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辞离开北京,我回城中村“七平米”躺平三年

相比穷游,更愿蜗居

2020年裸辞以后,我离开了北京,基本没再上过班。
刚开始,我想依靠着一点积蓄,行走各地。人在年轻时总会幻想漂泊吧。在长期压抑的工作环境中,在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里,血液中不停涌起远行、流浪和冒险的冲动。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九寨沟。这是一个运营得相当成熟的景区,旅途并无不便:机场接机,起步价50元,到我所订的酒店,全程300元;从酒店到九寨沟售票厅,5分钟的车程,收起步价10元。然而,成熟的运营是一把双刃剑:营销链条环环相扣,人们会孜孜不倦地向你推销。接机的司机一路上一直在和我说话,推销她自种的藏红花、她朋友开的酒店、她分销的大巴车票,等等。即便我戴上耳机、或者躺在座椅靠背上装睡,也无用。她,他们,都在不断地推销,塞给我雨衣、塞给我牦牛牙齿做的饰品,令我精疲力竭。
这样的生活不过两年,我就发现自己做不了新时代三毛,更写不了《没有撒哈拉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旅行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人去过多少地方、到过哪里,而是当他行走在路上时,内心泛起的种种涟漪,这才是他有别于过去的自己、以及其他旅人的地方——而我发现自己对于远方,其实并没有太多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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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相反地,我更倾向于培养对平常日子漫长的耐心与温情。而且,除非一直走在路上,否则漂泊过后,还是得回来面对生活。去年夏天我来到广州。一方面积蓄将尽,一方面也醉心于此地的风土人情,于是决心留下来。
相比穷游,我会选择蜗居。我愿意承认自己的怯懦。尤其独自行至偏远之地时,交通受限,旅途中,无措与焦躁如影随形:我害怕自己发生意外,且无法逃脱。

密密匝匝城中村,絮絮烦烦烟火气

城市里生活,租房是免不了的。因预算十分有限,居住环境的选择范围也就很小。
在找到性价比较为合适的房子之前,我暂住北京路一家有自助洗衣房的公寓式酒店。价格不高,一百多块钱。房间极窄,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抽水马桶、一个洗手池。这是一家年老的居民房改装的酒店,下水道返水厉害。有窗的户型比没窗的贵二十块钱一晚,我选了有窗的——确实草率了,握手楼,几乎不具备采光和通风功能,打开窗户看到的是隔壁居民楼的窗户,养了许多盆栽,晾晒了几代人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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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居》剧照

我在番禺某城中村住了半年。从马路边走到我所住的那栋楼,需穿几条街、过几条巷。第一次过来如果没有人带路,便不太可能找到具体位置——也实在难以描述——x街x巷x号七分之一。
对面的那栋楼,我刚搬过去时还在装修。装修很快,几天的时间。又不到一星期,入住率已经超出50%。正常的楼层住满后,他们开始在顶楼搭棚子,然后用胶合板和防盗网新组装了一层楼,也很快便有人入住。这个地方离地铁站近,又是3号线,在珠江新城上班的人多数聚居于此,因而房源紧俏。
城中村最为人称道的,是烟火气。三步脚一个便捷饭馆,川鲁粤淮扬;五步脚一家理发店,洗剪吹染烫。路边无数烧烤摊位:烤生蚝里加厚重蒜蓉,烤鸡腿渗出油脂香气。此外,还有许多椰子鸡、海鲜粥的大排档,圆桌上的扎啤杯里倒满啤酒,伴随着嬉笑喧哗,冰凉的液体顺着食道下滑入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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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与安生》剧照

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我却认为路过的烟火气才能真正抚慰人心。如果成天浸在烟火气里,心中只会滋长更多埋怨。
这狭窄、脏腻的城市角落,我曾于夜半听到蟑螂爬上床头柜的窸窣。有回一摸头发,抓下来两只小蟑螂,惊吓到失声(随即念起北京的好),自此开着灯才敢入睡。楼下垃圾桶里忽然一下窜出来的,可能是流浪猫,也可能是小猫一般肥大的老鼠。我有朋友住在石牌村,他有次下班回家时,撞见一群老鼠咬死了一只流浪猫。
在这里,声音交杂喧嚣、气味混沌浓烈,而光线微弱黯淡。金宇澄《繁花》,写到运动时期阿宝一家搬去了曹杨新村“两万户”,我感觉那里的生活境况,和广州密密匝匝的城中村差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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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剧照

老先生絮絮烦烦的一番描述,读来竟也生动:“到处是人,走廊,灶披间,厕所,房前窗后,每天大人小人,从早到夜,楼上楼下,人声不断。木拖板声音,吵相骂,打小囡,骂老公,无线电声音,拉胡琴,吹笛子,唱江淮戏,京戏,本滩,咳嗽吐老痰,量米烧饭炒小菜,整副新鲜猪肺,套进自来水龙头,嘭嘭嘭拍打。钢钟镬盖,铁镬子声音,斩馄饨馅子,痰盂罐拉来拉去,倒脚盆,拎铅桶,拖地板,马桶间门砰一记关上,砰一记又一记。”

活着容易,生活很难

在城市(尤其一线城市)里要过得舒适,性价比确实太低了。如果能力不足,舒适的生活追求也不切实际。
前两年积蓄尚为丰足时,我住过深圳华侨城,生态广场33楼,清虚宁静。窗外风景实在是美,楼下即燕晗山郊野公园,附近是暨南大学旅游学院。房租相当于我过去一个月工资,居大不易。
时间真是奇妙。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待过的宽舒明朗的住所,仿佛那是另外一个时空的事情了,和现在的这个我毫无关系。或许到了某个年纪,就会觉得生活的体验并不重要——因为它转瞬即逝,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延续使自己得到满足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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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剧照

我明白根本的问题在于,往后的人生岁月可能更加漫长,我却不知该如何把它安置好。因为追逐快乐并想让它持续是人的本能,而问题的核心永远是钱。一个朋友同我讲:“这个世界上如果有用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问题就是已经超出了人类伦理范畴。”所以你看,《攒够多少钱,才能够退休?》的选题,永远被热议。
有时我自己回想这一切,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年纪轻轻不上班,也出去不旅行,对什么也不感兴趣,就只是活着。

工作是荒谬的,不工作又如何

我并非同那些流浪者一般,完全挣脱开了社会评价的束缚;我渴望过一种有洗衣机和电冰箱的生活,拥抱一个井然有序的日常状态,却又不愿意通过工作来实现。
面对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劝起别人来很有一套,理智在自己身上却是失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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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悦有了新工作》剧照

比如我一个在医院上班的朋友,为了本月的三甲预评审定,五一假后回来就没有休息过,这周末也要求加班——连上16天班,早八打卡,晚八开会。他和我说心态崩溃了,决定辞职。我说金三银四刚刚过去,很快又到现在毕业季,找工作和面试奔波,一定比上班更令人难过;如果家里没矿,上班的崩溃必然小于待业和失业的崩溃,至少你月薪过万,不会坐吃山空。他说他目前的状态不过苟延残喘,我说那也好过黔驴技穷。我说相信你可以坚持下来,熬过去。
工作于我而言,十分荒谬。但不工作,其实也没有退路可走。
图片《欢乐颂》剧照
不同于古代隐逸之士,他们可以归园田居,而我不能——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年纪轻轻不在外面打拼,反而缩回老家躲起来,别说我们,就是你爷爷奶奶也丢不起这个脸。”
即使是能,我也不愿。较真起来,老家实在没什么可怀念的,即便有理所当然的蓝天白云,有溪水虫鸣,有紫薇花和黄斑蝶,也还是掩盖不了在那里生活时物质条件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匮乏——只是为了买上一块新鲜的肉,就要在去圩场的那条平平无奇枯燥乏味的路上来来回回浪费生命——而这还得看日子,每月九个赶圩日,去镇上圩场的客车每三小时一趟(不定时,差不多坐满发车),过了下午五点客车就停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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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已》剧照

湖南冬天很冷。我记得小时候下过几场大雪,不下雪的时候桶里的水也会有浮冰,树叶上也结一层冰,屋檐上挂着一条条冰棱。我们用烧煤球的炉灶取暖,放在木头做成的饭桌下面;饭桌会罩一圈棉布,捂住炉灶的热气;桌面下的四条腿拴着铁丝,用来烘干阴冷天晾不干的衣服。北京么,有暖气,广州则不存在冬天。
生活中还会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习惯:比如我们的洗脸盆和洗手盆是同一个,早晨用过的洗脸水会留着,在接下来的一天里,用来给所有人洗手。我爷爷给洗脸盆打了一个木支架,那个木支架像踩了高跷,两条腿架着,摇摇晃晃,却从未倒过。支架最上方挂着一块用来擦手的毛巾——我为什么不说擦手帕呢?因为手帕会给人一种小巧的印象,而我们家的那块毛巾又宽又长,看起来可以包起来20个鸡蛋。
但我们的生活并不邋遢,也会择期搞大扫除。清洁使我们愉快。一些晴朗的日子,空气里总是一股刚洗过衣服的味道,清新、温暖的淡淡香气。那个时候,我觉得这种味道大概可以称之为幸福——屈指可数的幸福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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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剧照

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

我喜欢城市。谁能否认城市的美丽呢?就像生活在唐朝的人都想要一睹长安绝代风华,现代都市的魅力或许只增不减。舒卷绚烂的《长安古意》,有些诗句现在读来也很有共鸣:如“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广州也是如此,四通八达的大道与密如蛛网的小巷交织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小蛮腰高耸入云,流光溢彩。
天一热起来,傍晚就非常热闹,我喜欢独自一人走到丽影广场散步,有人唱歌,有人鼓掌,有人卖鲜花、水果、小吃,有小孩在吹彩色的肥皂泡。每回身处这样热热闹闹的广场,总感觉:世界走到我跟前来了。
但有时悲观地去看,也会发现城市的风采和光辉与自己无关。如菲茨杰拉德所言,城市遗忘了我们,或许根本不记得我们,所以任凭我们住下来,为区区蜗居付出高昂房租,表面拥有无限自由,实际只能如蝼蚁般在缝隙里勉强生存——于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城市的本质既势利又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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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自己》剧照
“这世界上比你过得惨的人大把,日子过得好不好,归根结底是看个人心态。”我妈妈每回听到我这些负能量的论调,就会讲我心态不好。其实比惨没什么意义,改变不了什么,不过获得一点小小的优越感,以此获得精神支撑。
她讲起她二十几岁和我爸南下打拼,住“夫妻房”——几个上下铺放一间房里,挂个帘子便是一个小家庭。后来又租80块钱一个月的老房子,没钱办居住证,半夜被抓进派出所里蹲着,每人还要交50块钱罚款。她说那个时候他们对未来是更绝望的,因为做工人,无论再怎么努力挣钱也挣不到钱——比方说缝盘,你一天做一打货是25块钱,如果你手脚麻利能做两打,老板就给你25块钱两打货一天。但现在,只要接受教育,努力奋斗,总能过上好生活。
我并不十分认可妈妈讲的这番话。从社会的普遍性红利来讲,现在的人确实享有更多,但承担的东西也更多了。我想起从前在北京工作时,发了工资条,我截图给她看,她很高兴:“我女儿是月薪过万的白领。”我没有和她讲,你女儿房租一个月4000,钱不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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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婚姻》剧照

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过一种不断探寻底线的生活。我的心中也未尝没有拉响过警报:别把堕落当自由。只是高处的自由,于我实难企及。
生活的选择非此即彼。你不在这里,便在别处。你此刻欢笑,便远离悲伤;你此刻醒来,便告别睡眠;你此刻出轨,便失去忠贞;你此刻出走,去寻找出走的种种可能,便不再懂得忍耐,也放弃了忍耐的结果。反之亦然。而无论哪种生活,总有风暴,都是不可预知的冒险——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
也许我身上存在一种天性的达观,尽管没有工作,没交保险,没有付出,没有明天——蜗居于穷街陋巷,在不足七平米的房间里,却可以跳起一支寂寞的圆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