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社会

作者 / 京师心理大学堂
深夜做决定，可能会发生决策疲惫，是自我损耗的一种症状或表现。处于自我损耗状态时，人们将面临认知能力下降、心理控制力减弱、更易做出不理性行为等风险。
什么是决策疲惫？

顾名思义，「决策疲惫」是人们在做决策的过程中遭遇到的「疲惫状态」。心理学研究中，将「决策疲惫」看作是自我损耗的一种症状或表现。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分为三大部分——自我（有意识），本我（追求快乐），超我（最道德化的自我）。自我需要某种形式的能量来完成它的任务，调和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

加拿大心理学家鲍迈斯特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提出了「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的概念：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消耗着我们的意志力，这便是自我损耗。比如，当我们保持注意力专心致志地做某事时，便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进行「自我损耗」。

而处于自我损耗状态时，人们将面临认知能力下降、心理控制力减弱、更易做出不理性行为等风险。

什么时候会发生决策疲惫？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两种常见情境会导致决策疲惫：

1.多样选择导致疲惫

常识中，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选择多比选择少更好」，实则不然。

一方面，选择多样会引起决策疲惫，导致我们做出不理性选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例如，计划买一包小零食解馋——走进商店——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摆的全是我爱吃的垃圾食品——每一袋看起来都很好吃——于是顺手就买多了——回家妈见打。

另一方面，当选择让人感到泄气时，无限的选择反而会导致人们变得不满。

例如，计划买一包小零食解馋——走进商店——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摆的全是我爱吃的垃圾食品——每一袋看起来都很好吃——不知道买什么好——干脆不买了。

一些商家便利用了这一点来制造消费陷阱：一开始先热情地为我们介绍大量的商品，给予我们大量的选择，而「挑花眼」后的我们做出非理智消费的可能性便大大提升了。

但是，商家们也请小心：如果过度使用这个心理机制则会适得其反，让人们变得烦恼，从而抑制了消费行为。

2.重复决策导致疲惫

对于某些职业的工作人员而言，ta 们可能每天都要经历重复决策——每天进行重复的、相似的任务性选择，进而产生决策疲惫。

在以色列，假释委员会定期会对犯人做出是否假释的决定，审判长将对犯人进行「面试」，在面试后决定是否假释这个犯人。日复一日，人们发现，犯人获得假释的概率与他所犯下的罪刑、服刑期间的道德表现无关，而与他们去面试的时间有关：通常来说，上午去面试的犯人获得假释的概率更高，达到 70%，而到了下午，这个比例急转直下，只有 10%。这是因为审判长在重复决策导致的疲惫状态下，会倾向于选择更容易的决策结果——驳回假释。毕竟，给犯人通过假释是有风险的，拒绝假释也就意味着降低了自己的职业风险。

对于慢性病人来说，医生的决策对病人的治疗效果起着重要作用，选择给病人做手术与否需要医生精准的判断，否则可能会影响病人后续的生活状况。由于医生每天都要会诊大量的病人，医生每天也经历着与审判长相似的重复决策场景。研究发现，在医生值班期间，相比于第一位患者，最后一位患者被安排手术治疗的概率下降了 33%。

这种前后不一的决策结果往往是因为：在非疲惫状态下，同时在选择范围和难度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更可能优化决策的方法，让决策的结果最大化地为动机服务，提升我们对结果的满意度。但在决策疲惫的状态下，人们的决策模式很可能发生改变，从高强度的认知推理法，走向一个捷径——启发式决策法，即用简单的经验做出决策。

尤其是当选择的复杂性不断提高，人们使用「消除策略」解决问题的倾向逐渐上升。比如，你在挑选衣服时不知道选择哪一件时，你很可能按照某个标准进行信息过滤：1.挑出某个价位的 /2.选择某个平时自己不会「踩雷」的色系；/3.……

为什么会发生决策疲惫

据一项美国的研究统计，成年人一天平均要做出 35000 个决定。( 别看数字惊人，人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了大量的决策，比如你此时此刻大脑可能在犹豫你要不要继续阅读这篇文章）在大量的决策选择中，人们难免会经历疲惫的时期。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也对此有着许多研究。

1.「自我损耗」模型

鲍迈斯特认为，意志力帮助我们在日常行为中抵制诱惑，即进行「自我控制」。而自我控制的过程，便会让我们产生如下几方面的「自我损耗」：

【能量资源消耗】我们做选择的过程消耗了原本应该分配给自我控制的意志力资源，这导致我们自我控制的水平降低，变得容易放弃以及做出非理性选择。

【情绪控制】在「自我损耗」下，我们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情绪的变化会引起「自我调控系统」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调整，指导我们作出回避反应——问题解决不了索性就半途而止了，决定不了那么索性就不做决定了。

【生理因素】自我控制的行为消耗大量的葡萄糖。当血糖水平偏低，不能有效地调动到大脑时（即当胰岛素水平偏低时），自我调节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研究发现，当我们感到疲倦时，将葡萄糖恢复到足够的水平通常会提高自我控制能力。例如，慢性病人被安排手术的概率从清晨的高比例到临午餐前都呈下降趋势，在医生进行午餐后，又恢复到高比例，随着时间推移，再次下降。

然而，关于葡萄糖的理论学术界现在仍有争议。持怀疑意见的学者认为，无论一个人在做什么，大脑对能量的总体使用是相同的，这与鲍迈斯特提出的能量耗尽影响意志力的概念并不一致。与鲍迈斯特共事的托德便是怀疑者之一，尽管他相信自我损耗的存在，但他始终不明白这个神经过程是如何仅由葡萄糖水平变化引起的。

但「自我损耗模型」又确实有大量的实验证明，比如「顺序任务」实验：

首先，参与者被分成两组，分别是「普通组」和「自我损耗组」。分到「普通组」的参与者不做任务或者做一些「自我损耗」程度小的任务，「自我损耗组」参与者则做一些「自我耗散」程度大的任务。然后，研究者让所有参与者做一个相同的任务，并比较不同组参与者的表现。

结果发现，相比于「普通组」的参与者，「自我损耗」组的参与人员错误率更高或是自控能力更差，有些人甚至想要放弃做任务。

2.动机转变模型

但有研究者认为，「顺序任务实验」反映的不一定是自我控制资源的缺失，而可能是理性缺失或自我放纵。我们的「疲惫感」可能源自于我们行为动机的转变——对「自我控制」的动机下降了，而对「自我放纵」的动机增强了。由于理智的决策需要我们保持「自控」的动机，而我们动机发生转变后，我们对「自控」这个行为感到疲惫，进而转向「放纵」的动机，导致我们理性下降，做出非理性选择的可能性提高。

自我控制的过程可以理解成两种力量在对抗和竞争——

一个是冲动力量：向往自律后的奖励、享乐等「诱惑」行为（内在的，「我想要做」的事情）；

一个是自我控制力量：即自律过程，通常表现为为专注于目标付出大量的努力（外在的，我「不得不做」的事情）。

而通常我们所渴望的保持自律的过程，就是这两种力量的博弈过程。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自我博弈的心理现象并不少见：在我们进行「体重管理」计划的时候，对诱人的高热量食物的向往就是我们破坏计划的冲动力量；而跟着刘畊宏「痛苦面具」般的进行高强度锻炼，或者当朋友在身边大口嚼着炸鸡喝着可乐，而我们却能经受住「美食诱惑」，则是对实行计划的自我控制力量。

如果是在看见了「努力会带来奖励」引发的自律动机，人们在努力结束后往往会放弃自我控制，出现一种类似于这是我努力了就应该有所得，「奖励」是「自律」「欠」我的认知观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节食减肥后容易出现报复性饮食的现象。

因此，在动机转变模型中，自我损耗源于注意力的调节和动机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注意力的缺陷和冲动的增强，从而降低了个人识别内部冲突或者比较差异的能力。

回到「为什么尽量不要在晚上做决策」这个问题，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

大部分人经历了白天的工作，身心处于疲惫状态，渴求尽快得到休息，这时候如果我们要强迫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往往就没那么容易了。

同时，我们会在这时候倾向于使用更加简易的方式做出选择，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消除策略」，帮助我们快点到达「做决策的终点」，解放处于思考枷锁中的心灵，去靠近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享乐、放松）。运用启发式策略尽管快捷，但可能有考虑不周的风险。因此，在晚上做出的重大决定往往不太明智。

如何解决决策疲惫？

1.缩小选择范围

当你不知道如何选择，可以选择「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进而排除所有的干扰。明确我们做选择的目的，缩小选择的范围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决策时的疲惫感。

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你会发现，每次我出现在大家面前都是穿着一件灰色或是蓝色的西装上衣。」我们学生时代常常被要求穿着校服，这也是帮我们「保存能量」的一个方式，让你不必在衣服选择上浪费精力。

2.按任务性质进行决策

简化决策的思考过程，有条理地安排计划也有助于我们缓解决策疲惫。

对于管理层人员来说，拥有一套系统化的制度操作（institutionalization）做决策非常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够「决定如何做出决定」。

对于个人，为自己制定一个「系统」也不失为一个良方，比如可以使用一个四象限表格（先后顺序：①紧急且重要，②紧急不重要，③不紧急但重要，④不紧急且不重要）去规划所要完成的任务，按事情的紧急程度和重要程度去完成任务。

3.合理安排决策时间

了解自己身体休息的规律，如果在面对重大选择的时候，刚好到达了一天中你需要休息的时间，那么最好的选择是先休息。

相信大家都很讨厌「拖延」吧，一想到要把事情往后堆积便可能会引发焦虑情绪。但在「决策疲惫」的状态下，我们非但不需要为问题「悬而未决」感到焦虑，相反地，在这时候选择「拖延」可能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

肥肠爱好者的乐园，一定有四川。

早餐，从一碗节子肥肠粉开始，激荡的酸辣，丰腴的肥糯，是四川人唤醒一天的不二法门；中午，可以把肥肠涮进火锅里，也可以简单来一份豆花肥肠、粉蒸肥肠，小作陪伴；到了晚上，重口味肥肠登场，焦香的干煸肥肠、又嫩又油的爆炒肥肠、下酒必点的卤肥肠……百般做法，万千滋味，暗香涌动之间，尽是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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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从肥肠粉、肥肠拌米饭开始的一天

作为蛋白质，肥肠拥有着其他食材无法超越的肥美。口感Q弹软糯，却又不像猪肚一般百嚼不烂；内里自带油脂，却也没有五花或是皮下肉那样腻味横生，保留多少油脂，追求怎样的味道，全凭吃客做主。

各色吃法，有人爱的深沉，有人拒之千里。但没有人能拒绝得了辣卤冷吃肥肠。

老卤与丰腴辅一相逢，腥臊即刻退避三舍，再经过麻辣爆炒，酥香微焦，嚼劲十足。深夜嘴馋时刻，肥肠在辣卤里浸的软软糯糯，光是筷子夹起的动作，嘴巴就已然预想到即将到来的淋漓，入口一嚼，满口流油，舌头最先迎来麻辣暴击，顾不得额头细汗，大嚼特嚼，脂肪和蛋白质就此在唇舌间纠扯出一派痴缠。肥、嫩、香，夜晚就这样在猛烈脂香中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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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好吃，都不好做，尤其是辣卤冷吃肥肠。好在自贡人在冷吃上早有造诣。

湿热的川渝地区，凭借冷吃兔出圈的自贡人，依靠盐帮背景，将咸辣并重的调味艺术发挥到极致。“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落在冷吃之上，炮制肥肠，妙意就在那老卤与爆炒之间。

要想做到冷吃也没有丝毫异味，适度清洗是基础。懂吃的老饕都知道，清洗肥肠，千万不可以洗过头，空留躯壳，丢失了肥肠的脂香妙味；也不可以过分放纵，没有去尽的腥臊味，足以顷刻间击碎对肥肠的美好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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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清洗方式是搓洗与刮除并行。搓洗需要反复进行多次，并用筷子在其正反两面用力刮，一定要注意正反两面都要多次清洗，这样才能在保存大肠独特香气的同时，充分除去多余肠油。

而后就是秘制老卤。八角，茴香，香叶等去腥的香料合理配比，在瓦煲里先一通炖煮，做成为肥肠特制的老卤，而后加入清洗好的大肠。慢卤的时长往往需要把控在一个小时左右，这样既可以保证大肠嫩滑肥美的口感，又足够卤水渗透进大肠的每一个褶皱间隙，丰盈每一个边边角角，锁住浓香。

辣卤冷吃肥肠蹿香扑鼻的要义则在爆炒。一把汉源汉源花椒、二荆条辣椒抛入锅中，猛火爆炒，伴着滋滋的响声，大肠的油脂香与麻辣味融为一体，直到肥肠外结出一层微焦，立即出锅。此时的辣卤冷吃肥肠，外层酥香诱人，吃到嘴里，微焦下全然包裹着软糯的丰腴脂香，Q韧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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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读书匡山上，忽然一阵肥肠香，读书台高千千尺，不及老妪送肥肠。”居家时候，嘴馋时刻，需要一份冷吃肥肠，唇舌之间，脂香激荡。

追寻“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自贡冷吃，我们特别上架了“￥99选7件-冷吃系列”。为了照顾口味，辣度上有所改良，但调味的灵魂依然让自贡人直呼“巴适”。

兔兔家族里，冷吃兔的麻辣香入口便能攀住舌尖；麻辣兔头骨酥肉耙、鲜而不腥；麻辣兔腿则细嫩紧实，尽可以体会大口吃肉的畅快。手工切条的黄牛肉历经千锤百炼，极尽麻辣之精髓，一口一口，跌宕起伏；其他鸡鸭鱼肉、甚至笋尖，一菜一味，皆可冷吃。下饭、下酒，唇边酥麻，额头微汗，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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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俱疲的时候，一份自贡冷吃，从物理角度，重获再战生活的气力。

@史老柒：救护车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叫过一次，我叫过三次，在救护车现存问题整顿之前不会有第四次了。

第一次是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同实验室的小伙伴白磷烧伤，我打了120，那时候我工作单位是在2楼，无电梯，面对白磷烧伤的现场病人，车上的3名医护人员基本束手无策，就是简单的把人抬到担架上，然后抬走，而且抬担架的方式跟我学的还不一样，属于有安全隐患的抬担架方式，那次，小伙伴在icu折腾了二十多天删号了。

然鹅我想说，好歹人是120给抬走的，这已经算很幸运了。

2012年我媳妇羊水破了那晚，我打120，救护车上没有男的，只有俩女的，担架抬不了，家里只有我和我妈，我妈腿脚还不利索，我家住4楼，没电梯。

我跟俩护工一样的女的大眼瞪小眼半分钟，最后还得说我媳妇巾帼豪杰，羊水破了疼的龇牙咧嘴，在我搀扶下自己走下楼，躺进救护车的。

2014年我爹突发脑溢血，神志很清楚，打的120，我妈来我们这边带孩子，我爹一个人逍遥自在，我们都不在他身边。

那次也一样，没男的，抬不动，大眼瞪小眼看着我爹躺地上抬不走。最后还是我对门和邻居帮忙给我爹抬上担架然后抬下楼，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情况已经很紧急了，那天，我差点失去父亲。

从那之后，至少我个人是彻底不相信救护车了，前年我发生无接触车祸，尺骨骨折，膝盖骨错位，走不了路也骑不了车。

所在地区北京边缘，临近北三县，刮阵大风都能收到河北移动欢迎你的地方。

我坚决果断地……

叫了货拉拉，而且注明要随车，而且要求货拉拉车上要有不少于2名搬运工，理由是需要搬运我的摩托车。

然后不到20分钟，货拉拉赶到，看到需要搬运的是我的摩托车……还有我……的时候，司机师傅大呼哥们你牛逼。

我说该怎么加钱怎么加钱，我也不还价，你们把我送到医院，把我的摩托车送到修车铺。

这年月，救护车上没有男护工，货拉拉搬运工有的是。

而且只要你车到医院，医院那边对接还是非常专业和迅速的，虽然我是被货拉拉送到医院的，但下车就直接挂了急诊，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一对一，甚至还问我需不需要坐轮椅？

我那时候虽然膝盖很疼，但觉得坐轮椅有点羞耻，于是咬牙说不用。

现在，120误报情况非常严重，尤其是醉后拨打的情况，非常严重，导致接线员对那种说不清楚自己情况的，到底是病情严重神志不清还是醉后误拨无法判断，这是客观实情。

而且现在救护车外包，很多外包的救护车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或符合要求的护工，你说救护车上俩女的，担架抬不动，有什么用？

而且，救护车外包，哪怕抬得动担架，抬担架的方式连我这个化学狗都能看出不对，连我这么个受过红十字会初级培训的都能发现不专业。

到底是什么人在救护车里？

关于120接线的问题和救护车外包的问题，十多年了……

真希望能够彻底的清理整顿一下，不要让悲剧再发生了。

ps：现在的救护车至少就我所知就有三种：

1是医院自己的，这种有医生有护士，有的态度好，负责抬人，有的态度差，也不管抬，但至少是专业医护人员。

2是慈善机构捐赠的，这种好像里面的人也是慈善机构负责的，不是光给个车就完了，新冠疫情期间我见过，人很专业，车也很专业。

3外包的，这个现在特别多，里面人完全不专业，也不管抬，要价还高。

我写这条其实不是说大家出事都叫货拉拉，而是说大家要在自己受伤需要急救的时候，用最快的时间把自己送到医院，救护车叫不到，叫货拉拉做备选。
只要人到医院，一切都有希望。

咱们别在一根树上吊死。

此致……

祝各位永远用不上这条知识。

摘要：在今年春天之前，中年老板任杰原本打算开启新的人生——新的厂房已租，新的平台也搭建好了。他从安徽农村扎根上海，创业7年，这个新计划占据了过去整整两年。

三月底，当他怀着信心往更高的台阶迈步时，阶梯骤然断裂——投资人撤走，他开始背负亏损、员工人心涣散，以及更多不可预知的损失。

据相关研究中心数据，2022年一季度，全国小微经营者经营水平为自2020年三季度观测以来的最低点，遭遇营业收入、现金流维持时长以及利润率等“三降”问题，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地。

上海这座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的超级城市里，有超过150万的小微企业主。过去的几十天，在复工复产“白名单”之外，不少老板像任杰一样，与艰难的资金周转、难以取舍的员工裁撤、账目上每天都在消失的数字，以及日益消磨掉的信心自处。

正如任杰不敢对家人提起目前生意的种种，在诸多艰难的故事里，绝大多数人拒绝讲述，那其中包裹着某种逃避和耻感。他们也在反复自救中保存期望。

文 | 张雅丽

编辑|毛翊君

坏消息

5月18日下午两点，带着价值58万元的半导体设备，任杰的面包车开上高速，出了上海，往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驶去。

距离3月28日上海封控，已经过去45天。出发前，经过层层审批，车里的两位同事显得有些兴奋，但对任杰来说，心情最波动的时候已经过去。

三月底之前，33岁的任杰还是个雄心勃勃的小微企业老板，习惯穿休闲立体的西装，头发往后整齐地梳着，看上去精明又体面。他从合肥农村来到上海，经过7年创业起伏，在浦东新区租有一片1200平的厂房，生产非标定制的自动化设备，是28名员工的老板。他还在上海买了房，成为村里数一数二的骄傲。

工厂停工快一个月，4月末，终于迎来一个来之不易的订单——成都一家半导体设备研究院定了批设备。为了赶工，任杰穿上无袖背心，光着手臂，跟工人一起在车间里拧螺丝。

5月12日上海下了雨，有些阴冷，坏消息一早传来——隔壁厂一位女员工的女儿抗原检测两道杠。下午，她被作为密接带去隔离。任杰隐隐感觉不妙，他们所在的工业园区4000平方，包括他公司在内共三家工厂。他们和隔壁工厂的办公室一墙之隔，女员工那天上班的时候，从任杰的办公室门口经过，在楼道里上上下下。

如果自己和工人们阳了，任杰要直面的是7天甚至更久的停工。这让他感到头疼，在脑子里算了一笔账：每个月的员工工资、社保和公积金将近35万，没有疫情时，月产出效益200万左右，利润将近30万；停工后，逐渐进入亏损。

园区门口很快搭起了帐篷，门被竹竿封住。任杰觉得自己像在笼子里的鸡，对未来毫无把控。过去一个多月，他和员工一直小心防范，现在一切努力似乎化为泡影。

三月底听说要封控时，任杰开着车就往厂里奔，车里备着被子和抱枕。他的念头很简单，守在厂里，稍微动一次工，也能减少一些损失——很多订单都面临无法如期交付，常有客户打来电话，要把十几万的订单退掉。

近两个月里，任杰睡觉的车后座。讲述者供图

一开始的消息是封5天。厂里当时有4个人，立刻买了两台冰箱和七八百块的物资。任杰把办公室给了员工，自己睡在车里，把后排车座放倒，脚塞进后备箱。直到隔壁厂员工可能阳了的消息传来这天，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里，影响一圈套着一圈。

眼下最急的，是那批成都客户定制的半导体设备，已经赶工做好了，就等着运走。这是过去40多天里唯一做的货。四月下旬，有企业复工白名单出来，但像任杰这样的小微企业想要复工，可能在第三、四批了。他接了这笔价值58万的订单，把厂子的门关起来，尽量安静，偷偷赶了一周。

他想着，5月5日之后可能迎来解封，按这样的时间推算，四月末完工，人员5月10日左右送过去，隔离7天刚好赶上接货时间。但现在，不能出园区，这个计划完了。

为了能如期交货，大家推演了很多办法，都不太可行。最终，任杰决定把它放在园区门口，在货物旁边装上了摄像头，盖上了雨布，打算之后再想办法运走。

5月12日当晚，摄像头里的厂区门口。讲述者供图

还有更棘手的问题。一个合作4年的光伏行业大客户，订单占整个公司收入的70%，现在很有可能流失。任杰只能实话实说，希望对方可以延期收货。在客户商讨的半小时中，推演了最坏的结果。庆幸的是，对方没有取消订单。他们也被封在家里，表示理解，还让任杰注意安全。

成为“上海人”

去成都的前一天，任杰在朋友圈写：“曾经认为的骄傲，如今让我无奈的（地）笑了，嗯，今晚你们吃什么？”配图里，他举着一块只剩一口的面包，背景是空无一人的厂区。

在村里多数同龄人进入到中专大专的时候，他头脑活络，自觉运气好，特招到大连一所普通本科，学机电一体化。2009年，他带着雄心来到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

这里影响着任杰关于财富和阶层的认识。他应聘到当时的半导体头部企业，一线技术员基本工资是960元，他能拿到3300元，觉得钱多得花不完。“我喜欢这灯红酒绿。”在上海的街道上，他感受到未曾见过的繁华。下班回家时，他常幻想拥有自己的车，“八万的，十几万的，几十万的，总有一辆属于我。”

同事多是专业领域的博士，不少来自中科院、国外等高端平台，他感觉自己进入到了一个高端圈层。第一次被领导带去出差时，任杰听见大家在饭桌上谈论经济形势、时下的项目。2015年，他带着积累了5年的人脉，决定辞职创业。“就是自命不凡。”他拿出几十万积蓄，招了4个人，在浦东新区一个离家往返100公里的地方租了厂区，500平米的厂房一年只用7万元。

在任杰看来，厂里的自动化设备谈不上高端，可替代性高。那几年为了站稳脚跟，他每天早上五六点出门，夜里十一二点回家，全国各地到处跑业务。

2016年，他被人骗走一百万。用他的话说，“那是从零到零的时候，还没投入太多成本，也没那么多后顾之忧。”现在，员工从4个人变成了28个，规模在不断扩大，甚至2020年武汉疫情时，他也能找到订单，生产口罩机，自称单月进账几百万。

直到过去几十天，“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每当一个人待在车里，这个念头就在任杰脑子里反复出现。他想过回到安徽老家，或者去任何一座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都能比现在过得舒适”。

但另一个声音会出现：那28个家庭怎么办？我的家怎么办？在上海的房子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

任杰的房子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和迪士尼附近，280万，离市区很远，但起码证明他在上海有家了。以任杰在上海十几年的生活经验来看，获得尊重的方式很一维：有房子。但几年前，他还是先把买房的钱掷进了创业的盘子里，直到去年才拥有“家”。他感觉，外地人的标签被逐渐隐去。

但现在，账上只剩五月的工资。任杰已经动了念头，“实在不行，房子什么的七七八八都卖掉”。与虚无缥缈的尊重相比，更直接的影响是，孩子无法继续在上海读书，要举家迁移。

“这是底线。”不到最后的时刻，没有任何一个创业者会卖掉房子，任杰说。最初，他和爱人在上海租房子的时候，连一台空调的处置权都显得被动。谁会愿意放弃掉这努力得来的尊严和安全感。

监控视频显示，任杰和工人在车间做工。讲述者供图

类似的处境也在上海周边城市蔓延。近来，有位江西的会展业老板计划要到上海开分公司，找好了合作伙伴，原本预计在3-6月的旺季里大干一场。这是主要依托一线城市的行业，上海业务占据他公司总业务的百分之六七十，而现在他账面只够再撑两个月。

他身边不断传来消息：一个同行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把去年的利润全吐出来了；周围有两家小公司倒了；当地很多车企处于半停工状态，因为一辆车大概需要30-40块芯片，供应渠道都来自上海。五月的一个雨夜，他拾起老本行，给中学生做家教，一节课500元。

四月中旬，任杰开始想办法自救。他先是发了一条微博，希望被人看到，结果没有。他又想，在这个地方待了5年，有一些人脉，想通过这些渠道捐赠抗疫医疗物资，来获取通行证，从而运输货物，但也未果。

隔壁厂出现阳性病例那一天，任杰听到的声音是：在这期间，你们不应该在这里。

“无底洞”

对于在上海的很多小微企业老板来说，疫情带来的变动中，最先松动的是人心。

4月7日下午，一位已经谈好的投资人给任杰发微信表明：很不好意思，项目基本不往下走了。

为了走向行业的高端，在过去的两年，任杰开始筹备跨越到一个新平台。他跑各地拜访了七八位投资人，甚至冒然给中微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发了封邮件，在那之前，他只远远见过这位他眼中的“顶级高管”。在这些努力下，最终才谈到现在的台湾投资人。

今年春天之前，一切都已就绪——厂房、办公场地租了，设计师也请好了。二月，投资人到达了上海，经过14加7天的隔离，才待了一周，又开始新一轮隔离。终于，在4月7日，任杰收到这位投资人的微信，大意是上海疫情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损失像个无底洞，合作不再继续。

在这之后半个多月，任杰还在挣扎。对方只要发一句消息，他就抓紧机会聊，希望给到积极的信号。就这样，到4月26日合作还是被彻底终止。

那段时间松动了一些，任杰呼吁兄弟们来厂里生产自救。他在群里发出消息，有人立刻响应，说在家快憋疯了；有跟了他4年的老员工说，即便翻墙也来；还有女员工反复说想来，但被他劝住了，说厂里条件艰苦，男女混住不方便。但也有人直接说“怕死”，给多少钱都来不了。一个员工拿着公司开的返乡证明回了老家。电话里，他告诉任杰，老婆生孩子了需要陪，实际上，他连婚都还没结。最终28个员工，只来了12个人。

“人之常情，我可以理解，但觉得受到了伤害。”任杰说。

封控期间，任杰和员工做饭的厨具。讲述者供图

同在上海的杨灿在这两个月辞掉了10个员工，仅有的三间办公室，退掉了一间。她从2014年开始和同学一起创业，做贸易供应链，原本13个人的公司，现在只剩下她和同学、财务。

压力是可以被量化的：按上海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支付11名员工月工资28500元，缴纳社保费25800元，房租每月13000元，物业费每月1200元……一个月的固定支出将近7万元。

今年春节以后，杨灿就意识到情况不太好。她注意到，物流公司越来越无法保证运作，就算运到了当地也无法卸，只能再运回来。在这期间，一家长期合作的物流公司直接关闭了。

最初，杨灿得到的消息是4月5日解封，所以她没有把所有文件都带回家，导致4月无法正常开具发票，资金流转困难。

公司业务下滑，杨灿和同学商量可能要减员。四月初，两人考虑只减少1-2名业务人员。但决定在四月中旬被改变，因为迟迟没有解封，他们从6人裁到了10人。最终，公司只剩下3人。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杨灿和同学讨论了很多次，公司员工年龄基本上在25-40岁之间，裁掉的多数是家庭负担相对小的员工，包括跟她关系很好的助理。

4月10-15日，杨灿挨个打电话通知。一个行政女孩情绪失控了。她27岁，四川人，一个人在上海，生存完全靠自己，刚和上海男朋友分手。杨灿理解她，个人又补偿了一部分，可以保证她3-4个月不出现经济问题。另一个业务岗的同事也发了脾气，他接近40岁，有家有孩子，大专学历，再就业也难。也有人请求不要辞退，可以拿最低工资，也不要交社保，但杨灿咬咬牙拒绝了。即便如此，她说后来公司还是赔付了大约18万的违约补偿金。

过去杨灿也谈过辞退，但这是最累的一次。“我知道员工什么都没做错，但是他们的工作没了。”

四月末，公司账面的全部资金是41482.09元。但令杨灿感到惊讶，同学后来又打了些钱进公司账户——那是他借来的。

不是钱的事

车在高速上行驶了一天半之后，任杰和两个同事抵达了成都，隔离结束后，他们要到客户那里去完成设备装配。在成都的情况，仍然让任杰感到崩溃。他即将开始的是7天酒店集中隔离和7天居家隔离。酒店要每人每天自费430—500元，一周下来，三个人的费用超过9000块，需要他和公司来承担。

对任杰来说，与失去财富相比，更重要的是“人生道路不再清晰了”。他现在感到迷茫，原本拥有了一些东西，并且从2015年开始，他就把时间和经历都放在这上面。

“一飞冲天。”如果三月那个台湾投资人的项目顺利的话，任杰这样形容自己即将迎来的新人生阶段。他看上去离自己定义的“成功”很近了。谈到损失，任杰反复说：不是钱的事，这个损失是看不见的。

“创业没有回头路。”他有些后悔，如果没有创业的话，在老东家继续做下去，可能会拿到超过200万甚至更多的股票，买房的愿望也能更早地达成。原本，在2015年之前，在上海房价还有1万多/平的时候，他在买房和创业中选择了后者。

任杰的办公区空无一人。讲述者供图

网上有人评论：你们这些小老板就像资本家，赚钱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哭。在任杰的反应里，自己是老板，但只是一个实体经济的小老板，利润不大，带着工人们一单一单地干。

现实让任杰这样的小微企业老板感到委屈，“谁来管我们呢？只能自己抽自己嘴巴。我也是人啊。”夜里常是他感到迷茫的时候，除了塞上耳机听一些经济学畅销书，别无他法。

在国家目前出台的纾困扶持政策中，承租上海市国有企业房屋的小微企业可以免除今年3个月租金。任杰租的工业园是民营的，一整年的厂房租金需要50万。这意味着，没开工的四月，他损失了房租41000元。任杰房东的公司也在这个园区中，五月要交新一年房租了，对方并没有来催租，“催也没用，谁都想把损失降到最低。”

根据上海市市监局数据，2021年年末的小微企业将近150万户。而今年4月22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了3月底“抗疫助企21条”的落地情况，其中“国有企业房租减免共涉及超过8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任杰和他的房东在这8万余小微企业主之外。

现在，任杰和杨灿都有所改变。重新面对用人等方面的决策时，杨灿变得更为谨慎。她不再敢任用正式员工，坦言可能会招聘一两个实习生来帮忙，但“我对于增加成本的事，目前都抱持最大的谨慎态度。”

原本，任杰有很多新的打算：今年换一个更大的厂房；投资人走了就自己投资，瞒着家里人把房子抵押出去……如今，他暂时中止了这些，“更认清了自己。”

（为保护隐私，文中杨灿为化名）

@幻灭妖僧：我觉得，流行的东西，一定有其流行的道理。

但潮流更迭派生的场景就是，每代人都有每代人对更年轻一代的看不惯。

作为一个 30 好几的人，最近看到很多同龄人对于流行元素的困惑，但我想说，接受甚至参与更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我们的宿命。

20 年前，80 后刚刚崭露头角，韩寒引领的那一批先锋作家，动辄被 70 后批判不务正业，是垮掉的一代，乱持不同政见。

但后来事实证明，80 后是跟互联网知识共享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80 后的朋友和知识源泉不再局限于工作生活圈，而是蔓延整个互联网，80 后突破了人们此前认知世界的方式。

10 年前，80 后年长了，开始批判 90 后，说他们是非主流，搞歪门邪道，讲火星文，留杀马特，乱用社交软件交友。

但后来事实证明，90 后是跟互联网自主创业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自媒体高度发展，万物互联，人与人之间的交互需求高涨，90 后突破了人们此前改善世界的方式。

如今，90 后也已成熟，开始看不惯 00 后，追小鲜肉，磕 cp，转沙雕段子，用剧本杀局谈业务，用飞盘局交友，看网文不看实体书，经常躺平消磨人生。

但也许很快我们就会发现，00 后将突破人们此前享受世界的方式。

比如，我至今 get 不到追星和磕 CP 的乐趣，但我从未怀疑过这部分人的快乐。

甚至，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快乐，在这个过程中，派生了生意，派生了社交，派生了一切可能。

再比如，如何理解剧本杀这件事。

我认为，剧本杀某种程度上兼具了文学、游戏和社交，它简直是理想中文明社会应该呈现的东西。

它比喝酒高级，比喝茶快乐，它介于桌游和电影之间，给了人们一种新选择。

再比如，飞盘局。

当人们热爱运动又热爱拍照，喜欢亲密又喜欢距离，兼顾友谊又体现竞争，哇，飞盘局，多么完美的选择。

至于它大量抢占球场和绿地，只要它程序合规合法，就说明这是一种自然选择情况下的人心所向。

至于还有很多人心疼纸质书的没落，当然可以理解，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至今也是更喜欢纸质书。

但是我觉得它没落得有道理，没落得无话可说。

在一种更方便快捷获取信息的工具面前，书必然要走向穷途。

就像我依然觉得毛笔字比硬笔字有深度有文化底蕴，但这不妨碍毛笔字被这个时代淘汰，它只能被束之高阁，成为老人艺术，供欣赏，不供流通。

《社交媒体简史》里写过一段话：每当技术的进步减轻了发表的困难时，知识精英就抱怨说不够格的人会借机发表不该发表的东西。

16 世纪初，伊拉斯谟抱怨说印刷商 “给世界塞满了愚蠢、无知、恶意、诽谤、疯狂、亵渎和颠覆性的小册子和书籍；在这股浊流中，即使原来能够为善的东西也失去了它们所有的善”。

更有甚者，这些 “成堆的新书” 对 “做学问有害”，因为它们引诱读者不再研读经典著作，而伊拉斯谟认为，经典著作才是应当认真研读的。

你看，这是多么傲慢的表达。

我觉得，作为中年人，收起傲慢与偏见，承认落伍于时代，才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如果我们安于现状，不妨偏安一隅，把舞台中央留给年轻人。

如果我们仍有活力，可以试着去参与一下年轻人的新潮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价值体验。

毕竟，并不是一个时代决定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定义了一个时代。

去年，第一批 00 后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他们有着 “毕业后月薪过万”“ 10 年内年入百万” 的自信 [1]。

到今年，这届毕业生不再夸下月薪多少的海口，变得更务实了许多。

社交媒体上 “年包几十万，什么水平？” 的帖子也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谈薪攻略，彼此在交流如何提高薪资又不至于因此错失 Offer。

毕业季来临，相比起前辈，今年的应届生衔接校园与职场之路更为坎坷，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求职预期。

这个毕业季，毕业生们还在找工作

和 “狼来了” 有着差不多效果的笑话大概有两个，一个是班主任口中的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而另一个是每年春夏流传出的 “最难毕业季”。

年年毕业人数都是新高，所以每一年都不容易。但在 2022 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很可能第一次突破千万大关。

根据教育部的预测，2022 届毕业生数量将达到 1076 万人 [2]， 算下来同比增幅将高达 19%。要知道，十年前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数量只有 673 万，人数只有今年的六成。

大学生如雨后春笋冒出，不再是 “天之骄子”，考研考博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吐槽如今连学历都通货膨胀了。

2020 年硕士扩招了 18.9 万人，扩招比例极罕见地达到了 23.5% [3]，这使得两年后的这个求职季竞争变得更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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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春江水暖鸭先知”，人多，在努力找工作的毕业生是最充分感受到的。

以往可能看不上的岗位，今年却突然变成 “香饽饽”，一些 985 学生甚至名校海归都要争抢工资不算漂亮的工作：

当我去面试一份月薪 3500 单休的工作时一个下午来了 8 个人面试。

上周群面了一次我才知道，一个我都瞧不上的岗位，也有一大群本硕双一流还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来和我抢。

那些十二分努力的选手在各大企业、事业单位和公务员考试之间奔走，还可能发现每次四面八方都坐着同一批人，甚至体检、签约时还能尴尬地碰面。

今年春招季，毕业生为了谋求合适的工作已经拼尽全力。

然而，根据智联招聘《2022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截至 4 月中旬，在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仅 46.7% 已收获 Offer，低于 2021 年的 62.8% [4]。

另外，15.4% 有求职计划的毕业生已签约，也要低于 2021 年的 18.3% [4]。

分情况来看，选择到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比例下降了 6.5%，而选择自由职业或者慢就业的毕业生分别从去年的 15.8% 与 12.8% 上涨至今年的 18.6% 和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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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脉招聘市场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采访时表示 “今年是求职大年，招聘小年” [5]。

而这几年，一些行业的发展态势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以往能吸纳较多毕业生的岗位萎缩，而制造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却不足，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加大 [6]。

2022 届毕业生的社会第一课，便考验重重。

白菜价卖身，“哪敢多要啊”

工作不容易找，这种不自信首先反映在期望薪资的下降上 —— 应届生不敢多要了。

在智联招聘的调查中，2022 届毕业生的期望薪资为 6295 元，比 2021 年下降了 6%。

别看 00 后意气风发，总说着要 “整顿职场”，但从实际情况看，恐怕不少求职人到谈薪时就变得唯唯诺诺。

豆瓣、微博、小红书上存在着不少谈薪和选择 Offer 的求助帖，求助者们大多有着相仿的心境：

开口前字斟句酌，揣摩 HR 的底线到底划在何处，试探着多要点薪水；开价后面对 HR 的沉默或者压价感到忐忑不安；最后收到 Offer，虽然薪资离设想的有不少距离，但还是没有干脆拒绝的勇气……

不只是期望薪资下降，目前已签约学生的实际平均薪资，也从 2021 年的 7395 元缩减为 65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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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希望能找到一个能端得久点的 “饭碗”，哪怕工资可能不够有竞争力，但胜在稳定，不用担心哪天睁眼就收到 “毕业” 通知。

根据智联招聘的调查，国企仍是毕业生首选，并且期望在国企就业的比例比去年多了近 2%。

另外，2022 届毕业生期望到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也上涨了 1.5%。

考公氛围进一步升温，2022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高达 212.3 万，平均竞争比达 68:1 [7]，公务员再次被证实为 “宇宙尽头”，竞争越发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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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今年更多毕业生愿意选择中小微企业，期望到大型企业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同比下降了 8.6% [9]。

与此相对应的，以往大家青睐的互联网和房地产行业的人才需求和热度有所下降。

互联网行业的 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从 2021 年 1 月的 5.53 降至今年 3 月的 1.36 [8]；去年分别有 25.4% 和 10.9% 的毕业生期望投入这两个行业，而今年选择比例都降低了 1-2% [4]。

渴求到国企和国家机关上班，折射出这届毕业生求稳的求职倾向。而更愿意投身小微企业，这是他们的务实选择。

薪资是重要的，发展前途是重要的，与个人的契合度也是重要的，但这些重要的求职因素可能在 Offer 由 0 到 1 的时候都排在了稳定之后。

都在找工作，但悲欢并不相通

这个毕业季求职不容易，但不同专业面临的境况或许还不相同。

老一辈总是说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这句老话已经不能完全适合职业种类繁多的现代社会，但专业壁垒较高的理工科专业确实有更高比例的学生定下就业去向。

截至 4 月中旬，理学和工学毕业生签约比例最高，而经管类毕业生的签约比例则只有理学的近三分之一。

在《瞭望》记者的调查中，“一些地方单位、企业非常缺乏 IT、电子信息等方面的毕业生，对文史哲、普通技术类等人才需求不多” [6]。

智联招聘的《2022 年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 2022 年第一季度，就业景气较差的十个职业不少与传媒、文娱相关，广告、记者 / 采编、公关媒介这些新传相关的岗位，以及场务 / 剧务、舞美设计和编辑 / 编校 / 作家这些文艺领域的岗位都步入供远大于求的状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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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时，理工科学生可能需要天天和实验、数据打交道，为考试头秃，但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和岗位也更加明晰，凭着一技之长更容易找到工作。

不止是在工作机会上，根据麦可思《2021 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理工学科门类的毕业生收入依然更有竞争力一些。

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四个学科门类是工学、经济学、理学和管理学，分别达到 5913 元、5524 元、 5458 元和 538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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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上看，月收入一骑绝尘的是计算机类，半年后平均月收入能达到 6800 元。

麦可思对 2021 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显示，计算机类相关的信息安全和软件工程专业分别以 7439 元和 7205 元的平均月收入位列各专业榜首 [9]。

不过，即使是工学也不尽然都意味着更高薪，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类毕业生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也只有 4732 元，比文学类学科毕业生的薪资还低。

而最低的，则是就业面窄的历史学毕业生，半年后平均月收入比工学低了 28%。教育学、农学门类的薪资也并不高，倒数第二、三，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分别为 4846 和 4984 元。

无法否认，毕业求职总是伴随着焦虑，但把目光放长到整个人生，这也只是一次命运路径分叉时出现的选择题，它可在未来漫长的时光中被调整、被改写。

我们只能安慰自己，“张华继续读研，李萍考上了公务员，我找到了工作：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来源：网易读数

文 / 刘润

来源 / 刘润（ID：runliu-pub）

1、昨天（5 月 21 日），刘德华与奥迪合作的一条广告，刷爆了抖音和朋友圈。这条广告，在视频号的转发点赞收藏，都已经超过 10 万。在刘德华的抖音上，也有接近 500 万的点赞。

2、很多人说，这是一条触动人心的广告。温暖而克制，低调而进取。

3、但是，才不到一天，就有人说这条触动人心的广告文案，是抄的。

4、一个叫 “北大满哥” 的博主，发表视频，说奥迪的广告涉嫌抄袭他的文案。一句一句的对照，一字一字的比较，几乎完全一样。就是抄袭。今天一早（5 月 22 日），这条帖子在微博热搜，冲上榜首。互联网上激烈讨论。

5、奥迪这么一家大公司，为什么会做这种事？奥迪，要怎么道歉才能弥补损失？道歉之后，会怎么发展？你怎么看？

6、奥迪发生这样的错误，正是这些大机构的挑战。

7、我想像奥迪这样的大公司，背后一定会有很多 4A 广告公司给他们服务。奥迪想做一次营销活动，就外包给了服务商，服务商交给下面的文案写，文案在网上抄袭但不说。最后，就出事了。

8、估计这个文案，当时也挣扎过一下，但是一层一层往上报，报到经理，报到总监，报到奥迪，大家对自己的 “作品” 都很满意，也就咬着牙，什么都不讲。

9、现在，就算把服务商的文案解雇 10 遍，也挽回不了奥迪的声誉损失。

10、怎么办？

11、只能道歉。我在一个群里和大家讨论时说，今晚，最晚明天，奥迪一定会出一个道歉文案。这个文案，很关键。如果足够诚恳，不甩锅，奥迪可能会赢两次。一次是广告传播，一次是道歉传播。

12、但前提是，不耍小聪明。小聪明这时候会害死人。

13、诚恳认错，是唯一的方法。

14、很多人因为海底捞的道歉，爱上了海底捞，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真诚太稀缺了。真诚地道歉，都能迎来反转式的好感。

15、很快，奥迪发布了声明。在这封道歉信里，奥迪这样说：

我们注意到昨日发布的一则短视频存在文案侵权的相关讨论，就该事件中因监管不力、审核不严给刘德华先生、北大满哥及相关方造成的困扰，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

该视频由创意代理公司 M&CSaatchi 提报并执行，本着不回避问题的原则，我们已责成其尽快就所涉文案侵权情况进行处理，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同时，在事实正式澄清之前，奥迪各官方渠道将全面下架该视频。

16、奥迪的道歉信，中规中矩。中等偏上，不减分。但不够好。

17、删，是必须的。给北大满哥道歉，也是应该的。因为抄袭文案，不配活着。这是基本态度。

18、能想到给刘德华道歉，这是慌忙之中的加分项。大批刘德华的粉丝，会得到一定的安抚。

19、但这依然不是一封好的道歉信。因为这是一封不扛责任的道歉。

20、我们 “监管不力、审核不严”，视频是由代理公司提报并执行，“已责成其尽快就所涉文案侵权情况进行处理，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这话的意思是，我错了，自罚三杯，但主要是别人的错。

21、如果更加诚恳，就应该换一个顺序。视频是由代理公司提报并执行，但我们依然有监管不力的责任。这个巨大的错误，要放在自己身上。

22、而且，还有道歉的顺序，也要调整。应该先给北大满哥道歉，再给刘德华带来的困扰道歉。知识产权的问题，要先给被抄袭的受害者道歉。北大满哥，应该放在第一位。

23、那么现在，奥迪也道歉了，视频也下架了，事情结束了吗？有人说，后面奥迪会不会 “就所涉文案侵权情况进行处理”，补钱买版权？

24、如果真是这样，我想会的。对于奥迪，在这件事里，就算真的赔偿，赔死了也没多少钱。奥迪声誉的损失规避，才是核心。版权很廉价，但不买版权的后果很昂贵。补钱买版权，要求不声张。但对于满哥，版权收益，和公开讨论的收益相比，可能不值一提。

25、满哥可能会大度地说，不要。你们提前打个招呼就好。但奥迪也一定会付钱的。满哥，最后也一定不会收很多钱，意思一下就好。而不管收了多少，最好再把这些钱捐出去给机构，比如一个保护知识产权的公益组织。

26、否则，又会反转。真收了很多钱，就是给 “受害人有罪论” 递刀子，又有人会说，这是讹诈。

27、再过几天，又会有自媒体写文章，《北大满哥这波操作简直满分》，用阴谋论抹黑他。

28、乌合之众，有时太过奇葩。

29、所以，道歉之后，后面假如真的谈到了钱，事情可能会变成这样：

1）要拿钱，不然就是不给奥迪台阶；

2）不能拿太多钱，不然会给第二波自媒体抹黑留下口实；

3）不管多少钱，最好捐掉。不留后患。

30、舆情，是洪水猛兽。对奥迪是，对满哥也是。法律不会告死你。但口水会淹死你。

31、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能妥善处理吧。就像奥迪在道歉信里写的：每一个直击人心的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厚积薄发。彼此尊重。

32、唉。

疫情给孩子带来的不只是学习方式的转变，还有人际交往方式和娱乐方式的改变。在此时，一个强有力、情绪稳定的家长才能当好孩子的保护伞。

主笔 | 王珊

实习记者｜陈银霞

与女儿的矛盾

宋晴是在家待了近一个月后，意识到不得不要解决与女儿之间的矛盾了。她今年42岁，有一儿一女，女儿14岁，读初二；儿子12岁，上小学六年级。四月初，她家所在的区接连出现了病例，区和区之间的公共交通往来被中断了。宋晴没有车，工作的地点离家又很远，只好待在家里。

这段时间，焦虑不断向宋晴席卷而来。她原本在一家瓷器公司上班，主要的工作是直播卖瓷器。直播很辛苦，没有固定休息日，下班也很难准时，且底薪低，工资全靠绩效。好在绩效好时，她一个月也能赚一万多块钱，足够她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宋晴是去年跟丈夫离婚的，两个孩子与她一起生活。如今生活只能靠不多的积蓄。宋晴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刷手机看新闻，看有没有新增病例，什么时间公共交通继续通行。可每天等来的都是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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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舍得》剧照
让她失望的还有在家上网课的女儿。女儿读初二，正是学业繁重的时候。宋晴却在女儿身上看不到努力的迹象——网课开始的时间是早上8点，可每天一直拖到七点五十，她怎么叫女儿都不起床。等上课时间到了，14岁的女儿就在床上打开手机听课，不刷牙不洗脸也不吃饭，一窝就是一个上午。宋晴很生气的是，每次她推门进去看女儿有没有好好上课时，却发现女儿已经睡着了，只有手机里的课程还在响。她试图叫醒女儿，但一会不盯着女儿又睡着了。
老师的催促反而越来越频繁了。宋晴说，每天早上她都是被老师发来的微信震醒，问女儿为什么不交作业。宋晴特别生气，一是觉得女儿不听话，一是心疼钱——平常学校的网课不说，周日的网课都是报的课外补习班，一百五六十元一堂课，“学不了东西，钱都白花了。”她联想到了自己的病情，更觉得无望。三个月前，她在体检时发现肺部有病变，去医院复查，医生告诉她是肺癌早期，让她赶紧做手术。可她在排队等候手术时，所在的区有地方升级为中风险区，医院不接收她。“我每天后背和胳膊都在疼，可能病情变重了。”
宋晴想改变女儿的状态。宋晴告诉本刊，在家上网课前，女儿虽然表现得比平常的小孩叛逆一些，可学习上一直不用她费心，从来没有出现不交作业的情况。她将女儿变化的原因归结为手机的频繁使用上。上网课前，宋晴一直控制女儿使用手机的时间，白天她将手机收在自己这里，等晚上女儿写完作业，她将手机交给女儿——晚上，老师会将作业的标准答案发在群里，让学生核对做错了哪些题。对完之后，宋晴再把手机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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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在，因为网课，女儿天天将手机捧在手上。即使是宋晴跟女儿说话，女儿也不搭理，她看起来总是在跟人聊天，热火朝天的样子。凭着母亲的警觉性，宋晴隐约意识到与女儿聊天的可能是一个男生。宋晴觉得女儿白天上课总犯困，一定跟晚上玩手机有关系。她想收回女儿的手机。说了好几次，女儿都不给。有一天，宋晴又要拿手机，女儿表现得很抗拒，两个人拉扯中，宋晴爆发了。她使劲地夺，结果手机掉在地上，屏幕裂了。宋晴还是不解气，想捡起手机再摔一次，“摔到粉碎。”在她捡手机的瞬间，女儿一脚踩在了宋晴的手上。“手指头都踩弯了。”宋晴说。
宋晴捂着手指坐在地上，有些恍惚，她看到女儿捡了手机，转头就走了，钥匙都没带。等了好几天，女儿都没回来，她联系不上她，只好报警，后来才知道一直跟女儿聊天的同学拿钱帮女儿开了一个宾馆。这样离家出走的事情，后来还发生了好几回。宋晴没有办法，只好给前夫打电话，让他把女儿领走待一段时间。没想到，又引来了一片混乱，前夫拖着女儿往外出，女儿死活不愿意走，两个人只得揍了女儿一顿。

环境变化的结果

无奈之下，宋晴只好改变策略。她开了一个抖音账号，在上面讲述自己的困扰。没想到，引来了很多的共鸣，有家长，有孩子——家长说：“我家孩子与你家情况差不多，用了好多办法都没用。”孩子则说：“阿姨，我父母也这样，你一定要跟自己孩子好好聊聊。”宋晴听了后反思了一下自己，她去找女儿“谈判”，说只要不再离家出走，可以把聊天的朋友带到家里来，但前提是，每天要按规定时间上交手机。女儿答应了。

有不少面临类似问题的家长为此去寻找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华东师范大学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陈默从1996年起开始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工作，已陆续给上万个家庭做过心理咨询。她告诉本刊，在上海疫情期间，来找她的家长一般带着下面几个问题：孩子为什么安不下心学习？孩子老玩手机怎么办？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学进去？她遇到一家家长跟宋晴一样，在孩子上网课时总想推门进去看，最后大人和孩子打了起来。“其实孩子的成绩是有提升的，但家长总觉得孩子没把所有精力用在学习上。他们不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本来的特点就是要把房门关起来，有自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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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欢喜》剧照
张彩云居住在上海，有着8年心理咨询经验，目前是一家青少年家庭亲子教育平台“少年大不同”的签约心理咨询师。她告诉本刊，上海出现疫情后，起初因家长、孩子无法外出，平台的咨询量是在降低的，比例大概在10%~15%，但上网课3周以后，平台的周预约量增长了25%-35%。在接受记者采访前一天，她咨询到晚上11点才结束。
在张彩云的观察下，疫情下的矛盾主要聚焦在家长和孩子之间因为网课爆发的亲子冲突。张彩云说，疫情前，家长们就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感到困扰，当时，这个问题并不突出，跟考试、睡眠、周末学习等内容经常混在一起。但现在，这已经成为咨询的主要的问题。她举例说，2020年第一波疫情后的复学阶段，手机使用时间大幅压缩，出现了一波咨询小高峰。这个小高峰是在复学后的10-11月，伴随期中考试成绩，相比于9月的咨询量上升至少25%，“一个咨询师有的时候一天要咨询三四个家长。”张彩云估计，等今年的疫情结束，咨询预约会更加提早，且在复学后1-2个月也会再有高峰。
张彩云告诉本刊，疫情期间家长前来咨询，大多说的是最表层的行为，比如孩子的手机拿到手里就不肯还了，孩子在上课期间浏览网页。张彩云通常会询问，是上哪一门课的时候浏览网页？主课还是副课？一天浏览几次？她发现，当询问细节问题时，有的家长回答不上来。而有的孩子告诉张彩云，有的课程内容很简单，在学校都学过，就会想看下网页。张彩云也会询问，这门课老师上课点名回答问题，孩子有响应吗？家长反馈说还可以。“家长容易根据孩子的一个行为进行灾难化的推断，尤其孩子关着房门上网课，家长就更焦虑，觉得他肯定没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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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剧照
这些冲突的根源大都源于疫情期间孩子和家长面临的环境变化。张彩云说，孩子由学校读书转为在线课程，这不仅是学习方式的转变，还附带着人际交往方式和娱乐方式的改变——在学校，孩子可以跟同学聊会儿天、扮个鬼脸或者打闹一下，满足自己的娱乐和社交需求。他们非语言的表达空间比较充分，学生们可以一起去打篮球、踢足球、奔跑，有舒缓的空间。而现在，一切都变得缺乏了。“就像很多人挤在一个电梯里，很容易烦躁。如果你一直要坐到30层，电梯到了人们会忍不住开门出去。现在全家人挤在一个小空间里，更容易带来情绪问题，尤其是青少年，激素水平高，没有释放的机会。”陈默告诉本刊，如果处理不得当，孩子会变得更加逆反，焦虑，跟父母争吵，慢慢发展成不愿意上学。
张彩云和陈默的观察也被研究所论证。2020年6月，《欧洲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刊登了一项由北京大学等四个单位联合开展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调研中国第一波新冠疫情封控期间（2020年3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这项研究纳入了8079名12-18岁的中学生，来自全国21个省和自治区。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问卷调查，评估这些中学生在包括过去两周内的抑郁症症状和焦虑症状两个指标。
其中，关于焦虑症状的研究采用的是中国版的一般焦虑量表，内容包括7个方面：1. 感觉紧张，焦虑或急切2. 不能停止或控制担忧3. 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忧过多4. 很难放松下来5. 由于不安而无法静坐6. 变得容易烦恼或急躁7. 感到似乎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而害怕。每个问题都有四种不同程度的答案可以选择，也都给出相应的评分。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8079名学生中，37.4%出现了焦虑症状，而同时出现了抑郁症症状和焦虑症状的比例则为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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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还发现，不同年级的学生抑郁和焦虑症状有所不同。随着年级的增加（从初一到初三和从高一到高三），有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学生比例会增加。这些表现除了跟升学压力相关，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为他们被隔离在家中。研究者提议，相关部门可以考虑提供在线或基于智能手机的心理干预。而德国汉堡大学在2021年的一项针对7-17岁的青少年研究也表明，在新冠疫情下，82.8%的青少年认为疫情减少了他们的社交，70.7%的青少年认为他们因为疫情而感受到了压力，53.2%的青少年在疫情中感到烦躁，43.2% 的青少年在疫情中出现了睡眠方面的问题，33.8%的青少年感到情绪低落，还有27.6% 的青少年认为疫情让家庭争吵变多了。

亲子矛盾的催化

就在前段时间，保定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个女生，电话接通后，她一直在哭，热线人员问了很久，才知道她刚刚吃了30片药物，其中有十几片是抗抑郁的药物。热线接线员怕刺激到女孩，只好一边安抚她，一边询问一些与她基本相关的信息。热线的负责人、保定市心理健康研究会会长刘楠告诉本刊，对于来访者的个人情况和表达，热线的心理咨询师本身是要遵守保密原则的。但遇到特殊情况，他们会打破这个规定。

在电话接到第八分钟时，热线员已经知道了女孩的大致情况：她在河北下面的一个市区生活，爸爸在外地工作，母亲外出遇到疫情被封控在外地，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女孩读高三，本来此时应该在学校，因为身体不舒服，请病假在家休养；“她本来生活自理能力就弱，那时她所在的地区正处于疫情中，外卖都很难点的到。”刘楠告诉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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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些情况后，热线员向一起值班的另一位咨询师示意。对方通过保定团委联系到了女孩所在市的团委，继而又找到当地教育局和公安系统。一场关于女孩的紧急营救就这么开始了。“女孩也不说自己具体在哪里，也不给老师的联系方式，好在那个市就一所高中，教育局马上联系中学核实了哪些学生不在学校，迅速缩小了排除范围，很快聚焦了女孩身上。”刘楠告诉本刊，在接线员的引导下，女孩讲到自己住的楼房有12层，对面视野开阔。这一些消息迅速传递给了当地公安局，好在这个市只有两栋楼是12层高的，且其中一栋前面有遮挡。就这样，公安局的人找到了女孩，并迅速送到医院抢救。
刘楠告诉本刊，他们是后来才知道，女孩之前就出现过情绪问题，服用过一段时间抗抑郁药物。而女孩抑郁的原因在于，她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姐姐，不管是父母还是身边的人都在拿她跟姐姐做比较，“她的价值感极低。这次生病在家其实也是情绪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刘楠告诉本刊，他们发现疫情期间，不少青少年出现问题，根源还是在家庭的固有问题。他还遇到一个初中孩子，自杀了两次，“他跟我说即使他考了98分，班级第一，父母还是不认可他，而是训他为什么被扣了两分。”
马永春今年44岁，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心身二科副主任医师，主要的专业方向是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他告诉记者，疫情之后，科室的工作重心基本上转到儿童青少年上。他们接触的案例，主要集中在初中，尤其是初中二年级。青少年的情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比如不想上学、抑郁、自杀等。马永春说，家长此前已经求助过学校的心理老师、校外的心理咨询师，实在搞不定再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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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视觉中国

马永春说，疫情期间科室的咨询量是疫情前的10倍左右。来咨询的家庭，很多疫情之前就是“带病前行”的，疫情只是加重了“病情”。有一个家庭，父母都是上班族，在2020年的一天，孩子突然说肚子疼、头疼，反复请假不去，不愿意去上学。父母给他请过心理咨询师、送到外地读书，都没有效果。父母带着他来马永春这里咨询时，父母表现的很茫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在咨询过程中，他们一直在互相指责。“我老早就说过，她这样带孩子是不对的”。父亲这样说，而母亲则表示，“大家都是这样啊，又不是我一个人。”
等家长和孩子都居家以后，在家办公的两口子更加繁忙，加班的情况很多，对于孩子的管教也减少了，关系也有疏远。孩子因为线上学习，慢慢接触手机。妈妈对孩子手机使用采取比较松的态度，爸爸觉得不能放手，父母间的冲突增加，不断争吵。孩子经常玩手机到很晚，父母也认为他是玩到很晚所以才第二天头疼，不能上学，也骂孩子。
马永春咨询后发现，这背后是夫妻关系的问题，妈妈生活比较懒散，比如碗不及时洗。爸爸对生活比较较真，孩子也站在妈妈的一队，爸爸一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唠叨、烦躁，经常会指责妻子或孩子。面对这样的情况，马永春只能告诉他们要包容对方，二人也表示愿意去尝试。“学生内卷、家长996，整个社会都处于高压状态。现在上网课，学校将一部分教育责任转嫁给家长，家长本来是给正在学习的孩子送水果的，却变成了拿着棍子的人，这也是一种变化。”

家长的情绪稳定

前两天，刘楠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电话来自一个生活在西安的妈妈。她告诉对方，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家里的生意一直不景气，半年前她的丈夫自杀了。这之后，读高三的大女儿一直表现得很暴躁，不愿意上学，时不时还动手打妹妹。“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影响考学怎么办？”她很着急地问刘楠。

在了解情况后，刘楠告诉这个母亲，现阶段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女儿考学，而是孩子的哀伤处理问题。刘楠曾是汶川地震心理救援志愿者督导，既往的经验告诉他，只有解决了哀伤的问题，人们才有可能往前走。他建议女孩的母亲召开一个家庭会议，平和地给孩子讲述父亲离世的事情，并告诉女孩父亲的离开并不是逃避。他还建议女孩给父亲写一封信，在墓碑前念给父亲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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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街日记》剧照
刘楠告诉本刊，“疫情到现在虽有三年时间，人们看着已经习惯了疫情，但真正当疫情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区域时，即使是成年人也会措手不及。”他提到一个案例，对方是一个男性，当他所在的地方出现疫情被隔离在家以后，他砸烂了家里的所有东西。“他是打工的，他说自己有房贷有车贷，可现在哪都去不了。”“我是不是要成为失信人员了。”他问热线咨询师。还有一个家长，自我焦虑的同时，又担心孩子的未来，网课一开始，就在孩子房间里装上了摄像头。
对于来访的焦虑家长，陈默会非常直接而强硬地告诉他们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能，“家长们必须要将精力放在自己的事情上，不要过于去管控孩子，每天吃饭时一家人交流一下就好，也不要将焦点放在孩子身上。”陈默说，“现在难点其实是在家长很难将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一焦躁就容易吼孩子，挑孩子毛病。家长们应该稳定情绪，不要将焦躁传染给孩子，帮助他们顺利度过疫情带来的变化。”
这段时间，陈默发现，她的咨询案例中，在家长没有过度干预的家庭里，有几个原本存在抑郁症状的孩子状态是在变好的。“其实，不少青少年的抑郁是由于学校里同伴的竞争导致的，他们在学校里会不停地比较。疫情反而让这种压力变小了。”陈默告诉本刊，面对疫情的影响，只要父母能够给孩子提供强有力的帮助和保护，孩子就会觉得是安全的，“会觉得父母能够保护自己，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在陈默看来，尤其对于3-6岁的孩子来讲，疫情其实给了家长们提供了一个与其相处的机会。“以前父亲都在外工作，一天不着家，很难陪孩子。3-6岁是孩子探索的年龄段，在这个过程中，母亲的陪伴带给孩子的是心理安全，父亲的陪伴则带来的是勇气。”陈默告诉本刊，“就像一个小动物，他探索世界的时候，有老动物带着他就不怕了，以后也会勇往直前。”至于原本该有的户外奔跑类的肢体运动，陈默说也可以在房间内找些活动代替，比如说带着孩子玩躲猫猫、做一些手指方面的精细动作，或者对着墙面打乒乓球，“哪怕家里爬一爬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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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房72小时》剧照
在疫情居家阶段，如果家长没有处理好，带来的可能是孩子后续的问题。陈默说在2020年疫情刚结束时，学校老师反应有些孩子回到学校时变化很大，“小孩比以前表现地活跃，在教室上蹿下跳，总是接老师话。这就是疫情期间家里管得太严，压力太大了，出去就要释放。”
2020年第一波疫情结束后，有一个小学高年级的男生，主动找张彩云咨询。他的困扰在于，疫情复工后，家里没人管他，他每天玩手机差不多四小时，复课后一下子被压缩到半小时。“我搞不定。”男生一直对张彩云说自己搞不定。复课后，家长不允许他玩那么长时间手机，最开始他提出玩2小时，时间压缩为原来的一半，家长不同意。后来，他提出玩半小时，家长还说多了多了。“从四小时一下子压缩到半小时，本来就是很难做到的。”张彩云告诉男生。他恍然，“那这不是我的问题是吧？”“不是你有多大的问题，而是要给自己一两周的缓冲期，慢慢把玩手机的时间降下来。”张彩云说，这个男生回去后他不再跟自己较劲，跟父母商量，慢慢解决了问题。
（宋晴为化名，史航对本文有贡献）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写养老方面的文章。
还记得去年夏天，我实地探访多地后，写的那个《带你们看看真实的养老院》的专题？
和住进养老院的老人相比，“老后破产” 的老人要不幸一百倍。
这四个字，离我们越来越近。

1

“老后破产” 这个词，出自于日本 NHK 的一部纪录片，名叫《团块世代，悄然迫近的老年破产》，拍摄于 2014 年，但最近在国内特别火。

原因？里面的故事，就像在我们身边即将发生。

片中介绍的三个家庭，也许年轻时跟你我都差不多，曾经的黄金一代，社会的中流砥柱，从没想过老年生活会过得多潦倒。

不要以为是破产的人不努力，这几个家庭，有房子，有存款，有子女，有退休金，而日本又是一个养老体系相当完善的国家。

之所以出现中老年返贫，客观原因是日本泡沫破灭后，经济进入长期下行期所导致的，而这些家庭并没有提前做好准备。

2

纪录片的第一个主人翁，青山政司，68 岁。年轻时候做生意的，所以 40 岁就攒下了 2000 万日元（相当于 105 万人民币）。

这钱当时看起来并不少，而且他还有自己的房子。

怎么就会破产？

六年前，他的妻子去世，于是就和母亲一起生活。由于母亲患上了老年痴呆，几乎失去了自理能力，所以需要请专业的护理。

1

青山政司每个月退休金 8 万日元，除日常开销、护理费外，还有药和保险，每个月要花 15 万日元。也就是说，一个月超支 7 万日元，一年下来 80 万日元。

过去的五年，已经用掉 400 万积蓄，剩下的最多够花十几年。

外出打工？母亲老年痴呆离不开人。

2

为了省钱，青山政司全家每天生活费控制在 500 日元以内，以日本的物价，肉是吃不起的。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采访末尾，记者问他，如果这些存款花完了该怎么办？

“我可能会自杀”。

3

多生孩子，比丁克在养老上有优势吗？

吉春和妻子惠子都 67 岁，惠子的退休金，加上吉春现在的工资，每个月到手 37 万日元（相当于 1.9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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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有一段是回忆这个家庭的过去，典型的中产，住高档小区，有私家车，周末还能带着两个儿子出游。

之前，老两口带着惠子 89 岁的妈妈一同生活，也算安逸。

转折点是三年前，儿媳意外去世，36 岁的大儿子带着两个孙子投靠，就是啃老。关键是，大儿子也没工作，小孩的所有费用都是老人承担。

雪上加霜的是，惠子的妈妈心脏病严重，只能去日间照料中心，又增加了一笔医疗和护理费开支。

5

一家七口每个月的花销最少 47 万元，远远超过 37 万日元的收入。更麻烦的是房贷，每月 10 万日元，还需要还 13 年。

吉春的存款仅有 200 万日元，最多再补贴 2 年，就口袋空空。

而导致吉春没有存下更多养老金的原因，是经济出现泡沫，在四十岁多的时候被公司裁员，再也找不到正式工作。

6

吉春现在的工作是在殡仪馆送外卖。

故事的最后，惠子说，“她已经放弃记账了，因为从来没想过，会陷入这样的绝境”。

4

第三个故事，主人翁河口，69 岁，独居老人，每个月养老金 14 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 7 千人民币）。

河口是典型的夹心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上有老下有小”。97 岁的母亲住在养老院里，39 岁的儿子则在东京打工。

表面看，生活应该还过得下去，母亲的养老金刚好可以支付养老院的费用。问题是，河口没有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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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河口在一家大型运输公司工作，20 多岁就结婚生子，年收入一度超过 1000 万日元。因为工作忽略了家庭，43 岁就离婚，河口干脆辞去了工作，到处兼职。

纪录片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老年生活会这么困难，现在的情况和当年四五十岁想象的天差地别。”

这些年日本的物价一直在涨，儿子工作不稳定，生活也很困难，根本没办法支援。

8

14 万日元养老金，在支付完房租水电之后所剩无几。

前段时间，河口还被查出患有高血压，要吃药，这样每个月就有 9000 日元的缺口要补。

快 70 岁的河口，只能干起了驾驶员。

9

特别心酸的是，每个月休息，河口都会坐两个半小时车看望母亲，来回 5000 日元车费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每次，一瓶饮料和一包腌梅子共计 600 日元，是仅能为母亲带去的礼物。

结

为什么这段不到 50 分钟的纪录片，会引起这么大共鸣？

因为很多人，能从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日本经济衰退，葬送了那一时代奋斗的老年人年轻时候的努力，很多人在四十多岁就失业了，再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

一边家庭收入大幅下滑，一边家庭支出不断增加，房贷一分还不少，同时面临物价的上涨的压力。

虽然衣食住行涨幅不大，但养老需要的医疗、护理，涨幅巨大。

如果没有足够的积蓄，医疗、护理支出很容易把家庭财务拖垮，一点点把人逼到死角。

焦虑之后，我该有的是思考和行动，不能再等了。

来源：拾榴询财 微信号：shiliuxuncai-2015

2022年5月7日，周六，就在全国统一高考将按计划于6月举行的消息发布之前，当天上午，上海市宣布今年本市中高考延期一个月。上海考生的家长和老师说，“要打加时赛了”。

记者｜驳静
实习记者｜申三

南汇第四中学的初三学生小周的爸爸老周，每天发一条朋友圈，宣布“中考倒计时X天”，发到“42天”，中考延期消息出来，“乱了，要重新来过了”。老周评价儿子是“很乖的小孩”，学习上不用他操心。他们夫妻俩，一个在居委会上班，一个在小区里当志愿者，“帮医生掐棉签棍子”，上海进入封控以来，他们每天都忙在外面。小周自己在家上网课，课后作业写到深夜，不用督促，不玩手机，有时晚上八点，老周敲开小周房门，问，今天作业写到几点，小周会说，不要来烦我，我作业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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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欢喜》剧照
老周就自己回到客厅，看点电视。中考延期，老周没觉得儿子因此心情有什么波动，蛮笃定的，倒是他自己，觉得漫漫长征又长了一个月。居家网课，也要正经考试的。卷子提前五分钟发到家长群，家长负责打印、监考、收卷，尽量模拟学校现场；小周作业写到十一二点，他陪到十一二点，等小的洗完澡，老的洗，一天才算结束。原本，6月考完试，7月休息，8月提前补高中的课，9月开学，现在一延期，8月补课计划照常进行的话，孩子没得休息。很多孩子笑嘻嘻地调侃，“假期缩水咯”，倒是家长绷紧一根弦，这种紧张的备考日子，要再多撑三十天。
上海市今年有中考考生11万，高考考生5万名。中高考延期，涉及像老周这样的家庭16万个，以及近千所初高中。
石头落地

陈星潜（化名）在上海一所市重点高中教高三语文，她能感到，自我期待比较高的孩子，延期消息出来后，反而缓了一口气。大家期待着，考前能起码半个月时间复课、返校，回炉再造一下。
对很多上海孩子来说，4月太焦灼了。高三的孩子，已经有了判断力，又处在漩涡的中心，情绪波动显然不可避免。陈星潜看到同学们也在朋友圏转发那些电话录音，转发求助，而高考时间悬而未决，有的孩子既希望延期又不希望延期，很矛盾，“不确定性最容易引发不安”。
好在孩子们韧性大，心态还不错，陈星潜看到，学生们下楼做核酸，拍到一朵花，一片蓝天，还能欣乐地发条朋友圈，比成年人要乐观得多。陈老师觉得，不管延期与否，只要确定下来日子，就是好事，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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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樱》剧照
而对陈星潜自己来说，4月最大的工作挑战来自区教委举办的线上教学比赛。学校选派陈星潜参赛，鸡飞狗跳中，她备出三节课，让评委三选一，“如果是学校内部比赛，那我可能就摆烂，躺平。可得代表学校参赛，毕竟不能丢了学校的脸，只好咬牙参加”。
这个挑战落幕，陈老师才终于能好好地“抓分”。“五一”假期后，陈老师把几乎所有空余时间都用来答疑，学生通过钉钉或微信提问，她一有时间就回复。但有的学生们即便没完全听懂，也未必会追问。陈星潜说，这是网课肯定会有的遗憾，要是现场答疑，大家围在一起，解决一个人的问题，也能解决其他同学的同类疑问。语文这个东西，陈星潜认为她作为老师，说出来的东西也很主观，理解一个文本，理解一对辩证关系，最好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互相质疑。
关于网课的效率，另一所重点高中的高三英语老师，跟我打了这样一个比方：你要参加跑步比赛，原先在操场训练，到马路上去跑，现在只能在家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练习。这个练习有没有用呢？也有用。是有这样的人，因为太热爱跑步，以至于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他可以甚至洗衣服的时候用脚踩，权当练习。但是能做到这个程度的人，不多，所以同学们肯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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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欢喜》剧照
姜女士家里有个姑娘在读高三，成绩不错，目标大学是复旦或上海交大。不过她已经有十多天没见着孩子了。她是上海一家国企员工，厂子主要生产大型铸锻件，被列入重点复工复产企业，4月20日大机器开动起来，第一批员工就进厂了。姜女士作为第二批员工之一，是在4月底进厂的。公司千余人，如今复工80%，都封闭在厂里，宿舍有限，大部分人发到一个睡袋，睡在厂房和仓库里。
住到工厂之前，姜女士给女儿做了十几年饭，临到高考前的关键时期，要离家赴厂，重担只能移交孩子她爸，“他说没问题。”。但姜女士还是操心，每天跟孩子通一个电话。此前封控的一个月里，姜女士家物资不算匮乏，夫妻俩把女儿照顾得不错，最大的困难是墨盒没了，没法给孩子打印卷子。姜女士甚至把现在的高考日期当作一个讯号，她判断，高考前，孩子们可能有时间返校，“所以延期一定是好事”。
情绪波动

张行（化名）也是高三语文老师，执教的高中是“上海四大名校”之一，一届学生四百多名，一般来讲，考上“清北”的能有一二十名，前一百多名能进复旦与交大，其余的也基本能考进“985”、“211”。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成绩拔尖的学生。高考延期，也是他们这样的学生期望发生的事。
上海市的高考分“春考”与“秋考”两次，春考发生在1月，只考“语、数、外”三门，其中英语成绩可以作为秋考备选。所以从策略上，考生们几乎会把英语冲刺提前，就像张行说的，1月份之前，“学生肯定要搞英语的”。5月，又有等级考试，也就是上海学生说的“小三门”。考完后，考生身上担子又松掉一些，只剩下语文与数学。数学是“拉分”科目，时刻不能放松，而上海的中学教育体系里，高一高二阶段，语文教学更倾向于“素养教育”（也有学校压缩在高一），集中精力准备应试，是在高三这一年。
正因为这样的策略，对张行这样带高三的语文老师来说，高考前最后一个月，是一年当中最最忙碌的，学生会不断过来问问题，“停不下来，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张行会把所有空余时间都拿出来给学生答疑。通常，这些面对面、一对一的答疑时间，也是他判断学生心理状态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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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剧照

他会观察。看表情，看打扮，有时发现男生抹发蜡了，能猜到是在谈恋爱。有一回，有个女同学来答疑，要分析的文章主题是“母爱”。讲到一半，学生哭了出来。她告诉张老师，她本来是住校，但妈妈认为她成绩不够，就想在学校边上租房子陪她。这一下就引发了焦虑，她告诉张老师说，“我妈妈太啰嗦，我只要一回家她就不停地说话，要是以后每天都回去听她啰嗦，我还怎么学习”。张行后来跟孩子家长沟通，才知道，其实这位妈妈自己也会感到孤独，孩子爸爸经常出差，她特别需要跟孩子说说话。但孩子到了高三，压力大，不愿听她说。矛盾正是起源于此。
作为高三语文老师的陈星潜，同时也是7岁孩子的妈妈。3月，丈夫被派到黄浦区做志愿者，出发前只以为“最多一礼拜”，现在已经超过40天，不知道何时能回。4月最慌乱的时候，她独自掌管这个家，每天需要：给高三学生上网课（平均每天3节以上），照顾上网课的女儿，辅导作业，做家务，抢菜，照顾四口人的三餐，出门去做核酸，给学生答疑……工作与生活失去界限。最焦灼的是时间不够用，“白天时间全被打散，工作时间减少，效率降低，心里又担心孩子们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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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剧照

4月令人崩溃，陈老师也哭过。那次女儿跟她发脾气，因为打视频电话给爸爸，没打通，两人吵得挺激烈，后来各自回房间去处理情绪。陈老师关上房门，哭了一通。情绪发泄掉，又回去跟女儿讲道理。
回想最惶惑的一个月，常觉两眼一摸黑，“看每天感染人数2万多，物资也跟不上，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上课状态都会受影响。人总是要吃饭的，人活着还是要看得到希望才行”。所幸现在平稳下来，对她来说，解封、复课有了时间目标。
这段时间，她也在应对学生的情绪，机会恰当时，她会告诉同学们，“如果你焦虑，反倒能够把分数提上来，我陪你们一起焦虑嗯，我们来比谁比谁更能焦虑。但是解决不了。大叫几声，哭一场，找一个渠道，发泄出来，之后该做什么做什么。把结解开，管它完不完美，达没达到自己的目标，过程当中尽全力，那就是成功。”
备考经验

晓洁曾是张行的语文课代表，2020届，现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二年级。2020年那个春天，她与全国1071万高考考生一样，隔离在家，匆匆忙忙开始上网课。大家都手忙脚乱，起初，上一堂物理课，不得不辗转三个软件；线上考试，有同学打不开页面，有同学答完题上传卷子失败。张行记得那一年，话筒、手写板都是临时快递到家里，“今年是找出来擦擦灰就能用了”。
但现在不同，2022这届学生，两年前读高一时，在家上过两个月网课，方式方法都可以照搬两年前的经验，有的家长甚至说“不太记得两年前怎么回事了”。作为“过来人”，学生们偶尔还苦中作乐，安慰张行，“老师放心，我们有经验”。即便如此，学校还是找到晓洁，请包括她在内的几位同学，分享当年的疫情中高三备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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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9日，新学期开始了，武汉大学的学生排队等候进入学校

晓洁回想了一下，在学校备考，压力和动力其实都来自同学。比方说，一节自习课，晓洁的目标是做完一张数学卷子，课到一半，同桌抽出第二张在做了。每当这种时候，晓洁头脑里的压力计又扎实往上跳一格。在家上网课，就不用活在同学的“阴影”里了，只需照顾自己的节奏。起初看，这似乎是件大好事。但看不见同学们在干什么，复习进度如何，心中仍会不安。特别是有时网课上，老师只言片语，无意中透露一些同学的某种进度。
具体的压力发生在考完试后，那些线上软件会把分数段自动做成饼图，每个同学对最高分、对自己的位置一清二楚。以前在学校，一次考试下来，最多公布平均分，上了网课，什么都一目了然。
晓洁记得，自己读高三时，2020年4月底，学校通知说马上就能复课。备忘录上，那天晚上，她记录了一通与同学长长的电话，主旨是”兴奋“，终于能再见面了，独自复习，有时真是感到“寂寞和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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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派》剧照

现在回过头去看，晓洁发现，居家隔离那两个月，备忘录里关于情绪的记录明显增多。高三这一年，情绪太不好管理了。晓洁记得，有一回晚饭，妈妈做了一个她非常期待的菜，却把盐放多了，她立刻觉得委屈，当即爆发。“平常，我妈肯定不会惯着我，但那段时间，她非常耐心地安抚我，最后就变成我单方面激烈地大喊大叫”。
爆发结束，到了晚上，晓洁又觉得自己非常傻，跑去跟妈妈道歉。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回。现在看来那些吵架像个笑话，也很难跟学弟学妹分享什么经验，“我总不能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大喊大叫，可以请家长包容、原谅你们”。
除了找家长麻烦，晓洁自己当时处理情绪的办法，就是写备忘录，太高兴，或太沮丧，都不利于学习，写完，就等于情绪翻篇。焦灼，但努力控制焦灼的温度，把控在沸点以下，阻止它翻滚。这也是她和同学们当时非常期待复课的原因，在学校上课时，一次考试不理想，跟同学吐槽两句，听好朋友安慰两下，到操场上走几圈，一般程度的情绪就能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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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洁觉得他们那一届已经很不容易了，但设身处地，2020年，全国高考都延期了，上海那时也是应对疫情比较好的城市，生活平稳，吃喝不愁。但今年，她有时看到学弟学妹发的朋友圈，暗想，大家的情绪波动，或许比她那一年要剧烈得多。
老师们有更加直观的感受，他们注意到一些不在状态的学生，有的上课迟到，理由是头天晚上熬夜了，也不是打游戏，就是上网浏览信息。张行在一次作文中发现，有个学生面对“人定胜天还是顺其自然”这个题目，主张“顺其自然”，有明显的消极情绪。这位学生在作文中提到，人面对外界变化，是无能为力的，尤其是上海人现在的处境，更加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对此，晓洁只能给出建议，减少上微博、减少浏览新闻，短暂逃离那些信息，或者像她一样把情绪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