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内蒙解除一级响应。在牧区困了两个月的我，迅速跑去市里吃了个火锅。
我爸反复安顿我，回来路过镇上去看看爷爷，打个招呼。
“行，我回来就在那儿住一天！”
爸爸愣了一下，“你看着办，不想去也别勉强。”
我进门的时候，爷爷和三奶奶（爷爷的第三任老太太）都有点意外，看我大包小包的进来，局促地从炕上坐起来，问我这是准备去哪儿？
“我刚回来，哪儿都不去。”我把东西放到柜上，脱鞋上炕，尽量表现的自然熟悉。
上次住在爷爷家，还是我八岁的时候，一晃二十年。
小时候不愿意去，长大没时间去，总是路过匆匆忙忙看一眼，买点东西留点钱，靠着柜子站一会儿就走。
看我脱鞋上炕了，爷爷试探性问了一句：“今天还回去吗？”
“不回去了。”我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我等我爸，明天他也要来。”
爷爷赶紧起身下地，“ 饿了吧，我给你做饭，你想吃点啥？”
他一边招呼三奶奶醒骨头炖肉，一边噼里啪啦给了我无数个选项。“吃不吃饺子？要不爷爷给你烙点馅儿饼。你在南方呆久了，爱吃青菜，爷爷上街给你买点菜炒着吃？”
看爷爷准备穿衣服上街买菜，我赶紧制止：“不用不用，太麻烦了，有啥吃啥，我不挑。”
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我感到局促不安，无所适从。
提起爷爷，大部分人评价的关键词是“精明且自私”。爷爷是个很传奇也很矛盾的人，当过兵坐过牢，平反后当了干部，改革开放下海经商。
70岁二婚，87岁三婚，这是一个不太在乎旁人眼光的老头。在混乱动荡的年代，他巧妙避开了时代风险，一生不落人后，追求体面。
1986年，大伯突然离世，家里的饭店旅馆轰然倒塌。两年后，好赌的二伯离家出走，二娘大着肚子带着二姐姐，一个人过了三年。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上门讨点米面，爷爷没管。二娘只能去镇上起诉离婚，那是镇上第一起起诉离婚案件，街上的流言蜚语爷爷充耳不闻。
二娘把五岁的二姐姐扔在爷爷家门口，带着两岁的小姐姐远走他乡。面对被遗弃的二姐姐，爷爷果断做出“最精明”的决定，坐在炕上指挥我爸把二姐姐送到她姥姥家：“她妈一定会回来领。”
送回二姐姐，爸爸还没走出村口，就听见我二姐姐响彻天际的哭声。背着小包裹，跑三步摔一跤，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爸咬咬牙又把二姐姐带了回来，奶奶和爷爷打了一架，二姐姐留下了。
爷爷并未放弃甩掉这个拖油瓶的念头，把主意打到我妈那儿。我妈刚怀二胎，爷爷游说她把我引产，抚养二姐姐。
那一年正是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有人为了生二胎抛家舍业，有人为了一点钱挨家挨户举报。
戴红袖章的老太太定期上门盘查，哥哥在街头放哨，看到红袖章老太太来了，撇着腿一路小跑，让妈妈赶紧藏起来。
我妈体型瘦小，加上提心吊胆、营养不良，五个多月才开始显怀。显怀之后更藏不住了。当时爸爸在蒙古贩马，爷爷运筹帷幄，想借着红袖章老太太之手把我引产了。时不时派奶奶去分析利弊，连劝带吓唬：“万一生两个儿子拿啥养？就算生了女儿，罚款也交不起。谁谁谁家超生，房梁都被挑了，日子不过了？”
我妈心一横，跑！去牧区。
两个姑姑都嫁到了牧区，那里没人挨个儿查孕妇。妈妈领着哥哥，挺着大肚子，不敢坐火车，在路上拦住拉羊大货车，挤在羊群里一路颠簸，抱着肚子生怕把我给颠没了。
跑到牧区，住在姑姑家冬营盘一个废旧蒙古包里——牧区草场分冬夏营盘，每年11月迁移可以抵抗风雪的冬营盘，次年5月迁移夏营盘。
为了保险起见，我妈忍着一定要等我快生的时候回镇子，孩子一露头就是一条命。内蒙入冬，白毛风呼呼地刮，我妈肚子大了行动不便，没水没电没吃的。我爸忙着和姑姑迁冬营盘，哥哥拿个小盆子舀雪，化雪做饭。
我生在冬至，内蒙最冷的时候，预产期快到时大雪封路，彻底回不去了。妈妈即将分娩，爸爸骑马去接产婆，等回来我已经出生。爸爸总说，我和成吉思汗一样，命大，连产婆都不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后来，我户口落在姑姑家，取名娜仁，寓意像太阳一样生生不息，上学才迁回原籍。
爷爷没有骗人，老家房梁真被挑了，粮食也充了公。爸爸经常调侃，说我生下来就是讨债的，我一出生，倾家荡产。
就这样，我们一家留在了牧区，养羊放牧为生。
爷爷家在察哈尔后旗一个古老的蒙汉通商集贸小镇上，位于乌兰察布市和锡林郭勒盟交界处。往北是锡盟苏尼特右旗，生态基本接近纯牧区。往南是商都县，农牧区结合。
爷爷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大伯最争气，大集体解散之后，爷爷盘下公社的旅店和饭店，产业靠大伯经营。这家车马店坐北朝南，正房8间，偏房10间，每间房4个床铺，供来来往往的商人歇脚，热闹程度堪比一个小型的集贸市场。
大伯过世后，爷爷把饭店关了，给儿女们下了赡养指标，专心养老。
奶奶腾出两间房子，看管家里八个孩子吃喝，学习。
大姑家三个，二姑家两个，大伯家两个，二伯家留了一个。奶奶的锅边常备一把鞭子，只要有孩子打架，就一鞭子甩过去。打人的，被打的，同步挨打。
爷爷宣称自己得了心脏病，再不管事。
爷爷总是躺在炕上，手里盘两个核桃，脱个袜子都要伸脚让孙辈脱。口袋常备速效救心丸，睡醒要吃个黄桃罐头，吃饭有个专门的小桌子，有好吃的先紧着自己。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再小的孩子也只能眼巴巴看着，悄悄吞口水。“爷爷奶奶把好吃的留给孙辈，甚至直到过期也舍不得吃”的情节，我从来没体验过。我只记得，爷爷吃完黄桃罐头，我们把瓶子仰起来，巴巴舔几下残余的汁儿。
那时，我以为爷爷真有心脏病。二十年后，我第一次坐爷爷的电动小三轮。90多岁的他简直草原飞鹰，追风少年啊，颠得我根本坐不稳。他的速度连小轿车都赶不上，路上沟沟坎坎不带躲的，咔咔咔轧过去。街上的阿姨追在后面喊：“大爷，帽子！帽子掉了！”
一晃七年，大孩子们陆续读完初中毕业了。二姐姐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二伯依旧杳无音讯，她没钱继续读书，只能辍学，去学手艺。
同年冬天，奶奶走了，爷爷的心脏病也好了。奶奶过世刚满一百天，爷爷就戴着大墨镜，精神抖擞地四处相亲，很快开启了他的第二春。
二奶奶是个漂亮精干的老太太，那时60岁，比爷爷小10岁。这个老太太最符合爷爷择偶标准，和亲奶奶相比，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第二年开春，我和哥哥住进了爷爷家。我发现，爷爷的家庭地位出现了极速大反转，从炕头转到了锅边，劈柴烧茶做饭，样样不拉。他心脏病好了，一口气劈一垛柴也没问题。因为爱情，70岁的爷爷还去镇上打了份工。
二奶奶对我们说不上坏，没打过我们也没骂过我们，只是态度冷冰冰的。我和哥哥大气不敢出，扒拉完几口饭就跑回房间写作业。我俩和二奶奶住了一个学期，基本没说过话，也没叫过一声奶奶。
爸妈捎回来一包奶豆腐，爷爷给了我和哥哥几颗，我们捧在手心，不舍得咬，抿着吃，一点一点尝味道。剩下的被爷爷锁在柜子里，说要等我们听话表现好才给吃，不过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了。
二奶奶的外孙女儿和我一个班，叫晓宇。晓宇属于那种没什么存在感的女生，学习成绩中下游，平时不怎么说话。第一次在爷爷家碰到晓宇，我根本没认出她来，她与我打招呼，我才发现：“哦，咱俩一个班啊。”
某天早上，我看到晓宇拿奶豆腐分给同学吃，冲过去问她：“你这是哪儿来的？”
晓宇懵懵地说：“我姥姥给的，你要吗？我有很多。”她大方和我分享着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我喉头一哽，像是被生生塞进一团棉絮，眼泪打转转，千言万语化成了五个字：“我才不稀罕。”
放学回去我偷偷拿钥匙打开柜子，空荡荡的柜子窜出一个叫委屈的东西。爷爷不能理解小屁孩的自尊心，把这一切粗暴定义成我嘴馋，小气，不懂事。
爷爷的心思都花在讨好二奶奶的家人身上，晓宇每次过来，都会喜眉笑眼拿出一堆好吃的。对于爷爷来说，晓宇能叫一声姥爷，是他该阶段首要战略目标。
晓宇的妈妈有时也会来访。她人很好，会把吃的送进房间给我。我横眉冷对，她却是笑眯眯的，爷爷骂我时会帮我说话：“孩子还小，慢慢的就好了。”
那是两个世界，外面一家人其乐融融，有说有笑，我和哥哥在小房间相顾无言。
我家和爷爷决裂是因为哥哥的一双球鞋。
内蒙入冬很快，妈妈的钱还没捎回镇上，突然就下了一场大雪。我和哥哥穿着球鞋单衣，爷爷没管，我俩也不敢说冷。
那时学校还没有暖气，教室生个煤炉子，学生轮流从家里带柴火和炭来烧。有的家长小气，象征性带一点，烧到下午烟熄火灭，抗寒基本靠抖。
下午三点半后，有45分钟课外活动时间，老师锁上教室门，要求学生们去室外活动，美其名曰增强抵抗力，其实是为了节约用炭。
这个时间段，对于我和哥哥来说，太难熬了。就算跑个五公里，单薄的球鞋也扛不住内蒙零下二十几度的白毛风。鞋已经不是鞋，那是两个冰冷的铁砣砣，跺一跺，咔咔作响，震得脚生疼。
哥哥神秘兮兮把我带到操场的小角落，搂了一堆树叶子，点着烤火。我俩在寒风中，围着烧着的树叶取暖，被烟熏得眼泪直流，也傻呵呵不肯离开火堆，对于我俩来说，那是生命之火。
一阵小旋风吹散这生命之火，烧着的树叶子失控了，盘旋在天上，像飞舞的火蝴蝶。我看呆了，哥哥把我推开，脱下外套开始扑火，火蝴蝶沾到身上，他的鞋子裤子都烧了。
幸好老师发现及时，人没烧伤，也没引发火灾。老师把我俩拎到办公室，气冲冲准备给一顿胖揍，看到我俩单衣球鞋冻得哆哆嗦嗦，对熊孩子的怒火转到大人身上。
老师翻开紧急通讯录，打通电话就是一顿训：“这是什么大人，都不管孩子的么？零下二十几度的天，穿球鞋，孩子冷得不行只能烤火，裤子都烧了。腿不想要了？冻掉了就残废了！”
接电话的是邮局的一个姨娘，她一听，不得了，孩子的腿烧着了。她指挥小儿子迅速套马，出发下牧区捎话，话捎到爸妈那里，成了我哥烤火把腿烧残了。
妈妈险些昏倒，跟爸爸开农运敞篷三轮车，连夜赶600多里路回镇上，到学校已经是第二天放学。
哥哥身上还穿着那条烧了半截的裤子，里面红秋裤极其扎眼。别的孩子红光满面，兴高采烈像只小麻雀，我和哥哥面黄肌瘦，冻得哆哆嗦嗦，耷拉着一个大书包，回家像上刑场。
不被爱的孩子，形象和气质是鬼祟的。
接到我们，爸爸一路没言语。回家默默揭开锅，两碗看不见油花的土豆烩菜，三个黏糊糊不知热了多少道的馒头。
“你们就吃这个？”爸爸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在爷爷家不是白住的，得照米面粮油的市价给伙食费。除此之外，妈妈每个月会捎很多肉回来，爸爸在牧区打猎逮兔子，不舍得吃，也托人捎回来给我们补身体。
我哥冻伤的脚成了我爸过不去的坎儿，他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爸爸，按市价给钱，已经将期望值降到了最低。爷爷违背的，不仅仅是血脉亲情，连基本的商业规则都没有遵守。”
我俩被爸妈带走。后来我在镇上读了六年书，月底生活费用完了，馒头榨菜对付一周也不去爷爷家。我对爷爷爷谈不上怨恨，只是单纯生分，不熟。
时隔多年，再次坐上爷爷家的炕，我像披上龙袍一步一步登上皇位的武则天。有生之年，我居然能上这个小桌子上吃饭。
吃罢饭，趁着三奶奶出去锁大门的空当，爷爷偷偷塞了一百块钱给我，说：“明天上街给你奶奶买件衣服，孙女儿买的，她高兴。”
我很迷惑，不知道该做何反应，觉得很奇怪，又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
“不用，我明天带她出去买就行了，我有钱。”
爷爷硬把一百块钱塞进我荷包里，三奶奶进来了，我俩没有再拉扯。
“明天孙女儿带你上街买衣服去，过年的时候不是想买那个褂子么，明天去买。”爷爷对三奶奶说。
三奶奶是五年前来爷爷家的，七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太，干活一把好手，伺候爷爷尽心尽力。除了爱捣腾点东西到儿子家、变着法儿要钱要东西之外，没别的毛病。
家人对三奶奶和二奶奶的态度很不一样。二奶奶进门时没人支持，总有一种对待侵略者的敌意。三奶奶进门时家人极力促成，像对待客户一样讨巧，能夸就夸，只要不触及原则性问题都是小事。
晚上，爷爷拉着跟我讲了一些他过去的事，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和着。
讲着讲着，年过九旬的爷爷突然哭了起来，一开始我以为是咳嗽呛着了，赶紧递水过来，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真的哭了。我吓了一大跳，生怕他一口气没缓过来，那我就成全家的罪人了。二十年不怎么来，一来就惹事儿。
爷爷的故事，要从太爷爷走西口说起。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山西有句老话：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走西口十去九不回，在山西十年九不收。
对于走西口，太奶奶是坚决不同意的，家里还有几亩薄田，大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女儿也找了婆家，剩下三个小儿子勉强能温饱。走西口一路凶险，饿不死，就不想挪。
太爷爷带着不破不立的气势砸掉了烧饭的锅，变卖家产，连家里烧火的铲子都卖了，带着哭哭啼啼的太奶奶和四个孩子走向杀虎口。
那年二爷爷15岁，爷爷11岁，四爷爷才9岁。
路上赶上国民党抓壮丁，二爷爷当了国军，解放后去了台湾。用爷爷的话讲，不知道官大官小，好光一分钱都没沾上，倒受了不少连累。二爷爷去台湾导致爷爷入党政审没通过，还坐了几个月牢，家里差一点就被打成反动派。
太爷爷是个赌鬼，跑到内蒙的察哈尔，置办了几亩薄田就当起了甩手掌柜。活计全靠爷爷支撑，家里没有耕牛，只能靠人拉犁耕地。犁重，爷爷背不动，放在地里怕被偷，就睡在地里守着。
奶奶是太爷爷赌钱赢回来的，爷爷一百个不情愿。奶奶和爷爷是两个极端，爷爷聪明精干，做事讲究，穷也要体体面面，不落人后。奶奶人懒还邋遢，能将就绝不讲究，泼妇中的王者。她蹲墙根儿晒太阳，上厕所也懒得走，大吼一声：“都给我起开，我要尿尿了。”人憨还倔，重大决策上爷爷基本拗不过奶奶，惹烦了还被揍一顿。
“宁跟聪明人打一架，也不跟傻子多说一句话。娶一个愣子，扎一后辈愣根儿。”这两句话，就是爷爷对自己第一段婚姻的终极评价。
娶了奶奶不久，爷爷就去当兵了，在桃林县大队当班长。解放战争时期，桃林的国军指挥官是爷爷同乡，他一个人去劝和，桃林和平解放。
提到这段儿，爷爷满面红光，抿了一口酒：“别看爷爷当时只是个班长，收编了国军，不亚于排长。”
解放后，立功的爷爷被选到呼和浩特念军校进修。他意气风发回乡探亲报喜，才知道太爷爷已经去世了，奶奶带着两个孩子，照顾身体已经不太好的太奶奶，地里的生计全指着四爷爷。
孤儿寡母，家徒四壁，经过艰难的权衡，探亲假到期爷爷没有归队。领导专门过来看爷爷，给他第二次选择，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家里。
爷爷这一生最大的遗憾，第一没有入成党，第二没有退伍证。现在国家对当年的驻村老干部有很多优待，可爷爷心心念念惦记的，还是那个象征荣誉的退伍证，以及被二爷爷拖累了的入党资格。
回村之后爷爷当了村干部，文革时期当了革委会主任，白天批斗晚上偷偷送粮食，上下都没得罪。四人帮倒台之后，革委会的人直接进去了，爷爷在众多乡亲的求情下，上了十五天的学习班，出来又当了农场的场长。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三十多年的时间，爷爷凭着个人努力，一直过得不错。家里六个孩子，没受过饿。举国还债期间，为了省粮食爷爷从不回家吃饭，缺粮就骑马去部队借。
“为啥要去部队借呢？”我问。
“借了大队的要还呀，借一年还一年，死了之后骗一年。”爷爷眼里泛起狡猾的光，“大队也穷，我借了村民们吃啥，别人进不了部队啊。”
改革开放之后，爷爷是第一个下海经商的，生意最红火时，算镇上的大户。
大伯最像爷爷，其余孩子都像极了奶奶，脑子不够，脾气不好。大伯去世之后，爷爷直接被打垮了，根据地转移到炕头上，一心盘核桃，心脏病就是这个时候有的。
直到奶奶去世，爷爷的人生才又重新开始。
这是爷爷头一回跟我讲他的故事，像一出四倍速的默剧，在我眼前掠过。他12岁扛梨耕地，18岁被迫娶了不中意的人，20岁当兵入伍，24岁立功建业，却又被迫放弃理想……50多岁丧子，70岁二婚，87岁三婚。他一直在努力活着。
这些故事像翻滚的黄河洪浪，我只是里面的一条小鱼，存在过，参与过，但不是主体。
第二天突然降温，特别冷。早上吃罢饭，我在炕上睡了一会儿，有点逃避逛街的意思。
家里来了很多串门儿的人，我迷迷糊糊听到爷爷炫耀：“这是我孙女儿，三儿子家的。大学生，在武汉自己创业，写的文章要拍电影了。”
三奶奶一心期待着带我出去买那个因为太贵没买成的褂子，刚过十点半就邀请串门的老太太们一起逛街，委婉赶客。
我只好起来，把能穿的衣服都套着，坐着爷爷的电三轮出发，一家一家地逛。每到一家店，爷爷都迅速停好车，插空跟店主介绍：“这是我孙女儿，来给他奶奶买衣服了，我孙女儿有钱，自己开幼儿园的，一篇文章能买你这一家店。”
三奶奶毫不客气，进门就问那个300块钱的褂子还在吗？300块钱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代表着这个镇子的最高消费。逛遍所有的店，最后终于在镇上的最繁华处，找到了传说中最贵的褂子，标价399，打九折。
卖衣服的嫂子真是销售的一把好手。“你家的老太太就是给你省钱，从来不穿好的，都是百儿八十的衣服。人家老于头家的老太太，百儿八十的衣服看都不看。就买这个，穿着多像个退休老太太。”
“我不买有人给买，这不就有人给买了么。“爷爷突然cue我。
嫂子瞬间领悟要义，来了一波儿商业互吹：“老太太就是命好，家里的子孙都孝顺。别说这是二家孙子，亲孙女这么孝顺的都少哦。”
我笑了一下，挥挥手，给爷爷也挑了一件，一起买。在嫂子的推荐下，每人挑了一件最贵的褂子，总价678，然后骑上小三轮回家了。
下午串门的老头老太太来了，三奶奶一个个展示：“看看这料子，这质量，正是时兴衣服。”
爷爷躺在炕上，笑眯眯地盘着核桃。
“孙女眼光好啊，一挑就是最贵的，四百几来着？”爷爷插话。
“诶呀，我忘记了，微信支付的，没细看。” 我懵了一下，跟不上爷爷炫富的节奏。
“标签上不是写着么，699。现在便宜了，四百多块钱就买上了。”三奶奶恰当助攻。
“啧啧啧，你真是命好啊，我那亲孙女儿也指望不上诶。” 串门的老太太说。
之前去我家吃年饭，三奶奶逢人就告状，跟我妈、我嫂子各说一遍，还拉着外面干活的我爸也讲一遍：“我尽心尽力照顾他（爷爷），大过年的，连个300块钱的褂子都不给我买。”
我想到这，打电话跟妈妈说：“ 那个300块钱的褂子，找到买主了。”
“谁买了？”
“我啊！哈哈。”
“不愧是你爷爷，慧眼识人，能找到买主，雁过拔毛啊。”我妈笑着说，“买就买了，回来妈给你报销。”
当时我的版权收入还没到账，全部身家1756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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