的在线教育使用双师大班的网课方式，就算是头部品牌，也无法凭借影响力让别人趋之若鹜，每学期也还是要想方设法抢学生。这就决定了在线教育需要花大量投入在营销上。翻开财报可以发现，哪怕是备受资本追逐的 2020 年，机构也难逃亏损。获客成本高昂，可以说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命门。

高途 2020 年净亏损达到 13.93 亿元，营销费用同比增长超过 4.5 倍，几乎是营收增速的 2 倍。新东方 2020 年净亏损 7.58 亿元，同比扩大将近 11 倍，公司的销售及营销开支达到 8.72 亿，相比前一年增长了将近一倍，营销费用占比超过八成。进入 2021 年，好未来的营销费用率一路攀升，第四季度创下了 48.5% 的公司历史新高。

5

一场场营销战争在电梯、公交站牌、大小银幕上上演。2020 下半年，作业帮直播课赞助了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一台晚会及九部综艺 [2]。2021 年的春晚开播前十分钟的广告里，在线教育有七个广告，仅次于酒类的 12 个和互联网公司的八个 [3]。这场广告大战甚至间接推动了分众传媒的业绩爆发。

image

但这样的剑拔弩张没有持续多久，就吃了政策的重拳。

2021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两会上，多位政协委员提议规范校外培训机构。3 月中旬，网上流传开了一份业内称为 “双减” 的文件，其中有关于校外培训机构广告投放的限制。4 月，中国广告协会组织了多家在线教育机构开会，强调遵守《K12 在线教育行业自律公约》，广告中常用的 “名师” 和 “显著提升成绩” 等承诺，都涉及虚假宣传。

根据晚点的报道，作业帮在 4 月下架了所有广告平台上的低价促销课程广告，同时停止了促销电话、短信和直播。

总的来说，在线教育这个行业竞争激烈、获客难、投入高、政策风险大。但只要教育的需求存在，市场也就不会偃旗息鼓。

image

中国科学院的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在 2020 年发布过一份《中国 K12 在线教育市场调研及用户消费行为报告》。报告显示，在为孩子报班的家长中，70% 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大专学历占比 21%，其他占 9%。从收入的情况来看，年收入 20-50 万的人群占到了 58%。

这份数据说明，给孩子报班的家长，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与他们相比，收入和教育程度低的家长，要么不那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要么有心无力，无法负担高昂的成本。而年收入超过 100 万的家长人群，拥有更多选择，在高中甚至初中阶段就可以送孩子出国留学。

中国家长为孩子教育着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方面，初升高的升学率近年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还不到六成。另一方面，以考试作为筛选标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然是最公平的方式。

当管理着 300 亿资金体量的诺安基金经理蔡嵩松都说 “孩子要上学，会有一些学区房的压力” 的时候，家长在下一代教育上投入的成本和压力可见一斑。

因此，这一轮 K12 在线教育受到严格监管，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个层次与其自身 “公共品” 的属性相关。近年，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进入了公共事业领域，从金融的花呗到互联网保险销售，都是这样的例子。它们在补足传统企业的遗漏之处，解决痛点需求的同时，也总会面临政策的监管。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与 K12 在线教育介入的教育领域相关。当教育拼的是校外培训的时候，越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小孩越能接触到更多的教育资源，从而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K12 在线教育可能会加剧教育资源的分层。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课外培训、在线教育的抑制，是一种试图使教育平均化、防止教育资源成为财力比拼而加剧社会分化的手段。

image

在子女教育上愿意花血本的不只中国，邻国韩国也可谓同道中人。而有关韩国补课的那些事儿，戏剧性足够拿来作电影素材。

1980 年代，为了避免教育资源成为有钱人的特权，政府出台了著名的 “730 教育改革”。其中的核心内容包括严禁课外辅导这一条。政府还专门组织了 37 个课外辅导打压队。

但这项政策架不住家长用 “别墅补习” 的方式和政府玩起了猫鼠游戏。由于政策禁止的是课外补习，于是，人们钻起了政策的空子，把老师请到了家中作客。

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功能都是选拔，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家长对于下一代的教育都可谓呕心沥血。因此，韩国的故事可能会是中国的镜像。K12 在线教育，同样存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可能。

也许有一天，学生们表面上是在学习音乐课，但实际上，他们的数学都是音乐老师教的。

来源：远川研究所 微信号：caijingyanjiu

中考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一半初中生将在这次考试后，进入职业学校、技校，成为职校生。在职校老师的视野中，职校生并非 “坏孩子”、“笨孩子”，他们也有自己要突破的命运壁垒。

2

开学第一堂军训课，穿着军装的职校学生们坐在操场的地上，一位男生双手交叉于胸前，站立着面对教官。教官脚踢在男孩的右腿上，男孩踉跄了一下又迅速挺直身板，瞪着眼睛，吼了句 “X 你妈”。

站在 50 米处的班主任陈莉目睹这一幕，小跑着赶过来。从教官的口中她了解到事情的起因，教官让学生坐下，男生不肯坐，他嫌地面不干净会弄脏自己的裤子。

1 米 72 个头的男生身材消瘦，面容白净，头发两边的鬓角推得老高，厚厚的刘海像西瓜皮一样盖在头上。“你不能这样跟教官讲话！” 陈莉严厉地说。男生没有妥协，爆着粗口把话顶回去，气焰更盛。陈莉只好请来教导主任。

身材高大的教导主任往男孩跟前一站，男生不再说话，变得畏畏缩缩。训斥快要结束时，主任的手顺势在男孩的后背上拍了几下，“不要碰我！” 男孩又炸毛了。他快速挣脱人群，骂骂咧咧地离开操场，朝校门口走去。

眼看着男孩走出校门，主任赶紧拉来两位老师，跑出去找。三位大人把他围堵在巷子口，男孩逼急了，一边骂一边把皮带从腰间抽出来当作武器，朝他们挥去。陈莉再次看见男孩，是被两位老师分别架着胳膊抬回来的，送到校长办公室。男孩还没正式上课，就领了个留校察看的处分。

那是 2016 年的 9 月，25 岁的陈莉在江苏盐城的一所公办职业学校当老师，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职教生涯。入学军训持续一周，她就认识到管理这群学生的艰难。总有几个 “刺头” 不服管教，不换军衣军裤，不按口令做动作，与教官顶嘴，又或者谎称头疼，躲在教室里玩手机。刚工作不久的陈莉毫无头绪，只能口头说教几句。

1995 年的侯蓝蓝教计算机专业。她所在的泰安市民办职校，采取军事化封闭管理，一个年级配备两名教官，教官负责抓抽烟打架的学生，也负责晚上的巡逻和查寝。上课前班主任会要求学生统一交手机，还会在班里装摄像头。

image

侯蓝蓝的课堂捣乱的很少，多数学生都趴在桌上睡觉。一开始她以为学生在故意装睡，后来她才发现他们是真的困。因为白天接触不到手机，晚自习后学生躲在被窝里用手机玩游戏、看视频，一直到凌晨三、四点。讲台上她仿佛对着空气说话，她把看似脾气好的学生拍醒，一些学生勉强支棱起脑袋，不一会又像一摊肉泥一样蜷缩下去。

侯蓝蓝为此发过一次火。班上有男生马上反驳道：“省省吧，我们已经给了你很大的面子，你是没有见我们上其他老师的课。” 听到这句话，侯蓝蓝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教同一个班的老师向她抱怨，他们班真没法管，有学生给老师的书本里塞辣条，也有 30 几岁的大男人被学生气哭。

学习习惯差，不服管教，是人们对职校生的惯常认识。他们本就是根据中考成绩，筛选分流而来。2017 年起，普高录取率收紧，“普职比” 从原来的 6：4 调整为 5：5，这就意味着，初中毕业生中的一半人将无缘普通高中。越来越多的孩子将进入职业中学，成为一名职校生。

职校生极易被当成教育失败的一个结果，除了成绩差，多数学生与家人也不再对未来抱有期许。职校学校的老师，就是在这样一种缺乏希望的氛围里开展工作，既要面对难以管理的学生，也要说服自己完成教育的职责。在这个过程，他们也在竭力扭转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轻视与偏见。

易云帆今年 44 岁，在职业中学任教长达 22 年。他是湖南省教育学院 99 届的毕业生，也是国家最后一批包分配的大学生。毕业后他分配到湖南株洲县的一所职业中专教计算机，那会计算机专业称之为办公自动化，还远没有如今时髦的叫法。

上世纪 80 年代，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诞生是为工厂培养工人而设立，学制三年，学生毕业就能分配进工厂工作。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易云帆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执教生涯前半段的毕业生多数被电子厂招走，他们在岗位上或组装电脑，或安装手机芯片，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进厂，被看作是职校生的宿命。

image

陈莉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职业学院教书。她是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家乡盐城，想在普通高中学校当老师。她学新闻传播专业，在高中只能教语文，她对语文不感兴趣。一次，她在市教育局出的一则招聘公告中，看到职业高中招聘摄影老师，她爱好摄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她考上了职教的岗位。

到职校报道时，陈莉才知道学校根本没有摄影专业，也不开这门课。学校把她调剂到市场营销专业，教电子商务。虽违背了她意愿，好在也在她学过的范围内，教起来也顺手。

这所职业学院，设置了众多的专业：汽修、电力、幼师、计算机、会计…… 进入职业学院的校门，学生第一件事就是选专业，这也决定着他们将来的职业去向。

刚来学校的那年，陈莉带高一新生，是 1602 班的班主任。新老师担任班主任的职务，这让她不能理解。后来她才发觉这是因为没有老师愿意当班主任，许多空位等着年轻人去填补。

电子商务不算是热门的专业，全班仅 20 个学生，18 个男生，2 位女生。第一次开班会，陈莉让每位学生上台做介绍，从哪里来，有什么兴趣爱好。有十几个学生说自己的爱好，是睡觉、吃饭、打游戏。这让陈莉不知道如何接话，与学生大眼瞪小眼。最后她对学生说：“你们是新进来的学生，我也是新来的老师，我们一起成长”。

image

头一回教书陈莉充满热情，但她很快意识到，现实远不像她想象的美好。课堂上不超过 10 人听讲，其他人要么睡觉，要不小声讲话，有女生大大方方地将镜子摆在课桌上，开始化妆、剪指甲。

起初，为了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热情，陈莉会想办法开展好玩的互动游戏。比如讲到网上拍卖，她会模拟一场现场拍卖会，随手拿一个水杯，谁出多少钱，谁得价更高，课堂氛围变得热闹起来。又比如上商务礼仪课，她让学生进行情景表演，一个同学当面试官，另一个作为应聘者，模拟应聘场景。有的同学做出夸张的肢体动作，引来一阵笑声。

但不是每堂课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在职校，学生的课由文化课和专业课两部分构成，文化课包含语数外三门，加上德育课和体育课。教文化课的老师最为痛苦，因为学生的基础太差。差到什么程度，一位数学老师曾对陈莉举例，x-3>0，这样简单的不等式也解不出来，数学只能达到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到了期末，划复习重点，学生说不用复习了，“反正也不会”。结果不出意外，拿到卷纸，都是 10 分，20 分的成绩。一学期下来，那位数学老师白了七八根头发。

作为计算机专业的老师，侯蓝蓝上课一半时间都在机房。先用 PPT 演示十分钟，再让学生动手操作，有学生不会就下去一对一指导。她发现有一部分学生打字很慢，原因是他们无法熟练使用拼音。不会拼音，他们只好用手写，或用语音录入，又或者用手机拍了图片后，再上传识字。

侯蓝蓝发现学生们不会钻研学习，课程稍微有点难度，试几下不行就放弃了。在后面的课程中，她有意删除特别难的理论，留下学生能力可接受范围内的知识，课堂氛围就好了很多。

在学生眼里，侯蓝蓝不像老师，更像邻家的大姐姐，她戴着大框眼镜，穿得也很时尚。在这所封闭的学校里，学生每两周才允许回家一次，侯蓝蓝住在学校宿舍，课堂以外，学生也乐于与她交流。

班上有个男生喜欢看耽美小说，经常与她分享，说到书里的故事情节，男孩绘声绘色，他自己构思小说，在格子本上写下四百余字，拿给侯蓝蓝点评。他还照着样子画了一幅老师的肖像，这幅画被侯蓝蓝贴在了寝室的墙上。

后来另一位学生来做客，看到墙上的画，随口说自己画得比他好，侯蓝蓝不信，故意与他打趣道：“你字写得那么难看，画画能好到哪里去。” 那个学生没有答话，当天晚上，他用 QQ 发来几张自己的画，还附带上素描十级的证书。

image

成为班主任的那一年，陈莉管理得事无巨细，她立下班规，让学生按照规则来进行自我管理。每天早上 6:45 分，全校学生都要绕着操场跑步，有的学生起不来错过了早锻炼，陈莉会让他们在课后时间补上，她在旁边盯着，直到跑圈结束。

与学生交流得深了，陈莉也觉察出学生的可爱之处。有回她感冒，嗓子不舒服，课间休息再回来时，自己放在讲台的水杯又重新盛满了温开水。

但这种细微的感动只是一瞬间，很快又会被巨大的失落感所笼罩。每到考试，试卷发下去，一大半的学生都趴下睡觉，陈莉说这是她最感到教学失败的时刻。

7

在军训中被留校察看的男生，陈莉见到了他的家长。这位母亲柔柔弱弱的，说话也轻声细语，是个性格温柔的人。在校长办公室，陈莉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家长，一旁教导主任冷着脸将处分单递给她签字。

男孩的母亲很平静，她没有当着老师的面辱骂孩子，只是用责备的眼神看了儿子一眼，男孩把头低下去，沉默着。得知校方不会把孩子开除，母亲很感激，不停地跟老师道歉，鞠躬，整个人仿佛要躲进壳里似的。

三年教书下来，陈莉发现男孩本性不坏，只是人很固执，不喜欢别人碰他的身体，也有些小洁癖。他的妈妈身体不好，常年在家养着，经济上全靠爸爸一人支撑。

在陈莉的班级，像男孩这种家庭情况算是好的。多数家庭，要么父母离异，彼此重组家庭；要么是留守儿童，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还有的母亲受不了家暴离开，又或者父亲是残疾人。真正家庭圆满的不超过 5 个人。

有一个男生的外号叫 “邋遢大王”，他性格开朗，但是穿衣邋遢，不爱洗澡，没有人愿意跟他做舍友。后来陈莉了解到男孩的母亲不知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他跟着爷爷生活，但爷爷也老了。陈莉觉得家庭问题是造成学生内向、偏激、懒惰、自卑、自暴自弃或霸凌等不同性格缺陷的核心原因。“这是他们的问题，又不完全是他们的问题，没有出生在一个好的家庭，使他们一开始就注定了无法成为更好的自己。” 陈莉说。

每个学期的开始，学校要求老师挑几个学生，去家里做家访。王小洋是陈莉很喜欢的一个学生，起初他天天打游戏，连作文写的也是游戏，各种游戏术语，陈莉也听不懂。高二上学期王小洋突然不打游戏了，上课开始认真听讲，平时打扫卫生也很积极。

一次家访，陈莉来到王小洋的家中。王小洋的家在城中村，地处偏僻，周围几栋旧房子像是已经临近拆迁。屋子是农村房子的构造，上下两层楼，楼下经营着小卖部。他是单亲家庭，父亲过世后，他同母亲生活。母亲年龄不大，但头发已经花白。

陈莉说起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夸他努力，但底子薄弱了些，努把力成绩还可以再往上赶一赶，孩子的妈妈只是点点头，她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期望。她和老师客套几句，她不会说漂亮的话，更不会要求老师对孩子特别关照。

在职校，学生和家长不关心成绩，对未来似乎也不报太大的期待。

开学第一天，陈莉组建起家长群，有时她在群里发几张学生在校的图片，只有一两个家长应和，其他人一片沉寂，甚至还有家长在群里发广告。她说家长很少管自己的孩子，她把学生的奖状发到群里，想让家长看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

如果要批评某个学生，陈莉不在群里说话，她会单独与学生家长联系。有学生上课总讲小话，她找到学生的妈妈。那位妈妈向她倒苦水，说她不知道为儿子哭了多少次，她没有办法，管不了。陈莉看到她的朋友圈，里面全是妹妹的照片，仿佛她的儿子不存在一样。

这些家长的教育与陈莉从小接触到的截然不同。陈莉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英语老师，对她的教育很上心。陈莉重视考试成绩，多一分，少一分，都会影响她的情绪。她高考失利读了个二本学校，大二她就明确目标，一心考研，最终得偿所愿，进入更好的学校，攻读广告学。一路披荆斩棘，她不曾放低对自己的要求。

陈莉的大学同学有的去到国企，有的进入电视台，有的在互联网大厂谋得好的职位。反观自身，她时常感到失落，“作为一个南师大研究生，自己打烂了一手好牌”。

教书几年下来，她明显感到自己的经验，在这群学生身上毫无用武之地。当一个具有精英理念的老师和没有理想的学生群体相遇，她感到更多的是失落和深深的茫然。她想起有位老师对她说的话：“学生不是那么好教导的，先别说成才了，先抚养他们成人。”

通过学生群体，职校的老师们也会看到阶层壁垒的森严。

一次上课，陈莉讲到产品定位，拿一款打车软件与另一款作比较，学生表示没有听过。他们中很少有人有过打车的体验。前段时间，“水稻之父” 袁隆平逝世的新闻刷屏，陈莉在课堂上提到此事，她惊讶于学生们对袁隆平一无所知，那天她没有上课，找来袁隆平传记电影供学生观看。

易云帆教书的早年间，他曾目睹学生迈进职业学院的大门后，想狠命改变家庭命运的急迫。2010 年，他组织学生去诊所看牙医，一位男同学长了蛀牙需要治疗，治牙的费用为 3000 元。男生的父亲是一位智障人士，家里拿不出这笔钱。作为老师他提出为学生出钱，却遭到了学生的拒绝，学生对他说等毕业后他就可以去挣钱了。

image

教书多年，易云帆目睹年轻的生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现实甩出。与应试教育不同，三年的职业教育不足以让学生在社会上立足，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无法释放自己的潜能，上升的瓶颈会立即出现。他感到在进入职校校门的那一刻，关于未来的答案就已经给出，教育能带来多大的作用，他不太确定。

2013 年，他迎来自己职教生涯的 “临界点”。学生没有升学的压力，教师教书的劲头逐渐被磨平，没有职业成就感，这个过程就好像温水煮青蛙。

他感到茫然，想要有新的改变。学生大多排斥文化课，除了语数外，他们接触不到地理、历史等学科，知识层面狭隘。每日 7 点固定早读，学生们拿着课本，朗读得心不在焉，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

基于此，易云帆制定了一个早读本，小册子里收录了部分唐诗宋词，第一篇文章是《少年中国说》的节选，最后一篇是荀子的《劝学》。

早读开始，学生们朗读诗词，易云帆也跟着一起读。他告诉学生，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流传下来的文字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其中的道理，等着他们自己慢慢去理解。学生通过这种方式有了新的认知，同时易云帆也在消解着自己的情绪。

他还成立了电影协会。晚自习播放电影，电影结束时他让学生分享自己的体会。有一回他播放影片《千与千寻》，一位学生说自己的感想，他提到 “腐烂神” 不是真正的腐烂神，而是受到污染的河神。这位学生说，我们要保护好环境，尊重自然。

中专培养的是一批怎样的学生，这是易云帆一直思考的问题。基础学科的成绩不再成为评判学生 “好坏” 的唯一标准，进入职业学校，他们被拉到另一条赛道的起跑线前。

image
10

职业学校的明星学生是那些技能大赛的获奖者。每年的技能比赛从市里选拔，到省赛再到国赛，可谓过五关斩六将。突围出来的第一名不光有奖金，特殊专业的人才还能破格被本科学院录取，进入大学学习。

2018 年，陈莉带领班上的四位学生组成团队，去到市里进行技能比赛。比赛的内容是在虚拟的电子商务平台上开网店，从店面的设计、摆放，到计算进货成本，定价，再到充当客服，与客人沟通，完成整个卖货流程。在那场比赛中，他们取得了团体二等奖。冲击省内半决赛，学生没有获得名次，陈莉觉得他们已经非常优秀，四名学生之中就有王小洋。

临近毕业，陈莉再次来到王小洋的家里，她想说服孩子的母亲让他继续读书。三年的学习期画上句号，但这并不代表学业的终点。摆在学生面前的还有一条路，就是继续升学。

并列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也有着自己的升学和就业体系。或通过 “3+2” 中高职衔接，拿到大专文凭，又或者直接参加 “春季高考”，进入本科学院。

早些年，职校学生只有百分之十会选择升学，多数学生一毕业就去往各个工厂。最近几年，选择升学的学生越来越多，陈莉说学生思想的转变大多是从实习期开始的。

高三一开学，学生们就被分配到各个企业中去，进行岗位实习。陈莉所在的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实习单位是各类短视频公司。通常，用人单位会让学生做一些简单的活，比如网络审核员。负责发布前的片子审核，这类工作单调，也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

这并不意味着工作轻松，三班倒，夜班从下午 6 点一直要上到第二天的 6 点。实习期的工资，底薪是 1500 元，再加上格外的提成。

实习期结束，学生拿着实习表格，重新回到学校，这时老师会统一询问学生的意愿，是否愿意继续读书。“大多数学生在经历公司实习后，无法忍受单调的工作，再加上家长了解到学历对于找工作的重要，都会选择升学。” 陈莉说。

王小洋的妈妈最终同意升学的建议，她说再没钱也要支持孩子上学。陈莉所带的 2016 级第一届毕业生，全年级 50 余人，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通过 “高职单招” 的形式进入到高职院校。

如果要冲击本科院校，还需要学生自身付出更多的努力。2004 届的高考班，是易云帆带过的最棒的一批学生。

他至今记得班上的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两人最为用功，男生中考失利，来到职校后心有不甘，每门科目都拿第一。那年的本科分数线为 540 分，易云帆记得尤为清楚，他两的分数达到 600 来分，同时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那一届考上本科的学生有 8 个人。

image

客观来说，中考带来分流效应，真正决定分野的关键要素还是学生本身。去年上半年，侯蓝蓝带两个高考班，看到了学生的另一面。

学生王涛的 QQ 签名是 “运动不止，生命不息。” 他有着 1 米 80 的个头，长相帅气。从小学到初中，他是学校校队的短跑运动员，热爱运动，直到两年前查出心脏病，体育训练也被迫停止。此前，王涛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田径场上，学业落下，他只好进入职业学院学习电力专业。命运牵引他走向另一个方向，但他不想过早放弃，他向侯蓝蓝打听体育相关的院校，他说等身体养好，能继续在运动场上，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体育老师。

另一位学生有听力障碍，他本来在普通高中读书，因为听力问题学习跟不上，高二转学进入职校的高考班，他想学医，自己联系能接收的学校，最后找到一个医学院，现在他正在为考那个学校而努力。

2014 年，易云帆去马来西亚旅行，回国途径深圳，一位 2008 年毕业的学生在那里工作生活，他们取得了联系。时隔 6 年，学生在饭桌上提起自己的经历，他在一家私企里做网络维修，早年技术水平低，跟着老师傅学，经常被骂哭。好在他熬了过来，他说自己打算组团队接活，那年他 25 岁。

陈莉所教的新一代学生，他们的就业有着更为多样化的选择。有的做厨师，有的当了司机，还有一位在苏州做糕点师，最近做糕点的学生联系她，提到自己升职为店主，单独运营一家门店。陈莉为他感到高兴，也为自己高兴，在豆瓣她记录下自己的感想：“职业学校的学生需要以他们优秀的姿态被社会看见，因而他们需要好老师。”

教书 5 年，陈莉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开除了班上一个喜欢霸凌的学生。她觉得自己没有尽最大的努力拯救他。后来，她看到那个学生和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人停留在学校附近。她尴尬地走过，连头也不敢抬，她仿佛看到这几个孩子的未来。她不敢往下想。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微信号：zhenshigushi1

文 / 小满 编辑：尹磊

来源：首席人物观

时至暑期，在线教育偃旗息鼓。

从线上到线下，往年铺天盖地的广告投放急速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资本撤股、公司裁员的负面消息。

鸡娃的焦虑不再四处弥漫，K12 教育的行业激烈内卷踩下急刹车。

自从解决了温饱问题，“让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的经典语录，成为了一大群家长的基本常识。

升学的焦虑，犹如一场巨大的瘟疫，在人群中一传十、十传百的不断传染，就像电视剧《小舍得》中坚持开明教育的宋佳，最终也不得不被裹挟着加入到鸡娃的战争。

互联网构筑了更加广泛而紧密的人际网络，也让情绪的传导变得愈发迅速，最终的结果就是，群体焦虑感易于归纳，也易于捕获，成为一片可开掘的商业蓝海。

将焦虑转化为真金白银，成为一门手艺，从早年的周鸿祎、罗振宇流传到后来前仆后继的创业公司和 KOL 手里。

焦虑已经成为某种商业逻辑的前提。

01

鸡娃经济

每天下班后刷手机的时候，孙静雯都会收到关于幼儿辅导的内容推荐。

90 后、银行职员、有一个两岁女儿，关于她的所有关键信息，早已滚动进辅导机构的大数据计算中，她具有明确的用户画像，她 “需要” 什么，平台很清楚。

孙静雯起初并没有在意这些，只是当做垃圾消息一划而过，但看得久了又会觉得有些好奇，从她点入推荐内容的那一刻，“潘多拉魔盒” 悄然开启。

“焦虑” 开始潜移默化地生效，“我是不是给孩子启蒙太晚了？自己做的不够好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未来？” 孙静雯回忆说。

在主流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些很难忽视的现实：“总有一些比自己优秀的人，活得比自己更努力。” 每每想到这些，孙静雯就坐立不安。

在孙静雯看来，“海淀妈妈” 当中有很多都是 “考一代”，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考试所带来的阶层变迁，她们给孩子从小就报了各种启蒙班，从数学、语文到思维、英文……

1

竞争从孩子的幼龄就已经开始，而这些难以回避的比较，都让孙静雯从一个佛系妈妈，变成了一个忙碌的鸡娃家长，每当受到别人夸奖，她还不忘谦虚：“我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看看人家的孩子，现在都是一个孩子，不重点培养能行嘛？”

在中国很多城市，也正是像孙静雯这样的宝妈群体，支撑起了数家体量巨大的课外培训机构。

根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 年度中国在线教育投融资数据报告》显示：

2020 年中国在线教育领域的融资总额超过 539.3 亿元，同比增长 267.37%，这要比 2016 年到 2019 年四年的融资总额都要多。

在线教育的广告投放也异常凶猛，据业内人士透露，在 2020 年的暑期，猿辅导最多一天在头条上的投放量就有 3000 多万元。

乔文文在河北保定的一家国企上班，原本秉持快乐教育理念的她，在刷到同龄孩子钢琴比赛拿奖的视频后，给儿子一口气报了 5 个课外兴趣班：“中国的现状就是所有人都在超前学习，大家都在学，谁敢让自家的孩子不学？”

当下的教育语境中，家长将孩子的成绩与阶级跃升的焦虑进行捆绑，在重金培养下一代的同时，自身的社会生存焦虑也会得到变相释放。

进入 2021 年，监管政策 “靴子落地”。3 月，全国两会期间，有教育行业人士提案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4 月以来，高途课堂、学而思、新东方在线等校外培训机构受到顶格罚款，随后，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始施行，该法律规定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教育。

心理学家马斯洛在 1943 年提出了人类的的需求层次结构，其中包括了五级模型，从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分别为：

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要（友谊），尊重和自我实现。

毫无疑问，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缺陷需求之后，人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满足增长需求。

这也就像那些求成心切的家长，他们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绕开监管的禁地，即使需要支付昂贵的学区房贷款，依然也会在鸡娃的道路奋勇前进。

02

知识焦虑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在几百年后的商品经济时代，知识不再直接等同于力量，而是被金钱和资本取而代之。

在今天的社会，把知识做成付费产品，换取金钱，这或许是对培根名言的最生动实践。

进入后博客时代，碎片化信息变成主流媒介，人们痴迷于浏览 140 字的微博、15 秒的短视频、就连公众号都在追捧短平快的插画图集。

对于深度知识的获取，人们缺乏的不是精力和时间，而是耐心。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放弃知识的掌握权。

短平快的 “知识付费模式” 粉墨登场。

罗振宇可能是最懂得如何将知识焦虑变现的人。

2013 年，罗振宇上线了知识型脱口秀节目《罗辑思维》，并在公众号公开售卖了 5500 个会员名额，成功将 160 万元人民币收入囊中，这也打响知识付费领域的第一枪。

自此，从平台到创作者，各路玩家纷纷入场，微博微信开通了打赏功能，越来越多头部自媒体开始推出自己的付费课程。

2016 年被称为 “知识付费元年”，5 月 15 日，付费语音问答平台 “分答” 上线，随后，罗振宇全力打造自己的 “得到 APP”，喜马拉雅 FM 创办 “知识付费节” 和 “123 知识狂欢节”，知乎也正式上线 “知乎 live”。

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看好知识付费的赛道，知识分享社区也都在加快布局付费体系的步伐。

罗振宇对焦虑并不回避，他在 2016 年推出大作《罗辑思维：我懂你的知识焦虑》，与读者亦师亦友，从买卖关系升华为时间的朋友。

豆瓣在一年后推出了首款付费产品 “豆瓣时间”，马化腾也随即表示：微信公众号正加快上线付费订阅。

赛道愈发拥挤，那么知识付费的商业逻辑到底是什么？

在物质欲望充分满足的时代里，人们的精神焦虑正在不断蔓延。

渴望快速获得知识并完成自我的改造提升，进而获得更为丰厚的物质回报，成为了新兴中产的一大诉求。

事实上，知识付费也与成功学书籍的存在逻辑极为相似。

为什么会有人去买成功学？

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渴望成功，而是他们在书籍绘声绘色的渲染下，变得无比恐惧平庸和失败。

于是，在制造焦虑的议题上，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戳中大众情绪的爆款内容诞生。

2018 年 4 月，《摩拜创始人套现 15 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突然成为了朋友圈的刷屏文章。

文中写道：

“现在的 80 后，多数都在做什么？要么在北上广的写字楼里，刚刚成为一个总监，小腹上长出赘肉，每月因为房贷不敢辞职。要么在三四线城市里，过着平淡，却一眼可以看到未来的日子……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从来都不会打招呼。”

同样是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的陈旧观点，但自媒体用更加贴合时事、更具有情感煽动性的文字罗列出来后，就变成了全民追捧的爆款热文。

这其实也就说明了，对于生存和发展的焦虑，一直深嵌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并且随时随地都会被突然调动出来。

转发一篇鸡汤文章，报名一门付费课程，都会是大众缓解焦虑情绪的有效方式。

像 “自媒体女王” 咪蒙这样的制造焦虑、又消除焦虑的一条龙情绪服务，也曾经大把地收割过粉丝的钱包。

当她写出《说来惭愧，我的助理月薪才五万》一文后，凡尔赛的标题和文风迅速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

不久后，咪蒙便推出了《咪蒙教你月薪 5 万》的职场课，并承诺 “3 年后你的薪水涨幅没有超过 50%，课程费用将双倍退款”。

上线 4 天后，售价 99 元的职场课程，其销量已经超过 10 万份。

课程卖得很火，但很快，咪蒙那个月薪五万的助理就失业了，而咪蒙对用户 3 年后双倍退款的承诺也打了水漂。

2019 年 2 月 21 日，咪蒙正式注销微信公众号 “咪蒙”。

今日头条的头条号、凤凰网旗下的大风号、一点资讯旗下的一点号、知乎均发布声明，表示永久关闭 “咪蒙”、“才华有限青年” 等账号。

3 月底，咪蒙名下的十月初五影视传媒公司正式解散。

03

焦虑贩卖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说：

“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后真相时代，信息不发达的时候被蒙蔽，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实。”

当焦虑的情绪笼络了用户心智之后，消费者是否真的需要这项产品，其实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只有当他们真正去完成这笔消费，才能抚平内心的焦虑。

比如，有人无比艳羡咪蒙助理的五万月薪，然后在收入焦虑的引导下，就会主动购买咪蒙所兜售的职业课程。

通常情况下，付费用户的热情只能保持两天，然后就会平静地接受月薪三千的现实。

因为跟风鸡娃带来的焦虑，也会随着情绪的波动到达峰值，只有在给孩子报了一大堆也许并没有什么用的补习班之后，焦虑的情绪才会慢慢释放。

基于这样的 “焦虑贩卖” 逻辑，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商业案例。

比如，周鸿祎当年推出的 360 安全卫士，凭借免费模式一跃成为杀毒软件老大，用户出于对木马病毒的顾虑，需要装上安全软件才能觉得安心。

用免费的方式占领市场，通过占领桌面入口，以弹窗等一系列焦虑警示，让用户使用它的浏览器、软件管家、压缩包、云盘、手机管家…… 所有的产品都被包装了 “安全” 的外衣。

就这样，开源环境的常识性风险，被 360 渲染成一种随时会被木马攻击的焦虑。

就连那场曾经轰动一时的 “3Q 大战”，其本质，也是让用户在社交焦虑和安全焦虑之间摇摆不定，艰难抉择。更懂焦虑贩卖生意的周鸿祎，显然成了最后的赢家。

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在不断迭代，焦虑的生意却绵延不绝。

在容貌焦虑的支配之下，在人人滤镜的内卷绞杀之下，人们拍照都需要美颜相机，然后才敢将照片传到社交网络。

这就让创办于 2008 年的厦门美图科技有限公司，凭借一款美图秀秀的软件，在全球累计收获了超 10 亿的用户。

焦虑的变现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人们有焦虑，才会有解决的需求，进而就会衍生消费的冲动。

生活中存在着方方面面的焦虑情绪，但与之相对应的，也会有着消解焦虑的商业逻辑。

凭借年龄焦虑而起飞的医美行业、依靠财富焦虑而生存的理财产品、因为房价焦虑而创收的房地产中介、通过安全焦虑而赚钱的保险行业…… 此种案例不胜枚举。

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提到，焦虑实质上是一种恐慌，是一种对于危险的无能为力感。

人类的发展长河，其实也就是一段面对焦虑和恐慌的斗争史。

茹毛饮血的时代，人类需要战胜饥饿和疾病、野兽和天灾；身处现代文明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面对疫情和各类风险的挑战。

焦虑无法消灭，也不值得歌颂，但战胜焦虑，永远会是文明发展的主线任务。

祝大家今夜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