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谈《庄子》及中国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国荣教授在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中国近现代哲学、伦理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研究。继2006年出版《庄子的思想世界》后,近期他又出版了《庄子内篇释义》,在接受《上海书评》的采访中,他表示,庄子和王阳明是他非常喜欢的有独创性的中国哲学家,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对当时的哲学问题有敏锐的感受,通过创造性的思考去应对这些问题。
在《庄子内篇释义》的后记中,您提到自己多次给研究生讨论班讲授《庄子内篇》,是否还会讨论《外篇》和《杂篇》,并继续出版?
杨国荣:目前没有这个计划,现存《庄子》有三十三篇,量比较多了。如果都按照《内篇》的方式讲,篇幅会很长,我暂时还没有这个计划。
多年前我开始研究庄子,后来搁置下来。现在呈现的这部《庄子内篇释义》主要以内篇为对象。这并不是说,庄子内篇特别重要,外篇和杂篇就不重要。在2006年出版的《庄子的思想世界》中我已经提到,关于《庄子》文献的理解,我不赞成根据庄子本人、庄子学生、庄门后学的分别,将《庄子》一书区分为内篇、杂篇、外篇。我认为,虽然在文献排列方面,至迟从郭象开始,内、外、杂之分已约定俗成,但从实质的思想内容看,应当将《庄子》一书视为整体。
当然,从文献选编的角度看,要选择若干篇来讲授,总是不免挂一漏万。既然已经有了内、外、杂之分,我便把《内篇》作为约定俗成的选编形式来处理,但必须再一次说明,这并不是说我对《内篇》特别注重。如果进行综合的选编,则《秋水》《知北游》《天地》《天下》都很重要。我在书的前言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刘笑敢推出《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以来,认为“内篇”才是庄子本人所作的观点,一直颇为流行,您这部书虽然主要疏解“内篇”,但也经常援引“外篇”和“杂篇”的内容。您如何看待《庄子》“内篇”“外篇”“杂篇”的关系?
杨国荣:刚才已经提到,内、外、杂篇之分,是从郭象开始比较明确提出来的,但他在哲学上乃是将内、外、杂诸篇都视为庄子思想的表述。到宋代,开始出现质疑之风,苏东坡怀疑《外篇》和《杂篇》不是庄子所作,提出了若干理由。后来治庄子的一些学人,也逐渐受到宋人说法的影响,认为只有《内篇》才真正代表庄子的思想,《外篇》《杂篇》则被视为庄子后学的思想。大致而言,历史上的各种怀疑,或是基于文字,以为《内篇》文字比较典雅,《外篇》《杂篇》则相对比较粗陋;或是基于义理,以为《内篇》的义理比较精深,《外篇》《杂篇》的比较浅杂。一直到王夫之,基本上都持这样的看法。
以上观点,我觉得有其问题。从校勘学或传统的考证学这一角度来看,清初的阎若璩曾区分两种方式,一种叫虚会,一种叫实证。对庄子内、外、杂的区分,大都基于虚会,其特点在于主要依据行文的逻辑关系。所谓某些篇章语言不雅、义理粗疏,都属于虚会,而非实证。至今为止,这方面尚无实证的根据:日后如果考古发现了作为出土文献的《庄子》原本,能够印证以上说法,这才能表明这些看法具有实证依据。可是,至今没有那样的实证材料,从而,基于虚会的推论,也难以在实证层面立足。事实上,在庄学史上,同一篇章,有人说它非常粗糙、义理不精,有人却认为该文义理非常精深、文字非常好。杂篇中的《庚桑楚》每每被视为粗陋之作,但林希逸对其则极口称道,认为“此篇文字,何异于内篇!或曰:‘外篇文粗,内篇文精’,误矣!”又如,朱熹对《天道》篇的有关论点评价甚高,王夫之则认为其“所见者卑下”。对同一类篇章的评价,意见会完全相左,可见,在虚会的层面,这些推断都不足为据。
刘笑敢先生曾提供了所谓最具有“实证性”的证据,即从文字演化看内外杂之异。从文字演化上说,存在着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先出现单音节词,尔后才有复音节词。他列举了几个词,“道德”“性命”“精神”,认为,道、德、性、命、精、神在《内篇》中都是作为来单音节词来使用,到《外篇》《杂篇》之后才出现“道德”“性命”“精神”的连用。然而,稍加考察即可发现,《内篇》中有大量的复合词,比如,是非、仁义、阴阳、天地、宇宙、逍遥,此其一。其二,他所说的在《内篇》中出现的单音节词,如道、德、性、命、精、神,在《外篇》《杂篇》中也同样大量单独地使用。以为通过以上的文字运用方式的区分,即可使内、外、杂之别对应于早出的庄子思想与后起的庄子后学,并以之为“定论”,显然过于草率,它在逻辑上也无法讲通。与以上观点不同,我不赞成以内、外、杂区分庄子思想与庄子后学的思想。
进一步看,我在《庄子的思想世界》中已提及,无论就内在的思想系统抑或外在的历史影响而言,《庄子》都首先呈现了整体、统一的历史品格。从哲学思想的衍化看,庄子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首先通过《庄子》一书而实现,尽管在具体篇数、篇目的划分等方面,它曾发生了某种变化,但《庄子》一书始终作为庄子的思想符号和哲学载体而内在于并影响着思想史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庄子》与庄子的联系、《庄子》其书在历史上的存在、《庄子》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具有原创性的哲学系统并对思想的衍化产生了实际的制约作用,都已为哲学历史本身的演进所确证。即使随着以后新材料的发现而能够较为确切地考证出各篇的先后、作者,我们仍可以把表现为传世文本并以此实际影响思想史的《庄子》作为整体来考察和理解。
在您的书中,《齐物论》占的篇幅非常大,这是有意为之的吗?为什么?
杨国荣:第一,《内篇》中其他各篇叙事内容比较多,相对而言,《齐物论》的叙事比重较少一点,义理性的论述则更多。第二,刚才已提到,我选择《内篇》,其实是把它当作文献选编的对象,从文献选编这个角度说,《齐物论》无疑很重要。哪怕打破内、外、杂的分篇,《齐物论》也是需要重点考察的。第三,《齐物论》可以说比较集中地包含了庄子思想的很多要义,本体论、认识论、人生哲学等方面,内容非常丰富,义理阐释相对也比较多。从哲学史角度考察,需要予以特别重视。此外,较之其他各篇,《齐物论》本身篇幅也较长。综合这几个方面,《齐物论》释义的篇幅多一点,也就比较自然了。事实上,《齐物论》在历史上受到更多地重视,比如,近代章太炎便著有《齐物论释》,对《齐物论》单独作了系统阐释。
《庄子的思想世界》一书,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时隔十五年,今年《庄子内篇释义》又出版。跟前一本书相比,除了形式上有所变化,本书在具体观点上有什么变化和发展吗?
杨国荣:基本上没变化。当然,《庄子内篇释义》依据文本逐段的解释,所以形式上有所变化。我是把庄子的基本思想作为背景,来理解《内篇》的各篇文章。这本书主要依据文本来理解,前一本(《庄子的思想世界》)则侧重于逻辑的重构,即从哲学层面作思想的梳理。所以区别还是有的,但在基本观点上则是一以贯之。逻辑重构不需把文本中所有的内容一一加以罗列。现在紧扣文本,其中展现的内容便不应有省略。可以说,内篇释义实际上对我前期研究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切实依据。
您这部书的侧重是哲学意蕴的诠释和阐发,而非具体字词的训释,但我也注意到,您在书中对于文本问题时有辩证,在您看来,传统考据学的注疏形式与您现在采用的释义的方式,对于理解《庄子》各自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杨国荣:对《庄子》的注释汗牛充栋,郭象以下,成玄英、林希逸、吕惠卿、王夫之、郭庆藩、王先谦,直到晚近的刘文典、钟泰、王叔岷等等,数十家之多,可是,除了郭象等,大多数注家的解释可以说是繁而不要,对每个字释义往往也不完全一致,从这些训释中,读者看到的常常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庄子,对于庄子在哲学上究竟提出了什么思想,常常依旧茫然。我的做法是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尽力做到要而不繁,以通透为指向,尽力切入庄子的思想内涵。
为了说明文本,字词解释当然是必要的,但鉴于文字训诂以往已经做得比较多,这方面的解释我大致从略,我的着重之点主要是从理论的层面做较为通透的理解。意义上通透,文字上通透,两者都需要。文本解释做到通透并不容易,像庄子这样的文本,以汪洋恣肆的文风伴随大量形象性的叙事,要把握它尤其不容易。在经过我的梳理之后,庄子文本的逻辑脉络已显得比较清楚。如果说我的释义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这主要体现在对庄子哲学的理解方面,可能较前人更为通透。
您在书中利用了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荀子,现代西方的海德格尔,乃至马克思,您在之前的工作中,曾提出“具体形而上学”学说,这一学说在您的《庄子》疏解中有体现吗?
杨国荣:我的目的是引导大家理解这个文本,在这一过程中,运用以往思想资源,主要是为了更清晰地展现庄子见解,不是为了突出我自己的思想,也不是借题发挥。我引用海德格尔,也是旨在阐发庄子所具有的思想内涵。虽然庄子是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但他所作文本背后蕴含普遍意义,这种普遍意义与现代思想家的思考有共通之点。借助现代西方哲学,有助于更清楚地解释庄子文本中所隐含的普遍意义。有鉴于此,我适当地有所引用,但并不很多。
明末清初曾有一股将庄子迎向儒家阵营的思潮,台湾地区学者杨儒宾称之为“庄子儒门”说。去年,他的《儒门内的庄子》一书在大陆出版。您对庄子与儒学的关系是如何看待的?
杨国荣:这里,也许首先需要撇开庄子思想与不同学派的多样关联,来考察庄子本身的核心观点。每个哲学家都有他的核心观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就以“得其宗旨”为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得其宗旨”,也就是努力把握哲学家的核心观点。中国哲学家虽然没有形式体系,但有实质体系,实质体系正是通过核心观念体系来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说,诸子百家都有他们各自的核心的观点,之所以被区分为不同的“家”(学派),主要便基于其核心观点。
研究学术思想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注重范型,一是关注思想的个案。从思想的范型来说,我们需要分门别类或归类。诸子百家便是不同的范型,儒家、墨家、道家都是如此。把握范型是必要的,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把纷繁复杂的思想或文献归入相关的系统中。但另一方面,思想家又具有多面性,他不仅仅从属于范型所代表的方面,除了被归属的范型之外,他往往还有其他思想面向。后者关乎不同个案:从个案的角度来,问题确乎有其复杂性。不仅是庄子,作为儒家代表之一的荀子,也有类似情况:荀子思想中有很多礼法并重的观念,其中吸纳了法家的某些思想,他的学生韩非后来更是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不难看到,从范型上说,荀子属于儒家,但从个案上说,他又有多面性。
也许可以在庄子思想中找到与儒家或其他学派相通的思想,但是庄子作为庄子,有他的核心观点。这个核心观点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家、儒家和核心观点并不一样。在庄子那里,核心观点即对道的肯定和自然原则的推重。可以说,在这方面,从老子到庄子一脉相承,体现了同一道家趋向。
可以注意到,不能简单地因为思想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就把庄子归入道家之外的某一学派,如儒门,这样做,我觉得没有意义。诸子百家的区分,是基于其各自宗旨而形成的,至少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开始,便已形成以上看法。司马父子去古不远,对古代思想家的各自品格特点的把握无疑比较真切。现在试图人为地或者标新立异式地把历来被视为某一家的人物归到另外一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消解了哲学家或哲学学派自身的核心之点,将具有不同归属的哲学家混杂在一起,显然无助于把握相关人物和学派的具体特点。作为思想的个案,庄子思想确实有多面性,其中不仅有儒家的思想,如内圣外王,而且如果愿意,还可以找到近于其他各家的思想。但是,庄子作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有其不同于其他各派的要旨,只有抓住这种根本性的思想,才能比较真切地理解庄子。
您早年研究阳明心学,也出版过研究《孟子》的专著,并系统梳理了儒家的价值体系《善的历程》,现在您已经有两部关于《庄子》的专书,听说《老子讲演录》很快也要出版。这样看来,您在儒、道两方面的研究似乎是齐头并进,这个情况在当代学人中似乎并不多见,好像大多数研究者要么专攻儒家,要么专攻道家,您是否有意在儒、道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如果让您选择,您的认同是儒家还是道家?
杨国荣: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理解。总体上,我做中国哲学比较多,佛教是外来的,也很重要,但从本土哲学来看,儒、道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所谓“儒道互补”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语也表明了这一点。要深入地把握中国哲学,除了儒家之外,道家显然不能忽视。我后来做具体形上学,更侧重于理论方面,然而,史与思是相互统一的:思不能脱离史。作为一个在中国从事理论性思考的哲学家,我自然与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更接近一些。在欧洲,可以回溯从古希腊到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脉络,但是对中国哲学家来说,更多地还是需要梳理自身的思想传统。作为中国已有传统中的重要方面,儒、道两家各有其思想的创造性,我们没有必要对其有任何门户之见,而应当把两者都理解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创造性的一员,并将其都看作是对今天的哲学思考不可或缺的资源。概而言之,就史与思的统一而言,思的展开离不开史,而从史的角度看,儒道两家都是本土资源中的重要方面,不必重儒抑道,也无需以道排儒。
从个案来看,我比较关注哲学史上的两个人物。儒家中,我研究得比较多的是王阳明,道家中,则是庄子。这两个人我都比较欣赏,两者的共同特点是都很有思想个性,也都具有思想的创造性,即使将其放在世界哲学之林,也毫不逊色。王阳明的个性很明显,他不赞同宋明理学主流的进路;庄子也很有个性,从文字到思想都是如此。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的思想,我都做了两次研究:关于王阳明,前有《王学通论》,后有《心学之思》;同样,关于庄子,先有《庄子的思想世界》,后有《庄子内篇释义》。我之倾心于庄子和王阳明,可能与他们较为切合我的个性相关:我个人不喜欢进行受约束的研究,同时也比较注重创造性思考,在这方面,这两个人显然近于我的进路。
现在学术界有新儒家、新道家、新法家等名目,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家重新从诸子百家中寻找资源,但是各自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您怎么看待现在这样比较热闹的新X家这样一种形式?
杨国荣:从传统的诸子百家里面寻找资源,寻找新的阐释方式,这种现象有其历史的缘由。分流别派,古已有之,以往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当然,现在可能更多地可以看到标新立异的趋向,一些人喜欢举一面旗帜,占领一个领域,或上溯某一个流派的传统,把自己归入在其中。我个人觉得这种做法没有必要,这也许与我对哲学的理解有关系。人们往往习惯于哲学史的眼界和进路,所以归来归去还是归到某一传统。新儒家、新道家,或者是某个传统的学科,都是沿着史的路线。在我看来,现在不需要限定在某一个传统或某一个流派中,而应当有一种开放的眼界,具体而言,也就是我一再提及的世界哲学的眼界。世界哲学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中西哲学无疑是最重要的,而学无中西,则是我们应当具有的立场。
现在国内学界,有的人喜欢或者抱着现象学或分析哲学不放,或者抱着德国古典哲学、古希腊哲学不放,这是一种偏向。新道家、新儒家、新法家、新墨家之类,则是抱着传统不放,在我看来,这都不合历史的发展趋向。我个人不喜欢仅仅定位在哲学史的狭隘眼界中,所以我对此持保留态度。在我看来,现在也许更需要从世界的眼光来思考哲学问题,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只要真正提供了创造性的见解,都应成为从事哲学思考和哲学建构的重要资源。从中国本身来说,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墨家都是今天理论思考的思想之源,把自己限定在某一家,意味着偏向于某一方面。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都有我前面所说的核心观点,其中可能既有所见又有所蔽,也就是说,他也许看到了人与世界某一重要的方面,但是也有其局限性或不足的地方。仅仅限定在其中,不免有所偏。总之,对各家的所见所蔽,无疑需要系统梳理,不必将自己定位在某一学派的传统中。
庄子在中国哲学中非常独特,您也特别常喜欢,那么,在西方有没有被认为与庄子有对应的哲学家?现在研究庄子中出现一种中西的比附,比如瑞士汉学家毕莱德的《庄子四讲》被翻成中文,曾引起较大反响。您怎样看待这样的现象?
杨国荣:实际上真正的创造性哲学家应该都是有个性特点的,把某一个人归入另一个人,比如中国的海德格尔、中国的黑格尔之类,都是有偏向的。我没有特别留意到有与庄子相近的西方哲学家,有人说海德格尔比较喜欢道家哲学,他曾与一位来自台湾的学者共同翻译过《老子》,但其实海德格尔受道家的影响非常有限,切不可夸大道家对海德格尔的影响。当然,如果一定要说西方与庄子相近的思想家,也许卢梭在某些方面(如自然的理想化)与之接近。
我个人也不太喜欢用后现代去比附庄子。一些论者喜欢用尼采比附庄子,用存在主义比附庄子,或者将后现代的某些观点归诸庄子。也许确实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某些相通之处,但完全把庄子归入某一人物或后现代这一类思潮,意义不大。当然,从学术多样性来说,作这样的比较也许体现了个人的研究旨趣:为了突出庄子思想的某些特征,这类比较并非完全不能做。但在整体上把庄子归入后现代的思潮或后现代的某一人物,用后现代的某种观点来诠释其宗旨,并不能真切地把握庄子思想的具体形态。
说到后现代,我们从先秦的诸子里面找资源,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应对现代性的一些危机,您认为过去的思想资源能否应对呢?
杨国荣:我觉得太简单化了,现在很多人面对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化的变迁,人工智能、信息化、生物科技发展等带来的各种普遍问题,试图到传统中去寻找答案。这可能过于简单化或者过于乐观了。传统的某些观念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性的思想,但是传统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依赖传统资源来完全应对和解决现代问题,恐怕很难奏效。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庄子其实也对他所在的时代的问题做了各种回应。在先秦百家争鸣的背景之下,在先秦各种政治、文化的变迁之中,他也注意到了某些问题,他所推崇的自然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当时所处背景的回应。然而,今天我们处于一个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单纯地借助于西方或者中国的某一家、某一派思想资源是不够的。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基于中国、西方的传统思想观念,运用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资源来思考相关问题;另一方面,也应当分析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包括其特征和征结所在,而不是简单地移用一些已有的思想资源来应对。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包括庄子、王阳明这些人物,他们也对当时的各种问题有敏锐的感受,并试图通过创造性的思考去应对这些问题,现在同样也需要这样。现在面临的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大数据,等等,完全是新的问题,需要进行切实的思考。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不妨运用一些传统思想资源,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事实上,以往哲学家的研究和思考,也并不是完全游离于他们时代之外。单纯借用一些传统的资源,无法提供真切的应对机制。
您并没有把庄子作为灵丹妙药,在书里说庄子有见于此,无见于彼,有很多哲学义理上的讨论。可否简单谈一下,庄子有见于什么,有蔽于什么?
杨国荣: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我们研究古代的哲学家,古代的文献,并不是把他们作为膜拜对象,或者仅仅是给他们论证,而是应该站在现代角度,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考察。对待中国和西方的不管是哪一个哲学家,都应如此,庄子也不例外。
真正的哲学家总是有他的核心观点,既有所见,也有所蔽,从庄子到王阳明,都是这样。以道家来说,从老子开始,就以自然原则作为核心的观念,这种自然原则与儒家的人道原则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作为道家价值观念的体现,自然原则无疑有其所见。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说,对作为对象的自然,不能仅仅根据人的需要加以征服。支配,近代文明的发展已经表明,如此行事,容易导致天人关系的失衡。就人自身而言,对人的尊重包括尊重其自然的天性,而不应人为地扭曲这种天性,体现于人的行为过程,即不能强制性的否定、压抑人的内在意愿。交往和行为过程当然需要社会规范,但社会规范不能变成外在强制。自然原则对于避免无视自然本身的发展法则而仅仅根据人的价值目的加以攫取、避免社会规范异化为外在强制,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庄子思想的意义之一,也体现于此。
但另一方面,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把自然简单地理想化。庄子强调“无以人灭天”,以为自然是最完美的东西,不能破坏,只能维护或回归。由此,庄子以及广义的道家对文明的演化过程始终持批评、怀疑的态度,对他们而言,文明进化过程意味着对自然的超越和破坏。在《庄子》的一些对话中可以看到,机械、机巧,都是他所反对的:“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这里的“机事”“机械”“机心”都属于文明之域,它们与自然相对,并表现为对“道”的否定。对文明演进的这种质疑,显然需要我们重新反思。事实上,文明的进化如同双刃之剑,既有消极方面,也有进步的意义,文明本身总是在二律背反中前进的。庄子看到了文明中消极的一面,由此否定文明本身,这无疑有其问题。从价值的视域看,其中也蕴含了过于强化自然原则可能导致的片面性。
庄子对知识的看法也是如此,在这方面,老、庄同样一脉相承。对老子与庄子来说,认识的对象主要是道,而道则是统一的整体,相对于此,知识主要呈现分析性的特点,由此,老、庄对知识性的进路持否定态度。老子强调为道日损,庄子则将心斋、坐忘视为把握道的前提,作为认识的方式,坐忘、心斋意味着将已有的知识结构搁置起来或消解掉,由此回归道的整体性。从老子的为道日损,到庄子的坐忘、心斋,都趋向于消解已有的知识形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不能仅仅限定在既定的知识结构上,这样容易阻碍创造性的思维;但另一方面,认识又不能从无开始,而总是要以已有的积累作为出发点。大体而言,儒家讲博学,注意把握已有知识的重要性,道家从老子到庄子则主要趋向于消解知识;前者有见于认识需要基于已有积累,后者则比较侧重于已有知识的限定意义,可以说,儒家和道家各有所见。现象学讲“悬置判断”,也蕴含着将已有知识结构搁置起来的意向,道家则不仅主张搁置,而且要求消解、打扫干净,显然呈现更明显的偏向。
此外,在宇宙论上,庄子注意到在道分化之后形成不同对象,万物则变迁不居,由此,庄子又过多地强调变动的一面,对于重建存在的平衡以及存在的相对确定性则比较忽略。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便将注重之点主要放在事物之间的区分、差异、流变之上:一切都变动不居,确定的存在形态似乎不复存在。可以看到,庄子肯定世界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在形而上的层面,这无疑不无所见,但是由此,又不适当地往前多走了一步。
您讲到庄子对技术对机巧的批判,现在后现代包括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存在论,也讲到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您怎样看待庄子思想与后现代思潮的关系?
杨国荣:从一方面来说,确实存在出于机心这一类行为,庄子对此注意也比较多。但由此对文明发展,包括技术进步完全持否定态度,则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对于庄子的思想,要作具体考察,既应注意其所见,但对他矫枉过正的那一面也不能忽视。关于后现代思想,同样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后现代思潮往往趋向于质疑文明的进步,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性、逻各斯也常常加以责难,所谓告别理性、解构逻各斯中心等口号,便体现了这一点。由此,自然状态中也容易被理想化,在这方面,后现代思潮与老、庄确实有某种相近之处。然而,后现代思潮本身有其局限,不能把后现代的观念当作真理,并以此为依据反过来拥抱庄子。应该看到后现代的问题,并以分析后现代的限定为前提反观老子庄子的相关观点,而不宜将两者的相近之蔽作为真理加以赞颂。
我对后现代一直持疏离的态度。现代化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弊病,但这些问题不宜用后现代那种反叛理性、解构逻各斯的方式去解决。这里更多地需要对现代性本身进行理性的反思,由此揭示其中可能蕴含的问题和限定,而不是全盘否定现代化,或追怀前现代的形态。后现代思潮自身也需作具体分析,它固然包含对以往的现代过程凸显问题的某种纠偏,但如果由此趋向于全盘解构逻各斯、告别理性,就容易走上歧途。对现代性暴露出来的弊端作深入分析,旨在使现代性更健康的前进,如果一味以浪漫的形式否定理性,追寻所谓诗意的栖居,将前文明状态加以理想化,则是非历史的。现在从后现代的视域研究庄子,将其主要视为后现代的同道,这容易将庄子思想虚无化、消极化。
有很多人喜欢庄子,是当成某种人生哲学、人生智慧,喜欢“逍遥游”那种精神境界,那么庄子的哲学,或者扩大地说,中国哲学与我们理解的人生哲学、人生智慧究竟是什么关系?
杨国荣:庄子主要是哲学家,而不是什么“人生导师”。应该注重的是作为哲学家的庄子,对其所述,也需要侧重于哲学的解释。确实,庄子所作各篇,如《大宗师》《应帝王》,等等,包含很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叙事、对话,但在这样一种看似具有叙事性的对话中,我们要注意其中表述的深沉哲学观念。这里同时涉及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问题,在我看来,回溯中国哲学,需要注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哲学作为哲学,总是包含哲学层面的普遍性内容,即使是以叙事方式表达的观念,也不难发现其中哲学的内涵。庄子作为中国哲学家,其著述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切不可因为他那种常常关联日常生活的叙事风格而忽略了其中深刻的哲学意蕴。我对庄子著作解读,包括这部《庄子内篇释义》,便比较注重从形象化的表述背后,揭示其内含的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以《应帝王》篇而言,其中有大量的叙事内容,包括季咸与壶子的对话和活动,我的释义则注重从这种形象性的叙事中,揭示巫术与道术之间的交锋以及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内涵。
引申而言,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晚近以来,这方面一直存在争议。然而,从已有的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家自身的阐述中,已不难对此形成比较具体的看法。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家就追问性与天道,尽管孔子的学生曾抱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但实际上他很关心这一类问题,只是,他之言“性与天道”,主要不是以思辨的方式来论说。孔子的主要思想保存于《论语》一书,《论语》的特点之一是联系人的做事、交往过程来展示多方面的哲学意义。通过孔子与学生之间的弦歌诵读,他的人生经历、所思所行,以及对性与天道的理解,都可以获得比较具体的了解。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家已经开始了对性与天道的绵绵追问,到了中国古典哲学即将终结的时候,哲学家进一步开始对以往哲学进行反思。我多次提到的龚自珍,便明确地对中国已有学术思想加以分类,他共区分了十类学术和思想的类型,其中九类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实证性的知识的学科,如金石之学、校勘之学、训诂之学(包括音韵、文字)、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等等,与这种实证性知识不同的另一类学术,他称之为性道之学。对龚自珍而言,性道之学如同今日所说的Philosophy,只是在当时还缺乏这一概念,但是实际上他所理解的性道之学的内涵,已近于Philosophy或智慧之学。历史地看,庄子同样有其哲学层面的智慧追求,性道之学所代表的中国对智慧的追求,在庄子那里也是具体而微的。如果忽略一点,就无法把握庄子作为哲学家的品格。将庄子的哲学视为人生感悟,显然是将其思想浅薄化了。
可以看到,我对哲学理解是从知识和智慧区分入手。知识的特点是有特定的对象和界限:任何知识,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有界限的。从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身看,指向特定对象或领域,无疑是必要的,由此可以对世界形成更为深入的理解,但仅仅限定这一界限中,显然难以达到对世界的真切理解,如我以前一再提到的,世界在被各种知识形态分化之前,其本身并不仅仅以分化的形态出现,而是同时呈现为相互关联的整体。这样,要把握世界的真实形态,便不能限定在知识的界限之中,而是需要跨越知识的界域。“智慧”最基本的特点便在于跨越知识的界限,从不同于分化了的知识的层面去理解真实的世界。传统的性道之学便可视为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之学,庄子的思想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以上品格。

12 年前,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的 38 岁三轮车夫,如今怎么样了?

从下岗工人到三轮车夫再到复旦博士,一个辗转于底层的平平之辈,在 38 岁的 “大龄”,忽而踏入复旦求学,师从泰斗,华丽转身。

这背后是怎样的一段传奇?

蔡伟,用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诠释了:

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蔡伟这个名字在 38 岁以前,于周围人眼中,只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符号,无异于隔壁老王,街口小张,甲乙丙丁,芸芸众生。

1972 年,蔡伟出生于辽宁锦州。父母都是工人,没有念过太多书,也没有像当下被教育内卷的焦虑,甚至从起跑线开始,就任由蔡伟自顾自晃悠,看古籍、练书法,全凭兴趣,不追不赶。

从小学起,蔡伟就表现出对语文的浓厚兴趣,没事喜欢抱一本字典,翻着认字玩。以至于到后来,老师遇到不认识的生僻字,都直接找他要 “答案”。

  

  ● 蔡伟

但对于其他学科,蔡伟却是缘浅情淡,相看两厌。如果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基本提不起劲去了解。

到高中时,纵使语文成绩一枝独秀,但再也抵挡不了其他学科的偏废下滑,蔡伟的考试排名一落再落,令他自己也心灰意冷。

于彷徨无措间,他一头扎进了诗赋辞集,将学习的苦闷索性化作兴趣的狂欢,任凭自己在古汉语的旷野里驰骋。

稍有空闲,蔡伟便一个人跑去锦江图书馆,阅读各类 “冷门” 书籍,如饥似渴、乐以忘忧。

  

  “读高中那会儿,最开始是读古典诗词方面,后来发现了蒋礼鸿的《义府续貂》,特别感兴趣。之后我就把图书馆里凡是语言文字类的书都一一找来读,图书馆找书、看书的那段经历开拓了我的眼界,也让我认清了我想追求的是什么。”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尚在念高中的蔡伟竟看完了 300 本书。

  

  ● 蔡伟自学留下的笔记

越是亲近古文字,越发热爱与心动。

然而高考并不只针对语文一科。

1991 年,严重偏科的蔡伟在竞争激烈的考场,毫无悬念地 —— 落榜。

拿到高中毕业证的那一刻,他心里清楚:从今往后,自己可念的学校,只有 “社会” 一所。

  

  就这样,蔡伟怀揣着自己的高中文凭,融入来来往往的人潮,在社会的波流里,开始寻找,栖身之所。

2、

蔡伟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胶管厂小工,生活忽而进入与父辈重复的轨道,尽管工资微薄,但朝九晚五的稳定让他很是知足。

然而,这样的生活仅仅持续了 3 年:3 年后,胶管厂因经营不善倒闭,蔡伟也跟着下岗。

工作没了,自然得另谋出路,可没有高学历,没有硬背景,一介凡夫,且不善社交,出路何在?

  

  权衡之下,蔡伟选择了一份风吹日晒但门槛很低的苦差 —— 摆地摊。

于是在锦州某商场门口,每天都会出现一辆三轮车,车上放着香烟、饮料,夏天的时候还有雪糕,一个男人总是静静地蹲守一旁。

“他从来不想怎么挣钱,卖雪糕的时候只顾低头看书,也不吆喝。” 即使在妻子张月看来,蔡伟的 “沉默” 也与小贩身份很是违和。

你不吆喝,如何招揽顾客?同是蹲点摆摊,同是日日奔劳,相较于能说会道的同行,蔡伟的收入不过勉强糊口。

尽管如此,蔡伟却甘之如饴。他当初选择摆摊还有一个旁人不知道的小心思:摆摊闲暇多,可以有足够的时间看书。

  

  “家里人不懂我在读什么,也不干涉,反正不花钱。”

有了喜欢的书本相伴,再苦的活计都变得可以忍受。

锦州的冬天,零下 10 多度,蔡伟家里连续 10 多年没交过暖气费,最冷的时候,睡觉盖上三四床被子, 也时常出现半夜被冻醒的情况。两居室的屋内,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台电脑、成堆的二手书籍和翻到泛黄的手抄笔记。

如此境遇,妻子依然不离不弃:“他老实,最重要的是他有恒心钻研自己喜欢的东西。”

  

  ● 蔡伟与妻子张月的结婚照

十几年的摆摊岁月,让蔡伟一面混迹于小商贩中,艰难谋生,一面又得以有足够的时间潜心阅读,亲近古籍。

也许,上天也被蔡伟的这份恒心打动,冥冥中安排了他与国学泰斗的 “邂逅”。

3、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蔡伟便关注起国学网,没事就上网与同好古文字的网友切磋交流。

他给自己注册了一个账号,取名 “抱小”,有 “志向小学”(“小学”,中国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统称)的意思。

彼时,裘锡圭先生已经是古文字学界的泰斗,蔡伟早在高二时,便拜读过先生的作品,仰慕久矣,很想找机会与大师交流。

  

  ● 裘锡圭先生

1995 年,蔡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裘锡圭先生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十多天后,真的等来了裘老的回信。

  

  ● 裘锡圭先生写给蔡伟的回信

时隔多年之后,蔡伟回忆起这封手书,依旧无比感动:“这个信的内容如今都能背下来了。”

裘锡圭先生在信中充分肯定了蔡伟自学的努力:“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1996 年 3 月 15 日,蔡伟赶往北京,有了与裘锡圭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这短短的一面之缘,恍若一缕烛光,照亮了蔡伟孤寂漫长的求知路,让他在长达十几年默默无闻的摆摊生涯里,从未放弃思考与阅读。

  

  1997 年 1 月,裘锡圭先生在《文物》上发表《<神乌赋> 初探》一文, 坦言对《神乌赋》中 “佐子” 一词未能找到合理解释。

蔡伟看到文章后,很快写信给裘老,认为 “佐子” 应理解为 “嗟子”,嗟,叹息的意思。

裘老见信,茅塞顿开,连连点头,直呼蔡伟的说法 “甚为有理”。

  

  ● 裘锡圭先生 1998 年发表在《文物》上的补充说明

此后,裘锡圭先生开始持续关注蔡伟在国学网上的动态,每有更新文章,都仔细阅读,越发觉得这个锦州 “小贩” 不一般,功底深厚,超乎常人。

“他写东西不多,很谨慎,难得的是,能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看。”

渐渐地,蔡伟的名字开始被更多学界人士知晓。但从 2007 年开始,他在国学网上的动态,变得越来越少。

爱才心切的裘锡圭教授曾不止一次地建议蔡伟考研,但都被蔡伟婉拒,毕竟大龄又偏科的他,按照正常招考流程,很难通过。光英语一科,就足以将进入复旦的通道锁死。

见蔡伟在国学网没有了动态,裘老更是担心他的情况。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蔡伟的妻子病了,原本摆摊的微薄收入难以负担治疗费用,无奈之下,这个朴实的男人只好改行当三轮车夫,赚钱付医药费。

“多的时候一天能挣 30 来块,比摆摊强,但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 于生活的催逼之下,蔡伟只好放下爱好,闷声蹬车。

  

  ● 街头的人力车夫

闻此窘境,裘锡圭先生深感怜惜,不忍就此失掉一位古文字研究人才,决定帮蔡伟一把。

2008 年,复旦大学正好合作参与了《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纂工作。在裘锡圭先生的力荐之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研究中心特聘请蔡伟为临时员工,协助编纂。

  

  一个三轮车夫,忽而加入古文字专家团队,放现在也是难以想象的奇景。

更令人眼亮的是,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头衔的三轮车夫,愣是凭着自己多年的自学积累,出色完成了任务,赢得了更多专家的认可与赏识。

编纂工作一结束,蔡伟很快又陷入去留的两难。留下吧,工作已结束;回去吧,梦想难再续。

一边是心心念念的古书,一边是养家糊口的三轮,理想与生活,蔡伟也很是无措:奈何不能两全,徒留一声叹息。

然而在蔡伟纠结之时,一封由裘锡圭、李家浩、吴振武三位专家联名的推荐信和一份复旦大学的申请已经送达了教育部。

蔡伟的人生正悄然改写。

4、

2009 年 4 月 23 日,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2009 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名字 —— 蔡伟。

从锦州的三轮车夫到复旦的博士,从市井尘埃到象牙塔尖,蔡伟,一夜之间,声名大噪。

  

  韩愈曾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人这辈子能遇到赏识自己的贵人,何其难得。

蔡伟足够幸运,在 38 岁的 “大龄”,终获伯乐相助,一举将理想变成了现实。

几位教授的惜才爱才,复旦大学的开明变通,蔡伟自身的持续努力,最终促成了这段不可思议的逆袭佳话。

  

  因着自己特殊的经历,蔡伟格外珍惜在复旦求学的日子:终于有充足的时间和一摞又一摞看不完的书了。

由于自己只有高中基础,偏科严重,很多系统知识都存在漏洞,蔡伟的读博之路较于其他同学也显得格外艰辛。

6 年后,蔡伟终于修满各门课程学分,完成毕业答辩,从复旦大学毕业。

复旦博士的学历,本可在求职场上占足先机,可 44 岁的年纪与高中的第一学历,让蔡伟投出的二三十份简历,全部石沉大海。

  

  一转眼,半年过去了,工作依旧无望。

最终,贵州安顺学院向蔡伟抛出了橄榄枝,破格录用他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 贵州安顺学院

而今,蔡伟继续在安顺从事古汉字相关的学术研究,负责给学生教授文字学和书法。

2019 年,他的博士论文《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 —— 出土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勘的几个专题研究》正式出版。

  

  每年蔡伟发表的论文虽不多,但每一篇都确保有干货。

“如果没什么真知灼见,干脆不写,写一篇至少要解决一个问题。”

裘锡圭先生当年在招收蔡伟时,就十分欣赏他身上为学的纯粹:“这么多年,蔡伟做这个事情,不为名,不为利,就是想把古籍念懂,就像猜谜,猜出来了,把问题解开了,就觉得有意义。”

从少年到青年,再从青年到中年,蔡伟对于古汉语,几十年如一日地热爱与钻研,从未间断。

有记者曾问蔡伟:在你摆摊自学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吗?

蔡伟顿了顿:是挺孤独的,没有可以交流的人。

  

  记者又问:这种孤独给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蔡伟说:学术不像艺术,学术需要全身心地沉浸下去,不能着急不能赶时髦,它是一个寂寞的学问。

  

  1993 年,在蔡伟手抄《尔雅》的扉页上,写着八个字:“积微言细,自就鸿文”,这似乎也成为了他逆袭人生最好的注脚。

无论时代的风如何吹,一个人若能摒除功利,沉心做事,不懈努力,终将所向披靡,乘风破浪。

很多人也曾心怀梦想,但终止于现状,为何?

蔡伟说他走到今日的关键词只有两个:一是热爱,一是坚持。

追梦赤子心,每一份理想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份坚持都不可小视!

倘若心中有梦,且请执著去追,爱若在,心不老,未来皆可期。

蔡伟的故事还在继续,相信在他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星光赶路人。文 / 余叶子

德国是如何进行高考的?

时间真快,一晃已经是旅居德国的第二十个年头。儿子也在这里出生、长大,转眼就高中毕业,到了去上大学的年纪。可能是知道这一点,一些国内的亲友有时候会问我:德国有高考吗?

答案是有,也没有。

说有,是因为德国的大学入学也存在竞争,而且看的主要是高中毕业的成绩。说没有,是因为德国没有像中国一样 “一考定终身” 的高考,学生的毕业成绩是由一个复杂的规则计算出来的。

德国的高中毕业成绩如何计算?

在介绍德国高中毕业成绩如何计算之前,需要说明中德两国在高考成绩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德国的高中毕业成绩只有一次,没有通过复读而获得第二次毕业成绩的可能。如果一个学生觉得自己准备不充分,可以无限期推迟考试,但考试机会只有一次。

作为联邦制的国家,德国的教育管理权在各个联邦州。因为各州在中小学的教学上不太一样,所以计算高中毕业成绩的方式也稍有差异。这里就以我所在的石荷州(Schleswig-Holstein)为例,来说明高中毕业成绩的计算规则。

总体来说,高中毕业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和毕业考试成绩。

平时成绩包括高二(德国叫11年级)和高三(12年级)的成绩,折算成600分,而高中毕业考试的成绩折算成300分,两项共计900分。

那么,平时成绩里的600分是如何得出来的呢?

简单地说,是四个学期里共36门课的综合成绩。

在石荷州,学校为高中学生开设十几门课,包括德语、数学、政治与经济、英语、历史、生物、体育、宗教、地理、法语、哲学、化学、物理学、拉丁语、音乐、心理学、西班牙语、信息技术等科目。根据高中分班(和中国高中文理科分班不太一样,德国分班后学生依然可以同时学习大多数科目,不同的班只是有不同的主要科目,比如物理、历史、艺术、外语等)不同,各学生所上的科目也有所不同,但一般都要上11-13门。

学期末,学生在每个科目上都会得到一个成绩,这个成绩的范围是0-15分,其中15分是最高分。这个成绩也不是一次性考出来的,而是融合了平时课堂表现以及学期内多次考试成绩的结果,两者所占的比重差不多。

这样,学生每个学期都能得到所有11-13门课的成绩,四个学期下来是44-52门课,而其中的36门将用来当作平时成绩。这36门课的选择上也有一定的规则:其中四个科目每个学期的成绩都是必要的,包括数学,语文(德语),一门外语,以及分班时的核心科目(比如理科班的物理),四学期一共16门;有些科目也必须至少选择两到三次,这一部分是11门;而剩下的9门是在剩下的科目里随便选(当然是选成绩最好的科目)。这36门科的成绩总和最高是540分,再乘上一个600/540的系数,就是平时成绩的600分满分。

所以,当一个学生得到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的成绩单的时候,他就可以根据规则精确地算出这600分的平时成绩部分自己能得到多少分。而剩下的300分,就取决于一次性的毕业考试了。

在石荷州,毕业考试包括4个科目,每个科目满分是75分。这4个科目的分布是数学、一门语言(德语、英语或其他)、一门理科(物理、化学、生物等),一门社科(历史、宗教、哲学、艺术等)。

这4个毕业考试科目,有3门是笔试,包括数学、语言以及一门各班的核心科目。每门科目的考试相隔一两个星期,让学生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考试的内容不少,时长是5个小时。剩下的1门是口试,一般是在3门笔试科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进行。每个学生单独考试,时间为20分钟,他(她)要面对的是坐在面前的三位老师。如果一个考生觉得自己还有其他科目也很好,也可以申请考第五门(也是口试),这样每门的分数就按60分算。

毕业考试的时间各州不同,但一般都会在当年的5月底之前结束。等到6月初的时候,毕业考试的成绩就会出来,再加上之前的平时成绩部分,每个学生在满分为900分的体系里的具体分数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但这个分数并不是学生用来申请大学的毕业成绩,因为它还需要经过一个转换,变成一个1.0-4.0 体系里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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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高中毕业成绩转换规则

就像上图所示,在经过转换后,在900分体系里拿到了823分及以上的学生就可以得到一个1.0的最好成绩(大概占总学生的5%左右),而2.0 、3.0、 4.0 分别对应的则是660-643, 480-463,300分。300分以下的则算不合格,没有成绩。

有了高中毕业成绩,学生就可以去申请大学了。

大学的申请和录取

每年六七月份,是德国高中毕业生申请大学的时间。因为网络的普及,现在申请都在网上进行。

和中国学生一样,德国学生在做选择的时候同样面临两个关键词:学校和专业。

去自己喜爱的大学读感兴趣的专业是每个学生的理想,但因为招生名额的限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在两者之间做取舍的时候,中国学生和德国学生有着明显的不同。

许多中国学生可能更加看重学校,上一个和自己高考分数相配的大学是很多中国学生首先考虑的因素,为此甚至不惜在专业上被调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多种,这里不做讨论。而德国学生则不相同,在学校和专业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们更偏向的往往是专业。

举个例子,因为医生的高收入和社会地位,医学一直是热门的专业。很多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为了学医会选择去排名不靠前的学校,而不愿去一流大学(比如慕尼黑理工大学)的不热门专业(比如信息科学)。因此,即使是原东德地区一些水平较低的大学,医学院的录取分数也要比全德国最好的慕尼黑理工大学信息学专业要高。这样的现象如果拿到中国来做比喻,就会是这样一种状况:北大信息学专业的录取分数不如九江大学的医学院高(此处只做录取分数比较,无意对两所学校做评价)。

和中国一样,德国的学生也可以填报多个志愿。但中国有一个 “是否服从调剂” 的选择(实际上学生很少人选否),德国则没有大学内部调剂这一说法。因为学生申请的不是某大学,而是某大学的具体某个专业。如果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那么就依次往第二、第三个志愿录,直到录上为止。如果当年没有被录取,而考生又不愿上其他专业,那也可以把自己放到大学的等候名单中,期待之后的录取机会。

德国的大学在招生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权,也在招生上比较积极和主动。为了找到更好的学生,一些大学会开展推介活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会为申请人提供比较详细的参考信息,包括今年所招生的专业和具体人数、往年的录取情况等。

虽然高中毕业成绩(也叫裸分)是录取的最主要指标,很多大学也会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学生特长、社会经历(比如给社区当义工的经历可能加分)、学生年龄 (有些学校会给18岁以下的考生适当优惠)、专业相关素质(比如有些大学的专业会对学生是否适合学这个专业进行评估)以及等候时间(有一些大学会把一定的名额留给等候名单上的往届学生)等。如果一个学生高中毕业成绩不够(比如一个学生的高中毕业成绩只有2.0,但他想学医),那么他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圆自己的梦想:比如他可以去参加一些医学相关的考试,也可以把自己放到大学的等候名单上,期待第二年甚至几年之后被录取。

在录取完成和进入大学之后,一旦学生发现所学并非自己喜欢的专业,那么也可以退学,然后凭着高中毕业成绩再去申请其他大学和专业。所以,德国学生换大学和专业的机会有很多。根据德国大学和科学研究中心所提供的信息,大约30%的德国大学生没有完成首次选择的大学专业的学习,他们要么后来换了专业,要么干脆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造假和腐败

当我向国内的亲友介绍德国高考制度的时候,经常看到如下两种反应:

1
这样计算高中毕业成绩的方式在中国肯定行不通,因为一定会产生造假和腐败。
2
德国人素质高,不会在高中毕业成绩上弄虚作假,所以这种方法适合德国。

第一种反应,认为如果现在的中国也采用德国的这种高中毕业积分方式,那么平时成绩那一部分出现造假和腐败很可能会是必然,对此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于第二种反应,我却很难认同。的确,德国极少在这个问题上有造假和腐败,但把这归功于德国人的素质高却过于简单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错误。因为,德国能在这个问题上基本 “清白”,根本的原因是制度和环境。

那么,德国是在高中毕业成绩上为什么极少造假和腐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那就是:造假和腐败的成本大于收益,不值得!

先从老师说起。因为学生的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三分之二,而且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所以这里极有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拿家长的一点好处,然后给学生一个高一些的分数,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假设老师受贿十分安全,不会被人发现,那么一些缺乏师德的老师受贿照顾学生的现象很可能无法避免。

但是,每个学期的成绩计算规则都是事先定好且公开的,而且每个学生的平时表现也有目共睹,所以一个老师如果做得过分的话,就可能被学生看出来。而且,德国教师是公务员,虽然收入不算很高却是一份稳定的职业,有着丰厚的养老金。所以,这是一个衣食无忧的群体,他们拥有的是实实在在的铁饭碗。在为公务员提供稳定收入的同时,德国也为他们的腐败提供了严格惩罚措施:收取礼物超过25欧元就算受贿行为。而受贿面临的不仅是道德上的谴责,还有丢饭碗的风险和法律的制裁。对老师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成本大于收益,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也同样如此。

家长都希望子女成绩好一些,在选择大学时能有更多的主动权,但要通过腐败的方式去提高成绩进入好学校,难度不小。

平时成绩占整个成绩的三分之二,乍一听觉得有作弊的机会。但仔细想一下,这些平时成绩是四个学期积累下来的,而且每个学期都有9门左右的功课要算成绩。在德国,虽然每个中学老师都能教几门课程,但一位老师现实中只能担任高中部一门课程的教学。所以,当家长想通过腐败的方式来买通老师改成绩的时候,他需要买通多个老师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这是一项很难的大工程。

平时成绩不好作弊,高中毕业考试更不容易。对于笔试的三门课程,考卷一般由两位老师评阅,而且州教育局还可能抽查。而对于口试的那门课程,一般是三位老师同时在场进行的,这同样也增加了造假和腐败的难度。

当然,虽然造假和腐败有难度,但对于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高分的人来说,也并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阻止这种代价付出的另一个因素是收益:拿到一个好一点的高中毕业成绩所带来的收益并不明显。

首先,在德国,各大学之间的综合水平差距不是很大,所以如果想学一个专业,去哪所大学学习不会导致太大的差异。

其次,德国大学的升学率比较高,每年德国高校(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名额大约有40万,而中学毕业生总共只有80万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毕业目标不是高校的学生(比如10年制的中学毕业生)。除了一些热门的专业和特别好的大学外,一般大学的大多数专业对分数要求都不高。

再次,德国大学属于宽进严出,大学生无法毕业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所以,即使通过造假和而获得了好成绩、上了好的大学和专业,但随之而来的大学毕业则会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最后,德国不同行业从业者的收入差距不是太大,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不需要过分考虑将来的就业和收入,因而也减少了 “削尖脑袋造假拿高分” 的现象。

以上的几点原因,让为了提高毕业成绩而造假和腐败变成了一个收益低于成本的行为。

问题和启示

高中毕业所取得的是更为全面的综合成绩、一般不会有造假和腐败、学生在选择专业时有很大的自由度…… 这一切听上去都很不错,但德国高考依然有它不足的一面,其中受抱怨最多的是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来自三个层面:

第一是各州之间的差异。因为德国的教育归各州管,每个州的教学内容多少会有不同,高中毕业考试的评估方式也不太一样,因而不同州学生的高中毕业成绩会有一定差异。而大学录取是全国性的,所以这种州之间的成绩差异难得一个绝对公平。

第二是州内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虽然同一个州内的教学大纲是一样的,但各个学校的具体教学内容依然会有差别。更重要的是,因为占毕业成绩的三分之二是平时成绩,而平时成绩是由学校老师自己给的。所以,由于各学校老师所使用的标准不同,也会导致学生成绩上的不公平。

第三是学校里各班级的差异。德国高中分班比较细,不仅有文科和理科,还有语言、艺术等。不同班所学习和考试的科目不同,所以最后的成绩其实难以相提并论。但在大学的申请和录取上,主要看的却依然是毕业成绩,而且基本上对高中的分班不做区分。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假设一个医学院要招收一名学生,一个来自理科班的学生成绩是1.2,而一个来自艺术班的学生是1.1,按照规则应该录取后者。但这个录取决定却很可能是不合理的,因为两者的成绩不能简单地相比。

上面的几点不公平,社会上其实都知道,德国的相关部门也做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对于第一点,有些大学会通过给各州分配招生名额来做一些平衡;对于第二点,有些大学录取时也会稍微考虑考生所毕业学校的因素;对于第三点,一些有条件(人力和物力)的学校会细化自己的招生办法,制定出一套自己的打分体系,考虑到和专业相关的科目及学生的综合能力。

但上述补救措施并未深入和普及,这对于解决大学招生问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上面三点不公平的根源是教育制度本身,要根本改变也必须从这里改革,这不仅仅需要时间。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而他们接受的教育又是成长历程的重中之重。因为高等教育资源有限,各个国家都要有一个选拔制度。每个国家在制定选拔制度时,都会从各自的国情出发,找到合适的制度,而且与时俱进地做出相应改变。

就目前来看,德国的大学招生制度基本适合德国,而高考也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写这篇文章并不是要拿德国和中国来比较,而是想介绍一种不一样的选拔制度。或许将来中国的高考需要改革的时候,德国的制度能提供一点借鉴。图片

高考之后,讲个举人身份的左宗棠的故事

@_恶魔奶爸_:说起高考之后,还是讲个左宗棠的故事:

左宗棠可能是历朝历代唯一一个靠举人的身份做到朝堂大员封疆大吏的。

他 20 出头就已经中了举人,但是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鬼使神差一样考了好多次会试就是考不上,气的干脆就不考了,之后就一直在家,待到了 40 岁才出山。

进入官场之后他和李鸿章等人内斗,和清流也彼此看不顺眼,和满人势力更是格格不入。李作为优等生进士的二甲出身(前十几名),自然就经常嘲笑他的出身,给他取了个外号叫 “破天荒相公”,讽刺他靠举人做到大官是破天荒头一回,名不副实。

而左宗棠对于别人骂他什么都不在乎,唯独骂他学历这块,总是能够有效激怒他,所以他闹出过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已经当上大官了,仍然整天吵吵着要参加最新一期的科举,就连咸丰皇帝都亲自劝他,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

平时他工作时候,对手下的官员和幕僚也是如此,如果是秀才举人出身,就一定勉励嘉奖一番,如果是进士出身,就一定要刁难批评一番,而且说这是在雕琢你,为你好。

最严重的一次是他 60 多岁,收新疆那次,当时朝堂后面李鸿章不停的给他捣乱,不断的对其破口大骂,一口一个举子出身,一口一个破天荒相公,左宗棠被骂的实在受不了了,等新疆战事有了进展和缓和,立刻跟慈禧写折子,说想去参加今年的科举,一定要考中进士让李鸿章这帮鸟人闭嘴!弄的慈禧哭笑不得,前线这么紧张哪能让主将回来,赶紧派人过去给他赐了一个进士出身,授予了他大学士称号,左宗棠才就此作罢。

但我们到了现在,看他和李鸿章两个人对比。

左宗棠是民族英雄,

李鸿章没英雄这个称号,骂名不断,臭名远扬到不得不后人专门拍电视剧为他洗白的程度。

当年跟着李鸿章一起羞辱左宗棠学历的人,现在只要一提到他们,也统统都是酒囊饭袋的废物形象。

对国家对历史的贡献,到底还是破天荒相公赢了。

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

希望大家高中毕业就不要再回味所谓的 “文章报国”。

你的未来人生,重点在「建功立业」!

美国名校是如何强势崛起的

许多人认为美国大学对欧洲大学的赶超发生在二战之后,因为欧洲经过战争摧残,欧洲大学元气大伤,且国家百废待兴,教育支出捉襟见肘;大量欧洲科研人员,特别是犹太科学家因为躲避战火和纳粹迫害,移居美国,助推了美国科研实力的跨越式发展。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米盖尔·厄奎奥拉(Miguel Urquiola)在去年出版的《市场、头脑和金钱:为何美国能引领世界大学科研》(Markets, Minds and Money: Why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University Research)一书中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即美国高等教育为何在内战前不重视研究,而内战后又迎来了科研上的腾飞。为此,他分析了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转型之路,试图揭示它们是如何从一开始的积弱积贫到后来的强势崛起。
内战前的美国学校有一个专门的词,叫antebellum college。顾名思义,当时的college和如今的university有着本质不同。美国1776年建国初期,大学只提供本科教育,没有研究生部。美国学子想要深造,只能远赴欧洲英、法、德等国留学。在欧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黄金时期,美国是遥远大陆的“局外人”。
当初的美国大学之所以不兴科研,据厄奎奥拉分析是自由市场原则所致。美国最早一批大学本质上都是教会学校,具有浓厚的基督教各宗派色彩。举例而言,哈佛、达特茅斯和耶鲁就是由新英格兰地区的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建立的,而普林斯顿的缔造者是长老会(Presbyterian)。这两个教派在美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办学大户。而其它一些名校,诸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廉与玛丽学院则隶属于圣公会(Anglican),布朗大学是浸信会(Baptist),罗格斯大学则是荷兰改革宗(Dutch Reformed)所创。一些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高的教派,比如卫理会(Methodist)等也纷纷加入办学热潮。因为它们的领袖意识到,在没有宗教迫害的美国,教会无法一直充当“那些弱者和无祖产者”的庇护所。
既然如此,最初的美国大学,宗派一致就成为其录取学生时的最大考量。对于申请人而言亦是如此,择校只看教派成分。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面向所有人的学府,不如说更多扮演了宗派和阶层“过滤器”的作用。抑或者说,早期的大学其实是教会的延伸,是宗教势力渗透进入世俗生活的工具,是一种身份的自我表达。和同一教派的人上同一所大学,给了当时的美国人,尤其是出身德国改革宗(German Reformed)、贵格派(Quaker)等弱势教派的信众一种身份认同和大集体的安全感。
“办校热”
一场轰轰烈烈的建校运动就此在北美大陆蔓延开来。大学的数量从刚独立时的九所,到南北战争爆发前达到九百所。可以预见的是,许多罔顾市场规模和现实需求的学校,注定是走不远的,很快便因为财力不支而限入危机,一些在之后的岁月中或关闭,或陷入沉寂。
内战前大学所教授的内容,和前沿基本无涉,基本都是拉丁文、希腊文、逻辑、神学这些深受古罗马文化影响的经典课程,个别与时俱进的,会提供医学和法律等实务培训。大学的教学方法也相当落后。如今,美国大学的课堂以氛围自由而著称,学生被鼓励积极发问。很难想象,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教学法都是老师点名学生背书,或者索性照本宣科。1850年,某个哈佛学生就抱怨:“这所可怜的老派学校为我们迎接未来人生角色所做的准备就是……让我们把最宝贵的学生生涯用在掌握两门公认已经消失的语言上。另外,这些学科说来重视,但老师教起来却敷衍了事,根本没法学到扎实的知识。”
他的话很具有代表性。十九世纪中叶的哈佛,所有课程都奉行小学式教法,由学生背书给老师听。耶鲁大学的老校长杰里迈亚·戴(Jeremiah Day)曾经询问麾下老师是怎么上课的,得到的回答多数是让人朗诵或背书。“少的背三页,多的背八页,具体根据难度来定。”
当时的美国大学一定颇为滑稽,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学校为了生存下去会放宽年龄限制,八到十四岁年龄段的人均可入学。试想一下,八岁和十八岁的学生坐在一起——教室偶尔是校长家的客厅——听老师讲柏拉图的场面。而在大西洋彼岸,同类型课程则已经下沉到lycée(法语的中学)和gynasium(德语的高中)。当时的美国教授,通常一人要肩负几门课的教学任务,加上薪水低和工作不稳定,使得大学老师并不是具有吸引力的工作。哈佛老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就曾表示:“大学要找到称职的教授很难,有几个有才干的美国人愿意干这行?工资低不说,天天都是做些单调乏味的差事,毫无出头之日……”
简言之,内战前的美国,人们对于前沿研究缺乏兴趣,教学质量和人才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厄奎奥拉所说的对于sorting的偏好。所谓sorting,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人群筛选”,同质化的人喜欢“扎堆”聚在一起。一个人结交的学伴,会影响其长期发展、求职、婚恋乃至学习积极性。所以,大学提供的不仅是教学产品,还有身份和圈层。诚如厄奎奥拉所言,“如今我们谈sorting,着重于社会阶层和种族等因素,但在当时,人们在乎的只是宗教派别。”
折戟的改革
时间久了,这种单调的教育产品自然引起反对。加之内战后,美国工业化进程提速,对于新型科技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传统大学所授知识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严重脱节被进一步放大。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谋求教改。有人提出根据学生年龄来分班教育,有人建议聘用更多科学家,也有人提倡增设研究生教育,覆盖更多前沿领域。然而,这些早期改革无一例外因为校董会内部保守势力的阻挠而流产了。唯一在教改上获得成功的是耶鲁,得益于其实力雄厚,校友众多,有能力消化研究生教育带来的高昂成本,1861年,耶鲁颁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张博士文凭。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

除了上述失败案例外,在厄奎奥拉看来,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改革威胁到了大学对于“客群”的sorting功能。1840年代,布朗大学校长弗朗西斯·威兰德(Francis Wayland)曾试图在本科生院的经典人文通识课之外增加当时流行的工程和农业等“平行课程”(parallel course)。事后发现,虽然同属于Brown College,但学习实用性科目的学生和原来的本科生互不往来,学科之间的藩篱和偏见隔断了学生融合的通路。这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情绪:尽管工程、冶金、勘探、测绘、农学等在彼时的美国逐渐成为显学,但接受传统精英教育的人并不买账。诸如“农学和工科就是给没有家世背景的弱势群体准备的,而不是用来塑造社会精英”的论调时有耳闻。甚至有人讽刺道:“为什么会有人希望成为更优秀的乡巴佬呢?”
有了失败的先例,才有了后人避免“踩坑”的经验。谈及美国大学的转型,绕不开康奈尔、约翰斯·霍普金斯、哈佛和哥伦比亚这几个响亮的名字,这也是厄奎奥拉在书中聚焦的典型。正是它们的一系列创举,以及部分校长的强大魄力,才推动了美国大学向“重科研、集资金、聚人才”的目标集体转型;而它们在科研上加大投入,要归功于两条“鲶鱼”带的头:一是康奈尔大学,二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两条“鲶鱼”:康奈尔和霍普金斯
康奈尔成立于1865年,因时间较晚,相对而言较少受保守势力的桎梏。创校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曾留学德国,对德国大学体制推崇备至。他公开表示,美国在研究生教学上的不作为,正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怀特在康奈尔的改革,得益于创始人艾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的土地和资金捐赠,这为他扫清了物质上的障碍。前述威兰德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为制造隔阂和学术“二等公民”,而怀特重视学科之间的平衡。学生不分背景,最终拿的都是学士学位,没有区别。此外,康奈尔从成立之初就提供多学科教育,面向所有宗派招生。康奈尔大学
康奈尔大学

康奈尔在制度设计上克服了sorting带来的弊端,再加上资金雄厚,成功实现了创新。需要注意的是,怀特的改革并没有触及保守派的底线:研究生教育。约翰斯·霍普金斯的情况与之截然相反。
这所马里兰州名校的诞生源于实业家老霍普金斯的一片赤忱。他一生未娶,膝下无子,立遗嘱把七百万财产留给“自己的两个‘孩子’”——一所大学和一座医院。他去世后,霍普金斯基金会找到了在伯克利大学郁郁不得志的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任命他为首任校长。吉尔曼确立的第一条办校方针就是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这一决定在当时颇具争议,哈佛校长艾略特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精英,提升人的精神品味,让学生成为更完美的人,而不是教授一些狭窄的专业知识。“如果美国需要化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建筑师……那造一些专门性的机构不就得了。”
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诸多校长和教育家的观点。但是吉尔曼等人力排众议,决定把研究生院打造成为霍普金斯大学立足的根本。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虽非搞研究出身,但理解其价值。“我不会数学,不懂阿贝尔函数,但所有人都知道,数学的进步会带来知识的进步。”不仅数学,他对于科研一视同仁,所有自然科学领域在他治下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吉尔曼尝言:“未来的用处和眼下的好处具有同等价值。”
吉尔曼除了积极物色科研人才外,还热衷于“挖角”哈佛等名校,以至于他曾为此亲自写信向艾略特道歉。到了1884年,霍普金斯已经拥有超过五十位教授,大部分都在德国留过学,习惯于德国学界那套把论文提交给同行和研究生评议、以求获得反馈的做法,这就是后来“同行评议”机制(peer review)的雏形。有人因此戏称霍普金斯是“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上述举措效果显著,其毕业的博士生一度比哈佛和耶鲁加起来还多。霍普金斯还吸纳了诸如医院和医学院等机构,这为后世许多大学从“学院”(college)转型为“综合型大学”(university)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霍普金斯大学
霍普金斯大学

厄奎奥拉在分析时指出,吉尔曼和怀特都意识到,美国的教育产品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十九世纪早期,只要能满足人们“同派同宗”的诉求,学校就会有好的出路。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专业化和前沿教育成为社会的主流。康奈尔和霍普金斯的成功,倒逼哈佛、耶鲁等老牌大学认真思考是否也要加入教改的行列。而两所大学的反应最为迅速,一是哈佛,二是哥伦比亚大学。
艾略特的强硬和哥大的“幸运”
哈佛的教改要归功于老校长艾略特,他刚上任的时候,面对的是和吉尔曼以及怀特完全不同的问题。哈佛是美国历史最悠久也最富有的学校,加上艾略特对研究生教育嗤之以鼻,所以没有动力去推行霍普金斯式的改革。他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增强医学院,另一个是扩大招生范围,突破只在东北地区招生的地域限制。在这点上,哈佛远不如普林斯顿和耶鲁做得好。据统计,1840年,美国七十五所大学里,三十六位校长是耶鲁毕业生,还有二十二位是普林斯顿毕业生。这两所大学因此得名“美国大学之母”。而耶鲁更是因为其无远弗届的号召力,被誉为真正的“全国性大学”。艾略特改革的一大特色,就是允许学生自由选课,而不只上必修课。这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信徒,希望给予学生选择的自由。但这样一来,势必会触怒一些崇尚英美人文教育传统的人士。
果不其然,艾略特的改革甫一启动,就遭遇巨大阻力,不光来自校董、校友和教职员工,还来自四面八方。八所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校长都写信给哈佛的校董会,要求保留希腊语作为必修课。要想把改革进行下去,改革者的胆识和魄力就很关键。可以说,艾略特只要走错一步,就会被解雇。当有人要求他解释改革为何如此激进时,他十分霸气地答道:“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因为来了个新校长。”
哪怕是和艾略特关系密切的同僚,对他的做法也有不满。普林斯顿的校长詹姆斯·麦考什(James McCosh)就质问,哈佛这所代表美国传统和古典人文精神的学校,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传统抛弃得如此决绝,“不强制要求学希腊文,数学不是必修,而且作为昔日美国清教徒重镇的哈佛,居然可以不要求学生上一节神学课!说出来谁信呢,说给柏林人听,说给巴黎人,说给英国的清教徒听,谁会信呢!”
除了推广选修课之外,艾略特还改革教学方式,要求从过去的“照本宣科”改为讲座式以及课堂讨论,他明确了老师的职责是教学。不过,在席卷各地的“研究生热”浪潮之下,艾略特也未能“免俗”。哈佛在二十世纪前夕建立了研究生院,到了1908年时又新设商学院,并巩固了医学院。改革的成效显著:1880年代,哈佛的招生人数上涨百分之六十六,到了1890年代,更是达到百分之八十九的增速,仅次于康奈尔和普林斯顿。在艾略特任校长的四十年里,哈佛教师数量从六十人升至六百人。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

再看哥大。应当说,哥大曾经是美国最成功的大学,1774年时拥有全美最大规模的捐赠基金,但它崇尚精英式教育,因此同时期学生人数只有哈佛和耶鲁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且哥大一直在“开倒车”。1797年,它有八位老师,到了1800年代,下降到四个,到了1809年,有人警告说哥大要变成文法学校了(grammar school)。哥大衰落的过程,恰好是纽约市不断发展的过程。城市大了,移民大量涌入,但哥大的招生数量一直上不去,学生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岁。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哥大素来只录取纽约市的圣公会精英,而联合学院和纽约大学等新成立的本地学校对之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蚕食了哥大的市场份额。
改革刻不容缓。哥大之所以能扭转乾坤,得益于校长弗兰克·巴纳德(Frank Barnard)的领导有方和一连串戏剧性的因素。首先是靠土地发了一笔“横财”。原先,纽约州议会划拨给哥大的Hosack地块偏僻贫瘠,被斥为只能“种药草和烂树的花园”。但后来哥大把这一当年看不上的地块出租后,拿到了一大笔钱,一举把原先几个“入不敷出”的学院变成了全美国最富庶的学术机构。1870年代,哪怕哈佛赤字运营,哥大也一直保持着健康的财政。到了1899年,哥大拥有全美所有学校当中最大的捐赠基金,夺回了1774年时失去的地位。
校长巴纳德拿着这笔钱,继而建立了矿学院,一时在老牌学府中引领风气之先。而在他的继任者塞斯·洛(Seth Low)的带领下,哥大进一步吸收了医学院,从而能够与哈佛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分庭抗礼。作为哥大传统优势领域的法学院和文理学院也得到了强化。而后来,来自道奇、哈夫迈耶、普利策和范德比尔特等大亨的慷慨捐赠更是充实了哥大的财力。到了1889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哥大的教职员工人数涨了五倍。
哥大一开始没钱、没资源,但在巴纳德手下,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成为美国排名前三的世界级大学。反观艾略特,他接手的时候,哈佛就是拥有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和理学院等院系完备的大学,是美国最大、最富有、最有公信力的大学。四十一年后,他留给继任者的哈佛,和当初接手时差不多。有人便认为,巴纳德的成就比艾略特要大。但厄奎奥拉指出,这种说法并不公允,因为艾略特面对的阻力比巴纳德大得多。毕竟,“哥伦比亚不是变成一所大学,而是重生为一所大学。”
伯乐机制
除了钱和校长们的远见卓识外,办大学还需要有人才。那么如何吸引人才?新型教育依托一种独特的、专业化的教授,但在艾略特看来,1860年前的美国,这一群体是很少见的。如何解决这对矛盾?之前提到的同行论文发表,可以发现和评估研究能力。另一种类似的机制是研讨会。总之,到了1900年代早期,借助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美国的顶级大学可以很方便地评估和招揽人才。有科研能力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了“香饽饽”,大学之间互相挖角成为常态。
最擅长此道的当属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依靠洛克菲勒捐赠的钱和土地,他的建校速度堪比哥大的巴纳德。哈珀不光挖不如芝大有钱的学校,还不惮于把手伸向更高层次的学府。比如他从耶鲁挖走了五个人,从卫斯理女子学院挖走了美国著名的女教育家阿丽斯·弗里曼·帕尔默(Alice Freeman Palmer)。因此,芝加哥在正式“开张”的时候,就已坐拥一百二十个名教授。后来,哈珀将眼光进一步投向人文学科,从密歇根大学挖来了哲学家约翰·杜威。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

其他没什么钱的学校,只好依靠策略来“巧取”。比如伯克利的校长本杰明·惠勒(Benjamin Wheeler),虽然拿到了州政府的资助,建起了学校,但还是认为自己难以和富裕的私立学校“抢人”。他的继任者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提出了另一种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核心就是在有才干的青年学者尚未露头的时候就将其招致麾下。比如1928年,坎贝尔就招募了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后者当时在耶鲁只是助理教授。1939年,Lawrence成为了加州大学系统里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教授,大学真正的主人
伯克利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拒绝“近亲繁殖”——即录用本校毕业生。伯克利选择学术上最出色的研究人员,不问其背景和派系,从而促进了大学教职人员构成的多元化。这一变化当然会招致保守的校董和重视“圈层同质化”的家长们的反对,但是摈弃“任人唯亲”标志着美国大学在对人才的吸引上,上了一个新台阶。伯克利校园
伯克利校园

后果之一就是教授们的议价权提高了。不光是工资上涨,还得到了更多闲暇时间。到了1920年,最激进的学校(伯克利和芝大)只要求教师每周上六到八小时的课。芝大校长哈珀又是敢为天下先,“明里暗里”告诉教授们不用教本科生。这之后,各大学也开始提供学术年假,任教满七年,即可享受一整年的假期。
除了待遇更好之外,教授们的地位和权力也水涨船高,拥有对人事任命的决定权,甚至可以否决学校的重大决策。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终身制(tenure),也是美国大学为了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的制度发明。就这样,内战前曾经拿着微薄薪水、一个人身兼几门课主讲、还时刻担心会被炒鱿鱼的教授们,真正成为了大学的财富和灵魂,成为了大学的主人。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访问哥大时曾把哥大教授们称为“大学职员”。他的话音刚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伊西多·拉比回应:“抱歉,总统先生,我们不是大学员工,我们就是大学。”

我与老师陈巨来

我与老师陈巨来 —–许培鑫

前 言

刻了多年的图章,不求闻达。其实呢!求闻达亦难。又画了多年的画,也不能象张大千那样,笔在手成了正宗的“印钞机”,印出来的钞票张张真。我的“印钞机”印出来的是伪钞,人一见就不要,只能自娱了。
近来也算上了年纪,但刚才五十几毛病却已六、七十了。没有收益,妻子又下岗生病,女儿要读书,怎么办?最好的办法还是写些什么:一、不论什么时候愿写则写,而随时又可停。自由得很。二、无论天好下雨,刮风落雪都不要紧。在自己的书房里,暗了可开灯,热了可开扇。

  写什么好呢?当然写名人的事才好。忽然想到老师说过:我陈巨来的学生个个有名喽!于是先写我与老师的一段缘吧。虽无可歌可泣之处,但家庭琐事也能写出出色的好文章,君不见《红楼梦》不也是写了大批的家庭琐事吗!

  不过我写的是回忆,是回忆就会有回忆不起的事情。回忆不起的事情是否要去问一问,了解一下,或者查一查呢?不要了,因为如果是这样,谁都可以去写任何事情了,就不叫回忆了。所以回忆不起的事就注一笔记不清了,或记不起来了完事。

  另外,生活中在特定的地方,常常带有方言。甚至某词在某处某时的含义会与一般有所不同,那么书要写给大家看的就要用较规范的文字了。比如:“才吉”要写成蟋蟀,先生要写成老师(作老师用时)。

  我写回忆只能写我听到的、看到的、碰到的、想到的。我只是如实道来,若老师的友好、亲戚见了能提起对老师的怀念或寄托哀思则最好;若不相识,不相识的人作为一篇小说看看,也是我的心意;若有人不满意里面的说法,要与我打官司,则大可不必。因为我可保证我写的都是有根有据,我可不能保证老师或其他人说的都有根有据,更何况老师有些事也是听来的。

  人总有优点缺点的,老师也一样,我要写的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师,那只有如实道来。是真是假,看过了各人是能体味,决不强求你说一句“事事是真”。

  喜也好,怒也好!只是不要诉讼闹事,因为我对一些明星不如实的东西已经剔除了。一定有人要打官司的话,我只能说:你赢了,只是我没有钱赔偿你的名誉损失,有限的钱是要生活用的。
 
半壁斋主许培鑫
二000年五月九日
陈巨来(1904-1984),原名斝,字巨来,浙江平湖人。20世纪杰出篆刻家,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陈巨来(1904-1984),原名斝,字巨来,浙江平湖人。20世纪杰出篆刻家,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一 相遇

  那是七二年初秋的事了,我被判了七年刑后,由市监所谓的“新生监”——六号监学习结束,被送入清一色关押反革命的三号监。
所有反革命犯都背着自己的被褥,拎着脸盆、毛巾、牙刷、牙膏和替换衣服,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三号监,爬上一层层楼梯,转过一道道铁门。
  
我走上了五楼,才算到了我要被分配的楼面。走过一间关三人的监房便能增加一个新来的犯人,作一下记录,写一张名片插在监房的铁门上。

  初秋的天气是热的,但监狱中特殊的设计,使人还是感到了丝丝凉意。

  整幢大楼分南北二半,中间是背靠背的两排监房,一排朝南,一排朝北。从监房到外墙的距离约有五公尺,两面各一公尺左右的走道,中间是一个大洞,从底楼直通六楼。除了东西两头有一小方楼面外,只有沿大洞一周的一圈铁栏,大约是怕人掉下去。初见时好象大部分面积被浪费了,但被关过的人会感到真还有些挺人道主义的味道,因为这种“浪费”使犯人在大热天还不至于中暑。我记得当时象我这样三十尚不足的人,只有到了最低温度摄氏28度时,才可以赤膊一晚睡到天明,否则还会感觉太凉。

  大家知道这是解放前英国殖民主义者造的监狱。虽然没有人会赞同英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造监狱来关中国人,但今天中国人用这监狱来关中国人时却感到亏得英国人造了这样的监狱,因为我从“文攻武卫”的关押处及看守所的监房都关过,没有一处能与这里的监房相比,能象这里的监房一样舒适。如果每一个一点八平方米的小间不关四个人就更好些,而这一点八平方米的小间也常常有关三个人的。

  我跟着前面的人一面分配进监房,一面朝前走,将到终点的时候,算轮到我了。

  我被分配在西端,离最后大约还有五、六间的地方。我一走进监房,一个热情而急切的声音从一个老人的嘴里发出:“来,来!坐在这里,坐在我旁边。你外面是做什么的?你外面是做什么……”

  我看着另二位犯人不动声色的表情,这是怎么一回事!此老人怎么把我当亲人一般地接待,他不知道这里是监狱吗,坐在他旁边!这一共才一点八平方米的地方,哪里不是旁边呢!不过,那招呼我的声音热情而亲切,使我实在感动。自从我被批斗至今时已二年了,谁会用这样热情而亲切的语气来和我说话;谁能用这样的情感来与我亲近!不过,我最不解的还是老人为什么这样迫切地象要与我交朋友一样?我只是冷冷地说:“别急,让我把东西都拿进来后再坐。”

  当我把网线袋拎进来后,老人已经把我的被子放在他旁边了,招手嘱我坐下。一年多的狱中生活,使我懂得了不用客气,请你坐牢就是要你坐嘛!我便坐在自己的被褥上了。

  老人又急切地问:“你在外面是做什么的?是做什么的……”

  我装得平淡得很,没急于回答。看了看另外二位同监人,他们的态度很“正常”,这“正常”是因为看不出他们是欢迎还是讨厌,这是监狱中特有的“正常”——看见象没看见一样。他们没有权利因为太挤而拒绝我进来,也不能象老人那样热情欢迎。对面的那位五十多岁的人,已戴上了老花镜,低着头,认真地拆着纱头,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靠门开处是一个跷脚,他让我进来后,没有马上拆纱头,而是拿起毛巾揩了揩嘴,又向外张望了一下,大概是想看看分配完了吗。

  老人迫不及待地用手推了推我:“你在外面是做什么的?是做什么的?”

  这时我才回答了四个字:“做木匠的。”

  我真没想到老人一听我是做木匠的,立刻变了神情,俯下了头叹了一口气:“唉!”无精打采地拆起纱头来。

二 沈园柳老“不飞絮”

  监房特殊的构造使初秋的天气不冷不热,外面的阳光也显得象春天一样娇柔无力。新来犯人入监已经结束,周围静得可听见拆纱头的“唰唰”声。

  老人的叹气既引起我的思索也引起我的叹息……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阳光明媚,我与她漫步在西郊农田的路边。啊!如今你怎样了,到我出来时你又会怎样呢!……

  在想念她的一刹那,又象见到了陆游在沈园的一幕……突然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产生,想知道老人为什么一听见木匠就叹气,他是知识份子吗?他看不起木匠……唔!有了,我口中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沈园柳老不飞絮。”我特地把“不吹棉”换成了“不飞絮”想看看这位看不起木匠的老人反应如何!果然,老人活跃了,他转过脸,睁大眼说:“不是不飞絮,是不吹棉!”他马上又问:“你做木匠怎么会知道陆游的诗的?”

  我没回答老人的提问,而是与他顶牛。“怎么不是不飞絮!杨柳开花称飞絮,你没听说过‘飞絮飘零泪数行’吗?”

  老人“哎!”了一声说:“是不吹棉,就是不吹棉!我问你,你在外面读书读到什么程度?”

  我这才回答老人:“我是技校出来的。”

  “你是知识份子!你技校出来是知识份子,为什么要说木匠!”老人的口气带有责备。

  “我是木匠嘛!这知识份子与木匠有什么矛盾呢?难道知识份子就不能做木匠吗?”我一面看着老人。

  “你,知识份子就是知识份子!不要说什么木匠!木匠怎会知道陆游的诗呢!”接着老人带着关照的口气说:“以后不管谁问你,不要再说是木匠,知道吗!”

  我心中有些好笑,老人为什么这样讨厌木匠呢!“我外面是做木匠,读书是过去的事,后来也代过课,进来前是做木匠。”我算是详细地回答了老人。

  可是,老人并不罢休说:“叫你以后不要说是木匠就不要说木匠!”

  我心中想:木匠也没什么好,我也不一定要称木匠!省得老人发火多事。又想:这老人倒主观,竟象教训人一样起来了。

  老人可能以为我不敢说自己是知识份子。因为当时文革的分类:知识份子是臭老九。所以老人又说:“你放心说好了,他们二人都是好人,不会汇报队长(狱吏)的。”用手还指了指另二人。

  老人说这话,我觉得是够大胆的了,心想也许这里与“新生监”两样些。“新生监”说这话岂不要被批斗!你想,你把不向队长汇报的人看作好人,那么队长岂不成了坏人。“新生监”里的流氓是很会上纲上线的。而队长又是要你们相互斗才好管呢!

  老人既然说话这样随便,我想这里清一色“撇字头”(反革命)也许汇报的人少些,也松些。

  于是两人聊起了《沈园》二首来了。我奇怪的是我对《沈园》二首已记不全了,而老人却很熟,他能把《沈园》二首一字不错背诵出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吹棉。
此身行作稽山土,
犹吊遗踪一泫然。
城头夕阳画角哀,
沈园非复旧亭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他难道是搞古典诗词的吗?或者是搞古典文学的?我心中想。

  这时牢狱犯(帮助监狱中干活的犯人)来了,向新来的犯人都发了纱头,还一人发了一只啤酒瓶盖(拆纱头工具),于是我也拆起了纱头。少不得我介绍了我的姓名。老人也介绍自己叫陈巨来,并帮着介绍了另二位同监——跷脚叫张佩隧、戴老光眼镜拆纱头的叫王继生。老人这样介绍不同于拘留所,并不违反监规,因铁门上都插着监房中人员的名字,开封学习时都能见到。

  晚上,睡觉前张佩隧帮着把大家用不着的东西都从铁门空隙中塞出去,以让出尽可能多的面积来睡觉。

  没有去住过市监的人,大约见了小监房不会想到一间能睡四个人。住过了,也就知道是能睡的。

  这睡法监房中称它为套裁,也就是象裁缝师傅裁布做衣服那样。例如:二米布做不了一件衣,而四米也许能做二件还多些。睡觉的套裁就是二个人,二头睡,必须都朝左或都朝右,侧睡,脚曲成角度与屁股相适应。四个人成二对,不能平卧,这就是套裁的方法。半夜有一个人醒来小便或什么的,四人会都闹醒。马桶是放在最里面角上的,真是够受。

三 学习

  第二天早餐时,张佩隧开口说:“陈巨来用餐是与隔壁某某某蹩苗头。”(犯人不拆纱头每月定粮吃二十五斤。拆纱头就能吃三十斤。狱中几乎无人不拆纱头,陈巨来与某某某也拆纱头,故他俩若小月每人每天能吃一斤,大月后十天吃九两。但他俩吃不了,陈巨来三餐吃二两、二两、二两;某某某三餐吃一两、二两、三两。犯人中此现象很少,而我们一小组却有两人。故说他俩是蹩苗头)当然,也就笑笑而过。

  早餐后启封,也就是要学习了。陈巨来在出监房前就叮嘱我学习时坐在他旁边。走出监房时他拉着我的手,走道较狭,不能并排走。我象是他牵着手的孩子一样。

  他一面走一面进一步叮嘱说:“交关有趣(即非常有趣)。你听,不要说,什么事情都听得到,外面听不到的事情都会听到,像听书一样。”

  因为我们是最后一组,所以西端的一块方的楼面成了我们小组学习的好地方。除了东端的一组象我们组一样外,其余小组都在走廊中学习,所以他们学习都象排队一样成条状。

  陈巨来一手抱着坐垫,一手牵着我的手走过端点铁栏杆,到对面墙脚坐下,我也就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这个老绍兴叫孙义文,是蒋经国的表弟,人最好。那个胡子,山东人叫徐曙,是国民党炮兵团团长,淮海战争中被俘虏的。这个小鬼,不要看他人小,可挺坏!什么事情都会添油加酱地汇报队长,弄些事情出来……”陈巨来向我介绍起小组成员来。

  我听着陈巨来的介绍,没注意是谁说了一句:“学习开始,先读毛选。”

  于是就在我旁边一些,窗下一个白净脸的中年人,开始读了起来。他普通话中略带些苏北口音。

  陈巨来立即为我介绍起读毛选的来:“他叫黄显忠,是六二年蒋介石反攻大陆时的派遣特务,他们登陆后即被包围,一直打到死剩俩个人,因为队长也打死了,所以才投降。还有一个关在下面。他判了十五年,作孽!一点接济也没有,冬天脱了棉的就是单的,垫被也没有。队长规定有人如有多余衣物,给别人不可以,给他可以……”

  “这次我接济,哥哥会给我送一条丝棉被头来,我现在的被头要做垫被了,可以分一半给他。”

  我打断陈巨来的话说:“这好!慢慢地接济好了,你在小组中提出来好了。”陈巨来听说我有多余垫被肯送人,表现得很高兴。

  陈巨来又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地说:“诺!这个高个子叫王恩富,也是个坏蛋,批判人起来要人的命。”一面用手暗暗地指了指,象是有些见他怕……

  读完毛选,组长——监役中叫做值星犯,出典我至今还未去研究过。说了一句:“根据队长的指示,今天仍然批判陆光跃的大毒草,现在开始发言。”

  大约过了数秒钟,没见有人发言。陆光跃自己发言说:“还是我自己先来批判自己吧!”我一眼看过去,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者,年龄倒不太大,不过六十多点,看来精力还很充沛。他说:“由于自己的反动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后,写了《人的错误思想从哪里来》,正如队长教育的那样: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所以一开始我就站在与毛主席唱对台戏的立场上,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我偏偏去写《人的错误思想从哪里来》……”

  接着陆光跃的发言是:横一个二万字的大毒草,竖一个二万字的大毒草……,好象是在说自己能干,因为一篇学习心得写了二万字,而且是大毒草。须知有毒容易,要成大毒则不易。就象坏人多得很,要成一个遗臭万年的坏人也很不容易一样。我也不觉什么有趣、好听。所以我侧过头对旁边的老人讲:“昨天,你听我讲是木匠,为什么就叹气了呢?”

  陈巨来轻轻地说:“你不知道,那跷脚张佩隧很凶,外面是做皮匠的,几次他都要打我,我很怕他。那王继生又什么事都不管,只管拆自己的纱头,不帮我说一句也不劝一句。昨天,我看见来了个白面书生,心想这下来了个知识份子,年纪又轻,知识份子嘛总归帮知识份子的。跷脚便不敢打我了。没想到你说是木匠,我想:皮匠要打我,木匠就更要打我了。所以叹了气。”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但只能低头忍着。一面想:这跷脚还那么凶,能打人,真有点不可思议……。从后来的生活中我知道有些误会,张佩隧只不过是要吓吓陈巨来罢了。

  陆光跃这时的发言大约提不起大家的兴趣,低头交头接耳的人开始多了起来。陈巨来也打开了话匣继续介绍起小组里的人员来。“你不要看那个哑巴,非常坏,搞嘛搞不清楚的,老是在纸上不知写些什么,交给队长。”

  我也没搞清楚怎么会有个哑巴在小组里的。陈巨来又说:“那高个子的王恩富上次与徐曙吵,要想把徐曙压下去,哼!要是在淮海战役前,让他去替徐曙拎包还不知道徐曙要不要呢!……”

  一下子我发现交头接耳的人少了起来,都听起陆光跃的发言来了。原来陆光跃的发言开始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仔细一听,果然是外面听不到,他借批判自己二万字的大毒草,引经举典讲起了制造原子笔那个外国人的发家史来了。生动详细,果然好听,来龙去脉好象自己参与的一样。怪不得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那里去了。

  陆光跃发言完毕,旁边又一与陆光跃差不多年龄的人,一举手说:“我来补充。”于是,第二档书又开始了……

  用不着第三个人发言,他二人你来我往,没二个回合,学习时间便到了,一天的学习时间也就结束了。

  进监房,等开饭。陈巨来讲:“听黄显忠讲现在台湾生活很好。他有个兄弟吃公交饭,母亲是个职员。”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台湾生活很好。
陈巨来为大千居士治印 《大风堂遗赠印辑》
陈巨来为大千居士治印 《大风堂遗赠印辑》

四 从师

  正是一日生二日熟,下午不学习,只是拆纱头,便谈开了。陈巨来因为我的到来大约是不怕跷脚打他了。显得很高兴。我也不象刚进来时那样生疏,步步为营。

  我问陈巨来:“你在外面是做什么的?”一面想在外面他可能是个古典文学的工作者吧!

  陈巨来什么都不顾忌,告诉我他在外面是搞篆刻的。

  说起篆刻,我好象在外面也注意过——父亲的图章是寿山石的。父亲还曾说起民国时有个石农拿了一对名为刘、关、张的鸡血石到蒋福钿家(父亲是当时蒋福钿家的佣人,专事养鸟养蟋蟀,亦有半个学生的味道,称蒋福钿为先生)要买一千元银洋钿。蒋福钿没要。后来给某某某买去了(老师能述其名)。哥哥要刻图章时想用水晶,问父亲怎样的水晶好,父亲告诉他要挑净的,里面不可有垃圾。我上朵云轩去看字画(从小喜爱)见到过单晓天挂牌。

  我听陈巨来说他是搞篆刻的,便很有兴趣说:“好,很好!”又问,“你刻得怎么样?”

  陈巨来告诉我说:“我篆刻是赫赫有名的,你听说过陈巨来吗?”陈巨来说此话时神情很得意。

  “陈巨来!听说过。我昨天听说的。”我只认为陈巨来在自拉自唱,自认为是大好佬,所以打趣他。“除此以外还知道有个叫单晓天的在朵云轩挂过牌。”

  “哎!单晓天算什么,他小啦!他怎能和我比呢!”听了老人的话我倒一惊,单晓天在我读书时已挂牌篆刻,刻一个字要几元钱哩!你比他还有名!我心中想……

  陈巨来又说:“他是邓粪翁的学生。三十年代开始,印坛上三个大亨:第一就是我陈巨来;第二才是邓粪翁;第三是王福庵。我是专门为张大千、吴湖帆刻图章的。帮张大千刻了三、四百方;帮吴湖帆也刻了三、四百方。你听说过张大千吗?”

  我说:“我父亲解放前是蒋福钿家里的养师,专门养鸟养蟋蟀的,也就是个佣人,只不过不扫地干活罢了。你听说过蒋福钿吗?”说到此我顺便问了一声。

  陈巨来答:“听说过,听说过!名气很响!”

  “父亲至所以会到蒋福钿家去当养师,因为我家祖上都喜欢养鸟养蟋蟀,我也喜欢养蟋蟀。在解放前父亲可说是这方面的高手,拿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权威。当时养鸟养蟋蟀有名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毛娚的,毛娚就是我父亲的小名。他们养蟋蟀也有一帮弟兄,内中有一个叫根六的,他养蟋蟀还收徒弟不说,还要徒弟铺红地毯,点红蜡烛磕头。他收了一个徒弟叫徐某。因此事根六还被我父亲数落了一顿,而徐某也就和我父亲熟悉了。这徐某由于点红蜡烛、铺红地毯拜师傅养蟋蟀便出名了一个外号——徐寿头。徐寿头倒是名门之后,他是徐光启的后裔,他不但上的是新式学校(父亲是读书塾的),还懂字画,解放后他还养蟋蟀,经常来讨教我生病在家的父亲,后来由于他老婆反对,他把蟋蟀养到了我家中,于是我家就有了这位常客。父亲只叫他‘徐啊!’,我们孩子则叫他爷叔。记得他当时是在陕北中学教书的。不但毛笔字写得好,而且还能教英语,我们孩子都把他看作大学问家。他和父亲除谈蟋蟀事之外什么都谈。我特别喜欢他来,听他谈这谈那。张大千就是听他谈起的。那时有“北傅南张”之称的“张”就是张大千。听说他哥是画老虎的。有一次张大千也画了一只老虎,没想到大家都想要他画的老虎了,他怕再画要夺了哥哥的名气便再也不肯画了。”说到此我问陈巨来:“你说象这样的兄弟多好啊!”

  “好,当然好!我陈巨来没有他就成不了我今天的陈巨来。”陈巨来略一停顿,“嗯……我篆刻出名,没有二个人不行。第一,没有吴湖帆就没有我陈巨来;第二,没有张大千就没有我陈巨来。”陈巨来看我带着疑问的神色,继续说:“吴湖帆第一次与我见面时,看了我刻的图章,说我将来一定成名,以后他要用的图章都要我刻。作为回报,他答应家中的收藏全让我看,还可以借回去,(当时老师讲此话时思想上想到的可能只是书)我借了一本印谱,刻了二年,他家中的收藏多啦!现在上海博物馆的很多东西原来都是他家的,他家的收藏是从明朝开始的,一直延续至今天。后来认识了张大千,张大千也说我的图章刻得好。说以后图章都由我刻,作为回报:他说我到他那里见他哪张画好,喜欢哪张,就拿哪张。许培鑫!你跟我学图章,我什么都教你。”

  我说:“跟你学,好是好,可是,没有印石,又没有刀能学吗?”

  陈巨来斩钉截铁地说:“能,肯定能!我还在里面教过一学生。用牙刷柄磨成刻刀,刻风干的肥皂,肥皂要干得硬,愈硬愈好!”他略停了一停,“学图章还得先写篆文。你先准备好纸订成小本子,我来写样子给你临摹。”

  “那我就拜你做老师,跟你学了。”

  陈巨来终于象找到了知己一样说:“我说你有点象张大千一样,张大千明明是大画家,谁都说他画第一。可是他偏说自己烧小菜第一,绘画第二。你明明是知识份子却偏偏要说自己是个木匠。真是……”

  现在我不与他争了,是木匠也好,是知识份子也好,都无关紧要,而既然跟他学,拜他为师也就只能由老师去定了。

  老师忽然又象想起了什么说:“张大千还说自己发明了一只小菜——叫清蒸鲥鱼。他这清蒸鲥鱼要用二只大的青蟹,把蟹掰开来,把蟹驼盖在上面清蒸。你说怪不怪——说是他的发明。”

  与老师相处虽然一个月不到几天,现在老师也已过世十多年了。可是每当我想起与老师一起改造的日子,一是觉得就在眼前;二是觉得甜蜜。这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要是老师现在还在监狱里,我一定要再进去与老师盘恒盘恒,甚至到老。

五 五十年后不要又出个“小木匠”

  我把五十开四眼活页芯纸划了线给老师写篆文的样子,来临摹。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姓氏,把监中犯人的姓氏一一写来。当老师把他写好的第一张给我临摹时说:“许培鑫,你要记住,齐白石曾经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你学我不能似我,你要似我就没有前途了。因为你只是学我,象我最多也只有八分,算你学得与我一模一样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又是一个陈巨来!有我在前面,你也就被我压死了。你一定要学我,出我,高于我才行。”说完老师把写好的第一张样张递给我:“诺!拿去,好好地临摹去。”

  我接过老师写的篆文一看,只觉得有一股秀气从纸面微微升起,每个字都象是一个亸(duǒ 下垂:“亸袖垂髫,风流秀曼”。)肩的美女,用笔圆滑清秀。我心想,老师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不能临摹成美女,我要与老师“对着干”。这“对着干”是当时常用的三个字,所以一想到不能似老师就想到了“对着干”。老师写字贵圆,我要贵方;老师写成了美女,我要写成身材魁梧的男性。忽然又想,这不是名目张胆的与老师对着干吗!行吗?然而,再一想若写得不对,由老师指点后再重写不就完了。于是,我写得见方不见圆,果然没有了一点秀气,而成了个男性。

  起先写不好,因为它不如楷书心中有底,常常不是太长就是太短,要象楷书那样一字一格很困难,几遍写下来也就成了。

  我把临摹的纸递给老师看,老师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我心想不好,准要受批评了。没想到老师好象发现了什么,又对我人看看。最后才说:“五十年前出了个‘小木匠’,五十年后不要又出个‘小木匠’!”

  听了老师的话,我意识到老师讲一一五十年后不要又出个‘小木匠’是指我。但五十年前出了个‘小木匠’是不是指齐白石呢?齐白石是木匠出身我是早就知道的,是不是五十年前出的名,那我可吃不准。于是我便问老师:“你说五十年前出了个‘小木匠’是齐白石吗?他出名到现在是五十年吗?”

  “是齐白石。”老师抬起头来想了想,“他出名到现在五十年差不多。”接着又问,“你知道不知道齐白石取润资是如何有趣吗?”

  “不知道!你讲讲。”我当然想听。

  老师说:“齐白石取润资是明码标价的:一张荷叶几钿、一只蝴蝶几钿……有人请他画张画,去取时发现旁边需加二只蝴蝶更好。就问他,旁边可不可以加二只蝴蝶。他马上可以,可以。动手就加。加好后拿起旁边放着的算盘滴滴答答一拨,好钱也加上去了。”

  “有趣,有趣。他卖画不讲尺寸,讲画了多少东西倒也按质论价。买菜也这样,青菜几钿,萝卜几钿……加起来一篮几钿,就是画的价钱。”我听完笑着说。

  我们认了师徒,说说笑笑,无事不谈,非常愉快。拆纱头也来了劲。我把拆好的纱头塞了二把给老师,老师很乐意地接受了。

  与老师一起拆纱头也有文章可写。我把拆好的纱头给老师是因为我一、不想减刑,二、不想提前释放。心中想的是“平反”。我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在社会上可说是人还未做,就成了反革命!我为什么要反对革命,革命有什么不好,无论工业革命也好,政治革命也好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我为什么要反对?完全是瞎搞。再说外面的所谓“地、富、反、坏、右”他们被监督的生活我没看见过吗?这种低头弯腰的日子我不要过。若不平反,我不把牢底坐穿,也愿把屁股坐烂。减刑、提前释放本不是美丽的字眼,给我我也不要。不要说要我去争取了。我在里面的态度是:不破坏、不捣乱、要活下去,等平反。外面还有年老的母亲与亲人……。

  老师呢?老师其实不拆纱头,粮食也吃不完,六两一天,三十一天也吃不了二十五斤粮。那末老师为什么要拆纱头呢?老师不但拆,而且还想多拆些,那是为了能给队长一个好印象,不过老师也不想提前释放与减刑;也不再想能再来一个沈钧儒救他出去。他不过是希望队长对他有个好的印象而在狱中能有些小自由。

  王继生拆纱头恐怕有二点:一、在里面没办法,只能相信队长的,能减刑提前释放最好,明知不能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在他看来也许外面的监督改造要比里面好,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二、刑期被判了十五年,想想冤枉、想想可怕,不如借拆纱头麻醉麻醉……。

  张佩隧呢!他恐怕是无所谓了,刑期一大半过去了,狱中事也看得多了,什么减刑、提前释放全是假的,轮不到自己。他知道不拆纱头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公开对抗改造了。监规虽规定的是不许乱说乱动,可也不许你白天睡觉,做什么呢?还是拆纱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还可以每月多吃五斤粮,日子过得快一些,这在监狱中可说是何乐而不为的事了。

  老师为我写篆文,很认真,写得较慢,势必影响拆纱头。我把拆好的纱头塞了二把给老师,发现老师很乐于接受,我干脆把拆好的纱头多给他一些,一半给他,一半留给自己。没想到老师第二天就不要了。我塞过去,他马上又塞了过来。我先是懵了!想了想终于想到了原因:原来我拆了把一半给他,他这个月不要增加得太多,要是问他这个月你能拆这么多,你以前是怎么拆的;再说你以后与我分开了,拆不了这么多时怎么办?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只是补足他写篆文时少拆的也就罢了,而老师也只要这些就够了。

  一天,学习时广播响了,我亦没在意,后来好象广播中提到了我的名字,我便转身问同犯:“什么事,什么事!好象提到了我的名字?”

  只听到一个温和而关切的声音说:“不要紧,不要紧!你是新来的,一天拆不了一斤不要紧的,拆拆以后会快起来的。”原来是老绍兴孙义文,他对着我的脸朴质而实在,我从内心感到这正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你肯定是好人,为什么也被抓来改造呢!唉……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也要点一点我的名。”我有些不屑一顾地,“我还以为是表扬我拆纱头卖力呢!想不到还嫌我拆得慢。”周围听到的人一定不少,可谁都没有理会我。

六 老师的犯罪

  几天下来,师徒也认了,我与老师真可谓无话不说,我少不得要问老师:“你是怎么进来的?”

  老师有些气愤地说:“文化大革命了,说我是历史反革命,说我为汪精卫刻图章。汪精卫杀共产党盖的图章都是我刻的,只要我刻的图章盖下去就有共产党被杀了!”老师叹了一口气:“我哪能服气,他们就批斗我。我与他们辩论——汪精卫杀共产党与我刻图章有什么关系,汪精卫要杀共产党我不帮他刻图章他也要杀的。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第一看守所。”老师又插了一句:“暧!我真佩服丰子恺,他与我一起被批斗,斗好后象没事一样,整整衣服就走回家去了。”

  “到了第一看守所,我与一个海军大校关在一起,起先我们很要好,我们什么都谈。后来他要吃我早餐的粥与乳腐,要与我调来吃,我调给他吃了几次。因为我没牙不能咬他的酱菜,他又经常要调,我便不调了,他怀恨在心。检举揭发我,说我那天在听林副主席报告后叹气,是诬蔑攻击林副主席。结果被判了五年刑。”

  老师忽然象想起了什么似的:“那大校知道的事情可多啦!我们好的时候他什么都讲给我听的……”接着便谈开了。

  “毛主席有个女儿叫毛皎皎,在北大读书时,每年暑假毛主席都嘱她到上海来看望她的母亲。她是贺子珍生的。那时的上海市市长是曹荻秋。只要毛皎皎一到上海,曹荻秋便把什么工作都放下,第一要紧的工作就是陪毛皎皎,不管她要到哪里都陪着,不敢有半点差错……
邓小平除了喜欢打桥牌外就是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从不离身……
陈云爱听书;陈毅爱打猎;聂荣臻喜欢钓鱼……”
  “你是怎么回事?”老师说了这么多,问起我的案情也是必然的事了。

  “我嘛!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说我污蔑攻击,我说我没有攻击过,要我交代,我交代不出。我要他们摊出来,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又说是防扩散。我说防扩散是防扩散,对我本人怎么能说防扩散呢!他们说我不老实。最后我被他们以抗拒交代,还什么依法从严惩处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我单是现行倒判了七年。你历史加现行倒只有五年。部分大于了整体……”少不得苦中作乐地笑了起来。

  “张佩隧也是现行反革命,也判了七年。最冤枉的是王继生了,”老师介绍起另二位同窗来了,“他看到一个女艺徒违反操作规程操作,要给电触死了。赶紧去关开关,哪里知道因为紧急用力过大,把开关关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开关,说是二万元进口来的。这样就调查起王继生是否存心破坏,结果调查出王继生解放前曾当过义务警察,那不好了!救人反说是蓄意破坏,判了十五年刑,他真是想想哭,想想哭……”

  我回转头看看王继生见他眼圈又红了。心想,他一定是上了——承认破坏就从宽,放你回去;若不承认,就决不会有好结果……之类的当了。

  罪刑相互都有所了解了,与老师的关系也建立了。老师在监房象有了儿子一样。晚上尚未喊睡觉,老师却差遣起我来了:“许培鑫,帮我推铺我要睡觉了……”

  我有点奇怪,还没到时间怎么能睡觉呢?不要说差遣我了。我说:“还没喊睡觉呢,怎么能铺被?”

  “不要紧,别人不可以早睡,我可以比别人早睡一个小时,那是队长特别照顾同意的。”
老师这么一说,想来是不会骗我的。于是铺被就铺被吧!也不过是一举手之劳的事。把老师白天坐着的被子打开也就行了:一条毯子铺下面;上面是一条小被头;还有一包不知是什么,一般是替换衣服,做了枕头。

  铺好后老师便仰天靠着,我透过外面反射过来的极微弱的光线,见老师的眼珠在转动。
我与张佩隧都不拆纱头了,王继生还在麻醉着自己,手上嚓嚓作响——还在拆纱头。
  大约也确实是过了一小时许,队长照例在睡前检查一通,走过我们监门时,看了看问:“是谁在睡觉?”

  老师一面作起身动作一面说:“是我,队长!陈巨来。”

  “你睡,你睡!是你,我知道了。”看来队长也确实对陈巨来挺客气。说着便走过去了。
当大家都睡了的时候,我没有睡着,心中想着的问题又多了几个……不是总说首长工作忙吗!他们在忙什么?

  听书、打猎、垂钓、看武侠小说……这都是忙人的事吗!我不认为他们不应该有这些生活,问题是不能把这些休闲生活称作工作,有这样的生活内容也决不算工作忙。堂堂市长整天陪着一个女大学生,还惟恐有什么不周!这不是这个女大学生的官做得比市长更大吗!似乎觉得中国亦不大公无私。

  又想想老师的犯罪情况——无非是有些历史问题而被批斗,这是文化革命中的惯例,老师亦象自己一样不服气,可能是口中开花,成了诬蔑攻击,于是被送入第一看守所,判了五年刑。什么大校检举揭发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心想:老师啊!你的阶级斗争知识还很不够。

  耳畔还不住地听到“嚓嚓”的拆纱头声,不知谁还在争取提前释放呢,还是想减刑……。

七 吃乳腐

  现在监房中俨然是有了一对父子了。早餐时老师问我:“乳腐要吃吗?”老师身体矮小,体重不过七、八十斤。吃官司被判刑的原因还没搞清搞懂。但因为年龄比我大,又成了我的老师,所以就象关心孩子那样关心起我来。

  “不要!”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吃老师的乳腐,“不要吃!”我回答老师。

  “粥是否要吃?你老师早上只报二两,嘱他明天多报一两,与你换一只格子就行了(我报二、四、四两)年纪轻轻不要饿坏了身子!”张佩隧开口也关心起我的身体来了。

  “不,不!”我确实不想多吃,“我早上二两也就够了,不觉得饿。”

  王继生平时最少说话也开了口:“你要吃就吃好了,身体最要紧,我们不会汇报队长的。”

  老师说:“今天我晚饭后多报一两,不过你一定要吃掉的,你吃不掉我也吃不下去,那就糟了!”

  监狱中粮食是唯一的食品,对饭量大的人来说是最贵重的东西了。监房中很少有吃不完定粮的犯人,除非是生病了。看着老师放弃人人都会觉得可惜。监中连我四个人,三个人都劝我吃,就我自己要吃不要吃了。

  当时的我考虑了二个问题:一、吃,被队长知道了要批斗、要扣还。二、不吃,人情是小,好象我许培鑫一点监规都不敢违背,连老师给你吃一两粥都不敢!吃!于是决定吃。

  当天报用粮时,老师对过来的劳役犯报了三、二、二两时,劳役犯说:“怎么!陈巨来你胃口大起来了。”

  老师回答:“我吃吃觉得早上的粥很好吃,想多吃一两试试看。”

  第二天早餐时老师一格放着乳腐的粥最多。劳役犯一走,张佩隧一看铁门外没人了,就嘱快调!

  于是我拿起三两的,把乳腐还给老师。然而老师又把乳腐一夹二,趁没人分了些给我。天啊!我们二人象做贼一样,担心被外人察觉。

  吃了二天,我说:“不行了,我每天早上吃三两太多,要吃不下了,我明天不要吃了。”张佩隧和王继生都不要吃。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晚饭后老师用粮又改成了二、二、二两了。

  不过从那以后,老师常常会夹一些乳腐给我吃。经我再三“请求”,老师总算放弃了对“孩子”的关怀。

  在这二天中,老师讲述了他虚报年龄的事:“那是我初到这里的时候。一次登记年龄,我就说七十岁了。其实我今年才七十岁呢!”老师继续说,“队长看我年龄大了,又牙齿全脱落了,所以对我特别照顾。”

  “还有一次,我与同监一人讲了清朝读书人等级一事,即什么是秀才;什么是举人等等。结果被人汇报给了队长,说我放毒。那时管我们的陆队长找我去谈话,我便对队长说,谈的是:什么是秀才;什么是举人;怎样才算进士、翰林……等等。没想到陆队长是个小青年,他也想知道这些,叫我再讲一边给他听听。我便又讲了一边。陆队长听了很满意。他对我说:以后不要去与他们多讲,这事我知道了,今后有什么问题或要求可向我提出……

  后来,陆队长到小组里说:‘关于陈巨来放毒之事我已了解过了。没什么,不要批判了,到此结束。’陆队长真好,待我特别好,能提前一小时睡觉也是他同意的……”

  我想革命与反革命是糊涂的划分,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倒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八 老师谈老师、师兄弟及其它

  认了老师,当然也就要问起老师的老师来。

  “老师,你的老师是谁,他有名吗?”我问老师。

  “我的老师叫赵叔儒,当然有名喽!”老师接着说,“许培鑫,篆刻非常奇怪,它不象绘画。绘画分南派北派,北傅南张即是,始终是二个头,一南一北,各领风骚。这篆刻是只一人称霸印坛的。吴昌硕在印坛做霸主就只是吴昌硕,没有这派是吴昌硕,那派是李昌硕的。吴昌硕死后就只有赵叔儒,我老师赵叔儒死后就是我陈巨来。”

  “那么你师兄弟又有几个呢?”我当了徒弟,老师的什么都想问个明白。

  “我师兄弟共四人:我是老大;老二叶露圆,在上海中国画院;老三方介堪,在浙江;老四陶寿伯。”

  老师介绍叶露圆和方介堪都介绍了在什么地方,而老四陶寿伯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自然要问了:“老师这陶寿伯现在什么地方?”

  “陶寿伯嘛!”老师抬起头,眼睛往上看了看,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陶寿伯因为姓陶,所以他逃走了,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那时我年纪小,未听说过把解放前夕跟蒋介石一起去台湾的人,称作逃走了。后来才知道陶寿伯去了台湾,听说还当上了台北博物馆馆长。当时只是怀疑,心想有名的人是不会下落不明的,莫非陶寿伯没什么名气,无论如何想不到老师是在告诉我他去了台湾。

  后来——九十年代初在东台路古玩市场碰上秦伯远,他听人说我是陈巨来的学生,便要我叫他师叔。他告诉我:赵叔儒不是收四个弟子,他恐怕收了四十个还不止。他是靠收学生生活的,一般的讲,他收的弟子都是富家子弟。老师说四个可能只是指熟悉或比较有名的吧!

  当我问起老师收了多少学生时,老师想了想说:“有一个姓罗的,是崇明农场里的,他刻得不错。有人问他什么时,他还会象擦鼻子的酸秀才那样,称小弟嘛,怎么怎么……”老师一面用手在自己面前比划着。出狱后我知道老师得意的学生有好几个。他说的小罗是否存在直到今天还不知究竟,老师之所以不讲,大约怕连累他们。真象不讲陶寿伯去了台湾可能会连累自己一样。

  不过有一个学生到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老师在当时就讲了——他是安徽白茅岭农场一个狱吏的儿子。

  “我五十年代被领导送去白茅岭农场劳教时收过一个学生。”老师说。

  “什么!老师还劳教过?”我初听说时问。

  “是的。”老师一点也不违避,“那是因为我与领导吵,看不惯他们结帮行私,被他们送去劳教了二年!”

  “唉!”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好人,实性子人,为什么总是不幸!心想自己难道碰得还少吗。

  “那时那个队长知道我是篆刻家,就叫他儿子跟我学。我在里面总算没有吃什么苦,重活可不做。身边还可以长带一把篆刻用的小刀。”老师把脸转向我,无不得意地说:“那是任何犯人都做不到的事喽!”

  “后来,沈钧儒把我救了出来。嗳!沈钧儒到底名气大,共产党不敢碰他,还要用他。他救我回画院,还加了一级工资。”

  老师又与我谈起了沈钧儒。说:“他是‘七君子’之一,名气大极了,初解放时共产党专门派了二个解放军保护他。其实既是保护他又是看住他,怕他有什么对共产党不利的言行。日日夜夜都盯着他,有朋友来,有亲戚来连话都不敢讲,沈钧儒被盯得怨煞。后来好了,共产党还是用了他。”

  说起加一极工资,我不由得问:“你在白茅岭劳教时,家中生活怎么办?”

  “呦!那是一个朋友,他在香港一听说我被劳教了,每月为我寄钱来,从不脱日子。”老师带着感激而赞美的口气说。

  “哦!”我不以为然地点点头。

  “这个人我只为他刻了一只图章,而且是由朋友转过来的,面也未见过,待我特好!”老师补充着。

  “有这样的人!”我先是不以为然,现在有些奇怪了。

  老师接着说:“他在香港大有钞票,只要帐房间叮嘱一下每月汇钱好了,就每月不会脱日子。”

九 老师谈陈璧君

  几天生活下来,因为老师是有名的人,所以我问老师这楼面上还有什么名人关着。
老师首先说的是我们楼面的背面——也就是朝北的那面,还关着个国民党时期的天津市市长。当时老师知他姓名,今天我记不起来了。

  老师可能比较熟悉陈璧君。所以话一转就谈起了她。老师说:“陈璧君一个人住三个这样的监房。”说着用手指指我们的监房。又继续说,“一个是给她放东西的;一个是给她写东西的;另一个就是她起居用的——这就是外面传说的陈璧君在提篮桥一个人住三个房间的由来。”

  这时我想,我们这些反革命太小,太没有名了。老师的有名也太小了。你看人家陈璧君一人要三间。而我们却一间关四人。正是神有大小,鬼也有高低。我不求一人关三间,我只想二、三人关一间,不要挤得睡觉须套裁就好了。

  老师说:“外面人传她还有人服侍,其实就是牢狱犯,大家都有人服侍。我们吃饭也都有人送来,吃完不用洗格子……”

  “这陈璧君要一间专门给她写东西的,她有这么多的东西写吗?”我不解地问老师。

  “她写的东西多啦!不过也不是天天要写,这汪伪时期的一段历史,她知道得最多,最清楚。共产党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都要来问她,请她写。常常有外调人员来找她问事的……”老师回答着。

  老师又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继续说:“有一次队长要陈璧君参加学习,陈璧君很坦率,参加就参加。由于陈璧君是众所周知的汪精卫夫人,又是第一次参加学习。所以队长也参加在里面压阵。大家的发言也必然围绕起汪精卫来了,说汪精卫是日本人的大汉奸……几个人发言下来,都是这样。于是陈璧君发言了,她一开口说:‘你们大家说我汪先生是汉奸,我不反对,他是日本人的汉奸。可是蒋介石也是汉奸,他是美国人的汉奸。中国也是……他是苏联的……’”

  老师学陈璧君的发言漏掉了几个字,这非常要紧,在当时这已经是擦边球了,倘不漏字只要这几句就足以构成七年反革命的罪行。你在监狱里那是罪上加罪了,不是玩的。但是,漏了几个字就不同了,因为没有说出来,你听的人当然也听懂了,但若出事(若有人汇报了队长)也问题不大。讲的人说我没讲出来;听的人说我没听懂。谁要说是诬蔑攻击,那是淫者思之为淫。什么语法、句法,都不懂的!

  “在旁边压阵的队长慌了,一听陈璧君的发言立即宣布学习到此结束。以后再也不要陈璧君参加学习了。”

  老师接着说:“又不能枪毙她,又不能加她的刑,她到底是陈璧君嘛!”

  讲到加刑,老师又说:“宋庆龄曾请她出去她也不出去,加刑有什么用!”

  “听说宋庆龄曾专程到上海监狱看望过陈璧君,要她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可她终因丈夫已经死了而不愿再出来工作了。陈璧君真了不起。”老师说话的神情可以看出,他非常佩服陈璧君的从一而终。我忽然想到了龚品梅,便问老师:“龚品梅关在哪里知道吗?”

  老师答:“龚品梅本来关在这里,文化大革命前他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外教会寄来的,连喝的水也是寄来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了,不能寄了,他人关在哪里也不知道。”

十一 刻了一方肥皂印

  一日我看肥皂干得差不多了,其实肥皂早就干得象腊肉一样了。正确些说是写了几天篆文,手有些痒了想刻一个印试试。

  我用线硬是把一连体肥皂分为二块,分开后不平,于是放在地上又是揿,又是磨地硬把它弄平了。又拿一把新的牙刷替换下用着的牙刷,把装毛的一端断掉,在地上磨了起来。我问老师:“老师,这刻刀是二面开口的,还是一面开口——只磨一面的?”

  老师本来就在指导我弄平肥皂说:“是二面开口的,二面都要磨!”

  “噢!是二面开口的,我知道了。”我一面嫌地上太光,寻找着毛一点的地方,以便磨得快些。

  不一会儿磨好了递给老师看。“这塑料刀可以了吗?”

  老师接过塑料刀,还挺仔细地看了又看说:“你这刀磨得还不错!”

  “是吗!”我口中虽如此答应着,可心中想一个做了多年木匠的人,这样一把刀会磨不好吗?

  老师又说:“我在外面用的刀自己不磨,只有一个朋友会磨,磨得好。他住在杭州。所以每次磨刀都要送到杭州,他磨好后再为我送上来。”

  我被老师吓了一跳,这样一把小小的刻字刀,上海竟找不到磨的人,要送到杭州,真有点不可思议!

  “磨一把小小的刻字刀要送到杭州!我出去后我来帮你磨!”

  “你能磨?磨得好?”

  “什么刀磨不来,磨不好啊?我磨刀可说是第一了,你想我木匠用的斧头、凿子、刨子哪一样不要磨,哪一样不是自己磨的。磨刀的要点:一是手关节要放松,保持一定的角度。二是刀砖一定要平。这样磨出来的刀一定煞平、锋利。在外面人家都说磨不来、没磨过的、剃头师傅用的轧刀,我也磨过!什么刀磨不来?”我边说边想,这磨刀可不是吹的,我可不要再拜师傅了,我可当个祖师爷了。

  “好,那好!以后我磨刀方便了,用不着送到杭州去了。”老师完全信得过我地说。

  肥皂弄平了,刀也磨好了。刻什么好呢?我想:在外面刻什么不存在问题,可在里面就有些两样:一、打下的印要保证保存到能带出去。二、有一天给队长发现了要不因为文字 而坐“文字狱”,又不能没收。

  当时我身边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就决定刻这几个字。刻好后打在书的第一页空白处。想这第一个印,也是在狱中刻的,一定要带出去,这样也就能带出去了。

  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只有一个“马”是姓,是学过的,其余七个字都不是姓,不知道老师是不是都能写,若要查字典就没处查了。

  我问老师:“老师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除了这‘马’是姓,其余七个字都不是姓,你能为我把篆文的写法都写出来吗?”

  “来,我来写给你看。”老师说着为我写了起来。写好后交给我时老师又说:“我不但什么字的篆文都会写,而且每一个字都可以至少写出十种不同的写法!”

  我在老师写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八个篆文后便觉得老师真有一手,老师说他每个字还至少能写出十种不同的写法,这使初学篆文的我简直有些傻了!

  “不信,你说要写哪个字,我就写哪个字给你看!”老师补充说。

  “那好,你就把我的许字写十种篆体给我看看。”我考起老师来了。

  老师一个一个几乎不加思索地写了起来。

  我看着:“哦!差别不多大。”我又一想,差别能大吗?你可瞎造一气吗?毕竟是同一个字嘛。

  老师十个许字写完了问:“还要写吗,还可以写!”

  我这下算是服了老师了,想恐怕你的篆文比楷书还要熟吧!我一面回答:“不用写了,不用写了!”

  我沿肥皂的四周在纸上绘了一圈,然后把它分成八格,竖二格,横四格。再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用篆文填写进去,描粗、描浓。再把纸翻过来贴在肥皂上,随后轻轻地揿压后,把纸掀开。肥皂上出现了篆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痕迹,再把掀下的纸背朝上放在旁边参考,刻了起来。

  不一会,刻好了。便急急递给老师看。

  老师又象第一次看我的篆文一样认真,随后又是一句:“五十年后又要出个小木匠了。”
这句比看篆文时说的少了“不要”二字,没有了“不要”二字,好象是肯定了的。这大概是人在困难时往往会希望奇迹出现在自己或同好亲人、学生身上吧!

  我受称赞总是高兴的,一面又觉得这篆刻也太方便了——换块石头换把刀,不就成了吗!
老师又说:“你将来一定成名,不过成名不一定好了就能成名,还要有一定的方法。”
  好了还不一定成名,成名还要有方法。这在我的思想中通不过,我也完全忘记了我是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想好了怎么还不一定成名?
  “一个人要成名不但要刻得好,而且还要有人捧你,你的名字才能被人记住。”老师说。这倒也是!我心想。

  老师说:“我说给你听邓粪翁求成名的方法。”

  这又是听故事了。“怎么样?快说说。”我催老师快说不在于求方法,正确地说是听故事。

  “邓粪翁没名时求出名的方法很有趣。”老师说了起来,“他为了要让大家记住自己的名字,故自己取名为粪翁。你说,你听说某人名叫粪翁,你还会忘记他吗?不但如此,而且他还在报上刊登邓粪翁死了的讣告。而过二天又登邓粪翁死后复活的启事。你想这死后复活的人,人们还会忘记吗?特别是叫粪翁易记,少不得要打探这邓粪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怎么死的,又是怎么活的。于是他的名字就不胫而走了。”

  我听了老师的叙述觉得可笑,但又觉得作为一种方法亦有可取的一面。不过我不会要成名而给自己取粪翁之类的名字的。也不会登报说自己死了……又说自己死后复活。

十二 送礼

  在监狱中老师收我做学生,可以肯定地说:不论老师过去有过如何得意的学生,从感情上来说谁都不会比我更深。老师不止一次地嘱我出去后一定到他家去,还说地址忘了也不要紧,只要到富民路近延安路的一头,见到一公用电话处一问就知道。马路边戴着红袖章的人也可问,只要问起陈巨来他们都会指点给你我住在哪儿的。

  一天老师从毛选中翻到一条印鉴,说要送给我一件最好的礼物。我初一听要送我最好的礼物,心想什么礼物?

  吃官司改造,人在里面,还能有什么最好的礼物。不过立刻又想吃官司改造,人在里面,不管送什么都是最好的礼物。哪会是什么礼物呢?我想。

  老师边说要送我最好的礼物,边慢慢地拿起毛选,从毛选中取出一张宣纸条,递到我面前说:“喏,这是最高的礼物了,送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打着五个印鉴的宣纸条。这纸条不说印鉴的好歹已是够好看了——一条雪白的纸条上盖着一个个鲜红的印。

  老师侧身过来指着其中的一颗印说:“这枚‘韶发’印你看刻得多好啊!一边大一些,一边小一些。安排得是那样得体、稳重。这是一只名贵的秦印,而且是秦始皇时期的秦印,特别名贵。这只图章在我家里,你出来后送给你。”

  我被这纸条中的一枚印鉴吸引住了,来不及去回答要不要,也来不及为这礼物道谢就急急地问:“这是什么,是什么图章,好象刻的是燕子和鱼嘛!不象文字,难道是最早的象形文?”

  “噢!这图章!这图章刻的确实不是文字,是燕子和鱼。你看!”说着老师用他那象女人一般瘦小的手指指着印面,“这是一只燕子,这是二条鱼。这枚图章叫做鱼燕相通,一般用在互通的书信上,表达写信人希望经常通信的愿望。鱼的回游,燕子的去来都表示往来不绝,表示写信人美好的意愿。”

  “哦!”我真想不到,图章还有这一种用法。

  “你以后也可以刻一只,与要好的朋友通信的时候,写完信盖上一个印,表示希望多通信,往来不绝。”

  “是!”我点了点头。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会,又小心翼翼地把它夹进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

  老师好象又想到了什么说:“我家中还有一只印床,红木做的,是×××送给我的,你出去后也送给你。”

  我不由得心中叹了口气想: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出去是什么时候。中间还有五年多,以后的路谁都说不准!不要说五年后的事,先过好眼前的日子再说吧!

  老师稍息了口气又说:“这印床是×××送给我的,我也没用过,其实篆刻家是不用印床的,图章稿印好后就拿在手上刻了,最快的急就章,连印稿也不需要,把章面用墨一涂黑动手就刻。只有刻字匠才用印床。”

  我想:奇怪!既然篆刻家不用印床,还说送给我做什么!不过又想:这是老师喜欢我说给我,我且答应着再说,到时候还不知怎样呢!

  老师又说:“我过去送东西最多的就是图章,不管人家结婚还是做寿,我也都送图章。我总是到广东路文物商店买印石的,那是只要一元钱一方的明青田。我挑二方,磨掉章面从新刻了送人。”

  “你是不是把石头再磨磨新,好看些?”我问老师。

  老师象要磨他的印石那样,急急的答:“哎!不能磨,不能磨!一磨就不成明朝的青田了,新青田不名贵。”

  “唔!要明朝的青田才值钱?”我问。

  “当然!新的青田要多少!明朝的青田才值钱呢!”老师又说,“文物商店卖石头的人也认得我,我送得最多的就是图章。”

  我打趣老师说:“哦!你送礼倒便宜,只送二元钱!”

  “什么!二元钱!”老师显然不满意我的说法,“我送的是我的篆刻,什么二元钱!人家还特别喜欢我刻的图章呢,人家结婚我只送二方图章全家去吃喜酒还欢迎得不得了。”

  “那么你的图章有什么好?有什么特点呢?”我又问。

  老师说:“我的图章特别的地方就是左右对称的篆文或篆文中对称的部分,你若中间一折它必然会重合。”老师又说,“说到好,我的图章在方圆变化中方方显得隽永匀称。有人说我的篆刻象美女一样,若再长一些会觉得太长;再短一些会觉得太短。再胖一些会觉得太胖;再瘦一些便会觉得太瘦。总之是恰倒好处。”

  “哦!是这样。”我忽然又想到了艺名,我便说,“老师,你给我起个艺名吧!”

  “好,好!嗯……”老师思索着,显然想给我取一个好名字。

  我自作聪明地抢了出来:“老师,你名叫巨来,我就叫后来吧!跟在你的后面慢慢来,怎么样?”

  “哎!不好,不好!这不象名字了……”老师象是还要说些什么似的,但未说出口。

  我看着老师的神情,听了老师的回答,觉得自己说错了口。你想:我叫后来,那老师不就是先来,岂不成了死人了吗!于是我再也不敢开口了。

  老师呢!好象还在思索一个好名字,但他结果还是没有想出个好名字来。

十三 洗澡和看电影

  监狱中说起人道主义来,那什么都不会少的。不过,实在说也只是市监。而市监中也许只是反革命的三号监,或许还有八号监——病号监和医院。因为在我关过的六号监——新生监,打人是普遍现象,不过不是队长打人,是犯人打犯人——是一部分犯人听队长的话,批判帮助一个或几个犯人。说起来队长是不打人的,但在打人的事件上背后都有队长的影子,他只要暗示一下便什么都有了,用不到自己动手。

  不过,我在三号监虽然时间不长也有一个月,这一个月中既未见打人的事,也未听说打人的事。

  三号监每个月还有看一次电影和洗一次澡。在新生监是初收期,好象真正的改造还未开始,故还没有这种待遇,只是发些水擦擦而已。看电影和洗澡之类的事都不事先通知,说看电影便看电影;说洗澡了就洗澡。

  监狱中的任何一幢大楼,只要是一个统的楼面,放起电影来就决不会比外面一般的电影院小。故看电影的时候人很多,可能是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看。

  洗澡的地方就小得多,也许只四、五十平方,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去洗。

  总之,和老师二人手携手一起去看过一次电影和洗过一次澡。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会突然变得年轻了许多,他拉着我的手,脚步也不再似平时那样缓慢,心情也显得兴奋得很。先是一次洗澡:我和老师手携手,走过某一楼面的拐弯处,老师告诉我说这里关着个“河马”。

  “什么?关着个河马?”我有些搞不清,轻声地问。

  老师轻轻地告诉我:“河马也是个反革命犯,只是头长得比常人大得多,又要叫。所以,大家叫他河马。他要叫,叫他不要叫他不听,老是要叫。所以队长没办法,做了一只马桶样的帽子把他套起来,手当然也绑着。”

  我吓了一跳,这不要闷死吗!猜想大概是此人被批斗、判刑吓出了精神病,要不为什么要叫呢?与谁过不去呢?当走过他门口时,老师叫我看,果然我看到了“河马”。原来他闷不死,有出气洞,旁边还有二个犯人关在一起,不用说是犯人看着犯人了。

  洗澡时都带了面盆毛巾,肥皂及替换衬衫衬裤。到了浴室先在外间脱掉衣裤,带着洗澡用品一批人一起进去。

  监狱的浴室与外面的不同,它是一个房间上面排着热水管,这管子上有孔,象喷水池的管子一样,只是都朝下。边上是一个开关,管开关的人不象是队长,不穿制服,可能是劳役犯或刑满的留用人员。人都进入浴室后,只听他叫:“都站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开喽——”一面拨动一个圆形的开关。

  这时象下阵头雨那样,整个房间越下越大。这水冷暖适中,人们都用力用带来的毛巾擦着身体;用手搔着“和尚头”。稍待一会,水龙头关掉了。嘱道:“擦肥皂,擦肥皂……”

  于是大家拿起肥皂擦起身体来。这洗澡还得要有些小窍门——先把身体擦上肥皂,擦好,最后洗头。要不然象外面一样先洗头的话,不小心肥皂弄到眼睛里,眼睛睁不开,那是没有水冲的,一定会搞得手忙脚乱,洗不好澡的。
  
  “好了吗?差不多了吗?……”这是管开关的人在问。回答是不一致的:有说好了的,有说稍等一会的……。

  当几乎听不见等一会的声音时,水龙头也就开大了,整个房间又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次比前一次时间要长,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是够你把身体乃至头面的肥皂都冲清爽的。而且还够让你积一盆水——最后擦干身体时搓毛巾用。

  我市监关了有半年了,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热水澡,只觉得舒服极了。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享受,因为之后还未轮上第二次洗澡,我就被送往一队——板头厂劳改了。

  回来的路上老师问我:“舒服吗?”

  “舒服,舒服!”我一面回答着,一面想:外面好象从未洗过这样舒服的澡。另外,外面的浴室好象设计得没有里面的先进——省时、省水。

  看电影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尽管觉得有些事摄得不现实或不客观,但还是喜欢看的。并且每次看电影还不把自己放到反面人物一面。这我后来也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坏人,也没干过坏事。二、精神生活也象吃饭一样,对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既然老师的步子是迈得那样轻松,也那样爱看。我想:不管他是否也象我一样想,总之,客观上总是这么一回事。我决不相信老师会偷、会抢、会放火、会杀人……

十四 接济

  这是每个犯人每月最盼的一天了,早晨就能看出这是个好天气,我想上天知道我们这些人与判我们的人或看管我们的人是一样的人,我们并不犯罪,它并不剥夺我们应该有的好天气。今天轮到我们接济了。

  每个犯人盼接济倒不如说是盼与家人见见面,说说话,聊聊家事。早餐后,通知了今日接济便不学习了,象一般的下午拆纱头一样,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去。

  老师听说今天接济精神看上去就特别好,他问我:“你今天有人来吗?”

  我答:“有的,我哥哥来!不是与你说过,要送一条被头来吗。”

  “怎么是你哥哥来!”老师问,“你父母呢?”

  “我父亲已去世了,母亲身体不好。”我答。

  “你哥哥没结婚!你们都住在一起!”老师说。

  “是的。”

  “你有一个兄弟,也判了刑!”老师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你哥哥是一个月接济兄弟一个月接济你。”

  “是的,你怎么会知道的?”我问老师。

  “啊!多好的哥哥呵!”老师赞美着。“楼中传说的,你弟弟这里也关过,现在他解到外地去了。”

  “噢!原来他也关过这楼面。”我继续说,“我哥哥十六岁进法商电车公司,解放后父亲年迈,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靠他挑着,到现在四十多岁了还未娶妻。兄弟三人二个被判了反革命,母亲年龄大了还要他照顾,生活在一起,要工作,要做家务,还要接济兄弟……”我一直想帮哥哥分挑些担子。没想到工作没分配给我,却判了我反革命,心中着实不甘。社会主义是应该这样吗!自己干些活,挣些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工作安排不出把失业人赶到农村,不去的全判刑,以此向全世界声明中国已没有了失业工人,好个伟大的创举。然而不甘心又有什么用呢!唉!我只能叹气。

  “啊!世上真有这样的好哥哥!”老师听我说哥哥,也说起了自己,“我也挑过家庭的重担,养过兄弟……我的兄弟很好,我妻子不会生孩子,我现在的女儿本是兄弟的孩子,是兄弟从小给我的。我女儿好,我现在全靠女儿,家中靠她,接济也是她来的。”老师介绍起自己来了。

  “她叫啥?”我问老师。

  “她叫陈玉嫦,女婿叫孙一麟。都好!”老师很得意自己的女儿和女婿。

  “她比我大呢比我小?”我又问。

  “她大概比你大些。”

  “那我来时就叫他玉嫦姐了。”

  “好,好!不过……”老师又补充说,“不过我的女儿性格很活泼,说话也随便。你到我家来时,要是她开口叫你小木匠,一只凳子帮我修一修,你是否会生气?”

  我答:“不会,不会。我是木匠嘛!年龄又比她小,她叫我小木匠我不会生气。”

  说说笑笑一会儿叫到老师的名字了,老师立刻站起来,走了出去。他轻快的动作,怎么也不能和平时生活在一起的陈巨来合拍。这不是上次洗澡看电影他拉着我的手,这次是他一个人要跨过走廊中拆着纱头的人群。这是什么力量使他有这样轻快的步子——这是对亲人的眷恋;对自由的憧憬;对外界的向往。即使是已经习惯了狱中生活的人;即使是平时看似对外界已忘却了的人;都会有此异常反应,这就是自由的力量。

  老师接济回来,女儿为他送来了一些好象是纸笔之类的小东西,我见老师象孩子翻弄着玩具那样的爱不释手。

  一面对我说:“我就知道我的接济不是第一批就是第二批,我的女儿一定会早来的。”

  我想起了老师接济前说的话问:“怎么!你的妻子不会生孩子?”

  “许培鑫,我来讲给你听,我的婚事非常有趣,象天上掉下来一样。”老师说着收起了接济送来的物品继续说,“一天我到丈人家去有事,当然那时还不是我的丈人。”老师半带纠正地说,“事情办完,我要走时,他忽然叫住我,要我等一会。说:‘我把女儿叫下来给你看一看,给你做妻室,你一定要当场回答我要不要?’说着他就在楼梯口唤起女儿来,并叫她下楼,站在楼梯口让我看。我说我回去想想。他不允许。与父母商量也不允许!一定要我立即回答,不能与任何人商量。我一时难出口,他就嘱他女儿上楼去了。我见他女儿生得倩,实在喜欢。可没有过这种事,难为情得很,但没办法,丈人逼着要当场回答,我只好低着头回答要的。就这样以后她就成了我的妻子了。”

  “真有你这样的丈人!”说着又问了一句,“你丈人叫什么名字?”

  “我丈人況蕙风,是清末有名的词家。”

  “噢!”我点着头,好象认识的那样,其实呢,我根本没听说过,可能是有名但决不会如李白、杜甫、苏东坡吧!

  “后来才知道她不会生孩子。”老师补充着说。

  “怎么不会生孩子呢?”我当时只知道有一种称作石女的女孩,是发育不完全造成的不会生孩子,只因为我们邻居家曾有过一个这样的女子,好象是不能嫁人的。听老师说她不会生孩子,便联想到了此。

  “她是生疬子经生坏的。所以不会生小孩。”

  “哦!”我象什么都懂似的答了一声,其实生疬子经怎么会生不出孩子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后来我丈人与妻子都要我再讨一个小老婆,帮着生个孩子。我不要,我们夫妻很要好,也就没讨。所以我兄弟有了孩子后给了我一个女儿,就是现在的女儿——陈玉嫦。”老师讲时态度随意得很,看来他家是个开明的家庭,女儿不是亲生也不避人。

  不一会,我也轮到接济了,哥哥为我送来了很大的丝绵被,他知道我体弱怕冷,还用兰格子布做了一只袋,这样洗后只要一袋就可以了。哥哥对我的支持和关心,使我想起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想他们都是了解我的,都不会相信我是反革命;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新被头送来了,我原有的老棉花毯被头可做垫被了。接济后我在学习时提了出来——分一半给黄显忠。可是不能马上给,要到星期天,借来剪刀才能一分二。此事小组中当然没人反对,也没人说好!可我在我们的小监中却受到了“全体组员”的表扬!不但老师说我好,张佩隧和王继生也表扬了我,他们说在监狱中象我这样派头大的人极少,没见过。当然他们要是见过的话黄显忠今天也就不会没有垫被了。

  我愿送垫被,黄显忠愿要,队长也同意。那么就等星期天借来剪刀一分二就可以了。黄显忠多年来没垫被的事就能解决了。不!没有,没有解决!这就是监狱。说变就变,因为你是没有人权的,没有自由的。它比军队更集中——军队还要宣扬服从命令。这监狱用不到宣扬服从命令,没有不同意的选择权利,要你怎样就怎样,只有服从……。

十五 老师病了

  家事、趣事、伤心事;案情、狱情、儿女情。近一个月下来谈得也差不多了。我与老师是师徒,也可说是狱中遇上的知己,以至老师后来送我印谱时题字称“培鑫仁兄大雅正之”。在碰上谭金时老师说我是同窗同学。又碰上了二个不知汇报队长的好人。当然,不谈天说地是太可惜了,实在没什么话说了老师说书给我们听。老师的说书只下真迹一等,应另取一个名称——叫做背书吧!因为老师讲书中的人物、事情、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只是不能与艺人们声情并貌媲美。

  我在五十年代也受父亲的影响爱听书,但听得不多。现在一听老师背书就知道他是个书迷,在外面一定听得很多很多。

  老师说他小时侯,还不愿走路的时候,大人就背着他去看戏,听书。所以大了以后也一直喜欢看戏听书。

  “你从小喜看什么戏,听什么书?”我问老师。

  “当然是京戏昆曲了。”老师说,“听书嘛!不管什么书只要说的人好,都好听。”

  我也要表现一下自己也自幼看过京戏说:“我小时侯也看过京戏,那是父亲带我去看的。记得我第一次看京戏是在黄金大戏院,演的是:官兵打不过强盗,这强盗还有一个既好看又有本领的妹子。有一个人帮官兵打败了强盗,结果做官的反诬那人放走了强盗,把那人捉起来要杀。强盗知道了反而到刑场上来救他。救出后,后来还把妹子嫁给了那人。”

  “噢!那是《白水滩》戏!”老师马上就说出了那场戏的名称。

  “书我也听,起先听的是《珍珠塔》。那是五十年代的时候,父亲书票是一月一买的,记得是靠近我家的蓬莱书场,父亲没空去听,就让我去听了。听出味道来了,第二天我也买张书票去听。说书中途换档时,还有点心买来吃。父亲不喜欢书场里的点心。有一次,听完书父亲与我一起到对面(那是正宗的蓬莱市场小吃)吃点心。父亲喜欢吃牛眼睛,我见牛眼睛有点怕,吃了牛尾汤。”说完又加了一句,“与父亲一起去听书、吃点心,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那你还听过些什么书?”老师问。

  “后来我只听《四杰传》了,不管谁说都爱听,听得最多的要算张文倩、徐文萍的搭档了。因他们在西园书场说,离我家近。”我略一停顿说,“珍珠塔等书都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一套。犹如换几个人名就是换一部书。只有《四杰传》一书虽写的也是才子佳人,可从头笑到底不落窠臼独有特色。”

  老师有些不同意我的观点说:“书只要说的人好就好!开篇只要唱的人嗓子好便好。”忽然老师象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哎!你知道徐丽仙吗?”

  我答:“知道,不是那唱得出名也难看得可以的评弹演员吗!人称小老太婆是吗!”

  “呵!我真佩服她。”老师赞叹地说,“你知道她是一个字也不识的文盲吗?”

  这倒使我吃了一惊,我瞪大了双眼。心想,我听她说过书,象是对文学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会是文盲呢?

  老师没等我开口:“她是穷人家出身,从小家境很苦,没有读过书。学评弹正是不容易,全靠背在肚皮里唷!”

  在与老师同监的最后几天里,老师既讲《珍珠塔》又讲《玉蜻蜓》;既讲何文秀又讲金贵生……总之这是监中的幸福生活。

  我除了拆纱头、听老师讲故事外,还有一件事是习篆文,并且想起什么特别是姓氏来就请老师写。

  一天下午,天好象不太好,象往常一样老师在为我写些样子。忽然王继生对我说:“许培鑫,你不要叫他写了,他大概身体不大好,在打瞌睡了……”

  我立即回头看去,只见老师在打盹,手中虽拿着笔和纸但没有写。

  “老师,你怎么了?快不要写了,快不要写了!你要睡,我为你铺被。”我一面拿去老师手中的笔和纸。

  老师没说要睡说:“肚皮难过。”

  “要不你靠着,闭目养养神。”我嘱老师。

  老师听我的话,闭着眼睛瞌睡起来。我说:“老师你不舒服,尽管靠着休息。纱头我会替你拆的。”说完我总算努力拆起了纱头来。

十六 老师“死了”

  第二天早上,老师只是说肚皮不舒服,他还勉强起身,洗脸刷牙。待吃早餐时,老师只吃了很少一点就吃不下了。怎么办?我们大家议论后,决定让老师把多余的粥留在茶杯中,因为中午没有粥了,老师可能是胃病。

  早餐后医务犯例行要走一圈,谁生病随时可叫住他给看看。当医务犯走过我们监房门前时,我帮老师把他叫住。(医务犯是改造中的医生,仍从事治病工作,是监狱中为犯人看病的犯人)一个中等身材,长脸,穿着白大褂的。他问老师:“什么地方不舒服?”

  老师二手按着胃部说:“肚皮不舒服……”

  医务犯手伸进铁门,揿了揿老师的肚皮。我也不知道这样揿揿能揿出些啥花样。随后他说:“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老师伸出舌头,我一见老师的舌头,觉得苔很厚,且二面发紫,象是缺氧。

  医务犯看了说:“我给你打一针好吗?”一面马上拿出了金针。

  老师有些不想打,可能是害怕。我在旁边说:“打一针吧,稍有些痛,会有效果的。总之,金针打不坏人。”

  其实我六二年时跟人学过针灸,不过那时没说。老师听我一说,也就同意打一针了。

  医务犯嘱老师把肚皮贴在铁门的空挡处,这医务犯可说是不会行针,他只知进针,不知旋针、得气。并且一下子便进得太深。只听见老师:“唷!”的一声,人向后一退,针也就退出来留在医务犯的手中了。

  医务犯见老师跑进去了说:“别进去,你这样我怎么能打针啊!来,过来。”

  老师再也不要打了,他可能见刺得这样深害怕了。我呢?我也有些害怕了,因为他刺得太深。他刺的穴位是中脘,我暗暗想不要刺成胃穿孔。虽然说腹部深如井,但也有一定限度的,把胃刺个孔怎么办?所以我也不再要老师扎针了。

  这医务犯却还不满意起来说:“人家要我给扎针,我还不给他扎呢!现在给你扎针你还不要!”听他的口气好象老师还有些不识抬举似的。

  我心想这样蹩脚的技术,知道的人还会要你扎吗?混蛋,还要自吹。但又一想,他可能是西医学中医,他的行针技术本来就比赤脚医生还差些,只是他有了西医的牌照,所以也就为人扎针治起病来了。

  老师针肯定扎得没好处。药也没吃,毛病就算看过了。

  上午学习他没有参加,也算是一种请假,躺在小监里,中午饭没吃,下午晚餐也没吃。

  第三天早晨老师拉肚子,我见他揩在草纸上大便的颜色不对,知他胃出血了。心想大约是昨天针扎得太深胃穿孔了。老师大便完,我掀开马桶盖一看,果然象柏油一样黑,于是医务犯走过时,我把他叫住,好的是不是昨天的医务犯了,他年龄要小些,看来也能干、负责些。他一听我介绍,立刻叫队长来开了封,然后走进来,开马桶盖看了看说:“恩,有锋……蛮凶的。”我也听不懂他说的锋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他也肯定了我的说法——胃出血。他又说:“我去拿担架来,把他抬走。”

  一会儿,他还带来了一个抬担架的医务犯及担架。我急忙轻轻地帮着抱起老师的上身,医务犯抱的是下身,抱上担架后,我又把老师被子塞好,只能看着他们抬走了。

  我从早一直盼到晚,老师没有回监房。一天是什么滋味我也说不出,好象从早到晚什么事情都没做过,天就黑了。心中只是在想:老师怎么了,不会有事吧!怎么还不回来,是住院了吗?

  天又亮了,开封后有劳役犯来拿老师的东西。我把老师的东西略加整理,一面给他们一面问:“陈巨来回来了吗?他被换到别的监房去了吗?”

  那劳役犯叫张士祺,他可能还是楼面劳役犯的头,发纱头、收纱头也是他。说话嗓音颇响,个子比我略高,年龄也比我略大,有一副和善的面目。他回答我:“住院了,凡是住院的人东西都要进库房。”

  所谓库房,也就是楼面首尾剩下的几个监房,不关人,作存放东西的地方。我心中默默地祝愿老师平安健康、早日康复出来,最好出来时仍关在原处……

  这几日已是靠近十月一日国庆节了,记得那次国庆节轧去了一个星期天,也就是等着借剪刀的日子。所以垫被也未分成,只能等下个星期天了。

  监狱中的星期天,广播中常放些革命歌曲。这次十月一日象外面一样“放假”二天。这里的“放假”是可以不拆纱头,也不学习,可向政府借根针缝缝补补。每天因为国庆还特别增加了一顿荤菜——六、七块象麻将牌大小的猪肉。广播中的音乐当然放送得比星期天还要多些——“水连着水,山连着山……”、“有一只雄鹰飞翔在亚得里亚海上空……”。特别是《中越人民友谊之歌》,抒情、优美,唱得也好。自从我被隔离至今,已有二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又出来了这样抒情的歌曲。这只是到了这反革命三号楼时才听到的,真好比是久旱逢甘霖。我想贝多芬的黄色音乐大概快要平反了吧!

  有人在乘此机会大拆纱头,以求提前释放与减刑。我却从来未做过这样的美梦。除了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文章外,就欣赏广播中的音乐。远想亲人,近想老师。想而不得,倒也可以饭来张口,水来伸手。

  国庆才过,也就是三日上午,刚开好封,不叫学习,却点起名来。“点到名的出来!把东西整理好……”有人叫着。

  我也被点到了,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大家的心中都知道要“发配沧州”了。是好是坏,是近是远谁也说不准。

  我这时想到答应给人的垫被还没分,很过意不去,但这能怪我吗?我发现点名的人是张士祺,就与他说明要去与黄显忠说明一下垫被之事。张士祺同意后,我急急走到黄显忠的铁门前,蹲下对他讲我要走了,垫被没法分了,你只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再想办法吧。黄显忠显得无所谓:“没关系,没关系!你走好了。”

  排队走时,我发现张士祺自己也在里面,趁机会我轻轻地问他:“陈巨来好了吗?出来了吗?”

  张士祺说:“是不是就是那个老头子啊?”

  “是!”我答。

  “死也死掉了!”他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再讲上一句话就错过了。然而我却接受不了。心想,胃出血会死吗?会三、四天就死了吗?这里我想起过去听人说起过的市监医院设备好,医生水平高。不会死,我坚信老师没有死……他不会死。

  我们这批人被解到了一队——劳动牌板头厂。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张士祺在一个中队中——一中队乙班。才见面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陈巨来死掉了的?”

  张士祺对我说:“他的东西都拿出去了,不死不会拿出去,他好了还要回来。”
  
  我还是接受不了——市监医院难道不要刷牙洗脸,换衣服吗?东西可能送了市监医院!也可能老师上了八号楼(尚不够条件进市监医院而需治疗的病犯关押的地方)。

  有时我想得更好——老师!你又有象沈钧儒那样的人来救你了,或许你保外就医了,或许……或许我想不到的原因……但你没有死,你没有死……

十七 被多关了五十天

  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我刑满释放了。但没让我回家看看。原因是释放前的“三查”写得不及格,通不过。

  “三查”是哪三查呢?大致是一查罪行,二查改造表现,三查对罪行的认识吧。

  整个一队大约从未有过象我这样写“三查”的人了:我第一查——查不出罪行。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当然也就查不出了。判决书说我抗拒交代,还据此依法从严惩处。我觉得不是抗拒交代,我实在是没有罪行。要求你们告诉我,你们又说防扩散。我说防扩散是防向外扩散,怎么连我本人也防起来了呢?你们就说我装,不老实。服刑后也不告诉我,要我自己去想,我七年下来还是想不出,所以查不出。

  第二查,查改造表现:我认为我的改造表现是最好的了,因为我没有罪还能服从你们对我实行的强迫改造。做到不破坏、不捣乱。平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比起有罪行的人不破坏、不捣乱来说,当然要好了。原因就是我本来就是个能自觉改造的人,不需要强迫改造,是你们抓错了,硬要我进行强迫改造嘛。
  
  第三查,查认识嘛!我从来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从小受党的教育——解放后读的小学。也愿意听党话跟党走。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对我个人错判了,那是小事,不影响我听党话跟党走,并且相信党知道判错了,一定会为我平反——有错必纠嘛。

  我“三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代表政府的队长看了我的“三查”说我根本不是“三查”,是翻案。他大概以为说我翻案我会害怕,哪里知道我根本不怕,我承认是要翻案,七年来从未停止过要翻案,现在还在写上诉。再说我从判刑的第一天就决定了——要堂堂正正地活,不能低着头活,不平反也不能受辱。要不!我不把牢底坐穿把自己的屁股坐烂总可以吧!本来就是要翻案的,你不叫我写“三查”我还没有机会呢!

  队长本想把我吓下去——他吓我是有本钱的,那就是到了时间不放你出去。我呢!我也早就准备了这一点。在看到比我早一些时间出去的人都要带一封信到派出所报到,以便派出所和群众进行监督。我就放过言——给我这样的信,一定撕掉不可!我七年关下来了,准备再关七年。“四人帮”已打倒,反革命案都要复查,恐怕再也关不了我七年了。

  我与队长理论起来,他见吓不倒我,也就不与我正面辩什么了,只叫我到监房中去通。

  有趣的是整个小组的犯人听我读了“三查”后,他们都吼了起来,有的简直想大打出手。我是仔细辨别他们是真的要打我、真的恨我呢,还是假的。他们终于没有打我。我想他们归根到底是一群可怜的人,在乞求提前释放或减刑。要不,他们这样地与“四人帮”一条心,要求改造,那“四人帮”没打倒时怎么也没有请他们出去呢?

  我的“三查”肯定是通不过的,队长要我重写,我对队长说:“你要我瞎写吗?我瞎写你也不要,我也写不来。这是我查过以后写出来的真实认识,所以重写还不是再抄一边吗?”

  我的“三查”就这样搁了下来。刑释的那天,本想大约他们不会放我的,思想上也做了这样的准备。可竟然叫到我了,我出了第三道门,可不让我出第二道门。只不过是少了一道门。那时我想若不平反,还不如不出去好,省得在外面受侮辱,形势对我有利,不用急,等一等再说。

  我在二道门与三道门之间还写申诉,这里的队长不让我出去直接投递,一定要让他们转。我答我在狱中写的申诉都卡死在你们手中,你们能转吗?

  我绝食了,躺着不起来,队长嘱余殿基为我买饭菜,每天汇报情况给队长。感谢他为我每顿购饭菜,又每天汇报队长我不吃。更要感谢樊成林怕我饿坏,买了半斤果糖塞到我床上,我三天未觉饿肚。

  三天后大队中一个什么队长来要我把申诉给他看后,由他派人陪我去邮寄。我的申诉写了很多天,有一万多字,被他拿去岂不白辛苦了。樊成林在旁边帮我捧着队长,给他戴高帽子——说他最讲信用,说还你,一定回还你,说派人陪你去邮寄,就一定会派人陪你去邮寄,从不失信……

  我早就算到他们是怕我涉及狱中的监管,怕连累他们。所以我申诉中对他们的一切只字不提。最后嬉闹了一会,樊成林自充保人,那样我终于把申诉交给他检查了。

  三天后他终于一张不少地还给了我,还指定了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到五角场邮局邮寄了。

  如此以后,我也就安心了。他们不放我回家我也不求他们,也不与他们争辩。象还在改造时期一样。

  一次,我生病,厂医(刑满的医务犯)说他们看不好要到江湾医院去看,我便向队长说了,要求他派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以便你们监督。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江湾医院在哪里,由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不是很好的事吗!

  队长倒也好,也变得聪明起来了。我叫他派“工人”陪我去以便监督,他倒反而不要监督了。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但嘱我看了病不要回家,马上回来,到他那里去报到。

  于是我一个人问清了江湾医院的所在,去的路线,乘什么车子。我只是去江湾医院看病,什么地方都没去,不过二个小时许,就回到队长那里。他见我这么快回来了,大约觉得再关也没什么意思,略微问了问看病的情况后,嘱我星期天早晨在二道门处等他,由他送我出门让我回家看看……

  就这样我被多关了整整五十天,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七月十日——我生日的日子。家中一无准备,只母亲一人,见我回家叫了一声“培鑫。”眼泪便滚滚落下了……

  这样我就开始了一年不足些的厂员生活,直到复查到我便自己不去了。

  象我这样刑满前“三查”不了了之的,是“一队”历史上也许仅有的一个。(刑期中被复查到后,平反的当然不写“三查”)

  我之所以胜利了,不仅是我有理,因为我被判刑前也很有理。我的胜利,是因为形势对我有利。“四人帮”打倒二年了。华国锋当主席,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的反革命都要复查,错的都要平反。另外在具体问题上我“三查”不了了之,没吃到大的苦头,是因为队长中毕竟好人多坏人少,他们未必个个对“四人帮”看得顺眼。

  从刑释到平反,还有一段路,不一一细说。有一事实在气不过,还要提一句,被冤屈了八年,失去自由,消磨了青春。平反是什么损失都没赔偿,法院发了二百元,还说是补助我生活的——是补助!我劳动了多年是不应该有工资的!第二张判决书不叫平反书,一声错也不认帐还说判我刑只是证据不足,看来它有一天找到了证据还要抓我进去,“四人帮”的阴魂是不容易散去的。

十八 老师没有死

  平反后我可以去以前的朋友家走走了。想到了老师,便立即又想到了年轻时候的挚友——魏景山。因为他是画院的,可能会知道些老师的情况。

  若老师真的死了,那么已六年多了,老师的女儿、女婿又都不认识我,去也没有必要了。然而我希望老师没有死,他还好好活着。我战战兢兢地到了景山家。

  景山和勇士(景山妻)和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显然他们不会把我作反革命看待,也不会把我因改造过了而有所二样看待。过去我与景山见面时常常要请景山为我速写一张画像。那天象八年前一样,景山又为我速写了一张像。谈话中我问及了陈巨来。

  景山回答我说:“他大概没有死。”

  我的热血马上上冲沸腾,心跳也突然加快:“他没有死!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张士祺说老师死了,不肯相信;现在听景山说老师没有死又怀疑起来了——真是不知道怎样的话,一听就能相信。
  
  景山说:“他画院现与我们是一个画院,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都一个个地开了追悼会,没听说开陈巨来的追悼会。”

  不过,我还有些不放心。临走我要景山为我去打听一下:陈巨来究竟如何了。我下次来听回音。景山很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第二次去景山家时,景山确切地告诉我陈巨来确实没有死,并且住在老地方。

  我的天哪!我第二天就去了老师家。

  果然如老师所说的地址记不清了。脑海中好象只是二十二、三十三这样的数字。好在老师说的是富民路靠延安路一端是清楚的,有个电话亭更不会忘记。

  我来到富民路北端,果然看到一弄堂口有一电话亭,旁边还有一个戴红袖章的中老年人。文革结束了,可红袖章还在。我便上前问讯,果然那人立即为我作了指点。原来就在电话亭对面一个门堂内。

  我走上楼一进老师居室的门,老师立即认出了我,并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许培鑫!你来了,请坐,请坐。”可见我时时惦念着的老师也时时惦念着我,从未将我忘怀。我随意地坐在老师的对面,一位比我梢大一些的女子为我泡了茶。我问老师:“这就是玉嫦姐吗?”

  老师说:“对对。”

  玉嫦姐人很和善,对我也一点不见外。

  我与老师一见面,真是不知话从何处说起。我把不平反不能来看老师的想法与做法告诉老师。然而老师却说:“没关系,没关系!早就该来了。反革命都要平反的。”

  随后我把从与老师分开起,张士祺说你死了——魏景山说未听说开你的追悼会——待魏景山为我打听到你确实健在。于是我马上就来,也就是今天了。

  老师听说张士祺误以为他死了一点也没有不高兴,相反对我说:“说我死了的人多啦!上海有,香港也传。上次香港来的一位朋友就以为我死了,香港传我陈巨来死了,传得够多够广呢!”老师略停了一下又说:“不但传我死,还有人盼我早点死呢!”

  我听了不解地问:“怎么要盼你死呢?”心中想老师有些什么仇人?

  老师说:“有些人搞篆刻,我不死好象泰山压顶一样,压在他们头上,他们总称不了第一。我若死了,他们才高兴呢!他们都可以称王称霸了,所以盼我死的人还不只是一个二个呢!”

  我压低了声音问老师有哪些人?他清楚地讲的是师弟叶露园。其次老师说:“我现在刻字每个要一百元,而钱君匋只卖二十七元。一百元有生意,二十七元的还卖不掉,没生意……”

  老师接着说:“有人盼我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然而我就是偏偏死不了,活得很好。”

  后来老师又谈他出狱早,那时还未平反,里弄里还常常要批斗他。他走不动,就由他女儿背进背出让他们斗。

  说:“我的女儿真好。”

  当然我也谈了——明知文化革命中的反革命都要复查,我刑满后还要宣布我戴顶反革命帽子,我责问队长:“共产党的天下千年万年长,我个人的生命有限,为什么我个人尚能耐心等待复查,以最后确定是不是反革命,而你政府部为什么等不住了,要在复查前再宣布我戴一顶帽子呢?他们被我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其实只是让我拿二十八元一个月工资,我拿了半年还多。”

  当天我与老师谈得很愉快。老师的记性特别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告诉我淮海战役中的炮兵团团长徐曙也出来了,徐曙出来后来看过老师一次,说是回山东去了。

  临走,老师一再叮嘱以后多上他那儿玩。

  后来我被安排在工交汽车二场工作,我去老师家的次数就更多了。因我场门口的四十九路公共汽车可说是一直开到老师的家门口。回家再上四十九路转二十三路电车到老西门。中间转车处是黄陂路,黄陂路正是花鸟市场,也是当时上海唯一能买到廉价印石的地方。记得一有机会——病假、调休,或提前下班我总是要到老师家,随后再到花鸟市场看看石头再回家。每星期至少一、二次,我成了老师家的“长客”。

十九 取了艺名“师来”老师说好

  我北京有个要好的朋友,是何亚农的侄孙子,父亲是五三年从美国福特汽车厂回国的二级教授——何泽宝。他家与陈半丁又是世交。他从小与陈半丁的儿子——燕麟一起长大。所以也有书画的渊源及爱好。他知道我跟陈巨来学篆刻很支持。

  那时,陈半丁家被抄家去的古玩字画等大部分发回了,燕麟又从浙江回家探亲。于是他与燕麟二人买了空白印谱,花了一天的时间打了六本陈半丁的印谱,给我寄来了一本。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拿着印谱给老师看,老师看后说:“陈半丁的印刻得很好,他是跟吴昌硕学的,不过这本印谱不全,他有些刻得好的自用印未见,不知何故!”

  我听了老师的介绍,一面想老师好记性,陈半丁还有些刻得好的自用印未打上去都记得!另一方面想起了老何寄印谱给我时附信说因时间不够,半丁的一些太小的印没有打上去……我想他们把小的印嫌麻烦,当然漏掉几个大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我下决心去一次北京,重新打一分完整的陈半丁印谱。

  可是当我到北京打印时,老何却说:“较大的印一个也未漏掉,未打的只是一些扇面章之类的小印。”但我不管,既来了北京就要重新打印。

  陈半丁的遗孀——三娘,对老何特别亲热,因老何与燕麟从小一起长大,所以把老何作儿子看待。老何管她叫老太太。她是陪伴陈半丁至死的妻子,陈半丁的孩子也都是她生的。

  陈半丁家的古董字画都由老何全权代表去争回来后,老太太还一定要原来被扫地出门的四合院。那太不容易了,是老何帮着一直上了法院才要回的。

  我到北京说明来意,老何马上陪我去拜望了老太太,老太太非常痛快,当即就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们打印起来,并且陪伴着老何聊天。

  一大旅行袋的印章,印泥缸是她家的——一个方形的青花瓷缸,一看就知青花是苏泥勃青烧成的,我提高了看底上的印鉴——宣德年制。

  我与老何整整打了一个下午,共打了二份。由于印泥太干了,不容易打,最后终因晚了,不好意思再打下去而放弃了一些扇面章。

  打印时发现有好多黄冻印被用红漆编了号,老何猜测是田黄。我推测北京的老法师们对印石比较外行,把黄冻都看作了田黄。

  老何还介绍说:“陈半丁是北京城中第一批被抄家中的一户。今天红卫兵上街,明天红卫兵就到他家抄家。后来知道是康生点名抄的,抄去的东西都不准别人动,第二天康生就来挑。故除了给康生挑走了些外,别人都不敢动,平反后总算基本上拿到了数量。但半丁老人叮嘱儿子最要保管好也是最贵重的一张画——北宋易元吉的狐狸给康生拿去了。”

  我听着老何的介绍想想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呵!原来一开始就是抢东西,这比强盗抢劫更彻底——东西全抢走还扫地出门。又想:原来这抄家一事不是红卫兵什么自发的运动,而是大名鼎鼎的康生眼红别人的东西,唆使来抢东西的小强盗,康生则是大强盗、黑后台。老师所以说的有些好的自用印未见,恐怕也因印石名贵而给康生抢去了。

  我抽空还去了车公庄的小市,买了几件上当的古玩,老何见我喜欢古玩,我临行时送了我一只朱彝尊制的小笔筒与一只有些破的宣德炉。

  回沪后,我把打来的印与老何送给我的二件古玩,给老师看。

  老师一看笔筒,尚未看字就说:“根据这笔筒的脚的形状就知这是嘉庆以前的东西。这宣德炉是明朝的,这是最大的一种了。”老师还对我说:“某××(姓名忘了)专门收藏宣德炉,收了二十几只,每只都擦得铮亮。”老师又补充说:“别的古董不能擦,就宣德炉外面能擦,里面不擦,非常好看。”

  最后老师说:“你这次上北京最大的收获是打了一本陈半丁的印谱。”

  过了一段时间老何要到上海来玩,信上说还要拜望我老师。

  我去老师家谈起说:“老师,我有个朋友要从北京到上海来玩,他说要来拜望你呢!”

  老师非常随便地说:“你让他来玩好了。”
  
  “他说他的八爷爷叫何亚农,是三十年代有名的收藏家。”我又添了一句。

  老师一听说:“嗬!何亚农!”

  我问:“老师认识?”

  “大有名气!”老师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

  我说:“我的朋友说,他的八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是有名的大汉奸!”说完笑了。

  老师说:“他是汉奸,但更是大收藏家。在国内谁不知道。”接着好象又亲热了许多,“你叫他来,叫他来。来玩就是了。”

  老何到上海后我俩挑了一天的上午,计算着老师该起来的时候了,就到老师家。不料,老师还在床上,他见我们到了,马上就起床。我们在旁边坐着,玉嫦姐为我们泡了茶。

  老师才穿上衣服坐上他每天习惯坐的沙发,见何元信手中拿着东西便问:“拿的什么东西?”

  老何是必恭必敬地启了启身说:“老师,是一幅画和一手卷字。”

  “拿来我看。”老师说着伸出了手。

  老何连忙提上手卷。老师一打开手卷就是一叠连声地:“好,好……”原来是明朝董其昌的千字文,老师一面看一面指着这手卷的纸对我说:“许培鑫,你看!这就是明朝的竹纸……”

  我在旁:“噢,噢!”地答应着。

  手卷还未看完一半,玉嫦姐为老师倒来了洗脸水:“爹爹,洗脸吗?”玉嫦姐问。

  “洗,洗!”老师一面把手卷搁下,一面在方凳上洗起脸来。我见手卷可能要碰上水,便拿了起来。

  我问老师:“还要看下去吗?”

  老师答:“要看,要看!”洗完脸老师用杯中的水漱了口,老师是不刷牙的,因为他牙都掉了。

  没有想到老师洗完脸仍仔细地把千字文看完,随后:“好,好!”连声。我想老师的造诣是与他的爱好分不开的,他看完千字文象吃到了久违而又十分对胃口的好菜一样。随后又伸手要看画。

  老何马上把画递给老师,拿起天杆往后慢慢提起,老师二手拿着轴头缓缓把画舒卷开。

  老师看了画又是连声说:“好,好!”原来是石涛的一幅芦雁图,老何管它叫“大鸭子”。

  “老师,你看这画是真是假?”老何恭敬地问。

  我想,老何真扯谈,老师这样一叠连声说好,还会是假吗?

  “真,真!”老师说。

  “会不会是张大千做的假?”老何又问。

  “不会,不会!不是大千绘的,是真迹。”

  后来的谈话才知道:原来老何帮陈半丁家要回了抄去的东西,亲自用大车把它拉回家;还为陈半丁家的房子打官司,要回了四合院。那太费力、太不容易了。老太太要谢他,他什么也不要。燕麟回家时老太太一定要儿子谢谢他。燕麟一再问老何:“你说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呢?”

  最后,老何说:“你就把你家过去客厅里挂的‘大鸭子’给我吧!”

  于是燕麟很高兴地把这画赠给了老何。

  听说陈半丁发还的书画中单是石涛的画就有四、五十张呢!从康生要抢的东西来看,石涛的画还够不上级别。

  老何说:“我怕石涛的画是张大千所假,想老先生挂在客厅里的东西,有人常来常往,见是假石涛不要下老先生的脸吗?所以这一定假不了,我就只要了这一张。”

  老师说:“聪明,你真聪明。”

  老师的早餐是一块奶酪和几块饼干,当然也是玉嫦姐送到老师的手上的,难怪老师开口闭口都是女儿好了。

  我们一面谈书画,一面也谈何亚农的收藏之巨。老师用完早餐,老何对老师说:“老师,给培鑫取个名吧!”

  老何比我大四岁,把我看作兄弟。

  老师说:“对,对!”一面抬头想了起来。

  老何大约在思想上有备而来,他看了看老师说:“齐白石不是有个学生叫娄师白吗?培鑫就叫许师来吧,老师你看可好?”

  老师听了说:“好,好!叫师来,就叫师来吧。”我师来的名字就这样有了。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师仍习惯地唤我许培鑫,这姓名是从市监唤到现在,习惯了。所以我一想,父母给取的名字也不改了,就把这师来作自己的字吧。为了与名相通,亦作师磊。但至今象所有现在人一样,不管什么场合都以名行,只不过刻个师来一只图章罢了。

二十 陈巨来的学生就是有名的

  我到老师家主要是学习篆刻,由于我去的次数多,也碰到过很多来学的人。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可说是无私了。

  他从不收任何人的费,而最高贵的还在于不论是谁只要你是学篆刻,老师总是来者不拒,悉心教诲。

  在学生中有老师朋友的小辈,也有朋友介绍的,更有学生带来的,更值得介绍的是没人介绍从不认识而是自己慕名而来的,老师都教得认真,并且会嘱你今后常来。

  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报酬来说,老师只要你以后刻得好就是了。目前如何呢?目前只要叫一声“先生”。

  我在外接触的很多朋友,说起我是狱中拜陈巨来为老师的,他们竟非常羡慕,有的甚至说:能拜到这样的老师叫我去吃七年官司也愿意!可是,他们是无论如何想不到我老师收学生是这样随意的。可见老师之大量和漠视金钱之一斑。但他们中受其他“名师”的影响,却没有一个空手去拜访、去求教的。

  老师晚年身边大约有二、三十学生,我不太熟悉他们的姓氏是因为老师没有对学生之间作介绍的习惯,碰上次数多了,或者向老师问了才多了解些。例如有一同学很用心,每天刻一方。并且还很惜印材,常作六面印。老师教育他用不着每天刻一方,每星期刻一方也可,刻二方就足够了。问题是要多看多琢磨。我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与编辑搭界,不是自己是编辑就是父亲是编辑。

  还碰上过一个姑娘,打扮得有些武腔,一眼看去就知是港、澳来的。跟老师学篆刻,桌上一张纸写着篆文《诗酒乘年华》。她大约正欲刻此印吧。我后到见后问老师这位是师妹呢还是师姐?老师答:“师妹,当然是师妹了。”我照例抽烟时递给老师一支,老师照例放在一旁(老师说他每天只在饭后各抽一支烟,每天只抽三支,决不多抽。我到后抽第一支烟,总是要先递一支给老师,老师照例放在一旁说午饭后抽)。可是耳伴忽听到“嚯!”的一声响,那姑娘自己也点燃了烟抽了起来。我觉得她好象在向我示威,又觉得她在责备我——怎么!同样是吸烟的人,为什么不递一支给我?

  我心中只能向上帝叹息——我哪里知道她也抽烟呢?大陆上的姑娘几乎没有抽烟的。

  抽烟是话外之话,但问了老师是师妹呢还是师姐?也只得到是师妹的回答。

  还有陈之或陈述的儿子等不常来的。除了陈佩斯以外,老师朋友的孩子只是听说。见过面但太少来,我见面也不认识了。

  老师还有一种学生,其实是老朋友的学生,也常来看望老师。他们并不学篆刻,但也做学生论——如张素心是老朋友胡亚光画家的学生;岳美堤是老朋友戏剧家俞振飞的学生。老师对我介绍岳美堤是因为说她是的的确确的岳飞后裔才知道她的。

  在这桃李芬芳的环境中,我学习非常方便,有时老师教别人也就等于教我了。

  老师对我的关怀胜过常人,他不但教篆刻,还关心我为我介绍对象:老师说:“有一女的是香港人,大有钞票,人非常觑(方言,指漂亮)。要我帮她在国内介绍一个对象。今年四十,生得雪白,是香港有名的白妹妹。她的要求只有一点,就是要有名。你要吗?”

  我一听,首先觉得奇怪,也接受不了——结婚找对象只求有名外一无所求?瞎子、麻皮、跷脚、癞痢你都要。香港属自由世界,人自由了,结婚不讲门当户对也不要了志同道合;不需要感情、恋爱;外表、年龄,只要有名,这有名真的有这么好吗?

  随后,四十岁的年龄,说她长得雪白那可能,说她还非常觑!未免有点吹嘘了。只听说女大三十一只瓜,没听说女大四十一朵花的。不过出于礼貌我不好说不要人家,我对老师说:“人家要的是有名的人,我怎么行呢?吃了七年官司也没有吃出名来!”

  老师一听,立刻高声地说:“什么!你是我陈巨来的学生就是有名的,我陈巨来的学生个个有名!”接着用手指着我,有些象吵架一样,“许培鑫!你要吗?要吗?你如要,定归成功!”

  我看着老师的神态,好象见到了老师丈人在逼老师一定要马上当面回答一样。但我正与一个美丽的姑娘谈上了。所以我说:“不,不!我已有对象了。”

  老师一听我说有对象了,倒也民主,就算了。

  后来,也听到过几次关于白妹妹找对象之事,只是我并不关心。

  一天老师忽然叫玉嫦姐拿了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是男女二人站着的合影。那女人身材苗条,手臂全裸,戴着太阳眼镜,优美非常。老师说:“喏!这就是介绍给你你不要的白妹妹。”

  我听说白妹妹懵了,这白妹妹是四十岁了吗?我眼前见到的照片上的姑娘,那样秀气年轻,虽不见她的眼神,但从她美丽的脸庞中已透出的精神也足以使人着迷。这分明是二十四岁,哪里是四十岁!我想香港人富裕了,生活好了,人也不会老了吗?

  这时玉嫦姐问了一句:“杨羊还有没有意见?”

  老师回答:“杨羊还有什么意见?他是一只老虫跌在米缸里,还有什么意见。”老师回过头,面对着我说:“你不要,挑挑杨羊!”

二十一 “同窗学友”谭金

  一天我到老师家见有一上了年纪的人,他也许坐了一会了,见我到便站起身来要走,老师也不请多坐一会,他走后老师对我说:“他就是谭金。”

  “他就是谭金,就是那个爱养蟋蟀的谭金?”我问。

  老师一听我知道他爱养蟋蟀就问:“你是怎么知道谭金爱养蟋蟀的?”(方言蟋蟀叫才吉)

  我与老师谈起了我的家是养蟋蟀的世家,父亲解放前是蒋福钿家专事养鸟养蟋蟀的养师。解放后蒋福钿去了香港。上海市过去养蟋蟀作为赌博也禁了。可是到了五十年代下半期养蟋蟀又兴起来了,那时最大的蟋蟀养户便是谭金了,听说他也养到了一千盆,这是只有蒋福钿在解放前才养到这么多。另外听说有个叫张大炎的也养到了三百盆,高钟云医师也又养了起来。

  这些情况都是前文说的徐寿头来我家谈起的。徐寿头因妻子反对还把蟋蟀养到了我家。我才十几岁就听说了。特别是有一事象笑话一样说谭金大老婆未讨,小老婆却先讨了二个。这对我来说是永远忘不了的。为什么忘不了呢——那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不叫做讨了一个大老婆,一个小老婆,而要说是讨了二个小老婆呢——就好象不吃第一个馒头,却先吃了第二、第三个馒头一样。

  还由于我也是个养蟋蟀的迷,所以对谭金二字就记得特别牢。后来从报上知道谭金被抓去改造,原因有二:一、养蟋蟀赌博;二、走私字画,甚至走私了宋徽宗的画到香港。我还为他可惜得很,我的可惜是因为怕以后再也没有人会这样喜爱蟋蟀养蟋蟀了。

  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了老师。老师说:“什么走私,上海是他家,香港也是他家,从家里拿到家里罢了。现在又在捧他做上海足球协会的名誉主席了。”

  “他还喜欢踢足球?”我问。

  “不,他哪里是踢足球!因为他有钱嘛,要他拿些钱出来罢了!”老师又说,“谭金一出来,与他的儿子及另一个朋友一起做了一笔生意就赚了三千万美金,他们每人分一千万美金……”

  我简直吓了一跳,钱怎么这样好赚,倘也能让我去这样赚一些就好了……

  “他起先吃官司时吃的用的,什么东西都是外面接济进去的,不吃里面一口饭一口水的。不过,后来不可以接济了……。”老师补充着说。

  没想到三十八岁的我在老师家中竟碰上了二十年前就熟悉了名字的谭金。

  老师说:“谭金没有家,他长期住在静安宾馆。他觉得这样方便,不用用人扫地、铺床。有什么只要吩咐一下服务员就行了。”

  我想总不如有家温暖,刚一想温暖,我又想到了他大约吃了二十年的官司,现在只有儿子才没“离婚”。当年听说他讨了二个小老婆……如今怎么长住宾馆……唉!我是穷人被搞得家破人亡——母亲曾说一只桶箍不拢了。他是有钱人也搞得没了家……

  后来也多次碰上谭金。记得有一次他与老师咬耳朵讲话。老师说:“没关系,你大声些说好了!”同时用手指指我再指指谭金和自己说:“我们都是‘同窗学友’!”

  谭金好象不理会老师的话,他还是低声地说话。我听老师的话,可能谭金谈话正谈到了自己吃官司之事,我亦不去注意听他们,把脸转向窗外。

  但后来碰到谭金他也不避我了。有一次,好象是与老师谈他从常熟买到了一张张大千的画,与老师在谈这画的装裱及特点等等。

  谭金还邀老师一起去浴德池洗澡,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件新鲜事。从来只听说邀人吃饭,邀人看戏什么的,今天却听到了还有请人洗澡的事。老师告诉我洗得舒服极了。擦背、扦脚、捏脚、敲背……全套的服务,不用自己动手,总的每人花去了七元之多(也不知是十七元之多,记不清了)。不过那时尚无桑拿浴什么的,更没有异性按摩……

  老师与谭金之间的走动,谭金有什么事或与老师聊聊,都是谭金到老师处的。老师若有什么事的话,则是由玉嫦姐上静安宾馆,玉嫦姐叫谭金为谭家伯伯。

  我每次见了谭金总要想到——现在为什么不养蟋蟀呢?可见我对蟋蟀也着迷。

二十二 寻找孙义文

  这是张大千寄画给老师表示“远山万重,寸心千里”之后不多时日的事吧!

  我到老师家,老师与我谈起了“老绍兴”来。老师说“老绍兴”孙义文就住在我隔壁。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从小生在现在居住的地方,若有蒋经国的表弟住在我旁边,作为邻居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可老师坚持说就住在我附近,嘱我去打探一下,说是张承宗张承宗(1910年-1996年),宁波人,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转请老师请他写信给蒋经国——请蒋经国和平统一。
  
  老师说:“你下次来,我给你地址。”

  我想老师虽对我说在我隔壁,其实老师自己也没搞清楚。我回家也不问,心想:这儿有蒋经国的表弟住着我会不知道吗?

  过了几天我又到了老师家,老师问我找到孙义文吗?我当然说:“没有!听都没有听说过!”

  老师给了我确切的地址——林荫路135号。

  “咦!”我搞不清了,林荫路135号不就是阿忠家吗?我住131弄4号。阿忠家父母与我父亲是老邻居,我与阿忠从小在一个小学念书,他家里住着蒋经国的表弟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问老师:“你地址搞错吗?135号就在我隔壁再隔壁。此屋我父亲叫它徐家房子,听父亲说主人姓徐祖上在清朝也是做官的,与我家是老邻居。他家母亲是徐家女儿,结婚嫁姓刘的工程师,所生子女皆以刘徐X命名。儿子刘徐德、刘徐忠与我同一小学毕业。刘徐忠小名阿忠与我是一个老师教毕业的还特别熟。只听说刘海粟解放前曾受过他母亲照应,寄居过他家,可没听说过有蒋经国的表弟居住在那里。”

  是老师坚持地址不会错。二、是我虽经常到阿忠处去,但因他家房屋大,解放后被房地产占领租人,还办厂,一直到拆迁还有羊毛衫厂在。对他家房屋现在的瓜分情况确实不清楚。所以我回家后,一到晚上,估计阿忠已下班了,就马上到了阿忠家。

  原来孙义文确实居住在阿忠居室的西面,阿忠的贤内助对我讲:“孙义文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被房管部门扫地出门搬到这里的。他原住在派出所对面,很大,很大。原来的街道文化站就是他家的一部分。”

  “哦!原来他是文化站房子的主人。”我想到了我判刑前的隔离审查,就在原来的文化站。他家被扫地出门一定在我被隔离审查之后的事了。

  贤内助又讲:“现在大家都叫他大伯伯的就是。作孽!只是因为与将介石有亲戚关系便被判了十五年刑。”

  我想这文化大革命有谁不作孽呢?阿忠家也不是作孽吗?因为父亲解放前曾买过些股票,也被作为资本家抄了家,以后又遭勒令让出住房……你不是也作孽吗?嫁给阿忠有了孩子,不也挤在这十平方的房间中吗……。

  贤内助很高兴地把我引见给大伯伯。大伯伯一见我当然也十分高兴,正是本来心中想着的“一别与之谁短长”现在可尽情地谈论了。

  当我谈到老师受张承宗之托要找大伯伯,为的是请大伯伯写信给蒋经国一事。大伯伯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写这样的信。

  后来我上老师家,对老师讲了找到孙义文的经过,又谈了与孙义文谈起过写信之事,看来大伯伯是不会写信的。

  老师对我说:“张承宗的秘书又来过了,你请孙义文到我这里白相。”

  “好吧!不过他来不来我可没把握,我尽量请他来就是了。”我回答。

  现在找大伯伯太容易了,我从家门口走出,只五十公尺的路就已坐在他家的椅子上了。

  我与大伯伯谈起老师要请大伯伯去白相。大伯伯对我讲他不会写这信,不写的理由是——蒋经国的嫡亲娘舅茅(应为毛)××写了信也没用,大伯伯写信就更没用了,既然没用何必再写呢?

  不过大伯伯听老师请他去玩也欣然同意了。与我约定了日子我们一起去了老师家。

  大伯伯与老师都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是一只茶几,茶几上是一只电话。张大千送给老师的画——远山万重,寸心千里一直挂在茶几的上面墙上。

  我坐在对面的二人沙发上。一会儿还是玉嫦姐给我们泡了茶。

  老师见了大伯伯还是那么几句话,说是受张承宗之托,要请大伯伯写信给蒋经国。大伯伯既直率又大方,还是讲蒋经国嫡亲娘舅写信也没用,自己写信也一定没用,没用的信去写它干什么呢?所以不写。

  此事大致也就这样结束了。大伯伯出来后对我说:“不能被人看不起!”

  后来老师对我讲:“你人好,孙义文比你还要好!”我真不知道老师所说的“好”是指什么。

  在以后的日子里(那时老师已经去世了),我有一天忽然想到张承宗怎么会请老师去找大伯伯的呢?他难道连大伯伯曾与老师关在一起都知道吗?——监房是经常要变换人的,印象中的老师好象只是关在一起才熟悉的,但我怀疑了……

  一次去大伯伯家玩,顺便问起:“张承宗是怎么会请老师来请你写信的?”

  大伯伯说:“可能是张承宗了解到了过去我住在成都北路,善乐坊时与陈巨来是邻居才找他的。”

二十三 黄志毅变了黄超慎

  在市场上买印石碰上一个人,说他家有好印石,邀我到他家去看。我到他家,他拿了很多作品给我看,有些印石果然好,钮亦刻得好,还有一巧色的立雕古建筑,真是鬼斧神工。但终因价高而一方未成交。记得有一方半高的牛角冻,上雕一魑虎亦好,我出价十二元亦未成交。我出价是低了些,但我一个月仅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这十二元已是我一个星期的工资了。可见这好印石也不是一个工薪人士能随便买得了的。

  好在自这以后成了朋友,他帮我刻了一方钮,这是一只龟钮,他还特地买了只乌龟养着照着刻,我当时糊涂了,他家去看到的作品这样好,如何他刻龟钮去买了个乌龟来照样呢?(这事后来碰上陆明良才了解了原委)

  那时我请他吃了饭,他也不肯收工费了,只是要求我带他到老师那里去一次,看看他用二方印石换来的篆刻——“徐顺宝印”刻得如何。我同意后约定日子,我们一起上了老师家。

  老师听说有人请他看图章刻得如何,很高兴。接过图章,老师看得很认真,口中说:“徐顺宝印。”随后又说:“这印刻得好!象我,太象我了!是谁刻的?”老师把图章一转看起了边款,“怎么也象我?这黄超慎是何等样人,怎么我不知道?”老师犯难了,他思考着。

  这时徐顺宝说:“听他说原来叫黄志毅。”

  老师突然醒悟地说:“是他,我道是谁。”老师对我说,“他是我的一个学生,过去是我精心培养的,不过现在他常在外招摇撞骗,所以我这里不要他来了。怪不得这样象我……”

  徐顺宝说是二方印石换的篆刻,又说黄志毅还拿了他二方小鸡血石没还。他这话真不该在老师面前讲!

  老师一听:“好,又在外面招摇撞骗了!”回头对我说:“许培鑫,你给我去一次,就在这里长乐路近得很。×××号。你去就说我找他,叫他马上跟你来一下。”

  我哪里知道会产生这样的事呢!心想还是马克思讲得好——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由你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看一下图章刻得好歹的事,要发展成另一件不知怎样的事了。我也没法,老师说去叫也就去了。

  很快我把黄志毅找来了,他人比我略高,也挺漂亮。黄志毅一见徐顺宝可能也感到突然。但他一见老师就叫老师,也随着问了声:“什么事?”

  老师这时已坐到了东南面一个小间的床上。老师开口就是:“你在外面做的好事!又在外面招摇撞骗了!”

  黄志毅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拿了人家的二方鸡血石为什么不还?”老师这句话出来,黄志毅才知道些眉目了。

  “啊!偌小二方鸡血石,忘也忘记了。值什么钱啦,我当是什么事呢!”黄志毅显然也没有否认二方鸡血石。

  “鸡血石不要说小,就是扇面章大小的鸡血石,好的也会上千元!”老师又说,“拿了别人的鸡血石为什么不还?”

  “喔唷!”黄志毅说,“这样一点小事,怎么闹到老师这里来,我会还给他的。”

  “你马上去拿来还掉!”老师紧逼着黄志毅。

  “老师,你让我自己去解决!”黄志毅说。

  可老师还是紧逼着:“你会还他,现在就去拿来,当我面还!”

  “我没把这一小事放在心上,这二方石头已给我刻印送人了。”黄志毅一面对老师辩解一面又转过头去对着徐顺宝说,“你好,你好!你知道我与老师关系不好还来搞挑拨!”

  徐顺宝吱吱唔唔:“……”

  老师逼得紧。黄志毅一再要求老师由他自己去解决。最后对徐顺宝发出了威胁:“你看好!我找你算帐!”

  徐顺宝说不出什么,我可尴尬啦,因徐顺宝是我带来见老师的,又不是来讨鸡血石的。鸡血石之事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于是我只能开口了:“你不要找他算帐!你有什么事来找我算帐。我可还没有听说过徐汇区(当时以为是徐汇区)有个叫黄志毅的怎么怎么狠呢!要地址我马上写给你。徐汇区我还认得几个外面白相相的人。”

  “我不找你,我找他。”黄志毅说。

  “……”

  老师终于同意黄志毅自己去解决了,让他回去,要他尽快设法解决。

  事后我才知道黄志毅是老师悉心培养的学生,而且是可能有意识地培养得与老师十分相象的学生,尤其是边款。也许老师是想在自己不能篆刻的时候能由他来代刻。可是黄志毅一学到手就在外面冒老师的名赚钱了。所以引得老师大光其火。

  有三件事老师与我谈及过:一是他原是老师得意的门生。可能在七十年代后期,老师曾为他刻了一方印,边款中预测他是八十年代第一流的篆刻家。矛盾发生后老师有些后悔,老师曾问我怎么办?要我想办法:一是收回;二是使它无用。

  我对老师说:“那太方便了。”

  老师一听有办法,兴趣很高:“快说什么办法?”

  我说:“你为每个学生都这样刻一个印,也不就大家一样了。”我知道老师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老师苦笑着说:“对,对!这样大家都有了,他也就不希奇了。到底你这反革命判七年比我判五年的门槛精,有办法。”说完我与老师大家笑了。

  第二件:有一次我刻了一元朱文的印给老师指正,老师说好,同时又对我说:“黄志毅我只教了他白文,他元朱文刻不好!”

  我与老师谈起黄志毅说:“这人我看还不是太差的,那天你嘱我把他叫来后,我看你这样的批评他,他没有一句对抗的话,他口口声声称你老师,只是求你让他自己去解决。所以说此人看来也不差。”

  老师象武术大师一样地说:“什么,他敢犟!他要敢犟我一几耳光打过去,至少打掉他二颗牙齿。他是知道我练过功夫的。”

  我听了此话真是觉得绝了!一个身高不满一米六的矮老头子,年龄八十左右了,如何能把一个身高一米八十左右年轻力壮的壮年,一几耳光打得如此。

  老师还要我相信他,他是有武功的,不是假的!

  我当然说:“相信,相信。”了。

  第三件事是某校一位教授由黄志毅刻了一方冒老师刻的印,知道老师很生气。他写信给老师,劝老师不要为区区小事生气(我未见信,只听老师说的)。老师看后不是不生气,而是大为生气。老师说:“他认为是小事,我不认为是小事,而是大事。我用红笔批了,把信壳翻过来给他寄了回去。这是最严厉的做法,是红笔批的……”

  最后,还要提一下,老师作古了。大殓时传说黄志毅也要来。当时蔡乃康最起劲,说他来要赶他出去。大殓那天听说是在龙华殡仪馆门口被蔡乃康等人赶走了。我与陆明亮都不愿做这种事,都没有去理会蔡乃康等人的这种做法。所以门口也未去,究竟怎样,没有亲见。

二十五 老师去日本访问

  八二年是老师生活中重要的一年,春天去日本访问,回来后又出版了老师的印谱——《安持精舍印冣》。

  老师要去日本访问了很高兴,他对我说:“日本人不忘记老朋友。”因为他曾经在汪精卫伪政府中做过事,当过一个小官。

  我问老师:“你当的什么官?”

  老师说:“什么官,说起来是官,其实,还不是刻图章,我是刻图章的官。”

  我想起了老师有一次与我谈起上级派他去接待一个日本的画家代表团之事:那时老师根本不知道日本的绘画情况。日本画家问他是北派呢还是南派?他说他没有南派北派之分……语言又不通,有些地方真是笑话百出。结果,代表团总算搞清了他是篆刻家,可是他们搞不清为什么政府会派篆刻家来接待画家代表团。可见他是在糊涂政府中当了个糊涂官,因为是篆刻家,有事凑合凑合,没事刻图章。

  老师一面说日本人不忘老朋友,一面又低声对我说:“开放了,日本人又要来了,他们是做给人看的,来拉拢人心的。”

  老师似乎又很懂政治了,但老师不管政治上的事。日本人要请我,国家又让我去,我且先乐一乐,出出风头有何不可!

  尽管老师在共产党手中一次劳动教养二年,解到白茅岭;一次文化大革命被判五年反革命,七十岁的人生在囹圄中度过。批斗、改造吃了不少苦头。但现在平反了,原来的荣誉都回来了。不管什么人,过去待他好不好都一笔勾销。他的心情很好,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谦益》二字说:“这张玉筯篆的作品,这次到日本带去送给东京博物馆收藏。”

  还一再谈起日本二个篆刻家——小林斗庵和梅舒适与他要好,还十分尊重他,小林斗庵来信称他为“函丈”。
 
  老师还问我:“你知道‘函丈’的意思吗?”

  我倒学过二年日语的,但没学到“函丈”是什么意思。心想“函”大致是学问、修养之类,“丈”指老年人。

  总不外乎“老师”的称谓。

  老师说:“‘函丈’就是日本人最尊敬的称呼!日本人‘函丈’还表示最客气、最高级的意思。”
 
  显然老师也半懂而不懂。

  去时老师一再说要把张颂华的图章,介绍到日本。说是一个女的能刻得这样好在中国历史上还少有的。别人一个也未提及。但老师出示的作品就一枚印鉴,不知道老师身边还有没有第二个。

  去之前徐云叔来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的他。

  这次老师不知怎么为我介绍起徐云叔:“这是徐云叔。”

  于是,我与他点点头说:“好啊!原来是师兄。”

  徐云叔带来了他的印谱,这是盖在一本画册上的印谱。我仔细地看了,觉得很好。

  可是看着对面的徐云叔,心中却在骂他——混蛋,买到了王莽用的砚台,鉴定倒要请老师,制一张拓片老师挂挂却不肯了。象学生的样子吗!

  后来老师对我说他这次带了印谱来,也是要求老师到日本后帮他向日本人介绍介绍。

  我问老师:“你亦帮他作介绍吗?”

  “当然,当然!”老师一口答应。

  我听老师这样乐于宣传徐云叔,当然什么也不讲了,只是觉得老师有些象小孩,一会儿气得要命,一会儿又这样乐于帮他到日本去宣传了。

  老师日本回来后,身上摸出来一支笔是灌墨汁的,当时大家感到很新鲜。那时我在黄浦区文化馆的书画学习班,文化馆要开展览,我便请老师题一张润例式的横披。老师当时就用这支笔题的。老师题了《许培鑫篆刻》后,问我:“下面你要怎么题?”我一想:赞美语!没意思。老师称赞自己的学生且能不庇护吗?题上多少钱一个字?太俗!我又不去做刻字生意!于是对老师讲:“就许培鑫篆刻好了,下面你具上日子和款就可以了。”

  老师听后说:“好,好!”就照着我的意思题了。

  题好后老师说:“许培鑫,你一辈子吃不光用不完了。只要我陈巨来题了,你到外面去保证有生意……”

  我根本没想过吃篆刻饭,这话也没放在心上。

  老师那天为我讲了一则事:

  他有一个早期学生,人在国外搞篆刻,生意很好,日子也过得不错。回国看望老师时,闲聊中老师说他生意不错是因为有了老师的题款,没有陈巨来的题款就不会有生意。那师兄不信也不服,认为生意是靠自己刻得好,挣来的,与老师题字没有多大的关系。结果象打赌一样,回到国外把老师的题款收起来,没想到渐渐地生意清淡以至没有生意起来。他再次回国来看老师时便服老师了。

  第二天托老师题款时,墨化了开来。去老师处,给老师看了。老师说:“这是因为那支灌墨水的笔造成的。”

  所以又重新题了一张横的一张直的,这次是君君帮着磨的墨,用普通毛笔题的。

  老师日本回来除了带回荣誉外,实物也未见什么。听说小林斗庵送了一辆很好的手推坐车给老师,没想到这辆坐车被海关上卡住了,不能进来,后来经多方交涉开证明,才同意领了,不过要检查。老师又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是检查要用钻子把轮胎都一个洞一个洞地扎破了,来检查鸦片。老师对我说:“你想,车子这样检查过还有什么用,还能坐人吗?”所以他便不要了,他当时很气愤。

  后来听老师说:小林斗庵知道后也很气愤,本来老师不要了,他也不会再花运费运返日本了,但由于这样才不要的,他也不愿留给中国海关,于是,要这车退了回去。

  老师回来不久《安持精舍印冣》便出版了,老师说这本书的装潢是最好的,是参加国际比赛的本子。

  老师自己要了一百本,后来送得不够又买了一百本。老师在给我的印谱前题了《许培鑫大兄指正》,我吓了一大跳,后来一想,这与老师说老师、谭金、我是“同窗学友”是一回事的。用的笔就是那支日本带回来的灌水笔。

二十六 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篆刻比赛

  学习了篆刻的人,都非常高兴参加书法杂志社举办的全国篆刻比赛,因为那是打倒“四人帮”文化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象新生事物一样。

  在那段时间里到老师家去的人热闹了许多,是老师的学生都表示要参加。记得有一方指定要刻的是《春雨杏花江南》。

  老师对这样的比赛并不看重,他对我说:“是没什么意思的。”他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在他看来你即使得了第一名也比不上我陈巨来,再说评委中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小字辈和学生一样的所谓篆刻家,而从后来看到的也确实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画脚。只是学生们看得很重,当时的报上为吸引大家参加,说参加者都能有纪念品。

  结果老师是经不了学生的鼓动,也算是为学生关心起比赛来,不过他显然是能免即免。最后确定了四个学生的作品由他出面嘱君君送书法杂志社。其余学生一律由自己邮寄。

  送到书法杂志社的四人是:一、君君。他当然该送,他是老师当然的继承人。二、蔡乃康,他是当时老师的代笔(代刻)人。三、张颂华,她有现在的女秘书一样的地位。几乎每天到老师家,什么事都参与,每天下午老师听书几乎都是她陪伴的。四、陈某:他是名演员的儿子,父辈与老师有很好的关系。

  过了一段日子,外界没见动静,我去老师家问起比赛事,我满以为四人都能得一等奖了,没想到老师说他托大学生子高式熊,高式熊来了一次,因他只有一张选票。他是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因为是委员,所以只要他投谁,谁至少得个优秀奖。但他只有一张选票,来问老师四人中投谁。

  老师说:“我想了想,决定嘱他投张颂华,所以,君君也不会得奖,只她一个得优秀奖。”

  我听了老师的话觉得这不是什么公平比赛,老师在尚未开奖就知道了结果。这四个人中也不是张颂华刻得最好!不过老师的决定却非常英明:老朋友的儿子未得奖能有交代——君君也未得奖。另外你们三个男的去与女的争奖吗?谁也不能开口。这样一切舒适平稳,学生中不会有任何矛盾。张颂华每天陪老师听书当然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要提一下高式熊。老师不止一次地说高式熊是他学生,我想这不会错,篆刻比赛期间要他来,他就来了,要他投谁的票,他就投了谁的票。老师从未讲高式熊图章刻得好,但高式熊可能对篆文颇有研究我倒是听说的。

  那是上海博物馆曾经整理一批旧图章,有很多图章中的篆文没法识。博物馆印后发了一份给老师,老师也给我看过,我是一个不识,而老师也识不了几个。
  当时我问老师:“不认识的字怎么办?”
  老师说:“不要紧,我可以让高式熊去识,他要是也识不出,我就退回去算了。”
  我想老师没给徐云叔只给高式熊,可能是徐云叔印刻得好,高式熊对篆文研究得深吧!
老师回过头来对我说:“许培鑫,你要记住不要刻人不识的字。我陈巨来一辈子没有刻过一个人家不识的字。”

  老师同时又教我:“《汉印分韵》、《六书通》等等书上都会有错字,不是个个能用的。特别是《六书通》。

  若叼一些字让编者离开了《六书通》去识,他也会不识的。只有《说文解字》才没有错,若它错的亦作为对的论了。”

  篆刻比赛时期,在报上果然看到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画脚:曾看见一篇赞美《叶落归根》一印的文章,这文章好象记得还是一位名家写的。内容是这印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叶上吊,因为树叶总是长在树的上部的;落铺满一格,因为叶子从树上落下,总是满地皆是喽;归字单边,为什么呢?因为归总该有个方向性的,家不能不认得,得有个去向;这根嘛!意思大致是下面要象扫帚一样扒开,扎在泥中,以示牢固。这名家的评论真是妙不可言,篆刻的布局不以疏密论而以字义论。学到那时尚属初次听见,真是听君一席话,少读十年书。

  我要是买方印材来,不动刀就盖一个印给这位篆刻家看,不知他识得我的印否!我的印是“天地玄黄”。天上了天,到了上边线里面去了;地当然也就在地下,在下边线之内;这左面“玄黄”二字是什么意思呢,看不清,最彻底就是没有,没有你还能看见什么呢?当然彻底“玄黄”了。你看可好?不过我不知道当时比赛的评判标准是这样的。

  传统的印章重在布局:也就是章法,有言要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又称要取得不对称平衡的,也有说要有疏密,但疏密要有呼应。老师教我们还多了一种——匀。匀就是无疏无密。从哲学上来讲无疏无密就是有疏有密。疏密就是对立,呼应就是统一,取得平衡。

  而那位名家的高论实在不敢恭维。难怪一九八三年第四期篆刻专辑中有不堪入目的作品也得了奖。张颂华的得奖是因为高式熊作为评委委员投了她一票,高式熊是因为老师的叮嘱,老师又因为张颂华能经常搀扶老师去听书,老师是因为觉得女的照顾要比男的更仔细,况且学生中也没有一个男的每天有空陪老师去听书。

  老师说:“钱君匋一个人硬要保三个学生得一等奖。”

  我说:“那么你也设法保几个学生得奖嘛!”

  老师答:“钱君匋他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还亲自去了苏州。我哪能行啊!”

  我也就不响了。

  篆刻比赛中不服气的人大有人在,老师总要大家看开些。虽然是好歹不分,然而用石伽老师的话来说:“艺术这东西的好歹是不能用尺来量,也不能用秤来称的!”

  但是,得奖总还是得了奖,谬论多喊喊总是有人会听的,曾参的母亲听人三次说了曾参杀人也会坐不住屁股。

  文革中又经常用到的一句话——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是大家熟悉的事情。那位名家完全可以不用脸红,只要多喊几遍,谎言就成真理了。

  话得说回来,得奖作品中确有好作品。我说的是比赛好歹不分,不是没有好作品。那么哪些作品是好的,哪些作品是歹的呢?我想只要你懂得了区别好歹的标准后,看一看哪些是符合艺术标准的,又能给人以美的精神上的享受的——这就是好作品;反之当然是差的或歹的喽!

  篆刻比赛结束后一等奖获得者陈辉拜望了老师,我正巧碰上,他刻得很好,老师也称赞了他。

  他自制的一本小巧的印谱,打了不多的印,显示了他的精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十七 陆康与徐云叔

  老师最得意的学生数陆康了,陆康为人随和,人居澳门。但那时学生们不把澳门另称,都习惯地一律称作香港,况且,来时都从香港过来。在艺术上多有建树,待老师特好,深得老师器重。

  陆康跟老师学成后,收有二个学生——谢家林和杨忠明。一天陆康与谢家林走过某处,见一断手断脚的人也在刻图章。一是感到好奇,二是感到此人不容易。便走了进去。大家一聊,原来那断手断脚的人竟是迷上篆刻的自学者,正苦于无人指点。便一心一意要跟来人——陆康学习,要拜为师傅。连称陆康为爷爷。陆康为他的毅力而感动,也见他诚心诚意要学,于是收为学生,还常常上门施教。这断手断脚之人就是蔡天石。

  由于陆康的关系,蔡天石亦去拜见过师祖巨来老师。蔡天石开业篆刻,老师还为他题写了润例。

  老师平反后陆康从香港回来看望老师。凑巧那时蔡天石要求师祖能与他一起照相,老师说:“你要照相很好!这几天你老师也正好在上海,你与老师约定日子一起来,照在一起。”

  没想到蔡天石这几天就是不来,待他老师陆康回了香港,他到师祖处要与师祖一起照相。老师对我说:“我勉强与他一起照了。蔡天石心地不纯,他老师在,我嘱他与老师一起来照相,他不来。他老师回香港去了,他马上就来了。他想中间甩掉他老师,想寄名于我的名下。”

  我一听当然也不舒服,一个人在要老师时称呼老师为爷爷,学了些,自觉翅膀硬了便想甩掉老师,不象是个心地真实的人。便对老师说:“象这样的人,你今天与他一起照了相,有一天他也会把你甩开!”

  老师说我怎么这样戆!说:“他学篆刻,甩开我还跟谁?当今世界谁篆刻的名气还能比我大?”

  我一想这话倒也不错,他抛掉老师跟师祖,再抛掉师祖还能跟太师祖吗?再说他若抛掉了师祖便失去了师承,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不过后来蔡天石作为一个搞篆刻而能自力更生的残疾人,在邓朴方的关心下大为走红时,我看到书报杂志上对他的介绍中只说是自学成才,没见过他师从陆康,也有刊物说他受陈巨来指点。他谁也不靠了。那时老师已经去世几年了。老师的在天之灵恐怕是不会知道这些了。

  老师另一个高足是徐云叔。老师《安持精舍印冣》后面的印话也就是他代笔写的。他大约在我们那时接触的师兄弟中可算是最早的跟老师的大师兄了。因为老师谈到他就是这样开口的——你们大师兄为我代刀了十五年……。

  徐云叔与老师的关系说好难,若说差也难。我只能谈一些我知道的罢了。

  徐云叔曾经在黄陂北路(见前文所说)的古玩市场上购得一瓦砚,根据落款以及收藏人的姓氏是东汉王莽所用砚台。徐云叔仅以三十元的价格购入了此砚,但他不能断定真假。于是,拿到老师处请老师看看鉴定一下。老师见后说不但真,而且好。无论文字的风格与制作都与东汉风格相合,收藏的人也都有考。可说字字流传有源。徐云叔当然高兴,三十元人民币能购得如此堪称国宝的事物,自然喜不自胜。

  过了些时日,老师越想越觉得此砚好,况且学生蔡乃康又善制拓片。于是,待徐云叔再次来时,便对他说想借以拓一拓片作欣赏。徐云叔当时同意,可是,迟迟不拿砚台给老师作拓片。老师忿忿不已,知道是徐云叔不肯,与我说起此事不止一次,每次少不了叹息。

  可是,奇怪的是老师要到日本去访问了,徐云叔得知后到老师处来,还带来了自己的印谱,要求老师带往日本宣传宣传,老师满口答应。那天我正好碰上。见他们师徒俩谈得还挺亲热呢!

  后来徐云叔去美国,老师对我说,徐云叔到美国去都是老师帮的忙,他是通过他美国的叔父走的,而这是个西贝叔父,不是生来就有的,是老师因为他要去美国而想的办法帮他介绍的。我也未问老师心中的气是如何消去的。

  徐云叔去美国后,不但老师觉得可惜,还对我说某副市长也说可惜,说他篆刻好,字也写得很好,在国内应该是有很好的前途的,现在去了美国当然不会再有国内的前途了。他单位也觉得很可惜。好象徐云叔去美国前是友谊商店工作的。

二十八 老师的治印和代笔

  老师治印可以说很早就有代笔了,他自己也从不讳言。说徐云叔代他刻印十五年,一分钱也没给他,也是给他多了。老师的意思徐云叔之所以今天成为篆刻高手,与外界知道他为老师代笔是分不开的。一个学生能为老师代笔是老师对他的认同与爱护。另外,老师认为凡是老师所篆,经过老师指点与修正的印,老师认同的,都应该算老师的作品,书画如此,篆刻也如此。这种观点是与传统一致的。

  据我所知徐云叔代刻后由黄志毅代刻,之后便是蔡乃康,当君君(外孙孙君辉)能接上手时就都由君君代了。一次新春在博物馆展出的几方印有一方是我看着老师指点君君刻就的。为老师代笔其实也不难,老师常把一些应酬章,或普通人求刻的印章随便吩咐学生刻的,对一些有地位的人则是自己刻的,还有一些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由老师篆稿,学生代刻,再经过他看过,修正。这种印老师强调是他的作品,等于说是借了别人的手由他刻了个印,在传统中也作为本人的篆刻作品的。这一点从现代的观点来说也说得通——借了一只机器手。

  老师生活中最后一段时期是由君君代刻的。君君刻的印与蔡乃康刻的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君君刻的是由老师篆的,刻后还由老师指点着修正。而蔡乃康刻的是由他独立完成的。也就是说君君刻的倒是真的,蔡乃康刻的倒是假的或一半是假的。

  为什么呢?因为蔡乃康是学出世后,老师照顾他生活困难,拿钱代刻的。当然老师不会为蔡乃康篆印稿,更不用说边看边让蔡乃康修正了。君君是刚能刻就代刻的,又是外孙,特别关心,精心培养。老师对君君的培养是可能类于黄志毅,要培养得十分象自己的。是接班人的培养,情况不同,也就不同对待了。

  据我所知蔡乃康只代友谊商店来的生意。

  老师说:“蔡乃康这个人极坏!图章倒刻得好的。”

  我问老师:“他坏在什么地方?”

  老师说:“他一来就问图章有伐,图章有伐?脑子里一天到夜是钞票。我是看他没工作又有孩子,生活困难,挑挑他,让他赚两钿。他却盯牢子有伐,有伐!有自会给他的。”

  显然老师友谊商店的活也不多。被蔡乃康盯着:“有伐,有伐?”有点反感了。

  老师说:“我友谊商店挂牌一百元一个字,还有生意。钱君匋只有二十七元一个字,照样没有生意。并且我与友谊商店四六分成是我拿六,友谊商店拿四。,这是最高的分成了,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分成的!”

  我问老师:“那蔡乃康为你代刻拿多少钱一个字?”

  “我给他五元钱一个字。”老师答。

  “什么,你只给他五元钱一个字?”我有些嫌少。

  “怎么!我给他五元钱还少吗?我不给他钱还多呢!我是看他生活困难才给他的。”老师继续说,“学生子不代老师就不出世,代老师是老师看中他,也是他的福气。徐云叔为我代了十五年,我一分钱也没有给他,他现在外面多有名。”

  我被老师这么一说,也就不响了。心想:少也确实不少了,我单位中做木工一天八小时工作一个月也只有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他一个图章就得二十元。若我刻起来最费时的元朱文,一个一般大小的印,最多也只四个小时就足够了。一个月有三个五个贴补贴补比我的工资还多呢!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中,我觉得蔡乃康会钻营些,可能老师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了,故说他人极坏。但老师讲话常常是二个极端,究竟如何坏老师心中一定有数——不过如此而已。

  蔡乃康刻后的印蜕老师给我看过。他好象擅于满红印及汉印。

  老师也叫我代过印,记得好象是老师乡下来的亲戚,可是我没有刻这方印,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业余爱好,时间自己用还不够,常常刻到深夜二点钟才睡觉此其一;其二呢,我那时正对钮式发生兴趣,正在探索钮头。草草了事,怕老师会不高兴;其三,心中还有些别扭,不相信不代就不出世——老师在狱中收我这个学生时说:“齐白石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代笔不是要我越似越好吗?

  所以那方印我没有刻,第二次去时老师的乡下亲戚已经走了,老师大约也忘了没提刻印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从对老师代刻的方便看起来,陆康肯定也代过不少。一是他是老师最钟爱的学生,二是老师可多听书多看戏了。

  从我出狱跟老师学印后一直未见老师刻过印,初时只见老师写过一篇隶书的书法作品,老师说是市里某某人要他写的(姓名记不起了)。平时老师篆印稿倒是常常看见的。

  有一次听老师说起四方印,也不知是什么四方印。老师说某人是看他刻起来的,而某些人硬说他现在已刻不动了,是别人代的。老师说时好象心中有气,象真的一样。再说他一般什么都不骗我。可我想这是用不到申辩的,可以“就在这里跳舞吧!”嘛。我当时当然唯唯诺诺啦。可是联想起从未见老师刻过印,总想看一看,证实一下老师现在到底能不能再刻。

  我特地磨快了刻刀,拿了一方青田石问老师:“这边款切刀应如何用刀,如何刻?”

  老师用手做了个拿刀的样子,随后把手一摇一摇地说:“喏!就这样刻。”老师万没有想到我身边立刻拿出了一把刻刀与一块青田石,递到老师的面前说:“老师!你刻几个字,不管什么字,示范给我看一下。”

  老师看似有些为难了,但还是接过了石头和刀,用刀在石头上一按,手一摇,立即说:“唷!钝刀,钝刀!不能刻,不能刻!”

  “怎么会是钝刀呢!这是我特地磨起来的刀,一个字也未刻过!”我争辩着说。

  老师一看蔡乃康在旁边就说:“蔡乃康,你刻给他看。”说着把刀和印石递给了我。

  我看了心里明白,但面上不能说不要看了。我把刀与石头递给蔡乃康,蔡乃康刻了“许培鑫刻”四个字,我还装得挺认真。他一面刻我一面看着:“嗯,嗯……原来是这样刻。”

  蔡乃康的边款刻得也很好,但与我所见黄志毅刻的显然不是一路,或说不是一钟风格。黄志毅学老师极象,蔡乃康象我一样反正一刀一刀地切,至于象谁,想也没想过,若有人一定要问个象谁,那只能说象自己!

  我也请老师刻过二个印,一方是自己的名印,另一方是一个姓鄂朋友的姐姐要到美国去,请老师刻一方给她留个纪念。

  我明知老师已不能刻了,那么为什么不自己刻呢?这因为一、这样刻出来的印总算是老师的作品,自己刻就少不了自冒的说法。二、作为与老师一起服刑,平反后又一直跟着老师的我,没有一方老师为我刻的印也说不过去。三、送人我辈是买不起名贵印石的,偶尔得到好印石又不舍得送人。只是普通的印石,若又不是名家所刻,则显得礼太轻了。

  君君代刻,老师与君君都不避我,一次君君所代作品给老师指正时,我问:“老师,我的二方印也是君君刻的吧?”

  老师也很坦率说:“不过是我篆的,他刻好后经我看过,再嘱他修过,这要算是我的。”
尽管我早就有数我这二方印是君君刻的,但我没有一点不乐意的,这是老师亲手给我,又是老师花了精力的作品,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其实,老师从狱中出来是否刻过印,我不敢断定,我从我去老师处的七九年开始,可以说老师是不刻了。从那时起一直到老师作古,凡求老师图章的人,拿到的都是君君刻的。老师不会花钱嘱蔡乃康刻。友谊商店来的生意才是蔡乃康刻的。

二十九 老师对我的培养

  老师对我的培养可以说一是毫无保留,二是很有些心思的。

  在狱中分分秒秒在一起,老师只我一个学生,也可说只有我一个亲人在身边。不管你问到哪里,他都讲给你听,不但无保留而且凡是老师自己想得到的都主动谈给我听。一直到谈天说地再到干脆说书。我与老师同狱,时日虽短短一个月还差几天,但这是什么日子,抽象的篆刻法可说没有不谈到的。

  具体的说——我刻了一方肥皂印;学写了老师所写的篆文姓氏;画了几方印算是创作;也照着报纸上的印印了些,算是临摹。不过,真的用刀刻印石则一方也没有。

  出狱后,到老师家可说是重新学了,那也就是有条件了,具体了。老师首先嘱我买的是孔云白编的《篆刻入门》,嘱我临摹里面的汉印。后来又临了些秦印。当古籍书店出了《说文解字》又嘱我买了,老师说:“《说文解字》上的字没有错的,错的也要作对的论。”

  初学临摹汉印有些烦了,问老师:“刻图章就这样一分四地刻吗?就这样呆吗?”

  老师说:“刻图章就是要越呆越好!”

  我简直不能相信,象老师说越呆越好那我就呆吧!照着老师说的呆且呆下去。

  没多久,老师见了我的图章说:“你刻的图章怎么这样呆?刻图章要活,要有借让。”

  我真的呆了。这图章就是要呆明明是老师的教诲,而且还说越呆越好,现在怎么又嫌我呆了呢?可我从未见到有学生与老师争辩的,哪怕是玉嫦姐与她的丈夫从来只是服从的。所以我也不争,心中想对了现在你说对了。刻图章怎么能越呆越好呢?要我刻得呆,只是基本功,要我的刀听话,要练到要怎样就怎样。现在基本功差不多了,便要我刻得活了。

  以后一段时间老师嘱我刻满白,刻了一段时间我产生了怀疑,便问老师:“你的图章就这样死吗?都刻成满白便算了。”

  老师一听说:“什么!我的图章死?我的图章最活。我不但元朱文第一;我的白文也是第一。我白文中有圆有方,有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变化无穷。我给你的印谱你怎么不好好去看?”

  说实话老师给的印谱我怎么不看呢?可是不经老师指点,象瞎子一样。只觉得老师的印谱中图章比我刻得好看,而自己刻出来的东西就是与老师两样。可为什么两样却一点不知道,只可以说叫做熟视无睹。老师一点,再去看,看出东西来了。才知道了什么是外圆内方,什么是外方内圆。以后我临了些老师的印,同时也临了老师的元朱文。老师说:“元朱文要圆,要疏密得体。”老师说的疏密得体,就是疏密要有呼应。

  我被老师骂过狗屁。那是老师通过张素心介绍我到胡亚光处学画,我说:“初次拜老师见面,我为胡亚光老师刻方印好伐?”

  老师很赞同说:“好!”

  我回家刻了一方我最拿手的元朱文“亚光长寿”,到老师处,递给老师看,老师拿在手上一看就说:“狗屁,狗屁!你怎么刻图章刻到现在还不知道元朱文要搭边?”

  我别扭极了,说不好,不说也不好。不说吧!那是根据老师印谱中一枚《江南吴氏世家》刻的。说吧,没人在老师面上争辩过。

  玉嫦姐正好也在也听到,她为我开导说:“你还好,算给爹爹骂得少的,骂得最多的要算蔡乃康了。”

  老师说:“学生不骂不成器!”为自己骂人找出了理由,不过象我这样的人,听到这种骂声根本就没把它当作骂人。只觉得是严肃的批评。骂人——自己被别人批斗时,才被骂得狗血喷头呢!

  我当时还是没有说这是仿老师的《江南吴氏世家》所刻,反正刻印是我业余的爱好,重刻一方算了,不刻“亚光长寿”也要刻这刻那的。于是又重新仿汉印刻了一方白文“亚光长寿”。经老师认可后,去胡亚光老师处赠给了胡老师。

  我经过老师看来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并不矛盾的教诲,终于掌握了篆刻的真谛。

  一天,老师见了我的图章对我说:“许培鑫,图章刻到这样,也就算是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记住我的话:图章刻得再好,没人捧是没用场的。没有吴湖帆、张大千就不会有我陈巨来。再说我号称刻印三万方,其实哪里有这许多,我真正刻的印不过三千方,而真正刻得好的也不过三百方。”

  我毛估估刻三万方,一天刻二方要刻四十年,成名后还会这样不断地刻吗?况且与老师教我们一星期刻二方已足够的教诲也不符。

  老师对我讲的话实在知心,我的热泪在心中翻滚。

  老师与我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老师是要我今后的道路自己去闯了。其实我从小一直喜欢的是绘画,我之所以会学篆刻是因为在狱中巧遇了老师。平反后我想学国画。可是哪里能去找一个象老师一样贴心的师傅呢?于是我决定先学篆刻,以后再学绘画。

  现在听了老师的一席肺腑之话,在激动之余也向老师倾吐了想学画的愿望。没想到老师很乐意为我介绍一个老师,他要求我下次把自己绘的东西带些来给他看看。

  那当然使我高兴,我在家中自己临摹的画稿中挑了些画出来,不过那时画的不是山水,是花鸟为主的杂画。

  我几乎不出二天,带着画到老师处。老师一见我的画,一面看一面说:“对,对……”看完后说,“都对,都对!你现在图章不要刻了,你绘画,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大画家。”

  希望我成为大画家却叫我图章不要刻了,到底是捧我还是辱我;见了我的画不说好、只说对,我的画少不了都是临摹扬州八怪之类的名家,构图上错不了,不是自己的创作,只是依样画葫芦。

  “我给你写个地址,你去。”老师说着,一面写好了地址,“就在这里过去点,王家沙就是。他弄堂口有一挂牌的妇科医生的便是,你找到他就是了。我已与他说好了你去跟他学。”
老师当时姓名地址都写了,也告诉了我。(现在都忘了)

  我一听显然不满意。与我心中想的太远了一些:我想的是老师经常说起的,他所要好的画家——程十发,刘旦宅等。给我介绍的老师怎么不是他们而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人。又想,倘张大千在国内的话老师大约也会介绍我给大千作弟子吧!

  我根据老师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一见是个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年人,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当场示范画给我看说:“喏!就这样画竹叶,嗒一撇,嗒一撇……”

  我听他也说不出什么来,看他手下的画,心想我与你大家上小学时也许你的毛笔字还不如我……。

  他对我说起了他的老师:“刘海粟是我的老师,我是跟刘海粟学的。”

  我听他一提刘海粟更觉不对了,刘海粟与老师是一个辈份的艺术家,现在我与你年龄也差不多,你是刘海粟的学生,我是陈巨来的学生,怎么叫我跟你学画?你为什么不跟我学篆刻呢?

  回到老师那里,我就对老师讲:“老师!那人年龄太轻,我不想跟他学。我希望找一个年龄象你差不多的人做老师。”很高兴我的要求老师又同意了。

  老师说:“那好,让我想想,以后再说。”

  当我去了不几次以后,老师对我说:“我帮你介绍一个好老师,叫胡亚光,年龄与我差不多,是张承宗的亲家。”

  我一听说年龄与老师差不多,又是好老师,当然是画好喽!一定是个老画家了。虽然不是程十发、刘旦宅,也总是个老画家了。

  我曾问过老师国画国内现在谁画得最好?老师说是刘旦宅;问现在活着的人谁字写得最好?老师说大字胡问遂最好,小字任政最好。只是任政的字写得太多太滥了。老师又说画家中最相好的人是程十发。所以,这次我非常高兴。老师说:“等我与张素心约好后嘱她陪你去,给你地址你找不到的。”

  我想老师你卖什么关子,你给我地址会找不到吗?不过由张素心陪我去这还有什么不好呢!

  张素心我在老师家见过多次面,老师也说是学生,可没见她刻过图章,也不与老师谈图章事,与老师、玉嫦姐所聊都是生活琐事。当时玉嫦姐曾说:“张素心现在大约在谈朋友了,所以不常来。”

  学生中张素心还算是熟悉的,那是怎样约好的我也忘记了。总之,我们是老西门车站碰的头,她好象也住在老西门附近。那天她还带了一个男的,那是她要介绍给胡亚光老师学画的。记得我们三人是一起乘二十三路电车去的。

  跟着张素心走到了海防路某号,真没想到上了某号的楼,竟然象十八街胡同一样,张素心带着我们转弯抹角地走了好一段,才到了胡老师的家。

  在胡老师家张素心象是一个养娇了的女儿一样,当我与她带来的朋友把所带的画给胡老师看过后,她一定要问二个人谁的画绘得好,胡老师说一样,差不多。她不依,一定要胡老师分个高低。胡老师被她缠得过不去,才说她带来的那位好些,于是张素心满意地笑了。

  其实,我与他难比。因为我出示的是毛笔画的国画,他出示的是铅笔画的西洋画——素描。从我多年与魏景山的接触来说,也可以说不是个西洋画的外行,看来他也是一个需要拜师学习的人。

  胡老师有二间房,一进门大概算客厅或算画室,左面挂着张大千的山水画,右前方挂着一张郑板桥润例的拓片,中间是一张大桌——可能是画桌。胡老师还和我们一起欣赏了郑板桥的书法。

  张素心象在自己家一样熟,要老师把给她画的肖像拿给我们看看。胡老师尚有些犹豫,张素心已领我们到里间去看她的肖像了。

  原来胡老师给她画了肖像画,这是一幅中西合壁的肖像画——是用国画用品,西画方法绘就的。上面题满了大家的赞语。记得二点:其一、当时评论下来是老师陈巨来的行书最好。其二、胡老师的题字是——彼美女兮!西方之人也。此外题字的有刘旦宅或程十发等人,记不清了。

  最后,张素心要老师把发表她作品的日本某杂志拿出来,让她献献丑。张素心说这是胡老师帮他介绍到日本去发表的作品。张素心在胡老师家与巨来老师家完全是两个人一样。

  遗憾的是我到胡老师家拜老师就此一次,为什么呢?首先是正如老师说的——给你地址你也寻不着,所以要由张素心陪着去。现在去是去过了,可我根本没有太好的记忆天分,自知自己去是肯定找不到的。其次再要请张素心陪我去的话,怕有意外想法——彼美女兮!西方之人也。尽管我才结婚,家有漂亮的妻子,但这不能说,也必须注意的。

  张素心也正如玉嫦姐所说的那样来得少了。我正寻思不出一个好办法,等机会的时候,老师突然去世了。

  巨来老师去世了我还去送行。每年周年连续去了四年。第四年,玉嫦姐不做周年了我才不去了。而胡老师什么时候去世,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的去世一直到我到石伽老师处求画才知道。

  我把我从师胡亚光的经过说给石伽老师听后,石伽老师说:“胡亚光好象已经故世了,你说的情况大约是他晚年的事了。张素心我一点也不知道。”

  为此石伽老师大慈大悲收我为徒,圆我学画之梦,至今已六年矣。

三十 杨晓珍要想请刘旦宅绘肖像

  我与魏景山是青年时的邻居,又是一起学小提琴的同年朋友。他结婚后妻子待我也很好。我们之间象兄弟姐妹一样。

  那时我想学国画,他妻子勇士(也说原作永士)对我说她父亲现在国画绘得不错,介绍我到她父亲那里去玩,去向她父亲学习。勇士还对我说,她父亲很好说话,嘱我不要陌生。当然我也愿意去,可她父亲不肯收我做学生。他是退休后自己喜爱而自学的,竟然无师自通,画得很好。玉佛寺有他的作品与唐云等挂在一起。他请我刻了好几方印,有一方是:六十岁学吹打,咪哩吗啦。

  我经常去看他绘画,他也喜欢与我这样的年轻人交谈,我管他叫伯伯。黄浦区文化馆也是伯伯介绍我去的,在那里认识了王家骅、董芷林、周逸范等人。

  勇士有个兄弟叫永利,妻子杨晓珍,生得一张雪白的圆脸,中高的身材配以健美而发达的胸部,一见就会使人联想到貂禅。她的脸庞象满月一样美丽动人。

  杨晓珍想请刘旦宅绘肖像,与公公说了要公公想办法。钱伯伯知我老师与刘旦宅熟悉,就要我带杨晓珍上我老师处去,请我老师作个介绍人为杨晓珍画一张。

  我陪着杨晓珍到老师家说知此事,老师说:“不要请刘旦宅画了,就请胡亚光画好了。这样能省钱,而且不用你去做样子,只要一张照片即可。”

  闲谈中老师得知杨晓珍是专业学校学京剧毕业的,老师就请杨晓珍清唱了一段。杨晓珍毫不谦逊,拉开嗓子就唱了一段。老师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她×××的韵味十足。我这个外行也算拣了个便宜,听了段听不懂的但很好听的戏。

  杨晓珍回家后说知情况。杨晓珍有些难——因为她是要刘旦宅绘的,花钱本来也愿意,在意料之中。是我老师太为杨晓珍着想,要不花钱为她请胡老师画。其实这本来不难解决,只要我再与老师说明一下就行了。但是杨晓珍是景山阿舅的妻子,象妹子一样的人,而景山又是国内有名的油画家,这西洋画与国画的门户之见到现在还没消除,更何况那时。魏景山知道了说:“他们画国画的画不来肖像,我替你画一张只有好。”这事大约相持了数天。

  据我想:杨晓珍原想请刘旦宅画一张中国传统的仕女图,月下花中,凭着自己的美丽一定会楚楚动人。而景山可能想有我这样的画家在家中,还要什么国画家去画呢!

  凭心而论,老师说刘旦宅国画画得最好,特别是人物。我也觉得好,好就好在他笔下的人物个个仙风道骨,飘逸动人。魏景山西洋画的根底,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人物,有精神,有灵气。不但抓住你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考虑到与你职业的协调——他给我绘的肖像,我的一位朋友说:“一看就知道你的性格,强头倔脑,什么都不服气……”我提出这抱着琴的手是否大了点?景山回答我说:“帕格尼尼的手比常人大,要不如何拉伸指八度。”哦!原来我一点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景山都想到了。我又想你画得是好,可这不是一个帕格尼尼而是一个爬格尼尼呦!

  杨晓珍的肖像终于由景山画了,当然如果画后不满意还可以再设法请刘旦宅画喽,可杨晓珍没有委我去老师处再提请刘旦宅画肖像。

  景山画的肖像果然精神,但太肖像化了。布局是半身照相,没有风,没有月;没有山石,没有花草。美女是纯粹的美女,少了点诗意。

  杨晓珍委托老师介绍请刘旦宅画肖像一事,刘旦宅若不见我的文章是不会知道此事的。
杨晓珍尽管老师嘱她常常去玩,以后再也没去过。

三十一 吴跃光儿媳来看老师

  在老师的生平中有一个暗暗的,不象张大千一样明朗却与张大千一样有力地支撑着他的人,那人就是吴跃光了。

  老师在狱中曾告诉我,他被领导送安徽白茅岭劳教时,家中的生计全靠吴跃光从香港汇钱来支持的。

  出狱后,老师比较详细地谈起过,说老师仅为吴跃光刻了一方印,而且也未见面,印是吴跃光托朋友转来的。

  以后,吴跃光时时把老师放在心上,象这样见情的好人真是少有。老师一发生什么事,他的钱便到了。原来文革中老师受冤入狱,他的钱又到了。不但到,而且不是救急不救穷,是救急又救穷。你不嘱他不要汇了他每月汇钱不拖时日。

  自师母进文史馆有一份工资领了后,老师便致谢吴跃光,说知此事,提出现钱已够用,请不用汇来了后,吴跃光才不再汇钱。

  可是吴跃光对老师这朋友是交定了,他时时没有忘记老师。一天我去老师家,老师又高兴地谈起了吴跃光,说:“前几天,吴跃光的儿媳到国内来白相,吴跃光嘱他二个儿媳一定看望我。”

  他二个儿媳到老师家。老师说:“她们性格都很开朗,说话声也响亮。”吴跃光的儿媳说老师是戆徒:“为什么他给你钱你写信去回断他,不要了?你要尽量问他要,尽量去花,他(吴跃光)现在钱多得花不光。每逢农历年三十,他五个儿子都会齐香港,吃了年夜饭后,每人必须拿二万港元去施舍穷人,不施舍完不能回家睡觉。”

  老师说:“吴跃光是孤儿出身,解放前在国内很苦,后来去香港,如今发了财他不肯忘记穷人的苦,所以如此。”

三十二 师母死了

  当我初见到师母时,老师就叫我不要理会她。说来奇怪,她却与我很亲热。也许是自幼家教所决定的。她常常笑着与我说话,可我从未听清楚她对我说些什么。

  一次她与我说话,我当然不敢怠慢,认真地要听清楚她要对我说些什么。老师见了插上来说:“你不要去理会她,她已搞不清什么事了,是脑动脉硬化,看不好!”

  “哦!”我这才知道老师要我不要理会她的原因。以后她笑着与我说话,我总是点点头,鼻子里嗯,嗯……地了事。

  自从张承宗请老师写信给张大千以后,可能是作为一种回报,师母进了上海市文史馆。她作为是况蕙风的女儿与陈巨来的妻子是完全有资格进入该馆的。

  师母比老师先去世了一年左右,由于师母多年脑动脉硬化(其实可能是一种老年痴呆症,只是老师说是脑动脉硬化),所以老师一家人并不是很悲恸。大殓时也没通知老师的学生,只是认真地清理她的遗物。

  老师给我看二张她过去绘的画,画是绘在毛边纸上的。老师说,这是过去师母绘给孩子看的示范作品,绘得对!只是不成一张画,要拿到刘旦宅处,请刘旦宅补成一画,挂起来看看,以示纪念,寄托自己的哀思。

  后来刘旦宅为她补好后,老师给我一看果然一幅一尺的小品。老师说没有画框。我当即自告奋勇:“这区区小事包在我身上,我来为你做。”

  老师当然高兴,不几天我把画框拿到老师家中,老师一看,很满意,但又担心框太细了:“这边框是不是太细了,吃得消吗?”

  “这框子只能这样细,粗了太难看,你是一尺的画,框小边怎么能粗呢?”我解释着。

  老师说:“好,好!谢谢你了!”

  可是,过几天我去老师家见画是挂起来了,框却不是我做的。我问老师:“怎么不用我做的框?”

  老师说:“他们说你做的框边太细,要吃不消。这是乡下做上来的。我看是太粗了,有些木头木脑,也没有办法。”

  我苦笑着说:“老师,你知道我是做木匠的吧!我是正宗的木匠,做这么一个画框会做不来?我做的框会吃不消吗,不能挂吗?”

  老师说:“我叫他们换掉,这框边太粗,实在太难看!”

  我再次到老师家的时候,画框换了我做的了。老师说:“你做的框太好了,这样就好看了。”这画与张大千的照相一朝南,一朝东,都一直挂在老师的床边墙上,直到老师去世。

三十三 “女大不中留”

  老师的学生中有一个女学生是必须谈一谈的。我初去老师家时老师就介绍给我听了。说是女排运动员,现在离开女排,跟他学篆刻。

  此女学生就是张颂华。她与其他女学生有些两样。如岳美堤、张素心等叫名是老师的学生,其实不然。岳美堤是俞振飞的学生;张素心是胡亚光的学生;她们因为老师之间都是好朋友,所以也作学生论。
 
  张颂华是正式学篆刻的学生,而且曾经是老师非常得意的学生。她是退役的运动员,老师说她浑身有伤,一个人有四张劳保卡,不管去哪家劳保医院都不用花钱可直接看病,而且都是大医院。

  我见她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天天在老师家,吃饭是否在一起我未见,但每次去她都在。

  由于她是女排的退役队员,所进的单位大约也对她特别照顾,几乎用不到上班。

  上午呆在老师家,这个那个都参与。玉嫦姐忙不过来时她也搭搭手,除了跟老师学篆刻以外,每天下午老师听书总是她陪伴的。她又长又大搀扶着老师,不要说搀扶,就是当个保镖也不会逊色,老师当然满意。正象领导人当年年龄大了,搀扶他们的常常是女性一样。

  对于她的篆刻也一味称赞,老师曾赞她是当代找不到的女篆刻家,在清朝的女篆刻家中找出一个来相比。老师对她的指导我虽未见,但想来一定特别耐心,别人刻得不对时老师习惯称“狗屁!”她可不会受“狗屁!”的唾弃。她刻得稍一好,老师便逢人常常拿出她的印蜕来褒扬。其实传统的讲作为女子能学篆刻是不差的,她也刻得不差,但要说怎样好,我看也只是老师的宣传罢了。不过是因为能陪他听书。

  老师一时有这样一个学生非常得意,去日本访问前还多次说要把她向日本人介绍。篆刻比赛又嘱高式熊投她的票以使得奖(见前文)。

  可是后来不对了,老师的外孙君君参加工作了,不论君君有什么事她都要轧一脚,君君要到什么地方去,她都要陪着一起去。

  君君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反感了,与母亲(玉嫦姐)说:“她这样陪着算是姐姐呢还是算什么人?路上碰到了同学怎么说法子?”——这话是玉嫦姐对我说的,老师也对我说过。

  玉嫦姐还说过不配的话:“人比君君又长又大,年龄又比君君大,君君也不会要她……”

  张颂华一定也知道了玉嫦姐或君君的意思,或者受到了回绝。

  有一天我去老师处,老师对我说:“张颂华对张素心说:你应该嫁给香港人,她要嫁给西欧人,因为她人长得长大。弄得人家张素心难为情得面孔通红……”

  由于君君的事看来无望,张颂华渐渐到老师家的次数少了。老师一时可能没想到什么,问她她只是忙、有事之类地应付过去了。

  一天,我去老师那儿,老师大为光火,说张颂华某人说她是“跳槽”,问我“跳槽”懂不懂?我真的不懂了,本来嘛!“跳槽”没什么难懂,给老师这样一问我倒真的不懂起来了。老师的解释好象与唱戏中不光彩的女子的行为搭界。后来才说到:原来张颂华为找对象,借学篆刻去跟陈茗屋不知怎么了。老师气愤的是你张颂华是我陈巨来教出来的,我把你教成又把你介绍到日本,又叫高式熊投你的票使你在篆刻比赛中得到优秀奖,你张颂华不感激老师也罢了,你怎么去跟陈茗屋学呢?在老师看来陈茗屋算什么呢?我陈巨来世界第一,你张颂华跟我学了怎么还去跟陈茗屋学呢,这简直是“倒配葫芦”了(打扑克牌十三只用语)。

  后来老师终于知道了张颂华不是为学篆刻而到陈茗屋那里去的,是因儿女之情到陈茗屋那里去的。在老师看来:你到陈茗屋那里为儿女情去是无可非议的,但你借学篆刻而去,贬低我陈巨来,有负我陈巨来一片教诲,有侮我陈巨来的名声。

  老师为此事闷闷不乐!年龄大了一受刺激,终日少言寡语,身体也明显走了下坡路,以至一次偶然的感冒造成了肺炎,在去医院的救护车上离开了人世。

  玉嫦姐多次与我说:“爹爹一半是死在她身上的。”

  老师的兄弟陈左高就在隔房,老师死时我去坐过一会。他说,老师一年中妻子去世,后又大千去世,特别是大千去世后老师常闷闷不乐,心情不好,也就造成身体的不好,以至今日……。

  我想人总有一死,况且人在社会中生活总有喜怒哀乐,死因常常是多方面的,我只是记叙看到的、听到的。究竟如何?各人心中自主。

三十四 老师与文艺界

  老师晚年若说有业余爱好的话,那么,也就是听书了。几乎不管哪里来的评弹名角都会亲自把票子送到老师家,而且是二份。演员们不是求方印,便是求捧场。(文革后评弹几近消亡,生意清淡)

  老师对我暗暗讲:“他们送我一张票子只几角钱(指每日的书票,票是一月一送的),我每天轿车钱倒必须六元:三元去,三元来。又不能不去,不去脸上过意不去。”

  其实老师也喜欢听书,说脸上过意不去只是借口,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老师家的经济还算允许。一个上了年龄的人每天听一档书,车子外面兜一圈,对身体也有好处,况且开场前在后台与演员们有说有笑,我见他非常快乐。

  后来每天轿车一出一进总觉开支大了些,所以玉嫦姐设法为老师找了一辆三轮车。老师乘三轮车觉得比轿车更舒适。人在风头里,东看看西望望,车又不快不慢非常合适。每天听书时间一到,车已在家门口等老师了。书场散场时车又等候在门口来接老师回家了。车费节约了一半,一去一回只三元了。

  玉嫦姐对我说:“这样不但省钱,而且不用每天打电话约轿车了(当时轿车很难叫到,不象现在,老师是特别的,他有一张叫车的卡,无卡是叫不到车的)。三轮车是一月一包的,一个月一次讲好就行了。”

  老师听书天天还得有人陪伴。除了家里人外,陪伴次数最多的就是张颂华了。

  我也陪老师去过一次,那是凑巧,我下午到老师家坐了一会要走了。老师说:“今天正好没人陪我去听书,许培鑫你陪我去吧!”我当然也就答应了。

  记得那次听书在马当路的《大华书场》。三轮车停在边门口——演员进出的门口。看门的人是熟悉老师的,不会阻拦。那次有一档是黄异庵说的《红楼梦》,老师说黄异庵学问很好。一个女演员很漂亮,也许是胖了些,换妆时穿罩裤困难了一点,那时是没有减肥一说的。

  老师到后台时大约离开场还有半小时左右,大家都很熟悉,有说有笑,女演员少不了还会发几声嗲。那天一女演员还送了老师一盒糕点。当老师从后台走到场里自己的座位上时,演员也就出来了。女演员一上台频频地对老听客送上一个个微笑;男演员也频频点头致意。对老师点头微笑是少不了的,而最有趣的是演员往往会象专门说给老师听的一样,有时又象与老师对话,只不过是老师没开口罢了。听完书我扶着老师照例从后台边门出去,三轮车已在招呼我们了。

  在老师家中我碰上过多次的一位老艺人,他姓程,好象叫咬程。老师说他解放前在无线电(收音机)中说《列国志》,是赫赫有名的杨六郎,杨六郎的空谈,老师很佩服他的发嘘,说是怎么会给他想得出的。那时他也求了一枚印章。

  后来杨六郎生癌住院,老师对我说:“杨六郎没有妻室,单身一人,现在医院没人照应,很可怜!你为我去看他一次,说是代表我去看他的。”

  我便遵嘱,买了二听麦乳精之类的饮料去看他,见他人很瘦,旁边有一女人陪着。床边橱上空空如也的没有一样食品,不象其他人放满了食品。他一见我是老师嘱我来看他的,立刻坐了起来,简直象抢一样地从我手中接去二只罐头,二眼盯着我好象在问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吗?你不要揩油!我想这已经很好了,至少是我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了,随后我又十分可怜他,想杨六郎啊!你出风头时想到过今天吗?你会缺二罐头饮料吗?你不要人穷志短啊!

  当我说老师很关心他的健康时,他很感激。

  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也许是不会营生,也许是什么别的原因,最后是穷极潦倒一副窘相。我亦不愿多坐,离开了他。

  不多久,老师告诉我他死了。

  老师这里,文艺界内幕的各种消息都会有,正是出门唯听书,来者送消息。老师的消息是不用外出打听的,都会有人送上门来,且很及时。什么越剧团上香港访问有什么事啦,回来后什么演员写检查啦。不过老师似乎有些看不起越剧。他自称与昆曲、京剧有缘,而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俞振飞。不过我从没见老师去过,也没见俞振飞来过。也许岳美堤是俞振飞与老师之间的交通员吧。老师还说岳美堤是正宗的岳飞的后裔。老师是当着岳美堤面对我说的,可当时岳美堤自己却未作声。

  尽管老师说俞振飞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有一件事却再要好也不管用。那是什么事呢?是房子。

  老师自平反后落实政策,再也不是狱中登记时给他定的小学文化程度了,而是一个被称作特殊的知识分子了。

  由于住房较小,国家要给他安排房子,几次都不满意。现在给他与老朋友分在一起——俞振飞的旁边,让他们好朋友做邻居。当时玉嫦姐很愿意,她对我说:“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现在给他与老朋友分在一起还不满意,不肯搬。”老师为什么不肯搬呢?他自己不是讲与俞振飞是最要好的朋友吗?那么与最要好的朋友做邻居又有什么不好呢?

  老师说,他住的房子第一任住户是汪精卫。而就是他现在住的这一间,从来没有死过一个人。所以他对别处的房子不可能满意的,他是说什么也不愿意搬的,玉嫦姐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

  老师是相信迷信吗?不是的。是怀念汪精卫吗?也不是的。老师从来不拜佛,也从不做礼拜,老师的思想是什么呢?我隐约地觉得老师有一种佛教旁边的一种中国人传统的迷信思想——中国人有一种星宿的说法。一个有迷信思想而不相信迷信的人——这在常人看来奇怪的说法算是我的创造吧!大凡是有名的大人物都是大星宿下凡,若你能依托到大星宿的衣钵下,那么任何妖魔鬼怪都奈何不得你,你必然会遇难又呈祥。

  老师的居室,第一任住的是汪精卫,那么不管汪精卫的为人如何,对他的评论如何,他总是个大人物,是个大星宿下凡。且在这幢房子的这一居室中又从未死过人,当然就不会受妖魔鬼怪的侵犯了,老师怎么肯搬家呢?

  不过老师终究也还是死了,因为大星宿们也要死的,只是老师也未死在这间不死人的房间中——去世在救护车上。

  后来大概老师觉得汪精卫星宿不够大,又刻了个中国的印,打了印蜕后暗暗藏在身上,乞求保佑长寿健康。

  那就是老师去世后有人传说在老师的衣口袋中发现中国印蜕的事吧!不过这事只是传说,我未亲见,玉嫦姐也未为大家说起过。

三十五 老师口中的张大千和吴湖帆

  与老师闲聊,我保证半小时之内必然会聊到张大千。张大千给老师的印象实在太深了,而老师对张大千也实在是忠诚,犹如小弟对大哥。囹圄中老师的精神支柱不是沈钧如了(沈钧如已于六三年去世),而是张大千,他认为张大千就是他的保护神,只要张大千还活在世上,就有他陈巨来站起来的一天。

  老师的房间中挂着的唯一的一张照相,不是父母,不是妻儿,恰恰是张大千与四姨太的合影。这照片可能是十二吋,就挂在他的床头,也许老师每天睡下或起床时都要看看这位在解放前时刻都会守护他的大哥。

  老师所谈的张大千,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位活生生的画家,他有优点,有缺点,为人慷慨,乐于助人……。

  在与老师“同窗”之时就听老师说起张大千了,说张大千明明是画家,偏说自己烧菜第一、绘画第二。还说自己发明了一只清蒸鲥鱼。老师介绍说:“他的清蒸鲥鱼需要二只大青蟹,把二只青蟹的盖辦开来盖在鲥鱼身上一起清蒸。”老师说:“他有钱,不在乎二只青蟹,一般人家哪有这样吃法,没人想到,他却说是他发明的。”

  “他与朋友们三天五天便要聚餐一次,请一个上海市有名的厨师,烧几只有名的菜……”
我听老师这么讲时心想:张大千是个谗唠胚。不过现在的名称好听了——这叫做美食家,也称家了。

  张大千好女人,因为女学生生得好看,就会不知不觉地去亲上一口(见前文)。晚年到台湾定居后,绘得少了,外面的人求画更不容易了,便想出个办法,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去陪他,向他发嗲讨画,通过这样的手法搞到大千的画。这一定是老师听来的,他几乎每月有香港过来的人来拜望他。

  老师还说大千在台湾生活得很好,他与蒋经国、张学良、张群四人每月要会餐数次……。
老师说张大千好游山玩水,他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别墅,巴西还有他的庄园。他游山玩水喜欢一个人瞎跑,跑得不认识回家了,便从身边摸出一个小本子,周围随便找人,给人看。原来这本子是他早就请人用各种文字——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等等写就的,内容是:我是中国人,画家张大千,现在走得不认识家了,请你帮助我回家。我的家住在……地方。谢谢!

  人家见了这样一个老人也很愿意帮助,用车送他回家后,还要留一句“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之类的话。在老师的口中,这国外都是天国,上帝的家园。没有欺诈,没有绑票……。

  张大千还乐于助人,那是解放前。不管有谁,求张大千帮助,他是有求必应的。身边有马上摸给你,身边不便到家里去拿,家中没有他会绘你一张画,反正他的画能变钱。老师说自己受过他多次帮助。老师讲这些时使我想起了《四杰传》中唐伯虎绘画能当钱,李太白千金散尽还复来。 

  老师不但赞美张大千在金钱上气量大,还十分赞美他画品上气量大。老师说:“人常言同行是冤家!可张大千就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他十分佩服齐白石,说齐白石的画一面是极工细的蝴蝶、蜻蜓之类,一面是极粗旷的写意荷叶和荷花,二面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从外界书报上只知张大千说朋友的画个个好。如:傅心畲、吴湖帆等。听老师讲张大千佩服齐白石时也觉新鲜。

  老师还比较张大千与吴湖帆的画,老师说张大千绘的山水都是蜀中的山水,是真山真水;吴湖帆的山水都是从书上来的。张大千绘的人或鸟都是活的,可老师未讲吴湖帆绘的人、鸟是死是活。

  老师是否去过四川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去四川。那么老师怎么会说张大千绘的都是四川的山水呢?是真山真水呢?我想他可能只是人云亦云,或是凭自己的想象吧!

  老师说张大千家中长期养着裱画师傅,这裱画师傅也许老师也认识,姓什么叫什么,裱得如何如何都熟悉。可我记不得了。

  说起做假画,张大千与吴湖帆都做假画。老师说:“吴湖帆还自称是外科大夫,他能把一幅变成二幅;能把山下的亭子搬到山上。”吴湖帆做假画也养着裱画师傅。

  一对画界的老朋友,又都是当代著名的大画家,又都做假画。可最后吴湖帆恨透了张大千,把大千看作仇人也是因为假画。

  张大千做了一幅梁楷的《睡猿图》托人在市上出手。不料被吴湖帆认作真迹购去了,吴湖帆得到了梁楷的“真迹”非常高兴。他请大千等好朋友去欣赏,大千一看自己做的假画,一时不能说穿,就暗暗地对吴湖帆说:“我看这画靠不住,不如再出手卖掉它好!”

  张大千本是好意,没想到吴湖帆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认为自己不可能看错,再说吴湖帆在当时社会上也是排得上号的鉴定家。他不相信张大千说的此画靠不住,反而因气量狭小对大千作了不良推测。吴湖帆认为张大千看了这幅《睡猿图》也想得到它,嘱自己脱手那么他便可得手了。认为张大千想挖他的宝贝,可谓警惕性颇高。

  没想到过了不久,这幅《睡猿图》是张大千做的假画传到了吴湖帆的耳朵里,吴湖帆确认后,从此就恨死了张大千。

  老师讲这段往事时还添了一句:“吴湖帆自家不好,不听大千的话,还以为大千要挖他的宝贝呢!”

  老师最后还是加了一句:“吴湖帆这样大的家业,文革中死得惨啊!隔离室里一只勺、一只碗、一张地铺……”寄托了无限哀思。

三十六 老师说起丰子恺

  尽管丰子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要高于吴湖帆,甚至高于张大千,可是老师谈丰子恺的事却不多。只是因为与老师一起被批斗,都是文革中的同命人才谈起的,在丰子恺的追悼大会期间,老师又一次义愤填膺地谈起了丰子恺与钱××的事。

  老师在狱中就对我讲,他与丰子恺在画院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曾一起被批斗。老师说:“我真佩服丰子恺。他与我一起被人楸着斗后好象没事一样,整整衣服耸耸肩,就自己走回去了。”

  老师的佩服丰子恺,说出了丰子恺先生蔑视“四人帮”的傲骨。使我想起了在外面听说红卫兵批斗滑稽演员的事——要给他戴高帽子,他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就从身边摸出高帽子戴上去。红卫兵说:“太低不够高。”他说不要紧,随即把它拿下来一拉,这帽子便高了许多。引得看客哄然大笑,破坏了所谓的秩序,使红卫兵们尴尬。

  但我眼前又立即出现了一幅极需人们同情的画面——一个弱女子被红卫兵捉弄得喘不过气来,还半带凌辱地要她唱《小燕子》。

  又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被他们莫名其妙地批斗,高帽子一米二十。判刑时横了一颗心,示众时挺起了胸膛昂起了头。以致楸我的警察说我是死硬派,花岗岩头脑……。

  丰子恺先生是我在孩提时代就知道的音乐家、画家、书法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没有看到文革的下场。不!

  他看到了文革的下场,要不为什么会对红卫兵对他的批斗如此不屑一顾呢!

  在“四人帮”打倒后丰子恺先生的追悼会隆重召开。人们都又一次地怀念起丰子恺先生。老师也又一次谈起了丰子恺。

  老师与丰子恺一个单位,一起批斗过。他的话大致是可信的。

  老师说:“文化大革命了,外面抄家破‘四旧’的风声很紧。丰子恺感到少不了要轮到他,于是,某天晚上在自己家里整理起来,几十年来的文化生涯——绘画、写作……该整理的就整理一下,不要的东西,或可能惹事的东西,能不要就不要了……。”

  那天,钱××也来帮老师丰子恺整理。老师说:“钱××是丰子恺多年的学生。那天整理到一张四十年前在广西桂林绘的漫画,那是一张讽刺漫骂国民党的作品,当时丰子恺欲把它处理掉。那时钱××说:‘老师这张画很好,你不要,我倒挺喜欢,送给我吧!’”

  丰子恺见他要,也不考虑说:“你要你拿去好了!”

  没想到第二天钱××即把那幅画交到画院说:“这是丰子恺昨天晚上画的。”算是与老师划清界线。

  老师说:“你想四十年前画的变成昨天晚上绘的,针对国民党的就变成针对共产党了。那还了得?从此以后丰子恺便被批斗,而他自己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个多年的学生怎么会咬他一口,诬蔑他的?就这样丰子恺每天喝一杯高粱,终于慢性自尽了。”

  丰子恺在“四人帮”打倒后,平反开追悼会的时候,他的家属,守在殡仪馆门口不让钱××进去。若钱××来要打他出去。钱××终于没去!老师去世时,蔡乃康等对黄志毅采取的一套,就是从此学来的。

  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会倒悬的,师生关系会成敌我,搞成你死我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因观点不同、立场不同而搞成冤家。但象这样无事生非、硬咬一口的恐怕也少见!

三十七 老师与谢稚柳

  老师与谢稚柳原本是很好的朋友,那么他们俩人如何会成冤家的呢?

  老师曾对我说:“为谢××刻印的那人原是我的学生,但那人刻得不好。我好心帮谢××介绍另一个刻得好的学生,谢××不要他刻,喜欢那个学生刻。其实那学生是个屁精,谢××是因为喜欢屁精才不肯换人的。”

  老师说此话显得很随便,看来老师既然这样对我说,也一定会对别人这样说。老师的这种说法少不了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到谢××的耳朵里。

  另外,老师把知恩图报看得比什么都重,本来这是美德,但我所知道的老师知恩图报到了有些不够理智的地步。怎么说呢!那就是对吴湖帆与张大千的态度。老师不知多少次对我说过——先是没有吴湖帆就没有我陈巨来,后来是没有张大千就没有我陈巨来。

  老师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的面前说坏这二个人,甚至不能说这二人的画有什么不好。若有人在他面上说这二人坏话,或贬低这二人,那么老师一定会与他当面大吵起来或给他一个下不去。

  老师房中唯一挂着的相片是大千和他四姨太太的,而且挂在他的床头处之墙上。据我所知老师对大千的思念更甚于吴湖帆。

  当老师在画院听到有人贬低大千,甚至说去敦煌是他带大千去的时,老师便怎么也按耐不住胸中的感情了。尽管老师身材矮小,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今天能丈义说话的人只有老师了。老师象一头雄狮那样吼了起来——

  “你与大千是四十多年的朋友,而我与大千是五十多年的朋友了!(恐怕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与大千的交往时日超过老师了。)你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吗?不但不是你带大千去敦煌,而且是你哭着跪在大千面前磕头求拜要求大千带你去,大千才带你去的。我亲眼看见你磕头的……”(我想老师的说法一定是矫枉过正了罢。真的要他磕头才带他去也不是张大千了。)听说那次在画院是闹得不可开交了。

  老师与谢稚柳的矛盾我想基本上是由这二点造成的。如果真如这样,那么他俩的矛盾就必然不会调和。一是谢××喜欢屁精,不管真假,谢××都受不了。二是老师不允许任何人贬低张大千,而且谢××是在造谣以抬高自己(还听说谢××说泼彩不是大千创造的而是他创造的。)老师同样受不了——这是由老师的性格和他与大千的关系决定的。

  至于谢××反对老师入画家协会,我看尚是小事。老师与吴湖帆合作画松是实实在在的事,再说作为鉴定家入画协也应该。

  然而,一个是篆刻大师,被人称为“在世国宝”的人;一个是国画家,在画界亦大名鼎鼎。成了冤家对头,毕竟影响不好。所以既是政府又是领导,又是老朋友的汪道函、裴先白、王一亭等出面规劝了。也许都明白老师说了谢××喜欢屁精。至少是老师打断谢××发言引起争吵。都要求老师先去叫应谢××。

  老师呢?可能也感到了自己的这种说法太使谢××难堪了,所以也同意主动叫应谢××。于是在日后的画院活动中曾二次主动去与谢××握手,但谢××均不予理睬。

  记得老师对我讲述第三次去与谢××握手是裴先白在场,嘱老师与谢××去握手,可谢××还是拒绝,裴先白这位老领导亲眼见了,也只能摇头了。自此以后便再也没人出面调定老师与谢××的矛盾了。

  一日我到老师家去,老师一见我就对我说:“我这口气总算被我出了。我三次与他握手他不理我,我叫看在汪道函、裴先白等人的面上……”

  我坐定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才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由于日子多了,我也记不得是谁请老师绿杨村吃饭了)

  也许那是老师的一位亲朋好友从香港来邀老师吃饭,但他根本没有想到昔日的好朋友,今日已成了冤家对头。

  他请老师吃饭,还请了谢××来作陪。谢××也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请他吃饭。

  酒宴开始前,二人四目相对都不作声,也许二人都在盘算着对方是怎么会来的,也许是双方都在作能量上的积蓄。分把钟后,老师开口了说,谢××白老师眼睛(后来我听说谢××那天戴着墨镜,即使白老师的眼睛老师也不会看得见,是老师故意找茬)。这话一出口,双方便争吵起来了。

  谢××不知怎么,骂老师不是人。于是老师亦骂谢××不是人。由骂不是人到双方对问有什么不是人?谢××应该知道老师对他的过去和现在都非常了解,可是一吵架昏了头,还问老师:“我有什么不是人?”老师说:“某某人是你的什么人?她是你的过房女儿怎么会与你生了两个孩子?某某、某某是谁生的?你才不是人,是畜生……”

  一吵架老师不管谢稚柳下得了台下不了台,也不管自己该不该把“畜生”挂在口上,可说是斯文扫地了。

  谢××翻不出老师不是人的地方,只能狠狠地说:“这个人最坏,这个人最坏……”一面用拐杖敲击着地板。

  副市长都没能让他们俩握起手来,主人哪能劝得下来。不过谢××在听老师讲了“今天他在这里吃饭就没有我!要么他走,要么我走!”的话后,谢×ד这个人最坏,这个人最坏……”地离席而去。

  老师又说:“我看在别人面上,三次与他握手,他不睬我,今天他饭没吃上,吃了一肚子的气,也是报应!”

  接着又说:“压在我胸中多时的一口气,今日终于出了!”

  我见老师痛快得很,心情太好了,人也好象年轻了许多。

三十八 老师真的死了

  记得那是新春中的日子,我们喜欢印石的人常常迫不及待地到江阴路花鸟市场去,因为石农春节回家过年去了,他们最晚的要到元宵节后才出来,但最早的有可能在初十前就来了,大家都想首先看到他们带来的石头,以便挑选到喜欢或难得的好印材。

  那天没有青田的石农来,我就走到老张摊旁聊了起来。老张——张寿民,是上海人做印石生意,在花鸟市场第一个设长摊的人。

  老张对我说:“听说你老师死了。”

  “什么!”我虽吃了一惊,但立即就平静下来了:“我老师,人常常传他死了,他活得很好呢!我前天还去过哩!”

  “你前天去过!你今天去过吗?”老张问我。

  “今天,今天才早晨我哪能去过!”

  “哎!你今天没去过,我告诉你他是昨天死的。”老张说,“你今天去了就知道了。”

  下午,我到老师家中,啊!老师的床已拆了,灵台前点着香烛,放着照片。

  玉嫦姐告诉我:“爹爹感冒发寒热,我叫他上医院去,他不肯去,他还说这一点寒热不是发在陈巨来身上的,是发在G身上的。陈巨来发三十九度寒热还能刻图章,而且刻得咯好呢!”

  玉嫦姐说到此,我的眼前出现了老师说的一幕:那时敌伪时期的事了。陈璧君乘飞机特地从南京到上海老师家,要刻一方图章,恰逢老师发三十九度的寒热。陈璧君说:“不要紧,不要紧!”说后弄来了鸦片烟让老师吸,老师一吸鸦片顿觉得有了精神,起床刻图章,自觉还刻得特别好呢!

  这就是老师多次将三十九度寒热不放在心上的原因。说:“这点寒热不是发在陈巨来身上的,是发在G身上的。我陈巨来……”

  玉嫦姐又谈到了张颂华,说老师这一时期很气,身体也大不如前,所以抵抗力下降,以致稍一感冒便引起了肺炎,这毛病一半是给张颂华气出来的。

  我只是听着,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那天我也到师叔陈左高那里坐了一会,他告诉我自从大千死后老师一直闷闷不乐,身体也变坏了。我好象是听到了真正的死因。

  大殓前我写了一首挽诗“印坛巨臂殒春早,铁笔遗珠犹嫌少。回首仰望总不如,生徒恸哭胜父老。”

  大殓前老师所在单位《上海中国画院》说老师的丧事由单位全包,与玉嫦姐商量国外的讣告一律不要发。单位最怕讣告发往日本。若梅舒适等人来就很麻烦。因为他是国会议员,要由相应的中央委员接送。玉嫦姐和陈左高商量后都同意了。以致大殓时日本一个人也来不及来,只有唁电了。

  大殓那天我们学生各有各的分工,提前一小时到了会场。我在花篮中看到了吴跃光的花篮,这位敬重和帮助老师而从未与老师见过面的长辈引起了我很大的尊敬,是他在老师二次受难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了老师。

  陆康从香港赶到上海,因为飞机误点而直奔火葬场,参加大殓,路上也够辛苦了。

  那天还听说黄志毅被赶走了,最起劲的是蔡乃康。究竟真假没有看见。

  大殓后照例在绿杨村吃了豆腐饭。

  大殓后我们学生大家刻二方印以示不忘老师教诲之恩德。我刻的一方是“铁笔扫千军”,是刘海粟挽联中用语;一方是“元朱君独步”,是钱君匋挽联中用语。

  在老师家中还来了个人说要对学生训话,我从未见过此人,也未听清介绍,不过有人认识。我心中想不明白他是谁,来训人!老师活着时,我也算来得多了,一次也未见过他,年龄也不比我大多少,现在老三老四训起人来。若要训话为什么陈左高不来训呢?他是老师的弟弟。然而再一想这有什么可计较的呢?老师也死了,由他去吧!

  以后每逢年初四——老师的忌日,我总买盆花到老师灵台前凭吊。四周年时,玉嫦姐告诉我灵台不设了,因常人都以三年为限,嘱我以后要多去玩。

半壁斋主 许培鑫二000年五月九日

陆建德|陈西滢的无妄之灾

《现代评论》1924年12月创刊时陈源以笔名西滢发表文章《“非列士第恩”》,批评“北京Y大学”禁止排演王尔德的戏剧。第二年女师大学潮激化,鲁迅在杂文《论“他妈的!”》称他“西滢先生”。《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对他的注释是:“陈西滢(1896-1970),名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成员。”陈西滢在武汉大学执教的时间较长,现在武大外语学院墙上还挂着他的照片,附有介绍文字:“陈源(1896年-1970年),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字通伯,笔名陈西滢。江苏无锡人。曾由英文转译俄国《父与子》等名作。1924年,在胡适的支持下与徐志摩、王世杰等共创《现代评论》杂志,主编其中的《闲话》专栏。1929-1941年在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开设英国文化课、英文小说课等,学识渊博,授课幽默风趣。”(陈西滢所译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和法文两种译本转译的。鲁迅的《再论重译》[署名史贲,作于1934年7月3日]中有这么一句:“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鲁迅译的《毁灭》,就都属于这一类的。”《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35页)
再留意一下民国年间的武大如何介绍陈西滢。《国立武汉大学初创十年(1928-1938)》(涂上飙编著,长江出版社,2015年)第五章(“严格程序 延聘教师”)列出1938年文学院各系教师简介,关于院长陈源的文字最少:“教授,号通伯,江苏人,英国伦敦大学毕业。”这本书的第六章(“国立武汉大学的师资聘任”)也有关于陈源的记载:“陈源,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号通伯,江苏人,英国伦敦大学毕业,民国十七年(1928)9月到校。” 其他在国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武大教师都是在登记表上写明的,如冯沅君为巴黎大学博士,陈剑翛为伦敦大学硕士,陈嘉则是威士康辛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的硕士,耶鲁大学的博士。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十年(1928-1938)》所反映的武大民国档案中有关的陈源的信息准确无误。他就读的大学是费边主义者创办于1895年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即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简称LSE), 属伦敦大学联盟。以普通读者的理解,“毕业”一词用于本科。如果复旦毕业的学生在北大获博士学位,履历上填写北大毕业,那就不应该。当然复旦(笔者母校)学生不会这样做。
但是现在一些出版物和网上资源称陈西滢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显然有误。日前读到的整版大文章《陈西滢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载2021年2月24日《中华读书报》“人物”版)就是专门就此来纠错的。这本是一件好事,文中一些措辞却影响到陈西滢和一些相关人士的声誉。作者抄录了陈源(Chen, Leo Yuan)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原始学籍档案,发现他1918年秋季学期注册就读,1921年通过终考毕业,所得学位是理学士(Bachelor of Science, B.Sc.)。作者还查实,陈源从1921年冬到1922年10月,一直都在德国、法国游历,还去德国德累斯顿小住。《凡尔赛和约》签订后,马克不断贬值,陈源用手中值钱的英镑换成马克,在德国买了很多德文和英文书籍,1922年年底与表叔吴稚晖坐船从法国回到上海,即得北大之聘,再与吴北上拜访蔡元培(应该在1923年1月18日蔡元培为抗议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而提交辞呈之前)。里昂中法大学成立于1921年,吴稚晖是首任校长。此前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数百人要求享受中法大学学生待遇,未获同意就占领校园,法国警方干涉后事端平息,吴稚晖愤而辞职。上述文章作者还查阅了北大校史资料,找到陈西滢1923年1月入职北大英文系的证据。这个月下旬的《北京大学日刊》连续三天在头版刊发“注册部布告”,宣布下一期英文系几门课程“由陈通伯先生担任讲席”。(1923年的春节是2月16号,可以推断,陈西滢从春季学期开始执教北大英文系。)在这年9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头版又有“注册部布告”,称“英文系主任陈源先生”在那一天“举行英文系入学试验”。作者由此猜测:“时年陈源年方二十七岁,如此年轻便出任北大英文系教授、系主任,仅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士学位(即便是荣誉学士学位)或是难以服众的。蔡元培用人向来不拘一格,又曾有为延揽陈独秀入北大而不惜为其造假学历和任职履历以满足教育部要求之前事,则陈源履历中之‘博士’学位之由来,有可能正是起于蔡元培之权宜虚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蔡元培之权宜虚造”这一“可能”,尚无任何文字可以证明。这篇考证文章得出结论:“读史求实。一方面,我们通过白纸黑字的档案能够更为真切地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在外学习的真实情况,真即真,假即假——陈源在LSE所修为学士课程,其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这一点不容模糊。另一方面,陈源之英文水平在其那一代留学生中既属顶流,他当时确系北大英文系教授、主任的合适人选,我们又当对其博士学位虚造一事给予更多‘了解之同情’。”
结语中“其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十个字,容易让人感到陈西滢本人也对此负有某种责任。假如作者在措辞上更加谨慎,“虚造”改为“误传”,就比较妥当。不应该忽略的是《北京大学日刊》“注册部布告”中称“陈通伯”和“陈源”为“先生”而非“博士”。
《陈西滢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一文还是有不能自洽的地方。陈西滢1970年3月29日在伦敦病逝,作者提及1970年4月14日《泰晤士报》“悼词”(一般译为“讣闻”或“讣告”,收入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出的《陈源传记资料(一)》,16-17页)中关于陈源留学经历的叙述: “他在一战爆发之前便来到英国留学,其时还只是一个‘学童’(schoolboy),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随拉斯基学习政治和经济学——只字未提陈源获得博士学位一事。” 笔者相信,《泰晤士报》这篇讣告的文字在发表前应该经过死者之女陈小滢的审核。陈小滢多年就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与英国媒体有交往,她一定非常看重《泰晤士报》的评述。陈西滢从1944年开始居住于在英国,直至逝世。1945年下半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筹备会和第一次大会,当选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的理事代表,1966年退休。此后他仍寓居伦敦,身体迅速衰败。
关于一个人的学位、称号,必须看本人填写的档案材料。陈西滢自己在履历上填写过所谓的博士学衔吗?《陈西滢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一文忽略了一个英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在校注册读满九个学期。英国大学一学年分三个学期,也就是说,博士学位申请人一般都必须在校注册三年。费孝通之所以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两年完成博士论文,确实如作者所言,乃因他是以清华大学研究院硕士的身份去攻读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那几个学期得到认可,九个学期的要求就可以变通了。费孝通有《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陈西滢的博士论文又在何处呢?他就不怕人问起吗?如果陈西滢在北大和武大任职时蓄意虚造博士学位,他在谈到英国留学经历时还得在伦敦的居留年份上煞费苦心,比如含糊其辞或故意延长几年“游学”时间,不然明眼人就会发现有假。不熟悉英国大学的学制,又未曾细察《西滢闲话》中一些年份的意义,才会轻信或贸然代陈西滢编造什么“博士”的故事。1925年9月2日,陈西滢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同学刘叔和患重伤寒病逝,他在悼念文章里说到自己和刘叔和、傅孟真(即“五四”猛将傅斯年)一度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是在1920年秋。“1921年的年底,我到德国,在Dresden住了半年,六月到柏林,孟真、叔和已先在。那时中国学生从他国到德国的很多,大多因为马克价落,前去游历。叔和仍旧闭门读书,所以不到三个月,他已经可以勉强看德国书和谈话。我不久便去法国,又从法回中国……”(《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二期[1925年9月26日],11页)。显然,陈西滢1921年夏本科毕业不久就离开英国去德国了。这里所说的时间,与《陈西滢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一文引证的德累斯顿大学留学生沈怡的回忆完全相符。可见他在1925年秋写《刘叔和》这篇文章的时候坦坦荡荡,如心中有鬼,有一些细节还不能披露,以便让读者产生错觉,以为他毕业后依然在伦敦读书。刘叔和1923年秋回国后曾是陈西滢的同事,在北大教了一年半书,所授课程是欧洲经济史。傅斯年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之一(当时人文组院士共二十八人,吴稚晖1865年生,年齿最高,比张元济还大两岁),包括胡适、王世杰在内的好几位是陈西滢的旧友。假如陈西滢此前以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欺骗学界,早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就以直性子著称的“傅大炮”(傅斯年别号)就熄火了吗?陈西滢的妹夫浙大校长竺可桢和女师大学潮期间“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之一的李四光(两人为数理组院士,他们当时的婚姻都是由陈西滢堂妹陈淑做的媒)会容忍如此不名誉的行为吗?
那么陈西滢有博士学位一说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在他执教北大和武大的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人称他为博士。但是陈西滢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不幸遇到无妄之灾。
《陈西滢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一文引了苏雪林在《陈源教授逸事》中的一段话:“陈氏性情之深蕴不露,可于下面一小事看出。他留学英国,曾获有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可是,笔者和他在武大共事十余年,与他夫人凌叔华、留英好友袁兰子(按: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袁昌英字兰子,丈夫杨端六)又是时相过从的好友,却从来不知他是个博士,为的他自己从来不说,别人也不提,直到前年文星书店替他再版《西滢闲话》,封底附有他简单的学履历,我才知道了。当时我倒惊讶了一阵子,并非惊讶博士头衔之如何珍贵,而是惊讶于他这个头衔怎么会保密到这么久长的年月!”这段文字的出处是苏雪林的散文集子《当我老了的时候》(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300-301页)。陈西滢晚景凄凉,疾病缠身,1970年3月29日病逝伦敦(详见《陈西滢年谱简编》,收入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张彦林著《闲话大师陈西滢》,217-244页)。据《苏雪林年谱长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陈源教授逸事》一文作于1970年4月14日。文中所说的“前年”或许是1968年。梁实秋1963年9月在台北家中作《重印〈西滢闲话〉序》,1964年1月台北文星书店出版《西滢闲话》,过了几年这本书再版,封底的作者学履历上有博士头衔。苏雪林落笔太快,她应该自问,文星书店的封底文字是否经作者本人过目。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电子邮件,文星书店如果比较慎重,应该写信给陈西滢,详示拟在封底印上的文字,征询他的意见。但是书店都有逐利之心,不一定会专函远在伦敦的作者本人,请他来做最后的定夺。现在出版著作或举办线上学术活动,介绍作者或讲座人的文字一般都由本人撰写,这在通讯欠发达的六十年代是想象不到的。而且,出版社为了一点生意经,甚至可能抬高作者身价,编造学位。总之,对作者来说,文星出版社再版《西滢闲话》时印在封底上那份履历实在是无妄之灾。《西滢闲话》里的《吴稚晖先生的著作》说到书局出版吴稚晖的书,赚了不少钱,却不大顾及作者的利益:“这在吴老先生固然是不介介于锱铢,然而书贾利用贤者的心理,以图私利,也实在可恶。”这句话是否也能用于六十年代后期的文星书店?
据《陈西滢年谱简编》,陈西滢逝世后,1970年6月28日,台湾地区的一些大学在台大医院外科讲堂联合举办了陈西滢追悼会,钱穆夫妇送的挽联是“每于和平见耿介,特从笃厚发光辉”。致悼词的人中有陈西滢早年教书时的同事王世杰和温源宁。王世杰也是所谓的“吉祥胡同正人君子”之一,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时的首任校长。陈西滢在1928年夏就从日本函告胡适,国民党政府正在筹办武汉大学,他已获邀参加。当年9月他赴武汉,受聘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1930年8月出任文学院院长,9月兼任文学院外文系主任。至于温源宁,笔者还要多说几句。温源宁英文人物速写集《不够知己》
温源宁英文人物速写集《不够知己》

笔者有一册温源宁英文人物速写集《不够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35,也译成《一知半解》)的复印本,原书是古代文学专家韩文佑送张中行的(1942年12月)。几十年之后,张中行在《韩文佑》一文(收入《负暄三话》)回忆道,他在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常与这位“刎颈之交”骑着自行车一同逛旧书店。“(韩文佑)遇见什么书,推想我也喜欢,他必多买一本,送我,如英文本《一知半解》,他的一本被毁,我却还有,就是这样来的。”温源宁从他为《中国评论周报》“亲切写真”栏(Intimate Portraits)写的知识界名人小传中挑出十七篇,集成一本玲珑的小书,目录上每位人士的英文称号和姓名后面附中文,比如“Mr. Wu Mi(吴宓)”和“Dr. Hu Shih(胡适)”。第十四章“Mr. Chen T’ung-pe(陈通伯)”和最后一章“Dr. S. G. Cheng(程锡庚)” 的传主都曾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程锡庚是获博士学位的,陈通伯则没有,两人称号上的差别一目了然。温源宁写道:“1914年至1919年,他(程锡庚)在伦敦经济学院。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或者宁肯说注册为学生的中国学生很多;但是很少人,确实很少,从那个学校拿到学位。程博士是各出色的例外,他是伦敦大学的经济学理学博士。”这“很少人”中就包括陈西滢,尽管他得到的是学士学位。《不够知己》目录
《不够知己》目录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英国文学的英美留学生是一个小圈子,陈西滢只是一位“先生”,没有博士学位,人人皆知。
《不够知己》第十四章的最后一段有一些未尽之言:“陈先生目前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他治理有方,该院声名远播,堪称中国同类学院中的最佳。这倒不足为奇,因为陈先生具有一位好的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待人温和而现实,讲常理,堪称楷模。为了这一点,要是我得承担一点行政工作,我乐意让他来当我的老板,但是我绝对不愿意由他来做我荒岛上唯一的伙伴。”温源宁在胡适一章称他为“小册子作家”(pamphleteer)、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哲人”(Philosophe),不提作为行政管理人员的胡适,也是有他用意的吧。
这本小书出版后,作者在光华大学的年轻同事钱锺书写了书评《不够知己》,刊发于《人间世》第二十九期(1935年6月5日)。上海那家专出英文书籍的“Kelly & Walsh, LTD.”,中文当时称“别发洋行”。
既然说到温源宁,再添几句离题的话。温源宁称赞陈西滢的藏书后说:“陈先生是读书的。从藏书家的观点看来,他的书中很少有几本称得上善本。陈先生对漂亮的装帧和精美的印制不感兴趣。”前些年《不够知己》出了英汉对照本(译者江枫),所收文章四十余篇,都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过,有的作者待考。这一版本里的“孙大雨”一文也提到传主的藏书:“他对印制精美的书籍有一种特殊的癖好。……他的英语书籍很可能已是中国最上乘的藏品。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他会有一种心旷神怡、得其所哉的感觉,摩挲着那些罕见的善本书,彷佛它们是他可爱的孩子。”孙大雨读了这些文字,会不会像吴宓那样骂温源宁“刻薄小人”呢?这个版本的好处是译者和出版社(岳麓书社)合作做了很多注释,有的很见文史功力(如杨丙辰先生条),但是陈通伯条中有“1921年毕业,获博士学位”的字样,大概是受了网上信息的干扰。篇名“Mr. Chen T’ung-pe”中的称号“Mr.”也被删,很讲究称号的温源宁不会容忍这样的疏漏。

张宏杰 | 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

原文标题:大明表面的光鲜

不过是大幅度退步的开始

文 | 张宏杰

中国在近世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即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全面的倒退,这实际上扭转了唐宋以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

光鲜的明朝vs.黑暗的中世纪

14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

14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14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

这些城市居民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

“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

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那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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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推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相反的事情在发生着。

朱元璋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

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如果把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明朝作为一个汉人政权,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恰恰相反。

崖山之后,辉煌不再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期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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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隆基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用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亚、新加坡和日本。

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网络作者“Jiangpub”在《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则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国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假设: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 (合伙或公司) 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明朝的进与退

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

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

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

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为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到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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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才是劳动。

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

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低一层,想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

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

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对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中国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

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这些动乱,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

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国大幅度后退,西方大踏步前进,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

开书店:在苟延残喘的大众滤镜下一直活着

做書按:

可能每一个爱书的人都做过这样的梦:等有钱有闲的时候开一家书店,选自己喜欢的书摆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忙的时候就看书、喝茶,和来买书的读者朋友聊天。

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有多远?线上购书对于实体书店而言是利好还是利空?开书店需要几个人?怎样才能达到“自己享受,别人也享受”的理想状态?走进一家书店,读者看到的是店内的装修、格调,关注陈列的都有哪些书,定价是否合理,是否足够有趣、足够有品,而作为书店店主,往往有更多不那么 “上得了台面”的东西要考虑,比如库存压力和劳损的腰肌,比如一睁开眼就压在头顶的说不出口的债务,甚至还有厕所的位置。

「做書者说」这一期聊的便是开书店。两位嘉宾八月和胡同,分别是 “参差书店”的主理人和 “布衣书局”的主理人。他们的书店都是“旧书系”,卖的是带有“时间痕迹”的书。虽然两位嘉宾都吐槽自己的分享无非是“失败经验”和“劝退经验”,但我们从中看到的更多的却是理想与坚持,还有温情。也许我们可以以此为引,一起思考一下关于书店,或者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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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胡同、飞哥、八月_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飞哥: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做書者说」第45期,欢迎来到这里。

今天这场活动是郎园图书市集期间的最后一场,是一场开书店开失败了的案例分享。松哥说这场活动人最多。我们先请八月做分享,她是“参差书店”主理人,我的前同事,以前是“读库”的编辑。然后“布衣书局”的主理人也会做一个分享,最后我们三个人会进行一个对谈。

对谈环节后我希望大家都坐近一点,我们来共同发问。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你们赔钱吗?”或者其他的。

先请八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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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哥_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我为什么做书店?

八月:飞哥是我以前在读库的同事,她现在还在读库。这次是“做書”的创始人刘松邀请我来的,他3月初给我发信息,我当时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做得挺失败,都是一些不太成功的经验。他让我讲一下开书店,我说都是失败经验。

结果他说:“那就更棒了,大家就爱听这种。”之后他可能觉得发这句有点不对,又补了一大堆。后来他又邀请了飞哥和胡同,给我们攒了这个活动,讲开书店的故事。

我先讲一下自己为什么做书店。因为我喜欢看书,之前想的是退休以后再开书店。但是后来因为工作上的一些瓶颈,压力太大,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工作,完全就不行了,又没有想好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时候刚好有朋友说,要不你就开书店。一想这就是我唯一的梦想了,我就离职去开书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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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_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开始比较盲目乐观,真正去开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没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么好。刚开店那会儿,我们印那种带名字的会员卡,一下印了1000张,我想着每天发几张,应该很快就发完了。结果买书的人非常少,会员卡号一共5位数,从00001开始,现在才发到了700多。所以这件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做。

第一年的时候还很乐观积极,尝试了各种方法,一直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年就搬家了,现在是2.0刚开始。

参差书店最早是开在五道口,但五道口房租非常贵,我们就不在五道口开了。其实没有必要拘泥于一个地方,反正现在既然大家都在线上、市集买书。那书店也可以灵活,书在哪里,读者在哪里我们就开在哪里,有一种云端书店的感觉。

从前大家去买什么东西,必须要到店里。比如买菜要去店里,但是现在你可以用APP,所有的事情都能在微信上解决。包括工作的所有,大家都能在线上解决了。

书店也一样。为什么不可以和大家一起移到线上呢?没有必要非要拘泥于一个形式,必须有一个空间或什么。

我们现在虽然也有线下实体店,在回龙观,随时有人去,但是我可能不会每天都在那,也不会有一个固定的营业时间。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之前看《黑镜》,有一集讲的是,你去世后可以把你的所有上传到云端,包括所思所想、所有的东西。你可以在医院里或者养老院,体验那些云端的东西。只要你的意识,你的思想,你想做的事情,这些是存在的。任何形式都无所谓了,所以我现在真的感觉更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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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失败了,但愈挫愈勇

我本来想象的书店是一直有稳定的上升路径,但我尝试了很多方法还是不行。所以就换个方式和赛道重新开始。虽然说我一直在“失败”,但我愈挫愈勇。换个战场,一切继续。现在还在新的道路上走着。

我认为书店没有必要服务每一个人,只服务那些与我品味契合的人就行了。只要把这些人服务好,他们认可我选的书,同时他们也会给我推荐书,形成良性互动。比如在我这买了一本书,他读完之后会跟我分享阅读感受。之后再来分享我另一本书,我也会听他的意见。然后,我也会去读他推荐给我的书,如果好我就去采购。最后有一种连锁反应,我自己的阅读范围和选书范围会越来越广,最后就聚集了一批这样的读者。

人很多样,阅读口味也各异。所以我不想服务所有人,服务一些人就够了。

开始时,我会很积极去做活动,但是我有点社恐,我无法享受那些活动。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组织,同时拒绝了很多活动。做活动也会有一些效果,但是我觉得不是书店应该走的路线。书店应该是我自己享受,别人也能享受,这才是好的状态。

我也尝试过卖很多种类的书,现在以旧书和二手书为主,因为新书电商的折扣太低了。最开始也有新书,不过一到双11或者423阅读日等和书相关的日子,反而是书店最惨淡的时候。那段时间一提起阅读日,我们几个店主就说:“可以放假了。”

飞哥:真特别不容易,我跟她共事三年她都没有说那么多话。期待之后的问答环节,待会我们可以疯狂提问,都让她来答。现在请胡同来说。当时确定这个题目之后,他一直在搬家,可能搬10多次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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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_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胡同:感谢“做書”的刘松邀请我来做本次沙龙压轴演说(笑)。我来这儿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先不说怎么成为搬家公司的,我先说说感受。

那天做書8周年酒局的时候,我就仔细看了下,可能大概有一两位跟我年龄差不多。今天现场也是这样,这是个年轻人的世界。虽然我从来也没觉得自己不是年轻人,但是来了以后,还是觉得这是别人的世界。

当然,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最后都是你们的。但你们腰包里的钱是我们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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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了一下八月在这次图书市集的成绩,她说昨天有77笔交易,非常好。她的确找到了一个新的赛道,那就是不要(实体)书店。

这场活动有两个副标题,第一个副标题“我是如何把书店开得节节败退又愈挫愈勇的”是八月起的,然后他们就要求我也得有个题目。我就写了一个题目:我是如何把书店开成一个搬家公司的。

这个是在群里随口一说,但是我最有预见性的一次题目。星期五晚上我接到一个朋友消息,他其实是跟我说别的事,但是恰巧有书要搬,稍微发了一点牢骚,我说我可以帮忙搬书。

我们书店周末都是双休,就去帮他去干活,昨天干到很晚。今天我又去了,两天搬了三墙书。我们真的很有经验,我说下次要搬你还找我,我们是家优秀的搬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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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题目呢?

我开书店时间比较长,从2002年1月7号开始算,到今年是第19年。

我跟八月是同行,我们不光是搬书的,我们主要都是搬旧书的,所以我们是竞争对手。说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俩物理距离很遥远。所以自从她去了五道口以后,那个方向的书我都没收着了,都给她收走了。(笑)

我仅限于市中社科院这块,北大清华都归她了,我们做了一下私下分工。

之前下班见了老六,他跟我住得比较近。我们在心灵上可能比较远,但住得近。我两次在不同的饭馆里碰见他,后来他终于说了实话,原来他在附近买了个房子。他说是买给父母的。

说起老六来各种感慨,我见他的次数并不多。还都是在小饭店,他的饭局我一次也没去过,他是老男人,我还没混到老男人局里。但是我对他感觉特别感慨,当然是有老六的限制,反正我从“读库”进书的时候不考虑这个问题。

过去他有一个事情跟我想做的类似。关于读小库,我感觉老六当年是想做一批所谓艺术品级的图书供读者收藏。我们有些朋友参与到行动过程中了,做了这个那个,我当时还发了一个牢骚,提了点意见。

后来我也问过他,读库的粉丝跟着他这么多年了,逐渐结婚生子、生二胎。读小库的生意比过去好多了,读完大库读小库,我就说我们要向老六好好学习。所以老六发个牢骚,说库房的事儿。全国那么多城市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我居然还看见了我老家也在备选,我感到很荣幸,虽然不是我邀请去的。当然他也没去。

他最后去了南通,南通就有人跟我招呼说你看老六都来了,一个员工都不动,举家迁过去,库房都能参观,小车滋滋儿转。

老六遇到过发大水给淹了库房,所以换地方,我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最后廊坊人民接纳了我们,我去了一趟。因为我比较懒,不愿意跑很多家,马上就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拉了40多卡车去,还不算我们自己的小车。

我是那个片区快递的第一大客户,所以他们免费帮我拉走了很多车,一车装5吨6吨。正常的四轮箱货,按标准只给装一吨半。快递说他冒着各种风险,把我的东西拉了半个月一个月的,拉过去了。

这是我搬家过程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真正的搬家。不但跨了区,而且跨了市。

我们的发家历史比较悠久。总体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说前半场我们代表了独立书店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

最开始我在网上卖书的时候,我在辛安里胡同,地安门商场对过。烟袋斜街、后海那块,就在鼓楼前。2004年我搬到新开路,协和医院对面的一个院子,位置特别好。

这院里有什么好,院里的房子是协和医院第一任中方院长的,楼上楼下,有电灯电话、有地下室、有壁炉,还有锅炉房,院子里还有松鼠,你看这房子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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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的一些姑娘,都是硕博连读,从这里经过时,老有人进来看。那时候我们想得很好,想着开这样一个书店,我们买了吧台、桌子,能喝咖啡,还能招待人的。因为那地方特别好,木地板100年的房子,你想想什么感觉?

协和医院的人说,这地儿特别好,院子里头随便可以烧烤。我们就过来了,除了冬天特别冷以外,别的没什么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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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4年,要知道是在东单,协和医院对过,旁边就是王府井。特别好。我们从这儿搬到了二环边上的领行国际,在17楼1703,当时是北京市最高的楼层。在那开了一年多,我又搬到了当时的崇文区,那个地方也特别好,因为它是单位的会议室,有170多平米,院子里头有树,有80年代的味道,特别亲切,我们在这只待了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我就又搬家了,搬到离旧书最近的地方,潘家园旧书市场。我们上了4楼,没有电梯,很便宜。88平米,一个月房租1800块钱。但是每天要扛书到楼上去,后来去医院,人家说,小伙子你怎么着,扛包扛出问题了。

后来我们又搬家了,搬到了垡头,我们租了一整层楼,在这个地方期间也搬了一次,不到100吨书。从这个楼挪到那个楼,从4号楼到2号楼。然后2011年开始我到平乐园,离老六的地方就很近了,在西大望路旁边。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下雨就可以开船进去了,因为这地方没有下水道。好在我都是穿着塑料凉鞋的,所以我随便淌。我看一些跳来跳去的人,我就感觉很优越。

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在潘家园,2009年到2011年开过店。后来实在是没精力了。很多人感慨,撑不住了什么的。其实实体书店的秋天和冬天来很多年了,不是现在开始的。

2018年,一个朋友说那时候北京有“实体书店帮扶政策”,我没有报名过。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实体书店,我是开网店的。朋友说,你看那么多家书店,都没有你们“布衣书局”的名字,说明你不行。我受了这句话的刺激,奋发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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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我就开始把仓库的东西清点出来。这个过程比较悲催,一星期之内从北京到廊坊。虽然我在那那么多年了,天天跟他们像一家人一样,不分亲疏远近。事先不知道真相,结果我就悲催了。当然了还是很受大家关注。

之后有人动员我,说有一个南锣鼓巷那边有一个书店,动员了好多次,我才去那边开了一个店。结果口碑还不错。

上海的陆昊先生,有名的陆公子,以前那么长时间只去过我店里一次,这会儿马上就去了,一下子体会到城里开书店有多么美好,太美好了。比五道口好,比胡同里更美好。

然后两个月后我们就赶上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春节以后,北京的活动都不让进。我们签了半年的合同,合同很快就到期了,我就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求助信。别人也以为我像“单向街”一样需要众筹了,我其实就想大家帮我找一个房子。

确实有效果,后来去了北京电视台的《向前一步》,这是个调解老百姓内部矛盾的节目,就是那些不愿意搬走的人(笑)。

像我这种要开书店的钉子户,我天天喊着“别开书店!”。但是赖着不想走,还得说“求求你帮我找个地方吧!我要开个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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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对选址有要求,我要开在东西城。我不想出去。

看了很多地方,包括大望路这里。这里的老板领我看的地方都巨大,像篮球场这么大。我看了后说“真好”,他也不问我兜里有多少钱。

这离我们家也很近。所以故地重游,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后来去了东四,我们不像过去这么忙碌,有时候一天一个人也没进来。

今天我看见“再见城市”书店,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我主要关心跟我们存在竞争关系的书店。我问他一本书多少钱,他说卖120元,问我,“你是胡同吧?”我说“是”。“胡同老师啊!那你给100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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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我带着口罩都给我打折,完了早知道口罩摘了是不是打折多一点。马上加了微信聊一聊。

这么精神的人都来开旧书店,实在是世风日下。我们是没有办法才来开旧书店的。

如果开书店,一定控制好库存

成为“搬家公司”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一定的野心,老膨胀,老认为自己没错,我买的书一定会卖得出去,加上我人缘就比较好,在我没有钱的情况下,上潘家园一上午大概能扎3万到7万块钱之间。每个人都说不用给钱,不用着急,有钱了再给,然后你拿走以后,下星期就问你了,“钱到了吗?”这个时候他又主动给你打折,主动说可以先不给钱的就很难讲价,是吧?

人家就不要你现钱了,你算算,现在是费率什么的,总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回报。所以,去的就比较多,每次都拉一车一车的。结果是我们的库房越来越大,我每一次搬家的原因都是因为库房。并没有人迫使我放弃城里的房子到城外去。

我们在2020年的年初,楼到期了,物业跟房主的合同签不下来,前面是个莆田系医院,医院成功地从房主手里把这房子撬了,我们因此就无法继续签一个保障合同。这次搬到了五环的高碑店,我每次看见五环,我就想起岳云鹏。我每次都要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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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搬到了地下室,我跟我同事说,“我们未来三年的目标就是努力回到地上了”。因为在地下室工作发现,“真是另外一个世界”。

如果大家开书店,我们待会再说为什么不让大家去做,如果你非要开,我建议就是说。有个藏家叫谢其章,他过去是个会计。他跟我说一句话,2003年的时候,说:“胡同,库存是罪恶”。

我也就笑笑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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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知道是真的,尤其当你的库存到了一定的量的时候。开头你觉得是坐拥书城了,特别开心,后来你就发现都是泪。我们有一个同行就愤而走了,都是泪,是不是有人太有共鸣了。

所以说如果开书店,一定控制好库存。如果你不能够从出版社拿到特别便宜的书,不能给你二折三折,你就想办法在618、423、双11、双12等。一年360多天里想办法去两大电商,把他们当做中盘,积极进行采购。这个就省去你跟出版社打很多交道,会省很多心,可以也省很多钱。(笑)

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退货,“7日内免费退货”。所以拿到手就赶快卖。没拿到手可以预售,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很多预售。我最痛恨就是,这个书都没见到,我就开始听你吹:这书有多好,怎么这么好?

正常京东发货,第二天一般能收到,第二天收到以后你就开始卖,努力地卖,少加一点钱。然后看7天之内卖不掉,你可以动点手脚,是吧?比如包装不要扔,上面扎一个洞什么的,你说是有坏的,你要多弄几个注册账户。你要只有一个账户,很快就会被发现,大家都很聪明(笑)。

我想这样做,还是能把书店开下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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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古书局

实体书店总要有人开的

飞哥:这个周末刚好SKP在店庆,我去了,被几乎每个人、每一个店家震惊到。想了无数个形容词,想形容整个SKP的商场。但就是用不到“可爱”这个词。

但刚听了他们俩的分享,真特别的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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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哥_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当时我要来这个活动之前,我就问我同事,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吗?他说想问八月还要开几年,好像一直在赔钱。

八月:开几年之前没有想过,想的是一直开到去世。

胡同:这,你不还得开1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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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或者是突然离世。

飞哥:这么沉重。

你刚开一年六哥发了一个微博说:“哇塞,收到了参差书店打款,它还活着。”那时候你刚开一年,现在你已经三年多了,他就给你打款了。

八月:后来我就没怎么去,有一个账号采购完付款后就有短信。

胡同:是吗?它还有这种功能呢!

八月:对。

飞哥:谁给你转钱了都能收到提示。当时一年之后就说,“哇,还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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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胡同:这个老六到底是商学院毕业,管的这么细。我以后每天找他会一会。

八月:但是现在也不太多了,就想以旧书为主。读库搬家那会儿网上求助,全国人民都买读库,大家把想买的都买完了。

从那之后我书店的读库就很难卖掉了,我就补得越来越少了。只补最新出的读库mook了。

飞哥:胡同老师,您看您还要开下去吗?

胡同: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开书店。我关注很多招聘信息,普遍说的是35岁,今天早晨看我们家门口贴的招聘,我都超龄了,35岁以上,人不要我。所以现在我们到哪儿去,只能做什么合伙人,老板就这种身份了是吧?招工人家不要,只能我们招别人工了。

所以你也得考虑,八月才20多。

八月:没有,30以上。

胡同:你要想好,还在这行里干几年,如果想给人打工要早早做打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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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想换行,换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有一句话叫:改行三年穷。男怕选错行,你干了很多年后发现,还有一堆债务。我还有数字很大的债务,不能说,我老婆万一要看见了就比较麻烦。

这些都不允许我现在就放弃这件事。

最近我阳光了一点,原来比较阴郁。以前每天传达的都是一些消极的信息。不放弃的原因很重要一点:很多朋友觉得你做了他做不了的事情,所以他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地帮助你。

比如说我在群里头求助,说我缺钱,要发工资了。我最多一天收到了70多万。借钱的人90%我没见过,你说怎么这么实在呢?

我们二楼有一个戏剧公司,有次一个姑娘下来,聊着聊着说她要走了。

她说:“要是再坐下去,我都想借钱给你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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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书店,其实收获什么知识不重要。不开书店也可以生活,买个阅读器或者,看微信读书什么的也能行。路上也能听书是吧?获取知识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要读书,这点我比较悲观。但确实可能是一小撮人的梦想。

我转市集的时候很感慨,竟然这么多人买书。虽然也有很多人是在买文创,并不是在买书,但是我看也有大包小包背的书。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大概不会死,可是必定会衰落,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实体书店总要有人开的。开实体书店,比线上我觉得好的一点:“交流是不太一样的。”

线上我都不知道遇到谁,但是线下就能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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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_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有一次我们门口有小伙拿了一束花,我们隔壁是个有名的网红咖啡,他在这等人。我说:“约咖啡店啊”,他说:“约你这。”

我觉得好奇葩,怎么会有人约我们这样的一个店?

说是女孩约的,后来那女孩来了,他们俩在喝茶,我知道他们是网友,第一次见面。我坐在这边,他们俩一冷场。我就过去说两句。

飞哥:你为什么还坐这呢?

胡同:你的意思我就应该出去了,我放个假,把店交给他们,就这样经营一下我就走了。

八月:我突然想起之前豆瓣书店,租了一个非常小几平米的屋子,在北大附近,人多的时候他们就出来站着。因为屋里实在没地儿站不下了,他们俩就在门外等着读者去买完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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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我们一共才两个人,我们店房间有30多平米,两人也没有那么胖,挤不出来。我也想最后达到这种情况。

飞哥:他们喝茶付费吗?大家可以约见面就去他那了。

胡同:我们这开门时间很晚,一般不开门。

飞哥:是下午1点到晚上6点是吧?

胡同:最近我学好了,我找同事去开门,9点他就开门了。

飞哥:现在可以更新一下你的信息,因为上次你的信息弹不出来,还是下午1点开门。

胡同:这样比较有保障,万一你是要去找我聊天的,而不是去买书的。你早去了也没有用啊。

飞哥:他们两个书店都有公众号,都会写书店日记,月更,特别好看。

胡同:书店日记我是日更的,只不过我经常断更。(笑)写了十几年,加起来能有几百万字。

飞哥:没有人签你这本书吗?

胡同:我很自觉,我天天卖书看到太多垃圾书了。我自己就不要出了。

我写日记跟别人不太一样。很多人看过广西师大的一个书店日记,我那叫“贩书日记”,现在不讲什么书,原来讲的,还很长,但这个东西很耗功夫。现在一讲都是别的。

比如说,我今天要写的话,我就说我在这喝着什么了,刘松怎么把皮扒下来了(撕下商标的矿泉水瓶)。都是吃喝拉撒的事儿,没有读书的事儿。

如果出纸质出版物的话,别人一定会很善意地劝我,你这里头无关紧要的比重过高是吧?

比如说出现燕京的次数太多,光这就几千次几万次,肯定会建议删减。以前还真有,南京的一个书友给我删减了一个“贩书日记精华版”,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这是我写的吗?只剩下我跟名人见面聊天,其他全都没有了。

他在我们论坛上天天替我删减,我发完了以后他替我删减一个精华版,贴在我们论坛。你说这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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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八月:他们一起把您日记给弄成一个纸质的小本,我书店还有一本。

胡同:有一个书友我到至今也没见过,前两天听说移民了,他做了一个“贩书日记”,厚厚的4本。他是做印刷设备的,装钉什么弄出来以后,拍照片给我看,但始终也没把书给我。

我问了一下,他就说做了。我也没好意思说,你怎么也得送我一个。没有。他那个“贩书日记”记了4大本,至今我也没看见过。

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去享受那个状态

飞哥:你俩能分享一个就是开书店最快乐的一件事吗?各自分享一下。

(沉默…….)

飞哥:没有吗?

八月:不是。先让胡同说,我想一想。

胡同:我拒绝回答什么之最的问题。我觉得太广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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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八月:最快乐,不好说有没有。

飞哥:现在就没办法了。是吧?

八月:我挺情绪化的,我每天都能感受到很多快乐、很多悲伤和很多忧郁,所以我没法说出一个“最快乐”的。

我最近有一个“最快乐”。昨天我们见到了很多书友,过来拿着会员卡来找我们。

胡同:他有200多个会员卡没有发出来。

飞哥:今天买书还给一个钥匙链,就能成为会员。

八月:我的是在书店或微信买书才算会员。今天市集上都不送会员卡。会员卡以后也会环保,这1000张发完就不发了,还剩200多张。

飞哥:你俩的微信就是纯微商,一天能发好几十条。

八月:我是有两个微信,一个是私人号,一个是工作号,工作号只发工作。

飞哥:对,工作号秒回。

八月:后来我发现其实也没法完全分开。原来想的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即使是非常热爱的工作,也要分出来。要有店休日,要有做自己事情的时间,自己读书的时间。每周二是店休日不开门。所以我就分出两个号。

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根本就分不清楚。因为经常在店休日也要处理一些书店的事情,也要回复一些留言。反正是分不开的,最后就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分那么清楚,整个过程完整就好了,享受每一个状态。

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搬家、各种苦难什么的。但是我们每个人最终选择的还是喜欢的生活。我经常看到胡同写“贩书日记”,经常会和一些人交流,一起吃饭聊天喝酒,整个过程也是很开心很享受。即使还有债务,还要想着明天营业额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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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网店开得非常好,一推书就有很多人非常迅速下单,就只认他家。我经常看到有人分享,上次来北京的一个书友也是开书店的,就专门列了一个他来北京要去的书店,然后其中就有我们家,还有胡同的。

胡同:谁?

八月:是青岛的柒溪书社。有一个非常大的号公众号——“利维坦”,也是卖西方的古书的那种。

胡同:哎呀呀呀他呀。那个青岛人,不吃海鲜,不会骑自行车。

我和他吃过一顿饭,问他喝什么酒,答“什么酒都行。”

我看他参加订货会,回来我问“回去了吗?”他还说,“我们喝酒,这是我第一次喝白酒”。不是我骗他,他说喝什么都行。我们就说喝白酒二锅头。可能第一次喝吧,我差一点把这小孩害了,万一回不去怎么办?

飞哥:现在我们现场提问吧。

胡同:我觉得最有公益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想开书店一定要告诉我。我帮你打消这个念头。

飞哥:今天是一个纯失败案例分享,本来说要带一个盆,大家听完可能会往盆里扔点钢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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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提问1:那两个网友怎么样了?

胡同:那两个网友我没有继续关注,这个男孩在阿里,这个女孩在另外一家大型的乳制品企业,后来俩人好像都要离职了。都是那种会享受生活的。

那个女孩朋友圈我看过一次,喜欢跳舞,也是很欢乐的。那个男孩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一路人,当然两人可能是互补的。

这个女孩很有趣,我可以透露半截。

八月:半截什么?

胡同:她给我发了个信息,说她是梁思成的妹妹,因为她也叫“梁思什么”。挺有趣的是吧。

所以她叫梁思啥,我没记住,但是我记住是梁思成的妹妹,忘了她是谁。我就去搜梁思成。

还有一次有人把我们这当成约会地点。三个女的,北师大同学,现在都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她们听一个老师说,我们这儿很好玩儿,就去了。目的是那天要聚会找一个中间地点,也不看我们的书,就是聊天。这三个人年龄跟我相仿,她们聊啥?

他们聊追星,追一小男孩,几个人聊得很带劲。

这几位老师跟学生说话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的。她们当时真的是在追一个小男孩,就那种20岁那种小鲜肉,三个人在那夸。后来就吃饭去了。人家都比较好,人家用了我这时间这么长,在这坐一小时,临走花了40多。

飞哥:就还买书了。

胡同:没买书是别的东西,书都没看。我们那书都比较贵,一般都是几百块钱,几十的很少。我们这是个古书店,古书卖几十块钱对不起祖国传统。

飞哥:还有人想有问题吗?因为他们擅长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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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2:八月我是473。

八月:会员号是吧?

提问2:想问一下“读库”的工作经历对你的选书风格上有影响吗?

八月:影响可大了。对我自己阅读影响挺大的有三段:一段是上学的时候在图书馆看的书,一段是在“豆瓣书店”工作期间看的书,还有一段是在“读库”做编辑时编的书。当时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比如建筑什么的。

读库的编辑是所有的都要做的,不是按专业分的,你手里有各个门类,包括童书、成人书等等,我们都做,非常拓宽自己阅读的视野,对我后来的选书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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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主要就是选社科和人文这些方面的书。

在开书店的过程中,我一直把避免让自己成为开书店的工具人。

我不能单纯为了开书店而开书店,而是把开书店作为自我实现的一件事。在开书店的过程中,我一定要认可这本书我才选。以前的经历当然非常影响我。

飞哥:需要开书店从“读库”进书特别好,因为不打折。

我可以侧面补充一下。她上周推荐了一本书叫《人的境况》,我在上班地铁上看的。那天坐在位置上同事就给我一本。

这种连接起来的感觉,真的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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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不要推荐三本书,外面可以买到的那种。

八月:我推荐两本,一本是我最近刚看完的。

一个写长沙的独立杂志,叫《我们与「山野」的距离》,这个是P8星球做的。他们是长沙的一个机构,有点像项飙说的“附近的消失”。「山野」有点像隐居生活,想象中的远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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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做了本杂志书,采访了长沙当地的一些年轻人,看他们怎么生活。当时采访到两个我认识的书店主,编辑还来找我确认,顺道采访了我几句。我拿到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真的很多启发我的地方。

比如有一种旅行叫“可持续旅行”,我第一次听说。他们也有一个公众号,专门讲这个的。说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不应该是消费旅行,而是应该想能为这个环境做什么,不要再产生垃圾,或者是什么负面的东西。你的行动最好是一种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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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采访一个专门给老兵拍纪录片的团队,一些在当地开黑胶唱片店的,开书店的,还有一些长沙本地的人写的东西。比如以前每周末都放烟火,现在只能节假日放,作者就会说,少了点生活的气息。以前烟火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一到什么特殊时间就能看到,比如高考完看到了什么。现在只能是节假日和游客共享了。

这本书非常深度地报道了长沙的方方面面,长沙的过去和现在。非常推荐这个,他们以后还会做其他城市。

还有一本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的《十九日谈》。确实挺好,还有带赠品的特殊版本。我最近也在卖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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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太爱采电商的低价书,因为没什么必要,除非那本书我自己想读我就买一本。我读完了我觉得很好,想推荐给我的会员读者,才会接着采一些。

为了避免库存,我可能先预售一下,卖几本采几本。类似于我和我的读者互相影响。很长时间卖不出去的以后也不采了。最后形成一个小的相互影响的群体,互相帮扶地往前走。

飞哥:刚才你提的“目田书店”公众号做得特别好,可以关注一下,也会有推荐书单。胡同,如果你推荐三本书,会推荐什么?

胡同:我观察了下。八月说开书店一共八分钟,五分钟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你一问她书,她讲很多。

实际上她不爱说跟书没关系的话。她不能脱离她的读者。我们跟读者已经不交流了。我对比下我们,你有几个员工?

八月:我没有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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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_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胡同:怪不得。你看我一说,我就可以轻松得翘起来了。我们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们去年还养活了12个人,今年的时候养活了9个人,不算我的话。

飞哥:还裁员了。

胡同:不是我裁的。

10月份以后,每次开会用一个小时动员他们:“我们书店现在前途不明朗,这个行业也不好,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不要担心,大胆的走。”

最后有两个人走了。

那天有人问我一句话,最近看什么书,在哪做什么活动?

世界读书日4月23号那天我们在北京台,参加一个活动,开书店的人在一块讲阅读。他们都在那讲读了余华的小说。我都没看过,微信阅读也没看过,这个感觉到很惭愧。包括我们现在卖得很好的书。比如有本书卖了500多本,赚几千块。我立马就请他们到小云南,感谢小云南。

因为那天说卖了500多本真挣钱了。这书我没看过,我只翻过也跟编辑聊过,跟责编聊过。为什么没看过?

一是因为书出来的时候在高碑店,我人在城里,我又不能让同事专门送一本书给我或者寄一本书给我。二呢,我们都着急,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对我来说早一分钟是一分钟,早上一会儿是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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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_做書者说045沙龙现场

我跟管这个事的人都很熟,我说能不能让我们一点时间,24个小时你就晚上一会数据。当然都是哥们了,所以他就让我24小时,然后我包销了400本,本来是500册,他们留了100册,我拿了400册。

飞哥:你们懂什么是包销吗?

胡同:就是给现金的,不能换不能退的。

这书现在拿来了我也没看,为什么?因为看书需要沉浸,除了看小说。我看小说速度快,一晚上看很多。我看金庸都是网上搜的,一口气看完。我有纸质的,但我就觉得晚上窝在被子里看适合,也不影响其他人。

开书店像八月这样的很不错,每本都会看,很有耐心在读书。我现在几乎都不看了。我开书店长了有个好处就是,我通过作者、出版社、品牌等就能判断这个书是不是值得推荐的。大部分书我都很谨慎。

我不能像八月这样,每一本书都是喜欢且认可的。做时间长了总是有些人情的时候,是吧?

人家上回的书你卖得好了。比如说这波我卖得好了,挣了钱了,下回人说帮个忙,胡同,这本书你给我推一推,我不能说一边去是吧?我得说“行行、可以、没问题”是吧。

有的书我们就卖不动。

那天搜狐让推荐三本书,我跟我同事说把最近没卖掉的写三本。后来我看见其中一本书,以后我就不让说了。这对不住人家。但是我们怎么能推荐呢?我们不能推荐这书。我们在店里头挂着推荐是可以的,单独再次推荐是有问题的。因为我既不喜欢这个作者,也不喜欢这本书。但是有各种复杂的东西,因为我身为一个社会人,我必须得处理人情世故。

就是不管好坏你得往外卖。就像刚才说“这场人多,请大家有秩序就座。”他来一句,“每场人都差不多。”你就知道前边的比后边的会做事。说实话都搞得我们心凉了是吧。

我推荐一本藏书家韦力先生,是中国私人藏书最好的,他有8万册线装古籍,而且都是好书,高标准的好书。

8万册是什么概念?三米高的书架,他要放300多平米,中间只留一个夹道。所以你问这家有多大的房子,房子不够大书是不会多的,除非是电子书。

他有一本书是跟别人合写的,是《古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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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很熟悉安妮宝贝,现在叫庆山。别人那时候都会说你怎么跟安妮宝贝搞一块去,我们这行有很多人会这样,就认为安妮宝贝是写“那种”小说的。他们其实根本就没看过,我也没看过。

但这本书我是认真看过,之前这本书首印12万,脱销了。后来又印了一次,我们可以买到49块多的一个平装,初稿据说改了13次。

这里头你就看到一个女性怎么来看待一个藏书家。我认为写的更多的是这个人,不是写藏书本身。

飞哥:你店里有吗?

胡同:我们店里当然有啦。但不用在我们这买,在哪买都是一样的,我店里打8折。我们卖这个书的主要目的是,扩大更多人对于书的了解和热爱,因为这个书是非常好的,入门的书。我说你不一定能入得了古籍的门,但是这个书是你们能看完的。

我们这个行业写的书大部分你是看不完的,你看得都哭。如果你失眠的话,我给你介绍两本书,能保证有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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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你能看得很快,因为有图。而且安妮宝贝确实会写,跟一般的文史作家不太一样。她的视角,她传达出来的那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后边有一部分是跟藏书有关系的一些知识点,大部分其实是写藏书这件事和藏书家这个人,还有藏书圈的一点事。

这个书我有义务到处宣传。其他的所有书,都不如这本。

这本书不是好不好问题,这个很便宜,定价49块8,再打上8折,你要多少买,可能十几块钱就买着了。而且新经典的书,印的量也大。这本书真的是价廉物美。大部分时间给人推荐东西,不说物超所值,物有所值就行了。不能太失望就行。又得学习、又得有价值,金钱上便宜你也不安心是吧。

飞哥:刚才看了一下时间,您说得比她还长。

胡同:对。这个没办法,我这人是话痨,我靠这个来疏解。

飞哥:还有人要提问吗?

提问3:想问八月,之前在节目里看到你们,说经营状况不太好,是哪里出了问题?

八月:当时可能还是太乐观了,因为以前的经验是身边的人都看书挺多的。我以为可能很多这样的人,有一种“身边即世界”的感觉。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真的开起书店之后才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人看纸质书,也没多少人有持续的阅读习惯。

我想就是书店开给有持续阅读纸质书习惯的人。不是看工具书和教辅材料的那种,当时也考虑到了新书经常打折,所以就开一家二手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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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是想得太好了,既然这么多人看纸质书。他们可能有好多纸质书可以卖给我,说不定可以循环起来。

胡同:卖给“多抓鱼”了吗?

八月:对。也有其他人。我当时想聚集一批人,他们来逛书店就能顺道卖我些旧书,然后再买走一些,形成循环和小圈子。这些人可能还知道别的书,也能给我提供思路,我们形成个小圈子。但是最后没做起来,失败了。现在就觉得不用非这样,全国范围能有一小撮这样的人就不错了,我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们。

飞哥:八月收书门槛特高。刚开的时候,我说,我可以给你点旧书,发完照片她给我回俩字:不要。后来我就给多抓鱼了。

胡同:我要。

飞哥:可以,是古书。

八月:好像都不太有印象,不太记得了。我收书的标准,只要和我店里的类似就行了。

飞哥:标准待会可以直接就出门绕一圈就看到了。

八月:我的标准就是必须要有阅读价值。有一些肯定不要,鸡汤类什么的,工具书类、教材教辅类等非常专业的肯定也不要。其他的看情况。

有一次一本古籍,关于动物学的我也收了。出书的是我的一个会员读者,我相信他的阅读口味,有可能其他的会员读者会喜欢这个书,所以我就收了。但是如果是一个从来没在我这买过书,直接就给我发一个书照片,就直接拒绝了。

因为我想形成一小圈,有可能这个人喜欢的,另一个人他不知道。但是有可能他碰到了,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这种书而已。这不是机器可以选择的。

应该有一个参差的生态,各种都应该有点。你不能说你喜欢红色你就不让别人去做绿色,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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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4:你们为什么觉得旧书比新书赚钱?

八月:赚钱是因为它有稀缺性。如果我原价卖一本书,是不赚钱的。因为出版社直接就8折半价。我原价卖肯定不行。从商业角度不是我不卖,而是出版社不给我们机会。

飞哥:大家可以关注下八月公众号,她会把读者买的书一五一十记下来,就是新媒体荐书。

读同一本书,他打破了一个圈层,他会读一本很旧的书,很过时的书。你会发现原来那个书你很感兴趣。

胡同:我们收书标准跟八月类似。但还有一些书八月可能不要,我们要。我们收书的标准,已经跨越了书的界限了。原来跟人说的是这样,你家的,纸的、带字儿的都不要卖。

现在我跟人说了,你家里的书。我现在跟你这样说:你搬家要处理房子什么的,最后你能让我来收尾吗?我不要了,你再卖废品。

现在能挣钱,什么都可以挣钱。我要有钱我还收房子呢,我就收不了是吧?们收书的标准比她宽泛。

为什么?

一个因为收书的很多对象是老年人。老年人卖书,99%不是为了卖钱,他就想腾个地儿,或者说给他所谓的过去,找一个地方。他希望有人能够接受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挑,对他来说,其实是年轻人不怕挫折,愈挫愈勇。

这个年纪大的人,你比如说这个东西不行,那个怎么样,其实是有问题的。他希望是你最后把这些东西都拿走,现在就是,只要你不要都拿走。我们卖废品也好,我们扔也好。

但我们喜欢什么,是另外一件事。我老说我卖一本书,并不代表我认可书的观点或者我支持什么东西。

广告时间,我们公号叫“布衣书局”。

我们的销售方式跟八月不一样,她的方式我试过了,我受不了。因为经常你喜欢的书,别人不一定喜欢。放一年,你还腾不出来那些地方,不舍得离开你。

我们这里全部是无底价起拍,就是说最后你愿意出多少钱,你觉得值10块你就出10块。所以我每天可能现在少一点,每天有100种书在拍,但是价钱你自己定,有时候很便宜。

飞哥:都0元起拍嘛?没人拍怎么办?

胡同:无底价了都。一万本里,十本八本没人要。我们还是挑过的书。

万一想捡漏了我就不知道了,可以看看。我们也会把我们喜欢的、值得反复阅读和推荐的、反复出版的书,重点做一个推荐的。其他的书也有,也有我们不喜欢的。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提问5:旧书是靠什么呢?

胡同:现在你看我又不找你要钱,旧书看起来利润大,但有一个致命伤:靠天吃饭。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假如说我没书了,我跑谁那说,你把你们的架子书哗哗赶快卖给我把。他不愿意。

新书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本书特好,可以拼命地进。没有的我还可以跟社里谈,我报5000你给我印出来,哪天给我到货,那你给我印上。“布衣书局”定制。你给5000本的款,现款,社里愿意干。

旧书没有这个款啊。最重要的是时间,时间的痕迹,虽然它可能跟新的一样,但是它是一个旧东西,是一个有时间感的东西。

所以旧书靠天吃饭,你可能一本书有卖特好的,有卖的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们希望都卖得特别好,物有所值就可以了,对得起那个价钱,我也不想卖的特别贵。下边我没法收了,因为收购,卖这么贵收这么便宜。

其实我不知道为啥有时候就贵了。我希望大家以平常心对待,你可以卖给八月可以卖给多抓鱼,你可以卖给你身边的中国书店都没有问题。我们都是给现金的,也可以卖给我们。

多个朋友多条路。货比三家总是可以的。你看看你对谁的路子。

提问6:想问两位老师,怎么选择来参加图书市集的书的?还有想知道两位有没有在类似的这类展会上碰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认识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读者?

八月:胡同老师今年没有参加。

胡同:我已经动心了,我想问问下一次什么时候。

八月:我以前也没有参加,前几年收到过好多邀请。我去年其实还报名了,但是因为疫情它推迟了,推迟之后第二次再跟我确认时间的时候,我就说不想去了,就没有参加。

我想培养一些读者去到书店里形成氛围的状态,所以当时觉得我如果走了的话就没人看店了,所以就还是以书店为主。我们跟“离河书店”差不多,都找到了一群和自己比较契合的一些读者。

我现在觉得线下空间也无所谓了,我出来就出来了,反正我在那也没啥人去。还不如读者去哪我就去哪。所以就直接在线上了。

飞哥:手机老亮,全是到账信息。

八月:我来市集带书的标准:

第一,是不和出版社、出版品牌的书重合。因为没必要也根本就没法竞争。

第二,有带一些比较薄、比较轻的,大家买的时候可以方便带走。套装都没带。昨天还有人来问我有没有《王小波全集》,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推。我说没有带,因为太重了。你来逛个市集抱一大套书回家太累了。

第三,也带了一些最便宜的和最贵的。最贵的那些,在书店也都卖不掉。但是我们最贵也就几百,没有像胡同他们那种特别贵的。带来一些这种,在书展上能碰到真的懂书的人,毕竟这次书市全北京最懂书的人都来了,昨天就卖掉了一本英国古董书,我也放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掉。

昨天这个读者我觉得非常好,而且他觉得书非常便宜,400多。他拿走之后,后来晚上还给我发了个留言,说这个书太好了。以前别的人在书店看到都说,怎么这么贵。

真的完全是两种状态。昨天卖书的时候,很多书我都是按书店里的标价来卖。每个人拿到后都觉得这太便宜了,直接当场赶紧拿走,还多挑几本。

后来我一个朋友过来帮我卖书,他当场去买了铅笔橡皮,把所有的书都涨价了。他觉得卖得太便宜了,最后涨价了也卖掉了很多,别人一点都不觉得贵。懂书的人自然懂。

所以就是最薄、最好带、最贵且最好的这种书。

胡同:我听她说,可以照方抓药。最薄的和店里卖不掉的,我也带着橡皮随时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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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人多了还可以搞个现场拍卖。以前也参加过市集,但是我一直不太感冒。

我在潘家园论斤也卖过,实在处理不掉太占地了。一块钱一本都卖不掉,我当场就找了个收废品的,一下就轻松了。

尤其是卖不掉的普通书,你都不知道你要买普通书在潘家园得多受欢迎。建议大家尝试一下,我在潘家园混了20年。

我就说我买好书的时候怎么没那么多热情?我就说,我要买点便宜的书,我们家里有一个书店,就这种东西2块3块4块钱一本的。我在这头收,那头的人就闻风而动,过来拉着我的手,说,我给你准备好了,我这一天花了17,000块钱拉来的。我后来想着我被他们耍了,他们特别热情拉着我的手,什么玩意都有,我说我不要盗版,不要教辅,不要什么。他们都说行没问题,给你准备好了,我可能一本本在那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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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如果想享受这种VIP待遇,就要点一点,对吧?

2块钱一本的,1块8行不行?他就看着你眼放光,那人事后就跟我说,你不用天天来,你每半个月来一次就行。

我帮他打扫战场。

八月这次说的话,对我很受益,下边带上我,我争取抱在一块儿,给你拉开距离,我们两个人互相促进且不竞争。

飞哥:赶紧去买书吧,等会就没有了。

中国轮胎发展史

2009 年 9 月,美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一张橡木办公桌摆在屋子正中央,它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坚毅桌”。

在这张英国皇家海军 HMS Resolute 号上木材制成的办公桌上,罗斯福曾签署命令对德日宣战,肯尼迪曾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处理古巴导弹,尼克松曾与幕僚讨论访问中国,小布什曾下令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无论哪件事,都改变过无数人的命运。

而这次,也是一样。

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黑人总统坐在 “坚毅桌” 前,打开面前的文件夹,大致看了下里面的条条款款,然后挥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Barack Obama”,随后展示给众人。

镁光灯闪烁,掌声四起。

历史的齿轮已经拨动,全球轮胎产业链格局,就此改变。

奥巴马签署的,是以 “保护就业” 为由,对中国进口轮胎实施为期 3 年的惩罚性关税总统令。

中国轮胎业最严峻的挑战,正式来临。

就在一年前,奥巴马还对中国轮胎开始过反倾销、反补贴的 “双反” 调查,虽然最后经过中国企业应诉,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判决应撤销反补贴法令。

但是,帝国主义无耻起来,根本不需要理由。

比起 “双反” 调查,奥巴马这次 “劳保令” 给中国轮胎造成的伤害更为巨大。随后更是无止境的反倾销调查,以及后来的特朗普贸易战,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数十年来全球轮胎产业链的分工和自由贸易的格局。

也彻底改变了中国轮胎业在美国的命运。

2020 年,中国乘用车轮胎出口美国市场的数量仅为 280 万条,和 2010 年相比,对美出口量下跌近 95%。

中国轮胎靠出口躺着赚大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80 年代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著名的 “猫论”:管他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才算好猫。所以各级领导班子都在研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上马什么产业,才能做那只抓住老鼠的猫。

大家的基本共识是 ——

1. 能吸纳就业;

2. 有现成的产业基础;

3. 技术含量别太高,步子太大会扯着蛋;

4. 最重要的,先别指望出口,要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来消化产品。

在这个共识下,各地纷纷搞起了纺织厂、食品加工厂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而轮胎 – 橡胶产业,也正是从那时起步的。

战争战备年代,轮胎和上游的橡胶,都属于军用管制物资,由国家统一管理。而且为了防止被美帝苏联们偷塔然后一波带走,国家把相关的产能分散到了全国各个省份,这跟当年我们的钢铁产业、汽车产业如出一辙。

当年几乎每个省份都有好多钢铁厂,每个省份都能造卡车。多、杂、小、弱,就是那个年代轮胎行业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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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轮胎厂生产轮胎

80 年代,中美进入蜜月期,苏联也被美国(当然还有苏联自己)折腾的奄奄一息,一时半会不能打过来了,于是国家正式解除了对轮胎 / 橡胶等行业的禁令。

闲置的劳动力有的是,回城的知青,富余的农民劳动力要多少有多少。我在前两天写的那篇文章《新疆见闻录》里说过,当年的大多数农民一户家庭分到的田地也就三四亩,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的田地还不到一亩,而一个农民就有能力种三五亩田地。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户只要一个农民就够了,剩下的,都是富余的劳动力。

但是光有工人还不够,能撑起一个行业发展的核心因素,是市场。中国家用车的快速发展,还要二十多年后才发生。国际订单,也还不知道在哪儿。

那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建设,各种物资都需要通过跨地运输,而那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铁路网,大多数物资只能通过公路运输,所以国产卡车的年产量不断暴增,从 1980 年的 10 万辆,一直爆增到 1995 年的 80 万辆。而与轿车平均 3 年换次轮胎相比,载重卡车 1 年甚至半年就要换轮胎。

也就是说,只要你能造得出轮胎,就不愁卖不出去。

而这种卖方市场,也持续了整整二十年。

1948 年,法国米其林轮胎公司试制生产了全世界第一条全钢丝子午线轮胎,寿命长、降低油耗、可高速行驶、不易刺破、安全性能好。子午线轮胎的发明,是轮胎工业中的一场革命,成为汽车轮胎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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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线轮胎构造

子午线轮胎虽好,可尴尬的是,1980 年,我国的子午线轮胎年产能是可怜的 1 万条。

怎么办?进口 + 学习消化。

1980 年,上海正泰橡胶厂通过引进德国二手生产线,成功完成了乘用子午线轮胎工业化生产,并在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轿车上配套,打破了国内汽车厂家不使用国产轮胎的历史,后通过不断吸收和改进,子午线轮胎技术逐渐扩散到杭州橡胶厂等企业。

到了 90 年代,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产业基础、原材料、地皮、低廉的人工成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基地,所以外资轮胎企业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米其林、固特异、普利司通等全球领先轮胎企业中国轮胎带来了巨量资本,更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更加高效率的生产和销售模式。

而在消费端,中国汽车业的发展,特别是 90 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的家用轿车需求爆发,让中国轮胎根本不愁卖,一些车企甚至要提前一年预订,才能保证自己的生产。

就这样,凭借着当时最好的历史机遇,中国轮胎业迎来了产业转移带来的红利,轮胎工厂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中国轮胎开始飞速扩张,山东、长三角、珠三角也逐渐成长为全球的重要轮胎生产基地。

有了充足的市场和劳动力,又有了技术扶持,中国轮胎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到了 2000 年,全球轮胎企业 75 强中,中国企业占了 16 家。

要说中国轮胎的发源地,其实是上海。

1920 年代,上海就造出了中国第一条轮胎。论交通的便利度,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汇聚,没有比上海更适合发展轮胎产业的地方了。

但改开以后,上海有了新的使命,需要对标纽约,专注于发展金融和现代服务这些高附加值产业,所以以轮胎制造为代表的化工产业,只能向外扩散。

而山东,因为集齐了发展轮胎产业的全部要素,成为了 90 年代以来,全国乃至全球最强势的轮胎产地。

首先是比大庆油田资格还老的东营油田,就位于山东东营,这里有全国最好的化工产业基础。其次,这里还有全国最好的化工院校 —— 山东化工学院。2002 年,它改名为青岛科技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一起成为中国唯二的化工王牌院校。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市场。工程机械和载重汽车的制造在山东都相当发达,潍柴动力等大客户给山东轮胎企业贡献了大量的订单。

最后再说到人。作为国家第二人口大省,山东非常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山东作为孔孟之乡,山东人讲究礼数的性格特质,也在原始资本积累的初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跟浙商、闽商一样,山东以宗族亲缘为基础,形成了专营轮胎行业的宗族圈子。市场足够大,一家吃不下,于是亲友之间搞起了联保、资金拆借、交叉抵押担保等等。在一个井喷式发展的行业早期,这种互助联保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资金的流通,在产业发展的早期非常重要。

而从 90 年代起,中国经历了立国 70 多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每年的货币增量超过 30%。钱印出来了就需要贷出去 —— 如果你在银行工作,你不把钱贷出去,就相当于没完成 KPI。于是熟悉人情世故礼尚往来的山东轮胎商人,很快摸清了从银行贷款的套路,从银行贷到了大量贷款。这些资本的大量涌入,进一步加快了轮胎行业的爆发式增长。

当时的山东政府也对轮胎业倾力扶持,豪迈地划出开发区,搞出各种税收优惠、用电保障、甚至零地价优惠,只要有人建轮胎厂,就尽最大力度支持配合。

于是在以东营为代表的地区,出现了家家做轮胎,厂厂成公司,公司成集团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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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厂家中,不乏踏踏实实做轮胎的,但也有不少想着跟风搞个轮胎厂挣钱的投机分子,他们的信条是 —— 管它什么品牌、什么品质,反正生产出来就有得卖。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会唾弃这种 “只要数量不要质量” 的生产模式,但在那个无数产业野蛮生长的年代,这些投机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御 “洋轮胎” 的作用,也刺激了中国轮胎行业的发展,构建起了别国不具备的轮胎产业链。

到 2015 年,全球轮胎年产 20 亿条,中国的轮胎占其中的 38%,而山东的轮胎,又占了其中一半。而在中国轮胎的全部产能中,有一半会出口海外。

当然,我们的出海主力仍旧是卡客车轮胎。

常年看体育频道的男性朋友都知道,海外大牌特别喜欢在 F1、足球等栏目里砸钱投广告,当你连续 10 年、20 年的被洗脑,就会形成一种潜意识,好像这些外国大牌就真的是最好最安全的。

但其实,我们的品质已经不比他们差了。

2016 年,央视财经频道 CCTV2《消费主张》播出了《你不解的中国制造 —— 轮胎篇》,通过几个国家品牌轮胎的直接对比测试,展示了国产轮胎的优异性能。

8 次撞击测试:价格最贵的法国品牌轮胎骨架直接断裂;美国知名品牌轮胎第 7 次撞击后漏气;而中国品牌无大碍;

水压爆破:价格最低的中国品牌,耐压数值达 2563kpa,安全倍数达标准的 10.3 倍,表现优异。价格为中国品牌两倍的法国品牌,安全倍数仅 5.2 倍,不到中国轮胎一半;

刹车测试:价格最低的中国品牌刹车距离为 27.5 米,比法国品牌还要少两米……

即便扣除了栏目组为了节目效果所进行的数据 “加成”,我们也完全有能力与外国大牌一战。

我请教了多位汽车业内人士,如果日常 50 万以下的乘用车通勤,我们的轮胎品质完全可以和竞品打个平手,但是价格就只是外国品牌的一半。

相比于乘用车车主,卡车车主要务实得多,没办法,轮胎的成本决定的。一般的乘用车两三年才换一次轮胎,而一辆 8 轮大货的轮胎需要年年更换,甚至在路况不太好的情况下半年就要换了。当国产新胎售价比国外大牌的翻新胎还便宜,而且经过亲自测试,质量也和国外品牌相差无几甚至犹有过之,你是车主的话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曾经一个拉矿石的车主表示,在他所跑的路段,使用那些价格很高的外国大品牌轮胎,大概 3 个月换一次,而是用那些相对便宜的国产品牌轮胎,也是差不多 3 个月换一次。

所以,我们的国产品牌的卡客车轮胎,凭着实打实的质量以及亲民得多的价格,在中国乃至世界市场上所向披靡。

但盛世之下,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随着我们的产能不断飙升,2010 年以后,市场开始进入供过于求的状态。以全钢载重子午胎为例,目前,年生产能力在 1.3 亿条左右,但市场需求却只有 8000 多万条。另外,在乘用车领域,虽然我们的轮胎在国内没什么存在感,但在海外市场,性价比更高的中国乘用车轮胎足够能打。而在卡客车等赛道,随着中国轮胎已经开始横扫海外市场,别有用心的国际政治势力已经开始磨刀霍霍。

中国轮胎,被盯上了。

外国轮胎品牌原本只是想卖卖废旧过时的生产线赚点外快,没想到中国人却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汗水,慢慢发展壮大,爆出了举世无双的产能,眼看就要把外国人的老窝给端了。

这事还得从轮胎领域的扛把子 —— 米其林开始说起。

1989 年,米其林进入中国,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轮胎企业。随后,固特异、佳通、锦湖、普利司通等陆续完成中国市场布局。

开办企业的终极目的是盈利,外资企业带着产品技术和创新能力来到中国,与拥有本土优势的中国企业合资,共同开发这片市场。

很快,合资企业不但占领的中国市场,还在中国第一代车主中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口碑。

在这 30 年里,合资轮胎企业和国产轮胎企业一起见证了中国轮胎产业的迅速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中国市场也成为这些外资轮胎企业营收影响因素最大的市场之一。

利益当前,一切都顺理成章。

但中外文化与发展思路的冲突,让合资企业各方的分歧越来越大,“分手” 不可避免地到来。

2001 年 3 月米其林与华谊集团共同组建上海回力。米其林和回力约定,成立合资公司,我出技术,你出渠道资源。

米其林之所以选择和回力合作,是因为回力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族品牌,是上汽大众的亲兄弟,桑塔纳多年的配套供应商,在全国的经销商中一呼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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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普桑停在米其林 – 回力店铺门口

回力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主机厂和经销商渠道。大众等多款合资车,统统把米其林选作配套轮胎。而面对那些经销商 —— 光牌子响没用,你得来点实惠的。于是米其林拿出相当可观的分成,25% 的利润率(米其林光是零售环节整体的毛利有 50%),拿下了经销商。

但站在回力的视角,则是另外一个故事。这很像是多年后,吉利和沃尔沃的合作,原本想着的是吃下对方最核心的技术,但是不管是发动机还是变速箱的配方,吉利都没有拿到。

在合资品牌的线下门店,回力还是只能孤零零躺在低端产品区。米其林把原本主打中高端市场的 “米其林” 轮胎连续降价,开始蚕食原本商量好主打低端市场的 “回力” 轮胎份额,对 “回力” 轮胎造成了伤害。

2017 年,华谊集团购回米其林所持全部合资公司股份,双方合作不欢而散。

透过这些中外品牌合资几年后又分道扬镳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经济在过往 20 年,从粗放走向理性的过程。

客观来讲,从量产产品的稳定性、品控、标准化作业等方面,米其林还是带给回力很大的帮助。在营销上,中国的轮胎企业也终于意识到,在 CCTV5 的足球和 F1 赛事转播中,猛砸广告,还真的是很起作用。但这些都不足以对冲真金白银的损失 —— 从 2001 起之后的十多年,回力每年要亏上 1 个多亿人民币。

其实米其林没什么好诟病的,我们指望人家把自己的核心技术拿来做技术扶贫,这本身就过于天真了。况且米其林在中国轮胎的出海过程中,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与之相比,美国政府就是纯粹地耍流氓了。

中国轮胎,尤其是卡客车轮胎,凭借超高的性价比,统治了美国市场。所以过往 10 年来,美国一直反反复复地 “搞” 事情。

其实奥巴马和川普都明白,跟中国和俄罗斯相比,美国铁锈带那一大批失业的工人才是他能否坐稳总统位子的决定性因素。

2009 年,奥巴马上任还没几天,那边的失业工人又开始闹事儿了。

年初,北美最大的工会 —— 钢铁工人联合会,吵着说中国对美国市场进行轮胎倾销,让橡胶工人(工会当中的第二大势力)丢了饭碗。奥巴马一面派说客安抚,一面想拖延了事。但耗了半年,经济不见起色,工人们闹得更凶了。

没办法,他只能在中国轮胎的制裁提案上签了字,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向中国轮胎征税,对带动美国工人的就业根本没啥用,奥巴马心里明白得很,但为了保住所在党的议会席位,立出跟中国人硬刚的 flag 是必须的。

好不容易硬撑到了第二任期,因为在移民、反恐等问题上一团糟,奥巴马的支持率在历任总统中,跌倒了历史倒数第一。

眼看口碑崩了,2014 年,他再次对中国轮胎下手。而且继任者建国有样学样,也学会了这一套,2019 年贸易战最凶的时候,美国再一次对中国轮胎下了毒手。

每次下手,中国的轮胎基本都要被征收 30%-100% 的特别关税。为此,中国输美轮胎断崖式下跌。以乘用车轮胎为例,2014 年中国出口美国乘用车轮胎 6050 万条,到了 2019 年仅为 340 万条,直接被斩了 95%。

这还不够,美国还拉着印度、巴西等马仔一并抵制中国轮胎。

我们不是没想过办法,想着通过在东南亚、甚至在美国本土建厂来曲线救国。但美国人决定流氓到底,把东南亚等国的轮胎一并禁了。至于美国本土的工厂,原本我们跟田纳西等州政府谈得好好的,给他们创造足够的税收和就业,州政府了批了地,都已经开始开工平整了。但这几个原定 2019 年就准备开工的厂子,到现在还没有动静,背后的道道大家都懂。

问题是,美国禁了中国轮胎,本国的轮胎业就业仍旧不见起色,真是莫大的讽刺。

轮胎产品屡次被美国采取双反、特保等措施后,中国一般的反应都是向 WTO 申诉,但是在 WTO 的框架下,没有一例成功推翻美国政府的决定。

后来,中国企业也学乖了,在被美国商务部点名后,大企业纷纷凑钱,去美国请专业律所打贸易官司,在木槌落定之前尽量挽回,是唯一的途径。

还别说,真赢了。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裁定,中国卡车轮胎 “没有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双反税率都被取消。看来只有讼棍能够战胜讼棍,这句话是真的。

不过,这实在没必要太高兴,苦日子还在后面。

激进的市场掩盖了虚胖的轮胎企业,也掩盖了粗放的经营模式。跨国轮胎企业的利润率在 15% 左右,而中国轮胎大企业的利润率 3~5%。

利润率低,工艺提升慢,同时,制造工艺低劣造成对环境污染远超国外企业。缺乏话语权和品牌力,又只能靠低价赢得市场,导致极易被认定倾销,这是个恶性循环。

这么庞大的产能,半数以上靠出口生存,简直是贸易摩擦的天然靶子。

几十年来,山东的轮胎老板们已经习惯了扩产、出货、装柜(集装箱)然后躺赚的日子。

但是从 2010 年,市场开始出现供过于求,圈子聚会时所有人都在抱怨,利润越来越低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他们也不是没想过控控产能,把回笼的钱多搞搞研发,结束这种全靠拼产能拼成本的粗放路子。但还没等你的新品研究出来,买设备欠下的银行贷款就能把你拖死了。

然而硬着头皮坚持以往粗放路子的结果就是,由于高昂的关税,导致美国的订单流失,整个山东,尤其是东营的大量民营轮胎产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最凶的时候,时不时都能听到工厂或者经销商破产,那些为了续命就只能借高利贷的,最后甚至到了跳楼的地步。

不过,所谓危机危机,就是危中有机。在行业进行大洗牌的另一面,其实是品牌建立的好机会。

市场的选择,商业的博弈,本就避免不了新旧更替,中国轮胎逐渐在向世界轮胎看齐,必须要由原来的拼成本,逐渐演变成现在的拼品牌、拼技术。

乘用车,将是决胜的关键。

包括我在内,被各种广告连续洗了 20 年脑的国人多少都会有些 “崇洋媚外”,潜意识的就觉得外国品牌就是高端的代名词。但现在我们本土品牌已经开了窍,玲珑通过当上尤文图斯的赞助商,刷了不少存在感。

当国民神车五菱 mini 搭载玲珑时,很多朋友已经可以欣然接受而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的了。回力的爆发力更为强劲,它选择和 C 端最大的后市场品牌途虎养车深度合作,推出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新品牌 “飞跃” 轮胎 —— 去年 6 月,途虎下了需求单:需要更强的排水性,更坚实的胎侧,更长的行驶里程且能兼顾更多的路况,回力依据原有产品储备设计研发全新模具和花纹,上半年立项,年底就交付了产品。按需求定制的新胎通过途虎交到了消费者手里。这就是新一代中国轮胎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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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流明星加持,国产品牌愈发给力

回力,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回力。

品质与国际大牌相当,价格更亲民,更懂我们的国潮,你怎么会拒绝?据途虎披露的数据显示,回力飞跃轮胎销量已经排名平台国产轮胎第一。

而给力的不只是回力,途虎上轮胎的总销量中,国货占比,已经从 5 年前的 2%,到了当前的 20%,并且一定会进一步攀升。

拿着欧美日韩的技术,靠着本土低廉的土地、人工和环保成本,利用信息差赚取差价,这是老一代轮胎人的基础方法论。而依托于庞大的市场和数据,以定制化的方式为生产企业赋能,提升存货周转率,降低库存,将剩下的资源用于研发,这是 “内循环” 的大背景下,新一代轮胎人的核心逻辑。

当国产轮胎品牌对数字化和智能化有了更精、更深的理解,当国产轮胎在设计、创造、定位、推广等方面,能够更加精准地承接用户需求的时候,中国轮胎的品牌建设,才能真正跨越量变,走向质变。

品牌建立的同时,中国的轮胎行业还在积极向外扩张。

海外扩张,能够规避国际贸易壁垒、降低用工成本和物流成本,东南亚、中亚甚至美国的轮胎需求都有较大的市场空间,能够保持企业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

目前,越来越多的轮胎企业选择在东南亚等天然橡胶产地和中亚等轮胎消费重地投资建厂。

在双星、赛轮、森麒麟作为青岛轮胎三巨头相继在海外建厂的同时,中策、玲珑、三角等其他中国轮胎产业巨头也纷纷在海外建厂。

2018 年 4 月,青岛双星以 38 亿元获得锦湖 45% 股份成为控股股东。

玲珑轮胎开展 “5+3” 战略,泰国、塞尔维亚工厂相继开工,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建厂的轮胎企业。

中策集团也在泰国工厂的基础上,开发第二处海外生产基地。

这种海外扩张一方面可以走向世界,通过扩张来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国内的内卷。

国内生产的轿车子午胎与轻型货车子午胎中,约 65% 为中低端产品。由于技术含量不高,恶性竞争严重,很多上规模的企业都选择找适合自己的蓝海,这是当前国内轮胎领军企业均海外建厂的重要原因。

毕竟,有能力跨过国际布局门槛的企业,才能与国内其它企业间的距离不断拉大,笑到最后。

也是我们在未来,与欧美百年品牌,角逐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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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建厂的部分中国轮胎企业

轮胎这东西,不如芯片高端、不如 AI 酷炫,但和工业化历程中的很多行业一样,它也是中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承载就业,创汇创收,面临打压,不卑不亢。

下次换轮胎,你会选国货么?

我会。

回头看中国轮胎业发展史,它几乎走过了大多数中国企业可能经历的每一个阶段:

从山寨作坊式的粗制滥造,靠低价抢占市场。

到购买国际先进设备,让产品走出去,行销海外。

再到投入重金自主研发,挑战世界头部品牌。

最后靠中国市场资金和自研的核心技术驱动,把工厂开到全世界。

就算遭遇了美国的贸易战,也不必太过担心,这种压力测试,同时也是行业整合的良机。

经过这样一轮残酷的洗礼,资源将更多地向头部企业集中。

中国轮胎的青春已逝,我们无需感伤,因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轮胎,更加成熟和稳重。

中策、三角、玲珑、赛轮金宇、浦林成山、森麒麟、万力等一众轮胎企业,正在加足马力不断赶超世界一线品牌。当中国轮胎装上一辆又一辆外国汽车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两个字:底气,它不是一家公司的底气,它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或许多年以后人们会记得,中国制造真正的底气,不仅仅是一个百战不死的华为,还有千千万万个心怀世界市场的中策,玲珑,金宇。

以及,千千万万个中国轮胎人。

来源:卢克文工作室 微信号:lukewen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