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ove

“四大天王”从来不是一个组合，但确实又构成了一组群像，在这组群像里，不仅有这四位性格迥异、经历不同的男人，还包含着整个鼎盛时期的香港流行音乐行业，以及背后支撑他们努力的整个娱乐圈。

主笔 | 张星云
在北京顺义别墅区的一家咖啡馆，我们见到了香港作词人刘卓辉，近两年他都住在这里。行内人尊称他“辉哥”，他也确实有“辉哥”范儿，精瘦，穿一件胸前印着“energy”的T恤衫，聊天时始终戴着墨镜。
尽管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中，他的标签主要是“Beyond御用填词人”，但刘卓辉其实为港台和内地的很多流行歌手写过歌词，“四大天王”的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主打歌歌词就出自他手。
图片刘卓辉

不过辉哥嘴硬。“现在香港人都不愿意谈四大天王了，因为过去太久了，都30年了，只有总是怀旧的人才会有感悟。”他说这话时，我看不到他藏在墨镜后的双眼，“对我来说，我就关心他们是否还继续开演唱会，因为只要开演唱会，我就能获得歌词的版税收入，不管这些歌手还是不是四大天王。”他说最近10年，大陆的版权保护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电影配乐、综艺节目和演唱会如果使用了他作词的歌曲，都会支付一笔版税，他这才发现，一首30年前写的老歌，能为他带来一年几十万元的收入。

“四大天王”出道

1984年，张学友在首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中夺冠，与香港最成功的唱片公司宝丽金签约，正式进入歌坛。同年张学友推出的主打歌《轻抚你的脸》，一鸣惊人，那是罗大佑写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的粤语版。当时刘卓辉是香港一份周报的编辑，宝丽金安排了一个例行宣传，一对一采访，地点在尖沙咀假日酒店的中档西餐厅。采访内容刘卓辉早就不记得了，有没有写成文章也不确定，但他还记得张学友那副入世不深、初出茅庐的新人模样。当时张学友22岁，和他同岁。
之后五六年，香港歌坛正值“谭张争霸”的火热时期，很多男歌手的发展空间被谭咏麟和张国荣两大巨星挤压，张学友也不例外。彷徨期的张学友出演了《旺角卡门》，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由此走出低谷。此时的刘卓辉，填词生涯才刚刚起步，依然没有想过把填词作为唯一职业。他给Beyond写过一些歌词，被市场标签为“愤世嫉俗的另类作词人”。这时，张学友的制作人找到刘卓辉，请他为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填词。制作人把小样给他时，定下歌名《情不禁》，刘卓辉回去便很听话地在副歌反复填上“情不禁……情不禁……”1991年，《情不禁》成了张学友第九张专辑的名称，也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
后来的两年里，那位制作人又找刘卓辉为张学友写了几首歌词，其中就有《暗恋你》，那张同名专辑在香港卖了40万张，连续四周登上流行榜冠军位，成了最高纪录。那年底，他又为张学友写了《爱火花》和《还是觉得你最好》，收入这两首歌的那张专辑也卖了40万张。连同他为Beyond写的《长城》等，多首歌上榜，刘卓辉一下子从“另类”变得“主流”。
图片1993年张学友在北京办演唱会为期间歌迷签名（张燕辉 摄/新华社供图）

当时的香港唱片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这家唱片公司用了某个制作人或者作词人，另一家唱片公司便会尽量回避使用。于是，刚刚转投宝丽金没两年的黎明，其制作人也找到刘卓辉，那是他第一次接到黎明的填词订单。
当时黎明出过两张专辑，未算大红，但也已经很偶像派。1986年他在新秀歌唱大赛中获得季军，签约华星正式出道，四年后他在香港“音乐教父”戴思聪的力荐下，转投宝丽金。和刚刚开始走红的王菲（当时用名王靖雯）一样，黎明生于北京，1970年才跟随父母来到香港。尽管刘卓辉需要填的是一首粤语歌，但他还是认为应该强化黎明来自北京这个形象。不过他发现制作人给他的小样旋律里没法填上“我来自北京”五个字，因为唱粤语时不能像唱国语歌一样，根据旋律将词的声调或高或低地调整，于是他只好在四句副歌开头重复填上英语“I, I, I was born in Beijing”。为什么要连唱三个“I”？因为多了两个音符，而且郭富城已经有一首流行曲《对你爱不完》，刘卓辉觉得这三个“I”与那个“爱爱爱”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来自北京》迅速成了黎明的主打歌，同年，刘卓辉还为黎明写了另外两首热曲歌词《我的亲爱》和《我爱Ichiban》。黎明在红馆连开10场“一夜倾城”演唱会，是1992年，也是在那年，“四大天王”的称号正式被创造出来。
当时谭咏麟和张国荣相继淡出，香港乐坛急需培养新生力量填补“谭张争霸”时代结束后留下的空白，张学友、黎明和早在8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刘德华被选中。但香港商业电台想要凑成四个人。李克勤本来是最有实力的第四天王候选人，唱功出众的他早早被宝丽金视为谭咏麟接班人，但关键时刻他却出现了负面新闻，最终被踢出候选名单。而刚出道没多久的郭富城后来居上，他从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TVB）舞蹈训练班毕业出道，1990年之前还只是各个电视剧里的龙套角色，觉得难以出头就跑到台湾发展，结果凭借一支帅气拉风的广告实现了“弯道超车”，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走红后，成功杀回香港。
香港商业电台用佛教中的“四大天王”册封了这四位新王，自此，香港流行音乐迈向新的全盛期。张学友的唱片在1993年的销量超过300万，成为世界十大畅销歌星中的唯一亚洲歌手，刘德华销量超过5万的白金唱片达到了60张，郭富城的舞技得到了日本、东南亚的承认，获封“亚洲舞王”。“四大天王”垄断了香港TVB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长达11年，年度金曲也几乎被张学友和黎明瓜分。他们四人在90年代共举办超过1600场个人演唱会，唱片正版销量破一亿张。影视方面，四大天王共获得5座金马奖影帝，4座金像奖影帝。
图片郭富城是四人中跳舞最好的

刘卓辉的写词事业也随着“四大天王”的如日中天而不断攀升。1988年他刚开始写词的时候，香港公价是一首歌1500港元，到了1992年，他有三首作品入选香港乐坛年度十大金曲，那时他写一首歌的价格已经涨到5000港元。
随后的几年找他写歌词的人越来越多，也有很多“急活”，最急的一首歌是张学友的《旧情绵绵》，他下午收到小样，4个小时后交了歌词，因为张学友赶着当晚就要唱。“那时香港的歌手通常都是这样，他们很忙，因为同时还要拍戏拍电影，档期非常满，留给录歌的时间也就几个小时。”刘卓辉说。
刘卓辉在为“四大天王”写歌时，不仅根据唱片公司提供的小样曲风，也会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格，为这些情歌歌词做差异化调整。加之唱片公司的推波助澜，使得“四大天王”虽然不是一个组合，但却是互补的，正好满足了当时的听众喜好。张学友在歌迷眼里成了痛苦痴情的男人，“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黎明是温柔无力又款款深情的乖乖仔，“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郭富城是鲁莽激情的诱惑少年，“对你爱爱爱，爱不完，我愿意天天年年月月到永远”；刘德华则是悲剧英雄，“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塑造全能艺人和绝对偶像

我是在北京CBD一家高档社区越南粉店里见到的李小麟。他在香港干了大半辈子艺人经纪人，先后当过周润发、谭咏麟、梅艳芳、郑伊健、吴宗宪等人的音乐事务经纪人，刘德华出道头20年的所有专辑制作、演唱会事务都是由他打理，直到2001年他随家人来北京定居。压力巨大的艺人经纪事务已经成了过眼云烟，如今他开了家越南粉店。初夏的北京还很凉爽，他和我坐在餐厅的露天座，边照看来来往往的顾客，边聊起当年事。
80年代初，刘德华从TVB艺人训练班毕业。当时周润发也在TVB演戏，觉得20岁出头的刘德华不错，于是把他揽入自己与李小麟合作成立的影舞者制作公司。1982年，刘德华参演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投奔怒海》，夺得最佳新人奖，从此开始了演员事业。那时候在TVB拍戏，艺人赚的钱很少，但出去登台演出，收入颇高，所以李小麟就负责安排他们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登台唱歌，“那时候原不原创无所谓，翻唱谁的歌都行，能来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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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怒海》剧照
后来周润发决定全心拍戏，影舞者公司散伙，1985年李小麟便与谭咏麟、刘德华、曾志伟等人合办了艺能娱乐公司，梅艳芳、张国荣都成了旗下艺人。李小麟是香港第一批经纪人，此时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好几年，他曾安排周润发去马来西亚演出，安排谭咏麟去旧金山演出。美国ABC电视新闻台将谭咏麟比喻成中国的迈克尔·杰克逊。周润发在华盛顿特区演出时，在他的联络下，里根政府给周润发写了一封友好的正式公函，以期争取当地亚裔选票。“所以当我成为刘德华经纪人的时候，我们是把之前摸回来的经验全都投入到他身上了，其实整个过程，除了艺术我们帮不了，无论制作、宣传还是市场，我们都给了他最好的。”李小麟对我说。
进入艺能娱乐第二年，刘德华就不再只是演员，也成了歌手，“因为当时香港那么小一个地方，那么多艺人，竞争太激烈，光靠演戏远远不行，必须成为全能艺人，每年起码要出两张专辑，以保持热度”。李小麟说，从零开始，刘德华唱歌、出专辑、举办演唱会，都是他打理。不过头几年刘德华的歌并不火，李小麟带着刘德华换过几家唱片公司，直到与宝丽金合作成立宝艺星，在宝艺星出的第一张专辑，就让刘德华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从1988年参演《旺角卡门》到1990年拍《天若有情》，刘德华在大银幕上逐步被塑造成了骑上摩托车奔驰高速公路的英雄形象，他的角色尽管身为黑社会成员，却充满正义，不失为一个好人，并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但往往悲剧收场。于是李小麟就与音乐制作人商量，将刘德华银幕爱情上的悲剧英雄形象加以利用，写出了经典之作《忘情水》，“意象很简单，只要喝过水，就可以忘记曾经受过的伤”。紧接着他们乘胜追击，“虽然你有忘情水可以免掉你的创伤，但是你抵不过天意，天意让你一次又一次受伤”，于是又写出了《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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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有情》剧照
1995年，刘德华登台央视春晚演唱《忘情水》，让他在内地大火。李小麟还记得，那时还是在央视老台，节目组特地给刘德华安排了一个很大的独立休息室，“我们在TVB，不管多大的大牌，都是共用一个化妆间的，所以还真不习惯”。
在香港，李小麟帮刘德华成立了“华仔天地”歌迷会，歌迷设委员会，所有活动刘德华都会投入参加。每年两次歌迷聚会，他们会找个度假村，不接受任何记者到场，完全由歌迷做主，刘德华亲自参加，与歌迷从头玩到尾。在李小麟的建议下，刘德华还成立了“无名发”理发店，他的歌迷和他一起定期去养老院免费为老人们理发。还有很多小事，比如说在任何公共场合合照，刘德华从来不主动站在中间，任何情况下有老人上下台阶，他一定过去搀扶。
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都在将刘德华塑造成一个绝对偶像。“我觉得，坦白讲，做艺人，其实是你用自己艺术上的天分去做某件事情，上天给你的回报是，那么多人喜欢你，你从中得到很多受益，你的责任就是，你要再传递给喜欢你的人某种讯息。所以我经常和朋友讲，你说你喜欢刘德华什么？唱歌吗？有唱歌比他好的人。演戏吗？有演戏比他好的人。但他却是总分最高，做人孝顺、工作努力，我觉得他在做人的路上是最刻苦的，他真的很自律。”
“以前的艺人，从入行到红，要熬蛮长久的，这个过程不容易，经纪人也是，要熬出来很辛苦。现在整个市场发展得太快了，很多经纪人入行其实做的是秘书的工作，不敢和艺人讲他不喜欢的事情。以前张国荣的经纪人陈淑芬这辈，觉得自己的艺人不行就真的不行，是要当面讲的。”李小麟回忆说，有次他让刘德华不要接房地产的广告，刘德华问他为什么，李小麟说：“第一，华仔，你不缺钱；第二，你接卖房地产的广告，喜欢你刘德华的是什么人？可能是一般大众，买一个房子可能对他们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今天拿钱宣传这个房子，你不保证这个房子的质量是不是够好，假如房子有碰到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影响人家一辈子？”直到现在，刘德华都没有做过房地产广告。
《忘情水》大卖后，李小麟制作出了国语歌《中国人》。1997年初，这首歌以单曲CD形式推出，CD外包装被做成了一个中国地图的形状，《中国人》大卖。MV中，刘德华身着一袭白色长衫，站在长城上，被挥舞着红旗的年轻人环绕，缓缓唱出“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那一年香港回归，庆祝晚会上，“四大天王”罕见地同台演出，刘德华唱的依然是这首《中国人》：“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
图片2002年12月6日，刘德华“你是我的骄傲”演唱会在湾仔伊馆举行。2000年以后刘德华在内地花的精力最多（视觉中国供图）

刘德华在内地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1998年他在内地举办6场演唱会，1999年又举办10场演唱会，同一年，刘德华获批在西藏拉萨举办演唱会，在那场名叫“爱我中华演唱会”上，他唱了另一首经典《爱你一万年》。“其实我觉得我对华仔事业最大的帮助，是让他看世界的视野更广阔一些。”李小麟对我说。
与此同时，张学友的音乐剧《雪狼湖》在内地大受欢迎，成为百事可乐代言人的郭富城也频频出现在内地的电视广告里。至此，“四大天王”和他们代表的香港流行音乐彻底进入内地市场。作词人崔轼玄回忆，当时他还在哈尔滨下面一个小县城上中学，还没有量贩式KTV，通常只是一间歌厅，中间一台电视、一台点唱机，一两块钱一首歌，大家排着队轮流用麦克风唱，“所以要是唱得不好，整个舞厅的人都要跟着受罪”。崔轼玄说，他因此开始大量买香港男歌手的专辑，边听边学，就是为了在歌厅能唱得好点。
“四大天王”时期，香港流行音乐在内地的影响达到历史巅峰，直接制造出了内地第一代追星族。不论是大城市还是小乡镇，商场里都贴着他们的代言海报，发廊里播着《忘情水》《吻别》《对你爱不完》，录像厅里放着《天若有情》《今生无悔》。小青年们疯狂地抢购他们的磁带，在房间里贴满偶像的海报，把他们的生日、血型、星座记得比九九乘法表还牢，就连六七岁的孩子也能脱口而出这首打油诗：床前刘德华，疑是张学友，举头望黎明，低头郭富城。1993年春晚上，赵丽蓉演的小品《追星族》，也记录了这一现象。
“那时候四大天王之所以在内地能火，是因为他们在唱国语歌。”崔轼玄对我分析说。他后来入行写歌词，认识过很多当年为“四大天王”写歌词的作者，发现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有人在为他们填词作曲，“四大天王的影响力，真的可以把华语乐坛全都串联起来”。
香港流行音乐在内地如日中天的90年代，只有极少数人曾发出过微弱的反对声。1994年，校园民谣在内地红火之时，摇滚乐也迈向高峰，进入香港乐迷的视野。这年底，“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到了香港，在红磡开了一场“摇滚中国乐势力”，堪称万人空巷。何勇在演出之前对媒体说了一句大意如下的话：“四大天王，只有一个会唱歌”，让何勇一夜成名，香港娱乐圈纷纷打听这小子到底是谁。1999年底，作家王朔炮轰金庸，“四大天王”也不幸躺枪，被他打入“四大俗”之列。当然，在此之前，Beyond乐队成员黄家驹也曾说过，“香港没有音乐圈，只有娱乐圈”。

下一代天王？

在“四大天王”的全盛期，香港乐坛处处都是繁荣景象。刘卓辉向我分析说，好的方面是，尽管名义上四人垄断了年度金曲，但唱片销售额年年都能破纪录，市场好了，让行业内的每个人都能分到一杯羹，每个人都能有饭吃。另一方面，唱片公司大量引入日语和英文歌曲，将它们改编成中文歌给香港歌手唱，这些音乐本身水平很高，风格丰富，让整个乐坛变得多元。
不过，当年一手制造“四大天王”概念的香港商业电台随后发起了一场运动，影响深远。1996年，香港乐坛开始推广“原创歌曲运动”，抵制来自国外的改编歌曲，想为本地创作人开拓更大空间。可是，香港的创作人才本来就不多，面对的却是全亚洲的市场，需求庞大，一旦供不应求又必须硬着头皮出作品，水准就会降低。这场运动被香港流行文化研究者视作一次失败试验，是令香港乐坛由盛转衰的事件之一。
水准的下降，导致香港流行音乐失去了大部分中年以上的听众。《明报》曾对此评论道：“成熟的乐迷，宁愿继续沉迷老歌，也不愿买欠质素的新歌。为迁就少年乐迷，音乐创作人走向单纯化的路线，在音乐上及歌词内容上，都难以令思想成熟的乐迷产生共鸣。”到了90年代后期，香港的主流情歌愈发地千篇一律，都是中板或者慢板，十首有九首都是讲分手、失恋的苦情歌曲，这一时期的香港音乐被归为“Canton Pop”，代表着一种旋律简单、容易记的流行音乐。
图片2003年，这是“四大天王”倒数第二次同台演出

此外随着盗版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唱片业也整体衰落。1997年之后，唱片销售额开始走低，到了1998年，销售额已经不足1995年的一半。张学友的《吻别》、刘德华的《忘情水》，其销量超过百万的盛景，只存在于回忆里了。一般新人，刚出的专辑能卖出5000张就不错了。很多刚刚入行的歌手出完唱片就遭到解约，从此消失在行业里。最为致命的是，因为赚不到钱，几乎没有什么新的词曲创作人能混出来。
同一时期，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香港在流行文化上的绝对优势也渐渐被赶超。索尼唱片进军内地，签下刘欢、毛宁、杨钰莹等人，以《弯弯的月亮》实现反向输出，诸多个性十足的摇滚歌手也开始受到内地之外的歌迷欢迎。此时香港歌坛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差距在缩小的信号。
台湾这边，就在香港的原创歌曲运动沉寂之时，任贤齐凭借《伤心太平洋》等改编自日本歌曲的专辑蹿红。带有欧美元素的台湾音乐从90年代末开始对香港音乐全面碾压，比如说唱风的周杰伦、张震岳，以摇滚乐队形式出现的五月天、苏打绿、信乐团。
1999年，张学友和黎明先后宣布放弃“四大天王”的称号，同时也不再参与任何乐坛奖项的争夺，宣告了“四大天王”时代的结束。李小麟说，他很理解当时黎明和张学友的决定，因为在80年代谭咏麟与张国荣进行“谭张争霸”时，就是谭咏麟于1987年开创了不再领奖的决定。当时他是谭咏麟的经纪人，他还记得是在上海，谭咏麟、张国荣、曾志伟和他四个人一起做出的这个决定，连唱片公司都不知道。他记得谭咏麟说，“只有不领奖，你才能常演下去，不然你就会成为棋子，颁奖机构会不断给你谈条件”。
事实证明，当年正是因为“谭张争霸”时代的结束，才给了后面新人出头的机会，才有了“四大天王”，而当“四大天王”时代结束后，人们这才发现，香港乐坛已经被他们垄断了10年，就连当年有“第五天王”之称的李克勤，在2002年终于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时，也已经35岁了。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当晚在香港庆祝回归的大型晚会上，“四大天王”难得地同台献唱，但每人只唱了半首歌，四个人加起来的演出时间都没有郎朗一个人弹钢琴的时间多。那是四个人最后一次同台演出。
图片2007年6月30日，香港，庆祝特区回归十周年文艺晚会活动（视觉中国供图）

在采访过程中，每当回顾那段光辉岁月，刘卓辉也提到自己作为香港乐坛鼎盛时期的幕后人员，其间的不被重视。1992年他写的三首歌入选年度中文十大金曲，TVB没有邀请他去参加颁奖礼。更别提歌手，“不管是张学友、黎明、郑伊健还是黄家驹，我给他们写歌词，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请你出来吃个饭之类的，真没有。这就是香港人的工作方式，很冷漠。当然我也不喜欢应酬，我更怕一位歌手打电话给我说他最想要什么样的歌，因为其实他讲来讲去还是一首情歌嘛。但是内地这种关系不一样，如果一位词作者帮一位歌手写了首很红的歌，那位歌手会很感激他，然后会变成朋友。但在香港真没有，我与歌手的距离都很远，见面点个头，没有了”。
后“四大天王”时代，他们四人的演艺事业都还在继续。刘德华在内地花的精力最多，不仅自己参演了大量电影，还参与制片，扶植新一代导演。张学友依然开演唱会，50多岁的人从头唱跳到尾，准时开场、不降调、不用提词器。他说：“我相信好歌有好报，我想唱到70岁。”郭富城将重心放在影坛和舞台上，获得过金马、金像双料影帝。黎明则开始了商业和幕后制作，培养新人。
刘卓辉坚持自己从不买票去看演唱会，“我给那么多歌手写过歌词，他们邀请我我就去看，通常是制作人邀请，或者我开口向制作人要”。他看过张学友1993年的演唱会，两年前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看过郭富城的演唱会，但黎明和刘德华的演唱会，他至今没看过。
图片1993年8月24日，香港歌手刘德华在北京举行了首场个人演唱会。图为演唱会开始之前街头挂出的刘德华海报（ 张燕辉 摄/新华社供图）

“四大天王”之后，各大唱片公司也曾想抓住这个空窗期，力推各自的新人上位。华星唱片找到刘卓辉，请他为新人陈奕迅的第二张粤语专辑写一首歌。“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就写了《爱没有左右》，然后就交了，等专辑出版，我收到CD之后一听才发现，哇，这个声音很好，我很喜欢。其实他很会唱歌，但表现出来却是一种平实质朴的感觉。我当时就觉得他应该会红，但并不是说我有特别眼光，一个人后来红不红，可以找到很多理由解释。”刘卓辉说。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能够把古代具有现代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展现给你们看，同时又不违背我所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这两个原则。”

记者｜孙若茜

时间倒退5年，马伯庸的名字后面老被缀上“影视元年”四个字。那时候，他的几部小说相继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其中最火的两部是《古董局中局》和《长安十二时辰》，前者使马伯庸正式成了畅销书作家，后者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红了。那时候，距离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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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马伯庸（受访者供图）

今年，以极高频率紧跟着马伯庸这个名字出现的，变成了“宇宙”二字——“马伯庸宇宙”。他的作品连同其衍生的影视剧的数量和热度可以想象，在采访他的前后我也已经略有感受。采访最初的契机是去年年底长篇小说《大医》的出版，小说分上下两部，各有50多万字，发行时间上有些间隔。上部“破晓篇”我还没读完，就收到了另一本，而且竟然不是《大医》的下半部，而是小说《长安的荔枝》，加塞儿把它读了，又赶去读《大医》下部“日出篇”。疫情和春节给采访带来了延宕，转过年终于面对面坐下采访，正赶上当晚由他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改编的电视剧首播。
按照这种产出节奏，不夸张地说，这篇访谈在今年任何时间刊出，恐怕都会撞上马伯庸某部作品的宣传期——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出版了，《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也都在日程上了，还有……听说马伯庸的团队有一个叫“松子库”的文件夹，里面尽是些未来或许可以取用成书的头绪和素材，在马伯庸自己的电脑里，那个文件夹叫“坑”，这名字更有画面感。
用“宇宙”形容一个人的作品，一定不只为表达其数量之多，也不仅在于说明其作品正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展现，应该还在于表达其创作自成体系，不同的作品之间有一致的内在逻辑，这背后的推动力是作者的想法和方法。具体到马伯庸，比如他想通过写作历史小说表达的是什么？他笔下的古代为什么好像充满现代感？为什么能铺展出那么多细节？这些，正是我们采访中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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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的书《大医》
从古代提取现代性

三联生活周刊：读你的书，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能在你笔下的历史故事里发现现代的节奏和逻辑。比如读《长安的荔枝》，故事里房奴的状态、职场规则和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几乎一致；再比如对时间的截取，倒计时的紧迫感，在《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里我们也都有过体验。能说说你是怎么把“现代”放入历史故事里的吗？
马伯庸：这其实不能说是现代逻辑，“社畜”这个东西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把它摆在那个位置，恰好能够和现在有所共鸣。这是一个技巧，就是既要把现代意识注入进去，还要符合古代逻辑。如果让古代人做出和现代人一样的事就出戏了，比如你不能让古人拿出一个手机，但是如果让古人去做一件事，这事马上做完了，领导说我要改个需求，或者说对领导溜须拍马，结果拍到马腿上得罪了领导，这些事情古今都有，就可以产生共鸣了。
我特别喜欢强调小说里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的小说里，包括近几十年的历史小说创作里面，都不太强调时间的颗粒感，我们经常会看到“数日之后”“数月之后”或者“半日之后”，时间感并不强。这是对的，古人的时间节奏很慢，没有现代人生活状态里那种争分夺秒的状态。我想把时间的颗粒感做得足够清晰，当然我们不能把现代的时间概念直接放到古代，所以我会特别喜欢在小说里用“一炷香的时间”“弹指之间”这种特别短促的时间概念，把时间标定出来，故事节奏还是一样的。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我能够把古代具有现代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展现给你们看，同时又不违背我所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这两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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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是什么？它是你在写作之初就非常明确的吗？
马伯庸：一开始我是没有意识的，最初纯粹就是八卦，看历史中哪个东西是比较有传奇性、戏剧性、好玩儿的，从这个角度入手。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非常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史观这一块。
其实史观就是两种，一种叫英雄史观，一种叫人民史观。对我来说，理解历史就是两条线，第一条线就是看底层，而不是看上层。就好像长江，一滴水不重要，一个小老百姓想活或者想死对历史无关宏旨，影响不到，但如果千千万万个老百姓聚到一起，产生的流向就是所谓的历史大事。任何一个历史转折都是底层人民产生的需要汇聚在一块儿形成的潮流，那些上层的历史人物、英雄就是适逢其会，他们不是引领潮流，而是赶在这些潮流之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样自下而上才能推出整个社会历史事件真正的动机。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逻辑之下，故事的时间是接近现在还是无比遥远，对你来说写起来是没差别的对吗？
马伯庸：没有差别，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有意思的就是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能变成什么样的花，从文学角度又产生出怎样不同的故事。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历史故事，应该只是指向一个朝代的。换句话说，是因为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形态所产生出来的特定的故事，放在另外一个时代它是不成立的。比如说《两京十五日》，它只能在明朝，因为在明朝大运河才会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比如说《长安十二时辰》，只有在唐代长安城的那种城市结构之下故事才能发生，换到江南水乡根本用不着这么折腾。《长安的荔枝》如果放到近代，有汽车了，就不需要那么费劲地去运这个东西了。我甚至觉得载体都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好的小说很难改成一个好的剧本，它可能只有一种完美的表现形式。伟大作品是很难改出来的，像《红楼梦》，怎么拍你都不满意。因为它的文字已经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而且它的很多内容只有通过文字才能够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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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的书《长安的荔枝》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具体从你写作涉及的朝代，讲讲你发现的具有现代性的东西？
马伯庸：很难具体到某一个朝代，只能大而化之地来说，遵循的是经济逻辑。对于资源分配的焦虑和把控是古今从来没有变过的。不管是在古代的宫里、官场还是在现代的办公室，本质上一样，都会面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权力的倾轧。古今的共情就在这儿，把握住这条线索向上推演，都是对资源抢夺的同一结果在不同场景的展现。
比如说《长安的荔枝》，李善德接到运荔枝的任务去找人帮忙，结果大家把这个球踢来踢去，这就是官僚机制必然产生的结果。当一个官僚机构足够大，同时文书工作足够多的时候，他们追求的往往是一种安定感。这种安定感要通过复杂的文书流转来完成，让你不停地填表。还有就是推卸责任，就算这件事可能给我带来好处，但是为了避免风险，我不懂也不会去做，官僚机构是非常厌恶风险的。这种运作原则在中国古代的文官体制内是大规模存在的。说回来，我们当下肯定也是有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历史的偶然性？
马伯庸：历史的偶然性是存在的，但是恩格斯就说过，如果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如果我们把观察历史的尺度拉长，你会发现历史的发展途径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死亡、某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变化而产生大的变化。因为大方向的决定不在于某个人的意志，而在于国家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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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必然、偶然，你想要写的是历史的哪部分？
马伯庸：应该说是在偶然中寻找必然的规律。我写历史小说追求的并不是所谓完全真实的历史，而是符合逻辑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件事可能没发生过，但是历史上这个人干得出来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创作小说应该遵循的逻辑。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我们要写鸿门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项羽为什么要放过刘邦？当时项羽26岁，刘邦51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项羽，26岁已经站在了全国的巅峰，谁也不如你牛，你看见一个51岁的老头子，你觉得你想去杀他吗？没必要。你又不像后世人那样知道刘邦最后会得天下，他在你眼中就是一个比秦始皇还老的老头儿，畏畏缩缩地坐在下面，出身不高、兵力不强，为什么要跟他计较？说难听点儿，杀了他你可能都嫌自己手脏。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年轻人的心理上推测这件事，但是，永远不会有项羽是因为看不上刘邦才放过他的说法作为历史定论。
三联生活周刊：这又是另外一种逻辑了。
马伯庸：这是另外一种研究方式，叫共情，或者叫设身处地。因为我们后世的人接触到的信息和当时的人接触到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刘邦很重要，刘邦后来得了天下，项羽不杀他就很可惜。但是从项羽的角度考虑，他并不知道刘邦后面会变得怎么样。他不会考虑自己会失败。这个心理逻辑，其实就是人性的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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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陇西》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情绪在历史的发展、走向里扮演的角色，或者说发挥的作用？
马伯庸：我觉得情绪更像是一种色彩。比如说一个沙发，用木头架子把它搭起来，外面的质感取决于往上刷的色彩。拿金庸举例子，《神雕侠侣》结尾是襄阳大战，郭靖守襄阳城。就历史规律而言，我们会知道这件事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当我们知道这件事不可逆转之后，再刷上一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色彩，就会体现出一种不同的质感，拥有一种古希腊悲剧英雄般的那种令人感动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办法把人类的情感和冷冰冰的经济规律完全切分开来。它们合并起来之后，就会有很多层次。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我们和历史小说里的人物产生共情，与我们和一个把时间设置在当下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共情，有什么差别吗？
马伯庸：差别很大，现在的人和古人的外界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苏东坡把自己的小妾送给别人，这件事情放到现在，是一个完全无法被接受的道德上的瑕疵。但是在苏东坡那个时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正常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能说苏东坡这件事情做得对，但是得知道他做这个事情是合理的，是合乎当时的礼法和社会规则的。共情首先是一种能了解当时社会规则的能力。而且我们读历史小说不只是读到共情，我们把人物放在一个合理的环境下，看到他的合理举动，这种举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才是真正需要考虑的事情，这是研究历史的逻辑，而不是小说逻辑。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说过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用当代人所熟悉的语境去解释的话，那么历史是不存在的。其实小说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样的小说，即使是历史小说，它写的也是一种现代性。我们会习惯性地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很多时候写历史小说难就难在这儿，既要符合当时人物本身的生活状态，同时还得考虑到现代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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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确史观，有意识地去寻找历史规律的？
马伯庸：我们身边接触的40岁以上的男人，在酒桌上或者其他什么场合，动不动就说：小谁，我跟你讲，是这么回事，人生就这几个字……他们经常会用这种口气说话。这是中年男人不可避免的一个宿命，试图提炼历史规律，试图提炼人生经验，我也不能免俗。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40岁，是2020年。2019年《长安十二时辰》的剧播出，火了。你觉得这种心态的转变，和具体某部作品的创作以及它得到的反馈有没有一点儿关联？
马伯庸：40岁是个虚数，其实具体时间倒是没有特别明确的。但是读历史读多了之后，就会有一种倾向去往下看，往细看。年轻的时候都喜欢看打打杀杀，我也喜欢看。再大一点儿，喜欢看宫廷阴谋，各种诡谲心思之间的算计。但是算完之后，大道至简，最后会发现“为什么这么算”，其实都是有规律在。
三联生活周刊：刚刚提到“火了”，因为我们总是难免会去假想，一个作家“火了”之后，创作的内容、心态是不是自然会改变；假想一个人不用考虑生存的问题，创作是不是就更自由了之类。
马伯庸：我是觉得也没有。写作这个东西跟出不出名或者经济状况如何关系不大。因为它的内力不来自于这个。如果说我写完了，功成名就了，我就安心享受目前的这些稿费，这种生活我想象不出来。咱用通俗的话说，写东西其实是爱嘚瑟、爱显摆，这种显摆和嘚瑟不会因为你收入变化而变化。就像我给你们讲我发现《西游记》里《五龙经》其实是明代白莲教的一部伪经的事，我就很得意，会迫不及待找个话头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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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局中局》剧照

从一个小细节挖下去，会发现一个大坑

三联生活周刊：我很好奇，像《五龙经》这样的事你是怎么发现的？
马伯庸：《西游记》里那50多本经文，我是一本一本搜了一天搜出来的。我特别喜欢从一个细节入手去挖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样能挖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这和我的创作习惯有关——英国作家弗·福赛斯的间谍小说里面有大量的细节，让我觉得很酷，这可能是我着重描写细节的创作源头。写细节的前提就是要去查大量的东西，要保证细节是准确并且有用的，这就要深入挖。这个习惯养成之后，我经常会花一天的时间挖一个看似没有关系的事，挖完也没有什么后续的动作，就是挖的过程很开心。
去年我一个朋友买了一套国内出的第一版《星球大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我当时注意到几个细节：第一，这本书出的时候，《星球大战》第二部的电影才刚刚在美国上映。为什么当时中国能这么迅速地出版小说？我查了很长时间，查到1980年有一次高层访美，美国总统在白宫招待出访的耿飚和刘华清观看了《星球大战》的电影，很可能就是这次交流促成了出版。第二，《星球大战》一共三部，第一部的印数是30万册，第二部15万册，第三部是7420册，印量为什么会直线下降呢？了解之后我发现中国人当时对于科幻片几乎没有概念，所以对这个小说也看不太明白。我还特意请人找到当年的编辑，他们说当年为这件事投入了很多资源，几乎破产了。后来负责“星战”的这位编辑又出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小说在当年一下就火了，才把经济救回来。我们很难想象这两本书之间会有关系。整件事我差不多花了一天加一个晚上，到处找人打听，这个陈年老瓜挖完之后，也没别的用处，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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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数字是不是特别容易引起你的注意？你的作品里经常有精于算术的人，《显微镜下的大明》里的帅嘉谟、《长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都是这样，但你好像说过自己特别不擅长数学，所以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崇拜吗？
马伯庸：可以说是崇拜，或者说是敬畏，因为不懂而充满敬畏。我发现中国历史有一个问题，黄仁宇教授也提到过，就是忽视数字。他经常讲一件事，就是记录打一场仗我们不会讲出了多少兵，动员了多少物资，没有对数字的管理和特别明确的记载。回到我刚才说的经济逻辑，要是能把这些数字抠明白，你就知道那都是经济上的抉择，而不是政治上或者说个人情感色彩上的抉择。数字背后就是资源的计算、利益的计算。很多事情从这个角度看就会很清楚。比如说隋炀帝下江南，那些钱怎么花的？为什么后来不下了？不是他幡然醒悟了，就是没钱了。
算钱是一个理解历史最重要的途径，你去看政治斗争、看人性，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来自资源分配。资源分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钱。所以我会关注一个朝代的财政问题，包括土地财政。我们总讲封建王朝300年一个轮回，其实原因特别简单，中国的土地就那么多，总是不断地有大户在做兼并，把自耕农赶出自己的土地变成佃农，国家大一统的基础就是自耕农，所以兼并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崩坏，发生战乱，死了很多人之后土地又足够多了，再重新分配。之后新王朝建立、繁衍发展，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最后又变成一个循环。
三联生活周刊：充满庞杂数字的史料，你一般会怎么读？比如《显微镜下的大明》里关于丝绢税的那些。
马伯庸：我自己要算一遍。那些不涉及高等数学，就是简单的数字运算。史书的毛病就是它不会给你一个详细解释。我以帅嘉谟算的作为基础，继续往下算，就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挖。从一个小细节挖下去，最后你会发现一个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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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洛阳》剧照
“我要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

三联生活周刊：《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你唯一一部非虚构作品。同名剧也是你亲自改编的，当初为什么没有把它直接写成小说呢？对你来说，写作非虚构和虚构作品，取材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之后，我怕被故事性绑架，我怕我很容易就觉得自己应该再写一个更畅销的故事、更让人喜欢的故事。所以想写一个非故事性、没有那么讨人喜欢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我自己觉得好的、能涉及历史底层规律的。当时正好我把之前搜集的东西拿出来翻。它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你要写这个事件就必须去理解明代的土地史、财政史、货币史，甚至明代的经济和商业，还有它的政治史，所有层面都要了解。学透了之后，对明代整体有理解了，那好，也别浪费，再写一个《两京十五日》，这样就顺理成章了，里面的逻辑也会写得更精准。
《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里我的确没有做任何虚构。它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个事件。它不是戏剧性的叙事结构，而是新闻的结构，讲的是前因后果。故事需要的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关系变化，但那里面全在开会、算账，所有冲突都在于这个账我算得对，你那个账算得不对，不对在哪儿……这种东西是没法在视觉上呈现的。后来人家买了这个版权，我说你们连这种东西都买？我觉得还挺对不起他们的，就帮着改了改，编了一个故事出来作为基础。
写故事，所有东西都是为戏剧性服务的，有些东西可以要，有些东西不必要，我会按照故事的发展逻辑去剪裁。但是写非虚构，这个事件就不是按你的意志运转了。我当时写得很痛苦，因为很多时候发现这件事他只要这么做，会特别好看，但事实上他就没那么做，而是非从另外一个没有戏剧性的角度去发展，所以我要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非虚构要求的就是真实，如果你编一个东西出来，你的个人信誉就破产了，大家不会再相信你写的东西，真实反而会产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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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害怕读者挑出错吗？
马伯庸：我特别喜欢他们去挑。昨天就碰到一个读者发微博说，《大医》他都看完了，都挺好，但是有一个错误，在故事结尾主角之一抗美援朝去了丹东。他指出来，当时不叫“丹东”，叫“安东”，后来是为了考虑到和朝鲜之间的关系，这个地名才改叫“丹东”。我就赶紧联系出版社，下一版再印刷的时候要把这处给改了。你说这个影响故事吗？完全不影响，但是有人愿意挑出来，我觉得挺好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自己的写作经历过迎合读者的过程吗？
马伯庸：肯定是有，不可能是完全不迎合的。我会很关注我的书读者是一口气看完，分两天、三天看完，还是根本看不下去。对于叙事的流畅度和阅读的动力，我还是挺关注的。这个大概是在写《古董局中局》的时候开始的，第一因为这个作品和我之前写的不一样，它算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第二，我写它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风，刻意用了一种说书人的口语化的表达，所以你会看到里面的话特别顺、特别溜，它不是文学的表达，更像是一个人的口述史。这也是我的一个尝试，原来太过于雕琢句子的复杂程度和巧妙程度了。而当我明确了是想要一本畅销书的时候，口语化对于降低阅读门槛就是很重要的。那本书出版之后，很多老读者会问，你这本书是不是代笔，怎么跟你风格不一样？但是老读者把书放在家里，他们的爸妈拿过去会一口气看完。你会发现这么写之后它触及了更多的读者。但是后来我又及时拉回来了，我觉得一旦养成习惯了，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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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局中局Ⅱ：鉴墨寻瓷》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麻烦在哪儿？降低语言的门槛之后会让你损失掉什么表达吗？
马伯庸：语言的门槛降低之后，首先损失掉的就是信息量，口语带来的信息量是不够的，尤其对于细节的描写。虽然写的时候是很畅快的，但这种畅快是很危险的。习惯了口语写作之后，想回到正常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就好像天天写口水词，写多了之后忽然让你写一个高雅的东西，整个人就会找不着感觉。所以后来我也不执着于某一种文体，而是用适用于主题、故事的文体。像《古董局中局》，更接近民间的故事，用口语化的传达大家会觉得比较合适。写《长安十二时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迅速的反恐故事，我就尽量用短句子，尽量用精准的描写制造出一种节奏感和速度感，而不是去过度地铺陈氛围。《两京十五日》我就把速度和文字的厚重感放回到明代的那种感觉。再后来到《长安的荔枝》又回到盛唐的那种雍容。其实每一部小说的文体、文笔都会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到自己在日常生活里会有意识地去做一种观察训练，比如坐地铁的时候去猜谁快要下车了之类，还说那需要保持一种中二的态度。很多写作者在日常里都有类似的观察习惯，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说它“中二”？
马伯庸：它是一种不太成熟的、好玩儿的尝试。所有的创作者一定都是不成熟的，当一个人足够成熟之后，他就不想创作了。就好像一个老禅师一样，已经人淡如水，看清世间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看不破世界，你才有想表达的东西。一个人只有正在经历世事，有愤怒、有情绪、有遗憾、有兴奋，他才能成为作家。归根结底，作家是靠荷尔蒙写作的，如果没有激情的话，写什么都没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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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10期）

《真理与生命》杂志1929年和1930年两期，刊登了李荣芳撰写的两篇《圣地游行记》。《真理与生命》是民国期间极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刊物，主编为赵紫宸，编辑部成员与“撰述员”基本来自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这两篇游记，记述了李荣芳于1929年3月到5月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两次出游，一次是乘车，“专到紧要的区域”，一次是骑马，“专到闭塞的地方”。

李荣芳（1887-1965）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相比于吴雷川、赵紫宸这些中国基督教界的名人，他在生前和身后都不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但他有一个独特的背景，是其他民国基督教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李荣芳是在美国受过科班训练的圣经学学者，而不是单纯研究神学的理论家。他于1908年进入汇文大学神科，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13年，他进入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德鲁神学院（Drew Theological Seminary，当时译为“芝儒神学院”），大约在1917或1918年获得神学博士。从他的博士导师、博士论文选题、回国后开设的课程、翻译的英文著作以及他自己所撰写的报刊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位严谨的圣经学者，而不是泛谈神学义理的神学家。

李荣芳1917年归国，先在自己的母校汇文大学任教。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汇文大学就是组成燕大的四所教会大学之一，所以李荣芳也就成为燕京大学神学院教授（后改为“宗教学院”）。创校之初，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教师，李荣芳便是其中一位，主要教授圣经希伯来文和旧约。根据1931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课程大纲，李荣芳开设多门与旧约有关的专业课。在“旧约训诂”的课程类别中，他开设《前代希伯来先知》《后代希伯来先知》《旧约诗文》，在“旧约历史与教义”的课程类别中，开设《以色列民族史》《闪族之宗教》《先知的社会理想》等课。在语言课程中，则教授《希伯来文初阶》《希伯来文训诂》。放眼当时的学术界，能教授古代圣经语言、熟悉古代近东传统、能从希伯来文入手研究圣经者，寥寥无几，他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极其稀缺的人才。

李荣芳为何能在1929年两次游历巴勒斯坦？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档案，发现此事与当时宗教学院的人事变动有关。1926年之前，燕大宗教学院院长是刘廷芳，但因为内部矛盾，刘廷芳不再受聘为院长。而新一任院长赵紫宸尚未到任，这时燕大元老李荣芳就被选为代理院长，负责日常事务。1927年他正式就任院长，但按照事先的协议，只担任一年。在宗教学院1926年年底的会议纪要中，有这样一条英文的决议：

鉴于李荣芳博士从1917年10月入职本院以来，教学从未间断，故而会议决议：本院将为李荣芳博士安排一年的学术休假，从1927-1928学年末开始。

（As Dr. J. F. Li has been uninterruptedly serving this School since he joined its Faculty in October 1917, it is RESOLVED that this Faculty look forward to arranging a sabbatical year for Dr. J. F. Li; to begin with the end of the academic year 1927-28.）

这条材料非常重要。首先，它确定了李荣芳在汇文大学神科（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前身）开始执教的时间。其次，我们得以知晓他从1928年春季学期结束后，便开始学术休假，所以他的巴勒斯坦之行正发生在他的学术休假期间。

《圣地游行记（一）》记录了首次出行。这次出行乘汽车，1929年3月13日出发，22日返回耶路撒冷，前后共十日。参与者一共四人：“英之马和伦，留德之麦可瑞，美之石奈得，与本篇的记者”（16页）。与李荣芳同行的三人，乃是他当时在耶路撒冷听课的同学，此点详后。此次出行，一行人由耶路撒冷出发，一路北上，先到达巴勒斯坦北部的拿撒勒（耶稣的家乡），然后西行，至港口城市海法。然后再沿地中海东岸北上，进入现今的黎巴嫩境内，之后抵达贝鲁特。第四日，他们进入叙利亚境内，抵达大马士革，至加利利湖，然后向南折返，经拿撒勒返回耶路撒冷。按照现今的地理方位，相当于游历了以色列北部、黎巴嫩和叙利亚南部。

这次出行的目的是参观各地名胜古迹。最突出的特点是，每到一座圣经名城，也就是在圣经各卷反复出现、在以色列古代史上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城邑，李荣芳都要一一举出圣经各卷涉及此地的经节。这里仅举一例。出耶路撒冷向北，先到了贝庭，也就是圣经中的伯特利（Bethel）。此处据说是雅各看见天使在天梯上上下行走的地方。在引用了雅各一段故事之后，李荣芳写道：

此地很有些来历，在此城与艾的中间，约书亚曾设过伏兵，攻取艾城（书8:12）。女先知底波拉的住所，也离此不远（士4:5）。撒母耳的时候，每年巡行至此，审判以色列的百姓（撒上7:16）。大卫度那野外生活的时候，也曾给此地的长老送过掠物（撒上20:27）。耶罗波安革命的时光，将金牛按放在此，为阻止以色列人到耶京守节之举（王上12:32-33）。先知书里也满载本城的事迹，真足令人生无限的情感……

这样的罗列，当然显示李荣芳对圣经各卷高度熟悉、如数家珍，同时，也产生出一种圣经地名检索的效果。古代以色列不同历史时期发生在该地的重大事件被聚合一处，古史仿佛被浓缩在一处。路途之上，与新约事件相关的城邑，也有不少。比如来到大马士革，便自然提到《使徒行传》中保罗被人从城头用绳索放下的故事。耳熟能详的人物和事迹萦绕着这些圣经地名，如今身临其境，可以想象李荣芳会何等激动。

根据李荣芳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兴趣，他去巴勒斯坦“圣地”游历，并不算一桩极其特殊的经历。但是，他在1929年的第二次出行，却不是泛泛地寻访古迹，而是考察了很多正在展开考古挖掘的遗址，而且与他同行的美国学者，是二十世纪圣经考古学的开创者。如此一来，这次考察的学术史意义就呈几何级数增长了。

“专到闭塞的地方”

《圣地游行记（二）》发表于《真理与生命》第四卷第12/13期，发表时间是1930年。其中四次提到一位美国考古学家，李荣芳为他拟了一个很有些金庸味道的中文名字——欧阳亮。

我们第二次的圣地游行，是用马匹的；同行者有耶路撒冷美国东方考古学校的校长欧阳亮博士，有德国大学东方考古学系的教授伊尔古博士，有美国留德东方文学专修生麦克瑞先生与本篇的记者，在我们所骑的马匹之外，又带马夫一人，从人两名，马两匹，骡驴各一头，以肩荷负载我们的帐幕衣食品等物。每日清晨我们先遣从人到所要去的地点，支搭帐幕，筹备一切，然后同我们的马夫，起程游览，作研究的工作。（18页）

这里提到的“耶路撒冷美国东方考古学校”，是著名的“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院”（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 in Jerusalem），始建于1900年，是美国近东考古的大本营。1921年又在巴格达建立分部，所以“美国东方研究院”后来有耶路撒冷和巴格达两处基地。这所学院在1970年更名为“奥尔布赖特考古研究所”（Albright Institute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为的是纪念这个机构最著名的领导者、也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圣经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1891-1971）。李荣芳提到的“欧阳亮”，正是这位大名鼎鼎的奥尔布赖特。

二十世纪最知名的圣经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

奥尔布赖特经常被称为“圣经考古学之父”，因为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打造了“圣经考古学”这个研究领域。他具备广博和精湛的古代近东语言知识，有长期田野考古的实践经验，同时坚信圣经记述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所以将考古发现与“信古”的原则结合起来。从1940年代到他1971年去世，奥尔布赖特以及他的大批学生将圣经考古学打造为当时的显学。奥尔布赖特的考古生涯，正是从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院起步的。他在1920-1929年之间，一直担任该研究院的院长（director）。李荣芳进行考察的1929年，是奥尔布赖特连续九年担任院长的最后一年。

以下是李荣芳在游记中提到奥尔布赖特的另外几处。

1929年4月13日，考察团一行四人来到古代的撒马利亚。根据以色列古史，大卫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然后传位给所罗门。所罗门死后，大约公元前922年左右，统一王国分裂成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犹大国。犹大国仍以耶路撒冷为国都，以色列国则另建新都，古称“撒玛利亚”。

我们的帐幕与用的物品，尚未来到，同人等先游览各地的风景，考察他的古迹；这一次游览撒马利亚，又比上次详细多了，一则时间比上次长，再则有欧阳亮博士是著名的考古家。他向我们详细解释该地的历史，与哈佛大学的考古工作。我们又重新考察他的古迹与各处的陶器，很得不少的证据。（20页）

奥尔布赖特此时经营美国东方研究院已近十年，与各国考古学家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考古遗址也是了如指掌。由他来介绍美国同行在撒玛利亚的发掘工作，从专业角度看，肯定是最佳人选了。

此后我们又北进到耶提，在那里研究他们的古迹，得了不少的零碎陶器，晓得他为迦南人的居所。正考究的时候，有农夫以他们从坟墓里所找出的陶器出售，欧阳亮博士一见就晓得为三千余年前的古物，同行的除了记者以外全买了几件古董，留作纪念。其陶器的品质花样，都很精致，绝非现代的农人所能制作，可见迦南人在那个时候，文化已经很高尚了。（21页）

奥尔布赖特对出土陶器的分类和鉴别，在当时可称冠绝一时，李荣芳记述他一眼便看出是珍贵的古物，正可印证奥尔布赖特的专业眼光。但是，让后人深感惋惜的是，李荣芳此时没有购买一两件出土的古代陶器，失去了一次合法购买小件近东文物的机会。

4月16日，一行人来到米吉多（Megiddo），见到了著名的“所罗门马厩”。此事值得提出来单独谈一下。

十六日早晨，我们北行二里余地，到泰艾墓他撒林，就是当年之米吉多。我们于《士师记》五章的诗歌（19节），初见米吉多之名。在这里底波拉与巴拉大败西西拉，《王上》9章15节也提到所罗门重修米吉多，以保卫西北边境。犹太王亚哈谢中伤后就在此地丧命（王下9:27）。约西亚会师于此，要阻止法老尼哥进取亚述，也是在此地阵亡（王下23:29-30）。我们到了这种满有历史根据的所在，另有一种的感想，……不过八点多钟，先到盖先生的寓庐，因为这几年美国芝卡哥大学正在此地作考古的工作。本地主任就是盖教授。我们与他谈论许久，他领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规模很大，所要掘的层次也很多，现在不过到所罗门的时代，我们看他们所掘出来的基址墙垣以及旁的一切陶器。都【但？】其最有兴趣的，就是他们所找出的马棚，里面有石槽，足可容马二百余匹。我们知道“所罗门聚集战车兵马，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二千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王上10:26）。米吉多就是这样的一座屯军的城邑，使我们更容易相信他历史的根据。（21-22页）

米吉多是圣经考古著名的发掘遗址，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院（Oriental Institute）从1926年开始在此地组织发掘，共有十年之久。不久，英国人盖（P. L. O. Guy, 1885-1952）担任现场发掘的指挥（field director），这就是李荣芳提到的“盖先生”。

这位盖先生并不是专业考古学家，他在一战之后才在近东地区参与发掘工作，后来出任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文物局督察。盖先生率领的考古队在1928年4月有了重大发现，挖出了多座石柱，被认作古代的拴马桩，又发现马厩一样的建筑。熟悉圣经的人很自然想到所罗门（约公元前十世纪中后期在位）曾修建屯军的要塞，蓄养战马，因此盖先生直接将此地称作“所罗门马厩”。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些马厩可能建于公元前九世纪，也就是比所罗门要晚一个世纪左右。在“所罗门马厩”被发现仅仅一年之后，李荣芳就跟着奥尔布赖特造访了挖掘现场，还与考古队领队盖先生交谈良久。恐怕这是中国学者与圣经考古的田野挖掘距离最近、时间最早的一次接触了。

奥尔布赖特的院长年度报告

巧的是，奥尔布赖特在192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也提到李荣芳所记述的第二次出行。所以，同一事件，我们就有了中方和美方的各自记述。两份材料正可以相互补充，拼出更完整的画面。

在当年10月出版的《美国东方研究院简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第三十五期上，奥尔布赖特详细介绍了此次出行，因此也提供了更多细节。原来李荣芳参加的考古之行，并不是几个朋友策划的私人出游，而是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院组织的一项常规活动。这一类考察活动的特点，就是骑马、带着帐篷，尽量减少随身行李，因为要去山地和峡谷中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奥尔布赖特介绍了一行四人：布雷斯劳大学教授Anton Jirku、燕京大学教授李荣芳（Professor Jung Fang Li of Yenching University）、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阿兰·麦克瑞牧师（Rev. Allan A. MacRae）。这与李荣芳在《圣地游行记（二）》中的记载完全吻合。

作为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院院长，奥尔布赖特每年7月前后都需撰写一篇年度报告，总结过往一年的主要工作，刊登在《简报》上。这是我们了解该学院运作以及来往人员的最佳渠道。奥尔布赖特在1929年7月1日写下一份八页的报告，总结了1928年9月到1929年6月的大事。由于美国东方研究院是按照学校来运作，所以这篇总结相当于1928-1929学年的报告。这份年度报告中，两次提到李荣芳的名字，颇有助于我们继续推测李荣芳去耶路撒冷的缘由以及逗留时间的长短。奥尔布赖特提到，本学年的教学始于1928年10月15日，终于1929年3月8日。下面一句比较关键：“下列学生在整个学期、或者学期大部分时间，在校学习。”后面随即列出二十一人的名字、学历、所供职的学术机构，其中就有李荣芳：

李荣芳牧师，德鲁神学院神学博士，燕京大学旧约教授。

（Rev. Jung Fang Li, Th.D., Drew Theological Seminary,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at Yenching University）

1929年奥尔布赖特在院长年度报告中提到李荣芳在美国东方研究院上课

这些个人信息肯定是李荣芳在注册时提供的。这可以证明李荣芳利用这一年的学术休假，专程来耶路撒冷参加美国东方研究院的学期课程。而他第一次乘汽车出行，出发时间乃在1929年3月13日，正是3月8日学期结束之后第五天。第一次出行的伙伴有马和伦、麦克瑞和石奈德三人。李荣芳在《圣地游行记（一）》中只记录了三人的中文译名，但奥尔布赖特年度报告所列的名单中，我们发现这三人中，有两人都是这一学期与李荣芳一同上课的同学，而且在名单上与李荣芳紧挨在一起。马和伦的英文全名是John Mauchline，格拉斯哥大学神学士（B.D.），同时也是英国考古学院成员。而麦克瑞还参加了第二次出行。

1929年奥尔布赖特提到考古之行的成员，包括李荣芳

在年度报告中，奥尔布赖特还提到自己开设的课程，以及4月份的考古之行：

院长【案：指奥尔布赖特自己】和年度访问教授如往常一样，开设了若干课程。院长每周讲授巴勒斯坦考古学两次，每周讲授巴勒斯坦地理两次，耶路撒冷地形学一次。……院长还进行了两次远足，一次是11月19-24日，去加利利；另一次是骑马出行，穿过巴勒斯坦西部和东部，时间是4月12日到5月2日。

从这里可知，李荣芳在此期间学习的课程，都是有关考古和地理这些“硬核”的科目。而任课老师就是比他小四岁的奥尔布赖特。

有意思的是，1929年是奥尔布赖特在耶路撒冷进行考古研究的最后一年，在这份年度报告的结尾，他对新任院长表示欢迎，并对十年中曾给予自己极大帮助的各国同行表达感激之情。他卸任之后，随即返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建立他的圣经考古学理论。而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圣经学训练、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教十年的李荣芳，也恰恰在这一年来到耶路撒冷。他不仅修习了圣地考古和地形学的课程，还与欧阳亮教授这位未来圣经考古学最大的权威一起出游。对二人来说，1929年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巴里斯登考古纪况》与《古物古迹调查实习》

1929年秋季学期，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了一门《巴里斯登考古纪况》。所谓“巴里斯登”，即如今的巴勒斯坦。这门课供二、三、四年级选修，2学分。任课教师正是刚刚从圣地考察归来的李荣芳。这门课到了第二年，继续出现在课程表上，但学分减至1分，课程简介云：“研究巴里斯登之新发现，特别注重考古学与历史之关系。”在燕大历史系其他学年的课表中，发现1936年也开设了《巴里斯登考古学》，学分为1学分，课程简介云：“先讲考古学的原则，再论考古学与政治、文化、宗教等史的关系。”1941年的课表上，课程名字已改为《巴勒斯坦考古学》，仍是1学分。课程介绍大约是前面两个版本的结合。

宗教学院的教师，需要在其他文科系兼课，这是燕京大学当年采取的一项措施。李荣芳曾在历史系、英文系教课。查1928-1929学年的历史系课表，李荣芳的名字就列在历史学系的教员名单上。当然，他这一学年不可能开课，因为他正在耶路撒冷上欧阳亮的课。1928年之前几年的课表目前无法找齐，能看到的只有1925-1926学年的英文课表。在历史学系课程表中，没有找到李荣芳的名字以及与考古相关的课程。在这一学年宗教学院课程中，李荣芳开设的课乃是《圣经与现代社会问题》《旧约文学》《基础希伯来文》这些常规课。所以，目前难以确定1929年的《巴里斯登考古学》是不是李荣芳在历史系开设的一门新课。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若果然如此，则他在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院上课所获得的知识、勘察考古遗址所获的直观经验，就应该是他开设考古学新课的坚实基础。

李荣芳对圣经考古的兴趣，最终又让他参与到本土的古迹勘查工作中。1936年燕京大学历史学系课表上，在李荣芳开设的《巴里斯登考古学》后面，列入一门新开课程——《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门课由三位教师合开：容庚、顾颉刚、李荣芳。课程介绍为：

北平为辽金、宋、元、明、清五代建都之地，古迹随处有之，又为文化机关所萃，古物之多亦远过他地，此皆史系生所不当不践履摩挲者。今设此课，目的在养成学生自动搜集材料之兴趣，俾所学不受书本限制。

这门课的助教就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当时还是燕大历史系研究生。侯仁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

参加领导这门课程的还有分别对考古学和宗教艺术有研究的容庚（希白）教授和李荣芳教授。……“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颉刚师已经奔赴内地，容庚教授也到南方去了，只剩下李荣芳教授继续把这门课开下去，只是调查的对象就只能限于北平城内和近郊的一些重要的庙坛建筑了。

李荣芳对古迹和古物的兴趣，还可见于他为《禹贡》杂志所撰写的文章。1936年，顾颉刚主办的《禹贡》杂志第六卷第五期，刊登了一组北大和燕大学生去绥远地区实地考察的文章和实录。其中刊有李荣芳两篇调查报告：《安北和硕公中垦区调查记》和《绥远宗教调查记》。前者详细记录了垦区从设想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垦区的章程、组织结构、日常管理都详细描述，后者则对该地区喇嘛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情况，做了总结。同一期的《禹贡》杂志，还刊载了侯仁之的《旅程日记》，详述考察组一路的见闻。从中获知，就在考察组即将启程时，李荣芳临时加入，让学生们又惊又喜。侯仁之与李荣芳非常亲近，所以对李荣芳的学术经历多写了几笔，也再次印证了我们前面的叙述：

这期间又有城里周、沈二先生接洽同去，惜以时间不便，未果。同时陆君又忽以他故不能成行，大家方在惋惜，而燕大教授李荣芳先生却又毅然来参加了、李先生曾在西方考古家荟萃的巴勒斯登专门做过考古的工作，他除英、德文外还通晓拉丁、希腊、希伯来、叙利亚、亚利玛（Aramaic）数种文字，得他同行，实可庆幸。

侯仁之说他“曾在西方考古学家荟萃的巴勒斯登专门做过考古的工作”，当指1928-1929年间李荣芳在耶路撒冷听课、勘察这一段的经历。“专门做过考古的工作”，可见李荣芳的旅行不是短期的朝圣之旅，而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术之行。

1929年这次巴勒斯坦之行，不仅让李荣芳游历了各大圣经名城，更让他亲身考察了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正如火如荼展开的考古挖掘工作。他问学于奥尔布赖特，并与这位知名的圣经考古学家一道出行，更与在米吉多的一线考古工作者直接接触，参观了仅仅一年前刚刚出土的“所罗门马厩”。这一切都表明，李荣芳对当时的圣经考古有最直接的了解，这不仅影响了他后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开课，还促使他参与了北平古迹的调查实习课。李荣芳为了学习圣经考古，不仅亲至其地，而且还亲接其人（欧阳亮），他在距今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这次考古之行，可能是中国学者与巴勒斯坦考古学最早的一次国际接轨。

（我第一次知道李荣芳，是因为南京大学孟振华教授的介绍。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暨南大学吴青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栾伟平老师、友人宋希於和吴景键两位先生，都曾给予很大的帮助。在此特向以上诸位老师和朋友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丁晓

小龙虾店的老板娘廖美丽曾是一个美食编辑，熟悉长沙街头的各种吃食。在接受采访时，她不停地给我推荐好吃的，那种急切让你觉得东西还没吃到，胃已经被塞满了。廖美丽拍视频、搞运营，她觉得现在餐饮店运营跟以往大不相同，不再是简单的饭店，还要是一个媒体公司。

主笔｜王珊

两重身份

廖美丽有两重身份，第一个是小浣熊先森海鲜外卖的老板娘。
她33岁，店员们基本都比她年轻，称她为“廖姐”。身为老板娘，她是店里最忙的人，网断了会找她，有人退单也要问她怎么办。店里的主打产品是小龙虾，剥虾繁琐没人做，她每天一半的时间在剥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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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美丽（中）和她的一家人，忙碌的时候，连80多岁的奶奶也要帮忙剥虾（蔡小川 摄）
2014年认识老公后，她就开始剥虾。别人恋爱，逛街、吃饭、买礼物，她的老公浣灿会说：“来，教你剥虾。”这是一个技术活。一手握住虾尾，一手去头、去腮、去嘴、去虾线，四个动作一气呵成，用时不到两秒。剥的时候还要将大小龙虾分别搁进两个箱子，小的做咸蛋黄虾尾，大的则用来做口味虾。也有更大的，一两以上，做油爆虾用。“油爆虾讲究吃虾膏虾黄，必须要大。”廖美丽说。
廖美丽给我看她右手的大拇指——剥虾需要不断地翻转大拇指，她的指关节有些微微变形。店里她唯一不会干的活，是绑蟹。螃蟹活力足，大爪子一挣扎，廖美丽手小，总是被夹，这个活就由婆婆莎姨完成。
甚至领证那天，也是在工作中度过。他们刚坐进民政局，供货商就打电话来说“货到了”。家里没人，老公就催办事员，“可以了吗？还有什么字没签？”对方觉得好笑，跟浣灿开玩笑，“你这究竟是结婚还是离婚，搞得比谁都急。”回来的路上，廖美丽觉得眼睛有些发酸，替自己委屈了一会儿。倒是浣灿来了一句：“我真的结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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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虾是一个技术活，剥了几年虾，廖美丽的手指有些微微变形（蔡小川 摄）
廖美丽微胖、眼睛很大、五官端正，能看出漂亮的底子。在做小龙虾之前，她是一家平台的美食编辑。长沙是美食之城，她整天都在跟同事去发掘好吃好喝的。有一年他们做湖南美食地图，三四天要走访60多家店，“你想那能怎么吃，我们就很快地问下老板的年龄、开店的时间、招牌菜是什么，每个菜吃一口，把特色和关键词写出来，就赶紧去下一家”。
廖美丽高中毕业，因为父母供不起两个孩子，父母选择让哥哥去读书。她十六七岁就出来打零工，在医院做过杂工，还在百货大楼当过售货员。她给长沙一家报纸副刊投稿，写她的所见所闻，颇受欢迎，后来误打误撞开始写吃的。几年内，她的胃口也被撑大了，总觉得胃里能够吞下一个宇宙，迅速从90多斤长到了140斤。她去探店，饭店老板误以为她是来偷学厨艺的同行。
廖美丽对吃的热爱，从她的言语中不停地往外冒。在接受采访时，她不停地给我推荐好吃的，那种急切让你觉得东西还没吃到，胃已经被塞满了，有点噎得慌。她讲自己探访美食的经历，也是见证了一些发展。比如说2006年去海鲜酒楼。那时海鲜在长沙卖得贵。她看着大厨戴着高高的帽子，推着小餐车出来，就忍不住吞口水，试吃时一直吃。海鲜老板将她拉到一边，劝她少吃点海鲜。她才知道，因为运输时间长，为了保持海鲜的活力，他们会给海鲜偷偷喂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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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已》剧照
廖美丽说，做美食编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老公浣灿。2014年，他带着菜品送到廖美丽的单位，希望他们能够帮他推广。店子当时已经有些名气。老板浣灿长得也帅，身高超过一米八，瘦，眉眼清秀，还被评过“长沙最帅老板”，一来二去，廖美丽很快就陷了进去。
但老板娘的生活是枯燥的，廖美丽觉得失去了自我，这两年她忙碌之外，也会去打卡一些犄角旮旯的街头小馆，拍老街老巷老店，她对老公说：“我99%的生活都在店里，剩下的1%我想留给自己和兴趣。”拿起相机的廖美丽又成为一个记录者。镜头下的都是长沙老口子，脾气又冲又直，范儿足。
随着城市拆迁改造，许多老店都在消失。有一家咖啡馆，廖美丽20岁左右时最喜欢去。她还在店里的留言册上写过心情，留了青春在上面。就在去年，对方从市中心搬到了岳麓山。廖美丽问老板为什么搬，对方带着她看所在的那条街，全部都是餐饮馆子，烟火气重，已经不是往日小资小调的样子，“我夹在这里不合适了。店铺的位置就让给更新的长沙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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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遇到了救星》剧照
抢货

小浣熊家味道好，咸蛋黄小龙虾和蒜蓉螃蟹是招牌。蛋黄与小龙虾一起炒，汤汁融入小龙虾里面，又鲜艳又入味；蒜蓉螃蟹更吸引人，全部是母蟹，带膏带黄，金灿灿的，每只切成两半，上面还有红色的辣椒、白色的蒜蓉，入口香浓鲜辣。“做蒜蓉螃蟹，一定要蒸好之后冷却让蟹黄凝固成膏，再下蒜蓉爆炒。”廖美丽告诉本刊。
恋爱后去了浣灿家里，廖美丽才知道做出美味的地方有多简陋。浣灿家位于潮宗街靠里面的位置，三层的自建房，一楼三四十平方米，摆了灶做小龙虾，二楼住父母，三楼则是奶奶和老公住。门口搭了个简易的棚子，就是洗小龙虾的地方。“夏天热，9点前一定要把小龙虾洗出来，不然就不新鲜了。”有时忙不过来，浣灿80多岁的奶奶也会加入洗虾的队伍。
那时，潮宗街还没改造，破破烂烂，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坑坑洼洼，巷子里最新最扎眼的就是小浣熊的招牌，亮黄色的背景、大logo，很不合群。一直到2019年搬新店前，廖美丽都是在棚子里剥虾、接单，夏天天气热，冬天天气冷，她随着太阳的移动挪来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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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好的小龙虾（蔡小川 摄）
很多客人会慕名来店里，还有不少小明星。来了才知道只外卖，为了照顾客人的感受，他们就在缝隙间摆了几张桌子，也能堂食。廖美丽带我们去新店，店铺背靠着五一商圈，最近正在重新装修，有两三百平方米，二楼要做堂食。这是他们未来一年的大事。
浣灿是在2012年开店的，他当时25岁，打工多年没有稳定工作，就想着做个生意。长沙吃小龙虾的风头盛，他琢磨着做个外卖店，成本低，风险好把控。最早是做口味虾，小龙虾放入热油加材料炒燃后加水烹煮，浓郁香辣。他一个人买虾、处理、炒、送，做了一年多，才积累了第一批客人。“最早做小龙虾外卖的有一二十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浣灿说自己的秘诀在于食材新鲜。
店里的小龙虾都来自长沙有名的水产市场西长街。西长街长五六百米，南起五一大道西段，北至中山西路，与福庆老街相接，主干道上经营水产海鲜、家禽、牛羊狗驴肉、冻货等；从紫竹林巷往西一直到河边，是干货、香料和药材批发市场；最靠近中山西路的福星门巷，专门经营米和油。
图片《一千零一夜》剧照
2014年夏天廖美丽第一次到西长街，就被这里的热闹和喧哗所震撼。才凌晨，街上就等满了人，都是开饭馆的，为的是抢头等货。街两旁都是商户。男的基本是赤膊，脖子里戴着好粗的金项链，下面穿西裤，脚上是皮鞋，嘴里还叼着烟；女的穿得朴素，但只要仔细看她们粗糙的手，都是财富的气息，“有的人一只手戴三个金戒指，手腕上是金镯子”。廖美丽后来发现，这是西长街的女性攀比的一种方式，戴得越多，说明生意越好，货越好。
市场上的水产让人眼花缭乱，仅小龙虾从颜色上就分为青虾和红虾，根据规格又分为小青中青大青爆青、小红中红大红爆红，产地又各不相同。老板们个个精明，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大老板，哪些是小作坊，哪些是散户。
初次进市场的人往往会被欺负。廖美丽的公公最早来拿货时，就被骗了，“拿回家一看，上面一层是给的大虾，底下全是小虾。”他也没有好的方法，连着半个月没事总是去西长街转悠，慢慢地混到脸熟，才不被缺斤短两。“许多人说我们小龙虾卖得贵，说菜市场上十几块钱就能拿到，其实能够进入菜市场的基本上是我们这些饭店挑剩的货。”廖美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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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完货的人忙着离开。驾驶着三轮车的男人，遇到拥堵时会一个个从座椅上站起来，人高马大地站立骑行，时间不等人，多拉一趟货就意味着收入的增加，没有人会顾及从车缝里掉出的鱼虾蟹。因此，菜市场便有了另外一种“赚钱”的模式，住在附近的堂客们，背着个蛇皮袋，手里拿着火钳，将一只只落在污水里的虾蟹、鳝鱼、泥鳅夹起来，拿去二次倒卖。廖美丽觉得，在这里，人们像在赛跑，时间就是金钱。
即使现在规模大，有了固定的供应商，廖美丽和家人偶尔还是去水产市场转一转，“市场就是这样，不是说给你就给你，好的货必须你人到场”。总是去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掌控行情，廖美丽一家的宗旨是货源一定要掌控在手里，“你不知道，在餐饮业，一个厨师一个采购就能把老板的店给端掉”。
也因此，廖美丽最不能容忍的是别人说她家小龙虾不新鲜。有一次遇到客人投诉，她将整个处理小龙虾的监控过程调出来给对方看，对方才改口说不习惯湖南的做法。“我们做之前都会检查许多遍。”就拿螃蟹来说，他们洗之前要看螃蟹有没有活力，捆起来之后还会挨个吹螃蟹眼睛，眼睛会动，爪子会动，才会用。
图片《小别离》剧照

喧闹与落寞

廖美丽说，2016年以后，店里的生意突然有了爆发性的增长。当时，一个平台给她家店策划了一个视频，全网播放量有1000多万。一时间，来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北京、上海、辽宁、广州，形形色色的口音。2018年以后，长沙位列网红城市名单，流量更大了，游客挤满了长沙街头。“那一年五一、十一、圣诞节，街上都是人头。”廖美丽觉得，这与长沙善于娱乐和营销有关系，“你会在城市里看到粉红色斑马线、做成爱心形状的灯。”
本地一些品牌迅速崛起，比如说吃小龙虾的天宝兄弟、吃点心的墨茉点心局等。最有名的是茶颜悦色，2019年一年就开了100家店。“长沙有一点好，就是别人生意好大家都不会嫉妒，吃不完的流量总会流到其他人这里。”也到了廖美丽家。2019年五一第一天，店里就接了500多单生意，翻了一番。廖美丽记得，那几天，她完全是机械式在剥虾，打出来的流水单长长地看不到头，店里只有一个客服，她担心对方第二天累到不愿意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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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厨师们已经在炒虾，香气扑鼻（蔡小川 摄）

遇到最夸张的事情是，有一个人点了两万多块钱的外卖，廖美丽只好叫了个货拉拉给对方送餐。下单的人多，廖美丽先是配了6个手机号专门接单，后来加成了12个。当时，她因为长了腺瘤住医院开刀，进手术室前，她还拿着6台手机，被医生多次呵斥才舍得放下。
廖美丽能够根据点单的备注迅速分辨出谁是游客，哪个是本地人，“游客一般就是想吃当地的味道，怎么做就怎么吃，本地人会备注多放辣或者少辣什么的”。这几年里，廖美丽利用自己曾经的优势，做视频账号，搞运营，吸引了更多的人来体验。“以前是厨子做到一定的经验就会当老板，现在你一家店就得是一个媒体公司，会拍会剪还要会宣传。”廖美丽遇到许多老店，老板年纪大，不懂自媒体，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市场，儿女也不愿意接手。
疫情的到来让热闹戛然而止。尤其是去年8月，生意断崖式下降，点单的人数从300单左右降到40单，拍的视频点击量也很低，人们仿佛都不愿意出门消费了。就在我们采访的前两天，有个咖啡店的老板跟廖美丽聊天，对方说：“廖姐，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里来了一个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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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前，凌晨两点廖美丽还在忙着接单。疫情期间一过了晚上9点，整条街就只有他们家店还在亮灯，“我总觉得已经很晚了，一看时间才9点。你知道吗？我们经历过巅峰，然后再跌到谷底，心里是很难受的”。看着清冷的生意，廖美丽一家人想了一个能够宽慰彼此的办法。在原本热闹的时间，公公骑着电动车带着婆婆，老公带着她，四个人一起到长沙最热闹的五一商圈转一圈，“你就会看到这家也没生意，那家也生意不好，就觉得苦的不是自己一家，心里也就平衡了”。
好在，如今热闹和客人又回来了。
（实习生王一然对本文有贡献）

北京时间6月11日凌晨，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在伊斯坦布尔落下帷幕，曼彻斯特城1比0战胜国际米兰，捧得2023年欧洲冠军杯大耳朵杯。国际米兰虽然输了，但却让我这为国际米兰球迷有幸感受了一次欧冠决赛的现场气氛，要知道上一次国际米兰进决赛还是13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大学生。

图文 | 关辰雨
我是从欧冠半决赛第一回合，就决定想去看决赛了。半决赛国际米兰对阵AC米兰，开场11分钟连进两球，我意识到，国米要时隔13年再进决赛了，当时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多，躺在沙发上的我马上抄起手机开始看球票了。在欧洲最大的二手票务网站上，欧冠决赛的球票最便宜要3万多元。我确实犹豫了很久。后来才知道，还有最后一轮开票，最便宜的票1万多元。这两天我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很多中国球迷，都是买的这一档的球票。
去看自己喜欢的俱乐部进欧冠决赛，感觉比看世界杯决赛还爽。其实说到欧冠决赛，它并不是足球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单场比赛，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比赛。世界杯决赛的社会知名度更好，知道世界杯的非球迷更多，但在竞技层面，很多球迷认为欧冠决赛是要比世界杯决赛更重要的，毕竟国家队磨合程度有限，又并非职业化球队，而球迷对职业化俱乐部的情感联系更紧密。就像篮球迷们，很多也会更喜欢看NBA总决赛，而非奥运会男篮决赛或者世界男篮锦标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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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米兰上次进欧冠决赛，还是2010年，穆里尼奥带队在半决赛击败“宇宙队”巴塞罗那。有意思的是，当时巴萨的带队教练就是现在带曼城的教练瓜迪奥拉。足球迷往往是长情的。2010年国际米兰在欧冠决赛中胜利夺得冠军时，我还是个大学生，只能在熬夜看球中度过，如今国际米兰再进决赛我已经是马上要35的人了，这13年里，国际米兰一批批的球员不断更迭，而我也从一个少年进入到了准中年，不过好处是，我可以比少年时更容易去现场看决赛了。这也是这几天我一路上遇到的很多来看决赛的中国国际米兰球迷的缩影。在北京首都机场，我就遇到同行的国际米兰球迷，三四十岁，买的一万多的球票，向公司请了假出来，戴着苏宁做的国际米兰口罩准备登机。
欧冠决赛每年举办的地点都不一样，以此来促进足球在欧洲的推广。今年的欧冠决赛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办。这两天的伊斯坦布尔有着浓郁的比赛气氛。古老的加拉达石塔变成欧冠灯光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上悬挂着两只决赛球队的巨幅队徽，托普卡帕宫、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都能看到穿着两方球衣的球迷在逛景点。入住酒店，服务员第一句问题肯定是，你是来看球的吗？第二个问题是，你支持哪个队？深夜酒店房间外，会传来球迷们开着车唱着哈兰德之歌飞驰而过的声音。
很多球星也来到了伊斯坦布尔。深受球星喜欢的“撒盐哥”的烤肉店总店就在伊斯坦布尔老城，这几天很多球星光顾。国际米兰和AC米兰的很多球员也都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准备看决赛。卡卡在参加活动时一上来就调侃自己曾经在伊斯坦布尔输掉过欧冠决赛。人们还都记得，上一次在伊斯坦布尔举办欧冠决赛是2005年，史称“伊斯坦布尔奇迹”，利物浦上半场以0比3落后AC米兰，但下半场6分钟内奇迹般地追平比分，最终在点球大战中致胜完成惊天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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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照顾欧洲转播的时差，本次欧冠决赛定在伊斯坦布尔当地时间晚上10点开赛。不过对于球迷们来说，这一天从早上就开始了。因为很多欧洲球迷都是决赛当天才来到伊斯坦布尔，于是整座城市便陷入了堵车之中，街边拦不到出租车，Uber也根本打不到车，于是很多球迷会很明智地一早出发。
离市中心不远处设置了欧冠嘉年华，实际上就是成年人的游乐场。大家纷纷穿上自己珍藏的不同时代的球衣，去排队参加赞助商的活动领取小礼物，或者购买欧冠官方纪念品。仿佛穿上哪位球星的球衣，自己就能扮演他。但显然，曼城球迷的球衣更“新”，款式比较单一，而国际米兰球迷们的球衣从80年代到新款各个时期都有。
在嘉年华排队买汉堡时，一群从英国来的曼城球迷在我背后聊天，五六个人，都是50岁左右，其中一个问：“之前订的比赛结束后接咱们的车，要不要和司机说有可能会提前，万一我们输了呢？”这句话引起了其他几个人的激烈反应：“我们怎么会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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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曼城确实很强大。2008年曼城被来自中东的阿拉伯财团收购，新老板大肆注资球队，自此，曼城跻身强队之列。瓜迪奥拉带领的球队已经统治了英超，近六年五夺英超联赛冠军，此外三年进欧冠决赛。赛前，曼城与国际米兰的赔率已经达到了六比一。
这也难怪，在嘉年华上排队与真欧冠奖杯合影的也是曼城球迷居多，显然他们已经不迷信赛前不摸奖杯、不喝香槟的忌讳了。“我们很强，他们很弱，我们非常快，他们非常慢”，这是曼城球迷普遍看法。
而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国际米兰球迷态度则相对卑微，就像我自己一样，支持的球队能进决赛，让我有机会现场感受欧冠决赛气氛，就已经满足了。国际米兰球迷相互碰到闲聊，都不说输赢，也不讨论技战术，谈今晚怎么打之类的，因为两队差距确实太大了。大家甚至一度谈论起了玄学，国际米兰主教练因扎吉带队进杯赛决赛胜率极高，国际米兰历史上几次欧冠决赛夺冠都阻止了对手的三冠王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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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嘉年华出来，大家更担心前往球场的路程安排。今年欧冠决赛场地阿塔图克奥林匹克球场就是2005年“伊斯坦布尔奇迹”的比赛场地，在伊斯坦布尔市郊，离市中心有20多公里车程。上赛季利物浦对阵皇马的欧冠决赛在巴黎市郊的法兰西大球场举办，官方在巴黎现场的安保和组织工作曾出现了不小的纰漏，导致大量球迷未能及时入场，并在球场外出现了危险的人群拥挤。因此今年欧足联建议球迷从上午11点开始提前抵达球场。但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前往阿塔图克奥林匹克球场的交通不算便利，市公交系统无力承担欧冠决赛规模的运力，因此欧足联最终安排了数百辆摆渡大巴，从中午1点开始往返不停地接送球迷。
果然，等我上了大巴才发现，原本半小时车程的路，堵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达到球场。国际米兰球迷与曼城球迷被分别安排乘坐不同的大巴，一路上国际米兰球迷看到曼城球迷，会隔窗伸四指，比喻今晚将是国际米兰的第四冠，而新贵曼城尚无欧冠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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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去莫斯科看过世界杯开幕赛时，对世界杯的球场气氛记忆犹新，世界杯更像是一种狂欢，各国球迷之间都很友好，即便当晚没有支持的国家队参加比赛，这些球迷都会穿上各自国家队的球衣或者民族服装前往球场与其他国家的球迷一起玩耍助威。
但欧冠决赛的球场气氛完全不一样，这是纯竞技的比拼，只在乎输和赢。从抵达阿塔图克奥林匹克球场，就能感受到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球场外两队球迷区是分开的，隔了很远。走路得走半小时，才能从一方阵营走到另一方阵营。两方都请了该国知名主持人来热场。
晚上10点的比赛，6点开始可以检票进入球场。在球场外的通道上，两方球迷很少互动，更像是视为不见，像经过的是一团空气一样。进入球场后，两队球迷看台也被安排在球场的两侧，保持离得最远的距离，中间则是中立球迷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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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内的气氛也与世界杯完全不一样，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种“安静”，也许是球场回响设计得好，也许是球迷们都特别整齐，使得球迷的歌声和嘘声特别清晰，在歌声或者嘘声停下后，球场就会出现一种极其专注的“安静”感，似乎全场几万人都在专注于一件事情，就是认真看球。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第36分钟德布劳内受伤下场，第57分钟卢卡库上场替下哲科，国际米兰球迷在度过了60多分钟的平静之后，第68分钟罗德里攻破国际米兰大门。
比赛结束后，国际米兰球迷先唱起了歌，颁奖仪式过程中，国际米兰看台没有一个球迷提前离场。国际米兰球员哲科上台领银牌时，有情有义的曼城球迷们特别报以巨大的掌声，因为哲科曾经为曼城踢过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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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曼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感谢这支国际米兰让我有机会现场看欧冠决赛。如今的国际米兰主力中后卫阿切尔比35岁，达米安33岁，中场姆希塔良34岁，布罗佐维奇30岁，前锋哲科37岁，卢卡库30岁。这些老将们恐怕不会再有多少机会再进决赛了。显然国际米兰球迷要是想再次体验欧冠决赛，估计需要起码再等五年、十年了。

排版：孙孙Boy / 审核：然宁

以下为司机的单口：

1

你看，上车，我都没敢跟你提加 20 块钱高速费的事儿，都有录音呢。

没必要。又不是从滨江去机场，搁老余杭去机场，百多块儿呢，有的挣。

返程呀？不好拉人呢，2000 多台车都窝在机场拉客。

这几天不行，人少了，怕复阳，出门的人少了。

我呀，黑龙江人，牡丹江的。

是不是很实在？

不像好些人，一问黑龙江的，再问哈尔滨的。

吹牛逼呢，还哈尔滨。

哈尔滨人能来干这活儿，搁家一个月五六千呢，老舒服了，每天下午四点四十就坐那等，不干活儿，等五点下班。大家伙儿也不去办事儿。

一到五点半，所有饭店都满了。

杭州没有夜生活，我们那夜生活不错，就是钱太难挣了。

我家在牡丹江绥芬河，跟俄罗斯交界，20 多米外就是国境线。

2

我吧，从小学俄语，高中毕业后，天天跟老毛子一起。

在绥芬河，老毛子有的是。一半是俄罗斯人，一半是中国人。

俄罗斯，这个国家不好，吃了吐。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翻脸不认人。别看现在跟他拉近，不行，这个国家太不是人了。

3

我爹是老师，我没考上大学，我爹找人给安排进纺织厂，做维修工。

当时是 1999 年，纺织厂都快要倒了，在逐渐走向灭亡。

但是东北人嘛，怎么得进体制内，都往里国企整，倒闭了也要整。

2000 年，纺织厂黄了。我其实就上了半年班，然后下岗了。

我当时不要钱，要养老保险。

下岗就下岗呗，那时绥芬河可好挣钱了，跟俄罗斯人混。

我爸五个儿子，家里穷的嘎嘣嘎嘣的，他让我们兄弟几个自己折腾。

俄罗斯人都来中国翻腾服装回去卖，做翻译，领他们上商场找货，赚中间差价。

我们这行叫 “憋缝” 儿。

干了四五个月，我就买了房子。用两万五买了一套房。

有了房子就好处对象。

我老婆就住我老家前面那条街，比我大两岁，上学时比我高一级。

我跟俄罗斯人做生意，买了房子，跟前都知道了，很有面儿，BB 机和手机都有了。

有一天，我媳妇问我，老弟老弟，你那活儿我也能干。

我说，行呀行呀，跟我走吧。

到了地儿，俄罗斯人大包小包，有鞋子，我拿出来，给她穿。

我跟俄罗斯人说，我媳妇儿。

俄罗斯人一听，又捯把捯把两件衣服，你媳妇呀，不要钱。

我媳妇儿听不懂，老感动了。

从那后，她就跑到我家，给我收拾屋子。

慢慢的，慢慢的…… 又买了新被子，都铺好了。

哎呀，这是干啥呀。

我说，你比我大，是我姐姐。

她说，什么姐呀姐。

然后就一起看电影，一点儿一点儿的……

再后来，就上我家做饭去了。一来二去，上我家炕了。

起初，我丈母娘还不同意呢。

后来一看，行，还挺能干。

那几年，是真不错。我爹蹭我的光，抽了很多好烟，红塔山呀，阿诗玛呀。

4

绥芬河现在完犊子了，彻底完犊子了。

之前，疫情闭关。现在，开关了，也不行，俄罗斯打仗，穷。

我以前做翻译，问俄罗斯人干嘛不花钱，说省钱造炮弹，打乌克兰。

前几天跟一个老毛子聊。问他弟弟，说死在了乌克兰，一个营长级别的。

5

我是 2020 年 4 月跑出来的。不跑不行呀，家里四口人张嘴吃。

当时隔离了四十多天，实在受不了，趁松动，就跑出来了。

懵懵的，就跑出来了，先到上海。

上海人不是那么友好。没几天，我从上海走了，说，看看西湖吧。

就到了杭州。一下车，哟，碰到好多个东北人。

这边现在开车的都是东北人。哟，一聊，
来呀，你也开车。

挺好。就把我承下来。

6

2021 年，我女儿毕业，就来杭州了，学计算机，不好找工作。

要不咋说好人有好报呢。

有一天我拉完客，发现车上落了一部新手机，苹果 12 普拉斯，连忙开出 20 公里，给人送回去，没要钱。

客人加了我微信，发来红包，88 块。

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求各位帮女儿介绍工作。

那个客人问，你女儿学啥的？我说计算机。

他说，明天让她来 hk 一趟。

就这样，女儿就上班了。

7

我老婆跟女儿一起来的杭州。刚到，就让我领着逛逛。

“灵隐寺挺大呀！”

“西湖跟家水库一样大呀！”

这老娘们儿虎得很。

8

一年半后，老妈也来了，68 岁老太太，
不能让她一个人搁家里。

来这边，68 岁还能找到活儿干，在医院打扫卫生，一年十多万。

可把她乐坏了。在家，谁敢用 68 岁老太太呀，杭州这地方还是好。

9

我来杭州后，家里亲戚，都来。

有个哥儿们，都出了五服，都给我打电话。

我问谁啊？

“我，富生。”

想不起来。但找过来了，就帮呗。

他有个儿子，也想来杭州开车。我说行。

第三天，坐绿皮火车来了，一米八七，帅小伙儿，就是没钱呀。

干了三月，不干了，去萧山当上门女婿去了。

这咋整？

我给复生打电话。安慰他说，你两个孩子，倒插门一个也行。

富生倒爽快，给我儿子改姓都行，只要有媳妇儿。

那小子一倒插门，老丈人给买了一辆迈巴赫开，哎，太牛逼了。

我都想去倒插门。那小子讽刺我，老叔，你年岁不灵，不行。

他领媳妇儿回老家，两间小房子，60 多平。媳妇儿一看，没法住，就去市里开了宾馆。第二天给他家买了一套房。

可把富生高兴坏了。哟，我死之前还能住上楼。

他们家除了鸡鸭猪，都买新的。

10

远东现在开放了，说是俄罗斯联合我们一起开发。

过阵子，我回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不过估计难搞。

我们家四口人现在杭州一个月能挣四万多块钱，刨除各种开支，还能剩下三万。回去不一定好使。

东北现在没啥人了，年轻人都跑了。

我女儿说上班累，不想干。我说别，你能回黑龙江吗？

我天天拉客，听大家聊天，知道门门道道。

哎，走着瞧吧。

来源：猛哥 微信号：wm221x

之前看各家 2022 年的财报，有一家，让我格外惊讶。

2012 年净利润 -237.6 亿元，2014 年净利润 264.8 亿元，刚过去的疫情 2022 年，净利润创下近 10 年新高，325.79 亿元。

这业务干的，搁谁看都得问一句小伙子股票代号几何。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公司是诺基亚呢？

挺难以置信的。流行的叙事是，诺基亚公司早已经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中衰落，步入暮年，颓废不已。没想到居然不仅活着，还活得挺滋润。拿 2022 年来说，营收和利润都有不错的增长率。

一

诺基亚放弃消费市场 ，压根不是我们常讲的这套惨淡收场的故事。

过去，一提诺基亚，我们最常说的就是 “时代的眼泪”，躲不过，当然还有难兄难弟柯达。2010 年，诺基亚风光无限，巅峰市值 2500 亿美元，结果 2 年后缩水超过 90%，市场份额直接从 50% 跌到不足 4%，在破产边缘试探。

为什么诺基亚会落入如此境地？有站历史派的，认为诺基亚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苹果作为后起之秀，理念更先进，“用户第一，工程第二”，而诺基亚不是。

诺基亚一直在做的是功能机，本质上是嵌入式设备，由硬件主导软件，这也导致了决策层全是看硬件的，上到企业文化，下至产品设计，没有把软件太当回事。没想到，iPhone 横空出世，宣告手机成了由软件定义的智能设备。

也有技术革新派，认为诺基亚死于创新，而不是落后。诺基亚作为当年的老大，其实跑得比谁都快。

诺基亚发布智能机的时候，还是 2002 年，彩屏，装载在 Symbian 操作系统上，但卖得最好的，始终是我们记忆里的能砸核桃的功能机。后来，老板听下层说智能部门总是不盈利，就动摇了，裁掉智能手机部门。结果苹果进场，诺基亚也永远失去了先机。

有人认为是领导层被昔日的辉煌功绩一叶障目，接连决策失误。

诺基亚作为最早的无线手机领导者，销量一骑绝尘。记得 2008 年那会人手一部，走在街上，每次铃声响起，都得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手机。所以，2007 年谷歌推出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时候，诺基亚说我们没有把这当成威胁，我们用的是真正的手机，真正的手机操作系统。网评 “他们傲慢地认为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手机”。

后来有人站出来说，不要把管理者当傻子。只是组织老了，英雄迟暮。当组织日渐固化，江山已定，必然没有破坏性技术创新的勇气。

就像现在的 AI 浪潮一样，移动浪潮来临，人人都能看清，负责观察市场风吹草动的上层管理者自然也能看清。只是诺基亚的组织老到没法变革了，困在了旧时代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模式里。没有人能拯救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就像没有人能拯救 2010 年的诺基亚。

以上解读，我们都很熟悉。

二

诺基亚的主要利润来源，根本不是手机。

功能机利润很薄，放在运营商的营业厅里卖。手机厂商是设备商的附属，没有自己的销售宣传渠道，不像现在手机专营店遍地都是。后来甚至是去营业厅办业务，直接送你一部。

诺基亚手机巅峰的时候，虽然占一半市场份额，但是全年利润也才 72 亿欧元，远不如自己做运营商赚的 260 亿欧元高。而且卖得多的，都是给运营商开发的合约机。自己花心思做的，销量很差。跟我写公众号一样，花大量时间认真写的经常很一般，随手写成的反而效果非常好。确实比较尴尬。

所以，放弃手机部门，专注于通讯领域，对诺基亚来说，其实是最明智的选择。

历年年报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2010 年，并购了摩托罗拉的大部分无线网络基础设施的资产，2015 年，整合了阿尔卡特朗讯，2016 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2017 年通讯业务贡献了诺基亚 88% 的收入。利润可观。跟杨过似的，断臂后反而实力突飞猛进。

比起跟各大手机厂商卷硬件卷价格，诺基亚现在靠着 5G 设备、云计算和几万件关键专利的专利费，简直不要太滋润。运营商业务收入，对比几大设备商，去年诺基亚的销售收入，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 1838 亿，同比增长 12.2%，净利润 314.3 亿，同比增长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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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实际远没有过去解读的那么戏剧性：既然手机不那么赚钱，也做不赢别人，那就不要了，我干通讯网络，干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的支柱型产业。扎实做，稳赚。

三

常见的叙事，文化，战略，总是容易被过分高估。怎么论证都对，都有道理。但也总有例外。

比如前面说的理念。哪个理念哪个文化更先进，对企业管理和经营来说，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乔布斯说微软制造是三流产品，但比尔・盖茨非常成功。阿里员工习惯干大事前立军令状，在硅谷那群崇尚极客文化的科技公司看来，这种打鸡血式做事风格应该是天方夜谭。

比如组织。僵化是必然，但因组织僵化而死，也不是所有企业必然的结局。

确实，企业不可避免会变得越来越臃肿，内部因为资源竞争势同水火，甚至互相掣肘。屁大点的项目，只要涉及跨部门协作，协同会都得开个两天两夜。积年累月地，当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创新劲儿早已磨灭，当年的屠龙少年也最终成为恶龙。

但有些 “老” 企业照样能提前踩准时代风向。一度被吐槽穷得只剩钱的微软，就在这波 AI 浪潮面前，一扫过去的颓势，重新站到了 “科技创新” 领导者的角色上，引领技术创新的 Google，反而棋差一招，成了跟随者。怎么解释。

再比如坚定。这是最正确的废话。

时刻身在漩涡之中，我们唯一坚定可能是想改变世界并以此致富，面对每天经营的具体问题，到底该坚定选什么，没有人知道。

Google、Deepmind 坚定投入 AI，Transformer 论文让业界虎躯一震，领跑多年。结果，隔壁 OpenAI 跑通了，给业界探索 AGI 的思路写下阶段性定论。Meta、Microsoft 坚定投入 AR，产品一个接一个发布，结果苹果第一手 Vision Pro，让无数人开始畅想 “空间计算” 的未来。

划时代的产品，没有先例。创新，关键的一步，就是改变衡量的标准。但人总是依靠过去的经验，判断未来，所以我们天生不擅长预测。

最近看到一篇投资圈的报道，统计了高盛从 1987 年到 2023 年预测利率的准确性。搞预测，高盛是专业的，毕竟只要能准 10%，高盛就能赚十几亿美元。收益是第一驱动力。结果，看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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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错了 25 年，而且经常是方向全错。

四

公司经营，本质上跟人生经营一样，成功后的坚定才叫坚定，成功前，坚定经常被嘲笑是痴人说梦。马斯克是典型案例。凯文凯利之前说，当事物是新事物时，通常不容易测量、不易检测，也不易优化。引入蒸汽和铁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引入了关于所有权、身份、隐私和识字的新观念。但这些想法，起初并不 “富有成效”。

至于怎么经营其实没有对错之分。到底哪个思路更合适？没有正确答案。所有人都是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看某个选择的影响。面临抉择的当下，A 方案和 B 方案，可能都是对的，也可能都是错的。

之前做企业经常被比喻成爬山，王石也这么讲过，创业跟爬山一样，明确目标，做自己想做的事。

后来王石登了一次珠峰，改口了，说做企业比登珠峰难，难太多。登珠峰路径非常清晰，前面有 1 号营地、2 号营地、3 号营地，冲锋，最后登顶。还能花钱让人带你上去。拼就行了。

但做企业，拼有用，谁都可以创业成功。

无论创业、做事、打工，是由无数具体的选择和执行构成的，倒垃圾、给笔记本电脑充电、定今天代办的优先级、清洗茶杯、买沙发、开空调、选午餐吃什么、洗手、拉上背包的拉链、看文章、跟同事唠两句嗑、写代码、喝咖啡、开周会、慢跑、看书。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许愿自己成功。做具体的事情，就是全部意义。

唠了不少，有些机灵的脑瓜估计也开始怀疑柯达是不是另有一番故事了。这么说吧，柯达公司全称伊斯曼 – 柯达，母公司伊斯曼现在是搞化工的，生产香烟滤嘴材料。

来源：MacTalk 微信号：MacTalkPro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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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意义不同的“杨老师”

杨志洵，字（或号）景苏，亦作劲苏、劲素，江苏金匮（今无锡市）人，卒于1939年，生年不详。他不算是一个名人，却被文史爱好者不时提到。人们对他的兴趣和了解主要来自两组关系，以下略为分解。

其一，杨志洵在胡适的早年进学之路上发挥过关键作用，是后者终生铭感的恩师。1910年，沉沦上海的胡适受许怡荪、程乐亭等友人劝告资助，进京应考庚款留美。在北京，二哥胡觉（字绍之）的好友杨志洵“厚待”之，介绍他“住在新在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师大）校舍里”；考取后南下上海，旅费也是杨志洵借他的，后由胡觉代为归还（1911年1月10日胡觉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

这场耽搁不过月馀，胡适就录取赴美了，留下的印象却非常美好，至以“怜我无家能慰我，佳儿娇女倍情亲”的诗句来形容。两年后的圣诞节，胡适在美国受到白特生（Patterson）夫妇“有如家人骨肉”般的招待，感激之馀，想到的是：“前在都门，杨景苏夫妇亦复如是。”（1912年12月25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

除了生活上的照顾，杨氏还辅导胡适功课，给予他学术上的关键点拨：

杨先生指点我读旧书，要我从《十三经注疏》用功起。我读汉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

胡适《四十自述》手稿中的杨志洵

这里说得较为简略，更详细的指导过程，可从胡适当时写给许怡荪的信里窥见端倪：

昨向友人处借得《十三经注疏》读之，始知讲经非从古注入手不可。古注虽亦有大谬之处，然参考众说，可得其真意；再以朱子集注参观之，以新文法旁证之，说经之奥，尽于此矣。甚望足下先从经入手，以史辅之，一二年后根柢定矣，然后从事文艺，乃为有根据之学问。（1910年7月18日函，《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这里的“友人”，当然就是杨志洵。现在看来，除了点出“新文法”的新途径外，这些意见是治朴学者的常言，并无特出之处，对年轻的胡适来说却不啻空谷足音。从前胡适在家乡私塾和上海中国公学，均未受到系统的旧学训练，此时竟有拨云见日、脱胎换骨之感。赴美初期，他对这场知识震撼尤念念不忘，且以“痛下针砭”来形容：

弟意今日读书种子已极寥落，吾辈为实地工夫，须先肆力“经学”，然后读“史”读“子”；至于文学，则经史之效果耳；经明史熟，义理精辟，发而为文，自然含英咀华，仪态万方。弟迩来甚悔从前用功皆是逐末忘本……在京时闻家兄友人谈论国学，颇为弟痛下针砭，故此行所携书以经子为最多，集部仅昌黎临川二家而已。（1910年10月29日致许怡荪）

据叶德真、任鸿隽等人的说法，上海时期的胡适耽于吟咏，以文人自喜，所好在于词章，“喜欢李后主的小令”，“一部《苏东坡诗集》，常搁在手口”（叶德真《读〈藏晖室剳记〉后的感想》）。经杨志洵调教，在他的知识体系内部，显然发生了审美上崇实绌虚，兴趣上移文艺于经史，阅读上由集部向前三部转移的迁变。而在总体上，被杨志洵引燃的系统研习中国旧学的热情，又和他在康奈尔大学新从事的农学专业，构成了紧张关系——这些对我们所熟悉的胡适的成立，意义当然极为重大（此事已另文详论之）。

其二，杨志洵是杨绛之父杨荫杭的族叔。杨荫杭生于1878年，杨志洵和他关系亲密，有如平辈，岁数大概也差不多。杨绛对这位叔公的回忆，也总是与胡适相连。1940年代，杨绛夫妇在上海，和陈衡哲、顾廷龙等往来密切，因此认识了胡适。杨绛回忆，胡适用“半上海话”对她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回忆我的父亲》，《将饮茶》，三联书店2010年版）有人认为，这里的“叔叔”指的就是杨志洵，只是胡适弄错了辈分（参陆阳《杨家旧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杨绛说，胡适对她自称是杨荫杭的学生。可比较起来，杨志洵和胡适的师生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杨荫杭在何时、何处教过胡适，却没有确据。杨绛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胡适是他的学生，胡适的文字里也没有相应记述。1920年代初，在白话文与新文化问题上，两人间倒是有过一场隐蔽的文字交锋（韦昭《胡适与杨荫杭的隐秘交锋——一篇“老圃”集外文的发现》，“胡适评论 ”公众号2021年6月6日推送）。或者确如钱锺书所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只是两位“杨老师”之于胡适的意义有所不同罢了。

“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无论杨志洵自己还是他人，都没有对其一生经历作过完整系统的勾勒。这里权且拾掇起竹头木屑，以期形成一个简括的叙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著名的南洋公学在上海开办，初仅设师范院，杨志洵成为最早招收的师范生之一。他的同学中有胡适的二哥胡绍之、三哥胡振之，以及胡适澄衷学堂时期的老师、江苏南通人白作霖（振民）——这些是他与胡适发生联系的直接因缘。其馀如杨荫杭、章宗祥、孟森、雷奋、刘垣、江谦、钮永建、陈景韩（即陈冷血，曾任《时报》《申报》主笔）等（《南洋公学师范班学生名单》，《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日后活跃于政、法、军、报、学界，无不声名显赫。现在看来，当时入读此校，真可谓“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南洋公学早期师生合影（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网）

杨志洵入学当年的秋天，公学又设外院，类似附属小学，聘美国在华名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为监院，招收更多学生，“选派师范院生轮流教授之”。然而杨志洵不知因何与福开森“相忤”，“同人调停无效”，竟致退学。章宗祥是这场冲突的见证者，1898年冬即由公学选派赴日留学（《任阙斋主人自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那么此事就应发生在杨志洵入学后的一年内。不过他和南洋公学的关系并未就此结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公学另设译书院，聘日人为译员，杨志洵和孟森担任校订，日语纯熟后亦升任译员（杨耀文《本校四十年来之重要变迁》，《交通大学四十周纪念刊》，1936年版）。孟森的家乡武进和杨志洵的家乡金匮同属常州府，两人曾操不同的吴语口音，一同出现在杨荫杭家中，给幼年杨绛留下了印象（《忆孩时（五则）》，《文汇报·笔会》2013年10月15日）。

杨志洵在南洋公学所受的师范教育和建立起的人脉关系，不但埋下了将来辅导胡适的伏笔，对他未来职业生涯的影响更至深至远。1920年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一集）》（北京敷文社）载，杨志洵在不少有名的新式学堂任教过，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历。其中有胡适的母校之一、上海澄衷学堂，还有桐城后劲姚永概执掌的安徽大学堂，以及清华学堂和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知在何校教授“修身”一科时，他顺带写出一册《中等修身教科书》，1906年由无锡背景的文明书局出版，序言是孟森写的。

杨志洵著《中等国文教科书》，孟森序

这些经历中，执教安徽大学堂的一段，因姚永概《慎宜轩日记》（黄山书社2010年版）的记载而稍多细节。1902年底，杨志洵入该校任政治教习，受托“编授管理法”课本，和姚氏相处融洽。然而如沈寂在日记整理前言里所说，1905年该校学潮不断，他也终成牺牲品：这年阴历四月，又一次学生闹事后，杨志洵收到一封“其言尤鄙恶，似无赖口吻”的匿名信，决心辞职，“将应广东之招”。姚永概颇为惋惜，在饯别宴上“与之约，如他有所需，允仍相助，并允代为留心本堂所乏之材”。1906年，姚氏到访上海，又和杨志洵见了面，感慨他为人“谋事至忠”。此时杨志洵正参与创办上海中等商业学堂，首任监督胡雨人也是南洋公学出身的无锡人，还是未来的教育家胡敦复、数学家胡明复兄弟的亲叔叔。巧合得很，胡适几年后留美，就由胡敦复担任领队，胡明复则是他康奈尔大学的同窗好友——两个胡家的“老新党”亲长，不约而同地为子弟选择了留洋的道路，极为典型地展示了文教资源在两代新人物间传递转化的过程。

据其后来的女婿方俊所述，杨志洵曾应方俊之父方遥之邀，在广东大学堂执教过，姚氏所谓“广东之招”殆指此。同事中有书画家汤定之（名涤），后来也成为他的亲家。这段经历的具体时期难以确定，总之是在辛亥革命以前（《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而且为时不久，以至没有写入履历。

大约在民元前后，杨志洵结束了漂泊的教师生涯，在北京安定下来。这应该和他的另一位老同学、后来“五四”事件之矢集者章宗祥有关。两人社会地位显晦悬殊，但都长于法政之学。1906年，章宗祥任农工商部主事时创办《商务官报》，杨志洵、杨荫杭叔侄都是撰稿人，有大量文字发表。当时又有参照外国经验，改革本国刑律之议，章氏为此特设“中外法制调查局”，杨志洵亦在局任事（章宗祥《新刑律颁布之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

晚清进入北洋，官僚系统有相当的延续性。1914年，章宗祥任司法总长，杨志洵成为其班底一员，担任司法部秘书（《申报》1914年7月22日）。此后总长屡有更换，他这个事务官也时而辞职，时而复任（《时事新报》1916年9月12日，《申报》1917年8月30日、1918年4月22日）。估计还是在任的时候居多，才能于1925年累功获得特等三级金质奖章（《司法公报》1925年5月31日第205期）。在教育系统，他当过京师第一蒙养院教员（《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一集]》）和第二蒙养院经理员（《京师教育报》1914年12月15日第11期），时间大概是在民初。

与此同时，大约逐渐对公务员生涯感到厌倦，认为“政界不足恃”，又对学问确有兴趣的杨志洵开始“侧身于学界”，兼任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等校文科教员。该校成立于1913年，首任校长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同事胡雨人。大学前身是清末成立的女子师范学堂，胡雨人曾在此任教务长（陆阳《胡雨人先生简谱》，《胡雨人水利文集》，线装书局2014年版）。估计杨志洵以此与学堂建立了联系，初次进京的胡适，才有了住在该校“新在建筑中的”“校舍里”的机会。后者1917年回国后，两家同在北京，交往不断。杨志洵会武术，好运动，常到中山公园球场打网球（《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也跟胡适打过几次。

《胡（雨人）先生像赞》，孟森撰文，杨志洵书丹（“病狂斋”微信公众号）

公馀退食之暇，杨志洵也参与一些风雅的文人集会，如他的司法部同事余绍宋组织的宣南画社。此社成立于1915年，后一度中断，于1917年2月“重兴”。成员有陈衡恪、胡祥麟、林志钧、孟森、刘崇佑、梁敬錞等，多为北洋政府司法、外交系统的同僚。群尊书画家、武进人汤涤（定之）为导师，过程一般是汤氏对客挥毫，座中能文者题诗其上，拈阄决定画的归属。若“一时不能决，则延下次再拈。时有佳作，得者欣欣，往往邀请同仁入附近广和居聚餐。”（参余久一《艺林胜会记宣南——余绍宋与乙卯画会》，《荣宝斋》2018年第8期）可见民初中央部门气氛之恬逸，及官员业馀修养之精致。

杨志洵似不能画，然好作考据文字，涉猎必博；又与大书画家汤定之、姚茫父为亲友（姚氏《书适》引及杨氏见解），平日指点谈论，应具相当修养。画会重开之日，汤定之“仿髡残山水一大帧”，孟森题诗二首，画则为杨志洵拈阄取得。大约孟森对这幅画喜欢得厉害，“竟夺去”，杨志洵不以为忤，很可见出这对少年相识的同乡同学的交情。1920年5月，杨志洵向余绍宋转告汤定之语，谓其画不及另一位社友胡祥麟，盖胡画“有一定格局，亦犹其字然”，余画“则时有变动，他日必至一无所成”，引起余氏警动（《余绍宋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那么，在后者画艺精进的历程中，杨志洵也不无作用。

中年以后的“再就业”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重要进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杨志洵往后一段时期的经历，须从他给胡适的几封信中寻求线索（见附录）。第二年，北京易帜，改名北平，实行大学区制度，将原北京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合并为北平大学师范学院第二部，杨氏的政、学两只饭碗一时都失去了。此时的胡适则已解除和北大的关系，定居上海，开始了生活的新阶段。以他此时广泛的人脉和在学界的影响力，自然成为杨志洵理想的求助对象。后者认清自己的才性仍在教育（“自知最善于中学教文字而已”），函托胡适为他在“南方学界中谋一小事”。又适值辽宁北票煤矿邀他去矿上“创办小学校，专教工人子弟”，遂欣然起行，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亡，再次失去教职。此时杨志洵当已年过五旬。

杨志洵自言“中年以后，交游日少”，向老学生胡适重申前请，不久后成为上海私立大同大学国文教授，至少干到了1937年（《校友消息》，《南洋友声》1937年4月1日第47期），他的一些文章也发表在该校刊物《大同友声》上。而大同大学的创办者，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胡敦复。有胡雨人和胡适的双重关系，杨志洵的入职应当是很顺利的。

这次“再就业”将杨志洵的生活空间从中国北方挪到了上海一带，只是身心状态渐已不如从前。他的四女婿、地球物理学家方俊回忆，“七七事变”后，杨志洵“身体不好，感时忧国，终日郁郁不乐”，逐个送别南下的子女，未及抗战胜利就病故了（《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更准确地说，他是在1939年10月逝世的。这月15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给正在美国当大使的丈夫写信道：

杨景苏先生死了，送了廿元开吊，送了一个很好的幛子，又买点东西去看杨太太，也化了近四十元。要照说这点是太少，不过我只有这点力，只好随便一点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胡夫人当时住在上海，替丈夫向恩师尽了这份最后的人情。次月16日，胡适得讯回信：“杨景苏先生死了，我很伤心。你送给他家东西，是很对的。”（《胡适中文书信集》，“中研院”近史所2018年版）两年后的6月，杨夫人离世，仍是江冬秀在家信中通报的消息，连用三个“狠”字表达哀痛：“杨劲苏夫人，本月五号死了，我狠难过，狠对不起他，狠不安。”

作为南洋公学第一届师范生，杨志洵的起点不可谓不高。只是因缘际会，不但未能像章宗祥、孟森那样扬名国内，还得为养家糊口而外出奔走。在这点上，其遭际更接近他的另一位同学、胡适的二哥胡觉。胡适幼年丧父，二哥对他有“提携育养”之恩，也有共同语言，双方感情很深。胡适1910年告诉同族友人，自己“十馀年来，心中目中，梦魂中”，惟有母亲和二哥“二人而已”（2月23日致胡近仁，《胡适中文书信集》）。胡觉志高运蹇，常年谋食四方，身体状况比勤于锻炼的杨志洵差得多，1927年就病逝了。一年后，胡适曾有为兄长作传的想法，向杨志洵征询意见。回顾好友一生，他感慨伤怀，回信说：

来函谓“几根崛强骨头害人”，诚然。弟平日绝未敢崛强，而已颠连至此。绍之兄竟终不展布而逝，可痛孰甚！然此种时势，亦何须此等人？死亦已矣。……绍之内蕴不可量，而绝未发露。……若使弟略而举之，则绍之之为人，有高才足以进取，而常怀狷介之节。其经纬宏大，条理致密，气量宽深，刚柔互济，权略敏捷，皆治事之异能，而绌于为经生文士。若以文字求之，则必不能得科举。至其经商失败，则由于才志之高，而勉强自抑于计算锱铢屑琐之俗务，与其素性适相反，故当其略能自植，则旷然他骛，而疏忽随之。用非其长，事戾于性，亦何足怪？呜呼！已矣，尚何言哉？

此节自是了解胡觉其人其行的珍贵材料，显然亦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关于杨志洵的家庭情况和姻亲关系，赖有方俊的记述，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他的夫人名刘止善，是清末会元、常州士绅刘葆祯之女。两人育有二子六女：长女院生，嫁给了“留美习电学”，曾在天津电话局工作的浙江人沈祖衡（权吾）。次女早亡。三女满生，丈夫是留美的物理学家丁绪宝——两人结亲，缘起于杨志洵的夫人去胡适家赴宴时，遇到了丁绪宝的哥哥、化学家丁绪贤夫妇。四女明士，便是方俊的夫人。五女新宝，嫁给了汤定之的次子汤逢。六女云宝，夫黎韦。两个儿子分别是同宝（后改名健中，字介眉）和望宝，各自夫人名叫丁秀云和姜实。

由此可见，杨志洵的亲家多来自新旧士绅阶层，其中不无知识界名流。稍稍牵藤扯蔓，还能带出不少我们熟悉的名字。举例来说：方俊的祖父是曾国藩的著名幕僚赵烈文的女婿；父亲方遥通晓算学，是广东大学堂创办者之一，曾教过许地山；母亲陈鸿，任鸿隽的夫人陈衡哲和余上沅的夫人陈衡粹都是其姐妹。丁绪贤的夫人名陈淑，是陈源（西滢）的堂姐，他们的表叔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是个做过南洋公学师范教师的无锡人（陈洪《陈源一家》，《海鸿乡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0年版）。从这张盘根错节的网络中，很可窥见杨志洵的社会地位与交游情形，以及那个时代新旧嬗替、互为策援的复杂关系。

亲友回忆中的杨志洵

数学家华罗庚有句云：“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时难入微。”窃谓多少可以比拟报刊档案等原始材料与人物追忆重述间的关系。前者往往琐碎寡味，然而提供了锚定人、地、时、事的精确性；后者多模糊影响之谈，却有生动亲切的好处。上文蒐集零散材料，将杨志洵的一生鸟瞰完毕，现在可以换个视角，在亲友回忆中同他本人照照面。

约在1930年中秋后的一天，任职于北平地质调查所的青年方俊，“穿着一条白帆布的裤，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衫”，经表舅汤逢介绍，到崇文门洋溢胡同12号杨府正式拜访。方父和杨志洵短暂共事过，认为对方是“一个很正派的人”，看好两家的结合。不料方俊这次没见到杨明士本人，打交道的主要是未来岳父杨志洵。

相亲是在用餐中进行的，菜肴是有名的北京烤鸭——“是一个店员在此一边片切、一边吃的，没有喝酒，因为岳父是不喝酒的”。两人边吃边谈，形式看似随意，却是一场决定性的面试。杨志洵事前做过调查，对这个深受丁文江、翁文灏等地质学前辈器重的青年人很满意，又经数次目验，乃一锤定音道：

我从丁先生那里知道，你是一个努力向学之人。一见很高兴，希望以后常常来往。

方俊“就这样度过了第一关，始终也没有见到新人”。此后循序渐进，数轮之后，终于有了和明士小姐单独外出的机会，可见杨家家教之一斑。然而后续相处起来，却是方俊木讷生涩而杨小姐活泼主动——盖后者有母亲作参谋：

有一次，她一见面就与我握手，并且试着拥抱我。我说：“你怎么啦？”她说：“你这书呆子。昨天母亲问我，我说还是那样。母亲说：‘他不敢，怕把事情搞坏，你可以表示一点意思’。于是我想我们已不是一般的人了，已是二合一了。”（《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

几个小细节里，老少四人神情如画。

方俊口中的杨老夫人是个形象颇为传统的“小脚老太太”，指导起女儿的恋爱来却如此通达可爱。杨志洵是新式学堂出身，与胡适亦师亦友的“老新党”，在儿女婚事上偏偏慢条斯理、一仍旧惯。一对青年人有趣的反差背后，分明闪现着参差融会、相互敬爱的杨志洵夫妇的身影。某种意义上，追究像杨志洵这样的中层人物的一生行迹和交游端绪，不仅给胡适无远弗届的人事网络又补上了小小一角，亦有助于穿越大而化之的空洞叙事，在无数连锁环节的浮现中，抵达鲜活可感的历史空间。

附录：杨志洵致胡适函四通

适之吾兄鉴：两年不见，神驰何极。弟浮沉燕市，顽健犹昔，可告

远注。迩年以来，政界不足恃，乃侧身于学界。不意今者国府所定《北平学院组织办法》，将洵所居之女子大学并入女师大，洵遂无投足之地矣。拟于南方学界中谋一小事，如荷汲引，不胜感祷。恃

爱奉渎，惶悚之至。闻人言，

兄近时每日读书十四小时，何其勇也！然如卫生何？如弟之愚，读书亘三时以上，即颓然矣。略陈一二，敬颂

弟志洵顿首

嫂夫人前请安不另。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188-008；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18页。原文无标点。信笺纹样为朱色菊花，印有“故园秋色”字样。

信中所云《北平学院组织办法》，当指1928年9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的《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9月第95期），规定实行大学区制度，将北平、天津、保定的十数所国立大学合并为国立北平大学，重组各校院系为八学院。其中师范学院第二部为女子师范学院，由原北京女师大、女子大学合并而成（《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1928年11月第1卷第11号），即信中所言事。则此信当写于此后不久。又胡适于1926年7月出国考察，次年归国并定居上海，至1928年此时，两人一南一北，恰好“两年不见”；杨托他在“南方学界”谋职，亦顺理成章。

适之吾兄惠鉴：顷奉

示，欣承一切，感谢无似。弟前因时事剧变，无处投足，遂起将伯之呼。嗣适遇北票煤矿中人到北平，邀弟赴北票为创办小学校，专教工人子弟。以开办事急，匆匆未及函详。现来此十馀日，学校居然开课。弟月得薪金约百元，资粮不至告匮矣。所恳乙节，可以从缓。入山颇深，每日读书练体，尚舒适。倘世事不再变，或变而影响不遽及此，庶几一弛负担乎？倘终老是乡，则与上学之子女永无接近之时，是所苦耳。

来函谓“几根崛强骨头害人”，诚然。弟平日绝未敢崛强，而已颠连至此。绍之兄竟终不展布而逝，可痛孰甚！然此种时势，亦何须此等人？死亦已矣。吾

兄为绍之作传，此事颇不易。因绍之内蕴不可量，而绝未发露。如弟等者，亦心知之而口未能言，言之未易尽其内蕴，于此令我思司马迁、范晔其人矣。若使弟略而举之，则绍之之为人，有高才足以进取，而常怀狷介之节。其经纬宏大，条理致密，气量宽深，刚柔互济，权略敏捷，皆治事之异能，而绌于为经生文士。若以文字求之，则必不能得科举。至其经商失败，则由于才志之高，而勉强自抑于计算锱铢屑琐之俗务，与其素性适相反，故当其略能自植，则旷然他骛，而疏忽随之。用非其长，事戾于性，亦何足怪？呜呼！已矣，尚何言哉？弟近数年以文字自娱，疏于世务，居司法界十馀年，而于法规条例日益隔膜，亦自知不足以任事，故思移身学界，年来遂兼任女大文科教员。弟自知最善于中学教文字而已，此间如不能久居，他时再奉商居身之处。

兄之居处能常相闻则幸矣。迩年大、二两女均出适人。长适浙人沈祖衡，曾留美习电学，现居天津电话局；次适皖人丁绪宝。所以识丁，由沈君玉女士之绍介，而实由于

嫂夫人赐内子一餐。方去年初夏，内子赴

尊府餐，乃遇丁庶为夫人及沈君玉女士，其婚事由此说成，皆

嫂夫人之赐。前函忘述之于

兄，正宜补谢吾

兄嫂也。杂书奉覆，敬颂

弟志洵顿首

九月廿三日

【以后赐示，请寄锦县锦朝支路北票公司。】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188-010；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20—24页。原文无标点。信笺天头印“北票煤矿公司矿厂用笺”，地脚印“电报挂号四三八四”字样。

此信续前函语意，谈事业已有着落，取消前请，故当亦写于1928年。胡适的二哥胡觉于1927年夏逝世（1927年9月14日胡适致胡近仁函）。

适之吾兄鉴：暑热未能奉谒，比维

起居畅洽，良如颂仰。弟自辽沈事变以后，久滞于此。北票停工，且道路艰危，视为畏途。值兹暑假期近，学界如有小事，至祈

留意。中年以后，交游日少，故不得已试为

公言之耳。缓再趋罄一切。专布区区，敬颂

弟志洵顿首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188-007；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25页。原文无标点。信封正面书“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胡适之先生/杨缄”，据背面邮戳，系北平1932年6月9日13时收寄，则此信当写于同月7日。“辽沈事变”，即前一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

适之吾兄：承

示并大箸暨玉照各件，感谢万分。顷正思趋厂肆，而尊价已至，遂得奇书矣。

大箸数日后当走奉，先此覆谢。祇颂

弟志洵顿首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188-009；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19页。原文无标点。

此信日期不详。

（这篇小文及附信整理，承介志尹、孙绪谦、陈翔、贺天行诸兄和严晓星老师供给材料、提示线索、指正疵谬，谨此致谢。）

@纽太普同学:Chatgpt 确实厉害。今天接了个紧急的工作，老板明天要在某个为期两天的论坛上发言，想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们说了啥。

因为今天的议程老板去不了，只能请去了的同事把现场录音发回来，而我要做的就是在一个小时里把六小时的英文录音听一遍，然后用中文把要点整理出来 —— 那个录音还是手机在后排位置录的，很难听清。

结果花了几十块钱让讯飞自动整理成英语文本，再输入 chatgpt 略微调教了一下，出来的内容至少就有八成 ok 了。

最后人工要做的无非也就是调整下语句，以及上网核查一下这些发言者以往的观点，不要矛盾就行（主要是录音实在太不清晰了，有时候连 not 都分不清）。
半小时就全部搞完了，效果嘎嘎好。

PS 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抓到重点，翻译这部分其实不是最难的，就像评论区所说的，能快速生成翻译的 app 所在多有（当然也很厉害啦），但是说实话面对这种低质量的录音，光靠翻译出来的内容是非常支离破碎的，很难快速看明白。

或者说，如果要完成这个工作，啥都不用的话我可能得花 12 小时自己听录音 + 总结，用翻译软件的话可能也要用个六小时来读内容 + 回听 + 总结，加上 gpt🐶半小时就搞定了。

而且最恐怖的地方是，gpt 甚至会帮你补全录音的缺陷。我因为第一次这么操作，为了避免有错误，特地抽查回听了一些段落，结果发现 gpt 的准确率非常高。高也就算了，其中有一段录音是说疫情期间公司如何开发新产品的，但因为录音质量差，翻译软件出来的内容非常凌乱，连 “covid” 这个词都没出现过。光看文字没人能看懂。

结果 gpt 硬是给总结出来了……

@同声翻译樱桃羊: 这个功能我们翻译圈和学术圈已用了一阵了，确实效果拔群，在取代我们之前，先帮我们提高工作效率，AI 很够意思了

柳向春
2023-06-05 12:09
来源：澎湃新闻
∙ 上海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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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书店从业人员夏淡人先生（1919-2010），曾在所撰《姑苏书肆忆旧》一文中列举了一些过去旧书店常见的对于古籍的作伪方法：1、挖补目录，如一书后面已残缺，经过挖补，可充全书。2、重刊目录，如有丛书残本，另题书名刻上书目录，即是全书。3、将覆刻宋、元版之书抽去重刊牌记，叙，跋，用红茶水染上灰黄之色以充宋、元旧本，如影宋相台本《尚书》，苏写《陶渊明集》。4、改头换面：如明刻《晋书》把它改名为《两晋人物传》，加上著者为无锡王达，配补上王同愈所写书签，还盖上“孤本”之章，买书者当然视为珍宝。5、是仿著：山东图书馆套色影印黄丕烈校本《穆天子传》，原底本是明程荣刻本，他们仍用程刻白皮纸印的底本，将黄的校跋摹描书上，印章亦描下仿刻……6、加刻牌记：如《尚书传大全》，清末期覆刻元本，就在序后加上“至元X年泉州府儒学刻本”，以充作元刻本。（以上转引自邓乾彬先生《文学山房作伪公案》一文。）事实上，古籍的作伪手段还不止如此，比如伪钤，就是书估最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沈津《说藏书印的鉴定》一文中就曾指出：“解放前，苏州专门经营古旧书的文学山房江杏溪、杭州抱经堂朱遂翔等都是专门伪造名人藏书印的老手，假印一抽斗，都是数十方以上，什么惠定宇、顾广圻、莫友芝等等应有尽有，想用谁的就顺手钤上。潘师景郑先生曾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陈乃乾先生也回忆说，在上海设立古书流通处的陈立炎，亦伪刻藏书家卢文弨抱经楼等印章，且雇抄手三人，每日以旧棉纸传抄各书，并将假印钤上。”与伪钤名人藏印相呼应的是，还有造作名人伪跋的，掺杂于文献前后，藉此增价。

事实上，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些宋元古籍和拓本中，也存在若干书估作伪的现象。这正可以说明，书估作伪的对象不仅仅是明清古籍，宋元本中，因为种种缘故，也会存在作伪现象。故而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去除宋元本本身的光环效应，深入考核，去伪存精。

宋刻残本《草堂诗笺》卷端

1、藏印伪钤。上海图书馆资深研究馆员陈先行先生曾撰有《宋元本上的伪印》一文，列举了若干版本无误，却加盖很多伪印的情况。文章提及包括上海博物馆藏《杜工部草堂诗笺》残本在内的一些宋元刻本，书上钤盖的一众吴中名家之印均为伪印。这部《草堂诗笺》虽系残本，但其中《诗话》《年谱》部分为仅存者，甚为珍贵。书中涉及到的相关印章有：“玉兰堂”白文方印、“五峰樵客”白文方印、“玉峰珍藏”朱文长方印、“辛夷馆印”朱文方印、“王履吉印”白文方印、“古吴王氏”白文方印等，均与陈先生所言吻合，可知确为伪钤。对于这种在珍本上伪钤的现象，陈先生解释到：“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明末清初之时，版本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虽然知道古刻旧椠具有文物价值，但真正精于版本鉴定者无多。而文徵明、王宠等属于明代中期版本学发端时的那一拨开山人物，若经他们这样的权威专家鉴藏，买书者或许会更加放心。二，即使版本不假，如果文、王二氏的印章亦真，其文物价值岂非更高。当年黄丕烈跋元本《东坡乐府》就说过，此书‘前明迭经文、王两家收藏，本朝又为健庵（徐乾学）、沧苇（季振宜）鉴赏，宜此书之增益声价矣’（但我又注意到黄丕烈在其所藏宋本《管子》《冲虚至德真经》《朱庆余诗集》《碧云集》等题跋中，于文、王藏印却不着一词）。时至今日，人们不也都这么认为的吗？”不过，除了陈先生所言的这些缘故之外，上博这本所以伪钤累累，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仅残存二册（很有可能的是，所以钤盖这些印章，就是为了将此两册拆出零售。因季振宜藏时，此书所存远过于此），如果经过名人递藏，则或许可以稍加身价。否则，类似这种残本，在没有充分发掘其内在价值之前，当时其实是很不受待见的。

另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周叔弢旧藏明钞《墨庄漫录》，其上除了陈先生所举例的各种伪钤中常见之“竹坞”“辛夷馆印”“春草堂印”三印外，还有唐寅、陆师道的藏印和题跋。唐寅作为明四家之一，不仅在书画方面造诣极深，其文采学问也相当可观，藏书甚富。在流传至今的唐氏旧藏中，凡有其印章并题记者，基本未见伪作。此书中唐寅跋有：“正德辛巳（1521）夏五月端五后一日灯下勘毕。晋昌唐寅。”又有“姑苏唐寅借勘俞子容家钞书。”“前南京第一中式举人晋昌唐寅勘校毕。”“俞子容先生家臧书，晋昌唐寅借校一再过，其间鲁鱼甚多，百不能补其一二，然裨益见闻亦为不少，至若欲人熟连州碑所未解也”等语，并钤“唐寅私印”“晋昌”“唐子畏图书”“学圃堂印”“禅仙”“逃禅仙吏”等印。又陆师道跋：“嘉靖乙巳借俞守约《墨庄漫录》看一过。此书讹舛甚多，虽更六如勘过，差谬不少，偶有所见，辄为更定一二。衡山取观，颇以据依证余谬妄。余乃茫然自失，因知不破万卷不可轻用丹铅也。附书以志吾愧，且以谢守约云。陆师道志。”后有“陆子传”“荣本京堂”印记。谛审唐、陆二人手迹及印记，均为真迹无疑，两人跋文互相印证，陆跋且进一步提及文徵明与此书的渊源，对于了解吴门当时的学术交流，甚有帮助。以书中所钤“辛夷馆印”为例（这一名称的归属虽有争议，但并不妨碍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按常理来说，此书既经某人过眼，如果需要钤印，首选应该为名印，而非此类馆阁印；其次所钤印章位置当在唐寅印之侧，而非其右上；尤其是此“辛夷馆印”与《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中所收文徵明、王宠二人所用者不同（事实上，此印当系《印鉴大全》中所收文徵明名下一方同名印的高仿品），故当系伪印伪钤。而既然此印为伪，则相应的“竹坞”“春草堂印”当同为伪印。此书上的“竹坞”印，又见于上图藏宋刻《东观余论》、国图藏宋刻《管子》、台北史语所傅斯年馆藏宋刻《李群玉诗》等书；“辛夷馆印”又见于《草堂诗笺》、《管子》、国图藏宋刻《陆士龙文集》、辽图藏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等书；“春草堂印”又见于《李群玉诗》、上博藏《草堂诗笺》等书。由此进一步推论，则其中涉及到的其它类似印章，大概也是伪印。正如陈先生所言，很有可能是这批图书从季振宜静思堂散出之后，书估为求善价，统一钤盖了伪印。于是便形成了如本来存在真切无疑的藏书家唐寅藏印、题跋情况下，却画蛇添足、毫无章法地加盖了很多同时的文、王伪印的状况。这一现象，一则可见书估作伪手段之低劣，再则可见当时书估绝无后世陶珠琳、钱景开、柳蓉村之风流学识。尤有甚者，在国家图书馆中，还藏有一部季振宜旧存的明钞《大唐西域记》，卷端钤有与前述相同的“梅溪精舍”“辛夷馆印”“玉兰堂”等伪印，卷末存落款为文徵明的题跋：“《大唐西域记》向无善本，字多亥豕。嘉靖甲寅夏，偶从金陵假得宋本携归玉兰堂，命子侄辈分手抄录，藏之箧笥。是岁重阳后一日，徵明识。”下钤“文印徵明”白文小方印。不过此跋显非文氏手笔，故所涉及到的这些印章为伪作，自不待言。而此书之出现，正可作为陈先行先生论点无误之铁证。

国家图书馆藏明钞《大唐西域记》卷尾文徵明跋

2、以残充全。元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十八卷本，不以甲、乙分帙，未见于历代公私书目著录。篇次、内容，自“学”至“鬼神”，仅相当于现存宋本之甲集卷十九至三十七部分。这部书现存十册，显然只是残卷。据厦门大学教授王传龙博士见告，此书“宋版的第28卷22页之后残缺了两页”，而上博此本虽为残卷，但这两页却仍存于世，见于其第十一卷中，可谓幸事。今考上博本，实际上从目录页开始，书估便做了手脚，将溢出残存部分的目录，皆经删削，冒充全本。又将每卷首尾卷题之下，标注其卷第的部分挖改补纸，并钤上伪印“圭斋”“欧阳玄印”，冒充名人旧藏。经过如此这般的作伪之后，一则可以冒充全本；再则可以冒充异本；三则可以冒充名人旧藏，一举三得，算盘不可谓不精。

上博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书影

国家图书馆藏《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书影

事实上，现在国家图书馆仍存这一版本的残本若干，其中“续甲记”卷十二卷末、卷十三卷端，恰可与上博此本相应部分对勘，知上博本系将原黑底白字之“续甲记”三字挖改补纸而成。

3、伪跋增价。修内司本《淳化阁帖》刻于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每卷末有楷书款三行“淳熙十二年乙巳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圣旨摹勒上石”。此本因系禁中刻石，故流传甚罕，目前所见仅上海博物馆所藏本。

修内司本《阁帖》中华云跋

此本南宋时曾经贾似道所藏，据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著录，该本现存又有明代无锡著名藏家华云（补庵）藏印及跋文，其文云：“淳熙改元为南渡小康，以淳化祖刻及晋唐诸石迹重摹刻石禁中，有《淳熙秘阁续帖》。此修内司本次序悉同《淳化》，纸墨精良，极一时之选。兹为贾秋壑之藏本，细绎其致，较之祖刻、《大观》诸本笔画稍丰润，古趣盎然，玩之令人意渊神旷，洵为瑰宝。隆庆戊辰冬日，华云跋于剑光阁。”下钤“华云私印”。不过正如马先生在文末注释中所指出的那样：“此跋写于1568年，华云已卒，待考。”关于华云的生平和收藏，苏州大学教授王照宇博士曾有精审的研究，他不仅根据华云行状和墓表，确认华云卒于嘉靖庚申（1560）九月二十三日，又根据华氏后人所捐若干世藏华云遗藏，总结华氏藏品用印规律为：“华云的书画藏品上应该钤有‘锡山华氏补庵家藏印’朱文方印或‘锡山华氏补庵收藏印’朱文方印，这才是他本人的收藏。”至于本帖内所见“华云私印”，并未见于王博士经眼的数十件华氏旧藏，也溢出其所见的华云所用印章之外。另据王博士总结华云行书作品：“全文字体略扁，结体严谨，笔画粗细浓淡对比明显，书写自然流畅，笔画之间颇显功力，露锋笔画较多，且牵丝处多用飞白之笔，这种书风应该是较为标准的华云行书标准件。”而此处华氏跋文则显然于此大相径庭，尽管点画轻灵，结体端稳，然而笔意稍欠自然，风神难及秀润。因此，无论是从用印方面来看，还是从题跋本身与华云卒年龃龉方面来看，还有从字体来看，修内司本《阁帖》上所存的华云题跋都存在问题，当系后人伪作。

无锡博物院藏王问《护节图》中华云手跋

4、不宜妄疑。前面讲到要在不疑处有疑，不能因为原书版本较佳就盲目信存其上所存一切信息。但另一方面，有时候也要在有疑处不疑。此次展览中，元刻明修本《晋书》残卷卷端，钤有“文渊阁印”朱方、“大学士章”白方和“太子宾客宫保尚书”白方，从印色来看，当钤于同一时间。但因其中之“文渊阁印”与常见的如元陈仁子东山书院刊本《梦溪笔谈》等书中之明内府文渊阁印不同；“大学士章”，与王铎等人同名印不同，因此本次展出后曾听闻质疑之声，以为当是书估作伪。但事实上，此处之印信，应该是私人制作，以纪念其生平者，本无定法，故与传世其它的“文渊阁印”“大学士章”官私印不同，其实很正常。“太子宾客”一职，为东宫属官，自唐而明，都有设置，明为正三品，系执事官。因清代不设此官，故可以判断，此三印所涉及者，都为明代职官。有明一代，曾任太子宾客者，不过三十余人。所谓“宫保”，是三公三孤的俗称，基本上为虚衔，用作加官。尚书为正二品，为执事官。但值得留意的是，尚书、侍郎在入阁之后，却也不再真正执掌相关衙门，而渐渐虚化。明代之大学士为正五品，此处同存“文渊阁”及“大学士”二印，则其人为文渊阁大学士可知。明代内阁，初仅备顾问，仁、宣以来，日渐尊崇，以师、保、尚书兼大学士，形同相职。故而，此三印联钤，当为指称该印主人系明宣宗后之阁老。有明一代，兼文渊阁大学士者多为礼部尚书，偶有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兼此职者，前后任者约一百一十人。不过，同时再满足曾任太子宾客条件者，不过崇祯时期成基命（1559-1635）、钱象坤（1569-1640）二人而已。成氏于天启初年以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但不久落职。崇祯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复起，后以礼部尚书入阁。崇祯三年七月，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九月致仕。钱氏天启中，以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崇祯元年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崇祯三年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未几进武英殿大学士。从理论上来说，二人都可能是这三方印信的主人。但钱氏后晋武英殿，则此印文当非其所有。不过，又有存疑者以为，“太子宾客宫保尚书”一印，所列迁官顺序不当，不合官制，当先太子宾客而尚书而后宫保，不可颠倒错乱。明清私印中，罗列印主历官者多有，如翁方纲之“内阁学士内阁侍读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吴省兰之“文渊阁校理翰林院编修吴省兰印”都为倒叙。而王芑孙的“县学教谕宫学教习国学典簿”一印，据其生平，顺序应该为先为咸安宫教习，再为华亭县教谕，最后是国子监典簿。可见印文排列，与其历官次序无关。更何况，清代铁保就有“宫保尚书”之印留存于世。当然，铁保是在山东巡抚任上，以治水事加太子少保衔的，因此倒与他的经历符合。但无论如何，此三印虽较罕见，但面目确为晚明风貌，且完全符合官制，故当就是成基命所有。

（此文草作之时，多承小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社王若舟先生不厌其烦，反复攻错，特此致谢。）