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师陈巨来 —–许培鑫
前 言
刻了多年的图章，不求闻达。其实呢！求闻达亦难。又画了多年的画，也不能象张大千那样，笔在手成了正宗的“印钞机”，印出来的钞票张张真。我的“印钞机”印出来的是伪钞，人一见就不要，只能自娱了。
近来也算上了年纪，但刚才五十几毛病却已六、七十了。没有收益，妻子又下岗生病，女儿要读书，怎么办？最好的办法还是写些什么：一、不论什么时候愿写则写，而随时又可停。自由得很。二、无论天好下雨，刮风落雪都不要紧。在自己的书房里，暗了可开灯，热了可开扇。
写什么好呢？当然写名人的事才好。忽然想到老师说过：我陈巨来的学生个个有名喽！于是先写我与老师的一段缘吧。虽无可歌可泣之处，但家庭琐事也能写出出色的好文章，君不见《红楼梦》不也是写了大批的家庭琐事吗！
不过我写的是回忆，是回忆就会有回忆不起的事情。回忆不起的事情是否要去问一问，了解一下，或者查一查呢？不要了，因为如果是这样，谁都可以去写任何事情了，就不叫回忆了。所以回忆不起的事就注一笔记不清了，或记不起来了完事。
另外，生活中在特定的地方，常常带有方言。甚至某词在某处某时的含义会与一般有所不同，那么书要写给大家看的就要用较规范的文字了。比如：“才吉”要写成蟋蟀，先生要写成老师（作老师用时）。
我写回忆只能写我听到的、看到的、碰到的、想到的。我只是如实道来，若老师的友好、亲戚见了能提起对老师的怀念或寄托哀思则最好；若不相识，不相识的人作为一篇小说看看，也是我的心意；若有人不满意里面的说法，要与我打官司，则大可不必。因为我可保证我写的都是有根有据，我可不能保证老师或其他人说的都有根有据，更何况老师有些事也是听来的。
人总有优点缺点的，老师也一样，我要写的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师，那只有如实道来。是真是假，看过了各人是能体味，决不强求你说一句“事事是真”。
喜也好，怒也好！只是不要诉讼闹事，因为我对一些明星不如实的东西已经剔除了。一定有人要打官司的话，我只能说：你赢了，只是我没有钱赔偿你的名誉损失，有限的钱是要生活用的。
半壁斋主许培鑫
二０００年五月九日
陈巨来(1904－1984)，原名斝，字巨来，浙江平湖人。20世纪杰出篆刻家，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陈巨来(1904－1984)，原名斝，字巨来，浙江平湖人。20世纪杰出篆刻家，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一 相遇
那是七二年初秋的事了，我被判了七年刑后，由市监所谓的“新生监”——六号监学习结束，被送入清一色关押反革命的三号监。
所有反革命犯都背着自己的被褥，拎着脸盆、毛巾、牙刷、牙膏和替换衣服，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三号监，爬上一层层楼梯，转过一道道铁门。
我走上了五楼，才算到了我要被分配的楼面。走过一间关三人的监房便能增加一个新来的犯人，作一下记录，写一张名片插在监房的铁门上。
初秋的天气是热的，但监狱中特殊的设计，使人还是感到了丝丝凉意。
整幢大楼分南北二半，中间是背靠背的两排监房，一排朝南，一排朝北。从监房到外墙的距离约有五公尺，两面各一公尺左右的走道，中间是一个大洞，从底楼直通六楼。除了东西两头有一小方楼面外，只有沿大洞一周的一圈铁栏，大约是怕人掉下去。初见时好象大部分面积被浪费了，但被关过的人会感到真还有些挺人道主义的味道，因为这种“浪费”使犯人在大热天还不至于中暑。我记得当时象我这样三十尚不足的人，只有到了最低温度摄氏28度时，才可以赤膊一晚睡到天明，否则还会感觉太凉。
大家知道这是解放前英国殖民主义者造的监狱。虽然没有人会赞同英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造监狱来关中国人，但今天中国人用这监狱来关中国人时却感到亏得英国人造了这样的监狱，因为我从“文攻武卫”的关押处及看守所的监房都关过，没有一处能与这里的监房相比，能象这里的监房一样舒适。如果每一个一点八平方米的小间不关四个人就更好些，而这一点八平方米的小间也常常有关三个人的。
我跟着前面的人一面分配进监房，一面朝前走，将到终点的时候，算轮到我了。
我被分配在西端，离最后大约还有五、六间的地方。我一走进监房，一个热情而急切的声音从一个老人的嘴里发出：“来，来！坐在这里，坐在我旁边。你外面是做什么的？你外面是做什么……”
我看着另二位犯人不动声色的表情，这是怎么一回事！此老人怎么把我当亲人一般地接待，他不知道这里是监狱吗，坐在他旁边！这一共才一点八平方米的地方，哪里不是旁边呢！不过，那招呼我的声音热情而亲切，使我实在感动。自从我被批斗至今时已二年了，谁会用这样热情而亲切的语气来和我说话；谁能用这样的情感来与我亲近！不过，我最不解的还是老人为什么这样迫切地象要与我交朋友一样？我只是冷冷地说：“别急，让我把东西都拿进来后再坐。”
当我把网线袋拎进来后，老人已经把我的被子放在他旁边了，招手嘱我坐下。一年多的狱中生活，使我懂得了不用客气，请你坐牢就是要你坐嘛！我便坐在自己的被褥上了。
老人又急切地问：“你在外面是做什么的？是做什么的……”
我装得平淡得很，没急于回答。看了看另外二位同监人，他们的态度很“正常”，这“正常”是因为看不出他们是欢迎还是讨厌，这是监狱中特有的“正常”——看见象没看见一样。他们没有权利因为太挤而拒绝我进来，也不能象老人那样热情欢迎。对面的那位五十多岁的人，已戴上了老花镜，低着头，认真地拆着纱头，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靠门开处是一个跷脚，他让我进来后，没有马上拆纱头，而是拿起毛巾揩了揩嘴，又向外张望了一下，大概是想看看分配完了吗。
老人迫不及待地用手推了推我：“你在外面是做什么的？是做什么的？”
这时我才回答了四个字：“做木匠的。”
我真没想到老人一听我是做木匠的，立刻变了神情，俯下了头叹了一口气：“唉！”无精打采地拆起纱头来。
二 沈园柳老“不飞絮”
监房特殊的构造使初秋的天气不冷不热，外面的阳光也显得象春天一样娇柔无力。新来犯人入监已经结束，周围静得可听见拆纱头的“唰唰”声。
老人的叹气既引起我的思索也引起我的叹息……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阳光明媚，我与她漫步在西郊农田的路边。啊！如今你怎样了，到我出来时你又会怎样呢！……
在想念她的一刹那，又象见到了陆游在沈园的一幕……突然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产生，想知道老人为什么一听见木匠就叹气，他是知识份子吗？他看不起木匠……唔！有了，我口中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沈园柳老不飞絮。”我特地把“不吹棉”换成了“不飞絮”想看看这位看不起木匠的老人反应如何！果然，老人活跃了，他转过脸，睁大眼说：“不是不飞絮，是不吹棉！”他马上又问：“你做木匠怎么会知道陆游的诗的？”
我没回答老人的提问，而是与他顶牛。“怎么不是不飞絮！杨柳开花称飞絮，你没听说过‘飞絮飘零泪数行’吗？”
老人“哎！”了一声说：“是不吹棉，就是不吹棉！我问你，你在外面读书读到什么程度？”
我这才回答老人：“我是技校出来的。”
“你是知识份子！你技校出来是知识份子，为什么要说木匠！”老人的口气带有责备。
“我是木匠嘛！这知识份子与木匠有什么矛盾呢？难道知识份子就不能做木匠吗？”我一面看着老人。
“你，知识份子就是知识份子！不要说什么木匠！木匠怎会知道陆游的诗呢!”接着老人带着关照的口气说：“以后不管谁问你，不要再说是木匠，知道吗！”
我心中有些好笑，老人为什么这样讨厌木匠呢！“我外面是做木匠，读书是过去的事，后来也代过课，进来前是做木匠。”我算是详细地回答了老人。
可是，老人并不罢休说：“叫你以后不要说是木匠就不要说木匠！”
我心中想：木匠也没什么好，我也不一定要称木匠！省得老人发火多事。又想：这老人倒主观，竟象教训人一样起来了。
老人可能以为我不敢说自己是知识份子。因为当时文革的分类：知识份子是臭老九。所以老人又说：“你放心说好了，他们二人都是好人，不会汇报队长（狱吏）的。”用手还指了指另二人。
老人说这话，我觉得是够大胆的了，心想也许这里与“新生监”两样些。“新生监”说这话岂不要被批斗！你想，你把不向队长汇报的人看作好人，那么队长岂不成了坏人。“新生监”里的流氓是很会上纲上线的。而队长又是要你们相互斗才好管呢！
老人既然说话这样随便，我想这里清一色“撇字头”（反革命）也许汇报的人少些，也松些。
于是两人聊起了《沈园》二首来了。我奇怪的是我对《沈园》二首已记不全了，而老人却很熟，他能把《沈园》二首一字不错背诵出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吹棉。
此身行作稽山土，
犹吊遗踪一泫然。
城头夕阳画角哀，
沈园非复旧亭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他难道是搞古典诗词的吗？或者是搞古典文学的？我心中想。
这时牢狱犯（帮助监狱中干活的犯人）来了，向新来的犯人都发了纱头，还一人发了一只啤酒瓶盖（拆纱头工具），于是我也拆起了纱头。少不得我介绍了我的姓名。老人也介绍自己叫陈巨来，并帮着介绍了另二位同监——跷脚叫张佩隧、戴老光眼镜拆纱头的叫王继生。老人这样介绍不同于拘留所，并不违反监规，因铁门上都插着监房中人员的名字，开封学习时都能见到。
晚上，睡觉前张佩隧帮着把大家用不着的东西都从铁门空隙中塞出去，以让出尽可能多的面积来睡觉。
没有去住过市监的人，大约见了小监房不会想到一间能睡四个人。住过了，也就知道是能睡的。
这睡法监房中称它为套裁，也就是象裁缝师傅裁布做衣服那样。例如：二米布做不了一件衣，而四米也许能做二件还多些。睡觉的套裁就是二个人，二头睡，必须都朝左或都朝右，侧睡，脚曲成角度与屁股相适应。四个人成二对，不能平卧，这就是套裁的方法。半夜有一个人醒来小便或什么的，四人会都闹醒。马桶是放在最里面角上的，真是够受。
三 学习
第二天早餐时，张佩隧开口说：“陈巨来用餐是与隔壁某某某蹩苗头。”（犯人不拆纱头每月定粮吃二十五斤。拆纱头就能吃三十斤。狱中几乎无人不拆纱头，陈巨来与某某某也拆纱头，故他俩若小月每人每天能吃一斤，大月后十天吃九两。但他俩吃不了，陈巨来三餐吃二两、二两、二两；某某某三餐吃一两、二两、三两。犯人中此现象很少，而我们一小组却有两人。故说他俩是蹩苗头）当然，也就笑笑而过。
早餐后启封，也就是要学习了。陈巨来在出监房前就叮嘱我学习时坐在他旁边。走出监房时他拉着我的手，走道较狭，不能并排走。我象是他牵着手的孩子一样。
他一面走一面进一步叮嘱说：“交关有趣（即非常有趣）。你听，不要说，什么事情都听得到，外面听不到的事情都会听到，像听书一样。”
因为我们是最后一组，所以西端的一块方的楼面成了我们小组学习的好地方。除了东端的一组象我们组一样外，其余小组都在走廊中学习，所以他们学习都象排队一样成条状。
陈巨来一手抱着坐垫，一手牵着我的手走过端点铁栏杆，到对面墙脚坐下，我也就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这个老绍兴叫孙义文，是蒋经国的表弟，人最好。那个胡子，山东人叫徐曙，是国民党炮兵团团长，淮海战争中被俘虏的。这个小鬼，不要看他人小，可挺坏！什么事情都会添油加酱地汇报队长，弄些事情出来……”陈巨来向我介绍起小组成员来。
我听着陈巨来的介绍，没注意是谁说了一句：“学习开始，先读毛选。”
于是就在我旁边一些，窗下一个白净脸的中年人，开始读了起来。他普通话中略带些苏北口音。
陈巨来立即为我介绍起读毛选的来：“他叫黄显忠，是六二年蒋介石反攻大陆时的派遣特务，他们登陆后即被包围，一直打到死剩俩个人，因为队长也打死了，所以才投降。还有一个关在下面。他判了十五年，作孽！一点接济也没有，冬天脱了棉的就是单的，垫被也没有。队长规定有人如有多余衣物，给别人不可以，给他可以……”
“这次我接济，哥哥会给我送一条丝棉被头来，我现在的被头要做垫被了，可以分一半给他。”
我打断陈巨来的话说：“这好！慢慢地接济好了，你在小组中提出来好了。”陈巨来听说我有多余垫被肯送人，表现得很高兴。
陈巨来又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地说：“诺！这个高个子叫王恩富，也是个坏蛋，批判人起来要人的命。”一面用手暗暗地指了指，象是有些见他怕……
读完毛选，组长——监役中叫做值星犯，出典我至今还未去研究过。说了一句：“根据队长的指示，今天仍然批判陆光跃的大毒草，现在开始发言。”
大约过了数秒钟，没见有人发言。陆光跃自己发言说：“还是我自己先来批判自己吧！”我一眼看过去，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者，年龄倒不太大，不过六十多点，看来精力还很充沛。他说：“由于自己的反动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后，写了《人的错误思想从哪里来》，正如队长教育的那样：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所以一开始我就站在与毛主席唱对台戏的立场上，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我偏偏去写《人的错误思想从哪里来》……”
接着陆光跃的发言是：横一个二万字的大毒草，竖一个二万字的大毒草……，好象是在说自己能干，因为一篇学习心得写了二万字，而且是大毒草。须知有毒容易，要成大毒则不易。就象坏人多得很，要成一个遗臭万年的坏人也很不容易一样。我也不觉什么有趣、好听。所以我侧过头对旁边的老人讲：“昨天，你听我讲是木匠，为什么就叹气了呢？”
陈巨来轻轻地说：“你不知道，那跷脚张佩隧很凶，外面是做皮匠的，几次他都要打我，我很怕他。那王继生又什么事都不管，只管拆自己的纱头，不帮我说一句也不劝一句。昨天，我看见来了个白面书生，心想这下来了个知识份子，年纪又轻，知识份子嘛总归帮知识份子的。跷脚便不敢打我了。没想到你说是木匠，我想：皮匠要打我，木匠就更要打我了。所以叹了气。”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但只能低头忍着。一面想：这跷脚还那么凶，能打人，真有点不可思议……。从后来的生活中我知道有些误会，张佩隧只不过是要吓吓陈巨来罢了。
陆光跃这时的发言大约提不起大家的兴趣，低头交头接耳的人开始多了起来。陈巨来也打开了话匣继续介绍起小组里的人员来。“你不要看那个哑巴，非常坏，搞嘛搞不清楚的，老是在纸上不知写些什么，交给队长。”
我也没搞清楚怎么会有个哑巴在小组里的。陈巨来又说：“那高个子的王恩富上次与徐曙吵，要想把徐曙压下去，哼！要是在淮海战役前，让他去替徐曙拎包还不知道徐曙要不要呢！……”
一下子我发现交头接耳的人少了起来，都听起陆光跃的发言来了。原来陆光跃的发言开始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仔细一听，果然是外面听不到，他借批判自己二万字的大毒草，引经举典讲起了制造原子笔那个外国人的发家史来了。生动详细，果然好听，来龙去脉好象自己参与的一样。怪不得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那里去了。
陆光跃发言完毕，旁边又一与陆光跃差不多年龄的人，一举手说：“我来补充。”于是，第二档书又开始了……
用不着第三个人发言，他二人你来我往，没二个回合，学习时间便到了，一天的学习时间也就结束了。
进监房，等开饭。陈巨来讲：“听黄显忠讲现在台湾生活很好。他有个兄弟吃公交饭，母亲是个职员。”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台湾生活很好。
陈巨来为大千居士治印 《大风堂遗赠印辑》
陈巨来为大千居士治印 《大风堂遗赠印辑》
四 从师
正是一日生二日熟，下午不学习，只是拆纱头，便谈开了。陈巨来因为我的到来大约是不怕跷脚打他了。显得很高兴。我也不象刚进来时那样生疏，步步为营。
我问陈巨来：“你在外面是做什么的？”一面想在外面他可能是个古典文学的工作者吧！
陈巨来什么都不顾忌，告诉我他在外面是搞篆刻的。
说起篆刻，我好象在外面也注意过——父亲的图章是寿山石的。父亲还曾说起民国时有个石农拿了一对名为刘、关、张的鸡血石到蒋福钿家（父亲是当时蒋福钿家的佣人，专事养鸟养蟋蟀，亦有半个学生的味道，称蒋福钿为先生）要买一千元银洋钿。蒋福钿没要。后来给某某某买去了（老师能述其名）。哥哥要刻图章时想用水晶，问父亲怎样的水晶好，父亲告诉他要挑净的，里面不可有垃圾。我上朵云轩去看字画（从小喜爱）见到过单晓天挂牌。
我听陈巨来说他是搞篆刻的，便很有兴趣说：“好，很好！”又问，“你刻得怎么样？”
陈巨来告诉我说：“我篆刻是赫赫有名的，你听说过陈巨来吗？”陈巨来说此话时神情很得意。
“陈巨来！听说过。我昨天听说的。”我只认为陈巨来在自拉自唱，自认为是大好佬，所以打趣他。“除此以外还知道有个叫单晓天的在朵云轩挂过牌。”
“哎！单晓天算什么，他小啦！他怎能和我比呢！”听了老人的话我倒一惊，单晓天在我读书时已挂牌篆刻，刻一个字要几元钱哩！你比他还有名！我心中想……
陈巨来又说：“他是邓粪翁的学生。三十年代开始，印坛上三个大亨：第一就是我陈巨来；第二才是邓粪翁；第三是王福庵。我是专门为张大千、吴湖帆刻图章的。帮张大千刻了三、四百方；帮吴湖帆也刻了三、四百方。你听说过张大千吗？”
我说：“我父亲解放前是蒋福钿家里的养师，专门养鸟养蟋蟀的，也就是个佣人，只不过不扫地干活罢了。你听说过蒋福钿吗？”说到此我顺便问了一声。
陈巨来答：“听说过，听说过！名气很响！”
“父亲至所以会到蒋福钿家去当养师，因为我家祖上都喜欢养鸟养蟋蟀，我也喜欢养蟋蟀。在解放前父亲可说是这方面的高手，拿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权威。当时养鸟养蟋蟀有名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毛娚的，毛娚就是我父亲的小名。他们养蟋蟀也有一帮弟兄，内中有一个叫根六的，他养蟋蟀还收徒弟不说，还要徒弟铺红地毯，点红蜡烛磕头。他收了一个徒弟叫徐某。因此事根六还被我父亲数落了一顿，而徐某也就和我父亲熟悉了。这徐某由于点红蜡烛、铺红地毯拜师傅养蟋蟀便出名了一个外号——徐寿头。徐寿头倒是名门之后，他是徐光启的后裔，他不但上的是新式学校（父亲是读书塾的），还懂字画，解放后他还养蟋蟀，经常来讨教我生病在家的父亲，后来由于他老婆反对，他把蟋蟀养到了我家中，于是我家就有了这位常客。父亲只叫他‘徐啊！’，我们孩子则叫他爷叔。记得他当时是在陕北中学教书的。不但毛笔字写得好，而且还能教英语，我们孩子都把他看作大学问家。他和父亲除谈蟋蟀事之外什么都谈。我特别喜欢他来，听他谈这谈那。张大千就是听他谈起的。那时有“北傅南张”之称的“张”就是张大千。听说他哥是画老虎的。有一次张大千也画了一只老虎，没想到大家都想要他画的老虎了，他怕再画要夺了哥哥的名气便再也不肯画了。”说到此我问陈巨来：“你说象这样的兄弟多好啊！”
“好，当然好！我陈巨来没有他就成不了我今天的陈巨来。”陈巨来略一停顿，“嗯……我篆刻出名，没有二个人不行。第一，没有吴湖帆就没有我陈巨来；第二，没有张大千就没有我陈巨来。”陈巨来看我带着疑问的神色，继续说：“吴湖帆第一次与我见面时，看了我刻的图章，说我将来一定成名，以后他要用的图章都要我刻。作为回报，他答应家中的收藏全让我看，还可以借回去，（当时老师讲此话时思想上想到的可能只是书）我借了一本印谱，刻了二年，他家中的收藏多啦！现在上海博物馆的很多东西原来都是他家的，他家的收藏是从明朝开始的，一直延续至今天。后来认识了张大千，张大千也说我的图章刻得好。说以后图章都由我刻，作为回报：他说我到他那里见他哪张画好，喜欢哪张，就拿哪张。许培鑫！你跟我学图章，我什么都教你。”
我说：“跟你学，好是好，可是，没有印石，又没有刀能学吗？”
陈巨来斩钉截铁地说：“能，肯定能！我还在里面教过一学生。用牙刷柄磨成刻刀，刻风干的肥皂，肥皂要干得硬，愈硬愈好！”他略停了一停，“学图章还得先写篆文。你先准备好纸订成小本子，我来写样子给你临摹。”
“那我就拜你做老师，跟你学了。”
陈巨来终于象找到了知己一样说：“我说你有点象张大千一样，张大千明明是大画家，谁都说他画第一。可是他偏说自己烧小菜第一，绘画第二。你明明是知识份子却偏偏要说自己是个木匠。真是……”
现在我不与他争了，是木匠也好，是知识份子也好，都无关紧要，而既然跟他学，拜他为师也就只能由老师去定了。
老师忽然又象想起了什么说：“张大千还说自己发明了一只小菜——叫清蒸鲥鱼。他这清蒸鲥鱼要用二只大的青蟹，把蟹掰开来，把蟹驼盖在上面清蒸。你说怪不怪——说是他的发明。”
与老师相处虽然一个月不到几天，现在老师也已过世十多年了。可是每当我想起与老师一起改造的日子，一是觉得就在眼前；二是觉得甜蜜。这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要是老师现在还在监狱里，我一定要再进去与老师盘恒盘恒，甚至到老。
五 五十年后不要又出个“小木匠”
我把五十开四眼活页芯纸划了线给老师写篆文的样子，来临摹。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姓氏，把监中犯人的姓氏一一写来。当老师把他写好的第一张给我临摹时说：“许培鑫，你要记住，齐白石曾经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你学我不能似我，你要似我就没有前途了。因为你只是学我，象我最多也只有八分，算你学得与我一模一样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又是一个陈巨来！有我在前面，你也就被我压死了。你一定要学我，出我，高于我才行。”说完老师把写好的第一张样张递给我：“诺！拿去，好好地临摹去。”
我接过老师写的篆文一看，只觉得有一股秀气从纸面微微升起，每个字都象是一个亸（duǒ 下垂：“亸袖垂髫，风流秀曼”。）肩的美女，用笔圆滑清秀。我心想，老师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不能临摹成美女，我要与老师“对着干”。这“对着干”是当时常用的三个字，所以一想到不能似老师就想到了“对着干”。老师写字贵圆，我要贵方；老师写成了美女，我要写成身材魁梧的男性。忽然又想，这不是名目张胆的与老师对着干吗！行吗？然而，再一想若写得不对，由老师指点后再重写不就完了。于是，我写得见方不见圆，果然没有了一点秀气，而成了个男性。
起先写不好，因为它不如楷书心中有底，常常不是太长就是太短，要象楷书那样一字一格很困难，几遍写下来也就成了。
我把临摹的纸递给老师看，老师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我心想不好，准要受批评了。没想到老师好象发现了什么，又对我人看看。最后才说：“五十年前出了个‘小木匠’，五十年后不要又出个‘小木匠’！”
听了老师的话，我意识到老师讲一一五十年后不要又出个‘小木匠’是指我。但五十年前出了个‘小木匠’是不是指齐白石呢？齐白石是木匠出身我是早就知道的，是不是五十年前出的名，那我可吃不准。于是我便问老师：“你说五十年前出了个‘小木匠’是齐白石吗？他出名到现在是五十年吗？”
“是齐白石。”老师抬起头来想了想，“他出名到现在五十年差不多。”接着又问，“你知道不知道齐白石取润资是如何有趣吗？”
“不知道！你讲讲。”我当然想听。
老师说：“齐白石取润资是明码标价的：一张荷叶几钿、一只蝴蝶几钿……有人请他画张画，去取时发现旁边需加二只蝴蝶更好。就问他，旁边可不可以加二只蝴蝶。他马上可以，可以。动手就加。加好后拿起旁边放着的算盘滴滴答答一拨，好钱也加上去了。”
“有趣，有趣。他卖画不讲尺寸，讲画了多少东西倒也按质论价。买菜也这样，青菜几钿，萝卜几钿……加起来一篮几钿，就是画的价钱。”我听完笑着说。
我们认了师徒，说说笑笑，无事不谈，非常愉快。拆纱头也来了劲。我把拆好的纱头塞了二把给老师，老师很乐意地接受了。
与老师一起拆纱头也有文章可写。我把拆好的纱头给老师是因为我一、不想减刑，二、不想提前释放。心中想的是“平反”。我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在社会上可说是人还未做，就成了反革命！我为什么要反对革命，革命有什么不好，无论工业革命也好，政治革命也好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我为什么要反对？完全是瞎搞。再说外面的所谓“地、富、反、坏、右”他们被监督的生活我没看见过吗？这种低头弯腰的日子我不要过。若不平反，我不把牢底坐穿，也愿把屁股坐烂。减刑、提前释放本不是美丽的字眼，给我我也不要。不要说要我去争取了。我在里面的态度是：不破坏、不捣乱、要活下去，等平反。外面还有年老的母亲与亲人……。
老师呢？老师其实不拆纱头，粮食也吃不完，六两一天，三十一天也吃不了二十五斤粮。那末老师为什么要拆纱头呢？老师不但拆，而且还想多拆些，那是为了能给队长一个好印象，不过老师也不想提前释放与减刑；也不再想能再来一个沈钧儒救他出去。他不过是希望队长对他有个好的印象而在狱中能有些小自由。
王继生拆纱头恐怕有二点：一、在里面没办法，只能相信队长的，能减刑提前释放最好，明知不能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在他看来也许外面的监督改造要比里面好，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二、刑期被判了十五年，想想冤枉、想想可怕，不如借拆纱头麻醉麻醉……。
张佩隧呢！他恐怕是无所谓了，刑期一大半过去了，狱中事也看得多了，什么减刑、提前释放全是假的，轮不到自己。他知道不拆纱头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公开对抗改造了。监规虽规定的是不许乱说乱动，可也不许你白天睡觉，做什么呢？还是拆纱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还可以每月多吃五斤粮，日子过得快一些，这在监狱中可说是何乐而不为的事了。
老师为我写篆文，很认真，写得较慢，势必影响拆纱头。我把拆好的纱头塞了二把给老师，发现老师很乐于接受，我干脆把拆好的纱头多给他一些，一半给他，一半留给自己。没想到老师第二天就不要了。我塞过去，他马上又塞了过来。我先是懵了！想了想终于想到了原因：原来我拆了把一半给他，他这个月不要增加得太多，要是问他这个月你能拆这么多，你以前是怎么拆的；再说你以后与我分开了，拆不了这么多时怎么办？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只是补足他写篆文时少拆的也就罢了，而老师也只要这些就够了。
一天，学习时广播响了，我亦没在意，后来好象广播中提到了我的名字，我便转身问同犯：“什么事，什么事！好象提到了我的名字？”
只听到一个温和而关切的声音说：“不要紧，不要紧！你是新来的，一天拆不了一斤不要紧的，拆拆以后会快起来的。”原来是老绍兴孙义文，他对着我的脸朴质而实在，我从内心感到这正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你肯定是好人，为什么也被抓来改造呢！唉……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也要点一点我的名。”我有些不屑一顾地，“我还以为是表扬我拆纱头卖力呢！想不到还嫌我拆得慢。”周围听到的人一定不少，可谁都没有理会我。
六 老师的犯罪
几天下来，师徒也认了，我与老师真可谓无话不说，我少不得要问老师：“你是怎么进来的？”
老师有些气愤地说：“文化大革命了，说我是历史反革命，说我为汪精卫刻图章。汪精卫杀共产党盖的图章都是我刻的，只要我刻的图章盖下去就有共产党被杀了！”老师叹了一口气：“我哪能服气，他们就批斗我。我与他们辩论——汪精卫杀共产党与我刻图章有什么关系，汪精卫要杀共产党我不帮他刻图章他也要杀的。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第一看守所。”老师又插了一句：“暧！我真佩服丰子恺，他与我一起被批斗，斗好后象没事一样，整整衣服就走回家去了。”
“到了第一看守所，我与一个海军大校关在一起，起先我们很要好，我们什么都谈。后来他要吃我早餐的粥与乳腐，要与我调来吃，我调给他吃了几次。因为我没牙不能咬他的酱菜，他又经常要调，我便不调了，他怀恨在心。检举揭发我，说我那天在听林副主席报告后叹气，是诬蔑攻击林副主席。结果被判了五年刑。”
老师忽然象想起了什么似的：“那大校知道的事情可多啦！我们好的时候他什么都讲给我听的……”接着便谈开了。
“毛主席有个女儿叫毛皎皎，在北大读书时，每年暑假毛主席都嘱她到上海来看望她的母亲。她是贺子珍生的。那时的上海市市长是曹荻秋。只要毛皎皎一到上海，曹荻秋便把什么工作都放下，第一要紧的工作就是陪毛皎皎，不管她要到哪里都陪着，不敢有半点差错……
邓小平除了喜欢打桥牌外就是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从不离身……
陈云爱听书；陈毅爱打猎；聂荣臻喜欢钓鱼……”
“你是怎么回事？”老师说了这么多，问起我的案情也是必然的事了。
“我嘛！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说我污蔑攻击，我说我没有攻击过，要我交代，我交代不出。我要他们摊出来，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又说是防扩散。我说防扩散是防扩散，对我本人怎么能说防扩散呢！他们说我不老实。最后我被他们以抗拒交代，还什么依法从严惩处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我单是现行倒判了七年。你历史加现行倒只有五年。部分大于了整体……”少不得苦中作乐地笑了起来。
“张佩隧也是现行反革命，也判了七年。最冤枉的是王继生了，”老师介绍起另二位同窗来了，“他看到一个女艺徒违反操作规程操作，要给电触死了。赶紧去关开关，哪里知道因为紧急用力过大，把开关关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开关，说是二万元进口来的。这样就调查起王继生是否存心破坏，结果调查出王继生解放前曾当过义务警察，那不好了！救人反说是蓄意破坏，判了十五年刑，他真是想想哭，想想哭……”
我回转头看看王继生见他眼圈又红了。心想，他一定是上了——承认破坏就从宽，放你回去；若不承认，就决不会有好结果……之类的当了。
罪刑相互都有所了解了，与老师的关系也建立了。老师在监房象有了儿子一样。晚上尚未喊睡觉，老师却差遣起我来了：“许培鑫，帮我推铺我要睡觉了……”
我有点奇怪，还没到时间怎么能睡觉呢？不要说差遣我了。我说：“还没喊睡觉呢，怎么能铺被？”
“不要紧，别人不可以早睡，我可以比别人早睡一个小时，那是队长特别照顾同意的。”
老师这么一说，想来是不会骗我的。于是铺被就铺被吧！也不过是一举手之劳的事。把老师白天坐着的被子打开也就行了：一条毯子铺下面；上面是一条小被头；还有一包不知是什么，一般是替换衣服，做了枕头。
铺好后老师便仰天靠着，我透过外面反射过来的极微弱的光线，见老师的眼珠在转动。
我与张佩隧都不拆纱头了，王继生还在麻醉着自己，手上嚓嚓作响——还在拆纱头。
大约也确实是过了一小时许，队长照例在睡前检查一通，走过我们监门时，看了看问：“是谁在睡觉？”
老师一面作起身动作一面说：“是我，队长！陈巨来。”
“你睡，你睡！是你，我知道了。”看来队长也确实对陈巨来挺客气。说着便走过去了。
当大家都睡了的时候，我没有睡着，心中想着的问题又多了几个……不是总说首长工作忙吗！他们在忙什么？
听书、打猎、垂钓、看武侠小说……这都是忙人的事吗！我不认为他们不应该有这些生活，问题是不能把这些休闲生活称作工作，有这样的生活内容也决不算工作忙。堂堂市长整天陪着一个女大学生，还惟恐有什么不周！这不是这个女大学生的官做得比市长更大吗！似乎觉得中国亦不大公无私。
又想想老师的犯罪情况——无非是有些历史问题而被批斗，这是文化革命中的惯例，老师亦象自己一样不服气，可能是口中开花，成了诬蔑攻击，于是被送入第一看守所，判了五年刑。什么大校检举揭发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心想：老师啊！你的阶级斗争知识还很不够。
耳畔还不住地听到“嚓嚓”的拆纱头声，不知谁还在争取提前释放呢，还是想减刑……。
七 吃乳腐
现在监房中俨然是有了一对父子了。早餐时老师问我：“乳腐要吃吗？”老师身体矮小，体重不过七、八十斤。吃官司被判刑的原因还没搞清搞懂。但因为年龄比我大，又成了我的老师，所以就象关心孩子那样关心起我来。
“不要！”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吃老师的乳腐，“不要吃！”我回答老师。
“粥是否要吃？你老师早上只报二两，嘱他明天多报一两，与你换一只格子就行了（我报二、四、四两）年纪轻轻不要饿坏了身子！”张佩隧开口也关心起我的身体来了。
“不，不！”我确实不想多吃，“我早上二两也就够了，不觉得饿。”
王继生平时最少说话也开了口：“你要吃就吃好了，身体最要紧，我们不会汇报队长的。”
老师说：“今天我晚饭后多报一两，不过你一定要吃掉的，你吃不掉我也吃不下去，那就糟了！”
监狱中粮食是唯一的食品，对饭量大的人来说是最贵重的东西了。监房中很少有吃不完定粮的犯人，除非是生病了。看着老师放弃人人都会觉得可惜。监中连我四个人，三个人都劝我吃，就我自己要吃不要吃了。
当时的我考虑了二个问题：一、吃，被队长知道了要批斗、要扣还。二、不吃，人情是小，好象我许培鑫一点监规都不敢违背，连老师给你吃一两粥都不敢！吃！于是决定吃。
当天报用粮时，老师对过来的劳役犯报了三、二、二两时，劳役犯说：“怎么！陈巨来你胃口大起来了。”
老师回答：“我吃吃觉得早上的粥很好吃，想多吃一两试试看。”
第二天早餐时老师一格放着乳腐的粥最多。劳役犯一走，张佩隧一看铁门外没人了，就嘱快调！
于是我拿起三两的，把乳腐还给老师。然而老师又把乳腐一夹二，趁没人分了些给我。天啊！我们二人象做贼一样，担心被外人察觉。
吃了二天，我说：“不行了，我每天早上吃三两太多，要吃不下了，我明天不要吃了。”张佩隧和王继生都不要吃。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晚饭后老师用粮又改成了二、二、二两了。
不过从那以后，老师常常会夹一些乳腐给我吃。经我再三“请求”，老师总算放弃了对“孩子”的关怀。
在这二天中，老师讲述了他虚报年龄的事：“那是我初到这里的时候。一次登记年龄，我就说七十岁了。其实我今年才七十岁呢！”老师继续说，“队长看我年龄大了，又牙齿全脱落了，所以对我特别照顾。”
“还有一次，我与同监一人讲了清朝读书人等级一事，即什么是秀才；什么是举人等等。结果被人汇报给了队长，说我放毒。那时管我们的陆队长找我去谈话，我便对队长说，谈的是：什么是秀才；什么是举人；怎样才算进士、翰林……等等。没想到陆队长是个小青年，他也想知道这些，叫我再讲一边给他听听。我便又讲了一边。陆队长听了很满意。他对我说：以后不要去与他们多讲，这事我知道了，今后有什么问题或要求可向我提出……
后来，陆队长到小组里说：‘关于陈巨来放毒之事我已了解过了。没什么，不要批判了，到此结束。’陆队长真好，待我特别好，能提前一小时睡觉也是他同意的……”
我想革命与反革命是糊涂的划分，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倒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八 老师谈老师、师兄弟及其它
认了老师，当然也就要问起老师的老师来。
“老师，你的老师是谁，他有名吗？”我问老师。
“我的老师叫赵叔儒，当然有名喽！”老师接着说，“许培鑫，篆刻非常奇怪，它不象绘画。绘画分南派北派，北傅南张即是，始终是二个头，一南一北，各领风骚。这篆刻是只一人称霸印坛的。吴昌硕在印坛做霸主就只是吴昌硕，没有这派是吴昌硕，那派是李昌硕的。吴昌硕死后就只有赵叔儒，我老师赵叔儒死后就是我陈巨来。”
“那么你师兄弟又有几个呢？”我当了徒弟，老师的什么都想问个明白。
“我师兄弟共四人：我是老大；老二叶露圆，在上海中国画院；老三方介堪，在浙江；老四陶寿伯。”
老师介绍叶露圆和方介堪都介绍了在什么地方，而老四陶寿伯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自然要问了：“老师这陶寿伯现在什么地方？”
“陶寿伯嘛！”老师抬起头，眼睛往上看了看，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陶寿伯因为姓陶，所以他逃走了，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那时我年纪小，未听说过把解放前夕跟蒋介石一起去台湾的人，称作逃走了。后来才知道陶寿伯去了台湾，听说还当上了台北博物馆馆长。当时只是怀疑，心想有名的人是不会下落不明的，莫非陶寿伯没什么名气，无论如何想不到老师是在告诉我他去了台湾。
后来——九十年代初在东台路古玩市场碰上秦伯远，他听人说我是陈巨来的学生，便要我叫他师叔。他告诉我：赵叔儒不是收四个弟子，他恐怕收了四十个还不止。他是靠收学生生活的，一般的讲，他收的弟子都是富家子弟。老师说四个可能只是指熟悉或比较有名的吧！
当我问起老师收了多少学生时，老师想了想说：“有一个姓罗的，是崇明农场里的，他刻得不错。有人问他什么时，他还会象擦鼻子的酸秀才那样，称小弟嘛，怎么怎么……”老师一面用手在自己面前比划着。出狱后我知道老师得意的学生有好几个。他说的小罗是否存在直到今天还不知究竟，老师之所以不讲，大约怕连累他们。真象不讲陶寿伯去了台湾可能会连累自己一样。
不过有一个学生到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老师在当时就讲了——他是安徽白茅岭农场一个狱吏的儿子。
“我五十年代被领导送去白茅岭农场劳教时收过一个学生。”老师说。
“什么！老师还劳教过？”我初听说时问。
“是的。”老师一点也不违避，“那是因为我与领导吵，看不惯他们结帮行私，被他们送去劳教了二年！”
“唉！”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好人，实性子人，为什么总是不幸！心想自己难道碰得还少吗。
“那时那个队长知道我是篆刻家，就叫他儿子跟我学。我在里面总算没有吃什么苦，重活可不做。身边还可以长带一把篆刻用的小刀。”老师把脸转向我，无不得意地说：“那是任何犯人都做不到的事喽！”
“后来，沈钧儒把我救了出来。嗳！沈钧儒到底名气大，共产党不敢碰他，还要用他。他救我回画院，还加了一级工资。”
老师又与我谈起了沈钧儒。说：“他是‘七君子’之一，名气大极了，初解放时共产党专门派了二个解放军保护他。其实既是保护他又是看住他，怕他有什么对共产党不利的言行。日日夜夜都盯着他，有朋友来，有亲戚来连话都不敢讲，沈钧儒被盯得怨煞。后来好了，共产党还是用了他。”
说起加一极工资，我不由得问：“你在白茅岭劳教时，家中生活怎么办？”
“呦！那是一个朋友，他在香港一听说我被劳教了，每月为我寄钱来，从不脱日子。”老师带着感激而赞美的口气说。
“哦！”我不以为然地点点头。
“这个人我只为他刻了一只图章，而且是由朋友转过来的，面也未见过，待我特好！”老师补充着。
“有这样的人！”我先是不以为然，现在有些奇怪了。
老师接着说：“他在香港大有钞票，只要帐房间叮嘱一下每月汇钱好了，就每月不会脱日子。”
九 老师谈陈璧君
几天生活下来，因为老师是有名的人，所以我问老师这楼面上还有什么名人关着。
老师首先说的是我们楼面的背面——也就是朝北的那面，还关着个国民党时期的天津市市长。当时老师知他姓名，今天我记不起来了。
老师可能比较熟悉陈璧君。所以话一转就谈起了她。老师说：“陈璧君一个人住三个这样的监房。”说着用手指指我们的监房。又继续说，“一个是给她放东西的；一个是给她写东西的；另一个就是她起居用的——这就是外面传说的陈璧君在提篮桥一个人住三个房间的由来。”
这时我想，我们这些反革命太小，太没有名了。老师的有名也太小了。你看人家陈璧君一人要三间。而我们却一间关四人。正是神有大小，鬼也有高低。我不求一人关三间，我只想二、三人关一间，不要挤得睡觉须套裁就好了。
老师说：“外面人传她还有人服侍，其实就是牢狱犯，大家都有人服侍。我们吃饭也都有人送来，吃完不用洗格子……”
“这陈璧君要一间专门给她写东西的，她有这么多的东西写吗？”我不解地问老师。
“她写的东西多啦！不过也不是天天要写，这汪伪时期的一段历史，她知道得最多，最清楚。共产党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都要来问她，请她写。常常有外调人员来找她问事的……”老师回答着。
老师又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继续说：“有一次队长要陈璧君参加学习，陈璧君很坦率，参加就参加。由于陈璧君是众所周知的汪精卫夫人，又是第一次参加学习。所以队长也参加在里面压阵。大家的发言也必然围绕起汪精卫来了，说汪精卫是日本人的大汉奸……几个人发言下来，都是这样。于是陈璧君发言了，她一开口说：‘你们大家说我汪先生是汉奸，我不反对，他是日本人的汉奸。可是蒋介石也是汉奸，他是美国人的汉奸。中国也是……他是苏联的……’”
老师学陈璧君的发言漏掉了几个字，这非常要紧，在当时这已经是擦边球了，倘不漏字只要这几句就足以构成七年反革命的罪行。你在监狱里那是罪上加罪了，不是玩的。但是，漏了几个字就不同了，因为没有说出来，你听的人当然也听懂了，但若出事（若有人汇报了队长）也问题不大。讲的人说我没讲出来；听的人说我没听懂。谁要说是诬蔑攻击，那是淫者思之为淫。什么语法、句法，都不懂的！
“在旁边压阵的队长慌了，一听陈璧君的发言立即宣布学习到此结束。以后再也不要陈璧君参加学习了。”
老师接着说：“又不能枪毙她，又不能加她的刑，她到底是陈璧君嘛！”
讲到加刑，老师又说：“宋庆龄曾请她出去她也不出去，加刑有什么用！”
“听说宋庆龄曾专程到上海监狱看望过陈璧君，要她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可她终因丈夫已经死了而不愿再出来工作了。陈璧君真了不起。”老师说话的神情可以看出，他非常佩服陈璧君的从一而终。我忽然想到了龚品梅，便问老师：“龚品梅关在哪里知道吗？”
老师答：“龚品梅本来关在这里，文化大革命前他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外教会寄来的，连喝的水也是寄来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了，不能寄了，他人关在哪里也不知道。”
十一 刻了一方肥皂印
一日我看肥皂干得差不多了，其实肥皂早就干得象腊肉一样了。正确些说是写了几天篆文，手有些痒了想刻一个印试试。
我用线硬是把一连体肥皂分为二块，分开后不平，于是放在地上又是揿，又是磨地硬把它弄平了。又拿一把新的牙刷替换下用着的牙刷，把装毛的一端断掉，在地上磨了起来。我问老师：“老师，这刻刀是二面开口的，还是一面开口——只磨一面的？”
老师本来就在指导我弄平肥皂说：“是二面开口的，二面都要磨！”
“噢！是二面开口的，我知道了。”我一面嫌地上太光，寻找着毛一点的地方，以便磨得快些。
不一会儿磨好了递给老师看。“这塑料刀可以了吗？”
老师接过塑料刀，还挺仔细地看了又看说：“你这刀磨得还不错！”
“是吗！”我口中虽如此答应着，可心中想一个做了多年木匠的人，这样一把刀会磨不好吗？
老师又说：“我在外面用的刀自己不磨，只有一个朋友会磨，磨得好。他住在杭州。所以每次磨刀都要送到杭州，他磨好后再为我送上来。”
我被老师吓了一跳，这样一把小小的刻字刀，上海竟找不到磨的人，要送到杭州，真有点不可思议！
“磨一把小小的刻字刀要送到杭州！我出去后我来帮你磨！”
“你能磨？磨得好？”
“什么刀磨不来，磨不好啊？我磨刀可说是第一了，你想我木匠用的斧头、凿子、刨子哪一样不要磨，哪一样不是自己磨的。磨刀的要点：一是手关节要放松，保持一定的角度。二是刀砖一定要平。这样磨出来的刀一定煞平、锋利。在外面人家都说磨不来、没磨过的、剃头师傅用的轧刀，我也磨过！什么刀磨不来？”我边说边想，这磨刀可不是吹的，我可不要再拜师傅了，我可当个祖师爷了。
“好，那好！以后我磨刀方便了，用不着送到杭州去了。”老师完全信得过我地说。
肥皂弄平了，刀也磨好了。刻什么好呢？我想：在外面刻什么不存在问题，可在里面就有些两样：一、打下的印要保证保存到能带出去。二、有一天给队长发现了要不因为文字 而坐“文字狱”，又不能没收。
当时我身边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就决定刻这几个字。刻好后打在书的第一页空白处。想这第一个印，也是在狱中刻的，一定要带出去，这样也就能带出去了。
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只有一个“马”是姓，是学过的，其余七个字都不是姓，不知道老师是不是都能写，若要查字典就没处查了。
我问老师：“老师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除了这‘马’是姓，其余七个字都不是姓，你能为我把篆文的写法都写出来吗？”
“来，我来写给你看。”老师说着为我写了起来。写好后交给我时老师又说：“我不但什么字的篆文都会写，而且每一个字都可以至少写出十种不同的写法！”
我在老师写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八个篆文后便觉得老师真有一手，老师说他每个字还至少能写出十种不同的写法，这使初学篆文的我简直有些傻了！
“不信，你说要写哪个字，我就写哪个字给你看！”老师补充说。
“那好，你就把我的许字写十种篆体给我看看。”我考起老师来了。
老师一个一个几乎不加思索地写了起来。
我看着：“哦！差别不多大。”我又一想，差别能大吗？你可瞎造一气吗？毕竟是同一个字嘛。
老师十个许字写完了问：“还要写吗，还可以写！”
我这下算是服了老师了，想恐怕你的篆文比楷书还要熟吧！我一面回答：“不用写了，不用写了！”
我沿肥皂的四周在纸上绘了一圈，然后把它分成八格，竖二格，横四格。再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用篆文填写进去，描粗、描浓。再把纸翻过来贴在肥皂上，随后轻轻地揿压后，把纸掀开。肥皂上出现了篆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痕迹，再把掀下的纸背朝上放在旁边参考，刻了起来。
不一会，刻好了。便急急递给老师看。
老师又象第一次看我的篆文一样认真，随后又是一句：“五十年后又要出个小木匠了。”
这句比看篆文时说的少了“不要”二字，没有了“不要”二字，好象是肯定了的。这大概是人在困难时往往会希望奇迹出现在自己或同好亲人、学生身上吧！
我受称赞总是高兴的，一面又觉得这篆刻也太方便了——换块石头换把刀，不就成了吗！
老师又说：“你将来一定成名，不过成名不一定好了就能成名，还要有一定的方法。”
好了还不一定成名，成名还要有方法。这在我的思想中通不过，我也完全忘记了我是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想好了怎么还不一定成名？
“一个人要成名不但要刻得好，而且还要有人捧你，你的名字才能被人记住。”老师说。这倒也是！我心想。
老师说：“我说给你听邓粪翁求成名的方法。”
这又是听故事了。“怎么样？快说说。”我催老师快说不在于求方法，正确地说是听故事。
“邓粪翁没名时求出名的方法很有趣。”老师说了起来，“他为了要让大家记住自己的名字，故自己取名为粪翁。你说，你听说某人名叫粪翁，你还会忘记他吗？不但如此，而且他还在报上刊登邓粪翁死了的讣告。而过二天又登邓粪翁死后复活的启事。你想这死后复活的人，人们还会忘记吗？特别是叫粪翁易记，少不得要打探这邓粪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怎么死的，又是怎么活的。于是他的名字就不胫而走了。”
我听了老师的叙述觉得可笑，但又觉得作为一种方法亦有可取的一面。不过我不会要成名而给自己取粪翁之类的名字的。也不会登报说自己死了……又说自己死后复活。
十二 送礼
在监狱中老师收我做学生，可以肯定地说：不论老师过去有过如何得意的学生，从感情上来说谁都不会比我更深。老师不止一次地嘱我出去后一定到他家去，还说地址忘了也不要紧，只要到富民路近延安路的一头，见到一公用电话处一问就知道。马路边戴着红袖章的人也可问，只要问起陈巨来他们都会指点给你我住在哪儿的。
一天老师从毛选中翻到一条印鉴，说要送给我一件最好的礼物。我初一听要送我最好的礼物，心想什么礼物？
吃官司改造，人在里面，还能有什么最好的礼物。不过立刻又想吃官司改造，人在里面，不管送什么都是最好的礼物。哪会是什么礼物呢？我想。
老师边说要送我最好的礼物，边慢慢地拿起毛选，从毛选中取出一张宣纸条，递到我面前说：“喏，这是最高的礼物了，送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打着五个印鉴的宣纸条。这纸条不说印鉴的好歹已是够好看了——一条雪白的纸条上盖着一个个鲜红的印。
老师侧身过来指着其中的一颗印说：“这枚‘韶发’印你看刻得多好啊！一边大一些，一边小一些。安排得是那样得体、稳重。这是一只名贵的秦印，而且是秦始皇时期的秦印，特别名贵。这只图章在我家里，你出来后送给你。”
我被这纸条中的一枚印鉴吸引住了，来不及去回答要不要，也来不及为这礼物道谢就急急地问：“这是什么，是什么图章，好象刻的是燕子和鱼嘛！不象文字，难道是最早的象形文？”
“噢！这图章！这图章刻的确实不是文字，是燕子和鱼。你看！”说着老师用他那象女人一般瘦小的手指指着印面，“这是一只燕子，这是二条鱼。这枚图章叫做鱼燕相通，一般用在互通的书信上，表达写信人希望经常通信的愿望。鱼的回游，燕子的去来都表示往来不绝，表示写信人美好的意愿。”
“哦！”我真想不到，图章还有这一种用法。
“你以后也可以刻一只，与要好的朋友通信的时候，写完信盖上一个印，表示希望多通信，往来不绝。”
“是！”我点了点头。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会，又小心翼翼地把它夹进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
老师好象又想到了什么说：“我家中还有一只印床，红木做的，是×××送给我的，你出去后也送给你。”
我不由得心中叹了口气想：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出去是什么时候。中间还有五年多，以后的路谁都说不准！不要说五年后的事，先过好眼前的日子再说吧！
老师稍息了口气又说：“这印床是×××送给我的，我也没用过，其实篆刻家是不用印床的，图章稿印好后就拿在手上刻了，最快的急就章，连印稿也不需要，把章面用墨一涂黑动手就刻。只有刻字匠才用印床。”
我想：奇怪！既然篆刻家不用印床，还说送给我做什么！不过又想：这是老师喜欢我说给我，我且答应着再说，到时候还不知怎样呢！
老师又说：“我过去送东西最多的就是图章，不管人家结婚还是做寿，我也都送图章。我总是到广东路文物商店买印石的，那是只要一元钱一方的明青田。我挑二方，磨掉章面从新刻了送人。”
“你是不是把石头再磨磨新，好看些？”我问老师。
老师象要磨他的印石那样，急急的答：“哎！不能磨，不能磨！一磨就不成明朝的青田了，新青田不名贵。”
“唔！要明朝的青田才值钱？”我问。
“当然！新的青田要多少！明朝的青田才值钱呢！”老师又说，“文物商店卖石头的人也认得我，我送得最多的就是图章。”
我打趣老师说：“哦！你送礼倒便宜，只送二元钱！”
“什么！二元钱！”老师显然不满意我的说法，“我送的是我的篆刻，什么二元钱！人家还特别喜欢我刻的图章呢，人家结婚我只送二方图章全家去吃喜酒还欢迎得不得了。”
“那么你的图章有什么好？有什么特点呢？”我又问。
老师说：“我的图章特别的地方就是左右对称的篆文或篆文中对称的部分，你若中间一折它必然会重合。”老师又说，“说到好，我的图章在方圆变化中方方显得隽永匀称。有人说我的篆刻象美女一样，若再长一些会觉得太长；再短一些会觉得太短。再胖一些会觉得太胖；再瘦一些便会觉得太瘦。总之是恰倒好处。”
“哦！是这样。”我忽然又想到了艺名，我便说，“老师，你给我起个艺名吧！”
“好，好！嗯……”老师思索着，显然想给我取一个好名字。
我自作聪明地抢了出来：“老师，你名叫巨来，我就叫后来吧！跟在你的后面慢慢来，怎么样？”
“哎！不好，不好！这不象名字了……”老师象是还要说些什么似的，但未说出口。
我看着老师的神情，听了老师的回答，觉得自己说错了口。你想：我叫后来，那老师不就是先来，岂不成了死人了吗！于是我再也不敢开口了。
老师呢！好象还在思索一个好名字，但他结果还是没有想出个好名字来。
十三 洗澡和看电影
监狱中说起人道主义来，那什么都不会少的。不过，实在说也只是市监。而市监中也许只是反革命的三号监，或许还有八号监——病号监和医院。因为在我关过的六号监——新生监，打人是普遍现象，不过不是队长打人，是犯人打犯人——是一部分犯人听队长的话，批判帮助一个或几个犯人。说起来队长是不打人的，但在打人的事件上背后都有队长的影子，他只要暗示一下便什么都有了，用不到自己动手。
不过，我在三号监虽然时间不长也有一个月，这一个月中既未见打人的事，也未听说打人的事。
三号监每个月还有看一次电影和洗一次澡。在新生监是初收期，好象真正的改造还未开始，故还没有这种待遇，只是发些水擦擦而已。看电影和洗澡之类的事都不事先通知，说看电影便看电影；说洗澡了就洗澡。
监狱中的任何一幢大楼，只要是一个统的楼面，放起电影来就决不会比外面一般的电影院小。故看电影的时候人很多，可能是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看。
洗澡的地方就小得多，也许只四、五十平方，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去洗。
总之，和老师二人手携手一起去看过一次电影和洗过一次澡。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会突然变得年轻了许多，他拉着我的手，脚步也不再似平时那样缓慢，心情也显得兴奋得很。先是一次洗澡：我和老师手携手，走过某一楼面的拐弯处，老师告诉我说这里关着个“河马”。
“什么？关着个河马？”我有些搞不清，轻声地问。
老师轻轻地告诉我：“河马也是个反革命犯，只是头长得比常人大得多，又要叫。所以，大家叫他河马。他要叫，叫他不要叫他不听，老是要叫。所以队长没办法，做了一只马桶样的帽子把他套起来，手当然也绑着。”
我吓了一跳，这不要闷死吗！猜想大概是此人被批斗、判刑吓出了精神病，要不为什么要叫呢？与谁过不去呢？当走过他门口时，老师叫我看，果然我看到了“河马”。原来他闷不死，有出气洞，旁边还有二个犯人关在一起，不用说是犯人看着犯人了。
洗澡时都带了面盆毛巾，肥皂及替换衬衫衬裤。到了浴室先在外间脱掉衣裤，带着洗澡用品一批人一起进去。
监狱的浴室与外面的不同，它是一个房间上面排着热水管，这管子上有孔，象喷水池的管子一样，只是都朝下。边上是一个开关，管开关的人不象是队长，不穿制服，可能是劳役犯或刑满的留用人员。人都进入浴室后，只听他叫：“都站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开喽——”一面拨动一个圆形的开关。
这时象下阵头雨那样，整个房间越下越大。这水冷暖适中，人们都用力用带来的毛巾擦着身体；用手搔着“和尚头”。稍待一会，水龙头关掉了。嘱道：“擦肥皂，擦肥皂……”
于是大家拿起肥皂擦起身体来。这洗澡还得要有些小窍门——先把身体擦上肥皂，擦好，最后洗头。要不然象外面一样先洗头的话，不小心肥皂弄到眼睛里，眼睛睁不开，那是没有水冲的，一定会搞得手忙脚乱，洗不好澡的。
“好了吗？差不多了吗？……”这是管开关的人在问。回答是不一致的：有说好了的，有说稍等一会的……。
当几乎听不见等一会的声音时，水龙头也就开大了，整个房间又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次比前一次时间要长，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是够你把身体乃至头面的肥皂都冲清爽的。而且还够让你积一盆水——最后擦干身体时搓毛巾用。
我市监关了有半年了，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热水澡，只觉得舒服极了。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享受，因为之后还未轮上第二次洗澡，我就被送往一队——板头厂劳改了。
回来的路上老师问我：“舒服吗？”
“舒服，舒服！”我一面回答着，一面想：外面好象从未洗过这样舒服的澡。另外，外面的浴室好象设计得没有里面的先进——省时、省水。
看电影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尽管觉得有些事摄得不现实或不客观，但还是喜欢看的。并且每次看电影还不把自己放到反面人物一面。这我后来也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坏人，也没干过坏事。二、精神生活也象吃饭一样，对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既然老师的步子是迈得那样轻松，也那样爱看。我想：不管他是否也象我一样想，总之，客观上总是这么一回事。我决不相信老师会偷、会抢、会放火、会杀人……
十四 接济
这是每个犯人每月最盼的一天了，早晨就能看出这是个好天气，我想上天知道我们这些人与判我们的人或看管我们的人是一样的人，我们并不犯罪，它并不剥夺我们应该有的好天气。今天轮到我们接济了。
每个犯人盼接济倒不如说是盼与家人见见面，说说话，聊聊家事。早餐后，通知了今日接济便不学习了，象一般的下午拆纱头一样，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去。
老师听说今天接济精神看上去就特别好，他问我：“你今天有人来吗？”
我答：“有的，我哥哥来！不是与你说过，要送一条被头来吗。”
“怎么是你哥哥来！”老师问，“你父母呢？”
“我父亲已去世了，母亲身体不好。”我答。
“你哥哥没结婚！你们都住在一起！”老师说。
“是的。”
“你有一个兄弟，也判了刑！”老师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你哥哥是一个月接济兄弟一个月接济你。”
“是的，你怎么会知道的？”我问老师。
“啊！多好的哥哥呵！”老师赞美着。“楼中传说的，你弟弟这里也关过，现在他解到外地去了。”
“噢！原来他也关过这楼面。”我继续说，“我哥哥十六岁进法商电车公司，解放后父亲年迈，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靠他挑着，到现在四十多岁了还未娶妻。兄弟三人二个被判了反革命，母亲年龄大了还要他照顾，生活在一起，要工作，要做家务，还要接济兄弟……”我一直想帮哥哥分挑些担子。没想到工作没分配给我，却判了我反革命，心中着实不甘。社会主义是应该这样吗！自己干些活，挣些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工作安排不出把失业人赶到农村，不去的全判刑，以此向全世界声明中国已没有了失业工人，好个伟大的创举。然而不甘心又有什么用呢！唉！我只能叹气。
“啊！世上真有这样的好哥哥！”老师听我说哥哥，也说起了自己，“我也挑过家庭的重担，养过兄弟……我的兄弟很好，我妻子不会生孩子，我现在的女儿本是兄弟的孩子，是兄弟从小给我的。我女儿好，我现在全靠女儿，家中靠她，接济也是她来的。”老师介绍起自己来了。
“她叫啥？”我问老师。
“她叫陈玉嫦，女婿叫孙一麟。都好！”老师很得意自己的女儿和女婿。
“她比我大呢比我小？”我又问。
“她大概比你大些。”
“那我来时就叫他玉嫦姐了。”
“好，好！不过……”老师又补充说，“不过我的女儿性格很活泼，说话也随便。你到我家来时，要是她开口叫你小木匠，一只凳子帮我修一修，你是否会生气？”
我答：“不会，不会。我是木匠嘛！年龄又比她小，她叫我小木匠我不会生气。”
说说笑笑一会儿叫到老师的名字了，老师立刻站起来，走了出去。他轻快的动作，怎么也不能和平时生活在一起的陈巨来合拍。这不是上次洗澡看电影他拉着我的手，这次是他一个人要跨过走廊中拆着纱头的人群。这是什么力量使他有这样轻快的步子——这是对亲人的眷恋；对自由的憧憬；对外界的向往。即使是已经习惯了狱中生活的人；即使是平时看似对外界已忘却了的人；都会有此异常反应，这就是自由的力量。
老师接济回来，女儿为他送来了一些好象是纸笔之类的小东西，我见老师象孩子翻弄着玩具那样的爱不释手。
一面对我说：“我就知道我的接济不是第一批就是第二批，我的女儿一定会早来的。”
我想起了老师接济前说的话问：“怎么！你的妻子不会生孩子？”
“许培鑫，我来讲给你听，我的婚事非常有趣，象天上掉下来一样。”老师说着收起了接济送来的物品继续说，“一天我到丈人家去有事，当然那时还不是我的丈人。”老师半带纠正地说，“事情办完，我要走时，他忽然叫住我，要我等一会。说：‘我把女儿叫下来给你看一看，给你做妻室，你一定要当场回答我要不要？’说着他就在楼梯口唤起女儿来，并叫她下楼，站在楼梯口让我看。我说我回去想想。他不允许。与父母商量也不允许！一定要我立即回答，不能与任何人商量。我一时难出口，他就嘱他女儿上楼去了。我见他女儿生得倩，实在喜欢。可没有过这种事，难为情得很，但没办法，丈人逼着要当场回答，我只好低着头回答要的。就这样以后她就成了我的妻子了。”
“真有你这样的丈人！”说着又问了一句，“你丈人叫什么名字？”
“我丈人況蕙风，是清末有名的词家。”
“噢！”我点着头，好象认识的那样，其实呢，我根本没听说过，可能是有名但决不会如李白、杜甫、苏东坡吧！
“后来才知道她不会生孩子。”老师补充着说。
“怎么不会生孩子呢？”我当时只知道有一种称作石女的女孩，是发育不完全造成的不会生孩子，只因为我们邻居家曾有过一个这样的女子，好象是不能嫁人的。听老师说她不会生孩子，便联想到了此。
“她是生疬子经生坏的。所以不会生小孩。”
“哦！”我象什么都懂似的答了一声，其实生疬子经怎么会生不出孩子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后来我丈人与妻子都要我再讨一个小老婆，帮着生个孩子。我不要，我们夫妻很要好，也就没讨。所以我兄弟有了孩子后给了我一个女儿，就是现在的女儿——陈玉嫦。”老师讲时态度随意得很，看来他家是个开明的家庭，女儿不是亲生也不避人。
不一会，我也轮到接济了，哥哥为我送来了很大的丝绵被，他知道我体弱怕冷，还用兰格子布做了一只袋，这样洗后只要一袋就可以了。哥哥对我的支持和关心，使我想起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想他们都是了解我的，都不会相信我是反革命；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新被头送来了，我原有的老棉花毯被头可做垫被了。接济后我在学习时提了出来——分一半给黄显忠。可是不能马上给，要到星期天，借来剪刀才能一分二。此事小组中当然没人反对，也没人说好！可我在我们的小监中却受到了“全体组员”的表扬！不但老师说我好，张佩隧和王继生也表扬了我，他们说在监狱中象我这样派头大的人极少，没见过。当然他们要是见过的话黄显忠今天也就不会没有垫被了。
我愿送垫被，黄显忠愿要，队长也同意。那么就等星期天借来剪刀一分二就可以了。黄显忠多年来没垫被的事就能解决了。不！没有，没有解决！这就是监狱。说变就变，因为你是没有人权的，没有自由的。它比军队更集中——军队还要宣扬服从命令。这监狱用不到宣扬服从命令，没有不同意的选择权利，要你怎样就怎样，只有服从……。
十五 老师病了
家事、趣事、伤心事；案情、狱情、儿女情。近一个月下来谈得也差不多了。我与老师是师徒，也可说是狱中遇上的知己，以至老师后来送我印谱时题字称“培鑫仁兄大雅正之”。在碰上谭金时老师说我是同窗同学。又碰上了二个不知汇报队长的好人。当然，不谈天说地是太可惜了，实在没什么话说了老师说书给我们听。老师的说书只下真迹一等，应另取一个名称——叫做背书吧！因为老师讲书中的人物、事情、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只是不能与艺人们声情并貌媲美。
我在五十年代也受父亲的影响爱听书，但听得不多。现在一听老师背书就知道他是个书迷，在外面一定听得很多很多。
老师说他小时侯，还不愿走路的时候，大人就背着他去看戏，听书。所以大了以后也一直喜欢看戏听书。
“你从小喜看什么戏，听什么书？”我问老师。
“当然是京戏昆曲了。”老师说，“听书嘛！不管什么书只要说的人好，都好听。”
我也要表现一下自己也自幼看过京戏说：“我小时侯也看过京戏，那是父亲带我去看的。记得我第一次看京戏是在黄金大戏院，演的是：官兵打不过强盗，这强盗还有一个既好看又有本领的妹子。有一个人帮官兵打败了强盗，结果做官的反诬那人放走了强盗，把那人捉起来要杀。强盗知道了反而到刑场上来救他。救出后，后来还把妹子嫁给了那人。”
“噢！那是《白水滩》戏！”老师马上就说出了那场戏的名称。
“书我也听，起先听的是《珍珠塔》。那是五十年代的时候，父亲书票是一月一买的，记得是靠近我家的蓬莱书场，父亲没空去听，就让我去听了。听出味道来了，第二天我也买张书票去听。说书中途换档时，还有点心买来吃。父亲不喜欢书场里的点心。有一次，听完书父亲与我一起到对面（那是正宗的蓬莱市场小吃）吃点心。父亲喜欢吃牛眼睛，我见牛眼睛有点怕，吃了牛尾汤。”说完又加了一句，“与父亲一起去听书、吃点心，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那你还听过些什么书？”老师问。
“后来我只听《四杰传》了，不管谁说都爱听，听得最多的要算张文倩、徐文萍的搭档了。因他们在西园书场说，离我家近。”我略一停顿说，“珍珠塔等书都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一套。犹如换几个人名就是换一部书。只有《四杰传》一书虽写的也是才子佳人，可从头笑到底不落窠臼独有特色。”
老师有些不同意我的观点说：“书只要说的人好就好！开篇只要唱的人嗓子好便好。”忽然老师象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哎！你知道徐丽仙吗？”
我答：“知道，不是那唱得出名也难看得可以的评弹演员吗！人称小老太婆是吗！”
“呵！我真佩服她。”老师赞叹地说，“你知道她是一个字也不识的文盲吗？”
这倒使我吃了一惊，我瞪大了双眼。心想，我听她说过书，象是对文学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会是文盲呢？
老师没等我开口：“她是穷人家出身，从小家境很苦，没有读过书。学评弹正是不容易，全靠背在肚皮里唷！”
在与老师同监的最后几天里，老师既讲《珍珠塔》又讲《玉蜻蜓》；既讲何文秀又讲金贵生……总之这是监中的幸福生活。
我除了拆纱头、听老师讲故事外，还有一件事是习篆文，并且想起什么特别是姓氏来就请老师写。
一天下午，天好象不太好，象往常一样老师在为我写些样子。忽然王继生对我说：“许培鑫，你不要叫他写了，他大概身体不大好，在打瞌睡了……”
我立即回头看去，只见老师在打盹，手中虽拿着笔和纸但没有写。
“老师，你怎么了？快不要写了，快不要写了！你要睡，我为你铺被。”我一面拿去老师手中的笔和纸。
老师没说要睡说：“肚皮难过。”
“要不你靠着，闭目养养神。”我嘱老师。
老师听我的话，闭着眼睛瞌睡起来。我说：“老师你不舒服，尽管靠着休息。纱头我会替你拆的。”说完我总算努力拆起了纱头来。
十六 老师“死了”
第二天早上，老师只是说肚皮不舒服，他还勉强起身，洗脸刷牙。待吃早餐时，老师只吃了很少一点就吃不下了。怎么办？我们大家议论后，决定让老师把多余的粥留在茶杯中，因为中午没有粥了，老师可能是胃病。
早餐后医务犯例行要走一圈，谁生病随时可叫住他给看看。当医务犯走过我们监房门前时，我帮老师把他叫住。（医务犯是改造中的医生，仍从事治病工作，是监狱中为犯人看病的犯人）一个中等身材，长脸，穿着白大褂的。他问老师：“什么地方不舒服？”
老师二手按着胃部说：“肚皮不舒服……”
医务犯手伸进铁门，揿了揿老师的肚皮。我也不知道这样揿揿能揿出些啥花样。随后他说：“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老师伸出舌头，我一见老师的舌头，觉得苔很厚，且二面发紫，象是缺氧。
医务犯看了说：“我给你打一针好吗？”一面马上拿出了金针。
老师有些不想打，可能是害怕。我在旁边说：“打一针吧，稍有些痛，会有效果的。总之，金针打不坏人。”
其实我六二年时跟人学过针灸，不过那时没说。老师听我一说，也就同意打一针了。
医务犯嘱老师把肚皮贴在铁门的空挡处，这医务犯可说是不会行针，他只知进针，不知旋针、得气。并且一下子便进得太深。只听见老师：“唷！”的一声，人向后一退，针也就退出来留在医务犯的手中了。
医务犯见老师跑进去了说：“别进去，你这样我怎么能打针啊！来，过来。”
老师再也不要打了，他可能见刺得这样深害怕了。我呢？我也有些害怕了，因为他刺得太深。他刺的穴位是中脘，我暗暗想不要刺成胃穿孔。虽然说腹部深如井，但也有一定限度的，把胃刺个孔怎么办？所以我也不再要老师扎针了。
这医务犯却还不满意起来说：“人家要我给扎针，我还不给他扎呢！现在给你扎针你还不要！”听他的口气好象老师还有些不识抬举似的。
我心想这样蹩脚的技术，知道的人还会要你扎吗？混蛋，还要自吹。但又一想，他可能是西医学中医，他的行针技术本来就比赤脚医生还差些，只是他有了西医的牌照，所以也就为人扎针治起病来了。
老师针肯定扎得没好处。药也没吃，毛病就算看过了。
上午学习他没有参加，也算是一种请假，躺在小监里，中午饭没吃，下午晚餐也没吃。
第三天早晨老师拉肚子，我见他揩在草纸上大便的颜色不对，知他胃出血了。心想大约是昨天针扎得太深胃穿孔了。老师大便完，我掀开马桶盖一看，果然象柏油一样黑，于是医务犯走过时，我把他叫住，好的是不是昨天的医务犯了，他年龄要小些，看来也能干、负责些。他一听我介绍，立刻叫队长来开了封，然后走进来，开马桶盖看了看说：“恩，有锋……蛮凶的。”我也听不懂他说的锋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他也肯定了我的说法——胃出血。他又说：“我去拿担架来，把他抬走。”
一会儿，他还带来了一个抬担架的医务犯及担架。我急忙轻轻地帮着抱起老师的上身，医务犯抱的是下身，抱上担架后，我又把老师被子塞好，只能看着他们抬走了。
我从早一直盼到晚，老师没有回监房。一天是什么滋味我也说不出，好象从早到晚什么事情都没做过，天就黑了。心中只是在想：老师怎么了，不会有事吧！怎么还不回来，是住院了吗？
天又亮了，开封后有劳役犯来拿老师的东西。我把老师的东西略加整理，一面给他们一面问：“陈巨来回来了吗？他被换到别的监房去了吗？”
那劳役犯叫张士祺，他可能还是楼面劳役犯的头，发纱头、收纱头也是他。说话嗓音颇响，个子比我略高，年龄也比我略大，有一副和善的面目。他回答我：“住院了，凡是住院的人东西都要进库房。”
所谓库房，也就是楼面首尾剩下的几个监房，不关人，作存放东西的地方。我心中默默地祝愿老师平安健康、早日康复出来，最好出来时仍关在原处……
这几日已是靠近十月一日国庆节了，记得那次国庆节轧去了一个星期天，也就是等着借剪刀的日子。所以垫被也未分成，只能等下个星期天了。
监狱中的星期天，广播中常放些革命歌曲。这次十月一日象外面一样“放假”二天。这里的“放假”是可以不拆纱头，也不学习，可向政府借根针缝缝补补。每天因为国庆还特别增加了一顿荤菜——六、七块象麻将牌大小的猪肉。广播中的音乐当然放送得比星期天还要多些——“水连着水，山连着山……”、“有一只雄鹰飞翔在亚得里亚海上空……”。特别是《中越人民友谊之歌》，抒情、优美，唱得也好。自从我被隔离至今，已有二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又出来了这样抒情的歌曲。这只是到了这反革命三号楼时才听到的，真好比是久旱逢甘霖。我想贝多芬的黄色音乐大概快要平反了吧！
有人在乘此机会大拆纱头，以求提前释放与减刑。我却从来未做过这样的美梦。除了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文章外，就欣赏广播中的音乐。远想亲人，近想老师。想而不得，倒也可以饭来张口，水来伸手。
国庆才过，也就是三日上午，刚开好封，不叫学习，却点起名来。“点到名的出来！把东西整理好……”有人叫着。
我也被点到了，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大家的心中都知道要“发配沧州”了。是好是坏，是近是远谁也说不准。
我这时想到答应给人的垫被还没分，很过意不去，但这能怪我吗？我发现点名的人是张士祺，就与他说明要去与黄显忠说明一下垫被之事。张士祺同意后，我急急走到黄显忠的铁门前，蹲下对他讲我要走了，垫被没法分了，你只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再想办法吧。黄显忠显得无所谓：“没关系，没关系！你走好了。”
排队走时，我发现张士祺自己也在里面，趁机会我轻轻地问他：“陈巨来好了吗？出来了吗？”
张士祺说：“是不是就是那个老头子啊？”
“是！”我答。
“死也死掉了！”他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再讲上一句话就错过了。然而我却接受不了。心想，胃出血会死吗？会三、四天就死了吗？这里我想起过去听人说起过的市监医院设备好，医生水平高。不会死，我坚信老师没有死……他不会死。
我们这批人被解到了一队——劳动牌板头厂。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张士祺在一个中队中——一中队乙班。才见面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陈巨来死掉了的？”
张士祺对我说：“他的东西都拿出去了，不死不会拿出去，他好了还要回来。”
我还是接受不了——市监医院难道不要刷牙洗脸，换衣服吗？东西可能送了市监医院！也可能老师上了八号楼（尚不够条件进市监医院而需治疗的病犯关押的地方）。
有时我想得更好——老师！你又有象沈钧儒那样的人来救你了，或许你保外就医了，或许……或许我想不到的原因……但你没有死，你没有死……
十七 被多关了五十天
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我刑满释放了。但没让我回家看看。原因是释放前的“三查”写得不及格，通不过。
“三查”是哪三查呢？大致是一查罪行，二查改造表现，三查对罪行的认识吧。
整个一队大约从未有过象我这样写“三查”的人了：我第一查——查不出罪行。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当然也就查不出了。判决书说我抗拒交代，还据此依法从严惩处。我觉得不是抗拒交代，我实在是没有罪行。要求你们告诉我，你们又说防扩散。我说防扩散是防向外扩散，怎么连我本人也防起来了呢？你们就说我装，不老实。服刑后也不告诉我，要我自己去想，我七年下来还是想不出，所以查不出。
第二查，查改造表现：我认为我的改造表现是最好的了，因为我没有罪还能服从你们对我实行的强迫改造。做到不破坏、不捣乱。平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比起有罪行的人不破坏、不捣乱来说，当然要好了。原因就是我本来就是个能自觉改造的人，不需要强迫改造，是你们抓错了，硬要我进行强迫改造嘛。
第三查，查认识嘛！我从来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从小受党的教育——解放后读的小学。也愿意听党话跟党走。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对我个人错判了，那是小事，不影响我听党话跟党走，并且相信党知道判错了，一定会为我平反——有错必纠嘛。
我“三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代表政府的队长看了我的“三查”说我根本不是“三查”，是翻案。他大概以为说我翻案我会害怕，哪里知道我根本不怕，我承认是要翻案，七年来从未停止过要翻案，现在还在写上诉。再说我从判刑的第一天就决定了——要堂堂正正地活，不能低着头活，不平反也不能受辱。要不！我不把牢底坐穿把自己的屁股坐烂总可以吧！本来就是要翻案的，你不叫我写“三查”我还没有机会呢！
队长本想把我吓下去——他吓我是有本钱的，那就是到了时间不放你出去。我呢！我也早就准备了这一点。在看到比我早一些时间出去的人都要带一封信到派出所报到，以便派出所和群众进行监督。我就放过言——给我这样的信，一定撕掉不可！我七年关下来了，准备再关七年。“四人帮”已打倒，反革命案都要复查，恐怕再也关不了我七年了。
我与队长理论起来，他见吓不倒我，也就不与我正面辩什么了，只叫我到监房中去通。
有趣的是整个小组的犯人听我读了“三查”后，他们都吼了起来，有的简直想大打出手。我是仔细辨别他们是真的要打我、真的恨我呢，还是假的。他们终于没有打我。我想他们归根到底是一群可怜的人，在乞求提前释放或减刑。要不，他们这样地与“四人帮”一条心，要求改造，那“四人帮”没打倒时怎么也没有请他们出去呢？
我的“三查”肯定是通不过的，队长要我重写，我对队长说：“你要我瞎写吗？我瞎写你也不要，我也写不来。这是我查过以后写出来的真实认识，所以重写还不是再抄一边吗？”
我的“三查”就这样搁了下来。刑释的那天，本想大约他们不会放我的，思想上也做了这样的准备。可竟然叫到我了，我出了第三道门，可不让我出第二道门。只不过是少了一道门。那时我想若不平反，还不如不出去好，省得在外面受侮辱，形势对我有利，不用急，等一等再说。
我在二道门与三道门之间还写申诉，这里的队长不让我出去直接投递，一定要让他们转。我答我在狱中写的申诉都卡死在你们手中，你们能转吗？
我绝食了，躺着不起来，队长嘱余殿基为我买饭菜，每天汇报情况给队长。感谢他为我每顿购饭菜，又每天汇报队长我不吃。更要感谢樊成林怕我饿坏，买了半斤果糖塞到我床上，我三天未觉饿肚。
三天后大队中一个什么队长来要我把申诉给他看后，由他派人陪我去邮寄。我的申诉写了很多天，有一万多字，被他拿去岂不白辛苦了。樊成林在旁边帮我捧着队长，给他戴高帽子——说他最讲信用，说还你，一定回还你，说派人陪你去邮寄，就一定会派人陪你去邮寄，从不失信……
我早就算到他们是怕我涉及狱中的监管，怕连累他们。所以我申诉中对他们的一切只字不提。最后嬉闹了一会，樊成林自充保人，那样我终于把申诉交给他检查了。
三天后他终于一张不少地还给了我，还指定了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到五角场邮局邮寄了。
如此以后，我也就安心了。他们不放我回家我也不求他们，也不与他们争辩。象还在改造时期一样。
一次，我生病，厂医（刑满的医务犯）说他们看不好要到江湾医院去看，我便向队长说了，要求他派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以便你们监督。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江湾医院在哪里，由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不是很好的事吗！
队长倒也好，也变得聪明起来了。我叫他派“工人”陪我去以便监督，他倒反而不要监督了。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但嘱我看了病不要回家，马上回来，到他那里去报到。
于是我一个人问清了江湾医院的所在，去的路线，乘什么车子。我只是去江湾医院看病，什么地方都没去，不过二个小时许，就回到队长那里。他见我这么快回来了，大约觉得再关也没什么意思，略微问了问看病的情况后，嘱我星期天早晨在二道门处等他，由他送我出门让我回家看看……
就这样我被多关了整整五十天，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七月十日——我生日的日子。家中一无准备，只母亲一人，见我回家叫了一声“培鑫。”眼泪便滚滚落下了……
这样我就开始了一年不足些的厂员生活，直到复查到我便自己不去了。
象我这样刑满前“三查”不了了之的，是“一队”历史上也许仅有的一个。（刑期中被复查到后，平反的当然不写“三查”）
我之所以胜利了，不仅是我有理，因为我被判刑前也很有理。我的胜利，是因为形势对我有利。“四人帮”打倒二年了。华国锋当主席，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的反革命都要复查，错的都要平反。另外在具体问题上我“三查”不了了之，没吃到大的苦头，是因为队长中毕竟好人多坏人少，他们未必个个对“四人帮”看得顺眼。
从刑释到平反，还有一段路，不一一细说。有一事实在气不过，还要提一句，被冤屈了八年，失去自由，消磨了青春。平反是什么损失都没赔偿，法院发了二百元，还说是补助我生活的——是补助！我劳动了多年是不应该有工资的！第二张判决书不叫平反书，一声错也不认帐还说判我刑只是证据不足，看来它有一天找到了证据还要抓我进去，“四人帮”的阴魂是不容易散去的。
十八 老师没有死
平反后我可以去以前的朋友家走走了。想到了老师，便立即又想到了年轻时候的挚友——魏景山。因为他是画院的，可能会知道些老师的情况。
若老师真的死了，那么已六年多了，老师的女儿、女婿又都不认识我，去也没有必要了。然而我希望老师没有死，他还好好活着。我战战兢兢地到了景山家。
景山和勇士（景山妻）和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显然他们不会把我作反革命看待，也不会把我因改造过了而有所二样看待。过去我与景山见面时常常要请景山为我速写一张画像。那天象八年前一样，景山又为我速写了一张像。谈话中我问及了陈巨来。
景山回答我说：“他大概没有死。”
我的热血马上上冲沸腾，心跳也突然加快：“他没有死！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张士祺说老师死了，不肯相信；现在听景山说老师没有死又怀疑起来了——真是不知道怎样的话，一听就能相信。
景山说：“他画院现与我们是一个画院，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都一个个地开了追悼会，没听说开陈巨来的追悼会。”
不过，我还有些不放心。临走我要景山为我去打听一下：陈巨来究竟如何了。我下次来听回音。景山很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第二次去景山家时，景山确切地告诉我陈巨来确实没有死，并且住在老地方。
我的天哪！我第二天就去了老师家。
果然如老师所说的地址记不清了。脑海中好象只是二十二、三十三这样的数字。好在老师说的是富民路靠延安路一端是清楚的，有个电话亭更不会忘记。
我来到富民路北端，果然看到一弄堂口有一电话亭，旁边还有一个戴红袖章的中老年人。文革结束了，可红袖章还在。我便上前问讯，果然那人立即为我作了指点。原来就在电话亭对面一个门堂内。
我走上楼一进老师居室的门，老师立即认出了我，并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许培鑫！你来了，请坐，请坐。”可见我时时惦念着的老师也时时惦念着我，从未将我忘怀。我随意地坐在老师的对面，一位比我梢大一些的女子为我泡了茶。我问老师：“这就是玉嫦姐吗？”
老师说：“对对。”
玉嫦姐人很和善，对我也一点不见外。
我与老师一见面，真是不知话从何处说起。我把不平反不能来看老师的想法与做法告诉老师。然而老师却说：“没关系，没关系！早就该来了。反革命都要平反的。”
随后我把从与老师分开起，张士祺说你死了——魏景山说未听说开你的追悼会——待魏景山为我打听到你确实健在。于是我马上就来，也就是今天了。
老师听说张士祺误以为他死了一点也没有不高兴，相反对我说：“说我死了的人多啦！上海有，香港也传。上次香港来的一位朋友就以为我死了，香港传我陈巨来死了，传得够多够广呢！”老师略停了一下又说：“不但传我死，还有人盼我早点死呢！”
我听了不解地问：“怎么要盼你死呢？”心中想老师有些什么仇人？
老师说：“有些人搞篆刻，我不死好象泰山压顶一样，压在他们头上，他们总称不了第一。我若死了，他们才高兴呢！他们都可以称王称霸了，所以盼我死的人还不只是一个二个呢！”
我压低了声音问老师有哪些人？他清楚地讲的是师弟叶露园。其次老师说：“我现在刻字每个要一百元，而钱君匋只卖二十七元。一百元有生意，二十七元的还卖不掉，没生意……”
老师接着说：“有人盼我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然而我就是偏偏死不了，活得很好。”
后来老师又谈他出狱早，那时还未平反，里弄里还常常要批斗他。他走不动，就由他女儿背进背出让他们斗。
说：“我的女儿真好。”
当然我也谈了——明知文化革命中的反革命都要复查，我刑满后还要宣布我戴顶反革命帽子，我责问队长：“共产党的天下千年万年长，我个人的生命有限，为什么我个人尚能耐心等待复查，以最后确定是不是反革命，而你政府部为什么等不住了，要在复查前再宣布我戴一顶帽子呢？他们被我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其实只是让我拿二十八元一个月工资，我拿了半年还多。”
当天我与老师谈得很愉快。老师的记性特别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告诉我淮海战役中的炮兵团团长徐曙也出来了，徐曙出来后来看过老师一次，说是回山东去了。
临走，老师一再叮嘱以后多上他那儿玩。
后来我被安排在工交汽车二场工作，我去老师家的次数就更多了。因我场门口的四十九路公共汽车可说是一直开到老师的家门口。回家再上四十九路转二十三路电车到老西门。中间转车处是黄陂路，黄陂路正是花鸟市场，也是当时上海唯一能买到廉价印石的地方。记得一有机会——病假、调休，或提前下班我总是要到老师家，随后再到花鸟市场看看石头再回家。每星期至少一、二次，我成了老师家的“长客”。
十九 取了艺名“师来”老师说好
我北京有个要好的朋友，是何亚农的侄孙子，父亲是五三年从美国福特汽车厂回国的二级教授——何泽宝。他家与陈半丁又是世交。他从小与陈半丁的儿子——燕麟一起长大。所以也有书画的渊源及爱好。他知道我跟陈巨来学篆刻很支持。
那时，陈半丁家被抄家去的古玩字画等大部分发回了，燕麟又从浙江回家探亲。于是他与燕麟二人买了空白印谱，花了一天的时间打了六本陈半丁的印谱，给我寄来了一本。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拿着印谱给老师看，老师看后说：“陈半丁的印刻得很好，他是跟吴昌硕学的，不过这本印谱不全，他有些刻得好的自用印未见，不知何故！”
我听了老师的介绍，一面想老师好记性，陈半丁还有些刻得好的自用印未打上去都记得！另一方面想起了老何寄印谱给我时附信说因时间不够，半丁的一些太小的印没有打上去……我想他们把小的印嫌麻烦，当然漏掉几个大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我下决心去一次北京，重新打一分完整的陈半丁印谱。
可是当我到北京打印时，老何却说：“较大的印一个也未漏掉，未打的只是一些扇面章之类的小印。”但我不管，既来了北京就要重新打印。
陈半丁的遗孀——三娘，对老何特别亲热，因老何与燕麟从小一起长大，所以把老何作儿子看待。老何管她叫老太太。她是陪伴陈半丁至死的妻子，陈半丁的孩子也都是她生的。
陈半丁家的古董字画都由老何全权代表去争回来后，老太太还一定要原来被扫地出门的四合院。那太不容易了，是老何帮着一直上了法院才要回的。
我到北京说明来意，老何马上陪我去拜望了老太太，老太太非常痛快，当即就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们打印起来，并且陪伴着老何聊天。
一大旅行袋的印章，印泥缸是她家的——一个方形的青花瓷缸，一看就知青花是苏泥勃青烧成的，我提高了看底上的印鉴——宣德年制。
我与老何整整打了一个下午，共打了二份。由于印泥太干了，不容易打，最后终因晚了，不好意思再打下去而放弃了一些扇面章。
打印时发现有好多黄冻印被用红漆编了号，老何猜测是田黄。我推测北京的老法师们对印石比较外行，把黄冻都看作了田黄。
老何还介绍说：“陈半丁是北京城中第一批被抄家中的一户。今天红卫兵上街，明天红卫兵就到他家抄家。后来知道是康生点名抄的，抄去的东西都不准别人动，第二天康生就来挑。故除了给康生挑走了些外，别人都不敢动，平反后总算基本上拿到了数量。但半丁老人叮嘱儿子最要保管好也是最贵重的一张画——北宋易元吉的狐狸给康生拿去了。”
我听着老何的介绍想想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呵！原来一开始就是抢东西，这比强盗抢劫更彻底——东西全抢走还扫地出门。又想：原来这抄家一事不是红卫兵什么自发的运动，而是大名鼎鼎的康生眼红别人的东西，唆使来抢东西的小强盗，康生则是大强盗、黑后台。老师所以说的有些好的自用印未见，恐怕也因印石名贵而给康生抢去了。
我抽空还去了车公庄的小市，买了几件上当的古玩，老何见我喜欢古玩，我临行时送了我一只朱彝尊制的小笔筒与一只有些破的宣德炉。
回沪后，我把打来的印与老何送给我的二件古玩，给老师看。
老师一看笔筒，尚未看字就说：“根据这笔筒的脚的形状就知这是嘉庆以前的东西。这宣德炉是明朝的，这是最大的一种了。”老师还对我说：“某××（姓名忘了）专门收藏宣德炉，收了二十几只，每只都擦得铮亮。”老师又补充说：“别的古董不能擦，就宣德炉外面能擦，里面不擦，非常好看。”
最后老师说：“你这次上北京最大的收获是打了一本陈半丁的印谱。”
过了一段时间老何要到上海来玩，信上说还要拜望我老师。
我去老师家谈起说：“老师，我有个朋友要从北京到上海来玩，他说要来拜望你呢！”
老师非常随便地说：“你让他来玩好了。”
“他说他的八爷爷叫何亚农，是三十年代有名的收藏家。”我又添了一句。
老师一听说：“嗬！何亚农！”
我问：“老师认识？”
“大有名气！”老师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
我说：“我的朋友说，他的八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是有名的大汉奸！”说完笑了。
老师说：“他是汉奸，但更是大收藏家。在国内谁不知道。”接着好象又亲热了许多，“你叫他来，叫他来。来玩就是了。”
老何到上海后我俩挑了一天的上午，计算着老师该起来的时候了，就到老师家。不料，老师还在床上，他见我们到了，马上就起床。我们在旁边坐着，玉嫦姐为我们泡了茶。
老师才穿上衣服坐上他每天习惯坐的沙发，见何元信手中拿着东西便问：“拿的什么东西？”
老何是必恭必敬地启了启身说：“老师，是一幅画和一手卷字。”
“拿来我看。”老师说着伸出了手。
老何连忙提上手卷。老师一打开手卷就是一叠连声地：“好，好……”原来是明朝董其昌的千字文，老师一面看一面指着这手卷的纸对我说：“许培鑫，你看！这就是明朝的竹纸……”
我在旁：“噢，噢！”地答应着。
手卷还未看完一半，玉嫦姐为老师倒来了洗脸水：“爹爹，洗脸吗？”玉嫦姐问。
“洗，洗！”老师一面把手卷搁下，一面在方凳上洗起脸来。我见手卷可能要碰上水，便拿了起来。
我问老师：“还要看下去吗？”
老师答：“要看，要看！”洗完脸老师用杯中的水漱了口，老师是不刷牙的，因为他牙都掉了。
没有想到老师洗完脸仍仔细地把千字文看完，随后：“好，好！”连声。我想老师的造诣是与他的爱好分不开的，他看完千字文象吃到了久违而又十分对胃口的好菜一样。随后又伸手要看画。
老何马上把画递给老师，拿起天杆往后慢慢提起，老师二手拿着轴头缓缓把画舒卷开。
老师看了画又是连声说：“好，好！”原来是石涛的一幅芦雁图，老何管它叫“大鸭子”。
“老师，你看这画是真是假？”老何恭敬地问。
我想，老何真扯谈，老师这样一叠连声说好，还会是假吗？
“真，真！”老师说。
“会不会是张大千做的假？”老何又问。
“不会，不会！不是大千绘的，是真迹。”
后来的谈话才知道：原来老何帮陈半丁家要回了抄去的东西，亲自用大车把它拉回家；还为陈半丁家的房子打官司，要回了四合院。那太费力、太不容易了。老太太要谢他，他什么也不要。燕麟回家时老太太一定要儿子谢谢他。燕麟一再问老何：“你说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呢？”
最后，老何说：“你就把你家过去客厅里挂的‘大鸭子’给我吧！”
于是燕麟很高兴地把这画赠给了老何。
听说陈半丁发还的书画中单是石涛的画就有四、五十张呢！从康生要抢的东西来看，石涛的画还够不上级别。
老何说：“我怕石涛的画是张大千所假，想老先生挂在客厅里的东西，有人常来常往，见是假石涛不要下老先生的脸吗？所以这一定假不了，我就只要了这一张。”
老师说：“聪明，你真聪明。”
老师的早餐是一块奶酪和几块饼干，当然也是玉嫦姐送到老师的手上的，难怪老师开口闭口都是女儿好了。
我们一面谈书画，一面也谈何亚农的收藏之巨。老师用完早餐，老何对老师说：“老师，给培鑫取个名吧！”
老何比我大四岁，把我看作兄弟。
老师说：“对，对！”一面抬头想了起来。
老何大约在思想上有备而来，他看了看老师说：“齐白石不是有个学生叫娄师白吗？培鑫就叫许师来吧，老师你看可好？”
老师听了说：“好，好！叫师来，就叫师来吧。”我师来的名字就这样有了。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师仍习惯地唤我许培鑫，这姓名是从市监唤到现在，习惯了。所以我一想，父母给取的名字也不改了，就把这师来作自己的字吧。为了与名相通，亦作师磊。但至今象所有现在人一样，不管什么场合都以名行，只不过刻个师来一只图章罢了。
二十 陈巨来的学生就是有名的
我到老师家主要是学习篆刻，由于我去的次数多，也碰到过很多来学的人。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可说是无私了。
他从不收任何人的费，而最高贵的还在于不论是谁只要你是学篆刻，老师总是来者不拒，悉心教诲。
在学生中有老师朋友的小辈，也有朋友介绍的，更有学生带来的，更值得介绍的是没人介绍从不认识而是自己慕名而来的，老师都教得认真，并且会嘱你今后常来。
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报酬来说，老师只要你以后刻得好就是了。目前如何呢？目前只要叫一声“先生”。
我在外接触的很多朋友，说起我是狱中拜陈巨来为老师的，他们竟非常羡慕，有的甚至说：能拜到这样的老师叫我去吃七年官司也愿意！可是，他们是无论如何想不到我老师收学生是这样随意的。可见老师之大量和漠视金钱之一斑。但他们中受其他“名师”的影响，却没有一个空手去拜访、去求教的。
老师晚年身边大约有二、三十学生，我不太熟悉他们的姓氏是因为老师没有对学生之间作介绍的习惯，碰上次数多了，或者向老师问了才多了解些。例如有一同学很用心，每天刻一方。并且还很惜印材，常作六面印。老师教育他用不着每天刻一方，每星期刻一方也可，刻二方就足够了。问题是要多看多琢磨。我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与编辑搭界，不是自己是编辑就是父亲是编辑。
还碰上过一个姑娘，打扮得有些武腔，一眼看去就知是港、澳来的。跟老师学篆刻，桌上一张纸写着篆文《诗酒乘年华》。她大约正欲刻此印吧。我后到见后问老师这位是师妹呢还是师姐？老师答：“师妹，当然是师妹了。”我照例抽烟时递给老师一支，老师照例放在一旁（老师说他每天只在饭后各抽一支烟，每天只抽三支，决不多抽。我到后抽第一支烟，总是要先递一支给老师，老师照例放在一旁说午饭后抽）。可是耳伴忽听到“嚯！”的一声响，那姑娘自己也点燃了烟抽了起来。我觉得她好象在向我示威，又觉得她在责备我——怎么！同样是吸烟的人，为什么不递一支给我？
我心中只能向上帝叹息——我哪里知道她也抽烟呢？大陆上的姑娘几乎没有抽烟的。
抽烟是话外之话，但问了老师是师妹呢还是师姐？也只得到是师妹的回答。
还有陈之或陈述的儿子等不常来的。除了陈佩斯以外，老师朋友的孩子只是听说。见过面但太少来，我见面也不认识了。
老师还有一种学生，其实是老朋友的学生，也常来看望老师。他们并不学篆刻，但也做学生论——如张素心是老朋友胡亚光画家的学生；岳美堤是老朋友戏剧家俞振飞的学生。老师对我介绍岳美堤是因为说她是的的确确的岳飞后裔才知道她的。
在这桃李芬芳的环境中，我学习非常方便，有时老师教别人也就等于教我了。
老师对我的关怀胜过常人，他不但教篆刻，还关心我为我介绍对象：老师说：“有一女的是香港人，大有钞票，人非常觑（方言，指漂亮）。要我帮她在国内介绍一个对象。今年四十，生得雪白，是香港有名的白妹妹。她的要求只有一点，就是要有名。你要吗？”
我一听，首先觉得奇怪，也接受不了——结婚找对象只求有名外一无所求？瞎子、麻皮、跷脚、癞痢你都要。香港属自由世界，人自由了，结婚不讲门当户对也不要了志同道合；不需要感情、恋爱；外表、年龄，只要有名，这有名真的有这么好吗？
随后，四十岁的年龄，说她长得雪白那可能，说她还非常觑！未免有点吹嘘了。只听说女大三十一只瓜，没听说女大四十一朵花的。不过出于礼貌我不好说不要人家，我对老师说：“人家要的是有名的人，我怎么行呢？吃了七年官司也没有吃出名来！”
老师一听，立刻高声地说：“什么！你是我陈巨来的学生就是有名的，我陈巨来的学生个个有名！”接着用手指着我，有些象吵架一样，“许培鑫！你要吗？要吗？你如要，定归成功！”
我看着老师的神态，好象见到了老师丈人在逼老师一定要马上当面回答一样。但我正与一个美丽的姑娘谈上了。所以我说：“不，不！我已有对象了。”
老师一听我说有对象了，倒也民主，就算了。
后来，也听到过几次关于白妹妹找对象之事，只是我并不关心。
一天老师忽然叫玉嫦姐拿了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是男女二人站着的合影。那女人身材苗条，手臂全裸，戴着太阳眼镜，优美非常。老师说：“喏！这就是介绍给你你不要的白妹妹。”
我听说白妹妹懵了，这白妹妹是四十岁了吗？我眼前见到的照片上的姑娘，那样秀气年轻，虽不见她的眼神，但从她美丽的脸庞中已透出的精神也足以使人着迷。这分明是二十四岁，哪里是四十岁！我想香港人富裕了，生活好了，人也不会老了吗？
这时玉嫦姐问了一句：“杨羊还有没有意见？”
老师回答：“杨羊还有什么意见？他是一只老虫跌在米缸里，还有什么意见。”老师回过头，面对着我说：“你不要，挑挑杨羊！”
二十一 “同窗学友”谭金
一天我到老师家见有一上了年纪的人，他也许坐了一会了，见我到便站起身来要走，老师也不请多坐一会，他走后老师对我说：“他就是谭金。”
“他就是谭金，就是那个爱养蟋蟀的谭金？”我问。
老师一听我知道他爱养蟋蟀就问：“你是怎么知道谭金爱养蟋蟀的？”（方言蟋蟀叫才吉）
我与老师谈起了我的家是养蟋蟀的世家，父亲解放前是蒋福钿家专事养鸟养蟋蟀的养师。解放后蒋福钿去了香港。上海市过去养蟋蟀作为赌博也禁了。可是到了五十年代下半期养蟋蟀又兴起来了，那时最大的蟋蟀养户便是谭金了，听说他也养到了一千盆，这是只有蒋福钿在解放前才养到这么多。另外听说有个叫张大炎的也养到了三百盆，高钟云医师也又养了起来。
这些情况都是前文说的徐寿头来我家谈起的。徐寿头因妻子反对还把蟋蟀养到了我家。我才十几岁就听说了。特别是有一事象笑话一样说谭金大老婆未讨，小老婆却先讨了二个。这对我来说是永远忘不了的。为什么忘不了呢——那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不叫做讨了一个大老婆，一个小老婆，而要说是讨了二个小老婆呢——就好象不吃第一个馒头，却先吃了第二、第三个馒头一样。
还由于我也是个养蟋蟀的迷，所以对谭金二字就记得特别牢。后来从报上知道谭金被抓去改造，原因有二：一、养蟋蟀赌博；二、走私字画，甚至走私了宋徽宗的画到香港。我还为他可惜得很，我的可惜是因为怕以后再也没有人会这样喜爱蟋蟀养蟋蟀了。
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了老师。老师说：“什么走私，上海是他家，香港也是他家，从家里拿到家里罢了。现在又在捧他做上海足球协会的名誉主席了。”
“他还喜欢踢足球？”我问。
“不，他哪里是踢足球！因为他有钱嘛，要他拿些钱出来罢了！”老师又说，“谭金一出来，与他的儿子及另一个朋友一起做了一笔生意就赚了三千万美金，他们每人分一千万美金……”
我简直吓了一跳，钱怎么这样好赚，倘也能让我去这样赚一些就好了……
“他起先吃官司时吃的用的，什么东西都是外面接济进去的，不吃里面一口饭一口水的。不过，后来不可以接济了……。”老师补充着说。
没想到三十八岁的我在老师家中竟碰上了二十年前就熟悉了名字的谭金。
老师说：“谭金没有家，他长期住在静安宾馆。他觉得这样方便，不用用人扫地、铺床。有什么只要吩咐一下服务员就行了。”
我想总不如有家温暖，刚一想温暖，我又想到了他大约吃了二十年的官司，现在只有儿子才没“离婚”。当年听说他讨了二个小老婆……如今怎么长住宾馆……唉！我是穷人被搞得家破人亡——母亲曾说一只桶箍不拢了。他是有钱人也搞得没了家……
后来也多次碰上谭金。记得有一次他与老师咬耳朵讲话。老师说：“没关系，你大声些说好了！”同时用手指指我再指指谭金和自己说：“我们都是‘同窗学友’！”
谭金好象不理会老师的话，他还是低声地说话。我听老师的话，可能谭金谈话正谈到了自己吃官司之事，我亦不去注意听他们，把脸转向窗外。
但后来碰到谭金他也不避我了。有一次，好象是与老师谈他从常熟买到了一张张大千的画，与老师在谈这画的装裱及特点等等。
谭金还邀老师一起去浴德池洗澡，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件新鲜事。从来只听说邀人吃饭，邀人看戏什么的，今天却听到了还有请人洗澡的事。老师告诉我洗得舒服极了。擦背、扦脚、捏脚、敲背……全套的服务，不用自己动手，总的每人花去了七元之多（也不知是十七元之多，记不清了）。不过那时尚无桑拿浴什么的，更没有异性按摩……
老师与谭金之间的走动，谭金有什么事或与老师聊聊，都是谭金到老师处的。老师若有什么事的话，则是由玉嫦姐上静安宾馆，玉嫦姐叫谭金为谭家伯伯。
我每次见了谭金总要想到——现在为什么不养蟋蟀呢？可见我对蟋蟀也着迷。
二十二 寻找孙义文
这是张大千寄画给老师表示“远山万重，寸心千里”之后不多时日的事吧！
我到老师家，老师与我谈起了“老绍兴”来。老师说“老绍兴”孙义文就住在我隔壁。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从小生在现在居住的地方，若有蒋经国的表弟住在我旁边，作为邻居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可老师坚持说就住在我附近，嘱我去打探一下，说是张承宗张承宗（1910年－1996年），宁波人，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转请老师请他写信给蒋经国——请蒋经国和平统一。
老师说：“你下次来，我给你地址。”
我想老师虽对我说在我隔壁，其实老师自己也没搞清楚。我回家也不问，心想：这儿有蒋经国的表弟住着我会不知道吗？
过了几天我又到了老师家，老师问我找到孙义文吗？我当然说：“没有！听都没有听说过！”
老师给了我确切的地址——林荫路１３５号。
“咦！”我搞不清了，林荫路１３５号不就是阿忠家吗？我住１３１弄４号。阿忠家父母与我父亲是老邻居，我与阿忠从小在一个小学念书，他家里住着蒋经国的表弟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问老师：“你地址搞错吗？１３５号就在我隔壁再隔壁。此屋我父亲叫它徐家房子，听父亲说主人姓徐祖上在清朝也是做官的，与我家是老邻居。他家母亲是徐家女儿，结婚嫁姓刘的工程师，所生子女皆以刘徐X命名。儿子刘徐德、刘徐忠与我同一小学毕业。刘徐忠小名阿忠与我是一个老师教毕业的还特别熟。只听说刘海粟解放前曾受过他母亲照应，寄居过他家，可没听说过有蒋经国的表弟居住在那里。”
是老师坚持地址不会错。二、是我虽经常到阿忠处去，但因他家房屋大，解放后被房地产占领租人，还办厂，一直到拆迁还有羊毛衫厂在。对他家房屋现在的瓜分情况确实不清楚。所以我回家后，一到晚上，估计阿忠已下班了，就马上到了阿忠家。
原来孙义文确实居住在阿忠居室的西面，阿忠的贤内助对我讲：“孙义文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被房管部门扫地出门搬到这里的。他原住在派出所对面，很大，很大。原来的街道文化站就是他家的一部分。”
“哦！原来他是文化站房子的主人。”我想到了我判刑前的隔离审查，就在原来的文化站。他家被扫地出门一定在我被隔离审查之后的事了。
贤内助又讲：“现在大家都叫他大伯伯的就是。作孽！只是因为与将介石有亲戚关系便被判了十五年刑。”
我想这文化大革命有谁不作孽呢？阿忠家也不是作孽吗？因为父亲解放前曾买过些股票，也被作为资本家抄了家，以后又遭勒令让出住房……你不是也作孽吗？嫁给阿忠有了孩子，不也挤在这十平方的房间中吗……。
贤内助很高兴地把我引见给大伯伯。大伯伯一见我当然也十分高兴，正是本来心中想着的“一别与之谁短长”现在可尽情地谈论了。
当我谈到老师受张承宗之托要找大伯伯，为的是请大伯伯写信给蒋经国一事。大伯伯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写这样的信。
后来我上老师家，对老师讲了找到孙义文的经过，又谈了与孙义文谈起过写信之事，看来大伯伯是不会写信的。
老师对我说：“张承宗的秘书又来过了，你请孙义文到我这里白相。”
“好吧！不过他来不来我可没把握，我尽量请他来就是了。”我回答。
现在找大伯伯太容易了，我从家门口走出，只五十公尺的路就已坐在他家的椅子上了。
我与大伯伯谈起老师要请大伯伯去白相。大伯伯对我讲他不会写这信，不写的理由是——蒋经国的嫡亲娘舅茅（应为毛）××写了信也没用，大伯伯写信就更没用了，既然没用何必再写呢？
不过大伯伯听老师请他去玩也欣然同意了。与我约定了日子我们一起去了老师家。
大伯伯与老师都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是一只茶几，茶几上是一只电话。张大千送给老师的画——远山万重，寸心千里一直挂在茶几的上面墙上。
我坐在对面的二人沙发上。一会儿还是玉嫦姐给我们泡了茶。
老师见了大伯伯还是那么几句话，说是受张承宗之托，要请大伯伯写信给蒋经国。大伯伯既直率又大方，还是讲蒋经国嫡亲娘舅写信也没用，自己写信也一定没用，没用的信去写它干什么呢？所以不写。
此事大致也就这样结束了。大伯伯出来后对我说：“不能被人看不起！”
后来老师对我讲：“你人好，孙义文比你还要好！”我真不知道老师所说的“好”是指什么。
在以后的日子里（那时老师已经去世了），我有一天忽然想到张承宗怎么会请老师去找大伯伯的呢？他难道连大伯伯曾与老师关在一起都知道吗？——监房是经常要变换人的，印象中的老师好象只是关在一起才熟悉的，但我怀疑了……
一次去大伯伯家玩，顺便问起：“张承宗是怎么会请老师来请你写信的？”
大伯伯说：“可能是张承宗了解到了过去我住在成都北路，善乐坊时与陈巨来是邻居才找他的。”
二十三 黄志毅变了黄超慎
在市场上买印石碰上一个人，说他家有好印石，邀我到他家去看。我到他家，他拿了很多作品给我看，有些印石果然好，钮亦刻得好，还有一巧色的立雕古建筑，真是鬼斧神工。但终因价高而一方未成交。记得有一方半高的牛角冻，上雕一魑虎亦好，我出价十二元亦未成交。我出价是低了些，但我一个月仅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这十二元已是我一个星期的工资了。可见这好印石也不是一个工薪人士能随便买得了的。
好在自这以后成了朋友，他帮我刻了一方钮，这是一只龟钮，他还特地买了只乌龟养着照着刻，我当时糊涂了，他家去看到的作品这样好，如何他刻龟钮去买了个乌龟来照样呢？（这事后来碰上陆明良才了解了原委）
那时我请他吃了饭，他也不肯收工费了，只是要求我带他到老师那里去一次，看看他用二方印石换来的篆刻——“徐顺宝印”刻得如何。我同意后约定日子，我们一起上了老师家。
老师听说有人请他看图章刻得如何，很高兴。接过图章，老师看得很认真，口中说：“徐顺宝印。”随后又说：“这印刻得好！象我，太象我了！是谁刻的？”老师把图章一转看起了边款，“怎么也象我？这黄超慎是何等样人，怎么我不知道？”老师犯难了，他思考着。
这时徐顺宝说：“听他说原来叫黄志毅。”
老师突然醒悟地说：“是他，我道是谁。”老师对我说，“他是我的一个学生，过去是我精心培养的，不过现在他常在外招摇撞骗，所以我这里不要他来了。怪不得这样象我……”
徐顺宝说是二方印石换的篆刻，又说黄志毅还拿了他二方小鸡血石没还。他这话真不该在老师面前讲！
老师一听：“好，又在外面招摇撞骗了！”回头对我说：“许培鑫，你给我去一次，就在这里长乐路近得很。×××号。你去就说我找他，叫他马上跟你来一下。”
我哪里知道会产生这样的事呢！心想还是马克思讲得好——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由你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看一下图章刻得好歹的事，要发展成另一件不知怎样的事了。我也没法，老师说去叫也就去了。
很快我把黄志毅找来了，他人比我略高，也挺漂亮。黄志毅一见徐顺宝可能也感到突然。但他一见老师就叫老师，也随着问了声：“什么事？”
老师这时已坐到了东南面一个小间的床上。老师开口就是：“你在外面做的好事！又在外面招摇撞骗了！”
黄志毅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拿了人家的二方鸡血石为什么不还？”老师这句话出来，黄志毅才知道些眉目了。
“啊！偌小二方鸡血石，忘也忘记了。值什么钱啦，我当是什么事呢！”黄志毅显然也没有否认二方鸡血石。
“鸡血石不要说小，就是扇面章大小的鸡血石，好的也会上千元！”老师又说，“拿了别人的鸡血石为什么不还？”
“喔唷！”黄志毅说，“这样一点小事，怎么闹到老师这里来，我会还给他的。”
“你马上去拿来还掉！”老师紧逼着黄志毅。
“老师，你让我自己去解决！”黄志毅说。
可老师还是紧逼着：“你会还他，现在就去拿来，当我面还！”
“我没把这一小事放在心上，这二方石头已给我刻印送人了。”黄志毅一面对老师辩解一面又转过头去对着徐顺宝说，“你好，你好！你知道我与老师关系不好还来搞挑拨！”
徐顺宝吱吱唔唔：“……”
老师逼得紧。黄志毅一再要求老师由他自己去解决。最后对徐顺宝发出了威胁：“你看好！我找你算帐！”
徐顺宝说不出什么，我可尴尬啦，因徐顺宝是我带来见老师的，又不是来讨鸡血石的。鸡血石之事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于是我只能开口了：“你不要找他算帐！你有什么事来找我算帐。我可还没有听说过徐汇区（当时以为是徐汇区）有个叫黄志毅的怎么怎么狠呢！要地址我马上写给你。徐汇区我还认得几个外面白相相的人。”
“我不找你，我找他。”黄志毅说。
“……”
老师终于同意黄志毅自己去解决了，让他回去，要他尽快设法解决。
事后我才知道黄志毅是老师悉心培养的学生，而且是可能有意识地培养得与老师十分相象的学生，尤其是边款。也许老师是想在自己不能篆刻的时候能由他来代刻。可是黄志毅一学到手就在外面冒老师的名赚钱了。所以引得老师大光其火。
有三件事老师与我谈及过：一是他原是老师得意的门生。可能在七十年代后期，老师曾为他刻了一方印，边款中预测他是八十年代第一流的篆刻家。矛盾发生后老师有些后悔，老师曾问我怎么办？要我想办法：一是收回；二是使它无用。
我对老师说：“那太方便了。”
老师一听有办法，兴趣很高：“快说什么办法？”
我说：“你为每个学生都这样刻一个印，也不就大家一样了。”我知道老师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老师苦笑着说：“对，对！这样大家都有了，他也就不希奇了。到底你这反革命判七年比我判五年的门槛精，有办法。”说完我与老师大家笑了。
第二件：有一次我刻了一元朱文的印给老师指正，老师说好，同时又对我说：“黄志毅我只教了他白文，他元朱文刻不好！”
我与老师谈起黄志毅说：“这人我看还不是太差的，那天你嘱我把他叫来后，我看你这样的批评他，他没有一句对抗的话，他口口声声称你老师，只是求你让他自己去解决。所以说此人看来也不差。”
老师象武术大师一样地说：“什么，他敢犟！他要敢犟我一几耳光打过去，至少打掉他二颗牙齿。他是知道我练过功夫的。”
我听了此话真是觉得绝了！一个身高不满一米六的矮老头子，年龄八十左右了，如何能把一个身高一米八十左右年轻力壮的壮年，一几耳光打得如此。
老师还要我相信他，他是有武功的，不是假的！
我当然说：“相信，相信。”了。
第三件事是某校一位教授由黄志毅刻了一方冒老师刻的印，知道老师很生气。他写信给老师，劝老师不要为区区小事生气（我未见信，只听老师说的）。老师看后不是不生气，而是大为生气。老师说：“他认为是小事，我不认为是小事，而是大事。我用红笔批了，把信壳翻过来给他寄了回去。这是最严厉的做法，是红笔批的……”
最后，还要提一下，老师作古了。大殓时传说黄志毅也要来。当时蔡乃康最起劲，说他来要赶他出去。大殓那天听说是在龙华殡仪馆门口被蔡乃康等人赶走了。我与陆明亮都不愿做这种事，都没有去理会蔡乃康等人的这种做法。所以门口也未去，究竟怎样，没有亲见。
二十五 老师去日本访问
八二年是老师生活中重要的一年，春天去日本访问，回来后又出版了老师的印谱——《安持精舍印冣》。
老师要去日本访问了很高兴，他对我说：“日本人不忘记老朋友。”因为他曾经在汪精卫伪政府中做过事，当过一个小官。
我问老师：“你当的什么官？”
老师说：“什么官，说起来是官，其实，还不是刻图章，我是刻图章的官。”
我想起了老师有一次与我谈起上级派他去接待一个日本的画家代表团之事：那时老师根本不知道日本的绘画情况。日本画家问他是北派呢还是南派？他说他没有南派北派之分……语言又不通，有些地方真是笑话百出。结果，代表团总算搞清了他是篆刻家，可是他们搞不清为什么政府会派篆刻家来接待画家代表团。可见他是在糊涂政府中当了个糊涂官，因为是篆刻家，有事凑合凑合，没事刻图章。
老师一面说日本人不忘老朋友，一面又低声对我说：“开放了，日本人又要来了，他们是做给人看的，来拉拢人心的。”
老师似乎又很懂政治了，但老师不管政治上的事。日本人要请我，国家又让我去，我且先乐一乐，出出风头有何不可！
尽管老师在共产党手中一次劳动教养二年，解到白茅岭；一次文化大革命被判五年反革命，七十岁的人生在囹圄中度过。批斗、改造吃了不少苦头。但现在平反了，原来的荣誉都回来了。不管什么人，过去待他好不好都一笔勾销。他的心情很好，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谦益》二字说：“这张玉筯篆的作品，这次到日本带去送给东京博物馆收藏。”
还一再谈起日本二个篆刻家——小林斗庵和梅舒适与他要好，还十分尊重他，小林斗庵来信称他为“函丈”。
老师还问我：“你知道‘函丈’的意思吗？”
我倒学过二年日语的，但没学到“函丈”是什么意思。心想“函”大致是学问、修养之类，“丈”指老年人。
总不外乎“老师”的称谓。
老师说：“‘函丈’就是日本人最尊敬的称呼！日本人‘函丈’还表示最客气、最高级的意思。”
显然老师也半懂而不懂。
去时老师一再说要把张颂华的图章，介绍到日本。说是一个女的能刻得这样好在中国历史上还少有的。别人一个也未提及。但老师出示的作品就一枚印鉴，不知道老师身边还有没有第二个。
去之前徐云叔来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的他。
这次老师不知怎么为我介绍起徐云叔：“这是徐云叔。”
于是，我与他点点头说：“好啊！原来是师兄。”
徐云叔带来了他的印谱，这是盖在一本画册上的印谱。我仔细地看了，觉得很好。
可是看着对面的徐云叔，心中却在骂他——混蛋，买到了王莽用的砚台，鉴定倒要请老师，制一张拓片老师挂挂却不肯了。象学生的样子吗！
后来老师对我说他这次带了印谱来，也是要求老师到日本后帮他向日本人介绍介绍。
我问老师：“你亦帮他作介绍吗？”
“当然，当然！”老师一口答应。
我听老师这样乐于宣传徐云叔，当然什么也不讲了，只是觉得老师有些象小孩，一会儿气得要命，一会儿又这样乐于帮他到日本去宣传了。
老师日本回来后，身上摸出来一支笔是灌墨汁的，当时大家感到很新鲜。那时我在黄浦区文化馆的书画学习班，文化馆要开展览，我便请老师题一张润例式的横披。老师当时就用这支笔题的。老师题了《许培鑫篆刻》后，问我：“下面你要怎么题？”我一想：赞美语！没意思。老师称赞自己的学生且能不庇护吗？题上多少钱一个字？太俗！我又不去做刻字生意！于是对老师讲：“就许培鑫篆刻好了，下面你具上日子和款就可以了。”
老师听后说：“好，好！”就照着我的意思题了。
题好后老师说：“许培鑫，你一辈子吃不光用不完了。只要我陈巨来题了，你到外面去保证有生意……”
我根本没想过吃篆刻饭，这话也没放在心上。
老师那天为我讲了一则事：
他有一个早期学生，人在国外搞篆刻，生意很好，日子也过得不错。回国看望老师时，闲聊中老师说他生意不错是因为有了老师的题款，没有陈巨来的题款就不会有生意。那师兄不信也不服，认为生意是靠自己刻得好，挣来的，与老师题字没有多大的关系。结果象打赌一样，回到国外把老师的题款收起来，没想到渐渐地生意清淡以至没有生意起来。他再次回国来看老师时便服老师了。
第二天托老师题款时，墨化了开来。去老师处，给老师看了。老师说：“这是因为那支灌墨水的笔造成的。”
所以又重新题了一张横的一张直的，这次是君君帮着磨的墨，用普通毛笔题的。
老师日本回来除了带回荣誉外，实物也未见什么。听说小林斗庵送了一辆很好的手推坐车给老师，没想到这辆坐车被海关上卡住了，不能进来，后来经多方交涉开证明，才同意领了，不过要检查。老师又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是检查要用钻子把轮胎都一个洞一个洞地扎破了，来检查鸦片。老师对我说：“你想，车子这样检查过还有什么用，还能坐人吗？”所以他便不要了，他当时很气愤。
后来听老师说：小林斗庵知道后也很气愤，本来老师不要了，他也不会再花运费运返日本了，但由于这样才不要的，他也不愿留给中国海关，于是，要这车退了回去。
老师回来不久《安持精舍印冣》便出版了，老师说这本书的装潢是最好的，是参加国际比赛的本子。
老师自己要了一百本，后来送得不够又买了一百本。老师在给我的印谱前题了《许培鑫大兄指正》，我吓了一大跳，后来一想，这与老师说老师、谭金、我是“同窗学友”是一回事的。用的笔就是那支日本带回来的灌水笔。
二十六 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篆刻比赛
学习了篆刻的人，都非常高兴参加书法杂志社举办的全国篆刻比赛，因为那是打倒“四人帮”文化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象新生事物一样。
在那段时间里到老师家去的人热闹了许多，是老师的学生都表示要参加。记得有一方指定要刻的是《春雨杏花江南》。
老师对这样的比赛并不看重，他对我说：“是没什么意思的。”他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在他看来你即使得了第一名也比不上我陈巨来，再说评委中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小字辈和学生一样的所谓篆刻家，而从后来看到的也确实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画脚。只是学生们看得很重，当时的报上为吸引大家参加，说参加者都能有纪念品。
结果老师是经不了学生的鼓动，也算是为学生关心起比赛来，不过他显然是能免即免。最后确定了四个学生的作品由他出面嘱君君送书法杂志社。其余学生一律由自己邮寄。
送到书法杂志社的四人是：一、君君。他当然该送，他是老师当然的继承人。二、蔡乃康，他是当时老师的代笔（代刻）人。三、张颂华，她有现在的女秘书一样的地位。几乎每天到老师家，什么事都参与，每天下午老师听书几乎都是她陪伴的。四、陈某：他是名演员的儿子，父辈与老师有很好的关系。
过了一段日子，外界没见动静，我去老师家问起比赛事，我满以为四人都能得一等奖了，没想到老师说他托大学生子高式熊，高式熊来了一次，因他只有一张选票。他是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因为是委员，所以只要他投谁，谁至少得个优秀奖。但他只有一张选票，来问老师四人中投谁。
老师说：“我想了想，决定嘱他投张颂华，所以，君君也不会得奖，只她一个得优秀奖。”
我听了老师的话觉得这不是什么公平比赛，老师在尚未开奖就知道了结果。这四个人中也不是张颂华刻得最好！不过老师的决定却非常英明：老朋友的儿子未得奖能有交代——君君也未得奖。另外你们三个男的去与女的争奖吗？谁也不能开口。这样一切舒适平稳，学生中不会有任何矛盾。张颂华每天陪老师听书当然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要提一下高式熊。老师不止一次地说高式熊是他学生，我想这不会错，篆刻比赛期间要他来，他就来了，要他投谁的票，他就投了谁的票。老师从未讲高式熊图章刻得好，但高式熊可能对篆文颇有研究我倒是听说的。
那是上海博物馆曾经整理一批旧图章，有很多图章中的篆文没法识。博物馆印后发了一份给老师，老师也给我看过，我是一个不识，而老师也识不了几个。
当时我问老师：“不认识的字怎么办？”
老师说：“不要紧，我可以让高式熊去识，他要是也识不出，我就退回去算了。”
我想老师没给徐云叔只给高式熊，可能是徐云叔印刻得好，高式熊对篆文研究得深吧！
老师回过头来对我说：“许培鑫，你要记住不要刻人不识的字。我陈巨来一辈子没有刻过一个人家不识的字。”
老师同时又教我：“《汉印分韵》、《六书通》等等书上都会有错字，不是个个能用的。特别是《六书通》。
若叼一些字让编者离开了《六书通》去识，他也会不识的。只有《说文解字》才没有错，若它错的亦作为对的论了。”
篆刻比赛时期，在报上果然看到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画脚：曾看见一篇赞美《叶落归根》一印的文章，这文章好象记得还是一位名家写的。内容是这印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叶上吊，因为树叶总是长在树的上部的；落铺满一格，因为叶子从树上落下，总是满地皆是喽；归字单边，为什么呢？因为归总该有个方向性的，家不能不认得，得有个去向；这根嘛！意思大致是下面要象扫帚一样扒开，扎在泥中，以示牢固。这名家的评论真是妙不可言，篆刻的布局不以疏密论而以字义论。学到那时尚属初次听见，真是听君一席话，少读十年书。
我要是买方印材来，不动刀就盖一个印给这位篆刻家看，不知他识得我的印否！我的印是“天地玄黄”。天上了天，到了上边线里面去了；地当然也就在地下，在下边线之内；这左面“玄黄”二字是什么意思呢，看不清，最彻底就是没有，没有你还能看见什么呢？当然彻底“玄黄”了。你看可好？不过我不知道当时比赛的评判标准是这样的。
传统的印章重在布局：也就是章法，有言要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又称要取得不对称平衡的，也有说要有疏密，但疏密要有呼应。老师教我们还多了一种——匀。匀就是无疏无密。从哲学上来讲无疏无密就是有疏有密。疏密就是对立，呼应就是统一，取得平衡。
而那位名家的高论实在不敢恭维。难怪一九八三年第四期篆刻专辑中有不堪入目的作品也得了奖。张颂华的得奖是因为高式熊作为评委委员投了她一票，高式熊是因为老师的叮嘱，老师又因为张颂华能经常搀扶老师去听书，老师是因为觉得女的照顾要比男的更仔细，况且学生中也没有一个男的每天有空陪老师去听书。
老师说：“钱君匋一个人硬要保三个学生得一等奖。”
我说：“那么你也设法保几个学生得奖嘛！”
老师答：“钱君匋他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还亲自去了苏州。我哪能行啊！”
我也就不响了。
篆刻比赛中不服气的人大有人在，老师总要大家看开些。虽然是好歹不分，然而用石伽老师的话来说：“艺术这东西的好歹是不能用尺来量，也不能用秤来称的！”
但是，得奖总还是得了奖，谬论多喊喊总是有人会听的，曾参的母亲听人三次说了曾参杀人也会坐不住屁股。
文革中又经常用到的一句话——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是大家熟悉的事情。那位名家完全可以不用脸红，只要多喊几遍，谎言就成真理了。
话得说回来，得奖作品中确有好作品。我说的是比赛好歹不分，不是没有好作品。那么哪些作品是好的，哪些作品是歹的呢？我想只要你懂得了区别好歹的标准后，看一看哪些是符合艺术标准的，又能给人以美的精神上的享受的——这就是好作品；反之当然是差的或歹的喽！
篆刻比赛结束后一等奖获得者陈辉拜望了老师，我正巧碰上，他刻得很好，老师也称赞了他。
他自制的一本小巧的印谱，打了不多的印，显示了他的精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十七 陆康与徐云叔
老师最得意的学生数陆康了，陆康为人随和，人居澳门。但那时学生们不把澳门另称，都习惯地一律称作香港，况且，来时都从香港过来。在艺术上多有建树，待老师特好，深得老师器重。
陆康跟老师学成后，收有二个学生——谢家林和杨忠明。一天陆康与谢家林走过某处，见一断手断脚的人也在刻图章。一是感到好奇，二是感到此人不容易。便走了进去。大家一聊，原来那断手断脚的人竟是迷上篆刻的自学者，正苦于无人指点。便一心一意要跟来人——陆康学习，要拜为师傅。连称陆康为爷爷。陆康为他的毅力而感动，也见他诚心诚意要学，于是收为学生，还常常上门施教。这断手断脚之人就是蔡天石。
由于陆康的关系，蔡天石亦去拜见过师祖巨来老师。蔡天石开业篆刻，老师还为他题写了润例。
老师平反后陆康从香港回来看望老师。凑巧那时蔡天石要求师祖能与他一起照相，老师说：“你要照相很好！这几天你老师也正好在上海，你与老师约定日子一起来，照在一起。”
没想到蔡天石这几天就是不来，待他老师陆康回了香港，他到师祖处要与师祖一起照相。老师对我说：“我勉强与他一起照了。蔡天石心地不纯，他老师在，我嘱他与老师一起来照相，他不来。他老师回香港去了，他马上就来了。他想中间甩掉他老师，想寄名于我的名下。”
我一听当然也不舒服，一个人在要老师时称呼老师为爷爷，学了些，自觉翅膀硬了便想甩掉老师，不象是个心地真实的人。便对老师说：“象这样的人，你今天与他一起照了相，有一天他也会把你甩开！”
老师说我怎么这样戆！说：“他学篆刻，甩开我还跟谁？当今世界谁篆刻的名气还能比我大？”
我一想这话倒也不错，他抛掉老师跟师祖，再抛掉师祖还能跟太师祖吗？再说他若抛掉了师祖便失去了师承，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不过后来蔡天石作为一个搞篆刻而能自力更生的残疾人，在邓朴方的关心下大为走红时，我看到书报杂志上对他的介绍中只说是自学成才，没见过他师从陆康，也有刊物说他受陈巨来指点。他谁也不靠了。那时老师已经去世几年了。老师的在天之灵恐怕是不会知道这些了。
老师另一个高足是徐云叔。老师《安持精舍印冣》后面的印话也就是他代笔写的。他大约在我们那时接触的师兄弟中可算是最早的跟老师的大师兄了。因为老师谈到他就是这样开口的——你们大师兄为我代刀了十五年……。
徐云叔与老师的关系说好难，若说差也难。我只能谈一些我知道的罢了。
徐云叔曾经在黄陂北路（见前文所说）的古玩市场上购得一瓦砚，根据落款以及收藏人的姓氏是东汉王莽所用砚台。徐云叔仅以三十元的价格购入了此砚，但他不能断定真假。于是，拿到老师处请老师看看鉴定一下。老师见后说不但真，而且好。无论文字的风格与制作都与东汉风格相合，收藏的人也都有考。可说字字流传有源。徐云叔当然高兴，三十元人民币能购得如此堪称国宝的事物，自然喜不自胜。
过了些时日，老师越想越觉得此砚好，况且学生蔡乃康又善制拓片。于是，待徐云叔再次来时，便对他说想借以拓一拓片作欣赏。徐云叔当时同意，可是，迟迟不拿砚台给老师作拓片。老师忿忿不已，知道是徐云叔不肯，与我说起此事不止一次，每次少不了叹息。
可是，奇怪的是老师要到日本去访问了，徐云叔得知后到老师处来，还带来了自己的印谱，要求老师带往日本宣传宣传，老师满口答应。那天我正好碰上。见他们师徒俩谈得还挺亲热呢！
后来徐云叔去美国，老师对我说，徐云叔到美国去都是老师帮的忙，他是通过他美国的叔父走的，而这是个西贝叔父，不是生来就有的，是老师因为他要去美国而想的办法帮他介绍的。我也未问老师心中的气是如何消去的。
徐云叔去美国后，不但老师觉得可惜，还对我说某副市长也说可惜，说他篆刻好，字也写得很好，在国内应该是有很好的前途的，现在去了美国当然不会再有国内的前途了。他单位也觉得很可惜。好象徐云叔去美国前是友谊商店工作的。
二十八 老师的治印和代笔
老师治印可以说很早就有代笔了，他自己也从不讳言。说徐云叔代他刻印十五年，一分钱也没给他，也是给他多了。老师的意思徐云叔之所以今天成为篆刻高手，与外界知道他为老师代笔是分不开的。一个学生能为老师代笔是老师对他的认同与爱护。另外，老师认为凡是老师所篆，经过老师指点与修正的印，老师认同的，都应该算老师的作品，书画如此，篆刻也如此。这种观点是与传统一致的。
据我所知徐云叔代刻后由黄志毅代刻，之后便是蔡乃康，当君君（外孙孙君辉）能接上手时就都由君君代了。一次新春在博物馆展出的几方印有一方是我看着老师指点君君刻就的。为老师代笔其实也不难，老师常把一些应酬章，或普通人求刻的印章随便吩咐学生刻的，对一些有地位的人则是自己刻的，还有一些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由老师篆稿，学生代刻，再经过他看过，修正。这种印老师强调是他的作品，等于说是借了别人的手由他刻了个印，在传统中也作为本人的篆刻作品的。这一点从现代的观点来说也说得通——借了一只机器手。
老师生活中最后一段时期是由君君代刻的。君君刻的印与蔡乃康刻的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君君刻的是由老师篆的，刻后还由老师指点着修正。而蔡乃康刻的是由他独立完成的。也就是说君君刻的倒是真的，蔡乃康刻的倒是假的或一半是假的。
为什么呢？因为蔡乃康是学出世后，老师照顾他生活困难，拿钱代刻的。当然老师不会为蔡乃康篆印稿，更不用说边看边让蔡乃康修正了。君君是刚能刻就代刻的，又是外孙，特别关心，精心培养。老师对君君的培养是可能类于黄志毅，要培养得十分象自己的。是接班人的培养，情况不同，也就不同对待了。
据我所知蔡乃康只代友谊商店来的生意。
老师说：“蔡乃康这个人极坏！图章倒刻得好的。”
我问老师：“他坏在什么地方？”
老师说：“他一来就问图章有伐，图章有伐？脑子里一天到夜是钞票。我是看他没工作又有孩子，生活困难，挑挑他，让他赚两钿。他却盯牢子有伐，有伐！有自会给他的。”
显然老师友谊商店的活也不多。被蔡乃康盯着：“有伐，有伐？”有点反感了。
老师说：“我友谊商店挂牌一百元一个字，还有生意。钱君匋只有二十七元一个字，照样没有生意。并且我与友谊商店四六分成是我拿六，友谊商店拿四。，这是最高的分成了，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分成的！”
我问老师：“那蔡乃康为你代刻拿多少钱一个字？”
“我给他五元钱一个字。”老师答。
“什么，你只给他五元钱一个字？”我有些嫌少。
“怎么！我给他五元钱还少吗？我不给他钱还多呢！我是看他生活困难才给他的。”老师继续说，“学生子不代老师就不出世，代老师是老师看中他，也是他的福气。徐云叔为我代了十五年，我一分钱也没有给他，他现在外面多有名。”
我被老师这么一说，也就不响了。心想：少也确实不少了，我单位中做木工一天八小时工作一个月也只有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他一个图章就得二十元。若我刻起来最费时的元朱文，一个一般大小的印，最多也只四个小时就足够了。一个月有三个五个贴补贴补比我的工资还多呢！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中，我觉得蔡乃康会钻营些，可能老师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了，故说他人极坏。但老师讲话常常是二个极端，究竟如何坏老师心中一定有数——不过如此而已。
蔡乃康刻后的印蜕老师给我看过。他好象擅于满红印及汉印。
老师也叫我代过印，记得好象是老师乡下来的亲戚，可是我没有刻这方印，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业余爱好，时间自己用还不够，常常刻到深夜二点钟才睡觉此其一；其二呢，我那时正对钮式发生兴趣，正在探索钮头。草草了事，怕老师会不高兴；其三，心中还有些别扭，不相信不代就不出世——老师在狱中收我这个学生时说：“齐白石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代笔不是要我越似越好吗？
所以那方印我没有刻，第二次去时老师的乡下亲戚已经走了，老师大约也忘了没提刻印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从对老师代刻的方便看起来，陆康肯定也代过不少。一是他是老师最钟爱的学生，二是老师可多听书多看戏了。
从我出狱跟老师学印后一直未见老师刻过印，初时只见老师写过一篇隶书的书法作品，老师说是市里某某人要他写的（姓名记不起了）。平时老师篆印稿倒是常常看见的。
有一次听老师说起四方印，也不知是什么四方印。老师说某人是看他刻起来的，而某些人硬说他现在已刻不动了，是别人代的。老师说时好象心中有气，象真的一样。再说他一般什么都不骗我。可我想这是用不到申辩的，可以“就在这里跳舞吧！”嘛。我当时当然唯唯诺诺啦。可是联想起从未见老师刻过印，总想看一看，证实一下老师现在到底能不能再刻。
我特地磨快了刻刀，拿了一方青田石问老师：“这边款切刀应如何用刀，如何刻？”
老师用手做了个拿刀的样子，随后把手一摇一摇地说：“喏！就这样刻。”老师万没有想到我身边立刻拿出了一把刻刀与一块青田石，递到老师的面前说：“老师！你刻几个字，不管什么字，示范给我看一下。”
老师看似有些为难了，但还是接过了石头和刀，用刀在石头上一按，手一摇，立即说：“唷！钝刀，钝刀！不能刻，不能刻！”
“怎么会是钝刀呢！这是我特地磨起来的刀，一个字也未刻过！”我争辩着说。
老师一看蔡乃康在旁边就说：“蔡乃康，你刻给他看。”说着把刀和印石递给了我。
我看了心里明白，但面上不能说不要看了。我把刀与石头递给蔡乃康，蔡乃康刻了“许培鑫刻”四个字，我还装得挺认真。他一面刻我一面看着：“嗯，嗯……原来是这样刻。”
蔡乃康的边款刻得也很好，但与我所见黄志毅刻的显然不是一路，或说不是一钟风格。黄志毅学老师极象，蔡乃康象我一样反正一刀一刀地切，至于象谁，想也没想过，若有人一定要问个象谁，那只能说象自己！
我也请老师刻过二个印，一方是自己的名印，另一方是一个姓鄂朋友的姐姐要到美国去，请老师刻一方给她留个纪念。
我明知老师已不能刻了，那么为什么不自己刻呢？这因为一、这样刻出来的印总算是老师的作品，自己刻就少不了自冒的说法。二、作为与老师一起服刑，平反后又一直跟着老师的我，没有一方老师为我刻的印也说不过去。三、送人我辈是买不起名贵印石的，偶尔得到好印石又不舍得送人。只是普通的印石，若又不是名家所刻，则显得礼太轻了。
君君代刻，老师与君君都不避我，一次君君所代作品给老师指正时，我问：“老师，我的二方印也是君君刻的吧？”
老师也很坦率说：“不过是我篆的，他刻好后经我看过，再嘱他修过，这要算是我的。”
尽管我早就有数我这二方印是君君刻的，但我没有一点不乐意的，这是老师亲手给我，又是老师花了精力的作品，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其实，老师从狱中出来是否刻过印，我不敢断定，我从我去老师处的七九年开始，可以说老师是不刻了。从那时起一直到老师作古，凡求老师图章的人，拿到的都是君君刻的。老师不会花钱嘱蔡乃康刻。友谊商店来的生意才是蔡乃康刻的。
二十九 老师对我的培养
老师对我的培养可以说一是毫无保留，二是很有些心思的。
在狱中分分秒秒在一起，老师只我一个学生，也可说只有我一个亲人在身边。不管你问到哪里，他都讲给你听，不但无保留而且凡是老师自己想得到的都主动谈给我听。一直到谈天说地再到干脆说书。我与老师同狱，时日虽短短一个月还差几天，但这是什么日子，抽象的篆刻法可说没有不谈到的。
具体的说——我刻了一方肥皂印；学写了老师所写的篆文姓氏；画了几方印算是创作；也照着报纸上的印印了些，算是临摹。不过，真的用刀刻印石则一方也没有。
出狱后，到老师家可说是重新学了，那也就是有条件了，具体了。老师首先嘱我买的是孔云白编的《篆刻入门》，嘱我临摹里面的汉印。后来又临了些秦印。当古籍书店出了《说文解字》又嘱我买了，老师说：“《说文解字》上的字没有错的，错的也要作对的论。”
初学临摹汉印有些烦了，问老师：“刻图章就这样一分四地刻吗？就这样呆吗？”
老师说：“刻图章就是要越呆越好！”
我简直不能相信，象老师说越呆越好那我就呆吧！照着老师说的呆且呆下去。
没多久，老师见了我的图章说：“你刻的图章怎么这样呆？刻图章要活，要有借让。”
我真的呆了。这图章就是要呆明明是老师的教诲，而且还说越呆越好，现在怎么又嫌我呆了呢？可我从未见到有学生与老师争辩的，哪怕是玉嫦姐与她的丈夫从来只是服从的。所以我也不争，心中想对了现在你说对了。刻图章怎么能越呆越好呢？要我刻得呆，只是基本功，要我的刀听话，要练到要怎样就怎样。现在基本功差不多了，便要我刻得活了。
以后一段时间老师嘱我刻满白，刻了一段时间我产生了怀疑，便问老师：“你的图章就这样死吗？都刻成满白便算了。”
老师一听说：“什么！我的图章死？我的图章最活。我不但元朱文第一；我的白文也是第一。我白文中有圆有方，有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变化无穷。我给你的印谱你怎么不好好去看？”
说实话老师给的印谱我怎么不看呢？可是不经老师指点，象瞎子一样。只觉得老师的印谱中图章比我刻得好看，而自己刻出来的东西就是与老师两样。可为什么两样却一点不知道，只可以说叫做熟视无睹。老师一点，再去看，看出东西来了。才知道了什么是外圆内方，什么是外方内圆。以后我临了些老师的印，同时也临了老师的元朱文。老师说：“元朱文要圆，要疏密得体。”老师说的疏密得体，就是疏密要有呼应。
我被老师骂过狗屁。那是老师通过张素心介绍我到胡亚光处学画，我说：“初次拜老师见面，我为胡亚光老师刻方印好伐？”
老师很赞同说：“好！”
我回家刻了一方我最拿手的元朱文“亚光长寿”，到老师处，递给老师看，老师拿在手上一看就说：“狗屁，狗屁！你怎么刻图章刻到现在还不知道元朱文要搭边？”
我别扭极了，说不好，不说也不好。不说吧！那是根据老师印谱中一枚《江南吴氏世家》刻的。说吧，没人在老师面上争辩过。
玉嫦姐正好也在也听到，她为我开导说：“你还好，算给爹爹骂得少的，骂得最多的要算蔡乃康了。”
老师说：“学生不骂不成器！”为自己骂人找出了理由，不过象我这样的人，听到这种骂声根本就没把它当作骂人。只觉得是严肃的批评。骂人——自己被别人批斗时，才被骂得狗血喷头呢！
我当时还是没有说这是仿老师的《江南吴氏世家》所刻，反正刻印是我业余的爱好，重刻一方算了，不刻“亚光长寿”也要刻这刻那的。于是又重新仿汉印刻了一方白文“亚光长寿”。经老师认可后，去胡亚光老师处赠给了胡老师。
我经过老师看来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并不矛盾的教诲，终于掌握了篆刻的真谛。
一天，老师见了我的图章对我说：“许培鑫，图章刻到这样，也就算是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记住我的话：图章刻得再好，没人捧是没用场的。没有吴湖帆、张大千就不会有我陈巨来。再说我号称刻印三万方，其实哪里有这许多，我真正刻的印不过三千方，而真正刻得好的也不过三百方。”
我毛估估刻三万方，一天刻二方要刻四十年，成名后还会这样不断地刻吗？况且与老师教我们一星期刻二方已足够的教诲也不符。
老师对我讲的话实在知心，我的热泪在心中翻滚。
老师与我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老师是要我今后的道路自己去闯了。其实我从小一直喜欢的是绘画，我之所以会学篆刻是因为在狱中巧遇了老师。平反后我想学国画。可是哪里能去找一个象老师一样贴心的师傅呢？于是我决定先学篆刻，以后再学绘画。
现在听了老师的一席肺腑之话，在激动之余也向老师倾吐了想学画的愿望。没想到老师很乐意为我介绍一个老师，他要求我下次把自己绘的东西带些来给他看看。
那当然使我高兴，我在家中自己临摹的画稿中挑了些画出来，不过那时画的不是山水，是花鸟为主的杂画。
我几乎不出二天，带着画到老师处。老师一见我的画，一面看一面说：“对，对……”看完后说，“都对，都对！你现在图章不要刻了，你绘画，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大画家。”
希望我成为大画家却叫我图章不要刻了，到底是捧我还是辱我；见了我的画不说好、只说对，我的画少不了都是临摹扬州八怪之类的名家，构图上错不了，不是自己的创作，只是依样画葫芦。
“我给你写个地址，你去。”老师说着，一面写好了地址，“就在这里过去点，王家沙就是。他弄堂口有一挂牌的妇科医生的便是，你找到他就是了。我已与他说好了你去跟他学。”
老师当时姓名地址都写了，也告诉了我。（现在都忘了）
我一听显然不满意。与我心中想的太远了一些：我想的是老师经常说起的，他所要好的画家——程十发，刘旦宅等。给我介绍的老师怎么不是他们而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人。又想，倘张大千在国内的话老师大约也会介绍我给大千作弟子吧！
我根据老师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一见是个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年人，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当场示范画给我看说：“喏！就这样画竹叶，嗒一撇，嗒一撇……”
我听他也说不出什么来，看他手下的画，心想我与你大家上小学时也许你的毛笔字还不如我……。
他对我说起了他的老师：“刘海粟是我的老师，我是跟刘海粟学的。”
我听他一提刘海粟更觉不对了，刘海粟与老师是一个辈份的艺术家，现在我与你年龄也差不多，你是刘海粟的学生，我是陈巨来的学生，怎么叫我跟你学画？你为什么不跟我学篆刻呢？
回到老师那里，我就对老师讲：“老师！那人年龄太轻，我不想跟他学。我希望找一个年龄象你差不多的人做老师。”很高兴我的要求老师又同意了。
老师说：“那好，让我想想，以后再说。”
当我去了不几次以后，老师对我说：“我帮你介绍一个好老师，叫胡亚光，年龄与我差不多，是张承宗的亲家。”
我一听说年龄与老师差不多，又是好老师，当然是画好喽！一定是个老画家了。虽然不是程十发、刘旦宅，也总是个老画家了。
我曾问过老师国画国内现在谁画得最好？老师说是刘旦宅；问现在活着的人谁字写得最好？老师说大字胡问遂最好，小字任政最好。只是任政的字写得太多太滥了。老师又说画家中最相好的人是程十发。所以，这次我非常高兴。老师说：“等我与张素心约好后嘱她陪你去，给你地址你找不到的。”
我想老师你卖什么关子，你给我地址会找不到吗？不过由张素心陪我去这还有什么不好呢！
张素心我在老师家见过多次面，老师也说是学生，可没见她刻过图章，也不与老师谈图章事，与老师、玉嫦姐所聊都是生活琐事。当时玉嫦姐曾说：“张素心现在大约在谈朋友了，所以不常来。”
学生中张素心还算是熟悉的，那是怎样约好的我也忘记了。总之，我们是老西门车站碰的头，她好象也住在老西门附近。那天她还带了一个男的，那是她要介绍给胡亚光老师学画的。记得我们三人是一起乘二十三路电车去的。
跟着张素心走到了海防路某号，真没想到上了某号的楼，竟然象十八街胡同一样，张素心带着我们转弯抹角地走了好一段，才到了胡老师的家。
在胡老师家张素心象是一个养娇了的女儿一样，当我与她带来的朋友把所带的画给胡老师看过后，她一定要问二个人谁的画绘得好，胡老师说一样，差不多。她不依，一定要胡老师分个高低。胡老师被她缠得过不去，才说她带来的那位好些，于是张素心满意地笑了。
其实，我与他难比。因为我出示的是毛笔画的国画，他出示的是铅笔画的西洋画——素描。从我多年与魏景山的接触来说，也可以说不是个西洋画的外行，看来他也是一个需要拜师学习的人。
胡老师有二间房，一进门大概算客厅或算画室，左面挂着张大千的山水画，右前方挂着一张郑板桥润例的拓片，中间是一张大桌——可能是画桌。胡老师还和我们一起欣赏了郑板桥的书法。
张素心象在自己家一样熟，要老师把给她画的肖像拿给我们看看。胡老师尚有些犹豫，张素心已领我们到里间去看她的肖像了。
原来胡老师给她画了肖像画，这是一幅中西合壁的肖像画——是用国画用品，西画方法绘就的。上面题满了大家的赞语。记得二点：其一、当时评论下来是老师陈巨来的行书最好。其二、胡老师的题字是——彼美女兮！西方之人也。此外题字的有刘旦宅或程十发等人，记不清了。
最后，张素心要老师把发表她作品的日本某杂志拿出来，让她献献丑。张素心说这是胡老师帮他介绍到日本去发表的作品。张素心在胡老师家与巨来老师家完全是两个人一样。
遗憾的是我到胡老师家拜老师就此一次，为什么呢？首先是正如老师说的——给你地址你也寻不着，所以要由张素心陪着去。现在去是去过了，可我根本没有太好的记忆天分，自知自己去是肯定找不到的。其次再要请张素心陪我去的话，怕有意外想法——彼美女兮！西方之人也。尽管我才结婚，家有漂亮的妻子，但这不能说，也必须注意的。
张素心也正如玉嫦姐所说的那样来得少了。我正寻思不出一个好办法，等机会的时候，老师突然去世了。
巨来老师去世了我还去送行。每年周年连续去了四年。第四年，玉嫦姐不做周年了我才不去了。而胡老师什么时候去世，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的去世一直到我到石伽老师处求画才知道。
我把我从师胡亚光的经过说给石伽老师听后，石伽老师说：“胡亚光好象已经故世了，你说的情况大约是他晚年的事了。张素心我一点也不知道。”
为此石伽老师大慈大悲收我为徒，圆我学画之梦，至今已六年矣。
三十 杨晓珍要想请刘旦宅绘肖像
我与魏景山是青年时的邻居，又是一起学小提琴的同年朋友。他结婚后妻子待我也很好。我们之间象兄弟姐妹一样。
那时我想学国画，他妻子勇士（也说原作永士）对我说她父亲现在国画绘得不错，介绍我到她父亲那里去玩，去向她父亲学习。勇士还对我说，她父亲很好说话，嘱我不要陌生。当然我也愿意去，可她父亲不肯收我做学生。他是退休后自己喜爱而自学的，竟然无师自通，画得很好。玉佛寺有他的作品与唐云等挂在一起。他请我刻了好几方印，有一方是：六十岁学吹打，咪哩吗啦。
我经常去看他绘画，他也喜欢与我这样的年轻人交谈，我管他叫伯伯。黄浦区文化馆也是伯伯介绍我去的，在那里认识了王家骅、董芷林、周逸范等人。
勇士有个兄弟叫永利，妻子杨晓珍，生得一张雪白的圆脸，中高的身材配以健美而发达的胸部，一见就会使人联想到貂禅。她的脸庞象满月一样美丽动人。
杨晓珍想请刘旦宅绘肖像，与公公说了要公公想办法。钱伯伯知我老师与刘旦宅熟悉，就要我带杨晓珍上我老师处去，请我老师作个介绍人为杨晓珍画一张。
我陪着杨晓珍到老师家说知此事，老师说：“不要请刘旦宅画了，就请胡亚光画好了。这样能省钱，而且不用你去做样子，只要一张照片即可。”
闲谈中老师得知杨晓珍是专业学校学京剧毕业的，老师就请杨晓珍清唱了一段。杨晓珍毫不谦逊，拉开嗓子就唱了一段。老师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她×××的韵味十足。我这个外行也算拣了个便宜，听了段听不懂的但很好听的戏。
杨晓珍回家后说知情况。杨晓珍有些难——因为她是要刘旦宅绘的，花钱本来也愿意，在意料之中。是我老师太为杨晓珍着想，要不花钱为她请胡老师画。其实这本来不难解决，只要我再与老师说明一下就行了。但是杨晓珍是景山阿舅的妻子，象妹子一样的人，而景山又是国内有名的油画家，这西洋画与国画的门户之见到现在还没消除，更何况那时。魏景山知道了说：“他们画国画的画不来肖像，我替你画一张只有好。”这事大约相持了数天。
据我想：杨晓珍原想请刘旦宅画一张中国传统的仕女图，月下花中，凭着自己的美丽一定会楚楚动人。而景山可能想有我这样的画家在家中，还要什么国画家去画呢！
凭心而论，老师说刘旦宅国画画得最好，特别是人物。我也觉得好，好就好在他笔下的人物个个仙风道骨，飘逸动人。魏景山西洋画的根底，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人物，有精神，有灵气。不但抓住你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考虑到与你职业的协调——他给我绘的肖像，我的一位朋友说：“一看就知道你的性格，强头倔脑，什么都不服气……”我提出这抱着琴的手是否大了点？景山回答我说：“帕格尼尼的手比常人大，要不如何拉伸指八度。”哦！原来我一点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景山都想到了。我又想你画得是好，可这不是一个帕格尼尼而是一个爬格尼尼呦！
杨晓珍的肖像终于由景山画了，当然如果画后不满意还可以再设法请刘旦宅画喽，可杨晓珍没有委我去老师处再提请刘旦宅画肖像。
景山画的肖像果然精神，但太肖像化了。布局是半身照相，没有风，没有月；没有山石，没有花草。美女是纯粹的美女，少了点诗意。
杨晓珍委托老师介绍请刘旦宅画肖像一事，刘旦宅若不见我的文章是不会知道此事的。
杨晓珍尽管老师嘱她常常去玩，以后再也没去过。
三十一 吴跃光儿媳来看老师
在老师的生平中有一个暗暗的，不象张大千一样明朗却与张大千一样有力地支撑着他的人，那人就是吴跃光了。
老师在狱中曾告诉我，他被领导送安徽白茅岭劳教时，家中的生计全靠吴跃光从香港汇钱来支持的。
出狱后，老师比较详细地谈起过，说老师仅为吴跃光刻了一方印，而且也未见面，印是吴跃光托朋友转来的。
以后，吴跃光时时把老师放在心上，象这样见情的好人真是少有。老师一发生什么事，他的钱便到了。原来文革中老师受冤入狱，他的钱又到了。不但到，而且不是救急不救穷，是救急又救穷。你不嘱他不要汇了他每月汇钱不拖时日。
自师母进文史馆有一份工资领了后，老师便致谢吴跃光，说知此事，提出现钱已够用，请不用汇来了后，吴跃光才不再汇钱。
可是吴跃光对老师这朋友是交定了，他时时没有忘记老师。一天我去老师家，老师又高兴地谈起了吴跃光，说：“前几天，吴跃光的儿媳到国内来白相，吴跃光嘱他二个儿媳一定看望我。”
他二个儿媳到老师家。老师说：“她们性格都很开朗，说话声也响亮。”吴跃光的儿媳说老师是戆徒：“为什么他给你钱你写信去回断他，不要了？你要尽量问他要，尽量去花，他（吴跃光）现在钱多得花不光。每逢农历年三十，他五个儿子都会齐香港，吃了年夜饭后，每人必须拿二万港元去施舍穷人，不施舍完不能回家睡觉。”
老师说：“吴跃光是孤儿出身，解放前在国内很苦，后来去香港，如今发了财他不肯忘记穷人的苦，所以如此。”
三十二 师母死了
当我初见到师母时，老师就叫我不要理会她。说来奇怪，她却与我很亲热。也许是自幼家教所决定的。她常常笑着与我说话，可我从未听清楚她对我说些什么。
一次她与我说话，我当然不敢怠慢，认真地要听清楚她要对我说些什么。老师见了插上来说：“你不要去理会她，她已搞不清什么事了，是脑动脉硬化，看不好！”
“哦！”我这才知道老师要我不要理会她的原因。以后她笑着与我说话，我总是点点头，鼻子里嗯，嗯……地了事。
自从张承宗请老师写信给张大千以后，可能是作为一种回报，师母进了上海市文史馆。她作为是况蕙风的女儿与陈巨来的妻子是完全有资格进入该馆的。
师母比老师先去世了一年左右，由于师母多年脑动脉硬化（其实可能是一种老年痴呆症，只是老师说是脑动脉硬化），所以老师一家人并不是很悲恸。大殓时也没通知老师的学生，只是认真地清理她的遗物。
老师给我看二张她过去绘的画，画是绘在毛边纸上的。老师说，这是过去师母绘给孩子看的示范作品，绘得对！只是不成一张画，要拿到刘旦宅处，请刘旦宅补成一画，挂起来看看，以示纪念，寄托自己的哀思。
后来刘旦宅为她补好后，老师给我一看果然一幅一尺的小品。老师说没有画框。我当即自告奋勇：“这区区小事包在我身上，我来为你做。”
老师当然高兴，不几天我把画框拿到老师家中，老师一看，很满意，但又担心框太细了：“这边框是不是太细了，吃得消吗？”
“这框子只能这样细，粗了太难看，你是一尺的画，框小边怎么能粗呢？”我解释着。
老师说：“好，好！谢谢你了！”
可是，过几天我去老师家见画是挂起来了，框却不是我做的。我问老师：“怎么不用我做的框？”
老师说：“他们说你做的框边太细，要吃不消。这是乡下做上来的。我看是太粗了，有些木头木脑，也没有办法。”
我苦笑着说：“老师，你知道我是做木匠的吧！我是正宗的木匠，做这么一个画框会做不来？我做的框会吃不消吗，不能挂吗？”
老师说：“我叫他们换掉，这框边太粗，实在太难看！”
我再次到老师家的时候，画框换了我做的了。老师说：“你做的框太好了，这样就好看了。”这画与张大千的照相一朝南，一朝东，都一直挂在老师的床边墙上，直到老师去世。
三十三 “女大不中留”
老师的学生中有一个女学生是必须谈一谈的。我初去老师家时老师就介绍给我听了。说是女排运动员，现在离开女排，跟他学篆刻。
此女学生就是张颂华。她与其他女学生有些两样。如岳美堤、张素心等叫名是老师的学生，其实不然。岳美堤是俞振飞的学生；张素心是胡亚光的学生；她们因为老师之间都是好朋友，所以也作学生论。
张颂华是正式学篆刻的学生，而且曾经是老师非常得意的学生。她是退役的运动员，老师说她浑身有伤，一个人有四张劳保卡，不管去哪家劳保医院都不用花钱可直接看病，而且都是大医院。
我见她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天天在老师家，吃饭是否在一起我未见，但每次去她都在。
由于她是女排的退役队员，所进的单位大约也对她特别照顾，几乎用不到上班。
上午呆在老师家，这个那个都参与。玉嫦姐忙不过来时她也搭搭手，除了跟老师学篆刻以外，每天下午老师听书总是她陪伴的。她又长又大搀扶着老师，不要说搀扶，就是当个保镖也不会逊色，老师当然满意。正象领导人当年年龄大了，搀扶他们的常常是女性一样。
对于她的篆刻也一味称赞，老师曾赞她是当代找不到的女篆刻家，在清朝的女篆刻家中找出一个来相比。老师对她的指导我虽未见，但想来一定特别耐心，别人刻得不对时老师习惯称“狗屁！”她可不会受“狗屁！”的唾弃。她刻得稍一好，老师便逢人常常拿出她的印蜕来褒扬。其实传统的讲作为女子能学篆刻是不差的，她也刻得不差，但要说怎样好，我看也只是老师的宣传罢了。不过是因为能陪他听书。
老师一时有这样一个学生非常得意，去日本访问前还多次说要把她向日本人介绍。篆刻比赛又嘱高式熊投她的票以使得奖（见前文）。
可是后来不对了，老师的外孙君君参加工作了，不论君君有什么事她都要轧一脚，君君要到什么地方去，她都要陪着一起去。
君君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反感了，与母亲（玉嫦姐）说：“她这样陪着算是姐姐呢还是算什么人？路上碰到了同学怎么说法子？”——这话是玉嫦姐对我说的，老师也对我说过。
玉嫦姐还说过不配的话：“人比君君又长又大，年龄又比君君大，君君也不会要她……”
张颂华一定也知道了玉嫦姐或君君的意思，或者受到了回绝。
有一天我去老师处，老师对我说：“张颂华对张素心说：你应该嫁给香港人，她要嫁给西欧人，因为她人长得长大。弄得人家张素心难为情得面孔通红……”
由于君君的事看来无望，张颂华渐渐到老师家的次数少了。老师一时可能没想到什么，问她她只是忙、有事之类地应付过去了。
一天，我去老师那儿，老师大为光火，说张颂华某人说她是“跳槽”，问我“跳槽”懂不懂？我真的不懂了，本来嘛！“跳槽”没什么难懂，给老师这样一问我倒真的不懂起来了。老师的解释好象与唱戏中不光彩的女子的行为搭界。后来才说到：原来张颂华为找对象，借学篆刻去跟陈茗屋不知怎么了。老师气愤的是你张颂华是我陈巨来教出来的，我把你教成又把你介绍到日本，又叫高式熊投你的票使你在篆刻比赛中得到优秀奖，你张颂华不感激老师也罢了，你怎么去跟陈茗屋学呢？在老师看来陈茗屋算什么呢？我陈巨来世界第一，你张颂华跟我学了怎么还去跟陈茗屋学呢，这简直是“倒配葫芦”了（打扑克牌十三只用语）。
后来老师终于知道了张颂华不是为学篆刻而到陈茗屋那里去的，是因儿女之情到陈茗屋那里去的。在老师看来：你到陈茗屋那里为儿女情去是无可非议的，但你借学篆刻而去，贬低我陈巨来，有负我陈巨来一片教诲，有侮我陈巨来的名声。
老师为此事闷闷不乐！年龄大了一受刺激，终日少言寡语，身体也明显走了下坡路，以至一次偶然的感冒造成了肺炎，在去医院的救护车上离开了人世。
玉嫦姐多次与我说：“爹爹一半是死在她身上的。”
老师的兄弟陈左高就在隔房，老师死时我去坐过一会。他说，老师一年中妻子去世，后又大千去世，特别是大千去世后老师常闷闷不乐，心情不好，也就造成身体的不好，以至今日……。
我想人总有一死，况且人在社会中生活总有喜怒哀乐，死因常常是多方面的，我只是记叙看到的、听到的。究竟如何？各人心中自主。
三十四 老师与文艺界
老师晚年若说有业余爱好的话，那么，也就是听书了。几乎不管哪里来的评弹名角都会亲自把票子送到老师家，而且是二份。演员们不是求方印，便是求捧场。（文革后评弹几近消亡，生意清淡）
老师对我暗暗讲：“他们送我一张票子只几角钱（指每日的书票，票是一月一送的），我每天轿车钱倒必须六元：三元去，三元来。又不能不去，不去脸上过意不去。”
其实老师也喜欢听书，说脸上过意不去只是借口，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老师家的经济还算允许。一个上了年龄的人每天听一档书，车子外面兜一圈，对身体也有好处，况且开场前在后台与演员们有说有笑，我见他非常快乐。
后来每天轿车一出一进总觉开支大了些，所以玉嫦姐设法为老师找了一辆三轮车。老师乘三轮车觉得比轿车更舒适。人在风头里，东看看西望望，车又不快不慢非常合适。每天听书时间一到，车已在家门口等老师了。书场散场时车又等候在门口来接老师回家了。车费节约了一半，一去一回只三元了。
玉嫦姐对我说：“这样不但省钱，而且不用每天打电话约轿车了（当时轿车很难叫到，不象现在，老师是特别的，他有一张叫车的卡，无卡是叫不到车的）。三轮车是一月一包的，一个月一次讲好就行了。”
老师听书天天还得有人陪伴。除了家里人外，陪伴次数最多的就是张颂华了。
我也陪老师去过一次，那是凑巧，我下午到老师家坐了一会要走了。老师说：“今天正好没人陪我去听书，许培鑫你陪我去吧！”我当然也就答应了。
记得那次听书在马当路的《大华书场》。三轮车停在边门口——演员进出的门口。看门的人是熟悉老师的，不会阻拦。那次有一档是黄异庵说的《红楼梦》，老师说黄异庵学问很好。一个女演员很漂亮，也许是胖了些，换妆时穿罩裤困难了一点，那时是没有减肥一说的。
老师到后台时大约离开场还有半小时左右，大家都很熟悉，有说有笑，女演员少不了还会发几声嗲。那天一女演员还送了老师一盒糕点。当老师从后台走到场里自己的座位上时，演员也就出来了。女演员一上台频频地对老听客送上一个个微笑；男演员也频频点头致意。对老师点头微笑是少不了的，而最有趣的是演员往往会象专门说给老师听的一样，有时又象与老师对话，只不过是老师没开口罢了。听完书我扶着老师照例从后台边门出去，三轮车已在招呼我们了。
在老师家中我碰上过多次的一位老艺人，他姓程，好象叫咬程。老师说他解放前在无线电（收音机）中说《列国志》，是赫赫有名的杨六郎，杨六郎的空谈，老师很佩服他的发嘘，说是怎么会给他想得出的。那时他也求了一枚印章。
后来杨六郎生癌住院，老师对我说：“杨六郎没有妻室，单身一人，现在医院没人照应，很可怜！你为我去看他一次，说是代表我去看他的。”
我便遵嘱，买了二听麦乳精之类的饮料去看他，见他人很瘦，旁边有一女人陪着。床边橱上空空如也的没有一样食品，不象其他人放满了食品。他一见我是老师嘱我来看他的，立刻坐了起来，简直象抢一样地从我手中接去二只罐头，二眼盯着我好象在问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吗？你不要揩油！我想这已经很好了，至少是我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了，随后我又十分可怜他，想杨六郎啊！你出风头时想到过今天吗？你会缺二罐头饮料吗？你不要人穷志短啊！
当我说老师很关心他的健康时，他很感激。
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也许是不会营生，也许是什么别的原因，最后是穷极潦倒一副窘相。我亦不愿多坐，离开了他。
不多久，老师告诉我他死了。
老师这里，文艺界内幕的各种消息都会有，正是出门唯听书，来者送消息。老师的消息是不用外出打听的，都会有人送上门来，且很及时。什么越剧团上香港访问有什么事啦，回来后什么演员写检查啦。不过老师似乎有些看不起越剧。他自称与昆曲、京剧有缘，而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俞振飞。不过我从没见老师去过，也没见俞振飞来过。也许岳美堤是俞振飞与老师之间的交通员吧。老师还说岳美堤是正宗的岳飞的后裔。老师是当着岳美堤面对我说的，可当时岳美堤自己却未作声。
尽管老师说俞振飞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有一件事却再要好也不管用。那是什么事呢？是房子。
老师自平反后落实政策，再也不是狱中登记时给他定的小学文化程度了，而是一个被称作特殊的知识分子了。
由于住房较小，国家要给他安排房子，几次都不满意。现在给他与老朋友分在一起——俞振飞的旁边，让他们好朋友做邻居。当时玉嫦姐很愿意，她对我说：“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现在给他与老朋友分在一起还不满意，不肯搬。”老师为什么不肯搬呢？他自己不是讲与俞振飞是最要好的朋友吗？那么与最要好的朋友做邻居又有什么不好呢？
老师说，他住的房子第一任住户是汪精卫。而就是他现在住的这一间，从来没有死过一个人。所以他对别处的房子不可能满意的，他是说什么也不愿意搬的，玉嫦姐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
老师是相信迷信吗？不是的。是怀念汪精卫吗？也不是的。老师从来不拜佛，也从不做礼拜，老师的思想是什么呢？我隐约地觉得老师有一种佛教旁边的一种中国人传统的迷信思想——中国人有一种星宿的说法。一个有迷信思想而不相信迷信的人——这在常人看来奇怪的说法算是我的创造吧！大凡是有名的大人物都是大星宿下凡，若你能依托到大星宿的衣钵下，那么任何妖魔鬼怪都奈何不得你，你必然会遇难又呈祥。
老师的居室，第一任住的是汪精卫，那么不管汪精卫的为人如何，对他的评论如何，他总是个大人物，是个大星宿下凡。且在这幢房子的这一居室中又从未死过人，当然就不会受妖魔鬼怪的侵犯了，老师怎么肯搬家呢？
不过老师终究也还是死了，因为大星宿们也要死的，只是老师也未死在这间不死人的房间中——去世在救护车上。
后来大概老师觉得汪精卫星宿不够大，又刻了个中国的印，打了印蜕后暗暗藏在身上，乞求保佑长寿健康。
那就是老师去世后有人传说在老师的衣口袋中发现中国印蜕的事吧！不过这事只是传说，我未亲见，玉嫦姐也未为大家说起过。
三十五 老师口中的张大千和吴湖帆
与老师闲聊，我保证半小时之内必然会聊到张大千。张大千给老师的印象实在太深了，而老师对张大千也实在是忠诚，犹如小弟对大哥。囹圄中老师的精神支柱不是沈钧如了（沈钧如已于六三年去世），而是张大千，他认为张大千就是他的保护神，只要张大千还活在世上，就有他陈巨来站起来的一天。
老师的房间中挂着的唯一的一张照相，不是父母，不是妻儿，恰恰是张大千与四姨太的合影。这照片可能是十二吋，就挂在他的床头，也许老师每天睡下或起床时都要看看这位在解放前时刻都会守护他的大哥。
老师所谈的张大千，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位活生生的画家，他有优点，有缺点，为人慷慨，乐于助人……。
在与老师“同窗”之时就听老师说起张大千了，说张大千明明是画家，偏说自己烧菜第一、绘画第二。还说自己发明了一只清蒸鲥鱼。老师介绍说：“他的清蒸鲥鱼需要二只大青蟹，把二只青蟹的盖辦开来盖在鲥鱼身上一起清蒸。”老师说：“他有钱，不在乎二只青蟹，一般人家哪有这样吃法，没人想到，他却说是他发明的。”
“他与朋友们三天五天便要聚餐一次，请一个上海市有名的厨师，烧几只有名的菜……”
我听老师这么讲时心想：张大千是个谗唠胚。不过现在的名称好听了——这叫做美食家，也称家了。
张大千好女人，因为女学生生得好看，就会不知不觉地去亲上一口（见前文）。晚年到台湾定居后，绘得少了，外面的人求画更不容易了，便想出个办法，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去陪他，向他发嗲讨画，通过这样的手法搞到大千的画。这一定是老师听来的，他几乎每月有香港过来的人来拜望他。
老师还说大千在台湾生活得很好，他与蒋经国、张学良、张群四人每月要会餐数次……。
老师说张大千好游山玩水，他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别墅，巴西还有他的庄园。他游山玩水喜欢一个人瞎跑，跑得不认识回家了，便从身边摸出一个小本子，周围随便找人，给人看。原来这本子是他早就请人用各种文字——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等等写就的，内容是：我是中国人，画家张大千，现在走得不认识家了，请你帮助我回家。我的家住在……地方。谢谢！
人家见了这样一个老人也很愿意帮助，用车送他回家后，还要留一句“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之类的话。在老师的口中，这国外都是天国，上帝的家园。没有欺诈，没有绑票……。
张大千还乐于助人，那是解放前。不管有谁，求张大千帮助，他是有求必应的。身边有马上摸给你，身边不便到家里去拿，家中没有他会绘你一张画，反正他的画能变钱。老师说自己受过他多次帮助。老师讲这些时使我想起了《四杰传》中唐伯虎绘画能当钱，李太白千金散尽还复来。
老师不但赞美张大千在金钱上气量大，还十分赞美他画品上气量大。老师说：“人常言同行是冤家！可张大千就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他十分佩服齐白石，说齐白石的画一面是极工细的蝴蝶、蜻蜓之类，一面是极粗旷的写意荷叶和荷花，二面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从外界书报上只知张大千说朋友的画个个好。如：傅心畲、吴湖帆等。听老师讲张大千佩服齐白石时也觉新鲜。
老师还比较张大千与吴湖帆的画，老师说张大千绘的山水都是蜀中的山水，是真山真水；吴湖帆的山水都是从书上来的。张大千绘的人或鸟都是活的，可老师未讲吴湖帆绘的人、鸟是死是活。
老师是否去过四川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去四川。那么老师怎么会说张大千绘的都是四川的山水呢？是真山真水呢？我想他可能只是人云亦云，或是凭自己的想象吧！
老师说张大千家中长期养着裱画师傅，这裱画师傅也许老师也认识，姓什么叫什么，裱得如何如何都熟悉。可我记不得了。
说起做假画，张大千与吴湖帆都做假画。老师说：“吴湖帆还自称是外科大夫，他能把一幅变成二幅；能把山下的亭子搬到山上。”吴湖帆做假画也养着裱画师傅。
一对画界的老朋友，又都是当代著名的大画家，又都做假画。可最后吴湖帆恨透了张大千，把大千看作仇人也是因为假画。
张大千做了一幅梁楷的《睡猿图》托人在市上出手。不料被吴湖帆认作真迹购去了，吴湖帆得到了梁楷的“真迹”非常高兴。他请大千等好朋友去欣赏，大千一看自己做的假画，一时不能说穿，就暗暗地对吴湖帆说：“我看这画靠不住，不如再出手卖掉它好！”
张大千本是好意，没想到吴湖帆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认为自己不可能看错，再说吴湖帆在当时社会上也是排得上号的鉴定家。他不相信张大千说的此画靠不住，反而因气量狭小对大千作了不良推测。吴湖帆认为张大千看了这幅《睡猿图》也想得到它，嘱自己脱手那么他便可得手了。认为张大千想挖他的宝贝，可谓警惕性颇高。
没想到过了不久，这幅《睡猿图》是张大千做的假画传到了吴湖帆的耳朵里，吴湖帆确认后，从此就恨死了张大千。
老师讲这段往事时还添了一句：“吴湖帆自家不好，不听大千的话，还以为大千要挖他的宝贝呢！”
老师最后还是加了一句：“吴湖帆这样大的家业，文革中死得惨啊！隔离室里一只勺、一只碗、一张地铺……”寄托了无限哀思。
三十六 老师说起丰子恺
尽管丰子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要高于吴湖帆，甚至高于张大千，可是老师谈丰子恺的事却不多。只是因为与老师一起被批斗，都是文革中的同命人才谈起的，在丰子恺的追悼大会期间，老师又一次义愤填膺地谈起了丰子恺与钱××的事。
老师在狱中就对我讲，他与丰子恺在画院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曾一起被批斗。老师说：“我真佩服丰子恺。他与我一起被人楸着斗后好象没事一样，整整衣服耸耸肩，就自己走回去了。”
老师的佩服丰子恺，说出了丰子恺先生蔑视“四人帮”的傲骨。使我想起了在外面听说红卫兵批斗滑稽演员的事——要给他戴高帽子，他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就从身边摸出高帽子戴上去。红卫兵说：“太低不够高。”他说不要紧，随即把它拿下来一拉，这帽子便高了许多。引得看客哄然大笑，破坏了所谓的秩序，使红卫兵们尴尬。
但我眼前又立即出现了一幅极需人们同情的画面——一个弱女子被红卫兵捉弄得喘不过气来，还半带凌辱地要她唱《小燕子》。
又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被他们莫名其妙地批斗，高帽子一米二十。判刑时横了一颗心，示众时挺起了胸膛昂起了头。以致楸我的警察说我是死硬派，花岗岩头脑……。
丰子恺先生是我在孩提时代就知道的音乐家、画家、书法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没有看到文革的下场。不！
他看到了文革的下场，要不为什么会对红卫兵对他的批斗如此不屑一顾呢！
在“四人帮”打倒后丰子恺先生的追悼会隆重召开。人们都又一次地怀念起丰子恺先生。老师也又一次谈起了丰子恺。
老师与丰子恺一个单位，一起批斗过。他的话大致是可信的。
老师说：“文化大革命了，外面抄家破‘四旧’的风声很紧。丰子恺感到少不了要轮到他，于是，某天晚上在自己家里整理起来，几十年来的文化生涯——绘画、写作……该整理的就整理一下，不要的东西，或可能惹事的东西，能不要就不要了……。”
那天，钱××也来帮老师丰子恺整理。老师说：“钱××是丰子恺多年的学生。那天整理到一张四十年前在广西桂林绘的漫画，那是一张讽刺漫骂国民党的作品，当时丰子恺欲把它处理掉。那时钱××说：‘老师这张画很好，你不要，我倒挺喜欢，送给我吧！’”
丰子恺见他要，也不考虑说：“你要你拿去好了！”
没想到第二天钱××即把那幅画交到画院说：“这是丰子恺昨天晚上画的。”算是与老师划清界线。
老师说：“你想四十年前画的变成昨天晚上绘的，针对国民党的就变成针对共产党了。那还了得？从此以后丰子恺便被批斗，而他自己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个多年的学生怎么会咬他一口，诬蔑他的？就这样丰子恺每天喝一杯高粱，终于慢性自尽了。”
丰子恺在“四人帮”打倒后，平反开追悼会的时候，他的家属，守在殡仪馆门口不让钱××进去。若钱××来要打他出去。钱××终于没去！老师去世时，蔡乃康等对黄志毅采取的一套，就是从此学来的。
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会倒悬的，师生关系会成敌我，搞成你死我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因观点不同、立场不同而搞成冤家。但象这样无事生非、硬咬一口的恐怕也少见！
三十七 老师与谢稚柳
老师与谢稚柳原本是很好的朋友，那么他们俩人如何会成冤家的呢？
老师曾对我说：“为谢××刻印的那人原是我的学生，但那人刻得不好。我好心帮谢××介绍另一个刻得好的学生，谢××不要他刻，喜欢那个学生刻。其实那学生是个屁精，谢××是因为喜欢屁精才不肯换人的。”
老师说此话显得很随便，看来老师既然这样对我说，也一定会对别人这样说。老师的这种说法少不了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到谢××的耳朵里。
另外，老师把知恩图报看得比什么都重，本来这是美德，但我所知道的老师知恩图报到了有些不够理智的地步。怎么说呢！那就是对吴湖帆与张大千的态度。老师不知多少次对我说过——先是没有吴湖帆就没有我陈巨来，后来是没有张大千就没有我陈巨来。
老师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的面前说坏这二个人，甚至不能说这二人的画有什么不好。若有人在他面上说这二人坏话，或贬低这二人，那么老师一定会与他当面大吵起来或给他一个下不去。
老师房中唯一挂着的相片是大千和他四姨太太的，而且挂在他的床头处之墙上。据我所知老师对大千的思念更甚于吴湖帆。
当老师在画院听到有人贬低大千，甚至说去敦煌是他带大千去的时，老师便怎么也按耐不住胸中的感情了。尽管老师身材矮小，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今天能丈义说话的人只有老师了。老师象一头雄狮那样吼了起来——
“你与大千是四十多年的朋友，而我与大千是五十多年的朋友了！（恐怕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与大千的交往时日超过老师了。）你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吗？不但不是你带大千去敦煌，而且是你哭着跪在大千面前磕头求拜要求大千带你去，大千才带你去的。我亲眼看见你磕头的……”（我想老师的说法一定是矫枉过正了罢。真的要他磕头才带他去也不是张大千了。）听说那次在画院是闹得不可开交了。
老师与谢稚柳的矛盾我想基本上是由这二点造成的。如果真如这样，那么他俩的矛盾就必然不会调和。一是谢××喜欢屁精，不管真假，谢××都受不了。二是老师不允许任何人贬低张大千，而且谢××是在造谣以抬高自己（还听说谢××说泼彩不是大千创造的而是他创造的。）老师同样受不了——这是由老师的性格和他与大千的关系决定的。
至于谢××反对老师入画家协会，我看尚是小事。老师与吴湖帆合作画松是实实在在的事，再说作为鉴定家入画协也应该。
然而，一个是篆刻大师，被人称为“在世国宝”的人；一个是国画家，在画界亦大名鼎鼎。成了冤家对头，毕竟影响不好。所以既是政府又是领导，又是老朋友的汪道函、裴先白、王一亭等出面规劝了。也许都明白老师说了谢××喜欢屁精。至少是老师打断谢××发言引起争吵。都要求老师先去叫应谢××。
老师呢？可能也感到了自己的这种说法太使谢××难堪了，所以也同意主动叫应谢××。于是在日后的画院活动中曾二次主动去与谢××握手，但谢××均不予理睬。
记得老师对我讲述第三次去与谢××握手是裴先白在场，嘱老师与谢××去握手，可谢××还是拒绝，裴先白这位老领导亲眼见了，也只能摇头了。自此以后便再也没人出面调定老师与谢××的矛盾了。
一日我到老师家去，老师一见我就对我说：“我这口气总算被我出了。我三次与他握手他不理我，我叫看在汪道函、裴先白等人的面上……”
我坐定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才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由于日子多了，我也记不得是谁请老师绿杨村吃饭了）
也许那是老师的一位亲朋好友从香港来邀老师吃饭，但他根本没有想到昔日的好朋友，今日已成了冤家对头。
他请老师吃饭，还请了谢××来作陪。谢××也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请他吃饭。
酒宴开始前，二人四目相对都不作声，也许二人都在盘算着对方是怎么会来的，也许是双方都在作能量上的积蓄。分把钟后，老师开口了说，谢××白老师眼睛（后来我听说谢××那天戴着墨镜，即使白老师的眼睛老师也不会看得见，是老师故意找茬）。这话一出口，双方便争吵起来了。
谢××不知怎么，骂老师不是人。于是老师亦骂谢××不是人。由骂不是人到双方对问有什么不是人？谢××应该知道老师对他的过去和现在都非常了解，可是一吵架昏了头，还问老师：“我有什么不是人？”老师说：“某某人是你的什么人？她是你的过房女儿怎么会与你生了两个孩子？某某、某某是谁生的？你才不是人，是畜生……”
一吵架老师不管谢稚柳下得了台下不了台，也不管自己该不该把“畜生”挂在口上，可说是斯文扫地了。
谢××翻不出老师不是人的地方，只能狠狠地说：“这个人最坏，这个人最坏……”一面用拐杖敲击着地板。
副市长都没能让他们俩握起手来，主人哪能劝得下来。不过谢××在听老师讲了“今天他在这里吃饭就没有我！要么他走，要么我走！”的话后，谢×ד这个人最坏，这个人最坏……”地离席而去。
老师又说：“我看在别人面上，三次与他握手，他不睬我，今天他饭没吃上，吃了一肚子的气，也是报应！”
接着又说：“压在我胸中多时的一口气，今日终于出了！”
我见老师痛快得很，心情太好了，人也好象年轻了许多。
三十八 老师真的死了
记得那是新春中的日子，我们喜欢印石的人常常迫不及待地到江阴路花鸟市场去，因为石农春节回家过年去了，他们最晚的要到元宵节后才出来，但最早的有可能在初十前就来了，大家都想首先看到他们带来的石头，以便挑选到喜欢或难得的好印材。
那天没有青田的石农来，我就走到老张摊旁聊了起来。老张——张寿民，是上海人做印石生意，在花鸟市场第一个设长摊的人。
老张对我说：“听说你老师死了。”
“什么！”我虽吃了一惊，但立即就平静下来了：“我老师，人常常传他死了，他活得很好呢！我前天还去过哩！”
“你前天去过！你今天去过吗？”老张问我。
“今天，今天才早晨我哪能去过！”
“哎！你今天没去过，我告诉你他是昨天死的。”老张说，“你今天去了就知道了。”
下午，我到老师家中，啊！老师的床已拆了，灵台前点着香烛，放着照片。
玉嫦姐告诉我：“爹爹感冒发寒热，我叫他上医院去，他不肯去，他还说这一点寒热不是发在陈巨来身上的，是发在G身上的。陈巨来发三十九度寒热还能刻图章，而且刻得咯好呢！”
玉嫦姐说到此，我的眼前出现了老师说的一幕：那时敌伪时期的事了。陈璧君乘飞机特地从南京到上海老师家，要刻一方图章，恰逢老师发三十九度的寒热。陈璧君说：“不要紧，不要紧！”说后弄来了鸦片烟让老师吸，老师一吸鸦片顿觉得有了精神，起床刻图章，自觉还刻得特别好呢！
这就是老师多次将三十九度寒热不放在心上的原因。说：“这点寒热不是发在陈巨来身上的，是发在G身上的。我陈巨来……”
玉嫦姐又谈到了张颂华，说老师这一时期很气，身体也大不如前，所以抵抗力下降，以致稍一感冒便引起了肺炎，这毛病一半是给张颂华气出来的。
我只是听着，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那天我也到师叔陈左高那里坐了一会，他告诉我自从大千死后老师一直闷闷不乐，身体也变坏了。我好象是听到了真正的死因。
大殓前我写了一首挽诗“印坛巨臂殒春早，铁笔遗珠犹嫌少。回首仰望总不如，生徒恸哭胜父老。”
大殓前老师所在单位《上海中国画院》说老师的丧事由单位全包，与玉嫦姐商量国外的讣告一律不要发。单位最怕讣告发往日本。若梅舒适等人来就很麻烦。因为他是国会议员，要由相应的中央委员接送。玉嫦姐和陈左高商量后都同意了。以致大殓时日本一个人也来不及来，只有唁电了。
大殓那天我们学生各有各的分工，提前一小时到了会场。我在花篮中看到了吴跃光的花篮，这位敬重和帮助老师而从未与老师见过面的长辈引起了我很大的尊敬，是他在老师二次受难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了老师。
陆康从香港赶到上海，因为飞机误点而直奔火葬场，参加大殓，路上也够辛苦了。
那天还听说黄志毅被赶走了，最起劲的是蔡乃康。究竟真假没有看见。
大殓后照例在绿杨村吃了豆腐饭。
大殓后我们学生大家刻二方印以示不忘老师教诲之恩德。我刻的一方是“铁笔扫千军”，是刘海粟挽联中用语；一方是“元朱君独步”，是钱君匋挽联中用语。
在老师家中还来了个人说要对学生训话，我从未见过此人，也未听清介绍，不过有人认识。我心中想不明白他是谁，来训人！老师活着时，我也算来得多了，一次也未见过他，年龄也不比我大多少，现在老三老四训起人来。若要训话为什么陈左高不来训呢？他是老师的弟弟。然而再一想这有什么可计较的呢？老师也死了，由他去吧！
以后每逢年初四——老师的忌日，我总买盆花到老师灵台前凭吊。四周年时，玉嫦姐告诉我灵台不设了，因常人都以三年为限，嘱我以后要多去玩。
半壁斋主 许培鑫二０００年五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